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制度的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市场经济制度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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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核算原则 科目 资产现价 计提准备

一、《企业会计制度》体现了会计核算与市场价值的统一

1992年财政部颁布了《工业企业会计制度》,2001年又相继出台了《企业会计制度》。目前,国家大型企业《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已经停用,中小型企业两种制度并存。因为我国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创造的GDP占全国GDP总量的60%,上缴国税占全国税收金额的50%,全国有2/3的就业岗位在中小型企业,65%的专利、75%的技术创新、80%的新产品开发都在中小型企业。因此中小型企业对会计制度执行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基本面。

《企业会计制度》科目设置更趋合理,会计核算依据更注重与市场变化的一致性。在科目设置上,《工业企业会计制度》重于法律形式,《企业会计制度》则重于经济交易实质。例如:企业长期待摊费用,按《工业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应列入“递延资产”科目,而在《企业会计制度》中取消了这一科目,改为“长期待摊费用”科目,科目设置更趋合理。

科目设置的合理性是由会计核算的基本原则决定的,而这个基本原则的科学性,在于它符合了市场经济交易的实质。譬如:企业在筹建时期所发生的费用,不可否认有部分属于资产,也有一部分不属于资产。如果按着《工业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应列“递延资产”科目使资产数额虚升,使本应该在会计当期摊销的费用当作资产长期分摊。因此,将这类经济交易划为资产有失公允,而《企业会计制度》的核算原则就做了这样的规定:“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核算,而不应当仅仅按照它们的法律形式作为会计核算的依据”。由此看出《企业会计制度》核算更注重符合市场经济交易的实质。

二、《企业会计制度》会计中期的设置,使会计报表及时地反映投资的市场价值的变化,使企业决策者能更好的管理过程预期

《企业会计制度》增加了会计中期的概念,半年度、季度和月度均称为会计中期。《工业企业会计制度》没有中期的概念,核算和报表只反映初始投资成本,不反映现市值的变化,投资者往往只能在报表的附注中了解市值的变化。因不是规范的要求,附注的数据往往不能准确的反映市场的价格,投资者无法根据会计报表的数据做好过程控制,因此,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企业会计制度》设置了会计中期,作为一项规范要求,中期报表必须准确反映投资市场现值,把期末关口前移可有效的为决策者提供及时准确的数据,使决策者能更好的做好过程管理。

三、《企业会计制度》的计提准备制,使会计核算更符合市场的变化而更科学

1.短期投资计提跌价准备,使会计报表反映了短期投资值随着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化。

投资者完成投资后其资产随着市场的价格的起伏或增值或减值。《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对短期投资只做初始成本的反映,不反映市场的变化。因此,会计报表与市场脱节,是计划经济思维的产物。《企业会计制度》以计提投资跌价准备金的方式反映了这一市场变化,它规定:企业应当在期末时对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计量,对市价低于成本的差额,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企业计提的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应当单列核算,在资产负债表中,短期投资项目按照减去其跌价准备后的净额反映。中期和期末的会计报表及时反映了市场的变化的曲线,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2.新增委托贷款科目及利息的计提减值准备,是我国经济市场化的结果。

根据我国经济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企业融资方式多种多样,委托贷款是其中之一。在会计核算上《企业会计制度》增加了委托贷款的内容,并规定企业的委托贷款应视同短期投资进行核算。但是,委托贷款应按期计提利息计入损益;企业按期计提的利息到付息期不能收回的,应当停止计提利息,并冲回原已计提的利息。期末企业的委托贷款应按资产减值的要求,计提减值准备,冲减资产反映净值,该科目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3.《企业会计制度》完善了计提坏账准备的外延,更符合市场经济化的实际,使坏帐处理更加科学。

企业的坏账按原有的会计制度,只限于应收款范畴。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深入,企业破产或其他原因无法履行合同,收取了预付款后无能力供货成为经常发生的事。预付款回收无望也成为坏账的原因之一。《企业会计制度》根据市场这一现实将这类应付款转入其他应收款,列入计提坏账准备范围。转入其他应收款的预付帐款可以计提坏帐准备,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由原来的按制度规定计提变为企业可以自行确定,确定的方法为按照以往经验及债务单位的财务状况,并在坏账核算上取消了直接转销法。这样通过会计制度的改变,使企业坏帐得以及时处理而能及时反映资产的净值。

4.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规定反映了企业流动资产在市场中的真实性。

企业存货在流动资产及全部资产中占有较大比重,其价值的准确反映直接关系到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价值的真实性。《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对存货只反映其初始成本,不反映其发生的毁损、陈旧或跌价减值。《企业会计制度》则对存货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减值作了反映。它规定企业应当在期末时对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在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目按照减去存货跌价准备后的净额反映,会计报表及时的反映了存货在市场中的现值。

5.长期投资计提减值准备反映了投资回收效果。

为了使投资者了解投资的回收效果和真实价值,根据投资回收的情况《企业会计制度》增加了长期投资计提减值准备。企业的长期投资应当在期末时按照其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量,对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应当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四、《企业会计制度》对购建固定资产借款费用的资本化更完善

