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背景和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数字经济的背景和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武术套路；女子竞技武术；后备人才

中图分类号： G 85文章编号：1009-783X（2012）04-0318-03文献标志码： A

河南作为武术大省，拥有少林拳、太极拳等多个优秀拳种，武术馆校星罗棋布，武术社团遍布各地，群众基础非常雄厚；但是，随着其他武术强省的快速发展，其竞技武术不断受到冲击，特别是女子运动员在全国缺乏明显的优势。继九运会培养出女子冠军赵阳阳之后，连续2届运动会都无人问鼎；因此，本文从河南省十运会、十一运会武术套路比赛对比分析入手，发现目前女子竞技武术套路后备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以进一步推动河南省竞技武术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为河南省竞技武术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2010年河南省十运会、十一运会武术套路比赛获得团体总分前8名的运动员及代表队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运用文献资料查阅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收集有关少年儿童体育学校后备人才培养情况研究的书籍、报刊等文献资料，以及河南省十运会、十一运会比赛的相关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后备人才储备不足，生源萎缩

河南省运动会武术比赛不仅能够体现各地市青少年的竞技武术水平，也是对竞技武术后备队伍的一次检阅，因而竞争十分激烈。省十运会17个地市代表队共191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参加甲组集体基本功比赛的有6支代表队，乙组集体基本功比赛的有9支代表队，女运动员仅63人，占参赛总人数的32.9%。参赛的女运动员主要来自于各地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只有11%来源于武术馆校。为了增加运动员的参赛比例，提升女子后备人才的储备，省十一运会武术套路比赛规定每个代表队的参赛人数由十运会时的14人增加到了20人，并要求甲、乙组男、女运动员各报5人；然而，与省十运会相比，参赛队和参赛运动员的比例却分别下降了17.7%和11.6%，有14个地市组队共169名运动员参赛，参加集体基本功的甲、乙组代表队也分别降到4支和5支。女运动员人数虽略有上升，达到66人，其中来源于武术馆校的女运动员比例也提升到了14%；但是作为能够承担下届运动会主要成员的女子乙组参赛人数却下降了23.1%；而且，只有郑州、洛阳、焦作3个省辖市代表队按照比赛要求报满了女子组别的参赛名额，漯河、南阳、许昌、信阳、平顶山5个代表队都仅派出1名女运动员参赛，而新乡市则没有女运动员参赛。2届省运会参加武术套路比赛的女运动员数量都明显不足，这与河南武术大省的称号极不相符，也反映出各地市女子竞技武术运动员后备人才的匮乏现象。

后备人才不足，尤其女子竞技武术套路生源紧缺是困扰各地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发展的一大难题[1]。少年儿童体育学校作为河南省女子竞技武术套路后备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为河南省竞技武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曾获得全国武术冠军的刘海波、赵昆、赵阳阳都是得益于各地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的培养和输送；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少体校受到了市场经济改革大潮前所未有的冲击[2-3]。由于学习与训练之间的矛盾、培养目标的单一性、培养学生的成才率低、运动员出路难等问题，导致少年儿童体育学校生源日益萎缩甚至关闭和停办。鹤壁、济源、驻马店等地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都曾组队征战十运会赛场，如今却无法在赛场上觅其踪影。竞技武术要长期处于不败之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充足的后备人才资源[4]；因此，帮助少年儿童体育学校走出困境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不容忽视的问题[5]。

2.2后备人才格局发展不均衡，强、弱差距呈扩大化趋势

奖牌数量的多少不仅能够反映各地市代表队运动员的总体水平，也能够反映各代表队的综合实力[6]。省十运会女子甲组和乙组的奖牌分布主要集中在郑州、焦作、平顶山、安阳、洛阳等地市；省十一运会奖牌榜上，位列前5名的郑州、洛阳、焦作、安阳、开封队5个代表队取得了34枚金牌中的29枚，34枚银牌中的26枚，34枚铜牌中的30枚，102枚奖牌中的85枚，分别占金牌、银牌、铜牌和奖牌的85.2%、76.4%、88.2%和73%。从女子甲组和乙组的奖牌分布（见表1）上，除信阳代表队获得1枚金牌之外，全部被郑州、洛阳、焦作、安阳、开封5个代表队获取，奖牌分布更趋于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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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2届省运会奖牌榜名次的更迭变化，可以看出河南省女子竞技武术套路后备人才发展不均衡，呈两极分化之势，强队之间的整体实力差异日趋缩小，弱队实力逐渐下滑，而强、弱队之间的差距则越来越大。强队的进步固然值得高兴，可也不免为河南竞技武术的可持续发展有一丝担忧。如果河南竞技武术仅依靠个别队伍的强大，而更多地市根本没有夺取奖牌的机会，那么这种格局的分布不仅影响弱队参赛积极性，还关系到后备人才的储备问题，甚至是地市代表队的生存。值得一提的是平顶山队在十运会时曾获得3枚金牌、4枚铜牌，位列奖牌榜第3位，而十一运会女子项目颗粒无收，跌出奖牌榜前8位。昔日的强队尚能因为后备人才培养的问题从此一蹶不振，更何况那些运动成绩不佳的运动队，教练员工作得不到肯定，失去主管领导的认可，其后备队伍的储备、政策的支持以及资金投入就更无从谈起。一旦形成个别队伍的一花独放，势必会影响到竞技武术在河南省的蓬勃发展；因此，建立和完善河南省各地市后备人才的交流和运行机制，加强对弱队的政策支持和人力资源支持，形成百花齐放的后备人才培养格局，对推动竞技武术的健康发展会起到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7-8]。

2.3后备人才项目布局各具特色，优势资源未充分挖掘

郑州队依然延续着省十运会的辉煌，不仅以绝对实力获得少林拳的金银牌，在棍术、刀术也显示其强大的实力。少林拳作为郑州市中小学体育课的必选课程，广泛的普及程度为竞技武术提供了充足的后备人才资源。其次，少林拳作为各武术馆校的代表项目，在塔沟、鹅坡、释小龙等众多武术馆校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也为郑州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是，由于在全运会武术套路比赛中没有设置少林拳的比赛项目，因此，在保持少林拳特色项目的基础上，应集中郑州的优势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发展其他竞赛项目。安阳队始终保持南拳项目上的优势，在省十一运会比赛中获得女子甲组的南拳冠、亚军。洛阳队在剑术、枪术项目上具有较强优势，同时在乙组南拳前三甲也占有二席。一直以扎实的基本功和基本技术训练为主导的焦作队，正确的指导方针使其在2届省运会中收获颇丰，在长拳、刀术、棍术、剑术获得4枚金牌的基础上，还收获了4枚银牌。作为太极拳发源地的焦作拥有丰富的太极拳人力资源，浓厚的习练太极拳氛围，特别是每2年举办的焦作国际太极拳年会，在获得政府支持和资金投入，宣传和推广太极拳以及发现和选拔太极拳人才等方面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然而焦作代表队却没能在太极拳项目获得一枚奖牌。

纵观河南省运动员在全运会的表现，继赵阳阳获得九运会剑、枪小全能冠军和十运会剑、枪小全能亚军之后，仅有马岚的长拳获得十运会、十一运会季军，具备冲击冠军的实力。而河南省的女子太极拳运动员却从未在全国武术比赛中获取奖牌，太极拳的优势一直以来都被广东、福建队所垄断。十一届全运会后，外省一些优秀的女子太极拳选手先后退役，对河南省女子太极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一方面，河南省曾培养出王二平、丁杰等优秀的男子太极拳运动员，现役的马建超也获得过全国武术锦标赛男子太极拳冠军，可以充分发挥这些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另一方面，作为太极拳发源地，还可以将潜在的太极拳人口优势得以开发和利用成为人才优势：因此，建议集河南省之力，集中优势资源，注重后备人才的培养，在保持长拳、剑、枪等优势项目的前提下，以女子太极拳项目作为突破口，带动河南省女子竞技武术套路的快速发展。

2.4后备人才技术水平差异较大，动作质量有待提高

女子甲组的运动技术水平有较大提高，获9.0分以上的运动员24人次，特别是剑术前6名运动员的成绩均在9分以上，无论从演练技巧、还是难度动作的分值都远远高于省十运会女子甲组的成绩，显示了在剑术项目上的整体优势（见表2）。太极拳、刀术、棍术项目成绩虽然较上届运动会有所提高；但是技术水平差异较大，特别是棍术第7名仅为6.76分，与第1名9.35分相差2.59分，足以说明棍术水平整体实力还有待提升。省十一运会在甲组增添了对练项目，仅有5对上场比赛，整体缺乏亮点。

