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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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南宋绘画 元代绘画 绘画风格

宋代绘画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绘画高峰时期。不仅绘画得到空前发展，而且建立了皇家画院。种种迹象表明，从前前后后的王朝看来，宋代绘画不可超越。然元朝却废除画院制度，绘画并不被统治者重视，只能依靠文人雅士来进行维持。因而丧失了绘画的勃勃生气，鸿篇巨制的作品鲜见，呈现出一种凋零的状态。显然这与当时社会环境不无关系。

宋代结束五代十国之争，社会强调文治。文化大兴，绘画也在其列。甚至社会高层也参与到艺术中来，这就有力促进绘画的发展。宋代继承五代传统，设立画院，招募画家，进行艺术创作，进而推动院体画的最终形成。院体画比较注重写实和对客观对象描绘上的科学性，对画家有着严格的要求。但是院画家在地位上有所提升，当朝不仅给予俸禄，而且身阶也产生了重要变化。有名望的画家可以穿紫衣和佩鱼。这是前朝或后朝画家渴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处在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之中，毋庸置疑，绘画取得巨大发展。

从宋代画学记载来看，宋代绘画发展比较平衡和全面。画学分科比较细致。《宣和画谱》明确把绘画分为十科，依次为：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从绘画分科可以看出，绘画发展涉及到生活的层面，对于生活中的一些客观对象进行描绘较为常见。当然，这对画家也相继提出较为严格的要求。比如，宋代在选择院体画家时，模仿太学，采用严格的考试制度，以区分一位画家的学识和业务水平。因此，要想成为院体画家，不仅要有高超的绘画技巧，而且还要具有一定的创造力。宋代画院在招考画家时，常常采用诗句以考画家的业务水平和构思能力。如“野渡无人舟自横”“竹锁桥边卖酒家”“踏花归来马蹄香”等等。面对这些诗句命题，只有那些富有创造性的画家才能够做到。从这里也可以窥探到，宋代院体绘画比较重视绘画与文学的相结合。这就造成后来文人绘画的发展。

文人画最早不是在宋代出现，但是宋代文人画给元代文人画做了一个铺垫，为元朝绘画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宋代文人画在当时社会并不是主流，它的流传主要是在士大夫之间，并不被院体画家看好。但是这并不能讲宋代文人画没有生存空间。它的生存空间在当时就很活跃。文人画画界内不仅有好的画师，而且还有较好的文人宣传队伍，并最终使文人画推向了。宋代文人画家主要有李公麟、苏轼、文同、米芾、米友仁等人。这里面李公麟、文同、二米各有所长，绘画技法造诣较高。苏轼且在推行文人绘画理论方面贡献颇大，但在作画方面并不是太擅长。传世作品《枯木怪石图》中可以得见。总体上来讲，宋代文人画与当时的院体画还不能并行发展，但是系列文人画立论的提出，对元代文人画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元朝是由少数民族蒙古人建立的，虽然在政治上征服了汉人的大多土地。但在文化上却做了汉人的俘虏，汉人文化被蒙古人所接受。绘画也是一样，但是绘画却发生了极其惊人的转变。绘画没有继承院画传统，而是转向了文人画的风格。这与元朝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元朝没有建立画院，画家拥有更多的创作自由，不用考虑趋向于谁，或者讨好与谁。因此，元朝画家在绘画方面的风格也不尽相同。

元朝的文人画家群体较为庞大，但主要集中在封建文化家族或者文人士大夫阶层。他们拥有更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文化圈。这就有利于从事文化等雅集活动。雅集活动主要是画家作诗、作画或讨论相关的文化活动，这就丰富了文化生活。提高了文人对于绘画的兴趣，这一现象在元代文人甚是普遍。前期表现在在赵孟頫、钱选为代表，中后期表现在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这四大家身上。这些画家的风格却一改前代院画风格，而是直接承接唐、五代之前的画风，具有一种隐逸的风格。提出的画学理论也独具特色。如倪瓒认为“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写胸中逸气耳”。其实元朝绘画变的不仅是这些形式方面的东西，而是绘画由文学性绘画转向书写性的绘画方向开始转变。这是绘画大变革的先声。

篇2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篇3

一.栽培技术

唐代稻作的栽培技术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围绕着稻麦复种、育秧移栽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讨论热烈。

关于稻麦复种技术。李伯重在《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一文中，主要借助对史料的梳理，通过《蛮书》中关于南诏境内稻麦复种制的记述、《吴郡图经续记》中有关北宋苏州实行稻麦复种的明确记载、唐诗中的有关诗句、唐代关于官员替代时职田收获的处理办法的变化和两税法的实行等五个方面的分析，得出结论为：我国稻麦复种大约在高宗武后时期的长江流域最发达的地方已出现；作为一种较为普遍实行的种植制度大约形成于盛唐中唐时代，实行的区域主要在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和长江沿岸地带。到晚唐以后，更加进一步扩大。(1)林立平则从技术层面分析了唐代稻麦复种制产生的原因。他指出，在水稻栽培移栽以及耕作技术和养地程度都有显著提高的基础上，稻麦复种制产生和发展起来。(2)而蓝勇和韩茂莉则从气候的变化和差异入手，分析唐代稻麦两熟制出现和推广的原因，并认为江南实行稻麦两熟耕作方式可能要比云南滞后些。(3)(4)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的观点则是稻麦两熟制初现于唐代，盛于宋代(5)。持唐代已出现稻麦复种制观点的论著和论文还有：吴存浩《中国农业史》(6)、周立三《中国农业地理》(7)、孙声如《试论我国古代耕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8)、周尚兵《唐代长江流域土地利用形式及自然灾害原因》(9)。李根蟠则不同意唐代已出现了稻麦复种制的观点。他通过对李伯重所提出的五点论据（见上文）的逐一分析，认为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的根据尚不充分；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到宋代，尤其是南宋才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形成一种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而长江三角洲在这一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10)。鲁西奇在《唐宋时期汉水流域粮食作物及其地理分布》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稻麦复种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仅唐代甚至宋代均未得到全面推广；唐中期到宋元时期，汉水流域已开始出现稻麦轮作复种制度，但不普遍，只是在少数地方实施，绝大数地区还是实行稻或者麦（或者其它杂粮）一熟连作制(11)。郑学檬也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唐五代太湖地区实行稻麦连作两熟制或早晚稻连续栽种，而闽、赣地区稻麦轮作或早晚稻轮作制亦有可能五代宋初存在(12)。

关于育秧移栽技术。林立平《唐代主粮生产的轮作复种制》中认为，至迟在唐中期南方已采用育秧移栽技术(2)。日本学者西山鸟定生亦持此观点(13)。另一日本学者大泽正昭从农具和耕地、整地技术的提高说明唐代中叶插秧法已经普及(14)。齐涛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中阐明唐代南方水稻移植已渐普遍(15)。夏如冰《中国古代稻作节水栽培技术》一文中认为：育秧移栽技术至迟出现在汉代，隋唐时期，育秧技术在南方已很普遍(16)。曾雄生认为，江南地区的水稻移栽是在唐宋以后发展起来的(17)。韩茂莉也赞同水稻育秧移栽技术最早出现在唐代的观点(4)。桂慕文援引已故北京农大王毓瑚教授的观点，从唐代诗人提到了插秧可以推知移栽法已在唐代许多地方实行，一年两熟的做法一定也在逐渐推广(18)。综合起来，唐代已经出现了育秧移栽技术这一观点学界基本上取得了共识。

