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发展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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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协调　发展理论

协调和协调发展的思想由来已久，我国“可持续发展”尤其是“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协调发展受到理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其内涵并没有共识性的定义。熊德平教授认为：协调发展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系统演进的总目标，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子系统与总系统，以及子系统相互间及其内部组成要素间的协调，使系统及其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不断朝着理想状态演进的过程。金融协调是协调思想在金融等领域延伸与运用。目前关于金融协调，国内外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

一、国外学者对金融协调理论的研究

国外学者主要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和技术层面，对金融协调问题进行研究。宏观层面的研究焦点主要关注国际金融等领域的合作等。Marshall D A.（2002）研究如何通过改革建立起牢固可靠的全球宏观经济与金融协调机制而从根本上减少由于协调失败而引发的金融危机问题；Gautier P A.（2009）对协调摩擦与金融危机关联的进行了论述。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某一具体组织或机构内部的协调失败问题。Brandts J与Cooper D. J.（2006）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对组织内部协调失败的进行观测，探寻金融系统的内部机理。技术层面的研究主要从协调技术角度探讨如何确立和完善合作过程中高效率协调所必需的技术手段。

二、国内学者对金融协调理论的研究

（一）金融协调发展理论渊源的研究

金融协调发展理论渊源于金融发展理论的观点，在国内基本上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共识。沈军与刘莎（2001）认为金融协调理论是金融发展理论的较高阶段。王原声（2004）认为，西方有关金融协调发展理论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戈德史密斯（1969）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爱德华·肖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麦金农（1991）的《经济市场化的秩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金融控制》等著作中。不管是提出金融深化理论还是提出开放资本市场的政策建议，实质上都渗透着金融协调发展的思想。刘刚（2006）明确指出，金融协调发展理论的渊源就是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协调理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成熟，是第三代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标志。

（二）金融协调发展理论内涵与外延的研究

不同学者对金融协调的内涵和外延理解不用，研究焦点也存在很大差别。王原声（2004）基于国际视角认为，金融发展内外协调的构成分为国际贸易协调、国际金融协调和国际投资协调等机制运作，是一个动态过程。窦尔翔和何炼成（2004）从金融协调的对象角度指出，金融协调一方面是金融自身的协调，是金融的“本体因素”，另一方面是金融对经济的协调，即“指向性因素”。武巧珍（2004）重点从货币制度的视角，将金融协调发展分为外部协调与内部协调两部分。王爱俭（2005）基于金融协调机制的角度，解释了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的理论涵义，将金融协调稳定机制分为政府和中央银行间的协调、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及各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

（三）金融协调划分方式的研究

国内学者倾向于采用内部协调与外部协调来进行划分。祁敬宇（2002）与王原声（2004）以国别为界划分外部协调与内部协调。杨大鹏（2004）和郭金龙（2006）认为，金融内部协调应包括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当局、金融工具、金融制度等；外部协调包括金融与经济的协调以及金融与社会的协调。蔡则祥（2005）把金融协调划分为我国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资产、融资形式等结构之间及其构成之间的内部协调，外资机构的引入与中资机构输出的外部协调，金融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应遵循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内外协调。邵国华（2006）也从四个方面进行划分，即金融系统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金融系统与社会发展的协调、金融业与非金融企业的协调、金融系统与金融国际化的协调。尹优平（2007）对区域金融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从机构、监管、区际、政策四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的论述，认为基础环节是区域内外金融各自协调发展，关键保障是区域金融监管协调和区域金融政策的协调。

（四）金融协调内容的研究

关于金融协调内容的研究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孔祥毅（2002）认为宏观的金融协调包括金融、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微观的金融协调包括金融工具、金融中介、金融制度之间以及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关系；杨大鹏（2004）从中观角度研究了有关金融组织结构协调演进的问题，认为金融组织结构协调演进的趋势是“寡头主导，大、中、小共生”。王爱俭（2005）界定了宏观的金融协调包括总量协调、结构协调、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创造、金融衍生工具与金融风险控制，微观协调包括证券业与银行业的协调、动态效率和静态效率的协调。郭金龙（2006）将区域协调、内外协调、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金融机构间的协调、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都纳入宏观范畴。王威（2007）认为宏观金融资源体现的是金融资源各层的整合效应，中观金融资源包括了金融制度资源和金融工具资源，广义的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构成了微观金融资源。

（五）金融协调发展的空间视角

从空间差异等视角研究金融协调发展问题，近几年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田霖（2006，2011）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研究了金融协调发展问题，以不同区域的收入、就业、教育、GDP增长率等作为衡量金融差异的指标，揭示各个指标要素对金融综合竞争力产生的贡献弹性，从而解释区域金融差异的原因。冯涛和李江（2004）基于金融中介的角度，认为必须提高金融组织间的质量和规模才能缩小区域间金融的差距。田岗和陈琦（2004）发现如果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增加，则会造成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差距变大，随着区域差距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各地区的金融和和经济的出现集聚分布现象。杨再斌和黄解宇（2006）认为金融集聚分为动态过程与状态结果两个方面，即金融产业的发展成长可以通过一定的地域空间生成金融集聚系统，一定密度和规模的金融产品及其与金融产品又会催生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陈红（2008）重点研究了区域金融的集聚问题，认为当区域金融中的金融资源产生了集聚作用时，可以促进集聚中心的金融增长率。王修华和黄明（2009）从金融空间的分布状态入手，认为如果要达到区域金融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协调和优化，就必须包括金融区域内部结构的协调发展，和相邻的金融区域外部发展对本区域影响的联动效应，而最终的目标也是为了让整个国家的区域金融协调发展。

三、评析与展望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很多学者对金融协调内涵的理解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在目前的研究中，关于金融协调发展的内容和层次划分，还存在研究薄弱的地方。一是现存文献大多从中国的整体来研究金融协调问题，较少涉及对区域内和区域间金融各个层面的深层次分析。二是现有研究对金融协调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定位各不相同，尤其是区域金融中观协调和微观协调存在着分类模糊的问题，因而目前迫切需要一个客观的划分标准，明确区域金融协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三是金融协调的层次复杂多维，导致其研究内容的模棱两可及相互交叉，大部分学者从金融系统自身考察问题，导致其空间维度研究的薄弱，无法针对具体区域提出操作性强的协调发展战略。因此，在开放的动态环境下，由于不同区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以及地域系统的空间联动，研究区域金融协调发展问题，是今后需要关注和探索的方向。

参考文献：

①熊德平. 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②田霖. 中部地区协调发展的金融地理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③孔祥毅. 中部崛起战略中的金融协调[J]．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2006（1）：3－9

④祁敬宇．论金融发展的内外协调[J]．华南全融研究，2002（5）：13－18

⑤沈军，刘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与展望[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01（9）：12－15

⑥王爱俭. 建立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的理论框架[J]. 财经科学，2005（1）：22－28

⑦武巧珍. 对货币制度变迁与金融协调的理论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4（6）：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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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小微企业;区域金融市场;协同学

[中图分类号] F620 [文献标识码]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and Regional Finance Market： a 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Synergetics

