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发展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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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贸易结构升级 创新
内外经济形势凸显经济发展方式和贸易结构升级的迫切性
(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通过三大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的统计(见表1)可看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低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一直小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受国际市场环境的影响较大而呈现一种不稳定的态势。2009年作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的一揽子刺激政策实施的第一年,我国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和出口。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央出台一系列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致使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信贷规模过大、银行体系资金流动性过剩,但这是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也是经济内外失衡的外在表现。
(二)产业结构失衡
从我国近二十年来的三次产业贡献(见表2)发现,第一产业比重呈减小趋势并相对稳定,基本维持在10%以内;第二产业比重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2009年达52.5%;第三产业比重呈现上升趋势,2009年达42.9%,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9%,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54.6%。
(三)能源消耗过度且利用效率低下
早在2002年,我国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能源消费大国,约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11%。2008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达到26亿吨标准煤,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生产国,与此同时,我国也成为超过美国的世界最大排放国,占世界排放总量的21%。201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2.5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6%,能耗强度有所降低,但仍然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2010年,我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但日本当年的能源消费总量是6.6亿吨标准煤,利用效率是我国的5倍;我国出口在2010年超过德国,而德国当年消费4.4亿吨标准煤。
(四) 内外需结构失衡且对外依存度过高
2008年前后,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变化较大,2006-2010年分别为65.2%、62.8%、57.3%、
44.2%和49.2%。入世以来,我国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22%,出口需求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表1显示,危机前的2007年出口去求拉动经济增长2.5个百分点,危机初期的2008年也拉动了0.8个百分点,2009年危机蔓延后,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拉动-3.7个百分点。危机前后的比照,出口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其超过了4个百分点。
对外能源依存度过大。在石油方面的依存度大,我国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是在1993年,以后净进口量逐年增多。2009年我国生产原油1.89亿吨,净进口原油却达到1.99亿吨,原油进口依存度首超50%的警戒线。2010年全年我国进口原油2.39亿吨,比上年增长17.5%,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逼近55%。我国原油进口总量60%来自原中东和非洲,中东局势不稳造成国际原油价格波动较大,使我国的能源安全形势进一步加剧。
对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贸易结构升级
(一)重视并加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投资增长一直是支撑我国GDP增长主要源泉,这导致了大范围的重复建设问题,2009年上半年六大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的情况;货币供应量超多,M2 与GDP比重一度达到了1.8,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很少见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信贷规模的扩大,不可避免的造成了通货膨胀,使市场上物价开始上升,同时,资产价格泡沫的迹象开始显现。因此要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着重提高城镇居民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收入水平决定消费能力,而收入水平越高的人,其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反倒越低即其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对内需的拉动就极为有限。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有效释放居民消费能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坚实后盾。第三,加大政策引导消费的力度,净化消费环境。政府应制定和出台鼓励消费的相关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合理调整消费税、购置税等与消费直接相关的税种。拓宽消费领域,积极适应社会需求的增长,积极培育旅游、文化、休闲等消费热点,扩大居民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对国民经济中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41.0%上升到2009的52.5%,提高了11.5个百分点(见表2)。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从1990年的17.3%提高到2009年的42.9%,提高了25.6个百分点,但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已经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而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导致经济粗放式增长的重要原因。
我国必须优化第一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要提升农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力促进农业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要积极引导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推动农村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提升第二产业层次,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时,要正确处理新型工业化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有效地保护好生态环境,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现代服务业水平。
(三)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政府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有效的企业创新激励体制,为创新型企业提供税收的优惠和信贷支持,为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服务,为企业的自主创新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必须强化自主创新人才培养。人力资本是保证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是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载体,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离不开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实施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的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培养各领域创新人才,充分发挥高校等科研院所创新资源的积极作用,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大基础教育经费投入,为自主创新人才培养奠定坚实基础。
(四) 健全资本市场体系
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愈发突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必然需要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和顺畅的资本投资渠道。健全的资本市场体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健全资本市场体系,加快资本市场发展关键是要完善风险投资机制,进一步规范发展股票主板市场,改善上市公司质量结构。积极稳定的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建立满足不同规模的企业融资需求的资本市场体系,严厉打击各种违法投机行为,使得社会资本真正高效地服务于经济发展。
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贸易结构升级
优化出口产品结构。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要注重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档次和附加值以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着力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优品牌,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基地,努力增加高新技术产品进口,促进贸易平衡,扭转过大的贸易顺差。
提高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加工深度。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要注重提高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和加工深度,延长加工贸易的增值链条,通过技术引进和创新推动我国的加工贸易向产业链上游研发设计延伸,提高我国加工装配业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
大力对外发展服务贸易。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要大力发展对外服务贸易,鼓励素质较高、竞争力较强的服务行业出口,巩固并加快发展旅游、运输、建筑等具有比较优势服务行业的出口,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
扩大引进外资规模,提高引进外资质量。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要在扩大外资引进规模的同时提高外资引进质量,坚持引进外资与引进技术紧密结合,鼓励外资企业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鼓励引导外资的产业投资趋向,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鼓励引导外资的区域投资趋向,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鼓励我国企业通过并购等形式积极拓展海外经济发展空间,充分利用国外研发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鼓励资源型企业积极走向海外,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能源基础。适当降低资源性产品的关税,鼓励国内短缺资源的进口,建立健全资源的进口机制和储备体系。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充分利用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自贸区的合作优势,稳步推进双边贸易,服务双边经济发展;在WTO框架内,妥善处理中美、中欧贸易争端;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适度、渐进性的推进人民币汇率升值以保持国内经济的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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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白雪飞,温凤媛.基于技术创新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1(1)
8.赵凌云.中国发展过大关—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与路径[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9.黄海燕,黄振奇.“十二五”中国经济开始第三次转型[N].中国经济导报.2011-1-11
10.金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的唯一选择[J].经济研究,2010(6)
作者简介:
篇2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的涵义,通过对“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两种具体分析方法的分析,对发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做出评价。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Economics或EconomicsofDevelopment)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兴起但都面临着贫穷落后的经济局面,当时这些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增长率高、经济增长率低、经济结构落后、失业问题严重,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共同对该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其中首树发展经济学理论大旗的是结构主义学派的彼德·T·鲍尔(LordBauer)、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刘易斯(A·Lewis)、缪尔达尔(G·Myrdal)、纳克斯(R·Nurkse)、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n-Rodan)、赫尔希曼(A·O·Hirschman)、普雷维什(P·Prebisch)、汉斯·辛格(H·W·Singer)、霍利斯·B·钱纳里(HollisBurleyChenery)、M·赛尔奎因(MosheSyrquin)等人。由于结构主义方法产生较早,这些学者也构成了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颇具影响。
一、何谓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
(一)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并不统一。本文采用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解释: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发展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发展经济学是指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和学说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其理论可以溯源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中涉及到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本文所谈的发展经济学是指狭义的发展经济学。
