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本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数字经济的本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Jing Yuan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Weinan 714000，China）

摘要： 讨论了定数截尾样本下，指数分布环境因子的极大似然估计和区间估计，为研究估计的精度，运用随机模拟方法，对环境因子的置信区间的精度进行了讨论。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maximum likelihood, and interval estimates for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 of the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are obtained based on Type II censored sample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accuracy of estimations, an illustrative example is examined numerically by means of Monte-Carlo simulation.

关键词： 指数分布 环境因子 极大似然估计 区间估计

Key words: the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environmental factor；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interval estimate

中图分类号：O21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6-0315-01

0引言

在对航空航天等领域中新型研制开发的复杂产品，特别是对可靠性要求较高的军用产品进行可靠性评定时，由于受试验时间，经费，设备等条件的限制，往往很难或无法进行实验室试验验证，导致评定结果可信性度不高。此时就需要充分挖掘产品在研制过程中积累的其它可靠性信息。环境因子是一种折算因子，是一种重要的扩充样本量的途径，是可靠性工作者非常关心的一个课题。已有很多文献对其进行了研究分析，文[1-2]中介绍了环境因子的有关概念及其应用。文[3-4]介绍了环境因子的一种Bayes估计方法。指数分布在排队论和可靠性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如各种电子元件的寿命、电话的通话时间、候车等候时间等都可认为服从指数分布。本文给出了指数分布环境因子的定义及基本假设，并导出了定数截尾样本下，环境因子的极大似然估计和区间估计。并利用Monte-Carlo方法，讨论了置信区间的精度,表明了结果的可行性。

1极大似然估计

设在环境下产品的寿命服从Exp（?兹i），i=1，2。当在两种环境下产品的失效机理相同时，文献[1]知环境因子定义为K=?兹2/?兹1。假设在环境i下投入容量为ni个产品试验。设t■?燮t■?燮…?燮t■来自的随机样本中前ri个最小观察值（为方便起见，可将t■的下标数字省略括号，无特殊情况说明，下文的tij表示第j个最小观察值）由文献[5]知t■，…t■的似然函数为：

L■（t■，t■，…，t■）=■?兹■■exp{-?兹■■t■}（1）

其中t■=Σ■■t■+（n■-r■）t■

则在环境I和II下，试验结果的联合似然函数为L=L1L2

L（?滋，?兹■，?兹■）=■■?兹■■exp{-?兹■■t■}（2）

=■?兹■■?兹■■exp{-?兹■■t■-?兹■■t■}

lnL（?兹■，?兹■）=Σ■■■-r■ln?兹■-r■ln?兹■-?兹■■t■-?兹■■t■

■=-■+?兹■■t■■=-■+?兹■■t■?圯?兹■=t■/r■?兹■=t■/r■

■■=■■/■■=t■r■/t■r■（3）

2置信区间估计

引理1[6]设x■?燮x■?燮…?燮x■来自指数分布Exp（?兹）容量为n的前k个次序统计样，令w1=nx1

wi=（n-i+1）（xi-xi-1）i=2，…k，则w1，w2，…，wk独立同分布于参数分布Exp（?兹）。

引理2设w1，w2，…，wk独立同分布于Exp（?兹），则w1+w2+…+wk~W（k，1/?兹）。

引理3设z~W（k，1/?兹），则2z/?兹~x2（2k）。

定理设t■?燮t■?燮…?燮t■来自指数分布Exp（?兹i）容量为ni的前ri个次序统计样本，则在环境I和II下其环境因子的置信上下限为K■=■F■（2r■，2r■）（4）

K■=■F■（2r■，2r■）（5）

证明：由引理1-3得2{Σ■■t■+（n■-r■）t■}/?兹■~x■（2r■）i=1，2

则由K=?兹2/?兹1两式相除得■~F（2r■，2r■）

证毕。

3随机模拟

以上已经得到了指数分布环境因子的极大似然估计和置信区间估计。现用Monte Carlo方法随机模拟，我们取?兹1=3，?兹2=4.5代入（3）-（5）式，随机模拟1000次。得到K的极大似然估计的均值和均方误差，及95%的置信区间估计。

4结束语

理论分析和计算机模拟表明，环境因子的极大似然估计和置信区间估计具有可行性，从而可以将其应用于可靠性评估中。把两种试验条件下的数据相互转化。即可以把地面试验数据转化为空间试验数据，扩大了空间试验数据的样本量，来提高可靠性估计的精度。

参考文献：

[1]王炳兴.环境因子的定义及其统计分析.强度与环境[J].1998,(4):24-30.

[2]王善.环境因子的分析及应用.宇航学报[J].2001，（5）：74-80.

[3]刘琦，冯静等.指数分布环境因子的Bayes算法.可靠性与环境适应性理论研究[J].2003，（3）：42-44.

[4]李凤，师义民.Pareto分布环境因子的估计及其应用.数学的实践与认识[J].2007，（23）:49-53.

篇2

论文摘要:如何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解决企业经营者的约束和激励问题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从资本结构的研究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上的阐述，并指出通过资本结构以形成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的局限性。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解决企业经营者的约束和激励问题。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从金融体制改革和企业理论两个领域分开进行，由此形成的研究成果并未为国企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根本性的理论指导。事实上，通过融资方式的选择以形成合理的资本结构，进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以最优化安排企业的所有权(包括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国企改革中这一难解的“体制性硬核”。

一、基本分析框架:企业的性质与所有权安排合约

科斯(Coase，1937)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指出，企业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成本而建立的以替代市场价格机制的一个行政权威机制，它以相对固定的一个长期合约来替代市场;并认为企业的规模会一直扩张到企业组织一次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市场组织该项交易的边际成本为止。科斯虽然未能说明企业这一合约为什么能节约交易成本，行政权威机制到底依据什么进行企业内的要素配置，为什么不同企业交易效率不一样等问题，但他的贡献在于指出了一条可供进一步探索的道路。