LUO Dongliang， JIAO Yumeng

Abstract：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for the growth of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mus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eriously as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are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and play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inancing problem is unavoidable for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According to the finance market theory，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are the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of regional financial market.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must be connected with regional financial market. In the light of Synergetics， the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could grow with the regional finance market in a harmonious and orderly manner so a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regional finance market， Synergetics

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如何解决小微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是理论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这些问题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始终是最为关注的问题。按照金融市场理论，小微企业是区域金融市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如何发展小微企业，必须与金融市场特别是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联系起来。本文根据小微企业的特征、区域金融市场的功能，借用协同学理论，从理论上分析了实现小微企业与区域金融市场协调有序发展的可能性，从而为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思路。

一、小微企业及其特征

2011年颁布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将微型企业作为一种类型首次出现在我国的企业划型当中。按照划型标准，微型企业一般为未达到下列标准的企业，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50万元、工业从业人员20人或营业收入300万元、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10人或营业收入50万元、房地产业营业收入100万元或资产总额2000万元。可见，我国的划型标准为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

这与国外的划型标准不一致。美国和一些国际机构基于反贫困来定义微型企业。美国国际开发署将由当地人拥有、雇员（包括不领薪水的家庭成员）不超过10人、其业主和经营者为贫困人口的小企业定义为微型企业。亚洲开发银行（ADB）则将雇佣工人（包括雇主及家庭成员工人在内，其中员工不包括专业人员及专业服务提供者）不超过10人的企业定义为微型企业。可以看出，按照此定义，暗含着收入和资产的限制，微型企业被认为是穷人的企业，且不包括高科技企业。欧盟、日本则基于资产总额和雇员人数，法国将雇佣员工在9人以下的企业被称为特小企业，在西班牙则被称为微型企业。欧盟委员会把雇员人数在1～9人的企业称为非常小企业。日本把制造业中20人以下，商业服务业中5人以下的企业定义为微型企业，又称零细企业。

可见，我国关于微型企业的划分标准最为全面，反应了我国的实际国情。虽然各国对微型企业的划分标准不一致，但是对微型企业的认知却是相同的。总体上看，微型企业具有以下特征：

1.环境适应性强，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稳定器。微型企业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创办所使用的资源少，创办速度更快，对环境的适用性更强，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稳定器。现代经济是一种系统经济，或者说是生态经济，没有小企业（含微型企业）是很难想象的。数目众多的微型企业对缩小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突破“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促进社会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2.数目特别庞大，是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由于微型企业的数目特别庞大，微型企业的数目众多，因此在总量上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国家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在拉丁美洲，5人以下微型企业的雇工占非农业劳动力的一半，在非洲占三分之二。在欧洲，中小企业提供了1.22亿个就业岗位，在2050万家中小企业中，93%的是微型企业，即雇员在0～9人之间。

3.资金有限且管理粗糙。微型企业资金来源有限，很少有正式的融资渠道，融资渠道主要是亲戚朋友和熟人。员工也以家庭成员为主，不具有正式的组织方式，没有明确的组织结构，缺乏较为规范管理工作内容。没有采购、生产、存货和质量管理制度，缺乏质量管理。员工通常没有接受过专门的专业训练，没有正式的薪酬制度，因此员工权益缺乏保障。

4.工艺粗糙但运作方式灵活。微型企业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和手工艺，较少拥有机器、设备与专门的场地，无法规模化和机械化。虽然采用“前村后店”的模式组织生产运作，但运作方式灵活而富有流动性。依靠数量庞大和团队力量，会产生所谓的“蝴蝶效应”，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型企业或公司如微软和惠普公司就是由微型企业发展而来的。

5.微型企业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微型企业采用直销方式，且以服务本地市场为主，形成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或某个产业内形成的价值网络，具有较为显著的地域性。

6.微型企业没有正式的会计制度，没有也不需要建立正式的会计科目，少量而不规范的会计活动也只是为了应付上缴的税费。

二、区域金融市场及其功能

金融市场是资金融通市场，是指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双方通过信用工具进行交易而融通资金的市场。可以看出，金融市场是以资金为交易对象的市场;体现的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更主要的是借贷关系，即实现了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

金融市场按照地理范围可以划分为全国性和区域性金融市场。区域金融市场仅仅服务于所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个完备的区域金融市场应包括金融市场参与者（如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金融工具、金融中介、价格等四个基本要素，从而形成融资、调节、避险、信号、创新等功能。

1.区域金融市场能够迅速有效地引导资金合理流动，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区域金融市场不仅扩大了资金供求双方接触的机会，便利了金融交易，降低了融资成本，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而且为各种期限、内容不同的金融工具互相转换提供了必需的条件，为筹资人和投资人开辟了更广阔的融资途径。

2.区域金融市场具有定价功能，是经济活动的晴雨表。企业资产内在价值的多少，只有通过金融市场交易中买卖双方相互作用的过程才能“发现”，即必须以该企业有关的金融资产由市场交易所形成的价格作为依据来估价，而不是简单地以会计报表的账面数字作为依据来计算。当然，金融市场的定价功能同样依存于市场的完善程度和市场的效率。

3.区域金融市场帮助实现风险分散和风险转移。金融市场的发展促使金融资产多样化和金融风险分散化。发展金融市场就为投资多样化、金融资产多样化和银行风险分散化开辟了道路，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条件。可以通过区域金融市场选择多种金融资产、灵活调整剩余货币的保存形式，实现风险分散和风险转移。

4.区域金融市场的信号作用为金融管理部门进行金融间接调控提供了条件。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内部，各区域金融市场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金融间接调控体系必须依靠发达的金融市场传导中央银行的政策信号，通过区域金融市场的价格变化引导各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实现货币政策调整意图。

5.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促进金融创新。金融工具是一组预期收益和风险相结合的标准化契约，多样化金融工具通过对经济中的各种投资所固有的风险进行更精细的划分，使得对风险和收益具有不同偏好的投资者能够寻求到最符合其需要的投资，从而使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多样化需求得到尽可能大的满足。

三、小微企业与区域金融市场的协同发展

系统科学理论为研究复杂的区域金融市场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支持。按照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区域金融市场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市场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市场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使金融市场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依据协同学的自组织理论，如果金融市场是一个不受外界影响或影响很小的孤立系统，其发展、演化只能是内部相互作用而自发引起的，那将是一种趋于消亡的死的系统。区域金融市场只有通过市场的开放，才能促进区域金融市场由低级向高级，由原始向现代不断进化、不断产生新功能，实现金融市场或市场要素间实现协同（Synergism）即协调一致，共同合作，进而产生出新的更高的市场结构和功能。有小微企业参与的区域金融市场将是一个开放的协调的系统。

1.协同的依据

（1）小微企业是区域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从上述小微企业的特征可以看出，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小微企业是区域金融市场中不能缺少资金需求者，构成而小微企业是区域金融市场中主要参与者，是区域金融市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一项基本因素。

（2）区域金融市场的功能的实现与否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虽然单个小微企业的融资数额较小，但由于小微企业的数量之庞大，涉及面之广泛，因此，整个小微企业群体对区域金融市场的影响十分巨大。特别是区域金融市场五大功能的实现需要借助于广大小微企业。

