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调发展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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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区域；产业转移；碳排放；协调发展；减排目标

中图分类号 F4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1-0055-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1.008

目前，在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跨区域产业转移已成为中国区域政策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尤其从2004年以后，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特征明显，表现为东部地区制造业市场份额开始陆续下降，劳动力密集型和原材料密集型产业率先从东部地区转移出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西移一方面缓解了东部经济集聚造成的要素价格上涨和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加大的状况，为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腾出了空间；另一方面，伴随着生产要素的持续流入，有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1]。

现有研究更多强调产业转移在均衡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较少关注产业转移对节能减排的影响这一视角。俞毅[2]通过构建以污染控制为目标的区域GDP门限值来指导传统产业省级转移的区位选择，认为使GDP总量超过门限值的东部各省份的传统第二产业向GDP尚未达到门限值的中西部省份转移，不仅能够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缓解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资源环境压力过重等问题，也有利于形成全国产业布局的合理梯度。

因此，在促进区域产业有序转移和协调发展的进程中，针对不同区域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特征，有差别地提出碳减排目标，实现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与中西部地区跨越式绿色发展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将按产业转移特征和工业化水平进行区域划分，从碳排放系数、碳排放强度、经济结构及经济规模四个方面对不同区域碳排放因素进行分解，明确其差异特征，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不同区域的碳减排目标。

1 方法模型与区域划分

1.1 方法模型

目前，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LMDI）分解模型已较为成熟，王峰等[3]做了详细的推导与说明，具体推导过程如下：

根据日本学者Kaya[4]提出的Kaya恒等式可将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解为5种效应：

这样，通过LMDI分解模型，可以把中国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解为碳排放系数、能源利用结构、能源利用强度、产业结构及经济规模效应五种效应，并且有效解决了分解中的剩余问题和数据中的0值与负值问题。同时，LMDI方法中，分部门效应加总与总效应保持一致，即不同的分部门效应总和与各个部门作用于总体水平上获得的总效应相一致，这一点在多层次分析中十分有用。根据区域能源平衡表，终端能源消费分为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其他第三产业6个部门。相应地，n表示1-6个部门，对分部门碳排放的分解公式如下：

Gn（CO2）=Cn（f）・Cn（m）・Cn（t）・Cn（s）・Cn（g）（5）

在本文的研究中，如果按照Wu等[5]的方法对1997-2009年中国28个省市区、6个部门、19种能源（包括电力与热力）进行三层完全分解，工作量将非常巨大，而且不能更好地说明研究的结论。因此，鉴于研究重点的不同，我们引入区域碳排放系数，对LMDI模型进行改进。

我们选取的能源包括原煤、洗精煤、其他洗煤、型煤、焦炭、焦炉煤气、其他煤气、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炼厂干气、天然气、其他石油制品、其他焦化产品计17种一次能源及电力、热力共19种能源。

按照公式的定义，f代表碳排放系数，m代表能源利用结构，其中17种一次能源碳排放系数假定不变，但区域热力和电力排放系数是变化的。能源利用结构代表了区域这17种一次能源与电力、热力的利用结构变化，根据《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所提供的能源燃烧缺省CO2排放因子，各种能源的碳排放因子不同，其中煤炭及其产品的排放因子>原油及其产品的排放因子>天然气等的排放因子。因此，如果能源总量不变，燃料结构中不同能源比重的变化将导致CO2排放量的变化。

为此，我们根据区域终端能源消费的17种一次能源，及其碳氧化率、平均低位发热量、燃料排放因子分别计算出其碳排放量，同时，按标准煤平均低位发热量29 270 MJ/t统一换算成标准煤。

热力的处理较为简单，分别按各地区使用的一次能源加总算出其碳排放总量及换算成标准煤。电力的计算相对复杂，使用国家标准的折算系数不能反映区域差异特征，按魏一鸣等[6]的定义，由于每年发电燃料的构成变化及发电技术的变化，区域电力的碳排放系数有很大的变化，原则上需要通过各省市区的发电量（包括火电、水电、核电）和发电燃料的CO2排放计算得到。同时，在终端能源消费中还需要考虑电力系统自身电力的使用与输送的电耗。另外，在测算区域碳排放系数中，还要考虑区域间电力的相互交换，计算起来较为复杂，而且由于各行业使用的电力构成不一致，对区域各行业的电力碳排放量的最终计算结果仍然只能是一个估计值。

为简化起见，这里用7大电网（华北电网、东北电网、华东电网、华中电网、南方电网、西北电网和海南电网）电力碳排放系数代替各地区电力碳排放系数。先假定7大电网之间不存在电力交换，分别按区域能源平衡表中电力使用的一次能源数量，采用相同的方法计算出其碳排放数量与标准煤数量；其次对七大电网进行加总，得出各大区域电网电力碳排放总量与标准煤总量；然后按区域平衡表中各地区终端能源使用的电力数量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地区电力碳排放量和标准煤数量。最后，按各地区各行业终端电力消费量分配到各行业。这样，既考虑到了区域内的电力交换问题，又很好地避免了碳排放重复计算的问题[7]。

根据上面的计算，我们确定i地区碳排放系数ηi为该地区当年的碳排放总量除以其标准煤使用量。即：

1.2 区域的划分

如何划分区域是研究中国区域碳排放效应首先面临的问题。在现有研究区域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文献中，对于中国区域的划分，最常见的是东、中、西部的划分方法[9]；齐绍洲、李锴[8]在区域能源强度差异的研究中，把中国30个省市区（未包括、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划分为“东部省区”和“西部省区”，各包括15个省市区。但不管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划分方法，都不适合本文对区域碳排放及其动态变化特征的分析。首先，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各省市区碳排放差异较大。例如，在西部地区，贵州省人均碳排放低，碳排放增量小，而内蒙古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碳排放总量出现了快速的增长。其次，在区域产业转移的进程中，东部地区所处的阶段也各不相同。珠三角、长三角等地产业在加快向中西部转移，而山东、河北等仍处于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2]，其工业化快速推进带来的碳排放增量明显。本文通过考察区域之间产业转移状况，并结合其碳减排特征，将中国28个省市区（未包括、宁夏、海南、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划分为三类由于、宁夏和海南三个省区的数据缺失，其中数据基本不全，宁夏2000年、2001年、2002年和海南2002年的产业部门能源消费量数据缺失，我们取28个省市区进行研究。。

为了反映区域之间产业转移状况，我们采用各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及其动态变化来反映文中各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是把28个省市区当年工业总产值作为100，各省市区当年工业总产值占28个省市区总额的比重作为其工业总产值份额，以反映区域产业转移状况及其动态变化。。

通过比较分析，我们按区域产业转移状况和工业化水平特征值把28个省市区划分为三类区域：第一类区域为产业净转出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8个东部发达省市；第二类区域为产业净转入地区，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和陕西6个省区，也是工业化持续快速推进的地区；第三类区域为其他中西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和新疆14个省区。划分后的三类区域产业转移状况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1997-2009年间，净转出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平均为45.67%，2005年之前其产值份额不断提升，表明产业集聚趋势明显，但2005年之后产值份额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呈现较为明显的倒“U”形特征（见图1），表明其产业已在逐步向外转出；从工业化水平看，净转出地区一直维持在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但期间具有一些波动。净转入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平均为26.89%，这期间一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态势，只在2009年出现了一定的下降，表明该类区域主要是产业集聚与转入；其工业化水平也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2008年达到51.17%，之后略有下降。其他中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平均份额为25.38%，大体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变化趋势，其中以2005年为拐点；而其工业化水平在三类区域中最低，平均为37.72%，但从2005年开始工业化进程已明显加快。

2 中国区域发展差异与碳排放特征

下面分别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碳排放特征二个方面，对中国三类区域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差异进行比较分析。

2.1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为反映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我们选取了1997-2009年以美元计算的三类区域人均GRP指标来进行分析（见图2）。从图中可以看出，产业净转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2009年人均GRP达到6 615美元；其次为产业净转入地区，2009年人均GRP为3 952美元；最低的是其他中西部地区，2009年人均GRP只有2 663美元。从1997-2009年三类区域人均GRP动态变化看，净转出地区2009年人均GRP是1997年（1 306美元）的5.07倍，净转入地区人均GRP增长最快，2009年是1997年（668美元）的5.91倍，其他中西部地区人均GRP增长最慢，2009年是1997年（547美元）的4.87倍。这表明，东部发达地区产业主要是转移到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地区，而不是中西部最落后的地区。净转入地区由于产业转入获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

