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土地制度的演变过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近代土地制度的演变过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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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空间形态 社会空间结构 沈阳市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1古代沈阳城市空间形态与社会空间结构

1.1.1古代沈阳的城市空间形态

古代沈阳城市大致经历了诞生期、发育期、成熟期和蜕变期，从原始居民点衍生，经历军事哨所（燕斥候所）、军事要塞（汉代侯城）、军事私城（辽沈州），发展到交通枢纽（金沈州）、东北重镇（元沈阳路、明中卫城），至一国之都（清盛京），清政权迁都北京后作为“龙兴之地”蜕变为清陪都。总结古代沈阳市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过程，大致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城市形制经历“口”字形土城——“田”字形方城——“九宫格”棋盘式——内方城、外圆郭，双重城邑体系；城市交通网络经历了“十”字形街——“井”字形街——蛛网形道路网。

1.1.2古代沈阳的社会空间结构

在此阶段，沈阳的社会空间与居住空间出现了一定的等级分化。皇宫居于内城正中，下设的六部两院等官府衙署布局于皇宫前的街坊，沿街而建。皇宫后面为繁华的街市。王公贵族居住于内城的东西及北侧，环绕皇宫，呈现簇拥拱卫之势。宫殿群左右间隔一段距离建太庙和社稷坛，但后被拆除。城市建设基本体现“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传统建城理念。内城与外城之间所住则多为从事农耕的平民百姓。

但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统治时期，沈阳的社会空间和居住空间并没有出现隔离。主要原因是此时对外矛盾远大于内部矛盾，统治者的关注点与主要力量集中于对外防御，城市建设侧面反映了这一特殊的社会背景，甚至呈现出城市空间与宫殿空间叠合的独特建设形制：努尔哈赤建东路殿宇群时甚至未设围墙（现有红墙为后期加建），且“宫殿分离”，所住王宫建于城中北门附近，登殿朝政需穿越城市。此时皇宫与城市可谓完全交融。

1.2近代沈阳城市空间形态与社会空间结构

1.2.1近代沈阳的城市空间形态

近代沈阳的城市形态由“内城外郭，城方郭圆”的封闭形态逐渐演变为“双城并立，多元拼贴”的开放形态。围绕铁路附属地的建设形成脱离老城之外新兴城市板块，成为新的城市中心；商埠地的建设连接了铁路附属用地和老城区，形成中外文化的交汇；老城区及其东部周边地区则在奉系统治时期得到极大的建设，推动其现代化发展。沈阳城市整体形态形成了东西带状发展的格局。

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政治结构多元化，城市建设各自为政，必然导致城市形态多元拼贴的空间格局。铁路附属地、商埠地、老城区及后建的铁西工业区、大东工业区，虽然各具特色，自成系统，但各区之间缺乏联系，不成体系。城市空间处于“小整而大乱”的局面。

1.2.2近代沈阳的社会空间结构

这一时期的沈阳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城市社会空间分异主要表现为俄、日两国殖民势力与中国人民的对立，又以中日的对峙为主要分异。反映于城市空间上，表现为中日在沈阳的东西对峙：

沈阳老城区及东部城区、西部商埠地为奉系政府控制区，满铁附属地则是日本在沈阳的殖民空间。奉系政府控制区按由东到西控制强度减弱，商埠地作为其经济开发空间又与铁路附属地最近，成为奉系政府与日本殖民势力之间的缓冲空间。

日伪统治时期编制的《奉天都邑计划》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沈阳的城市建设，如铁西工业区的建设，但带有明显的殖民地建设色彩，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严重失衡，市政公共设施集中于日伪行政办公所在地和日本人居住地，中国人居住区市政设施建设脱节，生活环境较差。

1.3现代沈阳城市空间形态与社会空间结构

1.3.1现代沈阳的城市空间形态

现代沈阳城市的空间布局依然继承了近代城市形态演变的精华，部分保留了近代城市的空间风貌，对原有城市职能有所延续并强化。

建国后至20 世纪末的近半个世纪，1956、1979 两版总体规划突出强调沈阳的单一的生产，因此城市空间形态未有重大突破。城市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形态融合，逐渐呈由内而外的圈层填充式发展。

在1996版总体规划的指导下，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沈阳的城市建成空间已经拓展至浑河以南、三环以外；同时，中心城区内部结构也有所调整，包括老铁西工业用地的臵换，太原街、中街等市级商业中心区以及沈阳金融商贸开发区的建设，‚金廊‛和‚银带‛等空间更新概念的实施等。总体而言，城市空间正从单核心向多核心转变。

1.3.2现代沈阳的社会空间结构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社会阶层划分主要是职业差别，社会空间结构单一。居住受单位制度的影响，形成“单位大院”式的社会空间单元。其居住差异很小，主要表现在居民职业和单位性质的差别上。

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作用下不同社会群体的个人收入差距日渐加大，形成社会阶层分化。同时住房市场逐步建立，我国对土地的利用由无偿划拨转变为有偿使用，土地竞标、拍卖成为主要形式。这就使得以家庭财富为基础的居住空间分异逐步形成。表现于沈阳的城市空间上即居住空间分布由同质走向分异，规模由分散过度向大盘。

参考文献：

[1]郐艳丽，东北地区城市空间形态研究[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2]张志强，沈阳城市史[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3]汤士安，东北城市规划史[M]，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

[4]殷健，沈阳城市形态演进研究，东北大学，2008；

[5]陈伯超，王星，盛京城的城市构架与文化形态，沈阳建筑大学学报，2007/4；

[6]王鹤，董卫，中日对峙背景下的自主城市建设——近代沈阳商埠地研究，现代城市研究，2010/6

[7]中国沈阳政府门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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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价值

《万历会计录》是明隆庆六年（1572年）年由户部尚书王国光开始主持编写的明朝财政收支总册，万历六年（1578年）由时任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加以订正，万历九年（1581年）修成后再加磨算增订，于万历十年（1582年）得万历皇帝批准刊行，颁发全国，作为相关部门管理财政收支的依据。全书43卷，约百万字，卷1为户部所掌全国赋税收入、支出旧额、见额；卷2至卷16为十三布政使司与南北两直隶田赋；卷17至卷29为辽东等十三军镇饷额；卷30为内府诸库、监、局、司供应；卷31为光禄寺供应；卷32为宗藩禄粮；卷33为户部职官设置；卷34为文武官俸禄；卷35漕运；卷36仓场；卷37营卫官军俸粮；卷38屯田；卷39盐法；卷40茶法；卷41钱法；卷42钞关船料商税；卷43杂课；各卷皆附相关沿革事例。其中惟卷6“山东布政司田赋”阙如，其余完整。各部分主要分类收录户部综合《大明会典》、历朝条例、户部档案册籍、各省直续报文册，乃至官员家藏文献，详加考核而后形成的大约4.5万个财政收支数据，其中主要为万历六年数据，其次为相关沿革事例及户部职官设置与分工。

中国在汉、唐、宋时代就已出现政府编制的财政收支簿册，但皆散佚不存。清朝未编制体现全国财政一体状况的“会计录”。顺治年间开始不断编纂的《赋役全书》是由朝廷统一布置而由各地方衙门分别编制的地方赋役册籍，光绪年间出现的几种会计录、会计表则皆是私人所为，篇幅甚小。所以，《万历会计录》实为现存中国帝制时代官修最具系统性的全国财政数据册籍。这样一部册籍，提供了帝制时代特定时间横断面的系统财政数据，呈现明万历年间中央财政管理的基本概念与规制，也透露出明初至万历初年相关政策演变的轨迹，无疑具有多重文献价值。如欲完成系统可靠的明代财政史，或欲澄清万历前期财政数据，此书皆不可不用。

然而，明代财政史研究虽经长期积累，重要成果繁多，但迄于此书出版之前，并无系统运用《万历会计录》而作的精深研究问世。以“财政史”冠名者多于明代财政部分叙述笼统；研究赋税、财政专门问题者则多聚焦于某一具体线索而难见全局。即使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广泛的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也仅在《万历会计录》中撷取几个数据而不及其余。其中原因，主要是研究者惮于文献浩繁。其次因为财政数据分析，必须精准记录、排比，方能分析其中关节、透视全局，而大量数据处理非积长年累月之功不见成效，故人多选择规避。此外，《万历会计录》仅有明万历刊本，在近年《续修四库全书》将之影印收入之前，取用不易。种种艰难，使得《万历会计录》这样一部明代财政史研究的核心文献，竟然运用不多。如今，《明代整理与研究》出版，《万历会计录》全书内容、数据尽在其中，而且通过历史学家与数学家合作，重建了散失不见的山东布政使司数据，绪论提供该文献编纂原委、文献价值说明，研究篇析出各省、直、边镇田赋货币化程度数据，而且将全部数据核对后做表格化处理。明代财政史研究至此登上一个新的文献系统平台。

二、方法特色

《明代整理与研究》合文献整理与研究为一体，发凡起例，颇有新意。今人整理古籍，主流方法是校勘、标点，欲略加研究之意于其中，则加考证性注释。此类工作，看去简单，其实非有扎实功力者不能成其功。时或见有不精之作，还需索取旧本查核，以定取舍。且时下大量古籍影印出版，研究者于明清书籍类文献，多可使用旧本，好在直取原貌，免为加工所误。《万历会计录》为原始文献，底本外并无他本，无诸本校勘必要，若取其他文献对勘，更易失离原貌，而该文献使用者主要为专业研究人员，标点也非亟需。况且原本影印出版，查找亦已不难。此种情况下，著者将全书文字内容保留而将全部数据转换为阿拉伯数字书写的表格，研究者可将此书与旧刊本参酌使用，最得津梁之便。

计量史学在中国早有尝试，成绩也称可观。然而明代财政虽为最适合计量研究领域，仅梁方仲先生《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为重大成果，且限于户口、田地、田赋范围，于明代政府各门类财政收支数据的系统量化，尚未实现。此书经整理形成统计表555个，附图28个，研究篇另外提供大量折算数据，处理数据凡20万条有余，分类覆盖万历初期财政收支状况及管理体制信息，终于形成明万历前期财政的系统量化数据库。其中以现代数学方法重建缺失的明山东布政使司财政数据，计量之复杂，尤非一般排比统计可比。明代财政研究由是而得巨大便利不言而喻，中国古代史的计量研究得以推进，也是显而易见之事。

以白银货币化为线索，将明代中国财政研究置于当时世界v史演变大势之中考察，是该书另一特色。中国帝制时代货币，多数时期以铜钱为主，间用布帛、纸钞，白银在宋、金时期颇为流通，但并未达到稳定主导货币程度。明代初用铜钱，不久强力推行纸钞，禁止金银作为货币流通。然而纸钞旋即废坏，民间率多用银，虽经政府遏制，其势不止，政府只得适应市场、民心，逐渐接受白银交易。随后白银成为主导货币，铜钱为辅币，纸钞只作赏赐之用。此过程发生原因，本由明代中国内生，适逢域外白银通过国际贸易大批量进入中国，推动中国货币流通根本转化，形成称量白银主币体制，促使明朝财政体系由实物中心转向货币与实物两元体制，并使得中国货币体系与国际贸易所用货币融合无间，带动中国融入全球化历史转变。基于白银主导货币体制连动国家财政体制变革与中国空前幅度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意义，《明代整理与研究》突出了白银货币化的线索，尤其是在研究篇计算了大量财政收支中的货币化数字、比率。这不仅提供了以统一尺度衡量原本以多种收支形态记载的财政数据的新数据系统，而且更真切地将明代货币与国家财政体制转变安置于世界大变迁的景深之中，揭示出明代中国变迁与世界范围历史变革间的共振关系。

