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土地征地拆迁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集体土地征地拆迁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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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近三年来，我县累计实施城市重点工程近30个。全县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较多，拆迁房屋1400余栋(总面积达34，3万1112)，90％以上为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做好农村集体土地征地拆迁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城乡发展的空间布局，提高了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但是，土地征收拆迁对农民群众的影响也较为明显，为此，我县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完善征收工作制度。在工作规范上，为使集体土地征地拆迁工作始终在科学规范的原则下开展，我县早在2008年就分别出台了《兴国县县城规划区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兴国县县城规划区内预留土地管理暂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对集体土地征地拆迁工作环节、预留土地、补偿标准、计算方式进行了明确分解和细化。其中，明确了村集体预留土地的标准，用于村民建房、公共设施建设和生产经营。但鉴于城市规划管理、杜绝私搭滥建的需要，实际落实的预留地面积不多。特别是在2011年6月份全市开展集中整治违法违章建筑工作以来，兴国县委、县政府明规定不再执行预留地政策。同时，针对实际工作中因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导致原有拆迁补偿标准现难以被群众接受的现状，我县目前正在积极组织调研，近期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原补偿标准进行合理调整。在队伍建设上，专门成立了兴国县城市建设征地拆迁协调办公室，专职负责县城规划区内征地拆迁协调、实施工作，单位性质为县政府直属正科级事业单位，现配备有正科级常务副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在编干部6名，借调人员近20名，三年来共提拔重用参与征地拆迁干部22人。

2、落实补偿安置措施。征地补偿方面，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和《关于公布全省新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规定标准，把土地补偿、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直接拨入村开设的征地补偿专户，依法发放和使用。拆迁安置方面，我县对征地拆迁(含国有、集体土地)对象，实行产权调换、宅基地安置并行的做法，其中宅基地安置是在对拆迁房屋按重置成本进行货币补偿后再按主体房占地1：1返宅基地安置，目前全县使用土地安置面积600余亩。2011年6月以后，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杜绝私下非法交易土地，我县明确县城规划区内新征地项目不再设立宅基地安置区，土地房屋征收过程中所涉房产一律实行实物或货币安置。房屋征收原则上以政府统建房或货币安置为主，对农民强烈要求以宅基地安置的，按规定安排在县城规划区以外异地安置，并按程序报批。社会保障方面，严格按照《关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赣府厅发[2008]82号文件)和《关于印发兴国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实施办法》(兴府办发[2009]14号)规定，对符合人均耕地低于0.3亩以下标准的失地农民，由乡、村、组登记造册报县农业局审核后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我县已经发放失地农民证4900本，办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4400人，办理被征地农民低保1500人。

3、严格规范工作程序。一是按程序组织征地。即按照县政府项目批复或发改委立项批复一征地公告一组织现场调查一拟定补偿安置方案一进行实地丈量登记到户一组织听证一与村、组签订征地协议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一资金发放支付登记一组织材料依法报批一依法供地程序进行征地工作。真正做到征地工作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二是按程序组织听证。每次征地均由县国土部门按规定组织补偿安置方案公开听证会，参加人员包括乡村组干部、征地农户代表、项目指挥部工作人员、社保局、民政局等，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群众的合理意见、诉求尽量予以采纳和满足。三是按程序组织拆迁。按照“拆迁方案公开、拆迁数据公开、补偿安置公开”的原则，坚决做到依法按程序组织拆迁工作，在依法办理项目用地的征地拆迁合法手续后，由县拆迁办负责组织协调有关部门、中介机构做好土地、房屋及地上附着物的现场勘测调查、登记、丈量、评估等工作，协调各重点工程建设指挥部以合法的征地拆迁主体名义与被征地拆迁单位、个人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协议书，严格落实县城规划区征地拆迁工作方案。2008年起至今，共拆迁房屋1400余栋，其中依法33栋。

4、依法打击违章建房。自2011年8月起，全县展开了声势浩大、效果明显的违法用地、违法违章建筑集中整治行动。明确整治范围，依法将全县所有未取得规划、用地、建设等许可证，非法侵占国有、集体土地或在自有土地上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加层)的违法违章建设行为全部列入整治范围，并将党员、领导干部、公职人员作为打击整治重点。强势推进整治，从纪检、国土、城建、城管、房管等部门抽调专门工作人员，并由县财政拨出专款，成立了兴国县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专司拆违的组织协调工作。对违法违章建筑采取限期自拆、相结合的办法，强势推进集中整治工作。至2011年底，共拆除违章建筑271户、4.2万平方米。

二、存在问题

我县集体土地征地拆迁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为加速新型城镇化奠定了一定基础，但从总体上看，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宪法》和《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房屋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也就是说，国家实施土地征收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即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土地征收得以实施的前提条件，如不存在公共利益的需要则无土地征收可言，但对“公共利益的需要”法律却缺乏明确的界定，使得基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公共利益的需要”的界定很难把握。在为一些重点工业项目、城市建设项目实施集体土地征地拆迁过程中，较难拿出比较直观、可以使群众立即接受的征收理由。

2、征地拆迁难度加大。2011年，国家颁布实施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随着新条例的实施，过去征地拆迁过程中可以采用的行政手段受到限制，新条例也更加着眼群众权益，群众对房屋征收拆迁的利益期待随之提高。与此同时，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拆迁问题尚无专门的法律法规可资适用，征收补偿工作难度加大。具体到我县来看，已启动拆迁的各重点工程建设范围内，还有近百栋房屋未拆迁到位，大部分拆迁户因拆迁安置补偿标准问题拒绝签署补偿安置协议，其中有些拆迁户的违法拒征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工程建设进度。

3、保障措施急需完善。对失地农民来说，农村集体土地具有双重性质，不光是生产资料，还是农民群众的社会保障基础。从被征地农民的角度出发，其考虑的着眼点首先是眼前利益；由于自身素质的局限性，失地农民也不能对失地后的生活作出较好的安排。我县虽然针对失地农民采取了诸如办理养老保险、低保等安置措施，但这些安置措施能起到的实际作用非常有限，大多数失地农民都是领到一次性货币补偿费后自谋出路，很多人拿着征地补偿费坐吃山空后生活陷入困境。

三、几点思考

集体土地征地拆迁是一项涉及面较广、群众关注度较高的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不仅需要完善的政策法律体系，还需要有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更需要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之间掌握好平衡。

1、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就集体土地征收工作而言，《宪法》第10条和《土地管理法》第2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是国家法律至今尚未对“公共利益的需要”的法律内涵与外延作出相应的规定。因此，从长远来看，应对“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法律解释或界定，以便于基层在实际操作中确定启动征地程序的合法理由。就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而言，应当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出台相应的法规，在国家、省级层面一时难以出台法规之前，建议市政府出台一套适宜赣州本地操作的拆迁工作规程，让各县市在工作中有权威性依据。

2、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实行评估前置，科学设定评估标准，可以考虑在启动重大项目征地拆迁工作之前，对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风险、难点及容易引发的隐性矛盾，委托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系统性评估。实行风险预警，对未经风险评估，或风险评估结果显示存在重大问题的项目，风险评估机构可以向相关单位提出征地拆迁风险预警，相关单位依据评估结果对项目的可行性再次确认，并调整相关措施方案，做足做好突况应急准备，必要时应当对项目进行重新规划设计。

3、扩大群众参与深度。尝试建立公众(被征地农民)参与、公开查询、申诉举报等制度，加强全社会对土地征用过程的监督，确保在征地补偿中农民的话语权得以实现，农民的真实意愿能够得到表达。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征收补偿制度的透明性，减少征地过程中的纠纷，更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同时，要着力在听证环节上做文章，现行的集体土地征收程序虽然设置了听证环节，但是群众表达诉求的途径依然不够畅通。因此，要提高被征收人在土地征收实施中的参与度，必要时可以将听证前移至需征地项目启动实施之前。同时，在确定参与听证的人员时可以尝试适当扩大范围，除必须纳入的群众代表、职能部门和项目主管单位人员外，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相关专家纳入听证参与范围，起到广泛收集民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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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征地拆迁；安置补偿；被征拆农户；伊宁市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各地城市建设速度加快，城市建设用地需求也在进一步扩张，大批农民宅基地被占用，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为深入了解被征拆农户安置补偿的实际情况，笔者采用发放问卷及访谈的方式对新疆伊宁市被征拆农户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

1.研究区概况。伊宁市位于东经80°04′～81°29′，北纬43°50′～44°09′，地处伊犁河谷中部，伊犁河的北岸，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所在地。现辖8乡、1镇、1场、8个街道办事处。土地总面积675.6平方公里。2009年末总人口45.92万，其中城市人口31.17万，城市化率达到了67.88%，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37平方公里。 数据来源。选取伊宁市近郊塔什库瑞克乡、汉滨乡及巴颜岱镇作为调查点，有意识的选取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问卷84份，问卷有效率为84%。 内容与方法。问卷涉及两块内容，第一部分是农户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八个方面，第二部分是关于征地拆迁安置情况的调查，包括农户征地拆迁意愿、对政府征地拆迁安置政策及程序评价等方面的内容。在调查的过程中，主要采取发放问卷及访谈的方式。

二、伊宁市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基本情况

1.征地拆迁现状。2010年，伊宁市计划征收征用土地13 158.1亩。截至2010年7月，已征收土地占72.08%。计划拆迁总户数345户，其中拆迁集体土地的259户，占计划拆迁户的72.18%。截至2010年7月12日，已签订合同的占计划拆迁的45.22%，其中涉及拆迁集体所有的房屋130户，占83.33%。 征拆安置补偿方式。伊宁市征收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方式主要实行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的两种方式，被拆迁人可在两者之间选择其一。具体情况（1）房屋附属物（指房屋用地范围内除房屋以外的其他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有价值的附着物以及配套的各类管线、设备等）的补偿，一律采用货币方式补偿。（2）对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实行货币补偿的，按照伊宁市政府颁布的当年或上一年度的房屋市场重置建造价给予补偿。（3）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实行产权调换的，被拆迁人可选择伊宁市人民政府统一建设的农牧民安居房或保障性住房进行房屋产权调换。按被拆（搬）迁正房实际建筑面积的1∶1.2的范围内，以安居房或保障性住房进行调换，具体调换方式1）按1∶1.2比例调换安居房或保障性住房，面积不足80平方米的，按80平方米调换。2）按1∶1.2比例调换安居房或保障性住房，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按200平方米给予调换。对原房屋超出调换比例建筑面积部分按照当年或上一年度的房屋市场重置建造价格给予补偿。

三、被征拆农户的调查分析

1.被拆迁户基本情况。此次调研被访者男女性别比例为13∶8；汉族与少数民族族别比例为71∶13；年龄30岁以下的占31%，30～49岁的占51.2%，50岁及以上的占17.9%；被访者文化程度高中及其以上的占50%，初中学历的占31%，小学及其以下的占19%；平均每户4.3人；被拆迁户房屋土木、砖木与砖混结构比为15∶35∶14；家庭人均收入2 000元以下的占29.8%，2 000元～5 000元的占40.5%，5 000元～10 000元的占22.6%，10 000元以上的占7.1%。

