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的优缺点范文
时间:2024-01-25 17:52:0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统农业的优缺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科技兴农主要是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武装农业,形成现代农业。现代农业是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不是对传统农业的全盘否定,而是一种扬弃并存的转化。它继承和发扬传统农业精华,又克服和改造传统缺点,从而把农业生产力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所谓现代农业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手段、现代管理方法基础上的农业。它的基本特征是用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工业产品装备了农业,改善了农业生产的环境条件及土壤因素;同时,现代农艺技术通过科学试验所提供的优良品种、科学的栽培饲养技术以及科学管理方法改善了农业。随着科技兴农战略的推进,现代农业的优缺点也凸显出来。
现代农业把农业单位面积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但也同时带来了弊端。农业生产过量的投入,不但导致投入产出率下降,而且也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大量的化肥、农药等化工产品长年积累的投入,污染了环境,有益于农业的昆虫、鸟兽及微生物大量死亡;受到水污染的地方,鱼类绝迹;农畜产品有害物质的积累对人类健康的危害等。所有这些,正在改变着人类生存和农业生产的环境。所以在运用现代农业手段推进科技兴农的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开发资源和生态保护的关系,使科技兴农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是我们应当重视的问题。
单一的开发、过度的开发、盲目的开发、掠夺的开发,使我们不知不觉地违背了自然规律,严重地恶化了农业生态环境,大自然已经惩罚和正在惩罚着我们。如果我们不能采取科学的态度,正确处理好开发资源和生态保护的关系,必将失去黑土、祸及子孙,丧失生存之地。农业资源是由植物、动物、微生物系统和温、光、水、土、气等非生物系统交织而成的十分复杂的生态系统。对这个系统的开发利用,是一个多目标的方略问题。既要充分利用资源,发展农业生产,在较少的资源条件下获得质量较好数量较多的人们所必须的农产品;又要保护资源,使有限的资源不断增值更新,使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功能不断增强。走农业综合开发的路子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好办法。综合开发就是要坚持保护和开发并重,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
当然,保护是前提。大家知道,土地、水、森林、动植物物种资源是农业生产的自然物质基础或劳动对象,只有保护好农业自然资源,才能有效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综合开发是补偿和再生资源,保持农业生态的动态平衡,保护资源的永续利用,提高土地生产率的最佳途径。生态平衡是农业生产的一条基本规律。因此,保护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保护农业的命脉—水,保护陆地生态系统枢纽—森林,保护丰富的遗传基因—各种农业生物资源,应成为农业综合开发的首要任务和最根本的指导思想。
篇2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变化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其中最令人感受到震撼的是全世界迅速整合为一个经济体,彼此来往频繁,互相提携也互相冲击,全球经济力量横扫国界,带来更多的贸易也带来更多的竞争,同时也带来经济高度的调适与繁荣。因此,在21世纪的全球经济体内,经济考虑超过政治的考虑,全体人类逐渐转变为经济人。
从另一方面观察,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人类所使用的重要能源如煤和石油的存量已相继稀少,将使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由于农业是可以使资源再生的产业,其重要性重新受到人们的注意与定位。国际经济专家已经预测,随着21世纪尖端科技带来大改革,目前落后的农业将成为最先进的产业。21世纪的农业,我们将可以看到生物极限不断的被突破、生物技术产品的不断增加、产值巨额成长,许多农业科学家与基因工程师将直接参与农业生产,企业家也将涉足农业经营,使农业在本世纪为人类带来更大的财富与福祉,成为产业明星。
二、国际化与农业的转型
在实现农业成为产业明星之前,我们要先认识经济国际化与贸易自由化的世界趋势。经贸自由化后,“小农”势必面对“大农”的竞争。一般而言,在土地稀有的条件下小农国家往往以牺牲资本报酬率来提升土地生产力,而大农国家则以牺牲土地生产力来提升资本报酬率。在市场导向的国际竞争上,资本报酬率高的比较占优势,而土地生产力高的则居劣势。如此,在国际竞争下,小农同家将以劣势与外国的优势竞争,在传统的农业经营上,如不有效地转型以提升竞争力,将被淘汰出局。
在WTO规范全球化的情势下,我们的农业发展面临小农经营缺乏规模经济效率、技术效率无从发挥、商品化农产品价格长期偏低、以及国内外市场动态变化农业决策难以精准掌握等问题。
知识型农业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经营管理的运用。科技的研发与运用是产业进步的原动力,目前已经有很多先进的技术正在使用与研发中,预计将在21世纪大量被采用。例如以遥测技术监测农业灾害,以计算机控制自动化耕耘机的操作及施肥,利用生物科技开发具经济价值的新品种,制造生物性农药和疫苗等。目前部分先进国家已相继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从事相关技术的研发,我们必须注意此趋势的发展,随时学习和运用这些科技,才不会输在新世纪的起跑点上。在经营管理方面,农民要利用现代化经营管理方式来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产品质量,同时要随时观察发现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主动提供高质量服务以满足消费者。此外,小农单打独斗的经营方式已不容易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要让所有产销团队积极参与农业策略联盟,发挥团体的力量,以全球化的市场考虑,强化我们农产品的竞争优势。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也是环保的世纪,传统以生产为主的农业已不能适应时代需求。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祖先把它交给我们,我们还要将它保留给子孙后代。植物的光合作用可以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有机物质可以改良土壤的结构。农业具有良好改善环境质量与维护生态平衡的功能,也有抑制温室效应的作用。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滥用农业科技和某些不当的农业经营方式也会使环境遭到破坏,对此应该加以避免。未来新一代的农民,在追求产业发展的同时,应当兼顾人文的修养,珍惜环境、关怀自然,使产业发展与环境维护能兼筹并顾、相辅相成,使农业转型为具备科技与现代化经营理念、并兼顾生态安全的综合性先进产业。三、农业施政目标与对策
小农国家在加入WTO以及全球竞争情势下,要有以小博大的智慧,改进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和生产技术,才能和资源丰富的大农国家竞争取胜。基于此认知,今后我们的农业施政目标应将过去以“提升生产力”为核心的农业政策,转变为以“提升竞争力”为主轴的政策方针,并将传统以“增产”为目的的农业数量经济发展策略,转型为以“增值”为目标的农业知识经济发展。因此,要积极发展农业生物科技与优质食品技术等高科技农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并通过农业策略联盟,将小农转型为大农,发挥经济规模效率;同时配合现代生活注重休闲的趋势,推动发展休闲农渔业。兹将因应加入WTO全球竞争情势、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的各项对策简述如下:
1.发展生物科技,促进农业转型升级。为因应全球竞争趋势,加速传统农业向知识、技术及资本密集农业转型,须加强生物科技等重点高科技研发,强化产业合作,提高农产品质量及技术附加值,落实农业科技产业化及商品化,促进涉农企业发展扩大产业规模,提升农业竞争力。
2.推动农业策略联盟,发挥规模效率,提升农业竞争力。在WTO规范的开放式经济体制下,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将影响国内农产品的生产与供需,小农经营难与大农制国家竞争。为纾缓加入WTO对农业的冲击,需积极加强推动农业策略联盟,将小农组合成大农,发挥规模经济效率与技术效率,并整合农业现有的优势资源与核心技术,通过同业与异业联盟,提升农业整体竞争力,以建构农业安全防护网形成经济软提防,协助解决农产品产销失衡,稳定农产品价格。
3.发展休闲农渔业,活络农渔村经济,提高农民所得。在国际竞争冲击下,传统农业必须调适转型。休闲农业为非贸易财,可以扩大农业生产范围且不会受到进口品的冲击。因此,农业部门应掌握周休二日的契机,利用具有本土特色的农业产业文化、农渔村景观以及山林中丰富的生态资源,转型为农业休闲及观光旅游事业,在产业发展与生态安全兼顾之下,创造农渔民转业或兼业机会,增加农民所得。
4.加强环境安全,维护自然环境。台湾地区由于地质结构脆弱,且台风豪雨及地震频繁,加以过去对自然资源的不当开发利用,容易引发洪患、土石流等灾害,亟需加强治山防灾及生态保育以改善环境质量,农业是具有生产面、生活面及生态面的“三生”产业,必须兼顾产业发展与资源保育,以确立永续经营的目标。
5.健全农业防检疫网,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加入WTO后,随着经贸自由化,国外农产品进口将逐年增加,为防杜进口产品挟带疫病虫害进人、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必须建立动植物疫情监测系统,强化各项防疫检疫措施.