2.2 区域碳排放特征

表2分别给出了三类区域工业碳排放份额及人均碳排放量二个指标。可以看出，三类区域碳排放差异特征较为明显。从1997-2009年各地区工业碳排放量所占份额看，净转出地区从1997年的33.61%下降到2008年的31.19%，下降了2.42个百分点，2009年又略微上升到31.48%；其他中西部地区碳排放份额尽管中间有所变化，但下降趋势更为明显，从1997年的37.83%持续下降到2009年的31.69%，下降了6.14个百分点；而与此相反的是净转入地区碳排放所占份额出现了明显的上升，从1997年的28.56%上升到2009年的36.83%，上升了8.27个百分点。

从人均工业碳排放量看，净转出地区人均碳排放量一直高于各地区平均水平，其中1997年为2.42 t，比平均水平高0.65 t，2009年增加到4.74 t，仍比平均水平高0.64 t。其他中西部地区人均碳排放量较低，1997年为1.78 t，比各地区平均水平低0.36 t，2009年人均碳排放量增加到2.87 t，比平均水平低1.24 t。净转入地区人均碳排放量出现了持续的上升，从1997年的1.82 t增加到2009年的5.51 t，13年间增长了202.58%，其中2004年之前一直低于净转出地区，之后则开始超过净转出地区，到2009年已高于净转出地区0.77 t，高于各地区平均水平1.41 t。

另外，我们还采用工业碳排放强度指标来分析三类区域碳排放的一般特征。工业碳排放强度为工业碳排放总量与工业总产值之比。从图3可以看出，1997-2009年三类区域碳排放强度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但区域差异特征明显。净转出地区碳排放强度最低，从1997年到2002年下降幅度较大，6年间从5.2 t/万元下降到3.35 t/万元，下降了35.58%；随后的2002-2009年8年间，下降幅度开始减缓，从3.35 t/万元下降到2.54 t/万元，下降了24.18%。这表明，随着区域碳排放强度的不断下降，其碳减排的效果将趋于减缓。净转入地区和其他中西部地区碳排放强度较高，下降趋势基本一致，其中净转入地区从1997年的7.9 t/万元下降到2009年的4.39 t/万元；其他中西部地区从8.24 t/万元下降到4.17 t/万元。分阶段看，净转入地区和其他中西部地区碳排放强度在经过1997-2000年的快速下降后，“十五”时期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并不明显，分别仅下降6.80%和9.40%；“十一五”前4年，其碳排放强度又开始进一步下降，分别下降了21.89%和27.85%，但目前两类区域的碳排放强度仍然偏高，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尤其是净转入地区，2009年其碳排放强度在各类区域中最高。

3 中国区域碳排放效应分析

在对中国区域发展差异与碳排放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公式（7），我们对中国区域工业碳排放效应进行分解，计算数据来源于1998-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及各省市区统计年鉴。

受产业转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阶段工业部门碳排放效应差别较大。从2001年起，中国重新开始了新一大幅度的增长，我们以2001年作为其中一个时间点。从三类区域工业总产值份额看，2005年是第一类区域即净转出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折点，也是第三类区域即其他中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从下降到上升的转折点（见表1），因此，可把它作为一个重要时间点来进行分析。这样，我们可以把1997-2009年分为三个阶段，即1997-2001年、2001-2005年和2005-2009年，分别计算不同阶段三类区域的碳排放效应，并与中国总体情况进行对比（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1997-2001年间，与其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相比，各地区碳排放增长幅度较小，主要是由于碳排放系数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和经济结构效应三方面都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第一类区域工业部门经济规模效应最高，达到了45.9%，期间碳排放系数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贡献较大，分别为-2.99%和-34.49%，经济结构效应为-2.06%，碳排放总效应只上升了6.36%；第二类区域经济规模增长效应居中，但能源强度效应贡献较低，使得其碳排放增长在三类区域中最快，这期间碳排放总效应上升了19.16%；第三类区域经济规模效应最低，为33.99%，相应地其经济结构效应为-4.78%，能源强度效应为-30.94%，工业部门碳排放整体效应为-1.99%，同比出现了下降。但这种情况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以经济增长缓慢，工业出现相对萎缩为代价的。

2001-2005年是这三个阶段中碳排放增长最快的时期，工业部门碳排放总效应为73.46%，三类区域差别也较为明显。第一类区域碳排放总效应为65.6%，其中经济规模效应为82.67%，经济结构效应为6.1%，碳排放系数效应为-0.49%，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能源强度效应为-22.68%；第二类区域工业部门规模不断提升，经济规模效应为98.3%，经济结构效应为19.47%，同时能源利用结构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碳排放系数效应为0.51%，能源强度效应为-15.92%，呈现出重化工业进程中较为明显的高增长、高能耗、高排放特征；第三类区域工业部门碳排放总效应最低，为58.23%，但其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最低的，经济规模效应为60.65%，经济结构效应为0.82%，与此同时，其能源利用效率提升较慢，期间能源强度效应仅为-3.61%。

2005-2009年5年间，工业部门碳排放增速开始减缓，碳排放总效应为34.22%。三类区域碳排放总效应差别较小，但各区域碳减排的驱动力却呈现出不同特征。从第一类区域看，随着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经济规模效应明显降低，为58.43%，同时，经济结构效应为-7.48%，表明第一类区域工业部门转移效应明显；期间能源强度效应出现了进一步下降，仅有-17.85%，这表明随着第一类区域能源利用强度的不断下降，能源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应最低，为32.28%。第二类区域这期间经济增长仍保持较高的速度，工业部门比重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其经济规模效应和经济结构效应分别为64.99%和0.56%；碳排放系数效应为-0.85%，能源强度效应为-28.93%，碳排放总体效应为35.77%。第三类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加快，工业部门比重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其经济规模效应和经济结构效应分别为64.71%和8.71%，这也说明产业转移对其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能源利用结构进一步改善，碳排放系数效应为-0.53%，尤其是能源强度效应，达到了-38.5%，后发优势明显，这表明从“十一五”时期开始，在节能减排的背景下，第二类区域和第三类区域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而且从发展趋势看，能源利用效率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总体来看，三大区域受产业转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阶段工业部门碳排放效应差别较大。第一类区域由于传统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经济结构效应已开始显现；第二类区域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目前工业碳排放强度较大，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高增长、高能耗和高排放的特征，碳排放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人均碳排放量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第三类区域一直以来维持较低的碳排放增长，但到2007-2009年间碳排放增长速度最快，碳排放增长趋势明显。“十一五”期间，各区域工业部门碳排放增速开始减缓，但其减排的驱动力却呈现出不同特征。从第一类区域看，经济结构效应开始显现，但期间能源强度效应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这表明随着第一类区域能源强度的进一步下降，能源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已越来越小，依靠能源强度下降产生的节能减排边际效益递减增加了实现环境与发展目标的难度。第二类区域经济增长仍保持较高的速度，工业部门比重还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其经济规模效应和经济结构效应使得碳排放进一步上升，但期间能源强度效应已开始显现。第三类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加快，工业部门比重呈现出上升的态势，产业转移对其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碳排放增长趋势明显。同时，其能源利用结构进一步改善，能源强度效应已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后发优势较为明显。

4 中国区域碳减排目标设计

早在京都协议公约中，就明确提出了全球碳减排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CO2排放方面都有义务，但由于国家经济实力不同，承担有区别的义务。同样，中国各区域碳排放的差异性，决定了未来区域碳减排政策也需要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不同区域碳排放特征，建立新的区域碳减排指标分配框架，促进区域产业有序转移与协调发展。对三类区域的碳减排目标具体设计如下（见表4）。

针对净转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碳排放强度相对较低。随着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碳排放的经济结构效应开始显现。其主要原因是东部发达地区发生转移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和原材料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相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碳排放强度较大[1]。因此，在该区域能源强度效应进一步缩小的情况下，下一步的重点需要转移到工业结构的调整上，制定更为严格的减排标准，实施区域优化发展战略，强制减排，克服产业转移的粘性，进一步加大推动该区域传统产业转移的力度，促进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从而达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同时，推动该区域的产业转移，也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增长，其强制减排的经济意义更大。

对于净转入地区，工业化持续推进，人均碳排放量最高，碳排放强度也最高，高增长、高能耗和高排放的特征明显，在未来减排制度的安排上，同样需要实行强制减排，但强制减排的重点应放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强度上。在中国政府2020年的以碳强度衡量的减排目标中，净转入地区强制减排的环境意义更大。因为从全国碳减排的角度看，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工业部门产值的区域结构变动对全国能源强度下降实际上起到了阻碍作用。这是因为，能源强度较低的净转出地区工业产值比重出现了下降，而能源强度较高的净转入地区工业产值所占比重逐年增加。这样就需要加强对该地区中那些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上升较快、能源强度大的省区的监控，重点放在对山西、河北、内蒙古等省区的监控上。同时，为了推动净转入地区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实现低碳经济转型，政府和企业有必要制定和实施低碳发展战略，重视和加强低碳技术引进、运用及创新。此外，在净转入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需要有针对性地向其他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为推动新一轮区域碳减排、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条件。