被征地拆迁农户意愿分析。调查问卷显示，40.5%的农户愿意房屋征收拆迁，59.5%的农户不愿意房屋被征收拆迁。不愿意拆迁的原因主要表现在补偿标准、补偿方案、安置地点等方面，其中：认为补偿方案不合理的占19.1%，补偿标准过低的占23.5%。 对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程序及实施的满意度。（1）对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法律法规的主观认识。关于“您对伊宁市征地拆迁的安置补偿政策的了解情况”统计中，没有农户表示完全了解，9.5%的居民基本了解，66.7%的农户了解一点，23.8%的农户完全不了解。关于“您是否看过伊宁市相关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文件规定”调查时，有92.7%的农户选择没有。（2）对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及实施程序的评价。对于“您对政府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及程序满意吗”调查时，1.2%的农户表示满意，63.1%的农户表示一般，33.3%的农户表示不满意，2.4%的农户表示很不满意。对于“您对自家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总体感觉”调查时，有2.3%的农户感觉很满意，15.6%的农户感觉较满意，43.1%的农户表示一般，21.7%的农户表示不太满意，17.3%的农户表示很不满意。 拆迁的顾虑。在“您在征地拆迁安置中最关心的问题”调查时，房屋拆迁的赔偿的占30.8%，房屋确权占24.5%，就业问题占22.1%，医疗和养老占18.8%。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问卷在调查农户拆迁意愿时，有3/5的农户不愿意拆（搬）迁，补偿标准低、方案不合理、安置地点以及就业问题是主要原因。在对征地拆迁的安置补偿政策的了解情况调查时，1/4的农户完全不了解，9/10的农户没有看到过相关的安置补偿文件规定。在对政府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及程序满意调查时，63.1%的农户表示一般，33.3%的农户表示不满意。通过问卷中的问题“您在征地拆迁中最关心的问题”的统计，发现房屋的拆迁赔偿、安置房的确权、就业问题是农户比较关心的问题。通过访谈调查了解，在整个征地拆迁过程中，真正拒不搬迁的钉子户并不多，大多数农户只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合理可行的安置补偿方案，因此政府采取强行拆迁的现象很少。

农户拆迁意愿调查时，3/5农户认为“拆迁补偿标准偏低”，这在中国土地征收拆迁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是由于集体土地上农户房屋拆迁管理政策几乎为零所造成的。目前中国正面临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中，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拆迁管理的政策几乎为零。虽然依据现行的规定，农村房屋拆迁属于征地拆迁范畴，主要适用《土地管理法》，但《土地管理法》并未明确将农户房屋从土地征收中分离出来，而将其定义在“地上附着物”中。伊宁市虽然严格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规定，新计价字[2001]500号文件、新国土资发[2009]131号《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标准》，制订了伊政办[2010]188号《伊宁市城乡房屋拆（搬）迁安置管理办法（试行）》，对被征地拆迁农户进行安置补偿，但在采用货币补偿时只对房屋及其附属物按照市场重置价给予一定补偿，没有体现对房屋底下的土地权益、以及农民后续生活的安置补偿，所以一定程度上农户认为“拆迁安置补偿标准偏低”。

五、结论与思考

伊宁市被征拆农户的安置补偿主要采取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这两种方式。多数被拆迁人选择产权调换这种方式，因为政府鼓励这种方式，并给予按产权调整后的安居房或住房实际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元的补助。

针对拆迁安置补偿标准偏低，被征地拆迁农户整体满意度不高的问题，建议政府层面从以下几点做起：（1）严格界定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为前提，合理实施土地征用行为，加强对土地使用的监管，进一步建立健全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的法律和法规。建议国家尽快出台《农村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政府应按照科学补偿原则，给予被征拆人合理补偿，规范因征地所引发的农村房屋拆迁相关问题。（2）做好土地报批和房屋评估、测量等基础性工作。土地报批是依法用地的前提。所有在建项目，都要依法办理各种项目立项、报批手续，要超前谋划，科学调度，确保依法用地。房屋评估、测量等业务工作是基础性工作，要依法依规，按方案操作，精心细致，科学严谨，为征地拆迁工作顺利实施提供扎实的基础保障。（3）亮化征地拆迁整个过程，对被征拆农户发放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相关文件，使被拆迁人充分了解政府的做法，提高征地拆迁透明度。（4）健全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机制，建立完善对失地农民重新就业培训的机制。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例如，建立最低生活保障机制、就业创业优惠机制、养老医疗保险机制和资金筹措管理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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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疆伊宁市统计局.新疆伊宁市2010年统计年鉴[K]，2010.

张娟.中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缺陷与反思[J].特区经济，2007，(3)：164-166.

袁凌云.征地拆迁工作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J].理论导报，2010，(3)：42.

沈玲珍.关于农村房屋拆迁问题的对策研究[J].理论与探讨，2006，(3)：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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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安阳市；征地拆迁；问题；对策

当前，用地问题已成为推进“三化”发展进程中的突出矛盾，工业化发展需要用地，农业现代化发展也需要用地，城镇化发展本身就是城市用地不断拓展的过程。解决土地短缺和用地需求不断增大这一矛盾，征地拆迁不可避免。从总的情况看，我市征地拆迁工作是在依法的前提下，保持健康、和谐、持续的态势，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务必尽快研究解决。

1 当前我市征地拆迁工作现状

1.1 征地难、拆迁难已成社会现实

目前安阳市征地拆迁工作整体进展顺利，但征地难、拆迁难是客观现实，征地拆迁涉及面广、环节多、利益问题复杂，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不容忽视。征地拆迁工作经常受阻，进程缓慢，把土地征收过来以后，一些群众的思想情绪仍然波动很大，群体和个人控告的事件时有发生，多数纠纷因涉及多方切身利益，解决起来耗时长、难度大，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或者被征地拆迁方对结果不满，容易引发新的矛盾，甚至出现，给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造成不利影响。

1.2 保红线、谋发展矛盾凸显

“三化协调”发展离不开土地的使用，如何既要保持较高的城镇化率，又不能导致大量农地减少是我市面临的难题。随着我市城建三年计划大力实施，随着固定资产投资进程的加快，对土地的需求量不断攀升，各种基础设施项目对建设用地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由于安阳的土地开发历史比较悠久，现在供开发的后备资源是越来越少。目前的现实情况是，既要保红线、又要谋发展，用地指标有限，可供盘活挖掘的存量用地不多，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更多的、大量的新增用地需要靠征地拆迁来取得。

1.3 个别被征地拆迁户要求过高已成最大阻力

个别被征地拆迁户对政策不理解，想方设法提出一些不合理的条件，要求提高补偿价格或给予额外补偿。比如有的被拆迁户房屋不具备商业用房补偿条件，却提出要按商业用房的价格给予补偿等；有些群众未经建设规划部门批准，突击盖房，突击栽树等，为的是能向政府多要一些补偿金。内黄县浩创领秀城项目开发时，被征土地上种植的树木迟迟不让砍伐，开发企业急于工程进度，迫于无奈“放水开闸”提高标准。结果就使征地拆迁工作进入一个“谁拖到最后谁占便宜，谁先答应谁吃亏”的怪圈。有的甚至私下聚会商定攻守同盟，并屡屡以上访、群访的形式向政府和有关单位施加压力。遇到这种情况时，公检法又不得直接介入征地拆迁，显得行政手段乏力，也严重阻碍了拆迁进度。

2 我市征地拆迁工作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2.1 征地拆迁制度不尽完善

一是征地拆迁法律制度不健全。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的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备，特别是物权法实施以来，行政征收征用和集体土地征收等配套制度阙如。出现有法难依（物权法只规定原则，缺乏操作程序）、无法可依（没有配套法规）、旧法袭用的尴尬情况。新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适用于城市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对于集体土地上的拆迁仍然依据《土地管理法》，这导致了同样是房屋征收与补偿，国有、集体土地不能同价同权。城镇与农村适用不同的法律法规，造成了立法和执法上的不公平。二是公共利益界定不明晰。我国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按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而《土地管理法》在没有对“公共利益”作任何界定的情况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征地范围实际未受到限制。这种对“公共利益需要”的泛化和土地用途的变更，土地使用者在土地经营上有了巨大利益空间。

2.2 补偿机制存在缺位

一是现行征地拆迁补偿标准与现实情况存在差距。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是一种纯粹的补偿关系，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补偿，是根据土地原产值确定的，其主要依据是土地在作为农业用地时的价值，认为土地被征用后产生的巨大级差与农民无关，导致补偿标准偏低。农民无法享受到土地增值部分收益，而农民离开土地后便失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长远的生计问题无从保障。农民的补偿期望与实际补偿款有较大差距，被征地农民在心理上会产生“相对剥夺感”。二是补偿标准不统一。通常按区域划定相应的补偿标准，实行不同的区片地价，但区域相邻处的补偿标准相差过大，会出现不公平现象，引起部分被征地拆迁户心理不平衡，产生抵触情绪。三是补偿标准弹性空间大。按照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征地补偿费分为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其中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前三年平均产值的6至10倍；每个需安置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偿费，按该耕地被征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至6倍计算。这两大项的总和不得超过被征收土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这意味着基本补偿费存在着很大的可操作空间，具体标准不好确定。四是补偿标准不易衡量。土地的预期收益很难准确估算，弹性空间较大，也增加了征地补偿的难度。在内黄森润工艺品项目开发时，有群众称自己地里种着金蝉，每亩收益在万元以上，这就很不好衡量。

2.3 现实利益冲突易引发矛盾

一是被征地拆迁群众博弈个人利益最大化。我国目前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使一些农民对土地征用后的生活预期下降，导致群众将情绪全部集中到政府或征地拆迁主体身上，提出不切实际的后期补偿。甚至个别拆迁户存在靠拆迁致富的不切实际心理。其眼前利益受损得不到期望补偿，其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阻挠施工，集体上访、诉讼。对维权手段存在“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不正常思想，集访、群访、重复上访和故意阻工事件时有发生，而因此付出巨大代价的是行政机关疲于应诉和投入大量的拆迁宣传、动员、说服等行政成本。二是利益妥协的激励。违法建设、抢耕抢种之所以屡禁不止，主要原因是有部分投机者得到额外补偿，导致其他被征地拆迁群众认为有利可图，从而跟风抢建、抢种，形成“违建赔偿，越赔越建”的怪圈，进一步引发新的矛盾。

2.4 安置保障配套方案滞后

一是现行补偿安置方式单一。目前我市大多采用货币的单一方式进行安置，对于农民来说，虽然短期内有了一定的生活保障，但离开土地后便失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长远的生计问题无从保障。二是安置工作滞后。安置房建设滞后，安置房的选址、设计和供给数量不足等问题，容易引起村（居）民的不满，造成被拆迁人不愿意搬迁。征地拆迁、返迁安置困难，安置房用地同样需要腾地拆迁，短时间内完成征地拆迁和安置房建设确实难以做到。三是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突出。由于面向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缺损，导致失地农民既丧失了土地所带来的社会保障权利，又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失地农民文化素质偏低，就业难问题比较突出。许多农民转产后，主要从事一些技术要求不高的体力劳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市场逐步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技能型转变，低素质的失地农民就业难度加大。农民失地后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制度的缺位，导致部分农民失地失业，成为“上班无岗、种地无田、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员。

