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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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知识；制度知识；经济增长；经济制度；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061.2；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6-0096-04

经济增长是各国（地区）普遍追求的目标，也是经济学着力解决的问题。纵观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从重农主义强调土地的作用到重商主义强调市场的作用，到古曲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综合强调各类生产要素（当然包括土地）和发挥市场效率等的作用，都展示出这样一幅图景：人们在分析经济增长时，越来越多地把各类相关要素纳入分析框架，从而越来越客观、准确地描述现实经济增长过程以及各因素所起的作用和其存在的原因，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进而提高了人们调控经济发展的能力。但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却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人之所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并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经济活动的均衡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区别于其他物种而具有智能生命的特质，换句话说，就是人类可以通过知识积累提高其“掌控经济活动”的能力，而这正是我们推进经济增长的根本，但是这点却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本文拟通过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反思，探讨人类知识，尤其是制度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反思及问题的提出

人类的知识不论怎样区分，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关于自然的知识和关于人类自身的知识两类，前者是人类探知和改造自然的技术性知识，而后者是关于人类自我组织的知识，可分别称之为“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如果说各种经济增长理论中涉及知识的作用，大体都是指技术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论是李嘉图强调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传统经济增长，还是马歇尔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最终都只是把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局限于技术知识的作用。直至当前，人们在研究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大都是指技术知识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往往将信息技术作为知识的典型代表。这种认识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经济增长分析中的新古典主义倾向，而且在于人们注重于从定量上确定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技术知识更容易量化。

但是，从现实经济增长来看，人类的制度知识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制度的形成和有效性（张尚毅，1998a），进而影响甚至决定经济增长的方式和成果。新古典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特征是在经济分析中不考虑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将经济制度视为经济分析的外生因素；而李嘉图的传统增长理论虽然涉及制度因素，但是并没从知识的角度进行这方面的分析。事实上，我们从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发展脉络可以看到这点。

张尚毅：制度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人力资本第二特征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增长理论也不断发展演变，从重农主义到重商主义等无不如此。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源于哈罗德和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他们假定技术等经济变量不发生改变，从资本和储蓄的相互关系引出经济增长模型，从而推出一个最优经济增长路径，并以此提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作为新古典主义的继承者，哈罗德等人在其模型中沿袭了新古典主义传统，将经济增长直接与储蓄转化为资本联系起来，指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资本的投入量，但这只是从一个方面论证了经济增长的因素。随着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的发展，产生了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模型以定量分析的方法，引入劳动、技术等变量，从而使经济增长不仅和资本，而且和劳动、技术的变化联系起来（索洛，1988）。经济学的发展使人们可以用定量方法分析出技术对经济的具体贡献和大多数经济理论一样，通过将实际经济数据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进而推导出各个变量的具体效应，是在数理上有说服力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一门科学只有在它成功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美的地步”（拉法格，1957）。经济学也正因为充分运用了数学成果，从而使其成为真正的科学，经济增长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所掌控。 ，索洛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他通过设立和技术有关的规模变量，分析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索洛采用美国1909―1940年经济发展的有关数据，估算出美国平均经济增长率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约占51%左右；而对1909―1949年美国非农部门的估算，这个比例提高至87.5%，并且在这40年中后半部分技术进步的贡献约为前半部分的5.83倍（索洛 等，1991）11。这些实证数据不仅验证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且也说明了随着经济发展，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 。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强调资本、劳动、技术等经济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制度等经济变量依然被排除在经济增长分析之外。

引入技术变量，实质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将知识引入经济分析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可以从定量的角度论述知识、技术等经济变量对经济的贡献度。如丹尼森曾估算出美国在1948―1973年的经济增长有28%左右归因于知识的进展（索洛 等，1991）256。这些关于知识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论述，引起了人们对知识对经济增长作用的重视，一些学者也逐渐将知识纳入经济增长分析之中，从而使知识在经济增长分析中由外生变量内生化。然而，真正将知识明确引入经济增长分析的是保罗・罗默。罗默所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从技术分解出知识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与索洛不同的是，罗默的经济增长理论不仅使经济分析能预测经济的长期趋势，而且可以将经济的短期变化预测出来，从而能更准确地测量知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新经济增长理论明确指出经济增长并不依赖于劳动力的增长，进而提高了人们对知识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认识（Romer，1986）。

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被人们发现并重视，得益于现实的经济发展，也得益于于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图景：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相一致，而经济理论又往往超越经济实践，给经济实践以指导，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类关于经济增长的知识的进展。目前，主流经济增长理论虽然将各种生产要素纳入经济增长分析中，但是对于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主要强调了技术知识的作用，忽略了制度知识的作用，也没有较为普遍地指明各类知识（特别是制度知识）分别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其无法说明为什么知识（实际上是技术知识）在一些经济态中的作用较强，而在另一些经济态中的作用相对较弱；更无法回答为什么技术主导的经济增长发生在一些国家或地区，而不发生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因此，要将知识真正引入经济增长分析中，不能仅从技术知识方面着手，还要将人类关于自身的知识纳入其中。由于新古典义传统理论在技术知识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下文着重分析制度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经济增长的知识基础

当我们依赖于自然资源推进经济增长时，自然会得出增长存在极限的结论（米都斯，1997）；而新经济增长理论对增长极限进行了否定，提出由知识所决定的增长递增效益。今天，在现实经济中出现的更多地依靠技术知识而相对较少地依靠其他资源推进经济增长的现象，正如罗默所说的那样，从本质上来说只不过是人类对于自然界认识的深化以及运用这些技术性知识推进经济增长。但是，由于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继承了新古典主义传统，虽然指出了知识对经济增长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却不能用人类全部知识的进展来解释经济增长，也正因为如此，无法解答我们前述的一些基本问题。