篇3
关键词:水稻;机械;育苗;插秧;抛秧
中图分类号: S-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432(2013)-22-1
吉林省水稻种植面积1200万亩。目前,水稻移植模式主要是人工插秧为主,机械插秧不足总面积的20%。人工插秧的高强度、低效率、高成本、低收入,给吉林省水稻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困境,许多地区出现了水改旱现象。水稻品种的不断丰富,种植环境的变化,为不同水稻种植方式提供了基础条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家庭农场及种植业合作社的出现,农业正面临着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历史时期,水稻生产迫切需求高效节本、高产增收种植配套技术。因此,开展水稻机械插秧、抛秧技术的对比试验将有利于水稻种植机械化的普及,水稻种植机械化的应用必将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试验地点: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九郊办事处新立村六组。
试验面积:机械插秧、机械抛秧各3公顷。
试验品种:长春市农业科学院水稻所选育的“长选14”。
试验机械:插秧机是延吉市插秧机厂生产的2ZT-9356独轮乘座式插秧机,工作行数是4。工作效率是每小时插秧4亩,操作人员2人。抛秧机是延吉市插秧机厂生产的2ZPY-Z型水稻抛秧机,每小时抛秧5亩,操作人员2人。
育苗:水稻机插秧采用硬盘育苗,规格28×14×2厘米(长×宽×厚),营养土每盘2.5千克左右,播种量每盘0.1千克,秧龄一般为30~35天,叶龄3.5叶最佳。水稻机抛秧采用钵体软盘育苗,营养土一般每盘1.7千克左右,每穴播种3~4粒,每盘播种量0.05千克,秧龄一般为35~40天,叶龄4~4.5叶。
施肥方案:每公顷磷酸二铵120千克,硫酸钾120千克,硫铵600千克,硫酸锌25千克。
秧苗密度:水稻机械插秧行株距为30厘米、20厘米,每公顷穴数16.7万。机械抛秧要求每公顷穴数16.7万。
1 水稻机械插秧与机械抛秧技术的比较
1.1机械插秧的优缺点和农艺指标
机械插秧有序规整、浅插一致、定穴定苗,确保有效苗数,能够充分利用自然光照和温度,适合秧苗个体及群体生长要求,抗病虫害能力明显提高,具有水稻高产、优质栽培结构等优势。其优点:首先能够高产稳产。利用标准化育秧和机械插秧技术,秧苗群体素质容易控制。其次是能够避免机械抛秧的无序性、群体素质难以调控的弊端。机械插秧是带土小苗移栽,返青快,分蘖早,通风性好,产量稳定,平均增产7%以上。其次是秧田面积小、农药化肥用量减少。秧田与本田比例为1∶100。相比可节省25%育秧田的农药化肥支出,并且能够提高水肥利用率,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提高稻米质量安全。第三是插秧的有序性,使水稻通风透光性良好,群体生长均匀一致,病虫害发病率明显降低,减少防病次数,达到了省工增收的目的。机插秧苗播种量大,育苗和插秧技术要求高。培育矮壮植株,防止超龄秧是插秧质量的关键。要求浅插、匀插,保证插秧密度。作业质量指标为漏插率≤4%,相对均匀度合格率≥90%,伤秧率≤5%。机插田块要求利于发挥插秧机优势,面积大且规整,耙细平整无稻梗,耙地后土壤需沉实,方便插秧机行走,稻田水深保持在3厘米左右。
1.2机械抛秧的优缺点和农艺指标
机械抛秧方法简单、易操作,劳动强度低,节约农时,能提升农耕效率。钵苗不伤根,根部入土浅,无需缓苗,分蘖早,节位低,稳产增收。其优点:首先,表现为秧苗素质高。钵体育苗秧苗生长空间大,根系发达完整,移植带土带肥,立苗快,发根力和根系活力强。其次,秧田分蘖发育好,低节位分蘖比例大,抛秧入土深度仅0.5厘米,早发分蘖多,这样既易获得足够的有效穗,又能充分利用低位分蘖成大穗。第三,穗粒结构合理。其优势是有效分蘖多,成穗多,增加穗粒数和千粒重,提高结实率,表现增产。根据试验证明,在产量构成因素中,抛秧稻的有效穗一般比机插秧多,而平均每穗粒数与机插秧相当。即穗数多是抛秧技术能增产和稳产的主要原因。抛秧要求水田平整,表层有泥浆,无硬块、无根茬,水深3厘米以下。钵苗钵土含水率要求30%左右,最利于抛撒。育苗要求每一钵体上都必须保证有苗,否则抛栽时就会缺苗。抛秧机的作业质量指标幅度8米、高度2米、入泥深度0.5厘米左右,密度变异系数≤15%,倒秧率≤10%。抛秧最好在无风无雨的天气里进行。
2 结果分析
机械插秧具有高效率、高技术、增产明显的特点。水稻长势均匀,茎秆粗壮,抗逆性强,比机械抛秧增产7%。适合水田集中连片、土地平整、精耕细作的地区选择。
机械抛秧具有易掌握、效率高、成本低、作业方便的特点。虽然因为秧苗分布均匀性差,水稻不能充分利用风、光、温等自然条件,影响增产效果,但由于生产成本较低,稻农收益也有所增加。适合水田不规整、规模小、整地差、劳动力匮乏和生产成本高的地区选择。
篇4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农业持续化;集约持续农业;持续发展
科学理论是实践变革的指导。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四种全球性与农业有关的思潮,即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自然农业与可持续农业。作为一种思潮,往往是狂风般的蜂拥而来,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种思潮中科学性强的理论能经受历史的考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经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学性不强或反科学的理论只能热闹一时而自然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当代受各种思潮冲击的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分析思潮产生的背景、实质性内容、利与弊,进而辨认其科学的真伪,从而从本国本地的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任何对农业思潮的盲从或“拿来主义”都会导致行动或决策中的失误。
一、农业现代化思潮--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8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一反过去几千年老牛破车的步伐,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纪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吨,产肉101吨,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吨增加到1985年的2.6亿吨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冈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景点、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津,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在欧美试行的各种自然农业模式,比重极少(占耕地千分之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续农业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撼人心。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尝试的失败,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在吸取现代农业、自然农业优缺点及成败教训的基础上,可持续农业思潮既强调粮食安全与发展农村经济,又强调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生产、经济、生态三个持续性的统一。既强调发展当前的农业而又不破坏资源环境,兼顾当前与长远,促使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与自然农业受到冷落的处境不同,可持续农业思潮一出现,国际社会即刮目相待。许多国际机构,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发计划署、环境署、世界银行以及许多国际性农业研究机构都纷纷以此作为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有的国家政府或议会还通过相应决议与法律措施。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发展与环境”世界首脑会议上通过“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的宣言,成为一个里程碑。1993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学术讨沦会”,1994年4月中国国务院通过“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人口、环境、发展”白皮书,其中将农业与农村的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作为一种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可持续性获得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赞同。强调农业的当前与长远的结合,重视持续能力的建设,这是具有重要理沦与现实意义的。当然,由于时间尚短,对于可持续农业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见仁、意见各异。可持续性究竟只是一种思路或农业的属性,还是一种策略与模式等问题尚在争论中。至于可持续农业的定义、内涵、技术体系等更是众说纷坛。一些西方国家专家简单地将环境保护技术或自然农业提倡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移花接木就作为可持续农业的技术内容,有的甚至以传统技术排斥现代科学技术,或只强调环境而排斥发展。这些观点招致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异议与批评。越来越多的人倾向干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农业的思路与战略,而不是一种具体操作的模式,更不能将某些西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模式嫁接在可持续农业的头上。也有人认为可持续农业内容空洞难以操作,以至在1996年底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粮农组织尽管仍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但已转而将农业与粮食安全的突出地位让给了“新的绿色革命”。
至于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我们的认识是,这两者不是对立或相互替代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化是从不同角度上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方向与战略,可持续性强调了农业发展的态势与后续能力,弥补了原有农业现代化的不足,但它不能替代农业现代化中有关物质装备现代化、技术现代化、商品化、市场化等各项内容。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今后的任务,是将传统农业转变为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持续化。
四、绿色革命思潮——发展中国家振兴农业之依托
