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益组织的建议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公益组织的建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坚持把做优班组群众安全监督活动作为创建有为工会的重要载体，通过抓起点、抓载体、抓考核、抓保障，扎实推进基层班组本质化安全建设。2012年以来，在群众安全监督员队伍中全面推行“AAA”考评机制，根据考评定级给予差别奖励，当月考评、当月兑现，以奖励激发热情，用考核激活队伍；举办群众安全监督经验交流活动，总结交流安全监督“五步法”、“三、五、四”交接法等一批现场适用的监督经验和技巧，推动了班组管理向规范法、长效化、本质安全化方向发展；编印《安全相伴幸福同行》手册，引领全体员工追求工作安全、创造幸福生活；拍摄制作采油、作业《群众安全监督员现场监督展示片》，举办群众安全监督论坛，不断提升群众安全监督员的监督水平；推广实施“三三”工作法，确立了“三个坚持”抓源头、“三项监督”抓细节、“三个到位”促提升的群众安全监督长效机制，群众安全监督效果大幅提升。2012年1月，该厂首获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殊荣。

二、发挥典型作用，引领班组创新

把充分发挥学习创新工作室功能作用当作推进油气生产的“加速器”、降本增效的“发动机”、员工成长成才的“加油站”，在计量站、维修班、工艺技术研究所等生产科研一线共创建学习创新工作室8个，覆盖了全厂主要行业工种。注重选拔技术精、威信高、善协调的高技能人员担任领头人，创建一个，带动一批。通过目标激励、“三重”奖励、成果冠名等一系列措施，使工作室始终充满创新活力。2012年创建的“祁学习创新工室”，以石化集团采油电工第一名祁为领头人，自编教程，连续举办采油电工培训班，其徒弟杨森在中石化技能大赛中再次夺得采油电工金奖。一年来，班组学习创新工作室通过瞄准瓶颈重突破、现场服务解难题、关注节能创效益、打造团队育新人，完成技术攻关120项，获得国家专利16项，解决现场问题865项，创效1000余万元。

三、推行工作法，培育领头人

篇2

关键词：员工认可；体系；组织发展

一套完整的员工认可体系对于一个组织的稳健发展功不可没。那如何来建立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

首先需要明确，组织的认可是指组织承认员工的绩效贡献并对员工的努力工作给予特别关注。

从员工的角度来讲，被人赏识且自己对组织的价值得到承认，是员工在工作时的一种内在的心理需要。从组织的角度来讲，正确的认可是人力资源管理乃至组织管理的关键之所在。正确的激励可以更好地发挥员工的工作能力，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从而提高整个组织的绩效。美国哈弗大学的管理学教授詹姆斯说过，如果没有认可与激励，一个人的能力发挥不过20%-30%，如果施以认可与激励，一个人的能力可以发挥到80-90%。

综上所述，可以明确建立认可体系的意义和目标在于

激发和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将员工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统一起来

增加团队凝聚力，促进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协调统一

在明确了员工认可体系的定义，意义与目标之后，我们来了解员工认可体系需要遵从的原则：

体系的建立需要与业务目标紧密相连。备选的项目和个人必须能够体现企业的既定价值观并能帮助企业实现业绩目标；

认可体系应该确保评选提名的公平性和广泛性。所有员工凭借自己的工作成果都具备参选资格。

认可员工或团队做出的实实在在的可被衡量的业绩成果，而不是去认可一种感受或现象。

给出认可要及时

认可体系需要包含对项目以及团队的认可，以更好的鼓励员工具备团队精神并促进团队合作，从而使得组织可以在未来复杂的挑战中取得成功

尤其对于国际性组织来说，将各地自行的认可项目与全球性的认可项目结合起来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与此同时，要允许各地的分组织有调整认可体系奖励及细则的灵活性

员工认可体系及认可结果应该尽可能大范围公示，让员工感受到组织为员工以及他们做出的成绩自豪。如果有可能，可以在整个组织或者相关团体内公示。

以一个中型规模跨国企业的亚太区业务组织需要建立完善的员工认可体系为例，遵从以上定义与原则，该公司的员工认可体系可以分为两个层级：亚太区员工认可体系与中国区员工认可体系。

亚太区员工认可体系：

由于亚太区业务组织中各个国家分组织众多，非常适合建立正式的员工认可体系。体系的建立应该基于帮助整个组织更好的完成业绩目标。符合以下三条中任意一条的行为将被参与到提名与评选中来：

使组织的产品更优越，更适合当地市场

达到某一业绩目标，例如销量，销售额，利润率等

帮助提高或进一步改善组织的工作环境工作氛围

为保证在多个工作国家和地点统一实施这一员工认可体系，建议亚太区业务组织成立员工认可体系委员会，最好由亚太区总经理担任委员会主席，各个地区的总经理或人力资源经理担任委员。

员工认可的奖项建议包含季度员工认可及年度员工/团队认可。由各个地区的员工认可委员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提名并组织会议选出优胜者。

季度优胜者将在季度的亚太区公司期刊上公布，年度优胜者将会由亚太区总经理向所有员工发出邮件进行公布。

获得员工认可奖项的个人或团队将收到亚太区制作的表彰证书并且可以获得150美元的奖励。现金奖励原则上通过当地财务系统报销获得。

中国区员工认可体系

鉴于中国区具有一定的调整员工认可体系的自，我们建议将中国区的体系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

正式的中国区员工认可体系

此体系目的在于建立认可和奖励中国员工的方法和流程，适用于所有在职员工。此认可体系包含季度优秀员工奖，年度优秀员工奖，年度最佳部门奖及年度最佳项目奖。

对于季度&年度优秀员工的认可，符合以下方面表现的员工将得到提名和表彰：

勇于创新

卓越客户支持

团队协作

卓越绩效

对于年度最佳部门的认可，符合以下方面表现的团队和部门将得到提名和表彰：

当年业绩最为突出并为其他部门和同时提供卓越支持或服务的部门

对于年度最佳项目的认可，符合以下方面表现的项目将得到提名和表彰：

积极交流与充分合作，突破各职能本身利益，为公司带来显著的业务收益或成本节约的项目团队

评选流程

季度优秀员工-每季度评选一次，季度末由中国管理团队提名，评选出最终获奖人员，并在此季度的全体员工沟通大会上公布获奖情况为得奖员工颁奖

年度优秀员工-每年评选一次，获奖者从季度优秀员工获奖者中产生。中国管理团队在当年年末评选出获奖者，并在次年年初公布获奖名单及颁奖

年度最佳部门奖/最佳项目奖- 中国管理团队在当年年末评选出获奖部门/获奖项目团队，并在次年年初公布获奖名单及颁奖

非正式的中国区员工认可体系

非正式的中国区员工认可体系的目的在于通过一些温暖的小举动或非正式的小项目及时认可普通员工的贡献，增强员工满意度达到保留人才的目标。可以实施的行为或项目包括：“感谢卡”， “再进一步”认可项目，年度海选等。