其他中西部地区无论是从人均GRP、工业化水平、经济发展速度，人均碳排放量看都较低，如果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实行减排，显然对这一类区域不利。按照人文发展理念，不同发展水平地区在减排中应遵循“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11]，对该类区域应实行发展减排，即在发展中兼顾减排义务。同时，其他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尚未定型，能够很好地避免高碳发展的锁定效应（lockon effect），这也为该类区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实施以生态创新为核心的区域绿色发展战略创造了条件。中央政府和发达地区要帮助和扶持该类区域改善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加大对低碳技术引进与应用的资金投入力度，使得该类区域能充分利用东部发达地区的低碳技术，降低单位产值的能耗水平。同时，要建立起财政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支持该类区域低碳技术的研发，支持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和低能耗、高效益的产业发展。其他中西部地区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也应加强对低碳技术进行战略投资，大规模应用低碳技术，注重科技创新和先进适用低碳技术的推广。

总体来看，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特征和碳排放差异为未来中国建立差别化的区域碳减排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差别化的区域碳减排目标，不仅有利于体现公平性原则和各区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而且也有利于推动各区域合理分工、协调发展新格局的形成，这将是未来中国促进区域产业有序转移和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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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建议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早已被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等看作是事关国家长远利益和本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制度能否正常运转的重要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如何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日益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本人认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针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行专门的立法

可以说成功缓解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过大问题的几个国家,都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任务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其中日本的区域经济政策完全以制定详细的法律法规来推进,而美国、德国也都有相关的专门法规出台。日本政府无论是对全国性开发,还是对地方性开发或特殊性开发,都制订了相应的法律,并根据各项法律制订了相应的计划,从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保证了政府各项开发政策的实施;美国主要是通过法律来规范对落后地区援助资金的使用情况,保证所有的程序和过程都在严格的法律控制之下,防止发生将资金挪作他用,而使项目夭折的事情,保证了援助项目落到实处,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从而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德国的相关法律主要是使得平衡区域差异成为各级政府的共同任务,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提高到了基本法的高度。

2充分运用了财政政策的相关工具

首先,针对不同地区采取差别税制。从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政府通过差别税制积极培养落后地区的良性循环能力。其次,要对落后大的地区转移支付,这里可以以德国的财政平衡制度作为借鉴。其特有的转移支付机制充分体现其合作性财政联邦制的“合作”性质,即通过财政手段实现州之间或地方之间人均财力的相对平衡,为确保各地区居民能够实现这种相同的生活水准创造条件,这正是德国财政制度的核心。

3对落后地区实行倾斜的金融政策

区域协调性问题处理的比较好的国家都十分关注运用对落后地区倾斜的金融政策来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实行对落后地区倾斜的金融政策主要可以考虑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准备金制度、利率政策的倾斜。考虑到落后地区货币乘数较小的现实,应实行区域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制度,降低其存款准备金率;而利率市场化是金融深化理论的核心,也是落后地区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应该有效的反映资金的稀缺、投资的风险,利率也可以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作为资金流向的导航器。其次,采取积极政策合理推动落后区域金融的理念创新、技术创新、业务创新及制度创新。理念创新是实现由传统经营理念向现代经营理念的转变。落后区域金融发展滞后,固然有外部环境的制约,但内部理念的落后也是重要因素。

4加大国家对落后区域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同时关注跨行政区域间经济的综合治理

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包括交通、通信、教育等方面的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落后地区依靠自身力量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用于这方面的建设,这就需要国家加大相关的投资力度。同时,要针对不同地区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战略的同时,高度关注跨行政区域间经济的综合治理。以德国为例,其在不同地区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战略的同时,也要关注跨行政区域间经济的综合治理,使得区域间经济能得到协调发展。

5采取多种手段提高劳动者素质

美国政府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政策导向,主要是着重提高劳动者素质,鼓励私人资本投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核心是要培育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的创造能力和持续发展的竞争力,认为政府的扶持是必要的但也是次要的。相关统计显示,我国当前对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占GDP的比重正在逐年增加,可见国家对提高劳动者素质这一问题也高度关注,但高等教育的投入并未随之增加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6使地方政府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任务的具体承担者

德国所采取的这一政策十分值得我国借鉴,在我国当前国情下,如果使地方政府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任务的具体承担者,而中央政府主要发挥居中协调作用,则更容易解决“诸侯经济”导致的各种矛盾。

具体的做法可以首先通过立法的方式,将地区经济发展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政策合理性及相关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同时建立专门的部门定期进行审查以确保法律的有效性。

7合理利用外资

我国经济发展不能过分依赖海外资金,同时引进外资时应在吸引直接投资上下工夫。外国资本的流入如果处理不当,有时会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特别是在短期资金和那些随时可以兑现逃走的证券投资的管理上。由于目前通讯手段十分发达,全球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市场稍有风吹草动,证券投资资金在瞬时内就会抽走,从而对一国的对外支付造成严重压力。

8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德国经济的中坚力量,其实并非作为工业巨头的诸多大企业,而是众多的中小企业。为支持本国中小企业发展,德国采取了设立州投资的银行,设立中小企业资助项目、中小企业参股基金、市场开发项目,为中小企业创造、保证就业、提高竞争力,以及对出口市场的开拓、培训和技术应用等方面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中小企业融资,解决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成立巴伐利亚建设融资促进银行,为企业申请商业贷款提供政府担保;成立巴伐利亚风险资本投资公司,为中小企业融资等一系列手段。而这一点与我国实际也相吻合,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无疑是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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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 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各个方面。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积极采取措施，将社会资源在空间上进行有效配置，改变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不协调”现象，大力夯实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内容。

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大力夯实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基础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谐是指构成事物的不同组成部分或因素相互配合维持事物处于正常活动的状态，和谐的对立面是冲突乃至解体。从区域经济学原理上看，和谐社会就是要求区域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协调，区域差距适度，区际关系良好，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经济基础。

1.殷实的经济发展状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贫穷的基础上更不会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时期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因此，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和谐社会”，绝不是低水平低层次的“一穷二白”的“和谐社会”，而应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相对丰富、经济发展状况比较殷实的“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的标准之一，是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合理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而满足这些需求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关键靠发展，贫困落后是产生不和谐的根本性原因。尽快摆脱生产力落后的局面，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才能为社会和谐提供物质保证，也才会对社会和谐提出新的和更高的要求。如果没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物质财富不断增加到相对殷实的程度，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合理需求的满足就缺乏物质基础，公平和效率的实现就缺乏牢固的经济支撑，社会和谐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既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发展的协调性。从区域角度看，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前提。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追求的应是全国范围的“和谐”发展，而不仅仅是某一个或几个地区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标志，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区别于以往任何社会的根本特征。这种本质决定了我国各地区之间要有一个相互协调的发展关系，其差距不能过大，更不能搞两极分化。过大的区域差距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区域合作受阻、消费过度与不足的重要原因，会给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等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增加难度，同时区域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往往会产生和激化一些社会矛盾，导致混乱、不满及社会公益服务的恶化，从而引起社会动荡，造成社会政治的不稳定，不仅和谐社会的实现无从谈起，而且前几十年的发展成果也会遭到极大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讲，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既是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全局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撇开区域问题来构建和谐社会是不现实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同促进社会关系和谐、各行业各领域发展和谐一样，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现状

由于受到自然禀赋、人口素质、历史发展水平和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非平衡发展战略的影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呈现出明显的经济发展差距：

1.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持续扩大。1988年，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之比为1.41：1：1.11，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39：1：0.87；2000年，这一比例分别变成1.49：1：1.06、1.47：1：0.77。2005年上半年人均收入最高的5省区是人均收入最低的5省区的2倍还多。

2.GDP比重和人均DGP比重差距持续扩大。1980年，东、中、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占我国GDP比重分别为50.20%、29.75%、20.04% ，到2002年，占GDP比重分别为57.86%、25.12%、17.01%，其中，东部比重增加了7.66个百分点，中、西部比重分别下降了4.63和3.03个百分点。从人均GDP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分别是中、西部地区的1.53、1.92倍，到2002年分别扩大到2.03和2.59倍。以上说明，无论是经济总量GDP还是人均GDP，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都扩大了。

3.基础设施建设差距大。有研究指出，1999年，除宁夏外，西部其余11省市区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在全国排名均在20位以后。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从总体上看，目前中、西部地区的交通、电子、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仍较东部地区落后，投资硬件环境尚有差距。

