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改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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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税费问题与农民负担高度相关。农民负担现象上看是征收多少的问题，本质上是政府既不可能对农村提供公共品，也无法与高度分散的9亿农民进行交易。亦即：政府为了维持农村

现行管理体制而支付的制度成本太高了。这当然不是通过立法或加强教育能够解决的。

因此，对中国农村税费问题的研究，基本上不能套用西方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税费概念；也不能寄希望于传统的政治手段。本文总结的试验区经过实践检验的教训是：切不可脱离其他制度环境的约束单纯进行税费制度改革。

一、背景说明

历史上由于农村人口庞大、农业剩余少，农民作为纳税主体数量多而且过度分散，政府征收农业税费的交易成本高到无法执行的程度。因此，统治者才允许农村基层长期维持“乡村自治”。自秦代“郡县制”以来，政权只设置到县一级。这是我们这个农业剩余太少的农民国家能够维持数千年的最经济的制度。

解放前的地主占有约50%土地，收取50%地租，占人口约10%的地主既是农村的主要纳税人，又是农村实际上自然产生的、起管理作用的社区精英。所以，“乡村自治”其实是“乡绅自治”。政府既不必要对全体农民征税，也不必要直接控制农民。因此国家对农村的管理成本也较低。

解放初期地主消失了，农民按社区人口平均分配了对土地的占有和收益权利，这本来应该使得政府管理成本上升。但当年乡镇不设政府，只设立由上级政府派驻并支付开支的乡（区）“公所”；干部下村只安排“派饭”。因此，管理成本没有明显增加。但是，政府与分散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却大幅度增加。于是完成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1953年严重的粮食供给短缺。这个时期，政府征收农业税费的实质不是参与地租分配和为公共品开支提供财政支持，而是国家要掌握足够的粮食。

1958至1978年的集体化时期，由于政府已经通过推行统购统销和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制度，不仅掌握了大部分粮食，而且有效地占有了几乎全部农业剩余，因此县以下也不设立政府，相当于乡镇政府的实行“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管理成本虽然大于过去，但与改革后的20年相比也相对较低。

改革近20年来，中国农村实行了以农民平均占有土地产权为实质内容的“家庭承包制”以后，多数地区实行按照土地面积摊派大部分税费任务的实际办法，因此，直到这时，农村税费制度才与土地收益分配和乡村公共品开支与管理制度发生比较明显的相关。

1984年以后，由于以原来的为基础改制成立的乡镇政府都设立了本级财政，1994年的分税制又进一步强化了地方财政，使约2800个县市、5万个乡镇政府必须增加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等地方税、并把本来属于村级占有、使用的“三提五统”足额收取到乡镇才能保证基本开支。因此，不仅农民负担问题日益突出，而且农村税费也逐渐演变成为对收益的二次分配和地方基层政府开支的来源。

二、“税费征收办法”改革的经验教训

农村改革是农民对原来集体所有制的财产关系的突破。农民在20年“承包经济”的制度作用之下，事实上已经逐渐占有了94%的农村资产，成为相对独立的财产主体。农民在维护自己财产权利的斗争中开始形成自主、平等的行为准则，政府的税费征收至少在理论上也逐渐倾向于调节收益分配。正因为有这种转变，历史上任何政府对农民征收税费的交易成本都过高的矛盾，才又逐渐尖锐起来。

因此，我们在国家批准的农村改革试验区进行了与粮食购销体制相联系的“税费征收办法改革”。试图从中央政府的客观需要出发，对农户按照承包的土地面积合并计算所有税费，折抵征收一定数量的粮食实物。这个改革试验使我们得到一些经验，但主要的是教训。我们认识到：只有解决基层政府和准政府的行政村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不断自我膨胀的问题，才能较为彻底地理顺政府和农民的经济关系。

三、下一步税费制度综合改革的建议

在农村建立约5万个乡镇级政府、70万个行政村和400万个自然村的村民委员会来对9亿农民进行控制和管理，这种制度的运行成本高到“史无前例”的程度。版权所有

乡村基层组织制度不适应家庭承包制的问题，至今仍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的制约。考虑到在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寄希望于国家财政对乡村公共品开支负责，或对弱质农业和低收入农村人口予以较大幅度补贴，都是不现实的。因此，改革不同层次的地方政府体制，调整部门利益关系，则可能是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改善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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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事登记制度 个体工商户 创业

贸易全球化和经济体制的转型，对我国现有的商事登记制度提出了变革的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商事登记制度，这一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工商管理单位对于商事主体的资格进行审查登记的一项程序，只有经过商事登记，并由工商管理部分颁发营业执照后，商事主题方能在市场上开展营业经营和商贸等业务。2015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万众创业一词，对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而言，创业的春天到来了，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也助推了草根创业。

一、传统商事登记制度与改革

首先由于历史原因，传统的商事制度分散立法，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中，十分零散混乱，存在许多漏洞。各种规则有相冲突和矛盾的地方。其次，对于登记事项种类繁多，前置性的审批有大量的资源浪费，导致成本与成效不相符合。商事登记是一种主体准入与监管制度，经营资格同主体资格相分离，对于个体工商户而言，取得营业执照是较为困难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于工商注册制度终于提出改革，由“先证后照”转变为“先照后证”，实缴制度变为认缴制度等，推进注册制度的便利化，而这一变革，也给小成本的个体工商户带来了许多利好，如何在这一制度影响下，把握契机，规范小商户经营，推动创新创业和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二、“先照后证”对于个体商户之利好

（一）降低个体商户创业之门槛

“先证后照”时代，营业执照是商事主体资格凭证，对于经营这个门槛是一种提高，许多个体工商户，资金较少，注册资本门槛较高，需要进行实缴登记，也就是拥有了注册资本之后才可以申请商事登记获取营业资格，多数个体小商户都被此制约了道路，而如今“县照后证”则将创业资金这一大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二）简化个体商户创业之程序

过去的商事登记存在着效率低下的重要障碍。原因在于行政审批类目繁多，时间长，涉及的部门多，费用多。很多时候一个商事主体所从事的经营活动相关的审批法规或涉及到的文件有几百条。一些负责审批的窗口工作人员就算经验再充足也是很难不出纰漏的。这不但存在安全和隐患，对于审批效率也是大打折扣。改革后，各部门各司其职，实行统一登记，三证合一。个体工商户需要提交的材料更少了，提高办事效率，也简化了登记手续。

（三）激活个体经济创业之市场

商事制度改革增强了个体工商户的创业信心，激活了创业市场。各县市的新注册的创业资本量有着明显提升。各个小微企业在资金流动上有了进一步自由，对于大学应届毕业生而言，无论是“先照后证”还是对于经营场所条件的放宽，也是一个福音。目前国家对于大学生创业有了许多了优惠和扶持政策，大学生作为个体工商户中的一个创业新主体，不但视野宽广，从事行业超前，并具有独到的经营理念，商事制度改革删繁就简，只要写好认缴数额，以后慢慢缴纳就可以实行经营活动，对于资金紧张的大学生而言的确是一个创业的春天。

三、“先照后证”与“零首付”的潜在问题

商事制度改革后，虽然存在许多对于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的利好，对于市场同时也是一个巨大挑战。由于实行了统一登记制，对于监管责任的要求进一步强化，各个部门的职责需要其各司其位，因此十分考验各个行政部门的协同能力。但是从改革的试水情况而言，许多部门对于文件中对于监管责任的区分的熟悉度不够，例如对于“无证经营”的监管，很多行政部门认为是工商部门的职责，但实际上并不是。许多部门虽然配合工作，相互扯皮推诿的情况也仍然存在。

此外，放宽了商户地址的限制，对于许多违法商户而言，反而可以“一址多照”和“一照多址”，部分不够诚信的商户可以以此漏洞逃脱执法人员的掌控；注册资本的“零首付”对于企业的信用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四、结语

总之，新形势下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改革成果是十分显著的，对于激活市场活力，加强个体工商户的创业信心，简化行政审批程序上具有很好的初衷。但政策落地，如何使其落到实处，发挥政府便民、利民，为人民服务的这一宗旨才是最为关键的。因此，各行政工商部门在职责上要有所明确，改变仅仅依靠行政手段“一刀切”的监管方式，综合采用行政、法律等手段，发挥商事主体的自律能力，实现从“审批”到“监管”的职能转变，通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更完善的管理办法，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1]许登龙，刘里梅.新形势下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反思与建构[J].黑河学刊，2015（05）.

[2]艾琳，王刚.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行政审批视角解析――兼评广东省及深圳市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实践[J].中国行政管理，2014（01）.

