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污染治理制度范文
时间：2024-01-25 17: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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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晚风细雨”为你整理了这篇贯彻落实汾河流域水污染治理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依据《太原市关于做好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销号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对照《太原市贯彻落实山西省汾河流域水污染治理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以下简称《整改方案》），我县立即组织相关单位对境内汾河干流“四乱”问题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并举一反三对全县境内其他主要河流进行了排查，经核查，部分河段沿线确实存在乱堆垃圾的行为。为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污染、破坏河道水环境的违规行为，娄烦县采取以下整改措施并完成了整改处理：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在汾河干流沿线醒目位置设立了警示牌，严禁在河道乱堆、乱占、乱采、乱建，倾倒各类垃圾渣土、排放污废水等污染水环境的行为。
二是下发加强巡河通知，强化河长及巡河员履职尽责。要求乡村两级河长及巡河员严格按照娄烦县河长制办公室印发的《河长巡查制度》要求频次、内容加强河道水域日常巡查。
三是深入开展联合执法检查，严厉打击涉河涉水违法违规行为。加强涉河巡查检查，重点查处“乱采、乱堆、乱占、乱建”等涉河“四乱”问题，以及在河道水域内倾倒垃圾渣土、偷排乱倒等污染河道水质、破坏水环境和水生态等涉河涉水违法违规行为。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处理，实现动态清零。
针对排查中发现的汾河罗家曲段、龙尾头段河道滩涂堆放垃圾的问题，采取以下措施进行整改：
一是责成县水务局及属地乡、村两级河长迅速清理堆放的垃圾，恢复河道原貌。
篇2
［关键词］ 制度变迁 市场机制 公民社会 政府管制限度
环境污染，不论是在先发展国家，还是在后发展国家，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严峻事实。不过，与先发展国家比较，后发展国家的环境污染显得更为突出和严重。针对环境这一公共物品，政府如何在环境管制和对环境污染管理中发挥有效作用值得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但同时，也离不开市场机制的经济功能与公民社会自组织的参与监督。排污许可证制度是实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制度，而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是整个排放许可证制度的一部分，也是整个排放许可证制度最先实施的一项制度。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自1985年在上海率先实施，然后国家环境保护局在1987年作为一项新的环境管理制度开始在部分城市试行，到1990年已取得了一些经验，后逐渐在全国推广。从时间上看，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从试点、推广到现在已快十五年了。考虑到沿海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水污染物排放的普遍性以及其对人们生存状态的严重危害性，因此，有必要对此类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以便发现问题寻找有关对策，并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与分析。通过描述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的现实，探讨排放许可证制度的演变过程，分析政府在水污染物排放管理中所起作用及其限度，呼唤市场机制的经济功能和公民社会的参与监督。[3]
一、排放许可证制度安排、现实困境与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因此，工业生产是发展经济的唯一选择。在农村，乡镇企业在充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充沛的资源与宽松的管理环境（包括税收、土地与服务费用方面的优惠等）过程中得以起步与壮大，城市也以发展重工业与化学工业为主，但经济发展的结果是自然环境的破坏与人们生活质量的下降。农村地区水污染特别严重，而城市地区受水污染困扰的同时，也面临着噪音污染、大气污染等，环境污染已经影响着城乡居民的身体健康与生存质量。这样，八十年代中叶以后，由于水污染、固体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和放射性污染等生产性污染大量出现，国家环境保护局为了扭转环境恶化的趋势，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先后制订了八项管理制度，其中排污许可证制度是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府环境管理制度。由于排污的种类较多，本文限定在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上。
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是当地环境保护部门根据排污单位申报登记经审核批准，发放排放许可证，并对排污单位进行监督管理的一项制度。1985年，排污许可证制度（主要是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下同）首先在上海、徐州、常州、金华等地试点，后来逐渐推广，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存在。
排污许可证制度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得到完善。这一制度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第一个基础是手段，通过浓度控制与总量控制的办法来测定排污总量；第二个基础是配套制度，排污申报登记制度和限期治理制度对排放许可证制度有直接的影响；第三个基础是侧重点的选择，饮用水源的强管制与一般水源的软约束。
(一）在手段基础上，排放许可证制度由单一的浓度控制向浓度控制与总量控制两者并存的测量方法转变
开始，排放许可证制度以浓度控制为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根据国家水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省级政府可以制定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浓度控制的优点是比较简单、管理方便，可以根据它的排放浓度来决定它对水质的影响程度。一般而言，排放浓度越大，对水质的破坏程度越大。因此，只要监测出排放浓度，就能计算出受污水质的损害程度。不过，这种控制方式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没有将污染源削减与水体环境目标相联系。实际上，污染源由于它们在地区上、时间上和排放去向及方式的差异，使其对水体环境污染的影响是不相同的。如季节因素影响。水质对浓度的稀释常受季节的制约，汛期时稀释快，一般情况下，稀释慢；二是浓度控制所确定的污染源治理方案不具有经济优势。在浓度控制的管理战略下，污染源治理方案是工厂达标排放的点源单独处理方案，没有考虑到污染单位的经济技术条件、生产规模和厂群之间的联系；三是浓度控制管理方式缺少针对性和灵活性，没有经济刺激作用。所有环境保护工作都围绕“达标”来进行，没有考虑到局部与整体、重点与非重点的区别。[4]由于浓度控制方法存在着上述缺陷，而且在实际管理中两个问题较突出：一是污染源达标，但水体继续恶化；二是按排放标准进行污染源削减，所需投资大，污染单位无力承担。因此，总量控制方法就提到了议事日程。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1988年颁发《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提出“在污染物排放浓度控制管理的基础上，通过排污申报登记，发放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逐步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1989年全国有60多个城市实行了以总量控制为基础的环境保护制度。1991年又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相继推出了行业总量控制、目标总量控制和容量总量控制为基础的不同形式的排放许可证制度。这样，浓度控制与总量控制并存的格局基本形成。具体的分布特点是：在区域上，农村地区以浓度控制为主，城市地区以总量控制为主；在排污单位大小上，小型排污单位以浓度控制为主，大型排污单位以总量控制为主；在污染源重点非重点上，非重点污染源实行浓度控制，重点污染源实行总量控制。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方式是根据环境目标的预期目的，事前测算出本环境目标所允许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再将污染物指标分配到各个区域并进行分散管理的一套管理办法。行业总量控制、目标总量控制和容量总量控制是总量控制的具体表现方式。1、行业总量控制。针对各地不同的工业行业，环境保护部门有选择地对重点行业污染物进行控制。如浙江平阳县，它的主要产业是制革行业，因此，环境污染控制以制革行业为主兼顾其他行业；2、目标总量控制。国家环境保护总量根据1995年的排放总量作为基数，每年设定比上年递减的排放量目标。总量控制的办法，首先在各省区市申报基础上，核定省区市排放量基数。经全国综合平衡，编制全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把“九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分解到各省区市，作为国家控制计划指标，然后由各省区市把省级控制计划指标分解下达，逐级实施总量控制计划管理。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是强化水环境管理的有效措施。为了保证水体质量，必须严格控制排放污染负荷量（即污染物总量），使其不超过自然环境的净化能力；3、容量总量控制。根据河流水质承受污染的最大容量来决定排污单位的排污量。
在实际环境管理中，目标总量控制是最主要的手段。但目标总量的制定可能与以下三个问题有关：第一，排污总量如何确定。如果按照每一个排污单位总量相加，就牵及到每一个排污单位排污总量如何测定的问题。在实际过程中，自动化的监测仪器还没有成批的使用，仅凭人工监测有它一定的偶然性。第二，水体纳污容量如何确定。排污总量与水体纳污容量有密切的关联，在测定排污总量之前，首先应该确定水体纳污容量。第三，排污总量该由哪级政府部门确定。主要在上级环境保护部门和当地环境保护部门中选择确定。由上级环境保护部门决定，主要考虑的是整个行政区域的排污总量，这样，在分配当地排污总量时可能会有高低之分，也会出现与事实不符的状态。如果由当地环保部门自行确定，在现行的平行管理体制（一级政府直接管理当地环保部门的体制）下难免会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的弊病。
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是建立在浓度符合标准与确定污染物目标总量控制和排污总量削减基础上的。这一制度的关键是确定污染物排放总量，分配污染物总量削减指标。另外，水污染物总量控制还应涉及到流域、区域水量水质、总用水量和排水量等诸多因素。
（二）在配套制度上，排放许可证制度与排污申报登记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紧密相联
从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的变迁情况表明，国家首先实施的是排污申报登记制度，这在《环境保护法》和《水污染防治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其次才开始推行排放许可证制度。可以说，排污申报登记制度是排放许可证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众所周知，排污申报登记制度不同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企业登记制度，因此，它的效力受到严重削弱。由于企业营业执照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的，因此，为了有效控制污染企业的“出生”，在实行“三同时”制度的基础上对某些污染领域采取一定的措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强饮食娱乐服务企业环境管理的通知》（1995年）指出：“新建、改建（含翻建）、扩建、转产的饮食、娱乐、服务企业，有涉及污染项目的，应按环境保护法及有关行政法规，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环境影响申报登记或审批手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审核企业登记申请和对企业的监督管理工作中，可以要求企业就污染及防治情况作出说明，发现有可能存在污染或已存在污染的，要及时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情况。”明确提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与环境保护部门合作，共同预防环境污染。但这些规定都建立在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合作顺利的基础上。温州市鹿城区采取与工商行政管理、消防、劳动、防疫等部门联合审批的办法，行使自己的环境污染评估权，效果良好。问题是，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执行这一方面的规定，可能出现办理营业执照或年检时环境保护部门无力干预的状况。而排放许可证的年审，不象工商执照年审那样有强制力。有的地方也尝试着另外的办法。从2000年10月始，杭州市环境保护局与市计委、经委、建委、规划、土管、工商等17家部门实行联合投资项目审批一条龙服务。杭州市将投资项目审批的政府部门安排在同一地点办工，也把环保部门纳入，这对环保部门的事前管理是有效果的，也便于处理好与其他职能部门，尤其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关系。当然，所有的制度都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最好的办法是，把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处理环保事务的有关规定，不仅仅体现在部门规章中，而且应在法律法规中加以明确。