感谢卡

当员工在工作中有以下行为时，可以获得“感谢卡”认可：

超出预期完成原定工作任务

承担额外的工作任务

达到节约公司成本的目的

主动承担较大工作量

为解决工作中一个较大困难做出贡献

获得大的或有突破性意义的订单

有效及时解决重大客户问题，得到客户肯定

提出有效建议或做出有效行动避免事故和危机

主动帮助别的同事或部门解决问题

其他符合公司价值观的突出行为

当员工的直属经理或者同事因为上述条款感谢下属或同事时，可以到人力资源部领取感谢卡片及小礼品。

“再进一步”认可项目

“再进一步”的认可项目是为了表彰认可那些做出进步的员工。同时公司的HSE指标， 员工新入职，服务周年，生日等也被纳入这个项目的表彰项中，使得员工感觉到自己在公司的工作更有意义。

“再进一步”认可项目的日常运行可按照下列表格进行年度海选

年度海选提供给员工一个非正式的渠道取得其他同事的认可。年度海选项目分为：年度最佳新人奖及年度最受欢迎员工奖

海选时间为每年1月，由人力资源部门牵头，上一年加入公司的员工具备最佳新人奖提名资格，每位员工都具备最受欢迎员工奖的提名与提名他人的资格。备选名单得出后，由人力资源部门组织在本公司年会中进行全体员工投票。得出结果后在年会中进行表彰。

篇3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为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15年度科研课题《非政府组织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治理中的影响和对策研究》（DSK201530）的研究成果。

【分类号】X321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以一种崭新的姿态活跃于国际舞台上，尤其是环境问题领域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这在大湄公河次区域（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GMS）也不例外。大湄公河次区域活跃着大量非政府组织，特别是资源环境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和地区设有许多活动网点，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广泛渗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站在不同于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角度关注着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环境问题，形成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不仅对当地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也对国家的内政外交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在公民社会层面，非政府组织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治理，一直将提高当地民众对环境的认识水平和保护环境行为的自觉程度作为其基础性的工作，积极开展环境意识的普及、教育和宣传活动，从而成为大湄公河次区域民众环境意识的重要倡导者和宣传者，另外，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家和地区分布着广大的农村，其农村人口大多生活贫困，受教育程度低，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弱势群体的主体。非政府组织一直将公益性目标放在首位，有着改善弱势群体生活和生存状况的激情和动力，能够深入社会基层，优先关注那些被国家、市场所忽视的弱势群体。

在企业层面，非政府组织调动一切宣传工具，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加大对企业的环境保护宣传力度和舆论监督，促使企业及其经营者打破旧的思维定势，促进企业提高环保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强化环境治理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但是，当非政府组织认为某些投资项目造成的环境破坏时，就会将这些情况及时通过各种媒体进行宣传，使该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从而给投资企业施加环保压力。

在国家层面，非政府组织积极填补了环境治理中存在的某些政府失灵情况下的空白地带，同时，它们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积极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开展大量环境项目，并利用各种现代媒体相关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从而收集和传播各种环境信息，使这些信息成为政府相关组织机构采取环境行动的重要借鉴和依据。

在国际环境合作层面，非政府组织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和项目增强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国际社会的环境意识，扩大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国际环境合作的社会参与程度，并推动了各国政府加快解决跨境环境问题的步伐。

目前，中国一直致力于推进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区域发展与协商合作，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有着广泛的经济活动。但这些经济活动尤其是水电开发已经面临着非政府组织所施加的种种压力，甚至在处理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其他五国的关系上也会受到非政府组织施加的环保压力的影响。因此，如何处理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是缓解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的环保压力、减少经济发展阻碍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一，可以搭建一个系统、完善的与非政府组织交流的信息平台。通过该平台，一方面可以加大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相关政府机构部门、非政府组织的沟通与交流，促进大湄公河次区域环保信息的共享与更新；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这个信息平台向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的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展示中国政府积极开展环保活动的新闻和成果，树立中国政府的环保形象。

第二，加强对中国本土非政府组织，特别是一些规模较大的中国本土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和政策宣传，通过这些中国本土非政府组织向境外非政府组织传达中国保护环境的理念和信心，使这些中国本土非政府组织成为中国政府与活跃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非政府组织的对话“桥梁”和“纽带”。

第三，健全和完善中国在环境方面，特别是关于投资时保护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使中国投资企业完善自身的环保意识，加强自身的环保责任，使这些企业走出国门、开展境外投资活动时能够树立起中国企业的环保形象，赢得当地民众的欢迎和支持，减少和避免一些环境问题的产生。

第四，鼓励地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在扶贫项目和环境项目上的合作。这样，一方面可使使非政府组织通过项目合作更深入的了解中国政府消除贫困、保护环境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可以使项目实施地区受益，减轻地方政府的负担。

第五，企业可以通过各种现代媒体，加大企业在保护环境方面的舆论宣传，表明企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同时要加强与投资所在地媒体的交流与合作，主动向这些媒体提供企业重视环境保护、积极参与环保公益事业的最新动态，在遭受环保非政府组织的指责和抗议时可以通过这些媒体进行及时的解释，还可以邀请这些媒体直接到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和现场报道。

第六，企业可以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在投资地开展一些环境合作项目。这样既能使非政府组织深入了解企业的环保举措，消除非政府组织对企业的一些误解，又能借此宣传企业的环保理念，树立企业在当地的环保形象，为企业的长久发展奠定基础。

第七，中国企业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应确保投资项目与投资所在国的环保政策相符，并应注意一些关于环保的特殊规定。由于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的环保法规和系统并不完善，经常会出现新的补充和变动，因此中国企业应及时把握这些新动向，以便能够做好相应的调整。此外，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政府对某些投资活动实行与环保相关的奖励或优惠制度，中国企业可以积极争取这些奖励和优惠，不仅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还能树立企业的环保形象。

第八，中国的企业协会等组织机构可以联合开展对中国投资企业的定期环保培训，指导这些企业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投资过程中所应注意的环保事项和应当进行的环保举措，以及如何配合投资所在地相关部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等活动，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中国投资企业也可以经常对其员工进行环保知识和技能的培训，组织一些与环保相关的文娱活动，积极参与当地的公益事业。

篇4

【关键词】广东省；大学生公益组织；发展困境；发展建议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日趋多元化，民间公益蓬勃发展。近十年来，大学生公益组织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对社会，对公益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由于自身因素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大学生公益组织的发展受阻。本文从广东省具有代表性的大学生公益组织出发，重点探讨其在资金和管理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本文所研究的大学生公益组织指：由在读大学生创办，主要成员为在读大学生（两人以上），主要依靠成员出资或社会资助自主运营，无偿服务社会的公益性组织。

一、研究方法

本文以广东省大学生公益组织为调研对象，重点探讨大学生公益组织在组织运营、团队管理、资金渠道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为了了解当代大学生对公益组织的看法，本课题组对广东省内31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该研究以问卷调查方式进行，总共发放调查问卷204份，回收有效问卷194份，回收率为95.1%，其中，重点本科院校占70.1 %，二本院校占26.8 %，三本院校占3.1%。为了更深入了解广东省大学生公益组织的运作，本课题组通过实地走访、电话采访、QQ采访等多种方式深入了解了省内15个大学生公益组织的运行情况，采访了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及业内的专业人士，深入挖掘大学生公益组织的发展困境，并提出促进大学生公益组织发展的建议。