[3]“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课题组.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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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籍制度是以人为对象,以户为单位的人口管理方式,主要包括户口登记、户口迁移、居民身份证制度以及人口管理等内容。它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管理制度,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户籍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根据政府对人口迁移流动限制的松紧程度,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8年,是人口自由迁徙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户籍的管理相对宽松,人口自由迁移比较容易,人口迁移大多是基于需要而非基于利益。这一时期户籍制度设计的功能是最基本的社会管理,即人口登记和人口统计,虽然附带着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对公民的居住和迁徙没有提出任何限制,公民居住和迁徙相对自由。

    第二阶段,1958—1978年,是人口迁移控制阶段。这一时期对户籍的管理非常严格,公民的居住和迁徙受到限制。1958年我国第一部户籍管理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户籍制度开始由自由迁徙转向迁移流动控制转变。该条例明确规定,公民都应当依照条例的规定履行以户为单位的户口登记制度。该条例还对常住人口登记、暂住人口登记、出生登记、死亡登记、迁移登记、变更登记以及法律责任等户籍管理事项均作了详细规定,将户籍管理正式纳入了法制轨道。该条例的通过,标志着我国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的正式建立。

    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是人口迁移流动限制逐步放宽的阶段。这一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户籍限制逐步放开,各项改革进一步深入,但仍存在很多问题。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人口迁移流动的特征开始发生转变。这一时期户籍制度改革重大的事件是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的颁布,文件规定,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及时办理入户手续,统计为非农业人口。这给了部分人以“迁徙自由”,农民由此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我国现阶段的户籍制度与原有户籍制度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农民进入城市的门坎降低,户籍制度的模式多样化以及户籍制度壁垒构成与类别的多样化等,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对立、对人口自由流动的制约等弊端依然存在。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深入展开,市场化浪潮对人才流动的需求以及城镇化发展对户籍制度的质疑等,都迫切需要对其进行改革。

    二、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困难

    近年来,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改革措施更加灵活、理性,多角度地为人才合理流动和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创造了条件,为实现公民的就业、居住和迁徙自由奠定了良好基础,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户籍制度改革也面临一些困难,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盲目性、不彻底性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盲目性,没有明确的目标。改革的目标缺乏明晰性,容易造成人们认识上的误区,不利于我们更好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在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各地相继推出的多项改革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应急作用,解决了部分突出问题,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在户口迁移方面,出现了为追求城镇规模和城镇化速度而忽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还有不分城市类别放宽落户条件,不考虑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甚至为实施户籍改革而不惜突破国家政策规定,侵害公民切身利益。户籍制度改革涉及到包括公安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以及新组建的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多个部门,彼此之间的相互协调也直接影响户籍制度改革的彻底性。另外,户籍制度造成的福利差别如果不改变,也容易造成改革的不彻底性。

    (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都会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并且产生既得利益集团。我国的户籍制度也不例外。户籍制度的建立产生了其既得利益集团,主要包括大部分城市居民和某些部门。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指出:“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或者说,他们对这种制度有着强烈的需求。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发展,哪怕新的体制较之现存体制更有效率。”在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推进不力,与城市居民较强的利益博弈能力具有直接的关系,而更为严重的是某些与户籍制度相关的部门借此机会谋求部门利益,利用行政权力阻碍户籍制度改革。另外,既得利益阶层对户籍制度的变迁起到了固化作用。现行户籍制度在长期的变迁过程中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并拥有庞大而稳定的既得利益阶层。我国教育、卫生、劳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等社会经济政策长期附着于户籍制度这一现实,使得既得利益阶层更倾向于原有户籍制度的路径并沿袭此路径,况且制度设计和改革者也大多来自于此阶层,这种现状更是固化了户籍制度对旧体制的依赖。

    (三)户籍制度改革存在强烈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是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好的体系所取代。新制度替代旧制度并非完全的破旧立新,而是一个继承与发展的过程。因此,制度变迁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正如诺思所言,制度向量的相互联系网络会产生大量的递增报酬,而递增的报酬又使特定制度的轨迹保持下去,从而决定经济长期运行的轨迹。

    我国对户籍制度的改革从未停止过,也不断推出、试行新的户籍体制,但是,当新旧体制并存时,新体制对旧体制的路径依赖使新旧体制在较长时期内并存。新户籍制度沿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路径成本最小,加强了这种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最大特点是渐进性,同时又具有保持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持续性的最大优点。成本最小化原则使刚出台的新制度在与众多的旧制度并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适应旧制度,甚至沿袭旧制度的某些因素。因此,路径依赖使新制度在促进旧体制改革的同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新体制的总体目标,从而增大制度改革的总成本。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正是如此。

    三、进一步完善和改革户籍制度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发展,深化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户籍制度改革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及社会和谐稳定密切相关。因此,进一步完善和改革户籍制度十分必要。

    第一,破除户籍壁垒,逐步改变二元户口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制度。要不分地区、不分户口性质,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界限,真正实现一元化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制度,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社会的综合承受能力,最终实现人口自由迁徙目标。截止2008年底,全国已有13个省市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实行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实现了公民身份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必须把推进城镇化、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和促进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国家每一个具体新制度的实施都有利于实现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包括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统筹城乡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进国家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等。

    第二,逐步剥离附着在现行户籍制度上的各种社会福利和其它社会功能。户籍制度改革和创新路径的寻找和探索,不只是对原有路径的废除或弱化,而是在分解旧路径的基础上构建新路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户籍制度本身的突破,对相关配套制度如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也需要改革。换言之,就是要逐步剥离附着于现行户籍制度上的社会福利和其它社会功能,让户籍制度恢复本来面目,真正实现人们自由迁移的权利,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别,促进城镇化进程。此外,在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不仅仅是户籍制度本身的突破,还需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实施如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相关制度的配套改革,这样才会有效地作用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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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改革；城市化；新生代移民；尊严

〔中图分类号〕D63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4-0092-04

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迁使得人们追求的生活层次从简单的生存上升到更多地期待平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这也是处于当前社会转型期人们共同的精神诉求。尊严在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上是一个最根本的价值评判标准。正如康德所说：“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代替的，才是尊严。”〔1〕它不仅仅指向心理和精神层面，更需要社会实践的现实依托，对于公民个体来说，国家完善的制度保障是获得尊严的必要条件。国家有责任通过各项制度设计使每个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享受平等的权利和服务，获得一种平等的社会认同感，生活得体面而尊严。当前中国的户籍制度，不仅是一项人口登记和社会管理体制，更是与资源分配、利益共享密切相关，因此它关乎着人们的社会保障和生活质量。近年来，虽然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但伴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依然存在不少难点。由于户籍制度本身附着了关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诸多权利，对于人的尊严实现意义重大。本文试图从生存到尊严的维度评析户籍制度的历史、现实，并对户籍制度改革提出新的时代课题。

一、户籍制度的历史与现实：从保卫生存到呼吁尊严

户籍自个体出生就始终伴随着人的发展。尤其是对于一些重大问题诸如接受教育、社会就业、公共福利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户籍不无关系。最初的户籍制度主要是为了社会管理的需要而建立的。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面临的紧迫问题就是恢复秩序与生产，解决城市严峻的粮食短缺和住房紧张等问题，户籍制度在这时应运而生。1950年11月，《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出台，国家希望通过此项条例规范城市人口的登记和管理，控制人口发展的规模。在城市建立户籍制度的同时，1954年在农村也建立了统一的户口登记和管理制度。由于当时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实行统一供应和管理，户口便作为分配的重要依据。1958年，政府公布了《户口登记条例》，开始区分 “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种不同户籍，以户籍为支点的城乡差距逐渐拉大。国家在强化人口登记的同时，对于人口的自由迁徙也是控制的。1964年的《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出台，明确提出严格限制农村人口迁往城镇及城市以及城镇人口迁往城市，限制了人员的自由流动。这种通过行政指令干预城市化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上世纪80年代后，小城镇的户籍准入才逐渐松动。原本户籍只是国家管理社会人口的一种方式，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致使户籍的性质变得复杂化，开始附着各种社会功能和社会福利，基于户籍所在地的不同，居民被划分为各色人等，更突出的表现为城市户籍与农村户籍的巨大差别，导致了我国特色鲜明的城乡二元结构。 而其直接影响到了一大部分人的生存和发展尊严。

由于工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倾斜，致使城市的综合实力较农村发展迅速，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的转变，更是拉开了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在城市中生活的群体优先共享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体现在城市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都较丰富，尤其是教育、居住、医疗等环节，而这便是通过附着于户籍之上的各项权利来体现的。据统计附着于城市户籍上的各种社会福利高达30多项，而非城市居民却不能享有同等的福利待遇。这样一来，城市户口无形中就有了巨大的含金量。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需要，逐渐在城市中聚集了数量庞大的社会流动人口。由于落户的种种困难，导致农民工群体只能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据数据显示，2012年的全国流动人口总数已达到2.36亿，而2.79亿人的户籍所在地与长期居住地不是同一地点。人们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是人享有尊严的基础和保障。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势必会影响人的生存和发展，扩大城乡差距和贫富分化。

为了保护这一庞大群体的自身利益，体现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平等尊严，从2001年起开始了专门针对户籍制度的相关改革。率先开始的是针对小城镇户籍制度的改革，2001年国务院下发了放开小城镇户口准入的意见通知，但收效甚微。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鼓励人员流动和城乡融合，加快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随后在2014年国务院又相继了2014-2020年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提出“推进符合条件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2〕此项意见下发后，各地都陆续开始了针对本地区的户籍制度改革。为了配合户籍制度改革，从2010年开始，部分地区实行了居住证制度和新型的落户积分制度，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年末国务院统一下发了《居住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居住证的申领条件做出了明确规定，提出居住证持有人享有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进一步推进了全国范围内的人口自由迁徙，加强了流动人口基本权益的保护。此次全国范围内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弱化和消除城乡身份差别化，保障了居民的自由迁徙和平等权益，极大地提升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尊严。但从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进程来看，仅仅依靠户籍制度的改革，并不能真正彻底改变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不平等地位，实现新生代移民尊严而又体面地生存依然有着不少的难点。

首先，公共资源和福利分配不均衡导致待遇差别。虽然我国的城镇化在稳步推进，“2013年的全国城镇化率是53.73%，比上年提高了1.16个百分点”，〔3〕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城市化水平仍然不高， “中小城市及其直接影响和辐射的区域的城市化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为35.1%”。〔4〕大多数的流动人口宁愿选择往人口密度已经很大的大城市迁移，也不愿意迁往就近的城镇或是中小城市，根本原因在于大城市有着较多的工作机会教育资源和较好的福利待遇。一般来说，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落户有吸引力的主要在于工作机会和子女教育这两项，但具备这些资源的大城市由于本身人口的饱和，并不能过度地放开户籍限制，落户条件之高是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难以企及的，而其他地方即便落户条件宽松，但因为资源不丰富对流动人口也没有太多的吸引力，这使得户籍制度改革收效甚微。

