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发展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协调发展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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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近几年我国区域发展的实践来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转变观念和思路。首先，要转变区域协调发展就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认识，这种认识导致了在区域发展中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的单项目标，而忽视了在许多欠发达地区更应重视的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目标，进而造成了发展战略设计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其次，要转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观念，明确区域开发不是针对所有的地区，不能不顾客观条件的硬性约束盲目开发；明确研究区域问题不能仅局限于本地区内部，就局部论局部的发展模式是有害的。再次，要转变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的观念，必须认识到国家的宏观调控只是对市场失灵的弥补，而不是对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替代，规则的不同会产生各种利益扭曲，并影响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最后，转变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够、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观念。受自然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各地区不顾客观条件盲目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试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思路，从长远看，有可能会出现城市(镇)的衰落，带来与老工业基地类似的问题。

三、顺应自然规律，根据各地区的条件、特点和比较优势合理划定功能区，是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和调控目标的重要依据，也是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首要工作。

四、划定国家基本粮食生产区和国家重要水源区。从全局来看，长期以来实行的以省(区、市)为单位的“粮袋子”和“米袋子”工程是不经济的，不仅难以发挥粮食主产区的粮食高产优势，而且会引致耕地面积少的省份的过度垦植。划定国家基本粮食生产区，针对这些区域采取促进粮食生产的措施，积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技术引进与推广、解决增产不增收的问题，有利于从根本上提高粮食生产抵抗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的能力，从“固本”的高度上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划定重要水源区，有利于加强水资源的保护，提高水涵养能力和洁净度，分区域有针对性地控制有污染的各种“破坏性”产业的布局，合理开发与利用水资源，防止重要水源的地区化，保证上下游、近远期用水的合理分配与供给。

五、划定生态脆弱地区，加强植被恢复和水涵养；划定重要资源贮藏区和待勘探地区，控制这一地区城市的扩张和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投入。

六、在综合考虑自然承载力的条件下，明确区域发展中心，引导产业聚集和人口的相对集中，使之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将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列为发展后备区，超前做好规划，积极创造发展条件。限制在区域发展中心和发展后备区以外地区的不合理经济活动。目前不少省份县县设立开发区，不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利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健康推进，也不利于生态资源环境的保护。

七、我国地域广阔，各地自然条件差别较大，应尽快研究编制全国性的区域空间规划。对不同地区的功能进行区分，特别是划定国家级的粮棉生产基地、重要水源保护区、生态脆弱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及工程建设区、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发展后备地区等，并根据各区域的功能制定有针对性的差别化政策，以指导区域发展和次区域规划的编制。

八、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人口的自由迁徙。人口的自由迁徙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鼓励各地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逐步放开户籍限制，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打破长期以来由于户籍制度引致的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各种不平等待遇。

九、依据自然法则，尊重自然规律，制定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地合理引导产业布局与发展，坚决制止违背自然规律的各种经济活动。

十、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口增长趋势，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这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条件。

十一、制定合理的补救制度。客观上要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根据发展需要和现实可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实现全局与局部利益的基本协调，才能促进系统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

十二、着眼于长远目标，开展基础性开发。应当高度重视落后地区的教育问题，这是决定区域协调发展最终目标实现的关键，也是实现不同地区劳动者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的重要途径。降低收费甚至是采取全额补贴的方式促进这些地区的基本教育和青年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通过粮食补贴扶贫的方式，解决落后山区、土地贫瘠等地区因为口粮自给不得不改林而耕、改牧而田的问题，因地制宜地推动这些地区的农业结构调整与开发。

十三、依据区域开发规划，实施配套性强的若干工程，从根本上提升可开发地区的自主发展能力，或是真正实现特定功能区的区域功能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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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成熟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渐加大，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迅猛发展的一部分，对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意义重大。江浙沪三省是全国旅游经济发展的重心之一，其中环太湖城市圈的旅游业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现如今，在环太湖城市中，苏州、无锡的旅游业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而常州与湖州则处于成长期阶段，四个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并不协调，因此寻求环太湖城市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势在必行。

近年来，相关学者对环太湖旅游经济和协调发展的研究逐步深入。王锋等利用AHP对环太湖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态势进行计算与评估，得出该地区属于有影响力的生态农业旅游地的结论，并建议在此基础上发挥区位及资源优势，提升特色农业基地的旅游吸引力。徐艺在研究区域旅游非协调发展的现状及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区域旅游协调发展的本质是利益协调，并建议将其贯彻于政府、企业、市场机制、协调机制等方面加以实现。

2 旅游经济的区域差异分析

苏州、无锡、常州与湖州在地理位置上围绕太湖而居，历史文化相近，是我国知名的旅游度假胜地，并且苏锡常湖四个城市之间的合作联系日益紧密，使得各个地区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四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实力、旅游资源分布与交通条件等方面的差异，致使环太湖四个城市的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差距明显。表1为20102012苏锡常湖四个城市的旅游总收入及国内、入境游客接待情况。

环太湖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前景良好，四个城市的旅游总收入与国内外游客接待数量均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但是四个城市之间的旅游经济区域发展并不平衡，近几年，苏州与无锡在发达的旅游业的基础上，其国内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知名度较高，每年吸引上千万的游客前来观光，地区的旅游总收入也已经增长至1000亿元以上。常州、湖州的旅游业发展则相对较弱，尤其是湖州，旅游收入较低，其接待的国内及入境的游客总数较少。因此，对环太湖城市圈的协调发展，有利于缩小区域间的差异，利用苏州、无锡发达的旅游经济带动常州与湖州的旅游业发展，共谋进步，加快旅游经济的区域—体化进程。

3 旅游经济区域差异化的原因

3.1 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经济发展能力的强弱，会影响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前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可以为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旅游业是关联性很强的综合性产业，其发展离不开交通运输业、餐饮业、商业、娱乐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旅游产品、旅游资源开发等基本要素的支持，而这些要素均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相关。环太湖的四个城市中，苏州的经济发展实力最强，而湖州与苏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相比之下，湖州较弱的经济发展能力间接地限制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无锡与常州则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旭与苏州还有一定的差距。苏州作为四个城市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较强的经济实力为当地的旅游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并提供了经济上的保证。

3.2 旅游资源的不均衡分布

苏锡常湖四个城市旅游资源不均衡的分布是导致旅游经济区域差异化的原因之一。四个城市的A级景区总体数量上有着较大差异，并且从5A级、4A级景区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截至2012年底，苏州与无锡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拥有较多高质量、高等级的旅游资源；常州处于中间水平，而湖州的旅游资源与苏州、元锡相比差距明显。因此，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通常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较高，环太湖四个城市旅游资源的不均匀分布，使各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相对不均衡，区域差异化十分显著。

3.3 地理位置与交通条件的差异

影响一个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地理位置与交通条件，具有优势的地理位置与便捷通达的交通的地区，其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自然很高。虽然苏州、无锡、常州与湖州四个城市都是环太湖而立，但是苏州与无锡的地理位置更有优势。苏州与无锡靠近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上海市，上海成熟、发达的旅游业可以变相拉动苏州和无锡的旅游经济发展；苏州、无锡、常州的交通主要依附沪宁高速与铁路，靠近港口，交通网四通八达，十分便捷。湖州的地理位置相比则不具备优势，交通便利程度不高，其旅游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逊色于苏锡常三个城市。