哈罗斯曼与哈特(Grossman and Hart ，1996)、哈特(Hant，1998)从合约的不完备性角度推进了科斯开创的企业理论，明确指出企业合约的不完备性特征，将企业所有权直接定义为剩余控制权，这为企业的合约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石。由于企业生存的市场环境是不确定的，企业的合约是不完备的，企业的总收入可以肯定也不是一个常量，而是一个不确定的变量。企业的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及工人不可能都因自身的投人而获得一个固定的报酬，总得有人分享一个不确定的报酬，这就是企业的剩余，剩余也可能是负的，那就意味着要以其投入来承担损失了，所以，分享剩余也就意味着分担企业风险。在非负消费约束条件下，人力资本与其拥有者不可分离的产权特征(周其仁，1996)，决定着企业中非人力资本为人力资本提供风险担保。非人力资本提供者分享剩余，承担风险，但非人力资本提供者风险态度不一，风险中性或偏好者成为股东，分享剩余，风险规避者领取固定合约报酬，成为债权人。在某种程度上，股权资本又为债权资本提供风险担保，而股东理应分享企业最终的剩余，掌握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因为股东是企业最大的风险承担者。但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股东不参与企业经营，而经营者的劳动又难以监督或者监督成本太高，因此，让经营者参与企业剩余的分享是激励经营者的最有效的手段。这就产生了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主题之一，即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如何在股东与经营者之间进行安排，才能既给股东最大限度地选择正确的经营者，又能激励经营者最大限度地去经营企业，消除成本，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古典企业通过让股东独享企业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而最佳地解决了企业所有权安排问题。也就是让企业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安排相对应。因为如果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人没有剩余索取或无法真正承担风险，这种剩余控制权就会成为一种“廉价控制权”，他就不会有努力作出好的决策的激励与约束，后果就是一些并不具有企业家才能但偏好于“控制”的人可以通过贿赂拥有最终控制权的人来取得经营者的位置。如果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是统一的，只有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才出得起这种“贿赂”。同时，因为行使剩余控制权的劳动难以观测与监督，或者观测与监督的成本太高昂，(张维迎，1995)，难以直接根据他的努力水平支付报酬，只能根据间接的可以观侧的最终成果即企业剩余来支付报酬。所以让企业经营者享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可以有效解决成本和机会主义行为的问题。其实，这也是经济学的外部性内在化原理在企业所有权安排上的具体应用。但是，由于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经营者清楚自己的经营才能而股东不知道，股东如何确保正确选择经营者呢?张维迎(1995)的研究证明，在经营才能难以直接观察的情况下，个人财产可以起到显示个人经营才能的作用，可以通过对个人财产的观察来间接判断一个想当企业家的人的能力。

二、新路径:融资方式、资本结构与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

企业资本的形成方式(融资方式)有两种，即以股权形式投人资本和以债务形式投人资本。企业在股权和债务之间筹措资本的选择(资本结构)，就是决定企业控制权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分配，进而决定公司治理结构。资本结构通过公司治理在企业委托人(股东和债权人)与人(内部经营管理者)之间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

资本结构与激励机制。资本结构在激励经营者努力工作和减少成本方面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举债融资实现的。众所周知，举债融资是要按时支付利息并到期支付本金的。如果企业经营不善不能按时支付，债权人便可以向法院申请宜告企业破产，而企业一旦破产，经营者作为企业经理所享有的一切福利待遇都不复存在，显然，这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企业经营者所不愿看到的。其次，机构股东投资者也会激励企业经营者卓有成效地工作。因为机构投资者不仅向企业投资，还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对企业投资项目的实际运作和发展前景比较熟悉，这就使得机构投资者无形中充当了事实监控者的角色。

同时，机构投资者追求的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能有效避免企业的短期投机行为。还有，经理增加持股也会激励经营者更加努力地工作。因为经营者持有股份意味着他们的利益和企业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当然，经理持股也有一个比例的间题。当经理持股比例很小时，由于企业增加的价值要在经营者和股东之间进行分配，经营者只得到很少的一部分，而为了增加企业的价值所付出的成本却由经营者全部承担。这时，经营者可能采取偷懒行为，只有当经理持股的比例使得经营者偷懒的效用比不偷懒所得到的净效用小时，这一比例才是恰当的。

资本结构与约束机制。资本结构指的是长期负债和股东权益之间的比例关系，资本结构的约束作用可以从股权约束和债务约束两方面来说明。

第一，股权约束。股东的基本权益是由其出资额所决定的资本受益权和投票权。投票权主要体现为选择经营者和参与企业重大事务决策的权利，包括任免董(监)事、高层管理人员、财务审计人员以及通过董事会对公司年度预决算方案、增减资本、合并、分立、重组行使否决权等权利。实际上这是一种对企业经营者“用手投票”的直接约束方式。当直接约束方式不能起到作用时，股东惟一可实施的就是间接的市场约束—“用脚投票”，即利用资本市场转让股份或抛出股票。公司股票被大量抛售，不仅给公司经营者带来极大的市场压力，而且给“恶意收购”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当然，在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除了这种对公司经营者形成致命打击的“接管”机制外，经理市场、产品市场、兼并市场都是非常重要的外部约束与控制机制。

第二，债务约束。由于债务需要还本付息，企业一旦经营不善，就将面临破产清算的危险。因此，债务对经营者的约束力度更强。债务约束可以分为短期债务约束与长期债务约束。短期债务约束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清算，如果对投资者来说企业清算价值大于继续存在价值就应该进行清算。由于偿还的债务是可证实的，所以债务会逼使低效率的企业缩减，想要避免清算的经营者就只有设法提高资产收益。另一方面，是通过偿债挤出企业可能用于不盈利的投资或低效率的扩张的自由现金流。长期债务的约束作用，主要体现在管制新资本的流人上，也就是说在经营者愿意以任何代价进行新投资的时候，惟一能阻止他的办法就是使他没有能力筹集到资本。此外，为了保证债权的安全，债权人通常会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实施一定的干预与限制。如规定企业负债融资的额度，不得向过高风险的项目投资以及限制向现有股东过量分派股利，这对公司经营者也会形成一定的约束。

三、局限性:资本结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失效

资本结构激励机制失效。首先，由于银行对国有企业的约束为软预算约束，资本结构对减少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与成本的激励作用发挥受到限制。同时由于机构投资者也存在“搭便车”问题(只要单个股东不是百分之百持股，这一问题就一定存在)，机构投资者对经营者的监督与约束未必能得到有效实施。经理增加持股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的偷懒行为，但如果持股比例太低，或者企业经营环境恶化这也限制了经理的努力程度。

