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博士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学博士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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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般资料

本文选取了2010年1月～2011年到我科室进行胆石症手术的35例患者，患者在术前右上腹均出现腹疼痛，并且反复发作。其中有11例患者伴有发热、黄疸症状。在35例患者中，有20例男性患者，15例女性患者；患者的年龄为35～72岁，平均年龄为53.5岁。有29例患者在之前并没有手术史，4例患者有过一次胆道手术史，2例患者有过二次胆道手术史。有手术史的患者之前的多为胆总管切口取石“T”管引流及胆囊切开取石蕈状管造瘘。与上次进行手术的时间间隔：最短的时间是2年，最长的时间为17年，平均时间为9.5年。在术前对所有患者都进行B超或CT监测，由此来证明出结石的分布位置。其中，有7例患者是属于单纯胆囊结石，2例患者属于单发结石，其结石直径为2.4cm，5例患者属于多发性结石，其结石直径为0.5～2.0cm；5例患者属于单纯肝内外胆管结石；16例患者属于胆囊结石合并肝内外胆管结石。

1.2手术方法

在进行手术时，根据结石的分布位置，选择保胆手术、胆总管切口探查取石术及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1.2.1保胆手术

行人工气腹，并且按照腹腔镜常规方法进行摄像系统及冷光源的置入，置入方式为：剑突下及右锁骨中线肋缘放入5mm和10mm穿刺套管，将胆囊底缝吊。用电凝将胆囊底切口约0.8cm，待到将血止住以后再进行输尿管镜以及经皮肾镜、1.5mm中空超声探针的置入，使用负压将击碎后的结石残渣吸出以后对胆囊进行冲洗，并立即给予止血处理，同时对于未吸干净的残石要带保护套进行全面清除，胆囊管开口处有胆汁流入后，再使用3-0可吸收肠线对胆囊切口进行间断全层缝合，经测试未见胆囊切口有渗漏，方进行术野清洗，将腹腔积液吸尽，排气，切口缝合。

1.2.2胆总管切口探查取石术及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术前需保留导尿管和胃管，对患者进行全身麻醉，后于剑突下及右锁骨中线肋缘放入5mm和10mm穿刺套管，将胆囊先切除，然后将胆总管切开约2～2.5cm，最后在取结石时使用取石钳将能取的取出，不能够取出的结石，将输尿管镜以及经皮肾镜由切口置入，并且使用1.5mm或3.3mm的超声探针进行边碎石边吸引，术后要留置“T”型引流管。

2结果

使用保胆手术取石的患者均1次成功。使用腹腔镜胆总管探查手术取石的患者中，有18例患者1次成功，6例患者在术中转开放手术1次成功，只有3例患者没有1次成功。造成其无法1次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患者体质较差，对于长时间手术无法忍受，肝内外胆管存在结石量过大，并且大部分的分别部位是二级胆管以上。在患者术中及术后均经过B超或造影证实有结石残留，1个月后使用同样的手术再次取石，全部取尽。本组患者使用超声碎石取石成功率达到100%，手术使用时间90～240min，平均时间为158min。患者住院5～10天，平均天使7.5天，术中的出血量为50～100ml。术后均没有感染、胆漏或出血等并发症的发生。35例患者来院复查均在术后2～12个月，经B超检查胆囊收缩功能良好，胆囊壁没有出现水肿，肝内外胆管没有结石复发。

3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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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超级秘书网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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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认同 大学生政治认同 评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结构的变迁，群体利益冲突加剧，各种价值观激荡，政治认同问题突出出来。以“CNKI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搜索平台，以“政治认同”为“篇名”模糊匹配，共检索到文献679篇。本文仅就国内学者关于政治认同、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基本问题做文献归纳，并作简略评论。

一、对政治认同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多角度研究政治认同问题，主要是围绕着政治认同的内涵、功能、认同危机等方面进行的。

（一）政治认同内涵的讨论

李素华从政治本质的基础上揭示政治认同，提出依据对政治的阐述，把政治认同界定为公民对政治体系中执政的政治权力的承认、赞同和同意，并且自觉地以该政治权力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马振清从社会心理学的解读，认为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孔德永从逻辑的角度来揭示政治认同的内涵，政治认同的逻辑起点是利益认同；政治认同的关键是制度认同；政治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认同。

（二）关于政治认同的功能

李素华认为政治认同具有认同政治思想：使公民树立共同政治信仰、认同政治体制：使政治组织及制度获得合法性以及认同方针政策：使政治过程过的参与和支持”的三功能说。孔德永认为政治认同的功能在于支持功能和评价功能。方旭光认为政治认同具有政治认同是政治稳定和发展的前提与标尺、是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动力等种功能。

（三）政治认同危机的研究

关于政治认同危机，学者主要围绕以下二方面个方面论述。一是从政治认同的支撑体系的角度来分析，政治认同的危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性：内容上相悖、功能上紊乱、结构上冲突、行动上对抗。三是从政治认同主要资源的视角分析，张元认为政治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绩效、利益认同上的危机、制度、政策认同上的危机、理念、价值认同上的危机。

