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的定义范文
时间：2024-01-25 17:51:4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统农业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三农 现代农业 传统农业
中图分类号:S-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1)09(a)-0168-01
2011年国务院以连续第七个1号文件重视农业,当今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最重要最迫切且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是“三农”问题。没有现代化的农业就不可能建成现代化的中国,没有农村、农民的富裕就不可能有富强的中国。发展现代农业,富裕农村农民是社会主义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重大、迫切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
1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比较
1.1 传统农业的概念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定义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称为传统农业。
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史蒂文斯和杰巴拉指出:“传统农业可定义为这样一种农业,在这种农业中,使用的技术是通过那些缺乏科学技术知识的农民对自然界的敏锐观察而发展起来的……,建立在本地区农业的多年经验观察基础上的农业技术是一种农业艺术,它通过口授和示范从一代传到下一代”。传统农业是相对于现代农业的一个动态的概念。
1.2 现代农业的概念
现代农业是一个动态的和历史的概念,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而是一个具体的事物,它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从发达国家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包括两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是农业生产的物质条件和技术的现代化,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要素装备农业,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生物化和化学化。
二是农业组织管理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生产专业化、社会化、区域化和企业化。
现代农业的本质内涵可概括为:现代农业是用现代工业装备的,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的,用现代组织管理方法来经营的社会化、商品化农业,是国民经济中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产业。现代农业是以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商品率为途径,以现代科技和装备为支撑,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在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综合作用下,农工贸紧密衔接,产加销融为一体,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
1.3 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特征比较,表1
2现代农业的发展前提及方向
尽管各个国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和特点也不尽相同,但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也存在一些共同的经验教训可供我们借鉴,使我们少走弯路。
(1)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至关重要。
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工业化的过程,在此期间,如何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是农业能否迅速发展、农业现代化能否迅速实现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2)土地制度的变革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
土地制度直接影响到农村人口的经济福利以及国家政治上的团结和稳定。尤其重要的是,土地制度对农业劳动生产率有重大影响。因此,改革土地制度,解除制度因素对农业的束缚也就成为发展农业的前提条件。
(3)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以市场为导向,搞好产业规划和建设,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普遍方法。
不管农业的地位多么特殊,它总是一个产业,应该按照产业的特性来发展,即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优势为基础,这是各国农业现代化最基本的经验之一。
(4)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现代化的根基。
篇2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门。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增殖与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特别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入物少，故这一部门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农业部门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业部门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无制度障碍）的前提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性质和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毕竟有限，故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前提的，但当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入和贡献等因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与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与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灾害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我们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强调，按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的变动与按区域人口平均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强调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如果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因为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认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与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容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认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以地—劳比率为基础，郭和宋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均将侧重点放在农业的种植业上，事实上除种植业外大农业的其他产业如林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是绝不能用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及其变动来测定的，这也是郭熙保、宋林飞地—劳比率变动测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国际标准比较法—H.钱纳里“发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构建了“世界发展模型”。H.钱纳里采用库茨涅茨统计归纳法对全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社会统计指标（含27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Y)，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自变量(X[,n])的回归模型——“世界发展模型”。根据这一回归模型，H.钱纳里划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根据这一量表可以确定与不同等级相应的27种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数值。各个国家或地区便可将自身的实际与这一“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发展的差距。从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800美元这一等级下第一产业（该模型称之为初级产业）劳动力是总劳动力比例的30%，当人均GNP=1000美元这一等级时，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飞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测定为16%，在用库茨涅茨系数对中国价格扭曲因素在钱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计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余率（他称为不合理配置率）为13.8%，（宋林飞，1996）。笔者按1995年中国的人均GNP等级为800美元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2.2%的实际数据，与钱氏标准模型相比较，并同样扣除价格扭曲因素，测得当年的剩余劳动力率为16.4%。若按1995年全国总劳动力6.89亿为基准计算，当年农业剩余劳动总量为1.13亿，与90年代中期官方和国内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3-1.5亿相比，用钱氏标准模型测得的这一数字显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们认为H.钱纳里模型为各国测定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数量比例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是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条件，除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回归构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国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而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动和转移，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迥然相异。因此将适用大多数国家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模式来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情形，很难得出对中国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有用的结论。
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定义
根据中国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利用的经验事实，我们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概念重新定义如下：
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性个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学生、服兵役人员，以及因身体原因不能劳动的人等。
2.农村剩余劳动力：专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谓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则是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度有效工作时数标准，即制度工时数的一种状态。
3.农业剩余劳动力：指从事农业（含种植业、养殖业、林、牧、渔业）的农村不充分就业劳动力。
通过上述三个概念的界定，我们实际上强调它的两点重要含意：其一，农村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核心和实质是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即就业不充分。其二，按照一个国际国内可以接受的标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数的多少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为剩余劳动力以及对劳动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为了说明不充分就业作为劳动力剩余的界定标准的合理性，我们拟对这一新定义的内涵和成立的条件作简要说明。
首先，我们认为用劳动时间或工作时间来计量劳动力就业充分与否是有其经济学基础的。早在19世纪中期，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剖析——剩余价值理论就是以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为基础的，事实上，劳动时间（而不是货币或其他计量单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理论分析的基本计量单位。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一般劳动量来决定的，而劳动量是由劳动持续的时间来计算的，劳动时间则是用小时、日等作为计量单位。当代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面对难以用货币单位计量的复杂经济问题时也广泛采用时间（往往以小时为单位）作为定量分析单位。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及合作者在构建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就避开了价格问题，而将一个人的童年、成长期受教育的时间，和一生的工作时间甚至先天禀赋条件通通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过来看，如前文所述古典经济学派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和测度之所以产生缺陷和引起争议，很大程度上系由农业生产函数中要素投入在质和量上的差异，以及农业生产环境条件的不确定性所致。其他几种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及相应的测定方法，如“耕地—劳动力比率变动法”（见郭熙保，1995,166-167，以及宋林飞1996,105-106）、“国际标准比较法”（见Chennery、Msycquin,1975,38）等也出现与“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标准和方法相类似的问题和争议。因此，本研究尝试以劳动时间为基本计量单位来定义及测量中国农村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应当是更合理的选择。