4 环太湖城市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4.1 坚持可持续发展旅游经济，统筹兼顾

实现地区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旅游是最佳的方式。苏锡常湖可以凭借靠近太湖的优越地理位置、完善的基础设施与雄厚的物质基础，积极实施环太湖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在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必须全面考虑苏锡常湖四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交通条件等因素，制定合理可行的生态旅游规划。统筹环太湖地区旅游业发展的相关利益者，共同推进生态旅游的发展，转变依靠传统旅游资源的发展理念，大力提高非传统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实现传统与非传统旅游资源的高度结合，走可持续、统筹兼顾的发展道路。

4.2 发挥政府的协调引导作用

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与当地政府的协调引导能力是分不开的，因此，必须重视政府部门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苏锡常湖四个地区的政府应加强区域间的旅游协调与合作，制定有效的政府间协调发展机制，抛开行政体制的限制。协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制定相关规范、严格监管、合理的评估等措施，使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日趋规范化、体制化、法制化。政府部门还应重视对各旅游景区游客的教育，增强游客对景区环境的保护意识，提升游客的综合素质。同时，旅游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引进等工作都需要政府层层把关，以此为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4.3 整合环太湖地区旅游资源，促进一体化发展

近几年，在苏锡常湖四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均围绕太湖的相近地理位置，其旅游产品的开发相似度很高。四个地区都选择打“太湖牌”作为发展旅游经济的重心之一，这确实无可厚非，但是重复的旅游资源会降低旅游区域的吸引力，造成旅游客源的减少。因此，要使环太湖地区的旅游经济协调发展，必须整合旅游资源，促进区域旅游业一体化进程。苏锡常湖应结合本地区的旅游资源实际情况，开发各具特色的旅游产品，站在统筹全局的高度，协调各地区旅游业发展的优势与劣势，制定一体化发展战略规划，提升环太湖地区在全国旅游资源中的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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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劳动力 托大罗模型 粮食安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工业总产值占国内总产值的50%以上，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0%以上，农业部门的比重降到15%左右，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但是产业结构是否完善还需要度量劳动力的就业比重。我国仍有近60%的农村人口，这说明我国经济结构仍有待改善。在这一点上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但若据此评论说“我国经济结构的最大矛盾就在于劳动力转移严重滞后”（ 薛敬孝、刘拥军，2002），甚至提出我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本质是人口的向城市集中，农村人口的转移滞后了，建议加快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笔者以为有待考量。首先，农村人口不等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后者仅占前者的一部分。其次，劳动力转移是否滞后，需要关注农村人口转移到工业生产中去的数量问题以及转移到工业生产中去的农村人口结构问题。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占13亿总人口的60%，就目前而言，从农村转移出每一个百分点的人口对于工业和城市的吸纳能力来说都是一件困难的事，而且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协调农业和和城市的共同发展。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程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历程基本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96年），大批农村劳动力在乡镇企业就业，所谓“离土不离乡”；第二阶段（1997-2000年），随着乡镇企业经济效益下降，农业生产停滞，大批农村劳动力“东南飞”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业生产；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随着城市化发展和房地产市场升温，“失地农民”强制性转移到城镇。因为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世界经济的波动，出现“民工荒”和“失业潮”并存。2004东南沿海开始出现“民工荒”，广东省有近200万人的缺口，缺工率为10%，浙江省仅2004年第三季度的缺工率就高达34.5%，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就业难”于此局面并存。2008年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民工荒”变为“失业潮”。

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农民工总量为2008年22542万人；2009年22978万人；2010年24223万人；2011年25278万人。其中对2011年农民工统计，性别上，男性农民工占65.9%，女性占34.1%；年龄上，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21-50岁占79.4%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影响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的影响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高了劳动者素质，他们普遍学到了技术，开阔了视野，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多对城市生活流连忘返，不打算再回农村。那么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农业生产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我国一直以保持95%的粮食自给率为骄傲，但是目前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2010年，我国进口玉米157万吨，是2009年的19倍；小麦进口120万吨，大豆累计进口5480万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豆进口国，食用植物油对外进口依存度迅速提高到60%以上。我国粮食净进口量从1997年的416万吨增加到2010年近千万吨，预计2020年将高达2000万吨以上，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面对如此庞大的粮食进口规模，我国政府提出了多种鼓励农业生产的政策。但是保证一定数量的高素质农业劳动力是保证农业稳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必要条件。

作者随机抽取湖北省鄂州市燕矶镇的84家农户作了一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社会调查，调查结果印证了国家统计局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具有普遍适用性。结果显示100%的农户家中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是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转移到第二或第三产业中去，而且普遍反映转移出去的是家庭中的精英分子。他们或者身强力壮勤奋耐劳，或者相对学历较高，聪颖善学。留在农村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从事农业生产力不从心，21.7%的农户反映粮食明显减产，虽然还有78.3%的表示没有太大变化，但妇女和老人特别是老人作为耕种主力对于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是值得怀疑的。有17.9%的农户由于外出打工，举家放弃了责任田的耕种，产生“抛荒”。

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农业耕种主力遭受严重打击，但如果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够带来更多农业资金和技术支持，未尝不能弥补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损失。然而据调查，33.3%的选择减少农业投入，其中包括17.9%的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另外有50%的并没有因为外出打工获得一定收入而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也就是说88.3%的外出打工并没有对农业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在一些经济较发达或农村劳动力流动量大的地区，粮食生产又由精细种植倒退为粗放种植。这种趋势的发展一方面会直接导致粮食生产能力的减弱，另一方面也会使农业从业者的科技素质降低，从而在根本上影响到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成为粮食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不仅仅给农业生产带来一定的损失，而且大量留守家庭的出现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如留守老人的赡养问题、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安全问题等等。

（二）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城市的影响

1.我国劳动力市场已然出现较为严峻的就业问题，大量人口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转移必定使原本紧张的就业岗位更加紧张。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失业潮”暗流涌动。

2.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对城市住房提出新的问题。在城市住房的供给上如何满足农民工需求成为对地方政府的一大考验。在房地产市场化的今天，房价居高难下，城市农民工家庭年收入普遍较低，使得二者之间的供需鸿沟越来越大。

3.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一般居无定所，一方面他们的公民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也给城市的城市治安管理带来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就容易出现乱收费、乱处罚的情况。

4.农民工向城市转移由于户籍制度带来了子女入学问题。农民工子女无法享受到城市儿童同等的受教育权利，他们要想在城市入学不仅要上交额外的费用，而且还因办理各种手续而支付的额外成本。这些不仅是我国教育制度存在问题，更折射出城市硬件和软件的不合格。

依据托达罗模型，缓解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城市就业压力依靠城市工业化是无法完成的。托达罗认为，资本积累的增加必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必然低于工业产出的增长，随着工业部门的扩张，劳动力就业增长速度呈下降趋势。即使城市工业部门扩张与劳动需求扩张保持同步，通过扩张城市现代部门来解决城市就业问题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城市现代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越多，农村人口进城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越大，从而将引诱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而且流入的人口数目远大于工业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数目。也就是说，单靠城市的发展，或者说，城市的发展快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只会加剧城市就业的压力。当然这里排除了人为的控制人员流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控制越来越难以实施，也越来越不得人心，更是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2004年我国首次出现“民工荒”，这不能说明我国大举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大好时机已经来临呢？“民工荒”只不过说明了我国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这一事实在当前终于以农民工以“用脚投票”的方式作出了回应。2004年我国仍有过亿农民流向城市，加上原先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农民工普遍认为工资低，待遇差，他们认为城市并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或者说作为与城市非民工具有同等公民地位所应该获得的金钱、文化、技能、生命与财产保障、发展和创造环境，而这一切正好是城市化的内容。2004年随着我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新一轮扩张导致民工荒的出现，此轮民工荒并非我国经济特别是城市发展内在自发生成，主要还是源于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后，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接受国际市场的订单迅速增加，企业纷纷增加投资，扩大产能。同时，由于政府推行惠农政策，2005-2007年农村人均收入累计增长了24.9%，增速比2002-2004年高出50%，对于技术水平较低的普通农民工来说留在农村务农的吸引力增加，进城农民工增速放缓。

