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博士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博士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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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界定：

Sheldon首次提出了企业所要履行的各类社会责任（包括道德因素）需要与企业经营服务范围内满足需求的责任联系在一起；Bowen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为实现社会目标和责任所采取的行动和义务；Davis and Blomstrom提出企业追求利润同时有义务增进社会整体福利。

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研究：

温素彬和方苑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张兰霞等从股东、员工、供应商、债权人和政府五个方面研究企业社会责任。Carroll综合了学者们的观点，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一定时间内对企业的经济、法律和慈善等方面期望效益的总和，企业应当履行其社会责任，即在创造利润、提高财务绩效的同时承担起对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员工和国家的责任。

国内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研究有三类观点：一是正相关关系。Aupperle et al.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显着提高财务绩效。张兆国等采用系统GMM方法对中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显着相关。徐光华和张瑞系统分析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演进过程并建立了相关模型，证明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显着正相关。二是负相关关系。>>>>>评审专家吐槽博士毕业论文：作者应该回炉深造

Yuhei et al.以ROA和Tobin’s Q为财务绩效指标对四大旅游相关行业进行实证检验，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能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李正以上海证券交易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否提高财务绩效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负相关。三是无相关关系。Makni et al.以加拿大179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不相关。Mcwilliams et al.用KID指数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证实企业的财务绩效与社会责任之间没有关联性。陈玉清等以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16个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探讨，发现两者相关性不显着。张川等以ROA为财务绩效指标对2007-2011年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发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不相关。

导致上述三类观点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1) 企业社会责任范围的界定不同；

(2) 企业社会责任的量化方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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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定义是一个极具广泛而又深刻的含义，早在 1955年，A. H. Mowbray 等研究定义为“风险就是不确定”；

要想准确把握风险的概念，我认为必须从这几个角度出发：

①辨别清楚风险与危险的区别。风险主要和人或组织的行为有关，而危险则不是；

②把握风险的成因。风险主要是客观引起的，客观条件的发生和发展虽然人们无法控制，但可以认识和掌握其规律性，对风险的管理和控制起到重要作用；

③风险是可能的结果与目标所发生的背离，不同的诱发因素，背离程度不同，在实际工程中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会计博士毕业论文写作难点怎么攻克

④风险负偏离与正偏离，大多学者对风险的负偏离研究居多，正偏离研究居少，但它属于风险收益的范畴，所以也要予以重视，鼓励人们勇于承担风险，获得收益。

1983 年，日本学者武井勋在其著作《风险理论》中，提出风险定义具有的三要素：

①风险与不确定性有差异。

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③风险可以被测算。在此基础上风险的新定义为:“风险是在特定环境和特定时期内自然存在的导致经济损失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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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治教授睿智求索，逐步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以经济效益为研究中心，以公司理财为研究方向，以会计信息为研究基础，以国有企业改革为研究对象，以财务分析、资本经营和管理控制为研究重点的完整学术思想体系。他先后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其中国家级50余篇；出版专著10部、教材20多部；承担包括国家最高级别的科研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各级科研项目近20项，获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20余项。特别是，在2005年辽宁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首届政府奖）评选中，他的著作《内部管理控制论》获由辽宁省政府颁发的“优秀著作一等奖”；2006年，该著作再获教育部颁发的“第四届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三等奖”。

在理论研究的同时，张先治教授还特别注重将研究成果与生产和管理实践紧密结合，深入分析和论证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和国有企业改制问题，其在国有企业改制、国有资本管理、监督与营运机制研究、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研究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影响。如近期由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研究”（2006年）、辽宁省重大决策项目“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政策与措施研究”（2007年），以及大连市软科学项目“大连市国有资本经营政策与策略研究”（2008年）等，均紧密结合中国改革与开放的环境与需要，为国家制定政策及指导国有企业改革起到重要参谋作用，其研究成果受到各级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国家社科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研究”的研究报告被撰写成“成果简报”，报送国家重要决策部门领导审阅。此外，他在管理控制、预算控制和财务分析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已经被一汽大柴、沈阳机床集团、大连亿达集团、大连创新集团等企业所采纳，转化为生产力，为这些企业的现代化管理保驾护航。

