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博士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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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博士论文

篇1

论文提要：

行政诉讼判决，是行政诉讼最重要的结案方式，也是相对人权利救济的最后保障。20__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新增了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经过13年的探索，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种判决形式的理解与具体适用仍未达成一致。本文通过收集与分析x市法院20__年-20__年409份一审行政裁判文书，发现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在司法实践中大量适用，且呈上升趋势，已成为行政诉讼判决的最主要形式。这与该判决的制度灵活性、合诉讼原理性、合行政行为效力性、与合法性原则内涵的契合性，以及对其他判决方式的可替代性等等优势不无关联。但要想发挥好这项判决的制度优势，我们还须解决好这项判决所面临的实践困境：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设置尚不科学；在法律定位上存在偏失；适用范围比较模糊；与其他判决形式界限不清；与行政诉讼目的不相匹配以及“被过度消费”。在分析利弊的基础上，本文建议：设置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分类标准的判决类型，以法律的形式重新定位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科学限定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适用范围，从而完善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制度。

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有着鲜明的特色，基本理论和立法技术上有自身特点，而当前特别需要改进的就是如何在保证现行制度切实有效地发挥功效的前提下，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现有规定（1）。许多行政机关通过行政诉讼吸取经验和教训，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违法行政行为，完善规章制度，行政执法行为越来越规范，执法水平明显提升，增强了依法行政意识（2）。行政诉讼制度作为衡量国家民主法治建设水平的重要标杆，其实施状况及制度运作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3）。行政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是指人民法院在行政案件审理过程中，对原、被告之间的行政争议依法进行审查后，依法作出的对原告的实体诉讼请求予以否定 ( 或不予满足 )，同时阐明否定的理由和依据的一种判决（4）。它具有以下四个法律特征：一是强制性、权威性、终结性、实体性和合法性；二是否定性，是对当事人实体诉讼请求从正面直接予以否定的一种判决；三是一种直接的回应，是法院对原告诉请不予支持的一种明确表示；四是对被告具体行政行为未作出明确的否定性判断。为了客观分析现行行政诉讼状况，本文从一个基层法院的视角，对该院20__年-20__年行政案件一审裁判状况进行了调查。

一、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适用状况

（一）驳回诉讼请求判决适用的总体数据分析

以x市法院20__年-20__年审结的行政诉讼案件裁判为例：

表一：

结案方式

年度

判决（件）

其他（件）

维持

驳回

诉讼

请求

履行

确认

违法

撤销

行政

赔偿

撤诉

裁定

驳回

行政

赔偿

调解

移送

20__年

总计

178

表二：

比例

年度

判决占总结案

（%）

驳回诉讼请求占判决

（%）

20__年

52.8

5.3

20__年

14.3

20__年

48.1

23.1

20__年

34.6

11.1

20__年

41.7

20__年

23.8

20__年

31.8

78.6

20__年

66.7

20__年

42.9

61.9

20__年

32.1

77.8

20__年

29.3

66.7

20__年

83.3

总计

36.9

50.3

如果说社会冲突或纠纷是风险的神经末梢，社会解纷机制就是感知风险的触角，那司法是其中制度化最高的风险探测器（5）。从以上两表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20__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增加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方式后的初期，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方式并未得到普遍适用，甚至第一例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作出是在判决维持土地使用权证的基础上，又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且引用法条时仅仅是适用该解释第五十六条，并未明确适用第几项。显然法院对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适用处于一种比较混沌的状态，法官对维持判决与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采用并没有清晰的界限，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地位有些尴尬。这一时期仍然是以维持判决的适用为主，探索性的适用驳回诉讼请求判决。随着我国行政诉讼理论的发展和行政诉讼制度的法治化，行政诉讼价值观念逐渐从“维权”向“控权”转变，这一价值观念的转变，不但催生了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制度的产生，也使得驳回诉讼请求判决逐渐被接受和使用。尤其是20__年-20__年这七年，驳回诉讼请求判决迅速激增，在判决类案件中所占比重持续高于60%，20__年甚至达到80%以上，成为行政诉讼最主要的判决方式。反观维持判决，从20__年起基本不再适用，生存空间明显收缩；而确认合法有效的判决根本没有出现过，适用率为0。尽管数据如此，但从当前的主流政治看，未必会取消维持判决，恐怕这就是中国特色了。中国的法制构建只能在中国的平台上，离开了这个平台，就会犯“浪漫主义”的错误（6）。

（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适用的具体情况分析

以x市法院20__年-20__年驳回诉讼请求判决适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的情况为例：

适用条款

年度

驳回诉讼请

求判决总数

56条

第1款

56条

第2款

56条

第3款

56条

第4款

20__年

20__年（7）

20__年

总计

根据20__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的规定，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主要适用于以下四种情形：1、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2、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3、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4、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从统计表中的数据不难看出，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所占的比例最高，占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总数的86.8%；其次是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占11.8%；再次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占1.3%；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情形根本没有出现过，适用率为0。

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制度优势及其实践困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条和第五十六条规定了驳回诉讼请求判决，x市法院13年76起判决的实践可以看出，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在行政审判中确实有其独到的优势，其有利于保护原告的诉讼权利，防止当事人滥诉、缠诉，有利于简化行政审判程序，提高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更好地保护公共利益，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的价值。然而尽管该判决方式的立法初衷是好的，但在实践运用中，由于制度构建上的定位缺失、制度设置的不科学以及适用范围的不明确，导致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法官自由裁量权滥用。

（一）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制度优势

一是驳回诉讼请求具有灵活性。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把裁判的中心放在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在判决主文上没有“硬性”表态，体现了司法权的灵活运用，给法院、行政机关都有余地。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后，行政主体根据行政管理的需要可以对原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变更（8）。法院的判决不至于束缚了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亦不构成对行政权的僭越。

二是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更符合诉讼法的一般原理。裁与诉是相对应的，判决是对诉讼请求的回应。“任何超出诉讼请求的问题，法院都不应主动去裁判，否则超出了司法权的范围”（9）。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形式实现了“有诉求，有回应”的司法原则，尊重了相当人的诉求。相对人的诉讼请求对法院的裁判应具有拘束作用，法院只能在诉讼请求的范围内作出裁判（10）。

三是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更符合行政行为效力理论。根据行政法的一般原理，“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使具有某种瑕疵，未经法定国家机关按法定程序认定及宣告，都将被作为合法行政行为来对待”（11）。司法权对行政权，应该是一种监督和制约。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只是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不影响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应有的关系，不违背分权制衡理论。

四是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有助于合法性审查内涵的科学界定。合法性审查原则是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它反映了行政诉讼评价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特有功能。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有助于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外延扩大到具体行政行为的外部环境，从而科学地界定合法性审查的内涵，促进合法性审查原则的深入和广度（12）。

五是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功能上的可替代性。维持判决与确认合法、有效判决当中所蕴含的法律精神和法律规则已经不符合现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也与世界普遍的立法趋势相悖。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不仅涵盖了维持判决的功能，而且具有维持判决所不具有的功效，因此，应进一步扩大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适用范围，进而全面取代维持判决（13）。

（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实践困境

一是驳回诉讼请求判决设置不科学。这种不科学主要表现在采用了不同的分类标准把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与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并列，撤销判决、履行判决是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为标准设计的，而驳回诉讼请求则是依法院的答复为标准设计的。对任何一种诉讼请求，法院的答复有三种：支持诉讼请求、驳回诉讼请求和作出履行判决。从此角度考虑，只要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都可以适用驳回诉讼请求判决（14）。这种分类层次混淆，分类标准不统一的状况容易导致判决体系混乱，不利于法官选择适用合适的判决形式，也不利于普通民众理解和接受行政法的裁判。

二是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法律定位上存在偏失。从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存在来看，它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判决方式之外的一种补充判决方式。由于维持判决与确认合法、有效判决的存在，只有在上述两种判决不适用且相对人的诉求不能支持时，方可判决驳回，“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目前仅仅视为一种对维持判决的良性补充，它的功能仅仅局限在解决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又无法适用维持判决下判的情形”（15）。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已经日益成为我国行政诉讼案件中最主流的判决形式，理应成为行政诉讼法中法律规定的一部分，但是如此重要的判决形式却由司法机关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规定确实不太合适。