2.协同的实现路径

（1）小微企业的灵活性为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源泉。区域金融市场除了具有融资、调节、避险、信号等传统功能外，还具有创新功能。正是由于小微企业的特殊性，为区域金融市场实现创新功能提供基础和条件。由于小微企业具有较强的地域性，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特征的小微企业，需要创造不同的金融工具，才能适合当地小微企业的需要，因此，正是由于小微企业的存在促进了区域金融市场的创新，从而推动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密切结合小微企业的特征，才能发展适合小微企业的区域金融市场。罗栋梁（2015）从小微企业的基本状况、营运状况、政策环境、融资渠道、金融服务等方面对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小微企业自身的基础比较薄弱、政府作用有待加强、融资渠道有待拓宽、金融服务有待加强，由此提出需要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三方共同努力，营造理想的融资环境，解决小微企业融资的问题。融资环境中最为主要的是协调的区域金融市场，而不是全国性金融市场。只有能够满足当地小微企业的需要，区域金融市场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从而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

（3）金融工具的创新是发展区域金融市场的根本。由于小微企业存在较强的区域性，因此较为容易形成小微企业集群。按照谯薇和宗文哲（2001）的分析，企业集群的分工与协作，能够形成协同效应，从而实现“1+1>2”。罗正英（2010）认为，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必须广泛运用基于小微企业集群的信贷融资技术，特别是进行金融工具创新，建立与小微企业集群信贷融资相对应的区域金融市场。因此，必须结合小微企业的特点，适时进行金融工具创新，才能构建健康的区域金融市场，使得区域金融市场成为由许多子系统组成的、能以自组织方式形成宏观的空间、时间或功能有序结构的开放系统，从而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参 考 文 献]

[1]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Z].2011-06-18

[2]罗栋梁.小微企业融资环境调查研究――以江浙两省为例[J].财务与金融，201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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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货币政策国际的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度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恢复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这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协调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出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缓解和全球经济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把握货币政策的导向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篇4

【关键词】协调发展 二元结构 动力机制

城乡二元体制延缓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导致了城乡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不协调。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格局，促进城市和乡村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任务。如何正确地认识城乡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城乡协调发展的精神实质，对于更好地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城乡真正意义上的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将总结国内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结合现阶段城乡关系的实际，客观认识各种理论的创新观点和不足之处，从而科学地运用各种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一、城乡协调发展制约因素

国内学者对城乡协调发展制约因素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1、城乡二元结构。以陆学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城乡发展不协调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它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该体制人为的为城乡均衡发展设置许多政策障碍，如城市和工业的倾斜政策、不合理的农产品价格政策、户籍管理制度等，严重制约了城乡关系的演进。

2、城市化滞后。城市化滞后导致城乡发展不协调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缺少科学的、合理的城镇体系规划；二是城市体系发育不协调；三是认为中心城市功能的扭曲；四是认为小城镇发展与建设具有一定盲目性。

3、从三农的角度来看。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素质普遍较低或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导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大；农业基础不稳固、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不同步，农村中的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缺乏对乡镇企业的宏观管理，农村工业水平低等导致城乡难以协调发展；思想观念上存在忽视农业的倾向，文化上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等都阻滞城乡协调发展。

4、经济发展滞后。某一区域城乡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破坏；城乡资金投放上存在偏差；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发育水平低，城乡商品流通不畅等因素也都延缓城乡协调发展的实现。

二、城乡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

大多数学者认为城乡协调发展的动力因素的最基本模式是：自下而上型和自上而下型。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一是20世纪80年代末许学强在研究沿海开放地区时认为城乡协调的动力因素有计划经济体制(自上而下型)、乡镇企业(自下而上型)和外向型经济；二是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两种；三是大城市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四是制度创新；五是自“下”的机制；六是崔功豪在肯定了小城镇为主体的农村城市化的作用下，探讨了这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和它的运行机制；七是薛凤旋和杨春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是外资影响下的城市化，并称之为“外向型城市化”；八是宁越敏的多元城市化动力；九是刘君德将郊区作为研究区域并分析了其动力机制，刘秉镰和郑立波提出我国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的“四动”；十是张安录和曹广忠归纳城乡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机制为：自上而下的扩散力机制、自下而上的集聚力机制、外资注入的驱动力、自然生态动力或自上、自下、外引、内联动力机制等。

三、城乡协调发展的模式

我国大致从两个角度对城乡协调发展模式进行研究。

1、从全国范围的角度来研究。吴楚材等建议我国应采取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大中小结合的多途径综合模式；田明认为大、特大城市周围的扩展型模式、农村地域的集聚型模式、外资引起的外向型模式以及西部模式；南京农经学会从解决城乡关系问题入手，认为有先城市后农村模式、城乡分割优先发展城市工业模式、城乡开通协调发展模式；刘英群从小城镇角度提出了小城镇向大城市区域集中的模式等。

2、从区域范围的角度来研究。广东的“非农产业起步型”和“农业发展型”；广东的大、中、小城市融合、协调发展的模式；江苏的“苏南模式”和“苏北模式”以及上海郊区的近郊扩展型和小城镇型及一般城镇发展型模式等。

四、城乡发展的对策

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以陆学艺、蔡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要通过取消户籍制度、推进城乡体制改革、协调城乡社会关系、实现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但是沈孔忠认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在短期内完全消除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制度创新与完善才是现实途径。

2、完善城镇体系。费洪平、陈烈等学者建议走多元化城市的发展道路，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既充分发挥了大城市的优势，又积极发展了小城镇；叶文虎特别强调小城镇规划；纪晓岚和周志坚特别提出建设农民城的设想等。

3、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多数学者建议从行政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劳动力流动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深化改革以协调城乡发展。

4、产业的协调发展。冯雷、叶忱等认为通过合理布局城乡产业、优化城乡产业结构来实现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纪晓岚、周志坚等认为从乡镇企业的角度通过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规范乡镇企业、深化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等来探讨实现产业协调；孙自铎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业，认为城乡经济协调的关键在于农村经济的振兴和增加农村教育投入。

5、建设功能齐全的区域基础设施和公益服务设施。陈烈、石忆邵等认为共建城乡一体的商品流通网络、交通运输网络、教育科技网络、经济信息网络和资金融通网络有助于加快城乡协调发展的实现。

6、要加强环境保护和城乡生态设施建设。

7、从人口和劳动力方面来保障城乡协调发展的实现。陈烈等学者通过研究特别强调要提高人口素质，从思想观念上消除城乡对立的倾向，切实保障农民应有的国民待遇。

8、从耕地保护的角度来保障城乡协调发展的实现。

9、加大国家对农业的保护力度。农业是弱势产业，特别是面对国际农产品的竞争，我国应对农业实行“绿箱”政策。韩俊认为我国现阶段应加大对农业科研、科技推广、防病虫害研究的投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产品储备设施建设的投入，以及切实落实退耕还林补贴政策等。