其次，新生代移民缺乏社会认同度。户籍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制度上的改革，更重要的是破除人们心理上的鸿沟，真正形成和谐的社会关系。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即便在制度上已经有了本质的突破，但这种二元结构所形成的“城市人”和“农村人”的意识差别很难一时祛除。“城市人”一般因为长期处于优越的生活环境，容易造成妄自尊大的思想观念，并不能平和地看待农村人进城这一社会发展必然现象，并认为他们的闯入致使城市人口膨胀过快，占据了本该属于本地居民的公共资源，造成了教育、医疗、交通、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紧张。这也给进城的农民工群体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创伤，加上自身客观条件所限，容易产生自卑、甚至敌对的心态，更有甚者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农民工真正从思想上进城，得到社会和他人的平等对待和宽容接纳，提升他们的生存尊严感，依然任重而道远。

再次，新生代移民的合法权益易受损害并引发社会问题。由于外来务工群体总体来说受教育水平程度较低，能力有所欠缺，而且大多都从事危险程度较高、社会保障不完善的工种，合法权益非常容易遭到侵害。而在他们合理诉求无法得到满足，又投诉无望的时候极有可能采取极端行为来予以回应，转变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在一项对于农民工的思想调查中显示，对于“今后当您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您是否愿意参加群体性活动”这一问题，高达57.82%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愿意”，选择“说不清的”占20.23%，只有21.96%的被调查者表示“不愿意”。〔5〕这个调查虽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在他们看来，当利益受损时，集体行动是表达自己利益需求、引起社会关注的唯一可选方式。

二、以人为本与捍卫尊严：户籍制度改革的未来指向

由于户籍的关联度高、复杂性强，又承载了太多的附着利益，所以单一的户籍制度改革并不能解决诸多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它本身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因此，必须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支点，以保障人平等尊严的实现为始终坚持的价值准则，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财税体制、市政体制、农村土地制度、教育制度等配套制度方面的改革，多维联动，共同改进和完善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

（一）国家综合统筹，为新生代移民的尊严提供制度保障

户籍制度改革以及相关配套改革从根本上来说需要国家综合统筹，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自2001年以来，国家就陆续推出了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相关规定和管理办法，尤其是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推出之后，户籍对于人的自由迁徙的限制得到了较大的弱化，但其中所面临的农民到城市居民真正身份转化的障碍依然存在，不同地域之间公共服务差距显著等问题仍然制约着国民待遇平等化的实现。这些都将严重影响户籍制度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城乡一体化能否最终实现，从根本上说，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人们生活的幸福感和尊严感。因此，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从国家层面来说，首先，应该统筹户籍制度与其他各项制度的配套改革，尤其在农村土地制度、教育医疗、养老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积极推进，综合各方利益诉求，并协调各地区、各区域发展速度与规模，逐步缩小各地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差距，推动社会资源在全国合理分布。其次，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合理的时间规划，逐步推进改革与建设。如实行居住证制度和积分落户制度作为户籍改革的过渡措施是一个合理的制度设计。再次，国务院各部委应该切实采取相关措施，确保各项政策的落实。对于关乎流动人口基本生存的义务教育、就业养老、住房保障、医疗保险等问题，制定各项具体改革措施，通过这些具体措施的实施，逐步实现流动人口进城权利的均等化，不至于成为城市的二等公民，为每个个体实现体面尊严的生活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各级政府提供人性化公平环境，为尊严实现提供现实依托

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于各地城市化水平差异较大，大多数地区的公共服务体系并不健全，各地区之间无法实现公共资源均等化，致使在现实中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大城市，出现人口拥堵和膨胀，而中小城市和城镇的流动人口比率就少很多。据统计，2亿多的流动人口中近一半以上都流入了北上广等一线的大城市，但大城市因为资源和地域所限，其所能容纳的人口也不是无限的。因此，相对来说较大城市的落户条件和门槛较高，这也是其人口规模现状所制约的。而正相反的是，落户条件较宽松的中小城镇对于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则不是很大。这也是当前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的难点所在。现今我国推进城市化不能仅仅依靠几个大城市的支撑，更多地应该是创建和培育宜居、舒适、安全的中小城市，这也是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但就当前来说，各地的城镇化建设仍然存在严峻的发展问题，产业基础薄弱，市场聚集能力不足，难以创造大量合适的就业机会，并且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因此，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加快推进当地城市化的发展，总体营造宽松、和谐、人性化的公平居住环境。为此，政府应该积极地进行合理引导，优化资源配置，努力实现公共服务体系与大城市相媲美，使得居民即便生活在中小城市，都能享受同样的社会福利，基本生活和发展权益都得到保证，这样才能逐步提升城市的吸引力，增强城市的包容性，吸引更多的流动人口在此安家落户。而对于与农村相邻的城镇来说，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需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加大配套设施投资力度，尽量缩小与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的差距，以此鼓励更多的农村流动人口就近就业落户，进而推动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三）凝聚社会支持力量，提升新生代移民的心理认同感

社会力量的支持、理解与宽容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力量。首先，应该尊重和保护农村转移人口的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长期存在，致使普遍的对于城乡身份的差别化对待一时还难以消除。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应该以广阔的胸怀来接纳这些为城市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农民工群体。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不可能取得如此高速的发展和举世瞩目的成就。应该逐步消除城市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共促这一中国最大数量的弱势群体获得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社会应该凝聚更多支持力量善待、关爱这一特殊群体，帮助他们积极融入城市，同时也推动了和谐社会的建设。其次，建立更多的针对流动人口和新生代移民群体特殊性的利益表达组织和机构。大多数的农村转移人口只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谋生手段才来到了城市，受教育程度都较低，而一些企业因为考虑到农民工群体的文化水平低，不懂法，故意制定违法的用工合同，肆意侵犯他们的合法财产权和生存权，大多数农民工因为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不足，在权益受到损失时不敢投诉和无力投诉，不会运用合理的维权手段，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发展到一定程度容易采取过激手段，进而引起严重的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社会。在2011年关于农民工尊严感的调查中，显示“农民工劳动权益受损问题严重，但其在维护自身权益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的仅有11.1%”。〔6〕因此必须改进和完善农村转移人口的利益表达机制。虽然现在已经成立了一些专门代表农民工权益的维权组织，但数目依然很小。各类相关社会组织应该积极运用培训和再教育等各种手段着力提高农民工群体的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使他们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应有的生存尊严。再次，大众传媒应该发挥积极作用，着力宣传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和现代化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付出的艰苦劳动，呼吁全社会积极关爱这一特殊群体，并且在他们真正落户城镇时给予必要的支持，充分尊重和保护他们的生存尊严和人格尊严，帮助他们尽快地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合格市民，进而提升全社会的民主、平等、法治意识。而对于新生代移民来说，也应该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讲究文明礼仪，摒弃与城市发展不相容的思想和习惯，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心态融入城市和社会，最终使主体价值得到最大的彰显，社会发展趋于稳定与和谐。

〔参考文献〕

〔1〕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3.

〔2〕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N〕.人民日报，2014-3-17.

〔3〕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65.

〔4〕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201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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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经济形势，农村会计制度，改革

1农村新经济形势

1.1农村集体收入增加。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农村集体经济创收的范围和创收金额远远超过以前，国家对农村的专项资金如财政支农惠农拨款和兴建各类基础设施支持也越来越多，这些资金的拨付都加大会计核算的难度；这些资金的核算和管理仅仅按照以前的会计模式已经不合适了。由于国家财政对农村项目资金投入较大，对扶持引导农村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财政补助资金财务核算至关重要。

1.2农村集体支出增加。近年来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支出规模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财政专项资金形成的集体收入必然要进行运用，如进行新农村建设时基础设施建设、文化设施建设、公务开支等各类支出已超出原有的规模。因此，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伴随时代历经的变迁和不断发展.村民们的维权意识也愈发强烈起来，村集体的独立核算地位日益显现，造成原先的会计知识已不足以适应时代的变迁。

2目前会计制度存在的问题

2.1村民的公共财产财务意识薄弱。经过随机走访重庆周边几个村庄，发现村民对村集体财产和专项资金并不是完全了解。从村民反馈的情况来看：了解本村里每年收支的很少，甚至半数以上村民完全不了解村财务状况，认为与自己关系不大；村民们一般都是村里安排多少资金搞建设就是多少资金，被村干部贪污与否一概不知；有的村村民明知道村集体财产被村干部私自变卖中饱私囊，但是敢怒不敢言，也不知该如何反映和举报。

2.2基层农村干部掌控村财政大权，村会计盲目听从。有的村干部身兼数职，既是村长，又是会计，还是出纳。钱、账、权集于一身，直接干预现金收支，资金账目经常被调整，严重违背会计核算原则；有的村干部利用职权一人决定一些重大事项开支，由其亲信或者亲戚担任出纳或会计，利用会计职务便利贪污、截留、挪用涉农资金，使得扶植资金和专项拨款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农民手中，严重损害村民利益。加之农村会计人员素质普遍不高，财务核算随意性较大。有的村会计没有会计职业道德意识，账目中多记、少记、漏记等账实不符的情况时有发生。

2.3会计收支凭证不规范，报销随意，会计档案管理混乱。近年来，几乎每个村的各种非生产性支出不断增多，很多名目繁多的费用支出票据五花八门，这些费用开支大多以手写“白条”报销，或者使用替票。因此，报销时原始记录凭证缺失，白条入账情况严重，正规发票很少，费用报销随意性很大，手续不全也入账，村开支报销程序不严谨，这些都为贪污挪用公款提供了条件。很多村会计在进行账目账簿记录和统计过程中，不遵循制度要求来处理明细账目，账实不符，账账不符的情况时有发生。