从事教育工作20多年来，张先治教授不断创新教学理念，改革教学方法。他所带领的财务分析课程组在创建精品课中成绩显著，2004年，财务分析课程被辽宁省教育厅评为“省级精品课”，同年，又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精品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学习。“全方位、立体化财务分析教学资源系统”这一教学成果2004年被评为辽宁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5年，获教育部“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在培养研究生方面，他以研究工作室为单位，采用基于导师制的项目教学法培养学生。他还着手组建了资料信息库，编写会计研究动态，供研究生学习使用。教学改革与教学方法的创新取得很好成效，几年来，一大批博士、硕士在他的指导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2003年，首届国家杨纪琬奖学金评选中，他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获优秀论文奖，同时，张先治教授荣获指导教师奖。2005年，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获得杨纪琬奖学金优秀博士论文奖。

张先治教授作为负责科研的副院长，先后筹划和组织了首届中国会计学博士生联谊会、中国中青年财务成本研讨会、中国会计教授会、全国部分高校实证会计研讨班、全国会计学研究生导师联谊会、东北暨内蒙古高校会计学教师联合会、审计理论与实务国际论坛、中国财务学年会、中国会计学会信息化年会等大型学术交流会议及活动，他还积极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及香港和台湾地区进行合作研究并组织青年教师参加学术会议。这些活动的开展，为全国会计学科的科研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对促进中国会计学术发展，提高会计科研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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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邓亚萍退役，以英语专业本科生身份进入清华大学学习。第一堂课英语老师问她：“你的英语水平是什么程度?”邓亚萍嗫嚅道：“我能写出26个英文字母。”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总算写出了有些是大写，有些是小写的26个字母，她不好意思地对老师说：“我现在也只有这个水平了，不过请老师放心，我一定会努力，也会赶上其他同学的!”

在当天的日记中她写道：“现在我是清华大学最差的学生，但我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会成为清华最优秀的学生。”

但对于只上过小学二年级的邓亚萍来说，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谈何容易?读书的清苦和孤独，虽然不同于球场的折磨，但面对天书般的英文单词，她需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辛劳。以至后来每天清晨起床，她都会发现枕头上掉下大把大把的头发。

后来她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上学和打球完全是两码事，为了赶上课程，就拼命地学，导致睡眠不足，上课总是犯困，眼睛老也睁不开，恨不得用根棍棍把眼皮撑起来。在打球时，两眼视力都是1.5，毕业时，一只眼已下降为0.6了。”

邓亚萍不仅以优异成绩获得清华大学英语学士学位，后来还获得英国诺丁汉大学硕士学位。

一次，邓亚萍回清华看望英语老师，老师对她说：“按你现在的英语水平已算很不错，但作为一名奥委会委员，还需进一步提高。国内的语言环境决定你在英语水平上不会有大提高，我看还得再把你扔出去一回，去剑桥大学读博士!”

上剑桥大学是邓亚萍做梦也没有梦过的，老师的话禁不住让她心潮起伏，她要先去剑桥大学实地感受一下。

邓亚萍首次踏上剑桥城时，恰逢剑桥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全城街道挤满了熙熙攘攘衣冠楚楚的人，他们是剑桥的毕业生和庆贺的亲朋好友。不论男女毕业生，一律都是白衬衣、黑皮鞋，本科生披着白色的羽毛，博士们则是披着大红色的呢子。当校长宣布毕业典礼开始后，剑桥城里所有教堂的钟声同时响起，热闹的街道霎时庄严肃穆。邓亚萍被眼下的场面深深打动，她足足看了一个钟头，对这些骄子们充满了羡慕，自己心中上剑桥读博的火焰也腾腾燃烧起来。

邓亚萍拿着清华老师的推荐信，迫不及待地拜见了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理查德，把读博的想法和盘托出。理查德对她说：“剑桥只招收最优秀的学生。虽然你是世界顶尖级人物，但学术背景一定要过硬。当然，我们还会考虑别的因素，比如推荐信、个人求学计划、面试表现等等。如果能让萨马兰奇给你写封推荐信，那当然再好不过。”