(二)结构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基本理论要素包括其发展观、对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的描述、资本形成理论、伪装性失业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而指导这些理论的分析方法的对象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1.对经济结构构成的分析:经济结构的构成在结构主义者当中说法不一,根据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马颖和陈波的归纳分析,其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结构构成是指宏观意义上的整个经济各个部门的构成及相关变量,包括有关的经济活动部门和作为生产中主要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投资等变量;第二,结构构成是指按经济活动部门所组成的部门结构或者按某种需要来划分的经济结构。”[1]其中大多数学者运用第二种含义进行分析。例如W.A.刘易斯有关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霍利斯·B·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式即是按经济活动的部门结构进行分析的。且霍利斯?B?钱纳里是按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三个类目)、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结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三个类目)、人口与分配过程(由劳动力配置、城市化、人口转型、收入分配四个方面构成)这三个过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其认为,结构构成表现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相对稳定的关系。”[2]2.对经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的分析:结构主义方法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转型”(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的分析一直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学派研究纲领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结构转型”亦称“结构变迁”(thestructuralchange)。它们被钱纳里定义为“需求、生产、贸易和就业构成的一组互相关联的变化,而“需求、生产、贸易、就业构成的各自的变化又反映了因收入水平提高而产生的资源配置格局转移的不同方面”[3];赛尔奎因则把“结构变迁”定义为“从生产和要素使用角度来考虑的各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工业化便成了结构变迁的中心过程”[4]从钱纳里和赛尔奎因两人对“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的定义中可看出两层含义:第一,“结构转型”本身就涵盖了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而赛尔奎因的定义中提到的“各部门”实际上也是指“产业结构”;第二,“产业结构转变”过程同“结构转型”过程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结构转型”的作用因素,影响着“产业结构转变”。3.对经济结构与经济现象之关系的分析:结构主义者还透过经济运行中的众多变量,强调经济结构作为“深层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他们看到了影响经济运行的诸多因素,指出,在一国经济中,劳动市场二元结构、农业、运输、动力、进出口等行业都被列举为结构刚性。如农业部门对价格激励做出的反映严重滞后于工业部门,往往会成为导致发展中断的瓶颈;运输和动力等基础设施部门中的刚性表现为生产缺乏伸缩性,对价格反映存在滞后性;这些部门还会因为投资不足而拉整个经济的后腿。
二、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工具例析
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指导之下形成了具体的研究方法,著名经济学家霍利斯·B·钱纳里、M·赛尔奎因即在产业结构转型研究中倡导“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分析方法。以下通过对两种研究方法的概述,对这两种方法做出评价。
(一)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主要指统计方法与投入——产出法。最早对产业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是克拉克。他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三个部门就业人数的变动入手,研究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工业部门先增大后缩小,而服务业处于部门不断增大趋势;第二,效率和需求是促成产业结构转变的两个基本方面。库兹涅茨对克拉克的研究方法作了进一步发展,他在《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与扩展》一书中,指出了有关农业、工业、服务业这三个部门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关系式:
ri=ai(1+rT)—1
式中,ri和ai分别表示部门产出和国民总产出每10年的增长率,ai为部门某一时期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对10年前该部门占总产出比值的比例。通过分析一个世纪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各自占国民总产出比重的变化可以得出ai,再经过对国民总产出增长率进行估算得出各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进而描述各部门的变动趋势。该公式基本描述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的变动趋势,为结构主义研究的精确化作出了贡献。
霍利斯·B·钱纳里将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的统计研究方法又作了进一步推进,在他与M·赛尔奎因1975年合著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对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变动作出广泛的统计上的解释。在该书中其除了使用传统的统计方法之外,还巧妙地使用了相关分析。他们为了创造一整套可以对更为广泛的可获得的数据进行度量的方法,专门设计了对包括积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内的10个基本过程进行描述的27个变量,以便分析与各国经济增长相伴随的产业结构转变。
钱纳里率先用投入——产出方法来分析产业结构转变,早在1959年,在他与克拉克合写的《产业关联经济学》一书中,就第一次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间的结构关联问题。这一分析方法共两个步骤:第一,用于投入产出方法来细化行业分类,建立起全面的产业结构转变分析框架,用以克服传统的统计方法在分析结构转变方面的缺陷。他们通过对中间产品使用比例wi和中间产品投入比例uj进行计算,将产业结构中的各行业细分为四种类型:中间产品使用和投入的比重均偏高的产业(钢铁、石油制品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高但中间产品投入比重低的产业(农林业、煤矿业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低但投入比重却偏高的产业(服装、造船、食品加工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和投入比重均偏低的产业(渔业、运输业等)。wi值和nj值的高低代表着产业关联程度的强弱。
(二)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CGE模型于20世纪60——70年代问世,起初由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运用该模型讨论经济问题。由于CGE模型具有能够对经济全面地加以模拟的巨大优势,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以结构主义的假设,使之能按照结构主义表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问题。结构主义这一研究方法至今影响尚存,被新一代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所继承。恰如新一代结构主义领军人物泰勒所言,结构主义思路的基本假设“在于一个经济的制度以及各生产部门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决定这个经济的宏观经济行为方面起主要作用”。[5]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学家改变传统方法一般地分析产业结构的转变,而是从某一具体角度来研究包括产业结构转变在内的广义的结构转型。例如,CGE模型被用来分析短期内在外汇短缺前提下调节政策的选择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以说明宏观调节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联所在;CGE模型还被用来讨论包括货币、债券和分割的可贷资金市场在内的金融压抑问题,使其既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又能解释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各种替代机制的宏观经济学本义;而且,工资水平、生活状况、金融资产收益、资本利得等方面也被纳入CGE模型,以便分析贸易条件变化对发展中经济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效应。其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德尔曼——罗宾逊模型。其是1978年阿德尔曼和罗宾逊在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CGE模型的基础上,建构了第一个结构主义CGE模型,讨论了韩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广义的结构转型相伴随的收入分配问题。
三、对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的评价
结构主义方法产生于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之后,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的缺陷,但由于其是二战之后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显现出许多不足。
(一)理论框架的粗糙。虽然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为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理论框架过于松散。同新古典思路相比,结构思路更接近现实,但不如新古典主义方法那样严密。结构主义的各主要假定前提只是以描述性陈述为特征,还远未达到公理化程度。其分析方法初衷显然是想建构能将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非经济参数包纳进来的理论模型,但由于变量太多,致使理论框架显得过于松散和粗糙。造成结构主义框架此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结构主义所依赖的逻辑基础主要是归纳法。而新古典思路所依据的逻辑基础主要是演绎法,故而这一方法从根本上很难达到精密化的程度。第二,结构主义方法的数学化形式表达难以包括所有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本身就受分析方法局限性的制约。
(二)微观基础的不足。结构主义方法从总体上是可以说是一种宏观理论。在建构上深受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方法的影响。虽然早期结构主义方法有着比新古典方法更为广阔的视野,但缺乏微观基础的不足酿就了结构主义方法的“阿基里斯之踵”。这方面从结构主义方法所使用的弹性这一术语上可以看出。而弹性概念是早期新古典方法的微观分析工具。结构主义方法将其借来应用于结构与制度分析工具的辅手段。而且严格地说,结构主义者所使用的“刚性”术语,实质上也是对弹性不足的另一种表述。从而显现出其微观基础的不足。
(三)方法过于理论化。无论是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还是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其理论都需要进行量化,而许多人文因素是很难用量化的指标进行分析的。故而,其提出的对策和建议也因为过于笼统而缺乏可操作性。如他们在观察并分析了许多市场失灵的情况后,就草率地做出中央政府必须代替市场的结论。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当前已被多重均衡分析法、发展微观分析法、现实主义制度分析法所取代,但其曾经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提供过指导作用,而且至今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在我国当前进行产业结构转型的形势下更有必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从而促进我国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颖陈波:发展经济学中结构方法:基本理念与分析工具[E/OL].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
[2]HollisB.Chenery.StructuralChangeandDevelopmentPolicy[M].OxfordUniversityPress.p.108,1979.
[3]H.B钱纳里.结构转换:经济发展的实质研究程序[A]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
篇3
寻求没有通胀的“退出”模式
目前而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困扰和冲击,各国政府都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向市场注入了规模巨大的流动性。通过改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来改变市场悲观的信心,扭转去年由于流动性恐慌(金融体系去“杠杆化”的行为全球蔓延)而出现的银行惜贷、资产通缩、投资无助、消费疲软的严峻局面。但是,今天当各国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发展好转,市场信心缓缓提升的时候,人们开始注意到07年全球所遭遇的流动性过剩局面再次有抬头的迹象!
而且,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挑战可能各不一样,欧美国家主要是因为各国政府不能及时拿出流动性输入机制的“关闭”(退出)方式(比如,要使政府成功退出关键取决于国有化资产能否在市场上卖出一个“好价格”等),从而导致通货膨胀高企的局面,逼得货币政策采取强硬的180度掉头的状态,这对刚刚复苏的经济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有些经济复苏慢的国家就会面临让政策左右为难的经济“滞胀”状态,这种状况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持续不能得以遏制,那么,一定会波及到其他经济已经复苏的发达国家中。
而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生产能力和增长的空间较大,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货币流动性的市场泛滥压力,但是,像08年那样,大宗商品价格因为投机资本的猖獗(货币流动性过剩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再次高企不下的可能性依然不小,目前这种迹象也已经出现,所以,输入性通胀问题同样会困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对那些外向依赖性大、而目前经济复苏程度低的国家而言,打击可能是巨大的,由此也会收窄世界经济发展的空间。不能排除,由于实业投资的回报率因为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而更加明显的下降,导致实业部门的资金再次回流到发展缓慢的金融市场中,造成严重的资产泡沫情况,甚至不良企业恶意圈钱投资过度的问题会再次困扰所在国的监管部门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
总之,“后危机时代”最先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再次齐心协力地抵御在过去全身心应对全球性流动性危机的过程中“迫不得已”地给今天所埋下的十分严峻的通胀风险!
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对美元体系的信赖危机
“后危机时代”给各国政府带来的最深远和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改变造成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因素和增长模式,它包括:全球统一和谐有效的监管制度和合作体系的建立,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失衡发展的增长模式的调整,能够带来双赢效果的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等。