三、研究启示

前揭之外，《明代整理与研究》提出诸多明确的学术主张，涉及明代财政史及更大范

围历史问题的认识，值得学术界特别关注。

首先，关于《万历会计录》的性质与价值。此书在比前人更为详明地梳理《万历会计录》编纂背景、过程、参与者情况、基本内容基础上，就《万历会计录》的性质与价值提出了明确看法。认为该文献“是明代国家财政会计总册”；“容纳了明代财政制度演变的轨迹，包括财政的收支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态，也涵盖了明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的问题，特别是反映了明朝兴衰的症结”；据此文献可知“明代户部已经有以白银作为部分计量标准的会计总账”；可资以“探讨16世纪明代财政收支总量、规模、结构及其货币化程度”。这些看法，不仅精当概括了《万历会计录》的基本性质，并且揭示出该文献在狭义财政史以及更大范围领域的研究价值。学界研究财政问题者，多将财政视为经济史中一个门类，所见易为经济视野所拘泥。实际上无论古今，财政运行皆横亘于经济与政治、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公共权力行使与维系的枢机，由中不仅可以查见政府收支情况，而且可以据以分析政治理念、状况与运行特征，分析社会推演之脉动。在对万历时期财政运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明代中国社会转型迹象进行分析，正是此书超出前人研究的一个重要表现。

此间惟有一点可以再加推敲。该书认为，《万历会计录》是“会计总册”而不是“预算书”。理由在于，与近代国家预算相比，《万历会计录》以编造年份的实际财政收入为基础，而近代国家预算以预算年份的估计收入为基础，前者关注现在，后者关注未来。就《万历会计录》编制基础及内容而言的确如此，只是中国帝制时期财政，以“量入为出”为主流观念，而赋税收入主要依据人口、土地，这些数字变动迟缓，因而财政收入尽量保持“额征”。万历初年土地作为税收标的之地位上升，使岁入额数更形稳定――至于晚明加征税收，是战争状态下的举措，与承平时代不同。在此意义上，《万历会计录》实际上构成未来年度乃至未来若干年内财政收支的标准，虽然不是精密预算书，却也并非完全不具预算功能。因此明朝才会将《万历会计录》印刷颁行直省、边镇，要求“一体遵守”。若只是过往收支账册，各地如何“遵守”？“预算”之发生，不是突兀之事，也非仅有一种类型、途径。

第二，关于白银货币化及货币与实物两元财政体制。万明先生近年已发表多篇论文，阐释白银在明代基于经济发展，自下而上地逐步演变成为完全形态的货币。此一重要观点在《明代整理与研究》一书中得到系统贯彻。以往明代财政研究者，关注赋税关系多，关注政府财政收支总体状况少。而关注赋税者，皆能看到赋税由力役、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的演变，却大多于赋税所征的货币本身之形态缺乏深入考察，或者仅将赋税中的货币作为一般货币而忽略其白银特质。此书切实将赋税暨财政体制中的白银货币之特殊性作为考察的基本着眼点，将白银货币化过程与对赋税折银、以银计税、商品经济发展、国家转型等问题密切结合起来。万明指出，白银货币化推动社会从马克思所f的人类历史三大形态中的“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关系”转变，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同时标志着君主垄断货币的终结。在这种深刻的社会体制转变过程中，明代人形成了以白银作为财政计量标准的理念――这是中国帝制时代财政理念的一项重要发展，进而衍生出财政管理中统一会计账册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财政体制，是货币与实物并用的两元体制，其方向是从实物财政转向货币财政。这从货币、财政的角度，大大开阔了探索中国帝制时代社会形态转变机制、历程等重大问题的视野。

笔者在1984年完成的以晚明财政危机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及稍后刊发的论文中，曾着眼于财政流转主导价值标的为白银而将晚明财政体制概括为货币财政体制。此种概括，轻视了当时依然存在的大量实物收支情况。此书中所说货币与实物两元体制及过渡状态说，无疑是一种更为周延的表述。

第三，关于张居正改革与“国家转型”。张居正改革历来为明史研究者重视，多以整顿吏治、全面推行一条鞭法、强化边疆防御等为中心，然而相当一段时期以来，旧说难以深化，而新见每流于牵强。此书则指出，一条鞭法并非张居正改革时期重点推行的政令，《清丈条例》和《万历会计录》方为张居正改革时期的两种核心文献。其目标是针对前此一百多年间实物折银、征银曲折历程造成的原有财政结构混乱与财政状况异常局面进行财政体制重组。清丈为赋税统一征银和国家财政运行进入白银货币主体形态奠定了基础，《万历会计录》落实了白银货币为主体的统一财政会计体系，中国历史上的货币财政由此正式开端，并对明末及清代财政形成深远影响。这场改革及其带来的财政转型，有别于历代改革的赋役合一与统一征银，“是中国历史上二千年亘古未有的划时代变革，与晚明传统社会的转型和全球化的开端紧密联系，具有所谓唐宋变革所不具备的全新内涵”；“开启了现代的货币财政，也开启了现代货币财政的管理体制”；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向近代的转型”。任何明史、中国财政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现代化历程研究者，面对这些在对《万历会计录》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基础上做出的论断，都不能不感受到震撼。其中，关于张居正改革重心为财政体制改革的看法，关于《清丈条例》与《万历会计录》为张居正改革核心文献的主张，关于张居正改革影响深远而非“人亡政息”的见解，关于张居正改革与世界性历史变迁关联的看法，皆理据充实，允为不刊之论。关于张居正改革具有所谓唐宋变革所不具备的全新内涵的看法，虽然未加详论，然而于笔者看来，也是一语中的。有心者沿此思路，对所谓唐宋变革与晚明变迁进行联系的、比较的研究，必有所获。惟有“国家转型”一说，笔者深受启发，然而尚有迟疑。启发之处在于，明代经济领域的诸多新异性变化，与现代社会要素、运行法则可以契合，货币财政肯定比实物财政更接近于现代财政、经济形态。因此认为张居正改革增进了中国广义社会体制与现代社会的趋同性，可以成立，并扩展了研究中国现代性发生历程的思路。迟疑之点在于，“国家转型”关涉甚广，需与政治、思想领域研究再加印证，核心概念与理论架构也需定义和更透彻的阐明。

篇3

关键词：城市综合体；古代城市；商业空间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9-24（5）

引言

城市综合体是现代城市“市”的重要表现形式，基本具备了现代城市的全部功能，被称之为“城中之城”。从概念上来讲，城市综合体就是将城市中商业、办公、居住、旅店、展览、餐饮、会议、文娱和交通等城市生活空间的3项以上城市功能设施进行组合，并在各部分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助益的能动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多功能、高效率的综合体。纵观世界发达地区的现代化都市，无论是美国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法国巴黎的拉德芳斯，还是日本东京的六本木、中国香港的太古广场，不但很好地满足了城市生产和生活的各类需求，而且避免了城市商业中心功能分区的弊端，也逐步发展成为每个城市的文化象征地标。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国内外城市商业空间的演变历程，从中总结出每次商业空间革新的动力机制及其不变的内在因素，以供当今国内如火如荼的城市综合体项目建设参考借鉴。

1 国内外古代城市商业空间的演变过程

1.1 中国城市商业空间的产生与发展

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我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随之产生了永久性的村落和氏族社会，并产生了具有防御功能的壕沟或围墙。距今6000至4000年前，开始出现有城墙包围的居民点，成为中国城市的萌芽，并在夏商周时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规模性城市，至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城”与“市”，如出现众多区域性商业都会和最早的封闭式里坊制，其商业经济功能得到强化和完善。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按照商贸中心或商业空间的兴盛状况，可以将中国古代城市划分为4个典型阶段，分别包括秦汉时期、隋唐时期、两宋时期、明清时期。

1.1.1 秦汉、隋唐时期的商贸城市

自秦统一天下到东汉末年（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共历时440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成、发展及走向定型的时期。秦汉时期城市结构形成了中国城市传统的里坊制度。先秦以来，古代城市的居民区“坊”和商业区“市”被严格分开，各自用围墙封闭起来，白天开放，黄昏关闭。坊是随着城市的兴起而兴起的，哪里有城市，哪里便会有居民区的存在，城市的基本特征就是永久性的人类聚居区；市则是伴随着人类对商品经济的需求而产生的，具有商品交易的功能。秦代的市大多是原始市场，故有“市朝则满，夕则虚”的说法；汉代城市商业较先秦发达，市的数量和规模扩大，汉代长安有九市，其中“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

隋唐时期（公元581～907年）是中国封建经济走向鼎盛的阶段，长江流域开始成为与黄河流域并重的经济区域。据统计，当时全国超过10万人口的大城市约15个，其中北方5个、南方10个。同时，百万人口特大城市的出现和城市结构里坊制度的成熟。隋唐时期的工农商等各种业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全国人口最高达到6000万，成为封建社会的一个巅峰期，也推动了具有百万人口规模的特大城市形成，例如隋唐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唐代长安城市结构仍然延续了周朝《考工记》的规划格局，并传承了秦汉时期的里坊制度，设两大市肆——东市和西市在外城，各占两坊，约1km2大小，市内有四条南北或东西向的街道将坊分成九区，区内四面店铺临街，两市共有220行，著名诗人白居易曾描述为“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1.1.2 两宋的商品经济与城市复兴

两宋时期（公元960～1279年）的城市商业经济，属于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时期，由于耕作技术的改进和科学技术的发明，农业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商品流通领域出现纸币，城市财政收入开始征收商税，反映在城市建设中则表现为传统里坊制度被打破，街市格局逐步形成，由此进入了政治、经济职能并重的城市发展阶段。

第一，城市商业职能突出，城市新经济凸现。两宋时期实施了重商的国家政策和积极的货币经济，晚唐以后商业中心的兴起至两宋而大盛。百万人口城市相继兴起，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商业城市，如开封和杭州；对外贸易港口城市得到持续发展，继广州之后新增杭州、宁波、温州、泉州、密州、上海等9个市舶司城市。在北宋的经济中，非农和农业经济各占一半，至南宋城市商业税收更是超出农业税收。据统计，北宋人口超过10万的大城市超过40座，开封和杭州均超过百万人口，两宋时期具有全世界最大的10座城市中的5座。

第二，新市民阶层崛起，消费性社会形成。两宋时期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与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息息相关，首先，统治阶层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阶层共治的新中央集权政体，特别是后者造就了一次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促使两宋在经济、艺术和科学发展上均达到了历史高峰；其次，由大小商人所构成的新城市资产阶级出现，其人数众多，财富力量超出士大夫阶层，其贸易商品满足海外出口、大众百姓及自身的需求，而不再仅仅依赖于对王室、贵族和官僚的供给；再次，以店员、奴仆、贩夫走卒等组成位居社会中低阶层的市井之徒，与上流阶层共同孕育出了酒楼、茶艺馆、妓院、酒肆、勾栏、浴堂、赌场、当铺等繁荣的城市商业业态。

第三，传统里坊制崩溃，街市综合体出现。两宋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全面突破了传统里坊制的桎梏，市场交易时间不再受白天定时限制，“夜市”逐步形成，商业区的“市”和居民区的“坊”已没有严格界限，破墙开店开始出现。到北宋中期，东京开封的街路变迁已完成了从坊内店肆——临街店肆侵街店肆——夹街店肆的演变过程，而南宋杭州城的东、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百经行不尽”，是居民区和商业区错杂的地方。同时，古代都市综合体——瓦子在两宋时期出现，这是位居城市中的一种方形市场，四周有酒楼、茶馆、妓院和各种商铺，中间是定期集市，属于里坊制打破以后的城市综合性市场，其中也包括多个文娱演出场所——勾栏。据《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记载，北宋开封瓦子有10座，南宋杭州有23座。

1.1.3 明清及近代城市商业空间的崛起

至明清时期，古代城市经济未能在两宋时期的基础上取得全面突破，甚至有所倒退，依赖于传统农业的新儒家思想长期控制着城市经济的转型，城市的发展仍然依赖于封建农业经济。同时，明清的海禁政策也阻碍了港口城市发展和全国经济贸易的对外交流，直至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的侵入，才诞生出东亚地区最繁荣的港口城市——上海。到清代中后期全国人口已达4亿，难以通过传统农业达到自给，新技术、新思维引入和新城市经济重建已经到了至关紧要的阶段。