二.种植区域

唐代稻作的种植区域是学者们聚焦的另一个问题。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相对较多。张泽咸将汉唐间的水稻种植分为华北地区和江淮地区。在华北地区，又具体为长期种植和某些种植的地区。前者如长安、关中地区、洛阳地区、黄河以北的河南北部地区、黄河以南的河南地区。（南阳盆地除外），后者如山东、河北、山西、西北地区。江淮以南地区，著名的稻作区有汉中、巴蜀地区、南阳盆地、湘鄂赣地区、淮南地区(19)。游修龄认为，汉唐时期北方水稻分布区主要有关中地区、伊洛河流域、河北地区（即河南省黄河以北部分及河北省南部）、黄淮平原、幽蓟地区（即今北京地区及河北涿县、新城一带），另有零星种植，如河套平原、宁夏平原、河西走廊等地，并且特别指出，黄河流域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岭、淮河，东至于海，普遍开发了稻田。该区域水稻种植特点是：没有连续性，时废时兴。同时西北地区的水稻分布处于微不足道的状态，东北地区水稻的开拓同不同时期的朝鲜人有关，该区稻作最初是渤海国时代（公元698-926年）由高句丽人所开拓的(20)。华林甫在《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一文中，依据文献记载，探讨了唐一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状况、布局变迁形成的原因，认为：水稻生产大致分布在幽州-并州-绛州-同州-京兆府-陇州-渭州-兰州一线以南地区，主要分布区则在长江流域，尤其集中在太湖、鄱阳湖、洞庭湖地区、汉水流域和成都平原，具有多而集中的特点；黄河流域则只有稀疏种植，集中在关中平原、伊洛河流域、相卫怀和汴陈许地区，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此外，岭南、福建某些地方也有零星分布。而在安史之乱后，南方水稻生产则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种植区域日趋扩大(21)。周立三从分析初唐水利发展入手，论述了由于唐展了引黄、引汾灌溉，促进了关中、伊洛河内、河套和蓟州等地的水稻生产，并引相关古代著述，认为伊州和渤海都有水稻生产，从而推论出水稻生产已向北推移并发展到了新疆、东北地区(7)。王双怀在对开元时期农业发展状况分析后指出：江淮岭南的水稻经营十分普遍，北方地区也有水稻生产，河北、河东、陇右亦有少量栽培，只是不占比重而已。开元时期稻作主要分布在秦淮以南包括汉中、四川在内的南方地区(22)。齐涛则认为，隋唐时代，北方水稻的种植面积有了扩展，如长安、河南道、洛阳等地。而水稻栽培仍以南方为最主要区域(15)。综合学者们对稻作种植区域的认识，长江流域，尤其是太湖、洞庭湖、鄱阳湖、巴蜀地区、汉水流域及江淮地区，水稻种植区域面积广大；北方之关中地区、伊洛河流域、黄淮平原等均有相当面积水稻的栽种，而西北、东北地区几乎没有水稻种植或种植区域相对狭小。在这一点上，学者们的观点是大致是一致的。

三.品种类型

研究唐代稻作品种的专著、专论并不多见,可谓凤毛麟角，仅能从一些论著、论文的某一章节获取点滴信息。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通过对唐诗中有关描写水稻的诗句的分析，认定唐代的水稻品种有白稻、香稻（或香粳）、红莲、黄稻、獐牙稻、长枪、珠稻、霜稻、罢亚。游氏在文中注释中还说：“赵丰翻检了全唐诗，又摘得海稻、五月稻、青粳稻、青龙稻、水上稻、节米（乌节米）、黄陆米、三破糯、高公米、御田谷米、折粳米等十几余个品种，合计约二十余个品种。”(20)这是所见及的论述唐代稻作品种最详细的内容。梁家勉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23)和范楚玉、董恺忱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均采纳了游修龄的研究成果(24)。赵滕芳的《香稻的考察和开发》则针对香稻的历史渊源、品种的调查，做了具体的阐述，在此基础上，预见了香稻未来的开发(25)。中国农业科学院主编的《中国稻作学》列举了一些水稻的品种，但未明确标明哪些是唐代的稻作品种(26)。日本学者西山鸟定生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在江南稻作农业中，南北朝以前水稻品种的名称从唐代以后就几乎消失了，在宋代又出现了两百种以上的新品种(13)。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丁颖的《丁颖稻作论文集》。在这本论文集中，丁颖从理论上阐述了我国稻作品种多样性的原因，虽未涉及唐代具体的稻作品种，但对探究唐代稻作品种多样性提供了理论依据(27)。另外，《农业考古》开设有“稻作起源研究”专栏，虽然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稻作起源时间、地点等问题，但为研究唐代稻作品种提供了信息渊源。与唐代稻作研究的其他内容相比，该部分显然相对薄弱。而对唐代稻作品种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会对今天有关地区的稻业生产及优良品种的开发提供历史资料上的支持，或启发一种思路，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此，对唐代稻作品种的研究有必要加强。

四.区域稻作

区域稻作是指以一个具体地区或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为研究范围，以稻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课题，它的研究和区域经济开发密切相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国家重视区域经济开发，全国出现许多经济开发区，因而区域经济研究勃兴。在区域经济研究中，农业经济往往是学者们着重谈论的问题之一。正是在谈论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唐代区域稻作研究逐渐深入。唐启淮的《唐五代时期湖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讨论了唐五代时期插秧技术和稻麦复种轮作制度对湖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28)。杜文玉的《唐五代时期江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将水稻生产中普遍采用移栽技术、稻麦复种制和早、晚稻两熟制的推广作为江西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29)。方亚光则通过揭示江东犁和唐代江苏地区稻作农业的关系，认为江东犁的诞生和运用，是江苏乃至江南地区稻作农业发展的产物(30)。张剑光、邹国慰的《略论唐代环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一文认为，环太湖地区是唐代最重要的产稻区，该区稻田成片，水稻大规模推广，成为农民主粮，并特别提到了“红稻”和“红莲”这两个稻作品种(31)。李伯重通过分析唐代江南稻种、稻麦复种制、稻桑苎麻亩产量等问题，考察了该区农业的发展及其特点，从而总体评价了唐代江南地区的农业(32)。李敬洵在《唐代四川经济》一书中，以成都平原的自然条件为据，认为该平原是四川最适宜种植水稻的地区，入唐以后，范围扩大到绵州、眉州及沱江、嘉陵江、长江等河流所形成的冲积平原上。另外，四川水稻栽培以育秧移栽技术普及最为重要，水旱轮作制已在四川水田稻作区有不同程度的普及，两熟制成为较完善的耕作制度(33)。卢华语《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一文分析杜甫在夔州生活时留下的诗句后指出，唐代夔州虽有水稻种植，但规模不大，且有高质量的水稻品种(34)。马雪芹对中原地区稻作做了专门研究。她的《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对包括唐代在内的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做了细致考证，认为豫北、豫东、豫西、南阳、豫南都有水稻种植(35)。而宁志新则推究了河北的水稻生产。他通过对河北地区水稻种植分布的三个中心即以邺县为中心的漳水流域（河北南部）、以定州为中心的河北中部、以幽州、涿州为中心的河北北部的考察，结论出河北地区的水稻种植沿着由南向北的方向传播且始终含有用水改造低洼盐碱地的主观意图，同时直至隋唐时期，河北地区的水稻种植基本上还是政府行为的观点(36)。邹逸麟从环境因素入手，考察了唐代黄河流域的水稻地域分布，得出和游修龄类似的观点：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岭、淮河，东至于海(37)。于德源以农业人口为据，推考唐代幽、檀、妫三州农田开发水平，结论出在三州水源充足的地带也有比较集中的稻作区(38)。鲁西奇引用唐诗中的诗句分析了汉水流域水稻种植概况，得出唐代汉水流域的水稻种植非常普遍的观点(11)。