本世纪六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绿色革命。这一思潮与行动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推广高产新品种(如矮秆小麦、矮秆水稻、杂交稻)带动农业的全面发展,但只改变品种而不改变生产条件收效甚微。因此,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形成了种子十化肥+灌溉三驾马车一起上的局面,故有人又称之为“肥水农业”。其实质是农业现代化的一种衍生与前奏曲。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弱、劳力多、规模小,因而与发达国家不同,其强调的重点不是机械化而是投资少见效快的新品种与化肥、农药等,水利对多数地处热带、亚热带的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绿色革命在亚洲、拉丁美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六十年代以来,整个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快于发达国家。以1961~1965年作为100%,1992年发达国家农业生产指数149,而发展中国家为238(中国280)。八十年代后期与195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发达国家增加0.86倍,而发展中国家达1.64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业总产值之比也由2:1变力1:1。
可惜,作为一种思潮,绿色革命在七十年代后遭到厄运。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批评绿色革命造成了农村两极分化,贫苦农民困无力购置新品种种子、化肥、农药等而难以从绿色革命中得到好处。随后自然农业、可持续农业思潮又接踵而起,这样,绿色革命思潮就沉寂了下来。但是,这一思潮指导下的行动却在发展中国家继续开花结果。其中,中国与印度被认为是绿色革命的典范。
最近,在沉寂了1/4世纪以后,绿色革命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重新被提了出来。出乎许多人的预料,联合国粮农组织并未将当前世界的热点——可持续农业——作为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主要手段,而将“新的绿色革命”放在突出地位。重新肯定了新品种、化肥、灌溉、农药在农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特别强调化肥与灌溉是“新的绿色革命”的重要部分,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所谓“新”主要有两点。一是绿色革命的四大技术手段必须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采取相应的政策与科技进步并增加投入。二是将绿色革命的各项技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重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也曾有人主张将新的绿色革命建立在生物工程基础之上,但鉴于来自生态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对与抵制,联合国粮农组织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总的认为生物工程是有前途的,但它“是国际争论的焦点,发展中国家要在10~20年后才能理解到它的好处”。
五、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集约持续农业
以上四种思潮各有所长与所短,各有它的背景与适应性,农业具有极大的地域性与差异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农业的思路、目标、内容、技术体系都不尽相同。发达国家人均占有谷物750公斤,肉类60公斤,而发展中国家却分别只有250公斤与12公斤。因此,前者已将关注的热点放在环境上,而后者仍将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首位。在最近的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与会的60位首脑中,来自发达国家的仅有一位,说明了立场与爱憎的分明。因此,我们在努力吸收世界各种农业思潮与理论精华的同时,一定要冷静地加以辨别,关键在于“中国化”。
1949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与农村生态环境获得了持续的发展与改善。但是目前农业生产与环境形势也日趋严峻,怎样养活养好十多亿中国人已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期间一位美国记者提出:“你认为中国真的能够达到粮食自给吗?”我的回答是“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如果我们真正去努力搞好农业,而且按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向道路去进行的话,做到粮食基本自给(95%)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的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呢?
首先,我们要力争在30~50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尽管当前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而不再将这口号作为他们的目标,因而国际学术界农业现代化的声音已甚为微弱,西方已将现代农业称之为常规农业,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仍有待于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在物质上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现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这是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没有它就谈不到农业现代化。第二,在技术上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农业,实现高产化、良种化、耕作制度与农业结构优化、栽培技术规范化、资源利用高效化、节约化。第三,在经济上,用现代的经济管理科学指导农业,实现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土地或经营规模化、社会化。第四,资源环境良化。保护资源,减少污染,净化美化农田与农村环境。最后,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还必须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同步进行,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持续地提高生产力实现农村农民的富裕化。那种匆忙将农民真实的人均年收入还不足200美元时就拔高为“小康”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篇5
关键词:信息资源配置 信息不对称 平衡配置
1 信息资源概述
本文所研究的信息资源配置是指经济社会的各种信息进行搜集、加工、处理、传播能力在空间,产业间配置的问题。信息资源有文献信息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两种,他们的区别在于搜集、加工、处理、传播信息资源的载体不同,文献资源是指用文献记载的方式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加以传播。而网络信息资源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将经济社会的各种信息资源转化为数字信息资源并进行网络化传播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因而逐渐被人们广泛接受,并且在利用程度上已经大大超过文献信息资源。信息资源有下列特点:①知识性。信息资源将各种以前和现在的知识进行加工处理后呈现在信息需求者面前,信息获得者通过信息的消费,获取了知识,提高其生产技能或方便生产消费的决策;②时效性。本文所研究的信息资源,不仅仅包括以前知识的积累,也包括最新的经济社会生产消费信息,这些信息具有时效性,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同样的信息具有不同的价值。
2 信息资源配置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信息资源有效配置有利于降低经济社会交易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状况,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减少道德风险,促使经济社会资源配置接近于帕累托最优配置。
所谓帕累托最优是指这么一种状态,处于这个状态下的任何改变都不能使有的人变好,而不会使得其他人变坏。帕累托标准提供了我们成为经济社会行为优劣的判断标准,在这个状态下,生产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经济资源发挥了最大的价值,消费者的消费决策也处于预算约束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上。但是,帕累托状态毕竟是一个理想状态,实际经济社会生活中不可能处于帕累托状态,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对称,由于经济社会生活中,交易双方各自掌握着一部分信息,这些信息中一部分是公有信息,即交易双方共同拥有的信息,一部分属于私有信息,即各自掌握在不同交易者手中,这些信息在交易双方来讲是不对称的,正是由于这些私有信息的不对称性,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假设下,行为人都有隐瞒自己的私有信息而去获取更高效应或者价值的动机,从而降低了交易的效率,从而经济社会行为状态不可能实现帕累托状态要求。
在当今这个信息技术相当发达的时代,人们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来尽可能地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虽然帕累托最佳状态不可能实现,但是交易效率却大大改善。然而,经济社会发展状态是不均衡的,信息技术,信息资源在不同地区的配置也是不均衡的,其中城乡差距是信息资源配置差异的重要特征之一。
3 农村信息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
图书馆作为重要的传播知识和信息的机构,图书馆数量和其传递信息资源数量,很大程度反应了地区整体资源配置状况。在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落后与图书信息配置似乎有一种互为因果关系,农村地区经济社会落后的情况无需赘述,它的信息资源配置也存在大量问题。
3.1 馆舍稀少。全国有行政村70多万个中,只有极少数地区存在行政村办图书馆,而且多在发达地区。以北京为例,北京(2006年)有区县图书馆13个,乡镇图书馆149个,村庄文化站、图书室2175个,占总行政村的54.7%,相对于北京市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水平经济条件下,这显然太少了,而在广大中西部地区,村办和镇办图书馆几乎是一遍空白,在仅有的存在村办和镇办图书室或图书馆的农村,由于开馆时间少,许多农民甚至不知道图书室或图书馆的存在。仅用馆舍面积、办馆经费和是否具备数字图书馆等硬件条件来衡量已是捉襟见肘,若要求周开馆达到56小时等其他条件,则几乎不存在村办图书馆或图书室了。
3.2 资金短缺。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大多数村办图书馆没有专项运行维护图书经费的来源,从而基层信息资源服务运行维护缺乏保障,表现为图书馆购书费短缺,也不会设立专职图书馆或图书室管理人员,虽然可以通过“送书下乡”工程部分解决一些问题,但那毕竟不是常态化运行手段,满足不了让读者及时看上新书的需求,更加难以达到满足农民朋友实际需求。
3.3 信息内容缺少。网络信息是当今社会信息共享的重要资源,按说,现在各种网络信息非常丰富,但却针对农村,农业的网络信息相对偏少。例如据cnnic的第十七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12月31日,全国的网站总数约为69.42万,农业网站仅占0.66%。不仅如此,农业信息服务站点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而且关联性较差,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
