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调发展的必要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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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区域均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学研究中的永恒主题和重要课题,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区域经济关系则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也是目前区域经济学中内容最为丰富的研究领域。研究和探讨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的机制设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就我国而言,从建国初期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再到如今的区域协调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我国已然经历了区域发展模式的战略性转变。当前,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区域差距逐渐加大、贫富分化不断加剧、区际矛盾日益突出,促进和加快实现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迫在眉睫。因此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的机制设计对于我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颇具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1对概念的界定和认识
区域均衡发展,是指在区域间存在发展水平差距的背景下,继续发展先行地区经济的同时,逐步实施重点转移和政策倾斜,促使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提速”,趋向于缩小地区间的差距,最终实现相关区域发展水平接近或收敛的过程和状态(郭甍,王少林,段晓华 2006)。“区域均衡发展”在概念内涵中强调各区域的发展结果和发展水平的格局和态势,要求各区域最终发展水平的平衡与相近,实现水平差异的最小化,对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增长模式、相互关系等范畴不做界定。
区域协调发展是相关区域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发展上相互联系、关联互动、正向促进,区域利益同向增长,区域差距趋于缩小的过程和状态。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是实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和谐、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社会的共同进步(李兴江,唐志强 2007);具有“密切区域经济联系、促使区域分工趋向合理、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4个标志(彭荣胜 2008)。“区域协调发展”在概念内涵中强调各区域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和角色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区域差异逐步缩小的要求,对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共同涉及的领域、相互关系等范畴做了界定。
笔者认为,区域均衡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同一个问题就是区域发展模式和关系问题,两个方面就是前一个强调宏观整体最终状态和最后结果的态势与格局;后一个强调整体中的个体之间在发展过程中的关系体现和路径追求。
“区域均衡”与“区域协调”两个概念之间不存在单向的包含和推演关系,简单地说,均衡不一定协调,协调也不一定均衡;协调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促进均衡的实现,比如产业梯度转移、要素跨区流动、区际分工合作和专业化、市场和基础设施共享、先行地区拉动落后地区发展等等,实现差距缩小和发展均衡;均衡也只是在一定程度可以促进协调的实现,两个概念都提到了“区域差距逐渐缩小”,试想如果区域差距过大导致区域间失去互补的空间和联系的结点,那么协调就无法实现,因此均衡的过程和结果必然伴随着差距收敛从而为协调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针对“均衡”、“协调”、“发展”等相关概念,很多学者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理念,有助于我们从概念、关系和过程认识方面更好地切入和探讨均衡与协调发展的机制设计。
“非均衡协调发展”:审慎地使区域发展不均衡,同时保证差距不致过大和相互间协调共进,是在发展推动资源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实现宏观整体较快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区域发展中先实现保证协调和适度不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发展,然后以非均衡协调态势促进均衡与趋向均衡的实现
“发展中均衡”:与“均衡中发展”相对,前者是指以发展为首要目标、在发展中兼顾相对和动态均衡的过程与结果的强发展;后者通常是指单一的、平均的或者不合理的均衡下的弱发展。在现实区域经济发展中,往往可以借助非均衡发展过程,达到高水平、高效率的空间均衡;否则很可能是低水平、低效率的均衡发展和普遍贫穷。(曾菊新1996)
“动态均衡”:区域经济发展中所表现的均衡发展与一般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有所不同,它更强调是一个动态过程。均衡是非均衡这一发展过程的最终结果,均衡是动态的,它需要经过非均衡的运动上升和发展到新的均衡态,即旧的均衡不断被打破,新的均衡不断建立,经济运行的总体均衡中包含局部的非均衡。(陈秀山,石碧华 2000)
2 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的机制设计
2.1 机制设计的内容与原则
何谓“机制”?“机制”是在一定的动力驱动下,相关主体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按照一定的路径和方式,达到一定结果的机理和制度。这里的“机理”是指运动、演变、联系与作用的原理;“制度”是指组织形式、运行规则、工作方式和演变路径。
在机制设计过程中,需要确定和设计机制最初的驱动力或驱动主体、以及驱动作用点和作用方式,然后在已知原理的指导下,设计出承受动力作用而运动变化的相关主体的组织形式和运行路径,使其在动力、组织和路径的复合作用下达到目标状态;简单地讲,主要就是设计驱动主体和路径。
在设计中首先要遵循“机理指导下组织与路径设计”与“目标约束下组织与路径设计”双重兼顾的原则,注意驱动力及作用点、作用形式的可行性、科学性与可获得性,同时要遵循给予一定的激励与约束保证相关主体自觉选择和步入已设计路径的原则。
2.2 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机制的驱动主体与路径
根据驱动主体的不同,笔者认为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机制包括四部分子机制:上级政府推动机制、先行地区拉动机制、落后地区自我发展机制、其它帮扶机制。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通过刚才对相关领域重要理论的回顾和分析,我们得出应当以政府行为作为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机制的主要驱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该机制是一种非市场机制或者非完全市场机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市场机制在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笔者认为,整个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机制应当是嵌套在市场机制中政府行为驱动机制,应充分重视和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以政府行为驱动机制为引导,实现机制的最终目标
任何经济系统的发展,本质上说都是产业部门的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也不例外,其本质是区域内产业系统和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发展。因此在机制设计中,应把产业系统作为首要作用点和影响层次,充分重视机制路径中对产业系统的作用和效果,之后再设计具体投资行为、收入与消费等作用层次。
3几点建议与思考
3.1 将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置于战略高度
各级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在思想和观念上将区域发展的均衡与协调摆在战略层面的高度上。从长远出发、从全局出发,在整个区域发展战略中体现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的谋略和规划。不仅上级政府和落后地区政府要重视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的战略地位,先行地区也应当给予充分关注,切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想法,切忌贪图自身快速发展的“蝇头小利”而忽视长远的、宏观的战略收益。
3.2 正确认识区域均衡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
作为整个机制驱动主体的各级政府,一定要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区域均衡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均衡与协调虽然在一定条件可以相互促进,但是两者之间没有单向的包含和推演关系,要以均衡为目标和结果、以协调为关系和过程将两者统一在区域发展的实践当中。既不能为了追求绝对的、静态的均衡而导致宏观区域的低水平发展与不协调,也不能只追求效率和速度而忽视了区际差距和区域协调。在发展中求均衡、以非均衡协调的过程来实现最终高水平的区域均衡与协调。
3.3 清楚认识各级政府在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总体来看,本文设计的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机制应当是嵌套在市场机制中政府行为驱动机制,应充分重视和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以政府行为驱动机制为引导,实现机制的最终目标。各级政府都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在充分尊重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合理运用自己的行政职权和社会经济干预能力,对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起到驱动作用。从各个子机制关系来看,上级政府、先行地区和落后地区要分别以主体关键作用、协助配合作用给自己定位。
篇2
关键词:城镇体系;规划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城镇在区域中的中心地位更加突出,城镇的区域作用范围更加扩大,城镇之间的互动互存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加密切。因此在城镇规划中,研究城镇的区域带动作用、注重推动城镇之间的有机协调与共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1.城镇体系与城镇体系规划
城镇体系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由一系列不同规模、不同职能、相互联系的城镇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现象,城镇体系研究是认识区域城镇发展特点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区域城镇体系是与其社会经济发展背景相适应的。
城镇体系规划是政府行为,是国家或一定区域政府引导和协调区域城镇合理发展与布局规划;考虑到城乡发展的连续性,称为区域城乡空间发展与布局规划将更为准确。
区域规划的本质特征是多个发展上相互影响密切的行政单元通过制定共同的协调发展目标、发展政策和发展公约,实现协调发展的过程。从组织形式上讲,这种协调可以是由上而下的,也可以是由下而上的,但本质特征都是协调的。
由于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规划比较注重如何计划所确定的建设项目,而且都是单个行政单元(通常是以一个镇为单位)独自进行。注重本辖区的发展,但对区域发展所包涵的其它更广泛的内容研究不充分,对区域协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2.不同时期城镇体系规划的特点
城镇体系规划兴起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局限于当时的体制和经济发展理论和方法,城镇体系规划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国家的资本得到均衡配置。因此,城镇体系规划的着眼点就在于确定城镇的性质和规模。即是建“场”还是建“镇”,可以配置何种产业和部门,可以发展到多大的规模。随着中国的的对外开放,经济体制得到不断地改革与发展,中国的城镇体系研究和城镇体系规划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
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开发力度的加大,市场机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作用越来越明显,城镇的发展方向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城镇体系规划逐渐与城市总体规划结合,成为研究和确定城市性质的重要手段和依据;但当时,规划还带有限制资源、资本外流动的企图。