二、广东省大学生公益组织的发展现状

（一）大学生公益组织数量较少

本次调研一共涉及广东省内31所高校的69个公益组织，但符合“大学生公益组织”定义的只有15个，其余的可分为三类：或者由校方或社会人士创立，或者直属于校党支部或团支部管理，活动经费主要依靠校方出资，或者兼而有之。中山大学在全国排名前十，也是广东省公益气氛最活跃的大学，却一共也只有7个大学生公益组织（分别是“启明星支教队”、“有爱慈善商店”、“微乐益公益成长中心”、“蓝信封关爱留守儿童组织”、“新光科学公益团队”、“兰芽计划”、“心葵计划”），省内其他高校的大学生公益组织的数量就更少了。此外，在一些非重本高校中，大多只有学校党支部、团支部的志愿者协会，根本没有大学生自发创建的公益组织。

（二）大学生公益组织的影响力弱

由于大学生公益组织的创始人及大部分成员均为在校大学生，他们在做公益的同时还要承受来自学习与就业的压力，因此在组织的宣传推广方面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再加上大学生所能掌握的社会资源有限，所以，大学生公益组织的影响力并不大。调查数据显示，66.33%的受访大学生并不是很清楚他们所在高校的大学生公益组织，只是偶尔会参加一些诸如为贫困儿童捐献物品和义教之类的公益活动；69.70%的受访大学生认为大学生公益组织影响力和号召力不大。

（三）大学生公益意识强烈

大学生的教育水平程度整体较高，思想较为开放，易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热衷公益，有着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调查数据显示，86.05%的受访大学生做公益的出发点正是“社会责任感”，91.26%的受访大学生认为“公益无大小，只要力所能及的都应该积极参与，有利培养公众服务意识”。如“启明星支教队”，出于对广大山区中小学生的责任感，组织学生去支教，最后成功发展成致力于广大山区中小学义务基础教育的公益团体，从2009年到2012年，“启明星”支教队的志愿者达502人次，服务总时长达183840小时，直接受益学生累计2500余人；此外，调查数据显示，70.92%的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曾参加过支教和社区服务之类的实践性的爱心公益活动，74.49%的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曾向慈善组织和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物质帮助，65.31%的受访大学生表示身边的一些同学或者朋友都会参加大学生公益组织，进行公益活动，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广东省大学生的公益意识强烈，公益活动参与度也很高。

三、广东省大学生公益组织面临的困境

（一）“资金不足”是大学生公益组织面临的一大问题

符合本次调研对象要求的15个大学生公益组织中，53%的大学生公益组织表示大部分的活动经费都直接或间接地由组织成员或志愿者承担，尤其是在发展初期，组织知名度低，难以获得社会资助。47%的大学生公益组织表示企业赞助是他们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其中，小部分的赞助是由企业主动提供的，大部分的赞助还是主要依靠组织成员对企业的游说工作。40%的大学生公益组织表示社会热心人士的善款是他们主要的资金来源，但数额有限，且不具有稳定性，难以维持组织的长期运营。

（二）组织成员专业性欠缺，阻碍公益活动的有效开展

大学生公益组织自兴起以来也不过10年，国内尚无发展成熟的组织及体系作为参照，在科学管理团队和运营项目方面都缺乏专业性的指导，这使得大部分大学生公益组织只能在自我摸索中缓慢前进，公益组织事业的发展也受到了阻碍。通过对15个大学生公益组织的调研发现，组织的正式专职人员基本在10人以内，大部分成员常常身兼多职，而由于大学生身份的局限性，即使是专职人员，专业性也有所欠缺。本次调研的15个组织中，66.67%表示组织的指导老师配备不足，成员在公益活动开展方面的专业技能知识有所欠缺。社区服务和支教之类的公益活动要求成员具备一定的技能知识，只有这样，活动的开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此外，由于组织成员自身专业性就有所欠缺，对公益活动志愿者的专业化训练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这些都导致了活动形式的单一和开展活动效率不高。

（三）项目组成员流动性大，增加管理难度

本次调研中的15个大学生公益组织均实行项目制管理，每一个公益项目的开展除了需要组织内部成员的参与之外，也需要大量的在校大学生志愿者。而在校大学生又要兼顾自身学业与其他方面的事务，参与公益只能依靠自己零碎时间的拼凑，所以基本都是选择短期的公益项目。调查数据显示，超过半数（52.73%）的受访大学生表示大学生在参与公益活动时“时间、精力不够，会和学习产生冲突”。如中山大学的“启明星”支教队，每支队伍大部分成员均为在校大学生，但由于学业和工作等因素，成员一般只参加一两年，至于其他大学生志愿者，流动性就更大了，多数志愿者表示活动时间与学习或工作时间的冲突大大降低了自己坚持一学期甚至一年的可能性。因此，支教队的老师每年都要对项目组成员进行重新招募和培训，这无疑加大了组织成员的工作量以及工作的不稳定性，也加大了组织对每个项目组成员的管理难度。

四、促进大学生公益组织发展的建议

（一）吸引企业赞助，寻求社会支持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企业赞助将会玷污公益组织的纯粹性，这一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益组织的发展。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这一观念已经渐渐发生改变，调查数据显示，约77%的受访大学生表示，公益活动推广平台的建设也需要经费，企业赞助可以提升活动的影响力，这并不会改变活动的公益性质。大学生公益组织想要获得更好的发展，应该学会用优秀的公益项目策划去说服企业，获得赞助，并在商业和公益两者之间取得有效的平衡。此外，大学生公益组织还可以寻求社会公益热心人士的帮助。如“爱心中国行”，它得到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领导的赏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免费为他们提供南方都市报，让他们义卖，义卖所得全归“爱心中国行”所有。这样的资助形式，既能帮助公益组织自力更生，又能为公益组织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可谓一举两得，值得提倡。

（二）完善组织管理机制，保证活动有效展开

一个完善的组织管理机制是公益活动得以有效开展的保障。首先，大学生公益组织应制定有效的人才培养与开发计划，合理地挖掘、开发、培养组织战略后备人才队伍，建立组织的人才梯队，为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其次，制定有效的培训机制，定期邀请业内专业人士、老师、或有经验的老成员开讲座，进行技能培训等，以此提高组织成员的专业性。最后，建立对志愿者的反馈、归档制度，每个公益项目的负责人应向组织及时反馈该项目志愿者的表现，将优秀志愿者的资料记录在案，并鼓励他们继续参加下一次活动，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志愿者的流动性，也为招募和培训省下不少功夫。

（三）促进南方地区大学生公益联盟的建立

据了解，在2010年成立的中国大学生公益联盟所涵盖的71所高校中，只有南方医科大学、中山大学、广东药学院、广东海洋大学、广东肇庆学院5所高校的公益组织属于广东省。根据联盟章程，只要高校的公益组织“有独立稳定的合法组织机构，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积极热心开展公益事业”便能加盟，而很多广东高校的公益组织都没有或没能加盟，前者是因为它们没有意识到公益联盟的重要性，后者则是因为它们欠缺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因此，以广东省这样一个经济发达、人员众多的大省为中心，建立一个南方地区的大学生公益联盟，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可以使省内各大学生公益组织的资源得到有效的整合和利用，还可以引起南方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发达地区上流社会对大学生公益组织的关注，大大提升大学生公益组织的影响力。