三是驳回诉讼请求判决适用范围模糊。行政相对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是寻求自己权利的法律救济，绝对不是什么“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所谓的“维护和监督”也只能是行政相对人权利救济的一种反射效果（16）。在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方式的具体适用上，有时难以把握，特别是“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这一兜底条款，从统计表中的数据来看占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总数的86.8%，其本身即赋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极易造成司法权的滥用，人民法院在适用该项的时候，应当特别慎重。

四是各种判决形式界限不清不符合效益原则。司法裁判本身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法院裁判既要保证裁判合法、公正，又要使裁判本身符合经济性。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维持判决与确认合法、有效判决，在功能上具有可替代性，三种判决形式间适用界限划分不清，在个案审判中，法官需要花费精力去分析识别适用何种判决，大大增加了法官工作量，也的大大增加了适用的难度和适用错误的可能性，导致判决运行效率受阻，司法成本增加。最终将影响司法对行政权的监督，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救济。

五是“着重审查原告诉讼请求”倾向偏离行政诉讼目的。行政诉讼法的中心任务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着重审查原告的诉讼请求”观念日益强化的过程中，很多案件忽略了合法性审查的中心。事实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合法并不等于被告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必然合法。如果只审查原告的诉讼请求，忽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不仅有悖于行政诉讼法的宗旨和中心任务，而且还会导致错误地维持被告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结果，达不到行政诉讼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目的。

六是驳回诉讼请求判决被“过度消费”。正如本文数据所显示的那样，目前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在司法实践中大量适用，且呈上升趋势，不排除有些法官机械办案，将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发展成了“万金油”、“万能膏药”。以下方面关于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适用，都是值得商榷的：一是对行政机关合法的行政事实行为的，行政事实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及其公务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或者因行政执法的需要而作出的，非以设定相对人权利义务为目的的具体行政行为（17）。原告对行政事实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事实行为不构成违法的；二是被告举证接近维持判决的证明标准的，但尚未达到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严格标准的；三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是撤销后会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四是相对人被告不作为的案件，法院经审查如果认为被告不构成不作为或判令被告作为没有实际意义了的；五是相对人的具体行政行为确有瑕疵，但是可以由行政机关在执行时补正的。

三、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完善思路

完善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涉及到立法、司法等多个方面，不是一蹴而就的，法院适用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是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而作出的判决，但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中，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属于哪一类分类标准，法律定位的级别是什么，兜底条款的“其他”到底是作扩张解释还是限缩解释等等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在《行政诉讼法》修改前，只能是对现行司法解释中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适用作一些扩充性的解释。将来在《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应纳入行政诉讼判决制度，扩大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适用范围并对其含义、适用范围等作出全面、科学的规定。

（一）以科学的分类标准重新设置

划分合理的分类层次以及统一的分类标准，建立科学完善的判决体系是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由之路，能够有效保障法官科学、公正的选择判决形式，更能够保障行政诉讼当事人较好的理解和接受行政裁判，降低上诉率、涉诉率，提供审判质效。设置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为标准的分类，将判决类型化，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的，根据其具体请求类型，可以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具体行政行为、判决履行法定职责或限期履行法定职责、判决确认违法或无效等相应的确认判决、判决变更等等；不能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的，则可以作出驳回诉讼请求判决。

（二）以法律的形式重新定位

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目前是行政诉讼法律解释规定的一种补充判决方式，功能非常局限。而统计的数据表明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已经成为我国行政诉讼案件中最主流的判决形式，将其纳入行政诉讼法符合客观规律。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是行政审判的实践成果之一，应将此规定吸收到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中（18），并明确该判决形式的适用范围，以及与其他判决形式明确的区别，便于法官实务操作，减少适用错误的可能性，提供司法效率。

（三）以合理的适用范围重新限定

行政诉讼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适用范围即适用对象，是指对相对人的哪些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类型化是对事物进行深入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使法学研究走向具体生活事实的桥梁（19）。对行政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适用范围进行类型化的归纳，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和运用该判决。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条和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修改与完善。一是被告在一审期间改变原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仍坚持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原告被告不作为，在诉讼中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告不作为合法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二是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行政机关不作为的理由不成立，被诉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这种情况也可以借鉴域外地区的经验，例如法国的判决形式中就有“驳回”的判决形式（20）。三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四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情势变更）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该款项在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13年的司法实践中从未适用，从审判实践的角度审视，其存在的正当性值得质疑。

2．根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解释的规定和立法精神、法律原则及有关法学理论，结合行政审判实践归纳的新情形。一是相对人单独或附带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该请求建立在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且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害的基础之上（21），但该请求不能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二是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超过法定期限的，即当事人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有效期限内，因而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运用审判权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但相对人仍享有诉权，只是丧失了实体上请求法律保护的权利，即丧失了胜诉权，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三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以其他未定论的行政行为为前提的，在其他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结论之前，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四是强制措施正确、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已执行完毕的，因为行政强制措施并不是行政机关的最终行政目的，往往是为了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或防止违法对象造成不利后果，行政强制措施后面一般都有后续的具体行政行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具体行政行为执行完毕后不再具有重复性和可执行性，都应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五是复议机关受理了不该受理的复议申请作出终止复议的决定的，人民法院认为该终止决定正确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六是相对人在诉讼中丧失诉的利益的或举证不能的，则原告的合法权益在法律上已不需要继续保护，诉讼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七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3．兜底条款的解释与适用问题。“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作为兜底条款，其立法初衷对“其他”到底是作扩张解释还是限缩解释，从1999年司法解释出台后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到最近全国各级法院的行政诉讼法修改稿众说纷纭：比如甘文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可能扩大驳回诉讼请求的适用范围。恰恰相反，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形式应当进一步扩大”（22）。有学者从我国行政诉讼模式主要是客观诉讼模式架构的角度，主张行政审判中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驳回诉讼请求判决，认为《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已经囊括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方式的适用情形，不宜再扩大适用（23）。笔者认为，应当从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和宗旨出发，立足本国国情，遵循行政诉讼价值观从“维权”到“控权”转变的现实，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适用作扩张性的解释，扩大其适用范围。但在将来《行政诉讼法》修改将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纳入行政诉讼判决制度后，在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具体化的基础上，对“其他”不必再做扩张性的解释，而应适度限缩，避免法官因投机心理，使驳回诉讼请求判决走向歧途。

（1）江必新、耿宝建：《法院对政府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审查》，载《行政法学研究》20__年第3期，第139页。

（2）奚晓明：《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年会上的发言》，载《行政法学研究》20__年第4期，第7页。

（3）林莉红、沈小平、黄启辉：《湖北行政审判现状调查报告》，载《湖北社会科学》20__年第10期，第167页。

（4）汤军：《论行政诉讼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与合法性审查原则之一般关系》，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第11期，第67页。

（5）吴英姿：《风险时代的秩序重建与法治信念——以“能动司法”为对象的讨论》，载《法学论坛》20__年第1期，第36页。

（6）邓刚宏：《行政诉讼维持判决的理论基础及其完善》，载《政治与法律》20__ 年第4 期，第92页。

（7）统计表中20__年原告蔡某某不服某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同时适用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二）项和第（四）项。

（8）杨桦、张显伟：《行政诉讼维持判决制度之辩护》，载《法学杂志》20__年第4期，第67页。

（9）李濯清：《行政诉讼判决制度的改革》，载《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__年第2期，第9页。

（10）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__年版，第428页。

（11）江必新主编：《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法律出版社20__年版，第302页。

（12）孔繁华：《论行政诉讼中的合法性审查原则及人民法院维持判决与撤销判决的条件》，载《法制博览》2013年第1期，第24页。

（13）甘文：《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__年版，第160 页。

（14）丁扣萍：《行政诉讼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研究》，苏州大学20__届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第14页。

（15）吴晓庄：《行政诉讼维持判决适用中的若干问题》，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__年第6期，第29页。

（16）章剑生：《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基本立场》，载《广东社会科学》2013 年第1期，第12页。

（17）叶必丰：《应申请行政行为判解》，武汉大学出版社20__年版，第58页。

（18）梁凤云：《关于行政诉讼判决的几个问题》，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第11期第12页。