3 征地拆迁工作与“三化”协调发展的对策探究

3.1 完善立法与制度改革相结合，规范征地拆迁源头

一是完善征地拆迁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对有关征地拆迁的行政法规进行一次全面审查和完善，确保相关法规与基本的民事、行政、诉讼等法律相一致。二是改革土地产权制度。重构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全面保障农村的土地财产权益。事实表明，完整的产权将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率，使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都逐步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减少土地产权运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三是准确界定公共利益。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相伴的，必然是大量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如果所有建设用地全部采用征用方式转变为国有，也就意味着由政府承担全部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其复杂性和后果难以估量。因此缩小政府征地范围，减少失地农民数量，是解决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利用各种复杂矛盾的上策。凡涉及公益性的公共设施和公用事业用地，采取征地形式供地，其余经营性建设用地可采用集体土地流转的形式供地，由土地所有者――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与使用土地的公司、企业、房地产经营者直接交易，让农民带着权利参与工业化、城镇化，保障土地非农化后对土地收益的分享。

3.2 市场经济与保障民生相结合，着力完善补偿机制

寻找政府、征用地主体、被征地拆迁人之间最佳的利益结合点，建立利益分享机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是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征地补偿要充分考虑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实现动态化调整，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当地人均收入增长幅度等情况，每2-3年对征地补偿标准进行调整，逐步提高征地补偿水平。同时，政府要通过垄断一级市场，适当降低税、费，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分配比例，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二是逐步推行统一价。坚持市场化导向，根据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按地段、地类等将城市划分成若干片区，每个片区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基准地价，在统一征地时实行区片综合地价，按照统一标准进行补偿。三是征地补偿市场化。允许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同征地主体平等协商谈判，让农民在所征土地的增值收益中分享利益，避免土地被“买断式”征占。

3.3 妥善安置与改善民生相结合，切实解决后顾之忧

一是先安置后拆迁。在实施拆迁前，采取多种方式妥善安排好被拆迁户的居住问题，包括建好安置房或是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安置方案并征得被拆迁户同意，防止拆迁后群众居住无着落，影响生产生活。二是建立医疗、养老社会保障机制。失地农民所享受的低保标准应等同城镇居民，因地制宜、循序渐进，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逐步提高。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资金应由国家、集体、个人及征地主体共同筹措，各类征地主体要在土地收益中留一块作为农民失地后的社会保障资金并专户存储。三是做好失地农民再就业工作。加强以现代市场经济、职业技术和就业技能为重点的就业培训，建立农民职业技术培训专项资金、以各类学校和培训机构为载体建立农民培训基地。把失地农民的培训工作纳入城镇下岗人员再就业培训体系，力争把城乡统筹就业纳入政府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通盘考虑，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3.4 超前性与统一性相结合，完善监督管理机制

一是政策制定的超前性。在征地拆迁工作开始前，应组织开展调查摸底工作，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尽量把拆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想复杂，并进行深入论证。在制定政策时必须把日后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最大限度地考虑周全，并制定具体的适应本地实际的实施办法和补偿标准，做到“有据可依”。使群众真正理解政策、接受政策。二是政策执行的统一性。征地拆迁工作领导机构应自始至终掌握统一的尺度，严格按照既定的政策进行拆迁和补偿，做到一个政策执行到底。保证“先拆后拆一个样”，“闹与不闹一个样”，保证政策的延续性和公平性，维护政策的严肃性。三是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制定严格的拆迁工作程序，确保征地拆迁的透明度和程序公正、公开，充分保障被拆迁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通过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参考文献：

[1] 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征地、拆迁与补偿纠纷处理依据与解读[M].法律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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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市化 农房拆迁 当事人行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城郊农村集体土地被征为国有，越来越多的集体土地上的农民房屋被拆迁，据统计，2003年杭州市老城区共拆迁集体土地房屋175万平方米，如果把余杭和萧山两个新城区计算在内，当年共拆迁集体土地房屋340万平方米。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制订拆迁条例和补偿标准，委托拆迁评估机构对农民拆迁房屋进行评估，政府或受政府委托的拆迁人分别与村集体和农民谈判，直至与村集体和农民签订拆迁协议。但拆迁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一般项目的拆迁工程需要耗时2-3年，而这个过程则是一个农民与政府讨价还价的利益博弈过程。 政府方面认为，农民要求过高，甚至刁蛮，使拆迁成为“天下第一难”，以致阻碍城市化进程。农民却清醒看到，在现行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法律法规前提下，不可能扭转房屋被拆迁的事实，只可能通过各种努力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们通常采取突击搭建、突击装修、改变旧房用途等方式以期增加拆迁补偿，如果达不到目的，则采取集体抗争、群体上访甚至群体械斗。政府行为真的很到位吗？农民真的很刁蛮吗？拆迁为什么成为“天下第一难”？笔者通过对杭州杭州市城市建设、土地管理等职能部门和城郊5个村庄及部分农民的多次访问，试图从政府和农民行为入手，描述城乡结合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现状，分析其矛盾焦点，探索其症结原因。

一、拆迁过程中的政府政策与行为

（一） 政府关于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的政策和程序

1、不断修订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1998年7月，杭州市政府颁布了《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1998年8月1日起施行，结束了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无法可依的历史。2002年7月杭州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拆迁集体所有土地住宅房屋搬家补贴费和临时过渡费标准规定的通知》，规定集体土地住宅搬家补贴600元，临时过渡期内每人每月补贴160元，如逾期不能回迁或安置，临时过渡费提高到每人每月320元，体现了政府兑现拆迁安置的诚信。2002年11月，市政府颁发了《关于杭州市区征地综合补偿标准的批复》，进一步提高了与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密切相关的征地补偿标准，包括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标准。2003年11月，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争议裁决办法的通知》，规定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是杭州市区范围内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争议的裁决机关。杭州市征地拆迁办公室受市国土资源局委托，负责杭州市区范围内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争议裁决的具体工作，并明确规定了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申请集体房屋争议的要件，指明了拆迁纠纷解决的路径。

2、有序地实施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第一步，申领拆迁许可证。建设用地单位向受托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的杭州市征地拆迁办公室凭建设项目固定资产立项计划批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用地批准文件、房屋拆迁服务工作委托协议、拆迁方案、建设用地勘测定界资料等申领拆迁许可证。第二步，公告。根据《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许可证一经发放，市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将拆迁人、拆迁范围、搬迁期限等予以公告。第三步，动迁服务和房屋价格评估。在实施拆迁前，拆迁人或受托拆迁机构向被拆迁人宣传政策、调查登记、安置告示、签订协议、支付补偿。同时，拆迁人在公证机构的监督下摇号产生具有资质的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评估单位，评估单位分别对被拆迁人的房屋及构筑物进行丈量登记、价格评估、评估告示。拆迁人根据评估价格与被拆迁人签订协议，被拆迁人在协议规定的期限内搬迁。如果被拆迁人有异议，则通过多次谈判或行政诉讼等程序来解决。拆迁的详细程序见图1。

多非规范的行为。

1、超前颁发拆迁许可证。个别项目拆迁在没有拿到《项目建设用地批文》之前，为了赶工程进度（按某领导批示，在某年某月之前竣工），提前发放《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程序不到位，造成老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

2、私下给房屋评估机构定盘子。摇号产生有资质的评估机构、科学评估集体土地房屋及建筑物、公正补偿被拆迁农户，是政府拆迁行为规范化的具体体现。但在实际操作中，拆迁人事先给评估机构（人）框定一个补偿总盘子，使拆迁评估成为继定方案下的分项数字游戏。这样的评估只是给政府的拆迁行为披上了一件公正的外衣。

3、擅用自由裁量权，引发农户间补偿不公平。拆迁人必须要与每一位农民签订拆迁协议后，才能实施拆迁。因此，拆迁人为了防止农民夜长梦多（不断增加补偿项目，如装修）、为了确保建设项目的工期、为了获得拆迁进度奖励 ，非常希望尽快与每位农民签订协议。面对每个农民提出的不同要求，只要不超出其底线，拆迁人总是尽量满足，但要求农民个体一定“保密”。这样就造成即使相似结构、相似朝向、相似用途、相似成新度的建筑物或其它装潢物品的补偿价格差异悬殊，这种悬殊更多地出现在相邻村社。实践中，不同区域相邻村社同一相似房屋补偿金额可能相差10万元以上。

4、强行拆迁时有发生。即将进入杭州城郊某高教园区的投资方C，因为其投资项目得到了省、市两级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从不把村集体和农民放在眼里，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与农民谈判，加上补偿经费业已支付给村委，就认为农民应该无条件地搬迁，也不管农民对拆迁补偿是否满意、分配是否合理、过渡房是否找好、迁建问题是否规划好、搬迁是否准备好……自2001年2月到2004年3月，在尚未与被拆迁农民分别签订拆迁协议的情况下，先后7次将推土机开进村，强行农民茶园近百亩，其中一次茶园50亩。在农民的强烈抗争下，投资方不得不以每亩1600亩的代价对此行为负责。

二、 农民在房屋拆迁中的应对行为

1、突击装修。农民一旦得知拆迁的消息，第一件事就是突击装修，因为第一，装修时间比房屋建造时间更难确认；第二，装修不仅可以在室内地面、墙壁，还可以在院内、外墙、房上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装修；第三，2000年前的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中的装修补偿是依据1995年相关建材价格颁布的房屋重置价格标准，2000年以后依据的是按2000年市场价格调整后房屋重置价格标准，而事实上，自1995年以来，建材价格一路下跌（2004年上半年的情形除外），加上同类建材的档次差别较大，实际上农民只需花20元/平方米的装修就可以获得50元/平方米的补偿，利润率高达250%，何况拆迁时还可以将原装修材料拆走，这样的投资，再没有经济头脑的农民也会不遗余力。据杭州市建委前期办工作人员介绍，在杭州郊区X镇G村，2000年初和2003年先后两次征地拆迁，2000年初被拆迁农民较少突击装修，2003突击装修十分突出，以致2003年对每户农民的装修补偿费平均比2000年高10万元以上，当年该村共200户农民拆迁，仅此一项使政府多耗费2000多万元。