五、结语

篇5

【关键词】公益信托；监管制度；信托法；监察人；公信力

改革开放以来，公益信托制度在我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为我国公益信托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公益信托制度在我国仍处于萌芽状态，呈现出许多问题。信托监管作为公益信托的重要环节，其作用不容忽视。

一、完善公益信托监管制度的意义

（一）缓解信托组织的信托危机，重塑公益组织公信力

近年来，随着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慈善总会“尚德诈捐门”事件、青基会“中非希望工程”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动摇了公益组织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全国红十字系统财务总收入有所下降，贵州红十字会甚至在2012年呈现零捐助。这些问题从侧面说明我国以基金会为组织形态的公益信托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也暴露了公益信托监管制度中的问题。因此，加强信托监管，重塑慈善组织的公信力，缓解信托组织的信托危机是信托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防止信托资金的无谓流失，有效管理慈善捐赠

信托业中信托资金流失的现象屡有发生。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自然灾害中，爱心捐赠的部分款项和物资在流转过程中被吞噬，人民群众的捐赠热情当然大受影响。而这些信托资金到底流向了哪里，信托监管机构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外，受托人挪用信托资金进行投资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完善监管制度，加强信托监管，对于防止信托资金的无谓流失，有效管理慈善捐赠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二、我国公益信托监管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公益信托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仍处于萌芽状态

近年来，我国公益信托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真正意义上的公益信托组织寥寥无几，发展仍处于萌芽状态。公益事业发展起步较晚，公益机构数量少、募捐能力薄弱、社会公信力低、公民的公益意识有待提高、基金管理与市场脱轨等原因使得我国的公益信托制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基于此，信托监管制度的发展也不够完善。

（二）公益信托监管制度法规不健全，监管效率低下

我国《信托法》第67条规定：“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应当检查受托人处理公益信托事务的情况及财产状况。”但是，我国的公益事业所涉及的范围较广，包括捐助灾民，扶助残疾人，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体育事业，发展环境保护事业等多个方面，容易出现多头监管的现象，再加上《信托法》没有明确规定各监管机构的具体责任分配，容易出现监管机构缺位、越位的现象，造成监管机构之间相互扯皮，监管效率低下。

（三）公益信托监察人制度流于形式，缺乏必要设计

我国《信托法》第64条规定 “公益信托应当设置信托监察人。”第65条规定：“信托监察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为维护受益人的利益，提讼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设置信托监察人主要是基于公益信托对象的不确定性，保护受益人的受益权。但在我国当前的信托制度中信托监察人大多由律师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担任，不能将责任落实到某个自然人，再加上法律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使得监察人对自己的职责权限缺乏清楚的认识和定位，导致监察人的作用不能有效发挥，监察人制度往往流于形式。

三、完善我国公益信托监管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公益信托监管法规制度，统一监管机制

首先，制定专门、统一的公益信托管理制度。对公益信托的发起设立、合同的签订、财产的管理、受托人与受益人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的规定，使得公益信托机构能够规范化、制度化运行；对公益信托的监督管理进行明确规定，形成各部门之间职责明确、相互配合、协调高效的监管。其次，完善公益信托的相关法律法规，使其不断与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状况相适应，为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二）严格公益信托监察人制度，落实监察人责任

首先，严格公益信托监察人准入机制。可以对公益信托监察人的任职资格进行适当规定，不仅要对监察人的道德品质、社会声誉提出相关标准，还要对其监督能力进行严格审查。其次，要对监察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的规定，使监察人能够正确行使权利，合格履行义务，顺利完成监察任务，将监察人制度落到实处。第三，完善监察人制度设计，特别是建立新旧监察人衔接制度，促进公益信托工作按照既有的目的稳健、持续地进行。

（三）加强信托理念教育，强化社会监督

首先，加强对公众的信托理念教育。向公众宣传现代化的公益信托理念，使公众积极参与到公益信托的活动中来，不仅为需要帮助的人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可以发现问题及时检举，在公益信托外部筑起牢固的监管屏障。其次，完善公益信托信息披露机制，由公益信托的管理机构牵头，建立统一的信息披露平台，制定统一的信息规范；信托组织应主动、及时、完整的公布有关公益信托的运作及分配情况，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提高信托公信力。

综上所述，公益信托监管制度是信托业发展的重要环节，只有加强和完善公益信托的监管制度，才能为我国公益信托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使得公益信托的公信力不断提高，不断适应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1] 薛智胜，王海涛.论我国公益信托监察人法律制度的完善[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2] 薛智胜.论我国公益信托监管制度的完善――以提升公益信托的公信力为核心[J].政法学刊，2011（12）.

[3] 张敏.论我国公益信托法律制度的完善[J].法制与社会，2009，5（下）.

篇6

一、“社区草根公益社会组织”概念界定

我国对于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研究，尚未有成熟的理论与研究成果，大多是对于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的研究;而公益性社会组织仅是作为其中的一项内容或一种功能来进行研究，且以国内外发达国家的研究经验为主要参考依据，在此基础上，学者仍在努力探索出适合我国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的新路径、新方式。

杨贵华在“对当前我国社区民间组织建设的思考”（2005）中认为社区民间组织是指在社区范围内开展活动和服务以满足社区居民需要为目标的民间组织，社区民间组织是社区组织体系的重要组织细胞， 是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支撑体。唐政秋（2009）指出一般认为，社区社会组织，是指以社区地域为活动范围，以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为目的，由社区组织或个人单独或联合举办的群众团体或组织，其法定类型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和基金会等。社区草根公益组织属于其中一种。

综合众多学者观点，不难发现社区草根公益组织还有社区民间组织、草根公益组织等不同名称，草根公益组织指的是由民间发起成立，独立运作、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公益服务或公益产品的非营利组织。社区草根公益组织是社区内服务社区居民的草根公益组织。

二、“社区草根公益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分析

邓恩远， 赵学昌（2007）指出从整体情况来看，社区民间组织远未发育成熟，作用发挥也还十分有限， 与社区建设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仍存在着地位不明确、法规不健全、队伍不稳定、活动不规范、经费没保证、管理有困难等诸多矛盾与问题。战晓华（2012）经分析得出社区社会组织在组织居民参与和谐社区建设、创新社区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郏磊（2012）指出社区公益性组织现状为发展规模可观，参与结构有待优化;参与领域广泛，社会影响有待提升;自主参与不足，参与机制有待健全。

综合现有的文献研究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传统的养老模式受到很大的挑战，同时由于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以房养老”作为养老保障制度的重要补充，势在必行。

三、“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中的问题障碍研究

1.注册登记困难，组织的双重身份困境

我国社团管理制度实行对民间组织采取“双重管理体制”，成立新社团需要跨过制度“门槛”，其中包括：政治门槛即找到一个业务主管部门，另外，社区社会组织的成立还要跨过资金的门槛和会员的门槛。所以社区社会组织面临法律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的矛盾，往往只有社会合法性而没有法律合法性。

刘澄诚（2012）认为对草根公益组织合法性的关注与探析不仅指出了草根组织身份的尴尬，也指出了这些组织因不能注册为非营利组织导致发展困境而不得不采取半合法行动策略的这一现实。杨大梅、韩国明（2007）列举了草根组织因无法得到法律认可而遭受的制度排斥，这些排斥体现在登记准入、享受税收优惠、接受捐赠以及执法等各层面中。