该时期最大的城市是都城北京，至清末已经形成了繁荣的商业市井景象。例如，20世纪初期的北京东安市场是一个集几百家店铺、茶楼、饭馆、杂耍场、戏院、棋社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市场，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因市场邻近东安门，故得名东安市场，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由于市场地点适中，交通便利，一时商贾云集，店铺日增，形成了街巷纵横、店铺林立，具有集吃、喝、玩、乐、购为一体的经营特色，属于20世纪北京最早的一个商业街区综合体。

随后1930年代的上海也已经发展成为全国工业制造中心和东亚地区金融贸易中心，并产生了以外滩为中心的中国第一个CBD。中央商务区北至苏州河，南至南京东路，方圆近4km2，集中了上海28家外资银行、58家华资银行总行，以及证券交易所、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同时，以南京东路为中心形成了上海的中心商业区，拥有全国最大的4家百货公司，其中，永安百货公司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建筑商业综合体。1934年落成的24层国际饭店是当时东亚最高的建筑，凸现了上海在整个远东地区显赫的经济地位。

1.2 欧洲城市商业空间的发展历程

1.2.1 奴隶社会时期城市商业空间特征

欧洲最早的城市出现在公元前2000～前1700年，位于地中海中克里特岛上的王宫城市。克里特岛是由山峦形成的海上岛屿，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它相对独立、安全的环境。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及其来自小亚细亚的移民使得农业成为岛屿的主要经济部门，加上海外商业贸易所带来的大量商品供给着统治阶层的奢华生活。之后由于地震和战争的原因，约在公元前4世纪末欧洲文明中心逐渐转移至古希腊城邦。

以雅典为首的这些城邦集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经济中心为一体，成为工商业相互促进的大都市，城中聚集着大量各行各业的手工作坊，由神庙、集会堂与长廊围合而成的广场空间，面向远方海港，人们聚集在广场可以举行讨论、议事、朗诵、演说等活动，同时为商业贸易提供了场所。至古罗马时期，更是将政治、军事与经济中心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商业格局也是以商业街道和商业广场为主的开放式空间，如古罗马公共浴场将运动场、图书馆、音乐厅、演讲厅、商场等城市功能组合在一起，比较著名的有卡拉卡浴场和戴克利提乌姆浴场。然而，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整体陷入黑暗之中，城市经济也不可避免地逐步衰落。

1.2.2 封建社会时期城市商业空间演变

公元10～11世纪，随着新式轮犁技术的普及和欧洲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推动，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开始解体，商业逐步有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手工业者进一步专业化，为市场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中世纪的城市开始重新崛起，并成为经济和政治中心。例如，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威尼斯和热那亚属于以国际贸易为主的商业城市，法国的马赛和巴黎、英国的伦敦、德国的科隆均是当时著名的工商城市。然而，将城市规模与同时期的中国相比则较为逊色，如14世纪的伦敦约4万人口，巴黎约6万人口，都是当时很大的城市。

当时城市的主要商业空间是集市，属于城市居民定期集会的场所，也是商品交易的中心。在形式上，很多集市采用了城市广场的形式，或者借用以前的教会广场和集会广场，如意大利的一些城市；而东欧、中欧的新兴城市直接为商业活动兴建城市广场。同时，随着商业的发展，一些城市还形成根据商品不同而分开交易的专门市场。凭借军事上控制地中海的政治地理优势，意大利是当时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如威尼斯、热那亚、米兰和比萨等商业城市；而比利时、荷兰等地属于另一个欧洲的商业发达地区，主要以毛纺业为主；在德国以及北欧地区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商业城市，著名的“汉萨同盟”即是当时几十个商业城市所结成的同盟，以经营各地的农产品为经济来源。

1.2.3 近现代城市商业空间的发展态势

18世纪英国蒸汽机的改良及应用促使纺织、建筑、采矿、交通、冶炼等行业纷纷加入工业革命的大潮中，由此实现了西方城市从手工业生产到大机器生产的转变过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据统计，从1800年到1900年的100年中，发达国家具有10万人以上的大中城市数目，从28个递增至195个，平均每年新增1.7个。

由此，城市工业的集聚和人口的集中促使商业业态更为繁荣，金融、保险、法律、公共设施、教育、医疗、文化、消费等服务功能逐步完善，并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博览会——1851年英国伦敦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与此同时，巴黎、纽约、柏林、东京等发达国家特大城市纷纷兴起，之后又有上海、加尔各答进入世界前10位城市。截止1950年二战结束，世界10万人口的城市增至484个，前十大城市人口均超过300万，其中纽约、伦敦达到了1000多万。

该时期大城市的商业空间结构已经具有了中央商业区、工业区、居住区等明显的区分，城市CBD（中央商业商务区）开始形成，并出现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郊区化现象。伦敦城、巴黎塞纳河两岸、纽约曼哈顿等均是该时期著名的中心商业区，这里分布着银行、保险公司、企业总部、大学、文化机构、政府机关等服务业行业。以东京为例，19世纪后期相继出现了针对中心区银座的大规模再开发、采用柜台陈列式销售的大型百货商场、设有电梯的高层商业大厦等现象。

2 基于消费者群体的城市商业空间演进机制

人类发展与城市兴盛密切相关，其中商业形态、消费群体和城市结构互动发展。农业经济时代的集贸市场属于行政型城市的产物，除了大量商品要供给权力阶层之外，其他消费群体主要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工业经济时代的百货商场所产生的中心集聚效应促进了单中心城市结构的强化，其消费群体是由工人阶层所组成的中产阶级；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兴起，服务经济时代所诞生的新业态与多中心郊区化城市形态密切相关，数量日益增多的服务阶层属于主要消费群体（表1）。

农业经济时代的集贸市场发挥的是最原始的交换功能，其中固定的小店面多属于单一商品经营的“业种店”，除了简单的买卖之外，基本没有附加价值，而古代城市中心布局着政治机构，当时的商业仅是热闹而不集聚，发达而不经济。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大规模生产促进销售形式的转变，百货商场（Department Store）的出现，将丰富商品汇集在一个大空间的现代商业零售业态诞生后，极大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在此过程中，商业空间的主角让位于消费者，商业空间转化为消费空间，之后让消费者感觉到更为自由而便捷的自选商场、连锁超市、便利店乃至大型购物中心快速兴起。

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看，原始的集贸市场仅仅能够解决人类生理温饱的基本需求，这也是古代城市经济依附于农村经济的主要原因，固定店招、商号的出现则满足了人们对商品的安全与诚信的需求，从而实现了古代社会消费层次的升级。至工业社会时期，城市经济摆脱了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用于日常生活的商品大量涌现，百货商场、超级市场的产生既容纳了多样化的商品，也满足了消费者的诸种需求。当代社会的购物中心是以体验、休闲消费为主，物质商品的消费则处于其次，实现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的顶端——“自我实现”的需求（图1）。

由此可见，古代城市属于权力型或行政型城市，商品的重要供给对象是权力阶层，导致了城市商业空间的萎缩，如《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周王城，以及隋唐长安城。近代城市兴盛于西方发达国家，其城市规划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生活行为假设，以地租形式所表现出的商业空间更为考虑到众多阶层的生活需求，然而却忽视了人类自然本性的需求，由此出现了“田园城市”的理想模型。现当代城市空间形式更加丰富多彩，相继出现了多中心都市区、大都市带或都市圈等城市形态，并伴随着郊区化、逆城市化现象，人们的生活空间不再局限于传统城市，郊区都市、卫星城、中小城镇和乡村同时可以成为城市居民长期生活的地方，百货店、大卖场、连锁超市、24小时便利店和城市综合体等新型消费空间与城市化进程步调一致，真正并同时体现了人类群聚的需要以及回归自然的精神追求。

3 结语

美国学者乔尔·科特金指出，历史上存在的著名城市都是“神圣、安全、繁忙之地”。纵观人类与城市的发展历史，相继经历了农业经济的古代城市和工业经济的近现代城市两个阶段，人类向城市集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人口数量的增多和城市规模的扩大最终仍然要归结于城市文明的兴起，即商业贸易、工业制造、科学技术等产业形态与产业创新的不断进步，同时，城市消费与生产群体的扩大也持续刺激和推动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所以，本文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国内外商业城市所拥有的本质性因素。

第一，城市商业服务与工业制造功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城市发展史来看，那些中西方兴旺发达的城市均具有较强的商业服务功能，其次是手工业或工业制造职能较为突出，与商业贸易形成互动发展的趋势，直到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工业职能才开始从这些城市中脱离出来，但仍在大都市区范围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城市人口规模及其消费群体。城市的繁荣离不开人口的集聚，保持一定的人口规模是城市产生消费群体的基本条件，而具有经济活力的城市往往拥有相应的消费群体。例如，北宋时期开封的新市民阶层和近现代欧美的中产阶级，均是能够促使城市繁荣发展的动力主体，他们不但具有生产能力而且也拥有较强的消费实力。

第三，城市商业空间的主导地位。世界上可以有没有工业的城市，但绝不存在没有商业的城市。纵观古今中西方城市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那些将商业空间置于主导地位的城市往往能够日益兴盛，反之则日渐衰落。所以，在国家政治鼓励下的中西方港口城市均能够实现快速繁荣发展，近现代上海的几经跌幅即是由于如此。若从到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考察，西方工业城市均是将商业区布局在城市中心位置，特别是百货大厦的兴起更是强化了城市商业集中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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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多样性；宗教园林；造园文化；昆明市

宗教园林堪称庞大的园林分支，它既包括佛寺道观、伊斯兰园林，还包含供奉各类神灵、历代圣贤的纪念性祠堂在内，创造性地将寺庙建筑、宗教景观与自然山水完美有序结合。研究中发现，昆明地区宗教园林在整个造园活动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后期发展的诸多园林类型多是依托在宗教园林的基础上衍变而来的。无论从发展历史、文化渊源角度，还是从其地域特点、造园要素上讲，均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1 昆明地区自然地理概况

昆明位于云南省中部，东经103°40′，北纬26°22′。属北亚热带气候，地处云贵高原，总体地势北部高，南部低，山脉多成近南北走向。以湖盆岩溶高原地貌形态为主，大部分地区海拔在1500～2800m之间。城区坐落于滇池坝子，市中心海拔1891m，三面环山，南临滇池，河流纵横。低纬度高原山地季风气候，四季以西南风向为主，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全年平均气温15℃左右，年均日照约2250小时，年均降雨量约1035mm，无霜期240天以上。鲜花四季，草木常青，享有“春城”美誉。早期的诗歌描述其特点为：“昆明腊月可无裘，三伏轻棉汗不留，梅绽隆冬香放满，柳舒新岁叶将稠” [1]。

2 多元文化分析

云南地区文化是一种与中原文化不同，却又密切相关的多元文化群体，正是这种文化特色，为昆明地区宗教园林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2.1 早期文化对环境开发的启蒙

几万年以前，滇池流域就已有人类活动的迹象。西周时期，这里生活有叟族和傣僮族的“蒲”、“僚”部落人民，先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劳作、栖息。自然经济类型下的游牧、定居生活使他们认识到自然的重要性，与自然达成了和谐共荣的生产生活状态。

2.2 复合性文化产生自然审美观

云南自古便以境内多元的民族构成著称，不同种族在斗争融合下共同发展，奠定了复合性文化萌生的摇篮。春秋末年至东汉初，以滇池流域及抚仙湖至星云湖之间为中心向辐射的滇国疆域，表现为以青铜器为代表的“古滇文化”，当时滇人使用的各种生产、生活用具均由青铜打制，一些器物上还刻有精美的装饰性图案，题材均取自于自然及生活场景，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体现了先人们对自然美的欣赏程度。