女子乙组运动员获得9.0分以上有13人次，在棍术、枪术、长拳、太极拳项目都有不同程度提高（见表3）。女子长拳和太极拳显示了较强的竞争力，前8名成绩之间差异较小，而无论难度分还是演练分都有较大提高。剑术与省十运会相比，虽然成绩有进步，但是参赛人数明显萎缩，而且第5名成绩仅为7.97分，突出的优秀后备人才不多，整体情况不容乐观。与甲组相同的是乙组南拳项目也是河南省的弱项，且是唯一一个运动成绩没有提高反而降低的运动项目，而且参赛人数也低于省十运会的人数，表明南拳项目的整体水平较为欠缺。

从2届运动会运动成绩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除南拳项目以外，各组别成绩都有不同程度提高，获高分人数增多；但是运动员成绩的提高主要体现在难度动作和演练技巧分值的增加，而在动作质量方面的表现却不甚理想，扣分点较多，主要涉及动作步型、腿法以及跳跃动作等方面，显示动作不够细腻和规范，基本功不够扎实。河南省青少年长拳和太极拳有着长足的进步和优势，剑术和枪术虽然技术整体都有提升，但是参赛人数出现了不同程度萎缩。尤其是作为下届运动会中坚力量的乙组运动员在优势项目上的人员萎缩更让人担忧，后备人才培养任重而道远。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1）河南省女子竞技武术套路后备力量不足，各地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仍然是培养后备人才的主要基地。多元化发展趋势应是竞技武术后备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

2）从单项成绩和奖牌分布情况看，河南省各地市女子竞技武术套路后备力量发展不均衡，主要集中在郑州、洛阳、焦作、安阳、开封等经济发达的城市。女子竞技武术套路项目布局各有特色，资源优势没有得以充分利用。剑术和长拳项目具有一定的优势，南拳整体实力较弱。

3）河南省女子竞技武术套路后备力量在动作难度和演练技巧方面都有不同程度提高，但运动员动作质量表现不够细腻和规范，扣分点较多。

3.2建议

篇2

挖掘出蕴藏在数字中的“新闻”

2009年,金融危机对宁波经济冲击强烈。2009年一季度1%的增长,让人们对宁波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质疑。第三季度,宁波经济重新站上了两位数的增长区间。“V”字型反转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特殊经济环境下的这种“过山车”式发展对宁波经济意味着什么?

2009年,宁波经济成功反转,其中最大的原因是自主创新,是自主创新背后一件件产业化的授权专利,让宁波经济在激烈的市场大潮中站稳了脚跟。在相关数据的对比中,有一组数据让我们发现了新闻眼,那就是在宁波获得的上万件授权专利中,95%来自民营企业。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授权专利的高产业化,使宁波经济的发展模式实现了质的飞跃。而这种质的飞跃,正是宁波实施的以“专利、品牌、标准”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战略在危机之年的效应显现。

经济变化的数字体现

经济报道的难点,就是要让人们在数字的变化中感受到经济发展的轨迹。作品《转型升级》同样面临着这一难点,反映经济变化的数据很多,选择什么样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事实最能表现主题,成为报道能否成功的又一个关键环节。

经过前期大量的筛选,宁波海天集团、沁园集团以及利时集团进入我们报道的视线。这三家企业各有特色,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这些企业在危机中的逆势崛起,依靠的就是自主创新的积累。通过对这些企业的深入采访,“宁波经济转型升级,危机之年遇到历史性节点”这一凝聚在新闻事实基础上的结论,让我们找到了2009年宁波授权专利出现“井喷”的原因。

在作品的形成过程中,主创人员通过大量的采访,请教有关经济专家,力求报道能够客观、公正、深入反映这一新闻事实。在此基础上,主创人员精心策划,用心设计,对报道中涉及的数字如何表现,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让观众接受并理解这一变化等等,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并抓住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协会会长王景川在宁波检查工作的有利时机,进行采访,增加了报道的分量和深度。

探究数字背后的历史

用历史的视角透视新闻事件,是报道深度的体现,授权专利突破万件仅仅是一个历史的瞬间,展示这一历史瞬间的必然性由来,是作品《转型升级》能够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报道不仅仅停留在事件本身,更多的是对数字背后历史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探究和挖掘。

万件授权专利只是一个普通的经济数据,而在危机之年,这一数据的出现有其独特的新闻价值。2006年宁波市委、市政府适时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广大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在一系列政策的引导以及市场机制的“倒逼”下,民营企业家的创新活力被空前激发,一个个为自主创新搭建的公共服务平台在宁波涌现,以“专利、品牌、标准”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战略引领着宁波经济创新发展。

作品《转型升级》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追溯宁波经济转型发展的轨迹。从单个创新主体到市级层面的战略性思考,使报道走向纵深,一个个闪光数字透射出宁波经济科学发展的轨迹。授权专利连续四年保持年均35%的增速,九成以上来自民营企业,半数以上产业化、利润增长能耗下降等等,正是这些数字彰显了宁波经济在危机之年实现“V”型反转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昭示了宁波经济走向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这一新闻事实。

数字的形象化展示,现场出镜的恰当运用,同期声和画面的精心选择与组接,充分运用电视特有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结构上层层递进,使作品《转型升级》的主题更加集中。生动形象的表现形式,翔实的新闻事实,让广大观众看到了宁波经济步入科学发展轨道的广阔前景。对新闻事件的延伸思考和报道以及强烈的数据对比和阐释,使《转型升级》摆脱了事件本身的平面化报道,走向了多元立体的层面,让宁波经济的年度瞬间表情以影像的形式被记录下来,较好地凸显了年度经济主题,让广大观众在发展“苗头”中体味宁波经济的希望,起到了鼓舞士气的积极作用,使作品具有了较强的前瞻性。

篇3

当市场日益入侵审美，当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大众文化的老生常谈，当象征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形成了可参观性存在的广阔社会背景，《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这本书根植于伯明翰学派的理论沃土，融合了城市空间理论、消费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的人文理想，其译介绝非偶然。作者英国卡迪夫大学讲师贝拉·迪克斯立足于“可参观”的新文化经济背景，坚持“可参观性取决于对文化的展示”这一论点，从旅游业、城市空间、文化遗产、博物馆展陈和互联网时代虚拟文化环境构建等主要文化展示载体的层面出发，集中探讨了文化是如何用可参观的形式被制造出来，以及这种呈现方式在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下，所具有的文化精神内涵。由此，提出“什么构成了文化”这一命题。

作者认为，消费行为推动城市可参观性的延伸和发展，社会的各个层面被展览和象征性展示所支配。这一展示文化形态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19世纪中叶，意大利富商美第奇家族，将贵族的艺术理想通过博物馆的形式展示给公众，催生早期公共博物馆的出现，揭开了宗教文明和贵族文化的神秘面纱，却依然无法回避这种艺术藏品展示对观者等级的要求。迪克斯认为殖民文化影响了城市秩序的重建，巴黎的重建是在展示现代性和帝国，当展示被融入到19世纪的城市建筑中，文化被贵族从私人收藏和画室中释放，充斥在展览、拱廊、商店和新视觉技术中，于是贝纳特（Bennett 1988）提出了在展览界颇具影响力的“展览综合体”（exhibitionary complex，又译“展览复合体”）概念。博物馆使民族主义运动和政府能够向公众展示新生国家的文化遗产。

在梳理展示文化发展史的层面上，文化展示的特性被提出：（1）可参观性是公共规划空间的关键原则。（2）文化展示应具有丰富的意义体验。（3）文化展示与全球化趋势共存。（4）当代文化展示离不开技术。（5）互动为主要特点。（6）文化展示从官方转向民间。（7）文化展示是一种复合的形式。（8）让人们集中消费。（9）展示主要以复制品和模型形式出现。（10）要巧妙阐释创造意义。（11）遵循可读性原则（legibility）。（12）有时会具有与易接近性和现成意义相反的展示倾向。如：拼接、混搭、反讽和分裂。尽管可参观性使文化资源具备了消费的特性，但是它依然同主动式学习、多元文化、环保主义、资源保护有着密切联系，具有为他者充当展示和文化教育资源的双重特性。