2、制造有利事实。农民一旦得知拆迁消息，便立即着手制造对增加拆迁补偿有利的事实。（1）增加旧房面积。目前，集体土地房屋没有“三证”，也就是说农民房屋的建造时间、层高、面积等产权属性难以确定。所以，几乎所有农民都尽可能地增加房屋层高、在主屋旁边搭建简易房屋，千方百计地增加拆迁房屋面积，以获得最大补偿面积。（2）改变原房屋用途。将原来作居住用的房屋改变成生产、经营性用房，如改建成工场、小店等，拆迁时同样面积可获得更多的补偿。（3）回迁户口。目前，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主要是按被拆迁农户的常驻人口作为安置基数的，造成许多拆迁农民在得知本地即将拆迁时（事实上从征地调查开始到发出征地冻结通告之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而且按现有有关规定，征地中的有关信息必须公开），将一些亲友的户口迁入拆迁地，造成安置人口增加。

3、拖延时间。自2001年6月国务院颁布《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以来，强行拆迁被禁止。农民非常清楚，只要不签协议，拆迁人是不敢强行拆迁的。因此，农民单方认为拆迁人所给的房屋补偿标准太低、面积丈量不合理、装修折扣太高、某些附属设施补偿不足等原因之一就会拖延与拆迁人签订协议的时间。农民知道至少在这一点上，主动权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并且，农民不怕拖，反正他们有的是时间，更何况与房屋相关的物价还在一天天地往上涨。但拖延对拆迁人非常不利，拆迁往往都实行包干制，拖延拆迁时间本身就意味着拆迁成本的提高，不仅自己拿不到足额的包干奖金，还会影响职位迁升，更不利于投资方项目进程，如果属于商品房开发项目，房屋早已作为期房出售，若不能如期拆迁还会因延长交房时间而赔偿业主。所以，农民的拖延常常迫使拆迁人作出实质性让步，造成“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而“听话的农民”却“相信村长上了当”，从而加重了其他农民不公道的感觉，也由此引发新的矛盾和纠纷。

4、法律诉求。在拆迁中，农民进行法律诉求主要有两类原因，一是因政府失信而诉求。如，著名的浙江某高校建分校，2001年征用位于杭州西郊W村的1100亩土地、拆迁210户农民，为了尽快拆迁，政府答应农民提出的三个条件，即同意征地的土地补偿费可以分给农民；答应农民拆迁后可以造连体别墅（两个农户一幢楼）；集体可留用征地面积的10%。但等农民交出土地，搬出自家房屋后，政府的三个承诺一个也没有兑现。农民愤怒了，分别6次上访区政府、市政府和省政府，但因为新的政策已出台，城市统一规划等原因，上访没有任何结果。后来农民只能上诉到法院，但因为政府当初的承诺既无合同又无录音，证据不足，农民败诉。这一事件发生后，“相信人民相信党，相信政府要遭殃”的民谣在当地广为流传。二是为公平而诉求。在农民的公平观念中包含了普遍主义的诉求，他们经常诉诸于普遍主义来表达不满，比如常见的说法就是“为什么某人这样，而我不可以。”反映在房屋拆迁补偿中，农民的公平感是：以前的拆迁补偿应与现在的一样，相似条件 的拆迁补偿应该一样。但实践中，政府为了平息农民的抗争，缓解社会矛盾，拆迁补偿标准在不断提高；政府为了尽快拆迁，既使同一村社“相似条件”的不同农户的补偿金额往往不一样。尽管以“保密”为条件，但农民群体的“直率坦言”往往冲淡农村社会所固有“低流动性”。因此，农民为公平的诉求实质上对政府行为不公的诉求。

三、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中的矛盾焦点

从总体上讲，集体房屋拆迁中的矛盾焦点是由拆迁当事人双方利益分割不均造成的，在拆迁中，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在拆迁利益分割中处于绝对有利地位。农民作为被拆迁人，虽然拆迁必须征得每个农民的同意，农民还可以通过谈判或行政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房屋权益，但由于政府在拆迁中的强势地位和有失规范的拆迁行为，使农民总是处于相对弱势，从拆迁补偿、安置过渡到农居点建设与分配的各环节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这些正是拆迁的矛盾焦点所在。

1、农民房屋利益没有得到足额补偿。在W村，农民J被拆迁房屋520平方米，2000年建造，当年造价60万元（含装修），拆迁货币补偿57万元，在距原住房2公里以外的农居点购置安居户3套（夫妇俩一套，两个已婚儿子各一套），面积530平方米，支付房款35.5万元，装修费11万元，共计45.5万元。从表面上看，该农民房屋面积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赚进11.5万元。但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拆迁人对他的补偿是不够的。第一，房屋现值没有得到足额补偿。如果按城市国有土地房屋拆迁住宅房屋货币补偿标准，农民J的旧房地处市区七类地段（大杭州概念），同地段城市居民住房拆迁补偿的基准价为2500元/平方米，以此为标准，他可以获得130万元的补偿。如果该房作为商品房出售，当年该地段商品房价格为2600元/平方米，按此价格计算，他可以获得售房收入135.2万元，即使扣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500元/平方米（参照市经济适用房出售的相关规定），他仍可获得109.2万元。第二，房屋预期价值没有得到足额补偿。城郊农民住房不仅具有居住价值，还具有增值价值和出租价值。从增殖的角度看，杭州房价每年上涨11.2% ，城郊房价上涨速度更快。从房屋出租价值上看，按2001年W村房屋出租市场价每平方米10元计算，该农民可出租空闲房屋200平方米，每年可收入房租2.4万元，若按城市房屋土地使用权70年计算，即使按当时出租房价水平，该房可获得含税出租收入约150万元（扣除已使用的年份、考虑出租率）。第三，不少应该得到补偿的项目尚未涉及。如，新搬迁的地点更远离城镇，对农民生活、就业、子女上学等带来诸多不便。新的居住环境从建设到成熟，最后形成一个交通、学校、商贸、休闲等配套的良好的人居环境，至少需要5年时间，5年里给被拆迁农民生活带来的诸多不便根本不在拆迁补偿范围内。此外，房屋是农民最值钱的财产，他对他的房屋充满了自豪，爱护、安慰或忧虑的感情，高大漂亮的房屋，主人为之感到自豪；低矮破旧的房屋，主人为之忧虑或羞愧。但不论房屋的好坏，农民都比爱护任何物品而爱护他的房屋，久而久之，房屋成了农民人格整体的一部分，拆迁农民的房屋，尤其是拆迁高大漂亮的房屋，多少金钱都不足以弥补他巨大的失落感。

2、拆迁过渡费用偏低、过渡期偏长、生活水平下降。（1）过渡费标准太低。根据《拆迁条例》，政府补贴过渡期拆迁农民每人每月160元，该标准偏低。仍以郊区的W村为例，当地房屋租赁市场价为小套600元，中套800元。如果一家三口，用480元的过渡费还足以租到一个小套，更不用说生活费补贴 。（2）过渡期太长。不少建设项目被拆迁的农民在外过渡期长达2-4年，农民习惯了单家独院，较长时间地租住别人的小屋，家具、农具无处摆放，娶媳嫁女不气派，丧葬离别不吉利，给农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3）农民生活水平下降。一是拆迁过渡实质上就等于农民失去了原来的出租房屋收入。郊区被拆迁的房屋原来大多是作为出租房屋租赁给外来人员，可观的房租收入已成为被拆迁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房屋被拆迁实质上意味着在外过渡期间没有了这部分房屋出租收入，仅靠每人每月160元的过渡补贴，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拆迁农民的生活水平。二是拆迁还加重了农民失业，进一步减少了农民收入。土地征用使部分以农业为生计的农民失业；房屋拆迁又使部分从事工商业的农民失业；拆迁引起的社区内乡镇企业的搬迁又使部分原乡镇企业务工的农民失业。据W村村长介绍，该村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后，全村劳动力失业率高达60-70%。

3、农居点建设中政府揩油。在绕城公路范围内，农民房屋拆迁后必须建设多层农居点，并实行统一建设、统一管理。但在农居点建设中，政府以平衡农居点建设收支为由，再次在农居点建设中侵占农民利益。仍以W村为例，第一，政府将农居点建设面积的30%作为经济适用房出售给城市居民，而该房的土地产权是村集体的，村集体并没有得到该类土地的征用补偿；第二，政府单方面提高农居点商铺价格，而这部分商铺是今后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更是失地农民就业的重要途径。

4、农居点房屋质量较差，分配方式欠合理。W村农居点建筑面积约5500平方米，2003年上半年竣工验收后交付使用，但到2004年初已花去维修费用100多万元。农民J家共分配购买3套房屋，先后发现30处漏水。农居点建设质量不保，进一步伤了老百姓的心，农民们说：建大学城对杭州整体形象提升是好事，对老百姓是伤心事。此外，目前杭州集体房屋拆迁农民的安置标准是按市委[2001]29号文件,人均40+10平方米的政策进行安置的。但实践中，对一些安置人口较少的拆迁户，则会产生安置面积少于拆迁前的合法建筑面积。拆迁补偿面积减少，就意味着今后的租房收入减少，这部分农民的房屋利益因拆迁受到更大损害。

四、结论与讨论

1、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中各级政府与农民的行为特征暴露出的是裸的利益博弈。在这场利益博弈中，各级政府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政府既是拆迁政策制订者，又是执行人，兼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是拆迁利益（征地后续利益）的最大获得者；尽管区政府的征地权力被市政府统筹，但由于征地拆迁受上级主管部门或投资方的委托，他们或多或少地能从征地拆迁中分割部分利益；虽然乡镇政府的拆迁任务重、工作压力大，但也能从拆迁中或多或少地截留部分利益。如，前文所提及的W村拆迁安置，投资方以每户28万元的价格包干给镇政府，但W村农民实际拿到手的仅每户22万元。在这场博弈中，农民是被孤立、被宰割的弱者。由于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对等，农民根本不可能与政府站在同一平台上合理、合法地争取自身利益。房屋何时被拆迁、以什么价格拆迁、搬到哪里去、以后住什么样的房屋等重大房屋权益问题的决策权始终掌握在政府手中，即使农民可以讨价还价，也是有限度的。在农民房屋拆建问题上，政府与开发商结成的坚实的利益同盟，农民则受到歧视。政府不允许世世代代生活在集体土地上的农民在其城市规划区内多盖一平方米的房屋，却允许开发商在原本为农民居住的土地上盖起幢幢别墅，而长期生长于此的农民还不得不搬迁到远离城镇的农居点（尽管身份已转变为市民，但住所仍叫农居点）。面对失地、失业、失房，农民只能以自己的方式与政府博弈。农户作为最基本的生产经营单位，农民作为最典型的经济人，保护家庭财产、争取家庭利益最大化是他们理性的行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对被拆迁农民的逐利行为进行道德褒贬，因为在议价中争取更多属于自己的份额是当之无愧的。