邓亚萍觉得，让萨马兰奇写封信不算什么难事。但令邓亚萍意外的是，萨马兰奇并不支持她上剑桥，对她说：“你已拥有了两个学位，应该马上回国效力，而不是读什么剑桥博士。”

她诚恳地对萨马兰奇说：“请您放心，即使我读完剑桥博士，也绝对要回到我的祖国去，我之所以要上剑桥，是为了以后更好地为我的祖国效力。”

萨马兰奇被邓亚萍的诚恳和决心所打动，为她写了上剑桥的推荐信。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又是一个艰难的起步。最初几个月，邓亚萍很难适应剑桥的环境，总有一种“云山雾罩”的感觉。她买了一辆自行车，第一天，让房东领自己从出租地到学校走了一遍，第二天却怎么也找不到路了，只好边走边问路到了学校，但还是迟到了，受到老师的严厉批评，让她很是窘迫。

邓亚萍拿出打球时不服输的劲头玩命地学习。把研究方向定位于“2008奥运会对当代中国的影响”。2004年春节，她为了赶写剑桥大学博士论文，放弃了与亲人团聚的机会。买来一堆速冻饺子，伴她度过了假日。朋友们劝她：“你得到了那么多令人羡慕的荣誉，不攻读剑桥博士学位，以后照样可以生活得不错，即使读学位也不必和自己较真儿，找个‘’写论文不也能过关吗?”但她说：“在你们眼里，我纯粹是自讨苦吃，我读博绝不是为了‘镀金’，我既然上了剑桥，就绝不投机取巧走捷径，更不会弄虚作假!我盼望着那一刻，当我戴上剑桥博士帽时，剑桥大学城里所有教堂的钟声都为我响起来!”

2008年11月29日，当剑桥大学校长理查德在学校礼堂前的草坪上亲自授予邓亚萍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为她戴上剑桥博士帽时，剑桥大学城内所有教堂的钟声顿时响起来，在丈夫林志刚和两岁的儿子林瀚铭以及当地朋友的陪伴下，邓亚萍按照剑桥的古老传统完成了全部仪式。那一刻，她泪流满面，哽咽着说：“在经历了11年的艰辛后，今天终于圆了剑桥博士的梦，激动的心情绝不亚于夺得奥运会的金牌。”

日前，邓亚萍应邀参加央视《咏乐汇》的访谈节目，有观众问她：“你是剑桥大学建校800年以来唯一一个拥有世界冠军头衔的博士，支撑你实现这一目标的力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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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作为我国宏观经济的微观主体，民族企业的发展壮大既是一个关系到企业兴衰成败的紧迫实际问题，又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经济良性运行和发展，需要学术界认真分析和严肃回答的重大理论课题。在研究这一课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对民族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竞争的研究做一下回顾。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1． 从跨国公司的角度研究市场进入和竞争策略。西方学者一般用跨国投资理论来分析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动机。其中比较著名的主要有：196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斯蒂芬·海默在其博士论文《民族厂商的国际化经营：一项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提出跨国公司是市场不完全性的产物，他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为理论前提，将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垄断原理用于对跨国公司行为的分析，形成了垄断优势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弗农则在1968年他的论文《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中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邓宁在综合以往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解决了以往理论的片面性，更系统地阐述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因和条件，在西方国际投资理论界影响很大，被称为“通论”。但折衷理论只适宜于解释规模大的跨国企业，而不适宜于解释中小跨国投资企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Kiyoshi Kojima）根据日本对外投资的特点，创立了“小岛清模式”，是一种从企业比较优势的动态变迁角度来解释日本企业国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阐述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

2． 国内文献回顾。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对于中国市场环境、中国企业以及在华跨国公司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更多关注，包括各种实证研究，例如对管制条件下的环境及其对战略形成的影响，转型经济国家的市场环境特点，文化比较以及跨文化管理以及许多特殊的环境因素都有探讨。

上述文献主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民族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没能就特定市场环境对产业中企业之间竞争的影响进行详细阐述。脱离中国的特定背景和环境来谈企业竞争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本文在分析民族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之前先引入了一个前提的分析——即中国民族企业跨国公司竞争的不对称性。本文接下来的内容都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在分析民族企业跨国公司竞争之前我们首先对这种不对称竞争进行定义和描述。