全书分七章，每一章都可作为我们独立思考的命题，具有高度启发性。第一章对展示文化进行宏观定位和阐释，将文化展示放在社会学发展脉络中，提出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如：公共博物馆在通过视觉成像技术和真人秀等方式进行展示的同时，在消费主义影响下，是否存在着特殊主义和标准化之间的冲突？博览会、博物馆和文化中心展示的东西究竟存在怎样的文化分级？在此，作者运用雷蒙·威廉斯和沃勒斯坦对文化的定义来阐述文化的群体特性和物化特征，以马修·阿诺德的观点来强调民族志博物馆区别于美术博物馆强调展品“高级”的特点，突出民族志博物馆的记录功能。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后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源？是信息社会中信息处理和计算机系统的应用，还是象征，或者说是展示经济和商品美学？乃至这种定义决定了为政治和经济目的进行文化展示，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政策、文化身份和处在全球化环境中的文化地位。作者以新加坡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文化政策演变为例进行说明。第二章则结合文化政策中的旅游业转向进一步探讨旅游、旅行和真实性问题之间的关系，试图阐明参观者和被参观者相遭遇时错综复杂的情形。第三章转向城市，从都市漫游入手，阐释城市是如何把文化作为吸引人的手段的。第四章把都市的转向策略置于主题化语境，揭示主题公园别于其他展示形式的文化渲染特性。五、六章，在第五章阐述文化遗产政策把过去的存在作为文化建设项目的基础上，提出经历了同样转变的当代博物馆展示策略，这种不需要旅行就被文化包裹的氛围在虚拟环境中发挥到更高阶段，第七章分析考察了数字化“第三自然”（third nature）的浸入式模仿技术，作为接触和体验其他世界的无穷欲望的症候。本书在谋篇布局讨论问题的同时，也埋藏了一条文化政策演变的线索，即从遗产保护到公共文化机构转型，直至今日的热门话题：数字化场馆建设，是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文化走向的一个新角度的诠释。

在迪克斯的眼中，城市中一切静止的或者运动的事物、现象都可能成为某种展示，或者可称为是“被构造的”。旅行者眼中的城市建筑、娱乐表演、购物商圈是文化他者的呈现，城市中的公共艺术建设项目将城市变为展示文化的混合体，无论是主题公园还是文化中心，城市因其建造而具有表达身份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迪斯尼乐园落户动漫产业发达的日本，宫崎骏主题公园、海贼王主题公园迅速崛起。在中国、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大型企业投资兴建主题公园不仅成为文化消费新的增长点，也成为面向游客教育的“文化中心”。与此同时，遗产的保护和遗产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话题，在生产参观性的进程中同样被提出。

不可否认，遗产是当代公众与历史建立沟通和联系的桥梁，是活态的历史，是民族的记忆。然而，作者认为遗产绝不只是简单的为了过去保留过去，它总是以满足观众的视角和意愿为目标。遗产是模糊的历史，遗产的保护是创造而非留存，遗产保护不仅生产了可展示的特性，也因展示获得第二次生命。

展示性的存在，使遗产保护同政治经济资源发生密切联系。在西方国家，博物馆、考古遗址、豪华古宅、乡村屋舍、城堡、纪念碑和历史小城不再受到国家的资助，这就让承办者不得不考虑经费的来源，从而令遗产作为经济资源蒙上商业包装的色彩。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具有文化拼图特征的博物馆再也不甘于停留在民族志的展示，而是把目光锁定在产品品牌的树立上。2002年伦敦马蒂斯——毕加索展，纪念马克杯和其他商品大大增加了门票以外的直接收入。博物馆开始强调公众会买什么，越来越多地通过打造展览品牌，确立形象，被称为策展的“超市模式”。这种售卖不仅仅是精挑细选的博物馆纪念品或藏品复制品，更是融入了餐厅、咖啡屋等可以书写文化场馆综合体概念的元素。

篇4

对先进制造业来说，同样非常流行向“微笑曲线”延伸的说法。即处于先进制造业下弯处的位置就是生产环节，这是属于层次最低、附加值最低、技术含量最低的位置。而我国装备制造业应该觉醒，在发展先进制造业时应走“微笑曲线”，从下巴位置向两侧延伸。往左侧延伸是大力搞研发设计，往右侧延伸是注重搞流通销售，只有这样才有竞争力。

数字化技术助力制造设计

目前数控机床等智能制造领域已经成为广东、浙江、福建沿海城市的发力点，而在沈阳、西安等西部地方，具有优势的传统产业如汽车、商用飞机等领域成为先进制造业的重点，并无一例外地成为技术发展的受益者。

西安作为我国西部的传统制造业基地之一，在早期形成了以汽车、飞机等有优势的工业产业。2012年，陕西西安经开区提出将提升发展先进制造业，稳步推进“千亿元”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为打造商用汽车、兵器工业两大“千亿产业”集群提供支撑。而在今年10月，西安市政府副市长岳华峰再次提出将把渭北工业区打造为西安经济的新增长极，其定位仍明确为“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重点发展汽车、航空、新材料、通用专用设备制造等工业产业。

据了解，近年来西安高新区依托西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源优势，引进和培育了一大批先进制造企业，并在汽车制造、能源机械、仪器仪表等领域初步形成了产业集群。如中船705所西安船舶重工科技产业集团公司产业园项目，总投资70000万元，实验及调试楼主体封顶并投运；世界钢铁巨头、澳大利亚最大的钢铁制造商博思格钢铁集团投资的博思格巴特勒钢结构设计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37000万元，该项目2号厂房已经建成，设备已安装并试运行，将竣工投用。

朱森第认为，先进制造业的特点之一是技术的先进性。“只有夕阳技术，没有夕阳产业”。从这个观点看，先进制造业基地不是非高新技术产业莫属，传统产业只要通过运用高新技术或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在制造技术和研发方面保持先进水平，同样可以成为先进制造业基地。

通过两化融合的推进和信息技术的普及，目前西安市传统产业技术的改造不断在加快，企业信息化水平在不断提高，同时也为企业的研发设计、制造提供了帮助。比如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飞公司）积极应用数字化制造技术，产品设计周期由原来的42个月缩短至8个月，产业集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在飞机的研制过程中，西飞广泛采用了数字化设计、辅助分析计算、构型管理、产品数据管理、数字仿真等先进技术，并初步建立了数字化设计环境和较完善的数字化设计应用标准体系，指导和规范数字化设计。在西飞数字化平台建设中，实现了以技术创新：提高了快速设计能力和水平，提高了设计质量，提高了并行工程效率，加快了更改周期，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快速应变能力，缩短了飞机研制周期。有效地管理电子样机，支持设计本专业内部、设计各专业之间的设计协调，更重要的是根据产品成熟度支持设计与工艺、工装、制造之间的协同和并行工程，大大地减少了工程更改。

对于数字化制造技术在装备制造业中的应用及影响，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认为，从手工作业使用图板到计算机二维绘图和NC加工，从三维设计到数字样机，从数字化工艺过程到数字化制造、虚拟制造，从CAD应用到数字化企业的发展，使传统制造业发生了质的飞跃。数字化与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及新能源技术的结合正在孕育一场新的产业革命，这必将对国民经济的各个支柱产业带来根本性的变革。

融合服务型制造

科技水平的快速提高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更为容易；客户不仅希望购买到优质的产品，更希望获得高水平的服务或整体解决方案。在这种背景下，“服务型制造”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的的一个基本趋势。

关中地区集中了陕西省97%以上的装备制造。在《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中提出，关天经济区要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以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为重点，打造航空航天、机械制造等若干规模和水平居世界前列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其中打造服务型制造企业更是规划的重点之一。

西安标准股份是一家从事工业缝纫机研发、制造，为服装、鞋帽、箱包等行业提品的生产设备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新一届董事会面临一个根本性课题：大众服装消费和消费预期明显下降，对工业缝纫机需求锐减。为此，他们全面梳理、制订了完整的战略体系。“全球领先的服饰及相关产业设备和服务提供商”成为公司新的发展定位。推动销售向营销的全面转型，将简单的产品销售转向研究市场、发现需求、整合服务、推广公司理念和品牌文化的价值实现过程，实现了研发、生产、销售的全流程营销。

通过实施服务型制造模式，陕西鼓风机集团走上由单机供应商到系统供应商的高端发展之路。陕西鼓风机集团从21世纪之初就开始在产品市场调查、开发改进、生产制造、安装调试、售后服务上为顾客提供综合服务，提供包括方案设计、系统成套供货、设备状态管理以及备件零库存、金融融资等个性化的、完整的问题解决方案和系统服务。

篇5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Arsenault,AmeliaH.&ManualCastells.(2008).“TheStructureandDynamicsofGlobalMulti-MediaBusinessNetwork.”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munication2:707-748.

Baldwin,ThomasF.,D.StevensMcVoy,CharlesSteinfield.(1996).Convergence:IntegratingMedia,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housandOaks,Calif.:SagePublications.

Benkler,Yochai.(1998).“CommunicationsInfrastructureRegulationandtheDistributionofControloverContent.”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2(3):183-196.

Blackman,ColinR.(1998).“ConvergencebetweenTelecommunicationsandOtherMedia:HowShouldRegulationAdapt?”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2(3):163-170.

Boyd-Barrett,Oliver.(2006).“Cyberspace,GlobalizationandEmpire.”GlobalMediaandCommunication,2(1):21-41.