随后在一系列文化形式的演变下，本土基因和四方文化充分交流融合。特别是南诏、大理国文化的发展，在云南文化中举足轻重。宽松的对外政策使得本地文化与外来印缅东南亚文化及吐蕃文化、土著文化紧密结合，复合性文化应运而生[2]。精神文化的多元复合造就了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表现在诗文绘画、建筑雕刻及民间文学创作当中，城南东西寺塔，禄劝县密达拉村三台山石刻、安宁城东大小桃花村毗连的洛阳山法华寺石窟等均为南诏、大理国时代兴建，其造型优美，雕刻技术精湛，无论是从建筑结构还是艺术构造上看，都带有典型的中原汉式风格及异域宗教色彩，反映了当时云南与各地文化之间的交流。寺庙石窟经幢、石刻雕像、壁画等宗教建筑元素的创造应用，无形地推广了寺庙宗教文化，对于社会后期自然观乃至宗教园林审美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2.3 元代以来继续深化造园理念

元明清及近代以来，继续保持前期态势，在多样的格局中发展。1276年，云南正式被纳入中央王朝，成为行省，相应的昆明成为云南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元、明之际的战争加之朱元璋推行的屯田制度，加快了中原文化在昆明地区的传播及深入程度，汉文化开始在地方文化中占据主导位置。

明代伴随着新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科举制度推行正常化，造成儒学思潮社会习尚，到后期，儒家文化已高度发展，催生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群体，这些名儒恪守礼学，饱读诗书，涌现了大批的诗文词话。如嘉靖年间诗人、学者杨慎，时与本地文人唱和于山水之间，写下了不少咏叹昆明名川大山的诗文。同时他们积极地把对山水文化的认识纳入到营造宗教园林的氛围当中，在妙高寺与涌泉寺的开发上，充分利用山地周围的清泉、瀑布景观，将其充分纳入到寺庙建设之中。将经营寺塔与自然景观开发相结合，标志着宗教园林开始走向世俗化。

明末清初年间，战乱使得内地大量文人涌向昆明，包括一批贬谪人士，他们隐逸山林，礼佛养性，在与禅僧长期接触，相互影响下，文学艺术才华得到充分发挥，诗文题材、书法创作被大量地引入到宗教园林的楹联牌匾、造像题记中，为园林文化表现技法、意境的创造与形成注入了深厚的理念。大观楼长联便是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孙鬓的百字长联洋洋洒洒，气势磅礴，被称为旷古巨作。

3 昆明宗教园林的演化发展

宗教园林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是多元对其产生的影响，宗教文化始终贯穿于昆明地区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信仰就已形成，并且其崇拜对象多种多样，特别是在农耕、畜牧文化的影响下，古人对自然天然有一种敬畏、崇拜之情，因此祭拜天地、祖先被教化成一种风俗习惯，已然成为全民信仰，意识形态根深蒂固。随着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的传入，渐而形成了多教并存、各主其责的民族宗教环境。少数民族自由，各派教民和睦相处，显现出昆明古城宗教领域的多元化和开放性。

昆明地区寺庙发轫于汉朝，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益州郡滇池县的黑水祠（即今昆明黑龙潭），便是先民为祭祀主管水的神衹而建[3]。南诏大理国时期，在多元文化的影响渗透下，佛、道、儒教迅速发展，昆明地区寺观园林相继出现，陆续建成了法华寺、补陀罗寺、常乐寺、东西寺塔、曹溪寺、地藏寺等寺庙塔窟。除道教、佛教寺观外，元代伊斯兰教也大规模地传入，在昆明当地修建了许多清真寺院。

受到封建文化的影响及君王、地方政府的推崇，宗教虽然传入较晚，但兴盛颇快。元代昆明部分地区水患严重，当地政府、居民亦通过修建祠庙的方式来祭祀神灵，震慑蛟龙。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各类宗教迅速在昆明地区发展，明清期间，寺庙兴建愈演愈烈，士大夫施石桥的曾孙甚至将其宅园捐出建寺。除新建佛寺外，亦对旧式佛寺重修重建，再次促成了宗教寺庙发展的。这一时期寺庙布局形式已趋于定式，多为与民居结构相似的合院式寺院形态。各宗教派系也仿造佛教禅院以群体化布局，并且寺院内部的审美倾向性逐渐取代原有的宗教实用性，向风景化发展，统治者纷纷选择在自然风景区中建寺，形成了兼具游览观赏功能的宗教活动场所。

为迎合当地传统文化，吸引民众参与，这一时期寺庙园林具有了更为复杂的功能，寺庙内除了讲经传教外，还定期举办游俗、集会贸易活动，如春节期间真庆观举行的庙会、法事活动，二月十九官渡举行的土主庙会等，年节庆典的引入使其更加深入民心。

清代在社会环境的促成下，宗教园林一改单一的宗派寺院形态，形成以二教并祀或三教合一的形式布局[4]。调查发现，大部分寺庙同时供奉有孔子、佛、道教诸神，譬如圆通寺内的建筑、碑刻造像就兼有佛、道2种宗教特色，筇竹寺中除在大殿内供奉佛像雕塑外，殿后亦立有关羽、关平等民居塑像造型。在总布局大体不变的情况下，寺院内部通常根据自身宗教派别及功能环境的需要，对部分殿堂布局加以调整。宗教种类的增多对昆明地区园林艺术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在不同的信仰文化相互协调下，艺术表现上愈发全面综合，仅以兴国寺彩塑分析，大殿内就同时塑有送子观音像、真武大帝、文昌帝君，百尊道教神仙、佛教菩萨星罗棋布。各宗教元素并置在同一空间，可见其强大的包容性。

清末民初年间，受到西方造园文化影响，昆明地区对一些寺庙园林进行改建、扩建，最终形成了大众性质的城市公园。自1919～1958年，先后改建了黑龙潭公园、西山森林公园、圆通寺公园、昙华寺公园等[5]。改革开放以来，近代城市公园也在园林工艺和技术的成熟发展下，范围日趋扩大，同时在园林的内容、功能和艺术表现形式上有所拓展，呈现出一派可喜的繁荣景象。

4 昆明地区宗教园林造园文化

4.1 场地空间分析

由于承载了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佛寺道观多择胜而立，场地处理上也更为注意顺应自然之势，因地制宜、因山就势。在空间布局上尽可能保持宗教空间的中心领域地位，以便形成均衡对称、有序的内部空间秩序。在地形上往往没有严格要求，通过各种组合方式灵活布局轴线，巧妙分割园林群体空间，比如龙门石窟，拔起于悬崖峭壁，沿山体塑造景观，建成9层11阁危崖式建筑群，突破了宗教寺院中建筑物相对集中的格局，群体组合疏密有致，与自然环境充分融合。圆通寺更是别开生面地于水中建寺，在布局上也一反常规，结合地势前高后低，初入“圆通胜境”坊即可俯瞰全寺，气势恢宏。

4.2 园林建筑特色

随着各式寺院及道观的广泛兴建，先进的建筑工艺技术在南北工匠间流传，建筑形式在民族宗教文化与汉式建筑文化的杂糅下趋于地方化。宗教建筑中大殿多采用单檐或重檐式歇山顶，抬梁式或穿斗式木构架，砖墙琉璃瓦。另外，本地清真寺建筑也是在汉式传统合院式布局和土木结构的基础上，加入了以圆顶、尖塔为象征的阿拉伯清真寺外观建筑风格，出现了庭园化的转变，譬如顺城清真寺、金牛寺等，因殿内无偶像供奉，空间较为灵活，庭院组织周详，莳花栽木，成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伊斯兰教地方建筑。

与此同时，一些寺院在群体布局上也突破了中原地区传统制式。例如在寺院方位选择上，传统格局基本是按照中轴线走向坐北朝南，而昆明的寺院布局则较为灵活，除了多数仍遵循坐北面南格局外，其余各种方位的布置都有。如坐西向东的华亭寺，坐南向北的法定寺，坐东向西的昙华寺等等。建筑在布局中亦未完全模仿旧式式样，而是采用了诸多创新手法，塔式建筑的一些细部构造中也区别于汉式作法。比如在东、西寺和官渡的妙谌寺塔顶上均放置金翅鸟，便是由于本地多山易酿水患，因此以金鸡来降龙，防止自然灾害。此外，在材料的使用上也有所调整，金殿的建造完全采用金属铜铸，工匠们大胆有益的设计使得昆明地区的宗教寺院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

4.3 园林植物及材料应用

宗教园林中多就地取材，选用朴素灵活的地方性材料，植物栽植方面，由于昆明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无疑为园林的相地选址、空间营造、植物选取增添了更多种可能。首先以地带性乡土植物为主要构景题材[6]，如云南山茶、杜鹃、玉兰、滇朴、松柏类等。外部环境以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自然植物群落为主，内部庭院点缀古树名木，并将乔木以群植、丛植、孤植手法搭配在各种香花类或观果类的植物类型之中。自然式的种植设计将植物体态掩映于建筑物当中，植物隐喻的气节品质寓于空间序列之中。其次，每一寺庙都被赋有特殊的景观特色，如太华寺以银杏、玉兰造景，龙泉观以古梅应景，因由昙花得名的昙华寺，曾以茶花、兰花的培植而盛名远扬。

4.4 小品及意境分析

设计中侧重于融入历史空间，宗教传播者在营建过程中为招揽信徒，在园林中增添了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物景观，如石刻、石窟艺术以及罗汉群雕等，景点的构成还包括一些有趣的民间神话传说，为寺庙赋予了一道神秘色彩。比如现太和宫内照壁上的“鹦鹉春深”的题字，便源于鸣凤山间有凤凰鸣晓这一传说，当时也被誉为滇中胜景。

楹联匾额、碑刻诗文等历史元素的引入，更是以多层次的审美角度，为赏园者构造了一种仿与古人同游的乐趣。宗教园林借古明真，寓意深远，这种虚实相济，心景交融的理景手法，也为宗教园林增添了更多感官之外的体验，颇具艺术性。

综上，昆明地区宗教寺院在多源并流的文化传统影响下，以其特殊的场所环境及世人虚怀若谷、广泛接纳的博大包容胸怀，映射出一个朴实淡雅、自然含蓄、诗意栖居的地域园林文化，赏园过后，不得不使我们赞叹先人不受派别羁束、勇于追求美的自然精神，这些例子足以说明昆明宗教园林高超的造园水平。

宗教园林是在漫长发展过程中潜移默化形成的，它在悠久的历史下必然蕴藏着许多文化、艺术方面的价值，作为民族地区遗留下来的特殊地域文化，值得后人去珍惜和研究。宗教园林文化应得到科学合理的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传承，在保护传承中（下转第77页）（上接第61页）开发。当下盛行的景观旅游开发中，许多细节应引起我们的关注，比如宗教园林空间的整体场所精神，应当基于它的自身特色进行配套设施设计与管理，景观建设中要顺应空间“生长”的需要，充分考虑预留生长空间，因势利导。在设计中，运用已有评价度高的地方性园林植物材料，并定期开展检查维护与修复工作，方能保证宗教园林在时代潮流中继续前进。

（收稿：2013-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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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城市化 模式 创新 大镇设市

“大镇设市”：由城镇化转向城市化

由于“我国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农民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自己转移自己，相应地城市化主要不是农民转向现有的城市，而是农民在发展乡镇企业的同时就地发展乡镇小城镇，于是城市化被改为城镇化，并进一步被发展为小城镇化”（洪银兴等，2000）。应该看到城镇只是一个地域概念，城镇化也只是农业人口进入城镇，由原来从事农业转向从事工业、建筑、服务等非农行业，是农村人口向农村区域内的小城镇转移和积聚的“镇化”过程。而城市化的内涵决不是简单的农村人口“洗脚上田”进入城镇。根据近代西方国家城市化理论，城市化的内涵既有农村人口“洗脚上田”进入城镇，由从事农业转向从事非农行业，农村地域转化为城市地域这样的城镇人口数量增加和城镇数量增加的数量城市化过程，更有增强城市功能、提高城市质量的发展城市本身现代化的和把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等城市文明向农村地域推广和延伸的质量城市化过程，最终消除城乡差别，达到城乡一体化。也就是说，城市化不只是人和物的数量的城市化，更是人和物的质量的城市化，要让进城人员真正融入城市，接受城市生活，享受城市文明。由此来看，城镇化只是城市化的初期阶段，是整个城市化体系中的一个底层部分，它不仅涵盖不了城市化的全部内涵，也体现不了城市化的最重要内容。因此，城市化的发展也必然由以发展小城镇为特征的城镇化走向以强化城市功能和提高城市质量为内容的城市化。