不少排污单位在申报登记之前已经在生产，这在浙江温州、嘉兴的乡镇企业最为明显。当然，如果排污单位超浓度或超总量排放，就面临着罚款和限期治理的处罚。国务院的《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2000年）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根据总量控制实施方案，审核本行政区内向该水体排污的单位的重点污染物排放量，对不超过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发给排放许可证；对超过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限期治理，限期治理期间，发给临时排放许可证。在这里，已经将排放许可证制度与限期治理制度相联结。只有符合达标排放的排污单位，才能领取到正式排放许可证，而没有达标的排污单位处于限期治理阶段，只能领取临时排放许可证。
（三）在侧重点的选择上，饮用水源的强管制与一般水源的软约束
一般来说，一旦涉及到当地饮用水源的污染问题，各地都会采取强管制的方式，在城市地区，重点保护的是饮用水源。上海市政府对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十分重视，对水源保护区的198家重点企业全部实施了排放许可证制度。针对饮用水源污染问题，有的地区还出台了局部性水域的地方性法规。如1990年上海市通过了《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条例》。1993年2月杭州市政府《杭州市苕溪水域污染防治管理规定》，1996年杭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杭州市苕溪水域水污染防治管理条例》，规定：“污染物排放管理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环境保护部门根据苕溪水域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限值对排污单位核发排污控制证，排污控制证由杭州市环境保护部门统一制定。……对责令限期治理的，在限期治理期间必须严格按照排污控制证规定的要求排污；对责令停产治理的，在治理期间不得排污；对责令关闭的，应停止生产，吊销排污控制证。”在这里充分反映出对水源保护区实行的是强制性的管制，对排污单位的进入作出了禁止性限制，而对一般水源的管理，实行的是诱导性的管制，大都以收缴排污费和实施污水处理为主，属于软约束。这两种许可证在实际上是有严格区别的。前者管理力度强，涉及到居民的生活用水和社会的稳定，行政措施到位率高。而后者则没有这种要求，往往使管理流于形式。
在讨论排放许可证制度时，切不可忘记现实生活的残酷无情。在对浙江省有关市县调查后，人们发现许可证制度事实上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
一是严格按规章制度发放许可证的市县比例不高。在调查的八个市县中，就有五个没有按规范操作，见表一。
浙江省按规范发放许可证的有关市县分类（表一）
按规范发放许可证的市县 不按规范发放许可证的市县
温州、杭州、宁波 金华、嘉兴、海宁、瑞安、平阳[5]
二是发放许可证的数字与实际排污企业数差别太大。温州市（不包括区，只统计市本级）96年开始发放污染物许可证，97年到99年的统计数字包括正式许可证和临时许可证，共316个。据有关领导直观的估计，领取许可证的排污单位仅占排污单位总数的20%左右。那就意味着许多排污单位根本就没有到环保局领取许可证，但仍照样经营与生产。
三是有的市县根本就没有真正落实过这项制度。瑞安市从96年开始实施许可证制度，但只发放不超过40份的临时许可证，从97年到2000年间基本上没有发放过许可证。
当然，得出许可证制度“名存实亡”结论的更为充足的一个理由，那就是，现行的排放许可证制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排放许可证制度。排放许可证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制度变迁，使原先设计的制度安排发生重大的变化。
行政许可是指行政主体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经审查依法赋予行政相对人从事一般法律所禁止的权利和资格的行为。按照行政法的基本原理，结合排放许可证制度的实际状况，人们可以得出以下六个方面的判断：
1、许可应该是依申请事先批准，而不是事后核查。现行的许可证制度仅仅是一种事后同意，没有事先的批准。排污单位在水污染物排放之前根本就没有向环境保护部门提出申请，而只是在事中或事后才由环境保护部门消极被动地去监督，这在农村地区水污染物排放管理中尤为明显。
2、许可是一种赋予权利的活动，应该赋予相应的权利。但现行的许可制度没有做到这一点，排污单位没有合法的排污权。在实际过程中，国家只是默认这种权利而已。
3、许可应该是赋予的特殊性权利，因此，发放的许可证应该受到严格的数量限制。目前，环保部门所发放的排污许可证不受数量限制。
4、许可应该建立在审查手段确定这一前提下，而不能建立在不确定的结果基础上。从上述得知，排放许可证制度基本步骤有四：一是排污单位申报；二是当地环境保护部门审核批准；三是发放排放许可证；四是监督管理。其中第二个步骤审核批准的依据是什么，这很重要。排放许可证制度刚推行时，审核的依据是浓度控制，后改为总量控制。（农村地区仍是浓度控制）。但现在的问题是，在农村无法做到总量控制，只能根据浓度控制，即使在城市地区，其总量控制也难以确定每个排污单位到底排放了多少污水。因为现行的监测手段做不到这一点。这样，发放的许可证实际上是建立在审查手段不确定的基础上进行的。
5、许可是一种审批行为，因此，它会产生批准或不批准两种结果。作为行政许可，它以“禁止义务”的存在为前提。义务分两种：作为义务与不作为义务。禁止义务属于不作为义务。行政许可不是对一般义务的免除，而是对禁止义务的免除。如果没有禁止义务，也就无所谓行政许可。排放许可证应该以禁止一般单位排污为前提，如果只存在批准，不存在不批准，事实上就与政府确立许可证制度的本义相违背。
6、许可是一种要式行政行为，一般要求许可证有统一的格式，而排放许可证格式不统一。尽管国家环保局规定水污染排放许可证要有统一的格式，国家环保局也提供过统一的排放许可证的书面格式，但没有要求统一印制，结果，各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制作许可证格式。尽管许可证所反映的具体内容大同小异，但名称上就存在着不同。有的是许可证，有的是注册证，如浙江金华和嘉兴。
考虑到排放许可证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困难，无法真正按照许可证的要求来推行，所以，有关市县（如金华、嘉兴，包括下属县）在放弃排放许可证制度的同时，就发明了另外一种制度形式，那就是注册证制度。
注册证制度的基本内容如下：1、注册证制度规定，排污单位排污不需要由环保部门批准或许可，排污单位只是向环保部门注册，然后就表示排污单位的合法存在。这种注册实际上就是行政确认，而不是许可。许可是环保部门对排污单位申请的事先批准，而确认是事后同意。当然，其排污费、超标超量排放费仍要按规定交纳。2、由于环保部门对排污单位排放污水总量难以核定，因此，采取排污单位自报或环保部门根据排污单位用水量或用电量来折算出一个概率值。对于浓度控制的排污单位，浓度的比例由排污单位自测或环保部门抽检所获得的数据确定。3、根据排污单位申请或备案，环保部门就发给注册证，不受数量上的限制。也就是说，任何排污单位都可以拿到注册证。
通过以上的分析，结合许可证理论的规范与许可证实践的操作，我们认为，现行的许可证制度仅仅是一种注册证制度，没有达到由环保部门行使真正管理权力的状态。现行的注册证制度是水污染物排放管理最初步的管理，尚需依托相关的管理内容与规范，才能进入到真正的许可证制度。即制度变迁将呈现的趋势是：第一步，排污企业先注册，环保部门备案后就发给注册证；第二步，排污企业先申请，环保部门核实审查，再由环保部门批准同意或不同意核发许可证。可以肯定，这种许可证制度，一方面不完全具备规范性许可证制度的本质特征，但同时又具有许可证制度特殊的具体形式。这样，现阶段的许可证制度实际上属于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具有承上启下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二、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政府管制失灵
如何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世界各国有不同的做法。象日本和匈牙利实行的是“目的一元论”，这些国家的环境法律规定，环境保护法的唯一目的是保护人群健康。因此，一旦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总原则相抵触时，人们除了选择环境保护外别无选择。不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的“目的二元论”，即既保护人体健康，又促进经济发展。[6]
中国是后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把保护人体健康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但不管怎样，政府对于已经产生污染的企业管理来说，事实上仍走上了一条“先污染”的道路，沿袭着“后治理”的旧模式。
我国经济发展以粗放的外延发展为其特征，通过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实现经济的较高增长。因此，对于环境公共物品的自然保持只有一个底线，就是不以严重影响人们的基本生活和降低生活质量为界。各地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不论是损耗资源型的产品，还是损耗环境型的产品，只要能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率就能得到政府的鼓励与百姓的欢迎。
制度变迁的需求产生于内在变量与外在变量的双重作用。排放许可证制度的内在变量指制度本身安排及其存在的合理性程度，外在变量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所面临的社会生存与社会发展的压力。据上所述，排放许可证制度在内在变量方面已经存在着制度安排设计上和技术上的漏洞，外在变量上更与制度原设定的目标大相径庭。当然，任何制度都会出现不足，这是正常现象。“把制度搞正确是一个困难的、耗时的和引发矛盾的过程。这个过程既需要能在文化上被认同的规则，又需要有关于时间变量和空间变量的可靠信息。[7]”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尴尬，主要原因在于制度需求不足，制度供给困难，内在变量与外在变量发生变异，最终导致政府管制失灵。
（一）制度安排的需求不足。对排放许可证的需求不仅对排污单位来说没有强烈的依赖性，而且对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来说也嫌底气不足。
1、排污单位需求不足。环境是公共物品，任何人都可以享受，但没有人愿意承担治理成本。正如布坎南所言，每一个理性人，都是以获取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其宗旨和目标的。这样，针对水污染物排放问题，就排污单位本身而言，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只管排放而不管治理，只要获取所得，不支付任何成本，这是最佳的选择。不过，如果听任排污单位自以为是，为所欲为，那么，人类就无法再继续生存和发展，公有地的悲剧必将发生。[8]这时候，作为公共事物的管理者——政府被迫对环境污染进行管制，约束人们的生产与经营活动，保护环境。既然政府加入了对环境的管制，排污单位就被迫交纳相应的排污费和超标超量排污费，但排污单位的环境保护意识却没有相应提高，认为交纳排污费和超标超量排污费后，排污单位就已经履行了保护环境的义务，有的还对环保部门污染物申报登记工作不配合。1996年1月1日，湖北省环境保护局向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等16家企业事业单位发出排污申报登记通知书及排污申报登记表。3月1日又发出催报通知。各排污单位均逾期未报。湖北省环境保护局于1996年6月18日分别对各排污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其行为已构成“拒绝申报”，并分别对其罚款3000元。[9]
对治污设备的兴建也持消极态度。这与企业发展预期与贴现率高低有关。大中型企业与小型企业对预期与贴现率态度是有差别的。大中型企业对企业发展有较高的预期，因此，重点放在企业长远的发展利益上，不仅仅着眼于追求近期的贴现率。小型企业则有所不同，它对未来的预期收益评价较低，对自身的生产与经营状态没有长期的发展计划，囿于近期利益，因此，对近期的预期收益评价较高，这导致小型企业关心的仅仅是近期的贴现率，其直接后果便是这类企业行为的短期化。显而易见，大中型企业对兴建治污设备行动积极，小型企业持观望拖拉的消极态度。而且，治污设备的投入也是一笔较大的开支。据市场调查，自动监测设施，即便最低的国内产品也需要花费每台4万元，而且性能不稳定。国外的产品价格更高，每台10——20万元不等。比较而言，大中型企业对高性能的治污设备需求可能会迫切得多，对投入舍得花钱，财力上也能够承担；对小型企业来说，没有企业存在的稳定性需求，谈不上长远利益的考虑，而且购买价格不菲的设备，毕竟是一笔不小的成本开支，费用承担上较困难，这样，小型企业对自动监测设备的内在需求不足。
当然，低层次的排污单位对许可证临时应景式的需求还是存在的。如有的排污企业(在浙江省瑞安市)在从事国际贸易时，为了使外商感觉到它是合法企业，做贸易伙伴较安全可靠，出于这样的动机，才主动地向环境保护部门“索要”许可证。有的排污企业由于是“五小”企业[10]，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时需要环境保护部门的证明，企业才被迫来向环境保护部门申报。象这些需要许可证的，并不是治理本身的需要，而仅仅是在国际贸易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企业登记与年检压力下被迫领取的，是一种非自愿的行为。
2、社会公众的需求不足。众所周知，新办企业的产生在本区域内肯定会形成一定的资金流、物资流、人力流与就业流。随着生产、销售服务的规模化，运输业发达，带动了第三产业如饮食业、宾馆业的发展，有的地方还出现交易市场，如浙江温州皮革市场、绍兴柯桥中国轻纺市场、嘉兴皮衣市场等。很明显，当地排污企业在增加就业与提高经济收入方面对本地居民有较大的吸引力，因此，社会公众对环境保护方面的需求相对显得不足。尽管《环境保护法》中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不过，社会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程度与环境污染对生活造成的损害程度有密切关联。也就是说，对生活与生产损害程度较低，没有产生直观的副作用，社会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包容在容忍程度范围内。正像美国学者所言，人们如果被迫为获取生活必需品而不停地奔忙的话，人们可能无暇或无意顾及污染问题。可是，在生活逐渐富裕的社会里，教育水平、生活条件和个人利益直接损害程度都会有助于引起人们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11]一旦无法容忍或直接损害了个体利益，有关居民首先就会与排污企业交涉，如果交涉无效，就会考虑投诉，向环境保护部门或新闻媒介或通过区长热线、市长热线等投诉，反映社会公众对环境污染的不满，有的提出制止污染或索赔要求。
不管怎样，从总体上说，不论是排污企业，还是生活在污染源区域的居民，都对排放许可证制度缺乏足够的认识，也对排放许可证制度的有效性感到怀疑。