五、对我国城乡发展研究的评价

综上所述，近年来，我国大多数学者对城乡协调发展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顺应了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需求。这些研究将城市与乡村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对加快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实践上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将城市与乡村纳入整个系统来研究，强调区域的整体性，为研究城市问题、乡村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多学科共同参与研究城乡协调发展课题，既加深了研究的深度，又促进学科间的交流和发展；因为地区差异，全国城乡协调发展的程度不一，引发了对各种城乡协调发展模式的探讨。

但是，学者们对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关城乡协调发展研究的内容涉及面广，从目标、动力机制到各种城乡协调的模式及限制因素、对策措施，既有从政治上的协调进行研究，又有研究经济上、文化上、基础设施上以及景观上的协调，涵盖了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有的研究停留在表面，研究深度不够；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虽多，但大多散落于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乡村城市化、城市化的研究之中，专门的、系统的研究甚少，还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体系；虽然城乡协调发展的措施对策研究较多，但实践上具有操作意义的较少。尤其是对特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较少并且缺少可操作模式。

（基金项目：2007年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07BJJ015）《河南新农村建设优化配置问题研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平顶山学院重点学科《区域经济学》资助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蔡：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J].中国社会科学，2003.

篇5

关键词：制造业与物流业；协调发展；无模型控制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idea of the multilayer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dynamic large-scale system， the model free control law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logistics industry are discuss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model free algorithm is set up. And then， by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logistics industry system in Foshan city， the best results are explained.

Key wor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logistics industr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odel free control

引 言

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联动与协调发展，是理论界与政府热议的论题之一。经济新常态下，产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在深化劳动分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构建产业核心竞争力以及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物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快速发展需要物流业的支撑，同时制造业的发展也有利于物流业的发展壮大。各地根据国务院2009年颁布的《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精神，制定了本地的相关物流产业规划。2009年12月，广东省政府印发了《广东省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出促进广东现代制造业与物流业有机融合与联动发展，为广东省物流业的稳定与发展制定了行动方案。2015年5月国务院的《中国制造2025》提出，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根据佛山市制造业发展的现状，佛山市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将佛山建设成为中国制造业一线城市。

在当前产业状况和经济环境方面探讨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协调发展方面，思路多样，主要从制造业物流外包角度、物流业的发展、两业联动的发展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所有这些研究都认为制造业与物流业通过相互衔接、互为依托，协调发展，不仅有利于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发展，而且是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但对如何对制造业――物流业系统的发展实施有效控制的研究却甚少。

由于F有研究制造业――物流业系统控制问题的资料较少，因而在把制造业――物流业系统协调发展研究与现代控制理论结合起来的过程中，不容易建立起制造业――物流业系统协调发展的数学模型。人们在控制理论及其应用过程中发现，对于某些被控对象，要实施有效的控制策略并不容易。经典PID控制尽管不需要数学模型，但只能应用于非时变的单输入单输出系统；而智能控制由于包括了领域的专家知识和某些推理结构，而存在一定局限性。同时因对制造业――物流业协调发展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制造业子系统和物流业子系统本身，而且也会涉及到社会经济的许多其他因素，不可能面面俱到。为此，本文讨论不依赖于被控对象数学模型的自适应控制律（无模型控制）以及制造业――物流业系统协调发展的无模型控制方法。

1 制造业――物流业双向控制的大系统结构

根据大系统的多层递阶结构思想，可以设计并建立制造业――物流业协调发展的多级递阶结构如图1所示。

在图1中，最低级（第一级）为制造业――物流业基本模拟模型与局部控制系统。它是一个模型族。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使用行业发展预测模型、投入产出模型等，可以模拟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发展现状，进行制造业――物流业系统的评价，将基础信息目标要求、各种约束条件及有关数据要求等传递给中间级（第二级）；同时接受中间级的控制要求，对子系统内的被控对象进行控制，如配套市政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推进绿色生产、政策法规体制等。

中间级（第二级）为制造业――物流业双向协调控制模型。该级的功能是：（1）分析协调满足制造业――物流业系统多目标要求的各种约束条件；（2）通过大系统自适应协调控制手段，向下对制造业――物流业系统进行双向协调控制，向上提供制造业――物流业协调发展的最优（或次优）策略方案及综合数据信息。

最高级（第三级）为多层次领导决策层。该层通过协调发展指数，采用无模型控制方法，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建立相应的综合评价指标和最优的实施方案，从而实现制造业――物流业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为决策者决策服务。

2 制造业――物流业双向协调控制模型

制造业――物流业系统是复杂的离散系统。根据复杂系统建模的基本思想，从子系统入手，进而给出整个系统的模型结构。因此，首先从制造业――物流业大系统的两个子系统（制造业子系统和物流业子系统）入手来建立整体系统模型结构。

设Xk，Uk分别表示第k时刻第i个子系统输出向量、输入向量，则子系统的模型结构为：

3 佛山市制造业――物流业双向协调控制

佛山市是珠江三角洲仅次于广州与深圳的高速发展的地级市，为了实现2020年成为国内制造业一线城市的目标，必须做大做强物流业，发挥第三利润源泉――物流的作用，实现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协调发展。根据时变参数系统的预测方法及《佛山市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对佛山市制造业――物流业系统各指标进行预测，结果如表1、表2所示。

实现佛山市制造业――物流业协调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盲目冒进就可以完成的，是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在进行控制时只能进行适当的调整。假设2019年各状态指标的期望值为：

x=170 000 000， x=260， x=6 000， x=300 000 000， x=90 000 000

x=11， x=195 000， x=850 000， x=42 000， x=6 900 000， x=7 400

根据不依赖被控对象数学模型的控制方法（无模型控制），可以得到2018年佛山市制造业――物流业控制系统相应的次优控制值为：

制造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万元）u=11 089 753

交通运输仓储业和邮电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万元）u=4 278 615

由此可以看出，采用无模型控制方法，佛山市2018年可以在适当增加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仓储业和邮电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下，就可使制造业――物流业控制系统的各项指标达到预想的目标。

4 结 论

本文提出的制造业――物流业协调发展的无模型控制方法，用“小扰动”手段，结合佛山市的实际，理性强，结构简单、实用，可操作性强，能够有效地应用到大系统的次优控制策略中，在制造业――物流业协调发展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由于所选指标的局限，可能由于未考虑的因素，因为最终的次优控制结果与佛山市的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并不会影响模型本身的理论性与实际操作性。

参考文献：

[1] 董千里，张林，申亮. 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的产业协调度研究[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3）：119-123.

[2] 陶晶. 中国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与策略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2015（35）：29-30.

[3] 汤兵勇，郑飞. 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无模型控制[J]. 黑龙江大学自然科学学报，2001（3）：30-34.

[4] 梁红艳. 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效率影响机制研究[J]. 东南学术，2015（1）：88-97.