（19）江必新：《行政强制司法审查若干问题研究》，载《时代法学》20__年第5期，第7页。

（20）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04页。

（21）张辅伦：《论行政驳回诉讼请求判决》，载《法律适用》20__年第6期，第30页。

篇2

关键词：企业会计，环境会计，会计体系

引言

环境会计的研究对于我国而言还处于初级阶段，为了防止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重蹈覆辙，实施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加强环境保护，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博士论文，会计体系。我国必须加紧推行企业环境会计的实施。通过上文对环境会计的探讨，结合我国国情，针对目前我国在环境会计方面存在的问题，笔者对我国开展环境会计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1 制定和完善环境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

企业为追求自身的经济利润，往往不愿意实施环境会计，或者不能真实、准确地实施环境会计。博士论文，会计体系。为了保障环境会计在我国真实有效地推行实施，这就需要有相关法律法规的强有力的支撑。首先要建立健全的环境会计相关法律体系，以强制的法律手段保障环境会计的法律地位，以法律形式约束、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使之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使环境会计有法可依，保证环境会计的顺利实施。在制定和完善相关环境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时，可以在考虑我国特有国情的前提下，适当地借鉴、吸收国际上的理论成果和成功的实践经验。

目前，环境会计在目标上还很不明确，对其目标的正确认识是完善和发展环境会计的前提；环境使用者的群体还不够普及，到现今为止，只有政府相关部门对其比较重视，并且依据企业在环境保护和环境污染治理的行为上制定出了一定得奖惩措施。博士论文，会计体系。除此以外，大多数企业部门和个人对环境会计信息的意识还不够强烈。我国要发展环境会计必须增强和国外学者以及相关部门的交流，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成功的案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深我国环境会计理论方面和实务方面的研究探讨，使我国的环境会计的理论和实务研究都跟上国际的步伐。

2遵循环境会计发展的循序渐进原则

按照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和我国经济发展的自身特点，想让环境会计的实施在我国一下子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是不现实的。我国的环境会计必然要经历一个由萌芽、发展到逐渐完善的过程。对于不同阶段，环境会计的应用要求也有所不同，从形式到内容，从核算方法到应用范围，都要循序渐进，逐步提高。1、形式上，将复式记账和单式记账两种方法的核算相结合，然后由单式记账慢慢转变成复式记账；在信息披露方面可以先采用在财务报表中补充资料或附注的形式，再逐渐向正规的报表披露模式转变。2、内容上，对比较容易操作的内容先确认、计量和披露，当发展成熟时对其全部内容进行核算。3、核算方式上，暂时对环境会计要素的核算不作非常严格的要求，之需要从现有的会计资料中获得环境信息就可以，不过当环境会计要素的核算逐步发展成熟时就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核算体系。4、推行范围上，先在一小部分进行试点，然后推广到全国各地。可以先在污染状况比较严重或者国家重点建设的企业和行业进行试点，通过对其反映效果的观察从中进一步改善，总结其中经验，然后逐步推广到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企业，最后推广到全国各地。博士论文，会计体系。

3加强政府管理部门对环境会计的监督

企业为追求自身的经济利润，往往不愿意实施环境会计，或者不能真实、准确地实施环境会计。政府管理部门和社会各界对环境会计的监督显得尤为重要。博士论文，会计体系。社会公众监督和社会中介监督都属于社会监督的一部分。博士论文，会计体系。其中，社会公众监督不具有法律效应，但是它的舆论影响不能忽视，它往往决定着媒体对企业的舆论导向，所以社会公众的监督对企业在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是很重要的，这是促进环境会计完善的一个重要部份。然而，国家有关机构对环境会计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强制性和专业性上，当前，我国国家审计机构还没有环境审计这个组织，在相关的审计法律法规中也没有对环境审计方面的内容作具体的规定。审计是一个重要的监督组织，在环境会计体系中建立环境审计是毋庸置疑的。目前，建立环境审计首先要了解环境审计法规建设；其次为建立环境审计做好物力人力和财力准备如配备环境审计人员；最后出具环境审计报告，这是我们进行环境审计得出的书面证明，是促进企业环境会计稳步前进的有效推进力。环境审计部门可以从核查原则、核查内容和核查材料上这三个方面对环境审计进行定义确认和披露。

4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技能素质

作为会计处理的实际操作者，会计人员的会计专业技能极大程度地直接影响到国家会计准则和制度的实际贯彻执行是否合法真实有效。作为一门新兴的会计学科，环境会计的实务操作还没有被我国广大会计工作者所熟悉，要想在我国大力推行实施环境会计，非常有必要培养一批高专业技能素质的会计人才，同时也要提高现有会计工作者在环境会计相关方面的专业技能。随着人们对环境意识的增强，高新技术的出现，环保措施的进步以及绿色产品的产生，企业对环境管理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我们虽然经常强调生产商对其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废物的排放，但是没有改变其根源，污染源还是不断扩散开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想回到过去清新的环境，必须从产品的研发，生产到消耗再到回收利用等每个阶段进行全方位的调整，只有从管理思想上彻底变革了才能保证每个环节的改变。对于会计的主要核算人员——财务人员就必须树立起积极的环保思想，另外，环境会计是由会计学、经济学、管理学和环境学多门学科相结合的应用学科，传统会计中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财务人员就需要对其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所以，财务人员在加强对环保认识的基础上更要在专业水平方面下功夫。

参考文献

[1]辛鑫.环境会计要素的确认及计量[J].鸡西大学学报,2010,(03):76-77

[2]刘洁亮,忻琦,査林蓉.环境会计要素确认与计量探索[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0,(11):16-18

[3]张晓会.刍议煤炭企业环境成本控制[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0,(02):186

[4]邓寅.关于我国环境会计计量方法的探讨[J].企业导报,2010,(04):93

篇3

关键词：房屋建筑，施工项目，质量管理

房屋建筑施工项目质量管理是围绕房屋建筑施工项目质量方面进行的指挥、协调、控制等一系列活动。博士论文，房屋建筑。质量管理的目的是确保房屋建筑施工项目按照规定的要求圆满地完成，并使项目所有的功能活动按照预期的质量要求得以实施。博士论文，房屋建筑。[1]

房屋建筑施工质量不仅影响到房屋的居住，而且关系到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开发单位的发展。材料质量、房屋设计、施工工艺、技术措施、质量管理制度、地形地质等都会影响房屋建筑施工质量。因此在房屋建筑施工项目实施过程中，应该利用现有的资源条件，探索先进的质量管理和控制方法，确保房屋建筑项目质量。

一、房屋建筑施工质量管理的研究现状

（一）房屋建筑施工质量管理的意义

1、质量是居民工作生活的保障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同时也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重要保障。因此为了满足居民越来越高的消费生活需求，房屋建筑行业因不断提高房屋建筑施工质量，保障居民生活和居住水平。

2、质量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①质量是建筑施工企业效益的基础

取得经济效益是建筑企业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的首要目标。各种各样的经济效益途径，必须以保证产品质量为前提。只有高质量的房屋建筑产品才能赢得市场的认同，才能取得消费者的信任，才能够得到业主的认同，才能够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②质量是建筑施工企业发展的保障随着建筑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房屋质量是建筑施工企业的生存之本。只有取得优良的质量，才能保证企业竞争力，才能保障建筑施工企业的长远发展。

③质量是社会经济和技术水平发展的综合体现

我国的经济体制正从粗放型向集约型、量变向质变的转变，因此，我们因不断强调质量的重要性，形成以质量竞争为主，在质量的保障前提下，不断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发展科学技术水平。博士论文，房屋建筑。

（二）房屋建筑施工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房屋建筑施工质量管理还处于发展过程中，房屋建筑施工项目的现状不容乐观，质量管理存在不少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克服存在的问题，并充分借鉴国外和先进企业的经验，并大力进行质量管理方面的创新，不断提高质量管理水平。

1、房屋建筑施工质量管理体系不完善

我国的经济体制正从粗放型向集约型、量变向质变的转变，因此现阶段房屋建筑施工质量管理体系或多或少还带有计划经济的旧体制，还存在着政企不分、政出多门的状况。一些政府部门执法不力，导致行业内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不能得到有效遏止，建筑市场管理混乱，使工程质量受到极大的影响。[2]

2、施工企业和人员法律意识、质量观念淡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地方性法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标准的颁布实施，对建筑施工质量管理有强制性规定，但施工企业法律意识、质量观念单薄，没有尽到房屋建筑施工单位的责任和义务，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缩短工期，违反了质量管理中的操作规范，造成房屋质量下降。