Castañeda,Mari.(May2007).“TheComplicatedTransitiontoBroadcastDigitalTelevisionintheUnitedStates.”Television&NewMedia,8:91-106.

Chon,BumSooetal.(2003).“AStructuralAnalysisofMediaConvergence:Cross-Industry

MergersandAcquisitionsintheInformationIndustries.”JournalofMediaEconomics,16(3):141.

Jenkins,Henry.(2006).“Introduction:WorshipattheAltarofConvergence:ANewParadigmforUnderstandingMediaChang.”InConvergenceCulture:WhereOldandNewMediaCollide,1-24.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

Jussawalla,Meheroo.(April/May1999).“TheImpactofICTConvergenceonDevelopmentofAsianRegion.”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3(3/4):217-238.

Lankshear,C.andM.Knobel.(2003).“Do-it-yourselfBroadcasting:WeblogsinaKnowledgeSociety.”RetrievedJuly4,2009,from/c.lankshear/blog2003.html

Lehr,W.andL.W.McKnight.(June2003).“WirelessInternetAccess:3Gvs.Wifi,”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7(5-6):351-370.

Mizuko,Ito,“IntimateConnections:ContextualizingJapaneseYouthandMobileMessaging.”InRichardHarper,LeysiaPalen,andAlexTaylorEds.,TheInsideText:Social,CulturalandDesignPerspectivesonSMS,127-143.Norwell,MA:Springer.

Msimang,Mandla.“RegulationintheEraofConvergence,”InterMedia29,issue1(January2001):4-7.

Mueller,Milton.(1999).“DigitalConvergenceanditsConsequences.”Javnost-thepublic,6(3):11-28.

BryanMurley.(2009).“WebLogs:DemocratizingMediaProduction.”InAugustE.GrantandJeffreyS.Wilkinson(Eds.),UnderstandingMediaConvergence:TheStateoftheField,234-248.OxfordUniversityPress.

Murray,Simone.(Spring2003).“MediaConvergence’sThirdWave,”Convergence:TheJournalofResearchintoNewMediaTechnologies,9(1):8-11.

Pool,IthieldeSola.(1983).TechnologiesofFreedom.Cambridge,Mass.:BelknapPress.

Schiller,Dan.(2007).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

Shin,Dong-Hee.(2006).“ConvergenceofTelecommunications,MediaandInformationTechnology,andImplicationsforRegulation.”Info:TheJournalofPolicy,RegulationandStrategyforTelecommunications,8(1):42-56.

Simpson,Seamus.(1999).“RegulatingICTConvergence:HowUsefulIsTheTelecommunicationsPolicyModel?”Javnost,6(3):49-66.

Spinello,R.(2002).“IntellectualPropertyWarsandKnowledgeMonopolies.”InRegulatingCyberspace:ThePoliciesandTechonologiesofControl,143-174,Westport,CT:QuorumBooks.

Spurgeon,Christina.(2008).AdvertisingandNewMedia.London;NewYork:Routledge.

Tarantino,Quentin.(2003).“StarWars?:DigitalCinema,MediaConvergenceandParticipatoryCulture.”InDavidThorburnandHenryJenkins(Eds.),RethinkingMediaChange,281-314.Cambridge:MITPress.

Thurman,Neil.(February01,2008).“ForumsforCitizenJournalists?AdoptionofUserGeneratedContentInitiativesbyOnlineNewsMedia.”NewMediaandSociety,10:139-157.

Wilkinson,etal.(2009).“Receiver-SendersandContentCreators.”InAugustE.GrantandJeffreyS.Wilkinson(Eds.),UnderstandingMediaConvergence:TheStateoftheField64-83.OxfordUniversityPress.

Witz,B.W.(2001).“ReconfigurationofValueChainsinConvergingMediaandCommunicationsMarkets.”LongRangePlanning,34(4):489-506.

Wu，IreneS.(2009).FromIronFisttoInvisibleHand:TheUnevenPathofTelecommunicationsReforminChin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

Zeitlyn,David,JaneBex,MatthewDavid.(1998).“AccessDenied:ThePoliticsofNewCommunicationsMedia.”TelematicsandInformatics,15:219-230.

篇6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管理科学步入到知识管理阶段。早在20世纪60年代，彼得?德鲁克就指出：“我们正进入知识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最基本的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而是且应该是知识。”①此后国内外一些组织、学者对知识管理的含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如美国生产力和质量中心（APQC）认为“知识管理是以战略和领导支持、文化、测量和技术为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包含识别、搜集、组织、共享、应用和创造等环节。”②；易凌峰认为“知识管理是一个动态、持续的知识获取、储存与创新过程；由知识员工不断地把个人显性与隐性知识转变成组织知识，并不断扩大组织的智力资本以增加组织竞争力的过程。

因此本文认为以知识管理的“知识共享”和“以人为本”两个核心理念审视、分析数字档案馆的基本内涵，充分汲取数字图书馆的相关经验，研究数字档案馆实施知识管理的策略，对我们探求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数字档案馆如何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知识管理理念下数字档案馆的基本内涵

（1）“知识共享”

所谓“知识共享”就是要通过共享技术使知识信息化以提供利用，这涉及到技术因素。一方面，数字档案馆的管理对象主要是数字化信息，在网络环境下信息的载体涉及互联网、数据库管理系统、存贮结构技术等计算机通讯基本技术。

另一方面，由于在知识属性上，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在揭示某一知识方面是较为分散的；在知识分类上，档案倾向于使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强调全宗的完整性。基于此，数字档案馆在实现“知识共享”上采用的技术标准与数字图书馆相比有着独特性，尤其是在元数据技术和多维分析技术方面。

（2）“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要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及挖掘馆员的隐性知识使其转换为显性知识，这涉及人的因素。对数字档案馆而言，“以人为本”主要包括用户和馆员两个方面。

一方面，为了给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需要开展诸如知识分类定制、知识推送服务、知识智能服务等工作，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数字档案馆必须从信息资源保存机构向开放型用户服务平台转变。然而由于数字档案馆服务对象、开放程度和技术依赖性等方面的要求，数字档案馆提供个性化服务时，应满足用户需求的目的性，协调维护档案知识的原始性和相关加工编纂的关系；充分考虑到档案知识的保密性和时效性；技术上关键要有一个总控模块对个性化用户接口、用户需求分析、用户信息库等进行控制。

另一方面，在馆员知识挖掘和综合素质提高上，档案馆员必须是集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知识管理技能等众多学科为一体的复合式人才，能够使自身隐性知识显性化，显性知识社会化。⑤然而由于档案馆员在数字环境下职业技能、职业道德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挖掘馆员知识，引导知识创新的方法、机制具有独特性；同时由于职业定位的缘故，要求档案馆员在提供知识时应有侧重，表现在：更好地维护档案知识的凭证性；需要注意知识的保密性，明确用户的使用权限，并在此基础上再对档案进行加工处理、传播共享。

三、数字档案馆实施知识管理的策略

（1）从“知识共享”和“以人为本”理念出发

知识管理的“知识共享”和“以人为本”并不是一种实际管理技术，而是一种指导性的思路。这就要求在实施知识管理时必须沿着“知识共享”和“以人为本”的思路，将这两种理念融合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并根据实际情况重视或增加某些管理元素，以达到知识管理的目的。数字档案馆建设都是一项长期、涉及面广的任务，在建设初期就应当引入知识管理的核心理念，革新信息资源管理的一般思路，这样才能为以后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从而避免重复建设，并提升数字档案馆的层次。

（2）重塑角色

为了满足知识管理的需求，数字档案馆的所有馆员，不论是从事行政管理、馆藏管理，还是从事参考咨询或技术服务，都应担当知识管理者的新角色。这种新角色体现在：1）知识管理开发者，包括设计、组织与维护数字资产；2）知识管理综合者，能综合信息资源与相关服务；3）知识管理教育者，教育员工和用户如何组织、保存与共享各自的信息资源；4）知识管理研究者，应用学科知识与相关技术进行组织、检索与存储研究。⑦

篇7

平台经济产生了两个重要颠覆:传统厂商的规模经济被打破，以及厂商的财富密码发生了改变——从流水线变成算法。

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角度看，需要关注具有大数据的平台是否带来新型的计划经济，平台算法外部性的正负性，以及平台经济应该保持多大的冗余度。

一、平台经济的诞生

2016—2017年，互联网平台企业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强大、最具创新精神的关键部分。

在互联网平台上，呈现出数字化信息的快速流动与大规模社会化协作，融合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平台本身成为经济与社会的新主角。

互联网平台呈现出三个重要特征:

一是平台成长到与市场、企业同等重要的位置。

二是整个社会中的主导公司形态从产品型公司转向平台型公司。

三是技术驱动的互联网平台成为经济、社会与生活中新的资源配置与组织方式。

互联网平台连接人们的线上线下生活，由平台企业演化出平台生态或平台经济已是大势所趋。

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电商平台到行业平台再到平台经济。在平台经济发展的早期，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的电商平台率先崛起。

随着互联网与产业融合加深，平台的产业领域不再局限于零售业电商平台，而是趋于多元化发展。例如，出现了众包、共享等诸多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新产业领域。

随着平台进入产业领域越来越丰富，其对产业和产业组织变革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平台逐步由一种商业现象发展为一种经济形态。

中国发展平台经济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时期，又步入了创新资源全球化阶段。“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产业链组织方式，正在以平台为核心重组产业生态。

例如，双创活动产生了创客和大量制造资源的连接平台，高端创新创业资源的连接，成为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平台经济的崛起为中国制造业弯道超车带来了重要机遇。

由上可知，平台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和政策工具，经济学理论能否给予这些现象自洽的解释，并在政策制定中给予恰当的指引，值得探讨。

二、平台经济的特征

对于平台经济，本文给出的定义就是指依托实体交易场所或虚拟交易空间，吸引产业链上下游相关因素加入，并以促成双方或多方之间进行交易或信息交换为目的的商业模式。

从这一定义中不难发现，平台经济是一种商业模式的革新，而非产品本身的创新。

支撑互联网的技术因素有九个要素，分别为：“技术驱动”：云计算(Cloud)、移动终端(Mobile)、技术表达(APP)；关键环节：数字化(Digitalization)、连接(Connection)、精准匹配(Match)；“人的需求”：社交化(Social)、赋能(Enabler)、生态(Ecosystem)，也可称作互联网平台特性的九宫格。

平台经济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依赖于用户参与。谷歌将用户的搜索行为转换为具有丰富价值的广告，脸书运用在线社交搜集并出售用户的精准画像，而优步则看准用户的交通需求充分调度私人汽车。

平台能调动用户参与生产，也会对用户产生巨大影响。乐观派们强调，以优步为代表的平台能够释放未被充分使用的个人资产的商业价值，而类似于Youtube的平台则将让每一位用户都能成为具有灵活工作时间并从平台得到收益的创业者。

对劳动者和工作任务提供匹配服务的平台可能使劳动力市场更有效率，同时会出现一个工作岗位和价值创造都极度分散化的社会。

平台经济的第二个特征是信息精确匹配。某种类型的交易，如果有很多潜在买家和卖家，如何撮合两个群体达成交易将至关重要，而平台效率也集中体现为撮合效率。

平台经济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其连接一切的特性及其虚拟空间打破时间限制与物理空间距离，使得企业超越区域小市场，面向全国或全球大市场，从针对存量的“头部”发展到拓展增量的“长尾”，从人工操作处理为主发展到工具的技术替代。

平台是连接上下游、供需端或买卖方的第三方或第四方服务，也是从撮合交易、资源配置、开源创新等过程中，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分享价值增值收益的经营实体。

平台经济的第三个特征体现为双边市场、交叉网络外部性。

网络外部性有很多类型，但其中一种特别值得关注，即“双边网络外部性”。

“双边网络外部性”意味着，已加入该平台的买家越多，则卖家加入该平台的潜在收益也越高;同样，已加入该平台的卖家越多，则买家加入该平台的潜在收益也越高。

由此，买家和卖家是否加入该平台，乃是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正反馈过程。而对平台企业而言，如何达到正反馈，流量是基础，如何持续获取流量是打造平台生态圈的关键。

平台经济的第四个特征就是跨界。

随着资源共享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产业内部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产业通过平台实现的跨界融合现象也愈加显著。

新经济格局下，产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打破原有产业边界，产业之间跨界现象显著。

平台型企业通过连接多边群体，整合多方资源，设立规则与机制，满足多边群体的需求，充当连接、整合的角色。传统企业也可利用连接、整合的思维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企业通过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创造更多的价值连接，提升效率，带来增值。企业还可以通过协同上下游伙伴，甚至同业竞争者，一起设计新格局、新规则，为供应方及需求方带来更大增值。此外，企业可通过跨界整合，创造全新的价值。

总之，平台追求的是在环形的、不断循环的、受反馈驱动的过程中，最大化生态系统的总体价值。

对平台企业而言，难以复制的资源是社区及其成员拥有和贡献的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数据是平台企业的首要资产。

平台经济的魅力在于凝聚资源，将传统经济链条式的上中下游组织重构成围绕平台的环形链条。平台将原本冗长的产业链弯曲成了环形，企业端用户通过平台直接触及消费者，节省的各个环节都提高了产业效率。

三、平台经济的颠覆

传统工业经济以行业分工为主要特征，行业之间边界清晰，泾渭分明。

传统企业处在单向、线性价值链的一环，只需面向客户交付产品或服务，充当生产者和交付者的角色。

传统企业考虑的核心是如何低成本、高质量、高效率地交付产品，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传统企业寻求最大化产品或服务的用户生命周期价值，聚焦整个线性过程的末端。生产过程主要依托线下物理空间，开始围绕一个区域小市场，从贸易销售介入生产制造再进入研发创新形成“产供销人财物”一体化。

一旦一个区域小市场成熟了，通过扩大再生产进行滚动式的横向拓展，这中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整个过程叫做滚动发展和线性增长。

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经济，主要是供给侧的规模经济。

平台经济的出现改变了这个过程。从封闭的以产定销发展到反向资源配置的敏捷供应，最终实现无边界、无距离、自成长的爆发成长。

需求方越来越个性化，而生产方越来越小批量，所以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反规模效应。供给侧需要弹性生产，需求侧需要用户画像。规模效益主要体现为平台上的大规模信息匹配带来了巨量交易。

以平台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体与工业时代的经济体大不一样，从厂商的规模经济转移到平台的规模匹配。

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产品的定价权在转移，大多数厂商只能被动适应平台的要求:降价促销和参与各种购物节。

平台上的大规模信息匹配，还衍生出两个“副产品”。一个是物流仓储，另一个是支付，原因就是这两项业务很容易标准化。物流公司的规模越大效益越好，支付公司也是如此。

从过去生产方的规模经济、需求方的规模经济，演变成平台方控制的支付规模经济和物流仓储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的方式变了，经济活动的重心也跟着发生变化，其中原因就是平台侧的规模经济(包括支付和物流)取代了原来的生产方的规模经济。

传统经济还有两个特征:高摩擦和高耗散。

以服装业为例，如果一个品牌服装的成本是100元，商场的定价大约是12倍，市场的平均倍数为8.9倍。近两年，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大约降到到8倍以下，但终端依然是高定价。在服装行业的供应链中，各环节之间都有交易成本，还有物理空间成本，这就是高摩擦。

所谓高耗散，就是指资源最终的有效利用率。例如，从中东进口石油最后真正由消费者享受的价值(用作动力的石油)可能不足17%，80%左右的资源全部耗散掉了。

因而过去的经济体是高摩擦、高耗散的经济体。这种高摩擦、高耗散经济体的一大特点，就是中间环节多。工业时代把这些环节进行分工及专业化操作，极致就是流水线生产。

工业时代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出现，使每一个生产岗位都有了标准化和通用性，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再加上专业分工的门槛“保护”，就业岗位数量相对稳定，持续期限较长。只要提高一个最普通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就能提高生产效率，大规模地产生财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和厂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平台经济就是要减少这种摩擦和耗散，而减少摩擦和耗散恰好也是平台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减少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摩擦和耗散，需要各种技术手段的支撑，数据、知识用于决策，关键在于平台上的算法。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如何分享节约下来的蛋糕，算法发明人和厂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从流水线到算法，财富的密码明显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的背后，意味着资本方的利益正在从与普通大众结盟转向与小众知识精英结盟转变。

四、平台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与工业时代相比，互联网时代，数据、算法成为生产要素、财富生成机制的变革，财富的创造机制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平台经济是否能发展为平台经济学?