二、关于大学生政治认同研究

我国学者除对以上政治认同研究外，对大学生的政治认同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张爱芳提出，虽然就目前来说，大学生基本能够普遍认同中国的政治体系，但其政治知识结构存在着片面性，对常规性、稳定性的具体政治制度的运作过程了解甚少。冯德华等人认为，当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状况基本上是良性的，但由于大学生的特殊身份及政治人格特征的约束，其政治认同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一）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因素

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新媒体、经济全球化、市场体制等问题。新媒体给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提出严峻挑战：一是打破了以往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模式，三是弱化了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的效果。杜海坤认为，全球化的冲击、价值的多元化趋势、政治认同教育媒介发生变化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

（二）在提高大学生政治认同对策研究方面

黄德林提出，要拓展大学生政治认同的载体形式，从网络载体、文化载体、实践载体、朋辈互促等方面提升大学生政治认同。顾晓英提出，从稳固培养政治认同的思想基础，家庭、学校和社会互动等方面提高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张梅花提出，从深化改革开放、创造政绩，引导社会政治舆论方向来增强大学生的政治认同。

三、对现有研究评价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取得很多研究成果，但仍存一些不足。一是部分学者大量借鉴了西方学者对政治认同研究的理论成果和方法论，在研究中国大学生政治认同时有照搬的倾向，没有根据中国国情与结合当代大学生的实际状况有针对性的研究。二是部分学者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研究仅仅是着眼于工具层面，把政治认同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政治教育效果的手段，而不是将其作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的获得、政治主体自我的身份认同等主体性价值需要的层次来研究。三是，现有研究缺乏综合性，且所提出的对策性建议不够具体，缺乏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李素华.政治认同的辨析[J].当代亚太，2005，（12）.

[2]马振清.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

[3]孔德永.政治认同的逻辑[J].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l）.

[4]李素华.对政治认同的功能和资源分析[D]. 复旦大学.大学博论文，2005.

[5]孔德永.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认同问题研究[D].山东大博士论文，2006.

[6] 方旭光.政治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取向[J].思想理论教育，2006（1）.

[7] 方旭.政抬认同的基础理论研究[D]. 复旦大学论文，2006.

[8] 上海市政治学会土编.政治认同与社会和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9]张爱芳.当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分析[J].高等农业教育，2005，（8）.

[10]冯德华，刘冠男，郎翠艳.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教育研究，2009（2）：191.

[11]黄德林.新媒体视野下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湖北社会科学，2014，（2）.

[12]杜海坤.新时期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探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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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运用民族志方法的意义

民族志研究已成为社会研究的一种普遍的途径，它被许多学科领域所采用，如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地理学，组织研究，教育研究与文化研究等。而“民族志”与新闻传播学的结合也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民族志传播学”的概念就已经被提出，著名学者德尔海默思被认为是民族志传播学的奠基人。民族志传播学成为传播学的一个新分支，并为传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同样的，“民族志”应用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也有着无限的潜力。在这方面早已有先行者。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的博士论文《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再如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郭建斌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开中国“民族志”方法进行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的先河，此方法对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⒈“民族志”深入的调查研究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更加科学，更加客观严谨

如果我们想了解某个文化或某种现象，就必须将注意力放在当地人对世界的看法及体现这些看法的行为上。但是，人们对自己从事的活动的主观叙述，往往不一定能准确或不足以解释其行为，尤其是在受访或被要求叙述的情况下，常常从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出发有意或无意地对事实加以筛选和曲解。所以研究者应该尽可能直接观察他们的行为。“民族志”的优点在于调查者是通过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少数民族广播电视事业的现状，并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这使得研究成果更加真实可信，更加科学。新闻传播的研究更应该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相信没有人会在实验室里来完成新闻传播学的研究。

⒉我国少数民族的情况也为“民族志”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民族志”是源于文化人类学中对异民族文化考察时所创造出的一种方法类型。这种研究方法把完全生活在研究对象中不受外界干扰作为重要的研究条件之一，而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很多，且由于这些地区地理上的封闭性和对民族文化良好的保护和传承，为“民族志”研究提供了优越的前提条件。

⒊“民族志”中“遍查”的概念和操作方法为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提供了更为多样的视角和更广阔的视野，增加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这种研究方法是要考察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的事情。任何一种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就以看电视为例，在郭建斌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一书中，他分析了每个问题提出的原因和意义。如电从哪里来？是否受到限制？谁在限制？怎样限制？你所观察的家庭中除电视以外，还有哪些电器？电视信号从哪里来？是否受到限制？谁在限制？怎样限制？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以及考察，涉及基层的行政管理问题，涉及国家的行业体制、政策问题，涉及意识形态控制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再如电视机的来源，这背后体现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对于经济和文化都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来说，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就尤其重要。再如研究内容还包括民族历史和风俗文化宗教和独特的生活方式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有用的，因为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一个民族接触媒介的习惯和媒体传播的效果。