2008年出现的“失业潮”再次用事实证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其经济基础是如此薄弱。当大洋彼岸出现经济危机，我国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的农民工们迅速地饭碗难保，失业成为一种趋势。这充分说明了我国的城市还没有容纳如此规模农民工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不理性转移必定加剧城市的就业压力，从而引发一系列生存和发展问题。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

我国整体的务农收入太低。钟甫宁、何军（2004）指出：“农业劳动力的数据取决于农民作为整体的务农收入”。一亩地从播种到收割大概需要80个小时，产量大约为500公斤，这样即使按照3块钱1公斤稻谷计算，一亩地的毛收入为1500块钱，即使加上农业补贴，在除去灌溉、农药、种子、肥料等农业投入后，收入仍然微薄，以小时工资计算也在10元以下。农业生产周期长，农民不得不在“农忙”与“农民工”间奔波，农民家庭年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金额后，他们会选择放弃粮食生产。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非农业生产收入较高。根据调查，向农业外转移人均月收入可达千元以上，一些热门工种，农民工的收入甚至高达万元之上。虽然农民外出工作一般以劳务为主，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工业、建筑业，饮食服务业三个领域，外出农民，由于自身文化素质和就业观念的限制，多从事脏、累、重、苦、险等性质的工作，只有极少数有一技之长或文化素质较高的人才，才能涉足技术和管理等高级就业领域。但这些都不足以阻止农民外出。不怕脏不怕累、够强的忍耐力、非农业生产所取得的较高收入大大降低了他们对于恶劣工作的感知度。

农村人口深受城市生活的吸引。农村人口主要是指农村新成长起来的新青年离开乡村，来到城市谋求发展。这些新青年通过书本、网络等媒介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迫不及待的追逐城市生活，脱离农业生产。他们主观上的向往在客观条件上得打满足，也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农业生产收入低廉，生产手段和作业方式十分传统，他们完全可以在城市谋得更高收入，其投入到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比老人、妇女等投入到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大得多。但是相对于整个农村人口素质，新青年具有较高文化素质，他们的学习能力相对较高，较容易掌握新的农业技术，他们的转移莫不是对农业长足发展的一大损失。农业的发展方向毕竟是现代化，新青年的转移只能是使得农业现代化越来越遥远。而他们非农业生产所得用于农业生产的极其有限。农业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优秀劳动力流失的同时并没有得到资金和技术上的补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的改变逐渐凸显，农村会有越来越高比率的新青年向城市转移。

相关政策建议

努力推广农业技术教育。农业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保证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普及对老人和妇女的教育，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老人和妇女体力的不足。

制定农业生产的优惠政策，在进一步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的同时，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提高农业收益，使农业生产相对外出工作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消除人为的城乡差异。农村和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消除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不是依靠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而是如何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努力提高农村公共品的的供给，加快农村生活和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工农差别不断缩小。

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城市化以及人类经济发展的趋势，对于提供就业机会也是有效的。

参考文献：

1.郭熙保.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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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教育；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地区差异

近年来，受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影响，我国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日渐提升，并且相关研究表明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协调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地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地区发展过程中要明确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关联性，在此基础上推动二者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一、简述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间的关联性

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二者之间表现出一定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高等教育发展受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并在发展方向上受经济发展导向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是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对教育规模与质量起到决定作用。经济发展为高等教育提供了先进的教学设备和优良的教学资源，在根本上决定了教育体制的水平与层次。同时也为高等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产生重要影响，推动了教育水平的良性发展；第二，高等教育推动着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担负着为社会输送优质人才的责任与使命，能够从根本上提高劳动力的道德水平和专业技能，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除此之外，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区域经济新增长点，拉动了区域内部消费水平。

二、推动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对策

（一）共同提升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通常情况下，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高度一致性，既二者之间的发展水平呈正比关系，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其高等教育水平也呈现落后状态，这样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会产生相应的制约，因此在区域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协调好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推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例如在经济落后地区，可通过科普宣传等活动转变当地人对教育的态度，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观念上的支持，并加大投入力度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满足当地对教育发展的基本需求。并且在制度上保证高等教育的层级水平，增加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培养力度，增强高等院校人才输出的质量与水平，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除此之外，结合地区经济发展特色，开设特色教育模式，将地区特色资源进行整合与优化，彰显地方教育优势。

（二）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

在区域发展的实际中，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的现象较为突出，其中如果前者盲目扩大规模，呈现出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适应的发展态势，造成地区人才外流现象日趋严重化，形成前者优于后者的状态，这样会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利。因此必须针对这一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协调两者的发展关系。例如在高等院校规模扩大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从经济发展现有水平和前景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制定合理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加强对民办院校的扶持力度，增强其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在高校内部实施人才预留制度，并为优秀人才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避免其外流造成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才匮乏的现象。

（三）充分发挥区域经济的导向作用

除了上述情况外，由于高等教育布局或人员招生分布等因素的影响，很多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要落后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出现相应的不协调现象，导致地方可持续发展受到制约。针对这一想象，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使其与经济发展相匹配，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人才与技术支持。例如在发展中制定合理的协调方案，利用经济发展的优势引进先进的教育资源，支持人才培养战略。同时对高等教育结构及专业设置进行调整，以本土经济发展方向为依托，保证为地方企业输送优质对口人才。除此之外，也可与其他地区高校进行合作，在借鉴相关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为高校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就业与发展空间，从而提升本地区人才培养水平，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与社会适应能力。

三、结论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协调程度在地区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根据地区差异的实际情况，在对其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合理推动高等教育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和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李荣，李凤，刘文娟，等.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地区差异研究[J].当代经济，2016（12）：81-82.

[2]刘玉.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以四川陕西两省为例[J].鸡西大学学报，2016，1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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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建议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早已被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等看作是事关国家长远利益和本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制度能否正常运转的重要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如何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日益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本人认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针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行专门的立法

可以说成功缓解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过大问题的几个国家,都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任务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其中日本的区域经济政策完全以制定详细的法律法规来推进,而美国、德国也都有相关的专门法规出台。日本政府无论是对全国性开发,还是对地方性开发或特殊性开发,都制订了相应的法律,并根据各项法律制订了相应的计划,从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保证了政府各项开发政策的实施;美国主要是通过法律来规范对落后地区援助资金的使用情况,保证所有的程序和过程都在严格的法律控制之下,防止发生将资金挪作他用,而使项目夭折的事情,保证了援助项目落到实处,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从而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德国的相关法律主要是使得平衡区域差异成为各级政府的共同任务,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提高到了基本法的高度。

2充分运用了财政政策的相关工具

首先,针对不同地区采取差别税制。从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政府通过差别税制积极培养落后地区的良性循环能力。其次,要对落后大的地区转移支付,这里可以以德国的财政平衡制度作为借鉴。其特有的转移支付机制充分体现其合作性财政联邦制的“合作”性质,即通过财政手段实现州之间或地方之间人均财力的相对平衡,为确保各地区居民能够实现这种相同的生活水准创造条件,这正是德国财政制度的核心。

