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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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十七大 区域协调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我国各地区经济都有很大发展。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引起了广泛关注。区域协调发展是党的十七大讨论的一大热点，十七大报告全文至少有六处谈到区域问题。总体上看，十七大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指示和精神可概括为三方面：我党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作出新定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现状作出新判断；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作出新部署。

一、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作出新定位

1、从宏观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角度，区域发展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大关系之一

从历史经验看，举凡大国在一定时期内各区域在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及发展质量上存在一定的差距，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近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过大，存在两极分化的危险。地区差距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政治变革和社会稳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

正因如此，十七大报告把区域发展定位为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大关系之一。在谈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时，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十七大从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高度，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显示出我党对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的高度重视。

2、从微观即单纯的经济发展角度，区域协调发展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八个主要方面之一

十七大报告指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仍然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主题，并提出要推动经济领域内重点的改革和发展，其中一大重点就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可见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不容忽视，因为它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健康发展。就我国而言，东中西包括东北地区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加快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有利于中西部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东部经济发展，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

3、从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角度，区域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

十七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五大新要求，其中之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体而言，有四个方面的协调需要在实际中重点落实，而这经济发展的四个协调之一就是推动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以及主体功能区的基本形成。由此可见，区域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所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是某一个地方实现小康，而是全国都要实现小康；不仅东部要实现小康，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都要实现小康。要完成这一重大战略任务，重点和难点不是在东部地区，而是在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这就要求大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现状作出新判断

十七大报告的第一部分“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中，一方面肯定了过去取得的成绩，明确指出我国“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另一方面也告诫全党要清醒地看到党的工作与人民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明确指出了前进中面临的七大突出难题，其中一大难题就是“城乡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同时，在报告的第三部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谈到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依据是新世纪、新阶段上新的阶段性特征时，特别强调的其中一大特征就是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

由此可见，我党对当前区域发展的现状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既看到了五年来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取得的明显进展，又看到当前的区域发展还远不能适应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我党对区域发展现状的准确把握与定位，给进一步制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战略基点。

三、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作出新部署

十七大从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高度特别强调了新世纪新阶段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五大战略举措。

1、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

十七大报告指出，应当在科学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区域发展规律和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坚持在市场经济框架内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并尤其注重以下两方面。一是“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立足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把政府对区域发展差距的干预集中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缩小地区差距的导向主要不是缩小地区间经济总量的差距，而是缩小地区间人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即要使不同地区的群众都能享受到同等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及公共安全，最终使不同地区的人民能够逐渐具有同等的生活水平。二是“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就是要通过发挥市场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来促进各地要素价格和收入的均等化。

2、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从全局的高度，第一次提出了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即“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坚持这一基本国策。

四大区域各自的政策着力点是不同的。东部区域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全面提升区域产业结构和总体竞争力上，通过更为严格的土地政策和产业政策促使产业结构加快升级，实现经济转型，增强东部地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中部区域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优化总体发展环境上，抓紧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有关政策，进一步提升接受东部产业转移和外来投资的能力。西部区域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稳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上，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和人才队伍建设力度，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东北区域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区域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的恢复上，积极促进资源性城市可持续发展，抓好振兴装备制造业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当前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虽然“没有倾斜”，但并不等于没有区域政策，而是意味着我国总体区域政策从以资源分配为目标的传统范式向以增强各区域竞争力为目标的新范式的重大转变。

3、建立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

十七大在总结我国国土规划经验、借鉴国外国土规划和空间成长管制做法的基础上，从协调人与自然空间矛盾的高度，第一次在我党重要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主体功能区将是区域发展的一个新思路和新亮点。

主体功能区的表述最早见于“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的“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主体功能区的核心思想是：根据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现有国土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确定哪些区域适宜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哪些区域应当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确定各自的主体功能定位，并按照功能定位调整和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十一五”规划划分的四大主体功能区采取的区域政策也各有不同。

4、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

形成区域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互动发展机制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即实现一种互动的机制，使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而不能以牺牲其他地区为代价。“十一五”规划已明确指出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主要有四个机制：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扶持机制。十七大在把握我国现阶段区域协调互动机制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进一步健全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的新思路。

（1）在健全全国统一市场机制方面，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国家发改委的一份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显示，以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为核心的三大都市经济圈正带动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今后应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构建经济联系紧密、带动力强的经济圈。

（2）在完善区域合作机制、互助机制方面，要鼓励东部地区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

（3）在加强中央扶持机制方面，要统筹推进落后地区发展、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的战略需要。一方面，进一步明确重大项目布局时要充分考虑支持中西部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的扶持力度，帮助资源枯竭地区实现经济转型。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5、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区域发展竞争表现为城市群和城市带之间的竞争，不能靠单个城市比拼。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大都市化、城市群化趋势，十七大报告在科学总结国内外城市化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原则是“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目标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且“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主体形态是“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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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土地出让 区域差异 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63 文献标识码：A

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土地出让收入逐年递增，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不断刷新。纵观近十年会发现，201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001年的近21倍，高达2.71万亿；与此同时，土地出让收入平均大约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四成左右，更于2010年达到了惊人的76.62%；土地出让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一、基本概况

湖北省位于我国中部，地处长江中游，承东启西的重要位置决定了其华中地区重要省份的地位。近年来，湖北省土地出让市场取得了较大发展，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各地区经济差异也有明显拉大的趋势。因此，为了实现湖北省土地出让市场的均衡协调发展，对现有土地出让市场区域发展差异的研究就成为一种需要。通过对湖北省土地出让市场区域发展差异的实证分析，可定位不同地区的土地出让市场空间格局，也可以探究差异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为寻求切实可行的区域协调发展对策提供强有力支撑。

二、数据选择及相关指标

本文在对湖北省城市土地出让市场区域发展差异进行实证研究时，选取的数据指标主要为表征土地出让市场发育程度的不同出让方式下的土地出让宗数、土地出让面积以及土地出让金。基于本文的研究定位，兼顾数据的可得性及规范性，本文主要选取2000-2009年湖北省下辖的各地级市（州、仙桃，潜江，天门和神农架林区合并为一个个体）的协议、招标、拍卖、挂牌四种出让方式下各自的土地出让宗数、出让面积和土地出让收入。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年鉴》。

本文选择极差、标准差、极值比和变异系数等指标做初步的统计分析。

极差：R=Ymax一Ymin；极值比：I=Ymax/Ymin；其中Ymax和Ymin。分别为研究区域内单位土地出让面积的出让金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极差(R)和极值比(I)越大，说明区域绝对和相对差异的极端情况越严重。