其次，也应当强调采用工时作计量标准测定剩余劳动力必须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即存在必不可少的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或假定，而这些前提或假定必须是通过经验实事验证为正确的。我们设定的几个经济学理论假定如下：
1.经济理性假定。农民（即农村劳动力）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中国现行农村经济制度下，农民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趋利是农民的经济人本质。
2.工时有效性假定。在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对土地拥有法定使用权以及对其他生产要素拥有支配权的农民对其劳动时间的支配与利用将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农民不会在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内偷懒。
3.有效工时的同质性假定。根据工时有效性假定，可以将以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时为单位的劳动量视为无差别的、同质的劳动耗费并用以计算劳动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4.劳动力资源自行合理配置假定。在中国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农民具有自行配置劳动力资源并使劳动力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倾向（注：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因此，以寻求经济收益最大化为条件的劳动力充分就业是这一倾向的具体化。
保证这一剩余劳动力新定义成立的主要理论前提（或假定）是劳动者工时的有效性，即在当时当地既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在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时，其劳动时间的利用达到最充分和最有效的程度。这一假定不成立的反面例证是，在另一种制度安排下，（如80年代以前的制度环境下），农村劳动力多数处于“出工不出力”、“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式的“磨洋工”状态，即劳动力单位工时利用非充分和非最有效的状态。一旦“有效工时假定”不成立，我们用以测定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定义及相关模型便会“失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以劳动力有效工时不足为主要内涵的不充分就业来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适用于自1978年以来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
【参考文献】
①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
②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
③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郭熙保：《农业发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宋林飞：《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对策》，《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贝尔克等（人力资本，生育率与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杂志》98卷，1990年。
⑧罗伯特．卢卡斯：《论经济发展机制》，《货币经济学杂志》22卷1980年。
篇3
有机农业是近几年比较受欢迎的一种新型农业种植形式，从有机农业的定义概念上，就可以看出有机农业受欢迎的原因。所谓有机农业，是指在生产中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畜禽饲料添加剂，而采用有机肥满足作物营养需求的种植业，或采用有机饲料满足畜禽营养需求的养殖业。从有机农业的概念上可以看出，有机农业的生产更加自然，健康，符合现代人崇尚高质量生活的要求。再加上现在各种环境污染问题，以及各种农药，化工药品添加剂对农产品的污染，使得有机农业发展前景很广阔，属于农业中的新兴朝阳产业。
2有机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
有机农业按照严格的有机农业生产标准，进行规范操作，不采用任何转基因工程，纯天然种植，不使用任何化肥农药，农药，催长剂，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等物质，完全遵循生物生长规律，绝不揠苗助长，采用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传统农业最大的特点是精耕细作，生产规模一般很小，而其农业部门结构较也比较单一，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仍较落后，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农业生态系统功效低，商品经济较薄弱。尽管如此，传统农业仍不能完全摒弃，在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仍需保持和发扬中国传统农业特点，加大建设优质、高产、低耗的农业生态系统，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而有机农业，其实是科学家们为了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壤，以及近些年老百姓深受食品污染问题的困扰提出的。在原始社会，人类靠天吃饭，一切都是纯天然的，人为的干预很少，但是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和科学技术的普及，人类就开始了掌控和改变自然的时代，人类大肆掠夺着地球资源能源，抛弃自然规律，试图改变自然，尤其是在农业方面，人类对土地的破坏已经非常的严重，传统农业方式似乎已经不符合现代人的发展，于是新型的有机农业形式应运而生。但是他现在还没有广泛被社会所认可。有机农业只有在社会文明进一步发展，人们对生态农业的认识进一步提高的时候，才能逐步得到更多的人的认同。
3有机农业的生产原则
3.1尽量无公害，养分自然供应的原则
有机农业的种植中，一定建立起封闭的养分供应系统，要遵循循环利用的原则。要把平常生活中的各种有机肥料利用起来。比如各种有机废料，人畜粪便，作物秸秆等。这些原本可能是生活的垃圾，现在可以变废为宝，重新投入到农业生产系统内，要做到尽可能的不使用复合肥，农药，饲料等。这种循环的农业形式既可以更加高效的利用现有资源，也减少了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损耗，比如对土地的污染。并且有机农业提供的农产品更加的健康，生态环保。
3.2要培育良好的土壤的原则
有机农业的操作是很严格的，容不得半点马虎。尤其是对于农作物至关重要的土壤。土壤是一切农作物生长的根基，没有健康良好的土壤环境是不可能生长出好的作物的。而有机农业的生产就是要努力研究土壤肥力的提高上。这对于有机农业长远的发展尤为重要。
3.3注意保护生态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原则
众所周知，传统农业的生产就属于粗放型的生产模式，在农业生产中会使用大量的农药和化肥。这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污染，对生态也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并且还耗用了大量的而不可再生资源，比如对土地的损耗。而有机农业变废为宝，最大限度的利用一些废弃资源来支持生产，这就会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也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4有机农业生产中应注意的技术问题
4.1基地的选择
有机农业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农业种植模式，并不是所有的常规农业生产都叫有机农业生产，因为有机农业强调转换期，是一种通过转换恢复活力的农业生态系统，所以有机农业基地选择必须注意提供一个清洁的环境。有机农业生产基地的土地应该是完整的，它应该也保持远离城市和工业地区的特点，基地是没有明显的和潜在的污染源，特别是没有化工企业，水泥厂，石灰厂，炼油厂，等。空气应根据作物保护和大气污染物gb9137-88”最高允许浓度，空气质量监测量将保持。灌溉水质符合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周围的土地或是基地内都有保持土地含有丰富的有机肥料。生产、加工、储存场所及周边区域应保持清洁，坚决杜绝任何化学药品的使用等。在基地建设上，必须遵循的原则是因地制宜，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自然规律，然后根据当时当地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来进行选择种植作物品种，养殖的动物物种，还有基地类型的选择等。
4.2转换期与平行生产的问题
传统农业由于使用化肥，农药等，会在土壤中长期的存在。会对有机生产方式生产的作物又很大的影响。所以有机物生产过程中需要设置一定的转换期。在转换期内必须按照有机生产方式进行生产。但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却不能按照有机产品进行贩卖。只有度过了转换期之后的产品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有机产品。而对于平行生产的问题。在中国有机农业生产中规定有机产品要平行生产。平行生产是指在同一农业生产单位中生产的有机或常规产品相同的或难以区分的生产。有机农业标准允许生产单位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区分出有机和非有机植物来进行生产，但是单位在进行有机和非有机生产（包括土地，生产设施和工具）时应该可以从彼此完全分开，并采取适当措施，以避免非有机产品和混合和违禁物质污染。如果有机农场进行平行生产，有机作物品种在生产，收获，储存和运输方面应该给以确定，以明确和常规的产品分开，防止混乱，有机作物的记录系统一定要保持独立性和完整性。
4.3作物品种的选择和病虫害防治的问题
篇4
关键词:生态农业；内涵；特点；建设的着力点
农业作为人类最古老的产业，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石油农业）漫长的发展历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上一些农业发达国家出现了生态农业，引起了各国的普遍重视，且发展势头很快，大有不可阻挡之势。许多专家指出，生态农业不仅高度地涵盖了各种先进农业的理论和模式，而且使各种先进的理论和模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高度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产生出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效益的统一，可以说这是农业理论和农业生产上的一大突破，是人类长期追求的一种最为理想的农业。
一、生态农业的内涵与特点
“生态农业”是由美国土壤学家W．Albreche于1970年提出来的，1981年美国农学家M．WoIthington将其定义为，生态上能够自我维持，低投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在随后的发展中，世界各国关于生态农业的名称不尽相同，有的称为有机农业或自然农业，有的称为生物农业或无公害农业，还有的称为持续农业等。虽然名称各异，但内涵却是一样的。都是主张完全不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化肥、农药、动植物生长调节剂和饲料添加剂或基因工程技术的生产体系，施用有机肥或长效肥，采用轮作或间作等方式种植，更强调建立生态平衡和物质循环。 根据基本的生态学和经济学特质，笔者认为，生态农业就是在洁净土地上，用洁净的生产方式生产洁净的食品，以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生产关系，形成生态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生态农业既继承了传统农业中资源可持续利用、环境保护和“机械农业”高产高效的双重特点，同时又摒弃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单一、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石油农业”、“机械农业”资源消耗量大、污染环境的缺点，是一种避免环境退化、技术上适宜、经济上可行的现代农业发展的捷径，代表了未来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
我国的生态农业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生态农业，与其他类型的替代农业也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追求高产、优质、高效为目的
农业发展目标有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阶段：满足温饱需求为核心（数量安全）；第二阶段是满足相对富裕（质量安全）；第三阶段是满足高质量生活的生态环境、食品质量与未来繁荣（环境资源安全、产品高质高效）。中国农业处于第二阶段。它产生的背景、出发点和目标不同，发达国家的生态农业等替代农业是针对石油业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而兴起的，其重点是要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实物产出数量少，而可获得的价格较高）。而我国的生态农业是根据中国人多地少和经济不发达的国情而提出的，其目的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们对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需求与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矛盾，它既要求有高产出（包括食物、原料、饲料等），又要兼顾合理地利用、保护资源（包括土地、空间、水、肥、气、热、光、生物、劳力等资源）和改善农业环境，使农业持续增产和稳定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效益的统一。
（二）传统农业的精华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
一方面要注重总结与推广我国传统农业中适于生态农业的经验和做法，如合理轮作、种植绿肥、施用有机肥、横坡打优、修建水平横田等等。这些都是广大农民十分熟悉并且愿意接受的措施。另一方面，要加紧研究与大力推广先进的生态农业新技术。如为了减少白色污染而研制的光解膜、生物农药、生物化肥、秸秆还田、节水灌溉等等。实践表明，在生态农业建设中，只有这两个方面的措施结合起来了，效果才能更好。
（三）强调物质的适当投入
长期以来，人们有各种误解，以为生态农业就是不施农药、化肥，甚至不用机械电力，以为只有这样才是符合生态学原理的。实际上这只是单纯地倒退到传统农业阶段，而不是真正的生态农业。这种倾向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尤为明显。我们不反对化肥、农药的使用，合理的投入对于生态农业来说包括两方面：适度的投入量、适当的投人物。适度的投入量就是要保证使生态农业的生产过程要有相应的足够的物质循环强度和能量流动通量，这是由于生态农业的开放度大及要求高效生产所决定的。
二、发展生态农业的着力点
篇5
现阶段,我国农业机械的发展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农业机械的广泛推广应用。
(一)提高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农业机械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良好的机械化生产是先进生产力的表现,有利于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促进新型农村的建设。建设新农村,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传统农业转型,提高农产品质量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应用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发展,有利于新型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
