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的演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制度的演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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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住房金融制度 演变 中国经济 增长

一、住房金融制度的一般理论

住房金融制度的具体含义有广泛的层面也有狭义的层面，具体来说，在广泛的层面上讲住房金融的具体含义就是与所有的住房建设、流通、消费等一系列经济活动都有关联的货币信用、货币的流通还有就是货币的结算等等各个有资金参与的活动。在狭义层面上来分析我国的住房金融，首先在具体的融资对象上来看与广义就有所不同，他指的是只包括一些非盈利性质的住房参与机构，但是不包括其他的主体，狭义的住房金融指的是居民通过对房屋的购买所发生的一系列的资金的融通过程。

二、我国住房金融制度的具体演变

（一）我国的住房金融制度初次产生（建国初期至八十年代初期）

从我国建国开始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我国的具体经济体制一直实行的是大一统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的特点也就决定了为了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相应的金融体制也必须适应特点达到高度统一，换句话说这种大一统的经济体制其本质就是一种垄断经济的形式，当然在具体的银行体系上也是垄断的，全国只有一所银行，下设分行共同形成了我国的银行体系。这样就将全国上下所有的信用贷款全部集中在了中国人民银行这一所银行，最终导致我国经济的信用形式非常单一、信贷资金的具体运用范围也是非常狭窄的，在当时的这种经济体制下，银行的信用贷款只是针对企业的发展贷款，而对于住房方面来讲，银行的作用仅仅是起着代缴房租和划拨建房资金的出纳作用，没有一点融资效用，并且住房根本不属于当时的经融领域的范围。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末期，在8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实行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且逐渐的将金融制度大统一的格局打破了，分设了很多银行，这样就使得金融制度得到了很大的改革，将金融制度的选择性范围扩大了很多为住房金融制度的形成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前提条件。

（二）我国住房金融制度变迁的初期阶段

从八十年代初期一直到1998年，这一段时期是我国住房金融制度的初期发展阶段。首先在八十年代初期至中期这一阶段是我国住房金融制度开始形成的阶段这个时期随着相应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的相应的住房制度和一些金融制度也在不断改革，为了满足适应住房建设体制的变化然后以推进住房制度的改革，形成了商品住房的信用贷款业务，有中国建设银行承担相应的信贷业务，资金是由国家财政划拨的。从八十年代中期至1993年我国初步的将住房金融制度的经营管理体制进行了确定，将住房金融对主让制度改革的经营方向进行了确定，当然也产生了很多相应的住房金融机构例如住房合作社、负责房地产贷款的信贷部门等等。再者就是住房公积金的建立，首次提出是在上海，住房公积金是一种长期缴纳的住房储蓄金，缴纳的时候有单位和个人分别承担。

（三）我国住房金融制度的初步建立阶段（1994年至1998年）

在1994年，我国将住房制度全面进行改革，从而相应的住房金融制度也相应的确立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还有就是将政策性的信贷业务和自营性的信贷业务进行了详细的区分，最后是个人用于住房消费的贷款政策的具体实施办法，这些都极大的促进了我国住房金融制度的进行。

（四）我国住房金融制度的探索创新阶段（1998年至今）

从1998年国务院明确提出将住房的实物分配制度取消，逐渐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开始，大大地规范了房屋交易市场，伴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不断加强。我国的住房金融制度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进，主要是一些银行的消亡和合并，还有就是中德住房储蓄银行的建立，这是按照国际运行的惯例来建立的住房储蓄银行，再者就是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不断深化改革，公积金制度逐渐变得完善，还有住房抵押贷款制度之间变得完善了。

三、住房金融制度的演变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极大的贡献

（一）促进了我国的房地产经济的发展

住房金融经济地改革使得我国房屋的交易市场变得越来越规范化，越来越使得购房变得简单，特别是信用贷款业务和公积金制度的建立，为我国居民的购房需求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而大大刺激了购房消费，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二）住房金融经济的改革带动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

住房金融经济的改革促进了住房消费的同时，使得我国房地产经济不断发展，促进和带动了相关的餐饮业、旅游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使得多方面的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住房金融经济制度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是每一次演变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发展至今，我国住房金融经济的制度已经变得相当的完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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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情景感知；空间变换；情景推荐；深度学习

中图分类号：TP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302（2017）03-00-03

0 引 言

在物联网[1]不断发展的今天，智能家居作为重要应用，诸多知名科技公司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产品研发和方案探索[2]。现有的产品和解决方案都依照家居产品的智能化来搭建智能家居，而实际上传统家居环境导致智能家居只能停留在电器等少部分智能产品上，无法达到智慧家庭的程度，全方位的智能体验和个性化、差异化服务推荐是未来智能家居的研究重点。情景感知（context-aware）[3]的出现正好解决了用户个性化需求和系统智能化、人性化推荐的问题，因此，情景感知在未来智慧家庭的构建中必将起到关键作用[4]。研究情景感知有很多方法[3-6]，本文提出利用空间变换理论构建的情景感知模型具有明显的简洁性和较高的实用性，引入深度学习[7]作为情景推荐算法模型使得情景感知应用服务的推荐更有效、更匹配。

1 情景感知的空间变换理论框架

以本体为基本元素，特征和服务为集合空间，构建本体服务模型，情景感知可以根据本体元素所处的情景信息提供服务，这些情景信息包括本体元素的偏好、本体元素设置的参数、本体元素的历史记录（即习惯）以及传感器所感知的环境参数等。我们把为本体元素提供的所有应用服务和信息看作一个空间集合S，将本体元素的偏好、设置的参数、本体元素的历史记录以及传感器所采集的数据看作一个数据集合D，所有本体元素作为一个元素集合N，本体元素所处情景看作一个空间集合P，那么情景感知系统提供服务的过程可以用如下表达式表示：

S=MDS {D （NP）} （1）

上式中的MDS代表一种映射，表示相应本体元素的数据集合D，即数据和参数通过MDS的映射获得系统最终的服务。MDS所代表的空间变换概念是这个理论的核心关键。

就一般而言，MDS所代表的推理和映射属于直接在服务应用上完成或者在服务应用和某些中间模块上协同完成。这就要求底层传感器构架清晰，情景信息的数据特征非常明确。但实际上采集到的情景信息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数据，特征也很模糊，所以我们引入一个中间变量，类似于神经网络中的隐含层，将底层传感器与应用层服务分离，通过中间层过渡，使整个系统模型趋于稳定。我们把引入的中间变量设为C，将C看作预设情景的集合。上述（1）式可用如下两式表示：

S=MCS （C） （2）

C=MDC{D（NP）} （3）

式（2）和式（3）中的和分别描述了两部分的内容，这样就将传感器所关心的情景信息与服务所关心的情景信息进行了区分，更好地将用户本体所处的情景进行分析和推理，与预先设定的情景相匹配，从而达到更精细、更有效的服务推荐。