3、施工人员素质低以及材料、机械设备落后

施工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主要是一些农民工，文化程度低、质量安全意识低、技术素质低等问题。并且在实际房屋建筑施工时，缺乏技术熟练的工人，缺少系统培训。材料是房屋建筑施工的基础，直接影响了房屋质量。

4、房屋建筑施工现场监督控制不严格

施工过程的质量监控是现场质量管理的重要环节，有力的质量监控能使工程质量做到防患于未然，能控制工程质量达到预期的目标，有利于促进工程质量不断提高，有利于降低工程成本。

二、加强房屋建筑施工质量管理

针对我国目前房屋建筑施工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从建立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质量保证体系和质量管理规章制度、加强施工企业和人员的法律意识、加强施工人员的技术培训、严格建筑材料的采购管理以及加强施工现场监督等几个方面来加强房屋建筑施工质量管理。

（一）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建立科学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强化管理机制，引进先进的质量管理模式，并确保建筑施工企业严格按照质量管理制度和规范、规程办事。管理制度包括质量责任制度、技术复核制度、现场会议制度、施工过程控制制度、现场质量检验制度、质量统计报表制度、质量事故报告和处理制度等。博士论文，房屋建筑。[4]ISO9000 国际质量认证体系是一个完备的质量保证体系。必须贯彻ISO9000 系列标准，建立和运行质量保证体系，并且要不断改进和完善质量保证体系，融合ISO14000 环境标准以及ISO18000安全标准。

（二）提高施工企业和人员法律意识、质量观念以及技能

施工人员必须树立建筑施工相关法律法规意识以及质量第一、预防为主的质量观念。并且为员工提供必需的工作条件和培训机会，加强施工管理人员的技术和管理专业水平的培训，以及对新技术新产品的了解掌握，全面提高房屋建筑施工项目质量管理相关人员的整体素质，提高施工效率，降低质量和安全隐患。

（三）加强材料管理、引进新型施工技术

材料是房屋建筑工程的基础，必须全方位控制材料质量。建立严格的材料管理和质量检验制度，在施工过程中加强材料的监控，同时加强材料的堆放与保管，确保工程实体的质量。建立完善的施工机械系统，引进先进、适用的施工新技术和新工艺，并且应用先进的集成化、智能化信息统计技术，不断改进和提高施工技术和工艺水平，确保房屋建筑工程质量。

（四）加强施工现场的监督和控制

施工中的质量监督管理应围绕三大分部的现场监督，开展事前、事中和事后巡回闭环监督管理，三大分部即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工程质量和环境质量。博士论文，房屋建筑。事前质量控制,是指在正式施工前,以整个项目施工现场为对象而进行的各项施工准备。博士论文，房屋建筑。事中质量控制,是指在施工过程中进行的质量控制。事后质量控制,是指在工程项目完成施工过程形成产品的质量控制。[5]为了加强房屋建筑施工现场质量控制，必须建立监督机构机制，提高监督人员的素质，查处各种违规行为，保证房屋建筑工程质量。

三、结论

随着我国房屋建筑行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房屋建筑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有效提高房屋建筑施工质量管理水平，必须切实采取有效的措施，健全质量管理科学体系，提高质量管理水平，运行质量保证体系和质量管理规章制度、加强施工企业和人员的法律意识、加强施工人员的技术培训、严格建筑材料的采购管理以及加强施工现场监督，将质量管理工作贯穿于施工操作的全过程中，提高建筑企业的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1]黎明.建筑施工项目质量管理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D].重庆大学,2008,5.

[2]黄杰敏.建筑施工项目质量管理问题与对策[J].建筑设计管理,2009,8(26):p12-13.

[3]王磊,于杰.浅析建筑施工质量管理的决定因素及措施[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18:p239.

[4]孙红波.房屋建筑施工质量管理的探讨[J].经营管理者,2009,10:p73.

[5]武宪军.深入探讨建筑施工质量管理的重点及因素[J].科技资讯,2009,28:p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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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精神所有权说”：“非物质财产权说”；知识的私人产权安排；民事权利

关于知识产权性质的理论

（一）精神所有权说。近代知识产权法理论依据法思想提出“精神所有权说”，认为知识创造者为做出了贡献，社会就应赋予其特定权利，以体现社会的“公平”和“对价”。“精神所有权说”将知识视为物的一种，认为知识产权是对精神创造的成果的权利，精神创造的成果和物质成果一样是其创造者的财产，其“所有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处分自己的财产，未经权利人授权或许可，他人无权使用该成果或者妨碍权利人行使权利。国家政权只是起证明权利的真实性和保证权利不受来自第三者的故意侵犯。

（二）“非物质财产权说”。该理论由约瑟夫·科勒提出，认为传统的物权只能涉及物质财产，而创作者的权利具有另外的性质，涉及的是对被视为具有经济价值的非物质财产的作品享有的专有权利。由于作品这一非物质财产得到经济上的利用，作者享有的是一种具有经济性质的权利。法律的主要准则之目的是保护作者的著作权以保证作者获得经济利益。当然，作者还享有其他非经济性质的权利（科勒称之为个人权利）。个人权利不属于著作权的，而是作者总的人身权利的一部分组成，个人权利有助于对作品的保护。因此，科勒提出有必要创造一个新的法律类别：非物质财产权，第一个把创作者权利的客体作为应单独的一个加以论及。

（三）“产权的制度安排”。知识产权制度（产权）经济学派（现代产权学派、新制度学派、新经济增长理论）侧重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提出知识产权是制度产品，是产权的一种类型。

1.新经济增长理论。二战后，西方经济的长期、稳定的持续增长促使经济学家思考决定经济的经济增长因素问题。1983年美国学者保罗·罗默在博士论文《外部因素、收益递增和无限增长条件下的动态竞争均衡》中将知识要素引入经济增长理论，建立相应的理论框架。他认为知识是一个生产要素，在经济活动中必须像投入机器那样投入知识；知识能提高投资收益，知识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加在一起，生产函数表明的收益是递增的。他的博士论文标志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出现，现代知识产权理论研究重心已逐渐由“公平”、“权利”观念出发转移到知识产权制度的效率及其社会作用上来。

2.科斯的“产权安排”。罗纳德·科斯是产权学派的创立者。科斯的研究集中对“产权安排”和“产权结构”的分析上。科斯用经济学的费用———收益理论分析进而阐明私有财产制度下的产权安排即制度形式对交易费用的，他把“产权安排”作为经济变量，将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直接联系起来，一起放到经济运行中考察，研究产权结构与经济效用的关系。产权安排不同，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效率不同。据此，知识的私人产权制度安排使知识在市场流通从而使知识的产业利用更有效率。

3.诺思、林毅夫的制度变迁分析。诺思是新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用经济理论探讨制度的基本功能，分析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提出了制度变迁理论等。根据诺思的理论，即知识产权的产权界定、政府以法律保护知识产权以提供市场运行规则是市场体制的制度基础。林毅夫是产权学派最新代表人物，提出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观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可能离开政府的努力而由诱致性制度创新过程自行产生。

知识产权性质的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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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职权；第三部门；公务法人；行政主体；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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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帕金曾经说过：“大学对一切都进行研究，就是不研究它们自己。”[i]此话虽然有些偏颇，但高校体制改革的现实却逼迫我们必须对新形势下高校的角色和地位进行审视和研究。

1999年9月24日，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学生刘燕文向北京海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北京大学推上了被告席。刘燕文称，1996年初，刘燕文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和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后，报请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北大第四届学位评定委员会共有委员21人，1996年1月24日对刘燕文博士论文表决时实到会人数16人，表决结果是7票反对，6票赞成，3票弃权。根据审查结果，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做出不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只授予博士结业证书的决定。3年多来，刘燕文一直多方反映，未果。海淀区法院经审查，做出一审判决，北大败诉。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规定，北大不授予学位的决定违反了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须经学位委员会成员半数通过的程序。同时，北大学位委员会在做出不予授予学位前，没有告知刘燕文，并听取他的陈述和辩解；做出决定后也未将决定向刘燕文实际送达。法院据以上程序瑕疵撤销北大不授予学位的决定。[ii]

北大被自己的学生告上法庭，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让许多人觉得疑惑。行政诉讼法不是“民告官”的法吗？高校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吗？这些疑问正反映了我国高校体制改革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自90年代党和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战略以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的深入进行，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也进入了关键的攻坚阶段。社会各界包括法学界都对此寄予了高度关注。然而，大量的探讨都集中在高校后勤管理社会化、扩招及学费的提高等热点问题上。相形之下，对高校的角色定位、职能性质、法律责任的承担等问题却很少有人论及。而这些问题却正是近几年来刘燕文这类案件在各地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这种状况从近期讲已经损害了高等教育各方的权利和利益，影响了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远期讲，则有可能影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持续稳定的发展。