3对落后地区实行倾斜的金融政策

区域协调性问题处理的比较好的国家都十分关注运用对落后地区倾斜的金融政策来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实行对落后地区倾斜的金融政策主要可以考虑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准备金制度、利率政策的倾斜。考虑到落后地区货币乘数较小的现实,应实行区域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制度,降低其存款准备金率;而利率市场化是金融深化理论的核心,也是落后地区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应该有效的反映资金的稀缺、投资的风险,利率也可以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作为资金流向的导航器。其次,采取积极政策合理推动落后区域金融的理念创新、技术创新、业务创新及制度创新。理念创新是实现由传统经营理念向现代经营理念的转变。落后区域金融发展滞后,固然有外部环境的制约,但内部理念的落后也是重要因素。

4加大国家对落后区域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同时关注跨行政区域间经济的综合治理

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包括交通、通信、教育等方面的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落后地区依靠自身力量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用于这方面的建设,这就需要国家加大相关的投资力度。同时,要针对不同地区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战略的同时,高度关注跨行政区域间经济的综合治理。以德国为例,其在不同地区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战略的同时,也要关注跨行政区域间经济的综合治理,使得区域间经济能得到协调发展。

5采取多种手段提高劳动者素质

美国政府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政策导向,主要是着重提高劳动者素质,鼓励私人资本投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核心是要培育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的创造能力和持续发展的竞争力,认为政府的扶持是必要的但也是次要的。相关统计显示,我国当前对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占gdp的比重正在逐年增加,可见国家对提高劳动者素质这一问题也高度关注,但高等教育的投入并未随之增加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6使地方政府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任务的具体承担者

德国所采取的这一政策十分值得我国借鉴,在我国当前国情下,如果使地方政府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任务的具体承担者,而中央政府主要发挥居中协调作用,则更容易解决“诸侯经济”导致的各种矛盾。具体的做法可以首先通过立法的方式,将地区经济发展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政策合理性及相关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同时建立专门的部门定期进行审查以确保法律的有效性。

7合理利用外资

我国经济发展不能过分依赖海外资金,同时引进外资时应在吸引直接投资上下工夫。外国资本的流入如果处理不当,有时会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特别是在短期资金和那些随时可以兑现逃走的证券投资的管理上。由于目前通讯手段十分发达,全球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市场稍有风吹草动,证券投资资金在瞬时内就会抽走,从而对一国的对外支付造成严重压力。

8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德国经济的中坚力量,其实并非作为工业巨头的诸多大企业,而是众多的中小企业。为支持本国中小企业发展,德国采取了设立州投资的银行,设立中小企业资助项目、中小企业参股基金、市场开发项目,为中小企业创造、保证就业、提高竞争力,以及对出口市场的开拓、培训和技术应用等方面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中小企业融资,解决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成立巴伐利亚建设融资促进银行,为企业申请商业贷款提供政府担保;成立巴伐利亚风险资本投资公司,为中小企业融资等一系列手段。而这一点与我国实际也相吻合,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无疑是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一环。

篇6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切入全球价值链中承担加工组装环节，成为全球 最具竞争力的代工制造平台。但是，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方式，本质上是发达国家通过 全球价值链（GVC ，Global Value Chain）控制和俘获中国低端产业的关系，并由此造成了 低端锁定和地区差距的扩大，主要机制可梳理为：第一，东部率先加入GVC形成的先发优势 和在位优势使其经济增长获得了不断自我集聚的力量。这种生产的集中就会产生地区之间收 入上的差距。第二，形成了以外资进行国际代工为主的生产模式。这种外资主导的国际代工 模式一方面利用了中国的要素禀赋优势，另一方面又将自身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关联控制在安 全的范围。于是，GVC主导的产业转移的前后向联系效应大为减弱，也使中国东中西三大地 带协调联动的效应大大降低。第三，中国的加工贸易 “两头在外”的模式，使得东部沿海 地区的企业在被俘获的价值链中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但是并没有完成更 高级的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对策研 究（08CJY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东部地区要素成本的上升、人民币的升值和贸易摩擦的增加等因素， 集聚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产业开始向外转移。客观地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地 区间自然条件、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双重任 务往往是一个两难困境。既不能用各地区都不发展的方式，也不能用东中西部地区“齐头并 进”的方式，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区域优先的政策，即东部沿海地区利用自身优势，率先加入 GVC，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产业集群，使该地区首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在发展态势呈现出“极化效应”的基础上，逐步获取极化后的“扩散效应”，带动中西部地 区的发展。这种政策选择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选择。中国改革开放30年 的实践，证明这种战略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东部地区的扩散效应如何发挥以带动中 西部地区发展，东中西部如何在互动的过程中发挥大国优势超越国际代工，则是完成产业升 级和区域协调发展双重任务的关键所在。

二、全球价值链模式产业转移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产业转移共掀起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 美国将纺织、钢铁等传统产业转移到日本和西德，自己则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讯和电子 计算机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由此导致了日本继英国、美国之后，成为第三个“世界工厂”。 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此次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东亚地区。日本先是将纺织等劳 动密集 型产业转移给东亚“四小龙”，接着又将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最终催生了东亚奇迹。 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等进行的产业转移。

20世纪末期出现的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最显著的特征是，全球化的主导者跨国公司， 为了获得全球竞争力，将附加值低的产品生产工序外包给他国，或到他国投资设厂进行生产 ，自己只保留产品的研发、设计和营销等附加值高的工序。作为这次产业转移主要目的地的 中国，立足于国内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廉价而又丰裕的劳动力、产业集群带来的集聚效应 和政府主导的投资性财政，通过生产贸易投资一体化，迅速确立了自己“世界加工厂”的地 位。

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全球制造代工工厂，是国际产业转移在产品内分工的体现，更准确的 说，是国际生产环节的转移。二战后，国际产业从欧美转移到日本，又从日本转移到东亚四 小 龙。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又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转移到中国。最重要的是，在代工生 产模 式重要性益发显著的全球化时代，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转移的不再是某一产业或产品，而是 该产业或产品中的不同要素密集的环节和工序。而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的本质是不同国 家（或地区）依据自身的成本优势对价值链的不同环节进行承接和重整。

为了更好的分析国际产业转移新模式的影响，本文将基于产品间分工的产业转移模式称为传 统模式的产业转移，将基于产品内分工的产业转移模式称为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本 文在此将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对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进行探究。

GVC模式的产业转移使得发展中国家有机会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得。但 是，处于价值链两端的研发设计和营销品牌的附加值高，处于价值链中间的组装加工环节附 加值低。而发达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就来自于研发和营销等附加值高的环节，发展中国家承接 的只是价值链中低附加值的环节。这样，对发展中国家就存在一个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问题 。此外，不管是第一次产业转移浪潮的主要承接地日本，还是第二次产业转移浪潮的主要承 接地“四小龙”，都没有广阔的内陆腹地和多样的市场环境，因此不存在特定区域率先发 展及由此带来的地区差距问题。虽然GVC模式的产业转移是造成中国低端锁定和区域失衡的 原因之一，但是GVC模式的产业转移及其内涵的作用机理，使其又成为中国完成产业升级和 缩小地区差距的出发点。

三、封闭经济条件下，GVC模式产业转移的驱动力量

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是集聚还是转移，取决于推动地理集聚的向心力（centripetal）和 促进空间扩散的离心力（centrifugal）之间的动态演变和力量权衡。依据新经济地理学， [1]向心力主要包括前后向关联效应、密集型劳动市场和溢出 效应；离心力主要包括生产要素的非流动性和要素价格。

本文此处将利用商务成本理论对这两种力量进行抽象简化，以更好的对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 的选择进行分析。商务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期间所支出的各种费用的总和，一般可分为 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两大类。要素成本主要是指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等要素的价格水平；而 交易成本主要是与制度相关的成本，与市场化程度、产业配套环境、政府效率与税费、基础 设施和法制化水平等有着密切的联系。结合新地理经济学和商务成本理论可知，向心力主要 是通过降低企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来促进产业集聚；但是，产业集聚的不断强化会造成当 地 要素成本的不断攀升，在达到某一临界值之后，就产生了推动产业转移的离心力。因此，要 素成本和交易成本之间的动态变化――商务成本结构的动态变化――就会转化为向心力和离 心力之间的博弈，进而引发产业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