除上述所列论著、论文外，魏晋南北朝学会《古代长江上游经济开发》(39)、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和江苏省社科院《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40)、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搞》(41)、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42)、黄惠贤、李文澜主编《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43)、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44)、李伯重《唐代长江流域地区农业副业生产的发展》(45)、郑学檬《唐五代太湖地区经济试探》(46)、林立平《唐代江南地区的开发》(47)、颜亚玉《唐中后期淮南农业经济的发展》(48)、牟松友《唐代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和社会》(49)、张学恕《中国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史》(50)、秦明君《试论唐代江南粮食生产发展的原因》(51)、游修龄《稻作史论集》(52)、田静茹《试论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发展的特点》(53)、鲁西奇《历史时期汉江流域农业经济区的形成和演变》(54)、陈红《四川水稻发展小史》(55)等论著和论文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均涉及唐代稻作的有关内容。纵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唐代区域稻作研究，可谓星罗棋布、星光灿烂。这既丰富了唐代稻作研究的内容，又给唐代稻作研究开辟了新的拓展空间。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朝代。在农业为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的封建社会，水稻又是农作物的一个极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因而研究唐代稻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在当今国家开发区域农业经济如火如荼的情况下，作物的种植技术、品种类型和区域栽培概况等的研究有助于对今天的农业开发提供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因此研究唐代稻作又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基于此认识，不少学者关注唐代稻作研究，无疑是极其有益的。这也是唐代稻作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主要原因。在肯定研究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首先，研究的依据主要是历史文献资料，对文献以外的其他资料如考古资料重视不够。其次，区域稻作的研究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其他地区的研究相对不够充分。再次，区域稻作研究相对独立，其间之相互关系和影响的探讨有待深入。另外，唐代稻作研究属于农史研究的范围，而农史属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因而要注意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最后还要注意区域稻作特色品种的研究和探索。

注释：

(1)李伯重. 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J］.农业考古,1982(2)。

(2)林立平.唐代主粮生产轮作复种制［J］.暨南学报,1984(1)。

(3)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1)。

(4)韩茂莉.中国古代农作物种植制度略论［J］.中国农史,2000(3)。

(5)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农业百科全书［M］农作物卷.北京：农业出版社, 1991。

(6)吴存浩.中国农业史［M］.北京：警官学校出版社,1996。

(7)周立三.中国农业地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8)孙声如.试论我国古代耕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J］中国农史,1984(1)。

(9)周尚兵.唐代长江流域土地利用形成及自然灾害原因［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5)。

(10)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J］.历史研究,2002(5)。

(11)鲁西奇.唐宋时期汉水流域粮食作物及其地理分布［J］.中国农史,2001(3)。

(12)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3)(日本)西定生.中国经济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

(14)(日本)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时期农业社会史研究［M］.东京：汲古书院,1996。

(15)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16)夏如冰.中国古代稻作节水栽培技术［J］.中国农史, 2001(2)。

(17)曾雄生.江南稻作文化中的若干问题略论［J］.农业考古,1998(3)。

(18)桂慕文.中国水稻育秧发展史［J］.农业考古,1988(2)。

(19)张泽咸.试论汉唐间的水稻生产［J］.文史,第18辑。

(20)游修龄.中国稻作史［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21)华林甫.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J］.中国农史,1992(2)。

(22)王双怀.试论开元时期农业的发展［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4)。

(23)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24)范楚玉,董恺忱.中国科学技术史［M］农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5)赵滕芳.香稻的考察和开发［J］.农业考古,1985(2)。

(26)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稻作学［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6。

(27)丁颖.丁颖稻作论文集［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28)唐启淮.唐五代时期湖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4)。

(29)杜文玉.唐五代时期江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J］.江西社会科学,1989(4)。

(30)方亚光.论唐代江苏地区的经济实力［J］.中国史研究,1993(1)。

(31)张剑光,邹国慰.略论唐代环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J］.苏州大学学报,1999(3)。

(32)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

(33)李敬洵.唐代四川经济［M］.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34)卢华语.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6)。

(35)马雪芹.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J］.农业考古,1998(3)。

(36)宁志新.汉唐时期河北地区的水稻生产［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4)。

(37)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J］复旦大学学报,1985(3)。

(38)于德源.唐代幽、妫、檀州农田与作物分布蠡测［J］.中国农史,1992(2)。

(39)魏晋南北朝学会.古代长江上游经济开发［C］.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40)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江苏省社科院.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C］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

(41)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

(42)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1985。

(43)黄惠贤,李文澜.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M］.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

(44))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J］.扬州师院学报,1982(2)

(45)李伯重.唐代长江流域地区农业副业生产的发展［J］.厦门大学学报,1982(4)。

(46)郑学檬.唐五代太湖地区经济试探［J］.学术月刊,1983(2)。

(47)林立平.唐代江南地区的开发［J］.史学集刊,1984(2)。

(48)颜亚玉.唐中后期淮南农业经济的发展［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4)。

(49)牟松友.唐代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和社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50)张学恕.中国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

(51)秦明君.试论唐代江南粮食生产发展的原因［J］.湖北大学学报,1993(5)。

(52)游修龄.稻作史论集［C］.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53)田静茹.试论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发展的特点［J］.武汉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7(3)。

篇4

中国传统市场的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欧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几乎得到了公认。按照一般的逻辑而言，产业组织应该较早地发展起来。市场的功能不仅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还能寻求有效率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发现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市场的发展促进产业组织的产生，大体经过如下进程：

市场扩大促进效益提高——促进分工与专业化——交易费用上升——经济组织出现

交易费用的上升，是由分工与专业化发展的结果，而新的经济组织（包括企业组织）的产生则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

中国的产业组织在传统时代成长滞缓，一直困挠学界的“资本主义萌芽”，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始终停留于萌芽阶段，迟迟不能破土而出。同时，中国的行会组织也一直是弱化的，尤其是手工业行会。这其中必然存在一种制度性的障碍。因为，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看法，“如果企业不存在，那么就会有一种更强大的趋势使市场在组织上膨胀，并且使更多的交换活动归于其中。”（霍奇逊，1993：216）

是哪些什么环节存在障碍？为什么发达的中国传统市场不能催生出企业等相关经济组织？当然原因是复杂错综的，涉及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由于市场与产业组织的高度关联性，本文将就此进行探讨，其他因素则不拟展开。

二、市场与产业组织的产生：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企业组织只能在市场中产生，但是否市场发展必然产生企业，市场越发展企业越能从中产生？

科斯（1994）认为，分工经济并非企业经济存在的充分条件；只有当企业制度能节省交易费用时，它才能替代市场。这一观点由张五常（1996）等人进一步发展。企业就是用劳动市场替代产品市场。诺思（1994：230-231）说，既然科层组织的纵向一体化意味着要以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那么，一个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将是组织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费用。

