社会医学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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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学；硕士研究生；人文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8-0003-02

教育应该从人本性的角度出发，把人文教育置于教育的关键层面。如今的高校不断的扩招，研究生人数攀升，与之对应的医学类硕士研究生比例也不断增多。作为选择医学专业的学生，他们毕业后担负的责任是救死扶伤。对于医学的人文教育而言，人文教育就是培养医德，医德是医学教育的基石，是临床行为规范的基本准则。目前，我国医学院校研究生素质教育的课程安排时间还远不能对研究生进行系统的医德教育。作为高层次医学专业的人才来说，良好的职业道德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对于加强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人文教育势在必行。

一、关于医学类硕士研究生人文教育的现状分析

1.从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看人文教育现状。人文教育主要是源于课堂知识的传授，对于硕士研究生而言，这时期正是学习高深专业知识的黄金期。由于读研期间，他们更多地重视科研而轻人文精神的培养，所以对于加强人文教育的课程设置是很重要的。有关研究表明，我国医学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学时占总学时的8%左右，而国外医学院校医学专业课程基本上由医学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等三大类组成，其中美国在硕士课堂学习的初始阶段，就要做好人文教育课程的合理设置。这也恰恰是人们重科研轻人文导致当前社会各界呼吁应加强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人文教育建设的原因。究其主要原因，在现阶段看来，在课程设置方面，医学类硕士研究生在本科阶段的人文精神培养课程有限，主要集中在大学语文、医学伦理学以及医学心理学等课程。这些课程又与医学课程缺乏有效衔接和渗透，教学效果往往不甚理想。由此看来，课程设置的不合理是导致当前人文精神匮乏的直接原因。

2.从硕士研究生受教育过程看人文素质现状。医学类硕士研究生招生对象主要来源于理科生，在现行高考制度的指挥棒下，理科生注重科学性培养，忽视人文素质，这是不争事实。高等教育本科阶段，人文精神教育缺乏根据医学专业特点的课程教学，仅仅依靠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等公共课程，效果可想而知。同时，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导致我国医学院校重视医学专业课程建设，往往注重医学生科学性精神培养，从而造成轻视人文知识、精神、实践等现象。加之，当下社会功利行为盛行，医患关系物化现象严重，导致医方与患方矛盾突出。根据一项专业调查表明，医学生口语表达、实际动手、心理干预、协调沟通等能力层面相较于综合性学科学生存在一定的差距，反映到医疗中，出现只见病情不见人、不能有效胜任工作需要和要求的现象。另外，思想修养方面，医学生存在个人主义，缺少团队合作意识，心理干预能力差，很难面对繁重的工作和压力，工作满意度较低。他们留给患者的印象就是情感比较冷漠。

二、优化医学类硕士研究生人文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就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加强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人文教育是十分迫切的。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对于卫生更高层面的需求，这决定了医学类研究生将面临残酷激烈的社会竞争。社会的发展对医学类硕士研究而言，要求他们具备专业的技能的同时，又能担任独当一面的带头人或骨干角色，并且要求他们综合素质要很强，人文素养也要非常好。现代社会需要能够对社会和行业负责，并且具备高尚情操以及非常完善人格的高素质人才。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研究生规模的扩大以及大幅度的扩招情况的凸显，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不可忽视的是，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各种不良的思想，特别是一些功利主义思潮也在社会上不断的蔓延，影响其实非常坏。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高以及往良性方面的发展，同时也会引起广大人民和整个社会对医学研究生教育的怀疑。改变目前的这种情况，缓解医患关系矛盾，营造健康的良性的医疗行业内风气已势在必行。对处在医学高等教育塔尖的硕士研究生的教育和培养是首先要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

就医学教育自身发展的需求来看，优化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人文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当前，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认为，病患不仅仅是生物属性的人，同时还是具有完整的主观意识和社会属性的人，更加注重作为主体的人的心理健康。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要求高等医学教育培养出具有医学知识与人文精神和谐统一的医学人才。这要求他们不仅注重医疗技术水平，同时重视人文关怀修养，自觉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然而，当前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质量却不令人满意。衡量一个医生是否合格，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忽略了人文精神是可怕的。优化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人文素质，培养人文关怀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和使命感已刻不容缓。

三、重塑当代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人文精神

1.在课程教学与学术交流中必须注重人文精神的培育。众所周知，研究生的导师在对医学研究生的人文精神培养方面发挥的主导作用，是其他群体无法替代的。所以，导师在对整个研究生的培养和指导过程中要渗透人文的精神和教育，特别是在学术指导过程、具体的实验操作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导师不能忽视人文精神的培育，要注意不断提高学生的个性修养，指导硕士研究生能够在做人和做学问上都能成功，取得双丰收，达成双赢的结果。从事人文学科教学的广大老师，要积极提高自身的知识储备和业务能力，必须充分了解医学知识，在此基础上进行人文学科的教授，在教授过程中要结合医学和人文的很多方面，在人文教育教学过程中要积极地充分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和设备，提高广大硕士研究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热情，促进学生和老师的互动，将人文与医学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如果将人文精神合理地渗透到专业课的学习中，使专业课显得形象而生动，医学研究生学习起来就有比较好的效果。据我了解，在大部分的医科院校中，目前人文精神的培育主要是以“两课”为中心。这不利于医学类硕士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培育。人文学科都具有大众性和社会性，我们应该将它与医学的特点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否则情况效果不能让我们满意。医学院校应该开设一些诸如医学心理学、医院管理学、卫生法规、医学伦理学等与他们将来从事的工作密切相关的交叉学科和临床科研遇到的伦理和人性等密切相关的一些专题，让人文精神和学科有丰富的意义和内涵。

2.通过积极参与一些社会实践项目来提升人文的修行。硕士研究生在培养自己的人文素质、提升人文素质中要将实践和理论结合在一起，努力提升自我的人文精神修养。作为培养单位的学校或是研究机构，它们都应该给研究生更多服务大众的实践机会。例如，医科类院校可以定期组织广大的研究生下到基层送医送药，定期到欠发达的地区和农村地带参与一些医疗救助的项目和活动，进而让学生不断在社会实践中检验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及时弥补自身的人文素养的不足，不断提高人生境界，明确社会角色，提升救死扶伤的人文情怀。

3.以高尚的医德作为人文教育的最高目标。要作为一名杏林高手，医学生就要在自己心中有一个高尚的理念。在临床实践中，我们要培养学生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观念。在实际的临床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学生能够化解矛盾，处理好医患关系。作为救死扶伤的医学生，只有心存病人，回报社会，才能真正做好医生。很多医学生进入临床后，做得很不到位，对待病人爱理不理，遇到矛盾也不主动化解，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所以社会上针对此的负面报道和评论特别多。实际上，在医患关系中，我们应教育医学生要用爱来点亮病人的心灯，让医学类硕士研究生要明确树立“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的宗旨，教育他们开展人性化的诊疗，鼓励他们义无反顾地把爱心、温暖更多地献给病人，让他们从患者的角度出发，换位思考，提供全方面服务。我们还要教育他们积极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建立强烈的归属意识，以医患和谐为荣、以救死扶伤为荣，自觉去弘扬高尚的医风和医德，进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未来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复合型人才，具备较高人文素养的综合类医学的精英人才是整个行业和社会所迫切需要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加强和促进医学生，特别是高层次的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人文素质和精神的培育，促进他们全方面的成长和成才，使其既有过硬的专业素质和技能，又有人文情怀，能体恤患者、尊重他人，并且要积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把人文教育切实可行地推进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当中，使其为我国未来的公共卫生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刘旭东.现代课程的价值取向研究[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174.

[2]王国平.加强和改进医学院校的医学人文素质教育[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5，18（5）：71-72.

[3]李伟，张海东，龙跃洲，等.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研究与探索[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0，（9）：20-21.

[4]严晓萍.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之我见[J].西北医学教育，2004，1（12）：12-51.

[5]王蓉蓉，廖端芳.加强研究生的人文教育，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J].西北医学，2005，13（2）：150-154.

[6]刘明捷，张前德.加强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思考[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245-248.

[7]周远清.积极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更多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1，（5）：1.