2.资金与监管的不足

一般非营利织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投入等，但是我国政府资助有限，而且其支持重点可能随时转移。经费缺乏这是一个相当普遍和非常严峻问题，大多数的社区民间组织由于资金来源渠道有限，创收能力弱，随时面临关闭的危险。

3.组织内部管理体制的不健全

草根公益社区社会组织组织大多没有严格的章程。就是一部分组织建立了章程，大都不按章程办事，加上其法律上的合法化的问题，也没有相应管理主体对其进行监督，外部监督长期处于真空状态。使其在管理运行中存在诸多弊病。

吴建超（2009）指出在我国，由于志愿者活动的宣传力度不够、志愿者资源不足、志愿服务对象限制、志愿组织的独立性不强、志愿服务的社会支持网络欠缺以及人们观念意识的影响，城市社区志愿服务遇到了一定困难、存在不少问题。居民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比率较低，志愿者活动的内容比较单一，主要集中于捐款捐物和义务打扫居民区卫生。而且，由于中国绝大多数社区草根公益组织缺乏社会公信力，公众和企业担心所捐的财物被挪用它途，有违本意。

从已有的文献研究可以看出，目前社区公益性社会组织在发展中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分为四个：首先是制度性障碍――“法外”身份的无奈，较高的注册门槛使得众多组织没办法注册，也造成后期监管的不便;再者是文化意识障碍――草根社区公益组织文化发展不足，组织内部的凝聚力不够，核心文化缺失，对公众的吸引力也不足;还有是组织自身障碍――自我生长机制不足，内部监管及运营机制缺失，资金的融合渠道较狭窄;最后就是法律制度与环境因素，没有相关法律制度对其进行管理和保护。

四、推动“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政策建议研究

1.建设有利于社区草根公益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性环境。

孙琦、汪雷（2010）指出，国家扶植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是大势所趋，现阶段要加强对草根组织的监管、扶持其发展，应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变双重管理制度为自动登记备案制，变主体身份限制为行为过程监督。

2.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社区草根社会组织组织如何进行人力资源管理，魏红英、许钦城（2008）介绍了汕头市蓝天义工的成功做法。如：新成员录取方面，实行临时义工的准入制度，新成员要领取临时义工证，接受组长、成员的考察。在服务期满三个月后，若服务时间满 12 小时可提出转正。考核方面：对每年服务未满 48 小时的成员予与劝退。培训方面：定期组织服务满四小时的新成员进行岗前培训。此外，还不定时与其他组织合作开展相关的服务技能培训，如手语培训、急救知识培训等。激励方面：每年都对表现突出的组织成员都予以表彰。张戟晖（2010）建议通过扶持 NPI（Non-Profit Incubator）来发展草根组织。具体包括催生更多的 NPI、引导优秀人才投身 NPI、建立科学的 NPI 外部评价机制，推动 NPI 良性发展，最终推动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3.优化筹资、融资渠道

邓集林、宗志勇（2008）指出草根组织的资金来源单一，自创收入少，提出草根组织应丰富筹资方式、拓展融资渠道、扩大业务和经营收入。廖雪飞（2007）在研究了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的三次筹款实践后，就如何获取资源给草根组织提出了建议，提出公募活动成功的五要素模型，五要素模型的五个维度分别是合法性、公信力、专业化队伍、营销策略和社会关系网络。渠媛媛、韩琳（2009）指出，影响草根组织筹资的因素有内外两个方面外部因素包括组织的合法地位、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经济发展水平和公民收入的高低等;内部因素包括草根组织自身的定位以及发展与筹资策略。

五、研究评述

随着社区草根公益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在社区管理中日益发挥的作用，其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学术界也对社区草根公益社会组织的现状和具体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有些研究仍存在不足。

第一，政府、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企业人员对社区草根公益社会组织相关问题的研究较少，他们的“缺位”，意味着社区草根公益组织发展所需要的支持度和关注度不够。

第二，学术界对草根组织的实证研究主要以个案研究为主，对某一草根公益组织的纵向历史研究，或者对同类型、同地区草根组织发展的横向分析较少。此外，很少有学者具体区分公益性的草根组织和互益性的草根组织。事实上，由于两者公益性程度不同，其行动策略、对社会资源的需求程度等方面都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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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个人和个体工商户对公益性社会团体、国家机关、遭受灾害的地区以及贫困落后地区的捐赠，捐赠额未超过应纳税所得额30% 的部分，可以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捐赠额超过 30%的部分，不得向后结转；个人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对中国红十字事业、农村义务教育、青少年活动场所的捐赠，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准予从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

2.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社会团体因接受企业和个人的捐赠而获得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企业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准予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扣除限额不超过核算的利润总额的 12%；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为支持文化艺术事业发展，通过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或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的捐赠，可在计算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准予扣除的限额为应纳税所得额的 10%；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红十字事业、老年服务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的捐赠，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准予在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通过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或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对文化事业的捐赠，准予在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

二、对我国现行慈善捐赠税收激励制度的评述

（一）个人捐赠税收优惠力度较小

首先是个人捐赠范围受限制，只有向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才享受税收优惠；其次是对象受限制，必须要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进行个人捐赠，再次是个人捐赠的税收优惠比例受限制，捐赠额限定在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而且不允许进行结转扣除。显然，对个人捐赠税收优惠进行如此严格的限制，将使得个人捐赠税收优惠的吸引力大大的降低，使得税收优惠的引导公益捐赠的效果受到减损。

（二）企业捐赠税收优惠的监督机制缺失

首先，在监督主体上，国际经验表明税务部门的监督作用日益明显。其次，从监督方式上看，获得扣除资格的公益组织须在向民政部提交的年度工作报告中对捐赠情况和公益活动支出做出附带性的专项说明。最后，拥有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组织享受税法上特权，应当保证权责相统一，但是从追责机制上看，我国并无针对扣除资格保有组织违反信息公开规定而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规定。

（三）限制条件过多弱化了激励功效

首先，从捐赠形式来看，个人或企业慈善捐赠，只有借助间接方式，通过规定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国家机关捐赠，才可享有税收激励待遇。其次，从捐赠途径来看，税法以列举方式规定，只有向特定慈善组织、社会团体进行的捐赠，取得相关凭证，才能享有优惠政策，而目前具有官方认同税收优惠资质的慈善机构。最后，从慈善捐赠税收激励政策运行时间来看，我国公益性捐赠允许全额扣除的税收激励政策通常运行时间比较短，这一点在特殊事件上反映尤其突出。

三、我国慈善捐赠税收激励制度的改进建议

（一）适当提高个人捐赠税收优惠比例，规定抵扣结转制度

我国公益捐赠税前扣除比例一般情况下企业是12%，个人是30%，这跟世界各国的规定相比，应该是比较符合我国经济的发展情况的。对于个人捐赠，有必要提高个人捐赠税前扣除的比例。建议我国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进一步提高个人捐赠税前扣除的比例，提高到40%以上，但是不适宜规定全额扣除，只要对超出比例的捐赠，规定相应的纳税结转扣除制度即可。