二、 中国市场竞争的不对称性

中国民族企业在本土面临着与世界级企业的竞争，中国民族企业也采取种种措施提升竞争能力，求得生存与发展，展开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也就是说，中国企业要在同世界级企业博弈中培育能力、持续成长。这一过程自然离不开中国这一大的背景，民族企业在与跨国公司进行竞争时所面对的内外部条件是不一致的，也就引出了不对称竞争的概念。不对称竞争是源于生物学的概念，是指在两个物种之间竞争时，如果一方的繁衍速度和能力远远超过另一方，这样，这一个物种就会很快占领另一物种的生存空间，直至将其淘汰。这种竞争过程就叫不对称竞争。将这一概念引入到企业竞争领域，我们就可以将不对称竞争定义为：当企业在竞争过程中，参与竞争的企业在竞争的某一方面或几方面实力相差悬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这种竞争成为不对称竞争。然后我们将这一概念引入到民族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来，我们会发现民族企业和跨国公司面对着大量的不对称竞争状态，具体说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生产成本的不对称。

第一方面是劳动力成本（包括自然资源）的不对称。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劳动力数量也是世界第一位，随着人口总量不断增长，劳动参与率提高、劳动力总量呈逐步上升趋势。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尽管一国在所有产品上劳动生产率都比较低，但仍可以通过生产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而获利。资源禀赋理论进一步认为，由于各国所拥有的资源是不同的，各国生产相对密集地使用其较充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具有比较优势，可以获得比较利益。按照上述理论，虽然在许多行业，国内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不高，但仍应该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或劳动密集环节上积极地利用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这是任何国家的企业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优势。

另一方面是规模经济导致的生产成本（包括运营成本）不对称。借助全球化链条，跨国公司能进一步营造类似于他们本土的商业环境，他们在商业价值链上互为客户，并通过重新整合供应商与销售渠道的纵向联系直接获取低成本优势。而国内的民族企业由于相对规模较小，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较弱，因此在这方面会造成生产成本较高。此外，跨国公司可以获得有保证的质量高而且成本低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其他投入以及低成本融资。在生产过程中，采用先进的高效率的生产工艺技术与机器设备，从而大大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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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水平的不对称。这不仅体现在外资企业拥有先进的并在法律上享有垄断特权的技术，当地民族企业无法与之相比；而且，还体现在这两类企业的动态技术来源上，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在缩小与外资企业之间巨大的技术差距方面也存在着极大的劣势，因为外资企业不但具备较强的研究与开发功能，而且还可以从其所属总公司的研究开发基地获取先进技术，而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大都不具备研究与开发能力，并且在技术引进中还可能受到差别性对待。

3． 中国市场结构的不对称。波特认为：不管任何公司，其为服务于某一细分市场设计的价值链对另一细分市场来说，不可能是最优的，如果再同时为两个细分市场服务则会损害其服务于其中任一市场的能力，从而产生折衷成本。跨国公司不可能覆盖整体市场的方方面面，即使全面涉及，也不可能绝对占优。

一般情况下，企业的投资、生产、营销主要是根据对目标市场需求情况的理解和分析作出的。这种以目标市场需求为基本出发点而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营销经验是否有利于建立起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目标市场需求状况的分析。中国由于幅员辽阔、文化差异大、收入水平不均等情况形成了独特的市场结构。因为不同区域的消费者的规模、购买力不尽相同，消费者偏好也不相同，企业应该设计适合不同区域的营销策略。

4． 品牌优势的不对称。大量成功企业的经验表明，企业的核心能力往往要通过品牌优势来形成核心竞争力。综观全球500强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人们不难看出，品牌效应为500强企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500强企业规模和效益的提高有进一步提升了其品牌的知名度，提升了企业的无形资产，增强了企业的整体竞争优势。品牌产品和服务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资本，是比金融资本、产业资本、技术资本更为重要的核心资本。

中国企业由于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时间不长，起步较晚，对品牌的培育重视不够，品牌效应不明显，品牌知名度不高，与西方企业相比差距很大，与全球500强的品牌影响力相比相差很远，中国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已成为当务之急。