基金项目：2014年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之广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专项，项目编号JGY2014025，项目名称《医学类硕士研究生人文精神培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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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古代；当今；文学；社会意义

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原始社会的神话传说和歌谣，在人们口中代代相传，经过漫长的时间，才用文字记下了一鳞半爪。尽管零星破碎，但却是最早为人知的历史，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候人兮猗”，是比较可信的夏代歌谣，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虽语言简陋，却记载了原始生民真实的生活。

至文字产生之前，文明就已经存在，文字的产生是文明产生的标志之一，从结绳记事，到甲骨卜辞，再到钟鼎铭文，文化借助文字延伸，如果说原始社会，诗乐舞一体，那么到春秋时期，诗歌从乐舞中独立分化出来，产生了以《诗经》为代表的写实主义风格，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浪漫主义风格，便是文明的一种进步，而先秦文学文史哲不分的状况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互有侧重，经学之于两汉文学、禅学之于唐宋文学、理学之于宋明文学；包括唐诗、宋词、元曲、清小说等都标志文学的发展与成熟，在漫漫文明长河中流光溢彩。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我们不难了解，古国的成长与曾有过的辉煌。我国一直以来就缺乏古籍整理方面的人才，老一辈的古文献研究学者，他们旧学根底好，博学多识，且有丰富经验，然这笔宝贝财富，被时间无情地渐渐失去，中青年一代又跟不上，青黄不接，一方面，这一阶段的人旧学根底不好，两一方面，在这个信息高速发展的阶段，只有极少人能够沉淀下来一心一意做学问。尽管国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各学校设置了培养相关专业人才的硕士、博士点，但想要超越前人的成就，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

古代文学在古代的价值与意义自不待言，倘若百无一用，就不会有产生的土壤，纵而观之，研究古代文学对于当今社会也不无价值，主要体现在

第一、传承真、善、美。就古代文学本身而言，它最本质的特征在于艺术的感染力和审美价值，求真、向善、尚美。求“真”体现为“历史理性”，向善体现为“人文关怀”，尚美体现为“文体升华”，三位一体，相互交融，是人类三个最根本的精神世界：认识、伦理与美学，给人以感染，引起情感共鸣。古代文学的研究因此显得更加有必要，它对于培养以“真、善、美”为内在核心的人群有着无可取代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明，大体看来主流思想不外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人际关系新的认识，体现了对人的尊重，而强调“德政”则体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人道主义思想，具有历史责任感、使命感，这一点纵使在今天也有着莫大的指导意义，与儒家思想不同，道家强调个性解放，注重单个的人，追求“无为”洒脱，是精神层面的另一种反应，且无论是儒是道，共同汇注了中国人独有的性格特质，连接起了祖国灿若星辰的历史文明，古代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教导我们前行。

第二、研究古代文学，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孔子提出的儒学，作用不仅仅局限于个人修养方面，也体现在维护社会秩序层面，表现了对政治的一种美好理想。《礼记·大学》提出“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是对和谐的一种比较早的阐释，《礼记·礼运篇》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为人们构建了一个理想社会，这些都为社会和谐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三、深化古代文学研究，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发展，与世界文明和谐共融。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我国古代历史文化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不容忽视，它有利于培养我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以社会为己任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团结各个名族的人民，有利于传承中华独特的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的研究不可能终止，文化的传承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努力。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敞开国门，就走入了全球化的世界中，机遇与危险并存。如何保持本民族特色，始终值得思考，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古代文学在面临现代文化的冲击下，日益边缘化，所以文学研究者更有责任深化对它的研究，疏源流，传文明。

“无用之用”意即世俗世界中，没有直接而实际的效用的事物，往往有着间接不显著的大用，研究古代文学对于当今社会的价值意义，也在于此，它帮助人们感受真善美，传承中国文明，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李芳民.展望、回顾与探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高层论坛综述[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3（4）：171-175.

[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VOL4：270.

[3]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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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内涵

学术界对社会资本概念仍无准确界定。国内有学者将社会资本的解释归纳为五种：资源说、能力说、功能说、网络说、文化规范说[1]，其中网络说和资源说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网络说强调社会关系网络特征，认为不同的社会网络对行为者的行为和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格兰诺维特按照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频率和关系强度将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认为与强关系相比弱关系具有更高的异质性和更多的机会管道，从而具有“极快的、可能具有低成本和高效能的传播效率”，与个人的工作和事业密切相关[2]。资源说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的资源，而网络则是社会资本的载体。如布尔迪厄指出社会资本是与体制化的网络密切相关的“潜在的和现实的资源的总和”[3]。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相区分，是个人所有资本财产的社会结构资源[4]。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建立在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的基础上，嵌入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中能够为行动者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获取、利用的资源，并随着社会网络的扩展而延伸。在市场中，个体或企业能够通过社会资本为其带来实质上的经济利益。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结构位置，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程度，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强度基本决定了个体获取的社会资本的数量、质量和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儒家思想的长期浸染下，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已经演变成一种差序的伦理关系，关系表现为一圈圈水的波纹差序，这种文化特性已经泛化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并对大学生创业产生影响[5]。

二、大学生社会资本现状

大学生的生命历程阶段和生活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大学生社会资本状况具有不同的特征。首先，大学生社会资本网络规模小，网络结构单一。大学生的生命历程阶段和生活环境决定了文化知识的学习是大学生生活的主旋律，导致大学生社会实践经历较少，社会网络不发达。基于血缘和学缘的亲属、老师、同学等强关系是大学生社会网络的主要成员，其社会网络结构相对单一。同时，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利用社会资本的技能相对较差，导致社交范围狭小。甚至一部分大学生还将社会资本与社会不公平、不平等现象联系起来，对社会资本的错误认识更阻碍了大学生优质社会资本的构建。

其次，大学生社会资本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由于身体素质、心理、教育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男生在社会交往中较女生更主动、乐观、积极，因此有可能建构更大规模的、更优质的社会资本。有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女大学生社会资本的网络结构、网络关系密度和社团活动参与主动程度等三个方面都要逊于男大学生，同时女大学生创业意愿也要低于男大学生。[6]另外，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同质性更强，与外界接触相对较少，更难与更高层次的社会成员交往。农村大学生初次来到繁华的都市，会在心理上感到不适应，从这个角度上说，农村大学生较城市大学生相比，社会资本更加匮乏。

最后，大学生社会资本受家庭先赋性因素影响突出，且呈现出“差序格局”。大学生的年龄阶段决定了其在社会上缺乏完全自立能力，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校大学生和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家庭的社会资本[7]。在社会结构中，按照财富、权力和名望的三维分布，个体占据不同的位置，从而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进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大学生社会资本水平因为其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同而不同。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家庭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质量呈显著正相关性，家庭社会资本的“差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就业质量的“差序”[8]。尤其是对贫困大学生而言，社会资本的匮乏影响了其人力资本的发挥、运用和就业质量。

三、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

（一）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机理

在大学生总体缺乏优质社会资本的状况下，家庭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生社会资本水平，同时性别和城乡差异会对其社会资本构成影响。社会资本会进一步对大学生创业意愿起到促进作用（如图1）。一方面，如果大学生周边有良好的创业氛围，有家庭、同学和朋友的支持，并且有成功案例，那么在环境氛围和典型示范的双重驱动下，有助于大学生做出创业的决策。另一方面，如果大学生拥有的社会资本能够为个体创业提供良好的外部支持，从而降低创业风险预期，则也有利于个体实施创业。以往研究表明个体的主动性人格对大学生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因素；社会资本对创业意愿具有促进作用，并对主动性人格和创业意愿起到正向调节作用[9]。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城乡差异不仅会对大学生社会资本构成影响，进而影响创业意愿的形成，而且会影响大学生个体心理、生活环境等其他与创业意愿有着密切关联的因素，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必须与社会资本区分开来的。

（二）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实证分析

为具体分析不同社会资本因素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笔者对南京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江苏教育学院等五所高校的40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采用自编问卷，以偶遇抽样调查方法选取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96份，其中有效问卷381份，问卷有效率为95.25%。其中，男生占39.6%，女生占60.4%，城市大学生占68%，来自集镇和农村的大学生分别占11.3%和20.7%。采用SPSS17.0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1.性别差异与大学生创业意愿

调查结果显示，表示对创业感兴趣的比例达到被调查人数的61.9%，说明大学生总体上对创业比较感兴趣。其中男生对创业感兴趣的比例占被调查男生总数的67.5%，高于女生的56.1%，高出11.4个百分点，可见男生对创业的感兴趣程度要高于女生。这是因为，一方面男生较女生有更大的心理资本优势，男生的性格具有更多的主动性、冒险性特征，另一方面，男生性格中进取外张特征更有可能建构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对自己的创业更有利。