标准差： ， 。

其中，S为标准差，Yi为i地区单位土地出让面积的出让金水平，Y为各区域的均值，N为区域个数。标准差(S)越大说明区域绝对差异就越大。

变异系数： 。

各项解释同标准差，变异系数(V)越大说明区域相对差异越大。

三、湖北省城市土地出让市场区域发育程度的差异测度

（一）全省土地出让市场概况。

2000年以后，湖北土地出让市场稳步前行，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作用得以显现，整体发育程度日渐提高。由下表3-1可以看出，全省土地出让面积总体呈增加趋势，近两年有些许回落，基本稳定在7000公顷左右，相比于2000年而言，增加了40余倍。于此相对应的是全省土地出让收益的迅猛增加，从2000年的7591万元开始，一路飙升，2001年突破2亿元后，直至2009年的近355亿元。由此可以推知近十年湖北省工业化、城市化之速。正是工业化、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才带来了对土地的高需求和土地资源配置的高市场化，最终引致土地价格的持续上升。

就出让方式而言，较低市场化程度的协议出让方式所占比例从2000年的99.36%，跌至2008年的56.71%，相应的代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招拍挂”出让的土地所占比例则在不断扩大，如2000年，全省通过招拍挂出让的土地宗数所占比例不足整体的百分之一，2001年其所占比例已突破百分之十，之后逐年递增，2008年达到高峰值43.29%，2009则回落至近三分之一。显而易见，全省土地出让的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以往的以计划体制方式配置土地资源得以不断纠正，其对土地出让市场的影响呈现出日渐递减的趋势。

（二）土地出让市场发育程度的简要描述统计。

为定量测度湖北省城市土地出让市场区域发展差异的总体水平，本文从市场角度以单位出让土地面积的土地出让金作为测度土地市场区域发展差异的基本指标，用标准差、极值比和变异系数来测算土地出让市场区域发展差异随时间变化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由表3-2可知：

以极差及标准差衡量的省际间绝对差异和以极值比及变异系数衡量的相对差异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都经历一个增加、减少、再增加的往复过程。

从绝对差异来看，极差值由2000年的120.31元/平方米升至2001年的443.54元/平方米，到2002年跌至286.02元/平方米，之后一路上升至2009年的902.07元/平方米，其增加、减少、再增加的往复过程及其明显。标准差的变动和极差值变动基本一致，从2000年的36.2到2001年的119.7,2002年回落为81.48之后直线上升，2007-2008年较稳定，2009年达到227.14的新高。

从相对差异来看，2000-2004年相对差异变化较大，区域间差异总体而言是缩小的，极值比由最初的16.04升至历年最高值58.26后，回落至3.73。变异系数做同向变动，在2001年出现历年最高值0.91。在此期间，极值比和变异系数均出现所研究时段内的最高值。2005-2009年区域差异较为稳定，极值比在摇摆中稳定在6以下。变异系数与其一致，稳定在0.6以下。另外，从历年的平均值可知，湖北省土地出让市场的发育程度越来越成熟，单位出让土地面积的土地收益从2000年50.28元/平方米逐渐增加到2009年的378.39元/平方米，并且在最近三年一直都处于300元/平方米以上。

（三）土地出让市场出让方式的区域差异水平。

通过分析2009年湖北省城市土地出让的宗数、面积和出让金收入，发现土地出让金较高的城市为武汉市、宜昌市、孝感市、襄阳市、咸宁市、荆州市以及荆门市等七市，其中武汉因其低位的特殊性一枝独秀，高达180余亿元，荆门最低为12余亿元。同时这七个城市的土地出让收入总和占该年全省土地出让总收入84.02%，这也就意味着其他七个地市的土地出让收入仅占15.98%。而排在末三位的恩施自治州、鄂市州和十堰市的土地出让收入，更是只占到微乎其微的5.38%。由此可见，湖北省城市土地出让收入的地区差异非常显著，梯队间差距极为巨大。

从出让面积来看，武汉市出让面积最高，占全省土地出让面积的23.02%，其次为宜昌，占全省土地出让面积12.72%，其余城市皆在10个百分点以下。再结合各城市的土地出让收入来看，可以认为武汉市市场化程度最高，而市场化程度最低的则是荆门市。在出让总数上，荆州市、襄阳市、咸宁市和恩施州自治区位列前四，但是结合各城市土地出让面积来看，武汉市的3.4公顷/宗和宜昌市的3公顷/宗位列前两位，其余城市多在1公顷/宗以下，恩施州自治区更是仅有0.17公顷/宗。故除武汉市与宜昌市外，其余城市均呈现“多而小”的特征，即土地出让的宗数较多，但平均每宗土地的出让面积较小。恩施州自治区的数据体现出该地区土地需求的整体水平较低，同时出让价格也不高，其土地市场的整体环境较差。

综合上述可知，湖北省城市土地出让市场的区域发展差异非常明显，武汉市及其周边城市与城市差距尤为严重。武汉市及其周边城市无论是在土地出让面积上，还是土地出让收入上，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地区由于土地出让市场的整体环境较差，致使其土地出让的面积和收入均落后与全省平均水平，与武汉市及其卫星城市相比尚存在很大差距。

四、土地出让市场区域协调发展策略

产生区域间土地出让市场发育程度差异的直接原因是土地出让结构比例及出让价格的不同。同时经济发展的规律及其大环境也是形成土地出让市场区域发育程度差异的重要原因，如不同区域产业结构的差异及其带来的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差异产生的衍伸效果以及土地市场的供需变化等等。同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在当今我国财税体制和地方政绩考核标准驱动下，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产生的“非理性化”土地供应行为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基于上述原因，需从以下几方面来协调土地出让市场的相对平衡发展。

第一、准确定位城市功能，均衡发展区域经济，不偏不漏，为土地出让市场创造良好的经济大环境。

第二、改进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标准，扭转非理性的城市经营理念。

第三、完善现有土地出让制度，积极探索新的出让方式。逆市场化的协议出让缺乏公开性和竞争性，在难以实现其应有的实际价值的同时，带来了寻租的不良契机。而当前“招拍挂”以价格为唯一标准也有其负面影响，那么如何完善拍卖制度、避免“投拍者”非理性盲目竞争以及如何避免挂牌带来的不公平竞争等等都要求我们完善现有制度，探索新的更理性的出让方式。

第四、研究建立土地出让基金制度，推进土地出让市场区域协调发展。参照澳大利亚、美国、中国香港、澳门特区的土地基金，以及中国内地不少地区对土地基金制度的探索和实践，建议建立土地出让基金制度，使其兼具公益性和投资性，以此促进各地区土地出让市场协调发展。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赵建新.论区域经济差距的衡量指标与测度方法.经济地理，1998，18(3)：20-24.