钱德勒（1977：7；11）认为，过去通过市场配置的资源与产品可由企业来实现。“通过将生产单位与采购、分配单位几方面的行政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可以减少获取市场和货源信息所需的费用。更重要的是，众多单位的一体化，允许货物从一个单位向另一个单位的流动，能够通过行政管理进行协调而达成。”此外，行政协调所导致的节约，比起较低的信息与交易费用所引起的节约，更为巨大。“当管理体系能够比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地操纵和协调许多业务单位的活动时，这种机构（即近代企业）就应运而生了。”

杨小凯（1999：222）的数理推论表明，如果存在分工经济而又没有交易费用，则分工可以通过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市场来组织，并不需要企业制度。但是，如果存在分工经济，又有交易费用，则自由市场便能在其间寻求最有效率的交易组织结构。最终产品生产与中间产品生产间的分工经济是企业经济存在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如果分工经济超过交易费用，而且中间产品交易中的交易效率，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中的交易效率低，则存在企业经济。杨小凯（1999：411-412）还认为，“企业产生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是：最终产品生产和中间产品生产的分工，以及交换某种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低于受雇生产该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当企业因分工而产生时，能避免对交易效率最低的活动直接定价的剩余权结构将在市场上占有优势。”这里，劳动与相关生产品在交易效率上的判别对企业的产生是必要的。

三、中国传统市场中的产业组织：制度？

无论企业组织，还是行会组织，都是与市场紧密相关的。它们都不能得到发展，是否意味着市场制度本身对它们的制约？按照制度主义者的观点，企业组织、行会组织，都属于非市场交换，它能降低相关领域的交易成本，并超过市场制度所带来的收益。而企业、行会的弱化，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它们不能由超过市场本身完成交易所带来的效益，交易成本更高，因而长期受到抑制。企业组织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因为组织本身具有较高的成本，那么其产品的成本也就会高。

企业组织的交易成本，也就是资本组织劳动力进行生产的成本，可能高于通过市场体系获得商品的成本。也就是说，市场的发育阻碍了企业组织的萌生。这种观点看似是矛盾的，实则是可以合乎逻辑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制度中，是可能成立的。已有一些实证研究的成果可以作为分析的基础。

伊懋可（Elvin，1973）分析明清中国棉纺织业缺乏技术进步的三大原因，其中之一是，中国商业发达，市场机制比较完善，棉布商人无需直接卷入生产就可以顺利得到大量棉布，因此，把资本作为流动资本来使用，比起投放生产更为有利，因而商业资本很少转化为工业资本。

罗友枝（E.S.Rawski，1990)考察了19世纪晚期中国糖、茶、丝的出口，认为它们“未能适应世界市场的国际竞争，根源于中国市场结构，确切地说，根源于市场的过度竞争。”“竞争市场，本应是传统经济渡过危机、对市场变化做出敏捷反应的有效机制，在中国却成为影响工业化、生产管理与大规模企业等发展进程的因素。”

弗兰克（2000）分析中国衰落的原因时说，恰恰是中国过于繁荣，人口持续增长，导致了“高水平平衡陷阱”，人口增加，资源减少，人力资本便宜，工商业不再有技术创新的冲动，最终使中国失去了转化的契机。

关于市场与产业组织的关系，迄今为止以吴承明先生（1985：27）的一段论述是最为深入而具体，同时也是最引人思索的。在谈到明清工场手工业时，他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明清时期不能和欧洲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情形相比。这其中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场外分工发达，场内分工反而简化。如景德镇和广东石湾的陶瓷业，即因过份专业化，窑、作、行、店林立，互为分工协作关系，其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反而十分可怜。清代苏州的丝织业，也因一些工种独立成行，由织户临时雇请，原来工场手工业的迹象反而消失。吴老揭示的这一有趣现象耐人寻思。

四、传统市场的结构特征与交易效率：中国与西欧的差异

中国传统市场形成了等级体系，这是基于个体小生产者市场主体行为特征的市场结构，也与行政等级体系相辅相成。细密的网络，将分散的细小的个体小生产者卷入市场体系之中，并通过有效的价格传递，组织各地的商品集中与分销。在这种市场体系中的商品，由于小农与小生产者的低生产成本，以及市场体系本身有效地传递价格信号、运输成本的低廉，商品总的成本较低。

中国传统市场的效率，从纸币的行用可以得到反映。贱金属货币在中国的长期流通，是因为大量的城乡小生产者活跃于市场，分散的、细碎的交易主导着市场。（龙登高，1996）但市场的扩展，又受到贱金属货币的制约，因此创造出纸币来适应之。北宋四川的富户、南宋徽州商人都曾联合发行交子。令人不解的是，金银等贵金属却仍然没有在货币体系中成长起来，即使到了明清时期，白银成为主币，黄金在货币体系中的作用仍很有限。人们不使用贵金属货币，而别出心裁地发明纸币，可以说是通过制度创新来适应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并使之富有效率。

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内，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依赖于农奴主，农奴的谷物得堆放在领主的磨坊里；在法国，庄园的烘炉和榨汁机都是领主的专利品。农奴可以被推举为采邑的管事或担任管理庄园乡村经济的庄头。4-6头牛的一组犁在当时任何一户家庭都是大得供不起的一项实物资本投资。即使在市场交易上也是如此，周市就是由领主组织的庄园内部的交易。每年一个月的大型市集有利于远距离贸易，但与一般农户的联系有限。

在新兴工商业阶层中，则有严密的行会行使相似的职能，组织工商业者进行生产与交换，通过非市场化手段降低了交易成本。专业化逐渐硬化为职业行会。行会会员所能做的工作越是有限和专门，它出售其商品的市场区域范围便越大。高度专业化的行会，如佛莱芒的纺织，各道工序加以细分，并成为各自独立的行业。这一广泛的分工如此有效，以致佛莱芒的织物充斥各地，将整个欧洲的价格压下。庄园、行会，为后来的企业组织提供了制度惯例。

庄园的作用、行会的作用，在中国都由市场来执行了。例如，它们集中众多商品的职能，由市场等级体系逐级集散商品来完成，它们规定价格与传递信号的职能，在中国也由市场等级网络来完成了。中国的行会，没有渗透到生产环节与销售环节，只是协调行业成员与政府的关系，也协调成员之间的关系。

杨小凯（1999）通过数理分析得出命题如下：若系统中的基本元素数目并非微不足道，则层系更有效率。最优层系的相对效率随基本元素的增加而提高。如果层次数很大，则人们可以通过附近的小城镇与邻人交易，通过大城市和其他中等城市与较远的生产——消费者交易。这就是说，层次数大能减小贸易伙伴的平均距离。如果生产中的分工足够发达和/或城市规模经济及交易效率足够低，则一个城市系统是多中心层系。否则，它就是单中心层系。具体的分析有待实证，但大致可以说，西欧中世纪是多中心层系，而中国传统市场是单中心层系，那么，二者在分工的水平、城市规模经济及交易效率方面是各有特色的。

西欧的市场结构，与传统中国有较大差异。（龙登高：1992）这种差异似乎可验证上引杨小凯（1999）的命题。西欧没有形成传统中国的市场等级体系，可以说是“多中心层系”。与中国相比，其市场网络没有那么细密，个体农户与市场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城市经济规模似乎也要略逊一筹，交易效率整体而言也要低一些。但与市场相关联的生产中的分工却要发达一些。通过各地每年一个月的市集，各庄园之间，以行会来组织的工商业城市之间，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引人注目。