3.4 农村信息资源管理队伍素质有待提高,图书馆运行机制和管理手段需要完善。大部分村办图书室文化站等属于地方一级政府的鸡肋机构,主要为的是应付检查,所以在人员安排上,在制度建设上,在其它管理方面都是敷衍了事,无法发挥图书的实际作用。
4 农村信息资源配置缺乏带来的影响
由于农村信息资源的缺乏,对农村-城市二元结构有固化,恶化的不利影响,从而加大了城乡差距的改善。它也阻碍了现代文明,现代经济的扩张,阻碍了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产业化进程。
4.1 阻碍了现代文明的扩张。大多数情况下,现代文明一般发源于城市,比如市场经济,率先在城市得到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交易规制,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首先是文化观念的改变,市场经济证明比传统经济方式更加具有活力。传统农村实行的是传统农业耕作方式,作为农业现代化改革方向——农业产业化,需要的是农民首先要建立一种市场经济的文化观念。然而,由于信息资源配置的缺乏,农民学习市场经济观念速度缓慢,个人认为这也是我国农业生产效率长期滞后于其它产业的原因之一。
4.2 阻碍了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新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开发;二是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新的技术开发需要大量前期研究的成果,当然也需要大量的信息作为基础,由于城乡信息资源配置的差异,农村农业新的生产技术开发比较困难;对于新的生产技术的推广,需要广泛的学习和模仿,同样有大量信息为基础,同样的道理,在信息资源配置不够充分的农村,新的生产技术推广也会有一定的困难。
5 改善农村信息资源配置的公共政策选择
首先,建立政府干预下信息资源配置的市场。市场配置机制是信息资源配置的主力军,市场通过价格信号的指引,价格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组织信息的消费和生产,它可以充分发挥信息资源生产者的潜力,尽可能地满足用户信息的需求。当然,外部性、垄断时,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政府也可以对信息资源配置发挥作用,政府利用政策、法律、税收工具等,这只看得见的手调整信息产出,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单纯的市场机制局限性还表现于易造成信息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即信息资源丰富的地区,由于其具备丰富信息而信息生产效率高,稀缺的信息资源更加愿意流向这些地区,而对于广大农村地区来讲,由于信息生产效率低,信息配置的市场回报率也低,而信息资源不愿流向该地区,从而出现信息资源越丰富的地区,越多信息资源配置增加。这当然不符合全社会福利水平的增加。
其次,建立多元型信息资源组织机构。一般网络信息资源配置的模式有集权型、分散型。集权型是一种行政管理式信息资源组织结构,组织结构内部各单位相互依存,并中央集权化进行集中管理。这种组织机构的特点是能够保证信息资源配置的地区平衡,特别是符合政府目标意义上的平衡,缺点是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低,不利于信息生产的激励。分散型是一种以市场经济为依据的,以市场调节来组织运行的信息资源组织结构。这种组织机构的特点是能够保证信息资源配置的地区平衡,特别是符合政府目标意义上的平衡,缺点是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低,不利于信息生产的激励。多元型则是充分考虑上述两种组织机构优缺点基础上,新的信息资源配置组织模式,体系内各部门相对独立,但又保持协调发展,各部门之间既有平等竞争,也有分工合作。
参考文献:
[1]范艳芬.高校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配置问题研究[J].图书馆学刊,2010(2).
[2]肖安宝.农村资源配置与乡镇企业——低碳经济视角中的城乡一体化路径[J].生态经济,2010(6).
[3]吴志远.农村资源配置中的金融激励与约束[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10(4).
[4]金晖.区域性网络信息资源配置效率评价[J].图书馆,2010(5).
篇6
【关键词】农田水利工程;节水灌溉技术;应用分析
节水是整个农业节水灌溉的核心,也是未来节水灌溉农业研究和发展的方向。针对水资源在运送过程中和田间灌溉工程中的损耗,借助一些工程设施减少水资源的蒸发和下渗,让更多的水资源灌溉到田间地头,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下文将对农田水利工程中的节水灌溉技术进行详细的论述。
一、我国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的现状
农业水利体系的建设是作为我国农业水利整体的一个重要部分和内容,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并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农业的发展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并直接体现着农业对于老百姓的受益程度。国外比如美国、日本、荷兰以及以色列等对于节水灌溉技术的研究比较早,其投入的资金以及精力也相对较多,所以节水灌溉技术在这些国家有着很好、很先进的应用,且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而我国对于节水技术的研究起步晚,资金投入也较少,所以该技术的研究推广与应用就相对的发展较为迟缓。同时,我国也是水资源较为贫乏的国家,水资源只占世界总水资源的百分之六,所以日益膨胀的人口和紧缺的水资源之间的矛盾已经越来越明显,水资源的匮乏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灌溉方式的不合理、不科学使得我国本来就较为缺乏的水资源利用效率更加低下,水资源浪费现象严重,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因此,要大力发展节水灌溉以及相关的农业技术已经至关重要了,这也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的农业、使传统农业向高效率、高产出和高品质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节水灌溉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的应用分析
节水灌溉技术的采用不能完全脱离我国农业发展的基础和现状,应该要结合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的情况来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目前,已经推广和研究的相关节水灌溉技术大概有十几种,每种技术都有使用条件和使用优缺点。下文将对四种主要的节水灌溉技术进行论述。
1.喷灌式节水灌溉技术
该项技术主要应用于大面积的农田灌溉,借助喷灌机,实现节水灌溉。该项技术的工作原理是,利用喷灌机运行时的压力,带动卷盘,促使水资源可以通过软管,实现正常灌溉,在喷灌机上安装喷头,保障农田水利可以大面积接受喷灌水分,农田灌溉的路线可以自行设计,自由移动喷灌机即可,随着喷灌机的移动,实现农田水利各个方向及方位的灌溉。该技术的优点是,能够适用在不同的农田地形中,操作上比较方便,不需要复杂的管理方式,可以实现自动化的技术控制,灌溉效率非常高。技术缺点:耗损相对较大,占据农田面积较大,必须借助设备通道才可实现喷灌,所以在农田内需建设专用通道,浪费农田面积。
2.微灌式节水灌溉技术
该技术主要应用于大棚种植,尤其是蔬菜类的作物,在大棚室内完成灌溉。 该技术的工作原理是,根据作物的需水要求和灌溉周期,利用滴灌或微喷的方式,在农田灌溉区域,构建通水管道,在管路周围安装灌水器,还可在灌水的同时,融入作物所需要的养料、肥料,直接将管路放置在作物的根部,促使水分在重力的作用下,顺利流入农田内,达到灌溉的效果。该技术的优点是,节水效果较好,既可以防止水分外泄,也可防止水分过度蒸发,而且技术所需要的组合设备比较简单,基本是由管路、滴头、滴灌等组成,不需要规模较大的机械设备,有效做好水资源节约的工作。
3.井灌式节水灌溉技术
此技术主要是防止过度使用地下水资源,防止地下水位过低,利用科学的生态搭配,达到节水灌溉的效果。围绕农田的生态水资源,进行合理的划分,例如:将井灌高峰期安排在农田急需水分的时期,除此时期以外,尽量降低农田的灌水量和灌水周期,以农田的总产为生产目的。可以将井灌设置到农田的中心位置,利用干管与直管,形成移动式的井灌系统,安装两套井灌系统,达到井灌的最佳状态,井灌式的节水灌溉技术,既可以有效分配地下水源,避免水资源的无理开采,又可以达到节水高产的状态。
4.防渗式节水灌溉技术
此技术主要用于水库灌溉的农田水利,因为水库蓄水本身含量较少,不可实现循环或再生效果,所以需以水库含量为主,实行农田节水灌溉。该项技术的工作原理是,在农田中加入防渗薄膜,避免灌溉时,水资源渗漏到无需灌溉区域,造成水资源浪费,一般农田在实行防渗技术时,基本会建立专有的通水渠道,如混凝土、石块等,着实提高防渗效果。该技术的优势是,技术设备稳定性较高,而且可以长期使用,既可以实现水资源的外部贮存,还可以避免水资源的蒸发及渗透。
三、节水灌溉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应注意的事项
1.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用合适的节水灌溉技术
农田的水土条件不同与农作物的类型不同,所选用的节水灌溉技术也是不相同的。节水灌溉技术的选用要因地制宜,符合农作物的特点以及农田的水土条件。在应用农业节水灌溉技术的过程中,对于产出效益不高的大田粮食作物,应该采用以地面灌溉为主的节水灌溉技术。并且还要加强对于膜垄沟灌技术等投资较小的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在条件比较好的状况下,农田水利工程中可以选择喷灌技术或是滴灌技术等需要较高投资的节水灌溉技术。
2.要依据农作物的种植结构的调整确定节水灌溉技术的选用和变化
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就是扩大林草的种植面积压缩耕地种植面积,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减少粮食的种植面积,以及扩大耗水较低作物的种植面积减少耗水高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以此来选择和确定节水灌溉的技术,保证单位用水量的农作物的经济效益和产出。
3.加强对节水灌溉工程的管理
加强对农业节水灌溉工程的管理,是提高灌溉工程使用效率的一种有效措施。当前我国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就是在节水灌溉工程的建设前期各部门的重视程度都很高,并且会亲临现场实施指导工作,但是在工程建成后相关部门就疏忽了对工程的管理。针对这种情况相关管理部门应该提高认识,转变工作态度,根据节水灌溉工程管理的需要制定科学的管理制度,并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安排专人定期对节水灌溉工程进行监督管理,及时发现工程项目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安排专人进行检修,最大程度的提高农村节水灌溉工程的使用效率。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发展节水灌溉工程时,不仅需要建立相应的水利工程,同时还需要对当地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综合性的因素进行全面的考察,只有这样节水灌溉水利工程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效用,充分的解决当前水资源与农业灌溉之间的尖锐矛盾。
参考文献:
[1] 程云伟.节水灌溉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应用[J].中国水运(下半月),2014(2).