这样的方法具有相当广阔的学术视野，融合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等学科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必将把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引向深入。

⒋民族志影像为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提供了直观的第一手材料，也为纪录片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以民族志的原则和理念拍摄的民族志影像，力图还原拍摄对象的真实生活、原始情感以及他们的姿态，用镜头对研究对象的再现无疑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许多优秀的纪录片都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或采纳了民族志的原则和理念。如世界著名的纪录片弗拉哈迪的《北方纳努克》就是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

二、“民族志”方法应用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的缺陷

⒈“民族志”方法本身的性质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的目的有相悖的一面

民族志方法来源于人类学，而且倾向于人类学中人文科学的一面。民族志的研究主要探讨事物现象的原创性、表达性与独特性，在方法上则重视对具体对象本身内在意义与价值的诠释。它不适用于追求普适性和规律性，只适合于以个案的方式加以了解。例如郭建斌对少数民族乡村地区（独龙江乡）当地人看电视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或观点不能推及与之条件有较大差异的其他民族地区。

而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是要研究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的一般特点和规律以及少数民族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并将我们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少数民族新闻工作和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工作，进而还要为国家相关政策决策服务。将少数民族信息、文化传播得更快、更远、更好，以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从而促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两者之间无论是在理论意义、实践方法和目的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⒉民族志研究的精确性常常受到质疑，因为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①民族志研究面临环境因素的影响。在研究中引起思考的问题和在具体民族地区从事调查所遭遇的问题无疑是大不相同的，原定研究计划的可行性和受环境影响的程度难以估计。尤其是民族地区有不同的社会特性和民族文化，原有的研究设计随时有可能被排斥而无法进行。

②研究者个人的喜好及理论的偏见。这会直接导致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的不同。同时，研究者也容易受到自身主观因素如自我偏见的限制。

③研究者很容易对民族地区的情况有先入为主的概念，即立场预设，这容易对此地区和文化现象的研究产生歧见。

⒊民族志的关键概念有其模糊的一面，操作时很难区分其中界限

以民族志操作环节的关键概念“融入”为例（民族志三个操作环节：融入、遍查、深描）。融入，即想方设法融入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这样的解释显然是很单薄的。怎么样才能表明已融入某一群体，能调查到丰富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呢？目前还没有一套标准。而以往很多民族志研究的实例中研究者的融入也很值得怀疑。

举两个例子。民族志核心内容“参与观察法”的提出者、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在西太平洋中一群平坦的珊瑚岛――“特洛布里安德”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民族志调查，1922年出版了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被认为是一次成功的民族志研究。但是他在他的调查日志中这样写道：“我看土著的生活离我自己的生活很远，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他们的生活好像狗的生活一样无聊。不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得出一个结论，我想我在做的事是令人荣耀的……”这些句子让人对马氏的“融入”产生怀疑，即便是语言和生活上融入，那在心理上的融入是否就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的融入最后得到的民族志研究成果又是否科学？

西方学者约瑟夫洛克是中国早期民族志影像的拍摄者，他拍摄了纳西族和藏族的民族志影像，影片中给人以中国市民社会死板、僵滞的印象。这固然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有关，但洛克没有真正融入他的研究对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洛克一直保持着自己优雅的绅士风度，即使在偏远的地方也通常要“干净”地独居。他在文章里长篇累牍记述着旅行中遇到的不干净、难受等等他认为无法忍受的事情。

由此可见，概念的模糊导致操作上的无据可查，无章可循，加之立场的异同，最终会影响研究效果。

三、在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中应用民族志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知，民族志的方法有巨大价值也有局限性，在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中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应结合自身的研究特点做些改进。这里浅谈两点看法。

⒈应该把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要把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对立起来，这两种研究的区别更多的只是方法层面上的区别，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说，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

民族志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质化研究，具有质化研究的许多特征，如搜集资料以定性资料为主，详细地记录人、地、物或谈话的内容，而不以统计的数据程序来处理。从研究对象本身来了解行为，外在的因素是次要的，因此质化研究者多用参与观察、深度访问等方法，先进入研究对象的世界，系统地记录所看到的、所听到的，然后加以分析，并以其他的数据如该地区的记事、记录、有关刊物、照片等来补充。而我们在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中应在此基础上辅以量化研究的方法。如问卷设计、抽样调查、概率统计等等。

举个例子。用量化的方法给“融入”这个概念以一个可考量的标准。进行科学严谨的问卷设计，问题应有规范的答案，在民族志研究者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人群中用随机抽样的方法确定问卷分发的人群，来完成问卷的回答（如有不识字者应阅读问卷帮助其完成），最后通过数据分析和概率统计确定一个民族志研究者在其研究对象人群中的融入度。尽管最后确定的量化考量标准未必十分科学精准，这其中也可能受到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但为质化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标准，同时也为比较分析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