五、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或谓中国缺乏强劲的技术革新来带动制度创新，尤其是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这里的关键问题其实应该是，技术创新是怎样产生的。诺思（1994）在谈到工业革命时认为，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变化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市场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了交易费用的增加；交易费用的增加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也说明原有的经济组织出现了不适应性，迫使经济组织发生变更。保尔•芒图（1983：387）也指出，产业革命的特点就是资本的集中和大企业的形成。资本集中在某种程度上是先于技术发明的，近代大工业只不过加速并完成了一个早已开始了的演变布局。诺思（1999）的中心论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可见，制度变迁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各国的工业革命，几乎都是发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此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和存在于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之上，并长达200多年。

单纯的技术发明不一定能带来技术革命，它需要特定的外部条件与之配合；它更不一定能推动制度创新，而往往是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铺路。甚至技术发明并不一定会受到欢迎。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肇始梭，但其发明者约翰•凯的命运很悲惨，织工们控诉他想剥夺织工们的生计，制造商们拒绝他所要求的使用费用而他，他只得四处逃难，到法国去了。飞梭及其发明者的命运，相对于中国一些发明来说要幸运得多。清初戴梓发明的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但以“骑射乃满洲根本”的清王朝，忌惮削弱八旗军的传统与优势，不予采用，还将他发配充军。这是技术发明受到制度制约而窒息的典型事例。

一个行业及相关行业中的各个工序，在长期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互动的整体节奏，某一技术的改进会打破共同的节奏；或者相反，某一技术改进不能为这一共同节奏所容纳，最终只能自动退出。18世纪英国阿克莱发明的水力纺纱机，成功地加快了纺与织的产业节奏。但14世纪出现的类似发明水转大纺车在元代中国却昙花一现（李伯重，1987），未能打破当时麻纺织业及后来棉纺织业的生产节奏，相反自身消失了。元代出现的三锭纺车，至明清也未能取代单锭纺车。“纺”这一环节的技术革新，在中国不止一次夭折了，它不仅未能带动“织”环节的相应改进，反而不能不回复原有的纺与织的节奏。可见，技术的使用、推广，是由市场与社会的需求来决定的，如果缺乏这种需求，或者说需求微弱，它将难以推广和普及，并在普及过程中不断完善。英国棉纺织业则从“纺”的技术创新开始，成功地带动了整个纺织业的技术革命。

英国棉纺业直到17世纪才自印度传入，毛织业这一传统工业则历史悠久得多。但工业革命发生在棉纺织业。保尔•芒图（1983）分析道，一个没有传统的新工业，未被墨守陈规的传统所束缚，它处在那些阻止或延缓技术进步的法规之外，它好象是一种对发明和各种创举开放的试验场地。毛纺织业则太保守了，受到特权的保护，所以不能通过技术革新来自行完成自己的变革。英国毛纺织业技术创新的迟滞，正是形成了制度经济学所说的路径依赖，导致创新受阻。

正如英国的毛纺织业，明清中国的棉纺织业从生产到市场都已形成成熟的体系。在这个传统产业中，某一环节的技术发明，因为它的使用会引起整个产业体系其他环节的相应变化，也就是说必须改变整个产业系统才能使技术发明得到广泛的应用，对于已经形成路径依赖的传统产业来说，这种发明是力所不及的。因此某种技术革新不仅未能带整个产业体系的变化，相反自身要受到这个产业体系的制约。六、交易费用与产业组织

假如一个资本所有者要创办一个企业，他将必须支付如下费用：1）土地成本，2）劳动力成本，3）组织管理费用等等。

西欧一些企业，或专业化生产的规模经济体，是由庄园演进而来。在西欧的庄园中，土地是不进入市场的，而劳动力依附于庄园主，因此1）、2）两方面的交易费用不会提高。至于3），西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集来组织商品流通，它适合于大额商品的流通。规模经济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在这种市场体系中具有优势。因此，领主组织园内的劳动力从事专业化商品生产，此时在内生交易费用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改变。而中国的地主，要把分散的个体的农民组织起来生产，要在高地租的土地上建立大型工场，内生交易成本要大得多。

产业组织的产生，还是商人资本渗入生产领域的结果。商人资本渗入生产领域并转化为产业资本，大体经历如下过程：

商人资本——包买商品——提供原料——提供工具——开设生产场所——完全雇佣

商人资本所关心的是买卖的差价及由此带来的商业利润。正是为了增加买卖差价，为了占有市场卖出高价，他们才包买小生产者的产品，为了在买进价格上实现节省，他们才掌握原料，继而掌握设备，乃至工业厂房。通过资本对产业的组织与管理，他们试图降低市场与分工的扩大所引起的交易费用的上升，也就是说，通过对市场的替代，来减少交易费用。

在中国传统社会，土地市场活跃，地价高昂，建造厂房所耗1）土地成本高。劳动力在家庭中使用是不计成本的，但当他为人雇佣时，就不同了，起码得支付能够维持生活的工资。劳动力市场广泛存在，但这种劳动力，往往是季节性劳动力或者是具有一定生产工具的劳动力，转化为自由雇佣劳动力难度大一些。中国的个体小农家庭经济具有很强的韧性，个体家庭经济很容易复原，劳动力一旦具备一定的条件，就可以租佃土地恢复个体农耕生产。而西欧的农奴，因为在生产上依赖于庄园主，一旦从庄园中分溢出来，很难进行个体生产，常常被迫进入工商业。因此2）企业来组织劳动力成本不低。至于3）组织管理费用，也就是规模经济所产生的单位产品成本减少，由于市场体系适合于个体小生产者，在原料购买与产品销售等方面，产业组织较之小生产者，将难以形成比较优势。

产业组织，因为购买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交易费用，自身管理的交易费用，不能抵偿市场的交易费用，产业组织难以替代市场。另一方面，交易费用的增加，分摊到众多的个体小生产者身上而得到减小。随着市场的扩大，信息在日益众多的人中间传播，平均每个商人的交易成本也下降了，信息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也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下降。

在手工时代，中国的个体家庭工业，在细密的市场体系下，如鱼得水，能比较便利地得到原料供应与市场销售。其比较优势又得以发挥，以其低成本而优于企业。而企业组织因其内生的交易费用而使成本上升。——当商人能够便捷地从市场中获得低廉的商品供给时，他的资本何必投入高成本的企业自己来组织生产呢？因此，商人地主所获得的资本往往不是流向生产领域，除了流向流通领域外，还竞相流向土地市场，以稳定的地租来替代高风险的商业利润。

在西欧，无论是领主组织庄园内的资源，包括土地与劳动力等，来建立产业组织，还是商人资本通过控制生产过程而转化为产业资本，都以替代市场来降低交易费用。在传统中国，资本控制生产形成的产业组织，由于较高的内生交易费用而举步维艰，适合于市场体系的个体小生产者则具有比较优势；替代市场的产业组织，并不能降低交易费用，甚至还不如直接取之于市场来得便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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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靖西木偶戏；宗教仪式；社会控制

[作者]李萍，百色学院中文系讲师，学报编辑部副主任。广西百色，533000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1－0096－007