在我国，城市往往是与“市”的行政建制相联系的，有“市”的行政建制的称为城市，没有“市”的行政建制的则称为城镇，通常指县城及中心城镇。根据我国现行城乡行政管理体制，只有行政建制的“市”才有城市建设、规划、管理等城市行政管理权，没有“市”的行政建制的镇则没有城市行政管理权。因此，“大镇设市”，并不是指镇的行政级别的提高，而是把小城镇建设上升到城市高度，赋予其城市定位和相应职权，以使小城镇由城镇化转向城市化。其实质是一种强镇扩权的镇的城市化运动。“大镇设市”打破了我国现行城乡区划对镇的限制，改“镇”设“市”的乡镇，有望改变以往在土地、财政等各种要素资源配置上缺乏的窘境以及镇级行政机构在城市行政管理权限上的限制，从而发展与完善镇的城市功能，增强镇对周边农村地区的福射能力，带动周边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大镇设市”与推进城市化

“大镇设市”将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中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推进方式。

“大镇设市”有助于缓解大中城市压力，发展城市本身现代化。城市化发展是与工业化进程紧密相关的，城市化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与深化而不断发展与前进的。但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与工业化进程并不同步，在城市建设中强调“先生产，后生活”的思想，导致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这也表明我国还会有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人口、规模还会不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有利于推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但是，由于“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人口的增多并不是一个自然吸收农村人口的过程，我国城市的发展与扩张，是靠大量外来人员的涌入而得以实现的，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李浩等，2011）。这种状况使得我国城市人口结构不合理，外来人口大于城市户籍人口，而且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城市人口数量的增长跟城市实际功能的增强并不同步，最终给城市带来了一系列诸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人口拥挤、上学就医难等我们称之为“大城市病”的问题，影响和阻碍了城市本身的建康发展。“大镇设市”，赋予了乡镇城市定位，消除了乡镇在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等方面的职能限制，必将极大的促进乡镇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而随着乡镇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不断改善，乡镇与大中城市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改善了城市基础设施、优化了投资生活环境的美丽乡镇必然会增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人才的吸引力，使农村人口在向城市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得到合理、有序地分流，有助于缓解大中城市的压力，发展城市本身现代化。

“大镇设市”有助于消除小城镇“乡”的形象与心理，促进城镇城市化。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小城镇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涌现出一大批超级大镇，这些超级大镇无论是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还是城区面积、城市建设等方面，都几乎与城市无异。然而，由于我国行政执法权以县一级政府为主体，乡镇行政执法权的缺乏导致其在行政管理上缺乏成效，对很多社会事务管理力不从心，使其对众多的违法、违章行为无法进行有效管理，以致这些乡镇尽管有现代城市的雏形，却呈现出“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市；过了一城又一城，城城似农村”的景象，无法摆脱“乡”的形象与心理。“大镇设市”，将使这些乡镇获得更多的行政管理权限，有了行政执法权，能使这些乡镇合法、有效地解决违法、违章行为；土地使用权的扩大，将使这些乡镇城市建设得以合理、科学规划；扩大财政支配权，将会使这些乡镇在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服务的建设与投入上得到更多资金支持与保障。“大镇设市”，让农村居民在城镇享受到城市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方式，必能极大地消除小城镇“乡”的形象与心理，使农村地区的群众改变旧的农村生活方式，接受新的城市生活方式，享受城市文明，促进城镇城市化。

“大镇设市”有助于推动镇域经济进一步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江浙等经济强省的发展表明，省域经济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县域经济，而县域经济的强弱又取决于镇域经济。而现实是：一方面，乡镇经济的快速发展，致使其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镇社会事务更加复杂，城镇功能多样，需要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另一方面，现行城乡行政区划的约束，乡镇管理部门又无相应的财权、公共服务能力、管理机构，导致乡镇管理部门在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上又心有余而力不足。乡镇“小马拉大车”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乡镇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大镇设市”一方面使乡镇获得了更多、更为直接的社会事务行政管理权，增强了乡镇对其行政辖区内的社会事务等各方面的综合治理，从而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同时，有了一定行政审批权的乡镇，就能简化行政审批程序，缩短行政审批时间，从而提高了行政效率，再加有了相应的财权，乡镇城市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产品将得以不断建设和完善，乡镇的投资环境将会极大提升。环境的改善，行政效率的提高，再加上乡镇的独特魅力和现实发展前景，必将带来镇域经济新一轮的发展。而乡镇经济的繁荣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

“大镇设市”：破局体制的“顶层设计”

“镇级市”的试点改革使“大镇设市”由理论构想走向了实践操作。然而，要使“大镇设市”由试点走向全面推行，还需要解决好其在实行过程中所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尤其是“大镇设市”所存在的诸多政策体制方面的障碍，需要在最高层次和全局立场上进行破局体制的“顶层设计”：

在统领城市和城镇共同城市化的最高层次上考虑“大镇设市”在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就要涉及到调整城市化发展思路和城乡规划修订的问题。“尽管我国城市化道路方针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在不断调整，但总体上遵循了1980年国务院批转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只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2006年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在2008年1月新实施的《城乡规划法》中取消了‘控制大城市规模’规定”（王佃利，2011）。因此，我国现行城市化发展思路，概括起来讲就是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即实行城市城市化和乡镇城镇化。由于城乡规划是指导城乡发展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开展城市和城镇发展工作的依据和指导。因此，推行“大镇设市”就必须要调整城市化发展思路，修订城乡规划，为“大镇设市”取得在城乡规划上的指导与政策支持。调整我国城市化发展思路，修订城乡规划，就是要把小城镇建设上升到城市建设高度，以现代城市的标准来建设和发展乡镇，在城乡规划中明确提出由发展小城镇（城镇化）到推进城镇城市化。

在兼顾基层政区设置改革的全局立场上考虑“大镇设市”在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就要涉及到市县管理体制改革和推行“县辖市”的问题。在行政管理体制上，我国《宪法》中规定地方行政区划体系分为省、县、乡三级，但在实际中，省县之间却存在着一级建制―地区或地级市，并逐渐形成了市管县的行政管理格局。“撤县建市、市管县”的办法，在城市化的初期，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我国现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期，再靠“撤县建市、市管县”的办法来推进城市化发展，已是弊大于利。因此，改革市县管理体制己是必然要求。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法国等国家设置了“县辖市”，日本也实行“县辖市”，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县辖市”。由此，“可把中央、省、县、乡这四级作为行政管理的机构不变，增加‘县辖市’（即‘镇级市’）这一全新（但与国际接轨）的城市建制”（连晓鸣，1999）。推行“县辖市”是对我国长期实行的省级市、地级市及县级市的三级城市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对照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层级管理做法，再加上我国小城镇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改革需求及小城镇长期发展建设所奠定的物质基础，都为推行“县辖市”，变现有的三级城市管理体制为四级城市管理体制提供了良好的实行条件和基础。“县辖市”将消除“大镇设市”在行政管理体制上的障碍，使“大镇设市”有了体制上的保证。

从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角度来说，“大镇设市”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还需要改变城市观念，修改设市条件。城市，从其发展演变过程来看，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多了，经济活动的场所固定了，自然就形成了城市。因此，要尽量淡化城市“市”的行政概念，破除“城市”神秘观点。“城市只是某一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谓‘中心’即是‘点’，或者称之谓‘结点’”（连晓鸣，1999），城市既然只是大大小小的结集点，能大则大，该小即小，不要过多去考证它的行政级别和设立条件。根据国外经验，如法国，只要人口在2000人以上的居民点就可以划定为城市，所以国土面积仅为55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只有5000多万的法国就有3万多个城市；再如美国，以2500人口为划定城市的最低标准，只要人口数达到2500人以上的乡镇，都可以设为城市。而我国现行的设市标准是1993年国务院制定的一个复合标准，不仅有较高的人口状况、经济情况和基础设施要求，而且设有不同的行政层级，最低行政层次为县级市，乡镇被排除在市以外。如果我们能破除对城市的“迷信”，取消城市的行政层级限制，不设置过高的城市设立条件，或是参照国外设市作法，只把人口数量作为设市主要条件，那么这既与城市化发达的国家的成功经验相一致，也使“大镇设市”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洪银兴，陈雯.城市化模式的新发展[J].经济研究，2000（12）

2.李浩，朱文武.镇级市：城市化进程中的新选择[J].人民论坛，2011（24）

篇6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篇7

人类处理信息的能力标志着人类进化程度，整个人类社会以技术为标志的社会演变过程，实质上是人类在信息处理问题上的不断进步、不断更新的过程。至今人类的发展史经历了四次信息革命。社会史前史阶段发生的第一次信息革命，是以语言与数的革命。社会史前史阶段发生的第一次信息革命，是以语言与数的观念的产生、形成为特征的，它奠定了人类把自然信息转化为文化信息的基础。农业文明阶段发生的人类第二次信息革命，是以文字的发明为特征的。在这时期，人类对文化信息的积累、储存和处理水平及信息流动的范围，有很大的提高。这次信息革命，不仅推动数学、天文、地理、历法等的发展，对于积累和发展大脑，对全面处理信息的能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华民族在农业文明阶段重人伦、轻生产，有意排除大量自然科学和生产信息，致使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信息处理始终偏重于社会信息，而缺乏对自然科学技术的信息处理能力，这种现象严重阻碍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度。工业文明阶段发生的人类第三次信息革命，是以牛顿物理学为对力的数量化和分析数学的发明为特征的。对力的定量信息处理方法，渗透到几乎所有经验科学领域，近代自然科学体系是在牛顿力学和近代分析数学基础建立起来。

第四次信息革命发生于20世纪中叶，是以信息的定量化和系统科学的产生为标志的。由于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对信息处理的数量和速度要求越来越高。随着“信息爆炸”，处理信息的手段也在不断提高，从“电子管时代”进入“微电子芯片”的时代，大规模集成电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对信息的储存和处理能力。例如，金融业计算机化、办公计算机化、服务行业计算机化，工业领域实现计算机自动控制。在科学研究中，气象和水文等预报系统的数据自动采集等不仅节省了大量人力，而且信息处理成了经济社会主要运作手段，信息成了后工业经济的主要财富。而且，信息选择方式几乎是人类和人类社会进化特有的方式，人们处理信息能力成了社会文明程度的测试。

信息分为自然信息和文化信息，所谓自然信息指的是物质系统结构及其运动状态，能量传送语言夜文字、符号、图像等加工过的自然信息。科学和技术是人类对文化信息处理的结果。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由自然信息到文化信息转化以及自然信息增殖和文化信息增殖的结果，信息增殖量的大小和信息增殖速率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信息增殖的原因是人类大脑具有信息的发生功能和信息的再造功能。大脑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可以把自然信息和文化信息进行综合，产生新质的信息。这种新的综合依赖于对自然信息和社会信息选择。

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有自然选择、行为选择和信息选择三种形式。自然选择是生命体被动地接受外界选择，只具有发生学意义；行为选择是指自从生命体有思维以后，有了能初步处理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能力，对行为方式（反应）有了一定的选择，这种主动性的行为选择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在文明社会里信息选择处于主导地位，成了人类社会进化中唯一的选择方式，因此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走向。信息选择对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具有重要意义。