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在不同的空间进行承接和配置，其不同环节的选址决策主要是由成本 来决定的。一般而言，在价值链中处于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主要是利用廉价和丰裕的低端 要素获得竞争力，对要素成本的变化就比较敏感。在价值链中处于价值链高端的环节，由于 主要从事研发和营销等附加值高的环节与治理价值链，大部分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部门，这 种环节的转移，主要考虑的是全球战略，对要素成本不敏感而对交易成本比较敏感。

目前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从事加工组装的企业，由于专注于劳动密集型的环节，产品附加值 低，利润空间有限，所以对要素成本的变动非常敏感。东部沿海地区要素成本的上升，会改 变商务成本的结构，一旦离心力大于向心力，这些产业就会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中 国东部沿海地区的GVC模式产业转移的目的地有两个：中西部地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本文 首先考虑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情况，即产业在中国不同区域之间转移的可能性。

一般来说，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往往营商环境不佳，因此交易成本会比较高；而要素 成本相对较高的地方，往往生产者服务业、基础设施、法治水平和政府服务高度发达，因此 交易成本会比较低。对于要素成本，企业往往可以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而 交易成本对于企业来说基本上是外生变量，不在企业控制的范围之内。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不同地区的商务成本水平和结构是不同的。从表1的数据分析， 中西部地区的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和商品房平均售价的均值分别为14737元/年、17077元/年和 1963元/平方米、1923元/平方米，不仅低于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 见，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都有比较优势，形成了成本“洼地”。从电力供 求差额（发电量减去电力消费量）来看，东部地区是负值；而中西部地区都是正值，分别为 114-07亿千瓦小时和42-71亿千瓦小时。事实上，中西部地区是我国能源和金属矿等自然 资 源的主要储藏地，与东部地区相比具有资源优势。这些就形成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要 素成本梯度，为吸引产业转移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中西部地区的高速公路密度和长途光缆密度的均值分别为84 -34公里/万平方公里、37-77公里/万平方公里和0-126公里/平方公里、0-072公里/平方 公里 ，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是远远低于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可见，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 和通信能力还不够发达便利。东部地区政府的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比重为0-106，也低于 中西部地区，这表明两地政府在税费和效率等方面的差距。中国东部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世 界加工厂，不仅仅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在产业配套、物流成 本和地方政府效率等方面形成的优势，才吸引了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因此，中西部在吸 引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必须通过不断地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原来高额的交易成本，才能将产 业转移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一旦中西部地区能够承接转移过来的加工环节，东部地区商务成本的上升趋势将变慢，这样 就可以更好的发挥交易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发展价值链中附加值高的环节和生产者服务业 ，从制造基地向总部基地转型。通过这个基地，可以对整个行业提供高端服务，增加核心 竞 争力，推动产业升级。而中西部地区吸引到自己急需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可以解决大量的剩 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提高土地资源和基础设施等的利用效率，劳动者的生活消费也可以扩 大当地的内需，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四、开放经济条件下，GVC模式产业转移 的决定因素

本文在第三部分探讨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将目的地限定在国内，即研究的是国内不同区域 之间的产业转移。但是，东部地区的代工企业是以外资为主，其选择产业转移目的地依据的 是成本。更重要的是，GVC模式的产业转移在空间上的布局更多的是GVC中的主导性企业基于 全球竞争战略的考虑。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放宽假设，引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情形。这样， 东 部地区的代工企业转移就有两个可能的目的地：中西部地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此外，随着 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一国商务成本的水平是逐渐上升的。那么，面临超越代工和区域均衡 发展的中国如何在自身商务成本不断攀升的条件下，避免产业外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呢？

事实上，中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代工制造平台，不仅是基于商务成本的优势，还在于通 过切入全球价值链后，获得的“在位优势”。具体来说，中国在弹性生产、工程能力、反应 速度、规模制造和后勤运筹等方面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竞争力。这就给中国在开放条件下完成 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双重任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在此将利用学习曲线理论分析中 国的“在位优势”对于完成双重任务的作用机理。

学习曲线的概念最早由Wright(1936)[2］(122-128)提出，是指生产一单位产品所 需要的直接 劳动时间以某一不变速度随着累积的生产量递减。在随后的实践和研究中，学习曲线被拓展 为生产函数，即单位产品的生产时间（或成本）随着产量的不断增加而相应的减少。

产生学习曲线效应的原因有：第一、熟能生巧。通过重复性的工作增加劳动熟练程度，缩短 劳动时间，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标准化。随着累计产量的不断增大，因为过程、零 件和原材料等方面变得更为标准化，产品和工艺改进会提高效率，导致成本下降。第三、专 业分工。产量的增加使更为专业化的分工成为可能，这就可以获得针对这些分工的更多经验 并且操作得更快，从而促使生产效率的提高。第四、关联效应。生产产品各个环节的企业都 遵从学习曲线，从而使整个上下游变得更为有效。而消费者随着消费量的增加对产品有了更 多的体验，他们提出的改进之处将渗透反馈到制造过程。第五、共享效应。任何从一个产品 （或价值链）上获得的效率提高方式也可以通过共享行动或资源，用于其它产品（或价值链 ），从而产生学习效应。第六、竞争优势。随着产量的增加，企业会在生产、管理和营销等 方面逐步积累出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例如价值链的治理模式、精益 生产方式等。

加入GVC的代工企业的产业升级一般遵循如下路径：工艺升级（提升工艺流程的效率）产 品升级（引入新产品或改进旧产品）功能升级（攀升到附加值高的环节）链条升级（转 向新的附加值更高的链条）。通过对产生学习效应原因的分析，我们发现：熟能生巧、标准 化和专业分工是支撑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源泉，而关联效应、共享效应和竞争优势则是推 动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的力量。中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代工制造平台，其间的成长过程 可以理解为代工企业如何满足订单要求、政府如何创造营商环境的学习曲线。

中国目前获得的在位优势是基于切入全球价值链，通过熟能生巧、标准化和专业分工等完成 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这种在位优势就转化为成本优势，延缓了商务成本上升对中国国际 竞争力的影响。但是，中国目前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成功能升级和部门升级。这种低端锁定 导致学习曲线效应出现了 “学习高原”的现象，即产量的继续增加并不能导致单位产品成 本的降低。此时，低端锁定导致学习效应不再存在，商务成本上升的趋势就无法继续缓减。 因此，克服“学习高原”的现象就是关键所在。

从产生学习效应原因与产业升级过程的对比分析可知，发挥学习曲线的关联效应、共享效应 和竞争优势恰恰就是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的内容。这样，克服“学习高原”现象就转化为如 何完成产业升级发挥学习曲线效应的命题。

本文认为，利用中国的在位优势和大国优势构建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 ,NVC ），是完成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双重任务的可行路径。国内价值链（NVC）是指由本土 企业主导和治理，立足国内市场和采用代工方式，学习和赶超GVC的全球生产网络。那么N VC推动功能升级与部门升级的机理在何处？

第一，从关联效应的角度分析。从供给方面看，目前加入GVC的本土代工企业定位于出口 导向，功能已经退化为单一的加工组装。与此同时，国内还有以本国市场为导向的本土企业 和出口商，这三类企业各有优势。通过构建和发展NVC，可以将本土代工企业在生产方 面的优势、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本土企业在研发和营销方面的优势、出口商在开拓国际 市场的优势结合起来，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在互相学习和协作整合中获得竞争力。从需 求方面来看，由于NVC立足于国内市场，这样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本国消费者。而本国消费 者的消费经验通过反馈机制进入到供给方，形成良性互动。