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多元化发展促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城镇与区域发展的客观联系和城镇发展建设的客观条件,城镇体系规划开始重视城镇发展条件评价,开始研究城镇区域协调的多重发展机会。
但是,多年来城镇体系规划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忽视了对区域整体发展效益与利益的研究。这是由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作用下形成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发展观念所决定的。
3.当前开展城镇体系规划要注意的问题
3.1要适应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
政府在发展市场经济中的中心职能就是强化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城镇体系规划要为政府引导区域城镇发展提供宏观调控的依据和手段,它的主要任务是:
(1)规划要以区域为整体,着重研究如何完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促进区域各行政单元的互补和协调发展,来确定城镇发展战略。要把确定和引导城镇体系完善与发展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作为规划的重点和核心内容。
(2)要在维护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对区域开发活动的空间布局和时序进行引导,协调和控制对区域整 体发展不利的开发活动。通过合理、妥善的组织,实现区域功能互补,基础设施共享,最大限度地减少无序竟争,降低区域开发成本。
(3)要适应投资体制改革的需要,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促进基础设施的投资取得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保障社会公益性项目的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3.2建立整体规划的观念,不能就体系论体系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投资是区域开发的最基本投资来源。计划部门通过“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按行业和部门分配建设投资。由于这样的计划和投资体制,形成了部门发展和地区发展之间的矛盾(即所谓“条块分割”),导致产业发展与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同样的原因,区域规划也是按部门进行的。“条块”分割的规划不可避免的要强调规划者的利益,而区域发展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一旦被规划者的利益所替代,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协调“条块”利益奠定了基础。但是,还必须要强调树立“整体规划”的概念,开展以区域整体发展为主体的区域规划,并建立必要的机制,保障区域可持续发展。
城镇体系规划是以城镇(居民点)为主体的综合性区域规划,要全方位地研究影响城镇化的各项因素。城镇体系规划以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为基础,但绝不仅仅是简单地规划城镇体系。要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化和城镇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研究。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化和城镇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最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受市场的支配而自由流动。因此,规划要加强对生产要素流动规划律,以及各项要素对城市化与城镇发展作用关系的分析和研究。
制订综合性的规划,必须具备全局观念;实施综合性的规划,必须借助各部门的力量。
3.3注重强化协调的手段和措施
资本多元化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规划不仅要维护投资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要维护公众利益、区域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必须要强调协调。
区域规划的本质特点是超越行政区划,把多个行政单元、多个利益主体协调在一起,谋求整体发展,协调发展是它的核心任务。
协调的目的是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带动区域发展;协调的重点是区域与城镇发展的协调和城镇与城市(镇)发展的协调。
协调的内容是包括对开发内容的协调、空间的协调和开发时续的协调。
由于不同的地域层次、不同的功能空间协调的问题和手段不尽相同,因此要以区域发展差异分析为基础,把握协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时,还要注重对实施机制和调控手段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如何高效地安排建设,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有效地实施控制。要把区域城镇发展布局与区域土地利用紧密地结合起来,走产城一体化之路。不仅要对开发活动在空间和时间上作出合理的安排,而且要从维护域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目的出发,综合考虑长远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需要,在空间和时间上对不合理的开发活动进行限制。要把对区域土地开发利用活动的控制,作为间接调控区域开发和产业布局的重要手段,从而使城镇体系规划具有可操作性。
3.4要加强区域城镇发展条件分析和综合评价
进行区域城镇发展条件分析和综合评价的目的是,明确区域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发现问题,提出对策要有大局观念,既不能局限于行政区域,更不能就区域而论区域。
3.5要提高规划的针对性和可依据性
要开展多目标、多方案研究。这里所说的多方案,是指与区域发展战略研究相结合的多重发展目标引导下的多方案。这些方案应并行地纳入规划成成果,以利于政府实施对区域发展与建设的动态管理。
3.6要特别重视城镇规划政策研究,建立健全区域规划的实施管理机制
区域规划要针对政府权力有限性的特点,把握住各级规划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规划不仅要研究规划方案,而且要研究调控的标准和政策。规划的成果也要趋向系统化,既有规定性的,也有指导性的;既有约束公众的,也有约束政府部门的。
实施区域规划,必须有相应的协调和仲裁机构,必须有相应的行政机制和法律依据。也就是说,不仅要使编制跨行政区域的规划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要使规划实施得到保障。
4.结语
充分重视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交通、信息传播技术以及能源开发技术的发展,对城市产业结构、居民生活方式、城市布局和区域城镇空间结构的影响。
参考文献:
篇3
一、*国有资本带动*地方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
1.*与*地方经济协调发展,对保障区域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加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企业的发展状况。实践表明,一个地区经济的良性发展,与大企业的发展,以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合理配置与分工密切相关,其中大型企业的竞争力和产业带动力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按照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的要求,加快推进东北振兴战略,加速*经济隆起,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区域经济活力,必须注重当地大企业的做大做强,尤其是注重*这样的中央国有企业的产业带动作用,形成大中小企业的合理结构与分工,增强区域产业竞争力。
2.*与*地方经济协调发展,是双方发展的迫切需要。*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支撑,二者深入融合,必将推动*和*地方加速实现发展目标的步伐。*要进入世界500强,需要*地方为其创造改革发展稳定的环境;*深化内部改革,也需要地方的紧密配合和鼎力支持。只有*实现“两步跨越”、进入世界500强、建设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钢铁企业的目标和*地方实现“总量倍增、位次前移、追赶沈大、殷实和谐”的目标都实现了,才能确保*老工业基地总体目标的实现。
3.*与*地方经济协调发展,是*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6年末,*的工业增加值、上缴税金、实现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等各项指标分别占地方总量的64.6%、77.3%和40%左右。这说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显赫地位。但同时也说明*经济在当地“一枝独秀”,*国有资本在当地的带动力和影响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4.*与*地方经济协调发展,是*的社会责任。*与*地方经济协调发展,是*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交流合作的客观需要。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新形势下,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社会责任已成为国际社会对企业评价的重要内容。国有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可以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影响,也是国有资本发挥更大价值的体现。*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城市供暖、供气,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解决*厂办大集体离退休保险待遇,抓好生产安全和稳定工作等方面。*是地方煤气、余热水最主要来源,为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做出特殊的贡献。在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近几年,*对环保生态文明建设的投入逐年增加,分别占地区总投入的67.9%、64.1%和73.1%,为中央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了表率,发挥了*国有资本的社会效益。
二、*与*地方经济协调发展的可行性
1.*具备带动和辐射地方经济的实际能力。一是资源优势。*的钢铁资源及“三废”资源,是地方拉长钢铁产业链和精深加工的雄厚资源。二是市场优势。*每年超千万吨的钢材生产能力,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作为国内著名的企业品牌,潜在的市场资源是不可限量的。同时,*每年向外采购大量的生产原料和配件,投入资金上百亿元,有能力拉动地方工业的配套发展。三是技术优势。钢铁产业的先进技术、设计及装备是*能够带动地方发展的优势。
2.*与*地方融合协作具有广阔的合作领域。一是地方承接*的产业和产品转移项目,加工生产*所需要的配套产品,可以形成*以钢材生产为主,地方以*产业上下游钢铁和矿产资源加工等链条延伸的产业集群。如围绕钢铁产品深加工、煤系化工、废渣利用等项目具有极大的潜力。二是围绕*的钢铁资源优势,联合发展装备制造业极有前途,推进装备制造业的跨越发展。三是围绕提高*老工业基地国际竞争力需要,联合开发和建设辐射全国的钢铁物流信息市场具有现实可能性。四是为*配套加工生产、发展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及与市场相适应的其他新兴产业,可以实现地方与*产业和产品的差异化与错位化发展。
3.国务院国资委更加重视大企业大集团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带动作用。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8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8全球投资促进高峰论坛”上表示:“要为大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发挥大企业的系统集成作用,支持大企业发挥资本实力、技术、品牌、信誉、营销体系、供应链网络等方面的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是我国重要的钢铁工业城市和老工业基地,在东北地区是第五大城市,*7年在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中排名第34位,是东北振兴的主要力量。同时*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支撑,今后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必将加速*与*地方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快推动*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发挥*国有资本更大的价值。
近年来,“地企融合、共兴共荣”的发展理念已经结出丰硕成果,据统计,*2~*7年*与地方合作项目总投资达146.9亿元,初步发挥了*国有资本的带动力和影响力。虽然*与*相互融合协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与当地的社会、文化、经济融合较少,信息沟通不充分。目前的融合协作只是初级阶段,表现在双方合作层次不够高,适应产业结构和经济布局结构调整、资产重组、拉长*的产业和产品链条等深层次的联合协作项目不够多。二是*地方的载体和配套功能尚须进一步强化。这些问题和困难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国有资本在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大的价值体现。