[2]刘邦友等.中国土地出让市场性质探究.经济研究导刊，2008.(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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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协调；金融协调；金融地理学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5-0051-06

中图分类号：F830.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协调发展是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观和价值观，是一种整体优化状态，一种具有整体性、结构稳定性、功能优化性的稳态。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协调是系统整体性的内在要求。系统通过各组成部分的协同、整合，使其在运动演化中不断保持良性循环。

国外学者对协调(Coordination)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层面：宏观层面、微观层面与技术层面。

宏观层面致力于探讨国际范畴财政、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如何克服协调失败(Coordination Fail-ure)、应对金融危机成为研究焦点，如Gautier P A(2009)对协调摩擦(C00rdination Friction)与金融危机关联的论述；Marshall D A.(2002)剖析如何通过改革建立起牢固可靠的全球宏观经济、财政与金融协调机制而从根本上减少由于协调失败而引发的金融危机问题；Manz M.(2002)则重点研究由于缺乏准确信息而导致协调失败进而引发的金融传染(Fi－nancial Contagion)问题。

微观层面则主要着眼于某一具体组织或机构(Organization)内部的协调失败问题。如Brandts J与Cooper D.J.(2006)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对组织内部协调失败的观测。微观协调通常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模拟现实世界，探寻内部机理。如Davis D等人(2009)对求过于供市场的信号、类型及暗中串谋的考察，即Cooperafion Without Coordination；De－vetag G，(2003)对临界量博弈(Cfitical Mass Games)过程中合作和信息的实验模拟。

技术层面则完全是从协调技术(coordinationtechnology)角度探讨如何确立和完善合作过程中高效率协调所必需的技术手段。合作(CooperativeWork)需要三个层面的支持：交流(communication)、合作(Collaboration)与协调(Coordination)，后者依赖于前两者的充分实现。

由此可见，国外学者较少对某一国家内部各区域的协调发展问题展开论述，缺乏空间维度的考察，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区域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国金融发展的一种客观现象，因而中国学者针对该领域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

孔祥毅(1998)最早提出了金融协调理论，新的理论和范式为进一步深入探析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昭示了新的研究路径。

然而，尽管后金融危机时代，诸多学者意识到金融系统的内外协调决定了金融的安全与效率，也做了一些实证研究，但是很多学者未对金融协调概念进行明确界定，或者不同学者界定的内涵外延存在交叉和冲突，导致金融协调的诸多层面尚未达成共识，其理论体系还比较杂乱。

此外，相关文献多致力于全国视角，对中观区域视角的研究还很不够。笔者将采用金融地理学理论，对区域协调发展做一个全新的阐释，通过金融协调理论溯源、内涵、外延、分歧及共识探析，对金融协调理论进行梳理，框定区域协调发展的金融地理学分析的研究主体与内容，同时凸显其实际应用价值。

二、理论溯源

一些学者认为，早期关于金融协调发展的思想理论没有明确的归纳总结，更多地隐含在金融发展理论中。如王原声(2004)指出，西方有关金融协调论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戈德史密斯(1969)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爱德华・肖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麦金农(1991)的《经济市场化的秩序一一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金融控制》等著作中。前者通过系统分析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对金融发展进行了研究，后者通过分析一国金融发展的特点和状态提出了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论。两者均主张在平衡中央财政的前提下开放国内资本市场。这实质上渗透着金融协调发展的思想，对于金融的内外协调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刘刚(2006)则明确指出，金融协调论的理论渊源就是金融发展理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成熟。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金融协调理论预示着第三代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沈军与刘莎(2001)认为金融协调理论与可持续理论是金融发展理论的较高阶段，与刘刚观点一致。

更多的学者所持的观点是金融发展理论只是协调理论渊源的一个分支，如王爱俭(2005)、祁敬宇(2002)等，将金融内外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概括为系统论、制度学派、信息不对称、金融发展理论，加之中国古代哲学――协调性是中国哲学的精髓。不仅如此，笔者认为，金融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学也蕴含了金融协调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的发展，区域金融的分析方法将会越来越多地涉及演化经济学、金融地理学、博弈论等多学科，学科间不断发生碰撞与融合，为更深入地研究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系统论的观点

依据系统论的思想，金融系统可以是一个广义的金融系统，即一个以金融系统为中心的包括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在内的综合系统。金融的协调发展是一种针对系统内众多要素的综合协调、整体协调，同时也是一种动态长远的协调及优化的协调，其目的不仅仅是使各个要素之间达到相对平衡，更重要的是要优化要素间的组合，使系统整体效益最大化。子系统之间量的比例关系和谐与否是关键所在，也是衡量系统协调度的重要指标。白钦先教授、孔祥毅教授的金融发展理论和思想中，已经带有越来越浓厚的系统理论和复杂性科学思想。

(二)制度学派观点

新制度经济学集中解决了四个研究领域的问题：交易费用和产权；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数量经济史；认知、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的作用。制度学派认为，协调的制度能够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反之，亦反之。金融制度的演化、变迁也遵循此规律。通常情况下，由于存在惯性，随着环境变化的制度进化比较缓慢。然而通过研究金融协调的实施机制与外在环境，可以对导致金融失调的关键性制度进行变革，从而带动补充性制度的演化，最终促进经济和金融的协调发展。

(三)信息不对称理论

根据这一理论，市场中金融企业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银企网络的建立过程中，银行家与企业家的信息也是不对称的。为了寻求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有效制度，促进企业之间与银企之间的良性互动，必须建立金融的协调机制，通过融资过程中的学习交流与协调，构建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稳固的链接和较高的相互适应性，完善金融功能和提高金融效率。

(四)金融发展理论

刘刚(2006)把近40年演变的金融发展理论，概括为四个阶段：

第一是1969年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结构论；

第二是1973年麦金农一肖提出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

第三是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包括20世纪90年代以赫尔曼、斯蒂格利茨等为代表提出的金融约束论)；

第四是在世纪之交由中国学者提出的第三代金融发展理论(包括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和金融协调理论)。金融协调论的理论渊源是金融发展理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成熟。

(五)金融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学

金融地理学不仅关注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而且强调社会、文化等人文因素，强调事物发展的大环境，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用复杂系统的观点来看待和分析问题；而自组织为复杂系统理论的核心和关键；演化经济学又是探讨复杂经济系统自组织演化过程规律的，因此金融地理学、自组织、演化经济学在逻辑上是自洽的。

金融地理学突出了非经济因素对金融发展的作用，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因素众多、目标多样、情况复杂、彼此紧密相关的复杂巨系统。在这个复杂的巨系统当中，人类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和金融活动是紧密相关、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因此经济、社会和金融这三太子系统存在关联性和互动性。任何一个子系统各要素的动态过程，都会与同样处于动态过程中的相关要素存在动态关联性(崔满红，2002)。社会、经济、金融三者既相互独立、自成体系。又相互影响、交叉重叠，考虑金融问题必须结合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综合考察，并充分考察系统内部与系统之间的动态协调。