第二，从共享效应的角度分析。Luiza等[3］(110-139)从质量改进、价格削 减、设计创新和新材料运用等十个方面研究了美国主导的GVC与欧洲主导的GVC对发展 中国 家代工企业的参数要求，发现美国主导的GVC属于价格驱动型，欧洲主导的GVC属于质量驱动 型。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同时加入了这两条GVC,这样，不同驱动类型的GVC对代工企业不同的 参 数要求就会培养其特定的能力和技术。通过GVC与NVC的对接，不仅有助于本土企业将在不同 的GVC中习得的能力与经验在新的价值链中融汇贯通，而且可以将这些能力与经验通过处于 价值链高端的东部地区的企业，有效地延伸到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加速其成长的过程。

第三，竞争优势。市场代表着自主研发和品牌经营的权利，瞿宛文[4]的 研究认为 ，利用中国市场的规模和成长速度，是台湾企业通过自创品牌完成产业升级非常重要的途径 。立足于国内市场的NVC，可以从如下渠道为本土企业提供竞争力：首先，与国际市场相比 ，本土企业会在熟悉程度、沟通成本、运输成本和政府支持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就可能 使本土企业在一个风险相对较低和容量巨大的市场空间内掌握市场的方向，创造出国内市场 所需要的新产品，从而可以积累升级所需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资金 支持。其次，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千差万别，从而导致国内市场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复 杂多样。这样的市场特性可以使本土企业利用同文同种的优势，通过市场份额的追赶和市场 层次的提升发挥规模优势和范围优势。最后，国内市场可以更好的与企业战略、政府政策、 制度安排和社会共识相结合，为产业升级提供一套长期广泛的承诺系统。

五、简短的结论

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与以往两次产业转移浪潮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GVC模式的产业 转移一方面可以使主导性企业依据不同国家各自的比较优势配置相应的环节，同时发挥规模 经济和比较优势的作用；另一方面将自身与代工企业的技术关联限制在安全的范围内，以阻 碍其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中国作为这次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在成就 “世界加工厂” 的同时，也面临着低端锁定和区域发展失衡的挑战。

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率先承接产业转移的东部地区由于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 和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等因素，集聚于此的代工产业开始向外转移。本文指出，中西部地区吸 引产业转移的关键是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营商环境。而在国际竞争中完成产业升级和缩小地 区差距的双重任务，就必须发挥中国作为全球最大代工平台所积累的在位优势，广阔内陆形 成的大国优势，构建以本土企业为主和立足国内市场的国内价值链。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 挥学习曲线效应，完成更高级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实现不同区域的均衡协调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美］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C］.李淑萍译.北京：《比 较》，中信出版社，2007，(28).

［2］T.P Wright.Factors Affecting the Cost of Airplanes［J］.Journal of A eronautical Sciences,1936,3(4).

［3］LuizaBazanand LizbethNavas-Aleman.The Underground Revolutionin the Sinos Valley:a Comparison of Upgrading in Global and National Value Chain s［C］.Local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ssues of Governance and Upgradi ng, Edited by Hubert Schmitz.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2004.

［4］ 瞿宛文.台湾后起者能借自创品牌升级吗？［J］.世界经济文汇，2007(5).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Transference

Region in a Mode of Global V alue Chain Zhang Shaojun Abstract:China not only becomes world factory, but also causesregional disparity and low lock-in by attracting industry transference in a modeof global valuechain(GVC).Firstly, this paper specifies the third wave of industry transference is actually industry transference in a mode of GVC.Secondly, we analyses the fac tor that influencesindustry transference in a mode of GVC betweeneastern a reas and central-western areas in closed economy.Finally, for avoiding industryto transfer to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open economy, this paper finds NVCbased on incumbent advantage andadvantage of big nation is a feasible road tha t may play fully the effect of learning curve. Key words: Industrial Transference in a Mode of Global Value Cha in; Industrial Upgrading；Region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 收稿日期： 2008-12-23 责任编辑：张友树 ］

篇7

[关键词] 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 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各个方面。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积极采取措施，将社会资源在空间上进行有效配置，改变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不协调”现象，大力夯实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内容。

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大力夯实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基础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谐是指构成事物的不同组成部分或因素相互配合维持事物处于正常活动的状态，和谐的对立面是冲突乃至解体。从区域经济学原理上看，和谐社会就是要求区域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协调，区域差距适度，区际关系良好，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经济基础。

1.殷实的经济发展状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贫穷的基础上更不会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时期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因此，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和谐社会”，绝不是低水平低层次的“一穷二白”的“和谐社会”，而应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相对丰富、经济发展状况比较殷实的“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的标准之一，是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合理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而满足这些需求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关键靠发展，贫困落后是产生不和谐的根本性原因。尽快摆脱生产力落后的局面，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才能为社会和谐提供物质保证，也才会对社会和谐提出新的和更高的要求。如果没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物质财富不断增加到相对殷实的程度，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合理需求的满足就缺乏物质基础，公平和效率的实现就缺乏牢固的经济支撑，社会和谐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既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发展的协调性。从区域角度看，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前提。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追求的应是全国范围的“和谐”发展，而不仅仅是某一个或几个地区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标志，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区别于以往任何社会的根本特征。这种本质决定了我国各地区之间要有一个相互协调的发展关系，其差距不能过大，更不能搞两极分化。过大的区域差距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区域合作受阻、消费过度与不足的重要原因，会给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等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增加难度，同时区域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往往会产生和激化一些社会矛盾，导致混乱、不满及社会公益服务的恶化，从而引起社会动荡，造成社会政治的不稳定，不仅和谐社会的实现无从谈起，而且前几十年的发展成果也会遭到极大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讲，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既是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全局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撇开区域问题来构建和谐社会是不现实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同促进社会关系和谐、各行业各领域发展和谐一样，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现状

由于受到自然禀赋、人口素质、历史发展水平和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非平衡发展战略的影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呈现出明显的经济发展差距：

1.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持续扩大。1988年，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之比为1.41：1：1.11，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39：1：0.87；2000年，这一比例分别变成1.49：1：1.06、1.47：1：0.77。2005年上半年人均收入最高的5省区是人均收入最低的5省区的2倍还多。

2.GDP比重和人均DGP比重差距持续扩大。1980年，东、中、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占我国GDP比重分别为50.20%、29.75%、20.04% ，到2002年，占GDP比重分别为57.86%、25.12%、17.01%，其中，东部比重增加了7.66个百分点，中、西部比重分别下降了4.63和3.03个百分点。从人均GDP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分别是中、西部地区的1.53、1.92倍，到2002年分别扩大到2.03和2.59倍。以上说明，无论是经济总量GDP还是人均GDP，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都扩大了。

3.基础设施建设差距大。有研究指出，1999年，除宁夏外，西部其余11省市区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在全国排名均在20位以后。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从总体上看，目前中、西部地区的交通、电子、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仍较东部地区落后，投资硬件环境尚有差距。

4.外贸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对外出口商品多为高新技术产品，东部地区显然具有明显优势，加上东部发达地区信息沟通和交流能力的绝对优势，在发生贸易摩擦、初级产品出口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的应变能力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据预测，2008年，在外贸出口方面，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三、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及对策思考

