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制度范文

时间:2024-01-25 17:51:5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经济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社会经济制度

篇1

(一)市场经济的发展

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正式出现,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选择市场、体制等经济关系方面早已有所研究。我国社会主义认识计划同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其一是从“限制论”转化成“补充论”,就是从认为市场同计划经济是相互排斥的,由此应该限制市场的发展,转化成认为市场是能够变成计划经济的相关补充。其二是从“补充论”变化成“结合论”,就是从认为为市场只是计划经济的相关补充变化成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是相互结合的。其三是将“结合论”转换成“基础论”,就是从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是相互结合的转换成将市场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宏观控制下能够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点。计划同市场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这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相互矛盾,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可以进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也是能够将计划调节同市场调节相互结合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偏向于计划还是市场,这一方面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相同点是方法方面,不同点则是在于所有制。如果要防止市场经济向资本主义倾斜,就要保障在社会主义所有制中占到主体地位的是公有制经济,这样就能够坚持社会财富分配保持共同富裕,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局面。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是在所有制结构中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经济一起共同发展,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是能够为社会主义而服务的。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在市场经济中公有制企业同其他的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实现共同发展,但是国有经济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在分配制度方面,按劳分配作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方式进行。在此方面国家要采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类调节手段来激励发展,提升效率,合理地拉开收入差距,又要保证不会两极分化,注重社会的公平,逐渐实现共同富裕。在宏观调控下,以能够实现民众利益为目标,将民众的各种利益相互结合起来,让市场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宏观调控中对资源的配置起着基础性的指向作用,能够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这两种手段,让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优势得到有效发挥。

(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体制改革要真正实现,就必须将其从计划经济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转变。在针对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相互结合的研究中,有的研究梳理了相关的改革内容是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环节。其改革的任务则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则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历史变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现都是同国家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导着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及政府职能的相应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在理论十分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同时不断发展的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价值,也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础。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共性同个性、普遍性同特殊性的联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相应的特殊性。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其公有的成分占着主导地位。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需要满足民众的需求的,以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值。然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按劳分配作为社会的主要分配原则,追求民众共同富裕。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思想的建立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主导思想的,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起着主导作用。

(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其基础。社会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着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集体所有制以及国家所有制这两种制度都是存在的,在社会的生产力没有达到高度发展,市场产品不够丰富的时候,中央的组织还没有权利支配一切产品。商品的流通只是不同的生产方式所共有的现象,在理论上是抽象的,但是离开一定的特殊的经济制度,是没有独立存在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是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共有现象。市场经济在一定的特殊经济制度中是看作一种经济的运行机制而存在的。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市场经济首先是为经济制度的利益关系而服务的,其次才是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来推动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这样才能让市场经济所依靠的经济制度正常进行再生产过程,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

(二)生产资料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相容

生产资料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相容是以商品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这样的社会经济制度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多种生产方式所共有的现象。在许多不同的生产方式中有着商品关系,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商品关系也是自然存在的,其是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相互融合。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要造就市场主体就需要市场经济的运行,同理。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则需要有相适应的市场主体。这样的市场主体就要具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以及相应的经济利益,而且可以根据自身利益去积极应对市场信号。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找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新的实现形式,同时也形成了市场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市场主体。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实现了将所有权和经营权进行适当分开的方式,让国有企业能够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发展,变成独立的经济实体,能够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有着自我改造和发展的能力,变为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企业法人。

(三)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是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重要条件

当前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的研究中所提到的公有制经济不只是包涵着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涵着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的混合。公有制经济的实现方式是多样化的,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形式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以及组织形式,同时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现形式如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公司制等等这样的方式都是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并存,也是可以为市场服务的。

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调节和宏观调控

(一)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宏观经济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都不能反映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但是能够从不同的程度使用计划和市场调节这两种手段影响经济。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职能是保障并调节社会经济的稳步运行,两者之间区别只是在于调节的主体和形式不同。计划调节以政府为主体,政府可以从经济、法律、行政等方面采取措施来调节经济结构,引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提升。市场调节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机制的形式通过价格波动、生产要素流转等方法来调节企业的经济行为,甚至调节着社会的资源配置。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不同的两种调节经济的力量。社会经济要正常运行就需要采取相应有效的调节手段,这就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只要是能够推动社会经济保持稳步发展,促进良性循环的,这两种手段都能运用。市场经济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受到国家的宏观调控,影响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市场调节作用对于市场经济中的其他调节手段,其作用是基础性,能够做出决定性的作用。市场调节对于宏观层次中的高层次调节是从微观的层次上起着基础性的调节作用,能够直接支配企业的经济活动,让企业能够以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以及经营者的身份去面向市场。在此政府主要对宏观经济的运行进行调控,这种以高层性的调节方式是以基础性调节为基础的,由此政府在做宏观调控以及计划指导时就必须以市场为基础。

(二)市场调节局限性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于市场经济的当前和长远的利益,整体同局部的利益的最佳调和市场调节不能主动实现。市场调节由其滞后性以及不确定性等因素导致市场经济的震荡,造成社会劳动力不必要的浪费。市场调节其目的是让资源配置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对于这样的假设,许多国外的经济学家对此都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如果真要实现,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和落后国家要求实现工业化是自相矛盾的。市场调节机制是受到利益驱动的,其促使着市场的主体总是考虑这从市场利润为追求目标,更加愿意去选择盈利大、见效快的企业或者项目并对其投资,很难从社会效益方面来衡量社会事业,不会对像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等这样社会效益大但是经济效益小的非盈利性设施进行投资。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的盈利目标是要做到利益最大化,各个经济的主体都是为着各自的利益而战,而且各个企业的生产技术不尽相同,在企业之间的收入分配方面很难实现公平,导致两极分化严重。

(三)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市场经济存在着局限性,由此国家需要以此确立相应的职能,干预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同市场经济相符的宏观调控体系,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进行宏观调控,发挥好应有的作用。同时要建立和维护市场经济的规则,约束好国家行为,为社会提供服务,管理并监督国有资产,让市场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加强宏观调控,实现宏观调控的全局性作用。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得到了相关的印证。

(四)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的实践,需要相应理论的升级。这就需要进一步凝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相关内容,明白其外延的界限,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理论实现成长,做到不仅有开放性通道还有稳定性的理论构件来支撑。其次要理清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目标体系同各个目标之间的相互制衡的关系。当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有各方面的研究和解释,这中间存在着一个不同层次的目标以及目标之间存在着的相互关联和制衡的问题。然后要提升社会主义制度来影响市场经济方面的工具性的理论研究,这也是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对负面性的挑战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需,也是确保民众对国家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任基础。最后要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民众之间的诉求达到辩证的和谐统一。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要落实到民众以何种形式的精神状态来参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去,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

四、总结

篇2

【关键词】 制度 有序 经济社会

1. 信任与制度

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任?这是我们生活中常遇到的问题。而这本书一开始就强调了信任的重要性,人类的相互交往基于信任。我很赞同这一观点。信任是人类行为的基础,就如合作。书中说“囚徒困境”告诉了我们合作的优势,只有合作才能够获取最好的选择。但是合作必须给予一定的基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来源于合作双方间的信任。那么信任与制度有什么关系呢?我总结了一个推导过程:信任+秩序+规则=制度。信任需要一个有序的外在环境,而这种秩序的维持就需要规则,通过这种规则禁止不可预见性和机会主义的行为,从而使社会成员能够产生信任。而这样的规则就是“制度”。人的认知产生于他对事物信息的获取,在一个有“制度”维持的秩序当中,我们可以公平、公正、公开地获取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因此我们会对自己所处的秩序产生信任,从而决定行为。由于在制度之下的社会拥有系统性、非随机性的特点,一切的行为就会变得可预期,我们对其他人的行为就会感觉到信任。

其实,在人们认知中常存在这样的误区,认为制度限制了人类的行为。我并不这么认为,制度是一种导向,明确我们的行为。倘若我们需要在社会当中获得自由,只有依靠制度维护人的自由权利,才能提供一个“人人自由”外在环境。当然,这样的制度也会警示我们,哪些是我们的自由,在我们获取自由的同时不可以侵犯他人的自由,以实现制度中“各人平等”的优势。而最为明显的误解就存在于“法治”。人们在提及法治与德治的时候,总会把“制约性太强”归为法治的缺陷。然而理性的公民应该清楚,没有法治的维护,社会不可能井然有序。

2. 制度经济学的特点

制度经济学首先从分析人类的行为入手,基于人类追求的价值角度告诉我们制度的重要性。然后再分析这些制度对系统和社会秩序影响,尤其是经济社会。看了本书对“制度经济学”的界定,我尝试地归纳了这一概念的优势,总结了在制度运行下经济社会特点的三个关键词:有序、双向、黏合。

“有序”上述在说明“信任与制度”的时候已经有所提及,而下面我想说说这个“有序”带来的好处。这本书强调的是新的制度经济学,而“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本书第七章提到:“交易费用是由信息搜索和成本构成,其中包括谈判、缔约、监督履约情况、处理违约行为等活动所费的成本。” 我们说过信息的获取会决定人的行为,交易也是如此。我们在进行一次交易的时候,双方拥有的信息会决定这一次交易费用的多少,因为这些信息会影响交易中的各项行为。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交易也是冒风险的,因而交易也有代价。而在制度经营下的经济社会,降低了这种市场的不确定性,在“有序”的情况下会更好地促进交易,减少交易费用的支出。

“双向”是另外的一个重要特点,经济学与制度的关系不是单向的,它既关心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也关心制度在经验影响下的发展。 很多的理论在研究的时候只会侧重一个方向的发展,或者说只侧重这一因素对经济的影响。而事实上,事物是相互作用的,不是单一的。要全面理解或者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探讨出双方的相互作用。我们在分析制度对经济影响的同时,必须注意到经济的发展与变化也会影响制度的设置,因而存在着制度的变迁。

“黏合”亦是一个重要的特点。制度构成了造就和界定一个社会的“社会黏结剂”。 一个共同体基于相似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拥有凝聚的能力,并使我们在制度的框架下行动。我们时常会问自己:“我们需要什么?这些东西会带来什么?”制度经济学给予的答案是:我们需要自由、公正和平等,而它们会带来安全、和平和繁荣,但这需要制度的维持。由于我们拥有相似的需求与期望,倘若制度会带来我们所需要的,成员就会黏结在一起。同时,由于价值观的交叉,个人可以跨越多个共同体,制度亦会跨越多个共同体,这样就会带来共同体的开放与流动。