5． 地缘优势的不对称。国内民族企业与国外跨国公司企业相比在了解国内市场上占有许多天然的优势，如地理位置上的毗邻、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传统和习惯。跨国公司即使在中国设有分支机构或工厂，甚至雇佣了很多国内的管理人员，但由于最高管理层和决策层都来自国外，很难完全、深入地了解国内市场。

与跨国公司相比，民族企业尽占地利、人和之优势，民族企业的亲和力与人脉关系是跨国公司所远远不能企及的。中国市场的渠道结构十分复杂，虽然这几年跨国公司发展很快，但在中国很多地方，传统的市场、区域强势的经销力量还是广泛存在，从而与跨国公司形成不对称的格局。

6． 政府作用的不对称。民族企业的成长离不开政府政策的作用。原因在于：第一，不能将国内企业间竞争等同于国际竞争，不能忽略民族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的特殊性；第二，不能忽视我国民族企业与跨国公司在竞争力方面存大巨大差距的事实，在不同条件下按照相同的游戏规则竞争，这种竞争是一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竞争；其三，“以市场换技术”，并非意味着要让出巨大的市场份额，技术是稀缺的，然而，市场更稀缺，所以，只有当我国出让市场份额的边际成本小于技术边际收益时，才是有意义的。同时，国际经验已将掌握外国先进技术只有对外资大量出让市场这一命题证伪：日本、韩国等在没有出让大量国内市场份额的情况下就拥有并超过了外国先进技术，而许多发展中国如墨西哥、巴西等在不断失去国内市场份额的情况下并没有掌握外国先进技术。

我们认为保护民族工业与利用外资并不存在矛盾，而是要找到两者的均衡点。显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是一个动态、模糊的过程。

参考文献：

1．Jonathan M Levine，Mark Rees．Coexistence and relative abundance in annual plant assemblages：The role of competition and colonization.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Chicago：Oct 2002，160（4）：45．

2．戴金平．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国际经济合作，2003，（5）：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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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基于带通胀惯性的LRE模型的分析与检验”（09YJC790028）；辽宁省教育厅创新团队项目“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问题研究――花旗经验模式演进案例的反思”（2007T028）

作者简介：范立夫（1972-），男，山东汶上人，经济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货币政策与货币理论等方面的研究。E-mail：fanlifu@dufe.省略

摘要：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存在很多争议，但是现阶段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重视货币总量的同时，应分析货币结构的变化，实现对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改良是一个现实选择。本文通过对2001年1月―2010年12月的宏观月度数据的研究，发现货币增速剪刀差与CPI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样本期内，货币增速剪刀差与通货膨胀之间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货币增速剪刀差的变化体现为4期之后的CPI变化，当期货币增速剪刀差每增加一个单位则4个月之后的CPI上升0.049个单位。央行应将货币结构尤其是货币增速剪刀差作为货币供应量数量指标的补充，同时考虑对货币结构进行调控，以增强货币政策效用。

关键词：货币结构；货币增速剪刀差；CPI

中图分类号：F8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6-0057-06

一、引 言

货币政策调控模式按选择的中介目标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数量模式和价格模式，前者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后者以利率作为中介目标。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公布货币供应量数据，货币供应量自1996年开始正式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目前，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存在极大的争议。但在当前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的背景下，利率还无法成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在我国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我国关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改良或转轨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介目标的无法替代性和货币本身的重要性意味着我国在一定期限内还不得不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正如黑格尔所言：“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质和量是对立的统一”。在我们重视货币数量的同时，如果能通过对货币结构的研究，分析货币结构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并选择一定的货币结构指标作为货币数量指标的补充，以增强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效用，这无疑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选择。

1.范畴界定

货币不同层次的划分源于货币的不同职能，货币结构主要反映了货币总量中执行不同职能的货币的比例。对于货币职能的划分历史上有过很多讨论，但已基本达成一致，基于目前中国人民银行采用的货币统计口径，M1为狭义货币，包括流通中的现金和企业活期存款两部分，具有较强的购买能力，突出体现了交易媒介的职能，M2为广义货币，M2-M1是准货币，用QM表示，作为财富的持有方式，体现的是货币的价值储存功能。货币结构的变化可以看作是不同职能货币之间相对比例的变化。