对于购建固定资产借款发生利息的资本化,《工业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交付前可化为资产,之后即为费用。但是对经常遇到的资本化的准确分摊、资本化暂停都没有明确规定,为会计核算带来混乱。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企业会计制度》制定了借款费用资本化的准确分摊计算方法,并明确规定了固定资产的购建发生非正常中断,且连续中断时间超过3个月(含3个月),就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直至购建重新开始,这样就使购建固定资产借款费用的资本化更完善。

五、《企业会计制度》避免了债权人豁免债务的核算给企业信息失实提供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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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犯罪的概念

经济犯罪实际上是一种经济行为，指的是不法经营者在违背国家市场经济法律、破坏市场竞争的原则，扰乱市场发展的秩序，采取不正当的行为，不择手段，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利益而采取的行为。通过我国科学对市场经济的分析讨论，总结市场经济给市场秩序、国家法律、人身利益带来的影响，将经济犯罪的概念氛围三种，总之，我将经济犯罪的概念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我国将不法分子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以及破坏国家的社会经济法律的一切不法经济行为总结为“大经济犯罪”。其次，我国将那些不法商家以及不法分子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关系的行为称为“中经济犯罪”，这一经济行为是不法商家通过人为操作，为了能够提高自己的地位，增加自己的权势而采取对社会关系进行破坏的行为，比如说股市运行操作、各企业竞争排挤等等。另外，从早期直至当今，国外的犯罪学家对于经济犯罪行为的概念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经济犯罪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对我们的市场秩序、国家金融都有很大的不利。

二、我国经济犯罪现象产生的现实条件

1、对于国内来讲，第一，由于我国的社会管理制度中出现的问题，有些不法的市场经济管理者钻了“空子”，没有高度的职业道德品质，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监督力度不够，接受贿赂的现象明显，对我们的市场进行松散管理，市场发展自然而然会出现问题；其次，企业间的竞争意识太强，合作意识淡薄，为了能够让自己企业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企业管理者们不惜采用不法行为，排挤、压迫其它企业；最后，市场经济制度的问题，不能够很好的对市场竞争秩序进行宏观调控，不能弥补市场自身发展存在的不足。2、对于国外来讲，为了能够打开中国市场，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发展自己国家的企业，削弱我国的市场竞争力，想利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繁荣的有利条件，其它国对中国市场虎视眈眈，他们不惜采用走私货品等等不正当手段进入中国市场，这一现象也助长了经济犯罪现象的气势，对我国的市场竞争有着一定的影响。

三、经济犯罪的特征

（一）根本特性

经济犯罪是依靠商品经济存在的社会行为，商品经济是经济犯罪行为产生的催化剂，经济犯罪行为的产生离不开商品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商品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它是不稳定又很复杂的交易过程，让我们的经济犯罪行为存在的方式也是捉摸不透。经济犯罪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经济行为，是非法的经济行为，不遵守国家市场经济法律法规以及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的经济行为。

（二）一般特性

1、经济犯罪具有营利性，商家之所以会产生经济犯罪行为，是因为他们为了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为了能够壮大自己企业的实力，这是每个商家的出发点，所以，经济犯罪的一般特性便包括营利性。2、经济犯罪具有隐秘性，这些经济犯罪行为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利益的，这种行为是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的。3、经济犯罪具有复杂性，社会经济关系复杂多样，经济犯罪大多是以团队的形式去完成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决定着经济犯罪的复杂性。

四、市场经济与经济犯罪的关系

（一）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促成了经济犯罪行为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不能够净化社会市场竞争氛围，加剧社会矛盾，这些商家无法可依，受不到法律的约束，必将会扰乱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更多的利益，这便助长了经济犯罪行为的气势。

（二）市场竞争的追利性太强，商家获利欲望强烈

为了能够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不被其他企业排挤，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市场运行的目的便是发展经济，这必将会勾起商家的求利欲望，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犯罪行为的产生。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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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分配；和谐；市场机制；法律制度；宏观经济政策 

 

一、引言 

 

分配和谐指的是在社会新创造的产品或价值(即国民收入)的分配中人与人所结成的关系和谐。或者说，人们对于分配活动中自己所获得的收入份额是满意的或比较满意的。收入分配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下进行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对应着不同的收入分配形式和分配原则。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需要的是按劳分配的分配形式和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需要的是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形式和原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坚持的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形式和原则。所以，制度设计对于收入分配能否实现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我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过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分配形式也由按劳分配形式过渡为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形式。同时，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实现分配关系的和谐，这需要我们通过制度变革，创造有利条件，完善市场机制，实现分配关系的和谐。市场制度的完善离不开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的保障，所以，需要对法律制度作出系统安排，才能为分配关系和社会的和谐提供法律保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分配关系的和谐是在市场均衡的状态下实现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促进市场均衡的重要手段，科学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是构建分配关系和社会和谐的政策工具。 

 

二、分配和谐的市场制度 

 

分配和谐的制度设计为什么要强调市场制度，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分配的社会经济制度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不仅社会产品作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生产要素也要被作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进行的，没有市场机制的完善，就不可能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顺利进行。所以，分配和谐的制度设计，首先要强调的就是市场制度设计。二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分配和谐必须具备市场均衡的条件。市场机制完善只是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但并不意味市场一定就是均衡的，同时，市场均衡又是实现先进集体交换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还需要在完善市场的同时，作出能够实现市场均衡的制度安排。 