4.外贸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对外出口商品多为高新技术产品，东部地区显然具有明显优势，加上东部发达地区信息沟通和交流能力的绝对优势，在发生贸易摩擦、初级产品出口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的应变能力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据预测，2008年，在外贸出口方面，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三、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及对策思考

1.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协调和指导作用。党和国家政府应对区域经济进行统筹规划，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现状给予具体的指导或扶植，加强引导和调节。加快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继续改善投资环境；为中西部地区建立完备的市场机制，利用本身资源优势、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提供政策支持；在国家投资、利用外资、开放程度、计划、金融、财政和税收等方面给予中西部地区适当的倾斜；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教育，使中西部文化摆脱独立性、封闭性、凝固性，与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

2.东部地区要为协调区域发展多做贡献。东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对中、西部地区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并以自己的力量通过多种形式带动和帮助中、西部的发展，如多向国家缴纳税收从而减轻中、西部的税务负担；向中西部提供教育资金技术上的援助等等。这既是服从“东部沿海率先发展起来以后，要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大局”的需要，也是保证东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3.中西部地区要抓住机遇，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奋起直追。中西部地区要积极采取措施，奋起直追，发展因地制宜的特色区域经济，使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和特殊功能都能得到科学、有效地发挥；要利用本地区的资源优势，发展能源、原材料工业产品，使中西部地区资源产业在对整体经济提供长期基础性支持的同时，获得自身发展，并从市场要求出发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尽快消除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为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创造外部环境条件；要制定吸引、稳定人才的合理机制，遏制“孔雀东南飞”势头，提高知识分子的福利待遇，进行科技人才的定向培养，提高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等等。

4.东、中、西部实行区域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全国各地区要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和意识，削弱甚至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保证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全国各地区之间的畅通，积极推动生产要素在地区间合理配置，使东部地区先进生产要素（如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顺利流入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则可以为东部地区提供资源、原材料等，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经济融合；加强东中西部的合作和交流，形成各区域、各民族之间全面团结和互助合作的新型区域经济关系，使东中西部在相互协作基础上缩小差距、共同发展，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王梦堂：《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理论动态》第1628期

[2]肖玉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现状和对策》，《唯实》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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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原经济区 农村劳动力 统筹转移 “三化”协调发展 支持机制

在当今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人们越来越关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关系之中，贯穿的一条主线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与配置。

地处中原经济区核心地带的河南省，作为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和新兴工业大省，近70%的人口在农村，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统筹转移和合理配置显得尤为重要。但是河南省农村劳动力的统筹转移与“三化”协调发展仍然存在诸多的问题，例如农村劳动力市民化的成本高、农业劳动力虽有庞大的基数但质量偏低、产业结构融合和互动问题突出、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不均等化问题严重等。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在分析中原经济区农村劳动力统筹转移的需求现状基础上，结合“三化”协调发展的原则，提出构建中原经济区农村劳动力统筹转移与“三化”协调发展的支持机制。

一、中原经济区农村劳动力统筹转移的重要性

生产力的主体是劳动力。任何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都需要有劳动者的积极参与。因此，具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首要前提。某一区域的劳动力资源充足，那么该区域就具备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生产条件。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普遍规律，也是积极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所以加快劳动力统筹转移对促进中原经济区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一是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自身的就业和增收。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开拓了现阶段农民群体的就业和增收渠道，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的矛盾，而且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河南全省人口过亿，人多地少，是其基本省情，全省人均耕地面积也远低于全国人均耕地1.52亩的水平。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前提下，许多农村的青年农民无事可做，收入极低。而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使他们就业有了出路，也得到一定收入。

二是有利于加快产业升级和城镇化进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农民对农村社会向城镇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趋势的顺应，也是农民自发选择的一条通向城市化的途径。通过外出农民掌握技术，积累资金后，利用家乡的各种优势返乡创业，在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带动发展第二、第三产业。这样既发展了当地的经济，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适度规模经营的提高，加快了农村经济的良性循环。同时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

三是有利于提高我省产业竞争力和发展后劲。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劳动力素质的竞争。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于提高自身素质，也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农民告别世代繁衍生息的封闭乡野，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之中，所得的不仅是收入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受到前所未有的现代化的洗礼。走出农村的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和先进工业的影响下，渐渐地摒弃掉旧有的小农思想，接受着商品经济时代的新观念，再把这些理念带回农村，改变农村传统的观念，这对于改变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环境中养成的墨守陈规、不思变革与进取的秉性，有着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转移的劳动力激活了农村人力资源市场，农村劳动力的流转和迁移使人力资本的投资效应更加显著，能够使我省的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得到提升。

二、中原经济区农村劳动力统筹转移的现状与问题

随着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提出，农村劳动力须结合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思路进行合理的统筹转移。但是就目前的转移现状来看，还是存在诸多的问题。

首先，职业转换与身份转换的背离。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通过土地流转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将有更多的农民在职业和身份上转变为城市居民。但是他们在融入城市社会时，往往会陷入角色认同的困境。由于城市行政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和不同步，他们面临着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生活的困境。事实上，我国现行的多项公共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农民工”的“市民化”，农业劳动力转移面临巨大的制度障碍。例如在获得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文化认同、社会心理认同等方面。公共服务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市福利制度对进城务工人员是排斥的.就业指导、医疗、教育、安居等公共服务远未真正惠及农民工。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多层次就业指导服务体系。但未真正建成农民工就业指导服务市场。城镇化范围内的农民，尽管在身份上已经转换为城市居民，但没有实现其内涵的转变。

其次，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数量不够，质量不高。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在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转移农业人口既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手段又是归宿。但是从劳动力要素的聚集水平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来看，河南省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还相当不足。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作为人口和农村劳动力大省的河南，2013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达2660万人，其中省内累计实现转移就业1523万人、省外输出1137万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90万人。但是对于拥有3200余万农村富余劳动力总量的河南，剔除创业、兼业以及失业等情况，目前尚有540余万个富余劳动力未得到合理的配置转移，而且转移劳动力整体文化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仍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体，只有三分之一的转移劳动力接受过专业培训。这些都阻碍着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步伐。

再次，劳动力转移中，现代农业与城乡三产融合度不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河南省地处中原地区，作为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担负着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任。但是河南省在发展现代农业，合理转移农业劳动力方面，缺乏与相关产业进行互动发展，导致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偏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致使农业产业竞争力不足。如图1所示，具体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单向流入城市，更多的是依靠劳动力酬劳这样的低级经济纽带，使得城市经济带动乡村经济的作用比较微弱。

图1 劳动力流动

三、构建农村劳动力统筹转移与“三化”协调发展的支持机制

随着“三化”协调发展的进一步推进，河南省未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方向主要为：转变为大中型城市各种非农产业的投资者、管理者和劳动者，这部分人群的大多数将成为真正的市民；转变为小型城镇非农产业就业者，这可能是富余劳动力的一个主要转移方向，也最符合现阶段河南省的省情；转变为农业企业家，区别于农民企业家的是，这部分人的主体必定从农民中转化而来，从事的一定是农业，例如家庭农场主等；转变为农业产业工人，从事职业化的工作，例如新型职业农民等。基于未来的各种可能转移渠道，我们必须提供相应的支持机制。

1.职业转换与身份变更的城镇化机制

（1）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的设定条件。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关键在于户籍改革。考虑到本地户籍制度对未来制度的反弹利益比较强，所以中原经济区内的各主要省份和地区要因地制宜地采用适当方式，稳妥地、循序渐进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要将改革重心侧重于放宽农民进城落户的前提条件，降低农民入城门槛。具体的支持做法例如，自2011年以来，河南省政府一系列的指导意见，旨在放宽农民进城落户的限制条件，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遇到的可能困难，并在一定的前提下，改革和完善农民落户城市的问题，保障各方面享有和当地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待遇。

（2）强化职业培训，提高富余劳动力就业能力。实现角色转换的核心是就业。就业不仅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收入，维持个人和家庭生计，而且可以使个人获得一定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同时，加强对他们的职业培训，可以使他们获得除农业生产技能外的其他技能，有利于他们获得社会的认同和职业转换。在职业和身份认同支持方面，要积极帮助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建立各种社团组织，开展各种活动，使群体之间加强交流，培养其社会归属感和群体意识，给其提供心理上与情感上的支持，缓解其因身份和职业的变更所带来的角色紧张等问题，消除因心理焦虑所造成的角色转换困难问题。