2.城乡差异与大学生创业意愿

在城乡差异与创业意愿方面，调查结果显示，城市、集镇和农村大学生对创业感兴趣比例分别为61.4%、61.9%、64.2%。从总体上看，来自不同城乡地区的大学生对于创业感兴趣程度差别不大，原因在于大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处于大致相当的年龄阶段和生活环境，有更多的文化和价值理念认同，群体同质性较高。尽管城市大学生相对而言具有更加优质的社会资本，更容易获取较多的创业资源，但是创业意愿反而要略微低于农村大学生。这表明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不仅存在社会资本这一因素，还要综合考虑诸如个体心理、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城乡差异带来的大学生社会资本差异对于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较小。

3.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

对于家庭社会资本按照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和结构维度，本文将其划分为家庭创业氛围和家庭经济水平两个方面。对于家庭创业氛围的测量设定为：（1）很好；（2）较好；（3）一般；（4）较差共四个选项。对家庭经济水平也同样设定为：（1）家庭年收入3万及3万以下；（2）家庭年收入3～10万；（3）家庭年收入10～30万；（4）家庭年收入30万元以上共计四个选项。对创业意愿按照对创业感兴趣的不同程度将其划分为：（1）对创业非常感兴趣；（2）比较感兴趣；（3）不太感兴趣；（4）不感兴趣，共四个选项。将家庭创业氛围和家庭年收入分别与大学生创业兴趣程度做pearson相关性分析。

（1）家庭创业氛围与大学生创业意愿分析

从表1输出结果可以看出，家庭创业氛围和对创业感兴趣程度两者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r=0.436，p=0.000，在显著性水平a=0.01条件下达到显著性相关。这说明家庭创业氛围与大学生创业意愿具有显著性正向相关关系。如果家庭具有良好的创业氛围，甚至家里有人参与创业，其典型示范效应往往会对大学生的创业意愿产生直接或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大学生会从中学到一些创业知识，掌握更多的创业信息。而且一旦选择自主创业之路，家里的人就会理解支持，给予更多的帮助。

（2）家庭经济水平与大学生创业意愿分析

从表2输出结果看来，相关性系数r=0.029，p=0.577>0.05，未通过显著性假设检验，大学生家庭经济水平与创业感兴趣程度呈微弱负相关。该结论不但与以往的一些研究结论有出入，如魏巍、李强（2013）的研究就认为家庭收入对于大学生创业意愿具有正相关影响[10]，而且似乎与人们的一般看法有区别，即家庭经济水平好的大学生往往在社会分层中占据更高的结构位置，因而能够建构出更加优质的社会资本，进而为创业提供有利的外部支持。此外，良好的家庭背景能为创业提供更多诸如资金、信息等资源，从而弥补创业者在创业初期资源的匮乏，因此家庭经济水平似乎应该与创业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这些并不能否定本次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可靠性。

笔者认为，这种悖论可以通过对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职业选择倾向差异和大学生创业主要动机进行分析提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在大学生最希望的职业和家庭年收入的交叉分析表中（如表5），大学生在未来职业生涯中选择自主创业比例仅占7.6%。家庭年收入3万或3万元以下、3～10万元、10～30万元、30万元以上选择自主创业的比例分别为11.6%、7.5%、6.3%、0%，这说明家庭经济状况越差，越倾向于选择自主创业，反之，选择自主创业的倾向越小。这印证了表2分析结果的真实性，即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与大学生对创业感兴趣程度呈不显著负相关。

大学生创业动机的调查通过问题“如果您选择自主创业，那么您的创业动机主要是什么”体现，答案选项设置根据人的不同层次需要和主客观因素对创业意愿的驱动，将大学生创业动机归结为四种类型，分别为“解决就业问题”、“创造更多财富”、“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周围环境的支持”。数据输出结果表明，“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和“创造更多财富”所占比例最高，分别为39.9%、38.3%，其次是“解决就业问题”，为23.5%。可见大学生创业的主要目的在于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

创业是一种风险和收益同样巨大的职业选择，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需要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承担相应的风险，但同时，创业能够迅速给创业者带来巨额财富，满足其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因此，家庭经济水平与大学生创业意愿呈微弱负相关的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大学生创业的动机主要在于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和创造更多的财富，越是家庭贫困的大学生越希望通过自主创业、艰苦奋斗改变现实处境，同时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大学生在职业生涯中能得到的来自家庭的支持少，职业选择空间小，职业起点相对较低。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大学生虽然总体上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在创业过程中拥有更大的优势，但是在其职业生涯中能得到更多的来自家庭的支持，职业选择空间大，起点更高，就不愿意“舍近求远”付出更多的机会成本，开辟自主创业之路。有研究认为随着政府和高校对大学生创业的支持和鼓励的增加，大学生初次创业融资渠道多元化，融资难度下降，将为贫困大学生创业提供必要条件，因此家庭经济状况与创业意愿没有显著性关系。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家境越是贫困的大学生其创业倾向越强烈的现象。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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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高等院校都十分重视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很多国家的高等院校把社会实践纳入校长计划，精心制定社会实践大纲，与课堂教学统一实行计划和管理。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从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出发，逐步重视社会实践活动。将大学生社会实践作为本科生的必修课程纳入教学计划，积极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制度体系、运行体系、评价机制和师资队伍构建等方面建设“大学生社会实践”课程，探索“理论讲授为辅，团队实践为主，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互动互融”的新型教学模式，已成为发展趋势。而医学类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则推行“学校———企业/社区”综合教育模式，最典型的有大学合作教育模式、社区学院合作教育模式、国际合作模式等。

二、社会实践开展中的问题和不足

1.存在的普遍问题

虽然大学生社会实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对社会实践的认识深度还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某些地方政府尚未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认识大学生社会实践，从而承担应有的责任；很多高校受传统教育模式影响，将社会实践看作是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导致学生在参与实践过程中得不到专业指导，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很多承载社会实践活动的客体，如企业、地方医院等往往把接收大学生社会实践作为一种负担，不能将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本单位的长远发展联系在一起，不主动支持并为之提供便利的条件；一部分学生对社会实践活动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致使其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

2.医学生社会实践的问题

当前医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有认识型、锻炼型、服务型三种模式，虽然总体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目的欠明确、覆盖面不够广、专业性不强等。有的学生虽然参加了专业性社会实践，但是大多仅限于卫生宣传、分发健康资料等短时性、阶段性工作，效果不是很明显，缺乏可传承可操作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笔者在长期的学生工作中不断探索、创新，对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医学院校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的长效机制，更好地实现医学院校社会实践的教育功能，建立医学院校学生社会实践服务志愿活动长效机制的对策和路径，使医学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达到系统性与整合性、长期性与隐蔽性、教育性与实效性、有机型与创新性的整合，做了一些探索研究。

三、研究基础

1.政策保障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非常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所进行的相关研究、探索给予强大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对临床医学院优良的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传统，学院给予大力支持，并形成比较规范的社会实践体制和制度。校学生会机构下设社会实践部，帮助在校医学生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已具规模；并且在多年的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料。

2.社会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临床医学院学生具有较高的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的热情，实践、服务意识和个人思想政治素质也很高，激发了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为开展社会实践和志愿活动的研究探索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四、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与探索

2013年3月—9月，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组织各专业学生充分利用假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临床医学院学生在学校团委的统一组织领导下，选择了8个社会实践主题，并以专业班级为单位组成8个社会实践小组（详见下表），分赴省内外8个地区进行相关社会实践。

五、结果与讨论

1.结果

通过对农村合作医疗现状以及农民和基层群众生活状态的了解，学生们提高了社会认知度，增加了责任感。通过为农民和基层群众进行健康体检，学生了解和掌握了健康体检的常用方法和基本程序；医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为农民和基层群众诊断、解决疑难病症，加深了对农村常见病、易发病的了解，不仅提高了诊疗水平，提升了实践操作能力，也为今后的毕业临床实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生以专题讲座的形式为农民做医疗卫生知识宣传，不仅使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有机结合，也提高了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此外，学生深入农村、社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收集整理基础数据资料，运用理论分析方法撰写相关研究报告，既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也提高了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学生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又为相关部门改善农村基础医疗条件、提高农民医疗卫生意识、保障群众的健康卫生水平提供了基本素材。