市场机制的完善，一是要确立权利对等的市场主体。在商品市场上，生产者是供给者，消费者是需求者；在生产要素市场上，所有者是供给者，使用者是需求者。无论是供给者和消费者，还是所有者和使用者，都应该是具有对等权利的市场主体。市场主体的权利对等，不是行政赋予的，而是由所有权排他性的制度安排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保障的。供给者和消费者，或者所有者和使用者，具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谁也不能损害谁的权利，他们之间的权利就被认为是对等的。这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如果所有权缺乏排他性，消费者不需要交换就能占有或消费他人的商品，使用者不需要交换就能占有或使用他人的生产要素，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市场经济就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必须建立和健全所有权排他性的制度安排。二是要保障市场主体的充分竞争。供求关系的均衡、价格围绕价值波动，都是通过市场竞争实现的。可以说，没有市场竞争，就不可能有供求关系的均衡，也不可能有价值和价格的对立统一运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关系和谐必须具备的条件是市场均衡，而没有市场竞争，就没有市场均衡，从而也就不可能有分配关系的和谐。市场竞争同市场垄断是相对立的，不打破市场垄断，就不可能有市场竞争。所以，需要建立一套突破市场垄断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市场竞争。同时，除了运用行政法规和法律制度打破市场垄断以外，还需要一定的促进市场竞争的现代流通方式。在我国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的本质特征就是行政垄断。行业行政部门和地方行政部门为了保护本行业和本地区的利益，制定行业法规、地区法规，有意识地制造垄断。突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垄断，在维护市场竞争的同时，也就为促进市场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实现分配关系和社会的和谐创造了条件。三是要保障价格能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市场机制说到底就是利益机制，价格作为利益调节的市场工具，它的作用原理与调节方式就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如果价格能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它就有促使市场由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过渡的作用。市场的非均衡状态是一种既有生产者剩余，也有消费者剩余的状态。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占有劳动剩余产品，商品交换也不是等价交换，分配关系不可能实现和谐。市场的均衡状态是一种既没有生产者剩余，也没有消费者剩余的状态。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不到劳动剩余产品，商品交换也是等价交换，分配关系因而是和谐的。价格能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就能推动市场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从而有利于实现分配关系和谐。影响价格不能随供求关系变化而变化的因素主要是垄断。如果价格出现行业垄断、地区垄断，或者自然垄断，它就不可能发生变化。如果商品不能跨行业、跨地区流通，全国统一市场就难以形成，供求关系结构刚性的矛盾也就难以化解，即便价格具有弹性，供求关系也会因为商品难以跨行业和地区流通而僵化。所以，垄断不只是竞争的制约因素，也是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要完善价格机制，就必须打破垄断。 

市场机制的完善是市场均衡的前提条件，但是，即便市场机制完善，也不一定就有市场的均衡。所以，仅仅强调市场机制完善，市场均衡也是难以自动实现的，因而我们需要树立市场均衡的观念，自觉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市场由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转变。我国理论界对完善市场机制的认识是比较充分的，但是，对市场要实现均衡的认识就没有对完善市场机制的认识那么深刻。因此，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要促进市场均衡。我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形式，就必须提高对市场均衡的认识，提高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市场均衡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分配关系和社会和谐。

三、分配和谐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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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智慧和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并在经济思想体系上，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理论，这些都是我们建立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历来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该思想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将传统的经济思想精髓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间结合起来，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创新的必要因素。坚持立足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讲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就是要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出发。

我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独特的历史和独特的经济制度，对于这些具体情况，我们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国之根本，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制度。我国目前正在实行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要取得实践的成功，就必须立足实践，从实践中汲取营养，进而总结出完善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

“范式”是指在某一具体科学领域、某一特定时间内比较占主导地位的研究学者普遍认同的概念、分析方法。1978年之前，在中国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苏联范式”。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求强大的理论支撑，因此，出现了宽松的学术环境，为中国经济理论范式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之后，中国的经济学便以这两大理论为支撑，开始全面构建面向全球化的新理论范式。其核心概念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演变打破了传统的理论范式视角上的狭窄性和概念的同质性。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实质和特征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学要全面综合古今中外的优秀的合理的经济学思想，最终构建一种能够全面科学揭示经济运行机制以及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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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与经济法之间的重要交集是“经济性”，宪法的基础是民权、民生等重要的有关于民生发展的内容，经济法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宪法与经济法二者共有的特征就是经济性。宪法与经济法一样，具有共同的特征，要促进社会的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需求，都具有突出的经济性，这种职能具体表现为:经济法与宪法都要能够体现国家的职能，要能够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要求能够市场经济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范限制，并对相关的经济实体的职能进行界定，通过经济手段，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它们都要求运用法律化的手段对市场主体进行管理，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所以说“经济性”是宪法与经济法的共性。从经济分权的角度看，宪法作为我国发展的《总章程》，需要将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的存在体现出来，并保证任何经济实体与组织能够有效的运行。因此，宪法必须大量规定经济内容，对相关的经济实体进行界定，明确界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相应地，宪法还需要厘清不同主体的财产权利与经济利益，以保证国家经济秩序能够有效的运行。国家的宪法必须直接规定或间接体现其基本的经济制度，保证市场经济制度能够有效的运行，尽管各国对此规定的内容不同，立法体例上也不统一，但是对于经济制度的制定、分配制度的制定、经济体制的内容等都作了有效的规定。宪法对有关经济管理制度的规定，需要加强对公民经济自由权的保护与规定，这样就构成了“经济型宪法”的基础性的核心内容，制约着社会经济法制制度的形成于法制，也促进着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制，宪法的规定是以经济制度为基础的，宪法的实施必须以充分保护社会主体和公民经济的自由权利。宪法所确立的经济制度，对我国经济制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它直接关系到国家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发展，直接影响经济法调整的目标，实现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宪法所确定的经济体制，对我国的经济法制度建设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如果没有宪法的规定，就无法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与市场有机的规划，经济法的实施就缺乏宪法上的依据，也就无法对市场经济的主体进行宏观调控。