三、*与*地方经济协调发展的重点任务
1.做强*主导产业,全力推进*加快进入世界500强。要加快推进*钢铁主业发展。不断支持深化*内部改革,地方要重点配合*解决厂办大集体问题。为*改革发展创造稳定的有利环境,构筑“*工业园区”,为*企业扩张、企业搬迁改造提供足够空间。
篇4
内容摘要:本文根据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从空间整合视角分析了促进“中部崛起”的新思路。在分析构建由武汉都市圈、长株潭3+5城市群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组成“中部金三角”设想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中部金三角”设想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中部崛起 中部金三角 必要性 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对区域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基于经济学(微观和宏观)、管理学、政治经济学视角而展开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意义等理论层面,如何具体操作,尤其是从空间整合视角的研究成果较少。
本文拟从空间整合视角出发,按照区域合作相关理论的要求,提出一个促进中部崛起的具体设想,即由武汉都市圈、长株潭3+5城市群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共同构建“中部金三角”。
构建“中部金三角”的必要性
“中部金三角”是指中部地区地理位置接近的武汉都市圈、长株潭3+5城市群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共同组成的经济区域。通过三区域之间分工协作,在结构效应、集聚效应、同步效应、空间近邻效应、乘数效应和扩散效应共同作用下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一)构建“中部金三角”有利于促进国家整体区域协调发展
中部地区位于我国内陆腹地,面积占全国的10%以上,人口占全国的28%以上,城市数占全国的1/4多,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23%以上,具有承东启西、联南络北、辐射八方的交通地理区位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却塌陷了(周绍森等,2003)。“中部金三角”国土面积占中部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强,人口占全国四分之一以上,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涉及地市级城市25座,位于沿长江经济带、沿京九经济带、沿京广经济带的交汇点,覆盖我国两大淡水湖,毗邻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中原城市群,承担着我国创新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两型社会建设等重大任务,在“中部崛起”乃至国家区域发展格局整体优化中居于重要地位。
(二)打造“中部金三角”是建设中部核心增长极的必然要求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弗里德曼认为,在若干区域之中,个别区域会率先发展而成为“中心”,其它区域则因发展缓慢而成为“”。在经济区域成长过程中,“中心-”区域结构是基本结构,只有到发展后期,才由于精英崛起或中心精英向转移,形成多中心的区域结构(陈秀山、张可云,2005)。据此推知中部地区建设核心增长极是中部地区整体起飞的必然要求。
“中部崛起”措施实施以来,各省市都在朝建设中部中心挺进。如湖北的“武汉都市圈”,河南的“中原城市圈”,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江西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安徽的“省会城市群”和“沿江城市群”及山西的“晋中城市群”。但是,迄今为止,中部六省经济实力相当,经济结构类似,没有一个省或区域能够担当事实上的中部区域“中心”。
“中部金三角”地处中部之中部,地区生产总值排在“长三角”、“珠三角”、 “京津冀”与山东半岛城市群之后,是国家经济发展“第五极”,是“中部崛起”难得的核心。其影响不仅仅会波及整个东部地区,甚至有可能惠及周边西部地区。
(三)构建“中部金三角”是探索行政交界处发展新路子的必然要求
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地理相接,相互之间以省级边界线为起点,向各省内部横向延展形成大面积交界区域。这部分区域原本在自然、经济、区位、文化、习俗等方面都具有同质性,但边界的刚性作用限制了其相互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在市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以邻为壑”;在能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无视外部不经济现象的存在与恶化。继续人为地制造相对独立、封闭的社会经济运行系统,既不利于区域产业链延伸和产业群集聚发展,也不利于本区域能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及本区域脱贫致富。如果构思建设“中部金三角”,加强三地在产业分工布局、市场一体化和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合作,将有可能改变三省交界区域目前区域和各自封闭开发的态势,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加快我国统筹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进程。
(四)打造“中部金三角”是促进中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必然要求
首先,“中部金三角”是扩大内需的主阵地。一方面,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后,东部产业基本上是通过在中西部建立分厂或直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方式扩大内需;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为了取得与发达地区竞争的主动权,往往对资源性产品进行深加工,以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而扩大投资需求;再加上中西部地区强大的消费市场需求,“中部金三角”必然是扩大内需的主阵地。
其次,“中部金三角”是产业高级化的主阵地。尽管“中部金三角”三次产业结构也呈“二三一”态势,但是,自2004年以来一次产业占比在12%到16%之间,与长三角、珠三角的3.3%、2.4%的差距较大;第二产业大多以基础制造产业为主,自主品牌少、高新科技产业技术含量不高;第三产业主要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现代服务业不发达。因此,“中部金三角”产业结构高级化任务迫切。
最后,“中部金三角”是科技创新的主阵地。武汉全国科技创新能力排名第三,科技综合实力、科技转化能力分列第四、第五位(倪鹏飞,2005),是2010年首批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之一。其中,“武汉•中国光谷”是国内最大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生产基地、光通信技术研发基地、激光产业基地。长沙科技竞争力全国排名第六,也是2010年首批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之一。目前拥有20万平方米科技企业孵化基地、200多家各类科技中介机构、10多个产业技术联盟,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80%(左丹,2009)。南昌科技创新能力稍差,但是,在武汉与长沙市的带动下,“中部金三角”必将成为科技创新的主阵地。
构建“中部金三角”的可能性
中部三个主要经济区联手打造“中部金三角”的可能性,主要反映在文化价值同源性、交通区位便捷性、经济联动互补性、产业集聚的潜在性等方面。
(一)文化价值同源性
自古以来,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3+5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中心的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一直深受传统楚文化影响,区域内血源相近,人们的文化、生活、消费、风俗习性大同小异。人缘相亲,文化相近这条主线是区域合作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也是“中部金三角”的联系纽带。
(二)交通区位便捷性
“中部金三角”地处长江中部,绵延长江两岸,地理上天然相连,全方位、立体式的大网络交通格局已经形成,使得要素与产品流动成本大幅度降低。
公路方面,区域内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以及其他等级的公路编织成网,三地间公路联络频繁。
铁路方面,京广、京九在此汇集扩散。动车运行以来,武汉、长沙、南昌相互间已实现三小时旅行圈。
水运方面,长江以及交叉成网的内河运输系统四通八达。南昌港与上海、武汉、重庆三大城市及长江水系各省市相接。长株潭3+5城市群“一江四港”,通江达海,航道里程位列全国第三。
航运方面,以武汉、长沙、南昌国际机场为枢纽的空港体系初步形成。其中,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是中国民航总局指定的华中地区唯一的综合枢纽机场和最大的飞机检修基地;长沙黄花机场正在规划建设现有航站楼规模近5倍的新航站楼;南昌昌北国际机场也开辟了国内外航线70多条。
(三)经济联动互补性
从目前数据来看,武汉都市圈、长株潭3+5城市群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类似和区域经济联系强度较高。
1.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从三地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实力稍弱外,武汉都市圈与长株潭3+5城市群经济实力相差不大。武汉都市圈与长株潭3+5城市群在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实际利用外资额等方面基本相当;从集聚强度来看,武汉都市圈的人均GDP与长株潭3+5城市群相当,地均GDP和投资密度则武汉都市圈稍高,但长株潭3+5城市群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相差不大;从对外开放水平来看,武汉都市圈与长株潭3+5城市群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相差不大,长株潭3+5城市群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外贸依存度相当。
2.区域经济联系强度。不同区域空间通过极化与渗透效应发生联系,联系的强弱一般通过区域间相互作用的引力模型,利用公路、铁路和航空客运方面的具体资料,计算经济联系强度系数来说明区域间的经济联系。
(四)区域产业集聚的潜在性
所谓产业集聚是指一定数量(包括了不同产业和同一产业)的企业在区域上的相对集中,并产生集聚效益,进而形成具有一定组织意义的企业网络,其本质上是产业间活动或者是产业内活动在区域内的聚合。长期以来,我国中部区域由于中部各省自成体系,使中部六省难以形成紧密的产业联动,从而呈现出产业结构明显趋同及大量以行政区为单位自成体系建设产业集群的现象(黄蕙萍,2008)。
从三地域发展规划来看,三地产业存在很多重复的地方,如果各地区在低水平上重复建设,自成体系竞相发展同一产业甚至同一产品,由此形成过度竞争,则必将导致区际分工的弱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如果三地域按照新型分工的原则,构建部门分工、部门内分工和产业链分工的分工体系,由此实现功能互补、错位发展,则存在产业集聚的潜在性。
主要结论与建议
综合前面的分析,构建“中部金三角”既具有必然性也具有可能性。“中部金三角”是从空间整合视角探讨促进中部崛起的新探索,但是,“中部金三角”尚处于构想阶段,任重道远,因此,目前应该着手以下工作:
第一,建立三地协调机制,联合请求中央政府制定“中部金三角”发展规划。相关行政区目前向心不足、离心有余,区域合作理念和制度约束是引导“中部黄金三角”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第二,扩大基础设施领域合作,以基础设施合作促进三地全面合作。行政间相互竞争与壁垒使得三地域道路联络、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差异较大。三地域应该紧抓生态文明建设共性,合作探索治理江湖、保护自然环境的机制体制创新,在三地增加互信,共享合作初始成果的基础上开始一体化全面合作。
第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鼓励要素合理流动,逐步形成一体化的原材料、资本、人才、技术和产权市场。市场壁垒和条块分割是行政经济留给三地域的恶果,资源封锁、要素固化是三地域屡见不鲜的现象。因此,在“中部黄金三角”区域借助市场手段,消除三地间区域异质性,重塑匀质大区域是合作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最后,整合产业资源,形成产业垂直分工、产业链条合纵连横的新格局。自成体系的行政经济形成了三地产业同构、甚至重复建设的基本现实。“中部金三角”应该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依托特色资源、发展基础、市场环境等基本条件,通过产业合理分工,借助产业优化带动整个区域发展,最终促使“中部金三角”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利益共同体,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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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河北沿海地区;政策协调;SWOT分析;区域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河北沿海地区是指秦皇岛、唐山、沧州三市及其所辖区县。2011年10月27日,国务院批复实施《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标志着河北沿海地区发展正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次,河北沿海地区拿到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入场卷,但是秦唐沧三市的发展长期以来处于各自为阵的状态,缺乏区域的整体性,区域发展不能形成合力,三市在城市与港口之间、河北沿海区域与环渤海其它地区之间在发展政策方面还有许多冲突的地方。本文将通过对秦唐沧三市的区域政策进行调查分析,并借助SWOT态势分析法对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的内外部要素进行全面诊断,据此提出一些整合三市区域发展政策的对策建议。