篇3

文/刘永生

【本经】

酸苦甘，及辛咸，

此五味，口所含。

【译文】

在我们平时所吃的食物中，全能用嘴巴分辨出来的有酸、甜、苦、辣和咸，这五种味道。

【注释】

甘：甜。

辛：辣。

含：包括。

【感悟】

嘴巴之所以能分辨出酸、甜、苦、辣、咸，是由于人的舌头上有许多叫味蕾的粒状组织。人身体的结构非常复杂，认清自我也不是容易的。

书法运笔基本要领

文/鹅毛笔

1.露锋。笔锋顺势入纸，笔锋外露，顿笔并调整好笔锋后再行笔。露锋一般在楷书中比较少用，而在行书、草书中常用，给人以气韵连贯、灵动秀美的感觉。但写不好，会有尖刻或弱而无力感。

2.藏锋。相对露锋而言。笔锋逆锋入纸，笔锋内含，顿笔并调整好笔锋再行笔。笔锋的方向一般是欲左先右，欲右先左，欲下先上的原则。藏锋在楷书、隶书和篆书中常用，是最基本的起笔方法之一，其使用在行书和草书中相对露锋而言就少了。藏锋给人以骨气凝重、含蓄、雄壮的感觉。但写不好，会流于板滞缺少活力。

3.中锋。中锋就是起笔并调整好笔锋行笔中，使笔锋不偏侧，笔尖部分尽量作为线条中线行笔。中锋，是书写点画最重要的也是最基础的行笔方法，同时也是表现线条力度美质感的基本运笔方法。书写时，点线要以中锋为主，侧锋为辅。

4.侧锋。相对中锋而言。是指笔尖微微偏离线条中线行笔。写好侧锋注意两点，一是不可偏离中线太远，二是速度上可适当加快，果断有力。否则，会写成一边光滑一边有锯齿状的线条。侧锋作为中锋的辅运笔，用以丰富中锋的变化性和增强线条的骨肉丰润感。一般在起笔、收笔、笔向转换及粗细变化时会用，但行笔过程中尽量少用。写好侧锋也有一定的难度，不可小看。

5.方笔。方笔是指在行笔过程中，使笔锋适当散开，铺锋行笔。方笔写成的线条有“刻”得的感觉，具有碑石味，给人以雄犷、粗壮、阳刚之美感。如写不好，会成为机械性运笔，容易流于形式的追求而刻板、无活力，有形无神。魏碑和隶书多用方笔。

6.圆笔。圆笔是指在行笔过程中，不使笔锋散开，尽量成聚拢状，裹锋行笔。圆笔写成的线条有力聚笔尖、锋透纸背之感，又有熔铸之感，即古人所云：“印印泥”、“锥画沙”，篆书线条多用此法。圆笔线条圆润遒劲、含蓄蕴藉，相对方笔来讲具有阴柔之美。如写不好，容易写成细而无力，成“面条”状。

居家风水，信不信由你——餐桌的形状有什么讲究？

文/陈晓倩

篇4

关键词:数字化成长;农村;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4-0113-04

“十二五”规划纲要确立了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吹响了我国农村向城镇化发展全面进军的冲锋号。而在当今信息时代,城镇化建设的目标定位必须将信息化作为其主体内涵,推进它的途径抉择也必须是信息化发展的路子。由此在当前我国城乡间存在严重数字鸿沟的情况下,通过数字化成长引领农村城镇化发展就成了必然的战略抉择,非如此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在各方面相对落后的面貌。

一、当今时代城镇化的本质内涵是信息化,推进城镇化的目标是构建信息化的城镇

在以信息经济为主导的时代大环境下,所谓城镇化就是以信息化、知识化为本质内涵的城市化。正如美国著名经济与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信息时代引入了一种新都市形式,即信息化城市。”按照他的信息经济理论,信息时代的城市和城镇的特性应该是:其一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其二是围绕网络组织起来,其三是部分地由流动的空间组成的。他所说的这样的城市、城镇,不是以往概念上的仅以一种形式而存在,而主要表现为一个社会经济运作的信息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网络为特征的信息流动空间取代了原来的城市地域空间。由此,推进城镇化的目标,就是要构建以知识经济为内涵、围绕网络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经济结构,亦即信息化的城市结构模式。具体到当前我国农村推进城镇化的要求,就是除让一部分农民进城工作而转为大中城市的居民外,大部分农民要就地向县城或附近城镇聚集,来建设以上所说以信息化为主体支撑的,并与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相结合起来的小型化的城镇群体。例如江苏省张家港那样的城镇群体,除其结构规模小于大中城市外,其构成模式基本是按照信息化的小城市样式,以知识、数字、科技为内在支撑、围绕数字网络形式组织起来的。又如河南省新乡县的刘庄、龙泉镇和小冀镇京华社区,它们在通过数字化成长之路使农村向城镇化发展方面,做了许多积极的探索,为我国广大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二、“鸿沟”阻碍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数字化成长是跨越它的必由之路

(一)我国城乡间存在严重阻碍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的数字鸿沟

城乡数字鸿沟是指农村居民同城市居民间在拥有信息技术、信息能力和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方面存在的差距。根据国家有关信息部门在四年前的调查,我国农村信息技术综合指数仅为城市的35%,其中城市居民固定电话普及率是农村居民的162%,移动电话普及率是农村的2.5倍,城市居民家庭计算机拥有量是农村的16倍,城市网民普及率是农村网民普及率的6.5倍。这种城乡数字鸿沟,是城乡间在技术、知识、经济、社会等多层面上存在信息差异的综合反映。从技术层面看,它是信息通信技术不均衡扩散在城乡间引发的技术鸿沟;从知识层面上看,它是城乡间在获取和利用信息、知识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而表现的知识鸿沟;从经济层面看,它是城乡经济水平的不平衡在网络经济发展中所反映出的经济鸿沟,并能够导致城乡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种由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应用的差异引发的城乡在技术层面、知识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所形成的多层面的“鸿沟”,在很大程度上隔断和割裂开了城乡间的信息沟通和经济联系,显示出了乡村与城市间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及其形成差距的根本动因,严重阻碍了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的步伐。

(二)数字化成长是农村跨越“鸿沟”、面向城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作为不同主体之间信息差异的数字鸿沟的填补、消除,必然要求通过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含量的繁衍增殖来实现,即必然要求通过数字化成长的方式来实现。而数字化作为信息化的内涵体现,实现它的技术与量能的增长又必须建立在信息化发展的基础上。这就是说,只有通过信息化发展搭建数字化成长之桥,才能够使农村得以用之来跨越城乡间的数字鸿沟而实现城镇化发展。另从信息化作为城镇化本质内涵的界定看,它也必然导致农村推进城镇化的途径抉择也只能是走信息化发展的道路。这是因为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信息化的差异,信息化的差异只能通过信息化发展的方式来消除;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这种信息差异又是造成整个城乡间一切差距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由于城乡间对信息、知识获取和利用条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的不对称,就造成了其在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以至人们的收入、消费上的巨大差距。因此,从根源上消除整个城乡差别也就必须通过信息化发展的途径。