这只是个例子，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可结合使用的地方和方法还有很多。

⒉注重从个案分析和研究中探讨其中的普遍意义和一般规律

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是要研究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的一般特点和规律以及少数民族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它追求事物之间的通则性和规律性。而民族志的方法更重视以个案的方式加以了解。这就需要我们在运用民族志方法时要自觉地去追求普遍意义和规律性。

举例说明。民族志研究主要包括五个步骤：①选择研究分析对象；②提出民族志问题；③通过参与性观察、深度访谈等途径搜集民族志资料；④进行民族志分析；⑤书写民族志。具体研究时，每个步骤的操作都要考虑到研究结果的普遍意义。研究对象的选择应注重其典型性和是否具有某个范围内的普遍意义；问题的设计应尽可能或至少有一部分应是具有普适性的；而进行民族志分析时，应尽量发掘其中蕴含的普遍意义和规律性的启示。

目前，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只有少许的科研成果，在方法论上也存在很多空白，借鉴其他学科中好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例如民族志的调查研究方法。但借鉴并非原封不动的“拿来主义”，而是要根据本学科特点进行改进和修正，以使其更适合本学科的研究特点和方向，促进本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⑴郭建斌著：《独乡电视：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⑵郭建斌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⑶郭建斌文：《三代人：不同历史时期独龙族个体文化特征浅描》， 《民族艺术研究》，2002年第5期

⑷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⑸（美）柯克・约翰逊（Kirk.Johnson）著：《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个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展明辉、张金玺译，展江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⑹孙秋云主编：《文化人类学教程》，民族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篇5

关键词：就业竞争力；就业状况；社会性别；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5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1-0092-08

收稿日期：2012-11-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的教育审视与治理”（11JJD880026）；国家社科基金“十二五”规划教育学一般项目“大学生就业流动的社会分层案例研究”（BIA11006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妇女、性别学课程和学科建设”（1300—ZK1002）。

作者简介：武毅英（1959—），女，江苏灌云人，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高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经济学、大学生就业、性别与教育研究。

一、研究背景及引入

（一）问题的缘起

促进两性平等就业，是当代各国所致力追求的社会发展目标之一。近十多年来，由于高校规模持续扩张，加上经济增长波动显著，大学生就业形势每况愈下，女生的就业状况更令人堪忧：签约率低于男生，平均月薪低于男生，专业对口率低于男生；录用率低于男生，就业质量也低于男生[1-2]。这些现象的存在令不少学者感到困惑：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就业中的性别差异或性别歧视？是女生自身的努力不够、竞争力不足？还是市场的、观念的、家庭的、文化的，抑或制度的因素导致了女大学生的就业难？

围绕女性（女大生）就业竞争力这一主题展开的相关研究已有一些。如：国内学者大多是从女性自身的视角，来分析女生就业竞争力不足的原因以及提高其就业竞争力的对策等问题[3-5]。而国外学者对该议题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人力资本存量角度来考察女性的就业竞争力。此类研究认为，女性在就业市场上所遭受的差别待遇，主要缘于女性的人力资本、工作经历和比较优势等不如男性，因为男性的比较优势在市场生产，而女性的比较优势在家务劳动或非市场工作，雇主的用人大多符合“经济人”的理[6-7]。还有一类是从劳动力市场因素入手来分析女性的就业竞争力。此类研究认为，因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雇主在决定雇佣决策时往往不是取决于对方的边际生产力，而是取决于其个人的歧视性偏好；有的雇主是根据女性总体劳动能力特征（如职业生涯短、教育水平低、经验积累少）不如男性来做出判断和选择的；还有一些雇主认为女性的流动性和劳动供给弹性更小，更适合于从事工资较低的工作。雇主的行为构成了事实上的职业歧视和工资歧视[8-10]。

显然，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基于女性视角、人力资本存量或从劳动力市场因素入手来探讨两性就业竞争力的差异以及女性就业中的受歧视现象，而真正从社会性别视角来探讨该问题的系统研究仍不多见。基于此，本文首次将大学生同等就业竞争力、就业状况以及性别差异等要素整合起来，试图从社会性别视角来探析大学生同等就业竞争力水平下的就业性别差异现象、问题、原因及对策，以期拓展和丰富相关领域的理论与实践。

（二）方法论视角：社会性别理论

“社会性别”一词最早源于英语gender。西方女性主义学者西蒙娜·德·波伏娃、罗伯特·斯托勒、安·澳克利和人类学者盖尔·卢宾等人，都对社会性别概念的阐释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们看来，“社会性别”一词是相对于“生理性别”而言的概念，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它代表了两性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之间的差别；两性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境遇差别不是缘于生理差别而是缘于社会差异，即社会通过制度化力量使两性差别合法化并不断地代际复制[11-14]。