3. 制度经济学的启示

在现今社会,贸易摩擦和纷争是主要的国家间矛盾之一,在全球化影响如此深远的今天,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就WTO的设置及其规定的原则与制度而言,我觉得是制度经济学践行的典范。抛开这些制度的具体执行而言,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及参考依据。WTO的六大原则是:互惠、透明度、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经济发展、非歧视原则,这很好地体现了制度经济学所要求的规范。在WTO的模式下运作,商品、资本、劳务等因素能够在一个既定的公平框架下自由流动,各行为体的投资、输入输出行为都是可预期的,不存在倾销,不存在贸易保护,有具体的制度禁止此类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果我们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下,经营国际经济秩序,必定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带动国家间的信任,造就我们期望的安全、和平和繁荣。但倘若存在干预主义的行为体,这样的制度权威性就会不足,而且执行力度也会不够强硬,即不能体现这种制度的优势。而现今的WTO框架中,就是存在着这样的行为倾向,此外其框架涉及范围不够广,所以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

因此,制度经济学的启示告诉我们不是要有制度,而是要有完善的制度维持市场机制的运作,而且要有足够的执行力度确保制度的运行。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依靠制度的保障,而经济社会亦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备现有的制度。因此制度经济学的启示其实很重要,书中经常提及“硬件”与“软件”,人们时常忽视“软件”的建设,但我认为这两者同样的重要。

总结

在本书当中,制度可以说是一种基础,在经济社会当中更是良好运行的最理想保证。降低交易费用、明确产权、公共政策制定等各种行为,无不体现制度的价值。在这种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共同契约下,必定会对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带来裨益。、在经济社会当中,机会主义的行为罔顾制度,僭越制度的框架。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行为者需要制度的维持,那么自身就必须遵守这一制度。在经济社会当中,存在很多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把每一次交易都当作一场博弈,那么必定会消耗更多的交易成本。如果双方都可以在透明、公正的制度下进行交易,所得到的必定比相互猜忌的要多。就是说制度的遵守不只是一方的努力,而是各方的参与,才能实现制度真正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制度与公共政策》[M].商务印书馆,2003.

篇3

关键词:社会保障开支;工作积极性;单亲家庭;老年人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1935年8月14日,《社会保障法》的签署标志着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式确立。二战后至60年代末,美国社会保障政策逐步完善,内容涉及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诸多方面,并成为名副其实的“福利国家”。1970年后,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渐陷入困境,社会保障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出来,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成为政府与的焦点。

一、社会保障与财政危机

美国的社会保障分为三大类: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社会保障各项目最低标准提高,开支不断扩大。以医疗保障为例,医疗手段的现代化使美国的医疗费用迅速上升。

1940-1979年,老年残疾和医疗保障占整个社会保障项目的52.52%。居于第二位的是政府雇员的退休金,1979年占全部社会福利费用的14.84%;抚养未成年人子女家庭的费用1970年仅480万美元,1979年则猛增至1100万美元。 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的开支也由于不同原因而增大。二战和朝鲜战争后, 退伍军人数量的大大增加,造成退伍军人社会保障支出的上升。人口老龄化则导致了老年福利保障开支的增加。

社会保障项目的增多和各项开支的增大致使美国社会保障总开支持续增加,1940-1979年,用于主要社会保障项目的受惠费用,由310万美元增至2410万美元,增长了66.59倍。尽管自尼克松以来均采取收缩性的社会保障政策,提高了受益者的审核标准,但由于积重难返,社会保障的开支仍然持续扩大,从1972年财政年度占DNP的16.6%增至1992财政年度的20.5%。

社会保障开支的增加,使政府的财政负担日趋沉重,美国政府早在1975年便出现15亿美元的社会保障赤字,1982年达122亿美元。 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50年代仅0.2%,80年代上升到5.3%, 政府为削减社会保障开支而对社会保障政策大刀阔斧的改革往往受到在野党的攻击,保守势力和民众也对此持反对态度,最终只能作适度的调整,政府一直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的困扰。

二、社会保障与工作伦理

失业保障的援助目的在于缓解劳动者因失业而引发的贫困问题,使其有时间重新就业。但是,一旦找到工作,他们便会失去领取失业保障津贴的资格。社会保障领取者并非因懒惰而不愿再就业。一项对领取者的调查表明,他们大多数都有工作的愿望,但同时有65%的人承认并不积极地寻找工作。 这是因为大多数社会保障领取者特别是长期领取者往往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他们能够找到的工作的工资收入一般较低,而且他们会因就业失去失业保障津贴。失业者选择社会保障津贴而非工作,正是基于理性的经济选择。

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以下简称AFDC)对拥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父母的工作刺激也是负面的。1981年里根政府对AFDC改革后,48个州中未就业父母和就业父母可支配美元的差距,12个州为负值,24个州在50美元以内,全国平均仅为26美元。 AFDC使未就业父母与就业父母的收入相差无几,贫困家庭甚至在父母工作后反而比领取津贴时生活水平低,父母宁愿领取津贴而放弃工作是必然的选择。

父母对工作的消极态度及对社会保障的津贴的依赖影响了子女的工作伦理。当一个孩子看到他的家长不用工作就可领取一张福利支票时,他就不能理解在这个社会里,至少有一个家长需要一大早起床,每星期工作5天。 依靠社会保障家庭的子女在父母的示范作用下往往形成消极的工作态度,对社会保障有较强的依赖感。

20世纪70年后,“工作福利”取代“现金福利”的政策迫使更多的社会保障津贴领取者走上了工作岗位,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重新确立并强化了正确的工作伦理。但是,美国政府在变革初期投入的经费过大甚至高于社会保障支出,并未缓解联邦和州政府的财政危机。

三、社会保障与家庭问题

社会保障本是维护已破裂家庭稳定性的补救措施,令单亲家庭的成员有一定的生活来源。始料未及的是,它却对美国的家庭结构产生了破坏作用。

已婚家庭的离婚率升高。母亲不必因为失业或经济不独立维持自己不满意的婚姻,因为AFDC和儿童营养补助等社会保障项目会在离婚后向她们提供津贴。社会保障解除了妇女离婚的经济后顾之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鼓励离婚的作用。

单身青少年女性的生育率升高。AFDC等社会保障项目的存在,消除了婚外生育的经济后果,这事实上同时消除了制约婚外生育的主要因素。 国家提供抚养子女的费用,未婚母亲可依靠领取津贴取得经济独立,离开自己的父母独自生活。社会保障不但消除了单身青少年女性未婚生育的经济顾虑,而且满足了他们强烈的独立愿望,青少年女性不再惧怕未婚生育,未婚母亲越来越多,未婚生育率升高。从1960年到1979年,青少年的婚外生育率增加了2倍。

离婚母亲和未婚母亲的增多使美国单亲家庭数量不断增加,1970年12.3%的18岁以下美国儿童生活在单家庭,1980年为19.1%,80年代末为26%。 单亲家庭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且日趋严峻。

第一,单亲家庭面临贫困问题。单身母亲往往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而未婚母亲多数连高中都未上完,她们多数只能从事护士助手等低报酬的工作。社会保障津贴的数量毕竟有限,单亲家庭容易陷入贫困。1949年,单亲家庭贫困儿童比例是总人口贫困儿童比例的2倍,到1979年,单亲家庭贫困儿童比例是总人口贫困儿童比例的3.5倍。

第二,子女心理问题。父母在子女性格形成过程中的示范作用不容忽视。而单亲家庭的子女常常只能接触双亲中的一方,子女性格行程中另一方的示范作用无法实现,子女的性格与心理发展往往不健全。双亲中缺少一个(几乎总是父亲)所造成的心理后果包括青年自杀率高于平常水平,智力低、精神病、暴力和吸毒高于平均率。

第三,子女教育问题。子女的教育需要权威性的管教、固定的时间安排和充裕的接触时间,单亲家庭往往难以满足这些条件。单亲家庭子女心理校长协会和发展教育活动研究所对14493名学生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家庭结构对教育成绩产生的重大影响超出收入水平的影响,低收入双亲家庭的女生的考试成绩高于高收入单亲家庭的男生。成绩排在末位的是低收入单亲家庭的男生。 可见,这一影响在男生身上尤为严重。

四、社会保障与老年问题

寿命的延长使老年人退休后领取退休金和社会保障津贴的时间增长。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65岁的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的平均时间分别为男子11.9年,女子13.4年。到了90年年代,男子为15年,女子则为18.8年。美国社会保障资金主要采取“现收现付”的形式,用青年工作者与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障金和税款支付老年人的社会保障费用。在1995年,8个多的在业职工负担一个社会保险受益者,80年代末已降到33个在业职工支持一个受益者。 持续上涨的财政开支和纳税人数的相对减少,使政府被迫提高税率以确保足够的社会保障资金,此举加重了青年工作者的经济负担。

美国老年学者把老年人划分为三个档次,65-74岁的成为少老年,74-84岁的成为老老年,85岁以上的成为超老年。 少老年退休后身体尚健壮,有的从事一些不费体力的工作,当看门人、守夜人或替人照顾小孩,以弥补社会保障津贴的不足。老老人和超老人的健康易恶化,医疗支出大,且无力工作。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家庭规模越老越小,参加劳动的妇女人数增多,传统家庭的养老功能被削弱,独居的老人越来越多,多数老年人只能以社会保障为主要或唯一生活来源,而社会保障向老年人提供的退休金及医疗服务等津贴的数目有限,老年人的贫困问题容易发生。美国人口局提供的1970年国民收入情况表明,80%以上的单身老年人年收入少于4000美元,25%的单身老人年收入少于1951美元,25%的老人家庭和60%的单身老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纽约,80%的医生不接受这些享受政府医疗补助的贫困老人就医,而在华盛顿、芝加哥等地,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贫困老人死于从私立医院到公立医院的转院途中,许多老年人被房东撵出门,因在商店偷窃食品被捕的老年人数目迅速上升。 老年人与子女分局,与社会沟通和联系减少,心里孤独感增强。而社会保障给予老年人的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缺少精神上的关怀和情感的抚慰,个别老年人因孤寂、疾病或贫困,难以度过漫长的老年期而选择了自杀,这一现象愈发频繁地发生。

二战后,大批退伍军人安家立业,人口生育出现高峰,美国人口在1940-1950年间从13260万增至15330万人,增加了2000多万人。到2010年左右,人口生育高峰期的出身者将陆续进入老年期,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程度将更高,人口老龄化引发的政府财政危机、老年问题可能更为严重,青年工作者的负担将更加沉重。

1983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律,从2002年期退休年龄每年推迟2个月,到2009年时达到66岁,而从2020年再度开始推迟,到2027年达到67岁。美国国会这一决策旨在通过提高老年人退休标准,削减应退休者的人数,减少老年社会保障开支,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但是,推迟老年人的退休年龄,却使老年人依然占据工作岗位,虽然削减了应支付的老年社会保障开支,却减少了青年人就业的机会,政府又不得不向青年人提供失业保障津贴。

五、结语

篇4

【关键词】“发展极”社会;经济增长;社会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时至今日,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过改革开放前后60年左右的时间,已经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表现在人均收入水平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悬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面对如此复杂的经济发展态势,发展经济学理论一方面表现出极强的解释力,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的修正、发展、创新。