3、政府需求不足。政府与制度存在着一定的依存度。政府需要制度来维护秩序，而制度又需要政府加以完善与落实。但在实际工作中，政府与制度间并不是系统平衡的，有时政府可能会出于主观上的原因，对制度建设本身显示出需求不足。在环境保护领域，相当多的一级政府或环境保护部门对环境保护制度缺乏需求，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没有直接自身利益需求。刚一开始发放排放许可证时规定可以收取一定的成本费，一般每本收取20到30元不等。成本费中应该既包括印刷的成本费又内含发放的劳务费，而现行规定不能收取此类成本费。这样，不仅许可证印制的成本要由环境部门内部承担，而且连劳务费也无法获取，对环境保护部门来说，失去了发放许可证的利益冲动。
二是怕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和官员升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将经济建设作为其中心工作，只有到“九五”时期才将可持续性发展作为政府工作目标的一部分，不过与经济建设相比较，还是处于主流与支流的关系。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制度安排，凭借其较大的影响力左右着政府收入与分配状态，直接关系到资源的有机配置效率。对地方政府来说，这种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制度安排创造的机会大大超过因创造这些机会而支付的单纯经济成本，则被认为提供了净利益，而不考虑环境成本，或忽视环境成本。相反，由于保护自然环境，而没有出现经济的有效发展则被认为是引起了净损失，在经济发展中往往处于劣势。在评价政府管理行为时，众多政府较多地注重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国民生产总值和居民生活水平程度。据统计，乡镇企业在温州市工业经济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1997年全市乡镇工业总产值达819.2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1242.40亿元）的65.94%。[12]这对温州市政府来说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财政税收来源高度依赖乡镇企业，没有乡镇企业的发展，就无法保证政府管理所需庞大开支的财力支持，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往往又是污染大户，影响当地水、气资源环境。如果一旦关停大量污染企业，对当地税收会有较大冲击，而且对当地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也会有负面影响，这是地方政府所不愿看到的结局。从这方面观之，地方政府对环境污染所采取的被动消极态度不足为怪。
其实，在一级政府与环境保护职能部门之间，对环境保护的态度不可相提并论，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环境保护部门出于职能动机的推动往往会采取一些措施治理污染，但一进入一级政府层面，阻力就会逐渐增大。根据《环境保护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关停并转的权力在一级政府，而不在环保部门。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事业单位，能够采取限期治理措施。由于限期治理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措施，而且还有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对排污单位影响较大的，法律规定了较具体的报批程序：中央或省级政府直接管辖的企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中央或省级政府决定；市、县或市、县以下政府管辖的企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市、县政府决定；对经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事业单位，责令停业、关闭，由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政府决定。一般来说，环境保护部门对治理污染有强烈的职责意识，但一级政府可能会过多考虑地方经济发展和政府官员升迁的因素。[13]因为，在中国政治权力安排过程中，越来越反映出一种趋势，那就是地方政府官员的提升与当地经济发展是成正比例关系的，地方经济发展了，地方官员升迁和进京做官的机会就会增大。这是中国地方政府从传统的“服从中央型”向现代“政绩显示型”转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而且，环境保护部门在一级政府组成部门中的排名相对较后，其行政地位不高。在中央政府中，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属于国务院的直属部门，不少地方政府环保局在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排名序列中也较后。温州市政府有45个局级机构，市环境保护局列15位。一级政府对环保不够重视以及环境保护部门地位较低由此可见一斑。鉴于一级政府掌握着限期治理和关停并转的批准决定权，所以水污染严重而得不到有效治理，或治理后又回潮的，其责任更多的应该在一级政府上。也就是说，政府需求不足的主体首先应该是一级政府，其次才是环境保护部门。
（二）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
制度变迁的供给依赖于制度设计的“成本”以及寻找可选择目标的知识基础。设计制度的政府，尽管环境保护意识观念在逐渐增强，但在制度安排上仍缺乏周全的思考，甚至正是由于这种制度安排上的某些缺陷，使整个制度出现较多的弊病，无法在实际执行中产生出高效率。
1、法律规范供给不足。我国由于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状态与环境污染程度存在着较大差别，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能一刀切，只能对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作出规定，不可能涉及到非常具体的细节。现较突出的问题是，能够对各项具体制度安排产生较大影响的基本制度没有从法律法规上得到保障。《环境保护法》与《水污染防治法》都没有具体规定许可证制度。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规定“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依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申报登记。”这可以理解为是排放许可证的低级形式。[14]1990年12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提出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逐步推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放许可证制度。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工业污染源监测管理办法》（1991年）中规定：“对企业发放或更换‘排污许可证’时，对其所申报的污染物排放设施和处理设施必须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环境监测站的核查监测合格，否则，不予发放或更换。”国务院于1989年批准并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明确规定，排污许可证制度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另行制定。这是对《水污染防治法》的一个重要补充。显然，国家法律法规对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的规定几乎是空白，但作为行政规章的规定还是有的。国家环境保护局总《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1988年）规定：“在污染物排放浓度控制管理的基础上，通过排污申报登记，发放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逐步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并在该办法中第一次把“排放许可证制度”单独作为一章来规定， 1990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下发排放水污染物许可证和申报登记表的通知》提出排污单位在排污申报登记的基础上，向当地环保部门申请排污许可证。1993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开发区污染物排放要实行总量控制与集中治理。在总量控制的原则指导下，对开发区内新建项目污染物排放实行合理分配，并积极推行排放许可证制度。直到2000年3月，国务院在《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上才有新规定：“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向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提交《排污申报登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根据总量控制实施方案，审核本行政区域内向该水体排污的单位的重点污染物排放量，对不超过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发给排污许可证；对超过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限期治理，限期治理期间，发给临时排污许可证。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制定。”不过对于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的规定，不像《固体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中明确规定实行许可证制度。[15]这样，就产生两大问题，一是行政法规没有法律的权威性，在执行中可能会遇到困难；二是对许可证制度的规定缺乏操作性，没有具体的步骤与措施。国家立法主要针对的大型企业，对小型企业的操作性与有效性显得差一些。而且，对地方环境保护部门来说，仅有国家和政府的法律法规不行，应该有地方性法规来保证它的实施，以加强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的力度。目前，省一级有关许可证制度的地方性法规没有出台。
2、配套的技术规范供给不足。环境保护法律规范需要通过制定相应配套的技术规范来实现。如环境保护制度的建设项目“三同时”审批，就涉及到大量的技术规范；环境噪声污染源防治与规划布局空间距离有密切关系；水污染物排放去向与受纳水体不同，对技术标准要求有别[16]。目前，国家环境保护部门单一性的技术规范已经大量存在，但相配套性的技术规范有机衔接的较少。环境保护制度这方面技术规范供给的不足，容易产生执法上的随意性和制度本身的不严密，使环境保护制度缺乏操作性，易使基层环境保护部门在实践中无从着手。
3、排污收费标准供给不足。由于现行收费标准大大低于治理设备运行费用，远离经济价值规律，失去经济手段的惩罚作用，不利于对污染的有效控制。
4、政策规范供给不足。为了有效抑制污染恶化，一方面需要政府采取严厉的管制办法限期治理污染严重的企业，另一方面应制订配套政策规范，大力发展质量效益型、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的环境保护产业或企业，实现环境资源与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的优化组合与高效利用。目前，政府对环保产业或环保产品生产企业支持与扶植不够，又无法做到优化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反映出政策规范供应的严重不足。
三、对策措施：政府管制、市场机制与公民社会有机一体
对水污染物排放管理问题，政府应该健全法律规范，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同时，又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通过经济收益与成本之间的核算，用市场机制的办法完善排放许可证制度，同时，要加强公民环境保护意识的教育，通过有效手段调动社会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当然，仅仅凭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单一因子无法彻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只有使政府管制、市场机制与公民社会三者的有机合作，才能从源头、源流和终端三者上真正解决水污染物排放问题。
（一） 健全法律规范
为了提高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的权威性，加强制度的严肃性，应由国务院颁布《排放许可证制度条例》，对有关重大制度作出具体的安排。地方尤其是省级政府或省级人大也应制定相应的《排放许可证制度条例》，以规范本区域内排放许可证制度的具体执行与落实。
（二）制订严密而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
1、针对大中型企业与小型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差别政策。对大中型排污企业，政府可采取提供低息贷款或无息贷款等措施支持它购置自动监测设备，尽量购买性能稳定、监测准确的设备。对小型排污企业，政府可采用区域排污集中处理的办法，如平阳水头镇兴建的大型污水处理中心，集体分摊相应成本。同时，考虑到小型企业的排污量和浓度的测算存在着不稳定的情况，环保部门可以模拟体育比赛常用的兴奋剂检测手段——“飞行检测”进行监测，以体现公平性与公正性，一旦查实有关排污企业有超标超量排放的，应加重处罚。
2、提高排污收费标准。环境管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环境污染的控制。按照谁污染谁负责承担成本的原则，这些污染者应该支付由它们的污染而产生的额外处理成本。对排污单位一定要在经济上采取严厉的给付政策，提高排污收费，尤其要提高超标超量排污的收费，使环境污染成本逐渐做到内部化，使排污终端制度安排有所成效。[17]
3、实行有偿且限额发放排污许可证。对自然环境而言，污染单位越多，对环境的破坏作用越大。政府既然在排污的终端规定了相关的收费制度，那么在排污的始端也应该作出限制进入的安排，以保护环境不受过多污染单位的侵扰。这种限制进入制度安排可以体现在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的有偿且限额发放上。政府可以通过竞拍的制度安排，使排污许可证从一开始就内含价值，获取排放许可证的排污单位应支付相应的成本代价，而且获取时也不是无限获取，应该有限发放。这方面可以参照城市出租车运营投放数量限制办法，用竞拍方式来决定其价格。