(二)加强农业机械技术体系建设农业机械技术的体系建设对于农业机械技术的推广应用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现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都缺少农机推广试验基地,农业机械推广的信息化建设也比较落后。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完善用人机制的建设,为机械设备的推广配备专业的人才,在农业生产领域实行就业资格考试政策,完善就业分配制度,将农业人员的待遇与绩效挂钩,并且公布结果,促进社会对他们的监督。第二,建立农业机械的应用推广体系建设,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三,积极寻求各种农业机械的应用推广模式,扩大服务的领域和范围。遵循“政府引导外加市场运作”模式,培育农机市场,引导农业机械的合理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与组织化水平。
(三)加强农业机械推广的培训与教育首先,要加强对基层人员的知识普与概念更新。他们常年奋战在在生产线的第一线,因此,对他们的教育十分重要。但是,农业机械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年龄层次也不同,因此,要根据他们的特点进行分类教育,促进他们对知识的学习,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其次,要加强网络建设,促进农业机械的推广,并且可以同农业相关的技术学校进行合作,共同建设网络。通过网络建设促进农机使用者对理论的学习,提高实际操作能力,让他们更好地掌握农机操作的技巧与使用维修的技能。
(四)紧抓新农村建设机遇,促进农业机械的推广工作,加强农业机械的应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摆在了重要的位置。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定义,统筹城乡发展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全面促进小康社会建设。根据各个地区的特点,要坚持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举措,突出地区发展的重点,推行不同的发展方针。根据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要因地制宜地考虑地区的自然经济条件以及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适当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完善种植制度,确定合理的发展目标。在重点的区域、地区以及关键环节进行重点发展,不搞一刀切。积极探索有利于农业增收、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的模式,改善耕作方式。
篇6
为了全面评价我国传统农业，还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对它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水者，把传统农业作为它的土壤或基础，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农史界，从文化角度审视农业史的，已故石声汉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是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注意研究农业文化史的人多了起来。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概述了农业文化的内容和范围，农业文化史研究的层次和功能，并能中国农业文化作了宏观的评估。[6]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各方面的特点和影响，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32d]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一文，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等的专门研究，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转贴于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9]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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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吴承明：a.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国经济史研究88.2
b.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89.2
26.吴承明.侯方：评外国学者对旧中国经济不发达原因的分析 经济学动态81.9
27.吴 慧：a.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 农业出版社85
b.清前期粮食的亩产量.人均占有量和劳动生产率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28.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 历史研究84.1
29.李根蟠：a.试论中国古代农业史的分期和特点载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诸问题
福建人民出版社90
b.略论春秋以后我国畜牧业的发展 东岳论丛80.4
c.我国古代的农牧关系 平准学刊第一辑 商业出版社85
d.试论我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历史与现状 载现化农业论丛 农业出版社81
e.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特点的再思考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f.中国古代农业 天津教育出版社91
30.李伯重：a.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 中国农史84.1
b.“桑稻争田”与江南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中国农史85.1
31.李凤岐.邹德秀：从现代农业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看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
农史研究83.1 农业出版社出版
32.邹德秀：a.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对新农业改革的启示 农业考古85.1
b.中国近代农业科学落后的原因 大自然探索83.2
c.中国古代农业与中国社会发展 农业考古89.2
d.中国农业文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92
33.杨直民.董恺忱：集约农业发展过程和趋势的初步探讨 学习与探索80.1
34.陈 平：a.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
学习与探索79.4
b.社会传统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学习与探索82.1
C.中国单一小农经济结构分析 学习与探索83.1
35.陈 江：清代经济增长轨迹试析 思想战线91.6
36.陈学凯：论中国特征的农业家族文化及其矛盾 湘潭大学学报88.1
37.姜义华等：《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前言 重庆出版社88
38.佟屏亚：a.在现代农业中发扬传统技术 农业考古85.1
b.试论“生态农业”思潮及其影响 中国农古88.4
c.我国吨粮田的实践与思考 农业考古90.2
39.张企曾：农史研究与农业现代化 农业考古83.1
40.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9
41.张沁文.王文德：生态农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农业考古86.2
42.范楚王：a.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特点 古今农业88.1
b.中国古代农学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
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三卷第三期84
43.孟庆琳.王朗玲：论水利农业与中国封建制度 学习与探索91.6
44.郑炎成：论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及其向现代农业技术的跃迁 农业考古89.1.2
45.季羡林：a.“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创刊号93
b.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序 新华出版社
46.郝盛琦等：树立社会主义大农业经营思想，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经济研究80.3
47.俞荣梁：a.建立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补农书》的启示 农业考古85.1
b.生态农业的雏形——读《农桑经校注》琐记 农业考古86.1
48.席海鹰：论精耕细作和封建地主制经济 中国农史84.1
49.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技史稿 农业出版社89
50.梁家勉：a.从“三才”观到制天命而用之的人治观 农业考古89.2
b.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 学术研究
51.梁树春：a.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的思考 农业现代化研究87.2
b.对石油农业和生态农业的再认识 农业现代化研究88.3
52.唐启宇：中国农史稿 农业出版社86
53.唐德高：a.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 农业现代化研究87.5
b.我国古代生态学思想和理论 农业考古90.2
54.郭文韬等：a.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 中国农史83.2
b.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86
55.钱 穆：农业与中国文化载于《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集中
重庆出版社88
56.游修龄：a.清代农业的成就和问题 农业考古90.1
b.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历史启示——中国与日本的比较 古今农业93.1
57.章有义：近代东北地区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一个实证 中国经济史研究90.3
58.曹隆恭：试论我国农业的历史特点农史研究第二辑 农业出版社83
59.董恺忱：a.世界农业发展述略——兼论东西方农业的特点 世界农业80.3.4
b.从世界看我国的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 农业考古83.2
c.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和集约农法词义辨析 平淮学刊第二辑，商业出版社90
60.董恺忱.杨直民：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 农史研究第四辑，农业出版社84
61.程洪：美国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趋势与特点 历史研究88.4
62.薛国中：16－18世纪的中国农业革命 武汉大学学报90.2
63.薛涌：中国文化纵横谈——林维明教授采访记 社会科学86.8
64.许倬云：中华农业史导言 台湾商务书店79
65.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概论 载中华农业史 台湾商务书店79*
66.任觉民.孔一士：谈现化农业的困扰及出路，兼论中国农业前途的抉择 香港(抖擞)80.5
67.李约瑟：历史与对人的估评——中国人的世界科学技术观，载李约瑟文集
辽宁科技出版社86
68.熊代幸雄(董恺忱译)：论中国旱地农法中精耕细作的基础 中国农史81.8
69.饭沼二郎(董恺忱译)：古代旱农在世界农业史上的地位 平淮学刊第五辑上册，
光明日报出版社89
70.Wen Dazhong and Davld Pimenbel （1986）“Seventeenth Centrry Organic Agriclture in China：1.Cropping Systens in Jiaxing Region”Humam Ecology.14：2：15－28
转引自张瑞德：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危机——近人研究成果的评述，（打印稿）
71.帕金斯（伍丹戈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84
篇7
关键词：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分析
一、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体内涵
1.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定义
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可持续发展”基本战略中重要的一环，作为我国第一生产力，农业自古便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因此，落实农业经济中可持续发展手段，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而言，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广义上来说，可持续发展的整体目标在于满足人们基本生活的同时，确保能源、土地和森林等众多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再生，并保证其利于子孙后代繁衍生息。然而，将其定义在农业可耻系发展战略之中，其实际定义却又有了全新的不用解释。当前我国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主要是通过对农业生产技术及方法的变革，确保有效利用当前现有资源，并在不破坏农业基本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保证整体农业发展可持续、有效、有益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其不但注重农业生产本身，也将农村经济建设、农民意识培养、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保护等众多内容涵盖其中，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并利于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稳定和谐发展的全新经济发展政策。在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中，可持续发展推动农业经济与社会形态与生态环境完美契合，从而促进农业生产向“生态农业”与“有机农业”转型，最终形成良好的“绿色农业”经济产业形势，促进并推动整个农业可持续发展建设完成，并最终促进全国、乃至世界的可持续化发展。
2.农业经济可持续化发展目标
可持续化发展战略对人类文明建设与社会发展而言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推动人类生活由原有铺张浪费、任意破坏逐渐转向节约环保，促进持续发展，不仅为改善人类现存环境，甚至对人类未来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因此，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推行与操作过程中，时刻注重可持续发展战略基本目标，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出符合自身需求的现实目标。该目标是以生态环境建设与科学技术水平相契合为前提，确保农业经济发展时刻以可持续发展为理论基础，推动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稳步结合，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地位。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时刻坚守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先进科技的巧妙融合，并结合人们环保意识提升，最终建设处可持续的、可再生的农业经济体系，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基本目标。
3.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体价值