笔者认为可以鲜明地提出平台经济学，总结这个时代新生力量，对旧的理论进行迭代，有三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一)新计划经济

平台经济是代码和商业的特殊结合，互联网成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流通中的数字中介，平台必须“标准化”参与者专门从事的各种活动，包括思想、知识、劳动力和其他闲置资产的使用权。

这显然涉及法律和合同所产生的规制，但也是通过分类纳入和排除、分化的代码来实现。例如，在共享经济中，优步要求对司机进行背景调查，以便与使用该服务的乘客之间建立相互信任。

这些标准化的包含、排除和区分对于稳定参与者的期望尤其重要，也是平台进行计划和组织的基础。

平台可以调动参与建设新数字经济流通的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循环是通过平台对元数据进行编码、部署算法处理数据点之间的关系、使用脚本交互协议、配置可视特征和默认值的接口，实现数据、软件和硬件之间的无形链接。

然而，平台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积极引导、制作和编程流通。这种作用似乎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影子，马云甚至认为平台可以产生“新计划经济”。

线下的物理市场是各种各样的、分散的，交易效率并不高。建立在互联网上，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上的平台有众多交易，成为最有效的市场，所以平台经济是最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

但是，平台积累了大数据资源，通过对此分析，可以预测下一阶段某个物品交易的价格走势，这又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由此形成“悖论”，值得理论界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

对于一个平台来说，其价格体系是由平台推荐的，或完全由交易双方博弈，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完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

(二)算法经济学

谷歌、今日头条、腾讯社交网络、摩拜单车和阿里巴巴等是网络时代有代表性的平台企业，其共同点是都运用了大规模匹配的算法，这一杀手锏堪比工业时代的流水线。

工业时代称为大规模制造，数字经济时代称为大规模匹配，谁能匹配得最优，谁就获得了财富创造的手段。

谷歌和今日头条实现了人与信息的匹配，腾讯社交网络实现了人与人的匹配，摩拜单车实现了人与设备的匹配，阿里巴巴实现了人与商品的匹配。

匹配算法决定了交易的效率，排位的先与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有重大差别。这种平台的匹配算法带来不同经济效益的现象，笔者将其命名为算法经济学。

在平台的匹配算法中，有一种被称为“竞价排名”，通俗地说，谁给的钱多就把谁排在前面。竞价排名算法给平台带来最大的收入，但是，也会有产生“魏泽西”事件的风险。

因此，算法经济学就是要测量平台算法的正负外部性。从监管的角度看，这才是要抓的重点。需要监管平台算法对整个社会来说，其效应是正是负。

平台匹配算法的效率越高，经济运行越有利，减少耗散、摩擦越多，平台创造的财富越多，但其外部性不能为负。

(三)冗余经济学

过去的经济学是一个“浪费型”经济学。

一个商品，经过物流转十圈，所谓“豆腐卖成肉价钱”，只要参与的每个人都能分到钱，就能计入GDP的总量，但中间环节未必都是有效率的。而平台经济减少摩擦、减少耗散，就意味着这个经济体系更有效率。

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平台直接对接，在现实生活中，一级批发、二级批发，甚至实体店都没有了。中间环节的消失意味着就业岗位的消失，平台经济也是减少就业的经济学。

未来十年左右，人工智能技术将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遇到的减少就业的技术。平台经济加上人工智能，将使一个国家的失业问题雪上加霜，必须未雨绸缪。

对此，笔者设想解决的办法是:在平台各个环节，采用只降低耗散，不降低摩擦的方案，在平台运营中，保持一定水平的“冗余度”。

也就是说，只提升资源的利用率，在工作效率和就业岗位寻求一个平衡，可以称之为“冗余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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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奢侈品领域的巨头，在中国市场上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该文通过对奢侈品市场的研究，分析了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促进中国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一些对策。

[论文关键词]奢侈品本土奢侈品牌影响因素营销对策

一、奢侈品以及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意义

（一）奢侈品的特征

目前，国际上一般把奢侈品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奢侈品是指市场上那些价格和品质比值为最高的商品。无论人们对奢侈品有着如何的理解，无论奢侈品行业如何的发展，纵观形形的奢侈产品，具有其本身独特的特征元素。

1．高价格和高品质特征。奢侈品显然具有高价格，是同类商品中最贵的。

2．稀有性特征。奢侈品是一种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品中常常包含着或是一定量的短缺资源（如紫檀木、黄梨木等），或很高的科技含量，或很高的人文因素，

3．炫耀性特征。奢侈品具有超出实用价值的“符号价值”，是消费者炫耀财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

4．地域性特征。奢侈品带给消费者梦想和品位的同时，而且无论无形当中增加了多少生产成本，奢侈品的欧洲原产地是不会转移的（奢侈品中只有极少数美国品牌）。

5．文化特征。作为一种艺术美学，奢侈品被赋予了许多的文化、历史、艺术、哲学和社会涵义，其背后有一个由几十年或上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体系支撑，是一种高品位生活方式的外在体现。

（二）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的意义

中国奢侈品牌的出现首先要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功。从更深的角度，中国奢侈品牌在全球市场上出现及流行，必须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持下的中国文化做背景，在这种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化奢侈品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乃至一个大国的形象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将大大增加。中产阶级家庭的崛起意味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平民贵族化风潮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低质量的廉价品，其消费品位逐渐升级。对于未来的我国市场来说，奢侈品不言而喻是黄金产业，是能够给企业带来高利润、给消费者带来高层次精神享受的商品。

二、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以及影响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因素

（一）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消费倾向与态度的逐渐改变，使中国正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新的主力市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奢侈品市场的年销售额20亿多美元，约占全球650亿奢侈品消费的3%，实际上，中国人支撑的奢侈品市场还不止全球奢侈品销售总额的3%，因为这只是中国国内的奢侈品销售额，没有包括在境外的购买量。

（二）影响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因素

1．中国消费者偏好国际品牌。中国对奢侈品品牌盲目崇拜，他们心中奢侈品品牌总是和欧洲印象联系在一起，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在体会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奢侈品而言，品质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制造地点和历史往往赋予了奢侈品更多的涵义。

2．国内企业缺乏奢侈品品牌化运作的理念。目前我国国内企业对奢侈品品牌概念还在认识模糊的基础上，我国奢侈品品牌发展现在处于初始阶段，缺乏长期战略考虑。品牌根本不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甚至3～5年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采取随波逐流的发展模式。导致国内现有的品牌凤毛麟角，很多企业还选择和大牌合资，沿用他们的生产和设计，以至于产品缺乏奢侈品品牌背后的一些元素，比如原创性的设计思想，以及赋予这个品牌的历史感和品牌所代表的国家形象。

3．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奢侈品牌的产生是历史积淀的结果，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以形成独特的品牌理念。同时，人们对奢侈品牌的理解与认可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在我国，企业对品牌的重视也才一、二十年的时间，奢侈品牌的培育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随着全球化和加入WTO，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

三、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营销对策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组合，做到国际品位的时尚化

奢侈品牌的塑造需要很长时间，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认同也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因此通过奢侈品牌的运作来实现盈利必须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由于奢侈品牌本身就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承载，因此在奢侈品牌塑造上，不但要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品牌资源，创建一个品牌强有力的、极具吸引力的故事；还需要对其注入独特的中国元素或符号，如丝绸、刺绣、云锦及茶文化等。在此基础上，运用西方化思维，搜集、保留奢侈元素；借助国际顶级设计师的品牌，中西贯通实现中西合璧，将人们对东方的感觉神秘化、时尚化，为现代新贵族塑造东方生活风格。

（二）立足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市场机会，满足客户需求

奢侈品牌属性及消费者奢侈心理的研究结果证实：奢侈需要距离，这种距离可以与久远的历史、不同国别文化的地理跨度，以及卓尔不群的地位高度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奢侈品销售额的增长，虽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群，但从统计数字来看，对于大多数本土奢侈品牌而言，国内消费市场还不够成熟；国外市场则可能提供更多的机遇。

（三）遵循奢侈品牌运作的规律，分阶段进行营销规划

奢侈品牌这一个领域，无论是运作服饰、珠宝、汽车或是名酒，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这个品牌是否能够成为特定阶层的典型标志，是否能够创造愉悦和舒适的消费体验。因此不同于传统实用品牌的运作规律，奢侈品牌的运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

1．锁定细分的目标客户。目标客户就是那些有显赫身份的金字塔尖人群，与这些富裕人群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研究他们的需求，了解奢侈品牌传承的理念和精神是不是目标消费群最欣赏的。

2．通过专卖店管理客户，通过高端印刷品做广告。奢侈品牌的重要支柱就是名望，因此通过系列公关活动，与国际显赫人群、社会名流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在向他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拉近距离，提升品牌国际形象。

3．通过电视等媒体亲近大众消费者，以记录片形式进行品牌推广和奢侈品知识普及。通过大众消费者对显赫人群的选择性的模仿消费扩大奢侈品牌销量，同时进一步强化品牌区隔。在市场定位上，奢侈品牌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此，要维护目标客户的优越感，就要使大众与他们产生距离，使认识品牌的人与实际拥有品牌的人在数量上形成巨大反差。

参考文献

[1]闫文健，奢侈品的含义[J]经理世界，2004(10)：26-28

[2]程宝军，奢侈品中国市场前景谈[J]财经界，2006(5)：186-187

[3]李冬芹，奢侈品中国人离你有多远[J]中国教育导刊，2005：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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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数词 汉俄 跨文化差异