2.4村财务工作人员会计业务处理能力不达标，职业素质普遍较低。村级会计人员学历水平不高且几乎无人具备会计从业资格。村级会计人员学历大多是初中文化，少部分是高中文化，有的根本就不懂会计业务，会计业务多是半路出家，对现有的财务法规和业务程序流程知之甚少。使用的基本都是老一套的简单的流水式的会计管理，对其他会计核算内容不记录，会计科目使用混乱，甚至根本没有用过会计科目，资金没有日清月结、报表不编制或者编制不及时等，完全违背会计核算原则。已有会计核算业务时大多依据经验，这就导致村级会计业务处理完全不专业。

2.5财务形式化的公开，透明度差。大多村财务公开都是搞形式化的公开，或者公开不及时，或者公开的财务内容不够全面和详细，或者是由于工作人员没有细心核对，公布的信息有误差，群众无法考证其真实性，由此群众对村内会计工作产生不信任。

3农村会计核算制度改革的途径

面对当前农村会计制度存在的问题，农村会计制度必须沿着规范化和专业化的方向改革，才能用好国家投入的资金，才能搞好新农村建设。

3.1建立农村会计服务中心，实行村级收支两条线管理。镇单独设立会计服务中心，每个村单独开立一个结算账户，镇会计服务中心招聘记账会计人员，5-8个村一个会计，由各镇会计服务中心统一管理，集中在镇服务中心办公，原有村委会总会计取销；各村配备一名出纳，出纳办公在村委。记账会计人事关系属于会计服务中心 ，出纳可以由本村公开选举一个有一定财务知识的村民，也可以由会计服务中心派出。

3.2村会计人员实行公开招聘。在村委办公室单独设立村会计站，并设出纳和会计岗位，不受村委领导，具有较强独立性。通过公招的形式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面向社会招聘村组财会人员，并派驻各村委会计站。村组财会人员人事关系隶属于镇农经中心，农经中心对村组财会人员有人事管理权和任免权，并签订聘任合同明确双方的权责利关系。

3.3加强村级财务预算，规范票据使用。在年底村级也要实施下一年预算和本年决算，收支做到有预估数，能防止支出的随意性。对各村实行备用金制度，各村留一定现金便于日常开支。要加强村级财务凭证的规范化管理，严禁白条入账。村级其他费用支出，都应出具税务发票或其他有效支出凭证入账。报销必须严格按照正规流程和手续进行，对不符合规定的原始凭据不予受理。长此以往，村干部在开支方面都会引以为戒，意识到没有合理的金额开支发票不能报销。

3.4规范会计处理，统一实行会计电算化。采用手工记账工作量大，容易产生记录错误，而实行计算机管理，简化了会计核算。村级出纳业务和会计账务都在网上进行核算，增加了群众参与管理透明度。实行会计电算化，是运用现代管理手段提高农村财务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可以大幅度提高财务管理的工作效率。实行会计电算化可以实现对集体资产进行有效监控，防止集体资产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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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要力争实现农民增收新的六大目标：农民异地转移2100人，其中整村搬迁人数占50%以上；农民转移就业6750人，帮助解决农民就业岗位2025个，其中异地转移农民占60%以上；林权抵押贷款余额达到4000万元，其中林农小额循环贷款余额达到2000万元；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实现“即征即保”，农村低保对象每人每月补差不低于100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筹资标准达到140元以上；低收入农户中20%以上人均纯收入超过25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高于全国或全省水平。同时，实施农村危旧房改造5272户（批建完成新房比例达到50%），其中农村低保标准120%以下困难家庭危旧房改造1249户，实施危旧房改造23个行政村，力争达到55个行政村。

一、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一个“长久不变”、“两个转变”，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一个“长久不变”，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推进“两个转变”，就要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

二、大力推广林权抵押信用证贷款。积极建立林权抵押贷款和信用贷款相结合的林权抵押信用证贷款制度，推进贷款模式多样化、便民化，逐步实现有林权证就有信用证，并一定三年不变，加快林权抵押贷款“增量扩面”。年，要普遍推行林权抵押信用证贷款制度，结合信用村、信用乡（镇）创建工作积极推进林农小额循环贷款，80%的行政村开展农户信用等级评定及综合授信工作。提高农户资产评估、信用等级评定的科学性，提高授信额度，延长贷款期限，简化贷款程序，优惠贷款利率，授信额度采取“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林权直接抵押贷款、森林资源收储中心担保贷款，满足农村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信贷需求。积极采取“整村评估、户户可用”、“一户评估、其他参照”等简化评估方式。积极探索完善担保公司、龙头企业、林农联保贷款、农民专业合作社担保贷款、村集体组织担保贷款等担保模式，增加林业经营者的融资渠道。

三、推进林地林木有序流转。鼓励林农依法以转包、出租、转让、互换、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流转林地林木，促进林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经营。年，林地流转率按林地实际总面积力争比上年增长3个百分点。加快山林实地勘界，做到林权登记内容齐全规范、数据准确无误，逐步解决人、地、证不相符的问题。年，实地勘界率达到50%，争取2010年全部完成。完善林木采伐审批公示制度，改革商品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商品林依法实行自主经营、自主销售。认真执行暂缓征收“两金”政策，切实减轻林农负担，增加林农收益。加快林业要素市场建设，各乡镇要建立林权管理服务点，适时引入社会中介组织参与森林资源收储和担保，加快森林资产评估分支机构建设。加强林权管理服务机构、森林资源收储和担保机构、森林资产评估机构之间以及与抵押贷款金融机构之间的协同配合，努力提供一站式管理服务。加强流转管理服务平台信息化建设，努力实现县、乡镇和村三级联网。建立健全林权流转纠纷化解机制和各种流转模式的相应工作机制。规范各类林权流转合同，林权流转应签订书面合同。国有、集体森林资源资产交易全部进入政府交易中心，积极引导个体林农林权交易进入中心。

四、促进耕地承包经营权加快流转。尊重承包农民主体地位，鼓励农户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耕地，年耕地流转率按耕地实际总面积力争比上年增长3个百分点。保障农民耕地流转的收益权，流转收益归承包农民所有。耕地流转不得改变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耕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耕地承包权益。积极推进农民以耕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并提倡统一对外经营，实行保底分红和二次返利，提高农民收益。支持村、组集中连片流转，鼓励长期性流转，因地制宜开展季节性流转。县财政对新增的集中连片流转面积达到50亩以上、流转期限达到5年以上并签订书面流转合同的流出耕地农户每亩一次性奖励100元。各乡镇要建立耕地流转服务机构，有条件的村要建立耕地流转服务站，实行耕地流转登记备案制度，加强耕地流转登记、管理和服务。流转期限超过一年的，应签订书面流转合同。承包方委托发包方统一流转的，必须签订书面委托流转合同。耕地流转合同和委托流转合同文本采用省统一制定的格式。加强耕地承包和流转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协商、调解、仲裁、诉讼为主要内容的耕地承包和流转纠纷解决制度。

五、大力支持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引导具有较强资金、技术、管理能力的专业大户、工商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受让流转林地和耕地，积极开展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支持各类规模经营主体开展农产品加工、农业观光旅游、农家乐休闲旅游等，拓展农业功能，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对流转5年以上并签订流转合同的，并且经营耕地面积超过50亩或林地面积超过200亩的规模经营主体，允许农地按经营面积不超过3‰、林地按经营面积不超过5‰的比例在经营土地范围内建设农家乐、林家乐、生产管理用房等配套设施，其用地视作农业生产用地，按农用地管理，经县农业或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由乡（镇）国土所协调用地选址，并到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备案，不得改变用途。鼓励各类规模经营主体提升产业化经营水平，重点扶持和发展茶叶加工、竹加工、食用菌加工、果蔬加工产业。

六、提升技术要素对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支撑作用。积极引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大企业共建高效生态农业区域创新平台。积极实施国家及省农业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科技富民强县项目、农业科研项目和星火计划项目等，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争取列入国家级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计划。进一步完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健全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及分中心，全面推行责任农技员制度，建立健全责任农技考核制度，充分发挥首席农技推广专家、农技指导员、责任农技员的作用。深入实施“农民信箱工程”，进一步加强农业农村科技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七、继续加快山区农民异地转移。以高山远山地区、小规模自然村和地质灾害隐患区的整村搬迁为重点，大力推进整村搬迁，异地转移农户扶持政策继续按照原相关文件执行。县委、县政府继续对完成农民增收六大目标的乡镇给予工作经费补助和奖励。要加快安置小区（点）建设，积极鼓励公寓式安置，促进异地转移农民向中心村、镇搬迁，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采取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相结合，推进安置形式多样化、多层次，促进山区农民梯度转移。对低收入农户等困难群体要探索采取建设简易房安置和购买农村闲置房安置等扶持政策，确保困难群众同步搬迁。以异地转移农民集中安置区为重点，大力发展农村来料加工业和农家乐休闲旅游业，促进异地转移农民转产转业。年，县财政继续安排各1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发展农村来料加工业、农家乐休闲旅游业，全县来料加工费收入要达到2600万元以上。鼓励工商企业积极吸纳异地转移农民就业，对吸纳异地转移农民就业的工商企业，可在3年内按同等条件和标准享受城镇企业安置下岗职工同等收费优惠政策。加快异地转移尤其是整村搬迁农民的林权抵押贷款和林地、林木、耕地的流转，尤其是要满足整村搬迁农民的林权抵押贷款需求，切实提高山区农民异地转移能力和创业能力。鼓励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到农民异地转移尤其是整村搬迁地区开展规模经营。积极探索农民异地转移后续管理新机制，集中安置小区要按照建设农村新社区的要求实行社区化管理，对异地转移农民在就业、就学、就医等方面给予当地居民的同等待遇。积极探索并适时开展户籍制度改革试点，促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鼓励异地转移农民自主创业，工商、税务等部门要优惠或减免有关规费。