社会实践活动还为增强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医学院课程教学效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低年级学生的课程以基础医学理论为主，缺少实践操作的机会，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而社会实践活动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平台。学生通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近距离地接触和诊断存在身体健康问题的基层群众，从了解病史、观察患者基本身体状况，利用现有的设备条件为病人进行必要的、有针对性的诊疗检查，以及根据诊断结果给予病人科学合理的医疗保健建议等，都需要学生运用所学的医学理论知识指导医疗实践，用实践检验医学院课程教学效果。社会实践包含诸多内容和环节，如制订实践计划、起草工作部署、检验评估效果、撰写评估结论等。每个实践环节都需要学生亲自参与，主动与当地乡镇、社区、医院等职能部门联系、沟通、协调；成员之间的工作安排和分工由社会实践分队自己组织实施；团队成员共同处理、解决实践工作中碰到的困难和问题；实践指导老师和校团委对实践活动给予必要的引导和指导，充分调动实践团队的积极性、创造性，并最大程度地培养、提高学生的计划、组织、沟通、协调能力；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使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够恰当处理好个人与他人、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坚决维护集体利益，服从团队意见，充分认识并认真履行团队成员所应履行的基本职责；培养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的协作意识和团队意识，以及其交流和合作能力。

2.讨论

医学院校社会实践，不仅要让学生了解国情、接触社会、关注民生、培养毅力、锻炼品格、提升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更要发挥医学生的专业特长，以志愿者活动的形式开展社会实践；要深入推进课题型社会实践，培养创新精神；要完善工作机制，保证持续长效发展。通过调查和研究，我们认为对于建设医学生的社会实践的长效机制，应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学校层面：加强规范建设，建立制度保障。高校是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组织者，只有领导重视，各部门、组织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实践的有效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必须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学校应从教学计划、考评测定程序给予支持。

第二，学生层面：建立完善的社会实践激励机制。为构建医学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医学院校首先要从大学生这一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入手，通过制定、完善社会实践活动的激励机制，解决学生参与实践活动动力不足的顽疾。完善“内源性激励机制”，激发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自发性和主观能动性，使其认识到奉献和自我实现的意义；而“外源性激励机制”则强调一套完善、科学、公平的评定标准和评估体系以及相应的奖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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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嵌入性 银行交易 建构性

〔中图分类号〕C91；F8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11-0084-06

银行交易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共同关注。从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学与社会学都把对银行交易的研究集中在了银行与企业客户的关系方面，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关系对银行交易有影响。但是，与经济学立足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的假设相比，社会学则从方法论整体主义出发，立足于结构的视角，从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结构对银行交易的影响。

一、社会学研究银行交易的理论基础

社会学关于银行交易现象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即嵌入性理论和结构建构理论。嵌入性理论认为，银行交易受嵌入性关系的影响。结构建构理论认为，市场结构和行业结构也是在银行交易的过程中被社会建构的。

波兰尼在1957年提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他是用“嵌入”一词来说明：市场并不是普遍的经济组织形式，而仅是一种与现代资本主义相关的历史现象。波兰尼认为，在现代市场交易中社会因素几乎不起作用。[1] （P3-4） 格兰诺维特发展了波兰尼的“嵌入性”概念，提出影响人们行为的因素是具体的社会关系，经济活动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他批评了经济学的“低度社会化”和社会学的“过度社会化”两种倾向，提出从人们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关系角度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即人们的行为因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同而异。格兰诺维特认为，无论是在工业社会还是在前工业社会，嵌入性的现象始终存在，只不过在各个社会中嵌入的水平和程度是不同的。[2] （P481-510） 格兰诺维特还提出，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我们才能理解具体的经济活动。网络关系的强弱、重复性会影响人不同的行为，网络的位置、结构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内化过程，从而使人们在不同的情景下产生不同的行为。[3] （P120-121） 倪志伟支持格兰诺维特批评新制度经济学忽视社会关系，但是，他认为如果不从具体的制度入手，网络嵌入观点的解释力就会受到局限。他试图从社会规范入手来解释制度与网络之间的关系，将制度约束之内的选择方法与网络嵌入性的方法结合起来。[4] （P19-45）

齐美尔(G.Simmel)认为当一个人加入一个群体的时候，受到群体的约束，建立起了个人与群体的基本关系，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网络关系。因此，研究个人时不能从单个孤立的人出发，而应该从他所处的社会网络角度入手。当一个人进入网络时，他不仅仅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点，而是将其他网络关系带入现在的网络。因此，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建立的关系不是点与点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网络之间的关系。所以，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双重性。[3]（P154-155）

丘海雄、于永慧认为社会学有关嵌入性的观点更加强调包括正式、非正式制度在内的社会因素对经济行动结构性的潜移默化的、内在性的影响，认为行动者的行动主要依从的是认受性的逻辑，即该做什么，如何做，更多考虑的是他人的认可和接受，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将社会期望内在化，甚至神化，成为自觉行动的结构。[5] （P175-181） 王宁认为，所谓“嵌入性”就是受到所嵌入环境的约束。因此，网络嵌入性指人的选择行为受到所嵌入其中的关系网络的约束，而制度嵌入则是人的选择行为受到所嵌入其中的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约束。简单说，嵌入性指的就是选择行为的约束。[6] （P140-145）

乌兹在1996年提出“嵌入性”是一种交换逻辑。他将组织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企业所处的网络中的位置、网络结构和嵌入换关系的分布形塑着企业的经济绩效。组织所嵌入的网络类型限定着潜在机会的可利用性；结构中的位置和企业间维持关系的类型限定着企业对机会的接近。他提出组织网络区别于市场逻辑，按照交换的逻辑运作。[7] （P674-698） 1997年他又提出“嵌入性悖论”，指出如果一个企业有太多嵌入性关系，当网络关系转化到网络以外某个具体的商业伙伴时就很难适应，网络内部的同质性降低了差异性，企业仅仅与一些网络伙伴进行集中交换，会减少从网络以外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新的机会。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悖论：同样的过程，嵌入性提高了组织适应于当前环境的能力，但却减弱了组织对网络以外环境的适应能力。[8] （P35-67）

库夫在2006年提出嵌入性不是唯一的选择。他认为强关系会产生过度嵌入关系，带有过多的信息、严格的责任，可导致带有偏见的决策。他们通过研究投资决策的情景，发现不仅是强关系，而且弱关系也同样会导致组织或个人产生负面的结果。[9]

二 、嵌入性理论对银行交易的研究

爱克勒斯和克瑞安发现如果企业与投资银行之间建立嵌入性社会关系和网络，要比他们只是通过正式的制度约束更有可能传递私人信息。[10] （P595-618） 波东尼在1993年提出每一个企业在市场网络中的位置限制着企业的行动。[11] （P829-872） 1994年他又提出生产者的地位是他所生产的产品质量的形象标志，因此提出了“基于地位的市场竞争模型”。他指出处在较高地位的银行在拓展其市场份额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他们不再需要形成专有的交换关系。[12] （P458-483） 盖贝提出社会资本在产生金融资本中的作用。[13] （P446-479）

乌兹在1999年运用社会嵌入的方法研究银行――借贷者关系，关注网络如何影响企业获得贷款以及获得贷款的成本。他采用国家统计局关于中小企业贷款的数据，在面对面的关系水平和网络水平上进行了分析。在面对面的关系水平上，如果企业把他们与银行的商业交易嵌入于更多的社会联系，那么企业就更容易得到较低利率的贷款；在网络水平上，如果企业与银行的网络能够把嵌入性联系与保持距离型关系相结合，企业就更有可能获得贷款，并且获得较低的利率。这些网络影响的作用是由于嵌入性关系激发了网络参与者共同分享私人资源，同时，保持距离型关系有利于促使企业接近关于市场价格和贷款机会的公共信息，以便使不同类型的关系优化组合在一个网络中。因此得出结论，当市场公共信息与私人的关系资源结合起来，由网络产生的价值就很值得重视。[14] （P481-505）

与社会学研究银行交易比较接近的是经济学关系融资理论。布特把“关系银行”界定为通过金融调节中介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投资于获得客户具体的信息，通过与同一客户多次长期或通过多项产品的互动来评估投资的收益。而“交易银行”是指与一个客户一次易，或与不同的客户进行多项交易的银行。他引用了伯格所描述的关系银行的三个特征：一是收集那些超出了公共信息所提供的专有信息；二是信息的收集是通过与借贷者多项金融服务或多次互动获得；三是信息具有一定的机密性。[15] （P7-25）