三、推进农村数字化成长、跨越城乡数字鸿沟应采取的战略举措

(一)要把信息化发展放在整个农村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来抓

信息化发展作为数字化成长的先决条件和根本推动力,只有在它大力推进的情况下,才能够大幅度地提升整个农村经济的知识化、数字化水平,使农村从根本上快速拉近与城市之间的现代化水平差距。因而,当前必须将信息化发展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要尽最大努力、采用多方面措施尽快推进它的发展。为此而要在农村的经济建设中做到,建设其信息高速公路要更重于建设一般的公路、铁路,推进其信息化手段的运用要更重于推广机械化农器具的使用,建设其信息数据库、知识库、智能库要更重于建设粮仓、水库,开发利用其信息资源要更重于开发利用其地上地下的物质资源。

篇5

（一）企业信息化的基础作用，推动企业发展

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因而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也将推动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发展。要实现对国民经济改造提高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就要不断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最基本的战略措施就是大力推进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是指将企业的生产过程、物料供应、流程处理、资本运作、客户服务等业务过程数字化，通过各种信息系统软硬件设备加工生产新的信息资源，直观了解迅速做出反应，推动各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各流程的不断完善。使企业将现有资源合理配置，使企业有效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求得最大的经济效益。[1]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有利于企业把握国家的政策，明确自己的目标，有利于了解社会现状，市场需求，提出可行方案。掌握市场销售动态，做出适时调整。不断开拓新的市场，开发新的产品，是自己的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有利于企业维护良好的客户关系，通过信息的处理可以让企业销售主管了解销售过程的进展阶段，判断下一步的应对对策，以及对潜在客户的重视程度。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能有效改善售后服务，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通过信息数字化管理健全呼叫中心、在线技术支持，实时关注用户动态，解决问题，不断提高自身顾客满意度。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有利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在先进的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企业才能推进先进的管理思想和创新的管理模式，使管理客观公正。信息数字化管理能有效支持管理复杂度的提高，有效解决传统管理无法完成的管理瓶颈。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有利于对订单迅速反应，保证客户需求。根据订单交货期合理安排企业生产过程，对订单的生产进度进行监控做出实时调控。信息数字化管理与生产各个环节不断融合渗透，尤其是在研发、设计、生产、组装等制造领域，使传统的机械化被自动化代替，柔性生产、精益生产、敏捷制造等多种新型生产方式不断普及，优化生产的工艺流程，提高生产效率。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有利于控制企业成本，将信息化管理应用于成本核算、采购管理、库存管理、生产计划管理、企业流程管理等多个方面，有效了解企业各环节资本投入，分析优化。

（二）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

企业信息化具有创新效应。[2]有利于我国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它使得以信息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客观上就要求企业能够依靠信息化管理改变自身，包括研发设计阶段的创新应用，生产过程加工工艺的自动化应用，销售、服务网络化。企业信息化具有优化效应。有利于将企业原有的物质主导型向知识主导型转变。原有企业主要依靠物质和资源实现企业增长，而通过信息化管理可以合理优化现有资源，强有力地推进产业信息化，资源合理化，生产订单化，从而催发产业的蓬勃发展。企业信息化具有开拓效应。信息化管理能使企业了解国内外发展状况，明确产品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产品，服务于客户。最大限度的占领市场，依靠信息化管理方法适应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拉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企业信息化具有整体效应。有利于我国经济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通过网络结构，将国内外产业信息连为一体，实现了全球范围的资源共享，共同开发利用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从而加速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开拓市场，走向世界。信息数字化改革为知识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推动知识经济发展。

（三）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与国民经济发展相辅相成

国民经济现代化进程和企业信息化进程相辅相成。企业信息数字化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基础，而国民经济现代化又对企业信息数字化产生重大推动作用。可以为企业现代化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巨大机会。根据国民经济现代化与企业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可知推动和加速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是整个国民经济信息化、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让社会可以充分高效地开发和利用现代社会中一切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经济进步的信息资源，使信息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主要比重。

（四）信息数字化管理方法如何应用

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方法的建设基础环境是人的因素、规范化和系统运行平台等。人永远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企业的信息数字化管理方法的建设涉及人的观念、思维方式的转变，设计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的转变，甚至还会涉及企业文化和组织结构的改变。因此首先需要改变人的经营观念和传统的企业思想。企业需要合理设定信息技术人员的地位，而信息数字化管理关系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同时需要有相应的专业人才辅助完成，因此，企业需要合理设定企业信息技术人员的地位。信息化管理需要企业规范基础工作，使企业的基本工作标准化和规范化。同时规范企业数据，规范企业业务和信息处理流程。建立企业信息化平台。实现信息数字化管理需要建立健全企业软硬件环境，主要包括服务器操作系统、工作站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等。

二、结语

篇6

（纽约大学，美国 纽约 NY10003）

摘 要： 新媒体经济引发文化产业发展问题，鉴于新媒体经济的本质，新媒体产业与知识产权以及权力之间有着复杂的依存关系。为了更好的完善产业链，在新媒体经济发展初期，国家给予适当引导和调控，对于形成规模性的产业市场，是一项重要的举措。但是，面对全球化竞争的压力，政府不仅应当在硬件上提业所需的经济支持，更要从软件上完善相关的制度和法律，以保护本国创意内容的利益，因为内容才是新媒体产业发展的出发点和核心。

关键词: 新媒体；知识产权；权力；创意内容

中图分类号：G114文献标识码：A

New Media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KANG Lu

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媒体经济这样一种崭新的经济模式，势不可挡地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人类交流信息的媒介形态，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产生的深刻变化不容小觑。从口传、文字、印刷到由计算机和互联网催生出的新媒介，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绝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交往方式的变化，更值得注意的是，人类文化的形态在这个过程中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作为新世纪经济增长点的文化产业，在这个时代中需要找到赖以依托的“文化产品”才可以实现经济的持续繁荣，而新媒体从内容和渠道上都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对新媒体经济运营与文化产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认清新媒体的本质并对文化产业新的盈利模式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新媒体经济的形成和特点