以自然信息为主导的信息选择决定了农业文明的形式。工业文明也在对自然信息和文化信息选择的前提下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最近几十年来，由污染引起的生态危机导致物种灭绝速度加快、生物多样性降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趋向单一，能为人类社会提供的自然信息也相应减少，这种减少无疑也将导致由自然信息向文化信息转换量的减少。因此，人类社会发展对信息选择不可避免地具有单面性，这将降低人类社会的信息增殖速率，必将减缓文明的进程。工业文明对信息选择的单面性，还表现在对文化信息选择方面。因为工业文明是在西方工业国家首先发展起来的。对文化信息的选择，偏重分析，偏重人对自然界的征服与对抗。而对全球均衡发展的和谐性文化信息选择较少，又加上受不同价值观念的约束，只注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文化信息，而不顾能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文化信息。生态文明应该克服工业文明对信息选择的单面性，增加自然信息量，提高信息增殖的速率，用信息增殖部分取代人口增殖，同时增加对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文化信息选择，确保能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这就是之所以要确立生态文明观的深层原因。

正是由于信息增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信息产业才得到迅速发展，人类正迅速进入信息文明时代。1980年，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另一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信方向》都预告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两位未来学家宣称，虽然我们仍然认为我们生活在工业社会里，但是事实上我们已进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信息的影响迫使我们尽快修正脑中储存的形象，否则无力应付生存；信息流动加速，而且还深刻改变人们赖以行动处事的信息结构；不仅办公计算机化，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新的信息环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社会记忆，而且计算机把以前难以想象的事情非常容易地解决掉。由于计算机的高度普及，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就业方式，改变了“蓝领阶层”和“白领阶层”的本来含义，甚至也有可能改变人们的观念，从而产生新的理论、艺术，甚至新的经济和政治。

托夫勒在10年后又推出力作《权力的转移》，他认为信息产生了权力转移的动力。信息与数据表、态度、价值观以及其他一些象征符号，再加上理论与实际经验的概括则成为在权力转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信息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社会经济的信息化，这使得许多经济发展的概念很快过时，矿产资源与廉价劳动力将不再是塑造经济腾飞的必要条件。随着多媒体信息网络的出现，形成了超级信息符合经济，信息化的经济是一种快速运转经济，现存的经济秩序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

从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以来，财富观念逐渐从物质财富的视角转向知识、信息。16世纪以前，人们认为财富主要是金和银。到17世纪，人们认为财富不仅是金银和钱，还应包括生活必要品，不论是农产品还是制造品。重农主义学派的魁奈认为，财富是由扣除生产成本后的剩余农产品和矿产品所创造的，商业只不过是重新分配产品，并不创造财富。亚当・斯密则认为财富是由个人或国家拥有的全部交换价值的总和，他相信只要勤奋、节俭就能创造财富。约翰・雷德认为，个人往往通过获得早已存在的财富而致富，而一个国家则往往是靠创造新的财富来致富。他十分强调发明创造是创造财富的主要途径。到了19世纪，李斯特认为，一个国家的昌盛是建立在生产能力的发展而不是建立在财富积累基础上的。到了20世纪，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认为工具和机器不但是劳动储存，而且更重要的是信息储存，因为凡是投入生产性劳动的地方必须要同时投入信息。此外信息同资本一样可以积累和储存而备用，一国信息的储存是它的主要宝贵财产，也是财富的最大潜在来源，因为信息可以通过把“非资源”转变为“资源”，这已成为创造财富的基本原则。

在信息文明时代，人民是财富的创造者。新的创造财富的体系，主要依赖专门的技术知识和组织，才能与熟练劳动力配合，同时还要依赖那种善于识别和利用市场机遇的敏锐经营的头脑。所有的技巧、能力和专业知识都来自于教育，因为教育不仅包含着个人对信息和实践经验的积累，而且也包含了社会对历史文化信息的积累，因此教育应该是信息文明时代最大的财富创造行业。

汤姆・斯托尼尔《信息财富――简论后工业经济》一书中指出：信息已经部分取代了工业社会对土地、劳力和资本的需求，也减少了对原料的需求。信息创造了崭新的产业部门，成了知识产业的原料。在后工业社会中，政府不但是最大的信息创造者、协调者和提供者，也因拥有最大的信息而成为后工业经济的投资者。信息就是财富可以创造财富的观点已经较符合生态文明的基本原则。

信息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美国信息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现已超过70%。美国一直占据全球信息业市场份额的第一位，2006年美国信息产业增值达到1.03万亿美元；2006年日本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产值为2144.5亿美元，信息服务产业销售额约为1274.1亿美元；2006年欧盟信息产业规模达到8641.7亿美元；2006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实现销售收入4.75万亿元，全国通信业务总量完成1.53万亿元。在信息产业方面，尽管发展中国家起步晚，但其差距要比工业方面的差距容易缩小。信息产业缓冲一部分人口就业的压力，尤其是众多的人从事这种低能耗、少污染的工作，这就为在生态文明时代解决人口就业而进一步解决工业代谢污染问题带来希望。

尽管中国目前仍处于工业文明中级阶段，农业文明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只要扶植信息产业，这样便可以花很短时间使处在工业文明时代的社会迅速转入信息文明时代。信息产业将为中国大量人口从事低耗能工作提代机会，这将有利于减少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所必须支付的环境代价。

信息就是财富的观念对于生态文明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应该是集中投资，大力扶植信息产业，充分利用信息财富也可创造财富的特点，创造新的财富，利用信息对有限的资源进行优化管理，发展现代集约持续农业，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采用绿色工艺和绿色技术，避免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第五次信息革命，他引发第五次产业革命。在这场产业革命中，芯片成了信息载体，成了信息的“物化”，使信息在文化意义上成为原材料。同时芯片不仅成为在流水线上原材料，而且也成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原材料。“信息高速公路”兴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使“地球相对缩小”，人们相距“更近”而成为“地球村民”，而且还在于它进一步促进信息经济的发展。

如果说工业文明是以物质生产为主，把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经济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资源，大幅度提高产品的知识含量和高附加值，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集约化程度，以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形式，那么可以说信息文明将为宏观经济信息的采集、传输、存储、共享、处理、分析、综合提供全新的技术体系，使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建立在及时、准确和科学的基础上。可以说信息和知识的差距、信息和知识匮乏是造成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信息高速公路”直接导致信息经济的发展，它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经济活动得以在广阔的空间，以经济、合理的方式运行，这可使信息财富的增殖空间扩大到全球乃至宇宙范围。信息经济又是典型的低碳经济，由于电子信息技术、计算机等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物耗和能耗，在信息经济中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都是较低的。信息经济可避免高物耗和高速资源消耗，减轻环境污染，进一步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成为生物圈可持续发展和人类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必要资源节约手段。

“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一方面将为落后国家提供机遇，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增大南北信息化程度的差距，进而增大贫富差距。中国应该抓住机遇，迎接第五次信息革命的挑战，在建立“信息高速公路”时，应该考虑到东西差距、沿海和内地的差距。信息文明是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应该考虑先在工业文明程度高的城市间首先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在工业文明落后地区，应该在提高工业文明程度的同时加强农业文明建设。中国既有发达的工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衔接。

1.5 互联网到互感网的信息范型转变为全球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供了全新的管理手段

1969年9月2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着开网络数据传输的先河，使互联网诞生。它的诞生引起了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又一次革命。互联网使世界合为一体，使人类迈入了信息时代，极大地缩短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人类居住的地球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互联网汇聚了地球上的各种信息，是地坏村的村民接触世界、了解世界的最大平台。在2002年，全球使用互联网的人数超过5亿，2006年这一数字超过10亿，2008年全球的网民突破了15亿。截至2010年初，中国网民数量已经突破4亿，居全球第一位，中文网站数量已经超过了300万个。可以说，信息实力已经是一个国家成为大国不可缺少的支撑力量。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了信息时代，通信技术和信息加工业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999年，在“互联网”的基础上提出了“物联网”的概念。物联网指的是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的基础上，将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射频识别装置、激光扫描器、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等装置）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通过装置在各类物体上的电子标签、传感器、二维码等与无线网络相联，给物体赋予智能，从而实现人与物体的沟通和对话，实现物体与物体互相间的沟通和对话。物联网用途广泛，可运用于政府管理、公共安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智能交通、智能家居、公共卫生、公民健康等各个领域。据预测，如果物联网全部建成，其产业要比互联网大30倍。2001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研制出了第一个智能灰尘（Smart Dust）它由微型控制器、传感器、无线收发机组成。由于应用了纳米技术，现在智能灰尘小到几毫米甚至更小，配上不同的传感器，智能灰尘就可以用到不同的地方，随手撒出一把智能类尘，每个单体智能灰尘就能与相邻的灰尘建立数据通信联系，形成一个无线网络。智能灰尘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物联网的发展。2005年11月17日，国际最信联盟（ITU）的《ITU互联网报告2005：物联网》指出：无所不在的“物联网”通信时代即将来临，世界上所有的物体从轮胎到牙刷、从房屋到纸巾都可以通过国际互联网主动进行交换，射频识别技术、传感器技术、纳米技术、智能嵌入技术将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中国的“物联网”研发技术目前已处于世界前列，海尔集团于2010年1月23日推出了“物联网冰箱”，除了普通冰箱的储存食品功能外，可以通过与网络的连接，实现冰箱与食品的对话，让消费者随时了解超市的商品信息，帮助人们制定合理的膳食方案，同时还具有强大的生活和娱乐功能，其意义不仅在于它代表了家用电器的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它将逐渐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篇8

关键词：城镇化；凉山州；农村教育资源；创新配置

一、城镇化背景及农村教育资源概述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我国"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中均提到加快我国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内容。推进城镇化的目的在于造福百姓，富裕农民，其重心应该是全面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发展农村经济。

（一） 城镇化背景概述

城镇化概念的使用在我国最早见于辜胜阻《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一书。现较为普遍的解释为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的动态发展过程。一方面，城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是对城镇化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人的城镇化并不仅是指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使得城市规模扩大这种纯粹空间意义上的城镇化，还应该包括城镇化地区人口整体受教育的水平、文化程度、思维方式的全面城镇化。怎么在实践中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与研究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教育资源配置的问题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发展农村教育，完善、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是推进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城镇化是方法和途径，而不是最终目的。通过城镇化的手段来改善农村面貌，改变农村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惠及群众、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发展经济才是最终目的。因此，城镇化必然包含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内容。

（二）农村教育资源的配置

教育资源是指维持、组成、参与并服务于教育系统的一切资源。按照性质和组成内容不同，教育资源分类可以分为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时空资源、信息资源、文化资源、权力资源、制度资源、政策资源、关系资源等。1教育资源配置是教育活动中关系到教育公平与效率的最关键的环节，也是城镇化过程中发展农村教育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首先，农村教育资源配置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城镇化过程中缩小与城市教育资源存在的差异，其次，就农村教育资源本身而言，需要进一步优化各类资源之间的配置。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有不少外国学者给出教育资源配置好坏的标准2。而我国教育学界总结的现阶段我国农村教育资源配置主要面临着两方面困难，分别是教育投资短缺、政府教育拨款不足和教育投资利用效率低下。农村教育资源配置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作为教育资源应该在国家财政体系中获取多少支持，其次才讨论城市教育资源和农村教育资源二者之间的配置，最后才是农村教育资源怎么配置的问题。农村教育资源除了给钱，还需要思考如何运用绩效评价的支出管理方式建立以教育质量为中心的教育绩效评价机制，科学评估农村教育资源利用率，通过研究评估结果促进农村教育资源配置的进一步优化。

（三）城镇化视域下凉山州农村教育资源创新配置的必要性分析

1.城镇化发展带来的挑战

党的十报告多次提到城镇化问题，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学龄人口的优质资源不断向城镇集中，城镇化发展对农村教育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城镇化给农村，尤其是西南偏远山区的教育带来了办学效率低下、教育不公平、教育质量下滑和社会效益不高等方面的困境。2016年3月召开的凉山州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对凉山州未来五年的城镇化进程做了详细的规划，其中一点提到："到2020年，促进约30万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1%左右。"3在城镇化背景下，对凉山州的农村教育资源管理与创新研究，如果仅限于静态层面的研究，明显赶不上实践发展的需要。因此，对城镇化视域下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创新的研究无论从理论上来讲，还是从实践层面来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理论及实践的客观需要