货币结构的变化存在长期变化和短期变化：货币结构的长期变化体现出的是经济的长期发展和体制的变化，反映的是一种长期趋势，常用指标是通常意义上的货币流动性比率（M1/M2）；货币结构的短期变化是经济波动的一种前期警示，不仅剥离了货币流动性的长期因素，而且是测度流动性拐点是否出现的重要标准，常用指标包括增量的货币流动性比率（M1/M2）和M1增长率与M2增长率之差（M1/M1t-1-M2/M2t-1即货币增速剪刀差）［1］。

2.文献综述

众多学者对货币结构变化与宏观经济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研究。对于货币结构的长期变化，很多学者分析了货币结构变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效应的变化。王兆星指出，不考虑结构变化的货币政策理论是有缺陷的，货币结构受到货币政策和微观主体需求的影响，同时货币结构的变化也能反作用于货币政策，影响货币总量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最终目标［2］。李健提出我国货币结构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X”型曲线，执行媒介职能与资产职能的货币比重从分成倒置为四六分成，货币总量对物价的影响力减弱，货币均衡的表现由物价转为包含资产价格和金融指标在内的综合价格［3］。

对于货币结构的短期变化，虽然有学者提出货币结构短期变化指标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但是对于变量之间相关性的研究不够充分。王大用发现经济活动周期性的涨落伴随着M1和M2增长的不协调现象［4］。王振营认为，不同流动性的货币形态的不断转换，形成了货币内部的流量交换，这决定了货币结构，如果要正确把握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政策运行效果，必须对货币间的内部动态联系和货币间流量变动的原因进行考察［5］。卜永祥考察了货币流动性的周期变动，指出广义货币和狭义货币之间的增速差距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逐渐密切［1］。潘永东阐述了货币结构的相关问题，认为我国货币流动性的显著变化与流动性过剩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6］。任碧云研究了改革开放后四次M1和M2增速剪刀差的逆向扩大问题，认为大量增发货币是剪刀差逆向扩大的直接原因，而内需不足和企业投资下降则是剪刀差逆向扩大的主要原因，剪刀差的逆向扩大导致了通货膨胀和企业效益下降［7］。

综上所述，部分研究货币结构变化对宏观经济变量影响的文献主要集中于货币结构的长期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对货币结构短期变化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分析其变动的原因，而关于货币结构短期变化对宏观经济变量影响的理论分析以及变量之间相关性的研究却并不充分。

3.问题的提出

2009年10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要把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保增长、调结构”一直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点，但此次“管理好通胀预期”也被确定为今后几个月宏观调控重点，是一个重大的变化。10月22日国家统计局的2009年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三季度CPI同比下降1.1%，其中，9月份CPI同比下降 0.8%。从CPI看，我国物价水平一直在持续负增长，此时通货膨胀不仅还未显现，甚至我国宏观经济还处于通缩之中。观察同期的我国金融数据，我们发现，同年9月，我国M1同比增长29.51%，M2同比增长29.31%，M1增速刚刚向上超过M2增速，二者增速之差由负转正，即增速剪刀差由逆向转为正向，达到0.20%。二者之间纯属巧合，还是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M1与M2增速剪刀差和CPI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是一种巧合还是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是本文的研究初衷。因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采取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践所带来的货币供应量乃至流动性的大幅度增加，无疑是当前我国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的重要因素；回收流动性，消除推动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也是当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着力点。但本文仅从货币增速剪刀差的角度来分析其与CPI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暂不考虑货币总量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二、货币增速剪刀差与CPI关系的基本描述

本文使用M1增速和M2增速的差，即货币增速剪刀差，作为货币结构短期变化的替代指标，用MC表示；使用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速作为通货膨胀的替代指标，用CPI表示，其中M1和M2是已经通过季度调整后的数据。样本区间选择2001年1月―2010年12月的月度数据，数据全部来源于中经数据库。图1是CPI和MC的关系示意图，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样本区间内，CPI和MC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并且具有相似的波动周期特征，保持同升同降。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特征：