当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满足社会劳动生产的需要，就产生了数。从本质上讲，数字本身不具有任何神秘色彩和神秘力量，数词就是表示数目的词：一，二，三，四，五，六，七，十，百，千，万等，它的基本功能就是计数，表示事物的数量关系[1]。但在万物有灵论的影响作用下，数词这一简单的计数符号，逐渐成了数的灵物崇拜象征，赋予了它许多非数量意义的内在涵义，使得许多数字在言语交际中远远超出了自身的数量意义。

数字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它是各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基础之一。数字文化现象或数字的语义内涵，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因为它的文化内涵很丰富，涉及面广，民族差异大，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展、充实、更新。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国际间交往不断加深，跨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数字文化加以挖掘和研究，可以帮助人们克服语言交际中的障碍，增进友谊与合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随着中俄两国共同发展繁荣的深入，中俄两国的文化差异研究愈显重要。本文介绍了汉俄两个民族数词的基本概况，分析了数词的文化内涵，进行了对比研究，以揭示其产生的原因。

一、数词在俄汉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义内涵分析

1.俄语数词文化内涵分析

在俄罗斯文化和历史上，数词有自己的特殊位置。俄罗斯人偏爱数字“3”，而且喜欢3的倍数。在俄罗斯的童话故事、谚语、俗语、民间叙事诗中，可以找到大量佐证，3表示多数，30或300则表示多数的极限，0年表示“长久”意思，往往会在“30”之后再加上“3”，即33年，普希金的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一例：从前有个老头，和他的老太婆，在蔚蓝色的大海边，同住在一所破旧的小泥舍里，整整过了三十又三年。

在俄罗斯，还有一个吉利的数字“7”。它象征着诚信创造。相当数量的俄语成语、谚语、俗语和固定词组中都有7。例如：Семь раз отмерь―один раз отрежь.三思而后行（量七次，剪一次）。Семеро одного не ждут.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七人不能老等一个人）。[3]

俄罗斯文化中两个数字最不被喜欢，“666”和“13”。西方人都忌讳13，传耶稣在13号星期五遇难；在最后的晚餐中，耶稣与12门徒一起，人数为13，而门徒犹大出卖了耶稣。从此数字13便成为不吉利的数字。

俄罗斯人不喜欢的另外一个数字“666”。这个迷信跟基督教有关。“666”的不受欢迎程度不逊于“13”。在圣经里，数词666提到三次。在新约全书里，666是世界末日兽的号，是撒旦的数号。基督教认为圣经的反基督者是带666的世界末日兽，所以过去，人们根据666寻找反基督者。

2.汉语数词文化内涵分析

数词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比西方国家大。汉语中，3是一个极为活跃的数字，往往表示许多、很多、极多。如：“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唐诗数量很大，取三百首精华，应该说与中国人传统偏爱“三”有关。3还具有限度、极端或极少的意义。如：“事不过三”，“三生有幸”等。“三”是尊贵而成功之数，传统观念认为“3”表示天、地、人，无比尊贵。[2]

汉族文化中的“八”是吉利的数字。“八”与“发”同音。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喜欢通过这样的谐音联想，把自己的美好愿望和期盼转移到这样一个音同或音近的词身上，这在中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例如：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就是在2008年8月8日晚上8时举行，这传承了中国吉利的数词文化。还有表示吉利的数词“六”和“九”。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对立依存的，称为阴阳，“六”是“阴”，“九”是“阳”，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源。

中国人民忌讳的数词是“四”和“七”。在一些方言区内，“四”与“死”谐音，而中国自古以来就忌讳说“死”，所以忌讳说“四”。医院不设4号病房，甚至电话号码、车牌号码都不愿带4。另外，佛教认为，人死后又转生，七天为一期，七天不成，到第七个七天，一定转生，逝者的家属则在七七四十九天“烧七”或“斋七”，举行超度祭典。所以“七”也与“死”有关，人们会有所避讳。

三、汉俄数词文化内涵异同分析

汉俄两个民族对数词的偏爱与禁忌有相同的地方，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俄汉两民族都十分偏爱数字3，俄罗斯人最忌讳数字13和666，汉族人最忌讳数字4和7。俄汉两民族对数词独特的迷信和看法，从根上分析，是因为两个民族语言文化的截然不同形成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文字起源不同

俄语起源于斯拉夫语族的东斯拉夫语支，受到了希腊字符和拉丁字符的直接影响。汉字是自然形态（图画）演变而来的，从接绳记事演变成的刻削符号记事，再系统化成为汉字。文字的差异形成了这两民族的思维方式的根本不同，数字的感知取向就大相径庭。

2.历史文化来源不同

俄罗斯人偏爱、忌讳数字与希腊和基督教文化关系密切；如：俄罗斯人偏爱数字“7”，认为天堂分为七层，神秘而神圣。《圣经》里这个数字也频繁出现，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世界，第七天是休息日；汉人偏爱、忌讳数字受道教和佛教思想的影响。如：中国人喜欢“九”，天有九层，九重天是天的最高处，演化出神圣之意。“九”也是龙形的图腾化文字，阳数。[4]

3.谐音异义词的影响不同

汉语偏爱、忌讳数字与其谐音异义词有关，如：9代表长久，4代表死亡，而俄语数词的发音（声音或字符）对数词语义内涵没有大的影响。俄语中数词的结构与发音独特，不容易形成谐音，即使罕有谐音，其意义也没有任何联系。

4.日常的生活方式不同

中国人受到儒家和阴阳学说的影响，把对称作为人们审美的一种价值取向，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所表现。比如，“两只鸳鸯”的刺绣，“双喜”的剪纸，门前的狮子雕塑也是“两尊”。生活中的俄罗斯人喜欢奇数。古代俄罗斯时人死后，把三根蜡烛放在头上旁边，驱走恶魔。生日或者节日时，俄罗斯人喜欢送7枝花，代表好运。出差或者去旅游时，住在酒店的7号房间，等待的一定是好运和幸福。俄罗斯人不太喜欢偶数，认为偶数带来困扰，偶数花数，只在葬礼上或纪念死去的人时使用。

四、结语

上面仅列举了交际中数字文化的极小一部分，但它足以表明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数字文化，存在许多神妙数字，而且它们都有远古的历史。它们或表示祸福凶吉，或有某种寓意，或象征某种事物，或体现某种情感，由于不同的国家与民族对数字有着不同的偏爱与厌恶，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慎重运用数字就显得十分重要。掌握不同民族的数字文化，可以帮助人们克服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心理障碍，促进相互沟通，使交际更顺利，人际关系更和谐。因此，对各民族数字文化的研究有重要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2002.

[2]张清常.汉语的15个数字[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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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字金融；小微企业；融资；作用

1引言

目前小微企业是我国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一直以来，尽管小微企业数量多，但由于大多规模小，难以获取银行贷款，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是我国小微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严重的融资约束大幅度降低了小微企业的抗风险能力。造成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主要原因是小微企业规模难以达到传统银行贷款的门槛，被排除在传统金融体系之外。而近年来中国数字金融迅速发展，王馨（2015）基于安德森提出的“长尾”理论对互联网金融解决小微企业融资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能够弥补小微企业的供给缺口，减轻信贷配给程度，促进了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助于解决小微企业融资困境。

2小微企业的发展现状

据国家统计局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系列报告显示，截止到2017年，中国中小微企业法人单位约2800万家。截止到2020年3月，由银保监会披露的、已纳入市场监管总局小微企业名录的个体工商户约6253万户。根据数据显示，我国民营小微企业贷款年额占贷款总额的40%，却为国民经济贡献超过50%的税收，对于GDP贡献度达60%以上，贡献了70%以上技术创新成果，同时带动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在我国实体企业占比超过90%。小微企业在我国区域分布差异显著，在我国东部地区，小微企业的占比为60%，中西部地区的小微企业的占比为20%。另外，小微企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分布较为规律和集中，而西部地区则比较分散，在地理分布上非常不均匀。我国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对产能过剩进行调整，小微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互联网+”和市场有效供给的背景下，在新兴产业领域和高新技术中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减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措施的实施不但使市场更具活力，而且还在小微企业的发展中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在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尚未从根本上进行解决。