此外，金融地理学的“信息腹地论”考察了区域间金融资源流动和金融中心的变迁，而区际金融协调始终是协调发展研究的薄弱点，因而该理论拓展了讨论空间，提供了分析工具。

三、金融协调内涵、外延、分歧与共识

不同学者对金融协调的内涵和外延理解不同，研究焦点也存在很大差别。如武巧珍(2004)重点分析货币制度与经济金融的协调，将其分为外部协调与内部协调两部分，其理论关注货币制度的变迁及其与经济金融的动态协调。窦尔翔、何炼成(2004)的研究则指出，金融协调一方面是金融自身的协调，另一方面是金融对经济的协调，从协调的对象上来看，前者是金融“本体因素”，后者是金融的“指向性因素”。王爱俭(2005)则解释了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的理论涵义，将金融协调稳定机制分为政府和中央银行间的协调、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及各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其理论强调了机构协调层面。祁敬宇(2002)探讨了金融发展的内外协调，将欧盟作为金融发展内外协调运行中的典型形态。金融发展的内外协调是指一国或地区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通过内部与外部的相互协调，采取互相配合的、同金融发展有关的各种政策措施，达到既发展本国金融，又对世界金融产生整体良好态势的目的，其研究着眼于国际视角。王原声(2004)同样研究了基于国际视角的金融协调：金融发展内外协调的构成分为国际贸易协调、国际金融协调和国际投资协调等机制运作，是一个动态过程。事实上，金融协调的内涵丰富多元，其研究范畴也很广阔，既包括“总量协调、结构协调、内外协调、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金融机构间的协调、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金融衍生工具与金融风险控制等”在内的宏观方面的问题，也包括“证券业与银行业的协调、资产结构、银企关系、收益与风险”等微观方面的问题(孔祥毅，2002)。尽管在研究层次和研究内容上各有侧重，很多学者对金融协调内涵的理解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在充分把握经济发展变迁中普遍存在的互补性和报酬递增的现实条件下，以金融效率为中心，运用系统分析和动态分析的方法，研究金融及其构成要素的发展变化规律，它们的收益、成本、风险状态和运动规律，并研究由此决定的内部效应与溢出效应，揭示金融内部构成要素之间、金融与经济增长、金融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构造金融协调运行的政策调控体系，以促进金融与经济高效、有序、稳定和健康发展(刘刚，2006)。

就金融协调的层次而言，学者倾向于采用内部协调与外部协调的划分方式，但是其意指却大相径庭。如祁敬宇(2002)与王原声(2004)是以国别为界划分内部与外部。郭金龙(2006)则认为金融内部协调应包括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当局、金融工具、金融制度等；外部协调包括金融与经济的协调以及金融与社会的协调。显然其分类标准是从金融系统本身出发。其与杨大鹏(2004)对金融体系协调层次的划分不谋而合，即至少包括对社会、经济以及内部协调三个层次。窦尔翔(2004)则采用“金融本体因素”和“金融指向性因素”分别代指金融系统内部和外部。前者是指金融作为一个系统所包含的各个因素：金融体制结构、金融总量结构、金融组织结构、金融市场结构等。后者是指金融对经济发挥作用赖以借助的渠道、途径或中介目标：体制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因素、实体资本等。邵国华(2006)将金融系统的外部协调分为四个方面：金融系统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金融系统与社会发展的协调、金融业与非金融企业的协调、金融系统与金融国际化的协调。内部协调则涵盖两个层面，内部协调Ⅰ与内部协调Ⅱ。前者指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现有金融监管机构，银行业与证券业，银行业与保险业，证券业与保险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等分系统的协调。后者专指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子系统的内部协调。蔡则祥(2005)将协调机制细分为“内部协调、外部协调、内外协调、综合协调”：“内部协调”是指我国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资产、融资形式、对外开放等结构之间及其构成之间协调配合。“外部协调”主要是指在中国金融结构中，外资机构的引入与中资机构的输出的有机协调。“内外协调”主要是指中国金融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应遵循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协调。“综合协调”是指金融环境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要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传统及整体制度框架相协调。“四个协调”之间相互交织、相互支持。尹优平(2007)则对区域金融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从机构、监管、区际、政策四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的论述，基础环节是区域内外金融各自协调发展，关键保障是区域金融监管协调和区域金融政策的协调。可见，金融协调的层次复杂多维，导致其研究内容的

模棱两可及相互交叉。大部分学者从金融系统自身而非区域角度出发考察问题，导致其空间维度研究的薄弱，无法针对具体区域提出操作性强的协调发展战略。

金融协调的内容也通常被划分为宏观、微观和中观三个层面，然而不同学者对这三个层面的理解和界定亦有所不同。如孔祥毅(2002)认为金融、经济、社会之间构成了一个宏观的金融协调关系，而金融内部，如在金融工具、金融中介、金融制度之间，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则构成金融内部的微观协调关系。王爱俭(2005)将总量协调、结构协调、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创造、金融衍生工具与金融风险控制等归结为宏观方面，而证券业与银行业的协调、动态效率和静态效率的协调被归类为微观方面。郭金龙(2006)则将区域协调、内外协调、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金融机构间的协调、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都纳入宏观范畴。杨大鹏(2004)专门研究了金融体系协调的中观层面，即有关金融组织结构协调演进的问题。主要观点是金融组织结构协调演进的趋势是“寡头主导，大、中、小共生”，它可以在产业组织的层面上化解金融风险，提高金融运行效率。王威(2007)重点研究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协调发展问题，将其分为微观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观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宏观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三个层次，微观协调是基础，中观协调是衔接，宏观协调是关键。微观金融资源指广义的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金融制度资源和金融工具资源构成了金融资源的中观层次。宏观金融资源体现的是金融资源各层次的整合效应，而不是某一具体“硬件”层次的功能。由上述分析可见，不同学者对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定位各不相同，微观协调和中观协调存在交叉和分类模糊的问题，因而目前迫切需要一个客观的划分标准，明确区域金融协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现存文献大多从中国的整体来研究金融协调问题，较少涉及对区域内和区域间金融各个层面的深层次分析。尽管有部分学者意识到空间的重要性，但是在分析过程中很难有效贯彻该理念。如蔡则祥(2005)明确指出了区域协调主要指金融结构在空间上的协调，但是其分析仍主要着眼于整个中国；其中观协调意指金融机构的协调，而非区域视角，没有从空间和地理的角度来考察协调。尹优平(2007)厘清了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内涵与外延。认为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既意味着区域金融业本身的协调和优化，也意味着区域之间金融发展上的合理分工。只有通过对空间上客观分布的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和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开发和配置，才能实现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然而其金融产业分析和监管层面协调仍然主要地着眼于全国视角。综上所述，对区域金融协调的研究不能仅停留于整体宏观层面，必须深入到中观层面才能得出符合各地实际的研究结论。区域金融中观协调作为一项相对前沿和边缘性的研究工作，中国案例的研究将丰富国际学术界的相关讨论。