（二）企业捐赠税收优惠监督机制的重构

对扣除资格保有组织的监督机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重构：首先，从监督主体论的角度，应当建立起以民政部门为主、税务部门为辅的监督主体制度，发挥税务监督的优势。其次，从监督运行论的角度，将“年度工作报告中对捐赠情况进行说明”的做法改为提交公益性捐赠“专项报告”的方式。最后，从监督责任论的角度，应当明确规定获得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组织违反上述监管规定而应承担的税法责任，违反规定者应当承担暂时性或永久性丧失扣除资格等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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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提高非营利组织公信力视角，针对现行非营利组织现行会计模式存在的局限，对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途径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策略和建议。丰富了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相关文献。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会计；改革；基本策略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换，非营利组织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体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近期发生的非营利组织资金管理混乱、违规收取赞助费、侵占公款等一系列负面事件，严重阻碍了其良性发展。究其原因非营利组织披露的信息不公开、不透明，一些不法分子存在舞弊行为，制约着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基于此，提高非营利组织的会计信息公信力，是亟待解决的难题，那么，非营利组织应该如何透明信息，透明哪些信息？本质上是会计机制的核心问题，而现行的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是否能够实现有助于非营利组织建设社会公信力的信息披露体系，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二、现行会计模式在信息透明方面的局限

我国非营利组织现行的会计模式包括事业单位会计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两种。无论是事业单位还是民间非营利组织以会计系统所反映的财务报告作为披露内容，从信息满足需要的视角来分析存在诸多问题：（1）非营利组织的管理目标是完成使命，这取Q于服务对象的选择、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产生的社会效益，其中在管理和运营中会计系统应如何与之相容予以支持，现行的模式无法体现这类组织的特征要求。（2）这个信息系统提供的信息难以体现组织行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3）对外会计信息的披露不能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对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的绩效评价要求。（4）民间非营利组织和事业单位执行不同的会计准则和制度，容易导致同类业务的非营利组织生成的会计信息不具有可比性。

三、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改革的基本策略

（一）建立平等统一的会计规范体系

对公益性事业单位和民间非营利组织要实行统一的会计规范体系，理由在于：（1）从组织归类方面来说，非营利组织是不同于政府和企业的“第三部门”，其资源获得有限，从事服务的领域相同，在相同领域从事相同服务，就应该按照同样的规则反映其资源配置、使用和效果。（2）从会计制度的特性来说，是将同类组织的事项通过制度规范而转化成通用语言，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组织进行选择和认定，对这些组织的事项进行归类和规范，对目标进行认定，对信息处理程序和信息质量进行规范。以便从事同样事项的组织提供的信息具备可统计性和可比性。（3）从政府和社会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来说，一方面需要了解和监督非营利组织是否超过授权使用资源，另一方面，对组织的绩效进行评价和对比，比较同类行业或领域的不同组织的管理效率和运营效果，以便评价受托责任，决策未来资源的配置。（4）从组织自律和发展来说，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的非营利组织将来面对的是公众对组织的评价和认可，统一的会计制度利于公众对不同组织的信息进行比较，也就促进了非营利组织在运营管理上的良性竞争和发展。

（二）专门制定我国的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体系

尽管学界对会计准则体系的建设有“两分天下”、“三足鼎立”等意见分歧，但是在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不健全、效率低下的情况下，既不应该将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合并，也不应当将事业单位简单化，统一划归政府会计系列，而应将公立公益性的事业单位和民间非营利组织合并，建立单独的适合我国国情的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

理由是：（1）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刚刚建立，并实现了实质上国际趋同，但是应用于我国资本市场，仍然有许多需要调整和适应的方面，也有一些经济后果有待于后续的追踪式研究予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不适合将非营利组织的会计核算纳入进去。（2）非营利组织是区别于政府和营利性组织的“第三部门”，其活动领域、业务类型等具有特殊性，非营利组织存在的目标和发展方式和营利性组织有本质的不同。（3）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内部会计管理水平和组织市场化的管理水平都相对比较低，专门的制度有利于培育和提高这类组织的财务和会计管理水平。

（三）建立非营利组织绩效会计控制系统

非营利组织运营的结果是一系列表现组织运营绩效的指标，这些指标不是利润，而是组织为实现目标所作出的努力、取得的成果。非营利组织要全面客观反映其组织绩效，组织绩效的可量化信息主要来自会计信息系统，需要构建以绩效为核心的会计系统，这个系统通过信息的搜集、整理、监督和反馈，对组织的绩效进行控制，使之按照组织的目标绩效进行运营，这是一个以绩效为核心的控制系统。非营利组织必须建立一个以完成使命为宗旨，以服务客户为目的，全面提高组织运营绩效和提高社会影响力或公信力的运营和管理体系，建立一个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服务体系，建立一个链接“使命―服务―结果”的绩效管理模式，将内部管理绩效和社会效益绩效最大限度的融合。

四、我国非营利组织透明绩效信息的内容组成

按照绩效维度披露组织的信息，需要将非营利组织的会计事项重新分类，重新设计绩效财务会计报表，按照财务会计的准则规范披露可计量的绩效信息。可计量的信息不能全面反映组织的绩效，不能完全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所需要的信息，因此，在信息披露环节需要对财务性和非财务性信息进行整合。披露的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1）组织的概况。（2）组织资源的配置与治理结构信息。（3）组织绩效基础信息。（4）组织绩效整合信息。

五、结论

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趋势下，非营利组织以信息透明去建立社会公信力已是必行的路径，非营利组织应该改革现行的会计体系，构建绩效会计控制系统，按照上述内容完整地披露组织各项绩效信息。但是，非营利组织的绩效信息透明化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完善制度的同时，更需要转变观念，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姜宏青.非营利组织绩效会计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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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益旅游；公益旅游产品；公益旅游者

1引言

公益旅游是一种边公益，边旅游的新型旅游模式，以实现目的地居民和公益旅游者的双赢为目标，开展的活动包括扶贫教育、捐赠、自然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等.在中国，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群体进入小康甚至是富裕的阶段，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满足了物质需求时，就会寻求精神上的满足，人们渴望不一样的旅游方式，因此，这部分人将成为公益旅游的潜在旅游者.此外，具有高文化水平的学生、白领阶层也将是公益旅游重要的参与群体.我国公益旅游正处于起步阶段，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现有公益旅游不是简单的扶贫支教活动，就是捐赠式的走马观花，缺乏持续性.针对其他类型的公益旅游活动少之又少.因此，对我国公益旅游产品的潜在需求进行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潜在公益旅游者的需求，设计和完善公益旅游产品，最终推动中国公益旅游事业蓬勃发展.

2文献综述

2.1公益旅游动机研究

公益旅游的动机包括利他主义、自我发展、回馈社会、参与社区发展、了解地域文化、寻求不同体验.尽管不同学者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但是利他动机和利己动机都对公益旅游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利他动机主要体现在帮助别人、保护环境、回馈社会等方面，利己动机主要体现在个人发展、建立社交关系等方面.依据出游动机，公益旅游者分为三种类型：浅度公益旅游者、中度公益旅游者和深度公益旅游者.分类的依据有6个指标，目的地、项目的持续时间、关注点（利己还是利他）、素质、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参与、以及对目的地的贡献.浅度公益旅游者主要是利己的，深度旅游者更关注当地社区.