2 情景层次的划分

在实际的情景中，本体所处的情景具有复杂性，我们将情景按照底层传感器采集的信息和上层应用服务所处理的信息把本体情景分为低级情景信息层和高级情景信息层[5]，按照情景的基础度和复杂度，可把低级情景看作细粒度情景，高级情景看作粗粒度情景，应用服务更多的是关心粗粒度情景。比如“房间温度高”，这是一种模糊而概略的信息；而底层传感器更关心细粒度情景，比如“此刻房间温度28.5℃”，是一个具体而精细的数值。在具体的情景中，底层数据的描述详细而零散分布，上层服务更多是通过模糊的不确定性自然语言来判断情景的匹配度，因此需要将底层的细粒度情景转化为上层的粗粒度情景，提供给顶层的应用服务进行本体服务推荐。情景层次划分如图1所示。

将式（2）和式（3）展开，从底层传感器获取本体情景数据，通过计算和推理，得出低情景信息（细粒度情景）L：

L=MDL{D（NP）}

通过中间服务层将得到的低级情景信息L做进一步推理和处理，转化为高级情景信息（粗粒度情景）H：

H=MLH（L）

应用服务层通过获得的高级情景信息H来进行情景的匹配和服务推荐：

S=MHS（H）

定义复合运算从获取本体情景到服务推荐的过程为：

S=MHS（MLH（MDL{D（NP）}））

由此将MDS所表示的映射推理分为三部分，分散在整个模型中，从而缓解了直接处理效率低和能力不足等问题。

3 深度学习的情景推理机制

情景推理机制[6]对于构建情景应用服务具有重要意义，而传统情景推理方法主要分为决策树、逻辑推理、贝叶斯理论[8]和神经网络[9]四种。

（1）决策树：主要利用归纳学习的方式，从大量样本中不断学习训练。在进入新的情景时，首先判断情景信息的属性值，使得情景从决策树的根节点转移到叶节点，从而完成情景匹配。制约决策树效率的一大重要因素在于内部节点对情景信息属性值的判断选取方面，一般采用ID3算法，它能直观完成情景推理，但决策树具有很强的局限性，在复杂情景下不能对所有属性值进行判断选取，效率较低。

（2）逻辑推理：与逻辑模型搭配或与本体模型搭配。在逻辑模型中，情景主要被定义为事实、表达式及规则，利用基本的逻辑推理来实现情景推理，这是一种自然推理方法。在本体模型中，利用一阶谓词逻辑来处理本体语言，对情景信息进行推理。

（3）贝叶斯理论：主要利用贝叶斯网络来完成概率计算，将概率与有向无环图结合，提出一种推理机制[10]，实际上它主要是一个概率的计算过程，得出情景信息的随机变量概率分布，从而与预先定义好的情景相匹配。贝叶斯理论的不足主要在于特别依赖先验知识，而对于现实中的一些情景来说，这种先验知识往往是最难获得的。

（4）神经网络：神经网络是模仿人脑神经工作原理而建立的计算模型，利用大量简单神经元组成网络，实现大规模复杂计算。一般神经网络主要分为输入层、隐含佑胧涑霾悖其中隐含层的层数和节点个数决定了整个网络的复杂度。神经网络的主要优点在于不需要知道先验知识的情况下，通过大量的样本进行训练学习，可实现复杂情景的描述和推理。

在实际应用中，情景感知服务中的情景信息主要分为现实情景信息和虚拟情景信息，而描述上述情景信息主要利用模糊逻辑[11]来处理信息的不确定性，构建一个隶属函数，利用一些不确定性信息计算出情景属性的真实度，即权重比，再根据该真实度来确定情景信息与事先定义的情景匹配度，做出相应的服务推荐。对于复杂情景来说，模糊逻辑只在单层面的推理已经满足不了现实的需求，因此我们引入深度学习[12]（deep learning）。

深度学习架构由多层非线性运算单元组成，每个较低层的输出作为更高层的输入，对输入数据进行分层处理，用每一层神经网络提取原始数据不同水平的特征，从而达到最终状态的完美情景匹配。

在深度学习中，我们选用深度信任网络[13]（Deep Belief Networks ，DBNs）作为情景信息推荐算法模型，利用堆叠波尔兹曼机[14]（RBM）来创建一个深度信任网络，而其核心是贪婪逐层预训练算法[15]。将一个具体的情景分成若干个简单情景进行分析，从低级情景出发，推理出更高级的情景，从基于无监督初始化的学习开始，逐层进行情景分析推理，将低级情景数据作为下一层情景分析的输入，不断与预设情景进行对比，对深度信任网络进行梯度下降的微调。深度信任网络的模型如图2所示。

根据深度学习机制，输入初始采集情景数据对第一层RBM进行训练，再利用其输出作为第二层RBM的训练样本，在无监督学习状态下，不断进行学习训练，具体定义步骤如下：

（1）令S0=D（NP）为初始情景的最低阶层表示。

（2）对m阶层中训练所产生的数据Sm=Rm {D（NP）}看作后一阶层m+1的训练样本Sm+1=Rm+1（Sm）。

（3）将S0=D（NP）先进入第一层SL=RL {D（NP）}进行训练，得到SH=RH （SL），再进行下一步训练，在情景度复杂的情况下，利用堆栈增加层来改善模型性能。

（4）输入S0和情景S的匹配概率分布为： p（S0）=[MHS （MLH（MDL{D（NP）}））]/S

在深度信任网络中，将底层传感器采集的情景数据D作为初始情景进入网络进行学习训练过程MDL，得到低级情景L，再根据推理规则MLH得到高级情景H，最终在应用服务层MHS映射推理下得出相匹配的情景，进行服务推荐。整个过程在深度学习的同时网络不断进行自我矫正，在经验概率分布上得出最优匹配情景结果。

4 实验结果

为验证推荐算法的有效性，我们选取北方一家五口不同年龄的实验样本作为本体，以卧室房间温度、湿度分别在白天和夜间不同生活场景下的几种情景来进行对比试验。样本采集数据见表1所列。

经过测试，采集了此家庭成员的温湿度喜好及其它相关信息，在一月内对情景推荐算法网络进行训练，并不断进行推荐服务，以推荐结果自动控制空调和加湿器工作，选取其中一天数据。室内温湿度采集数据见表2所列，情景推荐输出结果见表3所列。

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对比，情景推荐服务算法输出结果与实际样本喜好基本符合，在实际推荐中因为受到北方夜晚气候寒冷的影响，夜晚空调一直在加热，导致室内干燥，湿度降低，情景推荐结果出现偏差。

5 结 语

与传统情景感知系统相比，本文所提出的情景感知模型具有易实现和易拓展的优势，在结合深度学习的推荐算法上，较为独特的利用深度信任网络的逐层训练方式，很好地结合了空间变换映射理论的服务模型，在情景推荐上将情景从细粒度不断转化为粗粒度，最后进行情景匹配，使得推荐过程变得更高效。但在实际情景中，若要实现精细化匹配，必定要预先设立大量情景样本作为训练样本，此举导致前期工作量增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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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国家和市场为动力，以国际权力结构、国际经济制度、国际经济主导思想三个关键变量为维度，构建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分析框架，并在这一框架指导下考察二战后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冲击，深入探讨国际经济秩序在国家和市场双重力量推动下演变的原因、路径和趋向，以期发现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律。

 