1 区域政策协调含义及意义
区域政策协调涉及到三组递进层次的概念,一是政策,这是核心元素,所谓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特定的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条例等的总称”。二是区域政策,所谓区域政策则是政策在一定范围内的体现,是根据区域差异而制定的协调区域间关系和区域宏观运行机制的一系列政策的总和。三是区域政策协调,所谓政策协调则是指地方行政机关或其他行为主体,通过相互交流信息等协调机制,对各自利益进行协调整合并达成共识,实现不同区域政策的协调与融合,形成跨区域政策的过程。从这三组概念可以看出,政策是一般性的,区域政策是具有差异性的,正是因为区域政策具有差异性,如何不加以统筹协调必然在不同区域之间或者在区域的子系统内部发生相互冲突。这就提出了区域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和凸显了政策协调的重要意义。
区域政策协调是跨区域地方关系整合过程的基础,对促进区域的协作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区域政策协调可以促进区域内部的生产要素得到合理的流动,推动各个区域的均衡发展,推动区域内各种资源在各个区域间的合理分配,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区域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增强区域整体的竞争力。因此,区域政策是否协调,不仅影响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效率,而且还严重阻碍区域之间的合作发展,区域一体化的形成则成为不可能。对于河北沿海地区的发展来说,《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的批复,旨在通过秦皇岛、唐山、沧州区域一体化的形成,实现资源的集约配置,努力打造辐射河北甚至是带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核。
实现河北沿海三市区域政策的协调意义深远。可以说,实现区域政策协调是实现秦唐沧区域一体化的基础性条件。从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发展先行区的发展模式来看,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形成,很难靠一个城市和一股力量的单兵突进,经济的发展既需要创新极点,也需要广阔的腹地支撑,秦唐沧三市只有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发力,才有望实现经济竞争力的腾飞。河北沿海地区的发展就在于尽快推进秦唐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一体化的实现首要的便是三市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实现三市的政策协调不止是三市提高整体竞争力的保障也是打造河北沿海新的增长极核的基础,尤其是《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批复之后,三市获得了更多政策与资源支持,秦唐沧三市政府更应抓住这次机遇,实现区域发展的一体化,共同打造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2 河北沿海三市(秦唐沧)区域发展
主要政策的调查与分析
通过对秦唐沧三市在发展定位、主导产业、港口、教育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调研,可以发现三市在区域政策发展方面的一致性和存在冲突的地方。
2.1关于三市区域发展调查分析
(1)发展定位。秦皇岛的定位是全力打造全国现代服务业的先行区、全国生态文明的先行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富庶文明和谐”的滨海名城,国家能源输出港和北方地区重要出海口岸,河北省临港工业与加工制造业基地。唐山的定位是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和港口城市,东北亚重要的航运中心、物流中心、世界级新型工业化基地。沧州市的定位明确表达为区域性商贸流通、现代服务业中心,建设成环渤海地区先进的装备制造业基地、现代石化以及精细化工产业基地、生物制药的基地、绿色农产品生产及加工供应基地、文化旅游产业基地,努力构建河北沿海及冀中南地区重要的经济基地、研发创新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三市定位基本体现了传统产业基础和城市地理自然特色,但三市的定位明显缺乏互补性,不利于区域资源整合和发展合力的形成。
(2)主导产业。秦皇岛市已形成了五大支柱产业:建材工业、金属压延工业、化学工业、机电工业、食品饮料工业。唐山市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工业基地,主导产业主要包括:以开滦集团为首煤炭产业,以唐钢和首钢为核心的钢铁产业;陶瓷产业对全国有巨大的影响力,号称北方瓷都;以动车制造为核心的装备制造业以及综合化工(煤化工、海盐化工、石油化工),而且唐山市的服务产业、电力行业、新型建材也十分具有竞争能力。沧州市具有石油及化学工业、装备制造、冶金等三大支柱产业,还是河北省重要的化工产业基地,占全省化学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沧州盐山更是全国最大的管道装备制造基地。三市在支柱产业上具有相同和相近之处,具有较大的资源整合潜力和强强联合的优势。
(3)港口定位。唐山港与秦皇岛港都将自身发展定位为国际性综合大港,而沧州黄骅港也定位成区域性综合大港。三市在港口主要定位上都偏重于运输煤炭能源、矿石资源、原油资源以及集装箱。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协调管理体制的保障,河北港口集团对港口的协调力度不够,三大港口存在恶性竞争和各自为阵的现状。
(4)教育与人力资源。秦唐沧三市具有丰富的教育资源总量,各类大专院校30多所,但国内知名院校匮乏,高端人才培养能力严重不足。同时,由于缺乏高水平院校和高端科研平台的支撑,缺乏高水平人才创业发展的平台,人才引进与流失并存,造成三市人才短缺的局面。人才缺乏已成为制约三市发展的重要瓶颈。
2.2区域政策一致性分析
秦唐沧三市在区域发展方面的政策差异性明显,体现了城市发展的各自特色,但从发展政策的梳理来看,也存在着一致性的地方。
(1)产业政策具有一致性。三市均重视港口建设不断加大对沿海地区的投入,工业产业布局逐步由城区转移到沿海;重视装备制造业、化学工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2)教育和科技人才政策一致性。三市均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注重依托科技进步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出台了一系列人才引进和科技发展政策。
(3)政策规划的一致性。《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的批复,使得秦唐沧三市纳入了一体化发展的蓝图,国家和河北省将更加注重对三市发展的规划协调和指导,使得三市的合作和一体化发展具有更多外力的推动。
2.3区域政策矛盾冲突分析
(1)城市与港口的矛盾。目前我省沿海港口、产业和城市之间还存在各自为阵和互相争利的局面,严重制约了港口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港产城互动协调发展是城市发挥港口带动优势和城市作为港口发展腹地支撑的有效形式。港口产业与城市经济既可以相互促进,也可能相互制约。如果处理不好港口建设和城市经济产业布局的关系,港口不仅形成不了对城市经济的拉动作用,而且还会造成对城市资源的消耗和对城市环境的污染,只有协调港城关系,将临港产业发展与城市产业结构布局统一协调起来,才能发挥产业聚集效应,促进城市和港口经济的繁荣发展。以秦皇岛港与秦皇岛市的矛盾为例,秦皇岛港为我国北方著名的天然不冻港,港阔水深、海岸曲折、终年不冻不淤,万吨货轮可自由出入,区位优越。国家通过建设大秦线,把山西的煤炭运输到秦皇岛港,秦皇岛港肩负了我国南方“八省一市”的煤炭供应。秦皇岛港具有全国最大的煤炭码头,但是秦皇岛港的集装箱码头建设不足10年,货物吞吐量很低,不仅不能拉动秦皇岛的发展还为秦皇岛这座旅游城市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污染问题,这严重的影响到了秦皇岛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城市的建设。
(2)河北沿海城市之间的矛盾。秦唐沧三市港口主要定位都是运输煤炭、矿石、原油、集装箱,秦唐沧三市港口在争夺货源方面可能会产生恶性竞争,不能做到协作分工;水资源不足的矛盾,秦皇岛尤其是唐山都是耗水大市,滦河又是流经秦皇岛与唐山境内的重要河流,引滦入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唐山的用水需求,但却加重了秦皇岛的缺水问题;三市在主导产业方面,都偏重于机械制造、建材工业以及化学工业,这样会导致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产能过剩以及环境污染。
(3)河北沿海地区与环渤海两省一市的矛盾。在《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的批复之前,国家已经批复了《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随着《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的批复,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河北何传统的沿海强省辽宁、山东以及天津市在区域发展政策优势方面的差距,但是河北沿海地区还存在着许多不足,过去五年在利用外资、进出口总额以及生产总值增速方面都低于同期的辽宁、山东和天津。此外,河北沿海地区还与环渤海其他地区存在腹地重叠、分工重叠、建设冲突等问题,这些都将限制河北沿海地区的发展。
3 秦唐沧三市行政管理与合作发展一体化的SWOT分析
根据上面对秦唐沧三市在区域政策定位和举措方面的调查分析,依据SWOT态势分析法对秦唐沧三市行政管理与合作发展一体化的前景进行分析。
3.1优势(Strength)分析
秦唐沧三市由于行政分割的原因,往往从各自利益出发,表现出公共政策上的差异性和冲突性,然而如果能够从宏观顶层设计上做好协调工作,三市完全能够通过政策协调的导向作用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实现。三市能够实现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的优势在于:①经济腹地广阔,地理位置优越,三市处于全国最密集的交通网络,并正在规划秦唐沧三市一小时交通圈,交通便利,利于三市沟通;②三市产业结构有相似性、互补性,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③三市行政区划上均属于河北省,便于集中管理,有利于通过行政管理关系的整合来加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
3.2劣势(Weakness)分析
河北沿海秦唐沧三市由于空间上和传统经济关系上的先天联系性,具备实现区域一体化的条件,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的各自为阵和区域基础设施的落后,相对于其他发达地区同样存在着不足:第一,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存在地区保护主义,没有形成内部资源的共享和共同的市场;第二,区域内部产业结构趋同,产业结构不合理,内部竞争明显,没有形成发展合力;第三,经济腹地重叠,港口发展定位雷同,存在恶性竞争;第四,不注重投资质量,存在高排放、高消耗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合作发展成本较高。
3.3机遇(Opportunity)分析
从内部资源和发展基础来说,秦唐沧地区优势与不足并存;从外部环境来说,秦唐沧区域发展同样机遇与挑战并存。秦唐沧区域一体化的机遇表现在:第一,国家和河北省政策上对三市的支持,优惠土地、税收和金融政策对资金投入的吸引,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高附加值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为三市一体化提供了广阔的合作空间;第二,国内外对这一投资热土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京津产业转移以及日韩等国家对这一地区的投资,秦唐沧通过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可以增强对域外产业转移和投资的承载能力。
3.4挑战(Threat)分析
国家和省政府的政策扶持以及国际和区域产业转移的时机,既给秦唐沧区域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同样带来了挑战。表现在:第一,环渤海地区国家战略分布密集,均享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河北沿海政策优势不突出,河北省和秦唐沧三市如何掌握和利用好国家政策的扶持则取决于地方政府的领导力,领导力的不同,政策效果的差异明显;第二,其他先行发展区域的地方保护主义带来的发展壁垒,资源是有限的,我省沿海发展是要在与环渤海甚至是全国其他地区的竞争中不断成长,其他地区的政策壁垒将构成我省发展的重要阻力,如何突破阻力,同样考验着地方政府的领导力;第三,周边发达区域“极化”效应依然明显,人才和资源大量外流向京津等发达地区,“极化效应”是指由于增长极本身所拥有的先进产业对生产要素产生强大吸引力,周围地区的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将不断向增长极集中,从而使得周围地区的发展受到影响,同处于环渤海地区的北京、天津、辽宁和山东已经形成了经济增长极,而且多处于“极化”发展阶段,河北沿海地区如何吸纳和留住资金、技术和人才将再次考验河北省和秦唐沧三市地方政府的领导智慧。
4 推进河北沿海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联系上文对河北沿海发展区域政策的一致性和矛盾冲突,以及秦唐沧三市行政管理与合作发展一体化前景的SWOT分析,重点提出如下推进河北沿海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1)政策制定协调。随着市场化程度加深,三市在政策制定方面要注意避免地方保护主义,避免“各自为政”、“零和博弈”的地区发展思维和政策,要树立整体观念和“共赢”思维。为此,三市应在河北省牵头下成立常设性的政策协调机构,通过经常性的协调机制,加强三市的平等磋商和讨论,制定出有利于三市共同发展的政策,实现秦唐沧三市一体化。