奥地利学派学者哈耶克在他的有关论著中将人类知识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指出“均衡仅仅以人们在试图执行可能达到均衡的初始计划的过程中确实获得的知识为基础”（哈耶克，1989），从而将知识完全融入整个经济分析中，这种无区别地将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和人类自身的知识融入经济分析，与国际经合组织关于知识经济中知识的基本认识是一致的。用人类全部知识解释经济增长所要说明的问题是，社会经济均衡并非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假设的是具有同质性经济主体的均衡，而是具有异质性经济主体（拥有不同量和质的关于自然和自身的知识）的均衡，这就必须解决异质性经济主体相互耦合的问题，必须明确具有不同知识的经济主体之间为什么存在相互冲突，怎样才能相互耦合，进而达到均衡，保持一个经济态的稳定与发展（张尚毅，1998b）。从制度知识的角度，我们可以比较容易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不同的经济主体不但具有不同的个性知识，而且具有作为耦合基础的共性知识，这些知识就是我们所称的知识传统；知识传统决定了一个经济态可能具有的经济制度优化水平，从而也就决定了该经济态可能接受或者拥有的技术知识水平，进而呈现出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增长水平这点我们可以从中国以及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看到。中国近代的落后并非在于不知道当时西方世界技术知识的发达程度，也引进过在当时较为先进的技术，但是，仍然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反之，一些国家（如日本）在近代的崛起也不是因为比我们更多地了解当时先进的技术知识。决定经济发展差异的关键在于我们关于制度知识的缺乏，或者说拥有先进制度知识的人很少，不足以自我产生或接受新的经济制度。 。正如诺思所指出的那样，“制度框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诺思，1989）。总之，具有不同知识水平（包括制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经济主体决定了经济均衡状态的不同，从而使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我们认为当一个经济态的人群中关于制度知识的分布程度相对较低时，是不可能产生出更有效率的经济制度的。因此，具有足够多的不断优化的制度知识的人群就成为一个经济态不断进化的基础。这仅仅是从经济态自组织内部看问题，如果考虑到经济增长不仅是自组织内部进化的结果，而且还可以通过获得外部性知识来实现，那么，具有先进的制度知识，或者更通俗地讲具有前沿性制度知识的人群分布状况，将决定一个经济态进化的可能性，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状况。因此，人类经济发展与进步的历史，从实质上看就是人类各种经济制度进步的历史，各类不同的经济制度决定了经济可能达到的增长程度。因此，经济增长（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经济）事实上都是人类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共同进步的结果。

经济发展是人类知识普遍发展的结果，人类关于自然和自身的知识逐步深化过程也就是经济增长随之加快的过程。不同阶段的知识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相应阶段的基础，也就是说，人类对自然和自身不同的认知阶段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每一个时代都有着自身前沿的知识，这是一个经济态乃至一个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充要条件。社会经济发展虽然在传统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但是，如果没有社会前沿性知识的普遍发展，那么，这个经济态将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一定发展以后，停留在不发达陷阱的原因。然而，这仍然无法回答这些国家和地区为什么没有将他们的前沿性知识运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这个问题。关于这点罗默也没有给出答案，他虽然指出了技术知识的增长递增效益，但是没有指出一个经济态为什么要运用前沿性技术推进经济增长。诺思对此作出了解答，他认为一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停留在不发达陷阱的关键原因，在于没有制订或实施诱致这些前沿性知识运用于经济的经济制度，“正是人类组织的成功或失败决定着社会是进步还是倒退”（诺思，19992）。对此，汪丁丁（2001）作出了更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的原因在于人类关于制度的知识不断丰富，在探索过程中，人类代代相传、不断积累的关于制度的知识构成知识传统，而在知识传统基础上的制度创新引发了技术知识的不断进步。因此，人类在推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全面地运用关于自然的知识和关于自身的知识，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以技术进步为主导，进而使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础。这个基础既得益于人类关于自身知识的进展――实现经济制度的演进，同时也得益于人类关于自然知识的进展――实现生产技术的进步，进而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增长。

三、制度知识：人力资本第二特征

知识对经济增长的递增作用，我们可以视为知识的经济化。知识依托于人类自身，知识所表明的经济特征和人力资本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经济学家在研究知识对经济的作用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要论及人力资本。从相互关系上来说，人力资本和知识是相互依存的，这点我们可以从经济以及经济学发展史中看到。费雪在1906年发表的《资本的性质与收入》一文中首次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并将其纳入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中；1935年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发表了《人力资本观》，明确地指出了人力资本和个人知识的相互性，也进一步强调了受教育的经济意义；其后，舒尔茨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本在经济中的作用，指出通过对成人和儿童进行教育、提高他们健康状况等本身就是资本积累。从舒尔茨等人的基本观点中我们可以发现，和物质资本相对应的人力资本应用于经济活动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知识的经济化。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运用实际上就是人力资本优化的结果，这和我们在现实经济发展中所看到的现象是一致的。

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发展是一致的，人力资本在全部资本中比例越高，知识经济化程度也越高。有关研究表明，一国人力资源占世界的比重与其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基本是一致的，如美国人力资源占世界比重居前，其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也居世界前列（李仲生，2006）。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是决定与现代经济增长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的主要因素，也是现代人类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教育发达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知识分布状况，从而也就决定了其经济增长状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证明了这点：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往往也也是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相关研究表明，1982年，东部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是中西部地区的1.32倍，而到2004年扩大到1.53倍（张邦辉 等，2007）。 。