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人类社会与环境建设而言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在推行与落实期间，将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化建设。当前，细致探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现存的具体价值可以发现，其重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可确保农产品的稳定供应，从而满足人类在社会活动中的基本物质需求。众所周知，人类在社会活动中，支撑人类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便是物质需求的满足。农业生产体系的形成，也是为确保人类发展中物质需求的满足。然而，当前社会发展中，物质需求的质量与数量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绿色生态、重产重质对人类生活需求供给而言，意义重大。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保证了物质供给满足人们需求，并同时确保持久供给的可能性得以实现，对人类发展进步而言，拥有实际价值。其二，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民个人收入稳步提升，确保农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将带动产品质量稳步提升，并确保农产品收益日渐提高，从而保障农民利益获取，进而有效保障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三，捋顺人与自然间不可逆转关系。人类作为生存与自然之中的社会群体，其依托于自然的基本关系不可逆转，在长远的历史思考与社会实践中，人类创造了诸多奇迹，却终究跳脱不了生活于自然中的规律之内，因此，和谐共存、理性融合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是符合于自然规律，又配合当前人类发展而言，十分重要且必要的手段，因此，确保可持续发展理念落实于农业经济发展之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发展的必然性
纵观当前农业经济发展局势不难发现，以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为例，欠发达地区在农业生产模式上主要仍然沿用传统的农业经济生产方式，这类方式在技术水平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而起粗放式发展现状不但使生产效率呈现地下状态，同时在人口、劳动力分配等问题上也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科学解决。由此可见，传统农业经济发展模式早已不适用于当前社会需求，其不但无法满足人类对物质的需求，甚至大大制约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脚步，增加农民本身负担，并迫使大量农业生产劳动力外流，无法支持当地农业发展进步。与此同时，传统农业又具有典型的人海需求，其要求参与农业生产群体的数量要达到一定规模才能满足一定的生产需求，因此促使当地人口数量产生膨胀式发展。然而，有限的劳动生产状态，又迫使部分新增劳动力时刻被窘迫现状压制，不利于其发挥本身能动性，促进整体经济增长。最后，碍于发展手法不客观，资源环境破坏浪费严重，造成土地荒漠化、草场退化、森林砍伐和水源污染等多种情况，从而恶化了生态环境，降低了产品质量，严重损害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化农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传统农业的诸多缺陷。首先，其确保了劳动生产规模与劳动生产效率，从而大大满足了当前社会人们对农产品的社会需求。其次，其解放了剩余劳动力，并确保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产品数量，以化肥、农药和地膜等众多科学手法，大大提升农作物产量，实现反季节蔬菜、水果上市，有效推动了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最后，其高密度、专业化生产模式，为产业集群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在产品营销、运输、销售等环节大大节省了农产品生产方负担，可有效促进农业经济稳步增长。然而，在短期收益成果显著之后，现代化农业面临着长期发展中必然需要面对的问题，农药、化肥使用过度而导致的土地结块、碱化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农业经济发展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对的，农药残留、环境污染、地膜废弃后导致的土地污染等问题已经影响到种植土地、地下水等多个方面。因此，在现代化农业生产带来无限收益的同时，人们也开始思考，这种杀鸡取卵，舍本逐末的方法是否真的科学，是否有益于人们发展。由此，探寻全新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是当前农业经济发展的重点需求。该发展模式应以农业发展为主要目标，并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确保经济发展的延续性与可再生性。由此，可持续发展策略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针对可持续发展理论，应用可持续发展原则，确保可持续发展落实成为当前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展法相。生态农业建设，有机农业开发，将自然与农业有机结合，从而打造符合生态需求的农业经济形态。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策略的提出拥有一定的必然性，其是应时代需求而生，为时代需求服务的重要策略。随着人类生活质量的提升，生活水平的改善令其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健康与食品安全问题，因此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落实与推广成为当前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表现。
三、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手段
1.不同发展情况下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全世界范围内均得到了高度重视，在此其中，发达国家应对当前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与食品安全问题，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实中开拓出属于自己发展形势的战略策略。随着对社会形态与自然形态的深入了解与研究，发达国家总结出资源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维护是确保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因此其在本国农业经济发展中采用了全新形式的低投入农业战略，从而确保农业投入更加趋向于信息投入、管控技巧的科学性投入、借由生物本身的调节协作机制，最终达到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与自行调节。在该投入战略中，人为因素被尽可能降低或消除，全力依靠自然本身来达到生态再构造，环境再建设目的。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无论在发展技术与手段上，抑或是扶持资金来源都无法与发达国家同日而语，因此在战略选择上无法借鉴或复制发达国家成型模式。针对以农业生产与农产品销售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确保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手段需要符合当前自己本身国情。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农业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制定过程中，着重于强调在本国国内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致力于食品安全保障、农村综合开发、生态资源保护为主要发展目标，从而推出扶持落后地区经济建设、落实生态环保建设与农业科技发展融合、敦促农业管理机构创新环保农业技术、培养农村从业人员环保意识培养等多种角度出发，正确打造符合发展中国家基本国情的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
2.我国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
基于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迎合当前国家国情，通过“因地制宜”原则，切实打造了符合我国当前基本国情，适用于我国当前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实质战略。第一，生态农业。剖析生态农业，其主要侧重点在于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主要着眼点，探索并实践出与生态环境相平衡的实际体系，借由不同区域的不同优势，通过协调发展、再生理念植入，最终达到科学与生态的融合，确保环境科学良性发展，促进人类活动与自然活动的和谐共生。第二，三色农业。所谓三色农业，其将农业按颜色划分，以绿、白、蓝三色代表。分别指以绿色资源为主，借由土、水、光、氧为生存条件的畜牧业生产。该类生产以自然为依托，确保与自然和谐共生，彼此互惠；以微生物科学为基础，借由生物工程研发“酵母”“酶”的白色农业。该类农业深入探索发酵与酶菌利用，从而实现有机降解与资源分类；以陆路资源顺延至海洋资源开发，从而探索出全新形式的农业生产形态，借由科学合理开发，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三，精准农业。精准农业其重点针对我国大部分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借由先进科技对相关土地进行远程信息分析，遥控及变率处理，并针对相关问题做出相应解决方案，从而确保对所监控地区的精准化指导与调整，从而实现该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科学性，保证环境、人力资源调配得体。最后，集约型可持续发展农业。集约型可持续发展主要针对我国人多地乏，资源不足情况，以提升土地使用率，确保农业生产整体性提升，保证农业生产经济效益的有效重组，实现投入最小且收益最大。与此同时，集约型可持续发展战略可统一调配与指导相关组织者，确保整体发展的科学与环保，从而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农业经济发展中作用。
作者:申俊玲 单位:南阳师范学院经管学院
参开文献：
[1]董传岭.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2.
[2]袁久和.我国中部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动态评价与发展对策[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3(1).
[3]贾苗.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策分析[J].中国农业信息,2013(19).
篇8
关键词：农业4.0；精密农业；发展模式；发展趋势
2013年德国政府提出了“工业4.0”的概念，它定义了信息技术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2年后，“农业4.0”概念于2015年提出，“农业4.0”可以概述为由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支持的现代农业形式。在1.0传统农业，2.0机械化农业，3.0信息农业之后，“农业4.0”模式将现代农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精密农业是大数据与农业种植整合的农业应用与实践体系，代表了“农业4.0”模式下农业重要的发展方向。相关信息显示，全球精密农业市场将从2014年至2020年以12.4%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达到45.5亿美元。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如何应对人口、经济及环境的多重压力，实现有限资源条件下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精密农业的发展模式不失为科学的发展方向。
1精密农业的概念
精密农业是一个农业应用和实践系统，包括数据获取、数据解码、数据优化和田间活动等环节[2]（图1）。使用数据科学根据每个单位的农田的具体情况精确调节和优化农业投资和管理措施，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和经济效益，同时减少资源利用，保护农业生态。其中，数据信息的获取工作包括作物相关信息，包括作物外部信息与内部信息；数据解码则是通过一系列软件应用技术来分析信息，并将该信息通过网站或应用程序呈现给农业从业者，包括种植者和农业技术服务人员；田间工作主要用于指导现场工作，以实现精确种植、精确灌溉、精确喷洒，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和经济效益。
2国外精密农业的发展概况
近年来，国外众多农业机构及跨国公司均已开始布局精密农业，从而能够应对未来农业发展的挑战。Monsanto（孟山都）在数据科学和精密农业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在2012年花费2.5亿美元收购PrecisionPlanting，2014年收购Solum的土壤分析业务部门，2015年整合气候合作平台并且将其作为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如今，精密农业企业已经成为投资者眼中蓝筹股。Monsanto的精密种植业务部门最近与AGCO就精确种植相关数据进行了合作，住友化学子公司瓦特美国与Iteris就农业数据分析达成协议；DuPont（杜邦）与JohnDeere签署了数据共享协议，并与AGCO和Raven签署了无线数据传输解决方案合作协议。跨国公司和专业农业机构对精密农业的热情也吸引了大量风险投资和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多元化投资者的进入。据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统计，2015年农业和食品行业的风险投资大幅增长达到4.86亿美元，增长54%。以Google风投为例，Google风险投资公司与其他投资者联手，于2016年5月份在农民商业网络中投资1500万美元，通过建立农场信息数据库，为管理者提供种子使用、施肥量、种植方法、环境因素等农场信息；Google风投与以色列GreenSoil投资公司合作，对智能灌溉公司CropX进行投资；Google风险投资公司与AndreessenHorowitz等7家公司合作，在农业软件Granular上注资1870万美元；此外，Google风投正致力于开展气候分析和作物生产数据开拓的投资评估。不难发现，以Google风投为首的资本已经确立精密农业为农业发展的重要发展方向，并致力于打造以土壤物联网为基础的精密种植、智能灌溉与精准生产为一体的农业管理体系。
3我国精密农业的发展概况
在全球范围内，精密农业的发展仍不平衡。美国作为精密农业覆盖的市场主体，经长期探索和积累发展，精密农业已经发展出成熟的行业标准和商业模式。以Monsanto为例，其下属的ClimateBasic平台在美国已经覆盖了3000万hm2的作物面积，意味着美国45%的玉米和大豆使用了该平台；同时，Monsanto将1hm237美元的固定价格改为1hm27美元来鼓励农民使用ClimatePro，该系统到目前为止覆盖了美国200万hm2的耕地。而在南美洲，亚太和欧洲，特别是在巴西、阿根廷、东欧和中国，精密农业仍处于早期阶段，但政府及民间资本对精密农业的关注度日趋提高。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精密农业，并在北京、上海、新疆和黑龙江等地开展了大规模应用试点。2005年我国开始进行测土配方施肥试验。据我国农业部统计，配制施肥后，作物产量平均增长4%～7%，节省30%的应用成本。2014年底，我国农业部提出了到2020年主要农作物、化肥和农药使用量为零增长的计划，期望以精确施肥作为带动精密农业发展的突破口。随着我国土地转让政策的稳步推进，国家土地流转呈现加快趋势，2014年底我国实现土地流转总量2670万hm2，同比增长18.3%，转移土地占农民承包耕地的30.4%。根据发达国家农业发展进程，精密农业的发展需求将会随农业市场扩张和农业产业集约化的过程逐渐增加，日益增长的中国农业市场需求也催生了传统农业新理念产生的相关驱动因素。2015年，我国农业部启动了稻米、小麦、玉米、大豆、棉花、蔬菜等8个品种全产业链农业信息分析预警试点，并筹建了全产业链分析预警团队，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农业信息平台及农业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从而能够科学地对农产品市场进行分析和评价。我国农业部还了16种农业物联网应用模式，期望利用物联网实施“互联网+”现代农业模式，从而实现资源节约与高效利用相结合、环保节能与生产效率提高相融合、生产环节与营销环节智能化的先进农业生产模式。