我国高校体制改革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高校性质云遮雾罩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作用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学界往往将这样的政府称为“全能政府”。在全能政府体制中，各种社会组织都围绕政府权力展开活动。与此相应，划分社会组织的方法也比较简单。其中，政府机关是指行使国家权力，以公众利益和福祉为宗旨的单位组织。企业单位是以营利为直接目的，以生产经营为主要活动方式的社会组织形式。基层自治组织是以自治管理为基础的社会单位。这样的划分简单明了，与当时相对单一的社会关系十分适应。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机关不再大包大揽、无所不管、无处不在。“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局面也有很大改观。企事业单位的自主性、独立性日渐增强。这一变化是十分可喜的。但是天下从没有免费的午餐，制度变革总是要付出代价的。高校体制改革的代价便集中体现于高校旧身份与新角色的冲突与不协调。在法律上，这种冲突极端表现为与高校发生纠纷的人们那种极其尴尬的处境。他们无法确定：高校侵犯自己权益时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行使的行政职权；还是以民事主体的身份行使的民事权利？在将纠纷诉诸法院后，高校是作为特殊的行政主体，受行政法律关系的调整呢？还是作为民事主体，受民事法律关系调整？

无庸置疑，事业单位的法律性质和地位的模糊不清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因此，重新界定高校在新体制下的作用与法律地位便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下面，我们便从各类高校的共性与差异两方面论述新形势下高校应当具备的法律地位。

（一）从共性来看，高校最重要的职能在于为国家和社会保存、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培养高级人才。而这种职能的实现往往意味着在经济上的巨大投入与极微小的回报（甚至完全没有回报）。很明显，这种职能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的市场机制无法实现的。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这些职能不能完全交予政府来执行。这是因为，高等教育职能的实现需要动用大量社会、经济资源。如果完全由政府提供这种职能服务，必将导致政府负担过重。而且由于政府组织和职能有科层化、强制性的特征，也决定了政府过度介入这些事务将严重影响这类事业的效率与公平。正是高教职能的特殊性决定了高校性质的独特性。

为了全面反映高校这类组织的特征，社会科学界发展出了一种用于确定高校这类组织地位和性质的理论。这就是“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理论。[iii] “第三部门”是由美国学者Levvit最先使用的，用于涵盖处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那块制度空间的一个概念。今天，这一概念已被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由于政权性质、法律制度、分权程度、发展程度、社会异质性程度、宗教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各国第三部门的内涵和外延千差万别。有些国家强调第三部门的免税特征，有些则强调非营利、慈善的特征。但各国学者都用该理论打破了社会组织的传统划分方法，并力图用这一理论反映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第三部门在某些领域具有市场组织和政府组织不具备的特性。这些特性集中表现为非营利性、自主性、专业性、低成本。非营利性是第三部门组织追求目的公益性决定的。自主性是指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第三部门名称的来源就是人们相信它们不受政府支配，能够独立地筹措自己的奖金，独立地确定自己的方向，独立地实施自己的计划，独立地完成自己的使命。第三部门作为整体具有多样性，但具体到每个非营利组织，它们却是十分专业化的。它们在成立之初目标是定得十分明确的，如医院是救死扶伤的组织；福利院是照顾无家可归的儿童的组织；学校是提供受教育机会的组织等。第三部门不同于政府组织的特征还在于它的低成本，因为第三部门运作可以依靠志愿人员为其提供免费服务，还能够得到私人捐款的赞助。此外，第三部门内也没有科层式的行政体系。

为了凸现第三部门的这些特质，西方国家在法律上对第三部门的地位大都作了特殊规定，如“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sector）、“慈善组织”（charitable sector）、“志愿者组织”（voluntary sector）、“免税组织”（tax-exempt sector）、“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sector）等。其中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的经验就很值得我们借鉴。在法国，承担公共服务事业管理，为全社会提供服务的机构除了国家机关、地方领土单位以外，还有公务法人。[iv]公务法人具备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它具有法人资格。它是一个法律主体。有自己全部、独立的财产，实行独立核算。第二，它是一个公法人。它从事国家规定的某项公共利益活动，并接受国家的监督和控制。它也因此享有某些特权，如公用征收权、其财产不能被扣押、强制执行权等。第三，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享有一定的自主权。[v]

显然，高校就是第三部门和公务法人的典型代表。它不以营利为主要的运营目的，而且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从事的是政府和企业“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事。同时它又具备一定的行政职能，这些行政职能虽不如行政机关的职权广泛、性质明确，但却已足够构成其独特的法律地位。

（二）从差异来看。在我国高校系统内部，众多的高校虽有不同于政府与企业的共性，但也存在很多不同之处。一些高校主要依靠政府的扶持，承担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重任。另一些高校则通过提供教育服务等方式，运用市场的规律来获得生存的机会。这样的差异会直接导致高校的组织形式、法律地位、法律性质的分化。对于不同类的高校，法学理论和立法实践对其应进行有差别的调整。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许多国家都对高校做了性质区分，并据此对不同高校给予不同待遇。如英美等国对公益大学与营利大学财政支持的力度差异便是一个例证。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有利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的。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不揣浅陋认为当前可对我国高校的法律地位作以下规定：

首先，应明确高校公务法人的地位。我国的大部分高校都是以公共利益为运行宗旨，拥有一定行政职权（如授予学位、颁发学历证明、内部处罚权等）的组织。它的许多决定是强制性的，有确定力和执行力的。如高校有权决定是否颁发学位证、毕业证；有权在招生时决定录取这名学生而不录取那名学生；有权要求入学转系或毕业分配必须交纳一定的费用。为了保证高校的功能和职权得到很好的实现和执行，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尽快确立高校的公法地位。（当然，是否称为公务法人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探讨。）只有这样，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对这类高校进行行政授权时才有法律的依据；利于这类高校明正言顺得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同时也利于受到高校行政职权侵害的人寻求法律救济。

其次，应根据高校追求经济利益的活动在其所有行为模式中的地位和作用将高校划分为营利性高校与非营利性高校。过去我国依据举办者的不同，将高校分为国家高校，地方高校和民办高校。现在看来，这样的划分造成了三类高校发展的不均衡和有限的高教资源浪费。国家高校的招生数量逐年在扩大，而地方高校和民办高校的招生额相对却在逐年萎缩。国家高校的师资因扩招而出现短缺，地方高校和民办高校的资源却无法被充分利用。一些地方高校和民办高校设立了许多极具特色的专业和学科，却由于没有国家财政拨款的扶持而面临不能将其独特之处延续下去的窘境。

因此，我们应放弃以往依举办者来划分高校性质的方法。而代之以一种全局的观念，在全国范围内合理的配置教育资源。当前，卫生行政部门已经对医院进行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划分。这样的划分将影响国家对不同性质医院的财政扶持的力度和监管的方式。营利性的医院由于以营利为主要目的，政府对它的财政扶持将减少。从法律性质而言，营利医院多以平等的民事主体身份进行服务和盈利活动，其行为受民法调整。而非营利性医院则以为大众提供优质、低廉的医疗服务为目的，并承担所在社区的基本医疗和免疫服务。今后，政府会集中力量对非营利医院进行财政补贴以保证其服务质量。非营利医院的行政性特征十分明显。它们在社会医疗保障、强制免疫、公费医疗等方面作为行政主体出现，其行政职权由主管行政机关和有权机关授予并进行监督，它们的行政行为受行政法律规范的调整。

由于高校和医院在现阶段的体制改革中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今后国家可将高校分为营利性高校和非营利性高校。营利高校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并可根据现实需求自主调整学科设置，以期能从市场中获得更多的回报。由于能通过盈利和社会效益促进自身的发展，这类高校的存在也能吸引各种利益群体投资教育。这可以缓解当前高校投资渠道单一、经费拮据的窘境。国家将在加强监控力度的同时减少对营利高校的扶持力度。非营利性高校（不管其以往是国家高校、地方院校）将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扶持对象。对一些民办高校，若其开办的学科是国家高校中所缺乏的，或对国家发展有利的，国家也可对其进行财政补助，而不应过多考虑其民办性质。划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高校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合理地配置财政资源以外，还能对高校的师资和受教育者流向进行合理引导，加强高校之间教师和学生自由流动，充分利用各方资源优势。更重要的是国家在进行教育行政职权委托和授权时，应将权力更多地授予非营利性高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等教育功能和价值的充分实现。