2、拆迁政策供给落伍是农民系列拆迁应对行为的“培养基”。拆迁政策落伍主要表现在拆迁政策的严肃性、明确性、规范性、灵活性等方面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经济和异常复杂的民情民意，最终导致集体房屋拆迁举步维艰。在严肃性、明确性方面，突击装修之所以成为普遍的事实，是由政策不明确、不严肃造成的。以1998年版的《拆迁条例》为例，该条例中并没有明确界定何为“突击装修”，因此也就谈不上相应补偿问题。如果政府及早地界定“突击装修”的概念及其“抑恶”规则，或采取按房屋价值的百分比的办法补偿房屋装修，拆迁与建修、城市化与反城市化的行为就不可能在同一幢房子内同时演绎！在规范性方面，尽管《拆迁条例》及相关政策规定了全市按地段的拆迁补偿标准，但各区、各镇都有各自的细化标准，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相邻区、镇、村农民互相攀比。苛求补偿标准完全一致在操作中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差距过于悬殊，就很难做到真正取信于民──—能攀比者当然要攀比，能观望者固然要观望。此外，政府一味迁就不同被拆迁个体，尽可能满足他们的各种请求甚至非份要求，导致条件相似房屋拆迁的农民得到的实际补偿数额不一样。而随着传统乡土社会的蜕变，农民并不一定会承诺拆迁人要求的保守“秘密”，而是以此作为炫耀自己谈判能力的证据，从而诱导更多的被拆迁人去讨价还价，加重拆迁难度。在灵活性方面，突击装修之所以大行其道，是由于拆迁补偿标准修订的不及时，目前的房屋拆迁的补偿标准是以2000年的重置价为依据，当时的建材价格比目前高出许多，但实际上建材市场价格每天都在变，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指导原则本身已严重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

3、集体土地房屋“拆迁难”实质上是城乡“二元”体制瓦解前的阵痛。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实质上意味着城郊乡村社会的拆除，意味着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城市社会接纳乡村社会乡村社会融入城市社会乡村城市化的开端。所以，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从表面上看是拆除了盘桓于城乡间的隔离墙，拉近了农村和城市的距离，实质上是城乡“二元”体制矛盾的大暴露。一方面，城乡“二元”体制的某些历史遗留问题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中凸显出来。如由户籍制度引起的“农嫁居”问题。农村女性嫁入城市，上个世纪90年代前难以转为城市户口，90年代以后转为城市户口又失去了原来的经济意义，所以，好多“农嫁居”尽管在城市生活、就业了几十年，但户口包括其孩子的户口仍在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时，这部分“农嫁居”的房屋安置利益如何解决？享受，老农民有意见，不享受，“农嫁居”上访妇联；享受，是老农民通情达理，不享受，也不无道理！因为一是户口并不意味着对集体经济的贡献，二是法制赋予了农民对重大经济问题民主决策的权力。另一方面，农民并没有因征地、拆迁变成真正享有5大福利保障的市民，而是沦为既非农民又非市民的“边缘”人。但这并不能阻止农民在拆迁中与他们近在咫尺的城里人攀比，在实施拆迁安置时，农民提出：我们已经是居民了，而且是多年的老居民了，为什么不能享受城市居民“拆一还一”的补偿政策？针对政府将30%农居点作为经济适用房卖给居民，农民抗议：我们同样是居民，为什么不能购买建造在自己土地上的经济适用房？……农民援引市民标准为标杆来权衡“市民化”的得失，理性地认识到自己吃了大亏，强烈要求一次性“制度贴现”补偿，千方百计地制造有利的补偿事实，甚至阻扰拆迁进程。总而言之，集体土地房屋拆迁难实质上是城市和乡村两种社会制度在拆迁问题上的交汇和碰撞，是城乡“二元“体制瓦解前城市产生的阵痛、农民发出的哭喊，解决集体土地房屋“拆迁难”的根本对策或许并不在拆迁之本身，而在拆迁之外。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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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征地拆迁补偿标准

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府字号）和市水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水区各乡镇征收集体土地补偿标准实施方案的通知》（府发号）精神，全区征地具体及补偿标准为：

（一）征地补偿标准

1.征地补偿及安置补助

①耕地(水田)、精养鱼塘、人工高产油茶、原属水田的果园、茶叶园、菜地和棉花地每亩统一年产值1158元，补偿倍数19倍，即：每亩补偿22000元(含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下同)；

②宅基地、旱地，原属旱地的果园、茶叶园、菜地和棉花地每亩补偿11000元；

③水域（水库、水塘）每亩补偿6800元；

④林地、原属山地的果园、茶叶园和耕地以外的农用地每亩补偿7000元；

⑤其他集体建设用地(含工矿用地)每亩补偿5500元；

⑥荒山、荒地、荒滩等未利用土地每亩补偿3500元；

⑦临时用地要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每亩补偿2000元（含森林植被恢复费）。

2.青苗(果树)补偿标准

①栽有作物的耕地的青苗补偿费600元/亩；

②果园：密桔、早熟梨、杨梅、枣类成林投产的为6000元/亩，未投产的2000元/亩；葡萄园投产的为7000元/亩，未投产的为2000元/亩；其他类投产的为5000元/亩，未投产的为2000元/亩；

③房前屋后(含宅基地)的零星果树补偿：2米以上（含2米）果树每株补偿90元（每亩超过65株的按6000元/亩补偿），2米以下（不含2米）果树每株补偿10元（每亩超过200株的按2000元/亩补偿），其它树木不予补偿。

3.其他补偿

①精养鱼塘护坡工程等按每亩3000元给予补偿；

②坟墓补偿按新坟（3年以内）每穴400元，老坟（3年以上）每穴200元（含迁坟、安置地等所有相关费用）进行补偿。

4.根据府字号文件精神，使用国有土地的，参照此次公布的标准执行。

（二）地面建筑物拆迁补偿标准

对杭长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工程建设用地范围内具有合法产权的拆迁房屋及其他建筑物、附着物等全部实行货币补偿。具体计算方法和补偿标准如下：

(1)补偿标准：

A、框架结构房屋440元／平方米。

B、砖混结构房屋360元／平方米。

C、砖木结构房屋280元／平方米。

D、土木结构房屋200元／平方米。

E、简易棚40元／平方米。

F、水泥晒坪30元／平方米。

G、三合土晒坪20元／平方米。

H、住宅搬家、过渡综合补偿费（含有线电视、固定电话、宽带、电线电表等）：1000元/户。

I、水塔每立方米容量1600元。

J、压水井：200元/口。带水泵的压水井：300元/口。公用水井：2000元／口。

K、沼气池800元／座。

L、围墙补偿费50元／延米。

M、厕所依据房屋结构补偿标准按面积的1.5倍计算补偿。

N、猪、牛栏补偿费：40元／平方米。

O、厂房搬迁费根据省、市资质评估单位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

（2）房屋补偿费计算公式为：房屋补偿费=该类房屋的补偿价×建筑面积（㎡）

（3）对拆迁房屋檐高（层高）在2.2m以上（含2.2m）的按确定的建筑面积补偿；房屋檐高和隔热层层高在1.7m以上、2.2m以下的按50%计算建筑面积补偿；1.0m以上、1.7m以下的按30%计算建筑面积补偿；1米以下的隔热层（无论什么结构）均按20元/平方米计算货币补偿。

（4）工业用房或其它特殊用房以评估价确定补偿。对层高5m以上6m以下的补偿系数为1.5；6m以上系数为1.8。

（5）属于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按照省人民政府第122号令《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和173号令《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修正案》以及《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属于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房拆迁，需整体搬迁安置的，以农房拆迁补偿标准为基数，由建设单位按当地还建房建设标准一次性给予县级人民政府补差，安置房建设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6）村民建房安置在城镇（集镇）规划外的，由各乡镇负责安置建房；城镇（集镇）规划内的，先各乡镇提出统一建房安置规划，交由区征地拆迁领导小组研究确定后，由各乡镇负责安置建房。

二、征地拆迁时限

征地拆迁房屋完成的时间以省铁路建设办公室确定的时限为准，由各乡镇切实抓好落实，按时间节点如期完成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任务，确保施工单位顺利进驻建设。

三、征地拆迁程序

1.杭长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工程水区征地拆迁办对用地范围内的被征地拆迁人征地拆迁公告。

2.由鹄山、人和、下村、等乡镇分别对确定的被征地拆迁人发出征地拆迁通知书，并在送达表上签字，签定征地拆迁协议。

3.鹄山、人和、下村、观巢等乡镇分别组织被拆迁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搬迁。

4.为确保拆迁安全和拆迁工作如期完成，房屋拆除由各乡镇分别统一组织实施，并清理建筑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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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东省现行征地补偿安置政策及执行情况

1.现行征地补偿安置政策

目前，国家及广东省颁布执行的关于征地补偿安置的法律法规主要有：《物权法》、《关于加强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238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土资厅发〔1999〕97号）、《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关于开展制订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5〕144号）和《关于印发〈关于制定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厅〔2006〕3号）。

广东省在《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238号）的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出台了《印发广东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粤府办〔2009〕41号），规范被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所需留用地的管理。

广东省于2011年3月15日在修订《广东省征地补偿保护标准》（粤国土资发〔2006〕149号）的基础上颁布《关于印发广东省征地补偿保护标准（2010年修订调整）的通知》（粤国土资利用发〔2011〕21号）。

2.现行征地补偿安置政策执行情况

（1）补偿范围

根据实地调查和交流情况，广东省目前按照现行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征地补偿范围进行。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如《关于印发〈东莞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标准规定〉的通知》（东府办〔2009〕99号）中同时对征收已批集体建设用地做出了相应规定；自2002年，佛山市制定了《佛山市制定区域性统一征地补偿标准的实施方案》《佛山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拆迁补偿标准与实施方案》和《佛山市电力设施征地拆迁补偿标准》等政策，全市逐步形成相对规范统一的征地补偿标准体系。

（2）补偿安置方式

从调查情况来看，目前广东省常用的安置主要有货币安置、就业安置、留用地安置、宅基地安置等，而被征地者倾向于用现金、教育条件，就业安排、第三方机构评估、按照被征用途的价格、周边平均价格、市场协商等方式来确定补偿费用比较合适。对于留用地安置：广州市出台了《关于统筹解决我市各区农村留用地遗留问题的意见》（穗府办函〔2009〕118号）、《关干贯彻〈广东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穗府办〔2012〕7号）等政策文件，明确留用地指标允许各村因地制宜地采取分散留地、集中留地、指标抵扣、货币补偿、指标调剂和以等价物业补偿等多种兑现方式办理，同时鼓励社会资金参与留用地集中安置区开发建设，从根本上维护了集体经济组织和投资者权益。

（3）补偿标准

按照调查结果来看，基本上各地都根据《广东省征地补偿保护标准》精神（2006年出台，2010年调整）出台自己的补偿标准，按不低于保护标准，制定征地补偿方案。目前广东省出台的补偿标准只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两项费用，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等费用需另行计算。

二、现行征地补偿安置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1.留用地的地难留问题

《印发广东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粤府办〔2009〕41号）对征地留用地的各项管理作出了较明晰的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仍有部分征地留用地得不到落实。首先是各级政府经济发展压力较大，而受每年新增建设指标限制，有限的用地指标优先用于产业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用地，而可以用于解决征地留用地的用地指标就寥寥无几，同年的征地项目留用地不能得到及时落实，形成旧债未了，新债又来的被动局面。其次是征地留用地选址不符合规划，经多次协调，农民人坚持原有选址的。虽然根据41号文要求，此类情形可以采取货币补偿的方式，但由于土地价值日益凸显，被征地农民则往往坚持要落实留用地。