社会性别理论由三方面内容构成：一是社会性别差异理论。该理论认为，两性之间的差异是由社会文化所建构而非由生理因素所决定，由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两性差异是可以被解构和改变的。二是社会性别角色理论。该理论认为，两性的角色分工不是由生理差异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文化规定的性别符号所赋予的，个体是通过学习社会性别规范来获得其“适宜”的性别身份，个体应成为自主选择性别角色的主体。三是社会性别制度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性别也是一种社会机制，该机制将女性作为一个屈从于男性的群体来建构，它使女性从情感上认可和接受这种屈从关系，使男性在各方面获得优势地位。该制度与权力纠结在一起，控制着社会意识和社会资源的分配，它反对性别制度对女性意识的控制和资源的剥夺。

20世纪90年代“社会性别”理念引入我国，尤其是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后，该理论逐渐成为我国女性研究、性别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本文将社会性别理论作为一种分析视角，用于分析大学生就业竞争力与就业状况的性别差异方面有其合理性：其一，社会性别视角并不等同于女性视角。女性视角是相对于男性视角而言的，是以女性的经验、思维方式或立场为立足点来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具有女性主义倾向；而社会性别视角不是将女性提取出来，而是将女性问题放在男女两性的关系结构中进行分析，目的在于以平等的眼光对待两性的关系和发展，其立场比较客观中立。其二，将社会性别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方法，一可为大学生就业性别差异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二可为女大学生就业权益发声，更易于实现两性大学生平等就业之构想；三借用其平等意识、差异意识与性别敏感意识的相关理论，可为深入剖析和反思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差异问题提供理论注脚。

（三）核心概念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

1．大学生就业竞争力及其内涵。大学生就业竞争力内涵较丰富，本文参考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将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界定为：高校毕业生通过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而获得的、能战胜竞争对手并找到适合才能发挥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工作岗位的综合能力。大学生就业竞争力不同于大学生就业能力，就业能力是指大学毕业生在校期间通过知识的学习和综合素质的开发而获得的能够实现就业理想、满足社会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本领[15]。就业竞争力是就业能力和竞争能力的综合。

2．评价指标体系建构。怎样科学有效地调查和评价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与就业状况？已有的相关研究中并没有统一现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因此，本研究通过对用人单位需求分析、大学生就业问卷调查和高校就业指导师的评价，建构两套适合本研究调查的大学生就业竞争力和就业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

其一，大学生就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体系中的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由5个维度的综合能力指标构成：即专业能力、基本能力、个人品质、求职能力和相关经历。在每个指标维度下再细分若干个具体的能力指标。具体如表1所示：表1中的5个维度和31项具体能力指标。根据被调查对象的具体情况由低到高（1～5分）给自己打分：若非常认可某项指标可打4～5分；若非常不认可某项指标可打3～1分。

其二，大学生就业状况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就业状况由就业过程和就业结果两大部分构成，就业质量则由其中的五个相关指标构成。其内部结构如图1所示。

图1显示，就业过程包含投简历份数和求职费用两个指标，而就业结果则包含了就业地区、单位知名度、职业发展机会、工作薪酬、专业相关程度、单位性质和工作岗位性质等七项指标，其中的就业地区、单位知名度、发展机会、工作薪酬和专业相关程度等又构成了就业质量优劣的评价指标。

二、大学生就业竞争力与就业状况的性别差异调查

（一）研究设计及方法

本研究在设计上采用了质性研究（文献法、访谈法）和量化研究（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相结合的方法。

文献分析法：根据研究主题搜集国内外相关理论著作及文献，在大量阅读和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就业竞争力、大学生就业以及性别与就业等方面对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力求最大限度地占有已有研究资源。

问卷调查法：首先，编制《大学生就业竞争力构成调查问卷》，调查高校在校生、高校就业指导教师及企业人力资源专员对于大学生就业竞争力评价指标的看法，在此基础上设计大学生就业竞争力自评量表。其次，编制《大学生就业状况开放式问卷》对高校应届毕业生与就业指导教师进行调查，搜集有关就业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再次，在前两个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编制第三套问卷《大学生就业竞争力与就业状况调查》。

数理统计法：运用SPSS19.0对调查问卷进行数据整理与统计分析，对大学生就业竞争力水平进行分组，考察大学生在相同就业竞争力水平上的就业性别差异状况。

访谈法：在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抽取部分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针对就业的性别差异现状和原因进行半结构访谈，以进一步论证本研究的观点和结论。