2.农业劳动力减量提质机制

（1）加大财政对于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投入支持力度。农业现代化的实质是人的现代化。只有拥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才能被城市认同并最终融入城市。所以要在提升农业劳动力素质的基础上，促成知识技能替代原始劳动力的局面。要想胜任农业现代化的作业，提高生产效率，顺利的将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教育培训。因此，在财政支持方面，应该将关注点重点放在加强农民外出就业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弥补其在从事除农业以外生产时所缺乏的必要知识。针对当前农村劳动力有限需求增长和劳动力因职业能力低和知识素质低致使供应不足的矛盾，通过农民再教育的形式，实现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同时也促进产业间快速地有效地吸纳这些待转移的劳动力。

（2）强化政府财政对于农业科技发展的支持。只有形成一定的技术替代，农业现代化才能稳定地开展，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科技发展与产业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将科技成果转化率提高，才能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规模化的生产，能够引入更多的科技支持，促进该领域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就目前河南省低水平的农业科技和农业产业化规模不足的现状，强化和健全财政支持，激励农业科技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除了资金方面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鼓励农业技术专家走入农广校，走入田间，将全方位的技术指导与技术推广教于农民，用以促进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将劳动力从小农经济中解放出来。

（3）因地制宜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由于各地区的农业侧重点不同，所以要根据实地情况，从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中，严格遴选新型职业农民，将好的农业生产经验及时授予他们，并做好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工作，促进他们对农业的贡献，同时提升个人价值，提高农业劳动力的质量和素质，保证农业生产安全。

3.城乡三产融合与现代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互动机制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减少，第二、三产业将增加。随着城乡三产的逐渐融合，中原经济区城乡经济、人口流动分布及其产业发展方式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新的城乡和产业间互动机制促使区域经济逐渐走向一体化。如图2所示，劳动力的流动也将与二元结构状态下有很大的不同。

图2 城乡三产互动劳动力流向

与原有的二元结构不同，三产的融合互动下，城市与乡村的经济空间格局将发生重要改变。由于三次产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一方面，农村将不只是从事农业的场所，由于农业现代化的逐步发展，与之相配套的非农产业也将得到充分的发展，实现城乡三产的互动发展。现代农业产业结构在二、三产业的支持与带动下将加速转型向专业化、机械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在现代管理理念的支持下，更加规范和高效的发展。

在城乡三产互动的背景下，应注重以城市、重要村镇为中心，完善区域空间格局，完善土地流转制度，规范流转出的土地使用权限。一方面，集中的土地向新型职业农民或农场主开放，从而实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支持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使产业链得到延伸，加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转移。总体上，城乡三产融合与现代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互动机制可描述为如图3所示.

图3 互助机制

4.城乡公共财政均等化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

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均等化。在户籍制度深入改革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使教育、医疗等基础公共服务得到均等化发展。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供给市场，使就业、择业做到公平均等。

推进财政制度改革，提高公共财政的支付均等化效率。实践表明，城乡之间财政能力的缩小有利于优化财政资源的配置。面对目前河南省城乡、地区间公共财政投入的不均等现象，就要求将财政支出适当向农村倾斜，加大对农村财政支出的投入力度，以均等化为目标，逐步缩小城乡间公共服务的差距，切实增强政府履行职责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综上所述，对于中原经济区农村劳动力统筹转移如何适应“三化”协调的发展，仍有许多需要注意和研究的地方，针对相关的支持机制，应该予以重视和实施。不能只追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片面的城镇化发展，而忽略转移的可持续健康运行。总之，我们既要充分意识到构建相关支持机制的重要性，又要意识到支持机制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从而做好充分的统筹计划和机制保障。

参考文献

[1]唐祥来.“四化同步”背景下的农业劳动力替代转移[J].现代经济探讨，2013（7）：53-57

[2]姜睿清.基于产业融合的江西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南昌大学，2013

[3]刘玉.基于三产互动与城乡统筹的区域经济空间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11，18（4）：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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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均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学研究中的永恒主题和重要课题，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区域经济关系则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也是目前区域经济学中内容最为丰富的研究领域。研究和探讨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的机制设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就我国而言，从建国初期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再到如今的区域协调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我国已然经历了区域发展模式的战略性转变。当前，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区域差距逐渐加大、贫富分化不断加剧、区际矛盾日益突出，促进和加快实现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迫在眉睫。因此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的机制设计对于我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颇具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1对概念的界定和认识

区域均衡发展，是指在区域间存在发展水平差距的背景下，继续发展先行地区经济的同时，逐步实施重点转移和政策倾斜，促使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提速”，趋向于缩小地区间的差距，最终实现相关区域发展水平接近或收敛的过程和状态（郭甍，王少林，段晓华 2006）。“区域均衡发展”在概念内涵中强调各区域的发展结果和发展水平的格局和态势，要求各区域最终发展水平的平衡与相近，实现水平差异的最小化，对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增长模式、相互关系等范畴不做界定。

区域协调发展是相关区域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发展上相互联系、关联互动、正向促进，区域利益同向增长，区域差距趋于缩小的过程和状态。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是实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和谐、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社会的共同进步（李兴江，唐志强 2007）；具有“密切区域经济联系、促使区域分工趋向合理、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4个标志（彭荣胜 2008）。“区域协调发展”在概念内涵中强调各区域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和角色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区域差异逐步缩小的要求，对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共同涉及的领域、相互关系等范畴做了界定。

笔者认为，区域均衡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同一个问题就是区域发展模式和关系问题，两个方面就是前一个强调宏观整体最终状态和最后结果的态势与格局；后一个强调整体中的个体之间在发展过程中的关系体现和路径追求。

“区域均衡”与“区域协调”两个概念之间不存在单向的包含和推演关系，简单地说，均衡不一定协调，协调也不一定均衡；协调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促进均衡的实现，比如产业梯度转移、要素跨区流动、区际分工合作和专业化、市场和基础设施共享、先行地区拉动落后地区发展等等，实现差距缩小和发展均衡；均衡也只是在一定程度可以促进协调的实现，两个概念都提到了“区域差距逐渐缩小”，试想如果区域差距过大导致区域间失去互补的空间和联系的结点，那么协调就无法实现，因此均衡的过程和结果必然伴随着差距收敛从而为协调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针对“均衡”、“协调”、“发展”等相关概念，很多学者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理念，有助于我们从概念、关系和过程认识方面更好地切入和探讨均衡与协调发展的机制设计。

“非均衡协调发展”：审慎地使区域发展不均衡，同时保证差距不致过大和相互间协调共进，是在发展推动资源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实现宏观整体较快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区域发展中先实现保证协调和适度不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发展，然后以非均衡协调态势促进均衡与趋向均衡的实现

“发展中均衡”：与“均衡中发展”相对，前者是指以发展为首要目标、在发展中兼顾相对和动态均衡的过程与结果的强发展；后者通常是指单一的、平均的或者不合理的均衡下的弱发展。在现实区域经济发展中，往往可以借助非均衡发展过程，达到高水平、高效率的空间均衡；否则很可能是低水平、低效率的均衡发展和普遍贫穷。(曾菊新1996)

“动态均衡”：区域经济发展中所表现的均衡发展与一般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有所不同,它更强调是一个动态过程。均衡是非均衡这一发展过程的最终结果，均衡是动态的，它需要经过非均衡的运动上升和发展到新的均衡态，即旧的均衡不断被打破,新的均衡不断建立，经济运行的总体均衡中包含局部的非均衡。（陈秀山，石碧华 2000）

2 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的机制设计

2.1 机制设计的内容与原则

何谓“机制”？“机制”是在一定的动力驱动下，相关主体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按照一定的路径和方式，达到一定结果的机理和制度。这里的“机理”是指运动、演变、联系与作用的原理；“制度”是指组织形式、运行规则、工作方式和演变路径。

在机制设计过程中，需要确定和设计机制最初的驱动力或驱动主体、以及驱动作用点和作用方式，然后在已知原理的指导下，设计出承受动力作用而运动变化的相关主体的组织形式和运行路径，使其在动力、组织和路径的复合作用下达到目标状态；简单地讲，主要就是设计驱动主体和路径。

在设计中首先要遵循“机理指导下组织与路径设计”与“目标约束下组织与路径设计”双重兼顾的原则，注意驱动力及作用点、作用形式的可行性、科学性与可获得性，同时要遵循给予一定的激励与约束保证相关主体自觉选择和步入已设计路径的原则。

2.2 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机制的驱动主体与路径

根据驱动主体的不同，笔者认为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机制包括四部分子机制：上级政府推动机制、先行地区拉动机制、落后地区自我发展机制、其它帮扶机制。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通过刚才对相关领域重要理论的回顾和分析，我们得出应当以政府行为作为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机制的主要驱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该机制是一种非市场机制或者非完全市场机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市场机制在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笔者认为，整个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机制应当是嵌套在市场机制中政府行为驱动机制，应充分重视和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以政府行为驱动机制为引导，实现机制的最终目标