区域金融学者普遍持这样的观点，即协调是一种动态过程，是在动态变化中追求其效率，是一种协调中的效率(杨大鹏，2004)，即金融协调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过程。协调的目的在于通过协调实现制度和系统环境的改善，实现系统的优化和系统效率的提高(尹优平，2007)。此外，学者们对金融协调的方式，亦基本达成共识，分为三个方面：市场机制协调、计划和行政制度协调以及网络协调。市场机制协调主要指经济运行行为主体根据市场的价格信息，依照利润最大化原则，在相互竞争的市场中形成的一种协调发展；计划和行政制度协调作为市场机制协调的补充，这种协调主要依靠行政权威来进行；网络协调是指经济网络组织理论所强调的介于市场、企业或政府之间的中间力量的协调(王爱俭，2005；刘刚，2006)。尹优平(2007)对第二种协调方式存在异议：作为制度决定中的重要变量，政府往往在金融制度中发挥超强影响，但是其目前还远没建立起有效率金融制度所需要的伦理、规范和精神；只有由市场主体自发形成的或虽由政府部门推动但必须得到广大参与者认可的协调活动才能实现正的发展。显然，其论述蕴含了金融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学的自组织论点，即只有诱导式和限定边界式的他组织者才可以出现在自组织过程中。

四、研究构想与现实应用

金融地理学作为一门边缘交叉学科，为金融提供了一个新经济地理学表述。在研究对象的界定方面，金融地理学不仅提供了全新的理念和视角，而且充分利用了地理学的先进分析工具。此时的金融不再是狭义的“小金融”，而是广义的“大金融”，即一个以金融系统为中心的包括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在内的综合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量的比例关系和谐与否是关键所在，也是衡量系统是否协调的重要参照指标。区域分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区域可以是诸如欧盟、东盟的跨国界区域，狭义的区域则指一国范围内的不同区域。笔者将金融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定位于一国中观区域，而非国际协调视角。一方面是由于国际金融协调问题，如以美国经济学家福兰克尔(J.A.Frenkel)为代表的“溢出效应”学说，以美国经济学家库柏(R.Cooper)为代表的结构性相互依存性理论，国内外学者已经作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空间维度研究的严重缺乏及国内外研究中比较普遍地存在忽视地理空间效应的倾向。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是区域金融发展质和量的统一。

所谓区域协调发展的金融地理学分析，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各区域自身的协调发展，既包括区域自身的微观金融协调，也涵盖了其金融、经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

第二，各个区域之间的金融发展要协调，即长期被忽视的区际协调问题，孔祥毅(2006)提出的区域金融外部性内部化和内部性外部化，以及郭金龙(2006)阐释的外延开放性，意指区际协调层面，遗憾的是，始终缺乏该层面的深层次分析；

第三，城乡金融协调发展问题，这个问题学者只是浅尝辄止。这同时也为金融地理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和突破点。

按照金融地理学的研究逻辑，可以把区域金融的协调发展分为空间差异、空间过程和空间的相互作用逐次展开。金融地域运动起始于各经济地域的金融资源禀赋的空间差异，因而空间差异的比较分析自然成为协调发展研究的出发点。金融产业是地域运动的物质载体，成为考察的关键内容之一。此外，由于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实质是金融资源在区域协调配置的效率与程度，即提高区域金融业的竞争力与效率。因此可通过金融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综合全面反映区域金融各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金融地域理论认为，金融产业的中级成长阶段以集聚效应为主导效应，而在其高级成长阶段则以扩散效应为主导效应，它直接决定了金融地域运动的方向，造就了金融体系的空间运动格局。那么我国区域金融地域系统的发展是否遵循集中――分散规律，区

域金融成长是否符合“威廉姆森倒U形”曲线，其金融成长差异是否最终会自发趋于收敛(σ趋同、B趋同、俱乐部趋同等)，金融系统的空间结构如何演变，金融中心如何定位，其演变规律和机理又体现在哪些方面，这构成空间过程的分析主体；空间的相互作用强调区际之间的互动和耦合，通过金融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良性互动，带动其金融产业成长水平提升，最终实现金融地域系统的效率改进和协调发展。城乡金融地域系统长期以来在学者的研究视野之外，这是由于按照传统理论，金融地域系统的空间结构是金融核心、金融腹地与金融网络体系的空间排列与组合，其严格遵循金融中心的“国际性”门槛，站在城市角度分析问题，没有认识到金融中心的层次性(如国际金融中心、国内金融中心等)，其金融中心、金融支点和金融增长极也仅限于分析金融等别城市的空间相互作用，这将导致研究过程中将乡村地区和城乡边缘区排斥在直接腹地和扩展腹地之外以及城乡金融网络的缺失。因此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问题以及如何实现城乡之间的金融协同、协调发展成为金融地理学关注的焦点之一。

区际只有高效金融合作，才能实现协调发展，实现系统优化。要重视区域金融发展的拓扑结构。所谓拓扑结构，它概括了系统内部及系统之间所发生的一切联系。金融体系是由许多功能模块组成的，当采用拆解金融体系的方法来审视区域金融体系效率的时候，关键的问题是各个功能模块之间的协调问题。各个地区的金融发展都可以视为独立的系统，只有充分利用相邻金融中心的辐射力，实现同质区域以及异质区域的金融合作，才能达到模块的融合及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合作能够充分利用各区域在资金使用方面的时间差或空间差，通过各金融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沟通信息，融通资金，发展区域金融市场，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实现整体金融系统效率的优化。长三角以推进经济一体化为基础，着力打造开放型金融、创新型金融、集约型金融与生态型金融，其金融合作区的构建已为其他区域提供了现实操作的成功范本。长期以来，中部六省金融行业的发展存在着内部发展不协调和外部金融分割的现状，并不能有效发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可考虑通过信息生产功能、风险管理功能、储蓄动员功能影响六省的区域经济增长。中部六省在机构、业务以及行业之间都存在着共生界面，其金融资源禀赋的互补性，为六省金融联动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六省特别是湖北、湖南、河南三省的金融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优势：河南拥有全国三大期货交易所之一的郑州期货交易所，期货业发展独具优势，而且银行业法人机构数量居中部首位；湖北金融业体系完备，金融综合实力较强；湖南证券业发达，券商实力在中部领先。由于金融特点不同，发展优势各异，如果能积极合作、相互渗透，中部地区将形成一个层次丰富的金融合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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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南、粤东、赣东南经济协作区（简称“闽粤赣13市协作区”）包括福建省的厦门市、泉州市、漳州市、龙岩市、三明市，广东省的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汕尾市、梅州市和江西省的赣州市、鹰潭市、抚州市。闽粤赣13市协作区作为海峡西岸的南翼组成部分，自1994年创建以来，迄今召开了15次党政领导联席会议，已走过3个“五年”的发展历程。