具体而言,在发达国家方面,信息披露制度、会计审核制度、金融创新的风险控制机制、激励相容的公司治理机制等在全球范围内的改革和统一正在得到充分的认识,并由此带来的相关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优化也在积极地推进中。尽管其中的一些技术障碍目前依然存在,但是,这些问题若不解决,就会影响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中发挥所应发挥的正常作用,就会因为大众对金融服务的过度警觉和信赖的缺失而造成长期投资成本的上升和金融市场价格的过度波动。这也不利于储蓄的提高和资本的形成,不利于扭转过度消费和过度透支的失衡格局。当然也不利于欧美国家技术创新所需要的金融资源保障。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尽快继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利用经济一体化的外部环境,推动贸易和投资活动有序健康的发展,已经成为决策部门苦思冥想的大难题。困难之处来自于世界经济失衡的调整导致外部市场不但不可能增加反而在缩小,其次,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后危机时代以前长期赖以生存的美元价值体系会不断恶化,而目前取代美元或和美元体系能够制衡发展的另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也没有准备好,于是,发展中国家双边之间都在加大合作的力度以突破货币体系扭曲所带来的增长制约问题。事实上,中巴“货币互换”模式也呈现了新兴市场国家克服美元主导货币体系所释放的智慧。双方国家用自身的货币去购买对方国家的货物和服务,同时再将获得的对方国家的资金到对方国家进行实业投资,从而保证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以避免货币头寸的盈余所带来的保值和增值的麻烦问题。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在多元化自己过去所创造的美元主导的外汇储备结构,用美元去购买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和技术,用美元鼓励自己的企业到国际资本市场中,通过资本运作来扩大自己企业在海外的影响力和发展空间,同时也让自己的基金等在海外市场寻找其他币种资产或非美元国债的替代金融产品的投资等,以增强本国外汇储备的财富价值。当然,后危机时展中国家会继续吸引外国企业到本国投资以增强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以前不同的是,平衡发展外资企业和本国企业的产业政策将会被更加重视,避免过度依赖外商投资造成危机阶段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虚脱”状态。比如,在这次危机中,韩国、俄罗斯和印度等都有过外资大规模撤离所带来的苦涩经历。
中国探索制造强国和金融强国双向发展的大国战略
后危机时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除了和发展中国家一样的要素以外,还有自己的“特殊性”,那就是作为世界经济发展规模已经排列第二的大国而言,如何提高发展的质量和建立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匹配的增长模式已经成为我们减少日益频繁的外部贸易和投资摩擦和缓解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以及降低沉重的增长代价(高污染、高能耗、高冲突的问题)时所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根据产业发展的“微笑曲线”理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可持续性取决于这个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定位:对上游产业而言,具有控制生产要素的威力,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也得天独厚的享受到这种地位的优势,比如OPEC和其他石油输出国家就能够从各国那里拿到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石油需求的订单。但是,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拥有了生产要素中的无形资产的垄断优势,比如,生产所需要的高端技术,低成本的金融资本,世人青睐的品牌,发达的资源交易市场(定价权)和产品标准的确立能力(微软视窗就是一个国际商务标准,不符合标准,就无法进入市场。日本电气公司NEC曾经也开发过类似的标准,而且早于美国,力图与美国抗衡,但因为缺乏标准推广的市场而最终失败告终)等,比起单纯要素出口的国家,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和财富争夺的能力,所以,它能够从产品创造的全部价值中获取可观的大头部分,而处于中游的产品制造环节的国家,可能只能拿到其中的微不足道的部分(像中国这样靠低廉劳动成本的优势获得全球制造业加工厂地位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虽然就业压力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但是所创造的附加价值是很低的,因此,人均财富的获取能力也是非常低下的),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主导的国家,比如东亚各国,政府为了保证投资成本的可控性,以及为了发挥
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常常采取金融抑制的辅佐经济增长的战略,也就是通过控制利率和汇率水平,来保证企业旺盛的生产能力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获得客观的收入效应。尽管这种金融压制战略牺牲了金融体系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但却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缺乏国内市场购买力和金融体系发展缓慢”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当然,产品制造出来后又会进入一个服务的高价值创造环节,处于这样的产业下游的国家,因为是创造最后财富和保管财富的关键环节,所以,它同样能够在产品的价值链中获得更多的财富分配效果。许多西欧和北欧的国家都处于产业的下游,而美国因为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发挥着管理全球财富的功能,自然就处在了全球价值链的最后端,这也是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反过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也使美国金融市场站稳了全球价值链的最后端。美国引发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全世界看到了美国增长模式具有持久和相对竞争力的秘密――即使在今天危机的关头,美国的市场风险全球在共同承担(金融创新泡沫时期超常的收益确实美国独家垄断),美元的垄断地位不减反增,这也让各国看到了自己国家增长模式的劣势状态――尤其是东亚出口主导的增长模式虽然没有像欧美那样去“掺和”金融创新,但是因为金融市场价格的突变和美国市场的需求萎缩,而经济同样受到了重创!甚至找不到很好解决在东亚这种增长模式下克服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的有效方法。为此,中国政府充分意识到了过去增长模式的弊端,正在从供需两方面寻找中国经济可持续而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国发展战略:
从供给面上讲,中国政府想改变自己在产业链上处于低端(中游)的不利格局,通过产业自主创新,建立标准等方法来挑战美国创新大国(上游产业)的地位,同时,通过部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力图获得产品价格的定价权和产品服务所创造的更高的附加价值,尤其是强化金融体系的战略来管理好自己的财富和扶持创新的意图,更是在挑战现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在世界经济舞台中的美国霸主地位(下游产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就是这一大国发展战略的一个缩影。
篇4
我首先认为,民营经济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被正式提出并被大家所认可,一定存在着一种与客观相对应的独特的经济物质形态,因此,它一定能够被理论所解释。民营经济的概念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是很难找到的。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世界里,民营经济就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西方经济学的一切前提都是以民营的经济为基础。从经济学的一般意义上讲,民营经济就是按照商业原则和市场规则运作的微观经济组织形式。从产权和企业理论的角度看,民营经济至少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民营经济一定是以赢利为唯一目标的。即它完全是依市场原则来运作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这同国有企业有时需要承担一定的非赢利性任务相区别;第二,民营经济治理结构的形成是建立在纯粹经济利益关系基础上的。不管民营经济的产权结构是多元的还是单一的,其产权关系一定是比较清楚的。在这种产权关系和产权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治理结构,基本能够代表各方出资人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会形成较为合理的约束和监督制度,这同国有企业建立在产权关系不明晰基础上的政府化、家族化倾向的治理结构形成鲜明对比,也同一些纯私营企业单一的产权结构以及家族化治理结构不竟相同;第三,民营经济拥有较为灵活的内部用人和分配激励机制。由于民营经济必须时刻面对市场的检验,只有持续不断地实现赢利才能生存下去。因此,民营经济会在人员的使用和配置上尽量做到人尽其才,拒绝冗员,并通过激励、监督等有效的控制手段挖掘其最大潜力。而国有企业的内部用人和激励机制,由于种种原因现在仍然无法按照经济原则实现有效配置。由此可见,民营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私营经济,也并不完全不包括公有经济。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不同,它有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制约,与市场机制自然和谐,在追逐利润最大化动力的驱使下,会导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不断的技术创新。
依据以上的理论和现实情况,我认为,目前我国的民营经济大致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1.私营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工商户和私营企业;2.外商独资企业;3.合资企业中外资控股的企业;4.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5.非国有控股企业;5.非国有控制的企业,如被租赁、托管出去的国有企业等等。这些经济形态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民营经济的某些特点,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民营经济体系。不难看出,我所划分的民营经济其范围是比较广的,并不仅仅限于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外资,而是包括了相当一部分民营化了的原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把这部分经济包括近来,不仅有助于揭示我国民营经济的本质,同时也有助于准确把握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和发展动向。同时,如果将其统计在民营经济的范围内,就会使民营经济的实有规模大大增加,我想,至少应在现有数目的基础上扩大10个百分点左右。
二、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营经济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据统计,截止2001年末,我国的民营企业已发展到3000万家,年产值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仅就私营企业而言,已达202.85万户,比2000年增长15.14%。注册资本18212.24亿元,比上年增加4904.55亿元,增长36.86%。从业人员2713.86万人比上年增加307.37万人,增长12.77%。在过去10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达到20%以上,平均每年提高近2个百分点。极具竞争活力和创新能力的民营科技企业已达到20多万家,据科技部2000年对计入统计的86000多家民营科技企业的调查,企业长期员工已达560万人,技工贸总收入14639亿元,实现利润1005亿元,上交税金780亿元。这些指标近几年来的年增长幅度都超过30%。现在总收入超过亿元的民营科技企业已有2214家,其中超过10亿元的187家,超过20亿元的76家,他们已经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截止2001年12月底,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9万多个,合同外资金额745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954.69亿元。2001年全国新批准外商投资企业26139家,比上年增长16.01%,合同外资金额691.91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达到468.46亿美元。可见,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但是,民营经济的发展道路又是何等曲折。即使发展到现在,民营经济仍然困难重重。概括地讲,目前民营经济发展遇到和存在的问题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营经济面对着来自方方面面的非国民待遇。主要表现在1.市场准入方面的非国民待遇。据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的介绍,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广东省,即便是一些已经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产业领域,民间投资也很难进入。在广东东莞当地的80个行业中,允许外商进入的有62各,占75%(外商也属民营经济),而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只有42个,不到50%。据悉,某些主管国有企业的部门曾在内部指示,要求所属企业不许同私营企业打交道。2.银行贷款方面的非国民待遇。保育钧指出,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身积累和借贷,甚至有不少来自地下钱庄。目前,民营资本70%是自筹,从国有银行获取的贷款不足30%。据中国人民银行在2001年下半年对贷款满足率的调查,企业反映为68.5%,金融机构反映为81.6%。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私营企业反映最低,虽然私营企业贷款满足率反映仅为60.4%,但仍低于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属于最难获得贷款的弱势群体。民营经济实现的产值已超过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其他经济创造价值的总和,但银行却对它们在贷款上施以种种歧视性限制。3.税赋和法律发面的非国民待遇。在税赋点方面的不平等主要反映在严重的所得税重复计征,法律方面主要是民营企业在各类产权和产权关系上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往往在事件的裁判上更多地被歧视。4.观念上的非国民待遇。主要指人们在长期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对民营经济的各种偏见,最根本的在于民营经济很难与社会主义制度完全相容,民营经济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基础,只能是一种“边缘性经济”。等等。
第二,某些产业领域内的民营企业数量多、规模小、技术落后,过度和不当竞争严重。有资料显示,民营经济产业分布变化的特点如下表所示(以私营企业为例),主要集中在第三和第二产业。
全国私营企业产业分布概况单位:%
年份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
第三产业28.229.734.744.445.848.550.853.5
第二产业71.870.365.355.653.550.447.944.8
第一产业0.71.11.31.7
资料来源:《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由于民营经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加之国有经济逐步从竞争性产业领域的退出,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广大竞争性行业的主力军,但是,由于这些行业的进入壁垒多数比较低,因此,造成大量小型民营经济的进入,并形成互相残杀的恶性竞争局面。适度的竞争对于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淘汰落后肯定是必要的,但无限度的恶性竞争则会使本来就弱小的民营资本遭受致命打击。这种情况在某些地区和行业表现的最为明显。前几年煤炭行业中出现的私营小煤窑遍地开花,造成煤炭行业因恶性竞争的全行业亏损,以及引发后来的一系列小煤窑伤亡等安全事故频发的现象。所以,如何组织民营经济的生产经营,形成合理规模和有序生产,已成为解决这些产业领域或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第三,民营经济的信誉度差。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市场经济处于萌芽阶段,规范市场和竞争秩序的法规不成熟、不完善,民营企业的不正当竞争问题十分突出。一些民营企业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进行商业贿赂、商业欺诈、低价倾销,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财物等等,一方面造成严重不良的社会后果,另一方面大大地毁坏了自身的信誉。从深层次上看,民营经济遇到的上述各种歧视和非国民待遇,多少同其较差的声誉有一定关系。那么,民营经济要想有进一步的发展,解决其声誉问题就不可回避。
