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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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临汾市；地震：社会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D912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殷娜（1985.95――）女，汉族，硕士，助教，主要从事地震地质的研究。

1引言

1.1 临汾市地质概况

临汾市位于山西省西南部，东与晋城、长治两市相连，西隔黄河与陕西相望，西北沿吕梁山与吕梁市毗邻，北以韩信岭为界与晋中市相隔，南与运城市接壤。南北最大长度约170Km，东西最大宽度为200Km，平面呈不规则的梯形。临汾市地理坐标为35°23′N-36°57′N;110°22′E-112°34′E，全区面积20275Km2（见图1）。临汾市境内活动性断裂构造发育，从200-300万年，前第四纪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些断裂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活动。全市主要活动断裂23条，除离石断裂为鄂尔多斯台坳与山西断隆的分界外，其余断裂均集中分布在临汾断陷盆地周边和盆地内部，其方向有两组：一组为NNE-NE方向断裂；一组为近EW-NWW断裂。前者是控制盆地东西边界和盆地延展的纵向断裂；后者则为控制盆地南北边界和控制盆地内部次一级凹陷与凸起的横向断裂。本区内的隐伏断层共计10条，分别为：马牧断裂、明姜断裂、大阳西断裂、曲亭断裂、汾河东断裂、汾河西断裂、坂下断裂、蒙城断裂、郭家庄断裂以及向阳路西断裂。

1.2临汾市活动断裂带

地震是地球内部物质运动的结果。这种运动反映在地壳上，使得地壳产生破裂，促成了断层的生成、发育和活动。断层活动引发了地震，地震发生又促成了新的断层的生成与发育，因此地震与断层有密切联系。临汾市境内活动性断裂构造发育，从200-300万年，前第四纪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些断裂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活动。全市主要活动断裂23条（见表1），除离石断裂为鄂尔多斯台坳与山西断隆的分界外，其余断裂均集中分布在临汾断陷盆地周边和盆地内部，其方向有两组：一组为NNE-NE方向断裂；一组为近EW-NWW断裂。

表1临汾市主要断裂特征表

2．地震因素与区域经济发展

2.1临汾市经济发展目标及总体布局特点

近年来，临汾市社会经济发展保持了一个快速增长的可持续发展势头，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2013年，全市生产总值提前10年实现了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预计到2020年，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55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9%，均比2013年翻一番。

在综合实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产业结构也将进一步优化，多元产业格局初步形成，工业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稳步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三册产业比重趋于合理。到2015年，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4：60：36；到2020年，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4：55：41。

图2 临汾市各县社会经济指标统计值图（2013年）

2.1.2 经济发展总体布局特点

根据临汾市地理特点和现有发展基础，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基本理论，综合考虑产业分布现状、区域分工等条件，坚持分类指导、突出特色、发挥优势等原则，临汾市科学发展的空间按照“一轴双核两带”来展开，在临汾全市范围内形成 布局合理、资源配置科学、整体功能协调、发展动力强劲的总体发展格局。

“一轴”为汾河为主轴的平川县市区，包括霍州、洪洞、尧都、襄汾、曲沃、翼城、侯马七县和临汾、侯马两个开发区。平川县市区区位优势明显，交通快捷便利，资金、人才相对充足，发展基础比较扎实，人口、经济在全市占有较大比重，是临汾市城镇和产业密度最大的区域，是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平台。要深入推进结构调整，改造提升、做大做强煤炭、钢铁、焦化、钢铁、电力等产业，大力发展煤化工、装备制造、食品加工、医药、建材及新材料等产业，培育壮大旅游服务、商贸流通业，积极发展精品农业，努力探索具有各自特色的新型工业化路子，继续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双核”即尧都区和侯马市，包括临汾、侯马开发区。尧都区是全市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侯马市是全国规划的物流重镇，是全省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晋陕豫交通枢纽之一。两地依托一身优势，大力提升综合实力，走在全市科学发展前列。要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加快发展商贸流通、科技教育、金融保险、房地产、信息服务和文化旅游等服务业，切实增强辐射带动作用，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

“两带”即东西两山发展带。东山发展带包括浮山、安泽、古县三线；西山发展带包括乡宁、蒲县、汾西、吉县、隰县、大宁、永和七县。东西两山资源丰富，地域广阔，发展潜力很大。乡宁、蒲县、古县、安泽、浮山要加快煤矿及煤矿山资源整合和兼并重组，同时做大做强相关产业，着力培育替代产业，促进优势真正转变成为经济优势。打造乡宁、古县和蒲县煤炭生产基底，把浮山建成全省重要的铁矿石生产基地，安泽建成全市煤焦化电一体化发展示范基地。

2.2 经济发展与抗震减灾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必将大大提升临汾市的综合实力，必将给全市人民带来更多更大的实惠。但是我们在致力发展的同时，还必须充分考虑地震因素，临汾市国内有名的地震危险区，存在着严重的震灾风险。发展与风险同在，决不可掉以轻心。必须使经济和防震密切结合，做到科学规划，趋利避害，和谐发展。地震灾害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地震的等级和烈度，另一方面则决定于受灾体的密度、价值和易损性。目前人类的科学水平和能力上不可能减少或减小地震活动的频次和震级，也不可能削弱或分流地震波的能量，而且地震预报也没过关，企图像台风、洪水应急那样灾前撤离也不现实也是不现实的。可行的有效地办法就是搞好抗震预防，控制地震危险区的人口财产密度和提高防震减灾能力，减轻地震灾害损失，使其控制在区域可接受的灾害承载力范围内，以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

先根据全市地震地质构造的特征，和地震区划及防震减灾规划的资料，对区内今后发展布局提出以下建议的观点（见图3）：

图3临汾市主要工业企业分布图

（1）河东地带。河东地带是指黄河以东、紫金山断裂以西的广大区域，包括大宁、吉县、永和、隰县、和蒲县的西半部，面积6100km2，大致占全市面积的30%以上。河东地带以鄂尔多斯断陷的东延部分，出露基岩为三叠纪铜川组巨厚的红色沙泥岩地层，第四纪黄土覆盖广厚。区内地层产状平缓，岩性稳定，构造简单。该区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4级以上的地震，周围地区的地震到本区其烈度迅速降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区内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05-0.10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0.45s，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区。因此，河东地带是我市地震危险性最小、建设场地最有利的地段。由于历史的原因，该区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基础设施条件、特别是交通条件相对较差。但是这种情况已经和正在发生改变，按山西省高速公路网规划布局图，高速公路“西纵”线路正在进行前期工作，该线路通过区域为隰县-大宁-吉县，向北经离石、朔州、右玉至内蒙，向南经河津、运城到河南。在横向上，由临汾-吉县-壶口，和由霍州-隰县-永和的高速公路也即将进行施工；在铁路建设上，已经开工的国家重点项目中南铁路，将通过该区隰县、蒲县等地。不久的将来，一个四通八达，畅通无阻的交通网络定要覆盖该区。

因此，河东一带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是设计国计民生的重大建设项目，如新型能源重化工项目、国防军工项目，航空航天项目、高新科技项目的理想建设场地。鉴于本区东部与吕梁山断拱分界的紫金山断裂是一条活动性断裂，近期曾发生过5.4级和5级地震，基建项目应远离该断裂。

（2）西山区。该区位于紫金山断裂以东，罗云山断裂以西，包括汾西、洪洞、尧都区、蒲县、乡宁在内。地貌主要属于侵蚀剥蚀低山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15g，地震反应谱特征周期为0.40s。出露地层主要为石炭纪-二叠纪含煤建造，局部为寒武纪-奥陶纪碳酸盐岩。由于煤系地层地层出露地表或埋藏较浅，近二十余年来，群众采煤盛极一时，各类小煤矿星罗棋布，留下大面积采空区和大量采矿废渣，而由采矿飞涨引发的地质灾害严重，如滑坡、崩塌、泥石流、地裂缝、地面沉降、水位下降、浅层地下水枯竭等，因此一旦发生地震，可能进一步引起严重的此生地质灾害，该区当前主要是整顿采煤秩序，对小煤矿进行整合改制，进行规范化、规模化科学化开采，同时致力地质灾害，恢复地质环境，暂不宜进行其他大型项目建设。

（3）中部盆地。包括霍州、洪洞、尧都、襄汾、翼城、曲沃、侯马等7个县，区内地势平坦，交通方便，物产丰富，历史悠久，是全市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未来发展的重点。但是，临汾盆地是山西地震带中地震活动最强烈地段，区内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临汾一带为0.2g，侯马一带为0.15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临汾一带为0.35s，侯马一带为0.40s。在历史上地震活动频度高、强度大、分布集中、破坏最为严重；全市地震区划中全出的6个地震潜在危险区，全部分布在盆地之中，是今后发生强震危险性最大的地区。

地震灾害的分布不是均匀的，即使在地震危险性最大的地区、在潜在震源区内，也有相对安全地带。应加快区内活动性断裂调查工作步伐，要查明地震危险区，应在地震灾害风险较小的地段进行基建选址，并认真进行基建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和地质环境影响贫家，以求在地震灾害发生时损失最小。这是基本建设选址、构建安全人居环境和避免地震灾害破坏的有效途径。

（4）东山区。包括古县、安泽、浮山、翼城，区内地貌为低山丘陵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二叠纪、三叠纪和石炭纪，并有少量寒武-奥陶纪，第四纪黄土覆盖广厚。地震危险性与西山区基本相似，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10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0.40s。但由于煤炭埋藏较深，采矿队地质环境的影响和破坏较轻，场地条件较西山要好，可作为重点发展的地区。

参考文献

[1]邓启东，张培震，冉永康等，中国活动构造与地震活动[J].地学前缘，2003（特刊）：66-73.