广西靖西县木偶戏是靖西壮族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个戏种，历史悠久，因其唱腔都带有“呀啊嗨”，故也称“呀嗨戏”。靖西木偶戏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是壮族传统文化艺术园中的一朵奇葩，展示着壮族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

从历史上说，戏剧和宗教是密切相关的，它们的共同根源是宗教仪式。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诸多戏剧的早期形态都是某种仪式的嬗递与孳乳，如古希腊戏剧起源于祭祀狄奥尼索斯的酒神节、日本歌舞伎发源于行脚巫女表演的“念佛舞”、俄国戏剧起源于祭祀“春神”的仪式表演、印度尼西亚戏剧肇始于古代爪哇的祭祀活动，等等。在中国古代，祭祀歌舞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如《书经・舜典》中“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阙”，这种歌舞可能是原始人打猎前后的一种宗教、庆祝仪式，带有祈祷和酬谢神祗的性质。

英国学者弗兰西斯・爱德华在他的著作《仪式与戏剧》中谈到：“任何研究戏剧史的著作必先涉及仪式，因为这种或那种仪式形成了所有流行剧场性娱乐的基础和戏剧艺术本身赖于生长的根源。”所以我们研究靖西木偶戏，亦不能脱离它赖于生存的根源――宗教仪式。本文以靖西木偶戏在靖西县山近屯的演出为例，探讨其与宗教仪式的一些关系。

一、禳解仪式：木偶戏演出的初衷

关于靖西木偶戏的起源，艺人有不同看法。一说宋代末年，靖西几个秀才外出考试，看了外地人演的戏，觉得很好，回来后就讨论成立戏团，刻木作人，以代替演员，创造唱腔、服装等而成木偶戏。有的艺人说，木偶戏的祖师是靖西旧州一个姓梁的壮族人，他装扮成汉人到桂林去考试，不幸被主考查出，以壮人不能参加考试为由治了罪。回来后，他愤而把自己的遭遇编成词，用末伦调演唱，很受群众欢迎。之后，他联想到在桂林时演员用官话唱的戏很吸引人，于是萌生演戏给家乡人看的念头。他用木头来代替人，效仿京剧做成各种人物形象，给它们穿上服饰，仍用本地人听得懂的末伦调来演唱，木偶戏就此产生了。还有的艺人说，南宋末年，文天祥的部将张天宗率师到靖西(时称归顺州)，军中常演木偶戏，后来逐渐传播到民间。壮族人民加以改造创作，成为本民族的木偶戏，成为南路壮戏之祖。这种说法比较可信。因为关于驻军的事，史书有记载。

然而，山近屯的木偶戏演出原因与史料记载的不尽相符。据山近屯黄有斌回忆：“从我懂事起，我们村就有木偶戏，听我父亲讲，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小时候就随大人听戏。时，木偶戏被当作‘四旧’遭停演。”至于20世纪80年代该屯恢复木偶戏演出的原因，现年87岁的李廷民老人是这样讲述的：

有一年，那坡县达录村的一个村民骑一匹白马去南坡乡赶街，回来时经过山近屯前的庙宇时，不知怎么回事，那匹白马突然受了惊吓，任凭主人怎么拉都拉不住，后来，在众人的帮助下，终于制服了那匹马。然而，马主人回到家后，大病一场，并不久离世。他的妻子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老公原本身体好好的，怎么一下子说没就没了呢。她去问巫婆，巫婆告诉她，山近屯的村中土地庙是不允许有白马经过的，她老公骑白马经过，触犯了庙里的土地神，土地神把他的魂勾走了。原本以为土地神只惩罚马主人，可是后来村民发现，整个汤峒大屯(由山近、坡龙、百灵三个屯组成)都跟着遭殃，那一年，村里的男青年跟邻村的男青年械斗不断，偷盗现象也频频发生，特别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情况愈演愈烈。这一变故让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惴惴不安：到底触犯了哪路神仙，招来如此厄运。后来，经过多方求卜问卦，才算出是那匹白马惹的祸。有了灾祸，总得禳解呀。用什么方式禳解?就是逢有闰月的年份春节要请木偶戏团来庙前搭台演戏给土地神观看。说来也怪，自从演了木偶戏之后，村里的治安慢慢地好转了，经济也渐渐好转起来。在有闰月的年份春节演木偶戏的习俗也沿续到了今天。

个人犯下的罪恶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污染，从而招来惩罚性的天灾人祸。消灾解难的方式在于寻找并惩罚罪魁，通过净化污染源来帮助社会群体摆脱危机状态。从上述中我们可知，该屯演木偶戏的最终原因是为禳灾祈福。该屯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经济一直相对落后，信息也很闭塞，由于认知上的局限，面对疾病以及各种使人不安的超自然力量，人们总认为冥冥之中是有鬼神在作祟，于是对鬼神存有畏惧心理。为了消灾避祸，他们往往借助宗教的力量以求得心理平衡，自以为通过宗教仪式的化解，任何弥天大祸都可得以“逃遁”。在木偶戏演出过程中，村民认为，通过木偶戏师傅及当地道公的禳灾解祸仪式，整个村庄可以逢凶化吉。从中我们也可知，该屯的木偶戏演出不单纯是艺术审美，而是掺杂了许多功利主义因素：“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消祸。我们的祭祀很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所以他们欣赏木偶戏，所关注的是活动的神圣性、实效性，而不是木偶戏的内容和形式，因此也就不可能将娱神的祈福消灾动机转为娱人的审美欣赏目的。

二、祭土地庙仪式：社神崇拜的缩影

《说文》曰：“社，地主也。”《礼记・郊特牲》说：“社，祭土。”社神即土地神。在民间认为，土地孕育万物，生长五谷，养活众生，所以得到百姓的普遍重视和欢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土地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比重很大，紧紧依赖土地而生存的人们自然而然对养育他们的大地产生一种由衷的崇敬之情并加以膜拜。在中国乡间，他们建土地庙将社神作为土地的主宰神进行祭祀。

神庙空间是凡俗界与神圣界相通的地方，是两维空间的交错地带，因此娱神、飨神就成为仪式的中心内容。在该屯的木偶戏演出中，祭祀土地神的仪式主要体现在请神、娱神和送神三个主要环节。

1、请神

请神的目的是为了取悦神灵，与神灵建立良好的关系。请神是木偶戏演出的第一程序。为让土地神有一个宽敞洁静的欣赏木偶戏的环境，在去请木偶戏团前，该屯派出每户1名劳动力，在村前的地土庙除草，整修坍塌的围墙，粉刷墙壁，用柚子叶或桔子叶清洗香炉，并在庙门前贴上崭新的春联。当一切准备就绪，请道公作法，搞祭祀活动，恭请土地神光临。傍晚，木偶戏团到了，直接进入庙里，木偶师傅先烧香点蜡拜祭，以表示土地神先目睹偶人。木偶师傅拜毕，把偶人放在事先搭好的戏台上，而后道公在中口念法令，念咒迎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最重要的是确保在

木偶戏演出期间一切顺利。为防来路不明的神灵干扰木偶戏的正常演出，引起土地神的不快，道公对搭在离庙前约50米的戏台念了与木偶戏演出相关的咒语、法令，如“迎土地神咒语”、“开台咒语”、“禁台咒语”等。这些咒语和法令都被赋予了神圣奇妙的法力，说得神乎其神。通过这些象征性的表演，来引导人们进入事先设计好的虚拟世界。