第四,一些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不尽合理。民营经济的治理结构理论上讲能够做到合理,但是,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一些民营企业采取了家族式治理模式,而一些民营企业则采取了两权分理式的现代企业制度模式。事实证明,家族式治理不见得没有效率,两权分理式也不见得没有问题。问题是一些企业应当采取分离制衡的模式,而它却仍然是家族式的。不过民营企业采取现代企业制度已成为一种趋势和基本取向。据统计,截止2001年底,全国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已发展到137.99万户,比2000年底增长26.95%,净增加4个百分点;占私营企业总数的68.03%,比上年增加了6个百分点。
三、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对策
无疑,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力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理论研究和决策者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缩短这个期限,并找出其有效的发展路径。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第一,确立以发展民营经济为基点,联带其他经济(包括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的新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民营经济的战略性定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也在不断地调整。体制改革的早期,民营经济被定位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后来,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将非公有制经济由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肯定了民营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体制框架内的合法地位。但是,现在看来,对民营经济的这种定位已经不能满足其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既然民营经济注定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而且,目前民营经济已经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并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那么,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重新考虑民营经济的定位问题。时至今日,我们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仍然是集中力量改革旧有的不合理的管理体制,改革传统的国有企业体制,以图实现原有体制的逐渐蜕变。这是一种典型的渐进式“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对于我国早期改革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我国微观经济已经转换到基本依据市场原则运转的今天,改革和发展的重点仍然在“破”而不在“立”,至今基本没有实质性调整,就是一个需要研究和思考的重大问题。我的观点是:以发展民营经济为战略和政策基点,以市场化为基本原则,把重点转移到加速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制度的建设上来,旧体制的改革要在新体制的塑造过程中逐一解决,但新体制的塑造一定是第一位的。如果这一模式能够被确认,那么,民营经济就会获得前所未有的良好战略环境。首先,可以确立人们对民营经济是经济增长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成份定位的新意识,逐步消除民营经济只是边缘经济的错误看法;其次,从法律和政策制定上会针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一些歧视性政策也会得以纠正。再次,民营企业家也会安心、大胆地发展事业。果真如此,民营经济遇到的问题就会逐步化解,民营经济的更快增长就会成为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尽早完善起来。
第二,发展民营经济的路径选择。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民营经济生产与发展的历史。且不论民营经济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个体工商户和私营经济的重新出现标志着中国民营经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再生。后来外商合资企业、独资企业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民营经济的阵容。随着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改革的深化,一些处境困难的中小型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方式逐步实现了民营化,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也迅速完成了民营化的改造,据调查,乡镇企业中有83%至86%已成为私营企业或股份合作制企业。如江苏省到2000年底,已有93.2%的乡镇企业实现了改制,其中大中型乡镇企业的改制面也达92.5%。改制后全省乡镇企业的资本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非集体资本所占比例已经由1998年的51.6%上升到74.5%。这两股力量的加盟,使我国民营经济的实力大大增强了。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快速崛起,给民营经济输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活力。我想,以后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离不开对以前发展路径的依赖。以前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外商独资、合资企业、民营化了的乡镇企业、国有企业仍然是我国民营经济进一步拓展的基础和发展原动力,它们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逐步强大起来。另外,在全球一体化和国有企业进一步从竞争性乃至一些垄断性行业退出的大背景下,更多外商在中国设立独资和中外合资企业,特别是鼓励外资对国有企业的并购改造,以及促使更多的国有企业,包括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从而在增量上扩大民营经济的规模,提高民营经济的档次,将是一条十分重要的路径。
第三,促使民营经济自身的制度改进,实行现代化管理模式。目前许多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私营企业多数是由出资人实行家族式管理。这种方式在起步阶段具有凝聚力强等优点,但它的局限性,如家长个人决策,接班人世袭,任人唯亲,产权封闭等弊端,已经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虽然说现代企业制度并不排斥家庭企业,但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那种落后的家族式管理方式的弊端已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根据世界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企业法律的不断完善,企业制度和企业管理也会走向现代化(ManselG.Blackford,1998)。也就是说,企业新制度的采用与企业的规模大致成正比。我们已经看到,近几年我国民营企业已经出现了依照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改制的倾向。当然,私营经济选择什么样的企业体制和管理方式,要由企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定。不过,对那些具有一定规模且产权多样化的民营企业,要帮助它们在企业内部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促使其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而改善、提高他们的决策水平和决策效率。
第四,民营企业要重视自身信誉的塑造。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信条,只有注重声誉,诚实守信的企业,才能在市场交易的多次博弈中获得最大利益。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私营企业曾有过不守信用的短期行为,败坏了民营企业的声誉。因此,民营经济的发展要求民营企业家们在重新塑造自身信誉上作更多的努力。从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契约履行等方面着手,逐步取信于客户、取信于消费者。
第五,为民营经济筹资和投资的社会化创造条件,鼓励民营经济积极开展资本运营。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系统,过去,民营经济封闭的产权模式显然不能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也不便于民营企业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在投融资方面的好处。随着民营经济产权模式的转换,政府应当在民营经济同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进行联合、参股、改组,组建企业集团方面给予鼓励和支持。同时,也要为优秀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提供便利条件,逐步消除民营企业在上市方面的非国民待遇。特别是在配合消化庞大的非流通性国有股、实现国有股减持方面,鼓励民营经济的参与,使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国有股而进入资本市场,这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
篇5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不平衡发展的大变革、大调整时代。2009和2010年,世界经济呈现出逐渐复苏的势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10年世界经济甚至实现了5.1%的大幅反弹。但进入2011年后,由于西亚、北非地区出现严重政治动荡,日本遭遇强烈地震及海啸灾害,欧美发达国家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和大规模的政府债务,以及新兴经济体等发展中国家面临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使得世界经济的复苏道路异常曲折,不稳定和突发性因素明显增加。在众多不确定因素影响下,2012年世界经济走势趋于复杂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9月的《世界经济展望》,对2009年、2010年全球经济及相关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对2011年及2012年的情况进行了预测(见表1、表2和表3)。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世界银行、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和高盛(GoldmanSachs)等金融机构也纷纷推出了他们的预测报告,总体判断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悲观,如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1年12月1日《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计,2012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下滑至2.6%,低于2011年的2.8%和2010年的4%。总之,2012年世界经济将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和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的趋势,全球经济将呈现低速增长态势。
一、发达经济体及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走势
(一)欧盟经济陷入衰退的概率提高
众多组织和机构形成的共识是,欧债危机的发展态势是决定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走向的关键因素。欧元区国家是欧盟的主体,解决好欧元区的问题是欧盟面临的重要任务。为缓解欧洲银行体系面临的巨大流动性压力,欧洲央行救援欧债危机的力度在不断加大,在2011年11月和12月连续两次降息。2011年12月8日欧洲央行议息会议决定下调基准利率,即主导再融资利率、边际贷款便利利率、存款便利利率分别下调25个基点至1%、1.75%和0.25%,从而使基准利率再度回到1999年以来的历史最低位[1]。这说明欧洲央行对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心超过了对持续高通胀率的担忧。化解欧债危机需要庞大的资金,但在欧元区缺乏明确救助机制的情况下,外部资金介入的意愿并不强烈。随后的演变方向,可能是重债国必须使用大力度的财政紧缩方案,而这势必加大将已经疲惫的欧元区经济拖入衰退的风险。2011年,中欧贸易额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欧盟经济如出现大幅衰退,将影响我国对欧盟的出口以及整体经济的增长,但与此同时,欧盟的资产价格也会进一步下跌,从而为中国企业收购“质优价廉”欧洲资产提供难得的机遇。对于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学术界有很多观点和看法。我们认为,部分欧盟国家弱小的经济实力、国家财务造假的隐患、欧元区的体制弊病、普遍的高福利制度及其带来的企业员工慵懒的工作态度,共同造就了这场危机。可以说,这场危机表面上是金融与财政危机,本质上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危机。欧盟的经济发展方式面临三个深层次的矛盾。一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实体经济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形式,虚拟经济是在实体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形式。虚拟经济尽管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只能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发展。说到底,价值是最终由实体经济创造的,虚拟经济发挥的只是辅助作用。欧盟虚拟经济的膨胀导致其日益背离实体经济的需要,并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祸根。二是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公平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只有把两者关系处理好,才能对经济发展发挥交互正向作用。由于人类资源具有稀缺性特征,所以公平的实现必须建立在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上。欧盟国家长期通过扩大债务的方式维持高水平的“公平”,导致了经济效率的降低。三是权利与义务的矛盾。权利和义务在结构上是对立统一的,在功能上是互补互促的,两者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以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两者的关系如果出现扭曲,势必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欧盟社会的高福利特征,使得相当大的群体过分强调享受经济发展的权利,但同时不愿承担发展经济的相应义务,导致欧盟经济发展缺乏足够的推动力。总之,欧盟经济面临的问题是长期因素作用的结果,不能依赖短期的办法解决。我们认为,欧盟经济的全面好转需要进行有效的体制变革,这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
(二)美国和日本经济有望实现缓慢复苏