关键词 国家 市场 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 国际经济秩序

导 论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确立和在全球的扩散，国际贸易快速发展、人口和资本大规模流通，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19世纪中后期，以金本位制为核心，反映、规范世界经济运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最终在英国和英镑主导下确立，有效维护了世界经济的自由稳定，促进了各国贸易、投资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繁荣。但在一战、二战和多次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际经济秩序不断发生调整和变革，深深地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走向和各国经济实力地位的变迁。

 

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从结构主义出发，认为世界经济是统一的整体，“包含着一个占支配的中心，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外围和处于‘中心’、‘边缘’之间的‘半边缘’地带，形成一个‘中心-外围’的经济结构”Raúl Prebisch，“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 1959，Vol.XLIX， pp.25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467页。，指出国际经济秩序内在的不平等性，是外围或边缘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源；而现实主义者则以“权力结构”为基础，论述了“霸权对于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作用”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47—359页。，以及权力更迭带来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但二者均忽视了国际经济秩序具有的政治、经济的双重属性，以及在市场和国家（权力）双重力量推动下的演变逻辑，无法还原国际经济秩序演变历史的全貌。本文意在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以国家和市场双重动力为视角，以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为平台，分析研究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问题。

 

国际经济秩序的分析框架

奥古斯丁指出，秩序是“不同的组成部分处于自已的最佳位置，共同构成一个很好的布局”Augustine：“The City of God，bx xix.ch，VII，”Everymans Library，1950，P249.转引自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赫德利·布尔在此基础上，对秩序的概念进一步引申，认为秩序是“导致某种特定结果的格局，一种旨在实现特定目标或价值的社会生活安排，是相对于特定目标和价值而存在的社会现象，国际秩序指的是目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是一种国家间秩序，它追求国家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如维持国家体系和国家社会本身的存在，维护国家的独立或主权，维护国际和平等”。门洪华依据前人既有的研究，指出“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结果；国际秩序之争，实质上是权力、利益之争，又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国际机制之争”。

 

在借鉴现有学者对秩序和国际秩序的理解和界定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国际经济秩序是国际经济行为的格局或布局，是基于国际经济力量结构和经济观念结构，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的经济关系和各种经济制度的总和。其基本目标是国际经济体系本身的生存和延续，维护国际经济社会的稳定、自由和开放；基本功能是使世界经济——作为有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的整体，进行有规律的运行和发展。

 

根据对国际经济秩序及其运行逻辑的既有理解，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建构国际经济秩序的分析框架。第一，国际经济秩序是某一时期主要经济行为体基于经济实力造就的格局，建立在各经济行为体尤其是主要经济行为体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是经济实力分配的结果。第二，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国际经济观念分配的基础之上，一定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主要经济行为体在核心经济观念上是否能达成一致，保持默契或必要的妥协，当前主要体现在国际经济主导思想和发展模式上。第三，国际经济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中的经济行为体按照某种既定的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来处理彼此关系，反映了国际经济运行机制和整体态势。总之，国际经济秩序是国际社会中主要经济行为体实力分配、观念分配的结果，外在表现为全球性国际经济制度、机制的创立和运行。其演变过程也主要体现为国际经济力量的重新分配；国际经济制度、机制的调整与变革；国际经济主导思想、发展模式的更替和完善等三个方面。

 

在演变形式上，国际经济秩序主要表现为内在调整和外在变革，二者互为依存，相互调和，共同构成了秩序演变的历史过程。在国家和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国际经济秩序赖以建立的经济实力结构和经济观念结构存在失衡和调整的潜在危险，为恢复均衡、维持延续，国际经济秩序首先发挥内在调整的功能：受到挑战的霸权国会通过需求增加资源以保持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和承担的义务，或减少承担的义务和相应的成本，以满足新兴国家的要求，但以最终不致危害其国际地位为底线；国际经济观念（经济主导思想），在新的经济形势和市场力量冲击下，其首先表现为系统的内部改良和完善，对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发展的部分进行调整、革新，以维持国际经济观念（经济主导思想）的延续和保存。一旦这种调整无法满足新兴国家的要求和新的经济形势发展需要时，将导致国际经济秩序与权力结构和经济形态的断裂，进而导致体系性危机事件（战争、经济或金融危机）的发生，在体系性危机事件的冲击下，国际经济秩序将发生剧烈调整或外在变革。因此，秩序的相对稳定性主要是由该秩序对国家和市场的需求能够调整到什么程度的能力决定的。

经济危机冲击下国际权力结构的演变

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国际权力结构的基础之上，反映了体系中主导大国的利益和诉求，其演变的动力源自于体系性大国之间经济实力的不平衡增长，是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结果。罗伯特·吉尔平指出：“秩序变革的前提，存在于现存经济制度与那些在该经济制度变革中受益最大的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再分配之间的断层处。”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则是推进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常用且有效工具。危机过后，国际主要力量经过重组，权力分配发生变化，建立在原有权力结构基础之上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危机中被破坏或摧毁，体现新的国际权力结构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大国的博弈中得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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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制度主义；比较分析

一、方法论上的不同

马克思的制度经济理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的。首先，马克思想要回答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即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也为了提供一条回答问题的有效途径，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样，马克思采用的是抽象分析法，坚持的是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相统一的方法。他把人既看作一个自然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的人，一个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是一个自然发展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既阐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变迁，揭示了制度的动态性、历史性及其演变规律，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阐释了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分析了微观层次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观层次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却是一种简单的历史归纳法、进化论和历史唯心主义。他们对制度的分析所坚持的是个体主义方法。在新制度经济学者看来，制度只有形式上的演进，没有质的飞跃，社会的发展变化也无什么规律可寻。他们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对制度进行成本一收益分析，这使得他们不能对各种制度的本质进行深入的揭示，找不到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找到制度替代、创新和变迁的根本原因，即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新制度经济学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产权、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与市场交易的联系，意识到价值、价格等经济范畴所具有的制度涵义。但是，他们还没有做到用一整套经济范畴（即便是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范畴）来综合反映人与人之间的产权关系及政治、文化关系，从而妨碍了他们更为理论化地把握制度变迁与市场经济演化的动态发展过程。

二、建构理论的目的不同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为直接目的的。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时期，制度的本质特征逐渐形成。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借助商品经济形式运行，特别是剥削性质又掩盖在商品经济的平等交换的面纱之下。马克思制度经济学就要通过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手段，一层层地把面纱揭去，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来面目。因此马克思的制度经济学又是批判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学。在整个马克思的经济学中，经济制度研究是核心，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从属于制度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揭示市场运行是如何优化资源配置的，不是为了解答被西方经济学视为核心问题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等。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虽然在不同角度和层面上都曾经研究或涉及到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只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和制度本质又如何表现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而并不是以解决这些问题本身为直接目的。这是由马克思经济学所担负的特殊历史使命所决定的。

与马克思不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并非直接以资本主义的制度研究为对象，以建构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理论为目的。它是在运用现有的市场经济理论去解释现实经济运行发生矛盾，而这些矛盾的解决不得不关涉到诸如产权等制度问题时，才不得不关注制度研究。这就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始终是从经济运行的角度去研究制度，研究的是经济运行中的制度问题，因此其使用的基本概念、方法和研究角度，都与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直接相关联。