（二）样本选取与描述

本研究采用第三套问卷《大学生就业竞争力与就业状况调查》，随机抽取了某省三所高校（一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一所地方性本科高校和一所高职院校）的2011届已就业（即签订就业协议或已有明确就业意向）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时间定在六月中旬，以保证大部分毕业生已就业且未离开学校。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20份，每高校240份，回收647份，回收率为89.86%，其中有效问卷608份（部属高校197份，地方高校210份，高职院校201份），有效回收率为84.44%；参与调查的三所不同类型高校毕业生样本数基本持平。在专业分布方面，参与调查的文科毕业生共356名，占总调查群体的58.6%，理科毕业生共252名，占总调查群体的41.4%。在性别指标上，男生共280名，占总调查群体的46.1%，女生共328名，占总调查群体的53.9%。在家庭所在的分布上，参与调查的城市毕业生为174名，占总调查群体的28.6%，来自县镇的毕业生197名，占总调查群体的32.4%，来自农村的毕业生为237名，占总调查群体的39.0%。各项指标比例比较符合当今我国大学生结构分布的实际状况。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1．大学生总体就业竞争力的性别差异。经过T检验，发现男女大学生只在就业竞争力的个别维度（个人品质和相关阅历）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总体的就业竞争力水平上并未存在显著差异，表明男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处于相同的水平上（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2．同等就业竞争力水平下的就业性别差异。本研究将样本的就业竞争力得分由高到低依次排列，取前27%为高分组，后27%为低分组，中间46%为中分组，并假设各组内两性的就业竞争力水平大致相同，具有可比性。其中高分和低分组各165人（为了便于统计，学生人数取整数），中分组278人。具体分组如表3所示。

通过对高、中、低组各组内男女大学生就业状况（包括投递简历数、就业地区、单位知名度、工作岗位性质、职业发展机会、工作薪酬、就业质量）的比较，我们发现：（1）男生得到一个面试机会平均所投的简历份数少于女生，即同等就业竞争力水平下，男生更容易获得面试机会；（2）在各个就业竞争力水平分组内，在东部发达地区就业的男生比例皆高于女生（如图2所示）；而在其它地区就业的男生比例则低于女生（高分组男生所占比例为11.0%，女生为15.2%；中分组内，男生所占比例为10.0%，女生为29.7%；低分组内，男生所占比例为19.5%，女生为26.9%）；（3）同等就业竞争力水平下，在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就业的女生比例高于男生，而在国有企业和民营、私营企业的男生比例高于女生；（4）在同等就业竞争力水平下，男生在全国知名和国际知名单位就业的比例高于女生，而在不知名和当地知名单位的比例则低于女生；（5）在同等就业竞争力水平下，男生就业岗位的职业发展机会普遍高于女生；（6）同等就业竞争力水平下，男生的月薪高于女生；女生的月薪甚至低于就业竞争力不如自己的男生；（7）女生的就业质量不仅低于同等竞争力水平下的男生，而且还低于比自己就业竞争力水平低的男生。

以上调查结果显示，在相同就业竞争力水平上，女大学生的就业状况普遍不如男生，在就业中未得到平等对待。

3．不同类型高校同等就业竞争力水平上的就业性别差异。选择第三套问卷《大学生就业竞争力与就业状况调查》，分别对三所不同高校2011届毕业生进行分性别、分专业、分学历层次的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1）部属高校：同性别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力越高就业质量也越高。在就业竞争力相同的情况下，男生比女生在求职过程中得到一个面试机会所投简历份数更少；女生的就业质量既低于同等就业竞争力的男生，又低于就业竞争力水平低于自己的男生；

（2）地方高校：在就业竞争力相同的状况下，男生得到一个面试机会所投简历份数少于女生；男生的求职费用低于女生，尤其是同在低就业竞争力的状况下，女生与男生的求职费用差别更明显；男生的就业质量优于女生，尤其是在低分组内男女生间的就业质量差距更明显。

（3）高职院校：在就业竞争力相同的状况下，男生得到一个面试机会平均所投简历份数较少于女生，但高就业竞争力与低就业竞争力水平下，同组男女生之间差异较小，中等就业竞争力水平下，男女生之间差距较明显；在就业竞争力各分组内，男生的就业质量得分均高于女生，但只有低分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4）各类院校间的共性与差异性。共性表现为：在就业竞争力水平各分组内，女生获得面试机会所投简历份数更多，显示女生比男生更难获得就业面试机会；女生的就业质量普遍低于男生。差异性表现为：部属高校中，女生的就业质量低于就业竞争力水平比自己低的男生；地方高校中，低分组男生的就业质量明显优于女生；高职院校中，越是低分组的女生就业质量越低于男生。

总的来看，男女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差异只表现为能力维度上的差异，而不是水平上的差异，并不存在女生就业竞争力不如男生的情况。在同等就业竞争力水平下，女生的面试机会、工作起薪、单位知名度、岗位发展机会、就业质量等均不如男生，显示就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仍较为严重。

三、成因分析：基于社会性别差异视角

女大学生在就业中诸方面均不如男生，很多用人单位以及社会众人都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因为女生的就业竞争力不如男性所致。但本研究的调查却证实，即使在同等就业竞争力水平下，女生的就业状况也远不如男生，甚至还不如比自身就业竞争力差的男生。如此不平等的现象是何种原因造成的？