1.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协调和指导作用。党和国家政府应对区域经济进行统筹规划，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现状给予具体的指导或扶植，加强引导和调节。加快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继续改善投资环境；为中西部地区建立完备的市场机制，利用本身资源优势、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提供政策支持；在国家投资、利用外资、开放程度、计划、金融、财政和税收等方面给予中西部地区适当的倾斜；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教育，使中西部文化摆脱独立性、封闭性、凝固性，与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

2.东部地区要为协调区域发展多做贡献。东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对中、西部地区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并以自己的力量通过多种形式带动和帮助中、西部的发展，如多向国家缴纳税收从而减轻中、西部的税务负担；向中西部提供教育资金技术上的援助等等。这既是服从“东部沿海率先发展起来以后，要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大局”的需要，也是保证东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3.中西部地区要抓住机遇，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奋起直追。中西部地区要积极采取措施，奋起直追，发展因地制宜的特色区域经济，使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和特殊功能都能得到科学、有效地发挥；要利用本地区的资源优势，发展能源、原材料工业产品，使中西部地区资源产业在对整体经济提供长期基础性支持的同时，获得自身发展，并从市场要求出发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尽快消除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为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创造外部环境条件；要制定吸引、稳定人才的合理机制，遏制“孔雀东南飞”势头，提高知识分子的福利待遇，进行科技人才的定向培养，提高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等等。

4.东、中、西部实行区域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全国各地区要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和意识，削弱甚至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保证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全国各地区之间的畅通，积极推动生产要素在地区间合理配置，使东部地区先进生产要素（如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顺利流入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则可以为东部地区提供资源、原材料等，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经济融合；加强东中西部的合作和交流，形成各区域、各民族之间全面团结和互助合作的新型区域经济关系，使东中西部在相互协作基础上缩小差距、共同发展，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王梦堂：《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理论动态》第1628期

[2]肖玉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现状和对策》，《唯实》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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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乡布局统一规划，打破城乡空间界限

2008年，根据宝鸡统筹城乡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以凤县为全市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点和样板，制订了《凤县统筹城乡发展规划》，打破城乡空间界限、村组界限，统筹推进“四个集中”：人口向县城集中、向工业园区集中、向城镇集中、向中心村集中，制定了“一体两翼五星百村”统筹城乡发展思路：建成以凤县县城为主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凤州现代科技产业园区和留风关循环经济示范园区为两翼的副中心；以河口、黄牛铺、平木、唐藏、三岔五个明星镇为依托的产业基础雄厚、生态环境优美的小城镇；以100个自然村为支撑的主导产业突出、农民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的集中居住社区。通过近年来的运行，统筹城乡发展工作进展顺利。

（二）县域经济实力壮大，农民收入大幅提高

宝鸡县域经济不断壮大，市级以上龙头企业达到136户，县区工业园承载能力不断增强，34户企业成功入园，园区已成为引领县域工业发展的引擎。农业特色产业基地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畜为主导、果为特色、粮为基础的发展格局。城镇化步伐显著加快，一批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工程陆续开工。2009年底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86元，县域经济、非公经济在全市经济中的比重分别达到45.2%、47.6%。凤翔、扶风县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提升最快百强县，凤县荣获全国最美小城殊荣，岐山成为国家级苹果项目示范县，眉县成为全国无公害猕猴桃科技示范县，东岭村跻身“中国经济十强村”。

（三）“新农保”制度试点成功，城乡养老制度无缝衔接

宝鸡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采用费用县级统筹式、缴费和享受待遇捆绑式、基金储蓄以政府补贴和个人缴费相结合的完全个人账户积累式等形式。该制度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为基础，兼顾传统的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和社会救助方式，推行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农村和城市享有同等水平的社会公共服务。使农民真正享受到30年改革发展的成果。2010年4月《宝鸡市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行办法》的出台，标志着宝鸡市社会养老保险从制度层面上实现了无缝隙、全覆盖，从根本上较好地解决了城乡居民社会保障问题，使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有了实质性的突破。

（四）统筹城乡就业，城乡就业体系逐步完善

按照“统筹城乡”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宝鸡市政府提出了“统筹城乡就业”的发展思路，积极推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下岗失业人员培训”等。鼓励外出经商务工人员、农民、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等主体，从事个体经营，创办经济实体。对创业所需土地可征用，可租用、可入股；对自行申贷创业成功的下岗失业人员，按最高不超过5万元的贷款限额，由财政给予2年的贷款贴息；对有就业愿望、就业技能的下岗失业人员，由公务员牵线搭桥，帮助其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超过50人和100人的，以最高不超过50万元和100万元的贷款限额，按银行同期基准利率的50%，由市财政给予两年的贴息；对自主创业的大中专学生，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的，由市财政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水平判别

（一）农业人口众多，城市化进程滞后

城乡融合是农村不断被城市“同化”的过程，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文明的普及率就越高。宝鸡是因宝成、陇海铁路而兴起的新型工业城市，城乡并存，城镇化水平低，城镇规模偏小，城市化进程滞后，农业人口众多，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2008年宝鸡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11%、60.3%、28.7%，从数据看，经济结构趋于合理，但一、二产业明显落后于全国水平。且GDP、人均GDP、经济增速在全国处于下游位置，就业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也不同步，超过50%的人口仍滞留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客观上阻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经济良性循环。

（二）城乡资源配置不均，现代农业发展缓慢

宝鸡工业基础雄厚，具有相当的规模和水平，但与沿海发达城市相比，县域经济实力依然不强，工业反哺农业能力较弱。农业基础条件相对较好，资源较为丰富，但城乡资源配置不均，虽然近年来在城乡建设、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没有达到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现代农业开发与综合利用滞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不同步，农村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农产品市场体系尚不健全，现代农业发展缓慢，统筹城乡发展压力较大。

（三）大量富余人员进入城市，农村发展缺乏后续新生力量

城市化发展，承载着城乡腾飞的希望，也抽取了广大农村的新生力量。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实现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但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过量转移，势必造成农村劳动力下降，农业系统人才稀缺，尤其是缺乏高技术人才和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新鲜血液。这不仅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也降低了土地这一人类最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宝鸡县域人口占全市80％左右，而经济总量仅占全市的50%多，农民人均纯收入虽然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与全国平均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仍有40多万的贫困人口，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任务艰巨。

区域城乡经济社会协调统筹的发展思路

根据宝鸡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建立城乡一元的现代化经济结构，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互动发展，积极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宝鸡在国家“关中—天水经济区”副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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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我国对外贸易长期顺差，带来了对国际市场过于依赖的经济风险。而国内贸易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地区封锁、统一大市场难以建立等问题。为了实现内外贸的联动，促进我国贸易的健康发展，本文基于我国国内贸易及对外贸易的发展现状，从内外贸一体化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贸易的优劣势，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国内贸易 国际贸易 内外贸一体化

我国国内贸易及对外贸易发展现状

（一）国内贸易发展现状

伴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国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在近三十年中，我国国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颇为可观。我国国内贸易一般通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行衡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是指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行业的商品零售额。从表1可以得到，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的平均比重为22.69%，其中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988年的32.3%和1982年的14.7%。这一数据从宏观上表明了我国批发和零售业整体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从表2可以看出近年来，其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呈逐年缩小的趋势。而与之相反的是，住宿和餐饮业的增加值所占第三产业比重从2006年开始平稳上升，在过去30年间也比较平稳，保持在5.47%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最终消费的比重也在持续上升，但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其增长率有放缓的趋势，说明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国内消费总体水平增长速度降低。近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政府开始将国内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例如家电下乡、农村医疗改革等，通过补贴等方式影响消费者对收入的心理预期来扩大内需，提升国内消费对经济的贡献比率，降低对外贸的依赖。