技术知识可以通过实验的方法获得，我们可以视其为人力资本的第一特征；制度知识是不能通过实验的方法获得的经验性知识，我们可以视其为人力资本的第二特征。可以说，人类经过长期积累的制度知识是制度创新的基础，具有相应制度知识的人群数量和分布状况与制度创新之间服从概率分布。而从概率的角度看，人群制度知识的分布将依大数定律收敛于某一期望值，这个期望值代表制度的优化程度。比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经济增长较快，是由于这些地区有较多具有相应制度知识的人群。另外，从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不同地区利用后发优势发展的不同成效来看，一个地区能够吸收和消化的技术水平取决于其制度优化程度，也就是说其现实技术知识的先进程度决定于制度知识。正如诺思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可以利用其他社会的成就，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却在继续扩大”（诺思，2013），分析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欠发达国家人群的制度知识分布状况不能支持先进技术的高效应用，更不能促成新的技术创新。因此，不论是从内部产生技术知识，还是从外部引入技术知识，技术知识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都将取决于制度知识的分布状况，具有较先进制度知识的地区最终将成为发达地区。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着力培养人力资本，特别是提高制度知识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哈耶克.1989.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51.

拉法格.1957回忆马克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72-73.

李仲生.2006.美国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31-34.

米都斯.1997.增长的极限[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51.

诺思.2013.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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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思.1992.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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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2001.知识动力学与文化传统变革的三类契机[J].战略与管理（1）：77-81.

张邦辉，谭伟，邓淼.2007.从人力资本角度看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区域收入差异的影响[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6）：126-129.

张尚毅.1998a.从知识传统到交易费用的支付[J].探索（1）：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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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课上45分钟抵得上课后4个小时，虽然说法有点夸张，但却道出了课堂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培养良好的听课习惯尤为重要。

1.专心听别人发言的习惯

教师是课堂的主导者，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因此，教师的讲解分析学生一定要认真聆听。另外，还得听其他同学的发言、争论、质疑等。通过争论辩论就可以受他人启发而产生思想火花，从而达到明辨是非，加深印象的目的。

2.积极发言、勇于质疑的习惯

不能简单地认为听课就是听老师讲课，虽然课堂上教师是主导者，但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是课堂的主人。学生只有积极发言、勇于质疑，才会有学习的动力，在一个个疑问化解的基础上获得进步。学习思想政治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全面认识某一事物必须理解的三个方面，也是学习思想政治的好方法。如，在学习“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时，我们就可以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为什么要坚持这样的基本经济制度？”“怎样坚持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如果把所问的问题各个击破，那么我们对这部分内容就会掌握得全面而持久。

3.记课堂笔记的习惯

教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政治教材的纲目之间、知识点之间相互联系。它们是课本知识这个系统的各个不同要素，它们决定了政治知识的条理性、系统性和连贯性。一般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会以框架形式加以诠释，这时如果学生能将框架理解并记录下来，构建“知识树”，就可以起到提纲挈领和一目了然的作用。而且一段时间后还可以自己根据框架进行一课、一单元、一模块的总结复习。这样既有利于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教材，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整理归纳能力。

4.给课本做“批注”的习惯

学生在专心听讲的同时，要适时动笔在课本上做记录或记号。对教师教的重点内容、自己的疑难问题和一些关键性的语句进行“圈、点、勾、画”。有一项实验表明：上课光听不记，仅能掌握当堂内容的30%，一字不落地记也只能掌握50%，而上课时在书上勾画重要内容，在书上记有关要点的关键语句，课后整理，则能掌握所学内容的80%。

二、练好“每一道题”

学习贵在及时巩固，做练习是巩固学习效果的最佳方式。要做好每一道题必须养成以下习惯。

1.良好的审题习惯

审好题是答好题的关键，平时练习时就要从审题入手，审题包括审材料（审清材料包括哪些信息）、审设问（审明问题指向）。切忌盲目作答。而审好题的诀窍就是多读题。多学生做错题的主要原因就是读题时间太少，不舍得在读题上下功夫，而是草草一看就凭主观印象选择或答题，往往会造成“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结果。

审题的最好办法是抓住主要概念，也就是关键词。抓住了关键词就可以进行适当的发散。比如，看到“宏观调控”这个词时，我们应立刻想到的就是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的相关内容。首先能想到宏观调控的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接着往下重点可以考虑到宏观调控在哪一课比较详细的讲解，通过回忆知道经济生活第九课关于国家财政、第十课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知识。所以我们解题的思路就是抓住问题中涉及的主干概念把它理出相关的知识体系。从概念到课，从课到节，这样整理出相关的知识体系，然后组织相关语言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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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治经济学》教材无需再定名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可以用上下册代替，上册可定名为经济原理，下册可定名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为什么不定名为资本主义部分，而用经济原理代替呢?首先是因为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并不仅限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马克思从18刁刁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用了相年的时间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创立了自己的经济学说，《资本论》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的百科全书。马克思在研究的过程中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是，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物资资料生产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生产关系总是和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的。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如果我们作一些具体分析的话，可以说其中包含着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同时也就研究了商品经济运动的规律;三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越来越社会化，资本主义生产同时也是社会化大生产，所以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同时，也就研究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经济规律。当然，这后两个方面的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的。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问题，绝不能仅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如果将其定名为资本主义部分，易于忽视其对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分析所得出的规律.易于使人们误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从而把两个社会的经济问题完全对立起来，似乎资本主义的东西对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可借鉴的地方。其实，不仅马克思所阐述的商品货币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指导作用，就连他所建立的“资本和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等理论，对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些经济现象也是有意义的。其次，正因为资本主义本身也是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成垄断资本主义，并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同政治经济学诞生时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同列宁形成帝国主义理论的时代背景也大相径庭。如果定名为资本主义部分，则易于使人产生“过时论”的看法。学习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掌握它的基本理论，运用马克想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变化了的客观实际。