[2] 柴敬礼.农田水利工程高效节水灌溉发展分析[J].农业与技术,2014(4).
篇7
随着信息经济的发展,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跨界融合更加广泛、深刻,传统产业也在向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纵深发展。互联网技术对传统产业的产品设计、生产流程、生产方式、产品销售等全过程渗透。传统产业通过互联网技术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加快生产流程创新与突破,对产业自身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产业之间也将以新的形式进行融合发展。例如借助互联网的发展,利用新的技术、资源和融合方式把农业由一次产业升级为六次产业,不仅拓展了传统农业功能和社会收益,并且,使得这些功能和收益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得以实现。新兴信息网络技术对生产业的各个环节的渗透和扩散,催生出各种基于产业发展的服务新业态,生产业将从技术应用、服务内容、商业模式等方面不断提升。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不仅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也将不断催生出新的产业形态,这影响不仅体现在产业结构的变化、转型和升级方面,也会影响市场结构、竞争行为、盈利模式及市场绩效等方面,对产业组织产生深刻影响;对产业的空间布局及产业政策也将产生强烈冲击。因此,忽视这些新的变化,将无法对当下的产业经济现象进行更合理而深刻的解释,也难以对产业领域的现实问题做出有效的解决,产业经济学的应用性将难以体现。
2 信息经济下的市场和产业分布变化
信息经济经济使得传统理论下的很多规律发生改变。长尾理论和众包思维已经深入到传统产业的很多领域,市场细分越来越细,个性化、客户力量和小利润大市场概念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传统产业的市场结构和商业模式,处于需求曲线尾部的市场正在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影响市场结构的关键因素:集中度、差异化和进入退出壁垒也正在发生变化。市场中的竞争行为也随之变化,处于需求曲线头部的一级或者二级市场的占有率和利润率也正在经历由盛转衰。在互联网广泛应用之后,企业的营销活动也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营销活动受时空限制越来越少,营销费用越来越低,营销结果越来越精准,广告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交易付费的广告付费方式使得广告费用大幅度缩减。这些信息经济下市场、竞争策略、商业模式的变化应该被充分关注,融入产业经济学的日常教学之中。
电子商务发展促成产业空间分布新格局。电子商务纵向延展,促进城镇资源快速流转,横向跨境布局,促进全球消费市场的形成。与电子商务相关联的企业如软件公司、代运营工地、在线支付、物流公司等围绕电子商务企业进行聚集,也推动着传统产业集群升级。互联网与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融合,推动产业集群向在线产业带转型。信息经济下的产业集聚现象越来越显著,与传统经济下的指向性集聚相比,经济联系性的聚集在加强,创新效益的分析也应该被进一步强化。
信息经济下,传统产业为适应市场需求在不断转变,新的产业形态不断在催生,市场结构,消费需求和空间布局都在不断变化,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需要新的思维和新的理论,这对传统产业经济学理论是个挑战,具有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3 信息经济背景下产业经济学教学改革探索
3.1 教学理念
产业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中用来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新兴的应用经济理论。学习本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系统掌握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组织,产业政策等基本理论,对目前产业的现状,问题及发展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能够独立的运用基本理论和概念分析我国目前产业经济当中的现状、问题、使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然而,互联网正在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市场环境,这些新的现象应该被引入课堂,这就要求在教学中必须摒弃单纯讲授传统理论的教学观念和对单一教材的依赖,结合网络资源和典型案例拓展学生在产业经济学领域的学科视野,强化学生发现、分析与解决市场经济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突出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3.2 教学方法
在信息经济时代,创新教学方法是产业经济学教学改革的重点。课堂上理论讲解、案例分析是基础,但是,让学生在置身市场和具体产业之中,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市场环境、竞争格局,行为策略以及政府规制等。在创新产业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探索教、学、用协同的产业经济学课外教学活动的组织形式,深化课堂教学。把浸入式的教学理念引入产业经济学的教学之中,让学生能够对某个产业的基本情况做调查研究,撰写调研报告等;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将来就业的意愿对具体产业进行追踪研究,并撰写行业分析报告;开展产业问题讨论,让学生能够把理论与现实问题相结合,深化对理论和现实的理解,并能够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提高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
3.3 教学评价
要贯彻教学方法的改革,考核方式必须相应的做以调整。单一闭卷考试形式不能充分反映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掌握及运用情况,考核方式需要与教学方式相配合,多元化地考查学生实际运用相关概念和理论的能力,以及发现、关注产业经济现象与事实。例如,可以引导学生对信息经济下产业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变化,传统产业在网联网经济下面对的机遇与挑战,产业结构的重构、转型与升级,产业规制面临的新问题等进行讨论分析;让学生尝试撰写具体的产业经济案例和产业分析报告等。把考试与考查结合起来,更加全面地提升学生对产业经济学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增强知识的现实应用性。
3.4 教学材料
信息经济下的产业经济学教学内容应该更加丰富。毋庸置疑,选择一本经典但又符合当下经济形势的好教材非常必要,但是,任何一本教材都有它的优缺点,为了扬长避短,更加丰富的学习材料和学习资源应该引入教学,包括经典案例,统计年鉴、行业报告、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网络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网络公开课程。多样化的教学材料不仅可以满足学生的课堂学习,而且可以作为课后辅助材料,开阔学生的视野,让学生更加充分地了解产业相关的知识和现实,让学生对产业经济学的内容形成综合知识结构体系,为其后续研究与应用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能力。
篇8
关键词 养育目标,文化差异,养育行为,儿童发展。
分类号 B849:C91
父母是子女主要的养育者。所谓养育目标(parenting goals),指的就是父母在育儿活动中所强调和鼓励的,期望子女(长大后)能够具备的品质或能力。在文献中,与之含义相近的术语还有养育价值观(parental values)、社会化目标(socialization goals)、社会化价值观(socialization values)等。虽然这些术语在字面上不尽相同,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都是要父母回答“在你看来,你的子女能否具备以下品质有多重要?”这样的问题[1]。同时,研究者们在文章中常常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些术语[2]。所以,这些术语实际上表述的是同一概念,即父母培养和教育子女的目标。
养育目标作为父母养育行为的价值取向,影响着子女的身心发展,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3]。在对父母养育目标的研究中,对文化差异的研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文化是“一个群体所共有的一系列态度、价值观、信念和行为”[4],不同文化群体在心理和行为上存在种种差异,养育目标也不例外。父母的养育目标存在着什么样的文化差异?造成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差异对父母的养育行为和子女发展等方面有何影响?是养育目标文化差异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本文将介绍关于这几方面问题的理论和研究的进展,以及研究所涉及的测量方法和工具的概况。
1 养育目标文化差异的理论和研究
1.1 单维度的理论和研究
科学心理学是在西方国家首先发展起来的,在心理学家们开始意识到文化因素对于心理的影响时,他们首先关注的就是西方(西欧、北美)与非西方(亚洲、拉美、非洲)之间的文化差异,对养育目标的研究也不例外。在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的比较中,研究者往往发现:西方文化群体的父母很关注子女的独立性、自我实现等品质的发展;而非西方文化群体的父母特别强调顺从父母和权威、懂礼貌、守规矩等品质的培养[5~7]。因此,学者们倾向于认为不同文化的养育目标可以划分为强调“独立自主”与强调“依赖顺从”两种基本类型。这种“独立自主/依赖顺从”的单维度理论长期主导着养育目标的文化差异研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单维度理论是一成不变的。相反,无论是在差异的成因和解释的层次上,单维度理论都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深化的过程。
1.1.1LeVine的理论