由此可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与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的市场经济运行理论是没有截然界线的，仍是在新古典主义的基础上，在改变其前提约束条件下，对其理论的重新考察。正因为新制度经济学不以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学为直接目的，就使其理论难以达到马克思制度经济学所具有的完整性、体系性和逻辑严密性。也正因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在肯定资本主义产权私有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的，其理论目的是为现存的经济运行过程提供制度说明，因此其经济制度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肯定辩护式的，而非批判的。

三、前提假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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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理论

经济理论主要体现在《资本论》当中，《资本论》主要侧重于研究生产关系，主要意图在于批判资本主义。会计学和经济学之间有着比较直接的关系，当中的主要表现就是经济理论和会计学之间的关系。从商品货币理论上来看会计本质，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物，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

(一)经济学中的商品本质和会计学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与另外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之间进行交换，这就是价值交换。而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演变出了货币，商品的价值也就有了代表性的价格。在经济市场中，会计本质是计算货币计量和控制企业的资金流动的过程。可以说资本都是在不断的运动过程中而将自身的价值逐渐提升，而作为会计工作人员，首先应明确商品和货币以及资本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并清楚货币在一个企业的发展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这样才能更加深入的进行会计理论分析。

(二)资金循环、生产与会计学之间的关系企业当中资金的循环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首先要经过流通，然后经过生产，最后再流入市场，这个过程中生产是企业经营的决定性因素，也只有生产过程才能为商品提升本身的价值，并创造更多的价值。除此之外，企业的资本运动也无法脱离流通的过程，当企业购买的生产材料无法适应劳动力，那么将不能进行生产。而在最后的销售阶段，如果对商品不进行销售那么生产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因此，企业的资本应按照比例分为三分，一份用来作为生产资本，一份用来做货币资本，剩下的一份则是商品资本。资本是不断循环的，这个过程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周期性规律运动。资金周转的速度快慢对企业的经济效益有着重要的影响。企业成本的各个部分即是并列存在，优势接踵进行的。在现代社会经营是十分重要的，周转速度越快就会产生越高的利润。

二、经济学、财政会计概念与实证剖析

最开始的会计体系是有人们经过长久的记账实践和不断的改良而形成的。上个世纪初，会计理论工作人员还将会计工作中的重点放在描述一些不便于观察的会计实务中，并没有形成一套整体的会计理论和准则。随着企业的发展和经营权的逐渐变化，为了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为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利益提供保障，经过不断的研究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会计原则，以此来规范原本毫无章节的会计实务。到上个世纪20年代时，很多受过专业经济理论教育的博士研究人员逐渐的走到会计理论研究中来，采取了比较规范性的演绎法，来彻底的改变了会计理论中的杂乱现象，形成了会计行业中的焦点概念。后来又有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在著作中都涉及到了“收益”这个概念。并在论证中对收益的概念进行了相关的阐述分析，但是与传统的会计体系进行比较，其收入实现以及费用配比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在上个实际70年代以后，西方的财政会计中心逐渐向资产欠债方面转移，资产转而成为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内容。美国的财政会计概念中以一个比较新颖的思绪，也就是资产作为了财政会计的焦点概念，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财政会计和陈述的框架。

三、西方经济学与我国会计学

(一)经济学视野研究西方经济学主要围绕:.出产何种制品或劳务，出产多少；采纳何种手艺来产出想要的制品和资本怎样分配；为谁出产和分配制品，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经济中的产出、就业、价钱和对外经济四个方面，以此来对财政政策拟和收入政策等方面进行仔细的研究和分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来平衡总供授和总需求二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的发展当中包含的内容比较多，也比较复杂，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比来20年而演变成的一个分支：新轨制经济学中主要对产权、经济组织和轨制变迁等理论进行了分析，这些理论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设和完善提供了参考性意见，同时又有着极强的操作性。

(二)西方经济与中国会计关系和发展研究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就履历这异常历史性的轨制变迁，不仅涉及到了根基的规制结构，同时也涉及到了一系列的轨制放置，当中表现出了很多传统会计理论中无法阐述的内容和问题。对于在成长中的中国会计学者来说，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从根本上对我国的会计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解决，同时也提升了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的水平。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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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逐步加快，各类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壮大，主体之间的“所有制边界”越来越模糊，体制内的矛盾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微观利益冲突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制度的关注程度正在逐渐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得不大量增加对体制与机制的解读，进而推演经济制度的量变与质变。尽管说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符合理论认知的一般逻辑，但是，过多的现象解读很可能误导或弱化学生对“经济制度”这一核心理论的掌握。比如，在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兴奋点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会保障、公平效率、价格机制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命题上，而对于这些体制机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热情。这种现象经常导致教学过程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先讲制度后讲体制，把体制看作是制度的实现形式，很少有教师能够在讲解体制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受到课时量和教学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师都安排了较多的课时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问题，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与质变，以及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变化等重要理论命题则“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解读。在一些经济学科排名较高的“211学校”中，由于课时充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稍显缓和，但是也同样面临着“体制重于制度，现象多于本质”的教学难题。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定位等，但是从教学角度看，最直接的问题还是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面对“有限的课时、复杂的背景和庞大的理论体系”，讲好这门课的关键在于：凝练教学目标，归纳内容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体”教学法，即确立“意识形态教育、方法论教育和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导向确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意识形态定位

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学目标？这不仅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还要取决于社会需求以及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从学科地位来看，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对此目标，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应归口于思想政治学科，而不应该放在经济学科。这种认识最主要的误区在于对意识形态教育的界定过于狭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学科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任务，这一界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而且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以西方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中国学生和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都很推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注重分析工具的运用，而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其实，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效用价值论和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体，其解释力集中表现为：以稀缺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配置为核心，进而说明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确实没有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但是整个理论体系无一不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识形态教育，正相反，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由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不仅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应该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首要目标，科学地凝练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对劳动价值论、阶级性和经济制度的专业解读。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方法论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国内大部分财经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课。作为基础课，传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学目标的重中之重。对于应该讲什么样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现有的教材版本来看，大部分教材倾向于对马克思科学抽想法的解读，而对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带而过的方式。科学抽想法固然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却不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认识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都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课程的开篇增加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基础地位。此外，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传授分析工具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育的重心。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解没有错，但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整体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性，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对分析工具）的解读必须联系整体认识局部，不能断章取义。这就要求在讲授过程中，首先要给学生建立前后关联的整体思维方法，让学生在整个逻辑体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运用和作用。为此目的，在方法论教育方面，既要注意专业术语和分析工具的讲解，还要注意思维方法的传授。

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中的理论知识定位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是理论知识教育。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的基础和载体。没有理论知识教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就是空中楼阁。同时，所谓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都要融于理论知识教育当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课时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能通过精选凝练，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经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地解读马克思的部分理论内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论发展，这种方式已为国内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经济思想的升华。马克思经济理论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除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其立意深远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理论知识升华经济思想，则很容易陷入“解释力困境”。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教育不仅要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还必须包括经济思想。