学界对于新媒体的界定一直模糊不清，许多问题还在讨论中。在波斯特的理论中，新旧媒体之间没有一条鲜明的分界线，两者“并非彼此相继，而是相互涵盖；并非彼此置换，而是相互补充；并非按历史顺序发生，而是同时代存在”。(注: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但无可争议的是：推动旧媒体经济向新媒体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是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由于互联网对数据的处理突破了传统的数据处理方式，因而改变了人和人的交流方式，进而改变了人类的文化形态。笔者以为，依托于互联网特性的新媒体经济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设备上说，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硬件所需成本，使得新媒体经济的运行成本不断降低，而且这种降低在以指数倍的速度递减。以电影业为例，原先一台35毫米的专业摄像机耗资大约上百万人民币，而现在一架数码摄像机的成本大约只是前者的十分之一左右。尤其是当两者的拍摄效果可以让观众无法分辨的时候，低廉的数码摄像机自然拥有了极大的市场竞争力。

第二，从渠道上说，网络的易操作性，降低了内容的门槛，让所有使用网络的人具有了内容的同等权力，使得内容的传播成本大为降低。以依赖信息生存的网站为例，只要拥有一台电脑和一根网线，一个人便可以实现信息的传播和。这种信息，小到一个人的寻人启示，大到一部电影的宣传。任何物质世界的数据传递和索取在网络世界中都可以很便捷地得以实现。更加令人惊喜的是，这种低廉的设备和传输渠道所依赖的科技支持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实现着自身更新，根据计算机晶片目前的发展速度，每隔18到24个月，晶片的速度就会增加1倍，而如果制造商希望维持同样的速度，则价格就会减半。(注:约翰霍金斯（著），洪福庆、孙薇薇、刘茂林（译）《创意经济》，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89页。)

第三，从时间上说，新媒体终端的普及，极大地缩短了信息所需要的时间。人际传播的及时性和互动性，使得讯息成乘积式增多。而讯息的拥有量，决定了受关注度的程度。在注意力经济时代，注意力意味着盈利的可能。

较之于传统媒体，新媒体拥有人际传播的优势。传播者可以是任何人。比如，四川大地震发生后，被国内外传统媒体相继转载的第一个视频就是四川的一名大学生在地震时用手机拍摄的视频录相。从传播者和受传者的关系来说，主客体的身份可以相互调换，互相影响，而且影响层级是呈网状分布的。罗伯特梅特卡夫，是以太网络系统的发明人，也是3COM公司的创立者。他在所谓的“网络定律”中指出：“网络的社群价值会随着节点数平方的增长而增长”。(注:同上，第186页。)比如，最小的网络只包括两个人，那么米特卡菲数值就是4，一旦网络中多加入一个人，则数值变为9，如此网络值便实现了连接性的指数规模。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会产生“人肉搜索”这样的搜索引擎。一个人只需要张贴需要寻找的人的大概模样，大概身份描述，便会有大量的补充信息通过回帖来进一步完善。

第四，从发展模式上说，新媒体促进了跨行业的合作，新的商业模式由此产生，而新的商务模式意味着新的收入流的产生。

新媒体经济是一种整合的经济模式，它不仅指它的“产品”是一种包含了文字、图像、音乐、视频多种功能的内容，而且指它的运营可实现不同产业间的互动合作。当然，这也是由新媒体的特点所决定的。新媒体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透明度”。新媒体的传播数据，可以通过数据进行数字化的考量，具体的表现形式为点击率等等。通过点击率的测算可以获知市场的大小，这对于投身市场的传统产业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就拿新媒体和传统的出版业的合作来说，借助了新媒体的传统出版业，完全可以实现先投放网站然后再根据受欢迎的程度进行筛选，最后将最受欢迎的文章结集出版的方式来确保盈利的稳定。目前，新媒体经济还有一种很流行的模式就是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化，即传统媒体建立自己的网站来弥补单向传播的不足，增加传统媒体的亲和度，同时营销衍生成品，完善产业链。比如，CNN会拥有自己的网站，不仅接受观众对节目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开设付费项目来提供节目的下载。

总之，新媒体的特点导致了新媒体经济在文化产业的大背景下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它不仅从设备和渠道方面降低了运营成本，从传播时间和规模方面实现了关注度的指数级增长，而且它的出现带动了跨行业间的合作交流，从而诞生了新的商业模式。所以说，新媒体运营的特点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二、新媒体的本质和由此引发的对新媒体经济的挑战

文化经济的发展从来都是和政治法律联系在一起的。新媒体经济的本质，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注意力经济行为。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传者和受者身份的异常平等，使得处于垄断地位的主流文化越来越多的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一些运用于传统媒体经济的思维模式，面临着新的课题和挑战，其中有两对关系对新媒体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新媒体和知识产权的关系。

新媒体的出现所引发的数字化资讯的极大丰富，颠覆了传统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契约关系。二进制的数字所特有的便于移动、复制、编辑的特性，使得所有者拥有的权力模糊不清。数字化的时代，数据被无限复制并以超越国界的方式在互联网上进行流通，导致“原创”和“复制”所带来的“从属关系”被彻底消解了。复制品从某种程度上和原创品一样，具有的平等的意义。比如一段网络文字很受欢迎，于是其它网站进行转载，那么被转载后的文字和原来的文字对受众的冲击力和意义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谁来保护原创者的利益呢？如何推动数字化时代经济的良性循环？

传统的知识产权无疑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一方面，需要根据科技的发展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另一方面，需要探讨涉及知识产权的法规的适用性。知识产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财产性，即“属于某人的东西”。(注:同上，第33页。)也就是说相对于物品本身的价值而言，其和所属人的法定关系才是保护的对象。但是，正如杰里夫•里夫金在《工作的终结――后市场时代的来临》(注:［美］杰里米•里夫金（著），王寅通等（译）《工作的终结――后市场时代的来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中所阐述的那样，当由买卖双方所形成的社会，转变为一个由供应者和使用者所组成的社会的时候，关键问题不在于谁拥有的了什么而在于谁可以接近它，或者谁可以使用它。也就是说，不同于拥有一块地的人可以高枕无忧地确信自己的地可以收到法律保护的所有权，那些拥有数据原创权的人们更大程度上有可能实施的只是类似于授权的行为，他们更多地只能通过知识换取注意力而间接地产生经济效益而无法直接地实现交换。正如更极端的埃瑟•戴森在《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中所论述的那样，“对内容供应商而言，最佳的防御似乎就是免费分配知识产权，这样才能把服务和关系销售出去”。(注:［美］埃瑟•戴森《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现在戴森的这种对“知识产权”的放弃以谋求后续服务的利润行为已经在现实中得到了实践。比如对源代码的开放。将处于设计核心地位的源代码免费公开之后，那些原创者只能通过获得精神上的权力，比如地位和名气或者工作的聘用来完成实际的利润收入。