[2]殷娜，韩军青. 山西地震带公元1000年以来M≥6地震时空发生规律探讨[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0:20(18):16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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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和谐发展问题是我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所面对的重要问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主旋律的把握，是新闻传媒与社会经济之间相互促进的必经之路。［1］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要素，经济的和谐发展是发展国家经济效益的保障性因素。市场经济的活跃度是社会发展情况的主要衡量指标。市场经济的分配不均是公民之间利益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与人有关的因素成为了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要素。从科学发展观的有关内容来看，全面协调可持续成为了我国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目标是从多方面入手进行建设和完善，是促进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发展的重要措施。科学发展观的全面性和协调性要求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过程中，要对各个方面的发展进行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合理性的主要表现。高污染、高能耗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合国家未来的发展需求。［2］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新闻媒体需要对现代社会的真实情况进行反映。信息宣传和传播任务是新闻传媒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承担的主要任务，对和谐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从新闻传媒的发展情况来看，维护公平正义、坚守社会道德，是新闻宣传工作最基本的要求。

二、和谐社会经济发展与新闻宣传的共生关系

（一）和谐社会经济发展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支撑作用

新闻传媒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重要连接纽带。新闻传媒的宣传导向作用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在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展过程中，新闻传媒需要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要性的、具有代表性的信息进行播报。［3］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环境下，新闻媒体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互联网行业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成为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载体。和谐的社会发展环境可以为新闻传媒的资金因素和资源要素提供一定的保障。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可以为新闻传播工作提供更为广阔的信息发展渠道。因而，和谐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和社会大环境方面。

（二）社会经济对新闻宣传工作发展的制约作用和引导作用

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是传媒业的整体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与新闻传媒业的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性的关系。［4］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生产力水平是新闻传媒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可以为新闻媒体和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基本条件。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分工的细化和生产部门之间联系的强化，让人们开始对社会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信息进行关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让信息加工条件和信息采集条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为了使产品的生产成本、交换成本和流通成本得到有效降低，工厂开始向道路交通较为便利的地区集中，这就为工业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我国新闻传媒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受众市场、资本市场、广告市场和新闻来源市场在相关报纸媒体的新闻宣传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从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市民阶层是在社会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可以为报纸媒体提供一个广阔的读者市场；市场经济繁荣，可以为新闻媒体提广告市场；城市生活所表现出来的丰富和多元化特点，为社会新闻、文体娱乐新闻提供了来源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则为新闻传媒提供了投资市场。于是，新闻来源、读者群体和投资市场成为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要素。这样，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成为了新闻传媒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大小的主要影响因素。改革开放来，我国专业财经媒体的纷纷创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改革开放初期创刊的《市场报》可以被看作是我国当代财经类传媒的开端。20世纪80年代末创刊的《中华工商时报》等刊物则是国家出于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而创建的财经传媒，其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国际商报》等报纸和广播电视财经频道的出现，让财经媒体在专业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进入新世纪后，《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和在互联网兴起以后所出现的一些门户网站、新闻网站中的财经证券频道，成为了宣传财经新闻的重要载体。传媒的产生与发展，是市场经济全面推进的产物，也是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过程中产生的。

（三）新闻传媒及宣传对社会经济进步的主要影响

新闻传媒自身具有一定的价值。由于新闻宣传工作的功能与社会经济现象传播过程中的舆论导向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因而对新闻宣传工作经济价值的量化分析工作并不是对其最终价值进行衡量的有效方式。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热点问题、焦点问题和社会大众的需求声音是新闻媒体关注的三大重要内容。新闻媒体对一些热点事件的持续关注，可以让这一事件得到有关部门的妥善处理。新闻宣传工作是对居民生活需求进行转播的重要方式，可以让社会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得到有效提升和拓展，从而发挥新闻媒体的引导作用。新闻传媒的广告传播行为可以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这就让新闻宣传工作给企业带来的积极影响成为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新闻传媒业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行业。社会民众对传媒产品的消费情况和企业广告的支出情况也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因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传媒产业经济的繁荣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传媒产业经济的繁荣也会让新闻宣传工作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在现代经济领域，广告可以被看作是传媒产业发展状况的反映。因此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新闻媒体的广告总额也表现出了高速增长的特点。信息沟通在社会经济系统的整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财经新闻宣传对经济信息的传播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它可以在经济领域对市场经济所涉及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要素产生积极影响。新闻宣传机制对社会经济的热点和焦点的传播工作有着积极的影响。一些与社会热点有着密切联系的经济报道是促进传媒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人民群众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新闻宣传工作中，只要新闻媒体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新闻宣传工作往往可以达到相对较好的传播效果。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敏感问题，新闻媒体的新闻传播工作可以发挥出信息预警的功能。在新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企业也可以对经济活动的未来进行了解和预判，进而在对自身发展战略进行调整的基础上，提升经济效益。传媒产业与地域经济系统之间的融合，可以为某一区域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与新闻宣传有关的传媒组织和一些与新闻媒体相关联的创意组织已经在一些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表现出了集群现象。从我国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展情况来看，这种集群趋势在我国也已经有所体现。对于与新闻宣传有关的传媒业和文化产业而言，信息流、人才流、资金流和物资流之间的交叉和渗透，是这些产业进行自主创新的动力因素。基于地缘因素的信息体系与知识因素和资源要素之间的融合，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文化产业而言，区域内各个产业相关要素之间的不断作用与融合的过程，是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关键。传媒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融合，既可以为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一定的帮助，也可以在对区域空间的契合度进行提升的基础上，推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6］

三、新闻宣传推动和谐社会经济发展的策略

（一）对新闻传媒发展模式进行创新

新闻传媒发展模式的创新主要设计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新闻宣传硬件设备的更新；二是新闻宣传内容的创新；三是新闻传播方式的创新。新闻宣传工作中，媒体的硬件设施设备的更新，可以让新闻信息的宣传质量得到有效的提升；对和谐社会的经济传播要求进行充分的了解，可以让新闻宣传在时展要求下进行内容和形式的不断转变。值得重视的是，新闻传播形式是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是新时期新闻传媒的重要传播媒介，应加以有效利用和善于利用。

（二）对新闻宣传的自身价值进行重视

新闻价值是新闻传播活动中的重要价值。和谐的社会声音可以为和谐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舆论保障。新闻宣传就是发挥这一保障作用的重要方式。从新闻传媒的宣传价值来看，它可以在借助新闻宣传向人们传递多方面信息的基础上，发挥出对普通百姓的思想进行引导和保障的作用。在对我国媒体行业的现状进行探究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对新闻传媒自身价值的重视，可以让新闻宣传成为对各种价值进行协调的工具，这就可以有效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在遵循国家政策要求的基础上，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就成为了新时期新闻宣传中所要遵循的原则。［7］

（三）对平民情怀进行展示

在新闻媒体领域，平民情怀主要指的是新闻媒体在对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关注的基础上，对广大普通民众所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在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平民情怀是新闻媒体从业人必须秉持的工作态度。在自身利益的影响下，不同阶层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会表现出差异性的特点。在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对不同阶层人民的声音的倾听，可以让国家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自身利益。新闻传媒是对平民阶层的信息进行传递的重要机构，新闻宣传工作也是对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进行展示的主要方式。平民情怀的展示，对新闻传媒的长远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结语

维护人民的利益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出发点。新闻宣传在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文化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基础上，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在充分了解新闻传媒及宣传工作与和谐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开展新闻宣传工作，对和谐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谢国勇 单位:万州区广播电视台

参考文献：

［1］许琳.论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经济发展的共生关系［J］.新闻传播，2016（01）：110-111.

［2］孙见泰.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经济发展共生关系探讨［J］.中国报业，2016（14）：22-23.

［3］潘骏晖.新闻传媒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J］.科技资讯，2014（32）：210.

［4］孙超.基于和谐社会视阈的新闻宣传创新路径探究［J］.理论月刊，2007（09）：85-87.

［5］姚江龙.论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J］.黄石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6）：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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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变化；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3-0006-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3.0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产生了对建设用地持续迫切的需求，建设用地扩张，尤其是城镇用地空间拓展成为我国目前土地利用变化的最主要特征［1］，而农村居民点用地在自身经济发展和城镇用地扩张的双重压力下呈缓慢增长趋势。然而同期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缓慢的用地规模增长意味着快速的人均用地增加，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日益粗放，出现“农村减人不减地”的奇特现象，对我国耕地资源保护造成了巨大的压力［2］。

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学者在全国，区域和个案城市三个尺度都有所涉及［3］，定量分析以对区域和个案城市为主［4-5］，在全国尺度上则多为定性分析和定量描述［6-7］。总结已有的研究，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类：自然因素，如坡度、海拔、耕地资源；人口和家庭因素，如人口规模、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因素，如工、农业产值、农村居民收入因素；交通因素，如交通运输水平、与河流或者公路的距离；政策制度因素，如农村土地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宅基地政策。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揭示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因素，但是对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城镇空间扩张和乡村自身发展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双重作用缺乏足够的重视。本文立足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在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转换来源和流向的基础上，总结影响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并选择相应指标构建计量模型对来自区域、城镇和乡村自身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为制定政策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提供一定的实证研究依据。

1 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和一致性，本文以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外的22个省、4个直辖市和5个自治区共31个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的基本单元，研究时段为2000-2008年。

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来自于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常住人口数据来自于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2010年各省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户籍人口数据来自于2001-2009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同时参考了《中国农业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 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分析

2.1 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趋势分析

总体而言，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在缓慢减少，从2000年到2008年共减少了24 985 hm2，年均增长率为-0019%；同期农村人口总量从7.84亿减少到6.83亿，共减少了1005亿人，年均增长率为-1.701%。2000-2008年间我国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要远远快于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的速度，因此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持续快速增加（图1），导致我国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远远超过了相关村镇规划标准中规定的80 m2/人-150 m2/人之间的上限［8］。

2.2 农村居民点用地流转方向分析

从2004年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入的情况来看，新增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来源于农用地，达到79%，其中45%来源于耕地，34%来源于除耕地以外的其他农用地，其次是来自未利用地的15%，只有6%左右是由建设用地内部除农村居民点用地外的地类转化而来（图2）。从2004年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出的情况来看，流失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转换为其它建设用地，达到64%，其中59%转为城镇工矿用地，8%转为其它建设用地；转换为农用地的比例也达到30%，转为未利用地的比例仅3%（图3）。

3 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因素

上述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流转方向的分析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①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自身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农村居住用地需求，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表现为大量农用地转换为农村居民点用地；②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引起的城镇空间扩张吞噬和整合了许多农村居民点用地，阻碍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表现为许多农村居民点用地转换为城镇工矿用地；③为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而对利用率不高的建设用地进行的土地利用综合整治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过度扩张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9］，表现为一定比例的建设用地转换为非建设用地（图4）。因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城镇因素和农村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分析，下文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围绕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自身社会经济发展三个方面展开，避开不易量化的土地整治。

3.1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素

我国的土地利用演变特别是建设用地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是经济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建设用地扩张的过程也可视为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过程的一个方面［10］，因此对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不能脱离