从理论上来看，教育资源管理问题涉及到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知识。本研究是教育行政学、学校管理学以及教育经济学的学科理论的具体运用，因此，在城镇化视域下研究以凉山州为代表的农村教育资源配置问题不仅有助于研究视野的拓展以及方法论的创新，促进教育科学的发展、推动和充实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益理论以及"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政策和理论的研究，而且将对在城镇化背景下制定凉山州农村教育发展策略具有借鉴意义，同时对其他农村地区教育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从实践上来看，对于凉山州农村教育资源管理与创新的研究，着重解决如何优化资源的配置，提升教育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这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农村教育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对探讨农村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劳动力资源质量的改善以及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中，教育资源的需求和供给矛盾突出，而有限的教育资源又存在配置不当、使用效率低的问题，探索教育资源管理与创新，有利于各级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有效配置现有教育资源，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农村义务教育在经济转型中提高质量；有利于加快农村教育改革。国内对于西部少数民族农村教育的现状披露与对策研究限于静态层面，对于我国城镇化进程大背景下的内容并无涉及。

二、城镇化视域下凉山州农村教育现状及问题研究

（一）凉山州地区社会状况的特殊性

凉山州位于四川盆地和川西南山地之间，是中国东部湿润亚热带气候和西部干湿亚热带气候的分界线，因山高气寒，故被称为凉山，但凉山这个词到了清代才开始在文献中出现。凉山州部分区域与云南省相接，全州面积约6万平方千米，总人口超过470万，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也是一个拥有众多民族居住的自治州。

1.凉山州地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凉山州带给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贫困。据相关资料显示，凉山州是我国最后一个消除奴隶制的地区，1956年在全国的民主改革运动之后才摆脱了奴隶制、农奴制和封建制并存的落后局面。凉山州长期贫困的局面拥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长久以来的贫困、生产效率低下、生活方式落后以及特殊的地理环境，让凉山州地区的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虽然六十多年来其依靠全国发展带来的红利、国家扶贫工作的帮助及自身的发展让凉山州的贫困局面得到了一定改善，但是依旧贫困的现实仍然是凉山州地区发展时面对的最大窘境。由于财政供给能力不足，师资力量不够，区域内的教育发展极度不平衡，城市与农村教育资源差距非常大。

2.凉山州地区民族状况具有特殊性

作为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凉山州地区还有藏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交错杂居的特点，凉山州的人口状况和民族状况都有其特殊性。凉山州的少数民族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深深影响着这个地区的人口状况，当地人普遍存在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因此这里的出生率高于其他地区；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生活方式不科学，又使得这里的死亡率较全国平均水平更高、人口平均寿命更短。在这个六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彝族的人口占全州人口一半以上，加上这个地区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使得这里的地区发展带有非常明显的民族性。浓厚的彝族文化氛围与汉族的文化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某些落后的彝族文化氛围又体现了这个地区精神上的贫困：听天由命、迷信鬼神、重男轻女。这些都大大制约了凉山州地区教育的发展与进步。

3.凉山州州内各地发展不平衡

由于凉山州地区的地势起伏大，地形破碎，导致了这里的交通极不方便，两个地点之间的距离不可能以直线距离来计算，交通建设也因此非常困难。而修建大型公路工程量极大，成本极高，很多技术难题难以攻破，导致了这里的道路建设举步维艰。各个地形单元之间由于交通不便，联系困难，所以相互之间非常闭塞。虽然成昆铁路和雅西高速这样的大型交通工程为凉山州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这两条生命线未穿过的地区并没有享受到最直接的便利，这也让这些偏远的地区相较于铁路、高速公路沿线地区的发展更加落后，使得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另外，由于地区之间的自然差异明显，例如矿产资源分布差异以及农作物种植选择差异，也让凉山州内各地区之间的产业比例有着很大不同，导致了各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差异明显。

（二）凉山州农村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1.凉山州农村群众受教育程度低

凉山州农村地区整体教育状况落后，尤其是彝族人口受教育程度大大低于其它少数民族。十年前，凉山州农村地区教育完全不被当地群众重视，甚至有很多村民认为读书不仅浪费时间，还浪费钱。这导致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凉山州的农村教育体现了大多数西部农村教育的特点，即入学率低，升学率低，辍学率高。但实际上在凉山州的农村地区，"两低一高"的状况体现得更为突出，这也使得当地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提高面临更大的困难。不仅如此，正如大多数西部山区农村地区，凉山州农村地区落后的性别观念也让当地的受教育程度在男女比例上呈现出极大的差异，甚至在近些年也还有大量的女性学龄儿童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近几年，在凉山州的农村随处可见类似"穷不读书，穷根难断，富不读书，富不长久"这样的宣传标语，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地政府正在作出努力试图改变教育不受重视的现状。

2.凉山州农村地区硬件教育资源配置滞后且不合理

近年来凉山州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但是在很多偏远农村地区的校舍建设依然存在很多问题，这些校舍建筑很多都是用简单的材料修筑，有些年久失修或是更为破败的校舍甚至不能抵挡当地恶劣的天气，这一现状不仅对学生的学习造成很大的影响，也对学生的健康和安全产生着威胁。除此之外，凉山州农村地区学校的基础设施和设备也存在很多问题。一些落后地区的学校，必备的课桌和凳子都很简陋，高低不一，难以保证正常书写。地形状况的限制又让一些学校连一块像样的操场都没有。在这样的硬件状况下，读书变成一种非常困难的事情。虽然近些年国家对凉山州农村地区教育的援助力度不断加大，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是该地区教育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仍然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3.凉山州农村地区教育师资配置和学校管理不合理

首先，体现在凉山州农村教师的总体学历水平低。以往有大量的初中毕业生被推上小学的教师讲台，这些教师的文化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地区一个合格教师所要求的文化水平。其次，虽然有些条件稍好的学校聘用了一些有着正规师范学历的老师，但这些老师所学的专业与他们的授课内容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在凉山州的农村学校，时常可见一个老师横跨几个科目，科目之间的随意变动也是屡见不鲜。这些都不能严格保证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最后，凉山州农村地区的学校在管理上也存在很多问题。管理水平低、管理制度松散、缺乏民主决策等，都让这些学校无论是学校管理学生还是学校管理教师都存在恣意和无序。

（三）凉山州农村教育所面临困境的原因分析

1.贫困使得凉山州农村教育面临困境

贫困的局面导致了这里的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校舍和必要的教学器材难以满足教学需要。提供诸如村道、校车、图书馆这样的辅助类设施和设备更是无从谈起。贫困也让更多的人稍有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逃避这里。该地区的年轻人非常憧憬大城市的生活，因为落后的经济状况，少有的能读书的年轻人在大城市学成后并不愿意回到家乡，外面的教师也很少愿意来到这里。凉山州与周围其他地方经济水平的巨大差距和其内部的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让很多优秀的教师不愿意选择凉山州的农村学校作为自己的职业归属。贫困与落后的教育资源又形成了恶性循环，让凉山州的农村教育发展愈加困难。

2.思想文化落后让凉山州农村教育难以摆脱困境

由于凉山州在民主改革运动之前长期处于蛮荒的奴隶制社会，现代教育在凉山州起步较晚，所以这里的思想文化大大滞后于其他地区，教育观念的落后就是一个最大的体现。落后的文化和教育观念仍然深深影响着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这里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相对保守和封闭的状态，对外来文化持反对，排斥态度。家长教育意识相对薄弱，没有站在发展的角度为孩子的未来做打算。凉山州的农村地区对待教育有一种特别普遍的思想：读书太花钱，不如去大城市打工。诚然，没有厚实的经济基础，确实让这里的村民很难负担长达十几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年轻村民背起行囊到大城市打工确实弥补了一些经济上的困难，但文化的匮乏和知识的欠缺，让这些年轻人并不能创造更高的价值。接受教育才是长久之计。

3.教育资源投入失衡造成农村教育面临困境

近年来中央政府对凉山州的教育资源投入逐年增加，但是这些教育资源的投入还是呈现了城乡分配不均的特点。植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当地政府的教育投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模式，教育投资层层下发，教育资源的投入先满足省会城市，其次是地、州级城市，再次是县级城市，随后是乡镇，最后才是边远农村地区，而"自上而下"的模式，会使城乡之间教育的差距越来越大，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出现两极化的发展态势，这也导致凉山州偏远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稀缺。4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上下级联动不畅也使得教育资源的投入未达到预想的效果，投入缺乏针对性，精细化程度不足也造成了不同地区之间同时存在教育资源浪费和教育资源匮乏的情况。

4.城市化进程让凉山州农村教育受到强烈冲击

城市化带来的是城市人口增多，农村人口随之相对减少。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到城市工作和居住，也留下一部分人在农村，这里面就有很多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教育一直以来就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家庭教育缺失让他们在接受教育的时候就少了一部分的教育约束，他们只能依赖于学校教育，这一特点导致了凉山州的农村学生，自身的学习动力就有很大的不足，也更容易辍学。城市化也让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城市规模扩大的同时或多或少会抢占一些农村的教育资源，这就使得凉山州的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出现两极化的发展态势，也导致了相对偏远的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相较于城市地区更加稀缺，城乡教育的发展也更加不平衡。

三、国外对农村教育资源配置的经验及借鉴

农村教育资源配置不仅仅是我国农村地区面临的重要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日本和韩国这类同属亚洲的国家在教育事业发展进程中曾同样面临过这个问题。因此，他们在解决农村地区教育资源供给与配置优化的相当一部分措施，对于我国诸如凉山州地区的农村教育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韩国

1960年后韩国，随着城镇化和产业化的飞速发展，出现了城市农村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剧增，农村地区人口流失逐年上升的状况。从1970年41.1%的城市化水平到2006年高达90.2%，到目前为止城市化还在呈上升趋势。5为应对城乡失衡问题，1970年4月，韩国时任总统朴正熙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村运动"，内容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工业发展以及新村教育，其中"新村教育"作为新村运动的核心，具有"二元经济"转型期的特点，包括扫盲教育、文化教育、道德教育等。

农村社会的急剧变化引发了许多农村教育的问题，农村学龄人口减少、教育经费短缺、教师资源不足等问题突出。为了改善农村教育的现状，针对农村教育的突出问题，韩国政府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使得农村教育得到稳步发展。

1.相关法律的制订颁布过程

1949年《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所有国民都有接受六年制初等教育的权利，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要为义务教育的顺利进行设置必要的学校设施，学龄儿童的监护人有让其监护的儿童接受初等义务教育的义务。6此后，由于初等教育的学校数量迅速增多，升学竞争也越显剧烈，对此韩国政府于1969年出台"初中免试升学制度"，九年制义务教育由此全面实现，并在1984年将"九年制义务教育"新修订定进《教育法》。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义务教育，1967年，韩国还颁布了专门法《岛屿、僻地教育振兴法》，在农村、渔村、山林开始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其主要内容包括：优先解决岛屿、偏僻地区学校用地、教室和学校网站等必要教学设施设备；给予岛屿、偏僻地区的在职教师优先研修的机会，并支付研修所需的经费；按照地区的级别划分向教室支付津贴等。

2.农村小规模学校合并政策

1981年韩国教育部准备开展"小规模学校合并政策"旨在解决农村适龄教育人口日益减少的问题。以"面"（韩国的行政区划单位，相当于我国的"乡"、"镇"）为基础开始推行，以学校人数为标准进行合并，统一组织与管理。该政策的推动实施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减轻了教师负担，同时还促进了闲置校舍的有效使用。在忠清北道，从1982年到2014年间，成为"废校"的235所乡村学校中有4所被造成为运动员的训练场等教育设施，10所被改造成为免费的公共文化场所，5所被改造成为地方性政府的盈利性公共场所。7这样的利用方式既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方的财政收入，又丰富了当地农村居民的生活，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3.义务教育外的扶持、特惠政策