所以，知识产权和新媒体经济之间产生了复杂的依存关系，一方面，知识产权从法律的角度保护新媒体经济中的“产品”的财产合法性以保护内容提供者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面对新的市场要求，内容提供者可能会主动放弃知识产权来完成新的商业模式的建立，以获得更大的利益。

其次，就是新媒体经济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这里的权力，主要指处于主流地位的传统媒体的权力。新媒体的出现对传统媒体及其依赖的利益集团的权力造成了冲击性的影响，通过虚拟世界的议题设置甚至会迫使物质世界的相关集团做出相应的反应。

经济权力的获得，来源于对信息的处理能力的获得。美国传播学者马克•利维把大众传播媒介比做沙漏，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各类信息通过这个沙漏的“漏口”流向社会，而这个“漏口”正是我们通常所言的“把关人”。他们所拥有的这种掌控力，“乃是传媒机构驾驭社会的坚兵利器。”(注:马克•利维《新闻与传播：走向网络空间的时代》，《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7年第1期。)所以，谁拥有了编码和解码的能力，谁便拥有了权力。

在传统媒介中，“把关人”角色往往是和“权力集团”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政治集团或是商业集团。这些集团的利益诉求使得所相关的传统媒体在意见上形成一定的倾向性，从而影响大众对信息的接受。而在新媒体经济中，信息者身份的模糊以及多元的利益诉求消解了权力的控制。互联网是平面的，每一个节点都平等地享有同样的权力。所以，人们可以更平等、更自由地信息却始终处于隐性的地位。同时，互联网所建构的虚拟世界打破了由现实政治、法律壁垒而产生的区域优势或者区域限制，实现了“无国界”的权力共享。所以，在比较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时候，受者往往认为传统媒体是受利益驱动的，而新媒体却“客观”。当人们更倾向于在网站上收看免费新闻、免费电视的时候，那些电视台和报社等传统媒体不由惊呼“狼来了”。

但是，事实上，新媒体经济在目前仍无法完全颠覆传统媒体经济或者取而代之。一来，因为受利益驱动并有明显观点指向性的传统媒体具有强大的集团支撑，而显得更具有公信力；二来，目前新媒体的发展还需要依赖于传统媒体做内容提供者。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它们传播的内容都承载着文化的意义。比如在现实中，网站并不具有采访权，大多数的报道都是转载自传统媒体。当然，这样的转载的成本几乎为零。另外，看似平等的在虚拟世界中实现了“无国界”传播的新媒体受到很多制约，而这些制约往往来自于传统媒体背后的集团。比如，会在网路上设置屏蔽，于是一些国别性的新闻在网路上并非真的“四通八达”。

所以，权力和新媒体经济之间也产生了复杂的依存关系。一方面，新媒体经济的产业链无法摆脱传统媒体，它需要借助传统媒体的权力来完成内容提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新媒体经济又在动摇传统媒体的权力地位，从传统媒体经济中分流和蚕食经济效益。

总之，新媒体的本质是一种去中心化。从它的发展趋势来说，应当受到鼓励，因为文明的多元发展要求人类文明的交流趋于更加平等、更加自由的状态。但实际，这种去中心化很难实现。

三、中国发展新媒体经济的探索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考虑到新媒体经济的特殊性以及它和政治、法律方面无法自动适应的现实状况，笔者认为，国家的调控和引导在目前新媒体发展的初期是十分重要的。纵观世界，在新媒体经济的冲击下，各国都在积极地进行实践探索，中国也不例外。

实践的基础是对产业链的充分认识。新媒体产业的价值链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分别是内容创意、内容制作、生产复制、交易传播四个环节(注:刘刚《我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瓶颈及对策》，《国际贸易》，2008年第2期，第41页。)。其中，内容创意和交易传播的贡献率分别占到45%和40%。从新媒体产业的发展来说，这几个环节都需要国家的介入以完成有序的产业发展。

从内容创意环节来说，此环节是整个产业链的开端也是核心。创意产品的诞生意味着版权的诞生，而版权的获得意味着利润的合法性。但是，在新媒体产业发展初期，零散的企业很难把握政策方向，不能深入理解产业政策，因此容易在创意环节导致决策判断失误而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从内容制作环节来说，一般的企业很难完成成本高昂的内容制作。这里的成本包括硬件和软件的投入。比如，电视节目制作需要有摄影棚及一系列摄影器械；大量的产生和制作人员，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做支撑。

生产复制环节，或许是这几个环节中相对贡献率比较小的环节，但是，同样也需要投入相当规模的人力和物力。

从交易传播环节来说，渠道的通畅以及商业环境的维护都需要政策护航。在目前国内市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零散的企业仅凭一己之力想要打通渠道或是创建新的商业模式都会受到政策上市场上的重重屏障。

总之，在市场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投资风险巨大的创意产业不适合由零散企业“分兵作战”。拿动画行业为例，环球数码总经理许翎说，“动画是一个投资很大的行业，它的制作完成一般需要好几年时间，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作为支撑；要成功收回投资，又必须有好的商业氛围和好的商业模式。就是说，要使投资的风险是可控的。但在目前国内市场还没有形成或者不成熟的情况下，大量的投资投在动画上，最后可能回收不了，于是，投资人就不投了，动画行业又冷了下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是我们最担心的。”(注:黎平《动画――一个属于未来的黄金产业》，《经理人》，2006年第6期，第76页。)

所以，由国家指导下形成集聚型产业基地是很多产业采取的方法，对于新媒体产业来说，也应该如此。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的建立和完善正在弥补和纠正“各自为战”时形成的产业格局，无论从产业链的完整构建还是基础设施的巨额打造以及产业生态的良性循环方面都有积极的影响。(注:刘刚《我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瓶颈及对策》，《国际贸易》， 2008年第2期，第40页―42页。)