青木昌彦在2001年提出，关系型融资是一种初始融资者被预期在一系列法庭无法证实的事件状态下提供额外融资，而初始融资者预期到未来租金也愿意提供额外资金的融资方式。关系融资制度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以路径依赖的方式改变其性质，调整其租金的组合要素。[16] （P308-328） 他还指出，以关系为基础的制度（relation-based system）通过赋予融资者对于借贷企业一定程度的控制权来确保投资收益，但这种制度抑制价格机制，导致资本的配置失灵。这种制度只能在合同实施不力和资本缺乏的地方才能运转良好。普遍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对关系金融的一种否定，关系性融资在日益全球化和竞争性的金融市场条件下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受到了严重质疑。当融资者和借贷者的预期使得关系型融资在金融领域成为自我实施的，我们就说关系融资在该领域是制度化的。关系银行制度被认为是不透明、低效率和不公正的“裙带资本主义”的主要黏合剂，一些人甚至以胜利者的姿态宣称英美式地保持距离型银行制度的优越性。当附带承诺救助的贷款形式占主导地位时，我们将这种状态称为关系银行制度，当相反的情形发生――即银行不信守承诺的静态纳什均衡占主导地位时，我们称之为保持距离型银行借贷制度。然而，即使参数值满足关系型融资的可行性条件，保持距离型融资和关系型融资作为不同的均衡状态也可能并存。[16] （P308-328）

与乌兹研究的结果相似，经济学关系融资理论也得出了强关系能够增加贷款获得可能性的结论。皮特森和热坚通过研究小企业与银行的关系，发现企业建构与银行的密切关系，初步益处是获得金融贷款的增加，但在信贷价格方面并没有获得优惠。[17] （P3-37）

三、结构建构性理论对银行交易的研究

贝克尔（Wayne E.Baker）在1990年提出，投资银行之间以及投资银行与企业客户之间的长期关系会促进他们彼此信守合同保证。如果银行与客户能够发展商业伙伴关系，即使暂时的或者长期的营利并不明显，或者不能保证的时候，投资银行都会倾向于寻求帕雷托最优的原则。[18] （P589-625） 他通过调查众多企业与投资银行之间市场关系的数据，从资源依赖理论出发，在组织的中间水平，调查组织―市场界面（Organization-market interface），即地方企业与其投资银行之间的关系类型。以往的研究认为，市场结构经常被看作是组织行为的一个决定因素，但是，贝克尔的研究结果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市场关系与大多数组织间关系一样也是被社会建构的，企业行为作为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他提出三种类型的企业市场交界面：关系型、交易型和混合型。他的核心观点是企业建构与投资银行的市场关系可以减少资源依赖，利用权力优势。贝克尔的研究推进了市场结构作为社会结构的社会学观点，并且认为通过阐明市场关系是被社会建构的，把关于市场关系的主题纳入了组织间关系的研究视野。[18] （P589-625）

李和伯尔塔在2002年运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调查了美国投资银行，发现行业网络结构影响着企业嵌入其中的策略行动，同时，行业结构中的地位等级组成（结构）又被行业中银行之间的二元互动关系所建构。[19]（P339-368） 该研究提出，企业之间存在着潜在的交换过程，这些交换过程又影响着嵌入性、治理结构和网络资本。该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企业之间的互动如何与行业结构的网络关联。通过经验研究发现，企业间的网络既可以限制，也可以使企业之间二元水平的交换成为可能，同时，这些企业之间的互动还形塑和再生产着他们所处的关系网络。具体到银行业中，网络结构被典型化为银行的地位等级。因此，该研究的中心问题是，这种等级排序限制着银行的交往类型，反过来，银行之间的交往类型又影响银行等级地位的排序。该研究说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不仅对研究个体水平的互动有用，而且还可以用于建立企业水平互动和网络水平行业结构之间的联系。该研究证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经得起经验检验的，驳斥了一些认为结构化理论只在一个水平上的批评，并且认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可以进行量化统计分析。[19] （P339-368）

四、社会学研究银行交易的范式特征

侯龙龙在2004年认为，社会学把金融行动看成是受资源稀缺、社会结构和意义结构约束的，而经济学认为金融行为主要受个人偏好、资源稀缺性和技术的约束；社会学家把金融看作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是基本的参照，而经济学家则把市场和经济看作是基本的参照，社会是外生“给定”的。[20] 这说明，经济学与社会学关于银行交易的研究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也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并且说明，经济学与社会学在某些研究领域是可以互相交融、进行对话，并且互相参照的。由此，形成了经济学与社会学在银行交易领域研究的互补性。

经济学关系融资理论对于银行交易的研究范式立足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从信息不对称、监督和市场竞争的视角来研究银行与客户的关系。该理论借鉴了社会学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关系对银行交易有明显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和中小银行。

与经济学关系融资理论研究范式相比，社会学理论对银行交易的研究范式主要有四个突出特征。

第一，方法论整体主义。与经济学立足于方法论个体主义相比，社会学则立足于方法论整体主义,从结构的视角出发，把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看成是结构性的，注重研究网络结构通过对交易双方机会结构的形塑而对银行交易产生影响。

第二，嵌入性分析逻辑。经济学关系融资理论属于经济学的效率逻辑分析范式，它是从市场理性选择的角度解释银行与企业建立关系。乌兹在1997年认为经济学分析银行交易所依据的是以价格为指向的市场逻辑，主要关注交易成本，偏向描述机会而不是合作关系，在其基本假设里，不考虑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社会关系。[8] （35-67） 他在1996年提出了组织网络区别于市场逻辑，按照交换的逻辑运作。他提出企业所处的网络中的位置、网络结构和嵌入换关系的分布形塑着行动者的期望和机会，形塑着企业的经济绩效，因此，“嵌入性”作为交换的逻辑进行运作，它不同于市场行为的经济逻辑。[7] （P674-698）

根据周雪光在2003年提出的效率机制、合法性机制和社会网络机制三个不同的理论解释逻辑，本文认为，关于银行交易研究的嵌入性逻辑实际上与周雪光提出社会网络机制的分析框架是一致的，它在社会结构与经济行动之间建立了联结。

第三，强调关系约束机制。经济学对银行交易的研究强调正式制度的约束，大多数关于金融市场行为的研究都集中在接近公共信息和正式的治理机制，如签合同等。乌兹认为理论运用正式的控制来解释交换，而不是考虑嵌入性。而社会学则强调网络结构的约束。嵌入性研究表明，嵌入性能够通过私人关系接触到一些专有信息和一般市场联系不能接近的私人资源，因此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关系约束治理机制。乌兹提出的嵌入性悖论就是说明网络结构内在的约束制约了对网络以外的适应性。[8] （P35-67）

第四，强调对结构的建构性。经济学也研究结构对银行交易的影响，但是，他们侧重于市场结构。经济学主要研究把外部市场环境看成是影响企业的决定因素，看到了环境的影响作用。但是，经济学没有看到行动主体对于结构的建构。如布特的研究表明，银行之间竞争的加剧和来自资本市场竞争的加剧是有重要区别的。银行之间的竞争越加剧，银行越会出现更多的关系贷款，但是，每一个借贷者的增加值减少，而资本市场的竞争会减少关系贷款，每一笔关系贷款的增加值会提高。银行间的竞争，既通过关系贷款，也通过交易贷款影响银行的收益，但是，这种影响是不对称的，使银行从交易型借贷转向关系型借贷。而资本市场的竞争减少了银行之间的竞争，结果导致关系贷款的减少。[21] （P679-713）

而社会学不仅看到了环境影响的一面，而且看到了行动主体对结构进行建构的另一面。如贝克尔提出市场关系与大多数组织间关系一样也是被社会建构的，企业行为是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因此得出了与经济学相反的结论。

如果说，嵌入性和制度分析都是在阐述结构对行动的约束的一面，那么，市场结构的建构理论和结构化理论则提出了行动对结构建构的另一面。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个人行动的结果影响着他人的行动，这是宏观到微观的转变；个人行动的结合产生宏观水平的结果，这是微观到宏观的转变。[22] （P24）丘海雄、张应祥认为，理性选择理论建构的是一种关于制度结构如何产生系统行为的理论的策略，力图建立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连接。[23]