美国经济面临着由来已久的债务问题,而且面临着失业率居高不下和通胀率上升的影响,但相比欧元区情况好一些。由于美国既拥有独立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又掌握世界最强货币美元的发行权,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等工具的余地较大,因而2012年再次陷入衰退的可能性较小,总体有望实现缓慢复苏态势。2011年一季度至三季度,美国季度GDP环比增长率保持了上升的势头(见图1)。相比欧洲,美国有条件提高联邦政府举债上限,为实施刺激性财政政策创造新空间;有条件在货币政策方面继续保持宽松态势,并通过美元贬值来转嫁国家债务,尽管这会面临美元信誉损害的风险。未来美联储仍有采取其他措施进一步放宽货币环境的可能性。对于日本经济2012年的走势,日本各界多持悲观观点。日本民间经济智库大和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谷亮丸在最新一份经济预测报告中认为,2012财年度(始于2012年4月),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为1.8%,相对2011年11月份的预测下调0.8个百分点。熊谷总结称,2012年日本经济存在三大风险因素:第一,核电站全部停运将导致电费上涨15%至20%,对实际GDP的影响超过1%;第二,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导致日本经济下行;第三,日元汇率持续坚挺将压迫日企利润和出口增长[2]。我们认为,从整体看,尽管日本仍面临欧债危机导致外需疲软、日元升值和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等挑战,但日本制造业在开拓新兴经济体市场方面仍有潜力,日本GDP增速应该不会低于2%。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很高。由于美国不断通过货币贬值、发新债偿旧债等方式提振本国经济,而中国持有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和美国债券,因此中国利益面临着很大的威胁,而且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也在人民币升值及美国提高贸易壁垒等因素的影响下面临很大的压力。但从大局判断,中美两国都深知发展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合作仍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主流。中国和日本是同属东亚地区的世界重要经济体,经贸关系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极强的依存度。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日本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得到中国市场的巨大牵引,同时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也需要日本经济的繁荣。因此,尽管中日经济关系还存在一些摩擦和分歧,但中日两国已深深认识到,加快推进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核心的合作是促进双方经济繁荣的保证。据此我们认为,中日两国2012年将在合作方式、合作领域及合作机制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三)新兴经济体仍将保持较快发展态势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并一直高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2011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仍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并远高于发达经济体。国内外各机构预测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GDP仍将以9%左右的增速位居世界首位。2012年,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形势恶化以及国际资本市场大幅震荡可能性加大,新兴经济体面临出口压力加大和经济增速放缓的风险,但新兴经济体的财政状况普遍显著好于发达国家,有可能会进一步刺激内需,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仍预测了6%以上的较高增长速度,这是遏制全球经济萎缩的重要力量。受世界经济减速的影响,中国经济在2012年可能也出现一定回调,但我们判断,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经济仍然会保持高速的发展,这是由中国的现实国情决定的:一是中国地大、人多,发展层次低且不平衡;二是在中国的个人和组织都存在极高的致富欲望;三是GDP依旧是决定中国干部升迁的硬指标。具体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原有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由于中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所以经济增长的空间依然很大;由于中国人口多,所以市场需求依然很大;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层次低,所以中国还将持续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过程;由于市场化改革催生了中国“经济人最大化”的理念,所以“血拼式”的发展模式还将持续;由于“政绩就是英雄”“GDP就是选票”的官员产生机制,以及“层层加码”的政府运行机制,所以官员会继续大力采取推动经济发展的措施。另一方面,中国在“后改革时代”出现的许多新因素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发展空间[3]。中国由强调经济规模向强调结构调整转变,将推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措施,将推动农村规模经营与农村城镇化的投入;中国经济向民生领域的拓展,将推动公共消费领域的扩大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二、国际经济合作及其产业格局走势
(一)国际贸易摩擦可能性加大
尽管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不会发生改变,但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发展坎坷。2011年,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屡遭滥用。以中美贸易关系为例,2011年10月1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主要针对中国的《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所谓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发出了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的错误信号。从总体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可能在2012年得到进一步强化,贸易摩擦可能加剧。我们认为2012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呈现如下特征:一是保护措施数量多。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为转嫁危机可能会实施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部分新兴经济体可能仿效欧美,较为频繁地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二是花样多。以欧美国家为主的国家可能更多地以“劳工”“低碳”等标准对进口产品设限;技术性贸易壁垒等贸易保护手段可能不断翻新、更趋隐蔽;贸易摩擦范围可能逐步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蔓延。三是中国面临的威胁最大。为了遏制中国快速崛起的势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可能有意识地采取集体行动,并分化利用其他发展中国家给中国制造麻烦,使中国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对外贸易环境。四是政治化倾向加大。在多国政府选举密集进行的国际背景下,部分国家可能会更多地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通过限制国外进口产品来取悦选民,谋取政治利益,进而对国际贸易活动构成障碍。
(二)国际宏观经济协调难度加大
在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间的利益分歧点增多,利益共同点减少,可能导致2012年各国在国际宏观经济协调方面更难取得一致。由于WTO多哈回合停滞不前,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两大阵营互不相让,导致不少国家对短时间达成多边协议失去信心。此外,由于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短期挑战不同,政策取向也存在明显差异,估计发达经济体会继续加大对新兴经济体货币升值的干预力度,并要求新兴经济体增加进口,而新兴经济体为保持出口竞争力可能极力避免本币过快升值,这将增加双方的政策矛盾。在发达国家之间,尤其是欧元区内国家之间,选择什么样的政策也存在较大差异,部分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可能倾向于适度宽松的刺激政策,而债务负担沉重的国家可能被迫选择紧缩的财政政策,这使得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政策难以协调的问题。中国作为新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既面临与发达经济体经济协调难度加大的问题,也面临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协调难度加大的问题,这可能会使中国2012年更加频繁地、更加灵活地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协调活动。
(三)欧美再工业化与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同时加速
欧美国家在遭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后,体会到了过度依赖虚拟经济所带来的经济风险,转而大力扶持制造业回归,再工业化迹象明显。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向欧美国家出口的制造业产品不断增加,从欧美国家吸引的制造业投资不断扩大。欧美再工业化步伐加快可能加大中国对欧美制造业产品的出口难度,对中国承接欧美制造业转移也会构成一定的挑战。尽管欧美国家曾长期推行“去工业化”政策,但其制造业基础和技术开发与创新能力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生产要素全球配置的时代,发展传统制造业不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优势,因此,欧美国家制造业的复苏动力首先是创新引领[4]。近几年来,欧美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科技创新的研发和投入力度,重点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生物育种、低碳和“绿色技术”、文化创意等产业。日本重点发展了新能源技术、信息技术及低碳等产业。此外,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发展具有自身比较优势及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和技术。这一趋势将影响世界贸易和投资的方向,全球制造业布局将会出现相应调整。
三、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动趋势
(一)世界经济面临较大通胀压力
2008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全球流动性泛滥导致的通胀压力将长期持续存在。预计2012年,通货膨胀依旧是全球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2012年世界经济面临较大通胀压力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主要发达经济体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大多需要采取或维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对各国经济发展都会产生较大的通胀压力。二是新兴经济体为了防止经济的下滑,可能逐渐放宽2011年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这对抑制通货膨胀带来一定的压力。三是劳动力价格上涨正成为新的通胀压力。过去20多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凭借较低的劳动力要素价格,依靠全球分工体系创造出巨大的增长红利。然而,随着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迈进、人口红利的减少以及城市化生活成本的提高,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和回补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5]。中国也可能面临较为明显的“工资———通胀螺旋式上升”的挑战。
(二)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的震荡可能加大
解决欧债危机的不确定性是国际金融市场面临剧烈震荡的关键因素。欧洲的银行业对欧洲重债国债务有巨大的风险敞口。欧洲银行业习惯持有大量欧洲国家发行的国债,随着欧洲债务危机恶化,欧元区重债国国债收益率攀升、国债价格快速回落,银行持有的欧洲国债资产大幅缩水。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截止2011年1季度末),银行业对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六国债的风险敞口主要集中在欧洲,欧元区银行业对这六个国家债的风险敞口合计高达4548亿美元,欧元区内部又以法国银行业的风险敞口最大。按照清算银行的统计,法国银行体系对上述六国债资产的风险敞口高达2140亿美元(见表4)。随着欧洲债务危机恶化,欧洲银行业资产质量下降,对欧洲银行债务提供保险的CDS(信用违约掉期)的利率大幅攀升,这说明市场对于欧洲银行业信用风险的极度担忧。由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信用评级下调,金融市场长期信心缺失,短期投机行为严重,也可能加剧2012年的国际金融市场震荡。预期2012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受供求基本面、全球流动性状况、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性、美元汇率走势以及突发事件等因素影响,仍将处于高位。但2012年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进一步上升。若美国和欧元区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再次恶化,导致全球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会重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高速回落状态[6]。总之,2012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出现大幅的震荡。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震荡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但只要应对得当,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若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处于高位,意味着欧美经济复苏势头较好,从而为中国稳定并扩大出口创造了机遇;若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挫,意味着世界通胀压力减轻和欧美资产价格下降,从而为中国控制国内物价水平和收购欧美企业创造了机遇。鉴于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我们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不使国际市场风险引发国内系统性经济风险,同时通过及时、灵活地应对世界市场变动,推动中国经济国际地位的上升。
四、中国的应对之策
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中国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着力提高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以积极扩大内需应对世界经济降速的风险
中国作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世界大国,发展经济不能过度依赖外部市场需求,在当前国际市场风险加剧的背景下,积极扩大内需就变得尤为重要。2012年,中国应着力解决制约内需的三大问题:一是供给结构的制约,涉及文化、教育、医疗、旅游、通讯等非物质消费品供给严重不足等问题;二是价格方面的制约,涉及交通、物流等交易成本、技术落后造成的生产成本、垄断造成的体制成本等因素推高消费品价格的问题;三是收入群体结构的制约,涉及中等收入者占比低、低收入者比重相当高及扩大内需的主体不足等问题。对此,应采取三大举措:一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改变收入差距过大局面,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和正义性,切实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二是强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健全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切实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面,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三是促进发展薄弱的文化、旅游、体育、健身、家政等服务业的壮大。
(二)以加快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改善外部发展环境