4我国精密农业的发展趋势
篇9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凭借其自身良好的区位优势，并充分利用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从而抓住了难能可贵的发展机遇，率先进入了经济增长的快车道。而与此相对，在广大中西部地区，还存在着众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欠发达地区，传统农区就是这一类地区的主体。从长期发展角度来看，如果这种区域发展失调的状况不能及时得到改善，势必将严重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动态均衡，进而制约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如何根据传统农区的自身特点，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选择科学可行的发展路径，以加快这类区域的工业化进程，进而实现整个区域经济社会上的全面转型，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已成为现阶段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1.1选题意义
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研究我国现阶段传统农区的发展路径问题也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大都以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模型为基础，将资本与技术视为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又极力推崇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作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则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竭力强调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主张将市场经济制度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此外，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传统贸易理论给出了落后国家和地区通过寻找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获得经济增长的途径，但它在如何发现这种比较优势方面，以及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比较优势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如何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的发展问题方面却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此外，从国内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大部分研究二元经济转型的学者都是从整个国家出发来研究转型与增长问题，缺乏对国家内部不同类型区域之间的对比研究，即使有也很少能站在欠发达区域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就不容易发现影响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转型与发展的真正原因，自然也就很难为这些地区寻找到一条具有较大实际操作价值的具体发展路径。因此，本文认为，如果能在综合利用这些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有关传统农区经济社会工业化与转型发展的分析框架，从而给传统农区如何启动工业化、如何转型，两者的步骤与次序以及整个过程中的动力机制问题都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并提出一些具体可行的对策建议，应该说在理论上也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1.2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工业化与农业关系问题的阐述，刘易斯在((二元经济轮))中认为，农业是被动的、附属的部门，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工业，农业部门只是起着输送剩余劳动力的作用。之后，美国的拉尼斯和费景汉对此作了补充，海亚密和拉坦则全面地分析论证了工业化对农业的各方面影响，他们认为，工业化对要素市场的影响也许比对产品市场的影响更加显著，工业发展增加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由于工业专业化和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新知识应用的结果，使工业部门生产的现代农业投入，如化肥、机械的成本不断降低。不断发展的工业经济还通过提高支持农业研究的能力，扶持农村普通教育和生产技能教育的能力，支持发展更有效的交通和通讯系统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为农村服务的自然和社会基础设施的能力，从而对农业生产率提高作出贡献。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城乡分割的工业化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带动传统农业的改造，在农村单一经营条件下，工业的发展也未获得稳定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支持。在整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屏弱的传统农业与高速推进的工业化之间的矛盾，成为整个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基本矛盾。所以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走农村工业化之路。因为，农村工业的发展不仅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农业的稳定发展有巨大作用。农村工业是从农业里土生土长出来的，农业是农村工业的母体，而农村工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农民收入的提高，推动了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工业在资金、技术、设备、物质等方面支持农业，成了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关于农业现代化路径的阐述，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切实可行的路子应该是走自然资源节约，技术优先发展的道路，走生物技术现代化和机械技术现代化相结合，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和农业现代化技术相结合，机械工具以及半机械工具和手工工具相结合的道路，采取高就业、低成本的技术路线。农业现代化过程，是以农民富裕，缩小工农差距与城乡差距为目标，以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手段、现代物质技术装备武装农业为支柱，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农村工业和小城镇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等途径，在国家对农业实施有效保护政策和协调工农业顺利发展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分阶段、分地区、分类型，逐步把传统农业建设成为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现代基础产业，提高农业综合要素生产率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工农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
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加农村工业化，其发展道路应该是走集约持续农业、即集约农作、高效增收和持续发展的路子。关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问题的阐述，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本动力，城市的发展主要是靠工业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所吸引的人口与资本的聚集，表现为城市规模膨胀、数量增加，即城市的外延扩大。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城镇化就是非农化、即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农业人口转化为农业人口的过程。解决“三农”问题的长远出路在于城镇化。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除与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同步推进，运用现代常规技术、尖端技术与我国传统优秀技术相结合外，特别强调要采取工程建设的方式，加快改造传统农业;同时，应在继续完善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则对中国的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提出相反观点。他们认为，工农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以及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的提倡与推行，不仅在20世纪末、而且在21世纪都是不可能、不必要的。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口众多，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城市化所需巨额资金难以落实，现有城市吸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城市隐蔽失业较为严重。因此，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与中国的国情难以相符，超前性太大，可操作性太小。关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征，农业现代化在实现生产条件现代化的基础上逐步向生产技术、经营体制、管理方法和运行机制的现代化转移。中国农业现代化应是农业、农民、农村三位一体综合考虑、全面发展。因为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增进农民福利，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中国农业现代化应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知识化“四化”联动，同步推进，互相促进。其中，农业现代化是基础，农村工业化是动力，农村城市化是载体。中国农业现代化应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大效益的统一。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现代农业发展必须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处理好生产、生活与生态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关于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的阐述，国内理论界一致认为，其内涵和实质就是要把城市与农村、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市民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规划中去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综合起来研究，统筹加以解决，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的协调发展。
1.3研究框架与方法
鉴于目前学术界对传统农区概念的界定含糊不清，本文首先运用了经济学及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及指标，对传统农区的区域特征及地域分布作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本文所确定的研究方法，就是为达到研究目的所采取的基本手段的复杂性，本文准备采用多种方法来进行研究。
2传统农区农业人口压力现状评估
2.1研究区域的选择与界定
我们首先明确一下传统农区的概念。简单地讲，本文所要研究的传统农区主要是指那些地形以平原为主，经济以农业（主要为种植业）为主，人口以农民为主的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中西部。这些地区大都身处内陆，缺乏可供开采加工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人口众多但思想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依旧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从具体地理位置上看，根据河南大学耿明斋教授的划分标准，主要包括“河北和河南境内太行山伏牛山以东、桐柏山大别山以北的地区；大别山和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苏北和淮北地区；山东省境内京沪铁路以西地区以及纵贯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中部的广大地区。实际上也就是东北、华北和黄淮三大平原的全部”。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所研究的区域是指“便于组织、计划、协调、控制经济活动而以整体加以考虑的，并考虑行政区划基础上的一定的空间范围”，“实际使用时常以行政区划界限为界线”。
2.2传统农区农业人口压力评估
现阶段，传统农区要想顺利实现工业化与经济社会的转型，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情况的、卓有成效的发展道路。就目前来讲，通过劳动力外向转移来带动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就不失为一条这样的道路。正如前文所述，传统农区人多地少，农业在社会生产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且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自然经济时期，再加上这些地区的二、三产业发展一般都严重滞后，无法有效地就地消化、吸收农业领域大量冗余的劳动力，这就又进一步加剧了人地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劳动力剩余问题是传统农区实现工业化与经济社会转型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归根到底，一切发展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以此为突破口，逐步实现农民增收、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等一系列目标。为了对本文的研究对象—传统农区的农业劳动力剩余的现状有一个更为清晰、直观的认识，我们下面利用数学建模中的常用方法之一—AHP层次分析法，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指标评价体系，从而对传统农区（以河南为例）当前的农业人口压力程度作出一个相对科学的评估，这样在后面的分析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提出的对策建议也才能更具有针对性与可行性。在人口自身压力的衡量方面，我们选取农业人口比重、文盲率以及近几年平均人口增长速度等三项指标作为代表，这些指标虽不能立即对改变当地人口压力的大小，但却有着一定的滞后效应，因此也列入考察行列
3博弈因素分析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日益深入，跨区域的劳动力流动渐成规模。诚然，这种域际间的流动给落后地区的农民带来了人均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劳动力输出区并没有由此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进而走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道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将“劳动力转移带动工业化与传统农区经济社会转型”这种发展机制的前后阶段很好地衔接起来，通俗地讲，也就是没有将“富民”成功地转化为“富区”。那么，制约这种转化得以实现的障碍因素都有哪些呢？