区域宏观经济和社会背景。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即是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的重要特征［11］，因此经济发展速度（GDP增长）、城镇化速度、产业结构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强度等都会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的使用情况，另一个重要特征则是“城乡二元体制”，其中流动人口的“两栖占地”现象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具有重要影响。随着从20世纪80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离乡不离户”的流动随之加剧，产生了大量外出务工者。他们常年在城市工作，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和城镇社会保障体制的束缚［12］，并不能很好的融入城市生活，而是将户口保留在农村原籍。此类流动人口本文称为农村“两栖人口”，他们的父母或者孩子通常生活在农村，自己也经常返回农村原籍居住、参加农业生产，并将城市工作取得的收入积攒下来用于改善在农村的居住环境，此为农村地区“人减地增”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3.2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素

迅猛的社会经济变革发生于整个区域，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也很迅速，社会变革巨大。驱动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因素更直接地来自于农村自身。首先随着全社会的发展，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和家庭规模都发生了变化，其次随着农村的实行以及国家各项惠农政策的出台，农村财政支出和固定投资逐年增加，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升，农用地的产出翻番增长，同时农民就业渠道也进一步增多，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生活与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农村家庭对住房的改善需求被激发，驱动着农村地区土地利用结构与格局的变化，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呈现扩张趋势。

3.3 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因素

中国的城镇过程可分为以城市经济和人口的集聚而呈现的扩展型城市化和以农村非农产业化与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建立农村城市（小城镇）而呈现的集聚型城市化两种模式（即农村城市化）［13］。两种城市化模式都包含着城市用地的扩张和农村土地的城镇化（农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转变为城镇用地的过程），城镇用地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限制了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扩张。

已有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是城镇用地扩张的根本动力［14］，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因素，如城镇人口、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城镇GDP增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等）、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二三产业产值的变化）、巨型工程建设或基础设施投资、城市环境等将影响城镇用地扩张［15-16］，从而影响到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

4 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回归分析

4.1 分析样本与模型选择

选取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2000-2008年9个年份共279个分析样本，构成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比较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所有年份以货币单位衡量的指标均以历年各省级单元的GDP平减指数换算成2000年价，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利用对数函数和幂函数对各变量进行正态变换，并进行Z记分标准化处理。

在构建回归模型时，被解释变量为各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不同年份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解释变量为受学者们普遍关注的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因素三类。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有：区域人均GDP（区域GDP/区域常住总人口），城镇化率（区域城镇常住人口/区域常住总人口），二产比重，三产比重，区域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区域常住总人口），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区域财政支出/区域总人口），区域铁路网面密度（区域铁路用地面积/区域国土面积），区域公路网面密度（区域公路用地面积/区域国土面积），农村“两栖人口”数量（户籍农业人口-农村常住人口）。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有：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农村家庭人口规模、人均农业产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常住人口）、农用地地均产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农业用地面积）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常住人口）。

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有：城镇工矿用地面积（城市用地+建制镇用地+独立工矿用地），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二产增加值+三产增加值）/城镇常住人口），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常住人口）。

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基本模型为：

Yit=a+∑bi•Xit+ui+eit

Yit为省（直辖市或自治区）i第t年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Xit为省级单元i第t年的解释变量。利用stata9.2软件，进行参数估计及相关检验。

4.2 回归分析

区域发展变量固定效应模型（表1-model 1）F值386，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明显，随机效应模型（表1-model 2）W值194.26，也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而Hausman统计量48.12，Prob>chi2=0000，表明应该接受固定效应模型。对于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而言，区域人均GDP显著为正，而铁路网面密度显著为负，表明区域经济增长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而大运量交通工具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区域内部和外部联系的便利程度，显著减缓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在控制区域人均GDP变量和铁路网密度后，所选的其余区域发展变量均不具有显著。然而此时模型的三种拟合优度指标均很低，表明区域发展变量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的解释能力非常有限。结合区域发展变量随机效应模型中（表1-model 2）可见，学者们较为关注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因素，投资和财政政策因素，交通发展水平中的公路网面密度并不具备显著影响，而人口规模，农村“两栖人口”的显著正向作用，城镇化水平的显著负向影响集中体现在区域间的差异上，几乎无法解释区域内不同年份间的差异，在模型中表现为较高的组间拟合优度（R2 between）和极低的组内拟合优度（R2 within）。此结论与前文认为农村“两栖人口”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具有推动作用的分析矛盾，这种矛盾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理解：①观察时段内农村“两栖人口”的区域差异也是各区域20多年来人口急剧流动的时序差异的累积，因此对区域差异的解释部分解释了时序差异；②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本文采用对“农村两栖人口”的测定难以反映各地区各年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各地区不同年份户籍人口中的分农业和非农业统计即使在短期内也具有很大的波动。

农村发展变量固定效应模型（表1-model 3）和随机效应模型（表1-model 4）均能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Hausman统计量为-3 887.69，然而分别对有效估计量和一致估计量协方差矩阵（sigmamore和sigmaless）检验，Hausman统计量分别为75.96，103.91，均是Prob>chi2=0.000，表明应该接受固定效应模型。对于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而言，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农村居民收入、农业生产人均效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农村居民人均农业产值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年纯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相比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效应，农村农业生产的增长更能解释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然而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为居住用地，在外出务工盛行的当代中国，农村家庭的收入中用于住宅建设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来自于农业生产，因此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应与收入效应关系更紧密，本文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与人均农业生产效率相关性更高的结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现行的农村居民收入统计可能难以如实反映农村现状。农用地地均产值、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影响显著为负，因为农用地地均产值的增加意味着将农用地非农化具有更高的机会成本，将促使农村居民集约利用土地，农村人均固定投资的显著负向作用则表明近年来国家对于农村投资的增加起到了集约利用农村居民点用地的作用。农村家庭人口规模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在控制农村居民的收入或者生产效应后，并不显著，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家庭规模的小型化确实刺激了农村居民对住宅用地的需求，而农村家庭规模的缩小与农村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农村家庭规模的缩小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影响没有超出农村经济发展之外。模型的组内拟合优度（R2 within），组间拟合优度（R2 Between）和总体拟合优度（R2 Overall）均比较高，说明农村社会经济因素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具有比较好的解释能力。

城镇发展变量固定效应模型（表1-model 5）和随机效应模型（表1-model 6）均能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Hausman统计量为-58.96，分别进行sigmamore和sigmaless检验，Hausman统计量分别为124.31，224.06，均是Prob>chi2=0.000，表明应该接受固定效应模型。如前文分析，推动城镇用地扩张的城镇发展变量（城镇人口规模，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出，城镇居民可支配年收入，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均对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在控制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出后，城镇居民可支配年收入和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相比于城镇居民的收入效应和直接的城镇投资驱动，非农业生产的增长更能解释城镇扩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吞噬作用。然而模型的组内拟合优度（R2 within）依然很低，说明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的城镇空间扩张对农村居民点扩张的解释能力也很有限。

城镇工矿用地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则是显著正相关，似是说明城镇工矿用地的增长刺激了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扩张，与前文关于城镇扩张限制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分析相悖，实则此处仅说明随着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居民点用地和城镇工矿用地呈明显同向增长趋势，因为城镇用地扩张对农村用地增长的制约作用需置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下进行综合考察。综合考虑区域发展变量，城镇发展变量和农村发展变量中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区域常住人口，区域人均GDP，区域铁路网密度，城镇人口规模，城镇居民非农业产出，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农村人均农业产值，农用地地均产值，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得到综合的社会经济因素固定效应模型（表1-model 7），此时可以发现，农村发展变量中，农村人口规模，农村人均农业产值，农用地地均产值的作用方向和显著水平依然稳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区域铁路网密度不再显著，区域常住总人口，区域人居GDP，城镇人口规模，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依然显著，但作用方向与上文的分析和模型相反，应该是由于模型严重的内生性导致的。根据前文的定性分析，设置城镇工矿用地为内生变量，综合固定效应模型中显著性水平和作用方向发生改变的因素（区域常住总人口，区域人居GDP，区域铁路网密度，城镇人口规模，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设为工具变量，得到综合固定效应IV模型（表1-model 8），经检验Hausman统计量161.28，Prob>chi2=0.000，接受内生变量模型，此时城镇工矿用地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影响与前文定性分析一致，变为负向，尽管并不显著，而其余农村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和作用方向依然稳健。

比较区域发展变量模型，城镇发展变量模型和农村发展变量模型，发现农村发展变量模型的拟合优度远比区域发展变量模型和城镇发展变量模型的拟合优度高，因此，对于驱动省级单元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社会经济因素而言，来自农村的因素要比来自区域和城镇的因素解释能力更好，即相比于区域和城镇社会经济因素，农村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是驱动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更重要的因素。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转换来源和流向的基础上，探讨了来自于区域，城镇和农村自身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作用机制，可以得出以下三点主要结论：

（1）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受到城镇和农村自身发展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区域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农村居住用地需求，推动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另一方面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引起的城镇空间扩张吞噬和整合了许多农村居民点用地，缓解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趋势，在此“一增一减”双重作用下，农村居民点用地缓慢增长。

（2）对于驱动省级单元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社会经济因素而言，相比于来自区域和城镇的因素，农村自身的发展更为重要。农村社会经济因素中，农村常住人口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村家庭人口规模减小都将促使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农用地地均产值增加则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有显著的限制作用。城镇社会经济因素中，城镇常住人口增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推动的城镇空间扩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起限制作用，然而在控制农村社会经济因素后，限制作用并不显著。

（3）不论是对于来自区域，城镇或是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产出效应都比投资和收入效应更明显，在控制人均产出的情况下，来自于区域和城镇的投资和收入效应不再显著。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与城镇工矿用地扩张相关性更高，应该是因为总体上城镇空间扩张的直接目的即是扩大非农业生产；农村人均农业产值与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相关性更高，则应该是由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不能如实反映农民的收入状况所致。

综上，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显著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推动了城镇空间迅速扩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限制作用不够明显。为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引导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过度扩张，应该同时从城镇和乡村两方面着手：一是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和复垦力度，充分发挥城镇空间扩张的限制作用；二是积极投资农村，推进新农村建设，提高农用地地均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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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ocial Economic Factors of the Land Use Changes in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of China

FENG Changchun1 ZHAO Ruoxi1 GU Weiying2

（1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Center of Planning and Land Affairs,Pingshan New District,Shenzhen Guangdong 518118,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landuse and socioeconomic data of each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08,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sion are discussed from regional, urban and rural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region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boosts the expansion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On the other hand,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leads to urban land expansion, which relieves the expanding trend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As a result, the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ds slowly under the double effects. Compared with regional and urban facto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area is much more important for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sion. And either to the regional, urban or rural factors, the production effect is much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investment effect and income effect. The investment effect and income effect from regional and urban factors are no longer significant when the production effect is controlled. In order to control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s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lement the coupling policy of increasing and decreasing land for urban and ural construction.To promote the economical 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put more effort on land consolidation and land reclamation, enlarge rural investment and increase the output of agricultural land.