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应加快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有效地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等挑战,实现与国际经济的接轨,改善经济发展外部环境。2012年,中国应在以下三方面取得突破:一是深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扩大人民币国际结算范围,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二是深化对外贸易、涉外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改革,大力拓展新兴经济体市场,大力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抢抓欧债危机带来的跨国并购机遇,促进贸易平衡发展,提高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质量;三是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丰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国际经济合作内容,提高应对各种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能力,妥善处理国际贸易摩擦。
(三)以调整经济结构适应全球产业格局的变化
调整经济结构是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面对欧美再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推进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政策取向。2012年,中国应从以下五方面取得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一是从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和产业链控制力的战略高度,重点支持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大核心技术研发力度,以创新性的产品拓展海外市场空间;二是应用先进技术及工艺设备升级传统制造业,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传统制造业产品的质量,在同欧美同类产品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三是大力推进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及传统制造业升级提供强大支持,构建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四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尊重企业作为最重要市场主体的地位,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服务和调控作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长效机制的形成;五是加快东部产业与技术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为中西部经济发展创造机遇,为东部经济向高端转型腾出空间,优化中国产业的地域布局。
篇6
一、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一)工业增速逐月走高。上半年,全市实现工业总产值81.5亿元,同比增长7.2%(指数缩减法),增速比1-5月提高2.9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30.4亿元,增长2.1%,比1-5月提高0.9个百分点。规模以下工业实现产值18.1亿元,增长34.9%,增速比1-5月提高13.3个百分点。
(二)轻工业平稳增长。规模以上轻工业实现产值26亿元,同比增长8.4%,其中烟厂及侨通就占轻工业产值的90%以上。烟厂累计生产卷烟26.9万箱,同比下降0.26%;侨通产销增长,生产多色印刷品37.7万对开色令,增长21.8%。农副产品出口受阻,价格下跌,产品产量同比有所下降。累计生产生丝168吨,下降11.6%;成品糖68*吨,下降5.9%;中成药28.2吨,下降58%。
(三)重工业降幅逐月趋缓。今年受铅锌、煤炭产量下降及云天化停产2个月影响,规模以上重工业实现产值37.4亿元,下降1.8%,但降幅比1-5月减缓了1.2个百分点,逐月趋缓。
主要产品产量:上半年全市累计发电16.3亿千瓦时,增长15%;实现产值11.3亿元,增长43.4%;农用化肥13.1万吨,同比下降46.3%;电石16.9万吨,增长86.8%;水泥131万吨,增长19.7%;砖5.4亿块,增长54.8%;原煤512万吨,下降13.5%;铅1122吨,下降20.7%;锌1.1万吨,下降34.5%;铅选矿金属量8869吨,下降44.8%;锌选矿金属量5.1万吨,下降17%。
(四)县区工业产值增长平稳。上半年,市场逐步回暖,县区工业产值稳步增长。除水富受云天化影响,下降36%外,其余县区均不同程度增长。大关县由上月的下降13.8%扭转为增长9.5%;盐津水电项目陆续建成,带动了电矿产业发展,工业产值增长25.2%;昭阳区增长13.7%;鲁甸增长14.1%;巧家增长6.3%;威信增长25.1%;镇雄增长14.6%;彝良增长17.9%,增幅均比5月高,县区经济呈现平稳增长态势。
尽管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但基础尚不牢固,工业经济运行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主要表现为:
一是工业发展目标欠进度;二是工业生产要素制约大;三是市场下滑态势有所缓解,但停产半停产企业户数仍然较多。
二、上半年主要工作
(一)重调研,抓落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扩内需,保增长”等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好全年工作。于2月底召开全市工业经济工作会议,认真分析了存在问题和面临的形势,安排部署了全年各项工作任务,提出了工业增长15%的目标和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9%的目标。会上市政府与各县(区)签订了工业经济、非公经济、乡镇企业发展、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节能降耗目标责任状及工业发展三年倍增计划目标责任状。为贯彻落实市委二届八次全会精神,切实把市委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推动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3月下旬组织开展了督查调研工作,分五个工作组分赴各县区,全面了解掌握全市工业发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形成工业经济运行、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节能降耗等相关专题调研报告上报市政府,同时督促抓好相关工作。
(二)强分析,重预警。受市场需求减弱,产品价格下跌等影响,今年我市工业经济增速缓慢,效益下降。为确保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我委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对工业经济的运行分析调控力度。一是继续推行目标责任制,把工业经济发展目标分解到县区,并将各项增长措施落到实处;二是面对今年经济下行的严峻形势,加强了经济运行的预测预警工作,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经济运行分析工作的通知》,每月对运行情况进行认真分析,形成《工业经济运行》简报,上报市级领导和省工信委,供领导决策参考。对半年及全年形势进行预测、判断,增强工作上的前瞻性和主动性;三是加大对重点企业、重点行业的服务、监测工作,及时调整我市20户重点监测工业企业名单,按月对全市重点工业企业运行动态进行分析,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困难,进一步发挥其在工业发展中的龙头带动和辐射作用;四是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4月,我委与市煤炭工业局、市统计局联合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统计工作的通知》,加强和规范了工业统计工作,为实时、准确把握工业经济运行的动态,提供了可靠依据。
(三)推项目,抓增量。今年,我委按照全市工业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市级着力抓好存量,县级着力抓好增量”的要求,由我委技术进步与创新科牵头,进一步对全市的重点工业项目进行了梳理,加大工作力度,提出具体的时间表,分阶段推进项目建设;积极配合市级四套班子领导对重点工业项目的督促和检查;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市经委领导挂钩联系重点工业项目责任制,委领导带队分赴各县区开展重点项目调研督查,对县区和企业如何开展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积极向省工信委申报企业技术改造资金扶持,已上报永孜堂、彝良驰宏锌锗铅锌矿等6家企业贷款资金贴息项目。
上半年,全市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2.5亿元(不含电力),同比增长4.1%,完成计划的39%,欠进度11个百分点。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较大的煤炭、化工、有色、建材四个行业中,只有煤炭、化工两个行业有增长。煤炭行业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完成投资5.2亿元,增长57.2%。化工行业有云天化26万吨甲醇项目的支撑,完成2.7亿元,增长27.8%。有色行业由于驰宏公司、昊龙公司的项目去年前已完成大部分投资,加之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色矿山企业不敢再大量投入资金进行矿山建设,有色行业下降38.7%。建材行业因镇雄三和公司2000t/d水泥项目、绥江水泥厂迁移项目建设今年只是进行设备安装,投资额不大,加之巧家白鹤滩建材有限公司日产2000吨水泥熟料生产线项目推进缓慢,建材行业投资额下降45.2%。
(四)高度重视,不断加强节能降耗工作。全面贯彻落实《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一是进一步强化节能目标责任制。3月初,市政府与全市11个县区政府、重点耗能企业及相关部门签定了节能目标责任。二是加强节能督察和管理工作。省政府今年3月到我市对节能工作进行现场评价考核,评定我市20*年节能工作为“完成”等级。3月中旬,市经委组成检查组分赴11个县区及重点企业,就工业经济和节能降耗工作的进展等情况开展调研、督查。三是加大宣传力度。通过节能宣传周等各类宣传活动,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参与节约资源的社会氛围。
今年1-5月,我市规模以上工业以较低的能耗增长支撑了工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总量43.5万吨标煤,同比下降29.4%,与上年同期相比,有14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增长低于工业产值的增长。1-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可比价)1.676吨标煤/万元,同比下降30.2%。*供电局、盐津红原、云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水富金明化工厂、华新水泥(*)有限公司、*烟厂等企业都不断实施节能技术改造,大幅降低了企业能耗。
(五)积极抓好淘汰落后产能工作。截止6月30日,已淘汰铁合金落后生产能力1.2万吨,拆除矿热电炉4台,涉及变压器容量0.92万kva;关闭彝良互援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拆除小造纸生产线一条,淘汰小造纸生产能力0.15万吨;关闭云南九欣化工公司,拆除小氮肥生产线一条,淘汰碳铵8万吨;绥江县烟囱坝浙浦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技改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目前已建成进入调试阶段,能够按计划要求在今年年底前拆除原有10万吨机立窑水泥熟料生产线。
(六)加强中小企业的扶持工作。认真贯彻鼓励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大服务力度,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一是争取上级部门对我市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在申报的15个项目中,有8个已公示。储备乡镇企业项目23个,目前正准备筛选上报省级。二是与云南省中小企业发展协会联合,扩大对我市中小企业的对外宣传力度,成功推荐制作了宏联制鬃、张蝴棉蚕丝两家公司的专题片,并在中央电视台七套《致富经》栏目播出,反响热烈。三是在银行和中小企业间搭建融资平台,促进相互了解,缓解企业融资难。
上半年,我市非公经济上缴税金5.1亿元,同比下降3.3%,完成全年考核目标的44%;从业人员18.4万人,增长7.6%,完成全年考核目标的95%。乡镇企业完成增加值13.5亿元,仅完成目标进度的27%;上缴税金2.2亿元,完成目标进度的34%。
(七)强化服务,稳步推进工业园区建设。上半年,我委以园区规划、内部管理建设及推进重点项目落地等工作为重点,深入调研,努力协调解决工业园区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工业园区聚集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根据省政府的政策,起草了《我市加快工业园区发展的实施意见》。目前工业园区内入驻企业83户,完成工业总产值14.1亿元,下降23.6%;工业增加值3.4亿元,下降52.8%;销售收入15.6亿元,下降11%;税收0.76亿元,下降27.7%;就业人员达10969人,同比增长3%。
(八)继续抓好企业改革工作。截止6月底,我市国有企业改革已完成137户,占目标数的99.3%。纳入市级改革考核的33户国有企业,已完成32户,占任务数的97%。一是组织参加市交通运输集团公司的改革工作,深入二级企业,通过会议、走访等形式进一步掌握职工思想,为推动改革做好基础;二是认真指导帮助*冶炼厂、市食品一厂改革的实施方案;三是组织、收集、审核、报送市直企业终止劳动关系人员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资料。第一批331人的低保已经解决,第二批的收集审核工作正在进行中;四是清理企业改革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主动向省企改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争取专项资金解决困难企业职工医疗保险问题。
(九)抓好行业管理工作。有序开展盐政、清洁生产等行业管理工作。认真审核、兑现20*年报废车补贴资金,抓好2009年度报废汽车补贴资金申报计划,审核企业资质情况,贯彻新标准、推进综合交易市市场(项目)建设,加强管理、认真落实国家汽车下乡的有关政策。今年上半年,市盐务办共查处盐业违法案件115件,查获盐产品97吨;工业盐冲销食盐95吨。组织开展了“3.15”食盐安全检查和“5.15”碘缺乏病防治宣传活动。为积极推动工业企业清洁生产,上半年在水富举办了全市清洁生产培训班,共有127人取得了清洁生产审核员培训合格证书。组织制定重要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供电应急方案,加强重要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的电源监督管理;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组织制定计划用电方案和供电应急预案。组织经贸、电力系统参有关人员加全省行政执法培训学习。
(十)落实阳光政府四项制度,扎实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今年上半年,我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增强做好阳光政府四项制度实施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主要领导对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困难和问题亲自过问,及时研究解决,为推进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责任落实到人,切实开展重大决策听证、重要事项公示、重点工作通报等工作的全面实施,进一步规范听证、公示、通报事项网上工作。及时成立我委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工作组,通过形式丰富的学习活动,突出实践特色,在学习调研和分析检查阶段努力做到了三个“结合”:一是做到学习实践活动与推进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相结合;二是做到学习实践活动与做好中心工作相结合;三是做到学习实践活动与转变机关作风相结合
三、当前面临形势及下半年工作打算
上半年,经济运行中虽然出现了一些转机,但基础尚不牢固,工业发展中仍然面临不少困难,企业效益下降局面尚未根本扭转,资金等要素制约仍然突出,工业项目投资进度缓慢。在具体工作中仍面临许多实际困难,如墙改工作,由于管理方式的改变,导致推进难度大,难以完成国家和省规定的工作目标。
下半年随着宏观经济逐步趋稳,有色金属、化工等一些行业产品价格止跌回升迹象明显,我市多数在建项目集中于下半年投产,加之雨季来临、电力供应充足,我市工业增长速度可能走出低速增长的格局。由于去年同期(下半年)基数较高,累计增速走高的难度也较大,粗略估测,全年工业品价格指数如果没有过大的变化,工业总产值可达到190亿元左右,增速可望达到8%-10%左右。尽管这样,离年初预定的目标仍有很大的差距,任务依然艰巨。我们将牢牢抓住工业经济工作的有利转机,把握工作主动权,全力推动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下半年主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落实好各项应对措施,打牢平稳较快增长基础。继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执行好中央及我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相关政策措施。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坚定应对危机信心不动摇、坚持政策措施落实毫不动摇、坚守目标任务完成毫不动摇”和“抓市场营销、抓企业生产、抓政策落实、抓运行调节、抓要素保障、抓项目投资和抓结构调整”七个方面的工作要求,强化责任,千方百计夯实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基础,努力完成全年工业经济发展目标。把省里已经出台的电价扶持政策,重要商品收储政策及近期将推出的支持地方工业产品销售的促销政策落到实处。