五、化解教学困境的几点建议

1.内化意识形态教育。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对资本主义部分的解读基本贯彻了马克思的研究逻辑，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的解读则缺少对劳动价值论的贯彻。基于此，解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特别是经济制度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分析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进而突出劳动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凸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别和创造性发展。

2.推动方法教育与理论体系的融合。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课程，还应该是一门方法论课程，学生希望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识”意义的认识方法。基于这样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强调“专业术语”、“分析工具”与“思维方法”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教育。为此目标，一方面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专业术语的规范性，既要反映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又要反映相关应用学科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学生增强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矛盾运动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让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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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经济学而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关键不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与旧制度主义者一样，新制度主义者也是从批判流行经济理论“过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着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建立在确定性和无限理性基础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放弃这一基本假设的方法论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局部上说都是意义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进而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最后对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

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

诺思指出：“我们应注意不断地把传统正规新古典价格理论与我们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试图去替代新古典理论，我们的目的是使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人类更有用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新古典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部分——特别是作为一套强有力分析工具的价格理论应与我们正在构建的制度理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但这种批判并非全盘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发展和扬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关注经济的效率而忽略经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三个问题：(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和经济组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2)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化。(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威廉姆森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说和微观经济学是一致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一些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继承，但新制度经济学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充分假设，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技术本质，也在于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和结构。后者带来了不同组织类型中信息传递和激励的区别。(3)新制度经济学使用的比较方法是两种可行形式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将可行形式与抽象无摩擦形式进行比较。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可表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制度问题，是对古典经济学关于制度变量假设部分的进一步发展。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新制度经济学流派在研究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径和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更注重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详细考察，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表现出鲜明的特点：第一，重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以经济制度的产生、变迁及其作用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会对制度结构及人们具体的经济选择行为产生影响。显然制度的产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实的资源，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费用，然而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却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被认识到。不仅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即使是他们的批评者也都想当然地把这些制度和交易费用看成黑箱或无摩擦状态。这与他们在经济研究过程中舍弃制度变量紧密相关。第二，试图从文化、心理、历史、法律的角度寻找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础。制度的一种产生方式是通过人类的长期经验形成的。当一种经验或习俗被足够多的人采用时，这种规则就会逐渐变成一种传统并被长期地保持下去，锁定为一种行为方式或传统习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多数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发展起来的。并且，多种制度的特有内容都将渐进地沿着一条稳定的路径演变。学者称这样的规则为“内在制度”。凡勃仑把制度形成的基础归于思想和习惯，“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联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思想习惯又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加尔布雷思则认为，现实的“经济制度”(私有制、货币、商业、利润等)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及其他非经济因素。注重对包括习惯、思想在内的内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鲜明特点。第三，新制度经济学一个重要特点是经验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同时，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研究，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生改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非常关注“微观”问题，同时将个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层次。阿尔斯通指出：“借助关于制度的理论知识和现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动我们积累关于制度变革理论知识的唯一方法。”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准和理论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基准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罗伯特·D·库特对“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释：“从强调交易成本解释的角度说，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权利(即产权)的初始配置并不影响效率。”科斯定理是认识产权功能的理论基准。科斯定理说明，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就所有制来说，无论它是国有或非国有，谁拥有财产对效益并不相关。而在现实生活中，产权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关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出寻找答案的路径：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什么因素与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设恰恰相反，导致产权与效益无关。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现代产权理论大厦的基础。1937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等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的最终目的也是为节约交易费用。他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和分工的方式(即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组织劳动和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劳动和分工的费用。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了，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因此，企业替代了市场。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市场交易，都存在着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通过企业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比通过市场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低。所谓交易费用是指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执行交易、洽谈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等构成。企业运用收购、兼并、重组等资本运营方式，可将市场内部化，消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交易费用。科斯这一思想为产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广泛重视。尽管交易费用理论还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进之处，但交易费用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经济学的传统面目，给呆板的经济学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虚假假设之上的完美经济学体系的一统天下，为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新的研究领域。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经济学更加完善，而且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说：“认为《企业的性质》的发表对经济学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们重视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错了。在我看来，人们极有可能产生这种想法。我认为这篇文章在后来会被视为重要贡献的是将交易成本明确地引入了经济分析。”也许，该理论目前应用于现实生活中还有距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经济理论的巨大创新意义。四、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区别在于：前者采用微观、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观、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费用为理论基准，后者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参照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意味着所有的经济绩效最后必须由个人行为来解释。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的假定予以继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人所处的经济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及人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信息是稀缺的资源，因此总有意识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会导致：想达到理性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们仍继承了古典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同时就不可避免地使用与这一方法论相一致的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边际、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对环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现实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有改进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结论。其对市场现实分析得出的产权理论，成为支撑其整个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基石。但其整个学说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质上仍是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的制度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是一个自然发展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它既阐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变迁，揭示了制度的动态性、历史性及其演变规律，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阐释了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分析了微观层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观层面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在理论分析中，坚持了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史实的分析中，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他的社会历史哲学观。马克思的社会系统观、结构观、发展观、动力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观，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学工具，使其制度经济学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动态的、宏观的理论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相似处在于：第一，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都对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结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曾说过：“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性，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明显地受到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分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提出制度的动态性和历史性，这是借鉴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产生、演变规律的分析。第二，都强调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定义的“制度”即经济关系与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它的变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有自身的运动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制度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反之则阻碍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在1971年发表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文中，诺思明确提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观点。他说“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进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更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它们不过是由制度创新所引起的某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的表现而已，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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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内生性是“中国模式”的创新之所在

如果我们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审读“中国模式”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的制度创新道路，这就是：“中国模式”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制度内生性，即中国转型的“内生性制度安排”。它被理解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主要不是依靠从外部（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路径和特点，很难与任何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制度类同，这就使得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制度特征，具有更多的“内生性”特点。

制度内生性不仅体现出“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国模式”的创新之所在。按照“北京共识”的提出者雷默的看法，“创新”是中国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由中国改革的特性所决定。因为，转型国家的实践表明，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的运行，不仅包括经济自由化和所有权变革等内容，更需要足够的制度架构来支撑和推进。正如“北京共识”对于中国模式所作的概括：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它被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这是理解“中国模式”的出发点。

“中国模式”的制度内生性特征

本土内生的制度创新。中国经济的新制度安排主要来自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而非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植。例如，在中国农村产权制度变迁方面，从改革之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再到最近颁布的关于中国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决议；再如，在企业制度改革方面，从“体制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国有企业的存量改革；在中国特区和沿海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自由迁徙、出口导向型的外贸发展战略，等等。

这样一些制度性变革，被学者们提升为中国制度变迁的独特之处：其一，中国转型中保持政治上的统一和中央政府的专权；其二，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是采用“大棒式”的私有化，而是对企业所有权进行诸如股份制改造治理等；其三，在农村提倡私营和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由此，中国学者们在对中国制度变迁做分析时指出，中国的改革一方面受到中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伦理规范等的影响，致使中国的制度变迁采用了比较渐进的方式推动改革：不是砸碎现有不完善的制度，而是尽可能地利用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体制本身，使之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中国在形成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又不断根据改革需求制定相适应的制度规则。