为什么不定名为社会主义部分，而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代替呢?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同时，也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和规律，但只是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是一种科学的预见。‘现在社会主义已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宝贵的经验，也存在着不少值得认真总结的历史经验，这说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还需要很好地探索。同时，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而现实的社会主义都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建立起来的，按照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理论不正确，而是因为具体条件不具备。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探索在我国特定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的新路子。

党的以来，我们党坚持了这一点，已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得到了扩展和深化，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分析不能停留在对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不能用传统体制模式来解释社会主义，不能用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来看待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而必须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体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精神。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主义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仅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会表现某些特殊性，就是同一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在不同的阶段也会有某些差别，我们把着眼点放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有助于我们在理论联系实际上下功夫，有助于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来探索社会主义的规律性。

第二，在内容上，在研究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更应注意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在过去的教材中，可以说着眼点放在对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上，特别是社会主义部分更加明显。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不长，其本身的规律性还暴露得不充分，必然会影响人们在理论上的认识和理解，再加之过去基本上是按照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进行阐述，以至于显得苍白无力，只是几条干巴巴的规律，而且与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又不一致，使人感到理论脱离实际，学而无用。这是否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关呢?譬如有人认为这与传统教科书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有关。我认为这不是研究对象本身的问题，而是人们对它的理解问题。

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本身就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关系的质的分析，也就是基本经济制度问题，这包括不同生产关系的本质区别，它的产生、发展的规律。其二，生产关系总是和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的，而且又总是采取一定的具体形式，这种具体形式就是现在所说的经济体制。它既从属于生产关系的性质，也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在同样性质的生产关系条件下，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经济体制。因此，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关系的同时，必须研究它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形式即经济体制。其三，生产关系的发展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而经济的发展又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下进行的，因此，研究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就离不开对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其中包括微观经济的运行，也包括宏观经济的调控。

过去长期以来，我们对生产关系的概念理解得过于狭窄和抽象，对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内容，只注意到其对于经济制度分析的一面，因而在对其发展规律的研究方面，也仅限于本质的分析，忽视了其他方面，特别是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中尤为突出。这是不利于对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不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后来，随着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化，特别是我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以后，总结了各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问题，逐步有了认识，在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中逐渐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现在，人们对这方面的认识深刻得多了，在理论上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所以在重新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时应增加上述后两个方面的内容。这样，无论是在上册对经济理论的阐述，还是在下册中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中，都应包括这三个层次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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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30多年的国企改革却始终是在各种争议和指责中进行的，特别是每当国企改革方案出台之际，我们总会发现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在社会和媒体上兜售各种国企改革的方案，而这些方案指向只有一个：国有企业应当而且只能私有化。有人甚至认为国有企业不私有化就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失败，意味着经济、社会和政治都将付出全局性代价。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必须高度警惕那种认为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就是私有化的错误言论，以及那些对国有企业怀有特殊目的的人。国有企业事关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因而必须为国有企业改革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首先是在学术领域存在极力否定国有企业的错误思潮。国有企业是否有效率？有些垄断性国企是否具有合理性？为何存在腐败现象？国有企业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是理论上的问题。错误的理论必然带来错误的判断。种种指责国有企业的似是而非的理论，如“委托问题”、“公地悲剧问题”、“预算软约束问题”，本质上都是西方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的翻版。然而，就是这种理论假设却成为否定国有企业的有力证据。而对于一些学者研究发现的国有企业改革绩效相对非国有企业提升更快的结论，却很难被接受。

其次是少数新闻媒体妖魔化国有企业的现象较为严重。对于新闻媒体履行监督职责，客观报道国有企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无可厚非。然而，我们却发现，一些媒体总是喜欢用放大镜来看待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而且往往武断地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国有垄断造成的，因而需要私有化。甚至国有企业的员工因为个人原因出现了问题，一些媒体也往往喜欢把这种个别现象扯到国有企业上来。真是奇哉怪也！这完全是在矮化国有企业的整体形象。

最后是某些部门和国有企业很少直接回应种种指责。国有企业是否搞好了？国有企业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做出了哪些巨大的贡献？国有企业的创新实力在国内国外究竟处于何种地位？这些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就是那些掌握一手资料的相关部门和企业自身，但是我们却很难看到相关部门和国有企业站出来反驳那些无端的指责。在吉林考察时曾说：“我们要向全社会发出明确信息：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有企业”。“明确”一词，就是要国有企业及相关部门用事实去回应这些问题，坚定有力、旗帜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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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要素看土地。在很多讨论中我都一再强调：事实上，我们国家农村的土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面积在下降，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使它不可能象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可以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这使我感到，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在中国农村很难找到适用的前提。一是由于人均土地面积不断减少；二是由于土地承载的双重功能。在农村政策研究领域中，人们都知道大包干以后国家不再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而转由土地来承担，这样就形成了土地的双重功能。中国农村的耕地不仅具有双重功能，而且越来越多地转变为以承担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为主。

人们20年来约定俗成的共识是，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可以被简化为“大包干”。但什么是大包干？