2、娱神

大年初三晚上8点钟，木偶师傅布置演出舞台，然后用1只鸡、1块猪肉和1壶酒拜祭戏台，随后用1个木偶表演，演完后鸣炮，以示土地神已看戏，观众可以前来观赏戏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土地神与民同乐的时间开始了。木偶师傅每天演3场，上午8点到12点、下午15点到17点，晚上21点到24点演出，在此期间，戏场里锣鼓喧天，掌声不断；戏场周围买卖声不断，还有各种文体活动比赛，整个村寨沉浸在神人同乐的一片祥和喜庆的氛围中。

3、送神

在结束演出的当天晚上，该屯要进行“扫场”仪式，请道公作法祭祀土地神，意在清扫木偶戏演出期间因演战争剧目留下的“血腥”场面。法事结束，在天亮之前把戏台拆掉，然后全屯每户派一代表在土地庙里聚餐，庆贺演出完满落幕。

三、送偶人服饰仪式：交感巫术的典型体现

山近屯在有闰月年份的春节从初三到初七演木偶戏，在演戏的几天里，很多妇女给偶人缝衣服、帽子、鞋袜等。在演出结束的当晚，木偶师傅会对收到的每件服饰进行编号，记下赠送者的姓名，给木偶穿上，在谢幕时以唱的方式答谢赠物人。刚开始演的头几年，送服饰的主要是山近屯的妇女，且多是结婚后还没有生小孩的妇女，据说是给木偶送自己逢的衣物，在演出结束的当晚，木偶师傅给木偶穿上给土地神看，土地神会让她们受孕。后来，由于偶然的一些因素，久婚未育的妇女真的怀上了，别的妇女也信以为真，并纷纷效仿，附近的坡龙屯、百灵屯的妇女也争相给木偶赠送衣物。笔者的二姐、嫂子也都曾给木偶赠送过衣物。她们给木偶送衣物，主要是祈盼爱情婚姻美满，早生贵子。

众所周知，生育是两性结合的结果。女子婚后不育，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或是双方身体有问题，或是当地医院缺医少药、缺乏先进技术设备对一些不孕不育症不能确诊，或因有些人无钱治病，等等。在当地，除了这些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不能忽视的，即是双方婚后根本没圆房。因为在当地，如今仍盛行女子婚后不落夫家，只是在农忙时节或年节期间偶到夫家小住，所以女子婚后没有马上怀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由于该屯地处偏僻山区，信息闭塞，碰上婚后不育，他们没有从自身找原因，而是认为是不是触犯了某些神灵，并转而祈求神灵的庇护，从宗教中去寻求解脱。她们要么请道公举行立花碗、架花桥仪式求子或向巫婆求花求子，要么向木偶赠送服饰，通过巫术的方式祈求神灵送子。尽管她们也知道做了这些仪式能怀孕也只是个未知数，但对于她们来说，这个“良剂”至少可以给她们带来一种未来的憧憬，获得一种心理上慰藉。

那我们如何解释该屯年青妇女以向木偶赠送衣物求子的这种行为呢?生育是人类发展的本能，也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属性。马林诺夫斯基在其名著《文化论》中说：“生殖作用在人类社会中已成为一种文化体系。种族的需要绵续并不单靠纯的生理行动及生理作用而满足的，而是一套传统的规则和一套相关的物质文化设备活动的结果。”笔者以为，该地妇女的这种行为有其深厚的民俗背景，这实际是古代巫术的延续，是巫术思维的具体体现。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物体通过某种神秘的交感可以远距离地相互作用，认为原始部落的一切风俗、仪式和信仰，都起源于交感巫术。这种思维延续在民间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朱迪在其著《原始文化研究》中指出：“‘祭祀仪式’对戏剧的起源所提供的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构成戏剧形式上的东西……而是它教给创造‘角色’，一个自己不同的人，并进入到角色的内心世界中去，用角色的言辞代替自己的言辞，用角色的行动代替自己的行动，而这些都是在祭祀仪式中所要解决的心理要素。”从关系结构上看，仪式是展演人神交流的一种过程。人神交流必须通过代言神巫作为媒介，交流的方式是以巫通神。通过献供建立良好的人神关从关系结构上考察，人神关系的逻辑是“施”与“报”，交流的内在逻辑是“互惠”。取悦它则能获得关照，得罪它则会降祸于人。仪式对象的特点决定了仪式的核心是各种形式的献供。在祭祀仪式中，木偶师傅运用肢体动作、语辞、图符与超验世界的鬼神进行对话，既传达了神的旨意，又传递了赠物人的心声。赠物人因观念的局限而完全相信这种仪式的可信性、可靠性，认为这种虚拟表演与实际效果相同。相信接触巫术正是当地妇女虔诚于给偶人送衣物的心理根源。

四、靖西木偶戏宗教仪式演出的旨归：社会控制

仪式通常被视为属于信仰的物质形式和行为模式，或被视为特定的宗教行为和社会实践。人类学家一方面分析仪式与宗教之间的历史纽带关系，另一方面探索仪式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中的功能。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Tumer)指出，仪式是一种“社会戏剧”，表现社会关系的过程。笔者以为，山近屯在木偶戏演出所进行的一系列宗教仪式中，主要体现出社会控制的功能。

社会控制(social Contr01)，是“社会组织利用社会规范对其成员的社会行为实施约束的过程。”社会是由人所组成的，所以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一套社会控制体系。宗教作为一种组织化的社会实体，现实地对社会方方面面产生影响。社会控制是民族宗教发挥社会作用的核心。山近屯的木偶戏演出中所举行的宗教仪式带有明显的社会控制的色彩。从木偶戏演出过程中举行的纷繁复杂的宗教仪式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些宗教仪式对当地的社会控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社会秩序的控制

宗教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早已为学者们所注意到。在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中，宗教因其所具有的社会整合、社会控制功能以及对个体社会化、心理调适等方面的作用而被视为促成社会秩序的一个子系统。宗教对于中国基层社会秩序建构体现为以驯化人的心灵作为起点完成对秩序的建构。天人和睦、人人和睦是当地村民对宇宙秩序的理想安排。该屯是一个人际关系和谐、秩序井然的村落，这和宗教对村民共同信仰的整合当然有关系。

1、宗教中“民神同位”的原始秩序观，帮助当地建立起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关系体系

仪式与社会秩序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中国，原始宇宙秩序的总法则是天人相通，“民神同位”，在这一观点里，神人同位，无贵贱、高下之别，神人同性，无善良邪恶之分。当地村民也深受此影响。既然“民神”都能同位，那人与人之间应无贫富之分和优劣之别，而是平等的。其中最能体现这种平等关系的形式是村民共同承担木偶戏演出所支出的演出费和社祭费用。如“”之前，每户1斤米，1斤酒，1斤肉，1元钱。到20世纪80年代起，每户2斤米，2斤酒，2斤腊肉，每户5－10元钱。到20末21世纪初，虽然该屯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仍坚持不论是贫困户或者富裕户均平均分担所有演出费用的原则，而不是富裕户可多捐，贫困户可不出。可以

看出，该屯的宗教社会控制在村里不是那种暴力性的或霸权性的社会控制，它被有效地整合在整个村落社会控制体系中，同其它的社会控制之间有效协调，而不是相互冲突、对立。因此，宗教社会控制在该村落秩序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宗教凭借其巫术、禁忌等神秘方式，赋予现存社会框架一定的神圣性，淡化人们的不满意识，强化人们遵从社会秩序的心态