(2)区域定位协调。从对三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的分析来看,三市在区域定位方面均体现了各自城市的特点,但是却忽视了三市的整体性。在区域定位方面,三市应当根据三市的交集和国家批复的《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来重新拟定,在产业结构和功能定位上要实现错位发展和优势互补,要有利于形成发展合力。
(3)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交通线路的空间组合状况决定着城市与产业的空间组织结构。三市应利用国家政策支持尽快建设1小时都市通圈,加强三市的联系,实现交通“同城化”。同时加大财政对电力设施、水利工程的投入,缓解三市用水用电短缺问题,减少三市资源争夺的矛盾。
(4)主导产业以及港口布局协调。在产业布局上,三市应该推行差别化战略。三市均具有自己的优势产业,例如秦皇岛的旅游业,唐山的精品钢材及动车制造,沧州的化工与管道装备制造都在全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三市应当优先发展优势产业,避免三市的产业结构重叠所产生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在港口方面,充分利用腹地广阔的优势,提高腹地消化能力,合理分工,从整体性角度重新定位港口功能,避免港口定位重叠。
篇6
一、转变规划编制理念,增强规划的全局性。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要转变规划观念。要从重物轻人,转向以人为本,重视解决扩大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健全公共服务、保护资源环境等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些虽然不是一个五年规划能解决的,但要有这种意识,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出来。要从重经济、轻社会,转向经济与社会并重,在注重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提高社会效益,实现经济与社会共同进步;从城乡分割、以城市为中心,转向城乡统筹规划和协调发展,逐步缓解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从地区分割的行政区经济,转向区域经济,以区域规划统领全局,实现地区间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新格局;从重国内、轻国际,转向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既要积极扩大开放,也要注重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从不顾及甚至破坏生态环境,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努力营造一个青山绿水的美好家园,实现可持续发展。
要树立国家规划的概念,转变部门规划的思想。过去一些专项规划的部门色彩较浓,规划内容往往重点放在本部门或本系统问题的解决上;规划的编制过程,大都局限在部门内部,封闭起来,自成一体。各部门编制的规划,都是国家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代表着中央政府指导某一领域发展的政策意图,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部门批准后,各部门都应当切实贯彻实施。
要站在全局立场上考虑规划内容。比如,扩大就业涉及方方面面,各部门都应在各自的规划中重视解决这个问题。又如“三农"问题,不仅农业主管部门要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管理部门也要考虑如何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社会发展管理部门要考虑如何加强农村教育、科技、卫生事业的发展,工业主管部门要考虑解决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劳动和城市管理部门要考虑农民工进城就业问题。再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只是环保、国土、人口等少数部门的工作,需要各部门共同努力,要体现在各部门制定的专项规划之中。总之,要增强规划在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上的合力。
二、切实加强规划前期工作,增强规划内容的深度。规划是统领各项工作的龙头,是政府履行宏观调控、经济调节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是各部门重要的行政工作。要按照全国“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从本部门实际情况出发,尽早制定工作方案。不仅要有一个总体的时间安排和进度要求,而且要将时间安排具体落实到规划编制的前期工作、立项、起草、衔接、论证、批准、公布等各个环节,明确各环节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对专项规划的编制领域、编制主体、编制任务等,都要早做研究。
要重视开展规划的前期研究工作,重视规划内容,做深做实,增强规划的可操作性,使之切实成为政府审核项目、安排投资的依据,并切实能为企业决策、引导社会资金提供参考。本届政府决策建设项目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规划先行,通过编制重要领域的专项规划,引导社会投资,审核重大项目。这是政府职能从项目管理转向规划管理、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的体现,符合发展市场经济的方向,有利于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大家比较重视规划了,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倾向,如为批项目而“凑"规划,规划编制随意性较大,规划的质量堪忧。编制规划,不是简单地“写”一个规划,更重要的是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深刻了解国情。编制规划是全面和深入了解国情的过程,是研究思路、反复思考的过程,是明确发展方向、坚定信心的过程。所以,要深入研究规划编制的必要性、作用,以及规划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理清发展思路。对规划布局的重大项目要深入论证,为做深做实专项规划打好基础。
三、重视规划过程,增强规划编制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规划编制过程是协调各市场主体利益,统一认识的过程。增强重大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使政府决策更好地反映民情,顺应民意,既是加强民主建设的需要,也是提高政府决策科学性的重要途径。
编制以人为本的规划,必须坚持开门编规划,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能动性。发改委对重大研究课题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就是利用社会力量、开门编规划的一个途径。规划最终要靠人来实施,如果编制规划的人与实施规划的人缺乏沟通和交流,规划实施主体对规划毫不知情,规划也就失去了实施意义。因此,在规划编制过程中,除的规划外,各部门要采取适当形式广泛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特别要注意倾听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建议。
要切实发挥专家、中介机构的作用。在规划编制方案中,要为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机构,参与规划的编制留有时间和空间。要改进规划评估论证的方法,参与评估论证的专家,不应仅是本部门、本系统的专家,要注意吸收相关部门的专家参加评估论证。
四、加强规划的衔接协调,促进相关领域协调发展。统筹协调是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协调是指各个方面的发展要相互适应。这方面有大量的协调工作要做,如:煤炭与铁路、港口、电站,铁路与综合运输体系等都要协调起来。如果不重视规划编制中的衔接协调,各个部门的规划都自成体系,专项规划之间、专项规划与总体规划之间、专项规划与区域规划之间互不衔接,目标相互矛盾,发展重点相互错位,支撑条件互不配套,规划就难以形成合力,也会影响协调发展。因此,在“十一五’’规划编制中,要切实加强规划之间的衔接协调。
首先,在确定专项规划编制领域时就要衔接协调,看看规划涉及哪些部门,别的部门是否已经编制类似的规划,避免同一领域多部门重复编制;如果必须编制,一定要与相关部门充分协商沟通,减少重复劳动。在这个阶段.尽可能把规划关系理清楚,不要大家都干重复的工作。这里不涉及权力的问题,而是更有效地工作。要尽早确定哪些规划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哪些需要有关部门共同做。要把责权联系在一起,分清职责。其次,衔接的重点是重大基础设施布局、重要资源开发、区域发展方向、投资安排、土地供应、城市建设等方面。第三,衔接协调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各部门可以根据本领域的特点自行确定。可以通过及时交流信息,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的形式,也可以采取成立跨部门的规划编制小组,请相关部门参与规划编制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多部门共同组织规划论证和审批的形式。我委将进一步做好服务,为统筹协调好各部门的专项规划履行好我们应尽的职责。我们准备在各部门提出的拟编制的专项规划目录基础上进行充分协调,提出国家“十一五”专项规划编制目录、分工和进度安排的意见,并采取座谈会、协调会等方式进行协调,还将采用简报、电子邮件等形式及时有关信息,供各部门参考。
篇7
论文摘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明确的重点工作,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顺应中国经济发展潮流的必然趋势。本文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的不同影响:对货币政策最为敏感度从东部到中部、西部依次减弱,并指出从区域经济协调出发可以在现有统一性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实行某种程度的灵活的区域性货币政策。
自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自己跟自己比,成绩非常显著,但是横向比较,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却是越拉越大了,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还体现在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目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但是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行政割裂和政绩考核的不科学、以及财税体制的弊病,还会面临很多的矛盾和问题。东、中、西部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机制亟待建立,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还任重而道远。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曾明确指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重点工作,如何扭转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课题。
笔者希望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入手,探讨一下区域经济差异的现状和产生的原因。
一、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经济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与货币政策最为相关,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与货币政策最不相关。
改革开放以前,受前苏联发展思路的影响,我国主要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道路。在全国“小而全、大而全”的指导思想下,尤其在“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很多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使东中西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有一定的缩小。
改革开放后,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履行央行职责以来,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调控作用逐渐凸现出来,货币政策的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依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东部地区依托沿海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起来,在经济水平、发展理念、体制改革、市场化程度等很多方面都远远走在了中西部地区的前面,而统一的货币调控政策,一定程度上则忽视了这个“东部地区经济发达、金融机制完善,而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金融机制相对不完善”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因此地区之间的差异没有缩小反而逐步增大了。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经济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区域在应对突然的货币政策变化时也有不同的动态反应。