4、探索排放许可证的交易制度。既然排放许可证是一种排污权，那么，它也就是一种产权，就可以按照市场法则进行转让或拍卖，政府只能在制定交易规则上加强管理，没必要在排污权的交易价格上进行干预。排污权的“成交价格必定界乎高成本与低成本之间，这样的价格必定能被双方都接受，而且双方都通过排污权的交易获利。所以排污权的交易不必由政府从中撮合。”[18]目前，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会同美国环境保护基金（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USA）合作，在辽宁省本溪市和江苏省南通市开展排污权交易的试验。杭州市也有意向进行这方面的试点。由于排放许可证发放时没有收取资源使用费，这样，许可证交易后所得的归属问题就成为人们争论的话题。这实际上涉及到资源初始分配权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排污单位获取排放许可证后，就获得了它的所有权，因此，交易后所得应该归属出让方；另一种观点认为，排放许可证发放是资源配置权的发放，通过发放活动，使排污单位优先拥有了资源，但排污单位拥有的仅仅是资源的使用权，不是资源的所有权。鉴于排污单位在领取排污许可证时没有付出任何初始的成本，因此，交易后所得应该归排放许可证发放的政府所有，交易后所得也是国有资产的一部分。浙江金华某县级市于2000年下半年进行了这方面的试点，一化学工业公司欲购买一化工企业的排放许可证，其价格是每吨排污量为5万元，共6吨，计30万元。由于环境保护局领导班子调整，再加上交易后所得归属棘手，一下子难作决断，这一交易行为只得作罢。可见，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已经在迫使政府管理部门尽快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出发，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排放许可证交易之路，妥善处理好许可证交易所得的归属问题，从而产生既能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增加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投入资金，又能使许可证转让方有利可图，启动市场的逐利动力，促使市场发展活力的效果。
转贴于 （二） 确立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的监督制度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明智的政府的积极促进，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经济进步，……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政府给经济生活带来灾难的例子，以致于要写满几页警惕政府参与经济生活的话也是很容易的。”[19]这一段话告诉人们，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尽管有其积极作用，但其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产生副作用。实际上，政府在环境保护过程中的作用也是特定的，不是无限的。市场机制只能发挥经济本身的作用，无法解决人们观念的调整与弥补排污许可证制度本身的缺陷，再加上环境资源公共物品与行为外部性两大特点，市场价格只能反映局部性私人成本，不能充分反映全部整体性成本，这样，导致经济行为失去制约，产生市场失灵。
为了矫正两者的不足，需要充分发挥公民社会能动性的参与特点，加强对环境污染单位个人和群体的监督，利用公民社会的自主力量，确立起公民社会参与环境保护的监督制度，弥补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的不足。
这方面的监督制度随着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活动的开展已经在部分城市中逐渐形成。如浙江富阳和杭州先后于2000年、2001年开展环境违法行为公众有奖举报制度。根据杭州市环保局2月12日的有奖举报通告（第一号），市民对环境违法行为举报踊跃。据最新统计，环保有奖举报中心已接到举报电话279件，属“工业企业水污染有奖举报”范围的有23件，已查明18家单位为污水超标排放，处罚金额总计约37万元，已有10位举报人领取了1000元的奖金。[20]考虑到政府管理人员少和管理手段的局限，无法及时了解排污单位的违法信息，同时，公民关心公共事务需要时间、精力甚至包括金钱上的投入和开支，因此，推行有奖举报制度有利于解决政府管理不力与公民参与不够之间的矛盾。通过这一制度进一步促使公民关心环境保护，关心社会，提高公民自治与自律的能力，弥补政府治理不足，推动政府积极主动地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总之，通过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的考察，我们认识到环境保护制度是一项政府管制制度，它可以在适度的范围内获取最大效果，但这种效果是有限度的。可以说，不仅是环境保护制度本身存在着缺陷，而且政府管制本身也有失灵的地方，甚至这种失灵比市场失灵的后果更严重和更可怕。这就需要借助市场机制本身的力量来弥补政府管制的不足。事实已经有力地证明，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最终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只有凭借社会力量，即通过公众群体的努力，才能使环境保护真正发挥出社会自主的力量。环境保护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应尽的职责，同样也是应尽的义务。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权监督污染单位的排污行为，督促政府采取措施使排污单位做到污染成本内部化。
通过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多方努力，并且实施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政策措施，才能使环境保护制度真正趋向成熟。
注释:
[4] 祝兴祥等编著：《中国的排污许可证制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5] 这里暂且将与发放许可证不同名称的发放注册证的金华、嘉兴列入不规范分类中。规范是指能够按照有关规定每年正常发放许可证的，包括临时许可证，若有一年没有发放，就算不规范。
[6] 王灿发编著：《环境保护四法一条例诠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7] [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0页。
[8] [美]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3页。
[9] 国家环境保护局政策法规司编：《中国环境保护法规全书》，化学工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页。
[10] “五小”指小制革、小电镀（小炼焦）、小造纸、小印染、小化工。
[11] [美]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决策》，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78页。
[12] 温州市1999年软科学研究项目：《温州市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经济损失研究》专题之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研究”，温州市环境保护设计科学研究院（1999年12月）。
[13] 瑞安市1999年限期治理时，准备关闭三个电镀企业，但上报到瑞安市政府法制局后迟迟不见回应，最后不了了之。
[14]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秘书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环境与发展研究室编：《中国环境资源政策法规大全》，中信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9页。
[15]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规定，“确有必要进口列入前款规定目录中的固体废物用作原料的，必须经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审查许可，方可进口。”“从事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必须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16] 金华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金华江流域水环境季节容量的研究”（总量控制研究课题鉴定、排污许可证试点工作验收材料之四），1990年5月。
[17] 茅于轼：“造路用地和排污付费”，《中国21世纪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琼斯基金会、天则经济研究所，1999年9月。
[18] 茅于轼：“排污权交易”，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网站，1998年7月15日。
篇3
我国目前流域水污染问题严重，因此，要采取相应措施解决这一问题，文章首先对我国流域水污染环境治理现状做了深入分析，并对造成环境水污染存在的原因做了具体介绍，从而为我国流域水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提供重要参考建议。我国目前水污染综合治理存在的问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水污染治理控制制度不完善，水环境区域差异明显，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过快，无法提高流域水污染治理效率，两者无法相协调等，因此，要按照相关规定加强我国水污染治理，坚持分区域治理的基本原则，对区域治理各个部分内容做具体介绍，制定流域水污染治理发展战略，为我国流域水污染治理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关键词：
中国；水污染防治；流域管理；战略对策
1流域水环境污染综合防治战略存在的问题
1.1流域水环境污染治理制度不完善
流域作为整体水文循环单位，同时也是人类活动起源，汇入到整个河流干道中，有利于保护水环境以及水生态系统。流域同时也是完整的管理单位，集中了人类多种活动形式，体现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矛盾。尤其是水环境治理问题，涉及到多种污染体，因此，加强水流域污染治理这一问题亟待解决。美国早期就明确了水污染治理这一概念，尤其注重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体现，在把握水流域基本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以及水生态社会子系统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相互作用，还要对水生态系统发展制定整体规划，加强水生态系统建设保护，制定水流域综合治理计划，这些保护有利于解决部门内部冲突，矛盾问题，有利于加强流域水环境治理效率。采取这一水污染治理措施注重保护水污染治理完整性，重点解决水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严格控制水污染温度以及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地标物质组成结构等，还有土壤物质组成，针对区域生态发展存在的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充分发挥好专家以及研究学者力量，为解决流域水污染问题提供支持。
1.2缺乏对水环境特征区域差异的研究
各个流域水环境承载力存在很大差异，对各区域造成的水污染程度不同，因此，解决我国流域水污染问题，要对流域进行划分加强管理，美国针对这一问题，早期就制定了水生态区域划分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水环境管理效率。对于水生态系统流域监测站点选择上、针对水生态系统污染问题制定恢复标准，有利于为流域水环境治理制定TMDL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我国地域面积广阔，各地域水环境特征不同，目前，我国并未建立完整的水流域治理机制，无法准确判断水流域环境承载力以及生态环境发展状况，尤其是水环境治理难度大，保护措施有效性不强。
2我国流域水环境污染防治的控制原则
2.1污染物质的分类控制原则
面对我国流域水污染存在的问题，要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流域水污染治理效率，并对污染物特性以及其他各个方面进行具体划分，做好分类，优化污染质结构，对污染物进行有效分解，制定污染物治理化学指标，按照污染物特性，将其划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一啊不能污染物，一种是特殊污染物；按照水污染物自身性质将其划分为淡水、海水、人体健康污染物；按照污染物因子特性，将其划分为两种形式，保守、非保守物质，在以上总结过程中，针对污染物特性提出具体控制要求。
2.2污染控制的分区原则
我国流域面积广阔，各地区水环境差异明显，因此，要根据各个地区水流域具体情况来制定不同发展战略，保护水文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生态系统水体功能差异划分为几种形式，也是建立水污染控制体系的重要参考依据，有利于保护水体发展环境，加大水污染物控制制度。其中，水资源分区将水文循单元作为重要依据，将其划分为几种形式，主要为了呈现水文完整度，尤其要把握污染物转化规律，有利于加强水质管理，划分水生态区则是按照流域生态特征，包括土壤植被等多个要素，主要是为了对水体进行分类，这一方法是为了判断水体生态性质以及水体生态基本标准，有利于为水体生态安全提供重要参考依据，了解我国水环境管理能力差异，把握好流域尺度、平衡人类发展需求的主要区域管理方式。流域水环境功能包括三个等级，矛盾区、一般功能区、最高层次区，划分为多个功能管理区主要为了提高流域水质量，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水环境功能过程中，需要制定冲突协调机制处理区域冲突，协调各个区域水质矛盾冲突问题。
3结束语
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水污染的复杂问题，就必须实施流域污染控制策略，在流域尺度上开展系统性、综合性、前瞻性的水污染控制技术体系研究，重点在于转变传统的污染控制理念，根据流域地理、水文气象、生态一致性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开展全国水环境生态分区方案研究，根据不同区域的水生态系统类型特征与水环境特征，提出不同分区的污染控制要求，从而为污染控制目标的分解提供支持，以水环境生态分区为基础进行污染负荷的计算和管理。
参考文献
[1]吴舜泽，夏青，刘鸿亮.中国流域水污染分析[J].环境科学与技术，2000，89（2）：1-6.