二、经济法对宪法的落实与推动

经济法是对宪法规定的经济法规进行实施的重要途径，由于宪法与经济法都具有经济性，都是对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作出规定，两者之间的互动要求能够相互促进，不仅体现为宪法对经济法的上述重要影响，也体现为宪法需要经济法的具体落实，只有通过经济法对市场经济的主要作出规范，才能有效的保证宪法的合理实施。宪法作为具有最高位阶的根本大法，它对国家的每一个方面都作出了规定，如果经济法不能有效的对宪法规定的内容进行实施，宪法中的经济性法规就会失去意义，也就直接影响宪法的生活效益，没有经济法对宪法的经济法律进行落实，经济宪法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经济法对宪法发展的推动具体途径是多元化的，虽然主要体现为当代的经济和经济法发展对宪法变革产生的影响，促促使着宪法的变革，但早在经济法尚未成体系之前，经济的发展直接对宪法的形成具有推动的作用，它直接涉及国民基本财产权保护的财税法规范，对国家经济市场的发展具有稳定的作用，对宪法的产生和发展已有较大推动。基于宪法与经济法共有的经济性，二者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一方面，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对经济法的制定与发展具有指导的作用，使其能够对经济法产生重要影响，促进经济法的改革与发展。另一方面，国家经济职能的强化和经济生活的现实需要，要求宪法能够加强对经济实体的监管，使得宪法的经济性规范不断增加，也在不断的增加经济法的内容，也扩大了经济法的使用权限。因此，只有宪法与经济法良性互动，交融共生，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才能有效的维护经济社会的稳定，因此，要促进经济法与宪法之间的有效互动，需要对二者的“经济性”与“一致性”进行分析。

三、从经济性看宪法与经济法的“一致性”

“一致性”要求经济法与宪法在规定市场主体行为具有一致的要求与目标，这是二者经济性的必然要求，从共有的经济性来看，二者之间的目标是相同，促进社会的发展，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宪法与经济法在保障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同时，需要遵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通过市场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从而实现经济运行“更经济”、“更有效”等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同时，在强调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合法性的同时，二者在调控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强度经济法要能够“合宪性”，二者在这个目标上也是一致的。其次，从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来看，经济法对宪法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执行宪法中的相关经济政策来实现的，同时，由于宪法对经济法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规范着经济法运行的相关条款，且经济法不能与宪法相冲突，要求经济法的规定是在宪法的指导下进行的，因而经济法需要在合宪的意义上与宪法保持一致性，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才使得宪法具有更强的权威性;同时，经济法在落实宪法的过程中能够推动宪法变革，才能将现实社会中的变化情况有机的融入到宪法的变革中，提高宪法的实用性，并使其更符合现实需要，从而使两法保持一致性，具有共同的规范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此外，仅从一般法理的角度来分析，宪法作为根本法、基本法，是国家存在的根本，其规定具有“根基”的意义，对于经济法的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经济法要落实宪法的规定，需要就当前经济发展的情况，制定更为具体的制度安排，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使宪法的“根基性规范”变得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控制性，也能够提高宪法的适应性，从而保障宪法规范的有效执行和合理的应用，通过经济法的实施，促进了宪法在经济法中基础性作用，由于宪法中的“经济性规范”是制定经济法规范的重要依据，也是经济法实施的重要保证，因而，经济法的制定应该与宪法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在强调宪法与经济法的一致性同时，需要我们加强对二者之间的有效互动交融和促进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就需要宪法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制定出新的规则制度，来保证经济法的有效实施，也为经济法的确立提供政策支持，由于宪法的经济性规范需要由经济法来具体落实，也需要经济法的实施途径进行有效的保证，而经济法的许多基本制度则需要有宪法上的依据。

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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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伦理；制度伦理化；伦理制度化；市场经济

所谓“斯密难题”，是指斯密的这两部经典著作《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的主题观念相互冲突的问题。他认为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从人性的同情出发，阐述了“道德人”行为的利他性；而在《国富论》中，斯密又从以人性自私为逻辑起点，强调了“经济人”行为的利己性，这样二者就产生了矛盾。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冲突、私利与公利的矛盾并不能通过“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调控等进行解决。在政府调控、“看不见的手”、法律法规的强制作用、以及非制度化的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的约束之外，还存在着制度伦理的机制。

一、制度伦理的内涵

制度伦理，是指伦理制度化和制度伦理化的辩证统一，以制度和伦理的内在同一性为依据，“主张制度伦理既是制度的伦理又是伦理的制度，强调制度安排与道德建设的双向互动”[1]。其主要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制度伦理是指制度伦理化，指各种制度本身所蕴含的伦理追求、道德价值理想及道德精神和道德理念，强调的是制度的道德合理性。第二，制度伦理是指伦理制度化，指制度化、法律化的道德规范，强调的是依靠制度力量来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制度伦理就是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两方面的动态的有机结合。