八、推进农村宅基地整理与流转。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严格农村宅基地管理，搞好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的用益物权。推进农村宅基地整理，整村搬迁村农民的旧房除保留必要的村集体生产用房外，要彻底拆除，符合复垦条件的要优先复垦为耕地。年，全县要完成农村宅基地复垦300亩。结合旧村改造、宅基地整理等，积极稳妥地开展农户宅基地置换和流转的试点。鼓励经济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适宜人口集聚的中心镇、中心村，在满足本地居民建房需求的前提下，将闲置宅基地、空置房以及村庄整理盘活的宅基地等调剂给异地转移农民。探索建立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制定激励措施，对“一户多宅”农民、进城定居农民等的闲置宅基地、闲置房，鼓励村集体有偿收回后再统一流转。闲置宅基地、闲置房流转给异地转移农民建房后要及时予以确权、登记、颁证。

九、着力构建新型农业服务体系。大力推进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供销合作社为依托、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后盾的“三位一体”新型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标准化、经营品牌化、管理规范化、社员知识化、产品安全化“五化”建设，着力建成一批带动作用大、市场竞争力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允许和支持具备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申报和承担各项重点农业工程和项目实施工作。加快整合农业产业化、农业综合开发、扶贫等财政支农资金，形成合力，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项目的扶持力度。县财政继续对新获批的省、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交易市场实行相应的奖励政策。完善农信担保网络体系建设和基层农资购销站点布局，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职能。农村信用合作社要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购买农机、化肥、种子种苗等生产资料的资金扶持力度。

十、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着力构建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主体多元、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和适度竞争的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人民银行要加强服务“三农”的金融工作创新的政策研究，积极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参与林权抵押贷款、农村住房抵押贷款和其他支农贷款。农村信用合作社要进一步增强为农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其服务“三农”的主力军作用。邮政储蓄银行要利用农村网点较多的优势，积极开展小额贷款和林权抵押贷款业务。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要加大林权抵押贷款工作力度。稳步推进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力争年组建一家。建立扶贫小额信贷制度，开展3个村的村级资金互助组织试点。今、明两年，市、县财政分别按照林权抵押贷款余额1‰的比例对金融机构进行奖励。金融机构对林权抵押贷款和农村住房抵押贷款等实行优惠利率；对低收入农户小额贷款和2万元以下的林权抵押贷款执行基准利率，县财政给予基准利率50%的财政贴息。创新贷款担保方式，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进一步探索农村住房抵押贷款模式，积极探索多年生经济作物基地抵押贷款机制。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逐步加大政府补贴力度。年，在林木火灾保险取得突破的基础上，将全县所有林木列入政策性林木火灾保险范围，并制定林木火灾保险理赔款管理使用办法。建立林权抵押贷款风险防范、化解和补偿机制，进一步充实林权抵押贷款担保资本金，并按照上年林权抵押贷款余额5‰的比例逐年提取建立风险补偿资金，风险补偿资金同时作为森林资源收储中心的担保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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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笪 刘晓凤1,2

（1.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2.湖北经济学院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205）

[摘要]挪威在酒精饮料税收制度方面不但成功地进行了消费税改革，限制了酒精饮料消费，纠正了外部效应，而且还对酒精饮料包装开征了环境税，实施了专款专用政策，平衡酒精饮料消费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加大违章违法行为惩处力度，并在酒业领域实施专卖制度、许可证制度。这些改革使挪威的酒精饮料税收制度从以税收为基础向以控酒为基础转变，其改革的经验对我国酒精饮料税收制度改革也提供了值得借鉴之处。

[关键词]酒精饮料；消费税；环境税；外部效应

[中图分类号] F815.33；F812.4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08-0085-04

挪威人均饮酒量为6升，低于世界平均值。与酒相关的疾病发生率也较低，这与挪威的酒精饮料税收制度不无关系。挪威政府认为酒价是影响酒消费水平和相关疾病的关键因素。除了普通销售税或公司税以外，政策制定者运用酒税来干预价格，通过酒税减少相关伤害实施公共健康策略，取得最佳的成本效益。挪威酒税符合使用者付费规则，政府征收的税收用于补偿健康服务、政策部门和司法体系在处理饮酒造成的犯罪、伤害和疾病时的成本费用。

一、挪威酒精饮料税收制度的基本内容

（一）消费税

挪威酒精饮料的消费税依据酒精含量而定。酒精含量在4.7%以下的酒精饮料，酒消费税税率按照每百升酒精含量的不同等级而定，其中对酒精含量在0.7%以下的酒精饮料，是按照非酒精饮料从价征收。对酒精含量在4.7%以上的酒精饮料，酒消费税税率按照成品中的纯酒精量而定。酒精含量在4.7%～22%的酒精饮料，酒消费税税率也是按照成品中的纯酒精量而定。烈性啤酒中的每厘升酒精、餐酒或烈性葡萄酒也是如此。每厘升蒸馏酒的税率是烈性啤酒、餐酒和烈性葡萄酒的近两倍。

（二）环境税

在挪威的税收制度中规定了酒精饮料包装需交环境税，其税率根据回收和再利用率的增加而减少，如玻璃包装回收率为0时，税率为4.97挪威克朗/单位，回收率为95%时，税率为0挪威克朗/单位，回收率为90%时，税率为0.49挪威克郎/单位；另外，每个酒精饮料包装还要额外收费。还颁布了废旧饮料包装回收法令，规定任何酒精饮料的进口商和生产商都需要建立和经营或加入某个回收系统中，该系统通常包括了在零售处建立的回收点、签订合同的回收运输公司和处理厂等，挪威污染控制署会决定对该系统是否给予批准。如批准，污染控制暑会提前一年给该回收系统制定一个需要实现的回收率，如该回收率完成，则会减免该进口商的环境税。生产商或进口商还需在商品包装中注明该包装可被回收和可被返还的金额。饮料销售点接受消费者从其处购买的饮料和酒的包装并可给予现金返回[1]。

表22010年酒精饮料包装物环境税税率表

（三）增值税

所有酒精饮料、酒精包装容器的增值税税率均为25%。在国内销售中，增值税的计税依据为销售价格；在进口时，增值税的计税依据为报关价格。

二、挪威酒精饮料税收制度的改革

二战前挪威不对葡萄酒征收特别消费税。但在战争中，挪威开始对葡萄酒征收消费税，在二战中和战后所有酒精饮料的消费税税率大幅提高。提高酒税是国会采取的限制使用外汇储备的措施，但同时也受到社会政策与公共健康目标的激励。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20世纪60年代成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成员时酒精饮料税收制度有些变动，酒消费税的主要制度一直维持到20世纪90年代初。最初，挪威啤酒消费税税率按照固定税额从量（每升）征收，分为两类。烈性啤酒的税率明显高于中度啤酒的税率。餐酒、烈性葡萄酒和蒸馏酒的消费税部分依照不同的酒精含量从量（每升）征收。酒精含量越高，酒税税率就越高。还有依据葡萄酒和蒸馏酒价格征收的附加税，这就意味着即使酒精含量相同，昂贵的酒精饮料也比廉价的酒精饮料税收高。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征税方式更有利于国产酒精饮料而不利于进口酒精饮料。始于1990年的与欧洲经济区谈判，现行酒消费税制在实施中是否存在歧视的问题被提出，随后酒消费税制开始改革。1992年7月1日，挪威政府对酒的消费税制进行改革，降低了葡萄酒和蒸馏酒的从量税，提高了消费税的基本税率。1995年，取消了葡萄酒和蒸馏酒的从量税，引进了7类新的啤酒消费税，至此，改革告一段落。自1995年起，酒精饮料的消费税开始只依照酒精含量计征，造成各类酒精饮料中的廉价酒价格上涨，而高价酒的价格下滑。到1997年，各类酒精饮料分为4个主要类别，所有类别的消费税税率随酒精含量的提高而增加。税制越来越简明。尽管挪威加入了欧洲经济区（EEA），酒精饮料的消费税税率几乎没有任何下降。只是在后来，才略微调低酒消费税税率[2]。2002年，酒精含量在22%以上的酒精饮料消费税税率降低了15%，酒精含量在4.75%～22%之间的税率降低了5%，这种调整主要是为应对酒精饮料跨境贸易的增加而实施的。

1974年挪威规定对不能回收的饮料容器征收30％的从价环境税，这一措施使挪威啤酒罐的数量从1973年的1,200万只锐减到1975年的140万只。1993年，挪威引入新的包装物规定，酒精饮料包装物的环境税税率依据循环利用率而定。回收率低于25%的酒精饮料包装物税率为25%，回收率不低于25%的包装物税率与回收率成反向变动，即回收率越低[3]，税率越高。后来又对环境税由从价增收改为从量征收，同样遵循回收率高税率低的原则。

挪威在1993年前对所有货物（包括酒精饮料）和劳务征收20%的增值税，1993时增加到22%，1995年提高到23%，2001年起提高到24%，2005年提至25%，尽管对食品和饮料的增值税实行低税率，但对酒精饮料没有税收优惠。

三、挪威酒精饮料税收制度改革的经验及其启示

（一）酒精饮料税收是政府收入的组成部分

伴随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收益上升，酒税在挪威政府收入中的相对重要性有所下降。但酒的消费税、销售税始终是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且酒消费税是平衡贸易的重要手段。酒业以消费税、销售税或增值税、公司税、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等多种方式贡献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收入。在酒的零售由国家所有的垄断经营体控制下，销售收入是政府净收入的源泉之一[4]。