LeVine是养育目标文化差异理论的早期代表性人物。在对非洲部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性观察基础上,LeVine提出,父母养育子女的目标具有层级性――首先是确保子女在婴幼儿期能够存活下来,其次是培养子女维持生计的能力,最后才是培养那些由文化定义的美德。不同的文化群体面临的生存环境不同,各个层次的目标受到威胁的程度也不同。在婴儿死亡率很高的群体中,父母主要关心的是子女的生存,难以顾及其他;在生产力不发达、物资短缺的文化群体中,由于作为其主要生产方式的农业或手工业都强调对前辈经验和权威的顺从,因此父母最注重的是培养子女的顺从性,以确保子女成年后能够谋生;只有在前两者都不成为问题的文化群体中,父母们才会注重子女的独立性、自我实现等品质的培养[8, 9]。
LeVine理论对经济发展水平作用的强调可以很好的解释那些生产力相当落后的文化群体与西方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异,却难以说明一些已经脱离物资短缺阶段,进入工业社会的非西方文化群体为何在养育目标上仍然比西方父母更强调顺从性[6,10]。对于这一问题,LeVine强调,他所说的来自环境的威胁是一个文化群体所长期面对的环境压力[8]。群体在适应环境的漫长历史中,发展出各自的适应模式,这种适应模式对个体的品质和能力的要求反映在群体通行的文化观念中,并通过文化观念塑造着父母的养育目标。而文化观念的影响具有延滞性,并不会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立即改变。
1.1.2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
LeVine的理论提到了文化观念的作用,但是没有对之做深入的阐释,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填补了这一空缺。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由Hofstede在上世纪80年代引入跨文化心理学[11]。该理论认为,一个群体为适应环境而采取了特定的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与之相配的、指导着成员心理和行为各个方面的核心价值观。不同文化群体的核心价值观可以分为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两大类。西方发达国家(西欧、北美)的文化是个体主义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强调个体,鼓励个性、独立和自我实现;而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是集体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集体,看重社会规范、相互依赖和人际和谐。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文化差异的解释和预测之中。在该理论看来,养育目标的文化差异也是核心价值观文化差异的一种具体表现,西欧、北美的主流文化群体的父母对子女的独立性、自我实现等以个体为中心的品质的重视反映了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而非西方文化(例如中国、印度、拉美)的父母对顺从父母和权威、懂礼貌、守规矩等以家庭和集体为中心的品质的强调则是这些群体所奉行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表现[5~7]。
1.1.3 生育价值观理论
无论是LeVine的理论还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提供的都是一种群体水平的解释。在它们看来,每种文化都有其通行的养育目标范型。父母的养育目标主要是这种范型的反映,较少受其个体需求和处境的影响[12]。这样的理论可以解释文化群体间的差异,却无法说明同一文化群体内部存在的个体差异。而生育价值观理论则从父母个体的需求出发,从一种相反的角度来解释养育目标的文化差异。
生育价值观(Value of Children,缩写:VOC)指人们对于生育孩子的意义或价值的认识。子女的价值按照性质可以分为情感价值(例如:子女对父母的欢乐和幸福的重要性)、经济价值(例如:子女在经济上对父母的重要性)和家庭价值(例如:子女对维系家庭的重要性)等维度[13]。父母生育子女的目的,即在于获得子女的某些价值。而这些价值能否最终实现,则取决于子女是否具备相应的品质或能力。因此,父母的生育价值观决定了父母的养育目标。在多个国家进行的生育价值观研究普遍发现:看重子女经济价值的父母会注重培养子女的顺从性,以确保子女成为可靠的经济来源;看重子女的情感价值的父母则更多地期望子女能够“独立自主”[1,14]。不同文化之间之所以会表现出强调“独立”与强调“顺从”的群体差异,则是因为在农业文化群体中,大多数父母都需要子女的经济价值,而在西方发达社会中,子女的经济价值下降,情感价值相对上升的缘故。
生育价值观理论的好处在于,它不仅解释了养育目标的跨文化差异,而且为从个体水平预测父母的养育目标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心理变量,从而把养育目标的文化差异理论从群体水平推进到了个体水平。
1.2 双维度的理论和研究
前面介绍的几种理论都属于单维度理论。单维度理论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都认为不同文化群体的养育目标可以分为强调“独立自主”与 强调“依赖顺从”两种基本类型;二是都直接或间接地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其中隐含的预期是:随着非西方文化群体经济的发展、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其养育目标也会逐渐向强调子女的独立自主转变。近年来,以Kagitcibasi[15,16]和Keller[17]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这种理论不仅在养育目标的维度划分上不同于传统的单维度理论,对于非西方文化养育目标的发展方向也有不同的预测。
Kagitcibasi认为单维度的划分太过笼统,应当将“独立性”区分为“自主性(autonomy)”和“联结性(relatedness)”两个维度[15,16]。自主性指行动上的自主性,分为“他律”和“自主”两极;分离性指人际间的心理、情感距离,分为“分离”和“联结”两极。在这一区分的基础上,Kagitcibasi又划分了3种家庭模式:西方的中产阶级家庭模式属于独立型,家庭成员之间在行动上是自主的,在心理、情感上是相对分离的。传统农业文化(非西方文化)的家庭模式属于相互依赖型,成员在行为上需服从家长,在心理、情感上亦互不分离。为构建符合各自模式的家庭,西方中产阶级父母倾向于培养独立的、有个性的子女;而传统农业社会的父母倾向于培养顺从父母的、具有强烈家庭归属感的子女。在这一点上,Kagitcibasi的理论与单维度理论并无实质差异。但是Kagitcibasi认为,非西方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其家庭模式不会完全西方化,而是将转变为一种新的模式――自主-联结型。这种家庭模式不再要求成员在行动上顺从家长,但在心理、情感上仍然强调成员间的相互依赖。在父母的养育目标上,则表现为既尊重子女的自主性,却又不像西方父母那样鼓励子女心理独特性的发展,而是强调对家庭的认同和归属感(参看图1)。
图1 养育目标文化差异的单维理论和双维理论
Keller等人对Kagitcibasi的理论进行了验证性的研究:在对来自8个国家的婴儿母亲的数据的聚类分析中发现:有80%的美国、德国和希腊母亲的养育目标被归为独立型,有75%的喀麦隆和印度农村母亲的养育目标被归为相互依赖型,有60%多的中国、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印度城市母亲的养育目标被归为自主-联结型[17]。而有学者在比较我国台湾母亲与美国母亲的养育目标时也发现,如果将过去被其他研究者统归为“独立性”的一类品质拆分为“成就”(指经济独立、学业有成等)和“个体性”(指情感上的独立性),那么台湾母亲对前者的强调不低于美国母亲,但对后者的重视却不如美国母亲高[2]。这些研究结果证明了Kagitcibasi把“独立性”区分为“自主性”和“联结性”两个维度的合理性。但问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本身也是由农业社会发展而来,而上述表现出自主-联结型养育目标的文化群体在现代化的时间与程度上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Kagitcibasi所提出的第三种模式――自主-联结型,是否只是从相互依赖型向独立型过渡的一种暂时的中间型态,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验证。
可以看到,关于养育目标文化差异的理论表现出了两个基本的发展方向:一方面,从早期LeVine的理论到VOC理论,体现了理论解释水平从群体水平向个体水平发展的趋势和需求;另一方面,Kagitcibasi等人的双维度理论的提出,体现出将“独立性”这一维度进一步细分的必要性。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两种发展趋势仍是彼此独立的――VOC理论仍然是一种单维度理论,而Kagitcibasi理论的解释仍然停留在群体水平。未来应着力发展一种个体水平的、双维度的理论,以提高理论的可用性,更为准确地解释和预测群体、个体等不同层面的养育目标。
2 养育目标文化差异的影响
除了对养育目标本身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外,养育目标的文化差异对父母和子女的影响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具体而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2.1 养育目标与养育方式
养育方式(parenting style)是对父母养育行为概括化、风格化的描述,是育儿研究中最常使用和测量的概念之一。Maccoby和Martin在Baumrind理论的基础上,根据父母要求和父母应答两个维度将养育方式划分为民主型(高要求、高应答)、专制型(高要求、低应答)、纵容型(低要求、高应答)和忽略型(低要求、低应答)4种类型[18]。研究表明:对“独立自主”的强调与民主型的养育方式正相关,对“顺从”的强调与专制型的养育方式正相关[19]。因此,强调“独立自主”养育目标的文化与强调“依赖顺从”养育目标的文化相比,前者更多采用民主型的养育方式,后者更多采用专制型的养育方式。
养育目标不仅决定了一个文化群体在养育方式上的偏好,还可能影响到养育方式的效果。比如有许多研究者发现,专制型养育方式量表上的高得分在欧美文化群体中往往对应着消极的育儿结果,但在非西方文化群体中却较少有消极影响,反而常表现出一些积极的效果[3]。有学者认为,这种差异需要用养育目标来解释。在非西方文化群体中,专制型养育方式是与这些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强调“顺从”的养育目标相配套的,反映的是文化对于个体成员的要求,因而不会导致不适应的个体;但在欧美文化中,专制型养育方式并不代表主流文化对个体的要求,而往往是与父母的病态人格等消极因素相联系,所以才会使儿童产生发展上的障碍和不适应。因此,Maccoby等人以欧美被试为基础划分的养育方式类型可能并不具备跨文化的普适性。只有根据某一文化群体所通行的养育目标来划分和定义该文化的养育方式类型,才能更好地解释该文化的养育行为及其效果[20, 21]。
2.2 养育目标与养育策略
除了养育方式上的差异,父母为实现不同的养育目标还会采取不同的具体策略。目前,此类研究的对象以婴幼儿母亲为主,涉及的养育行为有对子女的控制技术[22]、对子女学业的干预[5]以及婴儿养育行为[23]等。