任何经济系统的发展，本质上说都是产业部门的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也不例外，其本质是区域内产业系统和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发展。因此在机制设计中，应把产业系统作为首要作用点和影响层次，充分重视机制路径中对产业系统的作用和效果，之后再设计具体投资行为、收入与消费等作用层次。

3几点建议与思考

3.1 将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置于战略高度

各级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在思想和观念上将区域发展的均衡与协调摆在战略层面的高度上。从长远出发、从全局出发，在整个区域发展战略中体现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的谋略和规划。不仅上级政府和落后地区政府要重视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的战略地位，先行地区也应当给予充分关注，切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想法，切忌贪图自身快速发展的“蝇头小利”而忽视长远的、宏观的战略收益。

3.2 正确认识区域均衡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

作为整个机制驱动主体的各级政府，一定要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区域均衡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均衡与协调虽然在一定条件可以相互促进，但是两者之间没有单向的包含和推演关系，要以均衡为目标和结果、以协调为关系和过程将两者统一在区域发展的实践当中。既不能为了追求绝对的、静态的均衡而导致宏观区域的低水平发展与不协调，也不能只追求效率和速度而忽视了区际差距和区域协调。在发展中求均衡、以非均衡协调的过程来实现最终高水平的区域均衡与协调。

3.3 清楚认识各级政府在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总体来看，本文设计的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机制应当是嵌套在市场机制中政府行为驱动机制，应充分重视和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以政府行为驱动机制为引导，实现机制的最终目标。各级政府都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在充分尊重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合理运用自己的行政职权和社会经济干预能力，对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起到驱动作用。从各个子机制关系来看，上级政府、先行地区和落后地区要分别以主体关键作用、协助配合作用给自己定位。

篇6

[关键词]四大经济区域；产业集中化；区域协调发展；区位商

一、我国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的差异性

我国四大经济区域分别指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其中，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等；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等；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等省份。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四大经济区域的生产总值是逐年增加的，东北地区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为50477.25亿元，同比2011年增长11.24%；东部地区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为295892.04亿元，同比2011年增长9.04%；中部地区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为116277.75亿元，同比2011年增长11.30%；西部地区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为113904.8亿元，同比2011年增长13.64%。这说明我国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发展势头良好，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四个区域在经济总量上的差距依然较大。

二、我国四大经济区域发展差异性原因分析

为了分析我国四大经济区域发展存在的差异性，本文运用区位商对我国四大经济区域差异性进行了论述。区位商是指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值在地区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与全国该部门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之间的比值。区位商大于1，可以认为该产业是地区的专业化部门；区位商越大，专业化水平越高；如果区位商小于或等于1，则认为该产业部门为自给性部门，根据《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1》、《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11》相关数据，本文计算了2010年我国四大经济区域20个制造业行业的区位商。为了研究需要，本文将区位商值标准作了微调，把区位商值位于0―0.5之间的产业定义为非优势产业；区位商值位于0.5―1.0之间的定义为次优势产业；区位商值大于1的定义为优势产业。

经计算，2010年我国东北地区的优势产业包括：食品加工业、石油加工和炼钢工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次优势产业包括：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非优势产业有烟草加工业、纺织业等。东部地区的优势产业包括：纺织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次优势产业有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等；无非优势产业。中部地区的优势产业包括：烟草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次优势产业有：纺织业、医药制造业等；非优势产业包括：化学纤维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包括：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此优势产业有：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非优势产业包括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等。

通过对我国四大经济区域制造业区位商的分析，可以得出导致我国四大经济区域发展差异性的三方面原因。首先，我国产业布局的自发性。资本具有逐利的本性，选择良好的投资环境具有必然性，我国东部地区处于沿海地带，区位优势明显，加之我国政府对沿海地区的开放政策，促使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发展，产业聚集趋势逐步显现，发展优势明显。其次，各区域优势产业的竞争性差异。以制造业为例，我国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优势产业比为4：9：3：3，表明东部地区拥有绝对优势；从各区域自身优势产业分析，东北地区优势产业处于制造业下游链条，产品附加值不大，缺乏竞争力；东部地区优势产业基本以高端制造业为主，产品附加值高，竞争优势明显，而中部、西部地区主要以烟草、饮料制造业为优势产业，基础薄弱，缺乏优势。再次，区际间产业转移力度小、速度慢。东部地区的某些中下游优势产业应逐步向其他区域进行转移，但受政策、区位条件等因素限制，转移速度较缓慢。

三、我国四大经济区位协调发展相关对策

首先，增强政策引导，完善顶层设计。第一，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各地区应充分发挥自身潜力，而非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抑制其他地区发展之上，或者建立在垄断发展机会之上。第二，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单靠政府调节会导致产业效率低下，而单靠市场调节，会引起产业自发性转移，致使产业向优势区域集中，影响区域协调发展，从而应当将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发挥“1+1>2”的作用。

其次，合理布局，突出优势。由于各地区自然因素，社会条件和人文环境的差异，需要地方各级政府结合本地区实际，科学、合理布局相关产业。东北地区需要在重点保持原有产业优势的情况下，改造升级优势产业，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进一步壮大产业链条；东部地区在提升现有优势产业质量的同时，应积极同其他区域寻求合作，转移本区域的夕阳产业；中部地区应结合本地实际，努力挖掘现有产业发展潜力，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做好承接发达地区转移而来产业的准备；西部地区在资本、劳动力等方面相对匮乏，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

再次，加强区际交流与合作，发挥互补优势。加强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区域分工，产业空间布局等方面的调节功能；完善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植措施，为该地区经济发展和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加强区际间互助与合作，鼓励和支持区际间开展互利共赢的经济技术合作，使各区域间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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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祥荣等.基础设施、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J].浙江大学学报，2012（2）

[3]张少军.产业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从全球价值链走向国内价值链[J].经济管理，2013（8）.

[4]范恒山.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环渤海地区振兴[J].经济研究参考，20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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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区域发展严重不均一直是广东的隐痛。

2012年，粤东西北12市人均GDP全部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梅州、河源、汕尾、云浮甚至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粤东西北面积、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省份，如果将其看作一个整体，人均GDP仅排在全国倒数第四。

继的“双转移”战略后，提出“双引擎”战略，力促粤东西北成为广东发展的另一个发动机。

7月29日，广东省委、省政府最新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的决定》，发出了“振兴东西北”的动员令。未来五年，广东省财政将统筹安排资金6720亿元，大力支持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到2020年前，粤东西北12市人均GDP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上任伊始，便密集调研粤东西北地区，调研后短短10日后，在广东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上，就对粤东西北的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与此同时，他还要广东干部摒弃夜郎自大的心态，向区域协调发展搞得比广东好的江苏取经。

学苏北

广东经济总量虽然连续20多年居全国第一，但光有珠三角这个“单打冠军”，“老大”的地位已面临明显挑战。2013年上半年，广东GDP为28465.92亿元，同比增长8.5%，而江苏GDP已达27604亿元，且同比增速达9.6%。上半年广东经济总量仍超过江苏861亿元，预计全年将超2000亿元，而在5年前，广东还领先5000多亿元。近年来，位居全国经济总量第二的江苏与广东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江苏快速发展的一大法宝就是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2月19日-21日，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少华率领省直有关部门和粤东西北地市负责人，赴江苏省学习考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会见江苏省长李学勇时，徐少华坦诚地表示，当前广东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当好排头兵的最大挑战所在。近年来，江苏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尤其是苏北地区振兴发展方面取得很大突破。此次考察就是专题学习江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机制和做法，特别是促进苏北地区振兴发展的经验和做法。

徐少华一行在苏北重点考察了宿迁。“广东来江苏考察，主要是想看看江苏后发地区怎样快速赶超、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宿迁市委书记蓝绍敏说，在考察中，徐少华曾跟他提到，目前广东还有一部分地级市，经济总量、财政收入都与宿迁有很大差距，这是他们来江苏考察的重要背景。江苏的区域协调发展已取得了不错成效，其中作为江苏最短的短板，宿迁的发展是江苏区域协调发展成功的缩影和写照。

在宿迁期间，徐少华重点考察了苏州宿迁共建工业园，这是江苏省委、省政府实施“南北挂钩、合作共建”的重要项目，目前园区综合产出效益明显。徐少华在考察后表示，要学习借鉴苏宿共建园区的好机制、好做法，探索更具生命力和“共赢”效益的帮扶措施。同时，经济欠发达地区要学习宿迁“我能我行我成功”的艰苦创业精神，进一步增强自身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振兴发展。