3数字金融发展现状及趋势

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的概念是数字经济发展日益在金融领域深入的背景下提出的，数字金融发展到现在的最大特征与优势是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金融摆脱了对金融实体网点的依赖，通过手机通讯、基础设施铺设，快速地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向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推进，让金融服务触达乡村偏远地区，为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提供服务。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学者利用这套指数展开研究，并得出多方面结论。我国目前还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由此驱动着小微金融线上化、平台化发展，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共同探索“无接触”贷款审批、大数据风控等流程创新，使小微企业贷款定价更合理，以智能风控来降低贷款成本，满足监管层提出的“增量扩面”“减费让利”政策要求。数字金融的迅速发展在我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数字金融为金融服务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了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结构的升级转型和体系改革，同时实现了信心商业模式的产生和企业的创新升级；另一方面，自从我国提出数字普惠金融，很多企业都开始积极创业，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用户的增加和支付保险功能的完善，有效提高了信贷功能的实用性，因此也为创业者提供了更大的有利条件，尤其在我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促进作用更为突出。总而言之，数字金融不但促进创业创新，同时也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而随着我国逐步深化对数字货币应用的探索，以及对5G、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多场景应用研究，数字金融的各项应用将会日趋完善，在新时代也会遇到更多挑战，只有不断创新，数字金融才能助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4小微企业融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

4.1小微企业融资缺口较大

小微企业大多存在实力弱、资金欠缺、竞争力不够等不足，即使有资金，在使用上也会受到更多的限制。据央行2018年披露数据显示：我国小微企业的平均寿命为3年左右，因此小微企业信贷存在较大风险，更需要设计基于风控的特色金融产品。在发展小微企业的过程中，往往很难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回企业投入的资金，可自由支配资金的空间有限，因此，小微企业资金回收不规范，资金缺口较大。此外，传统资本市场上的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很高，为促进小微企业的发展，出现了类似于股票市场上的增资以及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新的集资形式，但相关政策和目前的资本市场存在缺陷，不利于小微企业融资。

4.2小微企业融资支持不足

在传统的放贷方式下，要求小微企业提供担保或高质量的申请材料，审批程序枯燥乏味而且期限长，小微企业更倾向于依靠自有资金或民间借贷获得资金，小微企业普遍存在经营管理不规范、缺乏现代企业制度、规模小、业绩不稳定、收入门槛低等问题而且退出方便，财务信息不完善。为防范风险，小微企业的信贷状况需要大量的人员和银行的一次审批，审批程序烦琐，使得银行放款前的审批时间过长，虽然贷款规模小、期限短，但银行贷款的审批成本巨大，风险也很大，因此许多小微企业很难在金融机构获得支持，特别是在大规模融资方面。

4.3小微企业的地位不明确导致融资困难

小微企业经营规模小，发展项目也在探索中，未来盈利的可能性很低，同时小微企业经营风险大，信用度低，缺乏优质抵押资产。随着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传统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担保体系不断完善，这就需要高质量的担保，虽然大多数担保机构不准备为高风险、低固定化程度的小微企业提供担保，小微企业发展有限，传统金融机构贷款需求对成本的压力太大。虽然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扶持小微企业、改善小微企业融资环境的政策和计划，但我们也能够帮助中小企业发展自己的贷款体系。这不利于我国小微企业未来的发展，也限制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支持远远不足以改变小微企业融资的“尴尬”局面。

5数字金融推动小微企业融资的表现

5.1改善信息不对称

后疫情时期，我国银行业“无接触金融”模式迅速兴起，由此引发了小微金融朝向线上化、平台化、生态化变革。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共生共建，从产品创新、场景布局与增信机制、信贷技术、农村金融以及新型风控等领域，加速商业模式变革；面对现金流紧张、订单量下滑的经营难题，众多中小微企业加速推进产业数字化变革，并推动“云化”转型。围绕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组合运用，小微企业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特色融资模式不断创新，各类金融机构形成差异化经营战略与竞争优势。传统商业银行通过利用数字金融信息处理技术，可以将符合小微企业要求的金融模型设计和建立出来，之后再将小微企业的相关数据信息进行收集和处理，筛选出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后对其提供贷款服务。除此之外，围绕小微企业的经营数据，商业银行能进行用户画像和反欺诈管理，并通过联合金融科技公司，共同开展风控建模，进而形成数据驱动的贷款定价。这些措施将数字金融的信息优势和在融资市场中传统商业银行的优势相结合，通过科学的授信管理，有效改善了小微企业传统商业银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5.2降低金融服务成本

传统商业银行在数字金融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其发展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如降低了系统维护和成本费用、改善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简化了售后管理流程和授信流程、提高了售后管理的效率和质量等。例如，通过大数据风控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方式，计算小微企业的违约概率和对借贷资本的风险定价，不但有利于降低风险成本和融资利率，而且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融资能力，在提高其在融资市场的竞争力的同时，也为小微企业的融资提供了更多的方法和渠道，有效降低了小微企业的授信成本，也提高了商业银行的利益收入。此外，能够将非银行金融服务供应商纳入数字金融服务体系中，这有利于不同类型供应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竞争，优化服务，形成多元化的数字金融服务生态体系。疫情冲击的紧迫性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得到空前重视。经济受多重因素影响波动，融资难、融资贵依旧是困扰中小企业的关键问题，而针对中小企业借贷需求的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也面临数字技术与商业环境的多重阻碍。此次疫情中大量非银行金融服务供应商发挥数据优势、客户优势和决策优势，为中小微企业，特别是仍然坚持在抗疫第一线的餐饮、超市和运输等行业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了应急贷款、保险等及时有效的服务，为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功不可没，同时也彰显出这些机构在数字金融服务体系中的独特价值。因此应该加强金融信息处理技术在传统商业银行经营和小微企业融资中的应用。

5.3提高信贷服务效率

数字金融是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的一种信贷服务模式，它通过利用大数据和大数据处理算法将线上操作、数据决策和模型管理融为一体，用户在进行贷款申请时无需任何担保，只要通过其信用评分即可完成申请，而贷款审批也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即可完成。相比较需要不同部门和诸多步骤进行审核的传统商业银行，数字金融大幅度节约了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2020年疫情发生后，监管部门推动供应链金融在线化、平台化发展，使供应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各项数据与资产流转情况，全部展现在线上平台之上，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均重点发展这项业务，从而推动大数据放贷、智能风控审批效率提升。此外，银行可以通过与增信机构合作，将实现小微企业信贷风险共担机制，并联合政府部门，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优先授信于信誉良好、获得政府支持的中小微企业，构建长期银企合作关系。

6数字金融推动小微企业融资的对策

6.1建立中国特色小微企业融资平台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数字金融和传统金融互相渗透，在传统金融服务中，数字金融信息化技术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在大数据技术背景下，通过数字金融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微企业融资数据平台，对小微企业的交易数据进行记录，数据会随着企业的业务增长而进行更新，从而对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动态展示以及对企业的贷款偿还能力进行反映，避免了小微企业在融资过程中财务信息不透明、无法提供优质抵押品等问题的出现。除此之外，小微企业还可以通过对金融数据平台中同行优质小微企业的经营数据中吸取经验，从而改进自身的经营管理，提高自身管理水平。

6.2创新风险管理模式

在小微企业的融资过程中，保障信息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为减少数字金融在发展中的风险，监管部门应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数据驱动小微企业征信与经营云化平台，平衡把握好创新和监管，从而确保数字金融稳定发展。除此之外，在数字金融的安全稳定发展中，完善法制也是非常重要的，相关部门应明确底线，鼓励数字金融行业自律，引导小微企业规范诚信经营。

6.3建立统一小微企业征信系统

我国目前的征信系统还不够完善，小微企业的信贷信息也比较缺乏。建立统一的小微企业征信系统，可以在央行征信体系中将小微企业信贷信息和数据纳入其中，从而实现企业征信体系范围的扩大。建立统一小微企业征信系统不但可以将小微企业的融资门槛降低，而且可以降低传统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的成本，从而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

7结语

目前，小微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数量最大的企业群体，小微企业群体的发展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会稳定、民生改善、创新推动以及促进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数字金融能够为被排除在传统金融体系之外的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和融资渠道，能够有效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因此应该积极推动数字金融的发展，从而更好地满足企业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

【参考文献】

【1】吕鹰飞,侯雨姗.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融资的推动作用研究[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0(02):36-42.

【2】梁琦,林爱杰.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融资约束与杠杆率的影响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0(06):191-202.

【3】冯文芳.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小微企业大数据征信体系建设探析[J].国际金融,2016(3):74-80.

【4】张晗.互联网金融模式下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研究[D].郑州:河南大学,2016.

【5】张清凡,张萍香,洪小燕,等.互联网金融模式下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研究[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7(05):32-36.

【6】张韶峰.中小银行小微金融业务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思考[J].清华金融评论,2020(09):97-98.

【7】王馨.互联网金融助解“长尾”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研究[J].金融研究,2015(09):128-139.

【8】巴曙松.大数据可解小微企业融资瓶颈[J].中国经济报告,2013(06):29-31.

【9】洑建红.互联网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模式浅析———基于信息和信用发展视角[J].当代经济,2015(14):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