Key words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land use changes; socialeconomic factors

收稿日期：2011-11-22

作者简介：冯长春，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土地与房地产经济。

篇4

摘 要 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到国家全体人民的生活、工作及社会利益等，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企业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因此，企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程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关键词 企业 社会经济发展 重要性 必要性

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支柱，企业以生产或服务，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上的享受，它与人们的消费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企业的经济利益及社会效益密切关系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良好的企业经济利益和所发挥的社会效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企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企业是履行社会责任、创造利益的源泉，是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可以通过物质资本的投入创造大量的经济价值，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企业要在社会中有所发展，获得一定的效益就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不断进行革新以适应社会的发展趋势。在竞争激烈的社会市场环境中，企业人力资源的素质以及技能转化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企业是解决区域经济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是解决农民收入，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力量，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动力。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完成大量的生产工作，这就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解决的重要途径，企业的经济发展与进步可以带动新农村的经济建设，促进新农村的快速发展进步。要落实与贯彻社会的科学发展，就必须通过加快构建和谐企业，实现企业的改革稳定发展，建设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企业最大的贡献。

二、企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一）促进社会创新发展

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个性化必然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又以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的服务内容的出现为前提，在这些新的领域中企业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将得到很好的表现。企业经济广泛而充分的竞争促进经济的繁荣与发展，特别是一些以高新技术创新为特色的企业经济的发展，不但可以改进产业结构，还能够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社会产业系统的动态结构，包括技术结构、产业关联结构等。企业的发展是社会需求多元化、产业结构多元化的必然趋势。

（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保证市场展开广泛而充分的竞争，以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地繁荣和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竞争的基本条件，要求有足够多的企业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主体。社会市场是企业生存和产生的基础，是企业的服务对象。企业是社会市场经济公开、公正、公平基本原则最积极的维护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企业的发展进步可以消除社会市场上的多种弊端，以积极地促进市场机制的健康发展。企业的竞争与发展不仅是经济繁荣的根本，也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只有企业的真正潜能受到鼓励与发展，社会经济的繁荣才能实现。企业的不断发展进步是保持社会经济公平竞争环境、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关键力量之一。

（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企业是解决社会劳动力，稳定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世界经济周期性的波动使得在市场机制配置人力资源的情况下，失业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我国也在面临着待业、就业、下岗、再就业的重大压力。有资料数据显示：我国年平均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不少于一千万人，失业率已经高达百分之六左右，下岗职工有一千一百万人。据统计我国目前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业职工在中小企业就业，中小企业吸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新增劳动力和下岗职工，以小企业为主的乡镇企业更是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和谐的良好局面，必须适当发展中小企业，以便于更好的解决大量的失业问题及社会稳定隐患。

（四）促进社会经济增长

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一个国家产业结构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平衡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相对规模，以及它们之间的合理分工。大企业将中小企业制造的零部件组装成现代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大企业就相对有效地利用规模经济，中小企业相对有效地利用小规模经济和多样化经济。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促进社会的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的作用。从我国来看，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区，也是中小企业得以繁荣昌盛的地区。从1986—1994年以来，我国的工业企业生产总值增长率为百分之十八，其中大型企业增长率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中小企业在同时期的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三十。发展中小企业是社会生产合理分工、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必要需求。

三、结语

企业是现代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加快对企业的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没有良好的企业建设，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一定要不断对企业进行改革、创新，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尽最大努力收获最大的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更好的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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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高等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一）高等教育投入有利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高等教育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而成为科学技术进步的直接推动力，也为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根据有关数据显示，20世纪初期科学技术进步使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1970年-1980年，科学技术和人才的贡献率占发达国家GDP的75%，而设备与资本的贡献率仅占25%。美国经济增长的支柱性行业是由汽车行业到石油行业再到软件行业的发展过程，这充分地说明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在现代社会生产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14年，我国上海高新技术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达到20%，而科学技术进步因素对上海的经济增长贡献率也达到了53%。因此，高等教育的投入有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推动了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1]在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发掘与高等教育的发展密不可分。因此，当今社会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显现出尤为重要的作用。

（二）高等教育投入为经济增长提供基本要素，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资本、劳动力、生产效率和科学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增加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可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质量，促进科学和技术专利的研发，使生产资料消耗率降低，进一步提高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当劳动力的素质和质量较高时，经济增长的成本会出现低消耗、高效率或低投入、高产出的情况。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高等教育的投入量的增加势必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2]同时，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带动相关产业迅速发展的重要作用。提高相关产业的产值，有利于相关产业突破其发展瓶颈。高等教育与许多产业和行业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学校的基本设施建设与建筑行业和交通业相关；高等教育机构需要出版和印刷课本、材料和论文等资料，这就与文化出版行业有着密切的联系。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促进这些行业产量与产值的提高，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增加高等教育的投入量有利于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三）高等教育投入增加个人收益，促进个人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发展高等教育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而且也对未来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收益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本科毕业生的明瑟收益率由1996年的8.23%上升到2013年的36.69%，提高了近5倍。所以，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高等教育投入俨然成为一项回报率较高的投资。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呈周期性波动，而我国居民消费不足是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我国居民在教育投入上却呈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势，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是相当慷慨的。所以，有些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市场将是我国唯一一个卖方市场。[3]因此，国家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不仅能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提高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率，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还可以利用教育行业的有利条件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形成连锁反应，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据统计，2014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49.9万亿元，人均年储蓄存款超过3.5万元，我国家长为孩子上学所做的储蓄占总储蓄额的44%，居于世界首位。2013年底，我国普通高校的毛入学率已经提升到了34.5%。由此可见，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相当惊人，高等教育的扩展空间还很大。2014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为24488.22亿占GDP比例4.3%，经费总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这说明，我国教育经费支出的增幅明显高于收入和总支出的增长幅度，我国高等教育消费的潜力和扩展空间都是相当巨大的。

二、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影响分析

（一）经济增长为高等教育投入提供物质基础

一切社会活动都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这些社会活动所需的物质条件都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所形成的。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都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才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这一切都要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其他社会资源的投入为基础，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对高等教育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投入。高等教育是一种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社会活动，它存在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过程中，是依赖于社会经济的增长的投入产出活动，经济增长为高等教育提供了物质保障。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对高等教育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投入具有相当大的区别。经济发展好的地区具有师资力量雄厚、校园环境优美等优势。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好的地区的政府或社会组织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较大，高等教育发展拥有一流的社会经济保障。然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连最基本的校舍都无法保障，这是由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所造成的结果。因此，高等教育能发展起来的物质基础就是社会经济的增长。

（二）经济增长水平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和结构变化

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为社会进步提供了物质资源和发展动力。同时，经济增长也从方方面面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实质上是由经济发展而决定的，而非取决于高等教育的供给和需求。高等教育的需求方面包括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5]个人和社会需求的发展与变化经常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历史、人口、文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而社会经济因素是最基本的影响因素。只有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和经济需求增大时，人们对高等教育规模的需求才会增大。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规模和结构有了新的需求。高等教育的规模和结构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决定，而是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决定了高等教育的人数、年限和支出等。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不仅会限制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的受教育规模和人们的受教育年限，而且还极大地影响了该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因此，只有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水平，才能保证高等教育又好又快的发展。

（三）经济增长促进高等教育结构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高等教育结构是指高等教育体系内的各种教育机构所构成的内部机制，它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客观规律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的发展及高等院校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源的影响。生源数越多，高等院校所获得的教育经费则越多，大部分学生为了应对今后工作中的竞争与挑战，在选择所学专业上都比较慎重。这就迫使高等院校在专业设置上要与产业结构相结合，专业的设置要符合各类生产部门的需要，为这些生产部门培养专业对口的人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以往的教育结构已经不适应现今社会发展的需求，教育结构必须改革，高等教育应向培养专业型技术人才的方向发展。教学质量对于高等院校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决定了社会对高等院校认可程度的高低，也决定了高等院校的创办特色品牌的成败。在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限，限制了对于教育的投入，古代学校开设的课程门类较少，教育手段和教学内容都相对单一。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随之而来的就是高等院校的教学质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以往的经验教育方式和书本教育方式转化为更先进的信息化的教育方式，形成了教学手段多元化、教学设施现代化和教学内容科学化的特点，实现了在教学质量上的跨越式发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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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资源 承载力 定义 内涵 特点

中图分类号：TV文献标识码： A

目前，关于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在概念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从水资源承载力概念被提出以来，很多研究人员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对水资源承载力的定义或看法，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定义。

1 水资源承载力的定义

对于水资源承载力的定义大致分为两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认为：水资源承载力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技术发展条件，基于区域水资源总量概念，并结合区域实际特点，通过可持续利用达到最合理的社会、经济与环境等综合因素协调发展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规模的最大限制，即水资源的最大开发容量。

第二类观点认为：水资源承载能力是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出发，以区域现有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技术经济条件为基础，以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合理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为手段，水资源总量能够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能力。

2 水资源承载力内涵

（1）生态内涵

水资源承载力的生态内涵包含两层内涵：1）水资源承载力不是无穷无尽的，具有生态意义上的极限，任何形式的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均不能超过这种极限；2）正因为水资源承载力具有上述极限的涵义，所以当水资源承载力达到极限时，可视为相应的生态极限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利用。

（2）技术内涵

水资源承载力是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具有主观性特征的一个概念。水资源承载力不可能离开特定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背景，这体现在水资源承载力的生态极限与区域技术经济水平有关，也体现在可以在完善水资源综合管理水平的基础上提高相同水资源对社会经济的承载能力。

（3）社会经济内涵

水资源承载力的社会经济内涵包括：①水资源承载力具有社会经济方面的内涵，社会经济系统的丰富和完善是提高水资源承载能力的有效途径；②社会经济的内容不能仅局限于与传统的GDP指标相类似的生产性经济收益，应该包括所有生态经济服务方面；③水资源承载力对应着最大的可持续人均水资源效用水平。