格兰诺维特在1992年对新经济社会学提出的三个命题：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定类型；经济行动具有社会性的定位和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24] （P6） 甄志宏认为秉承着嵌入性视角和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性理念，新经济社会学逐渐将关注的焦点由社会网络转向了对经济组织的制度化过程展开分析，而且逐步将分析领域扩大到了诸如金融、货币、市场以及国家等宏观制度层面，实现了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从“网络嵌入性”到“制度嵌入性”的研究视角的转变和研究领域的拓展。[25]

五、对社会学银行交易研究的进一步建议

根据社会学对银行交易的研究范式，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银行交易现象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社会学研究银行交易的立足点既然是结构的视角，那么，与银行交易有关的结构除了包括社会关系以外，还应包括制度、文化等方面，所以，研究不能只局限在关系嵌入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第二，根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结构不仅仅是作为银行交易的约束环境，而且是银行用来投入再建构其结构环境的资源，所以，对银行交易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嵌入性，而且要研究建构性，这样才能反映社会结构与经济行动的互动关系；第三，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银行交易必须要结合中国实际，因为中国的银行业改革已经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制度变迁的特征非常明显；关系在中国文化中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对银行交易依然有重要影响，所以，研究中国的银行交易一定要注意与西方制度和文化的差异性。

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银行交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一是将制度嵌入与关系嵌入结合起来。任何一项银行交易的过程与结果都是在制度约束的范围内进行的，这是银行交易的合法性所在。但同时每一项交易都离不开与客户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所以，制度嵌入与关系嵌入对银行交易的影响都很重要，不可或缺。如果能够从制度嵌入与关系嵌入两方面入手，将会对进一步解释银行交易现象提供更加有力的分析框架。二是将正式制度的嵌入与非正式制度的嵌入结合起来。在银行交易的过程中，除了正式制度的约束以外，非正式的规范约束也在实际运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非正式规范与正式制度出现不一致，甚至偏差太大，那么，银行交易就面临着风险。三是将个人关系嵌入与关系网络结构嵌入结合起来。客户经理个人层面上的关系主要是一对一的关系，而客户关系网络则是以银行为单位的组织层面的关系网络。将个体层面的分析与组织层面的分析结合起来，有助于对银行交易的全面解释。四是将嵌入性与建构性结合起来。一方面，银行交易受制度嵌入与关系嵌入的影响，另一方面，银行通过交易过程，通过与客户的关系建构着自己的网络结构、市场结构，并对宏观的银行体制改革提供建构性的影响。

从传统的经济学视角来看，银行交易主要是成本、利率的问题，但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它还包括了社会结构的影响，以及交易本身对结构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银行交易已经超越了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与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不完全市场化条件下，由于体制形成的路径依赖依然存在，制度嵌入与关系嵌入仍然发挥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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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丘海雄，张应祥. 理性选择理论述评[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

篇6

从媒体的宣传、导向甚至是隐性教育功能出发，我们也可以把媒体看作是一所特殊的学校，而这所“学校”的教育更具效力和影响力。媒体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的宣传导向功能主要取决于如下特征：

1、媒体的宣传导向工作具有科学性

任何活动的开展都需要理论指导，同样地，媒体的宣传导向工作也必须拥有科学的指导思想。我国各个媒体都是在新闻观的指导下进行传播活动的，具体来说，我国的新闻媒体以遵循党性、真实性为基本原则，以成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为历史使命。新闻观要求各个媒体在为政府服务的同时更要承担起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社会责任。因此，我国的媒体是人民大众的媒体，其宣传导向工作具有科学性、可信性。

2、媒体的宣传导向作用具有潜移默化性

“媒介是容易得到的和有吸引力的榜样的来源。丰富的文献显示出儿童和大人都从各种媒介，特别是从电影和电视，学到态度、情绪反应和新的行为风格。”②由此可以看出，媒体教育导向工作是一种内隐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媒体通过报道内容体现出一种社会认同，创造出舆论氛围。作为受众，在这种社会舆论氛围中，青年学生往往会按照媒体传递出来的被社会认同的行为规范进行活动，从而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者所期许的思想品德和价值观念的实践者。

二、两种类型媒体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作用与局限性

1、传统媒体的作用与局限性

（1）传统媒体严肃、谨慎地进行传播活动。电视、广播、报纸、报刊等主流的传统媒体，其新闻工作者由于体制、行业规范以及职业道德的约束，他们在进行新闻传播的时候更加注重客观真实性，往往更加严肃、谨慎地还原事件本身。（2）公信力、权威性是传统媒体重要特征。体制内的传统媒体在关注和回应社会舆论的过程中，通过自身的专业素养，采取调查、取证的方式梳理事件的前因后果，分析事件的根本原因，做出相关的价值判断，从而在更高层次引导社会舆论的发展方向，规范受众的行为规范。（3）传统媒体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倡导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积极作用。传统媒体往往能够引导着公民社会最主流的道德发展方向，并在此前提下引导民众理解、学习并效仿，从而形成具有普遍性、积极性的道德准则，推动社会风气进入稳定、良性的循环之中。

2、新兴媒体的作用与局限性

（1）新兴媒体信息即时性的特点使受众能在第一时间知晓事件的发生发展。根据先入为主的心理特点，受众很容易相信新兴媒体第一时间做出的报道。由即时性带来的信任往往会引起民众对事件的关注并形成社会舆论氛围。受众对事件本身以及由事件引发的道德评价、价值观讨论会潜移默化地起到教育作用。（2）新兴媒体能够发挥宣传教育作用，还在于它能够实现人的话语权。新兴媒体所进行的消息传播与移动终端关系密切。随着青年学生社会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他们通过移动终端关注新闻事件并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观点逐渐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新兴媒体传播的内容更便捷地为广大青年学生所接受，教育意义也更容易实现。（3）新兴媒体信息传播的开放性造成了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的局面。参差不齐的价值观念并存的局面对于价值观念确立时期的青年大学生群体来说，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危机。一些消极的、错误的价值观念往往会给青年学生带来一些错误的引导，比如金钱至上、个人主义等。这样错误的价值观会冲击和曲解正确的价值观，甚至会影响青年学生正确的价值观的形成。（4）把关人的缺位或者把关人作用缺失是新兴媒体在发挥宣传教育功能时最大的局限性。由于新兴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更大程度上体现了言论自由，一些者采取了“娱乐至死”的方式达到引人注意，获得点击率、销售量等个人利益，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个体在进行消息时为博人眼球往往不惜捕风捉影、夸大其词，甚至错误信息，对受众和舆论方向进行了错误的引导。任何媒体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只有融合在一起，才能有效发挥二者的优势，取长补短，共同致力于发挥宣传教育的功能，为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驾护航。

三、传统媒体和新兴媒相互融合的实现途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不是一个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在一定条件下，比如在融合条件下此长彼长的态势。”③因此，媒体融合是一个促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过程。

1、进一步增强传统媒体的核心竞争力

对于新闻媒体来说，“内容为王”是永远不变的准则。传统媒体具有强大的采编力量、规范的制作报道程序、较强的分析解读能力，因此，传统媒体传播的内容有着新兴媒体不可比拟的客观性、权威性，这便是传统媒体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传统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便是要利用网络媒体这一先进的技术平台，将自身的优势进一步发挥出来，同时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信息传播、引起受众关注、开展观点讨论等，从而起到宣传教育、引导的功能。

2、进一步扩展新媒体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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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艺术设计；智慧课堂；教学模式

一、内涵解读及特征分析

(一)内涵解读

“互联网+”背景下艺术设计类智慧课堂教学模式的建设是由教育信息化、艺术设计以及智慧课堂这三个基本要素组成的，对这三要素的基础组成以及发展方向进行准确合理的内涵分析是推动和提升创新实践研究的重要基础。艺术设计是高校发展建设中一门具有独立设计意义和发展理念的学科，具有平面、产品以及环境和动画等多个设计方面，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和综合性发展特征。智慧课堂教学模式是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支撑，通过对数据分析以及平台计算等现代化手段创造性的设计出的具有个性化和智能化的线上教育平台。其作用路径主要是通过对学生动态学习情况的大数据分析，将计算机学习平台与学生学习设备的学习情况进行有效的深度整合，从而进一步帮助教师充分把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利用智慧课堂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学习指导，创建良好的学习环境以及发展思路。