我国是世界白酒生产和销售第一大国，白酒也是我国少数几个高税产品之一。但实际上，白酒的税收贡献与其地位远远不相称。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烟草和以白酒为主的酒行业向国家提供的税收基本相同，而2009年，酒类产品的税收只是烟草行业的8.43%。主因是白酒税收的严重流失，酒行业税收格局为“大酒厂避税，中型酒厂欠税，小酒厂逃税或根本不缴税”。我国应加强酒消费税征管，维护国家税收的严肃性，通过严格规范酿酒企业纳税，上调企业纳税基准，促进国家税收的增收。强调对酒消费税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及时纠正税率适用错误等政策问题，加强酒消费税日常管理，查漏补缺，保全税基，增加收入。

（二）高税收引导替代消费，纠正外部效应

挪威有着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高的酒税。较高的酒税符合逆弹性法则，逆弹性法则认为在相同条件下，需求价格弹性低的商品税收效率损失小于高价格需求弹性高的商品。价格弹性受到一定因素如酒精饮料的种类、饮酒文化、可支配收入的变动、目标人群和长期或短期效果的影响。挪威酒精饮料的高价很大程度上可归于高消费税，而酒精饮料的高价格会引起消费模式的变动，特别是会影响特定目标高危人群，如年轻人，酗酒者。酒税政策对蒸馏酒的税率高，不仅是由于酿造葡萄酒和啤酒中每升纯酒精的生产成本高于蒸馏酒，更由于政府的定价体系是要引导人们转向低浓度酒精饮料和非酒精饮料消费，以降低危害或血液中酒精含量。政府通过税率和价格引导消费者逐步减少对烈性白酒的消费，鼓励人们饮用酒精度较低的优质葡萄酒。多年来的酒类销售统计表明，挪威烈酒消费量逐年下降，葡萄酒销量逐年上升。挪威酒的消费量比其它地方都要低，这与其高昂的酒税不无关系[5]。

税收通过提高酒产品成本、降低可得性从而减少了消费需求。增加酒产品价格限制了一些人群的购买。人均酒消费量的降低可减少相关后果，如慢性病（肝硬化等）和社会尖锐问题（暴力、伤害等）。从另一个经济角度看，适当的税收关注于社会成本，并区别饮酒需由社会承担的外部成本和由消费者个人负担的内部成本。过量饮酒、滥饮方式产生社会成本，表现为丧失生产力、旷工和工作表现欠佳及直接或间接伤害引发的医疗费用。挪威酒税的主要政策目标是使与酒相关的健康和社会问题最小化，尽可能消除私人经济利益。征税着眼于抑制酒精饮料消费以防止社会和健康问题，减少相关社会负担。挪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限制酒精饮料的实际可得性与经济上的可获得性。在挪威，几乎所有的酒精饮料都是在政府控制的专卖店里销售。挪威不仅通过高税收限制酒精饮料经济上的可得性，还通过其它手段限制酒精饮料的实际可获取性，外卖的蒸馏酒、葡萄酒和烈性啤酒只在国有酒品专卖店有售，且限时销售。酒精饮料的生产、批发及零售均需申领许可证。地方政府有权决定酒类产品能否销售、何类酒类产品可以销售及谁可获得酒品销售许可证。这种酒类专卖制度得到了包括公众、酒类供应商和政府等社会各方面的支持。而且，挪威完全禁止所有浓度在2.5%以上的酒精饮料的广告。

酒属于限制性消费品，挪威采取较高的税率限制消费，而我国酒税税率与挪威相比，不是低，而是过低，这一问题应该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需要提高税率，利用税收杠杆，提高酒价，会适当限制消费的数量和人群，有助于维护酗酒者自身以及他人的健康，奠定幸福生活的基础，进而增加财政收入，优化资源配置，调节社会生活，乃是利国裕民之举。还可设立国家酒类专卖管理局，垂直管理各地酒类专卖管理机构。规范和健全酒类批发、零售许可证制度。国家统一印制批发、零售许可证，批发许可证由省级专卖局发放，零售许可证由地市级专卖局发放。这样就有利于国家从源头上管理酒精饮料，限制消费。

（三）税收收入专款专用

挪威来自酒税的收入不作为一般性收入，而用于特别目的，运用税收补偿酒所造成相关伤害的经济成本。酒税从用于弥补相关伤害成本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酒对饮酒者、第三方会产生负作用和成本（即负外部性），政府征收的酒税可以用于支付酒相关伤害（健康照料、政策制定和家庭支持）的财政成本，也就是由销售方和饮酒者按照消费比率负担，而不是由所有纳税人来负担，从而将成本内部化。而来自于酒产品包装物的环境税也用于环境的保护，实行专款专用，也保障了环保所需的资金，限制环境污染和促进能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充分体现挪威政府在保护环境、节约能源方面的政策导向，产生了较好的调节、引导作用。实践证明，环境税是落实污染者负担原则，将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把环境保护目标纳入总体经济社会政策的有效手段。

酒税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再分配。以政府主导的再分配要体现公平的特征，酒税的课征和使用也应该体现这一特性。在税收收入的使用上，酒税不应等同于其他税种，专项收入应该专项使用。在酒税的使用分配上，我国可以尝试设立专门的基金对酒税进行专款专用。比如，对酒征收的消费税用于提高各类医疗保障，尤其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贫困医疗救助筹资水平的重要来源，与健康医疗挂钩；对环境造成破坏的酒产品包装容器征收环境税，征税所得可专门用于国家环境的改善。并将环境税定位于一种行为调节税，主要是刺激降低污染行为，鼓励采取保护环境行为，而不是单纯地筹集资金或创造税收收入。通过对环境资源的定价，改变市场信号，降低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污染排放，鼓励有利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行为，这样才能够实现征税的初衷。

（四）严处违章违法行为

挪威税务机构对违章违法纳税人都可实施冻结账户、划扣资金、查封拍卖财产、处以罚款等措施。国家还设有专门的税务法庭对违法纳税人案件进行审理判决，税务机构也可向独立法庭移交涉税案件。未按规定申报缴纳税款的纳税人被税务部门处以较高的罚金；纳税人一旦犯有偷税罪，将判处比刑事犯罪还重的徒刑。挪威还规定涉税违法案件可无限期追溯。在纳税人心目中，税法具有不可抗拒的威力。纳税人与税务机构配合很好，税务机构与纳税人之间相互信任。这种信任无疑是以较高的公民纳税意识和严格的法律规定为基础的。

我国应打击偷税漏税行为，保证国家税收的增收，维护国家税制的严肃性。加大税务与公安、工商联合执法的力度，充实执法队伍，进一步在流通中打击偷税漏税的不法行为，依法查处，酒类生产流通领域多次违法追究刑事责任，形成威慑力量，打掉偷税漏税违法活动的嚣张气焰。

（五）税收与其它手段相配合

税收对滥饮者或采取危险饮酒模式者效果并不明显。并非所有人对价格的反应都是一样的，酗酒持续给成年人和年轻人带来健康和社会问题。结果，进一步提高酒税会抑制酒产品的购买，但同时又会鼓励合法的家庭葡萄酿酒与非法家庭白酒酿造。甚至可能出现走私酒品。合法酒品购买的边际递减可能被其它渠道的酒品消费增长所抵消甚至超越。挪威关于酒的公共教育在防范酒问题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不仅公立学校进行禁酒宣传，更有志愿组织如禁酒协会广泛开展禁酒教育活动，这些组织主要负责宣传相关知识，由挪威贸易联合会、挪威工商联合会和挪威社会事务部提供资金支持。为倡导无酒生活模式，挪威中央和地方政府向禁酒组织提供资助，建立基金向无酒旅店和服务业提供低息贷款，还有全国性地针对计划建立无酒餐厅、舞厅、公共服务场所及其它安排如面向年轻人的摇滚俱乐部等所有社会成员、组织或城市均可提供资金支持的规定。挪威还有最严厉地酒驾规定，对酒驾者可处以吊销驾驶执照，罚款和监禁。此外，挪威还成立戒酒所对有酒问题者提供治疗帮助。

在采取税收措施的同时，我国也应注重通过法律手段来达到禁酒的目的。禁止电视台在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22点的时段播放酒广告。通过限价令抑制国民酒类消费，对供出售的酒实行最低限价。设立公共场所禁酒法案，禁止在大街上、体育馆、公园内以及公共交通设施上饮用酒。除通过法律等手段来禁酒，还应不断加大宣传和疏导，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教育手段来引导国民尤其是年轻人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变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的心态，尤其是呼吁中国青年开始“新生活运动”，选择新型的、现代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倡导全民族减少对酒类的依赖。还应加大对酒驾的惩处力度。

[参考文献]

[1] Karlsson，T. Nationella Regelverk och Overtramp （National Regulations and Breaches）[J]. Alkohol & Narkotika,2001（95）：20-23.

[2] Leifman，H. Estimations of Unrecorded Alcohol Consumption Levels and Trends in 14 European Countries，Nordisk Alkohol-& Narkotikatidskrift[J]. Nordic Studies on Alcohol and Drugs （English Supplement） ，2001（18）：54-70.

[3] Skog，O-J. Commentary on Gmel & Rehm's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ory on Collectivity of Drinking Culture[J]. Drug and Alcohol Review，2001，10（3）：325-331.

[4] Norstrom，T. Estimating Changes in Unrecorded Alcohol Consumption in Norway Using Indicators of Harm[J]. Addiction，1998（93）：1531-1538.

[5] Horverak，φ. & osterberg，E. The Prices of Alcoholic Beverages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J]. Addiction，1992（ 87）：1393-1408.