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统一并联结于制度伦理范畴，是制度伦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们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把二者割裂开来，突出强调哪一方面都是片面的。制度蕴涵什么样的伦理，伦理就应当有什么样的制度。研究制度不仅要涉及制度本身的道德评价，还要研究道德评价对制度稳定与变迁的影响。同样，研究伦理不能仅限于探讨自律的、形而上的道德，还必须考虑法律化的、体制化的、制度化的道德[1]。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在道德评价取向上是一致的。制度伦理不仅强调了制度设计和选择的伦理价值尺度，还突出了伦理建设的制度化取向，其实质就是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的辩证统一。

二、市场经济下制度伦理建设的必要性

马克思指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2]“道德‘思想’一旦离开利益，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利益是制度伦理产生的价值基础，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制度伦理建设具有可能并成为必要。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看不见的手”、政府调控、法律法规的强制作用、以及非制度化的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的约束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道德性，但是并没有解决“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冲突、私利与公利的矛盾。其必要性具体如下：

第一，市场经济下“看不见的手”、政府调控和法律法规的强制作用等有其所管涉不到的方面，另外制度管理的滞后性与缺位性使制度伦理引入市场管理成为可能。同时，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体制转型时期，新旧伦理观念冲突，价值观多元化，是非善恶界限不明确。为了使市场主体知善恶与明是非并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与行为抉择，就必须以制度伦理的形式对新旧伦理观念的冲突、价值观多元化和那些不明确的观念加以区分和界定。

第二，市场主体不仅是经济主体，也是道德主体。作为道德主体，其内在道德性的形成、道德意识的培育，必须依赖于明确的、直接的道德规范的指引[4]。不可否认，“看不见的手”、政府调控、法律法规的强制作用，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主体做出外部合乎道德的经济行为，但不能为其提供明确的道德指向，从而使其逐步上升到自觉的道德境界。非制度化的一般性伦理原则、道德规范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市场主体合乎道德的经济行为，但是如果市场主体没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或经不起诱惑，就不可能促使其做出合乎道德的经济行为。制度伦理正是以制度的外在强制性、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的明示性，从内外两个方面促使市场主体做出合乎道德的经济行为。

第三，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不道德的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健全市场道德和惩恶扬善，一方面要肯定道德的经济行为，提倡讲诚信、守信用的经济行为，并对其给你政策支持和经济奖励；另一方面要严厉惩罚败德的经济行为，让败德行为者付出一定经济代价，从而使不道德的经济行为最终变得不经济。制度伦理就是以道德赏罚为机制，通过表彰合乎市场道德的经济行为并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同时让败德行为者暴光并给予相应的经济惩罚，为市场主体作出正确的经济行为指明了方向。因此，市场经济下的制度伦理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三、市场经济与制度伦理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制度经济，它本身蕴含有道德价值[5]。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一种规范经济活动的规则，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因为它通过恰当的激励机制，调动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使用，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市场经济制度同其它制度一样，在创制时就已经蕴含了是否合乎人性的要求，是否满足人的需要的伦理价值考虑以及人们对它是否公正。

当前，我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应更加注重顶层设计，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我们全面深化改革，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绝不是要使市场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必须建立与当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伦理，使每个“经济人”真正成为自觉的“道德人”，并形成勤勉做事、诚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

在利益驱动的社会，要促使人做出正确的有道德的经济行为，需要制度伦理对其有正确的引导和明确的规范。制度伦理作为制度和伦理相结合的理论，对于正确处理利益关系，规范市场经济行为，保障市场经济的道德性有着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是为了解决财富增长问题而出现的，具有效率特征，同时它又涉及到财富分配的公正问题，因而又具有伦理特征[6]。（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梁禹祥，南敬伟.诠释制度伦理[J].道德与文明，1998，（3）.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P103、P103

[4]吕耀怀.市场经济的道德性及其制度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伦理学》，2000，（4）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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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并联结于制度伦理范畴，是制度伦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们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把二者割裂开来，突出强调哪一方面都是片面的。制度蕴涵什么样的伦理，伦理就应当有什么样的制度。研究制度不仅要涉及制度本身的道德评价，还要研究道德评价对制度稳定与变迁的影响。同样，研究伦理不能仅限于探讨自律的、形而上的道德，还必须考虑法律化的、体制化的、制度化的道德。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在道德评价取向上是一致的。制度伦理不仅强调了制度设计和选择的伦理价值尺度，还突出了伦理建设的制度化取向，其实质就是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的辩证统一。