篇7

过去30年，中国经济都是无风险发展，而未来，风险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中国经济正在面临一个100年未见之变局。

现在，中国经济是什么经济？

本质是过剩经济，相比于之前30年的短缺经济，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形态，游戏规则、增长动力、未来的基本面表现将完全不同。

所以说，当下的中国经济好与坏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企业家是不是已经作好准备，意识到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现在需要的绝对不是投资什么，或者明年GDP增长多少，而是在一个大的历史周期里思考中国经济的下一个10至20年。

否则，你的企业将没有未来。

认识巨变，转换思维

如何应对这种变局，最重要的是转换思维，认识到这种巨变。

今年5月份，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概念以后，每个人都在谈新常态，这三个字确实对未来中国经济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新常态究竟是什么？

新常态是抛弃“保8”思维。我们一直在讲经济下行压力很大。而我们每一次分析季度数据时候，总是停留在以前的“保8”思维。很多人认为7.3%差，其原因是什么？因为有参照系是8%，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在8%以上。

但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经历这么多年，我们的表现已经是最优秀的。1978年到现在我们的增长增速是最高的。

2013年GDP增长是7.7%，到今年第三季度的7.3%，很多人认为经济形势很严峻。但去年的7.7%靠的是什么？

靠房地产！中国经济的本质就是房地产经济。

三个数字可以说明房地产对我们的经济来说有多重要。在去年7.7%的增长中，房地产贡献率超20%。去年地方财政收入6.9万亿，房地产行业一项4.1万亿，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70%。去年全社会融资额是17.29万亿，房地产行业去年的到位资金是12.2万亿，占全社会融资额的比重超过70%。

而最近，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变化：过去买房子的人现在在卖房子。中国房地产的供需基本面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房地产增速减缓，钱正在流出房地产市场。

而未来的房地产市场，据我判断：

第一，未来10年，80%以上的开发商会倒闭。

第二，中国未来只有20%以上的城市房地产市场有希望。政府一旦救市，这些地方的房价一定往上走。

第三，房地产市场严重分化，政府对房地产的影响力只有20%。我们一定要意识到，目前房地产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房子多了没有投资价值。

大变局都变在哪里？

为什么说未来30年是一个大变局？因为和前30年相比，未来30年的中国经济将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二者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第一，过剩经济将取代短缺经济。

过去30年，中国经济是短缺经济，中国人把自己对财富的渴望发挥到极致，想方设法创造物质满足市场的需要。但现在中国经济的本质是过剩经济。短缺和过剩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其游戏规则、增长动力都有所不同。

第二，制造业和服务业并举发展。

经过过去30年的大干，中国在2010年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尽管规模已经达到全球第一，却缺乏国际竞争力。在2013年，第三产业的地位达到46%，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还差4个百分点。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要实现将制造业从大到强，另一方面还要把服务业做大。

讲到，未来中国发展要体现两个概念：城镇化、服务业。未来围绕这两点，中国经济结构会进一步改变。但是制造业会不会被弱化？而当前全民似乎出现了轻视制造业的倾向，这是非常危险的。怎么样把当前新一轮工业革命和制造业崛起、工业业的未来联系起来，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第三，“玩乐经济”将取代“吃喝经济”。

前30年，中国经济本质是温饱经济。而现在，中国人均GDP在2013年就已经超过6700美元。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老百姓的精神需求上升非常快，对“玩乐”的追求超过“吃喝”。未来产业发展、经济发展的目的已经从“吃喝”两个字逐渐向“玩乐”两个字倾斜。

第四，人口过剩大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第一次人口普查，我国劳动力人口就已经开始下降。尽管三中全会放开二胎生育，但因为观念、经济压力等原因，今年符合生育的1100万对夫妻只有70万生二胎。中国经济五千多年的发展，就是靠人口红利。现在如果人口短缺，人力成本上升，中国还能靠什么？

未来30年的挑战和机遇

提出“新常态”，我认为大家必须要有新思维，新常态下面的机遇是新的机遇，新的挑战。作为企业家，要认清机遇、挑战之所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未来会面临哪些挑战？

第一，如果按照金融危机的逻辑，2014年会是危机的开始，之后的3到5年经济环境会非常困难。企业家一定要保守，未来3到5年最重要的任务是活下来。

第二，未来3到5年，钱荒会持续，中国将从流动性过剩向流动性短缺转变，所以企业家未来主要的管理是管好钱，管好流动性，保证现金流。

第三，风险最有可能在房地产领域和产能过剩领域爆发。只要未来大家转换思路干正事，企业都会有未来。

所以，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企业应该如何抓住机遇？

第一，回到创新，创新的企业在未来一定会得到回报。

第二，抓住投资机会。国家的投资效率已经在递减，未来国家一定会简政放权、放开市场，重视民间投资。

第三，企业家要抛弃浮躁的心态，静下心来做一件事。认真研究中国经济动态、产业动态，重新调整企业发展战略，适应新常态，抓住新机遇。

篇8

对于7.4%的增长，之所以引发悲观的情绪，原因不外乎几点：一是相当一部分人具有根深蒂固的“保八”思维和情结。而事实上，在历经30多年的高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受资源、环境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二，近年来，对于中国经济的判断，利益代言人颇多，特别是投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习惯于从看空的角度解读数据并影响政策；第三，总理一直强调，经济增速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就业。很多人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仍然将经济增速视为衡量中国经济好坏最重要的指标；最后，进入2014年之后，包括企业债务、影子银行、产能过剩等引发的风险不断显现，特别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对于已经被房地产完全绑架了中国经济而言，这绝非好事。

面对7.4%的数据，是坚持年初制定的方针和目标，坚持改革的主基调，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还是重新回到“刺激”的老路，保一时的增长。这一命题在价值观判断上很简单，但在政策的选择上却要承受极大的压力。尽管克强总理最近一直强调，中国经济目前仍然处在合理区间，不会出台短期刺激计划，但不排除，在有关机构和行业的压力下，政府政策进行微妙调整的可能。

笔者一直认同新一届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速问题上的看法，中国经济就增长周期而言，已经进入到“七上八下”的中速增长周期。总理对中国经济增速设定的7.2%的“克强底线”也是完全符合中国经济的现实的。如管理层真正追求“有就业的增长”，那就应该接受7.4%这个数字，并坚持既定的改革基调。对立志于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国而言，有无信心的关键绝不在于表面数字的漂亮，而在于能否在经济下行时不动摇地推进各项改革议程。