我在去年出版的《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一书别强调了一个观点：大包干其实是一种形成制度改变的交易。80年代初期政府集权控制的人民公社解体、允许农民以集体所有的名义分户承包土地，农户实际上占有了土地的完整使用权和大部分收益权。政府之所以同意做这样根本性的制度改变，是由于在原来的制度框架内交易费用太高。在这种以土地为中心的财产制度创新中，政府在放弃对农村土地和其他资产的控制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占中国人口70%左右的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例如对村社的行政管理、抚养乡村鳏寡孤独，以及其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一般公共品的供给等；这些公共责任作为农民占有土地使用权的代价转移到土地上。因此，在我们中国农村现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农村土地不能被单纯地当作一种生产资料来完全交给市场处理。

第二个要素是劳动力。农业人口和劳动力严重过剩，是清末以来的长期问题，本来不是建国以来才有的现象。其实，人们只是对中国近代史上追求工业化导致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差别扩大引起更多的关注。现在中国农村有五亿劳动年龄人口。另外，上到60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下到半大小子，他们只要能动，总要到地里去干活，所以，农村整、半劳动力加起来不止五亿，估计有六亿以上。农业需要多少劳动力呢？一亿多。那么总共有多少劳动力需要转移呢？至少三四个亿。往哪转移？因此，如果劳动力不能转移或者转移得不那么顺畅，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也不能增加，那么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用只能递减到零以下。尽管如此，劳动力仍然不可能减少，怎么办？农民作为劳动力的拥有者，只能被迫减少劳动时间。按现行法律规定一个劳动力一年应该劳动300天，然而却只能在农业上劳动20多天，那剩下90%以上的时间用来干什么呢，没有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不吃饭，不消费，结果呢，一个活劳动所有的消费，也就是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过程，都得由土地产出来保证，假如他没有外出打工的话。因此，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不可能提高，不仅不能提高，实际上这些年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下降，大幅度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在有些资源严重短缺的地方，农业甚至连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都不行了。

第三个要素看资金。在上述情况下，作为龙头要素的资金当然就进入不了农业领域。因为资金投入必须要产生利润。但是，农户家庭经营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是负效益的，导致每年农业资金至少净流出几千个亿。为什么农业资金会流出呢？农业生产连平均利润都达不到，资金怎么会进来呢？有人说，可以通过政府的“农业投入政策”，用政策性的政府资金来加强农业投资，但这也是杯水车薪，且不说增加投入并不能增加产出，也不能增加产出效益，如果产出效益不增加，投资敢增加吗？就算政府真投了，那高度分散的2亿多农户到底应该投给谁，怎么投才能到那些真正需要的户？事实上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结果是，投入大多数下达到有关部门，转变为部门收益和乡村基层负债的增加。

而且，90年代以来农业的硬成本每年增加10%，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农业的主产品几乎没有国际竞争力，大部分高于国际价格。这是硬投入方面。

软投入呢？软投入就是所谓服务，也同样有成本问题。例如加强技术服务，提高技术含量，等等。硬成本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每年增加了10%，软成本年平均起码增加了9%，其结果是农业的负效益越来越严重。农户调查显示，1997年以后，家庭经营条件下，农业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产出比逐年递减，纯收益已经是负值，1995年种植业亩均可以获得340多元的现金收入，而到了2000年，亩均只能得到161元，下降了一半以上。如果农民真的以土地收入为主，那么在那些占全国1/3的农村人均土地不足一亩的地方，实际上一年一个人就只能收入100多元，这还没有把劳动力的投入成本算在内。这样看来，农村种植业人均每年一两百块钱的现金收入水平，怎么能保证农业的正常发展呢？

综上所述，人们现在之所以终于接受了三农问题的提法，是因为“好一个农业了得”。这么多矛盾错综复杂地搅和在一起，使得我们至少在政策层次上不可能再讨论纯粹的农业问题。

学术界一般性地跟我们这些长期搞农村问题研究的人谈市场经济的ABC，本来就意义不大。我们是1988年最早提出农村改革是市场经济取向的，那时面上的提法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市场如何在农村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道理，当时我们就已经说得很清楚，有兴趣的人不妨翻阅一下当时的资料再参与讨论。但是，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十几年过去，以现在这样的国情矛盾制约，怎么搞单纯农业领域的市场化？在目前这种三要素不能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的情况下，假如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跟不上的话，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建筑其上的高成本的管理制度在农村中如何体现？市场的话语在农民和农村经济的语境中变得很尴尬。而我们现在强调的这些政策，请问有多少在这样的三农问题上是不尴尬的？人们应该知道，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中，农业其实从来就不是一种符合计划经济特征的生产，因此才有所谓“改造农民”的问题。由于人们对农村改革的认识过于意识形态化，以为农村改革就等于市场经济。其实，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无法根本解决与分散小农的交易问题。但当人们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话语放在这里的时候，似乎对现实问题就失去了解释力。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当前人们提出的失去解释力的那些认识误区。

当前第一个重要的认识误区是私有化。切不要以为，只要土地私有化就能解决农民问题，就能成规模地集中土地，而只要规模经营能够参与国际竞争。这个道理看上去逻辑完整，实际上似是而非。现在中国人均土地就是这么少，在南方有60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都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把社会保障私有化？而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严重，旱魔肆虐，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遭受干旱，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总体上水太少。尽管有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缺乏，仍然不能以所谓的耕地私有化来形成规模经济，来提高生产能力，不可能依靠提高规模效益来参与国际竞争。这些所谓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考量农业问题的思路，在目前我们这样的资源环境中都要碰壁。