篇4
（一）水污染问题是影响湖南发展的关键因素
纵贯湖南省境内的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水”和“八百里洞庭”的水资源，造就了历史上的“湖广熟、天下足”，是湖南省的生命之源。然而，因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大，以及一些人为的破坏，特别是随着湖南省工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城镇化加快以及在此过程中相应的预防、保护、治理措施不到位，使得湖南省的水污染问题日渐突出。
2007年环境监测中心在全省主要江河上设置了水质监测站点132个，监测河长5540公里，比2006年增加监测河长1154公里。根据监测及分析，全年Ⅱ类水质河长1481公里，占监测河长27％；Ⅲ类水质河长2479公里，占监测河长45％；Ⅳ类水质河长410公里，占监测河长7％；Ⅴ类及劣Ⅴ类水质河长1170公里，占监测河长21％。污染河段主要超标项目包括粪大肠菌群、总磷、氨氮、挥发酚、石油类、溶解氧等因子。这说明湖南省局部地区水环境严重污染的局面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遏制和治理，水资源保护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二）投融资问题是湖南省水污染治理的关键
水环境是湖南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要花大力气彻底解决湖南水污染防治工作。目前湖南省水污染治理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加强环保部门对工业污染企业排污的执法监察；从行政角度加大力度进行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保证运营；加强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和生态农业建设。水污染治理和水环境的保护本身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工作，湖南省的水污染防治，属于典型的跨地区水域污染治理，面临的问题较为复杂，资金投入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水污染防治的投资渠道及治污工程运行机制的不完善，是湖南水污染治理发展的制约因素，是“水瓶颈”。
二、湖南省水污染治理投融资现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的水污染治理投融资机制正发生结构性变革：单一的筹资渠道逐步转变成多种渠道，单一的投资主体逐渐为多元化投资主体所取代，我国水污染治理的投融资机制呈现出多渠道、多元化的格局。
（一）湖南省水污染治理投资现状
湖南省水环境污染治理投入2003年为516013.88万元，占省GDP5010.95亿元的1.03％，2004年为722419.4万元，占省GDP5612.26亿元的1.29％，2005年为899138.8万元，占省GDP6468.64亿元的1.39％。经省人大提议，湖南省2005年到2007年实施的“环保3年行动计划”，省政府在3年内对省内水环境实施92个重大环保整治项目，三年里投资287多亿元。
（二）湖南省水污染治理融资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湖南省的城市污水排放量和生活垃圾产生量也日渐增加，预计到2010年，全省县城以上城市年污水排放总量将达到20亿立方米，生活垃圾年产生量将达到1000多万吨。而目前湖南省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难以满足污水和垃圾处理的基本需求，为解决这一矛盾，湖南预计投资186亿元，力求到2010年，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8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全省规划出“十一五”环境治理重点项目共154个，总投资达325亿元。为解决湘江流域7市污染问题，“十一五”期间，湖南省拟安排在湘江流域的环境治理重点项目有108个，总投资244亿元。此外，为加大对工业污染最集中、最严重的长株潭地区污染防治力度，“十一五”期间，拟在长株潭地区实施环境治理重点项目36个，占全省项目总数的23.4％，总投资149亿元。十一五期间是湖南省环境建设的重要期间，投资需求大。目前，湖南省水污染治理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以下方面：中央财政投入；湖南各级地方财政投入；污染企业环保投入，我国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及水资源管理相关法规对企业污染治理的强制性规定，便利污染企业的治污资金形成了水污染治理资金来源之一；排污费收入；国际贷款。
三、湖南省水污染治理投融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资金总量不足，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由于水环境保护历史欠债多，各水域环境质量要达标，需加大投资力度。水污染治理资金缺口量大，其主要原因有：
1、融资渠道狭窄。受“环保靠政府”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水污染治理融资渠道单一，还是政府唱主角，市场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资本游离于市场之外，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地方财政和排污收费。地方财政受各种因素制约，投入不足，远不能满足污染治理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排污收费项目单一，标准偏低，收费资源流失严重，收费金额很有限。
2、融资机制落后。水污染治理的投融资机制应该与经济体制相协调，这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主要依靠市场化手段解决水污染治理的投融资问题，已是公认的大势所趋。但目前水污染治理项目的投入机制基本是延续计划经济体制，政府预算资金和预算外资金仍然是其融资的主渠道，环境保护市场化程度明显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
3、融资权责不分。现行的治污投资体制没有明晰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环境责权和环境事权，没有建立投入产出与成本效益核算机制，没有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和“使用者付费”原则，污染治理责任过多地由政府承担，企业和个人免费使用环境资源、环境公共物品和环境设施，没有或过少地承担相应的责任、成本和风险。
（二）治污投资效率低，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管理体制改革滞后
水污染治理设施投资及运营效率总的来看还是不尽人意的，其主要原因有以下方面：
没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民营企业参与水污染治理投资的良好市场竞争机制。在水环保基础设施领域，长期以来，我国采用的是政府投资建设、事业单位管理运营设施的模式，这种政府垄断模式从制度上排挤竞争，缺乏效率。
污染治理的社会化程度低。在工业污染治理方面，大部分污染企业都是自己建设处理设施，自己运行管理，较少考虑通过委托合同方式充分利用社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效应，让专业化企业治理污染。由于规模不经济原因，中小企业采取“自己建设和运营设施”的分散治理模式也导致了投资效率的低下。而与此同时，我国环境保护服务业的发展又没有及时跟上，没能为工业污染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转提供良好的外部营运环境。
四、解决湖南省水污染治理投融资问题的对策
“十一五”期间湖南省水环境质量的改善，关键取决于水污染治理投入能否及时到位，为此必须疏通已有投资渠道，开辟新的资金来源。
（一）积极探索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加大水污染治理资金总量
“十一五”期间是湖南省环境保护的重要时期，投资需求量大，环境保护投资约占同期GDP的2.42％。只有建立基于市场的多种投融资渠道，形成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负担环境保护费用的格局，才能满足环境保护的需要。
1、建立多元化的融资形式。发挥环境财政的主渠道作用，继续加大国债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环保的投入力度，并重点解决跨行政区的水域污染治理问题，从水域尺度统筹资金使用在加大政府对环保财政投资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区域水环境保护专项基金、从事环境保护的企业优先上市发行股票，以及企业的股份合作等形式，实现多元化的环保融资机制，使政府投资和社会融资相互结合、互为补充、扩大环境保护的资金来源，解决目前环保资金紧张，投入不足的问题。
2、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各级政府要把环保投入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除环保专项资金外，各级财政安排的环保治理等经费要逐年增加，并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同时，各相关部门要积极争取国债和其他资金用于环境保护。企业要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加大环保资金投入。落实工业污染治理的主体责任，以推进污水处理、垃圾处理产业市场化为突破口，加快环保投融资体制改革，积极吸引国内外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和社会资本投入环境保护事业，形成政府主导、市场推进、多元投入的格局。多元化、社会化环保投融资体制的建立，将改变目前政府作为环保主要投资主体的局面，为国内外的企业及个人、金融机构、投资公司、政府等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巨大的投资市场。
3、形成多样化的投资方式。在多元化、社会化的环保投融资体制下，为各类环保投资主体创造了多样化的投资方式和服务方式，不同的投资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选择直接的投资方式或间接的投资方式，也可选择两者相结合的投资方式参与环保投资。这样有利于环保企业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二）建立、健全水污染治理投资的市场机制，提高资金运作效率
1、明确污染治理市场化的法律地位。尽快修订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明确“谁污染、谁负责、谁付费”；“谁污染、谁付费，谁治理、谁受益”，明确工业企业可自己治理污染，也可委托专业化的治污企业来治理污染，明确排污企业和治污企业在污染治理中的相关法律责任。污染治理市场化后，针对不同的委托方式，都能找到法律的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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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水污染；现状分析；治理建议
中图分类号：X131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水污染一直是困扰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人员的主要问题，各级部门也在水污染治理方面不遗余力，希望能真正解决水污染问题。实践证明，只依靠行政命令来控制和缓解水污染问题是绝对不够的，要实现水资源的持续利用，提高水体质量，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我们应用新理论和新方法，开展全民、全面的水污染治理计划。
一、城市水污染概况及其危害
城市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过度膨胀导致我国水资源严重紧张，据环保部门调查显示，我国城镇每天至少有1 亿吨污水在没有处理的情况下随意排放。目前，我国90%的城市水域受到了严重污染，50%的水源已经不符合饮用水的标准，40%的水源不能饮用。
城市水污染主要有两个源头，首先是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废水;其次是城市污水排放和处理设施落后，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导致大量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进入水体，造成环境污染。我国各城市中有用的污水处理厂数量甚少，且主要集中在大型城市，这导致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率低，全国的污水处理率仅为20%。城市中排水管道网络建设落实，开展实行雨、污分流制的排水系统只占全部排水管网的44.5%，大量污水直接流入河流，成为城市主要的水体污染源。在居民住宅区，没有统一完善的粪便、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很多都是以栋为单位，经化粪池初步处理后直接排入沟渠，然后进入河流湖泊，使水质富营养化，水体丧失自净功能。
伴随着水污染的加剧，很多安全事故也不断涌现。2007 年5 月，太湖蓝藻爆发造成江西无锡市数百万群众饮水危机；2008 年，南方雪灾过后，广州白云区白沙村的居民饮用受污染水而中毒。一系列的水污染事故都表明，解决水污染依然任重而道远。
水污染不仅影响工业，农业，还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一方面，城市污水会腐蚀工业设备和器材，影响产品的质量，另一方面还直接危害人体健康，给我国经济造成较大损失，所以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二、主要污染源及其特点
城市的生活污水主要来源于生活用水和工业发展排放的工业废水。在生活污水中，洗涤用水和厨房污水占很大部分。而且在城市中，生活区、商业区和办公区都错综复杂，特别是餐饮洗浴行业更是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这些污水都在没有经过处理的情况下排入水环境，所以我国城市污水呈现出数量大、范围广的特点。每当遇到雨水天气，特别是特大暴雨或洪水到来之时，大量的污染物被冲进河流，一些有毒物质以及居民的生活垃圾等都会造成地表水的严重污染。
三、水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
良好的水环境对工业发展和人们生活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在水污染防治方面，虽然我国已经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也取得了较大成就，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3.1 城市水污染治理技术有待提升
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在污水处理技术和污水处理意识方面还不够强，很多城市甚至还没有污水处理厂，即使有的在污水处理技术方面也不够完善，效率和质量都十分低下。而且，不同的城市，污水处理技术也不一样，在发达城市，他们采用了十分先进的污水处理技术，比如北京和上海等地区，污水处理工艺十分先进，包括AB、改进的A2/O、CAST 以及其他形式的SBR 等，这些地方的污水处理技术甚至比一些发达国家还要领先。而一些相对落后的城市在污水处理技术方面则也表现的十分落后。