第一，CPI在样本期内三次上升三次下降与MC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且MC的波动幅度大于CPI的波动幅度。从图1中可以看出，MC除2002年7月―2003年6月这段时间外，总是能够先于CPI做出反应变动且与CPI走势基本相同。CPI的波动范围在8.5%―-1.8%之间，波动幅度达到10.3%，样本期内CPI的最大值出现在2008年2月，最小值出现在2009年7月；MC的波动范围在12.87%―-12.06%之间，最大值出现在2010年1月，最小值出现在2009年1月。在2007年之前，MC的变化幅度保持在±7%之内，而2007年之后货币结构变化剧烈，从2007年至今，MC的变化幅度达到了±12%，这主要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我国宏观经济形势骤变，我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应对，可见宏观经济变化造成的货币结构变化和货币政策造成的货币结构变化对M1增速的影响大于对M2增速影响。

第二，样本期内CPI有两段小于零，对应的MC也降低至零以下。第一次CPI小于零是从2001年9月―2002年12月，CPI最小达到-1.3%，MC的数值比CPI提前3个月达到负值，并提前6个月转正，这段时间正值美国科技股泡沫破灭，至2000年底纳斯达克指数比最高点位下降了60%，同一时间我国的出口受到严重影响，经济运转下降。第二次CPI小于零是从2009年2月―2009年10月，MC提前CPI 9个月变为负值，并提前CPI两个月转正，此阶段可以解释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我国出口严重受阻，进而由国外经济不景气引起了国内经济萎缩。MC在样本期内一共有5次小于零的变动，其余的3次变动可以归结于紧缩性货币政策造成的M1增速锐减。

三、货币增速剪刀差与CPI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1.MC与CPI的相关性分析

图2是MC与CPI的相关性分析，其中X轴表示的是CPI滞后于MC的期数，从图2中可以看出，样本期内第T期MC和CPI的相关系数较小，为0.3171，而随着滞后期的不断增加，在0―4期内MC和CPI之间的相关性不断的上升，第T+4期的CPI与第T期MC的相关系数达到最大，为0.5405，从T+5期之后CPI和MC的相关性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通常意义上，当相关系数大于或等于0.5时，我们认为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图2中显示T+2期至T+6期的CPI与第T期的MC相关系数都大于或等于0.5，可以认为T+2期至T+6期的CPI与第T期的MC之间的相关性较大。MC先行于CPI，而第T期的MC与第T+4期的CPI交叉相关系数达到最大，第T期的MC的变化直接体现为第T+4期的CPI的变化，即MC相对于CPI的先行期为4期。

2.MC和CPI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首先，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条件是进行检验的两个时间序列变量都是平稳的，对CPI和MC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检验形式（C，T，K）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含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N指不包括C或者T，使用AIC准则使滞后阶数达到最小。

从表1中我们可以得到结果：样本期内，在10%显著性水平下，拒绝MC和CPI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认为MC和CPI是平稳时间序列。

现对MC和CPI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格兰杰因果关系结果

我们将临界值设为10%，即当F值大于临界值时拒绝原假设，F值在10%的临界值之内不拒绝。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在滞后期为1―6期时CPI和MC互为格兰杰原因。

3.回归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货币结构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CPI的变化，现对MC和CPI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深入的分析，利用回归分析研究CPI和MC之间的具体关系。由于存在MC的滞后项对CPI当期值的影响，所以采取逐渐引入MC的高阶滞后变量的最小二乘估计方法，根据之前分析，T到T-6期的MC对第T期的CPI具有较大影响，故首先估计出包含MC滞后1―6阶的模型，模型结果为：

此模型除MCt-6的系数和常数项显著外，其余变量均未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但F值显然大于临界值，故拒绝系数全部为零的原假设，认为模型中存在MC及其滞后变量对当期CPI的影响。现改善模型的估计，同时考虑预期通胀会对当期CPI产生影响，引入CPI滞后变量，得到最优模型结果：

首先可以看出各系数符合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之前的分析，经过调整得到的模型的调整后R2显著地上升，AIC数值小于原模型数值，在显著性为5%水平上，所有的系数都通过了t检验，拒绝为零的原假设，在对残差进行检验时发现不存在序列自相关性，MC的T-4期与CPI的T-1期变量共同对当期CPI做出解释。