15年来，协作区紧紧围绕推进区域合作向紧密型实质性发展，不断摸索、探究、创新，通过区域合作章程，编制区域合作发展规划，制定区域合作行动纲领等指导性文件，并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作机制。

“十一五”期间，协作区在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形成和全面发展，在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已经越来越凸显出它的地位和作用，最显著的一点就是2009年5月份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若干意见》中，闽粤赣13市成为国家区域合作与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翼。闽粤赣13市区域合作取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一是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合作发展、加快发展意识越来越强；二是交通链接规划建设速度逐步加快；三是产业合作不断深化；四是城市联盟构建卓有成效；五是旅游合作更加紧密；六是环保合作成效明显；七是宣传造势营造良好的合作氛围；八是多层次多部门宽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等等。这些积极成效，为新时期进一步加强闽粤赣13市区域合作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并在推进合作工作的实践中创造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做法：一是坚持推进高层共识、互动互访，让区域合作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全面实现互动；二是坚持合作理论的研究探索，认清形势，把握发展机遇，创新合作机制；三是坚持积极搭建平台，拓展领域、推进区域合作向多部门宽领域全方位发展；四是坚持紧密型实质性发展，推动区域合作由点及面、由浅入深；五是坚持加强宣传合作，提高宣传区域合作的影响力，推动区域合作有序开展。

二、“十二五”时期推进闽粤赣13市协调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实现途径

“十二五”时期，闽粤赣13市要按照“统一规划、整体布局、设施共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原则，进一步协调城市、城郊、城镇、城乡发展空间，合理配置生产要素资源，逐步形成同谋规划、同网交通、同享信息、同体市场、同布产业、同兴科教、同线旅游、同治环境的抱团发展趋势。

（一）以继续贯彻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前提，加强高层共识共作

各市党委、政府、各部门、各领域的共识共作，是区域合作的前提和保证。闽粤赣13市各级领导都要充分认识加强区域合作是统筹区域发展、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客观需要，是寻求共同发展、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努力把握国家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支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大历史机遇，把握对台互动合作出现的重大发展机遇，从更高的站位、更宽的领域认识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充分利用党政领导联席会议和产业、交通、科技、旅游、规划、环保、商贸、物流、信息等合作平台，增进高层互访互动，加强互联互作；淡化行政区划，强化经济合作；淡化行政手段，强化市场功能；淡化单边行为，强化多方合作；加大对接力度，力求多赢共进。

（二）以创新合作机制为保障，确保区域合作工作高效进行

研究制定符合主体功能区理念的区域政策体系，积极推进不同类型区区域政策研究制定工作，提高区域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逐步消除影响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总体上，一要加强党政协调机制。各市主要领导及时有效地沟通磋商区域发展中的主要问题，统筹部署重大区域经济活动，同时还要积极争取中央及省有关部门的支持。二要建立健全区域合作平台。进一步完善各部门的经常性磋商制度，定期不定期召开会议，及时研究解决区域合作中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探索产业紧密合作机制，建立项目推进机制，对联席会议确定的重大项目，定期开展督查协调，共同促成各大项目在协作区内落地、延伸和拓展。各协作部门要对新形势下区域合作的内容拓展和形式创新，以及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完善促进区域合作的长效机制。

（三）以推进区域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工作为纽带，推进区域城市化、同城化发展

认真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按照《海峡西岸城市群协调发展规划》、《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进一步做好区域规划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的衔接，加强重大问题研究和兄弟市开展区域规划编制工作的指导，紧紧抓住顺畅高速的交通网络、与交通轴线相一致的城市规划、多中心的城镇功能、有机的产业带与城镇密集化相结合等主要建设内容，积极推进已有区域规划的贯彻实施，重点开展厦泉漳都市圈、闽西南都市圈、粤东城镇群的区域规划编制工作，加强城市接壤地区和经济密切联系地区的规划对接，积极培育区域增长极。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主线，以省会城市为核心，完善基础设施条件，发展特色产业体系，形成若干有较强带动作用的区域性增长极。

（四）以巩固、完善和拓展合作平台为渠道，进一步深化合作内容

建立拓展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区域合作平台，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共同参与、协作互动的推进区域合作的立体网络，以工业、交通、农业、工商、旅游、港口、物流为先行，组织各部门在产业互动上先行先合。工业部门要进一步拓展领域，深化改革，积极主动融合到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中，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的区域发展格局；交通部门要重点依托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综合枢纽建设，构建区域现代交通体系，加强运输及管理合作，积极打造对台通道，促进区域交通的交流、协作、合作和共享，提升区域对台对外辐射优势；农业部门要建立农业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开展信息交流和农业人才交流工作，扩大对台农业交流平台建设；工商部门要重点推进优化准入环境、商标专用权保护、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打击传销、打假维权等职能领域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和协作协查；旅游部门要重点打造好“海峡旅游”品牌，发挥在海峡西岸旅游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推进海峡两岸双向旅游的持续快速发展；港口部门要推动建立沿海港口间合作机制，加强与内陆腹地城市的协作，积极开展对台航运业务，共同发展港口物流经济；物流部门要加快闽粤赣13市物流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强对台物流合作，促进区域工作共同发展。

（五）以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为重点，提高综合服务能力

交通合作是推进区域合作的基础条件和重要内容，“十一五”期间，协作区已基本形成了五纵五横的布局，交通网络得到优化。“十二五”时期，重点要依托建立交通合作联席会议制度，设立交通合作专责小组，协调推动区域交通合作事宜；进一步加快构建便捷通畅、安全高效、开放合作的区域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大力推进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沿海港口、航空等重大项目建设，加强省际间交通建设的协调与衔接，重点加快省际间连接通道以及瓶颈路段建设；积极开展交通信息管理系统对接；推动内地与沿海合作开发港口建设；着力推进组建跨区域、跨行业交通运输集团，大力支持发展集装箱集散、仓储、运输为一体的物流综合运输体系，提高河流的通航能力，努力开拓对接台湾的两岸航线。

(六) 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为突破口，促进海西南翼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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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蒙古；开放性；腹地；场强模型