3.2 城市水污染治理的政策亟需完善
污水治理必须有相关政策的支持，而政策的制定也必须从我国城市水污染的现状出发。目前，单一的污水集中处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不仅会造成成本的大幅度增加，更会使整个处理过程复杂化。集中处理将消耗更多的电力，造成资金的严重浪费。而且我国的污水排放标准和水环境质量标准存在严重脱节的现象，加上目前的污水收费制度已经不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了，所以完善城市水污染治理的相关政策显得越来越必要。
3.3 城市水污染和安全事故呈现逐年加剧的趋势
据统计，我国城市买年有200 亿立方米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放到江河湖海中。如果这些数据加上农村地区的污水排放量，那将是更加庞大的数字。随着农村地区城中村改造的不断推进，很多农村逐渐向城市转变，这就造成城市水污染的不断加剧。而且，一些大型的工业靠近居民区，工业废水给人们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水污染事故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四、城市水污染的防治措施
4.1 因地制宜，建立行之有效的污水治理模式
城市污水治理的重要思路就是要做到因地制宜，结合城市发展现状。所以，针对城市水环境的污染源，需要坚持集中控制和分散治理相结合的原则。对于生活污水就需要集中治理，而要促进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就需要采取分散处理的方式。
4.2 完善制度，促进水污染治理科学规范运行
美国的《水污染法》对水环境和污水排放标准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而我国在制度建设方面也亟需加强。首先，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法律，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对我国水环境加以保护；其次，需要建立水污染惩罚机制，对企业发展过程中造成的水污染制定严格的标准，如有违法按照标准进行惩罚；再次，需要完善监督制度，鼓励广大市民共同参与到水污染处理工作的监督中去，促进工作的有效推进。
4.3 加强宣传，提高全民节约用水意识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所以在水污染治理方面，需要采取多种途径，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市民的节水意识，并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到水污染治理中去。在一些小城市中，各级政府也要注意开源节流，严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促进水资源的良性循环，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4.4 运用经济手段，促进水污染治理的市场化
现阶段，我国排污收费制度还不是特别成熟，收费过高会引起企业的不满，收费过低则达不到有效的防治作用。所以，在污水处理收费方面，需要加大改革步伐，不仅要界定污水处理企业成本核算的范围，而且要形成有效的经营机制。努力做到专款专用，通过有效措施推动城市污水处理的正常运行。在生活污水方面，则需要遵循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合理收费。
4.5 大力开发污水处理技术，完善城市排水系统
传统的污水处理技术不仅运行复杂，而且成本较大。所以，必须加大科技投入，研发高效低耗的污水处理技术。在污水处理厂建设方面，必须控制数量，提高质量，在节约成本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提高城市污水的处理效率，并做到有效防治。此外，在城市排水系统方面，市政建设需要采取合流制和分流制相结合的方法，在居民集中区采用分流制排水系统，确保城市污水的合理排放。
五、结束语
在积极的宣传和教育引导下，我国居民对环境保护，节约使用水资源，控制污染方面有了很大进步，而保护城市水环境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因此，只要我们不断努力，将会看到我国水环境的改善，社会环境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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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做好渭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提出的用三年时间使渭河水质变清和《市渭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三年行动方案（-2014年）》文件精神，结合市渭河流域污染防治-2014年目标责任和我市实际，现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治理目标
1、2014年底渭河流域水质控制目标
在生态基流保障的前提下，渭河干流段水质基本达到Ⅳ类（即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30毫克/升，氨氮1.5毫克/升），实现水质基本变清。
2、2014年底在上游水质达到控制目标的前提下，渭河干流断面水质基本达到Ⅳ类，胭脂河按照新区规划确定的功能区达到水功能区划要求。
二、主要任务和措施
（一）严把项目准入
严格项目准入，坚决杜绝不符合产业政策和高污染企业落户，禁止审批印染、造纸、果汁等高耗水、高排污项目以及污染严重的化工企业。
（二）坚决淘汰关闭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高污染企业
坚决淘汰关闭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高污染企业；淘汰工艺落后、耗水高、难治理的企业；对无能力进行污染治理、达标无望的排污企业坚决予以关闭。对已停产多年的造纸完善相关关闭文件，年年底完成关闭工作。
（三）抓好工业污染防治和管理
在不断加强污染源监管的同时，积极督促重点排污企业对现有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对已完成污水升级改造工程的兴包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废水深度处理、提标改造工程、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综合废水治理工程、市晁庄实业公司屠宰污水处理及配套设施工程，年月30号完成验收；督促华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年4月开工建设污水升级改造工程，力争年月底完成进行调试运行。对新建、扩建涉水企业，严格执行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对不能按照《黄河流域（段）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达标排放的企业，依法实施限期治理，挂牌督办。
市城市污水处理厂一期除磷脱氮提标改工程已进入调试运行，力争年月30日通过竣工验收。二期工程正在与投资方洽谈，力争年4月开工建设。2014年6月建成投入调试运行。
（四）加强畜禽养殖监管，切实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加大配方施肥推广力度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减少不合理施肥，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示范推广发酵床养猪技术，降低养殖过程中污染物排放和单位能耗。实施农村沼气工程、有机肥加工示范工程建设，推广养殖场、养殖小区建设。重点解决畜禽粪便污染带来的环境问题，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的无害化、资源化利用。
市星光良种猪繁养殖有限公司生猪养殖，粪便和秸秆无害化加工工程建成营运，年6月完成项目验收；市赵村桑园兴农奶牛养殖场粪便和秸秆无害化加工工程目前正在可研和环评阶段，力争2013年5月开工建设。
三、保障措施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切实摸清底子。为保证渭河三年变清行动的顺利实施，市政府成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主管领导任副组长，市环保、水利、住建等部门和单位为成员的渭河三年变清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召开渭河段三年治理行动工作会议，全面传达贯彻落实省、市相关文件精神，并结合实际，制定印发《渭河段三年治理行动实施方案》。同时，组织骨干技术人员力量，深入企业和沿渭镇办，进行拉网式排查，彻底摸清查实全市水质排放达标现状，掌握第一手资料，为渭河水质治理提供详实可靠依据，确保水污染治理工作扎实开展。
二是强化源头治理，严控污染增量。严格落实排污总量控制、排污许可等“源头防治”制度，坚决杜绝“两高一资”和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落户，切实做到增产不增污。按照“财政投入、市场运作、社会融资”等资金运作模式，积极督促企业大力实施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工程，确保企业实现稳定达标排放。全力加快农村面源污染治理进程，大力推行农村垃圾规范化处置，积极实施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有效遏制农村水质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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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水污染的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进步，但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水污染治理中应采取哪些有效措施，本文从政策、组织、制度和措施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1水污染防治存在主要问题
水污染存在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经济快速发展使水污染防治压力增加，我们国家近些年经济增长保持在9％，经济总量的扩大，经济增长很快，水污染量也增加，我们在环境保护方面这些年来得到很高的关注，加大了投入，但是投入的增长和我们经济发展的增长不成正比的，尽管做很大努力，做了很大投入，但是最后水污染增长的趋势并没有完全得到控制，这样对水污染的压力也不断增加。第二，由于管理体制和技术因素的制约，对水环境执法力度不足，现在有一些企业并部分做到达标排放，这里面主要一方面由于管理体制存在的原因，多头的管理，通过这几年改革，政府体制改革在不断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体制改革大家知道是要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方面影响的有技术方面的因素，同时也相对设施不配套等因素，导致了执法力度不足，有相对部分企业没有达到完全环保要求，得到有效的治理达标排放。第三，这些年经济发展过快，在基础建设材料包括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所以在能源这方面开发加大特别在水利电力方面现在开发力度也比较大，为了满足能源的需求，加大能源的开发，尤其水利的开发，导致过多的开发对大江大河造成生态破坏。第四，运行机制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不充分，特别是在公共环境保护方面，没有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要进行水务市场的改革，要以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对污水和垃圾处理这个市场要实施产业化，虽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是整体上看还没有起到主导作用，这是发展的一个总趋势。
2水污染治理的目标
根据我们国家环境保护的需求和我们经济发展的水平，确定水污染防治的总体目标。在水污染防治方面，到2010年重点地区的环境质量要改善，污染排放要得到有效控制，这一方面是投入，一方面是管制，重点行业污染排放强度要明显下降，城市集中饮用水的水源，农村饮用水的水质，和地表水质和近还水质有所好转，地方水超采及污染趋势减缓。我国家水资源开发量大，对水资源要求很高，确实对水资源带来很大压力。具体目标是，到2010年我们国家113个环境保护的重点城市，污水处理要不低于70％，到2010年十一五期间要增加到70％以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60％，所有设市城市的污水处理也要60％的目标。第三我们重点防治的领域，城市水污染防治重点行业化工、轻工，造纸等等，其次是饮用水水源，国家正在组织对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的调查，通过调查提出引用水源地的保护和污染防治的政策和措施，第二方面三河三湖，这是国家重点的水源，还有松花江，三峡水库，黄河小浪底以及上游，以及南水北调水源以及沿线，还有渤海重点海域和河口，要加强对海洋污染的治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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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和2007年的太湖流域水污染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广泛关注。就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而言，《水污染防治法》、《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相继出台。但是以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实践观之，现状不容乐观。究其原因，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及相关制度不完善是主因。鉴于此，从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现状为出发点分析我国相关立法及法律制度的不足，并在借鉴英国泰晤士河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
流域跨界水污染；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制度；法律对策
中图分类号：
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08017102
1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显著。2007年的太湖流域水污染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广泛关注。
太湖是我国的第三大淡水湖，位于浙江省和江苏省的交界处，北临无锡，南滨湖州，西接宜兴，东临苏州。2007年5月29日，太湖水污染事件爆发，无锡市发生了饮用水危机。5月28日，据无锡市南泉水源厂的工人表示，从太湖引来的水中的溶解氧含量于当天晚上就开始下降了，太湖无锡水域水体大面积发黑、发臭。5月29日，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到六月份初，蓝藻事件带来的影响才逐渐消除。