就直接原因而论，用人单位方面，除了顾虑女生因生育问题造成经济损失之外，还认为女生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能力素质都不如男生；从女生方面看，虽然意识到自身在求职中的特殊性，但在择业过程中多数女生求职动力，即期望值与职业目标普遍低于男生。

就深层原因而论，就业中对女大学生的性别歧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与存在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制度等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关系。而社会性别文化则是众多影响因素中最根本、最不可忽视的真正根源。社会性别文化如同割不断的历史，经过历代的积淀，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在家庭、教育、就业中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模式。具体而言，以下四个方面是导致就业性别歧视的深层次原因：

一是“男强女弱”的社会性别观念桎梏，将女大学生塑造成弱者形象。尽管今天“男强女弱”的论调已日渐式微，但此观点仍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深蒂固。社会性别是由社会文化不断培养和塑造的结果。在对男女的角色期望上，社会希望男性刚强自立，取得较大的成就，而希望女性温顺体贴，做好坚强的后盾。两性渐渐接受了社会性别观念，并形成固定的社会性别角色。就业性别歧视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将两性的生理差异无限扩大到社会就业领域，将生理性别差异等同于社会性别差异，进而得出女性不如男性、女性应接受男性支配的结论[16]。人们普遍认为在高校毕业生中男生比女生更能胜任工作，且社会总以男生的优势去比较女生的弱势，看不到女性大学生的特点和优势。因此，用人单位当然更愿意聘用“能力更强”的男生。而女大学生也深受传统性别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往往也认为自己能力不如男生，从而降低对自身的期望。

二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观念限制，将女性定位于辅助地位。传统社会性别有“男主外，女主内”的意识，认为男性应专注于事业和工作，为家庭提供主要的经济支持；而女性应专注于家庭并“相夫教子”，扮演好“贤内助”的角色。“相夫教子”与“贤内助”将女性定位为男性的辅助地位，也是传统性别观念赋予女性一生最重要的责任和最高的人生价值，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这种观念早已成为社会群体心理[17]（P203）。这种心理认识一方面让女性在工作中更多处在卑劣地位，月薪的性别差异就是其中一个表征；另一方面，由“相夫教子”衍生的辅地位很难从人们的观念中消失，因此关键岗位总是倾向于安置男性，进而女生的就业发展机会也就明显不如男生。

三是社会和家庭角色冲突，致女大学生就业面临两难抉择。受过当代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虽然也有人生目标需要实现，但在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长期影响下，一旦她们进入社会就必然要面对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冲突和抉择。一方面她们作为社会成员中的劳动者，接受与男性统一的雇佣者的工作考核，面对和男性统一的衡量事业成功的标准；而另一方面她们又要在家庭中肩负生育、照顾子女和料理家务的责任。女性在较长的时间内须承担着男性所没有的、繁重的家庭和工作责任，但社会却只会用同一标准来衡量她们的劳动价值和工作业绩。正是这种分工的差异性和评价标准的统一性，在不断强化着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和职责的同时，进一步弱化了女性的就业竞争力和社会价值。这种角色文化冲突置女大学生于择业和就业中的不利和被动地位。

四是社会化过程中的性别角色教育，对女性产生负面影响。从学前教育开始，经过小学、中学再到大学，多年的学校教育加上家庭教育，两性的社会化过程和对社会性别的认同产生了分化。儿童是通过游戏来认识世界和社会的，男童在游戏中意识到“坚强、竞争、勇敢、聪明”是自己应有的品性，而女童也认识到“灵巧、温柔、忍耐”是其应有的特质[18]。儿童在成长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思维、情感和期望，以求符合其所观察到的、被认可的性别范式，此过程不断复制并逐渐内化为两性的自觉行动，成为文化并长期积淀在人们的意识深处。这种由家庭到社会再到学校的性别文化熏陶和性别角色教育，还进一步影响到其大学的专业选择以及之后的就业选择。从影响专业的选择来看，女生因“文静”、“力量小”而适合选择写、说、画之类的人文、社科专业，而男生因“勇敢”、“力气大”、“善思考”而选择技能型、思索型、创新性和难度大的理、工科专业；从影响就业的选择来看，女生因需要照料家庭而选择安稳的工作，而男生因专业理想而选择挑战性的工作。长此以往，便自然形成了硬性的两性区分，工作中的男强女弱、男主女辅、男智慧女单纯的模式，深度影响了女大学生的职业定位和对未来发展的评估，并最终影响了她们的就业状况。

四、以性别敏感发展理念促进两性平等

就业

以上分析表明，两性差异既是生理上的差异，更是社会建构的差异。同等就业竞争力水平下的就业性别歧视现象，不仅折射出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等诸多种因素的影响，更折射出由社会建构的性别文化因素影响下的深刻烙印。由此看来，在探讨两性大学生平等就业方面，还必须适当引入先进的社会性别概念和理念，如“性别敏感发展”等，借以建构新的社会性别文化，以促进两性的平等就业。