（4）时空内涵

①从一定区域尺度上考虑，水资源承载力是水生态系统——这一相对独立系统的承载力，不同的时空尺度，相同的水资源量具有不同的承载力水平；②水资源承载的综合效用及其它限定因子如自然资源、技术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等都具有区域性；③水资源承载力具有特定的时间内涵，在时间上是一个发展的、将来的概念；④水资源承载力又是一个长期性的概念，即它反映了自然水生态系统同人类活动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的时间尺度。

3 水资源承载力的特点

（1）有限性

有限性是指在某一特定的社会发展时期，水资源承载力是有极限的，但这个极限是相对极限。如果社会发展时期不同，相同水资源的承载能力也将随之发生变化。水资源承载力受到区域水资源条件、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当时的技术经济条件以及生态环境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水资源承载力这一概念必须辅以相应的社会发展时期。

（2）动态性

水资源承载力相关的水资源系统和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系统都是动态发展变化的，因此，水资源承载力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与特定的社会发展时期有着直接的关系，不同的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承载力水平。在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因素共同影响下，水资源系统的数量、质量及时空分布，以及可利用量和可供水量等是不断变化的，尤其是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系统将直接或间接产生影响，导致其承载能力也随之发生变化。而社会经济的不同发展时期也使得社会经济系统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变化。

（3）多样性

多样性体现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水资源开发利用途径的多样性上。这些多样性使得某一区域的供需水量各异，且相关的发展指标差异也很大，从而导致水资源承载能力不仅仅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有关，也与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式有关，应在区域水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上衡量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如何开发利用有限的水资源支撑适应区域特点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则是水资源承载能力研究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问题。

（4）不确定性

目前，由于受自然气候、区域特征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造成水文系列的变异，人们对水资源系统的预测无法达到满意的精度要求。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及环境变化，是一个更为庞大、更为复杂的系统，也直接决定了需水系统的复杂性及不确定性。此外，人类对客观世界和自然规律认知的局限性，决定了水资源承载能力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决定了在具体的承载指标上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

（5）可增强性

随着人类社会对水资源需求的增加，水资源承载力是可以增强的，其社会表现是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社会经济水平的飞速发展。在上述相关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们一方面拓宽水资源质和量的范围，如地下水开发利用、雨水集蓄利用、海水淡化、污水资源化等都是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新的举措；另一方面，通过拓展水资源的使用内涵，从而增加水资源承载力。

参考文献：

姚治君, 王建华, 江东等. 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进展及其理论探析[J]. 水科学进展, 2002, 13(1)：111-115.

张丽, 董增川, 张伟. 水资源承载能力研究进展与展望[J]. 水利水电技术, 2003, 34(4)：1-4.

张戈平, 朱连勇, 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理论及方法初探[J]. 水土保持研究, 2003, 10(2)：14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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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上海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风险

由于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许多与过去不一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一）作为我国重要的外向型经济城市，上海在扩大开放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和外部风险不断加大。2007年，上海的外贸依存度达到176.5%，其中出口依存度达到89.8%。这说明上海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面临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随着对外贸易持续增长，上海已进入一个基数较大而后增速趋减和贸易摩擦加剧的时期。由此产生的贸易摩擦和潜在的市场风险也可能进一步加大。特别是随着上海金融、证券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资本流动性和市场投机因素也会增加，竞争对手有可能达成默契或形成“战略联盟”，利用产品质量、食品医药安全问题对上海产品进行牵制、压制和遏制。由于上海抵御摩擦、分化遏制、抗衡风险的实力还不够强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制约也在不断加大。

（二）作为正在建设中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的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弱，世界金融危机波及的风险在不断加大。近年来，上海的银行系统不良贷款比例居高不下，尽管信用扩张使不良贷款比例有所下降，但其比例仍处在较高水平。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传导，经济增速回落和信用扩张后的收缩，有可能使企业兼并、破产增加和还贷能力下降，容易引发企业资金链条的断裂，增大金融风险。

（三）金融危机引发美国经济技术性衰退，使得上海面临金融危机的风险转移威胁，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遭遇严峻挑战。风险不能消灭只能转移。目前，上海面临西方国家采取“策略性衰退”方式转嫁损失的风险。一方面，“策略性衰退”采取多印钞票，投资和投机上海，廉价收购上海资产，加大人民币的流动性过剩。事实上，上海已成为资金寻求新的投资或投机的最佳市场。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金融机构总部不断聚集上海，各类金融风险也逐步在积累。一些管理制度不完善的机构将上海作为融资平台，将资金风险最终转嫁到上海。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发展，上海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市场风险的跨境传递也更为迅速。譬如，外资银行在沪设立法人银行，我们虽能在监管、税收等方面带来利益，但并不能杜绝金融风险跨境传递。一旦这些机构出现经营危机，其母公司就可将风险转嫁给国内市场。

（四）作为具有雄厚工业基础的创新型城市，上海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引发“双重经济波动”，使得经济发展面临更大困难。当前，上海面临世界金融危机与发展阶段性转变的“双重挑战”，引发系统性经济风险：（1）受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经济进一步放缓将使我国出口产品需求增长放慢，从而制约上海的出口增长，使得上海产品的外部需求出现过剩的风险。（2）随着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带来了产业替代断裂的威胁。如果服务业的发展速度总是落后于制造业，就不能顺利支撑上海经济未来的持续发展。（3）随着总体产业技术水平提高，越来越难以继续依靠引进技术来支撑新兴产业的发展，自主技术储备不足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矛盾暴露无遗，如果不从根本上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上海的技术供给将难以适应产业技术升级加快的需要，很可能将面临技术供给的“瓶颈”制约。（4）产业结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需要进行大规模融资和发展委托关系，但缺乏社会化融资体系所需要的产权保护制度和信用体系。（5）结构升级往往伴随着企业兼并、破产和重组，容易引发企业资金链断裂，加大金融风险。这几方面的问题，有可能引发全局性的经济风险。

（五）作为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工业城市，上海近年来的就业压力增大，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在农业剩余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尚未完成、工业部门加快结构升级、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机器排挤替代劳动以及世界金融危机和上海经济下滑等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下，上海创造就业的能力和实际就业需求量将明显下降，使得就业与失业矛盾更加突出。主要表现为：（1）受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影响，部分企业近期有可能出现经营困难甚至倒闭现象，上海将面临新一轮下岗失业大潮的严峻考验。而在未来几年里，上海每年劳动力供给总量将超过150万人，上海劳动力总量庞大和就业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劳动者的就业心理压力加大。（2）就业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新兴产业部门拥有更高收入增长弹性和市场需求，而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如职中、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由于不具备相应的素质和技能，表现为“短缺”与“过剩”并存。（3）就业弹性系数的下降。由于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使得部分出口依赖型企业倒闭停产，而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上海挖掘新增就业岗位的难度越来越大。（4）近年来，上海每年的高校毕业生多达15万人，而多数新增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层次趋于下降，高校毕业生面临结构性就业难题。如果这些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使潜在的矛盾显性化，有可能滋生违法犯罪、请愿、游行等集体行动，危害公共安全，引发社会动荡。

二、上海社会经济的风险产生的背景及其趋势

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上海存在着各种风险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因经济结构失衡与社会结构失衡而长期积蓄的矛盾和风险，可能在这一时期随时找到突破点而爆发出来，由风险转化为灾难，打断社会演进和转变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受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影响，国际国内的社会经济形势日益复杂，使得上海引发社会经济风险的隐患不断增多。

（一）上海社会经济风险的本因变量与诱因变量分析。任何社会风险都是本因变量和诱因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从风险理论的角度分析，制度变迁导致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的巨大震荡，产生大量不协调性、不适应性(滞后性)、效率损失、公平公正不足而社会代价补偿滞后等问题，这是诱发上海经济社会风险的本因变量；而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国内“通胀”与“紧缩”的持续与反复以及经济下滑等因素诱发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已成为上海社会经济风险的“诱因变量”。本因变量和诱因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上海社会经济风险的发展趋势。

从本因变量的角度分析，上海社会经济风险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方面，经济社会潜伏的深层矛盾及其发展转型过程中诱发的风险。其主要包括：（1）经济发展取得了可观成果，但社会发展相对欠缺，而且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需求变化进一步凸现出社会发展不足，导致各种经济社会矛盾比较突出。一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表现为政府集裁判员和运动员、调节者和经营者的角色于一身，体制性因素使得政府“引火烧身”，而政府将本该由自己承担责任的“公共产品及服务”领域部分或全部让给了市场，政府“缺位”现象严重。二是政府社会性支出的不足。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由此损害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扩大了社会差距，加剧了社会性的焦虑和紧张。社会事业发展不足最终会积聚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使得各种社会矛盾集中指向政府，从而对政府的合法性与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这是上海社会经济诸多矛盾激化的深层原因。三是社会政策存在缺陷。上海的经济发展在为农民提供了非农化和进城就业机会的同时，而政府却尚未建立满足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人员”需要的社会服务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摩擦和社会冲突。此外，上海还存在容易被忽视的子女教育、社会承认、职业满足、参与程度和社会选择等一系列不均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是经济不平等的后果，又是延续经济不平等的原因，从而构成系列风险的因果链。（2）城乡二元结构调整加速，剩余劳动力转移和社会整合潜伏着矛盾。如果不注重解决这些问题，城乡各类就业群体必然进一步分化，进而发展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和抗争。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艰巨，隐含着一个很大的就业矛盾。一旦农民工长期得不到就业和发展培训的机会，就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步被推到“边缘”地位，被排斥在社会主导产业和主流社会之外，成为城市现代化的“弃儿”，丧失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格和机会，成为社会结构中最不稳定的人群，上海蕴藏着很大的不稳定因素。此外，由于经济结构的剧烈变革，社会结构也将发生较大波动，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差别相继产生，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加剧，这一阶段往往是经济容易失调、心理容易失衡、社会容易失序的敏感时期。如果处置不当，就必然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另一方面，是由社会代价支付与补偿失衡引发的风险。目前，由于社会发展的成果没有实现共享，而社会发展的代价却主要由社会普通民众特别是贫弱群体来承担，社会代价的支付主体明显错位。（1）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上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普通民众的相对社会地位非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就业难。失业及下岗人数在上升；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虽然有工可作，但极不稳定；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开始显现，一些出身普通民众家庭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其生存处境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显得越来越艰难。二是就医难。上海居民虽然享受基本医疗保障，由于个人要承担小病医疗部分及大病医疗费用的一定比例，随着医疗价格的迅速上升，也面临着各种困难。三是住房难。近年来，上海商品房价格连番上涨，且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严重缺乏，其结果是普通民众尤其是贫弱群体解决住房不足的愿望变得不可企及。从普通民众承担着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社会代价的客观事实中不难看出，一方面，下岗失业者、低收入者和收入水平下降者、边缘人群或者弱势人群是社会代价支付的主体，也是对社会现状不满意者的高风险人群；另一方面，社会的高收入人群、主流人群或者强势人群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赢家。社会代价支付主体的错位，已经变成造成上海社会危机的催化剂，它的迅速积累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或者当出现突发性事件时，这些不满情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2）社会代价支付方式不断转嫁引发社会冲突。社会强势群体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仅由于自身所具有的优势使其享有种种实惠，而且通过种种手段，向普通民众转嫁各种社会风险，使其成为社会转型代价的主要支付者。譬如，资方通过最低化投资成本，最低化人工成本，侵害职工的劳动力价格权，延长劳动时间等手段，向普通产业工人或农民工转嫁经营、投资等各类企业风险。（3）强势行业(如垄断行业)、强势产业(如朝阳产业)、强势职业也存在向弱势行业、弱势产业、弱势职业转嫁社会代价的倾向。而强势群体向弱势群体转嫁社会代价这种情况可以视为转嫁情形的集中体现。