二、市场经济下制度伦理建设的必要性

马克思指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道德‘思想’一旦离开利益，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利益是制度伦理产生的价值基础，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制度伦理建设具有可能并成为必要。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看不见的手”、政府调控、法律法规的强制作用、以及非制度化的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的约束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道德性，但是并没有解决“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冲突、私利与公利的矛盾。其必要性具体如下:第一，市场经济下“看不见的手”、政府调控和法律法规的强制作用等有其所管涉不到的方面，另外制度管理的滞后性与缺位性使制度伦理引入市场管理成为可能。同时，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体制转型时期，新旧伦理观念冲突，价值观多元化，是非善恶界限不明确。为了使市场主体知善恶与明是非并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与行为抉择，就必须以制度伦理的形式对新旧伦理观念的冲突、价值观多元化和那些不明确的观念加以区分和界定。第二，市场主体不仅是经济主体，也是道德主体。作为道德主体，其内在道德性的形成、道德意识的培育，必须依赖于明确的、直接的道德规范的指引。不可否认，“看不见的手”、政府调控、法律法规的强制作用，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主体做出外部合乎道德的经济行为，但不能为其提供明确的道德指向，从而使其逐步上升到自觉的道德境界。非制度化的一般性伦理原则、道德规范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市场主体合乎道德的经济行为，但是如果市场主体没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或经不起诱惑，就不可能促使其做出合乎道德的经济行为。制度伦理正是以制度的外在强制性、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的明示性，从内外两个方面促使市场主体做出合乎道德的经济行为。第三，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不道德的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健全市场道德和惩恶扬善，一方面要肯定道德的经济行为，提倡讲诚信、守信用的经济行为，并对其给你政策支持和经济奖励;另一方面要严厉惩罚败德的经济行为，让败德行为者付出一定经济代价，从而使不道德的经济行为最终变得不经济。制度伦理就是以道德赏罚为机制，通过表彰合乎市场道德的经济行为并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同时让败德行为者暴光并给予相应的经济惩罚，为市场主体作出正确的经济行为指明了方向。因此，市场经济下的制度伦理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三、市场经济与制度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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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制度类型　技术创新　经济增长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新增长理论将技术内生化，从而对经济增长中的一些现象作出了较合理的解释。但在新增长理论中，制度因素仍是外生给宣扬，这又使其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市场制度是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本文将市场制度分为四种类型，分析和比较各种市场制度与经济增长绩效之间的关系。

1　市场制度的类型及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制度问题重新激起经济学家的兴趣，制度分析开始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热点。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界对制度的分析大多停留在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及其相互关系的层面上，而少有对制度作分类或型式化的研究。在我们看来，这既不利于制度问题研究的深入，也不利于将制度因素与其他经济问题联系起来，揭示其相互关系。

在经济体系中，市场制度无疑是重要的制度形式之一。市场制度可以说是个排列其消费偏好和自由追求这些偏好的能力达到最大化的一种制度安排。但市场制度并非铁板一块。应当看到，在实际生活中，市场制度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为了研究市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将这种制度分为以下几种类型：①发达完备型市场制度。这种制度以存在着健全的市场主体、完备的市场体系、统一完善的市场规则和健全的市场服务体系为特征。当达的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大多均属于这种情况；②政府主导型市场制度。在这种制度安排中，政府以市场经济导向为目标，积极地培育市场，构建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20世纪60年代以后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台湾、新加坡，以及当代中国，大体上属于这种情况；③自然演进型市场制度。在这种制度类型中，经济政策主要是由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均势来决定；政府不实行积极培育市场的政策，但也限制或阻碍市场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前，拉丁美洲国家基本上都属于这种情况。④低度发展型市场制度。在这种市场制度下，相当数量的经济活动是由传统、习俗和命令来调节，市场体系残缺不全，人们商品意识不强，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为低下。撒哈拉的南非洲国家，大多属于这种类型。

下面考察一下各种市场制度类型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首先看发达完备型市场制度国家。西方国家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开展而形成和建立起来的。经济史学家一般认为，西方国家工业化开展的年份，英国为1780～1785年，法国为1831～1840年，美国为1834～1859年。我们大致以此为起点，来看看这几个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长时期的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人均值和年均增产率（见表1）。

其次看政府主导型市场制度国家。亚洲“四小龙”中除香港外，韩国、台湾、新加坡都是较典型的政府主导市场制度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所推行的政府主导型市场制度，在20世纪60～80年代促成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起飞，跻身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见表2）。

再次看自然演进型市场制度的国家。“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国家在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一度较快。1950～1980年，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均增长率为5.6%。80年代以后，拉美陷入严重经济危机。1981～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1%，人均收入增长率为-0.9%。90年代以后，情况开始好转，但仍不尽人意。最后看低度发展型市场制度的国家。1960～1970年，整个非洲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8%，70年代则为5.2%。进入80年代后，非洲经济急剧恶化。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统计，1980～198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0.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9%。在1986～1990年间，非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0.7%（1987年增长0.3%除外）。非洲成为80年代世界上唯一人均收入持续下降的大陆。。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发达完备型市场制度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差异不大，在长期内呈现出稳定增长之势；政府主导型市场制度的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20～30年）则出现了高速增长的情况；自然演进型市场制度和低度发展型市场制度的国家经济增长起落较大，未出现持续的较快增长，且都经历过严重的经济衰退期（10年左右时间），但前者较后者绩效略好。

2　不同增长绩效的制度分析

发达完备的市场制度有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经济学家对此已作了较为充分的说明。一般认为，在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技术创新的进程又依赖于一套复杂的制度安排。其中不仅包括产生创新的制度，而且包含确定所有权和新式地追求个人的偏好而鼓励了技术创新，推动了经济的长期增长。与此相反，在低度发展的市场制度下，由于制度设施不完善，使得多种经济信号缺乏有效的反应中枢，市场主体难以获得较全面和正确的经济信号，从而导致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地发挥其配置机能。发达完备的市场制度国家与低度发展的市场制度国家在经济增长上绩效殊异，从制度上似不难作出说明。