“性别敏感发展”理念十分强调社会性别意识的提升和女性的参与[19]。对于其内涵的解释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既要从人的高度敏锐地感知到女性具有与男性共同的发展权利与需求，又要从性别的视角敏锐地意识到女性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独特问题及其独特的需求；第二，重视性别差异但不为其束缚，应动态、灵活和适度地把握性别差异，既不夸大性别差异，也不对其进行刻板化的理解；第三，当性别差异与男女两性平等、全面自由的发展相关联的时候重视性别差异，而与此相关性不高的时候忽视性别差异；第四，性别敏感发展是在汲取已有社会性别文化中的合理因子、剔除其消极因素的基础上，重构的一种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女性发展理想，其终极追求是实现独立自主的两性和谐发展[20]。简言之，性别敏感发展就是在肯定男女具有平等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彰显两性差别，强化性别意识，从而使女性在发展中受益，最终达到社会性别平等[17]（P235）。

在高等教育领域推广“性别敏感发展”理念可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其一，全面客观承认差异原则。“全面”意味着既要承认自然的、无法改变的生理差异，又要承认因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导致的、应该弥补的社会差异；“客观”意味着既要批判传统性别差异观，又要批判机械的“男女都一样”的性别观，前者是一种显性的性别歧视，后者则是一种抽象的性别平等，两者皆是对性别差异的本真存在的歪曲，都无法达成两性的平等、和谐发展。其二，实施差异平等原则。社会不仅应该为妇女过去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给她们以补偿，而且要清楚阻碍今天女性进步的社会经济和法律障碍，即历史文化因素造成的男女两性发展差异，只有通过差异方式来对待和弥补，才能有助两性和谐发展的实现；女性的生理特点，也要求赋予其独特的权利及满足其独特的需求，才能让事实上的男女平等成为可能。其三，坚持区别对待差异原则。对无法消除的生理差异就坦然接受，对男权社会强加于女性的、不利于女性发展的负面特征应坚决去除，对历史文化中形成的、有利于女性发展的、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优秀特征仍继续保持和发扬。

性别敏感发展要求所有社会成员都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维护性别平等。因此，性别敏感发展的理念要在全社会得到贯彻落实的话，就需要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并将性别敏感发展理念付诸实践。国家层面上：国家在制定政策和修订法律条文方面，应重视宣扬性别敏感社会文化，发展性别敏感决策体系，健全性别敏感法律制度。教育的职责绝不只是适应时代的变革，更要对充满矛盾的时代施加积极的影响。因此，在高等教育领域应积极开展性别敏感教育，建设和谐的校园性别文化，构建平等就业的扶持机制等。从女生角度：应培养自身的性别敏感发展意识，增强自身获取平等的能力，

总之，对女大学生全面自由发展和平等就业的思考，既要跳出“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窠臼，又不能只局限于追求形式上的男女平等，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去科学、合理地定义男女两性各自的价值所在。提出性别敏感发展的构想，主要是为了彰显两性差别，强化性别意识，肯定两性的平等发展权，从而使女性在发展中受益，最终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目标。

参考文献

[1 罗惠文，等.2010届妇性大学毕业生签约分析. [EB/OL]. [2010-03-08]..

[2] 中国妇女报.中国职场性别歧视状况研究报告[EB/OL].[2009-06-15].http：///rp/main？fid=open&fun=show_news&from=view&nid.

[3] 李艳，等.提高女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方法[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9（8）：25-37.

[4] 何树莲，梁少群.基于就业市场需求审视女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提升[J].教育与职业，2010（36）：111-113.

[5] 郑琼梅.后金融危机时代提升女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思考[J].科技创业月刊，2011（1）：117-119.

[6] [美]加里·贝克尔.家庭论[M].王献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39.

[7] [美]雅各布·明塞尔.劳动供给研究[M].张凤林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11.

[8] [美]加里·贝克尔.人力资本[M].曾满超，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5-45.

[9] 赵瑞美.职业性别隔离歧视小议[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3（16）：37-39.

[10] 张抗私.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研究述评[J].经济学动态，2005（1）：108-111.

[11]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09.

[12] 李银河.两性关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绪论4.

[13] 刘霓.社会性别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J].国外社会科学，2001（6）：52-57

[14] Gayle，R.. The Traffic in Women[A]. In Reter， R.（ed.）.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C].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5：18.

[15] 郑晓明.“就业能力”论[J].中国青年政治学学院学报，2002，25（3）：91-92.

[16] 李军峰.女性就业与发展困境的原因分析[J].人口学刊，2006（5）：17.

[17] 禹旭才.社会性别视角下的高校女教师发展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

[18] 李亚妮.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社会性别分析[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7（2）：54-58.

[19] 赵惠燕.提高科技推广效率的新模式——具社会性别敏感的参与性科技推广模式[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99-102.

[20] 周小李.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教育传统及其超越[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122-123.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s of Undergraduates’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WU Yi-ying YANG Z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