从诱因变量的角度分析，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使得上海的经济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当前，突出表现为全球金融危机持续蔓延，金融危机不断加剧，国内外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使得上海面临的经济社会风险更加严峻。（1）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上海面临日益严峻的经济风险。由于关税或其它贸易壁垒逐步减少，国内产业加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中，上海企业面临严峻考验，对部分行业特别是对金融业的冲击力较大。随着外资银行全面介入上海银行业务，高端客户逐渐流失，中资银行的储蓄增速也随之下降，导致中资银行的流动性迅速降低，并有可能发生支付困难，从而在某种诱发因素的作用下引发“挤兑”和社会恐慌。（2）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国际资本流动的负效应渐现。就长期国际资本流动而言，它寻求的是高回报和低风险，当其大量进入后，往往形成“透明化”和“问责制”的运作模式。一旦国际资本控制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这些公司就必须采用国际财务管理方式和信息报告标准。与此同时，事件和行为必须不断向国际社会披露，公司和政府造成的错误和失误将受到国际资本的无情制裁。这无疑加大了受控企业的运营风险。而就短期资本的跨国界流动而言，也会给上海经济埋下不稳定的隐忧。因为，随着上海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特别是随着金融业的开放和资本账户管理难度的增大，短期资本流动的自由度将不断增加，从而增加新的金融风险因素。（3）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上海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矛盾会进一步突出。目前，上海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的经济技术基础仍处于劣势，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面临严峻挑战。面对跨国公司有目的、有步骤、有手段地对上海市场和企业的全面进入，如果上海不能有效提高技术水平，缺乏国际竞争力，就很难有效地应对外资的进入，这就潜伏着很大的经济风险。

（二）关于上海近期社会经济风险的性质界定。从风险灾难的形成过程来看，上海近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风险，不是近期形成的，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是“能量积累型”风险。从经济社会风险的“能量”积累的规律来看，社会经济重大风险的“能量”积累过程，是一个由一般性的社会危机到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最后发展到特别严重的社会危机逐步演变的过程。从风险灾难的后果及其性质来看，近期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风险，既不是指一般矛盾，也不是指一般冲突，而是指潜在的、是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有着重大影响、甚至有可能导致严重社会冲突和激烈社会对抗的危机因素。其特点是，多种诱因交织在一起，而且各种诱因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叠加，形成一个临界点，由量变到质变，然后因某个突发事件“引爆”，最终酿成危机。这种突发性因素既可能是外部的突发性因素，如目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可能是自然灾害，还可能是政府决策失误等因素。有些本来在局部性的、区域性的、某一个环节上的问题，但是，由于政府官员处置不当或决策失误而迅速扩散，形成全局性、系统性的重大风险，进而演化成具有严重社会危害的危机事件。

（三）上海社会经济风险的可能趋势。风险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这两类因素可能的变化，决定着上海近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风险问题存在着三种可能的趋势：第一种可能趋势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风险诱因变量明显或严重变坏，本因变量大致维持目前状况不变。于是，就几率而言，上海一般性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风险的发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第二种可能趋势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风险诱因变量明显或严重变坏的同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风险本因变量也出现变坏的情形。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可能会出现较为严重的风险。第三种可能的趋势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风险诱因变量全面严重恶化的同时，社会风险本因变量也出现全面严重恶化的情形，于是，上海有可能出现最为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风险。应当看到的是，由于上海近期社会经济发展面临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经济下滑、失业及其它社会问题的严峻挑战，上海近期发生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经济重大风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们能够未雨绸缪，有效应对，其发生的几率仍比较小。这是目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上海不存在发生特别严重的社会经济风险的基本条件。上海民众目前的基本生存条件不存在难以为继的可能性，相应地，民众也不会产生绝望的心理状态，经济秩序不可能完全丧失，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不可能完全丧失。因此，从目前的状况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基本判断：（1）上海社会经济发展中发生一般性的风险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一般性风险与危机的爆发，是未来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常态现象。（2）较为严重的风险，或者说，上海社会经济发展中比较重大的风险，其发生可能性是存在的，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特别关注。（3）上海社会经济发展别严重的、带有颠覆性的重大风险，其发生的几率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然，如果我们对上海近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风险放任纵容，或者处置不当，或者应对不及时，或者措施不得力，等等，就完全有可能导致未来上海发生特别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激烈的社会对抗。因此，能否及时识别、积极防范和有效应对上海近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风险，显得特别重要。

三、防范上海社会经济风险的应对策略

防范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风险的关键，是要充分把握关系到上海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突出战略性、宏观性和政策性。当前，防范上海社会经济风险，首要任务是以启动内需为重点，“保增长、保民生”。具体对策思路包括如下几方面：

（一）针对金融危机的可能威胁，对宏观调控进行相机抉择。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转变过分依赖房地产业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厘清政府在这一市场中的地位与作用。要根据借款人的不同信用，分离低收入阶层到房屋租赁市场和廉租市场，健全个人及家庭财产的申报及登记制度、税收监管制度，限制预售期房的按揭贷款及开发贷款。二是完善房地产金融体系设计，重视住房抵押贷款背后隐藏的风险，将遏制房价泡沫与控制银行风险相结合，加强对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严防贷款质量下降。同时，严格保证首付政策的执行，采取严格的贷前信用审核，避免“虚假按揭”现象。三是改革住房公积金组织及管理体制,尽快组建政府支持的住宅抵押贷款银行及住宅抵押按揭贷款证券化机构已经迫在眉睫。四是着力加强对热钱的流入流出监管，控制资本流入，防范投机资本的冲击。

（二）要实行引导科学发展的产业政策。进一步完善产业发展政策，强化产业信息引导和预警，增强产业政策与土地、信贷、环保等政策的一致性和协调性。鼓励新兴产业发展，对节能环保、自主创新的产业和企业进行财政补贴或税收减负，加大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提高服务业在上海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完善土地一级市场出让制度、住房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管理制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加快内需启动步伐，鼓励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投资需求。主要着力点将放在扩大消费需求上，促进经济增长由过去过分倚重“外需”向“内需”转化。一方面，积极研究国内市场的变化，主动抓住东部沿海产业、资金向内地转移的机遇，结合上海实际情况，培育壮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升企业竞争力。着力拓展长江三角洲周边地区、中西部地区消费潜力较大的区域市场，增进区域经济互动，强化区域合作，促进内贸良性增长，以更广阔的市场腹地支撑上海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升上海的经济辐射和聚集能力。另一方面，加快对城郊商贸一体化建设的步伐，务实地制定鼓励消费的政策，扩大工业消费品下乡试点范围，挖掘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鼓励保护有利于消费的投资需求。

（三）把扩大就业和解决失业问题置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优先地位。把增加就业机会和控制失业率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1）把改善就业环境、增加就业岗位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任务和评价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考核指标。（2）市、区两级政府要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调控失业率，增加财政用于公共投资的项目，带动社会投资，刺激经济需求，扩大就业机会。（3）把扶持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各种税费优惠政策真正落到实处，为多种形式就业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4）保护就业弱势群体，把工作重点从保障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转到扩大就业上来。一方面要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另一方面要通过提供有效的培训，提高下岗和失业人员的就业能力，帮助他们尽快重返劳动力市场。此外，要彻底取消针对农民工的不合理规定，并严格防止反弹。（5）鼓励非正规就业，积极发展社区服务、家政服务；发展国际上通行的家庭办公、家庭咨询公司等；扶持受政府或公共机构业务委托的民间机构和非营利团体等。完善相关的法律资格、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税费优惠等地方性法规、制度、政策等。（6）完善政府就业服务体系建设。继续增加政府对就业培训、职业介绍、岗位购买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将扶助就业困难群体和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工作制度化，实现就业服务和就业扶持政策面向全社会的公平覆盖和规范统一。