若对2007年这起太湖流域污染事件进行深入的分析，便能看到我国对流域水资源的管理以及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等方面均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于我国的流域管理，相关部门仍是不能明确把握流域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在实际管理中，相关部门未能将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两种管理模式相结合，不能很好地调动流域和区域两方面的积极性；在立法方面，重视实体性的立法而忽视程序性立法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得实体法与程序法“一长一短”，造成了实体性立法不能发挥功效的局面
为贯彻对流域水资源进行全面的保护以及对流域跨界水污染进行预防的理念，应该对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立法现状进行全面的分析以及对不完善之处进行修补，需要思考这些问题：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立法体系的不完善之处？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完善相关立法的缺陷及提高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效果的对策又有哪些？
2我国关于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立法现状
对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立法现状进行分析，较为贴切的方法是以两个不同的角度作为出发点，其一是将现阶段的法律体系、制度与过去的法律体系、制度进行比较，其二是对我国现阶段具体的水污染防治情况加以考察。通过这两个角度可以较为清晰、透彻的了解立法基本现状及其实效。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水污染问题，1996年我国修订实施了水污染防治法。进入21世纪后，我国在立法层面上对于水资源的保护更上一层楼。第一，立法目的和原则规定为：“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饮用水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得其更加的鲜明；第二，从内容上看，我国不断地完善法律体系缺陷，继而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环境保护法》、《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第三，从管理体制上看，相关部门根据流域的特点，提出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对我国的流域水资源进行了较具特色的管理，且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归纳而言，立法对水污染防治机制的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立法体系、体制的完善对水污染防治机制的进一步改革尤为重要。
虽然我国在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的水污染仍较为严重。第一，相关管理体制仍存不合理之处，流域管理机构缺少“硬性”职权，只具备“软实力”；第二，在法律体系层面上，我国紧缺在刑法上对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进行管理的法律条文，使得进入刑法领域的流水污染事件少之又少；第三，制度的不完善较为明显，首先是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其次就是制度执行机制不完善。
归纳而言，我国较之过去的立法有“质”上的进步，但是立法上的完善不是能一蹴而就的，现阶段立法仍存在很多急需完善的地方，若忽视这些不完善的“点”和“面”，这些“不完善”将严重阻碍我国对水资源的保护。所以就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现状而言，我国在流立法上较之20世纪90年代的立法来说的的确确是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是较之于水污染的现状来看，我国立法完善的脚步仍没有跟上水污染逐步加重的速度，以至于水污染的治理仍难以在实质上取得成效。
3我国对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的不足
对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的不足在上述已略有介绍。将我国的立法现状与相关部门的执法管理、水污染防治效率以及其他层面相结合进行分析，可以清晰看到我国水污染防治立法上存在的不足之处。
3.1中国流域跨境水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尚不健全
在水污染突发事件频发的近几年，存在一种怪现象，即我国对水污染事件责任人的刑事制裁方面的法律严重缺位。据国家环保部门的权威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水污染突发事件呈与日俱增的势态，但是进入司法领域的水污染事件却很少，加上我国刑法对这一层面所涉程度较浅，导致以犯罪的名义进入司法程序的水污染事件少之又少。宜兴市人民检察院的5名检察官写出了长达5万余字的课题调研报告。他们认为：“刑法的立法现状与我国将水当成‘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质元素’的地位很不相称。”
3.2中国流域跨境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尚不完善
第一，我国对水污预防和水污染治理的做法，有主次颠倒之嫌。《我国水污染防治》规定，水污染防治应该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然而实际情况却与此前所提规定大相径庭。较多水污染突发事件在水污染预防阶段的人力、物力投入较造成水污染事件后的人力、物力投入相比可谓是冰山一角。这一现象的产生仍要归因于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若是在水污染产生之前加大水污染预防的力度，如持续有效地对企业的排污进行管制与监督、真正意义上推行污染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那么水污染突发事件的出现的概率必定会大大降低。
第二，我国对水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缺乏与时俱进的特点。我国现行的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包括环境影响评价、排污收费管理、重点水体总量控制、水污染限期治理以及其他基本制度。相对于外国而言，我国目前水环境监测网络不完善，公众参与制度不健全，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的实施仅限于重点水体，对于小打小闹的企业排污并没有严格的进行监督以及其他之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因此我国需要从流域跨界水污染的现状出发，对我国的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
3.3中国流域跨境水污染防治立法技术存在不科学之处
对于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总体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但是在立法技术上的表现来看，我国立法技术仍出于较低水平，立法技术不科学，使得水污染问题的处理以及预防的效果都被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与国外的立法技术进行比较不难发现我国的立法技术存在着较多不完善之处。首先是立法技术上存在着缺乏公众参与的问题，公众参与往往能提高立法的科学性，提高公众参与程度能够使得对水污染问题的解析更加透彻。第二是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地方立法质量比较低。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分别从实际情况出发实施颁布了各式各样的地方性法规等，但是这些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往往不能从流域的整体性出发对流域水污染起到防治的作用，使得水污染的防治效果不佳。
4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的法律对策
通过对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立法现状的分析、其不足之处的论述以及对松花江事件和太湖流域水污染事件的了解，得出的结论是：我国急需相应的法律对策来应对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律层面的缺陷，使水污染突发事件频发这一现象得到控制。
第一，完善水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是“有法可依”的需要。上述对刑事立法严重缺失为例说明，我国对于水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上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应该更加具体的增设跨界水污染问题产生时在承担责任这一领域的相关法律，促进我国解决“跨界水污染问题难以进入刑事领域”的怪现象。现阶段我国以《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为核心。但是仍是停留在这一单薄的立法体系上尚不能有效的处理所有水污染防治问题。所以我国应该根据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现状和需要，建立健全的流域水污染防治法律体系，这是遏制我国流域水污染恶化的一个基本对策。第二，提高立法上的主动性。《水污染防治法》的最新修订是在近几年层出不穷的重大水污染突发事件导致饮用水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往往水污染问题的产生能够使得相应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出现，采用这种“水污染进”则“法律进”，“水污染停”则“法律停”的现象实为不合理。针对这种情况，我国的立法机关在立法上应该放长眼光，既能对已经出现的跨界水污染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从而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第三，合理完善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执行机制。在水污染防治中不难看到这种情况：各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忽视整体利益，在水资源保护实践中互相推脱，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职责。为应对此种情况，完善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执行机制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立法层面上对各部门给予明确的职责，充分调动各大流域管理机构的积极性，一改以往流域管理机构只被赋予“软职能”的消极被动局面，使得这些作为派出机构的流域管理机构能够发挥其真正的职能，从整体上提高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执行水平。第四，须在立法上规定：流域作为一个独立整体的对象。其因在于分割了流域的整体性势必会导致流域的管理出现混乱的局面，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如几个区域之间就跨界流域水污染问题有不同意见时，可能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情况，使水污染问题的及时解决遭到阻碍。为防止流域水污染进一步的加剧，我国应该采取立法的形式确定流域的整体管理，不然很难对流域的水环境状况进行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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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区域水污染 水资源保护 河流污染
一、跨区域水污染治理概述
（一） 跨行政区域水污染治理的含义
水污染是指水体因某种物质的介入，而导致其化学、物理、生物或者放射性等方面特征改变，从而影响水的有效利用，危害人体健康或者生态环境造成水质恶化的现象。水的流动性使水污染常常跨越多个区域，造成多区域水环境遭受威胁。本文所指的跨区域水污染是指因河流的跨区域性，在上下游水的流动性，引起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政区域的水污染。
跨行政区域水污染治理的特点：
1.后果危害面广
因河流的流动性，污染的速度不仅加快，而且使受危害的面积逐步扩大，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理，那么会给污染源和河流下游遭受巨大损失。
2.恢复原状困难
这是水污染的最本质的特点。河流有自身的自净能力，一旦超过了自净的界限，那么仅仅靠国家对其进行修复和改善，不仅需要的时间长，资金大，而且效果还不是特别明显。
3.流域的客体性
蔡守秋教授认为；“水资源的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地表水以河流、湖泊的形式呈地理结构状汇集，并由此形成巨大的网络系统。一定的自然江水区形成流域，一个流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不同的地理单元与水资源的特殊结合使流域呈现出多样性，一个流域一部法律是古老的国际河流法留下的箴言。水资源的流域特征既是水资源管理的基本前提，也是水资源管理的巨大难题。流域是自然形成的，而当今的行政管理区域都是因为行政的或者社会管理的需要而划分的。流域通常被人分割为若干行政区划，而在这些被分割的区域内部又有若干个水资源事务的部门，他们似乎分工明确，责任分明，但实际上这些被分割的行政区划内部以及各部门间的所进行的与水资源开发利用有关的决策与行动，往往缺乏流域生态系统的综合考虑，各自为政，以邻为壑，权利竞争激烈，从而导致一场又一场“共有的悲剧”发生。”
二、我国跨区域水污染治理现状
（一） 我国解决跨区域水污染治理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第五十六条：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发生水事纠纷的，应当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有关各方面必须遵照执行。在水事纠纷解决前，未经各方达成协议或者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在行政区域交界线两侧一定范围内，任何一方不得修建排水、阻水、取水和截（蓄）水工程，不得单方面改变水的现状。第五十七条：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应当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像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八条：跨行政区域的水污染纠纷，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者由其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在《水法》和《污染防治法》中关于对跨区域水污染纠纷的治理的规定是有一定的区别，并未统一。《水法》认为先是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才可用政府裁决，向法院。而在《污染防治法》中的规定只限于协商解决。