2.征地社保问题

目前广东省严格执行《印发广东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粤府办〔2009〕41号）规定，在征地报批前，一次性向用地单位计提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但在实际操作中，也遇到一些问题：

（1）征地社保计算标准问题。中心城镇范围内的土地，由于早年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需要，集体土地（主要是农用地）被大量征收。当现有的征地项目实施时，要承担的征地社保压力较大。

（2）征地社保的使用问题。在计提征地社保费用时，由于缺乏操作指引，难以将购买社保人员一一明确，目前为失地农民购买的社会保障费用仍然保留在征地社保专户中，而无法具体落实到失地农民个人，更无法购买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造成农民实际社会保障功能缺失。部分被征地农民对此意见较大，认为政府挪用本应用于其社会保险的费用，气也往往撒在基层国土部门身上。

3.按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补偿存在的问题

关于征地补偿价的确定，法律层面的规定主要是《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该法条中规定的征地补偿价基本拟订办法是：“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10倍”；“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至6倍”；“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还有特殊情况下适用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按被征土地的年产值计价，虽考虑到了不同地区农用地或同一片区不同农户的承包地所种作物的差异性，但由于不同地块的年产值不同，因而必然导致征地补偿价按最高产值的地块计不行，按最低产值的地块计也不行。如农户种植两季水稻的年产值，大约2400元/亩；种植三茬蔬菜的年产值，约8000元/亩；设施化栽培葡萄外加一作蔬菜的年产值，高达2万元/亩，价差这么大的年产值，要是政府在一次性征收同一片区的土地中既有稻田、蔬菜地，还有葡萄园，则征地补偿价都按最高的葡萄产值补偿不行，都按最低的稻田产值补偿不行，按各地块的实际年产值补偿也不行，按被征用土地的平均年产值补偿也不行，无论按哪种办法补，总会有一部分被征地农民认为征地补偿价不依法、不公平。

最近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2010〕15号）、《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以及国土资发〔2004〕238号文件规定，征地补偿办法调改成为由省级国土资源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订省域内各县（市）区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本研究认为，按法定的年产值倍数制定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并按照国土资发〔2004〕238号文件规定依据“地类、产值、土地区位、农用地等级、人均耕地数量、土地供求关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八个因素制定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虽因其定价权为省级国土部门、批准执行权为省级政府，从而使组织实施征地的县级政府摆脱了被征地农民指控为压低补偿价的窘境，但由于被征收的各地块实际年产值差额较大，而且由于区片综合地价因综合了八个因素而往往使征地方说不清、道不明征地补偿价之所以确定为某个数额的理由，所以，区片综合地价得以实施主要依赖于党委、政府的行政强制力，在实际征地补偿中被征地农民对征地补偿价的不满意度仍然较高。

三、相关建议

1.通过司法程序界定和规制土地征收补偿中的公共利益

在发达国家的土地征收中，法院作为中立机关，一般都会在征地前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对被征地人的利益进行维护，对征地行政机构进行监督。而我国土地征收中的司法审查是事后介入的，这种审查法院的态度是消极的，是相对无效率的。这就需要法律条款赋予司法机关独立而完整的司法权力，且对于土地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审查应在土地征收之前进行。此外，由于土地征收一般涉及到多个主体的利益，对于土地征收中司法审查的提起，要扩展原告主体的资格，使每一个社会公民和组织都有权向司法机关提出维护公共利益的主张。

2.完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

补偿标准的确定是一个利益衡量的过程，解决中国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需要借鉴域外的经验。回顾历史，不少国家在征收补偿的时候是按照财产所有人的价值进行补偿。而市场价值具有形式上的中立性，更具有可操作性，在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中确定了以公平、合理的市场价格为补偿标准，如英国、德国、我国香港地区等。英国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是以被征收的土地所有者在公开土地市场上能得到的出售价格为计算标准的，德国土地征收补偿的标准为土地在征收机关裁定征收申请当日的移转价值或市场价值，我国台湾地区也规定，被征收的土地应考虑征收后土地用途及相应的市场价格予以补偿。因此，完善我国土地征收补偿的标准，要建立以保护被征收人权利为主旨的法律制度，将土地所有人的“义务本位”改为“权利本位”，从法律上明确个人对集体所有土地的各项权利。对于征地的补偿，以土地的市场价格为参考对被征收人进行补偿，使被征地人的财产利益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获得公平合理的补偿，通过市场机制提高征用土地的成本，促使土地使用人更加有效地利用土地。

同时，建立一套完善的协商机制，由双方参照市场价值来平等协商确定，允许被征地人充分表明观点、意见。在土地征收补偿中，确定被征收土地的客观交易价格，对于征地补偿的公正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当充分考虑被征地农民因失去土地所造成的各项损失进行市场估价，建立专业的土地评估制度，逐步健全与完备相应的土地评估办法，由独立的土地评估机构进行土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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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以人为本；征地拆迁；利益主体；公共利益；合法权益；亲民；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3）03-0070-03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带来城市地域空间不断扩展、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城市物质文明及文化不断扩散的现象。拆迁量不断攀升的同时，大量土地被占用、大批农民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向城市聚集，由此引发的矛盾也日益突出，甚至出现了群体抵抗拆迁事件和恶性暴力事件。究其根源，征地拆迁过程中没有以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征地拆迁实践与“以人为本”理念相违背。

一、“以人为本”的征地拆迁理念解读

“以人为本”的征地拆迁是指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原集体土地上的建筑物及构筑物进行拆迁的各项工作中，把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作为拆迁工作的核心，把保障被拆迁群众的利益放在各项拆迁工作的首位，充分重视人的因素，正确认识人的价值，尊重、关心、信赖、理解被拆迁人，充分调动被拆迁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保证拆迁顺利进行。拆迁的根本目的，一方面是为经济建设发展服务，另一方面是要改善居住环境。“以人为本”的征地拆迁在实际操作中，既要充分运用法律、法规及政策手段为拆迁工作保驾护航，也要遵循“有情、亲民”的人性化操作原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说服工作，减少因被拆迁群众利益诉求差异而阻碍征地拆迁工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在严格掌握政策的前提下，特别关注被拆迁对象中弱势群体的特殊困难，本着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理念，灵活对待，妥善处理，坚决维护和保障被拆迁群众的切身利益，充分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民生承诺。

二、当前我国征地拆迁体制的现实写照

征地拆迁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化推进的必然产物，是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和谐美丽家园的现实需要，也是一项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惠民工程，能否顺利拆迁和妥善安置关系到区域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城市化进程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步伐，关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强征地拆迁工作的法律制度建设，大力整顿与规范征地拆迁程序，进一步提高行政补偿费用标准。2012年，我国征地拆迁面积共计32.28万公顷①，有效保证了各地区工业企业、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的顺利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区域环境，完善了区域功能，改善了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但同时也带来了和越级上访数量激增，“钉子户”等问题，对照“以人为本”的客观要求，在征地拆迁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角色错位

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征地拆迁是政府经营土地过程中的必要环节，严格执行拆迁的行政法规及政策，加强对征收、补偿、拆迁行为的监管，维护被拆迁群众的合法权益，确保征地拆迁工作有序进行是政府的职责所在。现实中，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及有关部门过多地直接介入其中，以政府为挡箭牌，，与其他利益主体参与利益角逐，其结果是党和政府的信誉扫地，被拆迁人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加剧，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和城镇化进程。

（二）依法拆迁意识薄弱

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开发商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依现有的规章制度办事，人为地给整个征地拆迁工作增加难度。调查结果显示，65%的居民认为开发商在征地拆迁中存在暗箱操作，部分中间环节不透明。近年来，暴力拆迁，强拆强建，血染拆迁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且愈演愈烈，人的生命被视若草芥，法律的尊严一再被践踏，此类拆迁行为与以人为本、依法行政的理念相去千里。

拆迁队伍人员专业素质不高，尤其缺乏熟知与拆迁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条例的专业人士，缺少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细致耐心、善解人意的劝导人员，部分拆迁小组工作方式简单粗暴，置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于不顾，制造和激化矛盾并将责任推卸给政府，造成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拆迁工作的不理解和不支持，依法拆迁、人性拆迁难以落到实处。

（三）拆迁补偿标准不统一

虽然政府部门已经按照拆迁政策制订了补偿方式和标准，但由于对补偿标准尺度的掌握偏差，拆迁房屋权属、面积难确定，同类房屋的结构、价格等问题分歧多，个别“讲人情，论亲疏”的超值估价等问题的存在，使得被拆迁人在相互比较后引发矛盾，游行示威、越级上访、暴力抗拆事件接连上演，严重阻碍征地拆迁的进程。

三、“以人为本”，保障被拆迁人利益

（一）坚持舆论先导，鼓励群众参与

让被拆迁群众广泛参与到征地拆迁的全过程，既保障了被拆迁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又提高了他们对拆迁工作的全面认识，这是保证征地拆迁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坚持正当、民主、公开的原则，广开意愿和诉求收集渠道，鼓励公众通过提交书面材料，网上投票等形式参与拆迁相关政策的制定。同时，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和阵地，深入群众，大力宣传专项建设规划和拆迁的意义，普及拆迁安置的法律政策，降低拆迁的难度，推进拆迁工作顺利完成。

（二）保障农民的合法土地利益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保障，不少农民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失去了部分甚至全部的土地。对农民而言，土地对于他们具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因此，应采用多种形式，如给予集体预留经营用地、增加补偿金额、加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等，确保征地拆迁顺利进行。

（三）完善征地拆迁后的相关配套工作

为避免征地拆迁工作留下“后遗症”，就应该做好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配套工作，加强对失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失地农民身份的转换，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方面成功对接，解决被拆迁群众的后顾之忧，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四、坚持以人为本，合理解决拆迁中的瓶颈问题

（一）加强拆迁法规制度建设，完善拆迁补偿政策

为适应市场变化，改变被拆迁人的弱势地位，将以人为本真正落到实处，政府应及时出台、调整相关的法规政策，及时清理与废止侵害被拆迁人利益的地方性规章制度，加强征地拆迁和行政补偿方面的立法，明确征地拆迁决定的法律程序，引入听证制度，严格区分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将非财产损失、间接损失明确为行政补偿的客体，推进征地拆迁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顺应征地拆迁发展的新形势，为解决拆迁中的难题提供法律支撑。

（二）统筹兼顾，处理好利益主体间的关系

征地拆迁成功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被拆迁人、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关系（见图1），三个利益主体分别在追求公共性利益、生存性利益、收益性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利益冲突，此时需要政府发挥杠杆作用，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统筹兼顾，扶弱抑强，防止利益的过度分化。其中，被拆迁人的利益具有个人性和社会性，且社会性是其主要属性，但由于存在着权力、资本、信息不对称，被拆迁人在法律上、事实上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受损，不仅损害其个人利益，还会在社会中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进而引发社会矛盾。基于此，政府须以民生改善为出发点，以和谐发展为落脚点，耐心细致地做好开发商和群众的工作，化解矛盾，解决难题。