就政府主导型市场制度国家来说，政府在推动市场的发育和发展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就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来看，其政府以市场经济导向为目标积极地培育市场，构建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为了改变市场机制配置功能不足的状况，它们把培育市场作为政府干预的一项重要内容，采取了多种措施力促市场的发育和发展。首先是给公众较大的经济自由，保护私人财产权利，鼓励民间的投资热情，推动民营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同时要求国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并把一部分国营企业转为民营。其次是积极培育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鼓励投入要素的流动，建立多层次、多种类、多功能的市场体系网络。第三是适时实现由进口替代为主向出口导向为主的战略转变，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建立加工出口区和自由贸易区，对出口实行退税和免税，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利用外部资源。第四是努力推动价格制度的合理化，逐步放松外汇、贸易、物价、物资供应等方面的管制。积极地培育市场是东亚地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它不仅避免了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中容易出两年价格过度扭曲现象，而且为经济发展聚集了强大的后劲，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不过，应当看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实行政府主导型市场虽有其必要，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实际上包含着一系列内在的矛盾的问题。在实现了经济起步以后，这些矛盾和问题会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反观自然演进型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并没有选择积极推进市场发育的政策，其政策措施主要是由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均势来决定的。就拉美国家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各国农业部门力量衰弱，农业利益集团的影响缩小；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集协和迅速崛起，资产阶级和工会组织的力量开始壮大。民众主义文人政府认为城市的政治动乱最具危险性，因而总是把处理城市工人和资本家的冲突放在首位。民众主义的核心是民族主义及“资本和劳动之前的妥协”，其目标是使社会各阶层都能程度不同地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在这种折衷主义和调和主义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强调政府对市场的替代而忽视对市场的培育及内向发展的政策，非但没有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反而造成了许多严重的后患。

3　制度因素内生化问题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以“内生技术变化”为特征的理论模型，从而促成了新增长理论的出现。然而，新增长理论仍然有其缺陷和不足。在新增长理论中，经济制度和个人偏好仍然被看作外生给定的，因此无法利用这一框架说明经济制度的变化或个人偏好的变化、生产技术条件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制度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相当大的。首先是对“获得正确价格”的影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中都存在着严重的价格扭曲。能否获得正确的价格，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速度。而获得正确的价格，并不是一个调控问题，而是一个选择正确制度的问题，也就是一个选择如何安排社会的问题。由于基本的价格扭曲是由构成政治经济基本结构的宪法秩序所引起的，因而，制度变革对于获得正确的价格特别重要。其次是对结构变动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上，进一步的发展将需要在经济结构上出现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伴随着规模的扩大，投入要素比例的变化，部门转移上的变化和贸易在经济中作用的变化。为了推动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制度在配置资源、提供动力和信息等方面必须加以根本的转变。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战略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而发展中国家一定时期内特定的政策和战略，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制度因素决定的。

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但将制度因素真正地内生化，以较为抽象的理论模型（特别是数学模型）对此加以说明，却远非易事。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制度因素的分析还欠具体和深入，另一方面是由于将其纳入较抽象的理论模型，对数学工具有较高的要求。可以说，将制度因素内生化，方向是明确的，但要真正取得成效，还须作艰苦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美］罗伯特J·巴罗．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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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会计制度中稳健性原则强化的外在制度原因是实行以盈余为基础的监管和评价制度，而根本原因是稳健性原则被作为一种财务报告机制得以运用，可以改善公司的盈余质量，也能强化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本文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会计稳健性对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分析：稳健性的定义、从公允价值视角角度看如何结合稳健的会计政策和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我国相关制度中如何体现会计盈余稳健性。

关键词 ：公允价值；制度；稳健性；盈余价值

一、什么是稳健性

稳健性在会计学术上也被称作谨慎性或者审慎性，是会计学的一个基本特征，也对会计实物和会计理论探讨有深刻影响。在实践中，稳健性会计原则通常是在企业进行资本会计运算时处于对未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所采取的一种基本的防护反应，以做好对商业操作中风险的充分评估和考量，会计稳健性通常是被作为企业会计核算的基本特征和重要原则被强调。这就要求，企业在进行相关会计事项或者进行货物产品交易的时候，在做相关专业确认和计量报告时应保持应有的专业性，谨慎是必须的，防止过高评估资产和收益、过低评估负债和费用，充分考虑风险和损失，保持严谨的周密的态度。

二、公允价值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从理论上来推测，稳健性一般对企业在即将来的相关经济业务损失方面会做出谨慎的预测和采取相对安全谨慎的态度并得到快速反应，但是对未来带来的经济收益的不确定性却延迟反映，所以会计政策中的稳健性并不能单独的真实的反应企业的财务方面的状况，由此做出的财务报告也不能肯定他的质量，所以这种情况下做出的财务报表和信息报告的全面性和真实性值得商榷。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是对稳健性的一个有效补充，公允价值是根据市场的波动和表现来客观反映将来的预期，它完整考虑了各种因素，对预期结果和未来经济损失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如实的反应，这种反映是理性和全面的。而稳健性在经济尤其是会计业是一种人为附加信息或者说是带有限制性的一种会计特征，常常人为的分析盈利和损失、收入与费用、人为的处理资产和负债，主观性超过于客观事实，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计入信息对会计业务的真正情况的理性反应。