行为变革先于经济立法。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路径，大体上是一种市场经济的变化先于市场经济立法的制度轨迹。也就是人们的市场交易行为在先，市场制度规则颁布于后。在中国改革的起步阶段，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制度的变化首先来自于民间、民营、体制外、计划外的变化，更多地表现为民间习惯、价值观念等非正式规则的先期改变。诸如众所周之的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中国企业所有制改造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演变、企业兼并破产和债转股等行为，都是一个转变观念、由点到面、从小到大的改革过程。

在取得改革实践的认定后，中国相继问世各种新制度的法律和规则，诸如《乡镇企业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以及《物权法》等。从一些国家的制度形成和演进规律来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例如，16―18世纪以及之后，一些国家的发展中的国家法律条款和市场规则，很多是西方国家互为参照而定；也有的是先有商品行为和市场交易，之后逐渐形成私人产权和财产制度，从而产生立法约束的诉求，以保护私人财产制度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从中国改革实践看，中国正式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也是循着市场经济的轨迹，依据市场发展程度，不断加以充实和完善。这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与其他转型国家所不同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行为，国家以立法方式加以确立；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劣质交易行为，政府则以立法加以制止和规范。这样，在新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就能够将转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至最低。

政府主导的制度和规则。中国的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具有优势和主导地位，特别掌控市场规则的制定权。政府不仅调节和干预经济、制定发展规划、执行经济政策、制定经济规则，而且通过修订宪法和法律、颁布各项政策和规则，以促进制度转型与创新。在西方国家经济中，政府行为仅仅被限定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而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政府具体而实际参与了市场行为和制度设定；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要素存在。在中国，政府对制度和规则的制定，在市场经济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向作用。正如道格拉斯・C・诺斯所指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因为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需要政府参与和推动；同时，中国又是经济转型国家，从“转型”到“定型”也必须有政府的导向和参与。

制度内生性是制度创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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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立宪主义立宪主义的实现

毋庸讳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已进入纵深发展的阶段，市场体制的运作毕竟是一次全面的制度实践，具有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因此，对经济现代化提供有力的价值内核无疑显得至为迫切。它关涉到市场经济的品质和社会效果，意义甚殊。本文旨在通过对传统儒家思想与立宪主义两种价值立场进行比较、评析。从而对我国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应然性选择作出判断。

一、立宪主义：价值与制度的聚合

立宪主义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核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1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是宪法学者一直存在争议的命题，其中涉及到宪法术语的使用和变迁问题。“宪法的基本用语概念与历史发展同时发生变化，其特征尤其在于它与宪法原理的变化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说，宪法原理随历史发展发生变化，而基本用语的概念又随着宪法原理的变化而变化。”2但是，就总体而言，有三点是能得到共识的，首先，立宪主义决非是单纯的宪法和有关宪法制度的制定活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立宪主义与立宪是有区别的。它不仅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还包括宪法的宣传、实施以及监督保障等动态过程。

其次，从内容上看，立宪主义要求宪法包涵人民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和社会权的确立，包括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原则等等。体现着实质正义。

最后，就立宪主义概念的内部结构而言，立宪主义不仅是一个设计精致规范严密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应是一整套体现自由和制衡精神的价值体系和观念体系，是制度和价值的聚合。

考察立宪主义的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近代立宪主义向现代立宪主义的转变是以1919年《魏玛宪法》为主要标志而逐步实现的。它是发轫于古希腊立宪概念的形式化、3经中世纪宗教理念渗透和近代立宪实践的演习而不断实质化的产物。可以说，立宪主义的价值内核是随社会生活的演进而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史无疑是一部经济关系的演变史。立宪主义与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先天的联系。诚如恩格斯所言，“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远或近的枝叶，那么，那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4.”恩格斯精辟地阐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形式的辨证关系，为我们研究立宪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

现代立宪主义的日益完善无疑确立了以下几个原则。

1，自由的保障需要国家合理干预，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滞后性和盲目性回应的结果，是立宪主义的重要内容。

2，人权的相对化以及社会权的凸现；其中社会权的强调是以魏玛宪法为肇始以法国宪法和意大利宪法为主要体现的。它的出现是现代立宪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等原则的限制和纠正。

3，议会的充分重视；议会在一个立宪主义国度里是各种利益主体平等博弈的法制化场所，现代立宪主义对议会的强调体现了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原则。-当然，现代立宪主义的诸原则的归纳完全是比较意义上的。它是对近代西方立宪理念中绝对自由权的反拨和重新审视的结果。严格说来，现代立宪主义是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本框架并植入民主主义学说的精髓而形成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它包括制度的设计、人权的保障、权力的制衡、文化的培育及传播等等。是价值与制度的完美聚合。它不仅能通过立宪并以之为核心建立一整套内在统一的法律体系对市场经济进行有效规制，更重要的是，立宪主义还是一系列以自由和民主为基本内核的价值理念的载体，具有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传播与导引功能。而这一切对于培植契合现代市场理念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意义甚巨。因此，就功能主义的立场而言，立宪主义既是一个规范系统又是一个反馈和评价系统。而这双重功能是无法从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中获致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是专制统治的产物，而并非如立宪主义那样内生于市场经济之中。倘剥离其政治体制的支持，它仅仅是“中国人的价值系统”5而已

二、市场经济；机制和观念的汇合

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经济现代化的过程，经济现代化的内涵是多相的。它包括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和由经济体制决定的经济观念的现代化。在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里具体表现为计划体制和官本位思想。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相冲突的。在当前，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已是举国上下的共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需要一个完善的自足的法律体系作为制度环境，而以宪法为核心建立的一系列法律制度正契合此要求。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结合使经济发展有了合宪性和结构性。但是，这并非市场经济的全部，任何外在形式的运行都需要内在的动力。市场机制亦不例外。它的发展无疑有着一系列的价值目标为支持。这些价值目标是由市场机制本身的内在规律决定的。如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地位的平等性和契约自由等等。立宪主义则通过立法的方式将这些规律制度化，并辅之以法制宣传将其内化到公民的行为模式中去。

我们说，市场机制运行的理想状态便是市场和政府间的均衡式和谐。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逻辑和价值。作为政府在采取何种管理模式的选择时对此不应忽视。市场经济的相对独立性与立宪主义的关系主要决定于以下因素，1，市场经济的自发性。2，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3，权力有可能滥用的原理。从经济与政治的衍生史来看，立宪主义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模式。对于立宪主义的认识需要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作为制度、程序等技术性设施的一面，而忽略其所蕴涵的价值及其道德基础6”。一般而言，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立宪主义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多元的平等的利益主体。市场主体的独立地位的确立在我国这个缺乏自由传统的国度里意味着思想领域内的重大变革。因为独立的人的概念在以儒教传统为基本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中从未真正确立过。传统中的人囿于由婚姻和生育所结成的网状的社会格局里。这种格局“好象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的波纹”7.使其丧失其独立人格。产权制度也是家长制的。无财产之独立便无人格之独立，立宪主义的任务就在于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财产权及人格独立与自由的基准。世界各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其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无不伴随着制度的确立及完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无疑得助于一种适合于人格独立的新教伦理8.这种宗教改革的意义在于通过争取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而使“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现解”成为可能。而这一切是市场经济所必要的。