（三）阳光拆迁，强化监管

坚持政策公开、信息公开、程序公开、补偿公开，是实施阳光拆迁的必然要求，也是化解纠纷，实现顺利拆迁的有效途径。结合拆迁的法规制度和民众的诉求，政府须及时公开拆迁管理收费标准、拆迁许可证审批程序、拆迁补偿标准以及投诉渠道，建立项目动态档案，全程跟踪服务，加强拆迁监管力度和对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让拆迁各方在制度化的约束下，按规定、按流程、按标准办事，切实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积极预防拆迁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类违规违纪行为，推动拆迁改造顺利进行。

五、结语

征地拆迁是一个牵涉多个主体利益关系的复杂系统工程，应用“以人为本”的改造模式，从保护人权的角度来规范和整治拆迁，充分尊重和保障被拆迁群众的权益，才能最终实现和谐拆迁。

注释：

①http：///zygk/。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Z].2011-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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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利益和感情，很多人对此反映强烈，对社会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

关键词：公路；路网工程；征地拆迁

征地拆迁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征为国有，对在原集体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迁，并给予一定的经济或者其他方面的补偿。

1.被征对象的抵触心理

土地是被征地者的命根子，征地拆迁会让被征地者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同时也是被征地者失去了依附土地的相关权益，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劳动对象，这样会使以土地劳作为生活的农民失去了生活来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失去了祖辈留下来或者是自己痛苦辛苦劳作换回来的房屋财产，与此同时他们还不得不改变早已熟悉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环境，打破或者影响他们已有的社会关系，开始一种未知的全新的生活，这样给他们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征地拆迁对于很多拆迁者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征地拆迁不仅是农民的困境同时还是城市居民困境，城市居民虽然没有土地问题，但是所居住的房子一旦被拆迁，也许会因为在这个高房价的时代会因为买不起或者买不到自己合适的住房，而且也不得不改变早已经习惯的生活环境，这些事情对于每个家庭来说也是一件大事。这些问题就会让被拆迁者不由自主的产生抵触的情绪，而且由于补偿的过低或者是因为某些要求没有被很好的执行时，这中抵触情绪会更加的膨胀。从而需要花很大一部分时间进行宣传动员，化解各种各样的矛盾，解释一些问题，以便减少不必要的矛盾。

2.一些基层组织的支持力度不够

由实践证明，绝大多数的村，区基层组织对经过合法批准的拆迁工作是积极配合的，这个带头先锋作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征地拆迁是一项情况繁杂，涉及的利益方方面面，而且各方面的意见不一，需要面对许多拆迁对象，在这个过程中极易依法征地方与被征地方的矛盾，没有及时处理好的话将会引发社会矛盾。因此少数的基层干部面对严峻的工作有畏难情绪，应尽的本质主导工作没有没有做到位，原本应该发挥劝导，宣传的作用没有发挥充分。而且有的因为涉及到一些基层的利益或者是对国家相关建设项目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位，因此在支持的广度和深度上打了一些折扣。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征地拆迁工作的进展速度和处理相关的征地拆迁所遇到的问题的质量。这个就需要施工单位和政府部门与相关的基层单位多进行交流沟通，多做工作，以便取得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全力支持，来取得路网施工征地拆迁工作的顺利执行。

3.征地拆迁后的补偿安置法规不够完善

对于国家而言，虽然颁布了《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同时地方政府也颁布实施了一些施工细则。但是征地拆迁的相关政策在复杂的征地拆迁工作面临的问题中还是显得不够完善，因此给征地拆迁带了很多困难，这些困难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一）对于补偿的标准没有明确的定位，这样导致了补偿的标准的不一致，如在农村，在同一个时间不同的地区的不同建设项目补偿的标准不一样，乡与乡，村与村，甚至是在同一个村内同类型的地块补偿也是可能不一样的，这样会使被征地者产生一种攀比心理，同时在城市里面，路网施工导致的居民房屋被拆迁，在同一个时间内不同项目上区与区，街道与街道，补偿的标准不一样。这写补偿的差异性给征地工作带了很大的困难，也引发了不少征地拆迁所带来的纠纷。（二）补偿的标准没有达到被征地者的要求，补偿费偏低。国家或者是地方政府和施工单位为了降低建设的投资成本，希望运用有限的资金来办成更多的事情，所以在补偿费的标准上采取压低补偿费的标准，对于土地和房产的补偿也比较低。作为被征地者来说，失去土地的或者房屋的被征者希望得到合理的补偿费或者获得最大的补偿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权益，而降低了补偿费的标准必定损害了被征地者的相关利益。所以降低补偿费用势必引起征地方和被征地者的利益冲突。从而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这个是征地拆迁过程中各个方面都应该给予关注的重要问题。

4.相关的补偿费用及相关的安置工作没有及时做到位

征地拆迁工作进行的是否顺利的关键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土地或者房屋的补偿费用是否及时到位，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征地拆迁以后的安置被拆迁者的安置工作是否及时落实到位。对于被征者来说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并不是很关心工程进行的如何更关心地 是自身的利益是否被保证，是否自身的利益是不是被侵犯。因此征地补偿费用没有及时支付给集体或者个人，或者是征地方没有按照相关标准足额支付，这些现象必然会造成征地拆迁的对象的不满，被征方感觉到自己的合法权益没有受到保护或者感觉受骗必然会给整个征地拆迁工作带来困难。同时政府和有关施工方在拆迁户的安置工作上没有迅速落实给被征者的承诺，被征者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或者房屋后得不到有效妥善的安置，其最根本的利益没有得到维护保证，这样不仅仅是给征地拆迁工作带来困难，同时也很容易是征地方和被征方的矛盾激化，影响了政府的可信度。一味拖延数个月，甚至几年才给拆迁户解决相关的安置问题，这样拆迁户会抱怨政府的失信行为，通过一些偏激的行为来引起政府的注意，而且也会做出一些干扰正常的施工的活动。这样的结果是不利于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

5.部分施工单位的施工方法不合理

近期发生的各种因为征地拆迁问题引发的自焚等惨剧，其中有些是因为补偿费用问题，有些事安置问题，其中也不少是因为施工单位的粗暴施工导致的。征地拆迁涉及农民和居民的切身利益，以及以后的生存的问题，因此征地拆迁工作必须事先做好宣传和开导思想的工作，遇到个别特殊的被征者应该耐心劝说或者按照具体的情况给予特殊的照顾。以此来取得被征者的理解与支持。但是在征地施工的过程个别施工单位面对“钉子户”时以施工建设工期紧迫等各种形式的各种理由，在施工过程不进行必要的公告和细致的宣传工作之前就开始施工作业，从而导致了与被征者的严重对立事件。甚至出现了强拆的现象，而且导致了一些惨剧的发生，例如被征者还留在房屋内不愿意搬出就开始拆房，导致被压的惨剧时有发生。这些矛盾没有及时处理好，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征者必然火采取上访或者更极端的做法导致发生躯体事件，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6.征地拆迁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全配套

被征对象被征地或者房屋后失去了土地或者房屋，如何最大程度上保证被征者的合法利益，真正符合以人为本，使征地拆迁更加顺利的进行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就目前来说，国家还没有出台过相关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用来很好的解决征地对象尤其是被征者为农民的医疗，就业和教育，生产生活等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要做到眼前生活有保障，同时往后长远的目标有保证，则施工征地拆迁过程的相关工作就会顺利起来，同时也使被征者的权益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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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拆迁；行政行为；法律界定

随着全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框架的逐步拉开，使得城市形态有了可喜的变化，城区业态、市容市貌、城市功能有了显著提升。目前，土地问题已成为各地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各地以开发区和街道、乡镇为主阵地，配合项目推进、城市改造，实施了征地拆迁安置。其中与群众利益最紧密、矛盾最突出、难度最大的就是房屋拆迁补偿问题以及安置善后处置，也是目前日渐增多的农村集体土地拆迁安置过程中的焦点难点。征地拆迁环节也成为一个违规违纪问题的高发区域，由征地拆迁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屡见不鲜。

出现这种情况，涉及到政策法规因素、经济体制以及制度建设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作为拆迁这种行为本身的法律界定是否清晰，作为行政行为，程序上是否合法，仍然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以使得拆迁安置能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进行，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更好地推动城市建设。

一、拆迁行为的法律界定

城市房屋拆迁安置由于政府的介入而变得复杂。界定拆迁行为的法律性质，明确政府在其中的地位与职责，确保行政行为合理合法，对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推动城市建设顺利进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行政行为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1.从主体上看，行政行为是由行政主体而不是行政相对人作出的行为

行政行为应当是管理方的管理行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305号令）中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房屋拆迁工作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与城市房屋拆迁有关的土地管理工作。在全国性的条例出台后，各地也出台了地方性的办法。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拆迁这种行为是政府作为行政主体实施的管理行为。

2.从性质上看，行政行为是一种公务行为，而不是一种私人行为

行政行为应当是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行为，因而具有强制力。城市拆迁中的市政建设、安置房、经济适用房建设属于国家的公共服务内容，代表着国家意志，应属于公务行为。但房地产商开发的项目、投资者兴办的企业，带有私人色彩，由于政府在出让土地之前往往有协议要约政府要提供净地多少，这种行为是否能界定为行政行为，法律界对此还存在不同意见。

3.从目的上看，行政行为旨在实施国家行政权，并落实行政法上的权利与义务，维持国家的行政管理秩序，而不是为实现一种民事关系

在实际拆迁过程中，由于涉及公民私人财产，再加上《物权法》的出台，拆迁中的民事关系无法回避，也是拆迁困难的焦点难点所在，在这种意义上，拆迁方与被拆迁方之间发生的更多是民事关系，这也是拆迁行为引发法律界争论的所在。

4.从效果上看，行政行为是一种能直接或间接引起法律效果的行为

拆迁对被拆迁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变更，在效果上应当是一种行政行为。

关于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法律性质，一直备受争议。传统观点认为拆迁行为是在政府主导下的行政行为。笔者也认为将拆迁行为归为行政行为在实际操作中更加有利。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拆迁行为是一种不完整意义的民事合同基础上的民事行为。

二、当前拆迁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拆迁补偿和公众预期有差距，指导拆迁行为的行政法规需要及时调整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为基础的地方办法，共同确定了现在的补偿标准。其对国有土地的有证面积进行补偿，对现实存在的无证房无规定，对房屋所在土地附着物无统一的补偿标准，并且无法适用于农村集体土地拆迁。