(二)加强监控服务,优化要素配置,提高企业复产率。一是建立重点企业联系“直通车”制度。以省政府百日督查活动确定调研的工业企业和全市20户重点工业企业为重点,以日报、旬报为基础,加强工业运行情况的跟踪监测,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遇到的突出问题,跟踪落实目标责任制,将各项增长措施落到实处;二是加强对煤电油运生产要素的配置和供给,加大停产半停产企业和负增长企业的帮扶工作力度,通过一厂一策,一企多策,尽快帮助其恢复生产。继续开展好昭煤南下相关的工作;三是建立和完善统计资料联合会审、定期会商、联席会议等制度,加强统计信息的统筹协调;四是引导企业强化管理,建立完善包括决策、资本运营、风险防范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产品定额成本资料库和成本核算体系,加强成本费用管理,减少中间投入,千方百计增收节支,降本增效。
(三)狠抓重大工业项目建设,不断增强工业发展后劲。协调解决好重点工业项目审批、环评、用地和资金问题。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市县领导挂钩联系制度,帮助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与上级有关部门的联系、沟通,争取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进一步推进重点工业项目建设工作。加强重点工业项目的督查力度,把重点工业项目建设落到实处。强化前期、在建、新开工、竣工投产四个环节的跟踪问效,掌握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出现的问题。引导项目业主抓住当前建设成本相对较低的有利时机,加快云冶集团驰宏公司昭阳10万吨电解锌、昊龙20万吨重钙、天力20万吨醋酸、镇雄和巧家60万吨水泥等重点项目推进速度,尽快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切实抓好交通、电力等要素的协调保障工作,使已经投产和即将投产的重点项目按期投产、达产,强化对全市工业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度。加大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力度,确保工业投资比重大幅提高。同时,按照“政府主导、企业协同、市场运作”的基本原则,结合各地实际,积极探索煤电一体化和矿电结合新模式,促进重化工业发展。进一步推进清洁生产工作。
(四)抓好节能降耗工作。督促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健全节能管理规章制度,全面加强节能管理基础工作。一是进一步规范能源统计工作,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和措施,建立和完善科学的节能降耗工作、管理体系。针对存在的问题,指导、督促县、区、企业严格按能源统计的原则做好煤炭、电力等能源消费统计工作,强化协调配合、增强工作合力。积极主动与各县区及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结合工作实际,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和措施,打牢工作基础,建立和完善科学的节能减排工作、管理体系;二是加强督查工作。下步将组成节能督查组分赴各县区,就节能目标责任制和淘汰落后产能的进展等情况开展督查及节能考核工作,确保全市2009年节能目标责任制和淘汰落后生产力任务完成;三是严格对重点用能企业进行监控。对能耗不降反升或超限额用能的单位及时查找原因,依法实施节能监察;四是加大企业节能技术改造力度及资金投入。根据《节能法》的规定,将节能资金列入财政专项预算,并逐年加大节能资金投入,同时积极争取国家、省支持和补贴,重点支持余热余压利用、燃煤工业锅炉节能改造、电机系统节能改造、煤层气(瓦斯)发电、绿色照明、能量系统优化等重大节能工程;五是严格控制新建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强化调整产业结构工作。切实做好项目的能评和审查工作,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为手段,从源头上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项目的投资建设,做好淘汰落后产能工作。
(五)着力抓好资金协调保障,促进非公经济发展。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决定》,制定符合我市实际的实施办法,确保各项扶持措施落到实处,帮助中小企业度过当前难关。加快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努力搭建社会服务企业的平台,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服务。进一步加大对工业流动资金和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贴息的力度。做好项目储备及项目管理工作,对省重点扶持的项目,进行实施情况的督促检查和追踪问效,加强沟通反馈。不断探索新思路,建立新型银企关系,引导金融机构加大资金投放,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继续加大中小企业培训工作力度。进一步推进我市乡镇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努力确保省下达的乡镇企业六项发展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进一步提高企业对开展企村结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提高结对质量、抓典型、抓重点、抓督查,保结对效果及成果。抓宣传,推广结对经验等措施,以确保全年工作责任目标的顺利实现。努力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篇7
关键词:服务经济;经验借鉴;江苏
本文为2011-2012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关于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的关键问题研究”阶段性研究报告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发达城市及地区发展服务经济的经验借鉴――以江苏为例
收录日期:2013年9月16日
目前,江苏服务业取得了规模上的扩张与质量上的提升,但规模依然偏小,离理论界认为的服务经济门槛,还有一段征程。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意味着经济形态的整体提升,发达城市及地区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成功城市的经验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和启迪。
一、经济转型的必备条件
到本世纪初,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服务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大多为70%;中等发达国家在50~60%之间;发展中国家约为45%左右。这可以说明,当今的发达国家已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中等发达国家基本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发展中国家正在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发达国家与地区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具备的条件是:转型前拥有较强的工业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工业是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地区商务成本上升,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迫使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升级。转型后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制造业与服务业高度融合,制造业的比重虽然下降,但实力却得以提升,形成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引擎拉动经济增长的态势。
二、服务经济的发展途径
1、通过制造业延伸其服务环节。制造企业对制造各环节需要增加的服务内涵有更深刻的理解,对于研发与产品,产品与服务的衔接等方面更有技术优势。正因如此,将制造业高附加值服务环节外化延伸发展服务业不仅能够提高服务业比重,也有助于制造业和服务业更深更好地融合发展。以大阪为例,大阪是日本众多制造业企业集聚之地,是阪神工业带的核心,大阪将制造业中的研发设计环节通过延伸,独立外化发展研发创意产业,再通过技术和创新入手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渗透,巩固提升制造业的同时,服务业也得到较好的发展。例如利用尖端技术和信息通信打造城市IT网络基础,吸引了IBM日本公司、日立造船、野村综合研究所、大阪银行等制造业、研究机构和金融机构的集聚,造就了大阪制造业与服务业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产业发展态势。
2、立足制造业优势多元化发展服务业。制造业的发展构成生产业初期的市场。立足于制造业优势发展的服务业可以产生规模效益,高度发达且门类齐全的制造业可以对服务业形成多样化的需求,有助于服务业多元化快速发展。同时,立足于制造业优势多元化发展服务业也有助于服务业不断引进高端的人才、进行各种技术创新、金融创新和管理创新,有利于现代服务业在较高的起点上发展。几个城市向服务业转型都是以原有的制造业基础为依托发展相应的生产业,例如芝加哥政府1989年提出“以服务业为中心的多元化经济”战略。
3、通过区位优势专业化发展服务业。服务业的发展总是与其所服务的区域密切相关,立足自身的区位优势选择适合的服务业不仅有利于自身服务经济的形成,也有助于提升其区域经济地位。以芝加哥为例,芝加哥地处北美大陆中部的核心地理位置,全美1/3的GDP集中在芝加哥周边300英里范围内,美国境内生产的商品与提供的服务,半数以上集中在芝加哥周边500英里范围内。芝加哥与中西部各州之间相互依存度高,中西部许多小型工业城市仍然是机械、机床、汽车配件、重型卡车的生产制造基地,这些资本货物的总产出在美国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制造业产品贸易极度繁荣,促使高度专业化的生产部门必须实行跨越各州的密切协作,这推动了陆地交通运输的兴盛,从而使芝加哥作为中西部货物运输、配给的枢纽地位,贸易运输以及相关的专业服务业、会展业成为转型后芝加哥的主导产业。
4、通过科学规划,注重营造产业的软性基础。香港政府非常注重产业整体布局的合理性和互补性,对于重大措施对整个社会和整体产业的经济、就业、环保等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并强调产业资源的聚集度、辐射能力、融合和互补。香港在各阶段也非常注重进行公众咨询,吸引公众和社会各类机构的参与。除了硬件建设,香港政府还注重营造产业的软性基础。为了培育创新型产业,政府从社会民众的创新科学意识抓起,于2006年举办为期一年的“科学为民”服务巡礼,政府多个部门联合举办一系列活动,让公众更多了解各部门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和利用科技所提供的服务。
三、服务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因素
1、找准产业突破口是产业转型的关键。找准产业突破口才能开拓城市产业发展新空间,不仅从量上提升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而且能够促进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制造业的地位也能得到提升,有利于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几个城市转型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多伦多转型前以汽车制造、航空航天制造、食品制造等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型后航天、汽车等产业实力得到提升的同时,生物技术、商务服务、金融、旅游以及信息服务业也获得了发展,形成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局面。大阪则是通过制造业服务环节的外化发展服务业,再通过服务业和信息技术提升发展制造业,实现产业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而芝加哥更是成为国际上立足制造业优势发展服务业,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典范,被理论界称为“芝加哥模式”。
2、人力资源和创新文化是产业转型的动力。专业人才的集聚成为服务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几个转型城市的发展都印证了这一点。例如香港、多伦多,推进知识型服务业的首要战略是切实营造政策环境,帮助产业集聚成型。多伦多不断推进对创业人士及活动的支持力度,包括促进研发、推进技术专业化,拓展小企业在当地市场与出口市场的展示天地,拓展对小企业的投资渠道,寻求企业部门中的服务业与制造业供应商,使得多伦多很多地区的创新产品和服务,是由小型或新兴企业首先推向市场的。
3、完善制度是产业转型的保障。相对于其他产业,服务业所具有的非物质性、易复制性、难以标准化等特性决定其发展更依赖于外部制度环境的建设,在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纠纷也需要更好的法律环境来支持。20世纪八十年代后,美国每年对信息及相关产业的投资逐步递增。运输市场的放开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促进了芝加哥等城市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日本通过政府的组织协调政策,保证研发费用支出和公共服务的质量,通过行业标准从制度上保证了商务服务人员的业务水平、服务运作的规范化进程以及契约签订的严谨程度,促进了大阪等城市商务服务的发展。
四、对江苏的借鉴
1、推进服务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生产业的向前的产业关联效应可以成为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并提供制造业的竞争力。江苏是一个制造业大省,而金融、物流、商务、研发设计等是提高制造业附加值的关键,因此必须着力推动这些生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生产业与先进制造业的有机融合、互动发展,推动江苏产业优化升级。同时,江苏服务业本土化需要进一步拓展国际空间,应按照“分类指导、重点促进”的原则,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对占全球服务贸易量较大的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等予以重点培育,使之成为新的增长点。
2、完善服务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更多地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完善服务业发展专项基金,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服务业,特别是重点服务业行业企业,具体可以从税收、贷款、用地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对于列入鼓励发展类服务业行业,建立专门的行业发展资助计划,直接对新进入行业企业进行资金支持。建立以企业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科研开发和技术创新机制。充分集成科技资源,构建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为服务经济的发展提供便捷、廉价的公共技术和资源服务。加大对引进人才方面给予优惠政策,鼓励服务业机构高级管理人员来江苏发展。
3、深化服务经济发展的体制改革。凡是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文禁止的领域,都要允许和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进入;加快事业单位改制步伐,将营利性或企业化管理的服务型事业单位改制为产权多元化的企业;通过全面引入竞争机制,使服务行业创新能力得到自由发挥,以市场机制实现服务业的大市场、大企业、大品牌。
4、谋求长三角的竞合。基于资源禀赋与经济基础的不同,江浙沪三地服务经济的定位各有侧重。江苏和浙江的发展思路是以向制造业的两端延伸和中间分离为突破口,将软件业、物流业、旅游业作为发展的重点,拓展生产业领域。而上海则更加强调凭借区位优势,在物流、金融和创建科技服务平台上领先一步。主动接轨上海,借梯登高,可以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以更低的成本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特别是需要强化融入意识和开放意识,积极参与上海的服务业分工与协作,通过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机制,以集群优势与规模效应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主要参考文献:
[1]何德旭,夏杰长.服务经济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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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11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9328(2014)09-000-01
摘 要 随着国际关系的不断密切,竞技体育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不断加强,本文以第30届伦敦奥运会奖牌榜为例,通过运用调查法、观察法、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对世界竞技体育当前的格局和以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表明:世界竞技体育的总体发展趋势较为稳定;世界竞技体育仍然呈现极端化发展;世界竞技体育格局呈现集团化发展且各集团特点各不相同。