2009年，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实施了以针对国内所有的幼儿园，对低收入家庭进行资助为项目主要的内容的"幼儿学费支援计划"。为弱势群体儿童提供无偿的学前教育，减轻低收入家庭的经济负担，同时也相当于普及了学前教育。为增加农村大学生的入学机会，韩国政府还修改相关法案，颁布农村学生大学入学特惠政策，从1994年开始，为农渔村出身的大学生提供无息贷款；从2004年开始，为农渔村出身并学习农学专业的大学生提供学杂费补贴。8

4.农村教师的鼓励政策

按规定，每隔2至4年，部分韩国教师要在城乡学校之间进行调动换班，为鼓励教师自愿到农村地区任教，政府为农村教师提供津贴，增加工资外的教学奖金，改善教师膳宿条件等。除鼓励政策外，也有一定的强制手段，持有教师资格证的教师在申请教职时，必须服从分配，到同一行政区划内的不同地区的学校去。以此吸纳更多的优秀教师到农村任教。

（二）日本

近代日本教育始于1872年的《学制》，到1879年废止并公布《教育令》，再到1947年的《日本教育法》和《学校教育法》，成为日本义务教育的制度演变过程。基于二战的特殊历史背景，战创后的日本农村教育面临崩溃，校舍被毁，许多教师学生被迫疏散或者被动员参加劳动，放弃学业。为此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教育基本法》与《学校教育法》，明确了在日本农村教育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原则--教育机会均等原则。在此大原则下，日本政府依据《学校教育法》，在农村教育方面做出以下的努力。

1.重视普及边远地区的义务教育

1954年日本制定了《边远地区教育振兴法》，以提高条件设施差的山区和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的中小学教育水平，拉小差距。主要体现在对学生住宿费的补助，对偏远学生的走读费补助，特殊地区的餐食补助等，保证每一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2.建立完善的农村教育财政保障机制

日本的《教育基本法》、《义务教育费用国库负担法》和《义务教育诸学校设施国库负担法》规定："日本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国家财政负担，其中包括由国家财政直接出资部分和地方财政中以转移支付形式分担的部分构成。地方的义务教育学校和公立学校教育费用，分别由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二级财政按教育财政法令规定各自负担。"9地方财政分担的转移支付金即国家按照一定的比例将地方交付税返还给地方行政团体，日本农村义务教育中的地方分担费用，实则地方税收的返还。其大部分用于教职工的工资、学生的补助、福利保障费以及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因此，所有的教育经费实质上是由国库直接和间接负担的，保障了经费的有效到位。

3.提高教师地位，建立教师交换、轮岗制度

日本明确规定，教师的社会地位与一般官吏相同，并根据教龄的增长，给予不同程度的加薪。为提高农村教师的综合素质，保障农村教育师资的充足，还建立了教师的交换、轮岗制度，保证师资力量与教学水平的均衡发展。具体实施表现为，每3到5年期间内，各学校要进行师资轮换调整的工作，同一教师不得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超过5年。

4.合并小规模的农村学校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1991年的日本农村，人数在499以下的小学数量占全国小学总数的68%，且近年来此数据有逐年下降的趋势。10可以看出，日本正大兴将农村学校合并，且按照在校生人数的标准划分合并。

（三）对韩日农村教育资源配置的经验借鉴

根据以上对日韩农村教育资源配置的经验分析，可以发现两国在某些方面有相似的做法，比如：重视振兴边远贫困地区的教育并颁布对应的法律，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合并，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提高教师的工资福利、学生补助与教学设备基础建设资金投入以及城乡教师流动换岗制度。作为同为我国边远贫困地区的凉山州，国家、政府应重视紧抓凉山州的教育，学习韩日的先进经验。首先颁布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从立法上规范建议；其次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改变贫困现状，将教育资金作为首要经费投入；最后学习借鉴城乡教师流动换岗制度，保证优秀教师资源的注入。

当然，韩国与日本在各自的农村教育上也有比较特色的制度值得借鉴。一是，韩国义务教育外的扶持与特惠政策，在义务教育前的学前阶段与义务教育后的大学阶段给予贫困农村地区的学生扶持和帮助，保障他们受教育程度的完整性，降低辍学率。二是，日本的教育相关法律的颁布较为系统完善，比如，仅仅关于国家实施就学奖励的法令就有很多部，《学校给食法》、《学校保健法》、《学校安全法》等，均对学生的学习用品费、餐食费、偏远地区走读费等补助予以详细规定。三是，日本的农村教育财政保障机制，学习日本的财政转移制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确保其成为一项制度，缩小城乡差别。

四、凉山州农村教育资源创新配置的建议研究

城镇化背景下凉山州所面临的教育资源配置与创新问题也正是很多类似农村地区正在面临的问题。一方面，农村教育是我国整个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我国农村的繁荣，而且关系到我国21世纪现代化建设全局。另一方面，资源总是稀缺的，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可利用的教育资源总量是恒定不变的，因此，如何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从而实现可利用教育资源效益最大化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因此，笔者根据凉山州农村地区的特殊情况，对该地区农村教育资源创新配置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资源配置理念--"公平高效"

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要做到"公平"，就要尽可能地考虑到地区及类别差异，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进行调节和修正。不仅要保证资源配置从计划实施的一开始就是公平且科学的，也要保证资源配置的结果是符合"公平"要义的。而要做到"高效"，一般从市场的角度来说，我们往往用投入产出比来考量项目的经济效果，那么在教育方面，我们也同样要考虑到投入的经济成本以及这些成本会给本国带来的效益来考量教育制度的合理性。况且，教育本身的特殊性，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为经济上的，更会产生极其广泛的囊括社会、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影响。凉山州地区的教育问题，对于该地区是否能够摆脱贫困，更是至关重要。而在配置方式的选择上，无论是采用混合型资源配置方式、市场型资源配置方式、计划型资源配置方式等的哪一类，教育其本身作为国家产业，其最终还是要以尽可能多地取得效益作为发展的目的，同时，也可以相应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

（二）对财力资源配置--"专项转移"

"专项转移"作为一种被广泛适用的财政的宏观调控手段，同样作用于教育领域。而基于我国自身的特点，如版图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地区间各方面发展差异较大等。教育转移支付制度，对于缩小地区间财力差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起更是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凉山州作为贫困地区，其义务教育工程属于专项拨款项目。要完善教育转移支付制度，我们应做到：完善事财匹配的管理机制，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清主次，按区域担责；完善项目设计的科学机制，统一设计，专项管理；完善项目整合的工作机制；完善提前告知的工作机制，做到中央与地方预算编制同步，那么就必须保证地方预算编报的完整性，确保地方配套的资金能够及时落实到位，以利于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及时落地执行，这样才能有利于人大和各方面监督；完善项目绩效的评价机制，制定一体化绩效评价机制，将绩效和专项转移支付挂钩，；完善透明公开的监管机制，专项转移支付环节的主要环节可以公开进行，建立科学的定期报告与审计制度，要做到地方紧跟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进行管理和约束，要使教育专项真正独立，提高资金使用率，不被其他项目挪用挤占，真正做到专款能够专用。11只有这样，才能从制度上确保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基础性供给，确保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三）对人力资源配置--"灵活分配"

我国现在的教育资源分配模式通常为"城市优先"，农村与城市的教育往往被人为割裂看待，这样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模式使得现如今部分发达城市地区与偏远农村地区的资源差距达到了令人瞠目的境地。分配不均而产生的教育上的严重差异会进一步地影响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这样不均等的社会发展程度又会反作用于教育本身。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从源头上，阻断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

想要补足现存的这种"二元教育制度"，在人力资源的分配上，就要做到整体合理与部分倾斜相结合，强调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重要性。要促进和保障优秀教师到凉山州地区从教，就必须建立教育公务员制度，保障农村教师入编，稳定教师群体；完善农村教师财政投入制度，保障农村教师在当地的各项福利与社保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并且建立相应的监督与审计制度；尽快解决农村教师代课问题，制定代课教师的聘用、考核、辞退整体标准，提高代课教师的待遇水平，争取将长期代课教师入编，保证教师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各项事由；必须完善凉山州农村地区中小学教师的培训制度，由各级地方政府制定具体的培训措施，建立对各地教室培训质量的监督和管理体制，培训要立足于当地的农村教育的基础实践，提高教师的教育素质和教学能力。12

虽然前文强调了教师的安置工作，但是在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必须考虑到市场对教师资源配置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如果仅由各地方以行政强制手段直接干预教师流动的话。只会导致教师调动困难，打击教师群体的工作积极性，也违背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因此，若要采取行政手段调控教师群体的流动，首先就要为来到凉山州工作的教师提供良好的劳动力价格以控制教师的流动走向，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教师待遇的合理调整；二是提供流动成本对流动教师进行经济补偿；三是对不同的流动教师进行差异补偿（包括地区差异和校际差异等）。其次，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流动模式，是"教师交换"和"对口支援"等补足型模式，还是教师定期轮换的全员流动模式。当然，选择不同的模式后具体应如何操作还需由凉山州本地政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13

（四）对信息资源配置--"远程共享"

凉山彝族自治州地处偏远，其复杂的地理环境，特殊的地貌特征使得这里长期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其基础设施建设难度也远远大于其它地区。那么，从发展教育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既然短时间内还没有办法改变当地的地理环境，那么也可以暂时用其他手段弥补当地的地理与师资缺陷，使当地人能够接触到发达地区的先进教育；另一方面，也要改变当地人对传统教育的错误认识，纠正他们的"读书无用论""女孩读书无用论"，让他们真正地知道读书能够带来的好处。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远程共享"这一信息武器了。现代远程教育是利用计算机网络及卫星数字通讯技术进行的先进技术手段，具有空间自由、资源共享、系统开放、简便快捷等优点。一般来讲，学校各自发挥自身的学科结构和师资优势，选派优秀的老师前往凉山州进行交流，传授先进的教育经验，并且与对方学校互聘短期教师并承认教学工作量，允许学生跨校选择网络课程，实行教材资源共享，合作订购教材，互通有无，两校学生之间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两校合作培养学生，合作培训在职教师等。

对于凉山州等贫困地区的学校来说，其可利用的自身优势不多，且没有远程通信设备，那么就应由政府出面，组织在学校内部或者一定区域范围内安装远程信息交流设备，组织学校与发达城市的学校达成定点的长期一对一友好合作关系，借助先进的信息交流公共平台，让凉山州的孩子能够远程学习到其他学校的课程，同时与该校学生结成学习小组互帮互助，借助有趣新颖的现代教学模式和同龄人的相互鼓励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电化教育其本身的灵活性，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有效地克服该地区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师资不足的问题。同时，凉山州的老师们也可以借助远程信息技术与对方学校进行交流，定期学习最新的学科知识和教学理念，提高当地教师的职业素质。此类帮扶项目也不光仅利于凉山州学习，对方学校也可以由此学习彝族自治区当地的风俗文化和语言，了解我国不同民族的差异，开阔学生和老师的视野，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

结语

本文的完成离不开学院的支持与老师的指导。在此，特别感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给予项目的支持，感谢凉山州美姑县侯播乃拖乡板诺洛村小学的能子尔衣校长及吉列阿佳老师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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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78年，Benson给出了教育财政体系运行好坏的三个判断依据：教育资源分配的效益如何、提供教育服务是否充分以及教育资源的分配是否公平。1991年Levin又将这三个标准扩展为： 经费是否充足、教育资源的使用是否有效率、资源配置是否公平。1996年Csatro-Leal就非洲国家马拉维的教育改革对贫困人口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 从公共教育资源分配效应角度论证了政府增加教育投入在反贫困政策层面起到了显著效果。

[3]"未来五年凉山城镇化进程大提速"，凉山州政府门户网站，2016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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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夏茂林，冯文全.城乡教师资源均衡配置问题探讨[J].教育科学，2010，01：75-79.

作者简介：

施乔（1994-），女，四川安岳人，就读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学历，主要从事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

张伯骏（1990-），男，四川温江人，就读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学历，主要从事诉讼法学和司法制度研究。

陈雪欢（1992-），女，四川成都人，就读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学历，主要从事金融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