对于禁忌对社会秩序产生的影响，卡西尔就说过：“禁忌体系尽管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但却是人迄今所发现的唯一的社会约束和义务的体系。它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因为禁忌“使既定的社会规范与价值神圣化，使个人愿望服从群体目标，个人冲动服从群体准则，使社会的分配模式合法化”)。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地出现的一些械斗和偷盗行为是因为当时民工潮还没有出现。人多土地少，干完了农活，很多男青年终日无所事事，于是偷盗和为恋爱而发生口角甚至大打出手的事时有发生。在这期间，刚好碰上白马冲犯土地神的事件，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性，人们便把这一偶然事件跟村里的社会治安联系在一起，并从此规定了一些禁忌，如不能砍土地庙周围的树木，不能对着土地庙大小便，不能对土地爷吐口水等。如果犯禁，定会遭到土地爷的惩罚。由于禁忌的神秘性，并有了骑马人因犯忌致死的先例，使人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自然地遵守着一些传统规范，并慢慢地养成一种习惯，且以一定尺度规范好社会秩序，使人们遵守正常的社会规范，从而稳定了现存的社会秩序。正是因为仪式所具有的认知和解释作用，使它为村民提供了面对自然、社会、他人时的适当态度，这种态度所塑造的就是“正确的”、“正义的”生活和行动方式。在这一种观念的支配下，人们用内化了的价值规范约束和指导自己的行为，使人生重要举动和社会契约公开化，传统标准化，并且加以超自然的裁认，于是增强了人们团结的维系力，充当了社会某种冲突的缓冲剂，使社会群体战胜和超越危机，恢复到原有的和谐生存秩序状态。

(二)社会关系的控制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曾说，仪式“在一个层面上，是信仰的结构，表现为象征和价值准则。个体根据它解释他们的世界，表达他们的情感，做出他们的判断；在另一个层面上，是正在进行的互动行为过程，它的持续形式我们称之为社会结构。”这表明，仪式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意义模式，它也是一种社会互动形式。相互交流是人类特有的行为活动，也是人类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而民间社日则是人们进行感情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一个群体或一个村社通过共同举办仪式，充分地、自由地发挥他们的能力，以巩固群体凝聚力，整合社会的组织力。

首先，社祭的附带功能加强了邻里之间的团结与凝聚力。在木偶戏演出期间，该屯邻里之男女老幼都结集起来，在社树下搭棚屋，先祭神，然后共同享用祭祀用过的酒肉。社祭时，锣鼓喧天，社酒香醇，社肉均分，人们尽情宴饮欢乐。在集会期间，成员之间丰富的食物和各项开支由各个家庭负责承担。通过这些仪式，把社会上不同的价值观、利益观整合为社会共识，消解了彼此的隔膜，强化了群体意识，巩固了集体关系。宗教就是这样，通过借助超自然的神力诊断，来调动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宇宙之权力，宗教仪式行为在重复性的权力演出中也加强了自身的神圣感及社会凝聚力，重复演示的仪式象征了村落的团结和永恒，强化了成员的团结和情感联结，成员自觉、积极地参与到了社会群体之中，以集体的行为力量完成各种各样的仪式任务，巩固和加强了群体内部的力量，表现了团结的统一性。在这个过程中，共同的崇拜物象征着幸运的力量，个人价值升华为崇高的村落理念，成员对于神灵的奉献精神转化为对于村落的献身精神，强化了村落意识、价值和神圣情感。

其次，守护神作为一种象征，具有对内和对外两种社会性意义，对内它是人们共同体相互联系的社会性标志，是一个群体共同的社会记忆；对外它能够超越族裔守护神的局限。屯该木偶戏演出活动中的信仰及仪式也体现了这种宗教认同及扩展村际、人际关系的功能。因该地壮族民众居住分散，四邻八乡的各村村民相互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交往结构。加上地处偏僻，各村屯的春节娱乐活动很少，因此每逢山近屯春节有木偶戏演出，远近亲疏的亲戚朋友，甚至八杆子打不着的城里人，无论路途多遥远，都赶来参加赠偶人服饰仪式或观看演出，热热闹闹地过上几天。他们远道而来，其目的除了禳灾祈福之外，叙旧和交流是十分重要的内容。这样，凸显家庭的、家族的、姻亲的和村落的等级界限，并加以确认和强化。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和心理态势下，村落间交往的圈子自然也就越来越大，也使得周边各村屯的关系处于一种稳定和谐的状态。

(三)社会伦理的控制

宗教伦理，是有关宗教道德的思想、观念和学说，是调节信徒之间及信徒与普通信众之间关系、规范信徒宗教修持实践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体系。宗教伦理是人类生存智慧的总结，也是人类道德实践中的智慧结晶。宗教伦理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社会中恶行的憎恶及对伦理规范的渴求。宗教思想中的进步道德观是中华传统美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个充满空前变革的世界里人类迫切需要一个赖以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础。世界各大宗教是人类智慧诸多伟大传统中的一种。(宗教)这一智慧宝库的起源十分古老，而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宗教大都主张真善美，宣扬止恶扬善。人们信仰宗教，是希望在这一理想假设支配下改造自我和改造他人，获得一定的认识，做出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正与邪、美与丑、真与假的判断。靖西木偶戏演出剧目历来是以历史故事、人伦道德作为内容，反映人们对于自然、历史、社会的正确认识，对于美好、公正社会的眷爱和追求，对于丑恶、堕落人物的嘲笑和惩罚。当地广大群众在欣赏剧目时受到了文化知识的教育和社会伦理的熏陶，起到一种对不良社会风气的净化作用。而禳解仪式中规定的人们爱护庙前的一草一木，对已故先人的不定期祭奠即遭天谴等观念对人们的行为有一定约束力，并在潜移默化中内化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或群体的价值规范，这对于他们自觉地实践角色规范，处理好人际关系亦有一定的积极效果。在当地，很少有治安案件发生或遗弃行为出现，不能不说宗教中积极的伦理思想对当地良好社会伦理风尚的形成有促进作用。

总之，山近屯宗教社会控制之所以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关键在于宗教社会控制能够被有效地整合进村落政治、公共生活领域，使宗教能够和其它的社会控制相互配合，使村落中的多元社会控制之间达到了必要的平衡，防止了宗教或其它社会控制力量成为一种霸权性的秩序主宰。

五、余论

(一)中国乡村社会的戏剧与宗教和祭祀密切相关。

作为社会制度的祭祀戏剧，“只要不失其社会功能，它将在社会内部一直存在下去；反过来，一旦它丧失了社会功能，则轻易地变形、消亡。”山近屯演木偶戏时所举行的一系列的宗教仪式有其存在的现实依据，与人们面临的现实困境有直接的联系，但随着当地经济的逐年发展和医疗资源的不断充足，这种迷信和巫术正逐渐失效或削弱，木偶戏演出时时庄严肃穆的气氛越来越淡，并从“作乐以祀社神”的娱神向自娱自乐转化。所以，我们“研究中国戏曲不能只满足于剧本的文本分析，更必须结合它的表演场合来解释，掌握它的功能意义”，从戏曲的表演场合切入研究宗教仪式表演的功能和意义，重新分析演出程序和剧场性质的交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