从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到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期的MC每变化一个单位会导致4期后CPI上升0.049个单位，当期的通胀预期每增加一个单位会造成下期的通胀上升0.9175个单位。即当期通胀对下一期的影响体现在社会大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上，当通货膨胀预期上升时，人们会预期宏观经济下一时期的通货膨胀会加剧，倾向于在当期更多的消费，同时企业预期实际利率会在未来下降，而增加下期的投入。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货币流动性的相对变化会先于通货膨胀的变化，货币增速剪刀差与通货膨胀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货币增速剪刀差与CPI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货币增速剪刀差的当期变化体现为4个月后的CPI的变化，即当期的货币增速剪刀差每增加一个单位，则4个月后的CPI变动正的0.049个单位。我们认为，沿用关于货币层次划分的基本理论，上述内在关系的存在主要是基于以下逻辑：一般认为M1的增长一部分是新发货币的增加，另一部分是由M2中的QM转化过来的，货币结构的短期变化可以反映在M1增速和M2增速之间的相对差异上。当M1增速大于M2增速时，意味着微观经济主体货币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倾向于持有更多的流动性更高的货币，充当交易媒介的货币增长速度快于充当资产储存的货币的增长速度，以流动性更强的货币为支撑的即期有效需求增加，宏观经济走势趋好，经济增长趋快，现实通货膨胀压力趋于加大；当M1增速小于M2增速时，同样意味着微观经济主体货币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倾向于持有更少的流动性更高的货币，充当交易媒介的货币增长速度慢于充当资产储存的货币的增长速度，即期有效需求相对下降，潜在有效需求增加，宏观经济走势趋于疲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现实通胀压力趋于减小。

另一方面，货币增速剪刀差与CPI变化之间之所以存在滞后现象，则是基于货币政策时滞的存在。货币政策时滞包括内部时滞、中期时滞和外部时滞，其中内部时滞是指自经济现象发生变化直至中央银行采取措施的时间，中期时滞是指自央行采取行动直至对金融机构产生影响的时间，而外部时滞是自金融机构改变利率和信用供给量开始，对实质经济产生影响的时间过程。由于中期时滞的存在，央行实行货币政策至货币增速剪刀差发生改变存在着时间差，而外部时滞的存在直接导致货币增速剪刀差的变化先于CPI的变化，所以央行的货币政策通过改变货币结构进而在一定时间之后才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

2.政策建议

（1）将货币结构尤其是货币增速剪刀差作为货币供应量的补充

考虑到货币政策时滞的存在，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更侧重于考察与宏观经济变量具有稳定提前关系的金融变量，这样货币政策的实行才能保证与经济的运行是逆周期关系，从而熨平经济波动，而不是加剧经济的动荡。由于货币增速剪刀差与CPI之间存在稳定关系，央行可以把货币增速剪刀差作为货币供应量的补充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同时，微观经济主体也可以将货币增速剪刀差作为预测或判断货币政策变动拐点的参考指标，指导其消费和投资决策。

（2）货币政策在考虑调控货币数量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对货币结构的调控

货币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意味着简单的货币总量调节效用相对下降，结构调整的重要性逐渐上升，中央银行需要加强对货币结构的调控以增强对CPI等经济变量的调控作用。例如，在使用三大法宝的同时，应更多地配合选择性工具，通过调整消费信用、房地产信用、证券信用比率等工具，实现总量和结构兼顾、优化货币结构的目的。同时考虑到利率在结构调整上的优越性，我国还应该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以增强对货币的结构性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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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建.中国货币运行的变化及其影响分析 ［J］.财贸经济，2007，（1）.

［4］ 王大用.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问题 ［J］.经济研究，1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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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潘永东.中国货币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07.

［7］ 任碧云.改革开放后中国历次M2和M1增速剪刀差逆向扩大现象分析 ［J］.财贸经济，2010，（1）.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of Scissors

Gap of Money Supply Growth and CPI

FAN Li-fu1,ZHANG Jie2

（1.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Research Center of Applied Finance/School of

Finance，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Liaoning 116025,China;

2.Graduate School,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Liaoning 116025,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