（四）尽快出台民生政策。这些政策包括：（1）通过税费减免，进一步减轻居民医疗、教育、住房等支出负担。（2）增加离退休人员特别是企业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水平，提高城市最低收入标准和贫困群体的补助标准。（3）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低收入阶层发放消费券补贴，凭消费券直接领取实物。（4）加强市场监督，搞好对关系民生的主要食品涨价的备案核准管理，防止生活必需品的过度涨价。（5）进一步加大农副产品的生产和市场供应，全面落实一系列扶持粮食、生猪、奶业及禽类生产的政策，进一步加大对农产品的价格补贴，确保农产品的市场供给，促进郊区农民稳步增收。（6）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规范社会代价的补偿机制。一是积极探索建立有利于各类就业人员参加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吸纳非国有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困难企业及破产改制企业职工和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办法，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制，包括建立补充养老保险体系，完善社会救济、社会互助、优抚安置等社会福利政策等。二是加快建立农村特困家庭医疗救助制度，健全农村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重点扶持郊区县的县医院和中心镇卫生院建设，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通过多种方式探索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同时，以农民自愿为原则，鼓励参加商业保险，探索多种形式的社会保险补充制度。三是关注城市贫困群体，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城市贫困群体的扩大和在上海城郊结合部出现贫困人口聚集区。主要是关注下岗职工的生活。政府不仅要为城市居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线并切实执行，而且要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物价上涨的实际，不断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五）抓住政策调整机遇，完善外贸政策，积极支持上海企业参与国际资源投资。一方面，要运用出口退税政策，适度扩大出口退税政策的适用行业，确保出口稳定增长。主要是调整政策导向，由鼓励出口为主向强调进出口平衡转变，由区域性优惠为主向产业优惠为主转变，增加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抓紧制定与国际接轨的产业标准和出口商品质量标准，完善出口品牌促进体系，引导企业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进一步降低企业“走出去”门槛，简化审批手续，鼓励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另一方面，应抓住国家鼓励对外资源投资政策调整机遇，鼓励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特别是资源加工型企业如宝钢等企业走出去，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对外矿产资源投资，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促进产业链条的国际化延伸，缓解上海工业资源品短缺压力，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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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Web数据挖掘 数学思维方法 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TP284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经济发展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推动社会进步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数学方法是指人们在数学研究、数学学习、问题解决等数学活动中的步骤、程序和格式.数学方法寓于数学知识之中， 应把数学方法的培养与数学知识融为一体。Web数据挖掘是指从大量的Web文档集合中发现蕴涵的、未知的、有潜在应用价值的、非平凡的模式。它所处理的对象包括静态网页、Web数据库、Web结构、用户使用记录等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挖掘，可以得到仅通过文字检索所不能得到的信息。

1经济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经济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由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需要花费昂贵的代价收集、存储和处理海量的数据。数据挖掘技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数据挖掘的定义就是：在数据库中发现有用的、潜在的、最终可理解的模式的非平凡过程。它是一门内容广泛的交叉学科，涉及机器学习、数学规划、数理统计、神经网络、数据库、模式识别、粗糙集、模糊数学等相关技术。数学规划是运筹学一个重要分支，在机器学习、网络问题、博弈理论与经济学、工程机械学等领域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应用，是国际上最活跃的运筹学研究领域之一。数学思维和数据挖掘技术的结合已使大规模和高复杂性的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

1.2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多年以来一直在搞经济发展，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预期的效果和现实情况总有一定差距，着力解决此类问题，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政策体制、教育、观念等多方面因素。

了解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改善其状况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战略的要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此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政治稳定、边疆巩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

1.3经济发展的趋势

将 Web数据挖掘与数学思维应用到社会经济发展中必然起到积极的作用。数据挖掘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技术，通过数据挖掘，人们可以将知识发现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数据处理中，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持。目前数据挖掘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领域，涉及到多方面的技术，特别是和计算智能方法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将数据挖掘存储和处理海量信息和数据技术与数学思维尤其是数理统计的方法相结合，为社会经济发展决策提供事实依据和理论基础，此项研究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利用Web数据挖掘技术及数学思维方法改善社会经济的对策建议

2.1利用国家政策

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的深刻变化之中，面临经济主体需求疲弱、转型任务任重而道远、潜在风险加速暴露等多重挑战，尤其是进入四季度以来，经济金融双双“趋冷”，经济下行压力有增无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经济增长与自然、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相协调的必然要求。全球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以及欧债危机的持续蔓延，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经过多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2.2改善经济发展的实施方案

利用Web数据挖掘技术“去粗取精”，将有用的信息进行技术处理，利用数学思维将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精心系统梳理，找到问题的根源。应用相对独立的案例进行实验性分析、解决，通过具体的模型对影响社会经济要素进行分析，将经济条件、财政支付水平、集体补贴能力、政府宣传力度、与其他制度配套衔接程度集相关制度的稳定程度作为主要要素进行阐述，以进一步明确目前现状。利用数学思维和数据挖掘技术的结合测定并分析社会经济状况。如果从多角度入手，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有针对性地研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为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提供可行性建议。

2.3改善经济发展的应用价值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数十年来，它在社会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早已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数据挖掘不是为了替代传统的统计分析技术。相反，他是数学中统计分析方法学的延伸和扩展。大多数的统计分析技术都基于完善的数学理论和高超的技巧，预测的准确度还是令人满意的。而随着计算机计算能力的不断增强，我们有可能利用计算机强大的计算能力只通过相对简单和固定的方法完成同样的功能。要想取得进一步的成绩还需要我们将数据挖掘技术和数学思维方法进行结合，从而使其能够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良好的影响作用。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6年度保定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指导计划（第一批）“Web数据挖掘技术及数学思维方法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编号：16ZR023）结题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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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统一后，疆域辽阔，交通发达，社会秩序趋于安定，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统治者比较重视经济的发展，元朝的社会经济和海外贸易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入主中原后，蒙古贵族由破坏农业到逐渐接受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元世祖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北方残破的农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元朝的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突出的是棉纺织业的发展，黄道婆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对棉纺织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大都为代表的商业都市的繁荣，充分反映了元朝社会经济繁盛的局面。元代漕运的发展使南北交通更加通畅，规模空前的海运更是我国交通运输史上的壮举。元朝海外贸易发达，对外交往频繁，泉州是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丝织品和瓷器远销世界各地。元朝是我国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重要时期。

教学思路

教师应指导学生从宏观上认识古代社会经济主要包括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三方面，既要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元朝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又要认识经济与政治、科技、文化之间的关系。教学中以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以及教会学生学习方法为主。利用先进的教学手段和生动的教学语言，使知识回归现实、回归生活，通过录像、图片、文字等教学资料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采用图示、引导、讨论的方法是教学内容有难变易、化繁为简，帮助学生从重点知识入手，全面了解和认识元朝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

重点分析

元大都的繁荣是教学中的另一重点。元大都交通便利、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是元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也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大都城市建设规模宏大、布局规整，是古都北京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元大都的繁荣是元代商业发展的突出表现。

元代的漕运和海运是教学的又一重点。会通河和通惠河的开凿使年久失修、多处淤塞的大运河重新成为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他不仅缓解了大都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而且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是大都商业繁荣的重要保证。规模空前的海运是元朝经济发达、国力强盛的表现，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是我国交通运输史上的壮举。

元代的棉纺织业是教学中的重点。棉纺织业是元朝受工业方面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棉花在全国的广泛种植为棉纺织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黄道婆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对棉纺织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松江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棉布成为江南人们的主要衣料，丰富了人民的生活，是我国古代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难点分析

对元朝社会经济发展原因的认识是教学中的难点。推动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要准确全面的认识元朝经济发展的原因，既要理解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还要具备一定的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这对初一的学生来说会比较困难。

重点突破方案

闻名世界的元大都.（屏幕显示“元大都平面图”）指导学生看书，了解大都的布局、交通以及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对元大都作一番描述。并请学生思考回答元大都繁荣兴盛的原因是什么？

元代的漕运和海运。首先，引导学生回忆隋朝大运河的有关知识。然后屏幕显示“元朝漕运”图，引导学生看书找出相关知识点，通过师生交流，在屏幕上逐一显示。元朝的海运情况，可以指导学生看书预习后，请学生根据“海运航线图”向大家介绍。最后，引导学生认识元代漕运、海运发展的作用。

元代棉纺织业的发展。首先，引导学生回忆两宋时期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发展的情况，指出元朝的棉纺织业在原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然后，指导学生阅读课文，概括元朝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发展情况，在对比中引导学生认识元朝的棉纺织业的发展。同时，屏幕显示相关知识点和图片，着重落实棉布成为江南人们的主要衣料、松江成为棉纺织业中心、黄道婆对棉纺织业发展所作的贡献。

难点突破方案

对元朝社会经济发展原因的认识。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英不断渗透这方面的教学，使难点分散，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渐认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统治者重视、人民辛勤劳动、科技发展等方面的关系。这样，在最后/Article/Index.asp''''>总结归纳时，学生就比较容易理解。最后教师应指出推动经济发展的这些因素同样适应于其它朝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学生在分析社会经济发展原因方面形成规律性的认识。

课堂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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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是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与周边国家经济的协调共赢。我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体系，主要包括中亚、南亚等地区的经济合作发展。截止到2016年，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已经扩展到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的直接体现。一带一路经济发展中，电子商务是其运行的主要平台，也是推进海上丝绸之路与陆地丝绸之路经济交易、技术创新的有效渠道，例如：电子商务为我国内部经济发展与各国经济发展结构交通枢纽、经济信息交流，人民币与外币的金融交易等方面，实现国内经济发展与国外市场合作共赢，抓住世界进行全球化的经济趋势，促进国家整体能力提升的有效发展新体系，为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的持续性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经济发展保障。

二、新常态解读

新常态，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战略下，社会发展各方面处于相对平衡的发展状态中，对新常态的理解，也可以看做是新旧事物发展的过度阶段，基于这一理论，对电子商务的新常态解读，可以概述为电子商务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必须实施电子商务发展各个部分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发展过程中，各方面的发展波动。基于现代社会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社会经济发展体系在的发展中逐步创新，社会经济发展在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同时也必须适应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规划。但由于事物发展的速率和发展状态不同，宏观调控的相对平衡状态在一定时期被打破，需要对事物发展内部进行调节，才能够保障事务发展的稳定性提升。例如：电子商务平台发展，包括社会经济发展中电子交易、技术研究等多方面的网路交易，电子商务作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主要途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步凸显其发展中的漏洞，对一带一路经济开展带来发展阻碍，这种发展状态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必经阶段。

我国实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资源应用结构改善，适应现代电子商务发展适应一带一路经济的发展需求，就必须打破电子商务新常态经济发展状态中的禁锢，探索电子商务经济交流发展的新渠道，为一带一路经济战略的实施，提供完善额经济发展保障。一带一路经济战略模式，坚持电子商务制度、体系自我完善的过度引导，同时也建立电子商务经济交流评估新体系，例如：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应用现代经济发展的网络交流优势，实现国内电子交流平台的网络交易结构逐步创新。善于把握新经济发展战略下，政策实施上带来的发展优势，获得更广阔的国内外经济交流合作趋势。此外，一带一路经济交流区域的扩展，必须实施现代电子商务的创新开发，随着国内外新经济发展的需求，实现电子商务交流结构从量向质的过度。

此外，从电子商务自身发展来看，电子商务开展的交易数量下降，当前电子商务交流的经济收益出现较大的发展冲击，例如：社会电子商务平台经济发展中交易制度不完善，经济资源开发上的不足等问题，对现代电子商务成为一带一路经济发展主体带来较大的发展威胁，如果基于电子商务发展整体来看，电子商务新常态发展实质上是质的变化，电子商务的开发的潜力性延伸，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联性增加。我国实施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电子商务平台作为实施的渠道，保障现代电子商务在新常态过渡时期的经济新调整，是实现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结构完善的必然性选择。