面对区域经济不断的增长需求和区位条件的优势和限制,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探索经济发展模式,建设开发了许多经济开发区和“新区”工程。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经济特区、天津滨海新区、横琴新区一系列区域经济区的建设带动了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这些经济行为模式的实践成功,论证了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于1955年提出的“发展极”理论的合理性。

“发展极”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经济增长中,由于某些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或行业在某一些地方或大城市聚集,形成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发展极”,通过具有“发展极”的地区的优先增长,可以带动相邻地区的共同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发展极”,通过“发展极”自身的发展以及对其他地区或部门的影响,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可见中国经济“特区”和“新区”的建设主要是为了形成“发展极”,通过这些综合实验区来带动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增长。佩鲁认为要形成“发展极”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引导企业和行业在某些大城市或地区聚集发展而自动产生“发展极”;二是有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和重点投资,鼓励和补贴创新型企业和推动型产业的发展,主动建立“发展极”。就中国各个区域的“发展极”建设情况来看,主要是依靠后一种途径。

然而,就现实情况而言并非就经济增长如此简单。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区,伴随经济增长,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各个子系统也在不断的协调适应之中,其中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变动尤其剧烈,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制度创新和社会实践。这一过程属于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以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建设和其升级为福建“自贸区”的重要部分的发展过程为研究背景,探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制度创新的延伸关系,拓展了“发展极”理论在社会建设中的解释,提出“发展极”社会概念,并且分析了这种经济变迁中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和实践问题。

二、“发展极”理论与平潭综合实验区的经济增长

佩鲁在“发展极”理论中认为一国经济是由各种“经济空间”构成的,也就是社会经济中的各种分子之间的经济关系。作为“势力范围”的“经济空间”形成经济中心发挥吸引力与扩散力,并形成互相交叉,不分地区、国界限制的作用范围。

“发展极”的形成必须具备三方面的条件:第一,产业群的形成。具体而言,首先是推进型产业先于其他产业发展起来;其次是创新性企业的迅速扩张;最后推进型产业和创新型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第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是“发展极”形成的重要条件。企业家有创新精神,敢于冒险,从而可以进行技术和制度的创新。而且可以产生一批追随、模仿创新企业的“增长企业”,可形成“增长中心”。第三,必须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和适当的周围环境。规模经济的增长不仅需要聚集大量的企业、部门,而且要集中相当规模的资本、技术、人才等。根据佩鲁的“发展极”理论相关学者提出“增长极发展战略模式”,认为实施增长极发展战略,关键是要进行区位选择与产业选择,以及必要的政策支持,才能形成有效的经济增长中心。增长极发展模式主要应用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平潭相对于周边地区实际上属于欠发达的地区。因而,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弥补市场的不足,在政府支持上,主要包括土地、税收、金融、人才等方面。

篇5

    关键词:德国;社会市场; 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abstract: germany's society market economy legal regime has the important reference function without doubt to our country'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legal regime. myself 1993-1995 years keep german period, happen to have experienced germany 1994 super election and the german economy 1990 to 1994 transform from the decline to the recovery process, therefore have the own observation to germany legal regime's effectiveness and the deep understanding.

    key word: germany; social market; market economy; legal regime   

 

一 社会市场经济以及社会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含义

    根据德国"经济奇迹之父"艾茵哈特的设想,社会市场经济就是把市场竞争自由原则和社会利益均衡原则相结合,把个人进取心与社会进步相结合,以社会大众福利制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体制〔1〕。 因取得社会进步和贯彻福利制是国家的任务,所以国家必须建立对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机制。因此社会市场经济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市场经济,二是国家宏观调控机制、三是大众福利制。社会市场经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取得执政地位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提出的执政纲领,在他们战后长期的执政中这一纲领得到了充分的实施,在社会市场经济作为基本国策规定入宪法之后,也得到了曾经一度执政的社会人的遵守。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以商品生产与交换为目的,以自由竞争为手段的经济体制。德国历届政府和学术界的一致看法是,市场经济是和计划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经济体制,根据西方社会多年发展的经验,因为市场经济能够保障个人自由并发挥个人积极性创造性,故只有它才能提供国民经济发展的自觉的和永久的动力,而计划经济则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德国实行的是全面的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其实战后德国也有实施计划经济的机会,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时参与竞选的社会就是把计划经济作为他们的竞选纲领的。但是随着社民党人这次竞选失败,计划经济的主张在德国似乎永远失去了支持者,而社会市场经济成为宪法规定的国策。

    所谓国家宏观调控机制,指的是国家利用各种经济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积极干预的各种制度的整体,这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自由放任式经济体制提出的。德国人认为,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并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正如1929-1933年的国际性经济危机证明的那样。为协调经济发展,平衡社会利益分配,缓和阶级冲突,国家必须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这是实行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的目的之一。实行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的目的之二,是防止不正当竞争和限制竞争(垄断),使企业始终处于竞争的状态之中,使国民经济始终具有发展的动力。国家宏观调控机制,是社会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市场经济运转正常的情况下,国家把经济发展的一切决定权放手给企业和民间,但是一经显示国民经济发展有异常情形,国家则立即施行多种干预手段,对市场进行调整,使其归于正常。德国人对此的概括是:"平时国家不问不管,紧时国家多方出面"。

    所谓大众福利制,就是使德国公民享受全面的社会保障的制度。按德国基本法的规定,福利制是德国建立的四大原则之一,也是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目的之一。所谓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一词,在德语中本来就有大众福利的意思。追求利润当然是市场经济的动力,但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目的却是为社会公众造福。因此在德国,有关国计民生的农业、交通、邮电等行业长期以来并不完全服从于市场经济规则,也就是说这些行业并未全部进入竞争机制,因为它们不能完全着眼于利润。在这些部门曾经保留着很大的国营经济成分(但是从1995年1月1日起德国铁路、航空公司、和邮政电讯实行了私有化改造,即按照私营公司的形式进行了重新组合,现在的德国国营企业仅仅只有鲁尔区的几个煤矿)。另外德国还对社会的高收入阶层实行累进税制,并以国家财政支持对雇员的养老、医疗、失业等实行全面的保险,并对职业教育、儿童教育、低收入房租、贫困者的社会救济等方面进行补贴。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就是德国为保证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给国家提供宏观调控的手段、实现福利制国家目的而建立的法律制度的总和。这些法律有,为商品生产和流通提供基本规则的民法和商法,为国家调控提供手段的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稳定法等,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法,实现福利制的社会立法等。这些法律构成一个相互协调的整体。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完全法律化的经济体制。它的运转机制是完全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的。"法治原则"也是现代德国基本法规定的立国四大基本原则之一。 该国现行有效的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大约3600多个,最大的法律如民法有2385条,小的有几十条,它们基本上覆盖了的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完善的法制提供了社会经济所需要的稳定政治环境。

二 提供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法律--德国民法和商法

    提供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的法律,亦即规范市场经济的参加者及其行为的法律,在德国是民法和商法,这是毫无疑义的。民商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规范市场经济参加者身份,赋予市场经济参加者用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需要的基本的权利、提供商品交换基本的法律规则。民商法把商品生产者与商品交换者的基本需要,按照平等、自由、公正、公开、诚实信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协调一致等原则,规定为民事权利主体、物权、债权、公司、票据、保险等具体的制度,保障市场经济按照这些法律制度健康正常地运转。民法和商法所提供的规则,是社会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规则,这在德国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我国有关的探讨中,对此似乎缺乏足够的认识〔2〕。

    (一)德国民法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法律规范涉及到全社会的每一个自然人和法人,大到涉及国计民生的财产支配关系和流通关系,小到个人、家庭与邻里之间的关系,都是民法的调整范围。所以它是市场经济社会最基本的法律,其重要性只有宪法可以相比。德国现行民法是1886年颁布、1900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明年该法典诞生就已经整整100年了。100年来,德国社会与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49成立时制定的《德国基本法》即德国宪法承认《德国民法典》仍然有效。当然该法典也曾经过不少的修改,但其基本结构和内容没有大的改变。德国法律明确规定,任何企业的开办者和经营者都必须有学习过《德国民法典》的经历,每个大学生,无论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都必须有《德国民法典》的学分。一部法典能有如此之长如此之大的生命力,其主要的原因有:

    (1)体系宏大,覆盖面广。民法因调整范围广泛, 在一般国家也都是体系最宠大的法律。《德国民法典》开始制定时,正是分裂数百年的德国刚刚统一之时,立法者也想利用该法典把长期分裂割据而混乱不一的德国社会统一起来〔3〕,这就更加扩大了民法典的规模。因此,该法典在立法时基本上把当时能够设想到的市民社会的民事法律关系统统都规定进去了。这就使得整个德国社会都建立在该法典之上,使得《德国民法典》实际上成了规范整个德国社会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的法典,也使得后来想废止该法典的人常常自叹乏力(比如希特勒就曾想废止该法典〔4〕)。 同时也由于立法的这种背景和德国人一贯办事细致认真的传统,该法典的条文达到2385条,成为当今世界最宏大的一部现行法典。

    (2)采纳科学,多有创新。《德国民法典》制定时, 立法者尽量采纳了当时法律科学研究的成果,使得这部法典非常富有创新性。这一点比较突出的如:在立法模式的设置上,它放弃了在当时影响极大的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把民法规范规定为"人"、"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变更"、"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三篇结构,而根据本国法学家的研究成果,把民法典的内容划分为"总则"、"债务关系法"、"物权法"、"亲属法"、"继承法"这五编式的结构,这样,民法的全部内容安排得清晰合理,人们从各编的题目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相互区别和相互联系。又如"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法人"、"物权"等法律概念和制度,关于"有限所有权"理论、"权利滥用禁止"理论等,也是《德国民法典》吸收法学家的研究成果并在法典中首创使用的,目前这些概念及制度的科学性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并已经得到普遍使用。

    (3)结构严谨,技术性强。 《德国民法典》充分体现了德意志民族惯于抽象思维和讲究专业化、技术化的特点。《德国民法典》中大量地应用了"事实的抽象-概括式表达"、"一般性条款"、"共同性规定(提取公因式)"等法学逻辑手段和技术,使得《德国民法典》的层次分明,而且结构严谨。为了节省文字和篇幅,该法典中还大量地使用了"援用"技术,很多条文直接引用其他条文的事实规定或者法律效力。在立法语言上,《德国民法典》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尽量使用法律规范语言而不是一般民众的生活语言,这就使得法典条文的含义尽量地精确无误。在《德国民法典》制定时,曾有人就它的立法技术和语言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它过于专业化,疏远民众,是"教授的法律"。不过正因为此,该法典才做到了"法律计算机"〔5〕般的精确,给法官执法提供准确的应用规则,并限制了法官的任意性,从而使法律得到准确的贯彻,而大众化的立法技术和立法语言是做不到准确执法的。