一、引言

作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近年来内蒙古经济呈现迅速发展的态势：经济总量由2001年的全国第24位上升到2011年的第15位；人均GDP由第16位上升到了第6位；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7.7%，仅次于沿海各省份，居西部第一。但从另一方面来讲，由于内蒙古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源开采和初级产品开发，附加值低，加之该地区的水资源瓶颈，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较弱，而寻求区域合作与共同发展是内蒙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实现共同繁荣的重要战略之一。

城市腹地是一个城镇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对城镇周围地区的社会经济联系起着主导作用的地域，它是区域内同级城镇空间相互作用力量平衡的结果。城市腹地往往与其行政区划面积不相匹配，与周围地区相比综合实力较强的城市其腹地可能会超出行政区划边界，而综合实力较弱的城市其腹地则可能小于行政区划。

国外对城市腹地的研究较为成熟，目前划分城市腹地的方法包括实证法和模型法。实证法通过中心地与腹地间流的分析来确定腹地范围；模型法主要包括引力模型、断裂点模型、Voronoi图等。国内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关于腹地划分的探索，研究方法经历了由经验法和简单数学模型法到多指标综合分析法再到计算机和地理信息技术方法，潘竟虎等（2008）使用“场强模型”测度了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腹地，体现了传统方法与现代GIS技术的融合，随后这一模型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被应用于区域、省域等不同空间尺度的腹地划分中。

但以往对某一地区城市腹地的划分往往局限于本地区内部城市间，最多加上与周边联系较为紧密的区域中心城市，总体上仍较为封闭。在目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行政区划对城市间联系的影响已退居次要地位，如果仍以封闭性的视角来判断，则可能得出片面或错误的结论，尤其对于内蒙古这样的狭长式地形而言。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将内蒙古周边城市纳入研究范围，计算各城市综合实力分值，在GIS平台利用场强模型对内蒙古及周边城市进行腹地划分，分析各城市的影响力及其空间格局并与封闭情况下各城市腹地范围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为内蒙古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首先，将内蒙古及与内蒙古接壤的23个城市纳入研究范围。由于大兴安岭地区的首府加格达奇在呼伦贝尔境内，且非地级市，数据较难获取，因此不考虑大兴安岭。另外，考虑研究地域的完整性，将嘉峪关也纳入研究范围。其次，省会城市一般综合实力较强，其辐射范围可能会跨过相邻城市到达更远地区，因此将与上述城市接壤的省会城市兰州、长春和哈尔滨也纳入研究范围。之所以不考虑石家庄和太原，是因为这两个城市越过相邻的忻州和朔州，与内蒙古接壤的城市是综合实力同样较强的呼和浩特。最后，将大庆也纳入研究范围，原因是大庆虽然与内蒙古不接壤，但综合实力较强，且与经济发展较弱的兴安盟距离较近，其辐射范围很可能延伸到兴安盟。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地域包含内蒙古3个盟，但在计算城市综合实力时则不考虑这3个盟，即3个盟仅作为被辐射对象而不考虑其本身的辐射能力。主要原因是，盟首府所在城市的市辖区数据较难获取，且综合实力较弱，对研究结果影响不大。

研究中的指标数据资料取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2》市辖区范围的统计数据，以各市市政府所在地作为市域中心位置，中心坐标和市域行政区界限取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1：400万数据库。

（二）研究方法

1.主成分分析法

本研究拟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各城市综合实力。以往评价城市综合实力的指标主要包括经济、社会、科教、基础设施和环境等方面，但这些评价均未考虑城市的一项关键职能，即服务职能。用来刻画城市服务职能的一个关键参数是“心性”，一个城市的中心性是指其对外服务的相对重要性，它是衡量城市等级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认为，应当将代表城市中心性的一些服务性指标纳入评价体系。结合内蒙古及周边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选取了经济实力、社会发展、服务能力、资源及基础设施和环境状况共19项指标（见下表）来评价城市的综合实力。

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后，利用SPSS软件计算各城市综合实力值，具体公式为

Z=

A

×

C×

M（1）

式中，Zi为城市i的综合实力值；m为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数；Ak为主成分k的贡献率；Ckj为主成分k在指标j上的载荷；n为参与评价的指标数；Mij为标准化之后的各指标数据。

2.场强模型

借用物理学的概念，城市腹地可称为城市影响力的“力场”，其影响力的大小称为“场强”。假设区域内任一点k都接受来自区域内各城市的辐射，则场强计算公式为

F=（2）

式中Fik为i城市在k点上的场强；Zi为i城市的综合实力值；Dik为城市i到k点的距离；（为距离摩擦系数，一般取标准值2。

以往研究中D往往选择直线距离，不能体现真实的距离成本，本研究将直线距离用基于道路网的最短时间成本来代替，从而更准确地计算城市腹地。最短时间成本在GIS中通过成本加权距离方法计算得到。首先需要确定各级道路的速度，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2003）》并结合实际情况，本文对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道分别设定速度为80km/h、100km/h、80km/h、60km/h和50km/h，无道路地区设置为30km/h。

三、城市腹地结果

（一）开放性与封闭性视角下内蒙古城市腹地对比

由图1可以看出，腹地较大的城市包括哈尔滨、长春、沈阳、呼和浩特、包头和兰州等，其城市综合实力也较大，在整个区域的影响力居主导地位。从图1与图2的对比可以看出，在开放性视角下，阿拉善盟主要为兰州、银川和包头的腹地，锡林郭勒盟为呼和浩特和沈阳的腹地，另外沈阳还辐射了赤峰和通辽一半以上的地域，兴安盟主要为长春和大庆的腹地，而呼伦贝尔一半以上的地域被哈尔滨辐射。但在封闭性视角下，阿拉善盟主要为包头和乌海的腹地，锡林郭勒盟主要是呼和浩特的腹地，兴安盟为通辽的腹地，而赤峰、呼和浩特的腹地与行政区划相当。由此可见，开放性与封闭性视角下内蒙古城市腹地差别较为明显。经计算，在开放性视角下内蒙古有58.6%的地域被周边城市辐射，如果从封闭性视角来考察城市影响腹地则会造成较大偏差。

基于以上结果，与其他省份相比，内蒙古更应重视与周边地区的协调与合作。首先，内蒙古受周边大城市影响范围较广，应积极承接大城市的辐射，加强与大城市间的联系，以壮大自身经济实力。其次，由于内蒙古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和旅游资源方面具有一定同质性，在与周边竞争的同时，更应加强联合。在产业方面形成分工，在旅游方面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优质旅游产品。最后，除呼包鄂外，内蒙古各盟市间距离较远，交通不便，与其致力于自治区内部盟市间联系，不如积极寻求与周边城市的合作。