篇6

关键词：生态环境； 协调发展； 实证分析； 对策研究

一、引言

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更为突出。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出台，其中明确表明：要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之路。在此方针的指引下，并随着21世纪全球气候恶化的大背景以及我国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现状，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作为国家战略不断被重视。因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研究以及相关实践工作刻不容缓。

二、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定性研究

（一）国外定性研究

1、社会发展以经济发展为主。国外最早研究经济发展的著作，是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之后，20世纪30年代，主张经济发展决定一切的凯恩斯学说诞生。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典型著作有朱利安・西蒙和贝克曼为代表的《资源丰富的地球》和《没有极限的增长》。

2、人类经济活动造成生态环境破坏。20世纪50年代，人类社会爆发第一次环境危机。1962年，美国学者莱切尔・卡尔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一书，阐明了近代工业对自然生态的影响。美国学者米香（Mishan），在 1967年发表的《经济增长的代价》（The Cost of Economic Growth）和1977年发表《经济增长论争》（The Economic Growth Debate）等著作中，表明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环境质量在不断下降。美国学者戴利（Daly）率先给出稳态经济的发展模式，重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3、主张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对于保护生态环境，鼓励资源约束的主张，Georgescu Roegen运用热力学定理从本质上解释了自然环境的局限性，他认为生产耐久的产品，使用清洁能源才是解决环境与经济的矛盾的出路。20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发现著名 “小型化经济”理论，他大力主张小型化经济发展的模式。随后的1972年，麦多斯（D.L.Meadows）等学者发表《增长的极限》，提出“零增长”学说，强调生态环境与经济需要协调发展。

（二）国内定性研究。关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内涵和关系研究，目前国内主流的几种观点如下所示：首先，姜子青（1992）发表文章《协调发展的理论探索――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之一》，认为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共同发展和持续发展”的内涵；其次，李文彦（1997）在著作《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认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就是可持续发展；然而任勇和张坤（1999）认为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是并不等价，前者只是后者的先行条件。最后，陈祖海（2004）认为环境与经济二者之间是动态发展的，二者呈现非线性关系。

三、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定量研究

国内外在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定量研究主要是针对评价模型，其研究思路是，先从宏观角度分析环境与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协调与否，然后对协调程度进行量化分析和评价，最后解决两者矛盾使之协调发展。目前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定量评价模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投入产出模型。投入产出分析法最早是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提出者为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此方法后来被应用到研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发展。后来很多国家，比如日本、美国、中国等都将此方法引进来解决本国的环境经济系统，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二）EKC计量模型。美国学者Grossman和Krueger于1991年最先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曲线反应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倒“ U”型。EKC主要反映技术、贸易、地理等因素对环境的影响，但没有对影响的原因及内部结构进行解释，因此，EKC模型有待于进一步的优化改进。

（三）综合评价模型。环境经济系统是一个综合体，单项评价方法对于环境与经济的协调状况的评价往往不够客观和科学。因此学者们将回归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结合起来构建社会经济与环境系统的综合评价模型。

（四）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该模型是用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来定量分析经济与环境的协调状况，并进行排序比较和分析研究，从而知道相关的环境和经济发展决策制定。

（五）生态经济整合模型。生态经济整合模型由许多生态环境的、社会经济的模块组成，是跨学科，多尺度地研究生态经济系统。此前，L.C.Braat等对于采用数学模型加入到生态经济的整合，形成新的模型方法并对其作出了分析与评价。然而，该模型的研究刚刚起步，尚未成熟。

四、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对策研究

关于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对策，国内外最终落实在自然环境问题方面的解决上。根据现存的对策研究文献来看，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主要两方面原因：制度根源和科技根源，前者来源于 “市场失灵”。针对问题根源，国内外主要运用经济手段解决“市场失灵”引起的生态问题，用技术手段解决科技根源引起的生态问题。

（一）经济手段。在国内外研究中，经济手段有多种划分方法。在国外，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将经济手段的分为五种：收费、补贴、市场创建、押金―退款制度、执行鼓励金。这在哈密尔顿等学者的著作《里约后五年――环境政策的创新》中也有体现，里面的“利用市场”和“创建市场”实则环境经济手段。在国内，部分专家把环境经济手段大致划分成政府援助、税收、低息贷款三类，而有些专家则划分较细，其中还包括污染索赔、排污收费等。

（二）技术手段。目前，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技术手段整体上是以科学技术为依托，不断深入以生态产业为主的循环经济建设和发展。环境技术分为淡绿色和深绿色技术，分别包含减少废弃物产生、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技术。同时也可以直接分为清洁生产、废物处理、生态工程、生态环境恢复等技术。循环经济建设，以科技为支撑，将清洁生产与绿色消费有机结合，旨在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的矛盾，其核心思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五、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都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研究，并取得相众多研究成果。但是目前，协调发展研究工作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没有充分说明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本质，对两者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不完善，使得很难客观准确地评价经济活动导致的环境污染。第二，受行政管理等人为因素以及各区域存在自然条件差异的限制，不同区域的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都是完整独立的。大部分评价模型和实证分析结论只是经验性总结，不宜推广。第三，现有的大部分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依然只是多指标、多层次的堆砌，无法真实反映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

六、结论

相比较而言，定性研究方面国外比国内更为提前，而且研究程度较深较为全面；在定量研究方面，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几乎是国外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研究成果最终都是服务于政府的生态与经济发展方面的对策制定，使其产生社会价值。这就使得对于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研究不仅应注重理论层面的扩充，更应在对策实施方面加大力度。（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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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祖海.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再认识[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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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度；主成分分析；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5.010

0引言

在当前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对于经济发展的支撑与促进作用日益明显与重要，科技的发展程度成为影响一国或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科技的发展又有赖于经济的投入，依赖于经济的发展。科技与经济的发展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辅相成，这已为无数实践所证明。因此，促进一国或区域经济与科技的协调发展，既是经济发展需要，又是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将以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为研究对象，对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程度进行评价，从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旨在促进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的协调发展。

1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系统论创始人L.V.贝塔朗菲（L.V.Bertalanffy）认为“系统是相互作用的多元素的复合体”。从系统的视角考察，区域经济与区域科技为区域发展系统下的两个独立的子系统，同时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表现出两者相辅相成的外在特点。要评价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程度，就需要针对经济系统与科技系统分别构建指标体系，分别进行综合评价，然后再结合两者的综合评价值，进行协调性分析。因此，要对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程度进行评价，首先需要分别就经济发展与科技发展选取评价指标，构建经济―科技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科学合理，取决于对评价指标选取原则的确定与把握。

1.1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1.1.1准确性

准确性指所选取的指标必须准确地反映评价对象的内涵，体现评价对象的本质特征。

1.1.2系统性

系统性主要包括以下三层涵义：一指所选取的指标必须全面，能够评价经济与科技系统的各个方面；二指选取的指标必须层次分明，能够评价经济与科技系统的不同层次；三指所选取的指标必须简略，具有代表性，不会存在信息的重复。

1.1.3总量指标与均量指标相结合

总量指标即绝对量指标，能反映评价内容的绝对量规模，体现绝对量水平；均量指标为相对量指标，能反映评价内容的相对量规模，体现相对量水平。总量指标与均量指标相结合，即能够准确反映相同规模评价对象的绝对水平，又能准确评价不同规模评价对象的相对水平。

1.1.4静态指标与动态指标相结合

一国或区域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既是一种静态角度的状态，又是一个动态角度的发展过程。因此，评价指标的选取过程中，既要注重静态指标的选取，又要注重动态指标的选取。