公允价值的根本意义是以客观存在为基础，以市场价值和市场走向为标尺，对资产价值的变化情况通常是公允客观的反应，不但能公允的反应经济在市场中的价值增加也能客观反应资产价值在经济走向的减少，公允价值的存在减少了会计报告的不准确性，把会计报告中只汇报资产价值减少不汇报资产价值的增加的这种情况降到了最低。所以，认清公允价值的客观性和全面性，有效的避免了稳健性原则下企业单向反映的漏洞，弥补了稳健性的原则在现实运用中的缺陷，能够使投资者获得更多有价值的高质量的信息，不再因为会计政策的缺陷和漏洞而错误的对公司资产和价值进行评估，从而能够有效避免投资者错失良好投资机会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公允价值的应用显著弱化了会计稳健性对于盈余价值相关性的负面影响。

三、从制度层面看，会计稳健性对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分析

（一）会计制度变迁的基本概念

在经济学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可以通过资源配置来协调。会计制度是经济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会计制度的改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可以理解为企业的预算收益高于企业的预期支出。通常认为，会计制度产生的收益不能支撑和满足企业的需要时，经济的发展就会遇到阻碍，所以企业和管理层就要改革当前的会计政策，这就打破了经济学中的均衡，然后在市场运转中经济和会计政策从不均衡在转变到均衡状态中，这是一个动态变化循环的状态。这一过程体现为会计制度的替换、转换与交易过程，是其通过复杂的规则、惯例和实施的边际调整实现的。

（二）在我国会计制度中稳健性被作为会计基本原则和重要的特征

实现以盈余为基础的监管和评价制度是稳健性在会计制度中被认可和推行的外在原因。企业的存在以追求利润为最大目标，企业以规避风险作为企业发展中必须要估量和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任何一个企业在生存的空间中都选择以实现盈余为监管的终极目标，所定立的制度也是以评价是否和企业发展脉络一致来衡量是否科学。当经济主体尤其是投资主体发现衡量经济指标的会计制度不能全面衡量企业经济面貌的时候，变化会计制度和规则，改变制度中不合理的有缺陷的设计势在必行。会计制度的改革就是在一定状态下经济主体和经济投资者为了使利益最大化，来变革低效率的会计制度，使其达到高效率的一个经济动态的过程表现。

（三）稳健性原则被作为一种财务报告机制得以运用，是会计制度改革的内在原因，可以改善公司的盈余质量，也能强化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

会计制度是经济制度中的一种，会计制度的完整性可以有效的减少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不稳定性，有效减少企业在市场交易中的费用，能够为企业节约交易成本，所以交易费用的减少是会计制度和市场体现出来的主要理想状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会计业务的复杂和增多，原有的会计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现状市场和经济的需求，再坚持用之前的会计制度和准则，则会增加交易成本，增加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所以要对不合适宜的会计制度进行完善和改革，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完善的会计制度既有稳健性的风险预测也有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全面的报告信息，能够改善公司的盈余质量，也强化了对投资者的利益保护。

在经济学领域内，一定程度下交易费用的降低不能单方面的带动资源配置的最合理状态，所以最有效的办法是进行制度变迁。制度变迁需要技术进步，科技进步和发展不但能够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变迁的效率。同时也会减低会计制度改革的成本。总之，会计制度的变迁是为了通过实施一系列的会计政策改革，来提高会计信息的报告质量，会计质量信息越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也就越强。

小结：公允价值计量范围扩大，新会计准则被引入会计制度和稳健性适度结合，全面的考虑了各种市场因素对经济业态中出现的不确定性进行客观综合评估，从会计的严谨性和经济学理论上看，这种结合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所以说，相对于对市场进行单方面的稳健性原则经过会计制度的改革引入的公允价值计量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更符合会计目标和会计实务的要求，填补了会计稳健性在会计行业和经济业态中信息不对称的缺憾和不足。

参考文献：

[1]刘斌，徐先知.新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效果研究———基于盈余稳健性视角的分析[J].财经论丛，2010年02期.

[2]詹雷,江雪.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特征研究[J];财会通讯，2011年12期.

篇10

一、提出实行“全面深化改革”。

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当时主要是农村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行以城市为中心的整体改革；十五届三中全会和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和推进农村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提出进一步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这是对35年改革历程的全面总结和新一轮改革的进军动员。

二、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往若干次中央全会多侧重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次则提出治国理政的方略，强调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特别是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和突破。

三、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都提出发挥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到“决定性”的高度，充分显示出今后主要由市场或市场主体充当“运动员”，政府则主要充当“裁判员”的角色，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

四、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并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了部署。

主要有六个方面：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中还提出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五、进一步重申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性，特别是强调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

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强调二者“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比以往历次三中全会对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重要地位提得都高。

六、充分阐释了“现代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

十四大以后的提法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现代市场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全面阐释了现代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一是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二是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三是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竞争。

七、对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

过去主要强调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并将其明确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十的提法更加宽泛，提出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八、首次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主要强调国企改革、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为国家提供更多的财源。鉴于我国财政正处于“政府过紧日子”以保证“人民过好日子”的过渡阶段，此时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恰逢其时。为此，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九、提出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现路径。

在具体路径方面，“加快构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要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基本条件；“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制度保障。

十、对进一步扩大开放、以开放促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