Norwegian Alcohol Beverage Taxation Reform and Its Enlightenment

Liu Xiaofeng1,2

（1. School of Education,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Wuhan 43020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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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医院 内部分配 改革

医院作为一个特殊的事业单位，其发展与壮大直接影响着全国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有力推动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事业单位改革的逐步到位，各级政府对医院的补助逐渐减少，医院由原先的全额拨款过渡到经费自理，这从根本上不断引导医院实行医疗服务收入与医务人员收入相挂钩的分配制度。随着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现象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卫生部明确要求卫生医疗机构不准实行药品、化验检查及其他医学检查等开单提成，取消医疗业务收入与医务人员收入直接挂钩的分配模式，坚决杜绝医务人员收入同医疗服务收费挂钩的现象。但目前大多数医院依然在执行医疗服务收入与医务人员收入挂钩的分配制度，在实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形势下如何调整分配模式、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引导和促进医院的健康发展，这是各级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和医院共同关注的重点。

1. 存在问题

1.1导致医疗行为脱离了救死扶伤的传统。这种分配模式在激励医院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导致了医疗行为的趋利性，部分医院为了实现自己的利润目标，给各科室下达较高的收入任务指标，经过层层分解最终到了医生头上，并建立严格的考核机制，部分医生为了完成任务指标，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不顾职业道德和患者具体情况，盲目开进口药、高价药，进行滥检查、实行过度医疗，由此造成患者医疗成本的增加和群众看病贵的现状，带来了社会问题，影响了医院救死扶伤的良好形象。

1.2影响了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在制定这种分配模式时没能考虑医院的社会效益和长远利益，致使对医疗活动缺乏有效的全程控制，责、权、利不明确，经济指标与医疗服务质量缺乏有机结合，导致医生只顾完成自己的任务，实现自己的收入不能激发医务人员的工作责任心、促进服务质量的提高，影响了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致使医疗事故频发。

1.3导致职工间收入的不平衡。由于目前医疗服务价格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性，加上各科室的工作性质和业务量不同，院方对此的投入也不尽相同，单纯以经济效益作为衡量科室、医生工作的标准，必然导致医院各科室之间收入的差异，这种差异也会形成个人之间薪酬的差异，造成医生收入的不平衡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而且加剧了医疗行为的趋利性。

1.4违背了有关规章制度和职业道德。这种分配模式促使医务人员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违背了职业道德和做人的良知，人为的加重了患者的负担，这是造成群众看病贵的原因之一，严重违反了卫生部关于医疗机构“八不准”的规定，同时与近年来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精神相违背。

2. 改革重点内容

2.1分配形式。根据目前医院的实际情况，分配形式仍以固定工资加奖金为主体的分配方法较为适宜，即职工档案工资固定发放，奖金随综合目标考核而浮动。随着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部分岗位可以岗定酬，逐步实行岗位工资制，对有突出贡献的医学专家和重要职位的管理人员可试行年薪M制。奖金分配以成本核算为主，另设综合效益奖、年终奖、干部责任奖等灵活多样的奖励形式。

2.2总量调控。医院经济的发展与职工日益增长的生活消费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存在一定的差距，解决这一矛盾，需要一定的时间。

医院的分配制度必须统筹兼顾国家、医院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在对职工进行分配时，必须保证医院固定资产的增值和一定的资金积累，有利于医院可持续发展，在此前提下，确定分配总量，并根据情况进行。

2.3成本核算。将成本核算纳入医院内部分配，是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重要手段，是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列入临床医技等创收科室的成本支出主要包括（1）固定成本：工资、津贴、保险等医院为个人支出的部分；办公家具折旧；房屋折旧；仪器设备折旧；被服折旧等。（2）变动成本。水费、电费、热气费、办公用品、洗涤费、总务维修费、医用材料、小型器械、敷料、临时工工资、差旅费、交通费、文印费、会议费、进修培训费、宣传费等。行政后勤部门也要以节约开支为目的，搞好成本核算，实行费用定额管理。

2.4收入分配。以现有医疗行政建制，确定核算分配单位，根据成本核算的原则，将本科室独立完成的收入确定为直接收入，将与其他科室协作完成的收入确定为间接收入。直接收入全部计入科室收入，间接收入则根据付出劳务和消耗材料及设备折旧的多少合理分成。为了落实药品收入不得与奖金挂钩的原则，在核算科室利润时，所有药品收入均不纳入科室收入，相反，药物比例严重超标者，医院从奖金中适度扣罚。

2.5奖金核算。奖金分配以科室收支结余为基础，但是不与经济收入直接挂钩，而以服务效率、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率等为主要指标进行综合目标考核，坚持向临床一线倾斜，向重点支柱科室倾斜，向科技含量高、工作风险大的岗位倾斜的方针，逐步建立按岗取酬、按工作业绩取酬的奖金分配机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既要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又要尽量避免收入差距过大。

3. 对策与建议

为适应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要求，切实解决医院经营机制、管理机制和收入分配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必须从如下方面对现行分配机制进行改革：

3.1要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为切实取消医疗服务收入与医务人员个人收入相挂钩的分配模式，各级地方政府必须加大对卫生医疗体制政策的宣传力度，要求严格执行卫生部关于医疗机构“八不准”的规定和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精神，并建立投诉举报机制，让医院接受患者监督，对举报投诉的乱开药等趋利行为进行严肃查处，以切实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维护良好的医疗卫生环境和农村社会稳定。

3.2加大政府的投入。为了切实提高当地的卫生服务水平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各级政府部门必须转换观念，增加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确保医院正常的运转，并尽可能增加专项补助让医院能购置先进设备，提高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3.3切实提高医务人员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为了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必须通过培训、进修等方式不断提高在职人员的业务素质，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同时要提高他们的职业道德，真正发扬“救死扶伤”的优良传统，摒弃那种为了自身利益而多开药，乱检查的不良行为，减轻患者的负担。

总之，目前医院执行的收入分配制度已引发了社会矛盾，制约了自身的发展，只有在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下，医院方面积极加强领导，实行院长抓副职，副职抓科室，科室抓人头，形成一种千斤重担大家挑，人人头上有指标的管理机制，同时建立健全各项考核制度，成立专门的目标管理小组，负责各科全方位考核，确保医院制定考核制度得到执行，让目标管理绩效工资制的执行，为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服务态度，减少群众看病费用、增加农村医院的收入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陆薇薇.公立医院职工收入分配中的问题及改革对策.宁波经济，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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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速的变化是经济发展新常态最明显也是最主要的特点。在经济总量较低、经济结构还不完善的发展初期，我国主要追求经济增速的最大化，这是由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决定的。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经济总量仅为3650亿元(在当时相当于等量美元)，约等于同时期日本的1/3、美国的1/8，此时经济发展中最迫切的任务就是通过高速发展扩大经济规模，为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这一时期，我国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吸引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入我国，利用日韩产业转移的机遇积极引入外资企业，利用矿产、能源等条件建立一大批以钢铁厂、矿场、发电厂等为代表的基础性产业，通过一系列的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发展中外合资企业。

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30 年里保持了惊人的增速。然而，这种增长依赖的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以及能源资源的消耗，这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因而在2012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开始缓慢下滑。

(二) 产业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近40 年里我国主要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日益提高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在新常态下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传统的工业部门如钢铁行业、石油行业、化工行业、煤炭行业、大型制造业等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以及国内对此类产品需求不足的联合作用下日益衰败，国家已经出台政策对以钢铁行业为代表的产能过剩行业进行关停过剩生产线、化解过剩产能。在传统的外资企业集中的珠三角地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服装类、电子装配类外企受制于迅速上升的劳动力成本而开始选择将工厂外迁。与此同时，以芯片行业、智能机床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却获得了惊人的增速，我国芯片行业从默默无闻到如今抢占中低端市场并在高端市场有了一席之地，以沈阳机床制造厂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也在纷纷加大科研投入以求占据更大的国内国外份额。

(三) 经济增长驱动力来源的变化在过去，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依赖的是大量资源的消耗、廉价而充裕的劳动力、扩张期的国内外市场，然而，伴随着资源日益枯竭、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国内外市场日益饱和，经济发展遇到新的瓶颈期。传统的增长要素在新时期已经难以发挥作用，在新常态下谋求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人才培养与引进、科技研发的投入、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积极的国外市场开拓。

二、财税制度变革与经济发展新常态间的相互关系

(一) 经济发展新常态促使财税呈现出新常态

财税收入来源于整个社会创造出的经济财富。社会经济增长越快，财税收入增幅越大;社会经济发展疲软，财税收入也会呈现出增速放缓乃至停滞、下滑的状态。具体而言，财税新常态体现在收入和支出两方面。

首先，从财税收入来看，我国财税收入在财税新常态下将保持低速、稳定增长。在2012年以前，我国财政收入增幅远远高于经济增速。以2009年为例，2009年GDP增速10.6%，而同期财税收入增速达到惊人的24%，两倍于GDP增速。但是，这种状况随着GDP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而一去不复返，2012 年以来，我国财税收入增幅大幅下降，从长期的近20%的增速陡降至10%以下。

其次，从财税支出来看，财税支出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在社会发展也进入新时期的今天，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基本养老支出、医疗支出正在迅速上升，近年来个别地区甚至出现养老金支付出现困难的情况。另外，国民对于交通设施、绿化条件、医疗配置等基础服务的要求日益提高，这决定了财政支出在这些领域的比例将逐渐提高。同时，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国家承担着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任，而这需要大量的基础研发投入和财政扶持，因而，产业领域的财政支出也会大大增长。在多方面因素结合之下，我国财税支出在财税收入增速下降的背景下仍将保持长期高速增长，这对合理分配财税收入、协调各方面利益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社会发展的新特点要求财税改革与之相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整个社会的发展也呈现出新的特点，财税改革的服务目标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应该是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经济还包括文化、政治等诸多方面，如何利用财税改革的机遇推动社会进步是财税改革理应承担的重任。具体而言，财税改革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新常态下社会发展对于公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新常态下如何利用财税手段抑制过高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平衡城乡差距、缩小地区差异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其次，在社会发展的新时期，财税改革要服务于生态文明的进步。