(4)立足长远,讲究质量。《德国民法典》同时还体现了德意志民族认真、精确的特点。该法典从1873年起草,到1896颁布,先后三易其稿,共计24年方才制成。在整个法典之中,至今人们还很难发现冗言赘语,也很难发现没有实用意义的条文,一些被后来实践证明过时的或缺损的内容,立法者也都进行了废止和补充。举世公认的是,《德国民法典》不愧为讲究立法质量的楷模。

    当然,时代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任何法典,即使它制定时再完善,也得要不断地进行修改。截止到1994年11月5日, 《德国民法典》已经进行了122次修改,涉及的条文约500余条〔6〕。 其中废止的条文主要是封建色彩浓厚的家庭与婚姻制度方面的内容,增加的条文主要是禁止权利滥用、男女平权、侵权责任。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内容。总的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法的内容必须不断增加。德国立法者也认识到,试图用一部法典来概括和规范全部社会生活是不可能的。当增加个别条文无济于事时,立法者干脆重新制定一部新法, 作为 《德国民法典》附从法。目前这些附从法有《地上权条例》、《住宅所有权法》、《通用交易条件法定规则法》、《婚姻法》、《消费者信用法》等。

    (二)德国商法

    商法是规定以营业为目的的人(包括法人)和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和。顾名思义,商法就是专门规定有关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人(包括法人)和事实的法律。从法律逻辑上来说,商人是民事主体的特别形式,商行为是民事行为的特别形式,所以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民法是商法的一般法。在法律适用规则上,应优先适用商法,在商法无特别规定时,可以适用民法。1897年生效的 《德国商法典》,对它和 《德国民法典》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规定的。

     《德国商法典》和《德国民法典》是同时制定也是同时生效的,以后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时又同时得到《德国基本法》的承认。德国在民法典之外另外制定商法典的原因,是商人和商事行为虽然具有民事主体和民事行为的一般性质,但是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他们表现更多的是其独特性,即具有以营业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目的,即以商业性盈利为目的的特点〔7〕。而且商行为比一般民事行为运转更快, 因而其风险更大,所以它有更高的安全性要求。为社会公益和社会经济生活安全而言,必须有国家立法对商人和商行为制定明确的规范。《德国商法典》包括四编共905条,第一编:商人,内容有商人,商业注册,商号,商业帐簿,商业代表等规定,第二编:商事公司及匿名合伙,是关于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第三编,商行为,内容有商行为的一般规定、买卖、批发、运输、仓库、运送等。第四编是海商法的规定。

    《德国商法典》并没有规定商法的全部内容。以后德国又单独制定了《票据法》、《保险法》、《支票法》、《银行法》等商事法律。由于商业的迅猛发展,商法典的内容的更新和变化要必民法典更快更大。比较突出的有:1937年有关股份的法律从商法典中抽出,制定为单独的《股份法》;1986年通过《资产负债表规则法》用100 多个条文使商法典第三编得到更新:1989年又根据欧共体法制定了新的商业法。

   

    

三 给国家提供宏观调控手段的法律制度

    由于对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产生的经济危机的深刻认识,德国才改行国家宏观调控式市场经济,其目的一是为了均衡社会经济利益,二是为了防止因为垄断而导致限制甚至扼杀竞争的现象,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就是说,国家不再把社会经济的发展只当作私人事务,而要以社会的最高公共仲裁人的身份积极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如果说民商法提供给市场经济参加者合法的身份和必要的权利,那么国家的积极的干预则是要给市场经济提供和谐发展的秩序,保证它能顺利发展。

在法治国家的原则下,国家的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德国在这一方面制定的法律主要有:

    (一)关于保护竞争的法律。

    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竞争。因此促进竞争并保护竞争顺利进行就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对竞争不能如自由放任时期那样放任不管,因为放任竞争会产生如下两种损害竞争的情况:一是竞争的滥用,即不正当竞争;二是企业之间达成协议限制甚至扼杀竞争。为此德国专门制定了如下立法:

    ⒈《反限制竞争法》又名《卡特尔法》。1957年制定, 1980 年和1990年两次修改。之所以又称之为《卡特尔法》,因为该法的主要立法目的就是要消除企业之间达成的限制竞争的卡特尔协议。有时卡特尔也指根据上述协议而产生的企业组织,如企业集团、企业组合等〔8 〕。该法列举的卡特尔形式有:交易条件卡特尔,它给一个行业的企业规定一个统一的合同条件:价格卡特尔,它规定一个统一的最低价格;顾客或者地区卡特尔,它为每个企业规定特定的顾客种类或者特定的营业地区等。卡特尔的极端形式是辛迪加,它是指将价格、交易条件、合同条款、有关产品的一般条件等全部统一规定从而形成垄断的卡特尔形式。卡特尔行为可以产生于市场的各个行业,也可以发生在市场交易的各个阶段。总之,卡特尔的本质,就是使企业减少甚至是免于竞争压力,保证他们在不改进其为顾客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质量的条件下而能够获得稳定的甚至是不断提高的收入。

    在对卡特尔行为进行国家干预时,确定它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否真正造成损害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企业的联合有时是好事,有时是坏事。按《卡特尔法》的规定,当企业之间的协议造成他们"支配市场"的地位(垄断),并滥用此地位剥削合同相对人或者消费者时,即认为其是法律应该禁止的"限制竞争行为"即卡特尔行为。对交通、能源、以及自然资源开发型企业等自然垄断行业,也要根据上述标准来判断其是否具有限制竞争的行为。国家对卡特尔行为的干预方式是:对要成立卡特尔的企业实行准许制,即企业之间成立卡特尔时必须向联邦经济部申请准许,否则为非法。对已经成立的卡特尔组织,由设在柏林的联邦卡特尔局或者各州的卡特尔局进行调查,以确认他们是否能够造成他们"支配市场"的地位以及他们是否有"控制滥用"(即利用其地位操纵市场)的情形。由于对此情形的判断在具体的事件中是很困难的,所以立法者赋予卡特尔局一种可以假设的权利:根据企业的某一行为(比如规定价格)确定,它在市场上是否具有限制竞争甚至取消竞争情况。在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卡特尔局将颁发一个"联合禁止"命令,宣布企业之间的卡特尔行为无效,并将其予以解散。在德国,成立卡特尔必须得到联邦经济部的批准,而联邦经济部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慎重,只有能够创造或者扩大就业机会的卡特尔才能获得批准,而卡特尔的本性一般来说是消减就业机会的,故新成立卡特尔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在德国,只有环境保护企业不受《卡特尔法》的限制〔9〕; 另外因受欧洲联盟法(原来的欧共体法)制约的农业等行业,因不参与竞争,故也不受《卡特尔法》的限制。

    ⒉《反不正当竞争法》又名《竞争法》,1909年制定。该法的立法目的,是排除竞争中的不公正、不道德行为,建立并发展公开、公正的竞争秩序,保护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卡特尔法》在具体调整范围上虽有差别,但是他们的作用是互补的,目的是相同的。该法制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它是德国政府早就认识到国家应当积极干预市场经济的意义并实施了干预的一个象征。当然此后德国对该法也曾进行过一些补充和修改,如1932和1933年颁布两个附加条例等〔10〕。

该法把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分为四大类:第一种是"顾客误导",指的是使得顾客自己作出决定而损害自己的种种不道德行为,如通过诱惑性广告进行心理上的和道德上的强迫买卖等。第二种是"妨碍对手",指通过毁灭性价格战(即倾销行为)、封锁、贬低他人的广告甚至违法犯罪等手段,降低竞争对手的竞争能力。第三种是"剥削性竞争",指的是企业对他人劳动的剥削,如假冒他人的成就(如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与他人相同的包装等)、模仿他人的广告、盗用他人的声誉、诱拐挖走他人的工作者等。第四种是"违法竞争",指企业有意识地、有计划地以违背税法、工商法等谋取竞争优势,获得不正当利益,如给回扣、行贿等。另外该法还具体地列举了一系列有关的法律事实,并从中甄别出正当与不正当的界限。这些事实有:迷惑性广告、清仓出售、甩卖和季节末大甩卖、购物券交易、行贿、诬陷、营业性诽谤、吐露商业秘密等。

    虽然《竞争法》对种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作出了细致的规定,但是它又规定,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权利,并不属于企业和个人,而是属于法院。受害人可以依据事实向法院起诉,但只有法院有权判定某种竞争行为是否正当并决定是否给予相应的处罚。

    (二)关于国家调节、稳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

    即使各种社会经济力量完全按照合法的方式存在和竞争,有时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会出现一些异常情况,如通货膨胀和失业等,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常见的。此时就必须有国家出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调节,把市场经济导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德国1967年制定的《稳定法》就是给国家提供调节社会市场经济的手段的法律。该法的全称是《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它规定,在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联邦政府有权以间接的干预措施调节经济发展(所谓"经济干预");调节的目标是,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保持稳定的物价、高的就业率和对外贸易平衡,保持各州、城镇、乡之间的经济均衡发展:调节的主要手段是预算、税收、社会福利措施等。它还规定,监督、调节社会市场经济,是联邦政府的义务,联邦政府必须对协调各地的经济发展负责,对各地区的投资用税收进行引导,并在每年初就过去年度的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向国会报告。《稳定法》的施行,其意义一是它给国家提供了经常的明确的调节控制经济发展的权利义务、以及实施调节的手段;二是它扩大了联邦政府参与经济事务的权力,缩小了经济的地方自决权,对联邦制条件下的经济地方自治原则进行了修正。

    德国在稳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方面,除利用《稳定法》进行大胆的调节之外,还采取了如下措施:

    为抑制、消灭通货膨胀,规定德国中央银行德意志银行独立,使其脱离联邦中央政府机构系列,中央银行董事会的组成不属于联邦总理的职权。这样,政府就无法决定货币发行量,这就消除了政府为追求经济高速发展而滥发钞票导致的通货膨胀。

    设立经济发展理事会,成员有联邦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各州政府一名代表、乡级政府的代表等。理事会的任务是:对德国境内全局性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协商,寻找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方法并尽可能地采取一致行动。因德国是联邦制国家,经济事务的决策权属于各州政府。成立经济发展理事会后,联邦政府便可以对各州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并贯彻联邦的经济政策。

    设立财政计划理事会,其成员与经济发展理事会组成方式一样,其任务是协调国家、州和乡的财政计划,使公共收支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设立社会力量监督国民经济运行的常设机构,于1963成立的一个由德国境内没有党派色彩的五个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专家理事会,人称"五贤士会"。该理事会的主要任务是:鉴定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每年秋季撰写一部关于宏观经济发展的优劣的鉴定报告。这份报告要向社会公布,而且对政府实施政策有直接的作用。在每年1 月份召开的联邦议会上,联邦政府要将他们对该鉴定的意见向议会提出专门的说明。