例如,Keller在对喀麦隆恩索人(Nso)和德国中产阶级两组母亲的观察和访谈中发现了两种不同的婴儿养育行为模式:以促进子女与家庭的“相互依赖”为目标的恩索母亲在照料婴儿时重视与婴儿的身体接触、引导婴儿进行肢体运动,更多地对婴儿的消极情感表现进行抚慰;在养育目标上强调“独立”的德国母亲则更注重用与婴儿的目光接触和交流,与婴儿进行模拟对话,鼓励婴儿玩玩具,更多地对婴儿的积极情感表现做出回应[23]。Keller认为这种差异是由养育目标的不同造成的。引导婴儿进行肢体运动有助于促进子女运动能力的发展,可以使子女能更早的分担家务,与婴儿的身体接触和重视对子女的消极情感进行抚慰则有助于促进子女与母亲的情感依赖,因此为恩索母亲所偏好。而目光交流、对话、玩玩具等活动给予了婴儿很大的自,有助于促进子女自主性的发展,因而更多为德国母亲所采用。
为验证自己的推理,Keller进一步考察了这两种养育行为模式对婴儿的自我意识和顺从性发展的影响[24]。结果发现:哺乳期按德国模式养育的婴儿,在一岁半到两岁时的追踪实验中,有68.2%知道镜子中的影像就是自己(自我意识的体现),同时有47.7%表现出不顺从母亲指令的行为。而按恩索模式养育的婴儿,只有3.2%知道镜子中的影像是自己,只有18.8%表现出不顺从母亲指令的行为。这一结果,为Keller“养育目标的不同造成了养育行为的差异”的主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2.3 养育目标与价值观的代际传递
以往的研究大都是以养育目标对父母的养育方式和养育策略的影响来间接说明养育目标对子展的影响,但近年有一些研究开始直接考察父母养育目标与子女身心发展指标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有多起研究关注养育目标在价值观的代际传递中的作用[25, 26]。这些研究发现,父母的价值观、养育目标以及子女的价值观三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向性。比如说:集体主义价值取向高的父母在养育目标上更强调“顺从”。相应的,其子女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也更高。有人认为,这说明养育目标在价值观的代际传递中起着传递纽带的作用:父母自身的价值观影响着他们的养育目标,而他们的养育目标又进一步影响着其子女价值观的发展方向[25]。
因此,养育目标的文化差异一方面反映了不同文化间价值观的差异,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子代价值观的影响和塑造,使价值观的文化差异得以在代际之间传递和延续。考虑到价值观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可以预见对养育目标与价值观代际传递的关系的研究对于理解人类心理和行为等方面的文化差异都将有重大的意义。而目前的研究成果,则仅仅是一个开始。
3 养育目标的测量方法和工具
无论是对养育目标进行跨文化的比较,还是考察养育目标文化差异的影响,首先都必须建立在科学的测量的基础上。目前父母养育目标的测量方法主要有封闭式问卷法和开放式列举法两种。下面分别对这两种方法及其代表性的工具做简要的介绍:
3.1 结构化问卷法
结构化问卷的项目通常是由研究者事先确定的一系列品质(或能力)。在使用时,向被试呈现这些项目,并让被试评价这些品质对于其子女的重要性。具体的评价方法又有评分法、排序法、多项选择等多种形式。封闭式问卷法是最常用的养育目标测量方法。使用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封闭式问卷有Kohn问卷[27],VOC问卷[1, 14]等。
以Kohn问卷为例,该问卷由Kohn首创,原版问卷包括13个项目(品质)[27]。使用时,让被试按照各种品质对于其子女的重要程度将13种品质分为从高到低的5个等级,依次赋予+2到-2的分值。在对问卷进行主成分分析并做方差最大法旋转后,以在第一个因子上的高分代表对“自主”的强调,低分代表对“顺从”的强调。Kohn问卷可以看作是一种单维度问卷,现有的封闭式问卷大多数都属于这种类型。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双维度问卷是Keller等人为验证Kagitcibasi的理论而开发的[17]。该问卷采用Likert五点量表的形式,包含10个项目,5个代表自主性,5个代表联结性。自主性得高分、联结性得低分代表独立型目标;自主性得低分、联结性得高分代表相互依赖型目标;两个维度都得高分则代表自主-联结型目标。
3.2 开放式列举法
与封闭式问卷相反,使用开放式列举的研究让被试自由列举出几种重要的、期待孩子能够具备的品质。在被试回答之后,由研究者按一定的分类标准将被试所提到的品质进行编码归类,并对每个类别的品质被提及的次数或频率进行分析[2, 6, 28]。
以Harwood等人的社会化目标问卷为例,该问卷共包含4个开放式问题,分别让被试列举:(1)希望子女成人后具备哪些品质;(2)不希望子女成人后具有哪些品质;(3)描述一个至少具备了积极品质雏形的孩子;(4)描述一个至少具备了消极品质雏形的孩子。前两个问题用以考察父母长期的养育目标,后两个问题用以考察父母当前的养育目标[6]。
结构化问卷多用于一些大型的跨文化比较(例如VOC研究),其好处在于方便快捷,便于跨文化的量化比较,也利于探测到被试内隐的,不容易想到的养育目标;缺点是容易漏掉某些文化群体或个体特有的目标,或者是忽视同一项目在不同文化中具体含义的差异。开放式列举法多见于一些小型的,强调心理的文化特殊性的研究。比如,我国学者独立进行的几个研究大多都采用了开放式列举法[28,29]。开放式列举法的长处在于更容易探测到文化群体或个体特有的养育目标,明晰每种目标的具体含义;但是却比较耗费时间,也不便于跨文化的量化比较。
4 总结与启示
父母养育目标文化差异的研究告诉我们:文化因素影响塑造着父母的养育目标。不同文化之间在养育目标上存在着普遍的差异,这种差异又会导致父母养育方式和策略的差异,进而影响子代在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因此,研究父母养育目标的文化差异对于我们了解文化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以及文化的代际传递等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
现有的研究在取得丰富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缺陷,需要在将来的研究中加以注意和解决。在研究取向上,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两点:一是过度概括化的倾向比较严重,与其他的跨文化研究一样,现有的养育目标文化差异研究专注于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两类文化群体之间的比较。研究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证明某类文化如何如何,而非某一文化如何如何。而事实上,被归为同一类型的文化之间,比如美国与西欧[30]、中国与印度[7]在养育目标以及养育目标与养育方式的结合模式上也存在广泛的差异。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多的关注这些差异,使养育目标的跨文化比较更加精细化。
现有研究还忽略了子女一方的角色和作用。养育目标是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和要求,所以养育目标能对子女产生何种影响,不仅取决于父母的养育目标本身,更取决于子女对于父母养育目标的认知和态度[31]。在各个文化群体中,父母的养育目标是怎样传达给子女的?子女又是如何对待父母的养育目标的?子女的自我理想与父母的养育目标是如何整合的?文化因素在其中又起何作用?这些问题,都有待将来的研究回答。
此外,在研究工具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到,结构化问卷法和开放式列举法各有其优缺点。并且有研究发现:针对同样的被试群,采用不同的方法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因此最好是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2]。但现有的研究往往只采用其中一种,无法做到扬长避短。更为严重的是,现有的结构化问卷大多没有一个稳定明确的维度结构,开放式列举法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分类标准,这就使我们很难对不同研究的结果进行准确的比较。此外,现有研究工具在配合理论发展方面也有一定的滞后性。基于双维度理论的测量工具仅见Keller问卷一例,其理论效度也有待进一步的检验[17]。
对于我国研究而言,虽然在跨国比较中,我国通常被视为一个单一的文化群体。但事实上,我国不但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在汉族内部的城市与农村之间、沿海与内陆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经济文化差异。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且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这种民族之间、地域之间的差异日显突出。针对养育目标的跨民族、跨地域的比较性研究,对于理解父母养育行为、子代价值观发展等方面的民族、地域差异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仅有的个别研究虽然已经捕捉到了一些代际差异和地区差异的例子,但往往样本偏小、代表性有限,对于所发现的差异也缺乏深入的追踪探讨[28, 29]。加强对国际上养育目标文化差异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关注,在借鉴中深入开展对自身内部差异的探索和分析,是我国心理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 Hoffman L W.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hildrearing goals. In: R Levine, P Miller, M M West (Eds.), Parental Behavior in Diverse Societies: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Developmen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8. 99~122
2 Wang S-Y, Tamis-LeMonda C S. Do child-rearing values inand the United States reflect cultural values of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03, 34(6): 629~642
3 Darling N, Steinberg L.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An integrative mode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3, 113(3): 487~496