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社会发展以及人们思想境界的提高，生态文明的地位日益提高。然而，我国生态环境的现状已经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于良好的生活环境的要求，必须通过财税手段打击和抑制污染产业，鼓励清洁能源的推广利用，提升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最后，财税改革必须面向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不仅依赖收入水平的提高，还依赖整个社会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我国目前的公共服务建设重点仍然集中在基础的硬件上，在医疗服务、文化服务和社区服务等领域还很欠缺，在基础设施发展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的情况下如何提升这些软的水平是更应思考的问题。财税改革应当通过加大此类公共服务的支出和政策扶持力度，积极推进软性公共服务产业的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民众。

三、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财税改革的聚焦点

(一) 财税改革要兼顾系统性与整体性

整体而言，我国现有的财税体制与发达国家成熟的财税体制比较，现代化水平还较低，这不仅体现在财税技术层面更体现在财税管理、财税分布等多方面。过去的财税改革往往是针对财税制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如当外企税收优惠作用减弱且阻碍公平竞争时则取消外企相应的税收优惠，在地方税收权过小难以适应地方经济发展需要时则扩大地方税收权限，这种哪里出问题补哪里的碎片化财税改革难以从根本上提高我国财税制度的水平。要想提高财税制度水平，就必须在财税改革时从人大立法、国务院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立法以及财税项目整体设计等宏观层面入手，考察现有财税制度存在的弊端以及可行的改革方案，最终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选择合适的方案，推动财税改革的进程。

(二) 财税改革要顾及地方财政实际

我国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两次变革。一次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提高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而对地方进行财政放权，在这一时期地方财政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地方财税收入满足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需要，但这种自由放任的状况在后期直接导致地方财税政策陷入混乱局面，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21 世纪初，我国对地方财税制度进行了又一次变革，此次变革的重点是收权和统一管理，地方财税自主权大大缩小，中央财政在财税政策上的影响力以及实际的财税收入中的比重大大提升。在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的今天，政府为鼓励产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企业减负的政策规定，在有效降低企业税负的同时也使得地方财税收入出现了危机，这种过于猛烈的政策冲击使得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公务人员和事业单位员工工资的发放都受到影响。因而，中央的财税改革应当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加以考量，在统筹全局的前提下出台有针对性的规定以适应地方发展的实际。

(三) 财税改革要更加注重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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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汇率;升值;经济影响

一、2005-2008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分析

2005年7月21日我国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以下简称“汇改”),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以单一美元形式,而是采用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在其后几年内,我国确立和坚持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同时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金融危机导致的各国货币的贬值,在客观上均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种内部改革和和外部冲击的双重作用下,人民币汇率对各主要存储货币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波动。

(一)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趋势。

“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改变了维持了近十年的稳定状态,逐渐波动起来。如图1所示,但是这种波动基本上呈单向升值的态势,从升值幅度来看,2005年7月至2006年5月,人民币汇率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处在较为平衡的升值阶段,但一直维持在81以上。但从2006年6月中旬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突破81关口,而2006年7月至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表现为明显的加速升值态势。截至2008年4月,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为7.002,2008年前4个月累计升值4%。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呈现有升有贬的双向特征,波动幅度不断增大。2008年12月1日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美元汇率下跌0.73%,创最大单日跌幅。从每年变动来看,2005年下半年人民币实现对美元升值2.24%,2006年升值3.34%,2007年升值6.46%,2008年升值6.43%,至2009年月10月1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了17.5%,从以上现象来分析,人民币会有持续性的升值压力。

(二)货币篮子中主要币种走势比较

“汇改”以来,人民币对主要贸易货币的汇率表现出迥异的走势,由表1中可以看出,在汇改以来三年半的时间内,人民币对美元和港元大幅升值累计升值幅度分别达到17.36%和15.83%,而对欧元和日元汇率波动总体来看则相对比较稳定,累计波动幅度分别只有-3.55%和3.55%。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在2006年和2007年两个年份中对美元升值的背景下,出现了明显的双向波动特征,而其中又以对日元汇率的双向波动特征为最严重。而就人民币对港元汇率来讲,由于港元实行紧盯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所以对港元汇率走势和美元大体相当。

(三)人民币汇率未来基本走势分析

在“汇改”的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基本上是在不断升值的。几年来,人民币对各主要储备货币也实现了较大的增值。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和中国金融实力的提升,人民币将有升值的趋势。从长期来看,人民币继续升值的趋势不会改变,人民币汇率会在渐进的、双向波动、小幅升值过程中继续保持基本稳定。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明显大于实体经济内在升值需求的情况下,国内经济金融变数较多,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对浮动汇率需要逐步适应,而且在汇率调整对改善国际经济不平衡影响有限的情况下,大幅度轻率调整人民币汇率风险过大,不利于中国国内经济金融的稳定。因此我国在人民币汇率调整方面仍会保持主动性、可控行和渐进性的基本原则。人民币汇率将有渐进、小幅的上升,但仍会保持基本的稳定。另外中央银行也能够将人民币汇率保持在小幅度升值,但仍是小幅双向波动中的基本稳定。

二、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的影响

(一)人民币升值的不利影响

1、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人民币升值意味着1美元换得人民币的数量将变少,那么对于出口商而言,同样出口1美元的商品换回人民币的数量就会因汇率变动而减少,从而使出口商的利润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2007年5月至今,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超过了10%,也就意味着,仅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就使我国出口企业成本提高了10%,导致了一些企业出口利润率降低,因此导致出产品口量下降甚至停止产品出口。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走高背景下,国内出口企业带来的压力更多的显现出来,这表现在当人民币对某一货币明显升值时,中国与该货币发行国/区的出口增速就明显下降,而进口增速明显上升,这主要发生在美国和香港。另外,生产型企业和外贸型企业出口产品利润率差别巨大,生产型企业出口产品利润率除汇率突然升值的短期影响外,基本能够保持5%以上,其生存环境较好。外贸型企业出口产品的收益率一直处于低水平,汇率突然升值则处于亏损状态。2008年我国的出口增速急剧滑落,至2008年11月份出现了200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出口同比下降2.2%,进口也同比下降17.9%。如果再加上人民币汇率的频繁波动,所有这些都是对我国未来的出口形势造成不利影响。

2、人民币升值对资本流动的影响。2007年以来,人民币大幅升值,引起国际热钱流入我国,造成外汇占款增加,这样由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的流动性过剩逐渐显现。另外,受国际环境影响,人民币升值较快,境外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较高,一些国外机构为赚取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高额利润和规避外汇监控,利用贸易名义和国内企业签订相关合同,以预付款的名义从国外汇入资金,经过投机经营获得利差后,以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或错汇为借口,再将资金抽出,造成资本流动的非正常因素增加。

3、人民币升值对银行业的影响。人民币升值以后,我国资本市场中将会有大量热钱涌进,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对金融市场中银行业势必会造成一定的冲击。首先,人民币升值对银行的自身财务状况有影响。人民币升值以后,银行持有的境外资产特别是美元资产,其价值在下降,会产生一定的汇率损益。其次,人民币升值对进出口行业有影响。人民币升值后,银行做出口业务客户的收益将会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地影响到银行的业务。最后,人民币升值对银行资产负债的影响。从存款方面看,外币持有者的存款额度会大幅度缩减,进而导致银行的存款量的下降;从贷款方面看,贷款者更接受外汇贷款,产生银行外汇存款下降和外汇贷款上升的矛盾,这样外汇资金的来源就会受影响。

(二)人民币升值的有利影响

1、从当今全球生产结构来看,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世界生产量的主体,可以说在短期内世界市场无法大范围的取代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因此可以假设:即使我国商品选择集体提高商品价格,国外消费者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只能继续购买我国的商品。我国商品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吉芬商品的性质,国外消费者在我国商品涨价后的反应可能是增加而不是减少我国商品的消费。因此,人民币升值并不必然带来我国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和利润减少。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国外消费者在使用我国商品的同时,还需支付更高的价格,在这种利益分配中,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受益。

2、即使假设上述的作用效应不明显,人民币升值确实减少了出口,导致个别企业的破产,但如果从一个国家整体上进行分析可能并不能算作不利影响,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不平衡问题,经济资源有待在这两个部门之间调整配置。通过货币升值手段,可以最有效率地把制造业中那些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低、管理不善的低效率企业挤出制造业,这完全符合我国经济产业调整的方向,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潜力。同时,货币升值会引起行业内更加激烈的竞争,激励企业通过技术管理创新增强竞争力,提高一些企业的竞争力,培养我国的自主国际品牌。如日、德等国家的许多国际品牌是在货币升值过程成长的。

3、货币升值而减少了出口生产,这将会影响这些产业部门的就业情况。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出口部门就业的减少并不等同于我国整体就业的减少。因为,货币升值有助于提高服务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在更有利的价格吸引下,服务业对于就业需求也会扩大。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新增就业机会几乎全部来自于服务业,服务业在吸呐就业方面的能力远远超过制造业。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升值对服务业促进作用会释放出更大的就业空间,最终实现就业率的提升。

三、总结

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有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控制某些经济领域投资过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参考而不是钉住一篮子货币确定人民币汇率,这种币种多元化的分散组合增强了汇率的弹性,符合我国当今的国情,是经济全球化和外贸多元化条件下的一种汇率制度上的重大创新。

适当放缓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尽量保证人民币值稳定。在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以及我国外资、外贸形势压力严峻的背景下,应利用强制结售汇取消的契机,进一步调整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完善人民币汇率调节机制,维持人民币升值预期,消除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汇率传导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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