(三)关于市场准入的法律

    对于允许公开竞争的行业,国家均规定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不达到标准者不得开业进入市场。市场准入制度是企业开业登记制度之外的另一种考核制度,任何营业者当然都必须经过国家登记方可开业,但德国法律要求,营业者在申请登记之前,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市场准入条件。这些条件是,对各种公司,依据商法的规定实行规范制和批准制;对个体商人,则要求其具备职业知识。对具有高级技术知识的个人营业者,如医师、律师、会计师、经济师和税务顾问等,国家还要求他们必须经过特殊的培训并达到一定的年龄。德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法律是非常严格而细致的。例如,即使是修鞋师傅、家庭用水管道修理师傅这样的个体开业者,法律也要求他们必须具备实科中学毕业(六年制中学)毕业、学徒三年、帮工五年、最后通过政府专门考试的履历。

   

    

四 关于劳动者的法律     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根本来源,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理所当然地是立法的中心任务之一。由于德国是私有制国家,贯彻的是"劳动自由"的原则,故劳动关系的建立完全采用市场化方式即采用劳动契约形式,由雇主与雇员自己决定是否发生雇佣关系,并决定工资、工作时间、工作条件、休假、劳动保护等有关劳动的具体事宜。在这种条件下,劳动者总是处于较不利的地位,他们的权益常常难以得到保护,劳资冲突的产生是必然的。为缓和这种冲突,稳定社会关系,德国法律在保护劳动者上采取了较大的举措,其主要有:

    ⒈制定独立于民法的劳动法。在《德国民法典》关于雇佣关系的规定显然已经不足以保护劳动者的条件下,把劳动关系从雇佣的法律规范中分离出来,另外从19世纪末开始制定了一系列劳动法规,这些法规最初是针对个别行业制定的,尤其是针对矿工等劳动保护最为迫切的行业制定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成为劳动法群体。1969年德国制定了专门的《劳动法统一法》,把所有的劳动法规统一为一个大法。该法以《德国民法典》和《德国商法典》为基础,但又广泛地引入行政法措施,确立了统一的劳动保护条件。该法的另一个显著的成就是,把对劳动关系的司法管辖权从一般管辖权中分离出来,为成立独立的劳动法院提供了法律依据。

    ⒉设立独立的劳动法院,对劳动关系进行特别司法管辖。 德国于1979年制定《劳动法院法》,规定设立县、州、联邦三级劳动法院系统,审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劳动关系争议。该法规定,区别于一般的民事争议的是,劳动争议的审理贯彻程序捷便和费用节俭的原则。

3提倡"社会伙伴关系"。所谓"社会伙伴关系"指的是德国社会的一种说法,它认为德国的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代表者雇主联合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根本冲突,而是一种在客观上既有矛盾但又谁也离不开谁的、要共同为经济稳定和繁荣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的伙伴关系。德国法律对这种说法至少是采取了鼓励的态度,法学家们在其著述中也大量采用并阐述这一说法。按照"社会伙伴关系",只有雇主与雇员之间、雇主联合会与工会之间在出现劳资冲突时即互相斗争又互相协调才能解决问题。这一看法可以说在德国形成了共识。1993-1994年德国南部的钢铁工人长达10个月的罢工就是在工会与雇主联合会顽强而又灵活的斗争中得到解决的。

    2建立"共决权"制度。所谓"共决权"制度,指的是德国法律规定的,在所有的企业中建立的由就业者享有参与和雇主共同决定企业事务的权利的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有:⑴"企业委员会"制度。按照1952年颁布、1989年修订的《企业法》,在一切企业中设立企业企业委员会,企业委员会由就业者或者就业者代表组成,它享有代表就业者讲话以及决定部分企业内部关于就业者事务的权利。其权利主要包括:在集体事务方面如就业者的休假计划、工作时间、职员宿舍的安排以及工作秩序、工人岗位劳动监督、企业新技术引进等问题上企业委员会拥有决定权;在企业对就业者的个人处置事务如就业者的培训、岗位调换、解雇等问题上,企业委员会拥有知情权和建议权;在企业变更损害到20名以上的就业者的利益时,企业委员会有为他们取得利益补偿和申请社会救济的建议权等。企业委员会不同于工会,因前者是法定组织,有法定权利;而后者是自愿成立的社团,其权利来源于组织章程;而且前者只可在企业内部活动,而后者可以是行业的、地区的甚至是全国的组织。⑵就业者参加企业监事会制度。根据德国前述《企业法》、1951年的《产业企业共决权法》、1976年的《共决权法》等法律,就业者有权在一切股份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监事会席位。法律对就业者席位的多少有明确规定,如在拥有500 名以上就业者的矿山、钢铁企业中拥有1/3至半数的席位, 在企业集团如康采恩的监事会中拥有至少20%的席位。在监事会中,就业者监事行使与其他监事同样的权利。

    ⒌工会的统一化和独立化。德国法律规定,某一行业只能组织统一的工会,其目的是避免该行业工人力量分散,保持工会的强大。所谓工会的独立化,指的是德国法律规定,工会不能从属于任何党派或者教派,而只能保持其独立。该规定的目的,是要防止把工会作为党派的竞选的工具或者教派斗争的工具, 使工会保持其只为工人利益活动的特性。

    ⒍建立完善的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制度。德国对劳动保护的法律制度见于民法、商法、行政法的一系列法律之中。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种是针对劳动中的危险对就业者的保护,如劳动秩序、就业者健康、劳动技术条件、危险品作业的保护等规定;另一种是劳动时间保护、劳动报酬保护、解约保护等。另外,对特殊劳动者如妇女、青年、重残疾人、以及家庭劳动者等,由法律针对其特性作出规定。虽然德国法把劳动关系的缔结仍然当作民法上的一种合同,承认其成立依据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但是它把劳动保护条款规定为强制性条款,雇主只能接受,而不能改变和抛弃。同时,德国对一切就业者建立以企业资金和国家资金为基础的强制性保险制度,它规定所有的雇员都必须参加医疗、养老、事故、失业等项保险,保险费由雇主与雇员各半分担。如就业者失业,除其可以领取失业保险赔偿外,还可免费接受由国家财政支持的职业培训和转岗培训。

    总之,一方面由于就业者技能的提高和劳动市场的一百多年的"磨合",另一方面由于法律对就业者的完备的保护,德国的就业者的法律地位和劳动条件已显著提高,据1991年的统计资料,其劳动力价格已经成为世界之冠,个人的消费达到全国社会净产值的56.1%,远远大于同期国家的各项支出〔11〕。

   

    

五 关于社会福利制的法律

    如上所述,所谓福利制,就是使德国公民享受全面的社会保障的制度,这是德国基本法规定的四大原则之一,也是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目的,为实行福利制国家的目标,德国长期把农业、交通、邮电等行业置于市场之外,使之未进入竞争机制。同时,德国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国家的财政为基础在该国建立起了全面的福利制制度。这些制度除上文谈到的就业者的福利措施外,还主要有如下方面:

    ⒈住房。德国依据国家财政支持建立起了西方国家唯一的"福利制住房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住房十分紧张,大量的无房居住者使得住房市场对居住者非常不利。因此德国政府开始实行住房市场的国家控制,使其基本上不再依市场调节。控制的手段之一,是国家强制投资住房市场,并获得对住房的部分支配权,然后把住房低价出租给社会低收入者阶层不定期居住,这就是所谓的"福利制住房"。控制的手段之二,是依《住宅义务法》(1948年)强制规定对房主解约的限制,后来该规定导致对《德国民法典》的修改,而建立起了"承租人保护"的法律制度。依靠这些制度,德国的住房市场曾有过长期的对居住者宽松的局面。但是自从德国统一后,住房市场目前仍然比较紧张。

⒉养老。德国对全社会实行法定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是由国家财政支持的。通常男子年满65岁,妇女年满60岁即可领取到养老金、退休金。

    ⒊教育。德国对全体居民实行十年制义务教育制和一切教育免费制度。对受教育有困难的居民,国家给予特殊的帮助,比如对残疾人国家建立特别的学校予以教育。对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国家给予未来可以减免的贷款。对失业者,国家举办专门的学校使他们免费学习新的技能。

    ⒋贫困者的社会救济。德国对低收入者实行国家补助。补助的方式有发生活补助费、提供福利制住房等。

   

    

六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参考价值

    关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效果的分析,例如原西德如何依靠这种制度而取得举世注目的建设成就的情况,在我国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介绍。此处当不再赘言。所应补充的是,在德国统一后原东德地区的经济重建过程中,德国式市场经济又一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东西德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巨大,统一后为发展东部经济而耗费了大量资金,从而导致德国经济从1990年到1993年没有正增长率,但是德国马克的币值与汇率基本保持未变,通货膨胀率没有超过3%, 人民的生活水平基本没有下降,未出现大的社会动荡。1994年德国东部的经济改建已经基本完成,德国经济开始走出低谷,出现2%的增长率,1995年经济可望持续增长。正因为此,执政已经三届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在多数人预期竞选失败的情况下,在1994年的超级大选中又一次取得了竞选胜利。这一切与前苏联地区及东欧地区某些引进英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的政治动荡、经济难以发展、人民怨声载道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然,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从法律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并非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对它的批判不是本文的目的。我国的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我们需要广泛地吸收和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法制经验,尤其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法制的成功经验。实事求是地说,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对我国在许多方面都有借鉴作用,最突出的方面应该是以下几点:

    ⒈依靠民法来建立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行为规范基础。民商法是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正如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其实也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法律制度所表明的那样,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立法是民法以及作为民法特别法的商法,因为他们提供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整个社会的最基本的法律规则。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国的立法者对此并无清楚的认识。目前我国民法立法非常薄弱,根本无法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规范的需要。现行民法最基本的法律"民法通则"过于简单,只有156条,在其实质内容方面, 不但物权财产权(最突出的是不动产财产权)、债权这些民法中最基本的内容,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的法律规范,在我国可以说是缺乏有实质意义的规定,而且已经被改革实践和其他法律所否定的内容,如关于不许土地出租的规定等,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民法的有效条文,所有这些给我国目前的改革确实带来不少困难。但同时这也给改革带来良好的契机。因为大家都能看到的是,旧的古老传统很难适应当代的情势,在产品经济体制下制定的行为规则又被改革和人民群众所抛弃,所以我国目前最缺乏的就是民间的基本的行为规范。而民法依其本源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间社会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因此,如果现在我国能够制定出一部详备而得当的民法,不但会弥补我国目前的民间社会行为规范缺乏的漏洞,而且会极大地促进改革的发展。这也是我们从《德国民法典》的制定和施行百年时理应得到的经验。

    ⒉依靠法治方法实现法治经济。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点,目前从上到下已经没有疑义。但是对怎样才能实现法治经济这一问题,理论界无人提及,实践上可以说并不明确。因为,目前我们所使用的改革方法可以说是与法治目标相违背的。其主要的表现是,新的改革措施的出台常常不依靠法律的手段和方法,没有遵循"先立法、后行动"这一法治国家普遍的原则,而是绕过现行法律、甚至违背现行法律的规定,依靠非法律的种种手段推进改革的进行。比如,改革中大量存在的"先试验、后立法"方法就是如此。这样,几乎每一次改革措施出台都会带来法律威信下降的副作用,它违背了法治国家的目的。这一点无疑也是我国目前法制威信不高的原因之一。对此问题的解决可以参考德国等法治国家的作法。在德国,对政府的行为实行的是"法律之外一切行为均为非法"的原则,政府施政如有新的举措,首先考虑的是把自己的纲领制定为法律,然后才付之于行动,如不然,政府的行为就是非法行为。这一原则虽有僵硬之嫌,但它却维护了法律的尊严,遵循了法治的原则,收到了长远的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我国对改革也应贯彻"先立法、后行动"的改革策略,也就是依靠法治手段达到法治目的的策略,把一切改革活动纳入法治轨道。要做到这一点在我国并不难,因为目前所推行的改革制度,常常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已经为我国台港地区或者其他国家证明是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甚至有些改革措施就是直接从这些地区和国家引进的。那么在吸收这些地区和国家的经验时同时引进他们的有关的法律制度、同时把这些法律制度通过立法转化为我国的法律制度,应该说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1〕a.hofmann. tatsachen ueber deutschland, societaets.verlag 1992,seite 185.