1.2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评价指标选取原则，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并综合运用采用频度统计法、理论分析法与专家咨询法等多种方法，分别选取指标构建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与科技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从而形成了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3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评价

根据上述评价模型，下文对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与分析。

3.1研究样本、原始数据与标准化处理

以2006～2015年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为研究样本，研究2006～2015年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情况。通过查找南昌市统计年鉴（2007～2016）、南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公报（2006～2015），江西科技统计年鉴（2007～2016）c江西科技统计网等相关资源以及南昌市统计局与科技局调研获得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再根据上文标准化处理方法，可得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值。

3.2分别计算南昌市经济系统与科技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值

。

4结论与政策建议

4.1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状况

从上文2006～2015年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度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可知南昌市―科技系统协调发展情况：首先，考察静态协调，2010～2013年南昌市―科技系统协调发展；2006年与2008年南昌市―科技系统基本协调发展；2007年、2009年与2014～2015年南昌市―科技系统基本不协调发展。其次，考察动态协调，2008年及2010～2013年动态协调度处于上升阶段，此时动态协调；2007年、2009年及2014～2015年均处于下降时期，此时非动态协调。

4.2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分析

从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评价结果来看，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总体处于协调发展状态，经济发展与科技发展基本能够相互适应、相互促进，互动协调；但在有些时期，两者协调性有所欠缺，例如，2014～2015年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既非静态协调，也非动态协调。究其直接原因，是南昌市经济系统发展速度远远低于科技系统发展速度。因此，要促进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当前需要致力于促进经济的加速发展。另外，在稳步提高科技投入的同时，要切实提高科技投入的产出及推进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与经济成果。

4.3南昌市需要坚持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战略

2016年12月17日，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复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这标志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正式成为国家战略。南昌市作为中部六省之一江西省的省会城市，其经济发展无疑面临着宝贵的机遇。但是，在今后经济获得发展的同时，南昌市必须注意经济―科技系统的协调性，坚持科技与经济共同发展，齐头并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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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群经济 协调发展 要素 作用机理

一、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分析的理论基础

1、基础要素:劳动、资本、土地

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对于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这三个影响因素。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指出,土地和劳动两个因素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分别在其著作中强调了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则明确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部分,他指出物品的效用是由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个方面共同作用和协力的结果。

2、动力要素:技术进步

以索洛、斯旺和米德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体系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技术进步决定论”,即首次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单独列出。但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假定技术是一种外生变量,并保持一种固定的增长速度。

以保罗・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家们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将技术变化排除在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框架,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来研究,强调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内生的。

3、产业要素:经济结构

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主要包括二元结构理论与平衡和非平衡增长理论。二元结构理论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传统农业经济与现代工业经济并存的异质结构如何转化为同质结构的问题。与此不同的是,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关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产业与直接加工产业之间的结构变化经济问题,就此问题形成了平衡增长和非平衡增长理论。

平衡增长理论以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战略和拉格那・纳克斯的均衡增长论为代表。该理论强调大规模投资的重要性和全面而合理配置有效资源的必要性,为发展中国家寻找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合理而有效地安排投资项目、调整投资结构、迅速发展民族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非平衡增长理论是从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考虑在经济发展中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分配到最有潜力的产业中,通过这些产业的优先发展,来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分析的主要贡献在于对结构因素(产业结构)的关注,为研究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理论工具。

二、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直接要素的作用机理分析

1、基础要素推动城市群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劳动力空间流动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流动原因是区域(城市群)经济发展不平衡。劳动力需求状况直接影响着城市群劳动力的供给。在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地区,原有劳动力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因而工资水平上涨,从而吸引区域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地区的劳动力流入。对于劳动力流入区域来讲,区域外劳动力的流入,缓解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矛盾。由于劳动力供给的增加,降低了工资水平上升的幅度,从而降低了产品的成本,提升了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这有利于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劳动力流出的区域而言,缓解了区域的就业压力,也带来大量发展资金,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出,区域内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使得原先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得以上升,一旦区域工资水平上升幅度大于劳动生产率上升幅度,产品成本就会增加,将更加缺乏竞争力,进而影响流出地区的经济发展。

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强化劳动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劳动力素质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体质上。从受教育程度方面讲,随着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不断增强,在劳动量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产出量。同时,劳动者对于新工艺、新操作方法的适应能力增强,能够尽快将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从体质方面讲,健康的身体能够保障劳动者的有效劳动时间,劳动力充沛的精力和健壮的身体使其在劳动过程中能增加实际的劳动供给。在劳动力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将会增加经济发展中的实际劳动投入。

资本是城市群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资本以获得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前提下,一个地区能够吸引外部资本的必要条件就是外部流入的资本在流入地区能够得到相对于流出地区较高的利润。投资者在关心投资收益的同时,考虑投资风险,只有在收益足以补偿交易成本和风险时,资本才会流动。而资本的流动有利于降低风险,因为各个区域的发展并不同步,投资范围的扩大,可以将系统风险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转变为非系统风险,从而获得额外收益。对于资本流入地区而言,资本的流入意味着投资增加,资本存量的增加,从而使产出增长加快,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自然资源是指在自然界中,一切能够被人类利用的自然物质要素,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利资源、生物资源、气候资源等。自然资源具有可用性、整体性、变化性、空间分布不均匀性和区域性等特点,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它对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或制约作用。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利于城市的经济发展,对城市群经济持续增长会产生积极作用;反之,则会妨碍城市群经济的协调发展。

2、技术进步要素推动城市群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技术进步是影响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创新要素,对城市群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

技术决定了各种生产要素结合的比例。对于劳动稀缺的区域,宜采用节约劳动型技术;对于资本稀缺性的区域,宜采用节约资本型技术;而对于自然资源稀缺的区域,则应采用节约资源型技术。

技术进步改变了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技术进步对劳动手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大机器代替人工劳动,自动化机器代替人工操作机器以及机器设备不断更新换代上;对劳动对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通过改变材料的物理或化学属性,导致新材料的出现,为人类寻找新的矿产资源提供手段。

技术进步促进了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人类社会的一切技术进步都是劳动力质量不断改善的结果,反过来,技术进步又会促进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先进技术要求劳动者具有高素质,从而迫使劳动者接受更多的教育和技术培训。技术的现代化往往与分工的深化相联系,能使劳动者在专门化的劳动中提高技能。技术进步可以节约劳动时间,从而为提高劳动者的精神素质和体力创造了条件。