（二） 流域管理机构在跨区域水污染的治理中的尴尬处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十二条指出：国务院水行政管理部门在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设立的流域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流域管理机构），在所管辖的范围内行使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授予的水资源管理和监督职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在这一条中，既赋予了流域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职责，又赋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管理和监督职责，可是并没有明确如果两者的政策发生冲突时，应当怎么办。而且，流域管理部门放眼全流域的利益，而政府只着眼于自身的发展，两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相当之大。第五十六条：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发生水事纠纷的，应当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有关各方面必须遵照执行。在水事纠纷解决前，未经各方达成协议或者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在行政区域交界线两侧一定范围内，任何一方不得修建排水、阻水、取水和截（蓄）水工程，不得单方面改变水的现状。第五十七条：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应当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像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这两条水纠纷解决处理中，也并未显现流域管理部门的职责。这不得不说对于流域管理机构在跨区域流域管理中适时充当着“打酱油”的角色。
以太湖流域为例，在1984年太湖流域管理局挂了水利部和环保局两块牌子，实行双重领导，具有综合执法功能，该局每年可以根据太湖的水量和国家有关法规要求，计算出太湖可以容纳的排污总量指标，但是太湖流域管理局只能上报水利部，并通过部里反馈给环保总局，没有权利对这个总量指标进行分解执行，更谈不上督查。
（三） 政府在面对跨区域水污染纠纷中所扮演的角色
政府作为一个行政区域的“家长”，时时盼望着自己的“孩子”更强大，更富有，所以在面对各种能给本地区带来利益的机会时，紧紧的抓住这些企业的“手”。为了本地区的GDP增长，为了能提高自己的政绩，对于“三高”企业，尽情的放开各种优惠，一路绿灯让他们畅行无阻。然而在这背后所造成的一系列环境危机，他们却可以拿环保局问事，由于省市县各级环保局是当地政府的职能部门，环保总局不掌握人、财、物，根本难以控制各级政府因为追求GDP绩效和财力因素而对环保的漠视。对于环境问题，由于各个地方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出现“公用地的悲剧。”如处于河流上游的地区禁令，不允许当地厂商将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向河内排放，并投资购买污水净化设备，以保证河流不受污染，但他无法阻止下游地区成为该项行动的受益者，因而下游地区可以在上游地区以高成本维持河流无污染的情况下无偿享受清洁河流带来的利益。在此情形下，上游地区对治理河流污染必然不会充分投入，同时还容易产生地区间的矛盾及冲突。如2002年7月初，淮河安徽段蚌埠阐向下游江苏境内的洪泽湖泄洪，囤积在安徽、河南境内的大量工业污水，也一同被排入淮河，下泻洪泽湖。供水所过之处，鱼、蟹、虾、河埠大面积死亡，昔日清澈的湖水变成黑褐色，不到一个月，洪泽湖、金湖等地的环湖特种水产养殖专业户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一亿元，致使不少养殖户倾家荡产。
三、我国跨区域水污染现状的完善建议
（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健全法律法规
我们应该客观的面对法律法规中存在的问题，加强法律法规的完善，进一步树立和落实以绿色GDP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
（二）打破区域限制，加强流域管理机构的职能。
一条河流要经过多个行政区域，每个行政区域都对河流有管理监督的权利，必然会造成为己私利的混乱后果，所以在流域的管理上应当加强流域管理机构的职能，在法律法规中有所体现，使流域管理机构有强硬的管理和监督权。
（三）完善国内跨流域河流水污染防治立法
应尽快制定我国统一的河流污染防治基本法，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各个流域形成一个系统完善的河流水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以达到各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有法可依，依法治理的目的，从而避免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跨行政区域的水污染纠纷处理过程中法律适用所带来的冲突。
（四）加强区域环评制度
在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中的评价范围仅仅局限于规划和建设工程，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是环境影响评价的一种，不仅仅是着眼于行政区域的评价，也应当包括流域中环境评价，对于一个将要建设的项目，应当对流域所流经的区域都进行环境评价，尽能力着眼于全局，以减少为了本地区的利益而实施破坏环境的行为。
结语：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跨区域水污染问题所凸显的问题日益严重，区域性的环境问题没有得到好的解决就会演化成全国性的生态安全问题，而且环境治理的成效对河流沿岸的居民及用水居民的生活质量有重大影响，所以健全国家法律法规势在必行，加强流域管理机构的职能以及加强区域环境评价制度是加强我国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在多重主体的努力下，希望我国跨区域水资源的管理日益完善，跨区域河流的水资源情况日益见好。
参考文献：
[1]蔡守秋.环境与资源法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04.
[2]唐亚林.从行政分割到区域善治：长江三角洲区域政府合作模式的创新.政治与法律.2008，（12）.
篇10
【论文摘要】随着黄河泥沙的不断淤积和发展过程，形成的黄河三角州，是我国三大江河三角州之一，是我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所在地，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自1961年开始的石油勘探开发，揭开了三角州发展的序幕，使黄河三角州成为我国著名的石油、天然气工业基地。目前石油天然气开采和石油化工工业是黄河三角州地区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但也是“三废”污染大户。随着工业的发展，造成的河水污染已相当严重，所以提高污染防治能力，逐步改善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的局面已成为当务之急。
把黄河水污染治理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性任务来抓，确保认识到位、领导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污染治理到位。是解决三角州地区水环境综合治理的关键。
一、黄河三角州水体环境质量状况
（一）黄河东营段概况及水体质量
黄河东营段左岸自利津县南宋乡，右岸自东营区老于村西入境，流经利津县、东营区，由垦利县东部清水沟流路注入渤海，河道全长188公里。黄河是东营市最大客水资源。1950～2005年，黄河利津水文站年平均径流量为219.38亿立方米，年平均输沙量为8.36亿吨；年内分配不均匀，汛期（7-8月份）径流量约占50％以上，非汛期径流量不足50％，枯水期正值用水高峰期径流量极小，有时甚至断流，对三角州地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及生态环境改善造成一定的困难。为此，黄河水利委员会加强对黄河水量的统一调度，已经实现了黄河连续8年不断流。所以，研究黄河水资源现状及存在的水环境问题，提出控制污染保护环境的有效对策，对黄河三角洲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水资源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二）三角州地区水体质量
黄河水质较好，根据东营市环境监测站黄河利津水文站断面检测结果显示，除黄河特有的悬浮物含量较高外，绝大多数检测项目均在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88）三类水质范围内，达到饮用水标准。另有化学需氧量超过五类水质标准，石油类污染严重等，说明黄河三角州地区水质虽好，但已受有机物的污染。一是地面水污染以有机污染为主，其中有机污染物中CODcr、BOD5和石油类超标率100％，挥发酚超标率也达90％以上；二是工业污染源附近的地面水污染严重，主要是下游造纸厂、化工厂等工业废水的排入，使水质变坏；三是三角州地区地面水污染的另一个特点是进入客水中携带大量污染物，主要以小清河为主，小清河接受济南市和淄博市的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加上齐鲁30万吨石化厂污水直接排入，进入东营市区后，综合污染指数已超过四类水质标准的30倍以上，水质严重污染，主要污染物以CODcr、BOD5和石油类为主。使黄河入海口本来优质的水质，已多次出现赤潮，对海水养殖造成了严重危害。
二、黄委实施八次调水调沙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最近几年，经过前7次调水调沙，黄河下游河道主河槽河底高程平均下降1米，最小行洪能力已由1800立方米每秒提高到3720立方米每秒；2008年又成功地实施了第八次调水调沙，进一步扩大了黄河下游主河槽行洪排沙能力，成功塑造小浪底库区异重流并排沙出库，成为自2002年以来历次汛前调水调沙中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排沙量与下游河道通过流量最大的一次。此次调水调沙还首次实施了生态调度，增加了河口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的淡水补给。黄河下游花园口以下河段共冲刷泥沙2007万吨。 本次生态调度共向河口三角洲湿地自然保护区补水1356万立方米，核心区增加水面面积3345亩，入海口附近增加水面面积18475亩，河口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恢复效果明显：一是通过向河口三角洲湿地人工和漫溢补水，湿地水面面积增加，有利于保护区植被的顺向演替和鸟类栖息地功能的恢复与改善；二是增加了河口地区地下水的补给量，提高了地下水位。在距河岸4公里的范围内，生态补水后，地下水位提高幅度在0.02-0.65米，有利于防止海水入侵，减轻盐渍化；三是增加了滨海的淡水补充，有利维持近海水域合理的盐度，并输送了大量的营养盐，对河口近海地区水生生态环境的改善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四是在河口地区鱼类洄游和产卵关键期塑造适宜的径流过程，为河口地区鱼类的洄游和产卵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五是大量泥沙进入河口地区和近海口洪水漫溢，加快了三角洲造陆过程，有效促进三角洲湿地植被的顺向演替。
三、 水污染控制措施
（一）加强管理突出重点强化总量控制
按照东营市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黄河三角州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重点保护好黄河水资源，并允许排污河道达标排放污染物和工业废水。严格控制好有机污染源，特别是对CODcr、BOD5和石油类这三个参数应重点控制，突出重点，加强排污总量控制的检测与管理，加大对总量控制断面的监督检测的频次，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开展污染点源的总量控制检测与论证，这样可以督促企业加强污水处理设施的管理。
（二）加强人员培训提高检测能力
充分利用国内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仪器，建立好东营市城市环境检测网，健全检测机构，充实硬件设施，加强人员培训，提高检测能力。同时要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实施清洁生产工作及清洁生产人员培训。积极探索三角州水污染治理新思路、新手段、新机制。
（三）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工业污染源排放达标
首先各企业要搞好治理方案的论证和筛选，选择科技含量高、运转费用低、工程投资少、运行管理方便、设备寿命长、战地面积少的污染治理技术。其次要把污染治理和生产、经营放在同等位置，严格按照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山东省南水北调工程沿线区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扶持企业治理水污染若干政策的通知精神和山东省环保局制定的《全省重点企业监管办法》、《全省城镇污水处理厂水质监管办法》等办法实施检测与管理。为进一步规范对三角州地区重点污染源和重点水环境的监管，通过建立自动监测体系和建立人工检查监测制度，有效地控制偷排、超排现象，促进环境质量逐步改善。要逐步落实“治、用、保”并举的综合治污思路。“治”，即污染治理，是包括结构调整、清洁生产、末端治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面源污染治理、清淤疏浚、环境管理等在内的全过程污染防治。“用”，即水资源循环利用。对治理后的水主要通过工业、农业和城市管理进行充分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废水排放量。“保”，即生态修复与保护。主要是建设人工湿地，充分发挥环境的自净能力，改善生态环境。
（四）强化“三建”、“四严”把住新污染源生产关
“三建”，即加强污水处理厂、水质自动监测站和执法机构建设；“四严”，
即严密监控重点企业、严厉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严格审批建设项目环评、严肃追究环境违法责任。切实把转变经营增长方式、产业结构调整与解决结构性污染结合起来，优化资源配置避免低水平重复发展。做到污染严重的项目不上，资源浪费严重的项目不上，效益差的项目不上。引导企业发展科技先导型、质量效益型、资源节约型等无污染和少污染的企业。完善新上建设项目审批制度，凡是对环境有影响的一切新建、扩建、改建技术改造和区域开发项目，都必须经环保部门按规定的程序报批，凡达不到国家环保标准，超过排污总量的，一律不得投产和使用。从源头上治理新污染源生产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