实际情况是由于政策制订的时间早、中国地区差异大，拆迁补偿的标准较低，拆迁的阻力相当大，拆迁引发的矛盾也层出不穷。以本地为例，在全市基础上出台了区级的《关于制定拆迁有关补偿标准的通知》，要求自2009年1月1日起对“被拆除房屋面积大于统一安置房面积的部分”按每平方米不低于1000元的标准给予补偿，但实际执行中与拆迁户期望值相差较大，收效甚微。基层为了能按时序进度完成拆迁，各自出台了一些土政策、土办法，缺乏连续的调整补偿标准的程序规定。补偿办法随意性大，有的还无成文的规定。造成拆迁安置中同一地区的同一项目的补偿标准前后不一，同一地区的不同项目的补偿标准前后不一，不同地区的同一项目的补偿标准不一。由于无固定的可行政策可依，拆迁户对拆迁安置存在严重的不信任感，群众上访、阻扰拆迁等现象有越演越烈之势。从而既影响了干群关系，又影响了拆迁工作的推进，更造成政策执行的漏洞，给腐败行为留下了可乘之机。

2.政策执行和现实情况有矛盾，规范拆迁行为的行政程序容易出现混乱

目前，地方上的征地房屋拆迁安置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经相关法律法规授权，由设区的市来制定具体操作办法，各地区都有明确的规定或办法作为依据，是有据可循，有法可依的。

实际情况是，在拆迁工作中并不是只要坚持原则、坚持政策、按章办事，拆迁工作的矛盾就少，很多问题恰恰就在于政策的规定和现实的矛盾。对于所有被拆迁人来说，他们不管什么法律和政策，只认一个道理：生活只能因为拆迁变得越来越好，不可能因为拆迁变差，有的被拆迁户认为这是最后捞一票的机会，漫天要价，媒体对钉子户的不当宣传在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这种苗头。政策、办法以外的特殊办法，使得原来的政策、办法显得效力不强，为了完成拆迁，拆迁房不得不再提高原有标准，双方讨价还价才可能最终达成协议。拆迁只重结果，不重过程，依法的程序往往被人为地忽视。

3.拆迁主体和拆迁外包有隐患，实施拆迁行为的被委托人存在利益驱动

现在，基层普遍选择拆迁公司来实施拆迁。这种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行政委托行为。在我国的行政法理上，行政委托是指出于管理上的需要，某一行政主体（委托人）委托另一行政主体或其他组织及个人（被委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代行使职权或其他事务，其行为效果归属于委托人的法律制度。在拆迁过程中，拆迁公司是作为行政机关的人身份出现的。

实际情况是，拆迁作为政府转让土地的前提条件，完成拆迁是肯定的。随着城市化推进，农村集体土地拆迁也越来越多，并成为新的焦点。现在的拆迁公司多数是伴随着城市房屋拆迁成长起来的，对集体土地拆迁业务不精、情况不熟，往往套用城市拆迁的方法来进行，针对性不强。现在引入的评估机构只对有权证的房屋进行评估，但实际拆迁中的难点是大量的无证房，无证房现无具体的补偿规定，也没有采取必要的取证措施，多少面积、该补偿多少缺乏统一标准。评估机构出于自身利益原因，出具报告随意更改的现象比较突出。拆迁人员对于无证房认定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过大，易引发拆迁公司和拆迁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由于作为外包的受委托人，受到自身利益驱动，在拆迁中的行政违规行为还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

三、完善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行为的设想

城市房屋拆迁是城市建设的先行，合理拆迁有利于城市发展。但近年来出现的无序拆迁却影响到了政府形象和干群关系。为提升城市功能，引进更多大项目、大企业奠定长期的工作基础，必须明确拆迁中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摆正政府在其中的位置，针对存在的问题，规范城市的拆迁安置，在拆迁安置办法、监管主体、操作程序上加以完善。

1.如果采取激烈的方式，可以重新定位拆迁行为的法律性质

虽然拆迁协议离民法和合同法规定的平等、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等基本原则有一定差距，不属于完整意义上的民事合同。但是只有恢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民事法律属性，才有利于平等地保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双方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对于房屋拆迁行为的法律性质归属可以侧重于民事行为的定位。

优点在于：减轻了政府在拆迁中的压力。被拆迁人和拆迁公司签订协议后，双方发生分歧，特别是在遗留问题上，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来解决，通过法院裁决来化解矛盾，政府面对的压力要更小。某种程度上也对拆迁公司提出了更高要求，可以进一步提升整个拆迁行业的专业素质，减少因拆迁公司本身问题所造成的矛盾，减轻过去转嫁到政府身上的矛盾压力。

缺点在于：率先推行的难度很大。弱化了公共服务项目拆迁的行政意愿，容易陷入诉讼马拉松。拆迁公司和委托主体的关系界定尚需有明文规定，而且从公众的思维定式来看，政府的实际处置来看，拆迁公司就是代表政府，当公众涉及利益诉求时，出了问题还是找政府，对公众的法律意识要求高。从当前政治文化的背景来看，政府是强势政府的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要实现这种转变需要长期的过程，单一地区率先采用是不现实的。

2.如果采取改进的方式，必须规范拆迁行为的行政程序和加强对拆迁的监管

一种合法有效的行政行为，除必须符合其他各项有效要求外，还必须符合法定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属于程序违法行为，有权机关必须予以撤销。拆迁程序上要严格按照告知、协商、拆迁、安置的程序执行，确保程序合法，要杜绝先拆后批等超前拆迁所造成合法拆迁变不合法拆迁的被动局面。另一方面，对拆迁的有效监管缺失也是造成拆迁行为问题较多的原因之一，需要在城市建设主管部门的基础上，增加纪委、审计局对拆迁的监督，如果涉及农村，还要增加农村主管部门。通过扩大监督，使拆迁工作做到公开透明，实现“阳光操作”，避免群众对拆迁的不必要猜疑。

优点在于：符合现有拆迁模式的调整需要。在拆迁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之前，能在保证一定政策连续性的基础上，保证拆迁这种拆迁户公认的行政行为实施过程中的合法性。特别是对拆迁公司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采取的一些钻法律空子、打政策球的行为会起到较好的遏制作用，可以净化拆迁市场秩序，使拆迁在法规的基础上阳光运行。

缺点在于：没有从政策层面解决拆迁补偿问题的节点。出于推进拆迁的考虑，现有的讨价还价式协商依然长路漫漫，拆迁中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依然存在尖锐冲突。拆迁的监管属于外部介入，受监管部门对政策的掌握程度的业务门槛制约，拆迁中的行为仍存在违规违纪的可能。群众对拆迁的不信任感或抵触情绪，不能得到更多途径的释放和解决。

作为当前被地区发展称为“第一难”的拆迁工作，仅从行政行为本身的主体界定、程序合法等方面来说，是可以明确并规范起来的。但是作为实施这种行政行为的依据，拆迁的政策能否更加和实际相接轨，多采用市场比较的方式来进行评估，而不是在降低拆迁成本的出发点上来制定政策，则是根本上扭转被拆迁户与政府拆迁对立情绪的瓶颈所在，这些涉及到政府的科学发展定位，发展方式的转变，服务政府的建立等更多深层次的问题，但无论客观条件如何，拆迁行为在主观上必须合法合规，这是实施行政行为的内在要求，唯有这样，才能使拆迁的形式为被拆迁人所认可，有助于城市拆迁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篇10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以下简称房屋征收与拆迁），在项目实施前，都必须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第三条市、县（市、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西区、风景名胜区的维稳办对各自区域内房屋征收与拆迁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进行协调和指导。

县（市、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西区、风景名胜区的房屋征收与拆迁管理部门（职能单位）具体负责各自区域内房屋征收与拆迁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仪征市房屋征收与拆迁管理部门牵头负责化学工业园区房屋征收与拆迁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参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西区、风景名胜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第四条房屋征收与拆迁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要内容是：

（一）合法性评估。主要评估实施项目是否符合房屋征收与拆迁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合理性评估。主要评估补偿安置方案是否兼顾到各方面群体的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是否能为多数被征收拆迁人认可。

（三）可行性评估。主要评估项目实施的时机是否成熟，补偿安置资金和安置房源是否已经落实到位。

（四）安全性评估。主要评估项目实施后是否会引发重大社会矛盾等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这些隐患能否得到有效消除。

第五条房屋征收与拆迁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程序：

（一）制定评估方案。评估前，由房屋征收与拆迁管理部门（职能单位）、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部门和实施单位、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项目的拆迁人等组成项目风险评估工作小组，根据评估的要求和房屋征收与拆迁项目的特点，制定评估方案，明确评估具体内容、方法步骤和时间要求，保证工作有效开展。

（二）广泛听取意见。评估工作启动后，房屋征收与拆迁管理部门将征收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在项目所在地进行公示，让被征收拆迁人充分了解。采取召开座谈会、重点走访、问卷调查等方法，广泛听取各有关部门、房屋征收拆迁有关单位和被征收拆迁人的意见、建议。实施项目应当履行听证的，需组织由被征收拆迁人和公众代表参加的听证会，评估工作小组综合各方面因素形成项目风险评估初步报告。

（三）分析研判预测风险。由房屋征收与拆迁管理部门（职能单位）牵头，组织维稳、、综治、监察、发改、规划、国土等部门，成立属地房屋征收与拆迁风险评估报告研判小组，对提供的项目风险评估初步报告进行分析研判，对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作出评估预测和分析研究，并制定相应的防范、应急预案。

（四）作出评估报告。根据房屋征收与拆迁风险评估报告研判小组的分析研判结论，房屋征收与拆迁管理部门形成项目风险评估报告。

第六条评估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房屋征收与拆迁项目的基本情况。包括项目名称、征收与拆迁的目的和范围、拟实施时间和期限、项目范围内住户和单位状况及房屋和土地使用权状况，发改、国土、规划等部门对项目符合各项规定的认可材料或批准文件等。

（二）补偿安置方案公示和征求群众意见情况。包括补偿安置方案在项目现场公示后群众的反映；有关部门、单位和专家的意见建议；依法应当履行听证程序项目的听证情况；根据征求到的意见建议进行修改的情况。

（三）对房屋征收与拆迁项目的评估预测和分析研究。主要包括：

1、补偿标准、安置房地点、腾仓过渡期限等补偿安置方案是否合法合规。

2、补偿安置资金和安置房源是否已经落实。

3、因搬迁给特困企业和住房困难家庭带来的生产、生活困难问题是否得到妥善处置。

4、房屋拆除施工安全是否考虑周到。

5、有可能引发不稳定的其它因素及其化解措施和预案是否制定。

（四）明确房屋征收与拆迁项目风险防范和维稳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

（五）对项目做出可以实施、暂缓实施或不予实施的评估结论。

第七条项目属地的维稳办要全程跟踪房屋征收与拆迁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过程，对评估报告进行认真审核，并作出明确的备案意见。

第八条对已经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的房屋征收与拆迁项目，项目属地的维稳办应会同房屋征收与拆迁管理、、乡镇（街道）等责任部门和单位全程跟踪，及时发现和化解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将不稳定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和初始阶段。

第九条各有关部门、单位应积极主动落实房屋征收与拆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各项要求，年终将该项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工作考核内容。具体考核按《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考核办法（暂行）》（办发〔〕69号）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