(二)特征分析

智慧课堂在高校中的应用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教学特征，首先，是教学决策的数据化特征。一些教育教学活动通过智慧课堂都能将其转变为定量的数据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教师能够根据学生在智慧课堂的动态学习数据进行有效的针对化分析，从而能够根据不同学生的学习情况来及时调整课堂教学方向与进度，成功把握课堂教学的发展情况。数据化需要以云平台和互联网作为支撑，以有效的数据收集以及分析整理作为途径，通过对学生学习情况以及学习效果的交互传递与分析，充分指导教学决策。艺术设计类专业的发展具有较高的针对性与发展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对不同的学生展开细致化的设计指导与创新理念融入，因此，智慧课堂在艺术设计类专业的应用能够帮助教师充分分析不同学生在设计方面的发展优势与劣势，并结合数据情况展开针对化指导；其次，教育资源的推送智能化。智慧课堂建设过程中能够根据不同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对学生的学习资源进行智能化的推送，不仅能够针对性的指导学生的学习过程，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还能够引导学生在数据分析结果下充分剖析自身学习存在的漏洞，并及时展开针对性的补充，这种互动式教学模式具有较强的创新性，能够将声音、图像以及动画等现实教学融为一体在平台进行展示，能够为学生创设较为形象的课堂，帮助学生便捷、准确的获取知识，艺术设计类专业强调是对学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以及构图能力等多个方面的能力培养，不同学生在相应的能力拓展方面存在一定的不同，智慧课堂的融入能够对学生展开某方面能力的针对性强化，通过教学资源的智能化传输可以实现这一途径；最后，对学习情况的反馈及时化，智慧课堂是以云平台建设作为支撑来实现的，因此，可以说，通过强化对学生的作业练习与课堂表现等过程来实现教师对课堂教学的及时反馈，艺术设计类学生在云平台上能够通过平台建立个性化的档案，进而结合作业完成情况进行及时有效的数据分析，形成反馈。

二、艺术设计类智慧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路径分析

“互联网+”背景下智慧课堂的研究一直处于较高的应用状态，这种智能化的教学方式能够将基础理论教学与实践设计教学进行有效的结合，在推动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同时，还能够聚焦于艺术设计的思维拓展以及能力强化教育，是实现高等院校教育教学信息化和专业化程度提升的重要实践过程，能够推动信息技术与高等院校发展教育的创新融合。

(一)结合受教群体特征与专业特点，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及进度

艺术设计类专业的教学内容与方向需要紧跟时展的节奏，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不利于专业建设和发展，结合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这一时期的发展特征来具体化应用智慧课堂教学模式，能够及时有效的转变和跟进教学内容，提升学生在学习阶段中的创新能力和思维发展能力。在具体的课堂教学开展过程中，教师可以在智慧课堂教学中以云平台为载体向学生展示相关设计类作品和制作视频，学生可以根据这些作品和视频展开模式化创新，并与其他同学和教师展开线上交流，教师也可以通过沟通与交流合理的安排教学内容与教学进度。艺术设计类专业是一门注重实践性和发展性的艺术学科，对学生的教育教学不仅仅是局限于书本，而是通过书本学习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的设计，并从中获得思维源泉，因此，智慧课堂与艺术设计专业教学的创新融合发展能够从不同的层面强化学生的综合能力发展，培育具有时代特征和思维创新的人才。

(二)加强教师信息素养的培训，有效推动智慧课堂的深入拓展

教师对自身教学模式以及方式的把握情况是智慧课堂教学效果提升的关键，因此，在开展智慧课堂的教学模式发展中，需要对教师的信息素养进行有效的加强，主要包括教师对智慧课堂的全面接受与综合认知，对教学内容的预设与把握以及对教学情况与进度的客观了解与深入发展这三个方面，教师对课堂教学准备工作的完成情况能够决定智慧课堂开展过程中的发展模式，艺术设计类专业的学生思维具有一定的发散性，同时还具有较高的绘画与设计基础，教师的教学情况也应当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基础认知展开教学，对智慧课堂的深入拓展需要立足于教师对这一教学模式与受教群体基础能力的充分认知。因此，从智慧课堂教学模式的发展本质来看，创新教育教学方式与全面推进教学交流方式是实现专业信息化融合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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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医学所需要的临床医学专业人才规格

1·1现代医学所需要的临床医学专业人才规格: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卫生人力开发教育处Boelen博士提出了“五星级医生”的概念,已经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所接受。“五星级医生”应具备的能力为:卫生保健提供者,决策者,健康教育者,社区领导者和服务管理者[2]。未来的临床医生,不仅仅要精于医术,同时应胜任服务于个体和群体,并能承担包括临床治疗在内的集疾病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等综合服务的职责。

1·2在职医生、专家咨询座谈会就我国当前预防医学知识的现实需求对该领域专家及工作在社区卫生服务一线的医生(共计22人)进行访谈的结果显示:当前我国社区卫生服务中最需要和最缺乏的业务力量是既精通临床又熟悉预防的高级临床医学人才。在“环境与健康”方面,52%社区临床医生对居室内空气污染感兴趣;“营养与健康”方面,65%的调查对象对特殊人群的营养、营养与疾病感兴趣;其他感兴趣的内容70%的被调查者集中在:老年保健,尤其是老年人的居家安全、慢性病的三级预防等方面。

2我国临床医学专业预防医学教学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既往的改革探索

2·1我国临床医学专业预防医学教学的现状:《预防医学》是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临床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程之一,其教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预防医学教学,使医学生建立起现代医学观,树立预防为主及为人群健康服务的观念,掌握有关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健康危险因素与促进因素、人与环境的关系等基本知识,具备保护、促进人群健康等基本技能。

目前,我国临床医学专业预防医学的教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模式。一是以所谓“三大卫生”(即环境卫生、劳动卫生、营养卫生)和统计学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模式。其使用的教材为卫生部组织编写的《卫生学》规划教材,它实际上是预防医学专业课“三大卫生”的压缩版[3]。二是以“三大卫生”和流行病学、统计学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模式,其对应的教材为《预防医学》规划教材[4]。

2·2存在的问题:综观国内临床专业的预防医学教育现状,不同程度地存在教学内容与实际需要相脱节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教材和课程设置主要针对群体预防,无论理论教学,还是实习内容均与临床医学相脱节,即使是诸如流行病学、卫生统计学等医学方法学亦与医疗实践相去甚远,不能学以致用,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与培养,因而教学效果不理想。

2·3既往国内的改革探索:目前,较有特色的改革如下:(1)以上海医科大学为代表的改革方式[5]:加强非预防医学专业医学生的人群-环境-健康观念,强化预防为主的意识,使预防医学教育贯穿于临床专业人才培养全过程。即建立预防医学课程体系;预防医学导论教育;统计学学习;环境医学、流行病学和部分社区医学学习;实践教学。(2)以华西医科大学为代表的改革方式[6]:将流行病和卫生统计从卫生学中剥离开来,分成3门课程,并在卫生学中融入社会医学的内容,将社会医学和卫生学有机结合。(3)以天津医科大学为代表的改革方式[7,8]:预防医学教学与社区实践相结合,重点是建立、完善并巩固社区实践的教学场所。此外,还有一些院校分别采用了以上3种改革方式的部分内容,在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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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学生 抑郁症 社会支持

1 了解医学生压力状况和抑郁症状的重要性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人们，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与机遇，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心理问题层出不穷。大学生们当然也不例外，一些被标有“独生子女”标签的大学生，习惯了独自占有的环境，缺乏分享的对象，一旦他们离开熟悉的环境，就读陌生的大学时，面对学校、社会、交际、学习、就业等各种压力时，容易产生心理问题，也影响到他们的健康；而有些学生来自边远地区，家里经济困难，一到大城市读大学，完全不能适应新的环境；还有的学生在开展学习活动过程中，他们要承担来自学习、朋友、异性、社会、家庭、就业等各个方面的压力，可能会出现郁闷感，会对学习失去兴趣等。由于各种原因，大学生们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医学院校学生是大学生群体中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医学生由于学业压力大和其专业的特殊性，一般认为与普通大学生相比， 医学院学生学习时间更长， 学习任务更为繁重。

2 研究对象与调查方法

2.1 研究对象

该研究把医学专业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本科和专科学校各一家，并且选择临床医学、护理、医学影像、药学、检验学和健康管理等6个不同的专业分别进行问卷调查，共发出300份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279份。

2.2 调查方法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四部分，即人口学特征、压力状况、抑郁状况和社会支持情况。