通过以上对高校性质的界定，今后高校的各类活动都能被原则性的分类并找到相应的法律规范予以调整。政府与各类高校之间的关系也将会更加明晰。然而，高校性质的确定只能从原则的高度解决高校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对一些更具体的矛盾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高校行政职权“无法可制”

从刘燕文案，我们看到高校在进行管理时作出的决定对学生影响是巨大的。不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或被开除学籍、勒令退学，对学生的名誉及将来的就业和发展将产生极大的影响。高校的这些行为，对与它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学生而言，是具有确定力、约束力和执行力的，因而是典型的行政行为。但是，由于高校的公法地位尚不明确（如第一部分所述），高校行使行政职权实际上很少受到行政法治原则的约束。这一状况令人堪忧。其具体表现是：

从宏观角度看，1995年7月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实行的是“两级管理，以省级统筹为主”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央与省级教育管理部门都针对高校管理工作进行了大量立法。然而，由于缺少一种有效的立法协调机制，高校教育的法律法规相互冲突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也是造成目前高校管理政出多门，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加之高校往往对自身法律地位认识不足，在订立有关校级规章制度时，经常存在“违法制规”的现象。其直接结果便是实践中存在着大量违反法律的校规校纪。严格地说，这种状况与“无法可依”的状态已相去不远。

从微观层面看，在高教管理活动中，高校拥有诸如内部处分权，收费权，招生权等行政职权。在行政法中，对一些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严重影响的行政权的行使，往往课以严格的程序要求。如工商机关在对违法经营企业做出处罚决定之前，必须对该企业违法经营的状况进行调查。此后，工商机关还应通知企业将受到什么处罚，并给予其辩解和陈述的机会。最后，处罚决定书还应直接送达被处罚人。之所以如此重视程序，一方面是为了促使行使权力一方谨慎地做出行政行为，另一方面也为相对人在受到侵害前主动抵制权力滥用提供制度保障。但由于上文所述原因，高校的行政职权却长期疏于程序制约。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在对刘燕文的博士论文进行审查时，采用了实质审查，即对刘燕文论文的内容进行了审查。但根据有关法规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只能对已通过答辩的论文进行程序性审查。而且北大在做出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后，既没有告知刘燕文，也没有听取他的陈述和辩解；在做出决定之后，也未将决定向刘燕文实际送达。实际上这是对刘燕文辩解权和知情权的剥夺。正是这些程序上的重大瑕疵使北大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成为无效行为。在刘燕文一案中北大学位委员会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本身也存在重大缺陷。该条例并未明确在评定学位论文时，是否允许投弃权票，弃权票是作为反对票还是同意票看待等问题。这种程序规定的缺失从某种程度上默认和纵容了高等教育管理活动中权力的滥用。这显然背离了依法行政的原则。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认为迫切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高校在行使职权时无法可制的状况加以改变。

第一，高校拥有的行政职权应有明确的授权。中央与地方应建立良性协调机制，使各级、各种行政法规作到层次分明，和谐一致。教育行政部门对各高校自己制定的校规校纪进行定期必要的监管，使其不至于违反法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依法行政，依法治校，奠定良好法律基础。

第二，严格规范高校行使行政职权时的程序，尤其是对一些严重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应制定相应程序规范。如事前的通知，给予辩解和陈述的机会，并送达正式的决定书。特别是做出开除、勒令退学、不颁发毕业证、不授予学位这类严重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应建立听证制度。只有这样，才不会使教育行政管理成为行政程序的一片盲区。

教育行政职权的获取和行使做到有法可依只是实现行政法治最基本的要求。法治行政还要求相对人在受到高校违法行政侵害时能得到法律切实有效的救助。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完备的教育行政救济制度。

三、高校侵权“无门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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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企业　公司治理　法制制度

一、前言

(一)研究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背景与意义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尽管此相关的很多研究早已存在，但对于这一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1984年，英国经济学家Bob Tricker在《公司治理》中首先论述了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并首先提了公司治理这个概念。在我国，公司治理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和公司制企业的迅猛发展，公司治理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我国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公共企业是指持续存在的、以为社会提供具有公共性质的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经营活动的、且具有一定盈利目标、受到政府特殊管制措施制约的组织化经济实体。对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来自于对公司治理的演绎。而我国公共企业治理结构产生的独特的背景，决定了其采取的治理机制重点与西方国家一般意义上的公司治理有所不同。在西方国家，产生公司治理问题的背景是上市公司股权大规模分散的条件下，产生了两权分离的要求，并在实施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广大中小股东与大股东需要解决如何监督和奖励管理人员为股东的最大利益服务问题。而我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绝大多数公共企业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仍然存在一股独大的事实，即国有股作为具有绝对控制权的股东，仍在操纵上市公司。我国公司治理面临的任务首先要解决通过金融市场向社会圈钱的问题，解决如何能使上市公司在市场上真正独立，管理人员能独立于大股东而为广大的中小股东利益服务。市场经济中公共企业的设立，是由于需要政府提供市场本身不能有效提供的、具有使用上“非排他性”的和利益上“非占有性”的公共产品，对市场供给不足或供给不够有效的产品予以补充，由政府控制战略性资源和为公众提供服务。为了尽量减少公共财政资源浪费，就需要制定公共领域的具体法律来规范各种公共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经营行为，并通过公共政策针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某些保护性和限制性的经济规制，以保证社会目标的实现和保障公众得到良好的服务并支付合理的价格;又要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而不破坏市场经济的效率。

(二)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逻样框架

就我国公共企业的法律调整现状看，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没有进行公司制改造的或不是按公司制度设立的企业，主要由《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调整，本文论述的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暂不涉及此类企业。第二类是已进行了公司制改造的或按照公司制度设立的企业，这一类企业由《公司法》调整。第三类是已进行公司制改造或按照公司制度设立并以上市的企业，这一类企业由《公司法》和《证券法》共同调整。因而，我国的公共企业目前呈现出由现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公司法》和((证券法》共同调整的状况。然而这两部企业法律都已不能适应我国公共企业公司治理的现状，满足我国公共企业企业公司治理发展的需求。

(三)本文的结构

“公司治理”一个内外相互弥补的系统工程，是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有机统一。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基于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形成的公司所有者、董事会和经理人员及公司相关利益者之间的一种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制衡关系。治理机制主要包括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决策机制。公司治理过程按照公司治理权力是否来自公司出资者所有权与(公司法》直接赋予，可分为公司内部治理和公司外部治理。本文将简单介绍目前关于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主要理论并从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方面来具体论述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

二、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理论

(一)政府有限理论

有限政府是指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都受到法律明确规定和社会有效制约的政府。关于有限政府的理论在西方社会由来已久。荷兰著名哲学家斯宾诺莎认为政府的权力源于自然法，并受自然法制约，这是权力应该受到束缚的较早阐述。洛克在《政府论》将有限政府的核心要素第一次提炼为一套知识传统，认为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利的让渡，并希望通过分权来限制政府的权力。有限政府论的经济学渊源主要表现为经济自由主义。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是富有效率的，并且具有自我调剂的功能，政府不应当以自己的干涉行动来破坏自由市场机制的运行。这一思想逐渐从经济领域被推广到其他领域，由经济理论变成了西方公家公共政策的基本指导原则。

国内学者对有限政府的冷静的学理分析，主要的就包含在对自由主义的客观分析中。李强的《自由主义》一书以专章讨论了自由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有限政府是自由主义理想的国家组织原则。台湾学者张明贵的《自由论一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把有限政府视为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施雪华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发表的《政府权能理论》，主张政府的权力必须限定在某个界限内，不损害个人与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张贤明的博士论文《论政治责任一民主理论的一个视角》在论述政治责任的有限性时，也讨论了政府权力的有限性问题。这些论述在公共企业公司治理领域依然值得借鉴。公共企业公司治理需要政府的干预和监督，但这种干预和监督不能是无限制的，而是合理的、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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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