关键词 伦敦奥运会 奖牌榜 世界体育格局
奥运会是是全球影响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奥运会奖牌榜是各参赛国总体实力的客观反映,本文通过对第30届伦敦奥运会奖牌榜进行研究分析,总结奖牌榜特点,分析世界竞技体育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竞技体育高效、快速的发展奠定基础。
一、第30届奥运会奖牌榜探讨与分析
图1 第30届伦敦奥运会奖牌榜前8名统计
如图1所示,传统的体育大国美国和中国分别名列奖牌榜一、二位,东道主英国力压传统体育强国俄罗斯位居金牌榜第三位,传统体育强国俄罗斯未能进入第一集团位列第三。
表1 近3届奥运会奖牌榜前8名奖牌、金牌对比
二、第30届奥运会金牌榜总体态势
通过表1可以看出,伦敦奥运会英国首次进入第一集团,第二集团成员变化不大,德、法、意仍为第二集团主要成员。世界竞技体育的格局仍然成相对稳定的态势发展。
伦敦奥运会与前两届奥运会相比,第一、二集团让然占据大多数金牌并呈不断上升趋势,而第三集团的奖牌占有率虽然下降幅度不大,但仍逐渐减少。由此可见,世界竞技体育仍然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
三、第30届奥运会奖牌探讨与分析
(一)美国奖牌具体分布
田径、体操、游泳等项目是美国的传统优势项目,在本次奥运会中美国在自己的传统优势项目上表现尤为出色。美国游泳队在游泳健将菲尔普斯的带领下斩获了16金,田径方面也不逊色,得到了9枚金牌。
(二)中国奖牌具体分布
小球类、技巧类项目是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中国队在此次奥运会上取得了多项突破,乒乓球是中国国球,伦敦奥运会中国乒乓球代表队再一次实现了包揽,展现了自己的实力。中国游泳代表队也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斩获5金。
(三)英国奖牌具体分布
东道主英国队在前几届奥运会中一直没能进入第三集团,但在此次伦敦奥运会上表现出色,在多个项目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但是自行车项目英国代表队就斩获7块金牌,马术在英国发展较早也有着较好的传承。
(四)其他国家奖牌具体分布
传统体育强国俄罗斯本次奥运会金牌榜未能进入前三名,由多种因素构成,一是俄罗斯代表队在多项传统优势项目上失利,错失多块金牌;二是夺金项目较为单一,夺金面覆盖不广;三是其他国家代表队加强对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竞技水平提高。
韩国代表队异军突起,在此次伦敦奥运会上斩获13金,射箭仍是韩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但是在游泳项目上的表现却让人较为失望。
综上所述,世界竞技体育的总体发展趋势较为稳定;世界竞技体育仍然呈现极端化发展;世界竞技体育格局呈现集团化发展且各集团特点各不相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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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源型城市 经济结构 转型发展
我国现有118座资源型城市,其中煤炭城市63座,所占比例为53%;森工城市21座,所占比例为18%;冶金城市12座,石油城市9座,黑色冶金城市8座,其他城市5座,其所占比例分别为10%、8%、7%和4%。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城市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导致出现资源型城市面临资源濒临枯竭、生态环境逐步恶化、产业难以持续发展、经济出现衰退等严峻问题。所以,我国应当积极探索和创新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发展战略,从而引导资源型城市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一、当前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面临的重大问题
资源型城市的现有经济结构存在以下重大问题,严重制约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其一,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并以粗放型、资源型管理模式为主,呈现出主导产业结构单一的弊端,从而导致产业持续发展能力较弱;其二,资源型城市面临资源濒临枯竭的问题,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这也是资源型城市出现经济衰退的根本性原因。由于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对自然资源实施过度开采,导致地质灾害频频发生,从而给城市造成了数额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其三,资源型城市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逐步增大,对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其四,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规划布局不科学,资源区域分配不合理,仍然体现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重化的特征,导致城市创新能力不足,思想观念守旧,严重制约城市经济转型。
二、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发展战略
(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必须满足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利用技术创新和管理体制创新不断优化资源利用方式,力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废弃物和污染物的排放。首先,根据资源型城市自身发展状况,做好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其次,完善循环经济法规体系建设,制定详细的专项法规和政策,同时增大执法监管力度,促使循环经济发展步入法制化的管理轨道;再次,大力发展节能减排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利用先进的技术淘汰传统产业中的落后生产工艺和技术设备。城市应当严格限制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发展,防止产业发展出现盲目性。
(二)调整、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首先,优化支柱性产业。资源型城市应当从实际出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支柱性产业的优化。资源型城市要根据现有资源状况、生产要素配置、区域条件以及市场开拓程度来科学选择支柱性产业,充分发挥支柱产业的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避免产业结构调整趋同于其他城市。此外,资源型城市还应当大力发展替代性支柱产业,从而在根本上消除原有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和不科学性;其次,调整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资源型城市应当将初级产品加工的生产模式转换为产品深加工的生产模式,使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通过产品结构调整带动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资源型城市还应当利用科学技术升级产业结构,积极倡导发展经济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新兴产业,并根据产业自身特点不断开发高科技产业,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
(三)融入区域经济发展
资源型城市在转型中应将自身发展纳入到区域共同发展的轨道,积极参与资源整合,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的整体效益,从而促进城市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资源型城市应当努力打造具有自身特点优势的城市品牌形象,充分利用主导产业与区域经济的优势互补,延伸产业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多选择环保类项目,杜绝引入新污染源项目,力求减轻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的压力。此外,资源型城市必须重视对环境治理的投入,不断改善已遭破坏的生态环境,创建环境友好型城市,从而推动城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同步增长。
(四)实施机制体制创新战略
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结构转型不仅依赖于资源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还应当依靠于机制体制的不断创新,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首先,城市政府应当将工作重心置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职业培训、减少环境污染、增加就业机会、优化创业环境、完善城市功能、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工作,推动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转变;其次,不断深化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快政企分离,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再次,建立中央或上级政府、城市地方政府、大型资源企业之间的协调机制,由国家统一调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做好城市、产业、企业发展的长远规划,充分发挥国家对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的宏观指导作用。
三、结论
总而言之,解决好资源型城市经济机构的转型发展问题,是确保城市健康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稳定社会的迫切需要。资源型城市必须认清当前现有经济结构面临的重大问题,不断探索适合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的发展战略,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赵玉香.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的必要性及调整战略[J].改革与战略,2006(10).
[2]宋玉祥.满强.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08(4).
[3]张天佑.资源型城市结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研究[D].合肥工业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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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安徽;非均衡发展
一、非均衡发展的理论依据
非均衡发展理论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针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后来在区域经济领域,为了发展经济,改变落后区域的状态,非均衡发展理论就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重要理论基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以及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等。
佩鲁提出了增长极理论。他认为增长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而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他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
增长极理论忽略了时间变量,威廉姆逊首次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提出了倒“U”型理论,即经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间趋于非均衡增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当经济发展到某一点之后,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区域间趋于均衡增长,区域经济差异将会缩小。
二、从安徽经济发展的现实看,安徽亟需非均衡发展
安徽近几年的经济发展的势头强劲,发展速度较快,根据统计年鉴数据,安徽在2004年到2009年GDP的平均增长率在12.8%,高于全国GDP增长率10.5%,在经济总量绝对值上,安徽GDP在2009年达到了10062.82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2.9%,成为全国第14个跻身“GDP万亿俱乐部”的会员。安徽人均GDP也在2000到2009年的这十年里增长了两倍多,从4779元人民币上升到了16408元人民币。以上的数据都充分的说明了安徽的经济发展相对于其本身来说,在量和速度上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安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全国,相对于东部发达省份来说是相对落后的,2009年,安徽GDP与其相邻的江苏、浙江两省相比,只有江苏的29%,浙江的44%,而人均GDP只占江苏的37%,浙江的37%,全国的64%。
同时,就安徽内部经济,南北经济差异较大,主要呈现出南富北贫的局面。安徽皖北地区,包括亳州、宿州、阜阳三市及沿淮的五河、固镇、怀远、凤阳、寿县、霍邱六县面积4.1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近3000万,分别占全省的33%和50%,而2009年皖北地区的生产总值2169亿元,仅占全省的21.6%。与皖北形成鲜明对比的皖江城市带,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滁州、宣称九市及六安的金安区和舒城县,土地面积7.6万平方公里,人口3072万人,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6733亿元,分别占安徽全省的54%、45.22%和66.91%。虽然南北经济的差异已经显示出了安徽经济区域的非均衡发展,但是,皖南的经济发展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皖江城市带作为首个获批复的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将皖江经济提高到了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对于安徽经济来说,是一次发展的重大契机。皖江城市带,作为我国最为活跃的长三角经济圈的腹地,不仅具有非常有利的区位优势,是长三角向中西部地区实施产业转移和辐射的最佳区域。而且具有产业基础好、要素成本低、配套能力强等综合优势,在资源方面,皖江城市带具有突出的资源要素比较优势,岸线资源丰富。非均衡发展理论强调,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作为增长极的地区和产业,通过其扩散效应对整个区域的经济起到带动作用,设立皖江城市带正是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
三、发达省份经济发展的借鉴中,安徽需要非均衡发展
作为与安徽最为相邻的两个东部沿海省份浙江和江苏,从他们的经济发展轨迹来看,其经济的高速的发展,都是以区域内经济发展差异的扩大为代价。
将江苏按照苏南(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常州)、苏中(扬州、泰州、南通)和苏北(徐州、淮安、盐城、宿迁和连云港)分为三大区域,从人均GDP看,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尤其是苏南和苏北,1990年苏南的人均GDP是苏北的2.6倍,到2000年达到3.6倍,2009年苏南的人均GDP是苏北的2.9倍,比1990年更大。
将浙江按照浙东北(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和浙西南(温州、台州、金华、衢州、丽水)分为两大区域,其人均GDP的差异显著,在1990年浙东北的人均GDP是浙西南的1.9倍,2000年达到了2倍,十年后的2009年,浙东北的人均GDP仍是浙西南的2倍。
通过皖苏浙三地区的近几年来的人均GDP与GDP总量比较(见表1),不难看出,安徽的经济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与苏浙地区。从这两省的发展经验中可以借鉴,作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江浙的区域差异还是相对较大的。而安徽不管是在经济总量上,还是在人均GDP上,都还没有达到江浙地区的发展水平,更谈不上经济上的高速发展的阶段,安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还是不遗余力的发展非均衡经济,加速培养区域经济增长极,通过大力发展增长极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所以,现阶段,安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不仅在理论上是有理可依的,在现实经济条件下,也是安徽摆脱落后状态,实现经济上飞跃发展的必然之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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