3.1思维方式与理念
思维模式过于保守，小富即安，是很多传统农区农民的共同特征之一。一般来讲，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愿意背井离乡、抛妻别子地出去打工；而一旦被迫外出之后，又通常会满足于每月的几百元钱，不思图作更进一步的发展规划。务工收入的绝大部分一般也都是用于建房等传统的家庭支出项目上，这就对传统农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产生不了多大的带动作用，自然也就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最终目标。因此，改造传统农区劳动者的思维固式是推行整个发展机制的关键所在。这一方面需要农民自身解放思想，敢于走出两亩薄田去谋生，敢于到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接受冲击和洗礼，敢于有意识地积累创业的资金与经验，敢于把有限的务工收入投入到创业、扩大再生产中去，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加强引导，尤其是通过培训、宣传、教育等方式，引导农民将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观念和小农意识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观念并逐渐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归根到底，一个地区的发展还是要靠人的发展，只要人的问题解决了，工业化、城镇化乃至整个传统经济社会的转型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此外，对那些劳动力大量流入的发达地区来讲，也需要改变自己长久以来的固定思维模式与思想观念，这主要体现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上，即很多岗位都存在着对农民工的歧视现象，大部分农民工只能从事那些苦、脏、累的工作，而很难有机会进入有前途的职位空间，这对务工者的成长是很不利的，而且也不利于整个劳动力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3.2制度环境与交易成本
如前所述，传统农区的基础设施落后，人员思想观念保守，机构办事效率低下，小富即安，缺乏长远的发展目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许多县市年年都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外出招商引资，签订的投资协议也不少，但往往能落到实处的不多，能在投资地落地生根、发展壮大的就更少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欠发达地区的制度环境太差，不利于企业的成长。传统农区吸引外出人员回乡创业，虽说能够避免一部分交易成本的产生，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制度环境建设的问题，不能切实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不必要的协调成本，传统农区就无法真正走上拥有自生能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这方面，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加大公共设施建设力度，是传统农区政府应该着重抓好的主要工作之一。其次，户籍制度也是限制“劳动力转移带动工业化与传统农区经济社会转型”机制发挥作用的障碍因素之一。所谓工业化、城镇化，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大量劳动力由农业转向非农业，由农村转向城镇，但中国当前的户籍制度却并没有给这种转变创造多么有利的条件，相反还制约着它的顺利实现。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推进，城乡户籍制度已经开始有所松动，并带来了明显的积极性效果，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内渐成规模的“民工潮”就是最好的例证，其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说也是功不可没的。但也不可否认，户籍制度方面的改革还很不彻底，城市户口依旧还是阻碍农村劳动力融入现代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再次，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传统农区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步伐。我国目前实行的还是土地国有化政策，土地交易市场还很不完善。据调查，由于在外务工的多为农户中的主要劳动力，剩余在家的则多是妇女儿童、老弱病残之类，俗称“386061”部队，这些人的劳动能力较差，因此大量的农田只能以极低的价格转包给别人，还有的甚至干脆处于抛荒状态，从而给我国本来就比较紧张的耕地资源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但如果土地能够比较顺畅地合法交易流转的话，一来可以使外出农户免除后顾之忧，并获得一部分创业启动资金，二来也可以推动农业的产业化、集中化与现代化经营。当然，土地制度的改革不是一件能够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政策法规、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协调配合，因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农区工业化博弈的选择
4.1传统农区产业结构现状与调整方向
传统农区主要分布于我国中部、东北以及西部的部分地区，是我国大宗农副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作为一个特定的经济区域，传统农区具有明显的要素察赋、经济活动等方面的特征。具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包括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对内其功能表现为区域内的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对外表现为是国民经济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系统的运行中扮演着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角色。农区产业结构现状:以河南省为例，2006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的结构比重为:21:48:31，尽管第一产业比重在过去20多年中降低了20个百分点，但仍然高于全国6个百分点，具有显著的农业大省特征;河南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61%，高于全国10多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占全省人口的25.8%，比全国平均人口低10多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明显偏低。从工业内部结构看，一是工业经济总量虽然逐年增加，但总量仍偏小;二是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初加工产品多，深加工产品少;三是工业化程度低，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四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滞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利用。农区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根据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导向原则及农区实际，显然，目前农区产业结构调整仍处于资源导向阶段，亦即立足本地优势资源，不断提升产业层次，走有区域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4.2工业化内涵辨析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等人的研究成果，工业化往往是产业结构变动最迅速的时期，其演进阶段也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表现出来。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核心是农业和工业之间“二元结构”的转化。在工业化起点，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二产业比重较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都相应有所提高，且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幅度大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被第二产业所替代。当第一产业比重降低到20%以下时，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这时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当第一产业比重再降低到10%左右时，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此后第二产业的比重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经历一个由上升到下降的“n”型变化。C.G.克拉克根据威廉•配第的观点，依据若干国家一定时期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转移的统计资料，得出如下结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人们在传统意义上对工业化的理解，仅指工业部门的工业化。而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应该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即与农业化时代相对的工业化时代。它是指18世纪下半叶，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一个历史性发展过程，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的，引起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它标志着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上一个新飞跃的开端;另一方面，工业化不仅是工业部门的工业化，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即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深刻变革的过程。就物质生产领域而言，工业化包括工业的工业化和农业的工业化，正如张培刚同志所言:工业化“可以表明以往两个世纪中经济和社会的主要变化，而且将工业发展和农业改革都包括在内。简言之，工业化包括农业及工业两方面生产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国内外有关专家还根据工业化对经济和社会影响最大的方面，提出了衡量工业化的标准。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工业化社会可用产值(或增加值)标准和劳动力标准来共同衡量。标准之一: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农业增加值比重;标准之二:从事非农产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超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一个国家或地区同时满足了以上两个标准，称其己经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如果两者都不满足，称其还处于农业化社会;如果满足其中之一，称其进入了半工业化社会。权威专家还认为，工业化不只是工业部门的事情，而是整个国民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事情。工业发展的重点在“工”，工业化的重点在“化”。化者，乃变革、改进、创新之意，是某个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其含义是现代大工业的发展，使一切非工业生产方式转化为工业生产方式;将国民经济中原来独立于工业之外的经济活动，纳入工业发展的轨道;使一切不适应现代工业发展的外部条件和经济运行机制适应工业发展。现代工业将自给自足的农业“化”为现代市场农业，将大部分农村居民“化”为市民，将传统农业文明“化”为现代工业文明，是工业化的真谛。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早年曾提出了广义的工业化定义，认为工业化不但包括制造业、而且包括农村工业和农业现代化，还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在内的生产技术和产业结构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并认为农业的生产函数或要素组合方式的进步也是一种工业化进程的表现形式。这个定义的意义在于，对于传统农业大国而言，尤其是中国，单纯以非农业的份额大小来衡量工业化的进程，永远也不可能超过原有的工业化国家，而这个定义却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农业的份额偏大，但农业的技术水平很高，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国可以单纯的发展农业成忽视工业部门份额的扩大，随着居民消费升级即恩格尔系数的下降等过程，工业部门的扩大是个必然的结果，但也不排除一些发展农业生产非常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和国家可以以农业为主。其实这个定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于政策的制定而言，追求工业化并不是单纯追求非农业或工业的比重的上升，非农业就业人口或工业就业人口的比重的上升，农业的工业化也是工业化过程是所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大国，正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而其农业又对于国民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河南大学耿明斋教授也曾撰文指出，科学的农村工业化定义应该是把农村的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力和农产品等，大量地吸纳到工业生产的循环过程中去。由于国民经济是高度复杂的整体，而计划经济体制根本无法完全认识经济发展内在的复杂联系，无法顾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内在比例关系，割裂了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从而使得我国的工业发展与工业化严重脱节，工业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发展，形成了有“工”无“化”的格局。相比较农业对工业的基础作用和贡献而言，工业对于农业的反哺作用明显薄弱。众所周知，由于对工业化内涵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我国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在战后工业化起步以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始终推行以牺牲农业换取制造业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从其推行的开始，就对发展中国家战后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起着强化和加固作用。从另一种意义而言，这种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又必须以强化“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前提和手段，由此形成了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工业化”一“城乡分割”与“工农对立”一“二元结构强化”的“累积性因果恶性循环”。因此可以说，不恰当的工业化战略，是我国“三农问题”得以产生、并形成并呈“积重难返”之势的重要的和直接的原因。因此，对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制定和实施的重大战略决策加以反思，为走出“三农困境”寻找出路，就显得十分必要。