根据资料显示,东部地区各省市的市场化程度均排在全国的前列,市场化程度最高;中部地区各省市的市场化程度仅低于东部;西部除了重庆、四川市场化程度较高外,其余省市区的市场化程度都很低。在货币投放上,经济增长快的东部沿海地区,信贷规模大,相对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信贷规模就小。在资金来源上,东部地区已初步形成了市场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外向型经济比较发达,城乡要素流动效率较高,资金来源有较多的渠道;而中西部地区计划经济的痕迹较重,资金来源渠道相对较窄,更依赖国家扶持。在资金使用上,东部地区处于一个高投资、高效益、高收入、高储蓄、资金需求量和资金供应量大增的良性循环状态;而欠发达地区则积累严重不足,资金也较难吸纳。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货币传导机制的顺畅性不一样,最终就可能导致不同的货币效应。
二、货币机制传导主体发展的不平衡拉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东部地区金融机构较多,金融业务量大,其传导货币政策的作用发挥得较充分。相对来说,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存在一定的货币传导主体缺失,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也较差,对货币政策变化的反应也相对不敏感。
金融机构发展的不平衡,使得货币传导主体的缺位程度也不一样。
(一)从金融机构数量来看,除了国有金融机构按省区设立分支行外,新兴的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多集中于东部地区。
东部城市商业银行机构数分别都是中部和西部的2倍多;东部外资银行代表处数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80倍和29倍,而外资保险机构几乎全部在东部;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兴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等新兴银行基本都只在东部沿海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全国惟一的两家证券交易所分别在东部的上海和深圳,中西部地区还没有形成区域性的资本市场。从近年发展趋势来看,国有商业银行从资金盈利和安全性出发,略增东部地区的机构数,而纷纷精简中西部地区机构数。2002-2004年央行减少机构数43个,中国工商银行减少机构数7,122个,其中大部分精简在中西部,而东部则略增。相反,外资银行近年在华机构剧增,2003年比上年增加70个,增长50%,2004年增加到206个,增长97%,绝大部分增加机构在东部。
(二)从存贷款业务量来看,也明显呈现了东部业务量大而中西部相对少的情况。
据《中国金融年鉴2005》统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交通银行2004年在东部地区的人民币存款余额为93,077.06亿元,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3.1倍和3.45倍;它们在东部地区人民币贷款余额为56,388.16亿元,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2.89倍和3.19倍。而新兴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的业务活动则明显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以中信实业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为例,2004年它们在东部地区的人民币存款是7,394.61亿元,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7.6倍和8.7倍;同年在东部地区的人民币贷款余额是5,360.26亿元,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7.6倍和7.9倍。
三、在货币政策上,协调区域经济差异的若干建议。
根据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在经济同质的区域内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将有利于整个区域的发展。但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在要素流动性、贸易开放度、产业结构、通货膨胀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并不能满足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的条件。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因为统一的货币政策而减小,反而地区差异逐步增大。为此,我国在区域差异化的货币政策上也进行了很多的探索,比如:深圳等经济特区实行了有别于内地的特殊货币政策;1998年末中国人民银行撤销了分省的31个支行而实行分区管理的“2+9+5”区域货币管理体系。可见,实施一定差异化的区域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也将会大大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1.灵活的货币调控政策。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经济金融活动活跃,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很大,同时,其货币来源渠道也相对较宽。中西部地区则刚好相反,资金创造能力相对较弱,然而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逐步实施,其对资金的需求却在不断增大。因此,拓宽中西部地区资金的来源渠道,增强货币供给能力对其经济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东部地区,可以不断推行利率的市场化,扩大资金的市场来源渠道;而在中西部地区,可以在国家提供一定担保的基础上,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采取一定优惠的公开市场操作政策和央行再贷款政策,以增强中西部地区的货币供给能力,满足区域发展战略的需要。
在这方面,美国早在1935年就进行了尝试。美联储在纽约、芝加哥、圣路易斯等地实行了较高的活期存款准备金率为26%;而在其他16个城市较大的储备城市银行实行的准备金率最高只为20%;在其余不发达地区如阿肯色、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等乡村银行实行的准备金率更低,其限额为14%。这一措施有利地促进了美国落后地区的开发,取得很好的经济效果。自1945年以来,美国法定准备金屡有变动,但依据不同地区银行设置不同准备金率这一原则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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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南疆三地州;生态建设;生态补偿
中图分类号:X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1-0030-02
生态补偿是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可持续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有力措施,是资源环境管理与宏观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有利于协调区域间经济和环境利益关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2009―2013年实施的《南疆三地州建设项目专项规划》中,国家确定了一批涉及南疆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建设、民生改善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项目,投资总额534亿元。但由于生态补偿机制涉及面广,且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复杂,时至今日,关于南疆三地州生态补偿制度的研究,仍没有广泛展开。
一、南疆三地州的生态现状分析
南疆三地州是指南疆的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是新疆自然环境最为艰苦、经济发展最为缓慢的地区之一,是典型的少、边、穷地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极其脆弱的生态环境。
南疆三地州总面积45.92万平方公里,占新疆自治区总面积的27.6%。三地州环绕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大部分地区是沙漠、戈壁和山地,其中和田地区沙漠戈壁和山地面积是2399万公顷,占其总面积的96.3%,克州山地面积亦超过了总面积的90%。因此,南疆三地州的耕地极为有限,约占全区耕地面积的19%,却承载了全区40%的农业人口,人均耕地只有1.62亩,农牧业发展受到了极大地制约。
三地州特殊的地形结构和地理位置,形成了严酷的荒漠环境,常年气候干旱,年均降水量仅40~50毫米,年均蒸发量却在2000毫米以上,年均沙尘天气约92天,其中和田每年浮尘天气达到220天以上。地震、大风、干旱、冰雹、暴雨、洪水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频繁,灾害面广、突发性灾害多、灾害损失大。据相关预测,三地州未来几年的温度、降水将以偏低(少)的态势出现,水资源也将进入偏少时期,这将进一步加剧其水资源的短缺。风沙、干旱、荒漠化、盐渍化等问题长期制约和困扰着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尽管三地州生态环境脆弱,却肩负着重要的生态修复和生态保护职能。南疆三地州的湿地面积占自治区湿地总面积的25%以上,三北及长江流域等防护林工程占全区的42.6%以上,24个县市中有21个县市是防沙治沙工程建设重点区域,为新疆甚至是全国的生态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对南疆三地州生态补偿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一)发展不平衡与生态环境日益严峻的要求
建国60年来,国家对南疆三地州的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尤其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南疆三地州不断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快优势资源转换步伐,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显著发展。但是,三地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全国、全区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2007年,新疆人均GDP为16950元,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人均GDP分别为4712元、3847元和3405元。将人均GDP最低的和田地区与最高的克拉玛依市相比,两者的差值为94993元,仅为克拉玛依市的1/29。南疆三地州所辖24个县市中有19个县市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全区扶贫重点县的70.4%。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与南疆地区生态环境的严峻现状,必须着力对南疆三地州实施生态补偿。
(二)经济社会长期发展规划的要求
一方面,南疆三地州由于受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脆弱的生态环境影响,使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科学技术发展实力以及发展潜力都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另一方面,又要为全疆甚至全国的生态利益支付巨额成本,使其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南疆三地州脆弱的生态环境,很容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发生退化,且很难逆转。如果单纯为了谋求地方利益,忽视脆弱的生态环境,盲目加大开发力度,从GDP的角度会有所提高,但从长期来看,是低效率的,也会造成生态环境的脆弱、发展的滞后与人口的贫困相互影响,最终演变为恶性循环,不利于国家经济社会长期发展规划的顺利实施。
(三)和谐社会与国家战略的要求
南疆三地州是新疆实现扶贫攻坚任务的难点和重点,是新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也是实现新疆区域协调发展的难点和重点,更是国家巩固边防、维护稳定,、反渗透、反恐怖的前沿阵地。如何化解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保证生态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和谐发展,促进各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对南疆三地州进行生态补偿是十分必要的。
南疆三地州既是新疆工作的重点、国家支持的重点、援疆工作的重点,也是扶贫工作的重点,从中央到地方都给予了特别关注和帮助。加强南疆三地州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与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南疆三地州生态补偿实施机制
南疆三地州生态补偿实施机制的基本思路:根据南疆三地州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及其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界定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补偿途径以财政转移支付和环境资源税费为主;遵循理论计算值与现有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制定补偿标准,同时,建立合理的评估、考核体制,发挥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一)明确生态补偿的对象,确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