（二）对外贸易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使我国由封闭的经济体走向开放，在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经历了由逆差向顺差的转变。从1978年到1989年，我国贸易逆差累计超过400亿美元。而自1990年起，除了1993年的逆差，我国对外贸易开始保持顺差状态，并且不断扩大，其中2007年我国贸易顺差达到3718亿美元（见表3）。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注重以生产技术的提高带动生产能力，宏观调控开始强调改善贸易结构，以出口为导向带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贸易顺差为我国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在长时间内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但顺差规模的持续攀升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例如我国内外经济的失衡，对出口的过度重视也是我国内需低迷和经济发展内力不足的原因之一。此外，我国加入WTO也为对外贸易带来极大的机遇和挑战。入世促进了我国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融合和出口部门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了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和竞争力，但同时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接踵而至。2002年到2010年中国遭到的反倾销投诉比入世前增长了近一倍，平均值达到29%。这说明我国对外贸易在显著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着各种仍待解决的问题。

内外贸一体化的经济效应及存在问题

在我国，内贸与外贸长期分离的管理体制给内外贸一体化带来了政策、法规和机制体制方面的阻碍。国内外市场的分割、国内区域市场的分割以及行业市场的分割都不利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而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则需要政府、企业集团的共同努力以及相应的法律环境支持。我国的企业集中度较低，与国际上拥有雄厚资本与技术实力的跨国企业集团难以竞争，这就需要通过企业集团化来构建内外贸一体化的流通组织形式，提高国际竞争力。

谭祖谊（2011）认为，内外贸一体化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供求规模和产业分工为基础，以国内外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逐步融合为基本内容，以市场竞争为主要推动力量，并引致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政策协同变化的经济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自发演进的，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会自然成为产业链的一环并与国内外要素市场相联系，其生产经营活动层面的一体化要早于政府管理层面的内外贸一体化。

（一）内外贸一体化的经济效应

作为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净出口值可以用于对国内总需求的数据分析。我国对内和对外贸易存在顺差，说明对国内产品的需求包含了内需与外需两个部分，长期的顺差表明我国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对国民经济有着很大的消极影响。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对出口及政府投资的过分依赖会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影响企业的发展。如果不考虑制度因素，产业规模和结构将会决定投资和收入的分配以及实际需求的规模。而贸易结构又制约着生产的规模和结构，因此内外贸一体化会通过调整贸易结构来推进国内实际需求的增长，同时推动形成具有规模收益递增优势的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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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内；产业转移；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一、国内产业转移的趋势和特征

产业转移是在市场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后，某些产业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是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得天独厚的政策和区位优势，抓住港澳台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大量承接和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加工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呈快速发展态势，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而且成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国内产业转移的总体趋势和特征是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趋势将继续得到加强，东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大。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省份向中西部地区欠发达省份转移，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传统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部和西部一些省份的工业能力明显增强。并呈现以下趋势与特征：一是在经济区域之间的“大梯度转移”。如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规模情况；二是在各行政省份之间的“小梯度”转移。如广东省，在产业转移方面，提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共建产业转移园，在2008―2012年安排竞争性扶持资金500|元，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粤东、粤西、粤北转移，实现“提升珠三角，带动东西北”，“产业转移”战略正推动广东走向经济转型发展之路。三是在一体化经济区域内的转移。在被转移的产业类型上，既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又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二、国内产业转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产业转移滞后现象比较严重。中国区域产业转移中存在严重的滞后现象。根据有关统计资料，从全国范围来看，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逐步推进，至2008年中国所有地区都脱离了最原始的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进入了以第二或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格局。在东部地区，北京、上海、海南已进入以第三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增长态势，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除了自治区以外，各省均是第二产业为主导产业。说明中国真正进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省市很少。北京2010年第三产业的GDP是10 330.5亿元、上海是9 618.31亿元、海南是946.25亿元、自治区的是275.41亿元。这说明，以第三产业为先导产业且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千亿的在全国只有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大都市。以东部地区为例，北京1994年的第三产业GDP就超过了第二产业的GDP，上海则是在1999年进入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的。这充分说明中国区域产业转移存在产业滞后问题。

2.产业承接地投资与创业环境有待改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中西部大多数省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已有较大改善，但因运输周期长、运输成本高等因素，对吸引和承接产业转移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软环境方面，中西部地区也面临一些问题：如政府办事效率不高、行政行为不够规范、管理人员素质不高；相关服务体系不完善，金融、财务、咨询、信息、技术服务等较为落后，特别是在当地融资难问题比较突出，使一些外来投资者可能面临政府扶持有限、资金来源单一、融资成本过高和企业后续发展资金严重不足的困难；产业承接地缺乏技术、营销、管理和商务等各类人才。并且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不足，多年来一直徘徊在1%以下；高科技人才不足且流失严重，科研成果难以实现产业化并形成现实生产力；整个社会也未能形成保护创新的良好氛围，由于企业的法人实体与市场主体地位不明确，从而削弱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利益驱动机制和风险意识。

3.环境资源压力加剧。一些转移出去的产业对承接地产生了新的污染，影响当地的可持续发展。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是一个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区域。由于长期过度开发，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沙尘暴等自然灾害严重，而且给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带来了较大影响。目前，在东部沿海地区发达省份转移出去的产业中，大多数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一部分产业是因为受到环保政策的限制而转移出来的。虽然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也强调有选择地引进产业，但从现实情况看，也存在盲目选择和受到不良政绩观的影响，承接了一些高污染产业。这些产业对中西部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更加关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问题，在系统分析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基础、资源状况、环境容量的前提下，制定并实施一些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增强中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推动国内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思考

1.科学统筹规划国内产业转移。要结合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和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科学规划国内产业转移。沿海地区要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在大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承接国际的服务业转移，形成现代服务体系[4]。中西部地区要与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相结合，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同时，要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针对西部地区资源加工产业起点低、规模较小的特点，适当放宽西部地区资源加工型产业的进入门槛，促进西部地区资源加工型产业的发展和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

2.营造有利于推动国内产业转移的环境。要把国内产业转移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营造有利于产业转移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环境。一是制定促进产业转移的税收优惠政策。继续推进2010年开始在新疆试点的资源税改革，防止资源浪费和盲目开发，并在时机成熟时予以推广。二是加强东中西产业合作与转移的政策支持。三是营造有利于国内产业转移的良好环境。优化产业转移环境，推动产业转移体制创新，建立和完善产业转移承接地的投资环境服务体系和承接载体。四是强化产业转移承接地的环境监管，加强环境执法检查，对重金属、危险废物处置污染企业违法行为予以坚决整治，加大重点区域、典型案件挂牌督办、责任追究和后督查力度。进一步健全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管理工作机制，加强风险管理，突出环境应急预案建设和管理，妥善处置各类突发环境事件。五是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为国内产业结构有序转移提供保障。

3.坚持以市场化方式推动国内产业转移，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国内产业转移应主要采取市场化方式，以企业为主体，通过利益驱动机制实现。政府部门应遵循市场化原则，引导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通过产业政策和财政金融手段，鼓励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向中西部投资。要加强中西部地区和东中部地区的产业联系，促进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初级加工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推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实现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中西部地区就业机会。鼓励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为中西部企业引入新的经营机制和管理模式，形成与东部沿海地区企业的技术互补和产业联合。近年来，区域间合作力度不断加大，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企业主体地位不断强化，企业跨区域发展成为趋势，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

参考文献：

[1]产业转移实证研究述评[J].王恕立，张云.中国集体经济. 2011（04）

[2]国际产业转移和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研究综述[J]. 魏晓洁，石碧华. 生产力研究. 2011（02）

[3]产业转移研究综述[J].汪鼎喜.科技信息. 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