中图分类号：S759 文献标识码：A

2012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披露了两则关于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的消息，一是银行员工泄露出售客户个人信息，二是罗维邓白氏低价贩卖1.5亿个人信息，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热议。我国个人信息泄露和滥用情况令人堪忧，而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却存在失控状态， 200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初稿已制定完成，但至今未进入正式立法程序。2012年初工信部直属的中国软件测评中心联合30多家单位起草的《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报批国家标准，但即使得到批准，它仍然只是“技术指导文件”，并非国家强制性标准。《刑法修正案（七）》虽增加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但也只限于“情节严重”，对日益泛滥的并未达到刑法保护高度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并不适用。目前我国亟待建立一套切实有效个人信息保护体系。

一、个人信息的概念

个人信息是指自然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民族、身份证号码、教育及工作经历、医疗记录、照片等任何单独或与其他信息对照可以识别特定个人的客观信息。

二、关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若干建议

（一）关于立法理念。

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立法理念上要兼顾个人信息的静态保护与合理流通。在静态保护上应将个人信息权利确认为具体人格权并设计适当的权利实现途径，在动态流通上要处理好个人信息处理中的权利义务分配问题以及个人信息交易过程中的交换程序问题。

（二）关于信息主体的权利。

信息主体应当享有信息控制权、信息获取权、信息更正权、信息删除权、信息封锁权、信息收益权及获得救济权。

（三）关于立法原则。

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原则应当包括：（1）直接收集原则。信息控制者应当在信息主体知情或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向本人收集信息。（2）信息质量原则。个人信息应当能够满足信息使用的目的，同时做到精确、完整并及时更新。（3）目的特定原则。信息收集应有特定、明确的目的且应在收集之前列明。（4）安全保障原则。在对个人信息收集、处理时必须采取充分的安全保护措施。（5）公开原则。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利用及提供等程序性信息应当进行公开。（6）个人参与原则。信息主体有权向信息控制者确认是否持有关自己的信息。（7）利益平衡原则。法律在保护个人信息的同时，不得妨碍他人的权利，不得损害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

（四）关于法律责任。

1、行政责任。

一方面，对于涉嫌侵犯个人信息的个人和非公共机构，应当引入政府监管，在法律明确行政责任的基础上，采取吊销执照、行政罚款等措施进行监管。另一方面，政府机关自身要依法行政，在处理个人信息时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信息处理体系，明确管理负责人及管理目标，侵犯行政相对人个人信息权时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2、刑事责任。

目前我国刑法已经为追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提供了最严格的法律惩罚依据，但有两点需进一步明确：一是关于“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主体列举为“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其他单位则取决于对“等”字的解释，而就现实公民个人信息受到侵害的情况看，应将合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均作为本罪的犯罪主体。二是关于“情节严重”问题，何为“情节严重”有权机关应及时作出相关的司法解释，以利于司法实践中的准确认定。

3、民事责任。

首先在诉讼中应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由被诉信息控制者举证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其次采取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可选择适用，若作为受害人的信息主体与作为加害人的信息控制者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信息主体可选择适用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第三，在赔偿数额问题上，加害人不仅要对受害人的物质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还应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应确定一个法定赔偿数额，以减少很难确定的人为因素的影响并提高司法效率。另外对于普通人来说，个人信息被侵犯的情况或许每天都在发生，若每个人都独自维权，则维权成本势必过高，因此可以考虑完善集团诉讼，如成立一个个人信息维权机构接受个人的投诉，将每个个体按照一定的标准分类再形成集团诉讼，在诉讼程序结束后再根据个人情况分配应得补偿，由此可以更有效的利用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使每个人的权利得到维护。

（作者：吕霄翔，临汾铁路运输法院科员，学历：法学硕士，专业：经济法；汤晶，四川省电力公司阿坝公司法律顾问，法学硕士，专业：经济法）

参考文献：

[1]周汉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及立法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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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监管；必要性；建设思路

在近些年，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大大的冲击了传统金融体系，同时也给我国金融产业带来了更多的发展契机。而发展迅速必然其中就会有弱点存在，而如何减轻问题，从而加快互联网的健康发展是我们所要认识并探索的问题，通过进行良好的建设，能够进一步推动我国朝现代化社会迈进。

一、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现状

(一)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现状

目前我国网络第三方支付已经在逐步形成一个体系，通过不断的完善和建立，已将大大的降低了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第三方支付监管主要具有是两个问题，首先是作为主要的监管部门的人民银行在近些年连续的颁发了关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都有效了限制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一些潜在风险，避免了一些由于监管不力而引发的金融漏洞。其次，支付清算协会针对目前的发展推出了一些规范性文件，有效的预防第三方支付机构所带来的风险，从而使得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能够有效的进行。

(二)众筹融资的现状

我国近几年流行起一种融资形式，叫做众筹，而这种融资方式存在着不规范行为，我国在2014年推行了相关文件对重筹融资进行规范，这项文件的推出对于众筹融资具有很大的限制性，但是众筹已经是非常广泛的一项行为了，文件是难以杜绝的，因此，面对不规范和风险的地方可以进行有效的管理，而不是遏制。

(三)销售渠道业务的现状

销售渠道的业务主要指的就是电子商务，目前，随着生活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络上购物，而一些金融支付机构与互联网销售进行有效的合作为销售机构和金融支付机构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一)个人会在利益驱使下产生不理智行为

以互联网作为媒介来进行金融交易本身不是面对面的进行交易，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网络上不能够准确的核对交易双方的信息，因此中间产生金融欺诈的行为是非常多的。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借贷机构，由于出资人不能准确的核对借资人的信息，因此这种交易就存在着很大的风险，而如果被欺骗，那么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而很多人即使了解其中的风险，但为了丰厚的利息报酬，还是会不惜以身犯险，从而损失的更多，对于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二)个人的不理智行为会影响整个市场的不理智行为

个人的不理智投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整个金融市场。例如在购买一些基金或者股票，在投资人出现一些情况急需用钱时，会出售一部分，平台或者其他的消费者会购买和回收，而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会恐惧发生经济损益，就会将所具有的所有投资产品进行转出，投资者自身处于一种保护自己的理，但是很有可能会引起大量人来转出投资产品，进而对于平台来说是巨大的损失，甚至会破坏市场经济链条的一部分。

(三)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缺陷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鼓励发展，对于市场建设是比较松弛的。金融最大的特点就是风险性，互联网本身的风险性指数也很高，并且更多的情况下都是隐形风险，而政府很难在问题出现时就发展问题，因此有的时候难以发挥“有形的手”的作用。而金融市场一旦出现问题，所给投资者带来的将是巨大的损失，而资金链条如果断裂的话，影响的就是整个金融体系，而市场本身是制造风险，不负责解决风险，没有及时进行解决，那么对于国家，甚至与之相关联的国家都会是一场灾难。

三、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建设思路

(一)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

我国的互联网金融形势发展的时间并没有很久远，但是发展形势十分迅猛，这就导致目前的互联网金融是一种没有监管的状态，风险很大。而面对我国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建立起完善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是十分紧迫的，因此，我国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健全法律法规进行规范，明确，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循，有法必尊的状态。而我国正处于发展状态，不了解其中的运行，可以借鉴一些其他国家已经建立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不断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

(二)建立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组织体系

互联网金融产业所涉及的项目十分广泛，虽然同为一大类，但其中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因此，仅仅建立一个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以学习目前国际上最为流行的分开监管和综合监管共进，我国可以建立不同的监管部门，将不同种类的互联网金融产业分归到不同的类别中，进行明确的分类管理，这就可以充分发挥各个监管部门的优点，从而实现效益最大化。

(三)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自律管理系统

而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安全本质上还是身处在互联网内部的自律性，这对于互联网金融发展十分重要。一般的自律组织都是地方性的，比如我国的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并不具有规模，但是对于一些金融主体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但是毕竟号召力没有那么强烈，因此，我国相关部门应该积极进行互联网金融自律系统建立，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可以在下面的自律协会设立多个监管委员，从而不断促进我国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和互联网合作的不断深入，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呈良性的状态，但是新型产品，肯定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有识之士应该不断深化认识，不断对其进行深化改革，实现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林洁然单位: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马晔.资本账户开放背景下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及监管模式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2015(7):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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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校长，刘宏民领导燕山大学在2004年以两个文明建设的突出成绩同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得单位”和“河北省先进集体”的称号；2005年12月，国家科技部正式发文批准燕山大学建设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06年8月7日，河北省政府和国家科技部领导共同为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揭牌，从而实现了河北省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零的突破；2006年11月，成功实现了国防科工委与河北省共建燕山大学，为学校的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2006年4月，刘宏民校长以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取得的突出成绩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如今的累累硕果，源自刘宏民教授20多年始终不渝的报国之志和坚韧不拔的品格。