在专家的指导下，根据国内外相关文献及中国大学生压力量表（李虹，2002）、抑郁自评量表（美国流行病中心抑郁量表CES-D）、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结合社会人口学特征制定量表进行调研（表1）。

第一部分：人口特征学量表（如表1）。

第二部分：中国大学生压力量表。

由李虹（2002）编制，共30个项目，大学生压力量表的理论分数范围是0～90分，以45分来划分压力的高低，得分越高表明压力越大。该量表和各分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指标均为非常满意或满意（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a=0.91，学习烦扰分量表的压力状况量表介绍下a=0.88，个人烦扰分量表的a=0.84，消极生活事件分量表的a=0.83）。

第三部分：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

该表共20个条目（其中4个反向问题），得分为0～60分，得分>16的表示有抑郁症状，得分≤16的表示没有抑郁症状。该量表适用于评价一般人群中抑郁症状的频度和分布，而且可较好地区分抑郁程度，曾在多个国家使用过，被证明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第四部分：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是肖水源于1986年编制，该量表共有十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3条）、主观支持（4条）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条）三个维度，用于测量个体的社会支持度。据不完全统计，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小于20分表示获得社会支持少，20～30的具有一般的社会支持度，30～40具有满意的社会支持度。

3 调查结果

（1）大学生压力量表（如表2）。

（2）抑郁症状量表（如表3）。

（3）社会支持量表（如表4）。

以上调查结果为进一步找出医学生压力、抑郁症状及社会支持的影响因素，并研究其相关性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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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人口学会、中国劳动学会共同主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承办的第二届全国“人口、就业与社会保障”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6月8日在北京会议中心隆重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人口学会、中国劳动学会三个主办单位的主要领导，有来自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发展规划与信息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关系司等政府部门的领导，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山东工商学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等多达58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近200位专家学者、研究生，以及《人民日报》、《中国人口报》、《人口与经济》、《人口研究》、《中国劳动》、《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等国内著名报刊的领导和代表。大会开幕式由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杨河清教授主持，中国劳动学会华福周会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教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王谦司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王稼琼教授分别为大会致辞，表达对“第二届全国‘人口、就业与社会保障’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的祝福和期待。

学术研讨于上午9：15正式开始，上午是大会主题发言，分上下半场，上半场由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和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主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莫荣研究员以“如何看待当前就业形势”为题，指出当前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大学生就业困难，结构性矛盾突出并解读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当前劳动力供需矛盾的相关政策。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建民教授在“人口红利的终结与经济增长的减速”主题演讲中强调应对我国经济增长减速需要制度创新，特别是社会制度的改革，他认为很多就业问题的产生可能其实并不在于就业政策，而在于整个社会制度安排有问题，如果宏观的社会制度问题不解决，仅仅从具体政策层面去解决，那也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能彻底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杨宜勇研究员提出人口红利的终结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王桂新教授在“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发展动向的考察”主题演讲中对我国人口迁移规模/强度、区域模式、城市化发展的未来动向做出了判断。中国人民大学段成荣教授以“北京市人口规模调控研究：人口流动受益者的责任重构”为题，指出人口流动受益者与责任者的受益和责任应该相匹配，中央政府、城市政府、企业、市民、流动人口各尽其责，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大会主题发言下半场由中国劳动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田小宝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郑真真研究员在“ICPD20年全球人口形势变化及对中国的启示”演讲中提出人口变化的滞后效应和长期效应，另外，她认为人口本身不是问题，不能敏锐及时地意识到人口变化及其影响才是问题。西安思源学院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段兴民教授和西安思源学院经济贸易学院王莉娜老师共同做了“基于复杂系统的公共就业服务多元化体制创新研究”的演讲，从复杂系统理论的角度来构建公共就业服务的多元合作模式，运用复杂系统适应性理论剖析了该模式的运作并为该模式的顺利运行提供了建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王谦司长以“城市化健康发展应重点关注的人口问题”为题，总结了近年来人口流动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提出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引导人口合理分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适应大规模人口流动迁移需要，推进人口管理体制改革等建议。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谭琳教授在“她们缘何要求与男性同龄退休？”的发言中指出机关事业单位女性与男性在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方面相差无几，但是十年来女性实际退休年龄下降，性别差距不断拉大；对机关事业单位女性职业发展机会和退休生活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建议男女退休应有一个相同的上限和下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童玉芬教授探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超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问题，分析了超大城市人口增长的机制、中国超大城市人口增长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6月8日下午是大会专题论坛，分别是“人口与发展”专题论坛、“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专题论坛、“就业与人力资源开发”专题论坛，共有38位专家学者做了精彩的专题发言。下面按照分论坛主题对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进行如下综述。

一、“人口与发展”专题论坛

该论坛学者们发言的内容主要围绕生育政策、生育意愿、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人口、城市化等相关问题。关于生育政策问题，陈友华教授在“机构改革背景下的中国计划生育新去向”的发言中，认为人口计生部门被拆解，本身就表明中国强制性计划生育历史的终结，中国也因此逐渐向后计划生育时代过渡。庄国波教授基于公共管理的视角认为多年来关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中两种对立观点的争论双方观点都有一定的依据，有些问题的产生是公共管理不到位造成的，与政策本身并无直接的关系。周长洪教授在“影响家庭幸福感的因素”发言中指出，根据六普数据我国家庭呈现规模微型化、结构扁平化、类型特殊化以及老人家庭空巢化的典型特征，这表明家庭发展存在着极大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家庭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在逐步削弱，由此他认为社会政策的制定应更多的考虑微观家庭的状况。孙晓明教授以“农村中老年女性人口生殖健康服务机制研究”为题，建议卫生计生部门加强女性更年期生殖健康服务。关于生育意愿问题，张建武教授在“广东‘80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发言中指出广东“80后”传统的生育观念依然存在，生育意愿出现内部失调，对于开放二胎生育呼声较为强烈。关于少数民族人口问题，马正亮教授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与变化趋势，艾尼瓦尔·尼吉木教授介绍了新疆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动，徐世英教授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在业人口的职业结构，蔡果兰教授介绍了新疆各地区人口与自然资源承载力的匹配模式。关于城镇化和流动人口问题，朱宇教授在“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意愿的代际延续和变化”的发言中指出，尽管较之第一代流动人口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在个人特征上已发生了有利于其在城镇定居的较为显著的变化，但其在城镇的定居意愿很大程度上仍延续了第一代流动人口的特点，整体上仍未发生从循环流动向在城镇定居的根本性转变。张力教授对中国流动人口的多元统计口径给出了更加准确的界定，亓昕教授以对建筑工群体的考察为例介绍了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现状与困境。刘德鑫教授则介绍了对新型城镇化远郊农村的“上楼”问题的访谈情况。

二、“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专题论坛

该论坛专家学者们就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养老意愿、养老服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人口老龄化作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研究的重要背景，苏杨研究员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经济影响和应对策略”的发言中从宏观层面论证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任远教授在“适应人口流动性推动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发言中指出分户籍、分地区、分城乡的碎片化的社会保障体制安排和人口流动性的日益增强构成一对尖锐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需建立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乃至国家整体性的社会保障计划，使不同社会保障项目能够成为有机衔接的整体：褚福灵教授在“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探讨”的发言中提出了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两个方案即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方案：傅志明教授在“从过度保障到弹性保障：欧盟劳动者保障模式的变迁与启示”的发言中认为要建立弹性保障制度，也就是要正确处理市场与社会保障的边界，从而有利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活力；仇雨临教授以“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转型与发展路径”为题，提出了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转型的方向、路径以及实现转型的条件。关于社会保险以及公共服务方面问题，吕学静教授在“我国失能老人专业照护的缺失与应对”的发言中，触及了社会保障面临的新问题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护理的需求并提出了五个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杨成钢教授对未来十年四川省人口年龄结构进行测算，并对养老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差异进行分析：胡苏云教授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和医疗技术进步对医疗保障制度费用上涨的影响，通过定量分析表明医疗技术进步对医疗费用上涨的影响更大；黄健元教授以江苏省为例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如何平衡基本养老基金进行了研究：肖严华副研究员以社会保障缴费率为切入点来探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刘娟副教授在社会保险法的框架下提出了生育保险个体利益的帕累托改进三条路径；张启新副研究员介绍了上海市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健康福利便利站”的案例，提出社区养老对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性。

三、“就业与人力资源开发”专题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