南疆三地州生态补偿的主要对象是当地政府、居民和各类生态建设工程。政府在生态建设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必须完成自身职能的转变,从发展经济职能逐步让位到生态养育职能。在这一过程中,必定会造成地方财政收入的减少,因此,为了基层政府的正常运转,需要对减收的部分财政收入进行补偿。当地居民在生态建设中,一定会作出某些不可知的牺牲,这对他们的生产生活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对此也应进行相应的补偿。当然,为保障生态建设工程的顺利进行,国家和自治区还应对三地州高出其他地区的生态建设投入给予补偿。
生态补偿的标准,直接关系到生态补偿的效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生态补偿的费用主要包括恢复改善生态质量的支付成本,以及维护现有生态质量而失去发展的机会成本。前者可以通过生态保护计划的投资规划和生态建设实施过程中的管护费用来确定,而后者只有结合三地州的经济发展趋势和自治区的人均经济指标,才能确定与衡量,为了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进行相应的补偿。
(二)加强生态补偿资金的筹集
当前,财政转移支付是生态补偿资金的最主要来源。首先,必须加大对南疆三地州的生态建设补助,在国家建立转移支付的同时,自治区内部也应建立横向的配套转移支付。根据政府援助模式,参照南疆三地州地方生产总值占自治区的比例,按一定的标准比例,作为生态建设基金,并以此对南疆三地州的生态建设进行总体投资调控。其次,适当放宽商业银行对生态环保投资方面贷款的条件,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项目和信贷融资的支持力度。再次,积极吸收社会资金,调动各相关机构与人员的参与积极性,可以尝试发行生态建设彩票、建立民间融资机制等多种筹资方式。不仅可以缓解生态补偿资金的压力,更能加强全民全社会对生态建设的重视与积极参与。
(三)建立合理的评估、考核体制,发挥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对于南疆三地州发展绩效的考核,应更多地评价其生态保护和建设、基本公共服务、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成效。建立相应的可行性指标体系,弱化对经济总量、产业项目、财政税收等经济指标的考核,并建立严格规范的问责、奖惩和激励机制。根据生态补偿的进展情况和取得的成效,适时地进行评估和考核,探索并建立动态调整和反馈机制,分阶段有重点,逐步调整生态补偿的政策范围、标准、规模、速度和时限。同时,考虑生态保护和建设具有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需要建立相对稳定、长效的配套机制,以确保生态补偿持续、平稳、有效地实施。
(四)加强基础设施投入,调整产业结构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改善区位条件、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保证。加强南疆三地州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扶持交通、电讯、水利和能源等基础设施,提高资源要素的保障能力,构筑顺畅、便捷的综合交通运输系统。
推进三地州的教育、卫生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对居民的技能培训工作给予一定补助,提高居民的转产就业能力。
结合南疆民族文化和特殊的地理位置,重点扶持旅游业、特色农业和现代物流业等三类替代产业,促进南疆三地州经济的发展,增加经济实力,将保护环境与消除贫困联系起来,调动生态保护者的积极性,为三地州替代产业的发展提供帮助,增强三地州的自我发展能力,并从实质上和根本上提高生态保护效率。
(五)完善生态补偿的法律法规
生态补偿的法制化是生态补偿工作顺利进行的保障。在借鉴发达国家生态环境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和各补偿区域的实际情况,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抓紧制订《生态补偿法》、《生态补偿条例》,用法律明确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责任,生态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生态补偿的对象、标准、途径以及资金管理等等,使生态补偿有法可依,有序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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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坚持“学”与“思”的统一。既重视学习《实施方案》的精神,更要重视思考开展解放思想的必要性。目前,我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了重要时期,市委提出“三年大变样”战略部署,而我局又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十七大精神和中央和省、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决定,高扬“树正气、讲团结、求发展”主旋律,确保政令畅通,依法行政,忠于职守,讲究效率,密切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廉洁自律,自觉用严格的职业道德标准规范言行,努力把大讨论转化为实际工作的丰硕成果。
二是坚持“知”与“行”的统一。既重视以精神为依据,更要重视躬身力行。解放思想大讨论重在实践,关键在行动。要把解决党员干部的思想偏差作为解决党员干部的起点,把解放思想落实的过程,转化为行为养成的过程,引导党员干部从一言一行、一人一事、一点一滴、一朝一夕做起,在思想观念、工作作风、精神状态上践行解放思想的具体要求。
三是坚持“内”与“外”的统一。既要注重外部引导,更要注重个人内省。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动力。践行解放思想,其原动力来源于自身内在解放思想意识的提升。通过加强动员教育、宣传精神、对照检查、改制,在营造良好的解放思想环境的基础上,要引导党员干部在“自查、自省、自律”上下工夫,使解放思想内化为党员干部的一种固有观念,转变为一种自觉行动,拓展为履行职责、忘我工作的实际行动。
四是坚持“近”与“远”的统一。既要着眼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开展,更要着眼整体队伍素质的提高。强化按照经济发展需求,培养一支过硬的执法队伍,为做好环境保护打好基础。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转变作风、提高素质上下工夫、见实效。保持讨论效果持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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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化 长江中游城市群 分工合作 城市体系 协调机制
世界各国几十年的经验表明城市群正在成为影响人类发展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城市群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通过发达的综合运输网和信息网,有效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加速生产要素的流动与交换,有利于打破区域壁垒,扩大市场规模;有利于深化分工合作,提升产品与服务品质;有利于发挥核心城市带动和辐射作用,促进城市间协调发展;有利于抢抓国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大机遇,加快新的战略支点构建;有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推进对外开放程度,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我国发育较为成熟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群全部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并且占据了我国近一半的经济总量,然而这样的极化空间并不能对地域辽阔的中西部区域完成有效辐射。因此,要提高中西部竞争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重视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的建设与发展,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本文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讨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特征,对比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阶段和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对我国建设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国际城市群发展趋势
(一)城市群是区域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英国伦敦城市群和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六大世界级城市群均是世界上发展程度最高的区域。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是美国最大的生产基地、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和世界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是美国城市化、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地区;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是日本经济最发达的地带,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欧洲西北部城市群有着欧洲稠密的铁路、公路、航空及洲际高速,是西欧重要交通中心;英国伦敦城市群是英国的产业密集带和经济核心区;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
(二)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命令与控制职能凸显
国际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模式表现为中心-腹地模式,伴随发达国家经济向后工业化时代的转型,中心城市成为人流、货币流、物质流、信息流等多种流汇集的主要节点,发挥生产要素的汇聚与扩散功能;在城市流集聚作用下,中心城市规模得以扩大的同时,综合服务功能逐步升级,兼具外贸门户功能、商业金融功能、文化先导功能以及综合创新功能等各项职能于一身;在城市流扩散作用下,中心城市能够更好的对区域内中小型城市起到辐射、引领、示范、带动作用。
(三)城市群内部合理分工协作趋势显著
国际城市群的精髓在于城市间便捷的要素流动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各城市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不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逐步实现城市群各城市产业和职能的分工协作,构成分工合作和优势互补的城市群整体效应。城市群内部合理分工合作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多中心城市群中心城市间的合理分工;二是城市群中心城市与腹地城市间的分工协作,通过市场机制形成显著的商品、技术、资金、信息或劳动力等方面的供求关系。
(四)城市群发展的政府协调机制逐步完善
城市群作为主体城市的集合,由于行政分权,内部主体城市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难免会产生诸多矛盾,这就需要政府进行协调并加以引导。外国发达国家的城市群管理体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逐步趋于完善,主要包括:成立区域政府旨在解决管理主体多样化的问题;建立专一的管理机构旨在通过协商与谅解来处理矛盾;制定区域规划旨在通过合理的规划政策协调城市群发展战略。
(五)城市群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核心地区
城市群在带来高速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的成为生态环境问题高度集中且激化的核心地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环境问题将会威胁到区域乃至国家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高度重视使得城市群被赋予丰富的城市景观资源,反过来城市景观又赋予了城市群休闲、游憩和生态等功能,促使城市多功能、可持续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现状
在全球化趋势与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我国城市群战略逐步展开,国内地区间竞争日趋激烈。长江中游城市群是由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和皖江城市带为主体构成的多中心城市群,在发展空间、产业基础、人才资源、生态环境、辐射国内市场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具有继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地区之后,成长为全国第四经济增长极的巨大潜力,但目前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
(一)发展潜力巨大但综合实力有待提高