三、一带一路战略区电子商务新常态模式分析

1.电子商务平台特色性不突出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是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一带一路战略区基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开启我国内陆地区发展的新途径，探索经济发展的新结构。但从我国现代电子商务模式的实施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区的电子商务模式开展中，电子商务经济发展的特色性不突出，一路一带发展战略经过西安，新疆等内陆地区，作为一带一路经济发展的主要交流方式的电子商务的市场交易上，缺乏有力的经济交流发展保障，电子商务经济交流进行金融、产品的交易中，电子产品交流依旧停留在传统的商品交易的层面，一带一路发展区在电子商务交流范围上，缺乏更具突出性的经济交流拓展，例如：藏药、养殖畜牧业、中医等领域的交流上还存在着较大的经济资源的欠缺。一带一路战略区的经济交流发展中，也缺乏与时俱进，缺少中外经济发展的特色经济动力，使我国西部地区的一带一路战略优势无法发挥；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区的电电子商务交流发展的内部经营模式混乱，经济发展的资源结构体系主体性低，产品经营的内部体系不完善，例如：药品，食品，特色产品的交易内容在同一网络交流页面中，一带一路战略区的产品交易程序不完善，商务交流平台缺乏明确的的发展导向，使一带一路战略区的电子交易产品交易的实施特色较低，对电子商务平台模式的交易发展带来了发展阻碍。

2.电子商务平台的制度结构上的不稳定

一带一路战略开展，为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提供新经济发展的新渠道，一带一路战略区提托电子交易平台，经济市场获得了突飞猛进发展，电子商务模式发展中，也存在着经营结构上的漏洞，电子商务的制度管理不完善，对一带一路战略区的经济发展带来而来发展阻碍。一方面，电子商务能够使一带一路经济发展的交流能力增强，依靠计算机网络建立信息交流渠道，同时也引导现代电子商务开展的内在经济交流渠道的拓展，政府为电子金融交流带来了新经济发展的引导，实施一点一路经济战略区的经济交易扶持，但在电子商务制度管理上，依旧存在着管理波动。例如；一带一路经济战略区的经营发展中，缺乏有力的经济交易保障，战略区企业实施经济贸易中，需要承担全部风险，多种经济交流战略的发展结构体系对企业的发展提供动力的同时，也带来较大的发展压力，企业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的电子商务交流的信息管理要求提升，例如：我国新疆畜中小型畜牧企业实施藏药出口，但其进行电子交易中，需要承担商品交易风险，而企业自身的经营发展存在着资本、市场的局限性，一旦企业在电子商务交流中出现交易风险，企业承担的经济损失巨大，其经营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管理的不完善，导致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战略缺失。

另一方面，制度管理落差上的不足，也是限制一带一路经济发展不足的制度问题。所谓制度落差，是指我国在一带一路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发展，政府通过适度的经济制度调节，实现战略区经济发展在电子商务平台的经济交流中，基于经济交易的政策扶持，企业贸易收益增加。但现代电子商务经济交流中，往往受到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间接性贸易差的经济发展的资源交流中的资源管理的政策实施控制的作用性较低，间接性经济交流贸易均衡性制约性不足，电子商务的经济资源战略发展趋向不明显电子商务经济发展的资源体系缺乏全面的制度管理保障，是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电子商务新常态经济发展中的突出性问题。

3.电子商务经济的循环性低

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战略结构，实现电子商务经济发展，是实现一带一路发展新战略的有效途径。电子商务在实际实施中，战略区的经济发展对电子商务的认识较低，对电子商务的经济的发展领域，仅仅在于淘宝、天猫等电子交易层面，电子商务在东西方国家经济交流中的作用性较低，电子商务经济交流模式与一带一路经济战略的结合层面存在着较大差距；另一方面，我国电子商务的信息管理也缺乏合理有效保障，例如：电子商务平台的经济管理中，容易出现信息交流泄露、市场信息均衡性低等问题，对现代社会经济交流与发展带来了较大的经济交流发展阻碍。此外，电子商务模式在新常态的发展状态，电子商务的诚信监督管理体系的不完善，我国现代法律管理中，主要从经济发展的制度层面对社会经济进行规范，电子商务经营中的经济交易虚拟化，使社会文化缺失问题突出，对一带一路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发展制约，使我国一带一路电子平台经济交易中的经济交流管理中存在种种经济管理不足，对一带一路经济战略的开展实施在造成发展中的阻碍。

4.电子商务金融发展导向板性低

电子商务作为我国一带一路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展形式，是基于电子商务经济交流中，电子商务能为现代社会发展带来金融发展导向，但现代电子商务处于新常态的经济发展阶段，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新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实现资源供应的新方向，结合一带一路与新常态发展的理论解读，对我国电子商务平台发展模式在新常态经济发展状态中的不足进行总结，电子商务的金融管理中存在着金融信息的对接不及时，金融资源规划缺少确切的风险信息评估的准确性，使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区的经济发展上的经济交流平台带来较大的发展不足。例如：现代电子商务的金融交流信息的更新速率与市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性较低，电子商务与电子信息交流的信息对接上出现信息对接空白，国外金融市场的股票、债券的金融信息运作缓慢，一带一路战略区的金融投资信息滞后，从而导致我国一带一路经济战略的实施中，经济发展整体结构上的管理发展体系上的发展结构规划的资源应用。对一带一路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发展制约，电子商务平台不但没有发挥金融信息引导作用，反而制约了电子社会发展的经济的深入分配探究。

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区电子商务新常态模式发展

1.新型电子商务运行体系

实现现代一带一路战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引导电子商务新常态的过度发展，实行新型电子商务运行体系。一方面，新型电子商务体系的实现，需要完善电子商务商品交流区域的规划体系，例如：一带一路经济交流中，将食品、药品、金融等分别划分为多个独立运行部分，每一个电子商务交易区域都有相应的经济发展系统作为交流网络运输系统，发挥电子商务交流范围广泛的优势，交易形式多样化开展。例如：新疆水果作为一带一路战略区电子商务开展主要部分，企业可以借助电子商务平台，开展新疆大量的水果生产基地大本营供应基地，作为产业营销的基础，借助网络构建产品经营产业链，开辟独立的产品交流范围，实现一带一路经济战略区的经济开发与资源交流的独立运营；另一方面，电子商务新常态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也可以实施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的阶段性规划。例如：电子商务模式作为经济战略区经济发展渠道，依据电子商务中经济、市场、商品价值以及需求等因素，对经济战略区的经济交流分为ABC三个层面，依据电子商务在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目标，实现电子商务新常态发展状态的阶段性过度。

2.特色性子商务交流

电子商务作为我国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模式，发挥电子商务的信息交流优势，例如：电子商务特色经济发展，建立以经济战略区为核心的金融信息交流体系，逐步引导现代经济发展中，电子信息平台为国内外经济交流，推进现有经济发展新趋势。例如：经济战略区的经济发展中，西部食品、药品与国外数码产品、高新技术设施实施资源交换，电子商务平台的信息沟通空间性和延展性增强，电子商务新常态经济发展下，发挥电子商务信息交流优势的直接体现；其次，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下，电子商务的经济发展特色化发展，是逐步开展内陆特色产品资源开发，电子商务不仅仅是简单的商品交易，也是社会信息技术、电子程序交流的有效途径。例如：通过电子商务，我们可以实现、甘肃等地的交通枢纽建设技术逐步发展，当地旅游业的开发范围扩大，工业加工设备等都获得了新技术的创新，同时藏药，美食，服装等具有地域特色的地域性产品，也成为打造一带一路战略区域发展的发展新动力，电子商务新常态经济发展模式。与一带一路经济发展的融合，是打通我国内陆电子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突出经济战略区的经济发展特色，实现我国内陆经济发展中，发挥区域经济发展的突出性特色，实现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的良性循环。

3.社会经济发展新战略的全面应用

电子商务新常态发展的转换，实现现代电子商务在的一带一路经济发展状态中的全面应用。从企业发展角度而言，电子商务新常态，将逐步实现企业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经济投资合理规划，电子商务平台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产业焦交流空间，但电子商务的信息真假甄别难度较大，经济战略区的企业经济发展，必须结合一带一路经济交流的发展趋势，做好企业电子商务经济投资的资源对接，实施电子商务进行风险初步评估，实现经济战略区的经济发展的资源结构中，企业能够及时应对电子商务新常态经济发展中的不足，例如：一带一路经济战略区企业进行特色产业发展中，应该实施企业商品实体经营与网络细营销的产品对应，尽量降低电子营销带来的经济投资的风险，实现经济战略区的对外贸易的产品运作风险得到保障；从国家政策角度分析，一带一路经济战略区中电子商务新常态的发展，也要对国家发展政策的合理应用，例如：一带一路经济战略区善于应用制度落差在企业电子金融交易中的融合，应用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战略，实现企业产品金融投资的风险承担比重下降，也是发挥电子商务新常态模式下，一带一路经济战略区发展的有效实施措施。

4.电子商务经济管理结构的优化

电子商务新常态模式与一带一路经济模式的相互对接，也要保障电子商务自身管理结构完善。例如：电子商务管理制度逐步优化，做好电子商务内部管理的结构划分，按照电子商务开展的范围进行经济管理的分配，可以分为金融、商品、管理以及服务四部分，整体经济发展的资源管理实施全面性经济管理规划，例如：加强电子商务平台的诚信体系的管理，进一步推进电子商务平台的完善。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经济战略区的经济发展，必须保障电子商务平台的金融发展战略与各部分经济之间的相互协调，例如：电子商务的诚信监督管理体系的不完善，我国现代法律管理中，主要从经济发展的制度层面对社会经济进行规范，电子商务经营中的经济交易虚拟化，电子商务平台的内部资源管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区域的扩展，电子商务平台的经济交流的范围也逐步提升，开拓新电子商务交流渠道，例如：丝绸等服装类出口，与国家交通建设技术等领域，都为电子商务新发展相应的经济管理新趋势。

五、结论

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新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实现资源供应的新方向，结合一带一路与新常态发展的理论解读，对我国电子商务平台发展模式在新常态经济发展状态中的不足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战略，发挥电子商务模式的发展优势，为一带一路发展带来更有力经济循环发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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