3、产业结构要素推动城市群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城市群产业结构对市场需求的适应能力直接决定着城市群的经济发展。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对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表明,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人们的需求结构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变化方向是由需求弹性小、附加值小的产品向需求弹性大、高附加值的产品转移。若产业结构的应变能力强,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结构,使产业结构始终同市场需求结构保持一致,这样的产业结构必将极大地推进经济发展。反之,将阻碍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状态决定着城市群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状态是指三次产业是否协调发展,二次产业中的制造业是否与资源配置、生产要素的现状相适应,整个城市群产业是否与区域内外的市场需求相适应等等。尤其是,在城市群产业结构状态中,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比例、产业专业化水平以及第三产业的发达程度将直接决定着城市群的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若以上这些方面是肯定的,说明城市群的产业结构状态良好,整个城市群经济就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反之,将阻碍城市群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实现产业结构促进城市群经济发展的手段。产业结构高级化包括两个调整过程:一是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它是使产业部门特别是三次产业部门按市场的需求结构形成恰当、协调的比例关系的过程;二是在产业结构协调合理的基础上,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使产业结构在更高的档次上实现比例协调,即由一种平衡状态上升到更高级的平衡状态的调整演变过程。城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演变方向是: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渐上升,第二产业的比重逐渐降低;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化,再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演进;工业内部逐渐由原材料、初级产品为中心向组装加工业,再向以高、精、尖工业为中心演进;由低附加值产业向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演进。

4、基础设施要素推动城市群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基础设施包括能源系统、给排水系统、交通运输系统、通讯系统、环保系统、社会保障系统等六大系统。城市群的基础设施是城市群经济发展中供给基础的主要部分,它对城市群经济发展具有促进效应。

从短期看,基础设施的建设将提高生产率,促进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作为一种中间产品直接投入城市群生产体系,对生产行为和生产率的提高有直接作用。同时,也可作为最终产品供居民消费,提高他们的福利和生活质量,进而提高劳动效率,由此间接地影响生产过程,提高生产率。

从长期看,基础设施的改善是提高城市群吸引力的主要因素。基础设施无论是作为直接投入生产的中间产品,还是作为供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都会成为企业选址和居民迁移的吸引因素。完善的基础设施将增强城市群的吸引力和比较优势,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和企业流入、扩大经济规模、促进产业的置换和结构调整,从而实现经济的增长。

三、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间接推动要素分析

1、城市群与城市相互作用因素

城市群与城市的相互作用,它可分为五种类型,一是城市与其所处的城市群的相互作用,二是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三是城市与域外城市群的相互作用,四是城市与域外城市的相互作用,五是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的相互作用。

城市群与城市之间相互作用至少需要满足下列条件:差异性、关联性、通达性,三者缺一不可。差异性是前提条件,它是城市与区域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条件;关联性是产生相互作用的决定性因素,是相互作用的动力;通达性是产生相互作用的载体。要增强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就要增加城市群与城市的相互作用,这里相互作用包括中心城市之间,中心城市与边缘城市之间,以及边缘城市之间。

城市群与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城市群与城市的各要素配置到最适合其发挥效用的地域空间,增强城市与城市群的秩序感和时空感,使城市与其所处的城市群环境之间构成为一个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即城市群经济形态。

城市群内部结构功能分工直接影响和制约城市群的整体功能发挥,其整体发展的战略定位又直接影响和制约城市群区域与各行政区域之间、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所以,各个城市的功能定位既要考虑城市本身的现有基础和发展潜力,更要考虑在整个城市群的地位和作用,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共赢。如此一来,城市会在城市群环境中汲取营养,达到单一城市难以达到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中心城市会得到边缘城市的支持,边缘城市也会得到来自中心城市的反馈,从中心城市汲取发展需要的先进技术,依托中心城市的市场。与此同时,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分工也体现了这种相互依托的关系。

2、城市群内部企业活动因素

如果说城市群与城市之间通过相互作用为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宏观动力,那么组成城市和城市群的经济运行的各个企业的活动是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微观动力。

城市是企业以及各个实体竞争的场所和载体。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的基本功能是通过吸纳资源和组合要素,从而创造财富、实现价值。企业的强盛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城市中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也影响到城市其他功能的拓展和城市环境发展水平。一个城市的发展首先是它的企业的经营业绩提高,收益增加,进而通过税收推动城市政府收入增加,通过工资推动城市居民消费能力增加,达到市场的繁荣。城市的发展又带动城市群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实现协调发展。

城市群的协调发展要求城市群中的各个城市培养各自城市的竞争力,培育自己的明星企业,防止由产业结构趋同带来的弊端。作为经济活动细胞的企业获得发展会促进整个城市的发展,企业发展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可以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体现。

企业的发展为城市群发展提供直接的带动作用。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会给城市创造更多的GDP,会改善整个城市和城市群的就业情况,给城市政府带来更多的税收,不仅如此,企业的发展会带动与之相关的整条产业链条的发展,带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成长,给整个城市注入经济活力。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一座有活力、竞争力和吸引力的城市不仅要孕育新的产品,而且要孕育新的生产过程。单个企业或者厂商在一个特定地区运行的成本比较高,抗御风险的能力比较弱,也很容易因为区位条件的变化而迁移,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使大量相关企业围绕一个产业链条组织起来,相互协作又相互竞争,形成企业集群和产业集群。事实上企业集群是很多国家国民经济、区域经济,甚至城市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尤其如此。

企业的发展也间接促进城市群的协调发展,经济效益好,知名度高的企业会给整个城市和城市群带来较高的声誉,促进城市群品牌效应的形成,促进地区经济环境的改善,从而增加城市对投资的吸引力。这些企业还有可能成为城市产业集聚的核心企业,给城市的专业化发展指明方向,促进城市群内城市的分工合作。

综上所述,促进城市群经济的协调发展,就应该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微观动力入手,使企业在城市群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采取各种手段促进企业的发展。

3、生态环境因素

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

生态环境是城市群经济发展的自然基础。在一定的条件下,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和环境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要取得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就可能要以牺牲生态环境质量为代价;要使生态环境得到较好的保护和改善,需以适当降低经济发展速度为代价。但这种替代关系是有一定限度的,尤其是当生态环境质量下降或破坏到一定程度后,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不能继续换取经济的发展,而且会使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和遏制。因此,城市群经济的发展必须以生态环境质量为前提。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协调互动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统筹。把自然、经济、社会和环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统筹考虑,实现经济发展、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相互协调和有机统一。

我国城市群生态环境恶化,环境污染严重,资源过度消耗,水资源危机等等,阻碍了城市的持续发展。生态城市群是建立在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更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成果,是按照生态学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型社会关系,是有效利用环境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生产和生活方式。生态城市群的建设将有力地促进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全社会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综合协调。

良好的生态环境系统为城市群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使城市群得以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同时,城市群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又为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改善、重构生态环境系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只有二者协调发展,才能确保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注:本文系浙江省科技计划(软科学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09C2502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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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1.1目前，由于各学者学科背景的差异性，针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的侧重点不同，给出的相应指标体系并未达成一致看法.因而，在对不同区域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时，应避免盲目效仿，而应从研究区域实情出发，合理选取评价指标.为此，本文以协调发展理论内涵为依据，从区域环境与经济发展特征出发，遵循指标科学性、系统性、可获取性的原则，参考了近些年发表的关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并对使用频率较高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和独立性分析处理后［23］，最终选取了27个评价指标构成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1.2数据来源文章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及相关计算主要来自《山东统计年鉴2013》［24］，部分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2研究方法

2.1数据处理与指标权重赋值

2.1.1数据处理由于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较多，为了消除指标间量纲的差异，使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需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无量纲化通常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用于计算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中不同指标的功效系数。

2.1.2指标权重的赋值不同指标在评价系统中的重要性不同，当前学术界对指标权重赋值采用的方法众多，主要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由于每种方法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片面性［26］，本文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求出指标权重后，再将两种方法所得权重进行综合处理，结果即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各指标权重。

2.2协调发展度模型

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状况，借鉴相关协调发展研究［3］的基础上，从耦合协调发展定义出发，建立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协调度只是反映f﹙x﹚与g﹙y﹚两个子系统有序发展关联性和互动耦合作用，并未体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为此，在协调度的基础上引入协调发展模型，以进一步反映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协调综合发展程度。通过﹙4﹚、﹙5﹚两式，测算了山东省2003年以来10a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协调发展度类型划分标准见文献［28］.