4 Jahoda G. The shifting sands of "culture". In: P Boski, F Van de Vijver, A M Chodynicka (Eds.). New Directions in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 Warsaw: Polish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2. 91~106
5 Chao R K. The parenting of Immigrant Chinese and European American mothers: Relations between parenting styles, socialization goals, and parental practices.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0, 21(2): 233248
6 Harwood R L, et al. Culture and class influence on Anglo and Puerto Rican mothers’ beliefs regarding long-term socialization goals and child behavior. Child Development, 1996, 67: 2446~2461
7 Rao N, McHale J P, Pearson E. Links between socialization goals and child-rearing practices in Chinese and Indian mothers. Infant and Child Development, 2003, 12: 475~492
8 LeVine R A. Parental goals: A cross-cultural view.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974, 76 (2): 226~239
9 LeVine R A. Human parental care: Universal goals, cultural strategies, and individual behavior. In: R A LeVine, P M Miller, M M West (Eds.),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Development: Parental Behavior in Diverse Societies, Vol. 40.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8. 3~12
10 Pearson E, Rao N. Socialization goals,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peer competenc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preschoolers.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2003, 173(1): 131~146
11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0
12 Roer-Strier D, Rosenthal M K.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mothers' developmental goals and ethnotheo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1, 36 (1): 20~31
13 Zheng G, Shi S, Tang H.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value of childre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G Trommsdorff, B Nauck (Eds.), The Value of Children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Case Studies from Seven Societies. Lengerich, Germany: Pabst, 2005. 201~234
14 Mayer B, Albert I, Trommsdorff G, Schwarz B. Value of children in Germany: Dimensions, comparison of generations, and relevance for parenting. In: G Trommsdorff, B Nauck (Eds.). The Value of Children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Case Studies from Seven Societies. Lengerich, Germany: Pabst, 2005. 37~56
15 Kagitcibasi C. The autonomous-relational self: A new synthesis. European Psychologist, 1996, 1(3): 180~186
16 Kagitcibasi C. Autonomy and relatedness in cultural context: Implications for self and famil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05, 36(4): 403~422
17 Keller H et al. Cultural models, socialization goals, and parenting ethnotheories: A multicultural analysi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06, 37(2): 155~172
18 Maccoby E E, Martin J A.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n: P H Mussen (Ed.), E M Hetherington (Vol.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4. Socializ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4th ed.). New York: Wiley, 1983. 1~101
19 Schwarz B, Schafermeier E, Trommsdorff 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lue orientation, child-rearing goals, and parenting: A comparison of South Korean and German mothers. In: W Friedlmeier, P Chakkarath, B Schwarz (Eds.). Culture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Importance of Cross-Cultural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Hove, UK: Psychology Press, 2005. 203~230
20 Chao R K Beyond parental control and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Understanding Chinese parenting through the cultural notion of training. Child Development, 1994, 45: 1111~1119
21 Rudy D, Grusec J E. Correlates of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in individualist and collectivist cultur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transmission of valu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01, 32(2): 202~212
22 Kuczynski L. Socialization goal and mother-child interaction: Strategies for long-term and short-term complianc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84, 20(6): 1061~1073
23 Keller H. Socialization for competence: Cultural models of infancy. Human Development, 2003, 46: 288~311
24 Keller H et al. Developmental consequences of early parenting experience: Self-recognition and self-regulation in three cultural communities. Child Development, 2004, 75(6): 1745~1760
25 Phalet K, Schonpflug U.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ollectivism and achievement values in two acculturation contexts: The case of Turkish families in Germany and Turkish and Moroccan families in th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01, 32(2): 186~201
26 Yi C-C, Chang C-F, Chang Y-H.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family values: a comparison between teenagers and parents in Taiw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2004, 35(4): 523~545
27 Kohn M L. Class and Conformity: A Study of Values. Homewood, IL: Dorsey, 1969
28 刘金花. 上海父亲育儿态度和观念的比较. 心理科学, 1995, 18(4): 211~215
29 朱俊卿,陈会昌. 农村温饱型地区父母的教育观念.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0, 16(3): 6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