4.3农区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区别与联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理论界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的概念。1995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论农业产业化》一文中，把农业产业化定义为“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以此为指导，我国农业及农村产业结构逐步得到调整和优化，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但理论与实践的结果也表明，农业产业化远非农村工业化，它着重解决的是如何使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的问题，而较少涉及产业升级问题。农业产业化是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一是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多环节通过利益纽带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二是在经营方式和经营内容上，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三是在生产经营目的上，提高产业化组织整体经营利润，使农业的增值能力和比较效益得到提高，逐渐形成农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目标。农区工业化则是农区工业的兴起与发展，并推动整个农村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为了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资源能充分发挥效能，使农民能尽快脱贫致富，在搞好农业的同时，由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依托市场，依托农村小城镇，发展农村现代工业，使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力占到农村总劳力的绝大部分，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农村基本实现城镇化，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基本达到城市水平。实现了农业产业化不等于实现了农区工业化。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内涵、组织形式、经营体制都还很不完善，还不能说实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更低，即使实现了农业产业化，也不等于实现了农区工业化，离农区工业化也还有一段或长或短的路要走。就农业产业化自身而言，也只是仅仅强调了“产业化经营”这个微观层次概念的研究和实践，而距离宏观层次的农业产业化还相差甚远。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尽管存在着上述区别，但是，两者之间还有着重要的联系。首先，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具有相同的经营规则。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都是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
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都无从谈起。因此，农业产业化与农工业化都要按照市场经济的经营规则进行经营。其次，农业产业化是通向农村工业化的重要途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同样，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就很难有农村工业经济的发展。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快速发展农村经济，农业产业化是通向农区工业化的重要途径。第三，农区工业化是农业产业化的继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仅仅依靠农业产业化是不够的。其实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产业链条的拉长，农业产业化必然会走向农区工业化，农区工业化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继续。总之，农业产业化和农区工业化之间虽然存在着区别，但更重要的，它们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和互动的。农业产业化是农区工业化的基础，农区工业化是农业产业化的延续，农区经济发展是农业产业化和农区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和最终目的。离开农业产业化的基础性作用，试图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实现农区工业化是不可能的。同样，离开农区工业化的带动作用，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也是不可能的。由以上分析可知，传统农区加快推进工业化，是加快本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尽快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的首要选择。结合区位优势、产业结构特点和发展基础，传统农区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应使工业化与推进农业现代化(甚至包括城镇化)相结合，以避免有“工”无“化”、工农割裂的局面再次出现。综观世界不同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之前都曾有过一场农业革命，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在农业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后者出现了城镇繁荣与乡村贫困并存、城乡差距悬殊、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现象，使得工业化难以为继。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城镇化带来了农业现代化(尤其是农业环境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又有效解决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基于以上分析，认为，传统农区在调整产业结构、选择工业化发展路径时，应着眼于工业化与推进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相结合，通过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进程，以期达到用工业化解决农区农业比重过大问题，用城镇化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出路问题，用农业现代化解决农业的效益问题的结果。
5对策与建议
1、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
从前面的计量分析以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看，第三产业不仅是现代国家经济结构的主体，也是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部门。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即使在所谓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也是这样，这就一方面对工业化的推进形成制约，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传统农区劳动力转移的就业空间与居住间的扩大。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国家应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促使第三产业加快发展，从而为传统农区的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社型创造有利的条件。
2、加大对传统农区的教育投入，尤其是要增加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
教育水平的提高将是改造传统农区农民封闭落后的小农意识的有效途径之一。传统农区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民文化水平低下，导致思想不够开放，不敢轻易离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几亩薄田外出闯荡谋生。一旦他们的文化素质上去了，了解的信息增多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在综合权衡利弊之后打消原先的顾虑，勇敢地离开土地到市场经济的广阔天地中去谋生。此外，随着现代产业的发展，知识、技术的更新速度不断加快，这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传统农区劳动力要想顺利实现转移，必须达到现代化产业发展所必需的素质要求，否则就会出现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与高素质的城市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对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不利影响。再次，转移后的劳动力究竟能否迅速积累起必要的资金与能力，从而实现由单纯的打工者向创业者的身份转变，最终带动整个传统农区的工业化进程与社会转型，也需要有非凡的魄力与开放的思想作保证，而这又是离不开对教育层次的要求。据统计，目前传统农区农民人均受教育水平不到8年，而一个人的收入与其所受的教育是成幂指数增长的，这就导致了农民祖祖辈辈都无法摆脱窘困的生活，因此教育对传统农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来讲是极为重要的。然而因为教育收益滞后性的存在，农民往往不舍得大力投资，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合理加以引导。除了义务教育不可松懈之外，加大对农民技能培训的力度也是提高传统农区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不但会有利于农村的进一步发展，更有利于城市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3、拓宽就业渠道，注重后期转变，引导整个发展机制逐步稳妥地推进
即使在信息流通高度发达的今天，不对称的现象依然存在，处于相对封闭、闭塞环境中的传统农区农民更是深刻感受到有效信息的匮乏。据调查，目前绝大部分外向流动的农民所利用的信息途径都是亲友、同乡等所谓“人带人”的传统信息机制，效率可想而知，政府的作用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因此政府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的特殊地位，充分发挥在对外交流、合作方面的优势，及时将外界的有效信息传达给农民，并根据用人单位的需要加以适当的教育培训，从而保证前期流转的顺利进行。此外，在引导外出劳动力“智力回流、返乡创业”阶段，也需要政府把握好合适的回流时机，选择好合适的回流对象，更重要的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尤其是要切实提高办事效率，降低一些不必要的交易成本，从而为企业在传统农区的生存成长、发展壮大创造最适宜的制度环境。
篇10
关键词：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小城镇型；大城市型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5-0057-06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1]。我们把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引起城市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过程称为农村人口城市化[2]8。农村人口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必然规律。然而，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要实现农民就业的非农化、居住的城市化、生活的市民化，而且要实现进城农民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市民待遇。因此，如何实现农村人口城市化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顺畅与否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体系的质量及其发展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中存在一些问题，诸如超大城市人口过于集中，小城市发展后劲不足等。理清农村人口城市化规律，进一步发现问题，对于解决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相关问题，帮助农村人口顺利实现城市化转移，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质量，进而发挥城镇化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框架
农村人口城市（镇）化过程在农村家庭层面上表现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居住地或者就业地发生改变。我们以家庭主要劳动力是否变更职业、家庭居住地和主要劳动力就业地是否发生改变为标准，将农户划分为本地传统农业生产家庭、大城市化家庭、本地小城镇化家庭、半城市化家庭。本地传统农业生产家庭是指家庭主要劳动力仍然在家庭所在地从事农业生产，没有发生职业变更和迁移的家庭；大城市化家庭是指近三年已经成为城市居民，发生了户籍和居住地变更的家庭；本地小城镇化家庭是指家庭主要劳动力依托家庭周边小城镇、县城条件，从事非农业生产，且非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的家庭；前三类生活模式比较稳定，生活模式不受家庭成员年龄增长的影响，另一类半城市化家庭是借用部分学者对其的称谓[3]，指家庭主要劳动力在远离家乡的大城市打工，打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但家庭所在地仍在家乡农村的情况，生活模式不稳定。
首先，本研究将以传统农业生产家庭为参照对象，对四类家庭样本在家庭人口特征，主要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年龄、家庭年收入、生活满意度等方面进行统计、比较及显著性检验，以期发现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规律。其次，我们以迁移家庭（包括半城市化家庭和城市化家庭）为对象，对其迁移目标区域的选择特征进行检验，以期发现其规律。我们对迁移家庭迁入地和迁出地人均GDP水平进行比较，如果前者高于后者，我们认为这类家庭迁入了相对发达地区，反之，则认为这类家庭迁入了不发达地区。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
本研究小组于2011年8月利用问卷的形式对陕西省6县2市（西安市、延安市、周至县、武功县、高陵县、安塞县、洛川县和志丹县）城乡居民迁移状况进行了随机调查。问卷内容由家庭基本信息和就业基本信息两部分组成。家庭基本信息包括被调查者家庭人口数、主要劳动力平均年龄、受教育状况、收入状况和居住地点变更情况等。就业基本信息主要包括就业地点变更情况和就业部门情况等。研究中涉及的家庭背景信息由被调查者在问卷中提供，涉及的区域特征信息由研究人员根据被调查者提供的地址信息进行追踪调查，主要来源于地区统计部门的权威数据。
本次调查数据库包括农村居民调查部分和城市调查部分，分别面向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展开调查。两部分调查分别发放问卷6 000份，农村居民调查问卷回收2 885份，回收率为48.1%，城市居民调查问卷回收2 668份，回收率为44.5%。我们从城市居民调查问卷中提取近三年来由农村迁入城市，已经市民化的居民问卷信息172份，与农村居民调查数据库合并组成本研究数据库。由于部分被调查数据表现出明显的不合理，例如极端高（低）的家庭收入，或者重要内容部分缺失，这些数据被剔除，另外，考虑到大城市郊区的农户，在城市扩张过程中的城市化行为不具有主动性，这部分样本数据也被剔除。最终确定的本研究数据库样本量为2 486个，从研究样本规模来看，符合大样本特征要求，表1为本次研究的相关变量定义与统计描述，从统计描述中可以看出，研究样本中一半的家庭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但是大城市化迁移家庭较少，具有临时性特征的半城市化家庭占26%。从样本特征类型来看，分布较均衡，与全国实际情况接近。我们认为，基于这个样本的研究结论，应该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三、结果分析