有人问，为什么不革新农业技术？靠技术创新提高农业效益。需知，任何一项技术都需要前期成本，这些前期成本谁来付？现在讲知识产权保护，因为前期成本高才要知识产权，技术是要拿来卖的。更何况，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哪个单家农户能够成为这种技术和投入的载体？

又有人说，为什么不提高产业层次？只有搞产业化才能解决农业的出路问题。不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在我们这里，农业主要投入品中，资金、化肥、农药、种子等，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领域基本上被垄断了，产业层次如何提高？进一步看，能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与负效益的农业结合起来吗？当大部分涉农经济领域几乎都是被政府下伸的部门和政府控制的国有部门垄断、并且凭借加强垄断获取利润的时候，农业能产生利润吗？再说，搞产业化经营是要成本的，假如在不产生利润的农业领域从事生产经营，组织成本从何而来？

所以，以前约定俗成的看法，在今天复杂的三农问题面前都要重新思考。在最近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出，要“慎言三农”。为什么要慎言呢？因为学术界已经多年不了解基层情况，不做调查研究，往往习惯于在两个极端上跳舞，往往缺乏对国情问题的常识，因此会犯一些幼稚的错误。

我说慎言三农，并非要占有话语权。虽然首先应该感谢大家关注三农，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我哪怕再谦虚谨慎，有时候也会不耐烦十几年来总被人家“耳提面命”；不愿意听“今天的你我还在重复昨天的故事”。因为，人们往往用基于各种理论的约定俗成的概念来套到三农问题的解释上，这的确有可能帮倒忙。如果没有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的积累和政策经验的积累，套上去会出现很多问题。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复杂局面，在一定意义上与长期照搬照套的做法有关。所以我大胆向学术界呼吁慎言三农。

很多国内外的学者热心关注我们的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反复告诫我们要搞市场化、私有化。我们试了，一试就是十几年，试的结果是，按照理论上那种纯粹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概念来形成我们的农村经济制度确实有问题，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制度。因此我希望人们思考，我们农村形成现在的这种基本制度本身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如果符合，就得继续坚持下去，不要轻易改变。

篇6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论文库）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论文库）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论文库）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论文库）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论文库）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论文库）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论文库）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论文库）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论文库）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论文库）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论文库）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论文库）府职能转变和政（论文库）府效率：包括GDP与政（论文库）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论文库）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论文库）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论文库）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盛洪.市场化的条件、限度和形式［J］.经济研究，1992，（11）。

［2］张灿，谢思全，董利.中国劳动力市场化进程测度［J］.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5）。

［3］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陈文通.如何正确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N］.北京日报，2002－04－19。

［5］江晓薇，宋红旭.中国市场经济度的探索［J］.管理世界，1995，（6）。

［6］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J］.宏观经济管理，1996，（2）。

［7］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与预测［J］.管理世界，1997，（2）。

［8］徐明华.经济市场化进程：方法讨论与若干地区比较研究［J］.中（论文库）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5）。

［9］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J］.经济研究，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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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所强调的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理应统领全局的“以进一步深化改革解放生产力”问题，就是在市场化、全球化、民主法治化取向下于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继续推进经济社会转轨升级问题。

以理论创新基本认识引出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

第一，“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第二，“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

第三，“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第四，“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有效投资”规模。

第五，“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从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向逐步适当鼓励生育的转变，以及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第六，“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

第七，“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潜力。我们非常看重国际上已高度重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寻求共赢，应该是其基本的认识视角。

第八，“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虑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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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体现市场经济体制为主的客观要求