    〔2〕参见张贤钰:《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与法制的评价》,《中国法学》1993年第6期等。

    〔3〕helmut koehler:einfuehrung zum bgb,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seite ix

    〔4〕helmut koehler;einfuehrung zum bgb,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93, seite xix

    〔5〕konrad zweigert & hein koetz,einfuehrung in die rechtsvergleichung,tuebingen 1971,seife 268.

    〔6〕schoenfelder:deutsche gesetze,verlag c.h.beck,1994,11.

    〔7〕wolfgang hefermehl:einfuehrung zum hgb,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seite 7.

    〔8〕creifelds; rechtswoeterbuch. verlag c.h.beck.neuauflage1994,seite 645

    〔9〕stern usw.:einfuehrung in das deutsche recht.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 1990,seite 123-124

篇6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农民工的数量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大,农民工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昌盛意义重大。而我国现有的对农民工的切身利益进行保护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却是极不完善的,呈现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良好态势,极其不匹配的局面,因而,本文从经济法的角度,对完善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使农民工的利益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

农民工;社会保障;经济法;法律制度

我国在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道路上取得的成果不计其数,我国的农民工仍然是我国从业人员中的一个重要人群,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深化改革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重点,从立法层面对我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相应的改革,减少农民工在医疗、工伤、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险风险,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幸福度,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建立健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所遵从的首要原则就是公平,保护社会中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将资源进行第二次分配,促进更加公平的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这一理论与传统的经济学中所提倡的效率第一、兼顾公平的理论看似有着根本的区别,可是从构建整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加合理公平的分配劳动资源角度考虑其是共通的。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缺失

(一)农民工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缺失

由于我国现存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刚开始设立的时候并没有充分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完全考虑在内,所以,直至现在,我国的社会保险中的失业保险根本就不将农民工这一群体包括在内,这是一个严重的缺口,在其他几个险种上面,由于农民工因其工作的特殊性,使得其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大的群体,而我国目前的险种当中,只有养老保险能够进行跨区域的流动,其他的险种,只要农民工一移动,那么以前所缴纳的费用都归零,这对农民工自身是非常不公平的。再加上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险制度,要求缴纳的保险费用较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普遍不高,与用工单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的人群非常少,这一笔高昂的社保费用,他们根本承受不起。

(二)农民工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缺失

我国的射虎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两个方面的内容,可是在现阶段,我国更加侧重的是在社会保险方面进行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在社会救济方面很少涉及。即使是2014年最新颁布的我国第一部《社会救济法》,它所要救济的对象也是农村五保制度、自然灾害救济制度和社会最低保障制度,对于社会中农民工这一特殊的主体,却没有得到特殊的保护与救济。《社会救济法》中关于城镇居民生活最低保障和农民工生活最低生活保障所适用的具体法律法规也存在很大的差别,且明显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适用的相关规范的效力大于农民工生活最低生活保障所适用的文件的效力,这种差别的社会救济制度的存在将极大地损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三)农民工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缺失

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的具有法律效益的契约,它对于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能够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的农民工还不到所务工农民工的一半。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我国农民工的法律法规意识普遍比较淡薄,再加上用人单位明显的优势地位,基本上不愿意与农民工签订正式的用工合同。第二,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制度对农民工签订合同并没有详细且明确的细则予以规定,用人单位即使不与农民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所受到的处罚也较轻,即上企业的违法成本低。再加上,我国政府相关部门缺乏对农民工进行普法宣传,农民工很难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1]。

二、经济法理念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从经济法理念的角度分析,其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公平竞争理念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经济法遵循的是公平竞争理念,它倡导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和无差别的市场准入,而无关进入市场的主体的实际的能力强弱。给每个进入市场竞争的公民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最终达到利益的均衡分配,为了能够达到以上目的,在经济法制度下对农民工这一特殊主体利益进行法律法规的制度建设,能够更好地体现公平、公正的经济法理论的实质精神。

(二)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可持续发展理念就是促进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达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的目的。而经济法作为调整与有效干预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最基本的一般性法律,通过指定一系列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制度,对于调整资源的合理配置,营造良好且公平的市场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而农民工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成员,通过经济立法,为其社会保障提供良好的法律后盾,保障其就业、养老、医疗的方面的合法权益,既符合经济法的理论宗旨,同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有序竞争理念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有序竞争理念也是经济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提倡每个公民在公平的市场经济市场氛围中,发挥各自的优势,营造一个和谐且理性的发展空间,所以为了能够尽可能最大限度的使得每个进入市场主体的权益最大化,就需要在经济立法上对处于优势地位的市场主体的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而对于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农民工的权利提供实质意义上保护,而社会保障制度对其的倾斜性保护就是最有利的保护[2]。

三、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一)加强农民工社会福利立法体系建设

如果我国想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制度的话,农民工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必不可少,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所涉及的人员包括老弱病残集体,而对于农民工这一特殊主体却完全没有考虑到。所以,我国应该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现阶段,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新一轮的入户、入学制度对流动性极强的农民工是极其不利的,所以要想城镇户口的居民和农民工的待遇真正实现无差别化,必须进一步的户籍制度改革。其次,要加强立法,在用人单位,增选农民工作为企业工会组织的一员,扩大农民工的话语权,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保护,用白纸黑字予以切实保护,这对于农民工进行自身权利的维护具有积极作用,从而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力度和社会福利程度作用明显。

(二)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所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我国应予以足够的重视。而现阶段农民工作为社会当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合法权益很容易也最为普遍的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害,所以,有必要在社会保险制度方面给予应有的关注,从而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首先,对于现阶段立法还没有进行规定的农民工失业保险制度,我国可以借鉴外国成熟的经验,将农民工的失业保险纳入社会保险范围,对于虽有相关规定但不能随时进行跨区域流动的除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其他社会保险制度,也应该得到相应的改善,农民工与其他稳定性较强的工作人员不一样,应该得到特殊的保护;其次,应该降低现阶段的社会保险制度缴费率,让政府、企业分担一些农民工的社会保险费,建立政府、用人单位、个人三者一体的缴费模式,

(三)完善农民工劳动合同法律制度

加强立法建设,对农民工合同签订立法进行比较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并且要加强劳动合同签订的监督管理建设,对那些不愿意与农民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企业进行严厉的打击,提高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督促其与农民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因为老劳动合同是保护农民工利益最后的屏障与救济[3]。

四、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法视野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需要从经济法律制度着手,建立一整套适合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法律意识。同时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实施方面,政府与企业应当为农民工社会保险的缴纳提供一定的帮助,减轻农民工的经济压力,提高其幸福度,营造有序、公平且合理的经济竞争环境,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健全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作者:张士红 单位: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徐春燕.经济法视野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研究[J].税务与经济,2016(01):42~45.

篇7

论文关键词:社会保障开支,工作积极性,单亲家庭,老年人

 

1935年8月14日,《社会保障法》的签署标志着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式确立,但其援助对象却仅限于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盲人、未成年人和残疾儿童。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社会保障政策逐步完善,内容涉及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诸多方面,使美国社会保障形成特色,并成为名副其实的“福利国家”。[①]1970年后,随着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失灵,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渐陷入困境,社会保障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出来,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成为政府与民众关注的焦点。

一、社会保障与财政危机

美国的社会保障分为三大类: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社会保险项目主要有老年保险、伤残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事故保险和医疗保险。社会救济项目主要包括:“补充收入保障”(对65岁以上未得到社会保险的贫困老人 、盲人和残疾人发放救济金)、“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医疗补助”和“食品券补贴”。社会福利项目主要有公共医疗保健、教育津贴和“公共住宅补贴”。社会保障援助对象扩及失业工人、退伍军人等在内的各个阶层和群体,社会保障的项目也多达300多项。[②]加之领取者标准的降低,社会保障的受益人数持续增多。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社会保障各项目最低标准提高,开支不断扩大。以医疗保障为例,医疗手段的现代化使美国的医疗费用迅速上升。心脏搭桥手术的费用1970年为1.4万美元老年人,到1991年增至40.7万美元,[③]涨幅惊人。许多医生为避免治疗不当引起诉讼,往往从事“防御式行医”,即让病人做许多不必要的化验并常常要求其他医生会诊,使患者支付了一定数额的不必要的医疗费用。“第三方付费”的付款方式也没能鼓励病人和医生在要求活建议化验和治疗方面实行节约。医生不考虑廉价实惠的药方和治疗手段,患者及其家属也往往追求费用高昂但风险小、治疗效果好的医治手段,造成许多代价昂贵的技术过度使用。美国的医疗费用因此不断上涨,其总支出、占GNP比重和人均费用增幅都比较大。(见表1)

表1 1950-1990年美国医疗费用增长情况[④]

 

 

  全国总计(亿美元)

占GNP比重(%)

人均费用(美元)

1950年

127

4.4

82

1960年

269

5.3

146

1970年

750

7.6

350

1980年

2475

9.4

1049

1990年

6396

篇8

关键字: 公平,效率,竞争,市场经济,公平

目 次

一、导论—两个经济的启示

二、市场·竞争·效率

三、社会·分配·公平

四、经济法与民商法

五、

一、导论-两个经济时代的启示。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二者最大的变化就是微观上从讲公平到讲效率,宏观上从讲公平到讲效率。(1)

计划经济时代已经过去,正处于社会主义初期市场经济阶段。反思两个经济时代,最大的区别就是二者利益分配目标不同了,微观和宏观领域的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计划经济时的利益分配目标:微观、初次分配的主要目标是公平优先、生存养人;宏观、再分配的经济目标是效率优先、追求国有资产最大化。政府除了是社会行政管理者之外,还同时兼有国有资产代表者的身份,甚至作为国企的直接投资者。它既要当市场的“裁判员”,又当市场主要的“运动员”,他经常要代替而直接去搞微观运作,它主要目标是为了追求具体企业的效率,因而往往失去了公平。但另一方面,企业—因为他们是国有企业,承担政府下达的社会行政目标,要解决就业和公平分配,要追求“生存养人”的利益目标。企业搞了公平,也就失去了效率。所以。计划经济最终是不公平也不效率的经济体制。