2.2公益旅游产品开发研究

现有的公益旅游产品类型包括：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医疗救助、教育支持、生态保护.公益旅游早期是非盈利机构组织的，随着公益旅游的成功，该市场涌入了很多盈利性组织.这些赢利的机构，它们优先满足志愿者的需求，而不是目的地社区.而另外一些更为严肃的组织则忽略该活动隶属旅游行业.关于，公益和旅游的比例，Brown发现“把公益活动作为旅游中的一部分”感兴趣的人为42%，而“把公益活动作为主要内容”感兴趣的仅仅为32%.得出把公益活动融进旅游业更有市场发展潜力[4].国内对具体公益旅游产品开发的研究很少，仅有的研究主要从产品设计、运营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吴英鹰指出公益旅游产品已经逐渐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2].宋聪指出深度公益旅游产品更偏重于项目的管理与运营，公益旅游产品的运营模式，包括旅游地运营、非赢利机构运营、旅游中间商运营和混合运营模式.并以广西百色地区为例，进行公益旅游产品设计.吕春英提出丽江公益旅游产品的开发策略.杨晓霞，吴海燕，张云以巫山县为例，对乡村公益旅游产品开发进行了实证分析[3].马晓煊总结公益旅游的发展模式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公益旅游者主导模式，公益旅游组织主导模式，以及目的地主导模式；现阶段我国公益旅游主要是公益旅游组织主导模式[6].钟思构建了我国公益旅游的三种发展模式：政府与公益机构联合开发模式、旅游企业与高校合作模式、非营利组织与旅游机构合作模式[7].

3数据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通过问卷星发放，调查时间是从2016年5月-6月；调查的对象有教师、政府工作人员、个体经营者、军警人员、学生等.共计发放问卷365份,有效问卷362份，有效问卷率为99.17%,现将调查的结果总结如下.

3.1公益旅游宣传力度不够，大众对公益旅游认知不足

由于公益旅游是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大部分的民众还不懂什么是公益旅游.对于公益旅游的认知程度仅限于表面，主要停留在“听说”或者“感知”的层次，以为公益旅游就是志愿者活动.49.45%的调查者表示不了解公益旅游，12.71%的调查者表示非常不了解，而仅仅有32.87%的人表示一般了解.并且86.19%的调查对象表示没有参加过公益旅游活动.公益旅游的旅游项目并未步入正轨，主要原因是宣传不够，人们对公益旅游的认知程度不足；学校缺乏相应的课程教育，知识储备不足；社会信任结构失调，人们对公益旅游存在不同程度的质疑与担心[5].公众主要从手机App、公益旅游网站、旅行社、熟人介绍等获取公益旅游信息.因此公益旅游组织者设计产品时，就要考虑到如何进行营销推广，比如说开发App，建立网站，与媒体合作，让知名媒体对公益旅游活动进行强势报道.

3.2公益旅游产品开发不足，缺乏市场细分，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57.8%的人能接受的公益旅游的花费仅在500元以内，这与人们对公益旅游的认识是相关的.提到公益旅游，人们想到的就是山区捐赠、支教，“多背一公斤”这样的公益组织.因此，就产生了这样的错觉：公益旅游就是去偏远山区进行的爱心志愿活动，自然花费就比较的少了.由表1可知，公益旅游者有利我和利他的动机，利我的主要动机包括，实现自我价值（59.2%），满足新奇感和新鲜感（40.2%）.同时，参加公益旅游活动，人们还有回报社会和保护自然环境等利他动机，如46.8%的旅游动机是履行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39.6%的参与者出于帮助目的地居民和回报社会的动机.动机产生需求，不同动机，产品的设计应该有所区别，而目前的旅游产品形式单一，仅仅涉及了扶贫、教育，而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文化传承、宗教朝圣、社区服务、节事活动等少有涉及，这样就不能满足旅游者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对公益旅游的关注度自然也不够.旅游者选择公益旅游活动，大多数是怀着回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动机，与此同时，旅游者对产品价格的关注度也不一样.因此，在产品开发与设计时要尽可能开发具有能满足旅游者动机，适合不同消费水平的公益旅游产品，产品设计与旅游动机结合，最大限度的突出主题，让旅游者具有最满意的体验.

3.3公益旅游活动开展时间与大众需求不一致，社会公众的服务意识较弱

在旅游者选择公益旅游时间上，53.5%的旅游者会选在小长假；45.6%的旅游者会选在寒暑假.而对于植树节、地球日等公益日仅占了17.1%.在国内，很多民众不知道有公益日的存在，表明公众缺乏服务意识；有59.39%的旅游者选择3-5天的公益旅游行程，而现在运行的一些公益旅游项目，几乎是每年只举行一次，每一次活动进行的时间相对较长.同时，在节假日进行公益旅游的项目也是非常的少，这就会导致公众参与较少，影响组织者对公益旅游产品持续开发的积极性.

3.4公益旅游目的地可进入性较差，基础设施不完善

由表2我们可以得出：游客们希望到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落后山区、文化底蕴深厚地区以及革命老区去进行公益旅游活动，然而，这几个类型的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贫穷”、“偏僻”，交通比较落后，多为山路或不平坦的洼垇公路，或者是汽车难以进入的泥泞小路.由表3可知，游客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对于交通是否方便比较看重，行程中目的地可进入性差，便会直接影响旅游者对整个旅行质量的满意度，也在旅游者选择旅行方式上削减了能动性.基于公益旅游的性质，其目的地多在贫困落后偏僻之处，交通、住宿等基础设施较差，从而导致可进入性差.在设计产品时，要考虑到目的地的交通问题，车程不能过长，交通工具安全性也应该有保障.比如有的地区只能以摩托车为交通工具，这对游客安全就提出了要求.

3.5公益旅游产品中公益所占比重不合理，组织者运营模式不清晰

目前，我国的公益旅游定义为“边公益，边旅游”，但旅游与公益之间的比重关系一直存在争议.由表4可知，27.1%的旅游者认为公益比重应该在11%-30%，24%的旅游者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主题所占比例不同.公益旅游中公益与旅游的比例，跟参与者的动机有很大的相关性，如果是深度公益旅游者会更看重公益的成分，而浅度公益旅游者主要是通过这样的旅游活动实现自我价值，寻找新鲜感，因此他们对旅游的部分比较看重.现有的公益旅游产品并无认同的比重关系.若比重过低，参与者在活动中，就很难深刻感受到公益的存在与乐趣；若比重过高，又与旅游分隔开，变成志愿者活动了.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公益要占整个行程的百分之多少，但如果在设计时，没有结合目的地和旅游者的实际情况，那么很可能导致参与者对行程的不满，降低满意度.因此在设计产品时，要协调好公益与旅游之间活动.56.1%的旅游者表示会通过非盈利性组织参加公益旅游活动，有48.1%的旅游者认为组织者不应该在这个过程中盈利，这就导致目前公益旅游项目很难持续的运行，造血功能较弱.