2.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预测

预测是进行决策与调控的基础，现有的预测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法等，这些方法难以适应系统复杂、数据量少的问题.灰色系统GM﹙1，1﹚模型不仅预测精度高，也能在数据有限、系统复杂的情况下有很好的预测效果［29］.为了深入探究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在未来发展趋势及演变情况，在协调发展度结果的基础上，通过GM﹙1，1﹚模型对其未来协调发展度进行预测.

2.3.1协调发展度预测根据GM﹙1，1﹚预测模型，得出社会经济预测模型为。

2.3.2预测精度检验为了检验模型预测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根据式﹙6﹚、﹙7﹚得到2003−2012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预测值﹙见表4﹚，并将预测值进行残差检验和后验差检验［30］，结果均满足预测模型精度要求.根据表4预测值，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误差都较小，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0.96%、2.19%.故在未来经济波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本文所建GM﹙1，1﹚预测模型可以用来进行预测.

3结果与分析

3.1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时序变化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的趋势.从时序发展速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指数发展变化快，除2008−2009年稍有放缓之外，其他时间段均为均匀快速上升增长.与社会经济相比，生态环境则呈波浪形缓慢曲折发展.生态环境效益除在2006−2008年发展较快外，其他时间段平缓发展，且慢于社会经济.从效益指数值来看，生态环境效益初始值较高，但发展缓慢，且在2003−2006年为负增长，因而10a内变化量不大，社会经济效益初始值虽较低，但发展速度快，效益指数与生态环境差距不断缩小，自2010年超过环境效益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从效益指数变化幅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变化幅度大，平均年变化率为8.89%，生态环境变化幅度小，年均变化率仅为0.75%.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环境对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制约作用.山东省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大户，也是受渤海跨海通道建设影响最明显的地区之一.因此，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山东省要积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向促进和良性循环协调发展.

3.2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析图2为协调发展时序动态，从协调发展类型来看，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处于0.660~0.852之间，即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向良好协调发展阶段转变，说明山东省当前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良好.根据协调发展度类型划标准，协调发展度可以明显分为3个阶段：2003−2004年为初级协调发展阶段，2005−2009年为中等协调发展阶段，2010年后开始转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在初级协调发展阶段中，经济发展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说明此阶段山东省生态环境发展状况较好.在中等协调发展阶段，虽然经济发展仍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二者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到2009年时，生态经济转变为经济环境同步发展型，反映了此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比例配合得当.在良好协调发展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距离继续缩小，协调度不断提高，并在2010达到协调度最高点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开始滞后，生态经济在2012年开始转变为良好协调发展环境滞后型协调发展类型.在图2中，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均呈平稳发展态势，反映了各指数内在的互动关系和相互约束作用.生态经济协调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综合评价指数则相对较低，表征了在测度时间段内，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虽是协调有序、相互影响，但由于各子系统低水平效益，未能使系统整体功能增强，因而协调发展度未能达到较高水平.在此阶段，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是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了在一定时期内，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主导方向是不断加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协同共生、促进物质交换频度的同时，努力提高二者的功效水平，增强系统整体功能.

3.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结果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模型，通过式﹙4﹚、﹙5﹚计算得到2013−2030年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状况，其发展趋势见图3.按照现状预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趋势将总体上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状态.在协调度中，协调度曲线自2010年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渐持续快速下降，并于2030年低于0.4.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滞后，使得原本处于协调一致状态的两个子系统数量上比例失调，结构上缺乏有效的相互促进和协同一致的交换匹配，导致二者之间的演化趋势背离系统整体的良性互动，从而引发对生态经济系统的负反馈调节和约束作用，促使其协调度不断下降.协调发展度曲线初期由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提高而在发展初期不断攀升，并于2024年左右达到其最大值，但由于受生态系统协调度不断下降的制约和瓶颈作用，使得协调发展度在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下降，并呈加速衰退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促进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不仅要体现系统总体功效的协调，也要达到系统内部结构的和谐有序.2013−2030年是按照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自2003年10a以来协调发展变化作出的预测，是在渤海跨海通道“零替代方案”下得到的结果.然而，渤海跨海通道的建设势必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山东省生态经济的协调性，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负向影响.因而，这种只重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以环境保护发展滞后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难以维持区域的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必须在当前及未来的发展中引起高度重视.

4结论与讨论

篇10

尊敬的张建星社长、朱从玖省长，各位专家：

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参加由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主办的“实施标准化战略 践行新发展理念”研讨会。在此，我谨代表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向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今年9月9日，为第39届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大会发来贺信，指出“标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标准助推创新发展，标准引领时代进步”，并向世界宣布“中国将积极实施标准化战略，以标准助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关于标准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明确指出了我国标准化工作方向，为开展好标准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从经济建设、社会治理、生态文明、文化建设、政府管理以及国际标准化等方面对“十三五”期间的标准化工作进行了部署，充分体现和贯彻了新发展理念。

标准是创新发展之翼。创新与标准相结合，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能促进相关产业倍增发展，形成强有力的增长动力。

标准是协调发展之基。推进协调发展，需要发挥标准的协调、规制和导向作用，促进服务业与工业、农业融合发展，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标准是绿色发展之器。标准是环境保护的硬约束，是绿色制造的催化剂，要加强节能、节地、节水以及环境、质量、安全等标准的制定实施，加快标准升级步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标准是开放发展之桥。标准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规则，是服务和货物交易的“通用语言”。推进开放发展，需要我们同世界各国一道，深化标准化合作，共同完善国际标准体系。

标准是共享发展之要。推进共享发展，需要以标准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公平规范的市场秩序、推动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

我们认为进一步推动实施标准化战略，践行新发展理念需要从这几个方面下功夫。

强化理论研究，抓好系统布局。以治国理政战略思想为指导，探索掌握标准化发展规律，归纳总结我国标准化工作成功经验和方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理论体系和科研成果，指导全国标准化工作实践。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创新驱动。要按照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要求，整合精简强制性标准，以改革促进创新，推进科技研发、标准研制和产业发展一体化。

注重协同推进，完善共同治理。坚持“放、管、服”相结合，发挥市场对标准化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发挥政府作用，调动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性，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形成标准化共治新格局；广泛开展标准化科普知识的宣传普及，夯实标准化基础。

加强统筹协调，形成规则合力。坚持各类各层级标准协同发展，发挥标准对法律法规的技术支撑和必要补充作用，形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规则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