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主，作为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既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心，应该是市场经济。或者说，在本质上首先是市场经济。也在客观上要求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充分体现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和客观规律的基本特性。（一）确立市场经济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市场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生产方式，适应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主体要求，并且也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生产方式。因此，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也应当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占据主体地位。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不仅是我们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经济基础规定性的基本依据，也是我国在基本经济制度体制、社会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社会治理方式与法律制度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创新的主坐标。第一，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所有制关系。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私人经济，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是它的基本特性。与此相联系的是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是自主、自由、理性地追求私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生产经营者。唯有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创造和积累财富的热情，这也是经济发展动力、活力，以及市场效率的根本所在。因此，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关系必须以私人所有为主体，否则就难以成为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虽然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民营经济也获得了极大发展，但始终步履艰难。要从根本上得到改观，就应当构建以私人所有为主体的生产关系，制定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民营经济更快、更大发展提供制度支撑。第二，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关系。一是重在产权明晰，利益主体明确而实在，二是重在产权保护，利益主体的权益不受侵犯，三是重在产权规范，利益主体具有平等的市场地位。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虽然也是沿着这个方向，普遍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在实施的领域范围和落实成效方面，都还有着不小的差距。第三，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市场经济的初次分配关系，在本质上是生产投入的收益分配关系，也是参与价值创造与实现的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关系。分配权利的决定因素是各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或不可替代性，其公平与否的标准是各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二次和三次分配关系，在本质上是政府和社会运用非市场方式，而建立的财富均衡转移的再分配关系。其分配权利和公平标准，则是来自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要求。可以说，这三个第次相互补充的分配关系，最大限度地兼顾了效率与公平。但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关系要真正发挥成效，还需要三个前提：一是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二是完善的政府公共财政职能，三是成熟的民间社会组织机构。虽然我国目前已基本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可收入差距却又不断扩大，其实质问题就是这三个前提还没有真正形成。（二）确立市场配置资源的主体地位由市场配置资源，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规定性，是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主体方式，因而也必须具有资源配置的主体地位。这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但是，这种主体地位的真正确立，并不在于有多少资源是通过市场配置的，甚至也不在于其数量是否在总量中占有绝对多数，而在于资源是否真正由市场机制的作用来配置的，并且是否已成为最主要、最基本、最普遍的配置方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条件下，特别是权力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时，通过市场运作配置资源，往往会沦为掩盖权力配置资源的“形式”，甚至沦为“漂白”权钱交易的一种方式。而本文前面所指出的，我国经济体制目前所存在的各种“失衡”现象，在客观上也是不断滋生这些行为的“温床”。因此，要真正确立市场配置资源的主体地位，就必须破除现存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不仅要确立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还要改变目前经济体制的各种“失衡”现象，构建能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支配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一，构建自由的市场选择机制，取消行政性投资审批制度。投资作为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行为，既是投资者理性的经济活动，也是投资者对市场机会的选择。自主和自由是选择的基础前提，其收益和风险自有投资者来承担，其投资是否过热也自有市场来调节，因此无须政府从微观层面予以审批。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的主要责任，应是依据相关制度、政策和标准，一方面引导投资方向、促进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一方面严格查处各种危害市场、环境和社会公众生活的生产经营行为。第二，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确保所有市场主体享有平等的市场地位。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是公平竞争的基本保证，主要体现为市场机会、待遇和保护等方面的平等权利。其最大的作用是能形成正向发展激励，增强各类市场主体竞“优”发展的信心和积极性，促进要素资源优化组合，提高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权力配置资源的机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消除各种垄断，全面放开市场，实现充分竞争。第三，构建单一的市场定价机制，取消“双轨制”定价模式。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依据的是价格信号，市场的竞争机制，也依据的是价格信号。市场价格既是商品价值的体现，也是市场供求关系的反映，只能由市场来确定。任何非市场的定价行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对于某些关系民生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也应该由市场来定价，政府可用发放专项消费补贴，或提高社会保障的财政补贴标准等方式予以弥补。第四，构建严格的市场治理机制，建立法制化的市场管理体制。法制社会之所以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场竞争的结果，只能是以“优”胜“劣”，绝不允许“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所以，市场的治理机制必须法制化，必须从管理到执法、从方式到程序、从审理到判罪、从监督到问责的各个方面，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制化管理体制，不给任何凭借权力、势力、欺诈的不法行为以立足之地。唯如此，才能维系市场经济的交换关系、契约关系和信用关系，才能显现市场的功能，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三）确立市场调节的主体地位我们知道，由于市场主体作为个体的理性经济人，在逐利的经济活动中，都不免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易引发经济运行的波动和无序化现象，因而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就显得非常必要。但必须是在确立市场调节的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按照以下原则来实施：第一，必要原则。虽然不会有经济运行的绝对平稳状态，任何时候的经济运行都会处于一定的波动中，但只要在适度的范围内，就不要贸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除非出现下列三种情况，一是经济运行出现明显的非正常波动或无序的迹象时；二是社会经济发展能力出现明显的衰落迹象或瓶颈类困难时；三是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出现影响我国经济运行或危害全国经济安全的迹象时。但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的程度，只能采取必要的、适度的调控措施。第二，有利原则。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为了经济运行的平稳和有序，但更重要的目的，应是提高经济体摆脱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其政策和措施在抑制经济波动时，一是要有利于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不能违背市场规律；二是要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完善，不能影响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三是要有利于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不能只限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四是要有利于产业体系的优化整合，不能影响产业链的衔接、配套和组合；五是要有利于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不能影响大众经济、消费经济的正常运行。第三，间接原则。宏观调控就是间接调控，最忌讳直接干预微观经济运行，特别是用行政手段干预正常的市场行为。否则，不仅会影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也容易成为计划经济的市场，甚至是权力控制的市场。因此，宏观调控最好通过运用诸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等政策工具来实施。主要是形成一种市场预期，以引导资源配置的方向，从而达到调整市场波动和提升经济发展能力的效果。所以，宏观调控重在它的引导作用。第四，授权原则。宏观调控一般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公共资源，并且对经济运行和社会经济生活也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宏观调控既有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益问题，也有社会经济发展的责任问题，其措施具有显著的公共经济性和公共政治性，甚至是公共道德性。这就决定了宏观调控的决策和具体措施的制定、解释，都具有着立法的性质，其权利不应归于政府行政部门，而应归于国家立法机构。政府部门只有得到国家立法机构的授权，才能实施宏观调控。这也是防止利用公共资源追求部门利益和权力寻租的有效制度之一。

如何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要求

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不能仅限于对其制度特征的把握，而应该结合社会生产力的现实发展水平，更多的去把握其内在本质。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坚持，乃至发展和完善，首先要符合其内在本质的要求，其次才是与此相适应的制度特征。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性质要充分体现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社会主义制度要有利于更多的解放生产力，更快的发展生产力。而市场经济又被实践证明，是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求的，并能更快的解放和发展我国生产力的社会生产方式。这既是二者之间的共同点所在，也是二者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和现实的结合点。这也应该是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二者关系的基本点。从这个基本点来认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关系，就应该是一个促进与被促进的关系。其中社会主义是促进的力量，市场经济是接受促进的主体。而是否真正促进的客观衡量标准，自然就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力、人们生活的富裕程度，以及社会文明进步与和谐发展的水平。如果从长远看，就是能否更快、更好、更坚实地奠定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根本目标的社会基础。有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我国现阶段，就是要能真正有效地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加快提高市场化的水平，加快提高治理市场经济的能力。第一，要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体现在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完善上。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不仅必然导致结构失衡、功能失衡，甚至社会发展失衡的市场经济，也必然导致产业竞争能力和经济发展能力，以及全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不断丧失，从而也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合理性的不断丧失。所以，要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就必须增强经济制度体制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促进能力，坚决革除一切有碍于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弊端，加快构建规范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这也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着力点。第二，要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市场化的水平上。市场化水平的高低，一要看市场一体化发展的程度水平，二要看宏观调控措施的科学水平。前者是促进自由、公平、充分竞争，激励创新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市场体系，后者是引导宏观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政策手段。如何能使二者更完善、更合理、更有效，也是能否促进经济发展，提升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展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关键。因此，能否加快提升我国当前市场化的水平，也是检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方面。第三，要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体现在市场经济的治理能力上。市场经济作为竞争性经济，之所以能够促进创新提高经济效率，其生命力就在于公平竞争。核心是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规范的自由、平等交易。这既是市场经济与封建自然经济的本质区别，也是社会经济制度是否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否先进的标志。然而，规范的自由、平等交易，必须依靠民主法治来作为保障，否则，公平竞争的市场就必然会演变为权贵市场、灰色市场、欺诈市场。所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应通过民主法治，体现在市场经济的治理能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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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燃学生智慧的火花，营造课堂思辨的氛围