4对我国公益旅游产品开发建议

中国的公益旅游正处于初级阶段，有着巨大市场空间，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因此，公益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就应该避开或者解决这些问题，使产品能够更好的为公益旅游者服务.具体有以下几点建议：

4.1开发个性化的公益旅游产品

公益旅游的发展离不开产品设计，专项公益旅游产品的设计既要符合公益旅游者的需求，也要推动目的地公益性建设的发展.公益旅游产品的开发首先要针对公益旅游者行为特征，推出符合其需要的旅游产品.其次，主题定位是公益旅游产品的核心，通过分析，比较适合公益旅游产品的是“扶贫类、教育帮扶类、环境保护类以及文化传承类”这几块.针对不同的职业、年龄对公益旅游产品的喜好设计独特的产品，从而扩大市场占有率.公益旅游产品是有别于看重自身休闲体验的传统产品，它强调活动的公益性与参与度.因此，在公益产品的设计中要较多的考虑志愿服务方式的多样性、与目的地的互动性、社会效益的影响性等，使得旅游者通过旅游活动来达到公益目的.

4.2合理有针对性的定价

（1）在明码标价的基础上进行实价销售.明码标价增强了旅游者对组织者的诚信度，增强公众参与公益旅游的信心.如果设置多种折扣和优惠，只会增加他们对组织者内部有暗箱操作的怀疑，会使他们放弃参加这次的活动.（2）制定不同时段的价格体系.公益旅游与传统的旅游一样，具有出游时间的阻碍.设计产品时，可依据不同的时空特点制定不同的价格，旅游目的地有远、偏、近之分，旅游时间有长短之分，组织者应根据出游时间不同，制定小长假、寒暑假、双休日等不同时段的价格体系.（3）依据活动类型灵活定价.根据目标人群所选择的不同活动灵活定价，对价格比较敏感的人群，公益旅游产品设计就要更加注重成本的分配，做到物超所值，从心理上降产品的价格.针对高收入人群，产品的设计就应向更高端的方向发展，比如进行国外的义工旅游.

4.3加大产品宣传力度

由于我国公益旅游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因此加强宣传尤为重要，当然为了降低运营成本，选择的宣传方式也本着节约费用的原则.（1）积极与公益组织合作宣传.目前，我国志愿者、公益组织十分活跃，与红十字会、壹基金等知名公益组织合作，利用公益活动和志愿者服务来扩大影响力.在这些公益活动中穿插公益旅游的相关信息，或者通过公益组织专项宣传公益旅游，来提高公益旅游的知名度，赢得更多的社会关注度.（2）利用网络进行促销宣传.信息时代的网络影响力不可低估，现有的公益旅游网站较少，并且网站维护更新较慢，影响力较小.组织者应该在潜在旅游者比较集中、较关注的网站如：学校的网站，社交网站、论坛、等设立公益旅游专栏，供相关旅游者浏览和查阅有关旅游信息.开发公益旅游的App，也可针对不同旅游者进行E-mail许可式的营销.

4.4加强对公益旅游人员教育培训

随着公益和旅游外延扩大以及内涵加深，对公益的理解已经不再停留在简单的爱心互助，而是提升为更专业化、科学化的综合行为，并且公益旅游是将公益与旅游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公益旅游者的专业技能以及纪律要求很高.因此，加强对公益旅游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全面提高其素质，避免与目的地居民发生摩擦，提高公益旅游的效能，实现公益旅游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梦霞.公益旅游的规范化发展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3.

〔2〕吴英鹰.公益旅游市场的特征分析及开发研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146-147.

〔3〕宋聪.中国志愿者旅游开发研究—以广西百色地区为例[D].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07.

〔4〕吕春英.公益旅游发展初探—以云南丽江市为例[J].旅游研究，2012，4（3）：66-71.

〔5〕杨晓霞，吴海燕，张云.乡村公益旅游产品开发探析———以重庆市巫山县为例[A].山地环境与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地理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西南片区会议论文集[C]:2013.

〔6〕马晓煊.我国公益旅游的发展模式研究[D].扬州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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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 检察机关

中图分类号：D926.3；D925 文献标识码：A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在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行政行为或者行政不作为损害了国家公共利益或者有可能给国家公共利益造成损失时，非直接利害关系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讼，以纠正或者追究行政机关或者授权组织的责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行政诉讼。该制度的建立能够有效遏制行政机关放纵和肆意的扩张行政权力，约束行政机关正确的行使行政权力，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公共利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行政公益诉讼的确立需要解决原告的资格问题，即谁有权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对此问题学界众说纷纭，本文认为检察机关最适合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

1检察机关作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理论基础

1.1理论基础一――当事人适格理论的发展

在我国，为了避免宝贵的司法资源被浪费，法律上明确规定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原告都必须是与该诉讼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即“当事人适格理论”，该制度的设立防止了滥诉的发生，节省了司法资源。但是，在环境污染案件、国有资产流失案件、消费者权益受损案件和垄断经营案件中，受到严重损害的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受到的损失并不直接也不明显，如果坚持让适格的当事人提讼，要么根本就没有，要么是单个的当事人考虑到受损不大，如果提讼成本却很高，有些得不偿失，因而选择放弃提讼等，这些原因都会导致公共利益受损却无法获得救济。如果我们还是囿于“当事人适格理论”显然是不合适的。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必须扩张“当事人适格理论”，赋予某个主体以特定的诉讼权利，让其能够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行使诉讼权利，而这个主体的最佳人选就是检察机关，我们应当在立法上规定检察机关在某些特殊领域享有这种诉讼权益，以维护和救济受损的公共利益。

1.2理论基础二――公共信托理论

有学者认为像水、阳光、空气这种人们须臾离不开的环境元素并非无主物，而是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公共资源，国民将这一公共资源交由政府管理，于是在国民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信托关系，政府必须以受托人的身份为委托人管理好这些公共财产。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公共利益也属于全体公民的公共财产，为了实现对公共财产的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出于对政府的信任，公民将公共利益交给政府进行管理，于是两者基于公共利益这一信托财产，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公共信托关系。当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之外的第三人的行为侵害了公共利益的时候，政府应当履行自己作为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义务，对第三人的侵害行为进行制止和惩处。当受托人政府怠于履行自己的义务或者滥用自己的信托权力的时候，受托人可以通过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政府正确有效的履行职能，维护公共利益。

公共信托理论的提出解决了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相互脱节的矛盾，将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人由原来的具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扩展至也可以是不具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因为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人虽然不是具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但其原告主体资格的取得可以基于公共信托关系的成立而产生，从而享有了程序性的诉权，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讼并承担程序意义上的法律后果。

2检察机关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研究的原告是我国目前最好的模式选择

2.1检察机关作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优势评析

根据我国国家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法律监督的职责，因而检察机关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相较于公民和其他组织来说具有以下这些明显的优势：

（1）检察机关具备专业素质。公民参与行政公益诉讼常是因为满腔激情的驱动，但是他们缺少相应的法律知识和经验，面对耗时、耗力、耗财的诉讼，他们常常会在激情退去之后选择放弃。而检察机关拥有着专业的人才队伍和组织机构，维护公共利益不受损失是他们应尽的职责。所以，即使诉讼之路再艰难险阻，他们也会坚持走下去。

（2）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方是国家行政机关或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如果由公民和其他组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原告方明显力量薄弱，无法与被告方形成势均力敌的对抗形势，难以实现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而检察机关是国家的司法机关，是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代表人，与被告方能够在对抗力量上形成均势，更加有利于司法公平正义的实现。

（3）检察机关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参与行政公益诉讼能够扩大诉讼后果的影响力，可能会导致国家某项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或者是某项重要政策的出台。因而，检察机关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甚至能够推动我国法治进程的发展，最大程度的发挥行政公益诉讼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