短短一个月后的3月27日，广东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特意邀请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刘志彪在“广东学习论坛”上作“区域协调发展”专题报告。刘志彪在报告中分析了江苏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做法和成功经验，并对广东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建议。包括、朱小丹在内的广东省高层领导均出席了报告会。刘志彪建议广东通过加快城市圈和城市群的建设，来衔接协调城镇化、区域发展，以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战略加速缩小地区差距。同时，通过优化区域功能定位，以产业集聚带动区域跨越发展。刘志彪随后在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表示：“以广东引领全国新一轮改革浪潮的气魄，一定能探索建设区域协调发展的合作机制。”

三大抓手

在密集调研粤东西北，并参考江苏的成功经验后，广东终于在7月底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的决定》，开始启动“双引擎”战略。

让人思路豁然开朗的是，在《决定》中粤东西北并不只是帮扶对象，而是重新审视其对广东发展的全局意义。指出，区域发展不平衡，既是广东发展必须破解的难题，也是广东加快发展的潜力所在。粤东西北活了，原来珠三角想转但一时转不了的产业将面临更大机遇。珠三角要加快转型升级，要依靠粤东西北腹地，再从粤东西北向“泛珠”发展。支持粤东西北发展，珠三角自身的发展也将更快。粤东西北发展起来了，广东的经济就有了两个发动机。

广东“双引擎”战略背后是真招实招。未来五年，广东将统筹安排资金6720亿元支持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一个目标、两条底线、三个抓手，清晰描绘了广东区域发展新战略的路线图。

一个目标是：粤东西北地区各市人均生产总值在2020年前都要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两个底线是：必须高度重视维护社会稳定和加强生态保护工作，确保在推进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不能乱，环境不能坏，走出一条可持续健康发展之路。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建设、城市扩容提质，则是广东振兴粤东西北新战略的“三大抓手”。年初在调研粤北后，就对省直部门及粤东西北地区负责人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快速交通运输体系，显著改善粤东西北地区发展的区位条件；二是加强产业园区建设，推动产业集聚和集约发展，以园区为载体加快粤东西北地区工业化进程；三是做大做强地级市中心城区，加快城镇化进程，打造区域发展的增长极。

这三大抓手触及制约粤东西北发展的主要瓶颈。由于交通设施落后，粤东西北在区位上处于不利地位，不能成为投资热土，江苏在这方面早抓了10年，就明显带动了全面发展。粤东西北工业化水平差，但发展不能千村点火万户冒烟，抓产业园区，可以促进工业的集聚发展。粤东西北缺少引领区域全局的发展极，通过中心城区的提质扩容，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口、产业集聚，发挥扩散效应。

《决定》还提到三个区域的定位：粤东要加快建设汕潮揭城市群，粤西要加快建设湛茂阳临港经济带，粤北要加快建设可持续发展生态型新经济区。

清远样本

“广东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环珠三角高新产业成长新区、生态宜居名城和珠三角北缘的门户城市。”这是《决定》对清远的最新定位。与清远此前的定位相比，“生态宜居名城”和“珠三角北缘的门户城市”替代了此前的“华南休闲宜居名城”、“大广州卫星城”。

“珠三角北缘的门户城市”这一定位的提出，让不少人眼前一亮。这个定位与清远“桥头堡”战略完全相符。清远有“三省通衢，北江要塞”之称，北面和东北面与韶关市为邻，东南和南面接广州市，南与佛山市接壤，西与肇庆市相连，是珠江三角洲开放地区和粤北山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汇集区之一。清远市作为环珠三角地区中区域位置最靠近珠三角核心区的市，完全具备建设成珠三角北缘门户城市的条件。

清远处于珠三角北部的战略通道位置，将来必然会在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地区合作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清远如何来当这个门户城市？一是错位发展。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中，不与珠三角地区同质化竞争。二是交通优先。努力完善自身的对内对外的交通系统。三是生态保护。保护好生态环境，打造旅游品牌。当前适逢推进粤东西北地区大发展的关键时期，这对于清远来说是重大利好，也是难得机遇。

此外，作为广东省唯一一个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试点的地级市，清远把“生态”纳入考核指标试点已过一年。

篇8

暨区域合作座谈会在广西南宁召开

自《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2008年2月上升为国家战略和之后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实施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积极实施落实“两区一带”战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特别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发展态势出现了由“风生水起”转向“千帆竞发”的良好局面，显示出我国制定的若干个区域经济规划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起到的推动和引擎作用，体现了科学的发展观。2011年全国发展改革系统地区经济工作会议暨区域合作座谈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广西南宁召开。

2011年12月23日至24日，时至冬至，我国北方已是冰天雪地，而八桂大地却依然树木葱郁，鲜花锦簇，瓜果飘香，绿城南宁呈现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杜鹰出席本次会议并讲话。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马飚出席会议并致辞，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林念修出席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主持会议开幕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和经济协作办(经济合作办、招商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同志应邀出席会议。

杜鹰同志在讲话中指出，要正确认识宏观经济形势，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工作决策部署上来，科学研判和准确把握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对地区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切实加强对地区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的研究。今年以来，各地区经济增速呈趋稳态势，西部地区继续保持领先，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速度延续了快于东部地区的良好势头，区域发展协调性进一步增强，地区经济有力支撑了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大局。但必须看到，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和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期的特点，当前地区经济发展中仍存在一些隐忧，中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比较脆弱、中西部地区面临“赶超”与“转方式”的双重任务，东部地区转型升级压力进一步加大，明年地区经济发展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需要我们予以高度关注，要自觉把地区经济工作融入到宏观经济工作中去，积极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的准备工作，推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杜鹰同志强调，要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不断完善区域政策体系。他指出，近年来，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指引下，国家相继批准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区域规划和区域性政策文件，我国区域政策体系不断形成和完善，并日益呈现出细化、实化、差别化特征。不断完善的区域政策大大增强了政策的针对性，有效解决了区域政策空间尺度过大和宏观政策“一刀切”的问题；更加明确了各区域战略定位，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无序过度竞争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有力推动了发展理念的转变，为解决区域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探索了新路；统筹考虑了国家战略需要和地方发展实际，更充分地调动了中央和地方积极性。不断完善的区域政策，符合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完善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是保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选择，意义重大、作用特殊。

杜鹰同志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地区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紧紧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目标，全面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以推进重点地区发展为抓手，破解协调发展难题；以明确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为基础，充分发挥不同区域比较优势互补以加强区域合作交流为纽带，拓展区域发展空间；以政策细化实化差别化为着力点，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努力保持近年区域协调发展的好势头，加快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新格局。按照这一要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重点做好五方面工作：一是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二是继续按照“抓两头、带中间”的工作思路，进一步发挥条件较好地区的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大力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展；三是加强区域政策与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布局的有机结合；四是做好几个专项工作，重点是抓紧编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积极推进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加强国土整治，促进流域治理，拓展区域合作领域，认真做好对口支援工作；五是进一步完善区域政策体系。

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作了题为《巩固好成绩、把握新形势、扎实推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各项工作》的工作报告。范恒山同志指出，过去一年，地区经济工作全面推进，一是坚持重点地区突破带动，进一步完善区域政策体系。二是立足可持续发展，不断开创专项领域工作新局面。三是围绕提升层次与水平，扎实做好各项基础性工作。特别是区域合作、对口支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一些重要战线工作取得突破进展，各地地区工作扎实推进。

范恒山同志强调要认真总结新经验、准确把握新形势，他指出，从这几年地区经济工作实践可以看出，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相辅相成，体现出十分明显的政策效应：在国家战略直接指导下的重点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一般地区、经济发展效益显著提升、合作开放步伐大大加快、民生改善力度空前加大。他强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工作基点上必须立足于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在推进方式上必须着力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政策取向上必须实现国家战略性与可操作性的有机统一，在实施路径上必须致力于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在基本思路上必须把构建一般基础与解决特殊难题相结合，在操作办法上必须坚持统一指导与构筑试验平台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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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四省交界；科学发展；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B503.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支持菏泽打造鲁苏豫皖交界地区科学发展高地，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支持菏泽加快科学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坚强决心，是一项对全省有着深刻影响的战略性决策。对菏泽来说, 这项决策，不仅对菏泽当下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菏泽的未来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一、打造鲁苏豫皖交界地区科学发展高地的重大意义

（一）、支持菏泽打造鲁苏豫皖交界地区科学发展高地，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打好转方式、调结构这场硬仗的必然选择。