其次，市场经济需要无特权的市场主体和平等协商的交易品格。这意味着，一方面，当国家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时，应遵守同样的市场规则而无法律外的特权。国家主义所产生的弊端则可以避免。另外，当国家作为市场的调控者和裁判者身份出现时，无论制定市场规则还是居中裁判，都应重视相对人的平等参与和平等保护，保持信息公开化。这要求立法和司法在一种能确保自由和民主的制度下运行。任何制度“都不是从属地为预先给予的集体或分配性共同利益提供利益的稳定化，它主要起到防止单方面的，即是说非正义倾向的作用9.”而立宪主义恰恰能提供这种制度。

首先，宪法对平等权的配置为市场主体的人格独立提供根本法依据并使之落实到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去，平等观念必然会随着制度运作而深入人心。这已成为现代宪法的特征性事实。“权利法案规定了法律的平等保护原则，但是权利法案的观念远远超出了这些10.”赫尔穆特施泰因贝格对美国的《权利法案》的评价便可见一斑；

其次，立宪主义还是一种价值体系，这些基本的价值观都是西方人文传统与市场运作的产物。这些基本价值对于冲破传统文化中对平等权利观的种种思维壁垒是必须的。

最后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互动和市场接轨。而这对于有闭关锁国传统的中国来说，与其是制度建构的问题，毋宁说是观念转变的问题，立宪主义无疑在这两方面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国现行宪法对改革开放的规定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国人观念的冲击，便可见一斑。

三、立宪主义、市场以及传统立场

无论从何种角度对我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进行审视，都不能自然的导引出立宪主义和市场理念。这当然是我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因此，可以确切的说，立宪主义和市场理念倘单单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定性，无疑，它是西方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在其具体生产方式和利益冲突中逻辑的产生的。有其哲学的、文化的、宗教的基础。是西方价值的载体。因此严格的说，立宪主义面临着一个民族化、本土化的移植问题。在此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宪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三种模式：

1，全盘西化式。即不考虑立宪主义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与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决断式的背离。这在殖民地国家的制宪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2，全盘拒绝式。即：过分强调文化的相对性，对本国传统文化不作任何否定式评价。这在传统文化积淀非常深厚，且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也建立于其上的国家，表现得较为明显。

3，辨证吸收式。对本国文化进行反思性评价，以拿来主义的姿态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性，从而实现两种文化的协调融合。这是大多数对立宪主义移植成功国家的普遍经验。对于立宪主义对文化碰撞采取何种途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传统是一个国家、社区或群体历史经验的总结，反映了该单位的生产方式和由此产生的人际关系状态。传统是如此重要，其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人们不可能完全将它忽略掉。11因此，该途径的选择倘脱离了具体的“语境”进行价值评价无疑犯了形而上的错误。其实，“各种制度并没有固定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在特定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12对待立宪主义的移植也应持此立场。

在我国这个传统文化极为深厚的国度里，先天的决定了只能选择第三种方案。即：对本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进行反思性审视，然后实现与西方立宪主义合理内核的顺利嫁接，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立宪主义。对于市场经济与传统定位的问题。笔者认为，作为一种交易规则的市场形式，在我国传统社会里是长期存在的。而且，在这些交易规则背后是以传统价值体系为支持的。如传统价值中的团体本位主义倾向重义轻利思想等。但是，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系列规则与机制的聚合，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一整套完整的符合立宪主义价值观的市场观念的聚合。这些是无法从传统文化中自然导出的。当然，某些传统价值观可能对市场主体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如传统的义利观等。13但是，从事物的实然性而言，“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其实只是一种人格理想，社会中只有少部分儒家知识分子奉行而已，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的，主要是常识理性，这种常识理性承认人民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始终在中国人经济生活中起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14然而，这些稍具市场特征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只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倘不在体制下进行现代诠释，是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

四、市场经济：立宪主义实现的价值尺度

如果我们静心对西方立宪主义的产生及演进进行考察，不难发现，无论立宪主义制度建构过程还是价值嬗变过程都无可避免地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之中。“政治、法律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15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反映。立宪主义作为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的集合体也不例外。

首先，立宪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导向。立宪主义通过立宪的形式确立公民的独立人格和广泛的自由权利，并提供了政府制衡的范式。立宪的过程是一个观念传播与价值渗透的过程。对于孕育和确立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市场经济的推进也促进了市场主体的独立意识和权利意识，对立宪主义的各项制度的运作与完善意义重大。如人大制度等等。立宪主义如果从立法层面考虑，它作为政府的一项权力活动，只能是“能与运行中的市场相容的活动”，否则，“这些活动必须统统排除掉。”16但总而言之，“没有国家的法律秩序，经济制度，尤其是现代经济制度是不可能存在的。”17有了，对政治干预经济的权力作了严格的制度限制，给经济自由和财产权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其次，立宪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为前提条件。在以义务本位和计划经济为显著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里，纵有立宪之名也无之实，立宪主义是无法真正实现甚至无法立足的。其原因关键在于缺乏制宪和行宪的心理和意识基础，。历史表明，立宪主义是商业发达的政治产物。古希腊与古罗马诸共和国的政体的不断完善是完全建立在其商业繁荣的基础之上的。市场机制的运作使一些观念得以强化，如产权意识，平等交换意识和契约自由意识等等。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对现行宪法的挑战便可见一斑。（我国现行宪法的几次重大修改无不是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回应）。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没有商人阶级的形成、成长、壮大，及政治上的觉醒，也就没有清末的立宪运动”了18.公民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强化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反映到制宪和行宪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市场主体经济利益多元化，需要一个解决利益冲突和平等表达权利意志的法定场所，这无疑有利于议会制的建设。另一方面，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必然要求宪法地位上的自主性，这对宪法在自由和人权上的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另外，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经济形态，需要在市场和国家之间划定界限。作为市场与政府间的桥梁，它通过立宪的形式将国家管理经济的权力法制化，并以一些普遍的宪法原则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最后，随着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进程加剧，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着与世界接轨的趋势。这对立宪主义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伴随着经济市场的国际化，宪法的某些内容或某些部分是否也存在与国际接轨的可能？我们知道，上层建筑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而经济基础从形式和内容可以分为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两部分，同样的道理，上层建筑也可分为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两部分，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虽然会引起政治体制的变革，但并不必然引起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化，相反，它对于不断完善其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19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国际化，也必然要求在宪法的内容和体制上与世界各国宪法发生互动。比如，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对权力的制衡，对市场体制和市场规律的确认等等。这些无疑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也是立宪主义在价值和制度方面具有一定国际性和普遍性的重要体现。

五、结语及其评价

无疑，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关系是先天的孕育于市场发展的历史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市场经济无论其基本价值还是具体制度都与立宪主义内在契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特征决定着立宪主义的发展程度和方向。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重要体现。而且，立宪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结合体，有着自己的独立价值观，并对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某些先天缺陷进行纠正。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和立宪主义的和谐发展，使得现代社会的具有一些任何历史时期所未有过的优越性，而这些恰恰正是我国市场经济和立宪主义发展的方向。