而市场经济的利益分配目标与计划经济截然相反。如下图所示:

微观宏观

计划经济 追求公平优先 生存养人 公平效率 追求(国有)资产最大化 效率公平

市场经济 追求企业资产最大化 追求社会公平 生存养人

当中国的市场经济最完善时,最强的市场力量和最强的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相结合,就逼近了这样一个成熟的目标:最有效率的初次分配和最公平的再分配相结合。(2)

而市场经济体制所达到的微观上的效率和宏观上的公平是需要相关的法律来调整的,。经济法便由运而生了。

二、市场·竞争·效率

竞争是提高生产率的最理想手段。

-艾哈德(3)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缺乏了竞争的市场是一潭死水,散发着冲天的恶臭;是枯萎的花儿,低垂着丧气的脑袋;是无心的僵尸,失去了生命的灵魂。而充满竞争的市场犹如一泓泉眼,流淌着汩汩的生命之水;犹如一朵盛开的花儿,散发着扑面的清香;犹如健壮的青年,充满着朝气与活力。“任何真正的竞争都是高度主动积极创造型的竞争,这种竞争能最大限度的激发人的聪明才智,促使人奋发图强,大胆冒险,不断进取”(4)

竞争是动力。“如果说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是一切阶级社会进步的动力的话,那么在和平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合法的利益冲突和利益竞争同样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甚至是更一般、更持久的动力。”(5)列宁认为,竞争“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配置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6)

竞争是压力。适者生存,劣者淘汰-这是大普遍的法则。不进则退、不优则汰。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每一个市场主体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又转化为巨大的动力。

竞争是共赢。在良性竞争的环境中,竞争者之间在压力和动力的本能驱动下,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也就提高了整个市场的经济效益。“竞争的目的不是要消灭竞争者,而是通过更好的和更灵活的管理超过竞争对手,以造福消费者,从而也有利于自身的收入。”(7)熊彼特指出:“如果社会主义社会把经济刺激实行的远超过赛跑的马和机器所要求的限度,一定是大有所获的,这种刺激是有价值的社会性质的努力的推进器。”(8)

所以,竞争就意味着效率。“经济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对于一个企业或社会来说,最高效率意味着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从而使特定范围内的需要得到最大满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进,或财富得到最大增加。”(9)竞争使人尽其才。同时,竞争者必须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提供最好的商品或服务,这有利于减少浪费、节约资源,是物尽其用。“竞争促使人们把事情做到极致,讲究效益。实践证明,竞争是效益制度,哪里没有竞争,哪里就没有效益”。(10)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就是效率经济。这种经济体制的反向表述就是计划和垄断。这是两个相继发生在中国经济体制中的现象,是效率的对立物。

计划经济时期,前已论述,妄图通过计划达到微观领域的公平。“不管计划用最的能够多么详细地、迅速的和准确的计算出复杂的关系,计划还是要受矛盾的利益状况的,而没有市场机制,就会造成计划和现实经济的最优和现实发展之间的最大脱节”。(11)所以,计划经济并没有达到微观的公平。计划一切,使广大民众的自我设计权利、自我拼搏精神丧失,说到底是剥夺了人民的自由权利和自主权,是对芸芸众生的精神的蔑视。“当一个全面的计划成为社会一切经济决策基础的时候,个人的经济自由就被大大减少了,个人看不到自己的物质需要和愿望,作为经济活动的目标而被满足,而是论为实现计划目标的工具”。(12)

市场经济时期,竞争与垄断是一对天生的冤家。就中国的经济状况而言,垄断主要是行政垄断,而不是经济垄断。因为中国还没有哪家企业能强大到如此地步,能够控制某一行业和领域。行政垄断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最直接的动因莫过于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一方面为政府及所属部门甚至官员个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受行政垄断保护的经济活动主体的利益。这可以用经济学中的“寻租”来解释。“经济学中的‘寻租’是指经济活动者为维护其既有利益而寻求政府管制,阻止其他主体竞争,保持自身垄断地位,以获取超过生产要素机会成本的收入的行为”。(13)参照公共选择学派理论,寻租活动存在的原因是人们把政府当做建立并保持垄断的工具,寻租活动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及浪费。“生产经营者寻得‘租值’就获得相当于法律上的垄断;从供给角度看,政府所属部门甚至官员个人为获得自身利益也会有意无意的去设租”。(14)即所谓“在权钱交易中,寻租活动具有双向性质”。(15)行政垄断,造成了市场经济部分领域的无效率。如电信行业:这是一个需求弹性很小的行业,垄断者-政府的宠儿可以随心所欲的收取费用,由此却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如果引入竞争机制,那么我相信消费者一定会得到低廉的价格,优质的服务。因为-竞争意味着效率。

三、·分配·公平

一切的基础是人具有两重性-经济人特性和社会人特性。所以也就有两种公平:从经济人角度看,公平是指竞争条件和机会的公平;从社会人角度看,公平是指结果的公平,即现实中的社会平等。(16)

在此,我仅站在社会人的角度来讨论结果的公平。因为机会的公平也即微观的公平形式的公平是和效率相一致的;而结果的公平也即宏观上的公平实质的公平却和效率不尽一致。

在横轴右半面的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在这一阶段,社会处于逐步阶段,分配还不尽公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效率也越来越高。人们创造的社会财富也开始增多。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社会逐渐趋于公平。但是当效率达到一定水平时,公平达到了最高点A点时,如果效率继续提高,就以牺牲结果上的公平为代价了,社会分配相差越来越远了。

“每个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权利相协调的任务…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有关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17)

而我们现在的人类社会大都已步入后阶段了。所以说当我们把社会福利当作经济活动的终级目标进行动态时,一个社会并非是效率越高越好,也不是社会收入分配越公平越好。“要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就要求公平与效率之间实现最优的组合,这种最优组合要求的条件是:公平的增加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增加(边际社会福利)与因公平的增加引起的效率降低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减少(边际社会福利)相等。或者说,效率的增加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增加与因效率提高引起的公平的降低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减少相等”(18)单纯依靠微观上市场经济的作用不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最优组合,市场能够保证效率的不断提高,但却必然带来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这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效率通过市场获得实现,公平是靠政府在再分配领域实现的。不能片面追求无效率的公平,也不能片面的追求无公平的效率。如果社会失去了效率,那么社会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如果社会失去了公平,那么社会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社会的矛盾必须得到解决和缓和,社会的各方面利益必须得到平衡。“如果一个社会为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自我肯定留有空间,那么在相互矛盾的个人利益之间,群体利益之间肯定会有冲突和碰撞…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及调衡上述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通过颁布一些评价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调整这种种利益冲突标准的一般性规则方能实现”。(19)从这种角度上说,经济法是一部平衡利益,进行再分配的公平,达到社会正义的法律。

在此,我比较赞同罗尔斯关于正义的第二个原则……罗尔斯在《正义论》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力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第二个原则: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可以合理的指望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20)正义的第二个原则即差别原则,即允许人们在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存在差别。但这种差别要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尤其是要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境况最差的人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旨在最大限度的提供地位最不利人的期望,是一种关心不幸、照顾弱者、辅助穷人的原则,因而也是一种博爱原则。

四、民商法与经济法。

作用于微观领域法律不仅有经济法,而且有民商法。我以为,民商法和经济法都旨在实现微观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但是所针对的对象是不同的:经济法是政府管理,通过政府规范来实现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外部性的行为;而民商法是对自身的要求,是内部性的行为,民法规范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活动;商法规范每个企业的资格和内部管理。

武汉大学的漆多俊教授是这样来评价民商法的“民商法虽然以个人为本位,重在维护个体利益,但它通过对个体自由和权益的维护,不仅有利于促进微观领域的公平和效率,而且由于它维持了市场的公平自由竞争秩序,使价值和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因而能使社会经济在宏观和总体上得到调节。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民商法是市场调节的法律保障,由民商法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作用,以及它对宏观领域的间接(自发的、客观上的)作用,形成了一种完整和谐的社会经济秩序,这就是民商法秩序。”(21)

通过前述,我以为,作为完整的、和谐的社会经济秩序,应称之为民商经济法秩序了。

五、总 结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的,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们所要做的就是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一切,用发展的视角去挖掘和遵循规律。经济法其实就是一个的产物:在西方国家是适应19世纪反垄断的需要而产生的;在是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而产生的。后起的社会立法必然要借鉴吸取先行的民商法中的有益因素,为己所用,这就决定了社会立法的综合性。德尔马尔默尔利用一种鸡尾酒调制来说明经济法的综合性或者混合性:“取一个调酒器。放进一份商法;用社会发色素使之上色;加进大量的税法和行政法;用一撮民法调味;撒进大量的社会学和经济学;随意摇晃,然后作为冷饮,并为这种法律饮料取名经济法。”(22)正是由于经济法的时代性、综合性,意味着它必然担负着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历史使命。我相信,随着经济法这门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经济法一定会越来越趋近于它的价值理念和制度精神-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

索 引:

(1) 解中国初期市场经济之谜(下册)》 何晓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12页。

(2)《破解中国初期市场经济之谜(下册)》 何晓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35页。

(3)《来自竞争的繁荣》 艾哈德著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第154页。

(4)《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 邱本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第288页。

(5) 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 邱本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第122页。

(6)列宁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375页。

(7)《一种未来的经济体制》 奥塔·稀客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 第245页。

(8)《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熊彼特著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第262页。

(9)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程恩富 著 载法律网2004年。

(10)《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 邱本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第288页。

(11) 《一种未来的经济体制》 奥塔·稀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105页。

(12) 《理解市场经济》以萨克森登著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第138页。

(13)《竞争法在中国:现状及展望》 盛杰民著 摘自《经济法》 杨紫烜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第299页。

(14)《竞争法在中国:现状及展望》 盛杰民著 摘自《经济法研究》 杨紫烜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第299页。

(15) 《经济学分析法学》张乃根著 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第245页。

(16) 《破解中国初期市场经济之谜(下册)》何晓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15页。

(17) 《法:法律与法律方法》 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1月第一版 第298页。

(18)《公平、效率与社会福利》任太增著 摘自法律教育网 2003年6月18日。

(19)《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 第398页。

(20)《正义论》罗尔斯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第66页。

(21)《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漆多俊著 载《经济法研究》杨紫烜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第105页。

(22)《经济法》 阿莱克西·雅克曼、居役·史朗斯著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52页。

书目

《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 邱本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破解中国期市场经济之谜(下册)》 何晓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经济法研究》杨紫烜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篇9