支持菏泽打造鲁苏豫皖交界地区科学发展高地，把菏泽的区位、资源和后发优势转化为科学发展优势，探索一条欠发达地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新路子，对全省打好转方式调结构这场硬仗至关重要。菏泽要打造科学发展高地,首先应在转方式调结构上快人一步,不然今天的发展,可能就是明天的困难。资源的开发都有一个起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落期的周期,这个周期律谁也逃不出，包括正处于资源产业起步期、成长期的菏泽。在产业的布局、项目的建设上,要充分考虑到资源开发的长度和环境的因素,未雨绸缪，避免以后成为资源枯竭城市时再进行经济转型，那样代价太大，转型难度也大。作为一个资源优势明显的城市,菏泽科学发展的落脚点应该是转方式而不是若干年以后的转型。菏泽在大力发展资源型产业的同时，不应过度依赖资源性产业，应大力发展替代性产业。

菏泽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演进的阶段，工业基础比东部发达地区相对较为薄弱，对原有传统产业进行调整的任务并不很重，这几年新上的石化、煤化项目采用高新技术较多，效益较好。菏泽关键在新上项目要以“四新一海”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超前谋划产业布局，为全省打好转方式调结构这场硬仗作出应有贡献，也有利于菏泽的区域经济健康发展。

（二）、支持菏泽打造鲁苏豫皖交界地区科学发展高地，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

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全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关系我省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支持菏泽打造鲁苏豫皖交界地区科学发展高地是山东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地区是我国典型的省际行政交界边缘经济区。省际行政交界区经济边缘化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且不利于中国整体经济的提高，只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才能实现由区域两极分化向区域共同富裕的历史性跨越。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国正加紧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这个大背景下，发达省市的欠发达地区和具有典型性的行政交界边缘地区正在成为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地区。而菏泽正是这样的重点地区之一。

鲁苏豫皖交界地区总体发展水平相近，也是周边各省今后发展的潜力所在。近几年来，有关各省都在采取有力措施，加快这一地区的发展。面对区域发展的新态势，支持菏泽打造鲁苏豫皖交界地区科学发展高地，不仅对于提升我省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也有利于加强与周边地区的交流合作，推动整个鲁苏豫皖交界地区加快发展，为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三）、支持菏泽打造鲁苏豫皖交界地区科学发展高地，是加快菏泽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内在需要。菏泽户籍人口960万，面积12239平方公里，是我省西部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地级市，在全省有重要地位。目前，菏泽市人口占全省的10％，面积占7.8％，而经济总量仅占全省的3．2％，人均生产总值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l／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全省平均水平低6000多元和1300多元。广大干部群众对经济社会欠发达的困境感同身受，有着加快科学发展的强烈愿望和积极性。同时，菏泽区位优势明显、自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较大、主导产业开始形成，在“突破菏泽”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越干越会干，越干越敢干，带领群众加快科学发展的本领和信心都大有提高。支持菏泽打造鲁苏豫皖交界地区科学发展高地，既具备了客观条件，又是进一步促进菏泽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内在需要。

二、打造鲁苏豫皖交界地区科学发展高地的路径选择

（一）、加快工业化进程。

必须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把推动新型工业化作为实现跨越发展、打造科学发展高地的重要支撑，集中实施突破，务求取得更大成效。全力攻坚，重点突破，围绕打造“五大基地一大产业”，高水平搞好项目策划。切实加强园区建设，不断增强园区的承载能力。努力提升优势产业，突出抓好石油化工、煤电化工和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建设，搞好巨东工业走廊空间布局，加快煤炭资源深度开发，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增强配套能力，打造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要拉动经济增长，加快赶超步伐，最根本的出路就是扩大投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大项目建设。加大投入，尽快完善园区道路、供排水、供气、强弱电、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条件；加快建设巨郓矿区、东明石化、市开发区煤化工业园等一批地方铁路专用线，打造项目落地的平台。要认真研究招商引资的新办法、新举措，着力在招大引强上下功夫，重点引进世界500强、全国500强等大企业大集团，重点引进科技含量高、拉动能力强、产品附加值高的大项目好项目，努力保持强大的投资后劲，为将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要严把准入关口，坚决将税收和就业贡献很小、却占用大量资源和要素的项目拒之门外，集中保障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科技含量高、财政贡献大、带动能力强的大项目、好项目。要优化投资结构，推动集聚发展。

（二）、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为打造“区域自主创新高地”，要推动经济发展由投资拉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转变，加快构建四省交界地区集约发展新优势。依托步长制药、睿鹰先锋制药等骨干企业，建设国家创新药物孵化基地和鲁苏豫皖交界地区最大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依托舜亦新能源、宇泰光电等骨干企业，推进建设鲁苏豫皖交界地区最大的新能源基地。以在建的巨东化工长廊为基础，依托洪业化工、玉皇化工、铁雄新沙、德泰化工等骨干企业，打造具有资源优势的菏泽新型化工基地，实现年产值450亿元。依托广源铜带、华盛荣镁业等骨干企业，建设全国最大的镁合金生产加工基地和鲁苏豫皖交界地区最大的新材料基地。依托达驰集团、呈祥电工电气等骨干企业，推进建设鲁苏豫皖交界地区高端制造产业特色基地。依托瑞璞科技等骨干企业，建设全国最大的牡丹产业化基地。

（三）、加快城市化进程

坚持高点定位、统筹谋划，大手笔推进城市建设。在城市规划方面，必须在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编制完善城市控制性规划和标志性地段的详细规划，高标准做好城市重点片区，主要道路和标志性建筑物的设计。科学规划菏泽的行政、居住、工业、生态、事业等功能区划，规划要具有前瞻性、战略眼光，体现发展要求，解决好规划滞后的问题。体现菏泽特色，充分发挥赵王河、洙水河、万福河和青年湖、南湖的作用，切实提高规划设计水平。

为打造“区域城乡统筹发展高地”，加快城市化进程必须城乡兼顾、统筹发展。城市化不能以损害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而要城乡协调发展，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让农民充分享受城市化进程的便利与成果。一是注重城市建设过程规划区内镇村社区新市民的利益，保证他们有房住、有活干、有养老、医疗保障。二要加快旧城改造步伐，以加快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建设为契机，维护城中村的市民的基本利益，高标准推进旧城改造，彻底改变老城区形象，要注重疏散老城区过度密集的人口，逐步提升商业地产开发比重，为城市经济发展留足空间。三是处理好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关系，把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获得的收益更多地投入到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四）、加快服务业发展

菏泽市拥有广阔的服务业发展空间。服务业是菏泽市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潜力所在。菏泽地处鲁苏豫皖交界地区，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过渡地带，是国家重点发展的京九产业带和陆桥产业带的连接点。菏泽兼得东中部发展之利，既可引进和利用东部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又可依托周边及沿海庞大的市场实现产业规模化。周边区域人口众多，方圆100公里人口达6000万人以上，消费升级和市场开拓空间较大，并且200公里范围内没有特大型城市，市场空间广阔。服务业巨大的发展潜力为跨越发展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极。

认真落实市场准入、财政扶持、金融支持等推动服务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营造良好环境，做大做强 “四大载体”，发挥好服务业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产业升级中的重要作用。

加快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抓好牡丹旅游等10大景区和水浒文化、红色经典等旅游线路建设，努力把文化旅游业壮大成为新兴支柱产业。

篇10

《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集中了国务院有关部门、国家有关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和陕、甘两省等各方面的智慧，是继续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重点地区发展的重要指导性文件。自己学习《规划》，深思之所以这一地区的区域规划上升到国家层面，主要是出自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国家在过去有这方面的规定。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跨省(区、市)的区域规划。由国务院批准。”关中一天水经济区跨陕、甘两省，范围涉及陕西省的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杨凌市(区)和商洛市的部分区县以及甘肃省的天水所辖行政区域。

其次，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区域。“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推进重点经济区率先发展。要在城市建设、土地管理、人口及劳动力流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重要产业布局等方面，加强统筹规划和协调，打破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优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加快建立分工合理、协作配套、优势互补的成渝、关中一天水、环北部湾(广西)等重点经济区，成为带动和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

三是这一区域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经济区地处亚欧大陆桥中心，处于承东启西、联接南北的战略地位，是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好、自然条件优越、人文历史深厚、发展潜力大的地区。加快经济区建设与发展，将形成支撑和带动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五个“有利于”对西部地区的带动和引领作用

《规划》中有许多亮点，其中之一就是提出了五个“有利于”，即：加快经济区建设与发展，有利于增强区域经济实力，形成支撑和带动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有利于深化体制机制创新，为统筹科技资源改革探索新路径、提供新经验；有利于构建开放合作的新格局，推动西北地区经济振兴；有利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建设大西安、带动大关中、引领大西北，有利于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承接东中部地区产业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