人格权的含义是什么？维护人格尊严权有何意义？弘扬民族精神有什么重要性？我国为什么要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有什么重要性？我国应怎样构建和谐社会……类似这些问题在传统课堂广泛存在，表面上看是在鼓励学生思考，实际上却在禁锢学生的思维。传统政治课基本上是以概念和理论的传授与掌握而展开教学的，教师习以为常地通过类似上述这些问题，千方百计地试图将学生的思路向所谓“标准答案”上引，学生不同角度的甚至是精彩的解答仅仅为点缀，最终还是以要求学生熟记“标准答案”为目的；相应的，考试也以教材“标准答案”为评判标准，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阐释很难被认可。

不需要灌输理论，用不着死记硬背，当课堂点燃起智慧的火花，一切便迎刃而解，学生的求异思维得到了扩展，创造活力得到了绽放，自主探究的学习能力得到了提高，由此在课堂上形成浓厚的思辨氛围。

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1.建立民主的师生关系，激发学习愿望。要提高高中政治课堂 教学的效率，就必须要建立民主的师生关系。要建立民主和谐的师生 关系，首先教师要尊重、信任每一位学生，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尤 其是学困生， 对他们要多鼓励， 从而建立和谐民主的教学气氛。 其次， 教师还要善于发现学生的点滴进步， 善于用亲切的眼神、 细微的动作、 和蔼的态度、热情的赞语等来缩短师生心灵间的差距，使学生获得精 神上的满足，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习中，从而提高课堂效率。

2.利用课前3分钟，让学生发表时政演讲。要求每一位同学在课余时间积累时政知识，并在每一节课前利用3分钟让同学轮流演讲，发表各人的认识、观点，让同学们相互交流，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到高三之后，还要求学生从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时政热点问题。学生通过了解时政、关心社会从而深化对政治学科的认识，增加兴趣，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

3.组织学生针对热点问题展开讨论或辩论活动。如在学习“正确认识金钱，树立正确的金钱观”的问题时，我将学生分成四个小组，每个小组先组内进行讨论、准备，然后推选代表参加辩论。通过辩论，不仅能使学生深化对知识的认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立场，能分辨是非，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为进一步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提供条件。

4.巧用多媒体，让抽象的知识浅显化。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只要能巧用多媒体就能让抽象的知识浅显化，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在教学货币时，可以利用多媒体展示各种货币，变抽象为具体，变死板为生动，使学生直观感受。

三、重视日常生活，释放课堂实践的灵性

以往被学生抱怨为枯燥无味的政治课是由“教师讲授灌输、学生做题背诵”的常态教学思维造成的，最终培养的是一批批“闯关过关”的“考试人才”。所谓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要么成为停留在课程计划或文件上的虚无缥缈的“美好愿望”，要么成为众人济济一堂而心知肚明的公开课或比武课上的“成功表演”。学生的学习欲望和创造能力也因此被桎梏

例如，在初三思想品德课学习中，教师通过布置学生了解家人所从事工作的特点以及调查所在范围地区经济行业发展情况，并结合自身外出消费、逛街等活动参与情况，让其来学习理解我国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这一主题内容就能获得不错的效果。在对基于生活与社会现实的生动素材的分析探讨中，每个学生都能从观察体验和亲身感受中找到思维支点，循序渐进地展开探究学习。于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分别有多种表现形式”等知识观点在自然而然中被学生从现象实例中提取归纳。学生以概括得出的观点为基础，又联想到“三鹿”奶粉事件和频繁发生的矿难等时事新闻材料，进一步通过迁移性思索，在研讨中得出“用经济、行政、道德、法制等手段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督与管理”的结论，显然这样的理解感悟会深刻得多。

事实上，当执教者将学生知识学习的宽广平台与学生社会实践的广阔舞台在课堂上和谐交融时，课堂就成为感性和理性有机统一的契合点，学生创新思维的能动性和主动践行的积极性在激荡着动感氛围的课堂上交相辉映，学生由此而释放学习与实践的灵性。

四、关注学生情感，闪耀课堂人性的光辉

当节节攀升的中考成绩被不断盘点的时候，学生、家长、学校似乎都欢欣鼓舞，教学的“成功”被无限放大。至于学生在日后人生历程中品行发展状况如何，则很少有人关注。显然，应对考试的成功并不等于课堂教学的成功，卷面成绩也不代表实际品行。事实上，今天展开笑脸、欢呼雀跃的人明天或许就会瞪大双眼、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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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