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长江中游地区”被列为18个“国家重点开发区域”之一,也是内陆唯一跨四省的重点开发区域,在我国未来空间开发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和意义。同时,长江中游一直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和工业基地,在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协调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四省全部进入“万亿俱乐部”,且经济增长速度均保持2位数,比全国平均增幅高2-3个百分点。但经济规模层面与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城市群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四省主要经济指标全部显著低于人口比重(见表1)。由此可见,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发展仍然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中心城市实力增强但仍有待提升
四省的省会武汉、长沙、南昌和合肥是构成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四个都市圈的“首位城市”。尽管近年来经济发展不断加速,但与现有的国家中心城市相比,依然存在明显差距。在经济总量上,武汉、长沙迈进“5000亿俱乐部”,但仍不足北京、上海的45%(见表2);在经济结构与城市功能上,武汉、长沙目前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较大,服务业层次较低,城市的影响力与辐射力偏弱,尚缺乏具有全国影响的企业和产业集群;在城市体系上,发展成熟的城市群都具备比较完善的城市等级结构,然而,长江中游城市群不仅四中心城市在经济总量与城市功能上存在较为明显的距离,四省城市群内部其他城市与中心城市的差距也过大。
(三)分工合作初具基础但仍有待深化
长江中游城市群已经初具分工合作的基础。根据城市间相互作用引力模型测算结果,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空间联系呈现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中心城市辐射能力强且相互之间联系紧密。武汉的经济联系度最强,与其他中心城市引力强度和达到30.62(见表3)。二是四省城市群内部引力作用显著。武汉城市圈产业布局上形成了依托地理条件的“一心一带加三轴”的格局;长株潭城市群3市交通同环、电力同网、金融同城、信息共享、环境共治;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与皖江城市带仍存在明显差距(见表4)。三是四省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还亟待提高,产业结构趋同是削弱城市群间分工合作引力的重要因素。四省城市群的农业发展均偏重于粗放式的传统农业;工业结构均偏重汽车、冶金、煤炭等重型产业;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均相对滞后。
(四)协调机制初步建立但尚不成熟
2012年2月,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共同签署了《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确定建立省际联席会议制度、区域合作领导小组制度、三省部门联席会议制度以及信息互通和情况通报制度。同年12月,安徽的加入使中三角扩军增容。2013年2月,《武汉共识》明确四省将在区域发展战略等九个层面深入开展协作并签署了11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议。但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较,长三角是由政府、行业、企业互相联动,逐步明确交通、能源、环保、信用、社保等重点合作领域,合作机制已经趋于成熟。而长江中游城市群则主要由政府引导与推动,企业、社会层面的自发合作行为尚且不足。
(五)生态保护面临严峻挑战
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长江中游城市群所在区域面临的生态问题日益严峻。洞庭湖、鄱阳湖都出现水土流失加剧、土地沙化严重的情况;此外工业污染、农业污染、生活污染也相当严重,导致湖水富营养化日趋突出。素有“千湖之省”称号的湖北由于多年来自然淤积和人工围垦,湖泊的数量和水面积已急剧减缩。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差距的原因
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现状,表明在该地区构建城市群进一步加深合作与分工具有其合理性及必要性,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与此同时,与国内外发展较早较为成熟的城市群相比,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还有较大差距,分析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发展思路不统一
早在1987年,中部地区就成立了武汉经济协作区,以武汉为中心,跨越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南、湖北、江西和河南四省。时至今日,中部地区城市协同发展、要素融合的思路提出已经有27年,但是与长三角、珠三角市场一体化的现状相对照,如今的中部省份却仍然各自为政,分头突围。其中,湖北努力构筑“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湖南积极靠拢珠三角,江西、安徽则明确提出当长三角的“后花园”。正是由于发展思路和实施战略的不一致,导致长期以来四省都是竞争多于合作。
(二)对内对外开放度不够
现代经济就是开放经济,必须善于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对于长江中游城市群而言,不仅要做国内承东启西的枢纽,更要成为对外交流的窗口和平台。但是现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上的差距仍然较大。第一,四省虽然是交通要道,地缘邻近,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存在许多断头路的现象,造成彼此之间的联系不畅。第二,国有经济比重较大,民营经济发展又相当落后,外向型经济也十分欠缺,因而体制单一,经济缺乏活力。第三,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发展相对于国内走在前列的省市来说,差距仍然较大。第四,由于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的存在,各地区设置了较高的市场准入标准,阻碍了四省间正常的商品流。
(三)中心城市发展不足且城市体系不健全
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四中心城市的综合实力有了很大提升,但是和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为代表的国内较发达地区主要城市相比,发展仍然不足。首先,武汉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集聚和辐射功能与其定位相比,还有比较明显的差距。其次,长沙、南昌和合肥作为副中心城市,经济总量偏小,产业结构不合理,因而缺乏在各自区域内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最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体系结构不健全。区域内的其它城市与上述四中心城市差距较大,突出表现为大中城市的数量偏少,城市之间产业分工不明晰,且县域经济不发达,城镇化率偏低,缺少特色产业支撑。
(四)“四化”尚需协调发展
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和粮食生产基地,长江中游城市群“四化”的同步发展不仅是历史使命,更是战略要求。2012年四省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分别为12.8%和51.0%,表明农业和工业在该区域仍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由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严重阻碍了其对第一、第二产业的支持和辅助功能。加之资金、人才和技术的匮乏,农业难以实现规模化和现代化。而缺少相应的制度以及支持性的政策,则进一步阻碍了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与利用。另一方面,虽然武汉、长沙等大中型城市生活型服务业比较发达,但生产型服务业却相对薄弱,加之信息化起步相对较晚,这对城市群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的进程和质量产生了不利影响。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化程度较低的现实更不利于城镇化的建设。
(五)发展观念有待转变
当前城市的竞争模式已经由传统的硬环境竞争向软环境竞争转变。国内外城市发展的大量事实表明,城市的地理条件、资源状况、基础设施、基础条件等“硬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再起着决定性作用,而诸如思想观念、文化氛围、体制机制、政策法规及政府行政能力水平和态度等要素的作用与日递增。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拥有绝佳的区位条件以及良好的政策优势,虽然城市群的硬件投入力度在不断增强,城市面貌也有很大改观,但是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政府的发展观念仍停留在传统思维模式上,各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需转变观念,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要从硬要素投入的模式向软要素创造的模式进行升级,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以增强城市群的竞争力。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对策
(一)统一发展思路,加强四地联系
四省应统一发展思路,在一体化进程中明确四中心城市在多中心城市群中的定位与分工合作关系;打破地域保护主义,从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一体化以及旅游、科教、文化、卫生等公共资源共享入手,逐步推动四省市场一体化进程和深化专业化分工;建立健全四地政府间的联系协调机制,发展壮大民间力量的组织协调能力,从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构筑地域间的联系纽带。
(二)明确城市定位,构建城市群体系
四中心城市要提高凝聚力和辐射力,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需要大力提升创新引领、交通枢纽、产业带动和综合服务四大功能。长沙、南昌和合肥要巩固自身区域的地位,加大工业投资力度,拉长产业链并形成产业集群,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其他中小城市则应根据要素禀赋特点合理定位,围绕中心城市布局周边产业,促进城镇的发展壮大,对中心城市形成有力的支撑,逐步构建层次分明的城市群框架体系。
(三)培育自主创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现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要借助东湖高新开发区作为国家第二个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机遇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契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人才吸引、实现科技创新。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换代的同时,通过人才计划、税收减免、风险共担等措施,吸引留住高端人才,鼓励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核心技术的研发,培育以技术和知识创造为支撑的新兴产业。通过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两轮驱动”构建合理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要素的市场重组,提升中部区域综合竞争力。
(四)转变管理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
相比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职能部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四省政府需要转变固有的管理观念,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过渡,将企业和市民的利益置于首位,最大程度地营造和谐公平的市场和社会氛围。在提高行政审批效率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主动介入、超前服务”,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同时,提高重大决议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主动赢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降低政府运行成本,提高政府运转效率。
(五)注重生态建设,展现后发优势
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定位、环境现状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大力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不仅发挥其保障长江中下游乃至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作用,构筑区域生态安全体系,更要将其作为不可复制的战略资源和地域资本,为四省的人才引进和集聚、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提供重要依托。同时,还可以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和历史文化底蕴,打破四省间的政策壁垒,联合开发旅游资源,以科学发展、绿色发展的理念为指导,构建国内乃至国际闻名的生态旅游文化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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