立志创新，敢于走前人未走过的路

1982年，刚从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燕山大学前身)冶金机械专业毕业的刘宏民又考入该校的研究生，继续从事轧钢设备及工艺方向的研究工作。在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时，刘宏民面临了一次人生的重大抉择。刘宏民当时从事的是钢材产品中最主要的产品――板带钢的板形控制理论的研究工作。板形(平直度和板凸度)是板带材的重要质量指标，板带轧机是板带材生产的关键设备，板形控制是大中型板带轧机的关键技术和高难度技术。那时我国板形控制技术整体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相对落后，制约板形控制技术提高的关键是关于板形理论和控制数学模型的研究滞后于技术的发展，缺乏先进的板形控制模型。当时，在板形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主要依赖国际上占主导地位的“变分法”、“三维差分法”、“有限元[条)法”、“边界元法”等理论方法。面对我国板形控制理论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核心竞争力不强，存在着较大的对外依赖的现状，刘宏民没有选择跟踪国际时兴的板形控制理论方法的研究工作，尽管那样做有现成的理论模型和软件，也容易发文章；他决心走前人未走过的自主创新之路，用自主创新的科研成果推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中国学者对人类的科学技术应有的贡献，即使可能浪费几年的时间甚至冒更大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目标确定之后，刘宏民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充满风险、挑战和希望的自主创新之路。在向未知领域的艰难探索过程中，刘宏民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面对无数次的失败，他百折不回；面对几十元的助学金，他守住了清贫；妻子在外地读书，孩子被送回父母家抚养，他能守得住孤独；面对学术界浮躁、急功近利的不正之风，他又守住了寂寞。经过5年持之以恒的探索和努力，刘宏民终于在1987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首次提出了一种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应用于板带轧制过程仿真的一种新的数值计算方法――“条元法”。“条元法”的优点是：使问题降维，计算量大大减少，适合工程应用，能够分析其他方法目前尚未做到的大宽厚比(1000以上)的板带轧制过程。“条元法”与传统有限条法的区别是：传统有限条法根据变分原理导出刚度方程，最后由刚度方程求解节线位移参数；而“条元法”是通过对整个变形区(所有条元)使用变分原理，由优化方法直接搜索使总功率为最小的节线位移参数，而避免了变分求导运算，形成节线载荷和单刚及总刚的运算，概念简明清晰，运算更为简单。以“条元法”为新的板形控制理论的核心和特色，刘宏民教授及其所领导的课题组又进一步提出了完整、系统、实用的板形控制理论模型体系，在板带轧机板形控制的理论模型研究、仿真软件开发和工程技术提升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其科研课题《板带轧机板形控制的理论体系、数学模型、仿真软件及其应用》经过近20年的逐步完善和发展，已成功地应用于国内宝钢、攀钢、邯钢、西南铝加工厂、西南精密带钢厂等大型钢铁企业，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仅在近5年内就获得2亿元的经济效益。刘宏民教授的上述成就和贡献，具有独立的知识产权，他丰富和发展了板形控制理论，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为板带轧机板形控制模型的研究开发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数字仿真工具，为提升我国板带轧机板形控制水平，实现核心技术国产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成果获200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九大进展之首。

2005年7月，刘宏民课题组又承揽了大型成套工程项目，与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900mm平整机组设备总包供货项目，合同总金额160785万元，创燕山大学单项科研经费之最。高校能承担如此大的科研项目并不多见，它扩大了燕山大学的社会影响力。合同要求为用户提供900mm平整机组机械、流体和电气设备的设计、制造、供货、调试、设备运输、服务等，并对所设计和供货的机组的可靠性、成套性和完整性负责。该机组年产11万吨精密冷轧带钢，年产值约5亿元。2007年2月，该项目已顺利通过验收。

刘宏民教授在科研领域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突出贡献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刘宏民教授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优秀教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1997年度第一、二层次人选，先后承担过多项国家与河北省的科研项目，其中“模拟轧制过程条元法”，1996年、2月获原机械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板形控制的机理模型与条元分析方法”，2003年、月获教育部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二等奖；“工程三维轧制理论及其应用”，1997年3月获原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甲类：自然科学奖)；“板形理论及其应用”，1998年12月获国家机械工业局科技进步一等奖；“板带轧机板形控制的理论体系、数学模型、仿真软件及其应用”，2003年12月获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04年12月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刘宏民教授出版专著两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他还兼任中国金属学会冶金设备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重型机械专业评审委员会委员、《机械工程学报》和《工程力学》杂志编委等职务。

恪尽职守，勇于改革

刘宏民教授于2003年9月被任命为燕山大学校长。上任以后，刘宏民校长以改革为动力，以发展为主题，以超人的胆识和魄力不断推进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

2004年初，为全面提升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管理水平，

刘宏民校长与燕山大学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团结合作，以求实创新的精神大胆进行师资队伍与学科建设工程，科技创新工程，教学改革与教学质量工程，大学生素质教育和毕业生就业工程，研究生创新教育与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工程，大学科技园发展建设工程，大学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学校管理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工程，校园环境与校园文化建设工程，后勤社会化改革工程等十大工程建设。十大工程实施以来，整个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管理水平有了全面的提升，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2005年，燕大学科建设又取得了显著成绩，学校新增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4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专业9个；新增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0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专业20个；新增公共管理(MPA)专业学位授权点；新增2个省级重点学科。2004年和2007年，燕山大学有两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5年，燕大有2篇博士论文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2005年，在全国首次研究生教育评估中，燕山大学入选中国高校研究生教育综合竞争力100强，排名第90位，位居河北省首位，在全国理工类高校中排名第38位。2005年，燕大科研到款总经费为1.55亿，创学校历史新高；学校获国家“863”、“973”立项5项，合同额574万元，再次刷新学校历史记录；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8项，总合同额达837万元，立项数目、项目水平和立项经费为河北省高校之首位；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奖9项(其中教育部、河北省科技进步奖各一项)；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重点实验室被科技部批准列入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重型机械流体动力传输与控制实验室、并联机器人与机电系统实验室通过了河北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验收，正式列入省级重点实验室管理序列。2006年，实现了国防科工委与河北省共建燕山大学，教育部轧制设备及成套技术工程研究中心落户燕大，当年燕大又入选2006年度“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名单。2007年，燕大又捷报频传：新增“控制科学与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两个博士后流动站，提前3年实现了燕大“十一五”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河北省首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机械工程学科)落户燕大，同时新增4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提前完成了燕大“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目标；“极端条件下的机械结构与材料学”实验室被评为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全年科技经费到款在连续四年突破亿元大关的基础上再创新高，超过2亿元。2008年，燕山大学有4个学科专业被评为国防重点学科专业。

廉洁自律，慎重用权

担任校级领导职务以后，刘宏民教授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始终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他经常告诫自己：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官”是自己为师生服务的岗位，“权”是为师生服务的工具，应当也必须运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尽心竭力地为全校师生员工服好务。有了这种清醒的认识，刘宏民校长时时、处处、事事廉洁自律，慎重用权，而且主动自觉地接受群众监督，自觉抵制权力腐败。从2000年任副校长主管招生工作以来，他严格执行国家的招生政策和有关规定，自觉遵守招生纪律，学校招了八届近6.2万多名学生，没有发生过一次违纪事件。

2003年，刘宏民教授任校长时，正是学校西校区6.4亿元的建筑工程陆续开工之时，他严格地按照国家关于基建工程的法律法规办事，明确要求领导班子成员都不准插手基建工程，他还多次在全校中层干部大会上明确表态：“基建工作不允许有个人利益，学校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不会向工程指挥部介绍任何工程队，请大家监督我!”从工程招标、投标，到工程的施工、验收和审计，刘宏民校长对基建工作始终坚持不插手，不干预；既严格要求，又提供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其间，有大小10多家公司先后找过他，有的通过熟人，有的通过主管部门的领导，还有的以高级领导干部的直系亲属的身份来要工程。对每一位有资质的求助者，刘宏民校长都不卑不亢地建议他们自己到工程指挥部报名参加平等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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