（一）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特征分析
理论和实践表明：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主要动因。从表2可以看出，城市化型家庭平均收入水平最高，城市化转移应该是农户的理想选择，但它不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唯一选择，说明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是客观存在的。
从表2可以看出，四种类型家庭在主要劳动力的年龄、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总数、上学子女数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差异。就主要劳动力的年龄而言，小城镇化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最小，半城市化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最大；从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看，城市化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小城镇化家庭次之，半城市化家庭最次；从家庭规模看，城市化家庭人口规模最小，小城镇化家庭人口规模较大，半城市化家庭人口规模最大；就家庭上学子女数来看，虽然各类家庭有一定的差异，但与传统农业家庭相比，半城市化家庭和城市化家庭的差异都不显著，而小城镇化家庭的上学子女数明显的少于前者；从家庭劳动力总数看，城市化家庭少于传统农业家庭，小城镇化家庭多于传统农业家庭，但差异都不显著，半城市化家庭的劳动力总数明显多于传统农业家庭。说明农村人口城市化类型的选择取决于农户家庭人口特征，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是农户基于家庭人口的综合特征选择的结果，它具有客观必然性。
从家庭生活满意度来看，半城市化家庭的生活满意度低于传统农业家庭，但差异不显著；小城镇化家庭和城市化家庭的生活满意度都高于传统农业家庭，而且在统计上显著。说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梯次与农户家庭生活满意度没有直接的关联，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具有主观可能性。
（二）家庭人口特征与目标区域选择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向相对发达地区迁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显著高于向其他地区迁移的家庭，而且城市化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向发达地区迁移的城市化家庭人口数最少，平均3.95人，其余类型家庭人口数比较多，平均4.2人以上，但相互之间差异不显著，说明小规模家庭在城市化过程中更具竞争力；各类家庭未成年子女数和劳动力数差异不显著，说明未成年子女数和劳动力数对家庭迁移区域选择影响不明显；家庭主要劳动力平均年龄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区域选择有显著的影响，向不发达地区城市化迁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平均年龄相对较高，向相对发达地区城市化迁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平均年龄相对较低，其原因在于：向不发达地区城市化迁移主要依赖于技术，年龄较高者的技术熟练程度较高，社会声誉较高，更容易获得稳定的收入；向相对发达地区城市化迁移主要依赖于综合素质，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的综合素质较高。说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目标区域选择也是农户基于其家庭人口特征综合权衡的结果。
（三）迁入地选择与家庭人口生活质量的关系
收入水平是评价生活质量高低的常用客观指标，从表3可以看出，向不发达地区迁移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比较高，都在3.1万元以上；向相对发达地区迁移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其中，城市化家庭人均收入在2.8万元以下，半城市化家庭人均收入在2万元以下；迁入相对发达地区半城市化家庭人口平均收入为迁入不发达地区同类家庭人均收入的62.9%，迁入相对发达地区城市化家庭人口平均收入为迁入不发达地区同类家庭人均收入的86.2%。我们认为，农村人口城市化迁移的目的在于实现家庭持久收入的最大化，相对发达地区在教育条件、个人发展空间等方面都优于不发达地区，有利于提高家庭的持久收入，而且，相对发达地区就业能体现家庭主要劳动力的能力，提高其在迁出地的声誉、地位等，使迁入相对发达地区家庭能获得更多的精神方面的满足。因此，虽然迁入相对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人口，还是选择向这类地区转移。
生活满意度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高低的常用主观指标。从表3可以看出，向不发达地区城市化迁移家庭生活满意度的统计结果极其显著，说明其生活质量相对较低。其他类型家庭之间生活满意度差异不显著。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向不发达地区城市化迁移的家庭获得了较高的收入，但与其他城市化居民相比而言，在子女教育质量、个人发展空间等方面存在差距，从而影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这再次证明，收入最大化不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唯一目标。
从收入和家庭成员满意度两个指标看，半城市化型家庭对目前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被迫的接受，不具有稳定性。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1. 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是农户家庭人口特征差异的必然要求。农村人口城市化是农户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在城市落户生根的过程；城市化对农村人口具有选择性；不同农户家庭主要劳动力综合素质的差异性，决定了其家庭人口城市化难易程度的差异性和城市化决策的差异性。因此，农村人口城市化必须根据农户家庭人口特征的差异性，实现梯次城市化。
2.家庭人口特征对城市化转移区域选择有明显的影响。农村人口城市化区域选择决策的过程，实质上是农户在迁入地寻求就业相对竞争优势的过程。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就业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年龄、技能、家庭人口总数等。根据我们的分析：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是决定农村人口城市化路径的主要因素。家庭规模及主要劳动力总数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双刃剑”。一方面，家庭规模小，在城市生存的总成本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村人口城市化；家庭规模大，农户的生存压力大，这能刺激其主要劳动力寻求农业之外的发展途径，同时，家庭规模大，主要劳动力数量也较多，为农户合理配置其劳动力资源，实现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从而使这类农户更易于脱离传统农业型家庭群体，向其他类型的农户转化。另一方面， 家庭规模大的农户，其人均收入水平低，无法迈过城市化的“门槛”，而成为城镇居民或城市居民。
3.发展本地小城镇应该成为城市化战略的着力点。从农户自身的角度看，实现城市化转移的目的是提高生活质量。但从前文的分析可知，异地转移不利于农村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从理论上讲，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模式应该是传统农业型-小城镇化型-半城市化-大城市化型。因为小城镇离农户的居住地近，农户的社会资本相对充裕，就业成本相对较低，而且生存成本也较低；当农户在小城镇积累了就业知识和技能，以及相应的资金实力时，才能更好地向大城市渗透，进而成为大城市型家庭。从实践的角度看，半城市化家庭是农户既不满足于依靠传统农业维持生计，又无法在城市（城镇）站稳脚跟，求得长远发展而衍生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家庭类型，由于其不稳定性，在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中应该尽量减少这种类型的家庭。因此，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模式应该是传统农业型本地城镇化半城市化大城市化，发展本地小城镇应该是城市化战略的着力点。
（二）政策建议
1.培养新型农民，解除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后顾之忧。通过培训使农民成为文化素质高、科技素质高、懂得科技种田、能够进行产业化经营的新型农民成为时代的需要[4]，也是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重中之重。第一，培养新型农民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需要。虽然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由于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纳具有选择性，在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的农民，更易于实现城市化转移。从而使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退化，农业的基础地位难以巩固。因此，培育新型农民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需要。第二，培育新型农民是保障城市建设所需劳动力供给的必要条件。只有不断培育新型农民，才能提高农业生产率，形成更多具有较高素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为城市建设提供充足的劳动力。第三，培育新型农民是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不竭动力。培育新型农民能增加农户收入，提高其消费能力和水平，从而刺激小城镇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进而增强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使小城镇形成“燎原”之势；众多小城镇的发展能够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极大的支撑，形成“众星捧月”之势。因此，培养新型农民，解除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后顾之忧，是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重中之重。
2.着力扩大小城镇规模，放大集聚经济效应。小城镇不仅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阵地，而且是大城市劳动力的“孵化器”，同时，还是支撑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明星”。大力发展小城镇的第二、三产业，有利于放大小城镇的集聚经济效应，不断增强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使更多农业人口实现小城镇化，并为大城市发展提供需求条件，培育并输送其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5]。因此，要重点发展小城镇的第二、三产业。一是以乡镇为中心，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培育特色主导产业。一方面，培育主导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能够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另一方面，主导产业的培育能扩大小城镇规模，壮大其经济实力，增强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从而减少半城市化家庭的数量，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大城市的压力。二是改善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条件，缩小小城镇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与大城市的差距，增强小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为发挥小城镇的集聚经济效应创造人口和消费条件。
3.降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门槛。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超过“梯级门槛”的农村居民的数量是影响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进程的关键变量[6]。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需要跨越的门槛主要有：与户籍制度挂钩的身份市民化门槛、就业公平化门槛、社会保障平等化门槛等，以及与住房相关的居住城市化门槛[7]。上述门槛要么增加了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成本，要么降低了其收益，从而使可支配收入超过“梯级门槛”的农村居民的数量难以满足城镇化的需求。因此，政府应逐步放宽户籍制度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限制；健全和完善农村人口城市就业的培训和竞争体制、机制；对非政府主导迁入城市的新居民提供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8]；逐步实现城市就业农民社会保障的市民化待遇。进而降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门槛，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此外，由于农户家庭人口特征是决定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主要因素，而农户家庭人口特征具有可变性，随着家庭人口特征的变化，现有传统农业家庭可能变成小城镇型家庭或半城市化家庭；现有小城镇型家庭可能成为大城市化型家庭；现有半城市化家庭也可能成为小城镇化型家庭。因此，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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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叶欲民.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与制度创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8.
[3] 林树森.城市增长与城市发展[J].城市规划，2011，35（11）：11-18.
[4] 张亮.我国新型农民培训模式研究[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2010（7）：4-6.
[5] 潘海生.“就地城镇化”：一条新型的城镇化道路——关于浙江省小城镇建设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乡镇企业，2010（12）：48-52.
[6] 唐根年，徐维祥，贾临宇，等.中国农民市民化经济门槛与城市化关系研究：理论与实证[J].经济地理，2006（1）：118-121.
[7] 张忠法，沈和，李屹.影响农民市民化的因素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03（5）：13-19.
[8] 邹伟.我国农民市民化的经济学思考[J].经济问题，2007（10）：19-21.
Study on Echeloning Migr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in China
LU Dong-ning1，CHEN Jiang-sheng2
（1.College of Management， Yan’an University， Yan’an， Shaanxi 716000；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