篇9

App Store由苹果首先推出，App一语双关，在英文中，它既是“苹果”的前三个字母，又是“应用”的前三个字母。将来，App Store是不是专属于苹果还不确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App Store模式现在已经属于大家了。

模式的成功，背后反映了基本面上的东西，需要加以总结。

微观剖析：从应用向平台转变

App Store是在“从应用向平台转变”的大潮下出现的。

苹果公司采用App Store战略的初始考虑是提高iPhone的附加值。想一想，如果用户买到一部iPhone，除了本身的用处外，还可能通过不断增加应用程序，增加功能，而且这些功能还是针对用户个人偏好的。为此，采取苹果提供平台，助他人开发应用的模式。

苹果公司为什么不自己开发这些应用呢？道理很简单，用户个性化需求五花八门，但每项都可能需要量很少，如果由苹果公司一家来开发，开发量大、成本高不说，而且手机也会成为“肿胀件”。

回想一下，这与山寨机产生的背景如出一辙。当时手机面临两种模式发展，一种是沿袭欧洲整机生产，但难以面向需求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另一种是区分应用与平台，分别由联发科平台与终端商定制相配合。苹果模式与联发科模式要解决的，是类似的问题。

这样一来，我们就梳理出第一条线索：随着功能单一的同质化产品饱和，个性化需求与集中式开发，成为移动互联网的突出矛盾，为此，需要区分应用与平台进行发展。这成为App Store产生的第一个根据。

中观剖析：服务业“信息工厂”的兴起

就平台本身来说，如何发展，也有不同讲究。

时下的潮流，是PaaS（平台即服务）的思路。在这一点上，苹果明显有一个改进。在PC时代，苹果采用的是操作系统（平台）与应用一体化开发的封闭模式。但App Store却从操作系统中分化出平台，向应用开放。这最终会将App Store推向云计算模式（例如联通的云计算App Store+SDP+IMS）。

这就需要讨论“信息工厂”这个概念，一般认为，“信息工厂”是指云计算中基础设施的部分（信息时代的“水电气”），但PaaS意义上的“信息工厂”更像真正意义上的工厂。象App Store这样的平台，对于服务业的作用，就相当于工业革命时期机器、厂房对制造业的作用一样。

具体来看，在服务业“工厂”化这个过程中，平台这个“工厂”主要起什么作用。就App Store来说，它为开发者提供的生产资料级的服务，据有关分析主要包括，第一，提供平台和开发工具包，相当于提供工厂的设备和工具；第二，负责应用的营销工作，相当于工厂的销售部门；第三，负责支付和结算，相当于工厂的财务部门；第四，负责对开发者的指导，相当于工厂的人力资源部门。

但同制造业的工厂比，有两个明显的不同，App Store开发者来自外部，与车间的工人不是一回事。他们之间的分成关系，是3比7，每一笔销售苹果拿30%；App Store的市场也在外部，而且是差异化的市场。

由此看来，App Store兴起的基本面上的第二条线索在于，服务业需要从手工小作坊式的应用业，升级为有扩大再生产机制的现代服务业。云计算，就是将服务业“工厂”化的机制，信息服务业的平台，就相当于工业的厂房。其意义堪比工业革命时代工厂的出现。当然服务业的“工厂”――服务平台不止一种，App Store只是其中一种形式。

宏观剖析：数字范围经济浮现

App Store不同于工厂的那些方面，反映出制造业与服务业、工业经济与信息经济的本质区别。这是我们要缕出的第三条基本线索。

苹果App Store目前应用程序数量至今已超过35万种，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为应用开发者创造了20亿美元收益。据另一个统计，截止2010年8月份，App Store 美国商店应用数量 251007 个，它们来自 50304 个者（个人开发者或开发商）。从产品的种类数和平均下载量可以看出，App Store形成的经济体具有小批量、多品种的特征。在经济学中，这属于范围经济的范畴，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的规模经济相反。

但金融经济、铁路经济也有范围经济特征，App Store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从一个细节入手，分析App Store模式的特殊性。

多彩水族箱每天的收入超过1000美元，其开发者朱连兴谈起他2008年开始加入App Store的动机时说：“我觉得这肯定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而且不需要大笔资金和厂房，不需要做产品的推广，只要有创意，只要写的软件够‘炫’、够‘酷’、够‘吸引眼球’，就可以和苹果公司分钱。对我们来说，为他们开发游戏软件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不需要大笔资金和厂房，不需要做产品的推广”，说的是平台商向社会分享了初始固定资本；“只要有创意，只要写的软件够‘炫’、够‘酷’、够‘吸引眼球’”，是说应用商只用很低的边际投入，就可以进行个性化、差异化的生产。这典型地体现了新旧经济的不同。

与传统范围经济相比，数字范围经济有两个关键不同特征：第一，传统范围经济是内部封闭的，他的多元化（或叫多角化）经营，是同一经营者内部的经营；而数字范围经济中，承担多元化经营的主体，是外部的合作者（象朱连兴这样的独立开发者）；第二，传统范围经济初始固定成本与边际成本投入主体是同一主体；而数字范围经济中，承担初始固定成本（App Store平台投入）的，与承担边际成本投入的（例如朱连兴开发多彩水族箱的投入），是不同主体。

更重要的是，知识（如开发工具）具有可共同消费性，它不因分享使用者的增多而价值降低；分享软件平台这种知识型的“工厂”，在提高个性化、差异化生产力方面，要比分享物质生产资料，具有更大的优势，可以大大降低象创意这样的差异化生产的成本。由于数字化产品差异性的可能，远远高于物质产品和非数字化产品，因此App Store模式从整个社会生产角度讲是非常经济的，这是它走红的根本原因。

篇10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 发展 、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 历史 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wWW.133229.CoM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 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 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 同理， 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 （jenkins, 2008: 10）。 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 网络 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 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 是继“信息社会”、 “第三次浪潮”、“后 工业 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 “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 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 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 科学 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 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 “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 ，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 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 计算 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 2002: 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绘了由 电子 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 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 12）。在互联网时代， 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 shin (2006) 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 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 现代 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 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 (2001) 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 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 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 企业 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 (castañeda, 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 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 政治 、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 经济 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 网络 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 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 科学 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p. 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 (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 计算 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 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 总结 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 发展 、人类平等的金钥匙。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 历史 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 中国 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 工业 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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