关键词:网络会计;信息系统;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作者简介:刘洁明(1969-),女,湖南长沙人,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计财科副科长,会计师,研究方向:财务会计。

中图分类号:F23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8-0059-02

在网络经济环境下。传统的会计方法与网络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性日益明显。网络会计信息系统的会计数据分布式输入,带给我们的是前所未有的会计与业务一体化处理和实时监控的优越性,甚至可以将局域网会计信息系统推上开放的互联网世界。但是,在资源共享的同时。其对会计数据的安全性、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网络会计的基本职能

网络会计是以会计理论为基础,将现代化数据处理工具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于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工作中,实现会计数据的记录、计算、分析、预测。为核算、考核、控制和规划再生产过程提供经济信息。以提高财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进而实现会计工作的现代化。

网络会计提供的会计信息有两个特征:一是实时化提供会计信息。可以及时处理会计数据,经济业务一旦发生和确认后,就立即存入服务器,自动进入网络会计信息系统进行检测和处理。二是高质量提供管理信息,强调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高度统一,实现了生存环境所有信息采集点和处理点的同步协调,有效地支持战略决策。网络财务从时间、空间、效率3个方面改变了传统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的方式与质量,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及其管理水平。结合单位的物流、信息流和业务流程开发的财务网络系统,则为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管理水平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二、网络会计信息系统内部控制面临的新问题

第一,会计数据安全性问题。网络技术的运用,使系统数据的处理与存储呈现出高度集中的趋势。网络是一个开放的环境。互联网的开放性是导致网络安全问题的主要根源。会计信息系统很可能遭受到非法访问甚至黑客或病毒的侵扰。其攻击既可能来自于系统内部,也可能来自于系统外部,一旦发生,就将造成巨大损失。

第二,授权方式的改变带来的控制风险。授权控制是一种常见的基础性的内部控制手段。在手工会计条件下,日记账、明细账、总账等资料由不同的责任人分别记录并保管,未经授权的人要想浏览会计资料是很困难的。在网络财务系统中,会计信息的处理和存储集中于网络系统,将原始凭证转化成数字格式。同时,大量不同的会计业务交叉起来,财务信息复杂程度提高,交叉速度加快,使传统会计中的某些职权分工、互相牵制的控制方式失效,原来靠账簿之间相互核对实现的差错纠正控制形式也不复存在。网络会计权限分工的主要形式是口令授权。口令存放于计算机系统内而不像印章那样由专人保管。一旦口令被偷看或窃取,便会带来巨大隐患。给单位造成巨大的经济或其他利益的损失。

第三,增大了差错重复发生的可能性,缺乏对不合理业务的识别能力。手工会计作业从日记账、明细账、总账均由不同人负责。并定期核对,几个人同时出错的可能性很小:而信息系统只要一次输入原始数据,就会进行多项处理。计算机系统处理的集中、高速,使其处理一旦发生错误。就会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使多种文件、账簿以致整个系统失真,导致在专业人员找到或填补程序漏洞前,系统会多次重复同一错误。扩大损失。同时,依靠程序进行操作,在代替手工操作的同时,也使系统丧失了人所具有的对不合逻辑、不合理及例外事项的判断和处理能力,手工系统中不曾有的控制手段,如对程序控制和检查控制在网络会计信息系统中就显得至关重要,这无疑加大了控制的难度与复杂性。

三、完善网络会计信息系统内部控制的对策建议

就会计而言,业务的处理与相关工作流程都必须仰赖完善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信息系统内部控制的效果,将直接影响单位的营运与发展。通过对网络环境下会计信息系统的新变化、新特点的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对策:

(一)制定相应的组织控制和内部牵制制度

网络会计的内部控制应建立在单位完善的管理基础上,这主要是指单位有一套全面、规范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以及较完整、规范的数据。部门之间实施组织控制,部门内部实施岗位分工控制,明确职责权限。通过进行职责分工,以补救不相容职能集中化的不足,如规定系统开发人员和维护人员不能兼任系统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等。同时,要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内部控制制度。完善监督机制。制定单位收支、资产、往来、财务信息化、财务报表编制和信息披露等财务会计内控制度,加强岗位牵制。调整岗位设置结构和岗位职责。明确规范工作流程。通过严格票据、印章、结算办法和合同的管理,保证制度的有效实施。

网络会计内控制度是会计工作正常开展的重要保证,单位领导应协调单位各部门共同搞好会计内部管理制度的建设工作。财会部门应负责和承担岗位的分工、内部管理制度的制定、有关会计人员的调整等工作。加强信息内部控制的有关内容,及时调整会计核算方法、工作流程和会计工作重点。内部管理制度要达到预期的目标,关键是落实。要有制度、有措施,要有责、有权、有利,要定期检查执行情况,严格考核。对内部管理制度执行好的个人和部门,应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对不按照制度执行的个人和部门,要进行批评,对造成损失的,应追究责任。

注重对会计信息系统及业务系统控制有效性的综合评价。在日常的会计信息处理过程中,要经常关注会计信息有无异常,要利用各种手段发现会计信息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及时解决。

(二)提高会计人员的信息技术水平和内部控制意识

信息系统与业务系统实现集成后,即成为会计与业务一体化的管理信息系统。信息系统越复杂,管理越专业化。因此,必须提高会计人员的信息技术水平、系统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风险意识,加强对系统管理人员操作环节的控制程度。

提高会计人员计算机业务素质,必须加强人才培训力度。应高度重视网络人才的开发与培养,积极组织会计人员学习网络会计知识,掌握计算机先进技术,培养、聘用一批精通技术、熟练应用软件程序的高级会计技术人才,全面了解信息系统的特点和风险。提高控制意识,减少对信息系统管理人员的依赖,推动单位会计信息化事业由“核算型”向“管理型”、“智能型”的转变。

单位会计信息系统的建立,是对传统会计工作方法的一种变革,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如何在遵守会计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达到会计信息处理的准确、安全、快捷,是每一名会计管理者都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和任务。根据会计工作的要求。结合网络信息化的特点,建立健全单位会计内控制度是会计信息真实、完整、准确、及时的有力保证。会计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岗位职责,提高风险意识和自身信息技术水平,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进而提升单位整体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篇10

关键词: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推动效应;拉动效应

中图分类号:F84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7)04-0026-03)

一、理论分析

中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的适应程度可以通过“推拉效应”理论进行具体测算。国民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通常是相互影响的: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可以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反之,国民经济的增长也会拉动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所引起的国民经济的增长效应可以称为“推动效应”,国民经济增长所拉动的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效应称为“拉动效应”。国民经济增长通常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度量指标,社会保障支出水平通常采用社会保障支出作为测定指标。

一般来说,如果国民经济增长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拉动作用大,那么社会保障支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就小;反之亦然。因此,可以把社会保障支出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推动效应”和“拉动效应”的关系分为三种情形:(1)当“推动效应”大于“拉动效应”时,表明这一国家或地区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社会保障支出是其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制约因素,即社会保障发展滞后,应该加速发展;(2)当“推动效应”与“拉动效应”大致相当时,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是相适应的;(3)当“推动效应”小于“拉动效应”时,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过快,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速度应适当减缓,以实现社会保障支出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由于“推拉效应”分析法可以不依靠任何标准值,仅通过“推动效应”系数和“拉动效应”系数本身的分析就可得出结论,使用时具有较大的方便性和较强的可操作性。另外,此方法数学模型简明,并且由于是对同一国家或地区的同一时期的推、拉效应系数进行比较,所以是判定社会保障支出水平适度与否的一种较好方法。

二、实证分析

下面,对中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推动效应”和“拉动效应”进行具体测算。为了使所做的分析指导性更强,我们从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五个方面(即“五险”)进行分析,从而具体确定失衡的主导因素在哪里。

(一)“推动效应”分析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社会保障支出之间存在着函数关系。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们可以得到1993-200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Y来表示)和社会保障支出(以X来表示)、基本养老保险(以X1来表示)、失业保险(以X2来表示)、医疗保险(以X3来表示)、工伤保险(以X4来表示)、生育保险(以X5来表示)的数据,见表1。

依据经济计量方法反复测算,我们可以确定“推动效应”的数学模型为:

其中:a为常数项;b为“推动效应”系数;LN为自然对数。

“推动效应”系数b是“推动效应”模型中最重要的量,它表明了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即社会保障支出每增长1%,所引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b%。当b>1时,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快于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相对滞后,社会保障支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瓶颈”;当b=1时,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社会保障支出同速增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是协调的;当b

采用统计学中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利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到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模型为:

从拟合优度检验R2=0.97(调整后的,下同)、参数估计检验t=20.75和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F=431可以看出,所做线性模型的统计检验是成功的,说明我们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求得的社会保障支出与人均GDP之间关系的样本回归直线,作为总体回归直线的近似是恰当的。由于“推动效应”系数b=0.56,远小于1,说明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已经超过了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应放慢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速度。

同理,我们可以用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数据分别替代社会保障支出,求得“五险”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系数分别是:0.64、0.37、0.20、0.30和0.36。模型如下:

从这些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系数均小于1,说明它们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特别是医疗保险。

(二)“拉动效应”分析

事物之间都是相互作用的,国民经济的增长反过来也会拉动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利用表1中的数据,通过经济计量方法反复测算,我们可以确定国民经济增长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拉动效应”的数学模型为:

其中:α为常数项;β为“拉动效应”系数;LN为自然对数。

“拉动效应”系数β是“拉动效应”模型中最重要的量,它表明了国民经济增长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影响,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将拉动社会保障支出增加β%。当β>1时,表明社会保障支出增长速度快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相对过快,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速应该减缓;当β=1时,表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同步增长,国民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之间是协调的;当β

此处,同样利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国民经济增长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拉动效应”模型为:

从拟合优度检验R2=0.97、参数估计检验t=20.75和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F=431可以看出,所做线性模型的统计检验是成功的,说明我们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求得的人均GDP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之间关系的样本回归直线,作为总体回归直线的近似是恰当的。由于“拉动效应”系数β=1.73,远远大于1,说明中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已经超出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应放慢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速度。

同理,我们可以用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数据分别替代社会保障支出,求得中国经济增长对“五险”的“拉动效应”系数分别是:1.52、2.46、4.93、3.23和2.70。模型如下:

从这些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对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拉动效应”系数均大于1,说明“五险”的增长速度已经超出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特别是医疗保险。

三、结论

通过对“推动效应”系数和“拉动效应”系数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中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系数为0.56)远远小于国民经济增长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拉动效应”(系数为1.73),特别是医疗保险支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系数为0.20)更是远远小于国民经济增长对医疗保险支出的“拉动效应”(系数为4.93),说明目前中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呈现严重失衡的态势。基于此,今后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速度应该适度放慢,特别是医疗保险支出;否则,社会保障支出将有可能阻碍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参考文献:

[1]穆怀中.中国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研究[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8.

[2]穆怀中.国民财富与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