参考书目：

1参见韩大元著，《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2参见（日）杉原泰雄著，渠涛等译《宪法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3古希腊的宪法主要指国家结构的活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基本法概念，徒具形式意义。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2页。

5参见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6参见刘军宁著，《市场与》，引自《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7参见著，《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8有关宗教理念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详见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江苏人民出版社。

9参见（德）奥特弗利德˙赫费著，庞学铨等译，《政治的正义性》，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页。

10参见（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郑戈等译，《与权利》，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0页。

11参见（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

12参见（法）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13有关儒家的义利观问题详见陈鹏生、反町滕夫主编，《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14参见著，《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集，第506页。

16参见（英）哈耶克著，杨玉生等译，《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17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张乃根译，《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篇10

经济正义问题是典型的经济学和伦理学交叉的命题,它不只是讨论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一般道德行为规范,因为这仅靠一般伦理学对若干经济案例或经济现象加以分析就够了;也不只是讨论社会发展中的一般经济规律,因为这仅靠一般经济学方法对人的交往和行为偏好加以审视就满足了。它实质上是指,无论什么经济学流派,无论它们提出的问题林林总总、千差万别,最终都不可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任何经济制度安排都内含着经济正义要求,任何经济学研究都离不开道德责任,离不开对某一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中人的终极命运的关怀。

一、关于经济正义范畴

要理解经济正义范畴,首先要廓清善与正义的异同。

中外传统伦理思想都强调善的德性。所谓善,侧重于从个人道德动机、义务或责任的角度来评价道德行为,它所追求的是美好的理想,甚至崇高的道德境界。任何一个时代,人们所推崇的善都是不作经济分析的、不计成本的,所谓“乐善”即为“好施”,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善,就是看行为人是否自愿使其付出大于所得,一旦这个“大于”大到只贡献不索取,无私奉献、不计报酬,就是“至善”,至善者即圣贤。显然,任何社会都需要这样的善,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景仰这样的善,但达到至善境界的永远只能是少数人。需要指出的是,善在这里是超经济的范畴,除非重新解释和定义,否则不能用它来进行制度伦理或经济伦理分析。

而正义则不同。正义侧重于从制度、秩序、法则、权利、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的行为选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无论人们道德境界高下都必须服从正义的要求。正义所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合理化,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对应化,人的付出和获取的对称化,人对效率与公平的正当需求和满足的刚性化。

正义又不同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土生土长”的义的范畴。正义(Justice)的词根Jus来自拉丁语,包含着法度和权利。义和正义的实质性区别主要在以下两点:

第一,义是外在于法的。既外在于现代法治体制中的法,也外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刑”为核心的“法”。义从“法”外维系以君权为中心的人治社会,是“法”的重要补充,在中国传统伦理关系中不可或缺。而正义则是法治社会中法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目标,是法的精髓,是法之为法的根据。它作为规则内在于每个社会个人,同时作为超越规则之上的理念,不允许有任何个人凌驾其上。

第二,义是外在于利的。或者与利截然分离对抗,或者与利保持一种主从重轻关系。而正义则始终是内含利的,可以说,正义的提出就是源自利益关系特别是财产关系。古希腊思想家早就提出,正义不可能独存,凡彼此没有相互利益关系者的行为,就没有正义或非正义可言。这一点在经济伦理中极为重要。由于正义包含甚至源于利益,所以,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首先是经济正义。一般正义和经济正义的层次性在于:

一般正义首先是作为人的理想性存在,作为判断一定体制中人的行为及其结果所具有的意义,作为衡量人的价值、尊严、权利和自我实现的标尺而设定的。这是社会体制的内在精神或理想性规定。因此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注:罗尔斯:《正义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经济正义则在正义的一般意义之下,突出反映了正义的实践理性精神或现实性规定。即人的经济行为需要选择理想的体制性目标和规范,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冲突需要平衡和解决。

大体上可以从四个角度把握经济正义:一是自利角度,经济正义首先是指经济人享有并自主行使自己的财产权利,和由此形成的经济自由和履行契约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二是合理分配角度,经济正义最终实现于分配正义,分配正义既包含由机会公平、程序正义和公平竞争带来的收入分配的合理差距,又包含使最大多数人福利增长的人道主义关怀;三是主体心态角度,经济正义的实现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心理预期的满足程度,有赖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萌生的正义感和认同感;四是人的本质角度,经济正义最根本的是指人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由和解放,实现自己的本质,求得全面发展。简言之,经济正义就是一定经济制度的意义元素或经济的精神。

二、关于经济正义的一般历史考察

我们可以在古希腊思想家那里找到现代经济正义概念的萌芽,如:柏拉图关于建立财产权利和财产关系恒定不移的秩序的正义观;(注:《西方伦理学名着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46-163页。)亚里士多德关于遵循财产占有和行使财产权利的适度与中道的正义观;(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8页。)伊壁鸠鲁关于扼守财产交往关系中的互利和约定的正义观(注:《西方伦理学名着选辑》上卷,第96-97页。)等。这些古代的正义观念已经初步提出了经济正义的基本形式和实质内容,前者是秩序、适中、履约和承诺,后者是权利、和谐、互利和恰当。当然,在古希腊时期,这一切都蛰伏在善的最高理念统摄之下。

近代资本主义撩开了传统伦理的善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以资本原始积累、金钱拜物教为表征的恶成为推动历史的杠杆。靠劝善向善的个人德性修养全面节制恶已不可能,因此,作为制度伦理的社会体制第一美德——经济正义范畴凸现出来,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1)近代经济正义思想和资本主义伦理精神契合,相得益彰。

(2)近代经济正义思想和市场经济道德规范、价值基础天然合拍,有可通约性。

(3)经济正义问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产权制度的各个领域被多角度、多方面地深入探讨,促进了这个制度的进步和日益完备。

(4)此时经济学已获得独立的发展,经济正义问题由单纯人文学者、伦理学家、哲学家的一般研究对象转化为经济学家介入的共同研究对象,成为经济学理论的具有基础性、渗透性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伦理思想演变成经济伦理学。

(5)与此同时,出现了对私有制的正义性的怀疑和批判,出现了以实现公有制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正义理论,成为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经济正义观的思想来源。

近代经济正义思想的代表性观点有:

1.格劳秀斯:正义必须以人类的社会本性和自然权利为基础。权利的道德意义就是正义。因此,经济上的正义就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有一定约束的有限私有财产权,是公共权力与财产权利之间不对称但却合理的关系。(注:《西方伦理学名着选辑》上卷,第580-583页。)

2.霍布斯、洛克、休谟等:经济正义就是维护和履行契约。契约是经济主体双向承认的形式,它表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每个主体享有财产所有权,并承认和尊重他人享有和自己一样的权利。履行契约是正义的起点和源泉。契约的权威高于王权或政府权威。经济正义依存于契约和契约所界定的权利。判定一个社会状况正义与否的惟一标准是守约、履约还是违约。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正义的要求是历史的。比如,在未来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黄金时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