（二）腹地与行政区关系

从各城市腹地面积与行政面积的比值来看（见图3），首先大部分城市的腹地面积与行政面积均不吻合，其中比值最高的是嘉峪关，达到了111.6，辐射范围远远高于行政范围，主要原因为嘉峪关市行政面积较小，被酒泉市包围，两市市辖区综合实力值分别为0.198431和0.142295，嘉峪关高于酒泉，且酒泉市中心位于全市偏东部地区，在嘉峪关市中心东部，造成其西部大部分地域被嘉峪关辐射；其次主要是综合实力较强的省会城市，如沈阳、兰州、银川、呼和浩特、哈尔滨和长春，其腹地面积与行政面积的比值在4以上，朔州、大庆、大同和石嘴山的这一比值也超过了1。非省会城市中，乌海和包头较为突出，其中乌海辐射面积与行政面积之比达到了16.9，包头为5.0。包头这一比值大的原因是综合实力较强，而乌海除实力较强外，其本身的行政面积较小也是一个主要原因，说明乌海的城市综合实力与行政面积不匹配问题较为突出。但除呼和浩特、包头和乌海外，内蒙古其他城市的辐射面积均小于行政面积，一方面是由于内蒙古大城市的综合实力与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等城市相比还较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内蒙古的狭长地形。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开放性视角下以内蒙古及周边共3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以各城市市域范围和内蒙古3个盟为研究区域，首先计算了各地级市市辖区综合实力，其次利用场强模型对城市腹地进行了划分，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开放和封闭性视角下内蒙古各城市腹地差别较为明显。在封闭性视角下，阿拉善盟、锡林郭勒盟和兴安盟主要为包头、呼和浩特和通辽的腹地；在开放性视角下，这三个盟及赤峰、通辽和呼伦贝尔的部分区域成为兰州、银川、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的腹地，内蒙古有一半以上的地域被周边大城市辐射。因此，若以封闭性视角来考察城市腹地则可能形成错误的判断。

第二，从腹地与行政面积的比值看，内蒙古各地级市除呼和浩特、包头和乌海外，其他城市的腹地面积均小于其行政面积。这一方面是由于内蒙古大城市的综合实力与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等城市相比还较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内蒙古的狭长地形。而乌海的城市腹地与行政面积不匹配问题较为突出。综合来看，内蒙古应重点培育呼包鄂城市群，提升大城市的综合实力，加强大城市的辐射能力，从而带动周边较弱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此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加强与周边区域的协调合作。

参考文献：

[1]王德，赵锦华.城镇势力圈划分计算机系统的开发研究与应用[J].城市规划， 2000 （12）.

[2]邱岳，韦素琼，陈进栋.基于场强模型的海西区地级及以上城市影响腹地的空间格局[J].地理研究，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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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Nystuen J D， Dacey M F. A graph theory interpretation of nodal regions[J].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1961 （01）.

[6]Green H L. Hinterland boundaries of New York City and Boston in southern New England[J].Economic Geography，1955 （04）.

篇6

关键词：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 税收政策

一、地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区域经济健康协调发展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现实选择，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我国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方式及经济体制转变这三个重大问题。地区差距是一个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差异极大，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低，交通运输条件差。所以，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为突出。东部沿海属于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中部属于经济次发达地区，西部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而且这种经济发展不平衡还在继续扩大。我国不发达地区又主要是在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我国的边疆地区。所以，发展地区经济，优化地区经济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

1、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发挥各地区的特点和优势，充分利用各地区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物质技术条件加速地区经济发展，从而才能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2、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使各地更好地互相补充、互相协作，协调发展，发挥国民经济整体优势。

3、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消灭贫困，使全国各族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4、加快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对于保持社会安定，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其后果

1、自然原因

首先，我国人均土地资源太少。我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是由于人口众多，造成人均土地资源非常少。而且，东西部农业资源和条件差异大。其次，我国水资源差异大。东部气候湿润，水资源丰富，而西部干旱贫瘠，人畜饮水困难，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最后，海洋资源差异大。东部地区有良好的海洋资源，这为其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中西部由于缺少这一因素，经济发展受到了影响。

2、社会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了加快经济的发展，制订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东部，给东部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而拉开了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而且东部的基础设施明显优于东部。这一切都加大了东西部地方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3、经济体制、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原因

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最早是从东南沿海省份开始的，因此，这些地区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和建立也就早于北方省份。整个南方地区的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思想观念、意识形态转变也快于北方地区。如今科学的管理模式、激烈的竞争意识、全新的市场观念，都早已深深扎根于南方地区的人们的头脑中。而我国北方地区，由于长期处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再加上后期又缺乏必要的外来意识、观念的冲击，仍存在许多过去那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等、要、靠”的思想观念和意识。正是这些经济体制、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差别，不但过去造成南北双方因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同而形成的地区差距，而且今天还在继续拉大南北双方之间的地区差距。

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的扩大，会造成一系列不良的后果。比如，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等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三、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财政税收政策

财税政策历来是各国政府作用于经济的重要手段，它不仅对经济景气及经济波动起到调节和“熨平”作用，而且对经济空间结构的改善、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利用财税政策对区域经济干预并不是取代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是着眼于对市场机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失灵领域进行调节与引导，保持发达地区经济持续增长，促进落后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及经济空间结构的改善。下面我浅谈以下我对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些财政税收政策。

1、促进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向中西部倾斜

我国目前的财政优惠政策依然是倾向于东部。虽然我国制订了四种税收优惠政策，但是对于老、少、边、穷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明显不足，而且实际执行后效果并不明显，政府应该加大干预，使得税收优惠政策得到切实的落实。

2、制定配合中西部发展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

最近几年，国家开始着手西部开发和中原崛起，而我们的财政税收优惠也应该随着国家的方针的改变而进行调整，而现存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只是单纯的东部优惠政策的转移，并不适合中西部发展的形势，因此，在那些落后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西部地区的税负依然重于东部地区。国家在建立和完善地方税体系的前提下，应逐步扩大中西部各省区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赋予一定的减免税权力。这样，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对意欲鼓励发展的对象和领域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同时为促进中西部地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中央政府应适度提高西部地区共享税中的地方分成比例，建议增值税由现行的中央与地方75%对25%分成调整为60%比40%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逐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

3、严格落实区域财政税收优惠制度

目前的财政税收优惠制度依然存在涉及范围窄，税种单一等问题。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其税收优惠政策也只是涉及到企业所得税，而其它小税种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西部地区较为落的发展环境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在东北地区，税收优惠也只限于在增值税转型的改革试点，消费型增值税在全国逐渐开始推广以后，这样一来东北地区就相当于没有享受到任何的税收优惠。税种优惠类别单一不仅不利于经济落后地区的企业参与公平竞争，就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税收优惠政策没有了优势，就不可能有效地达到招商引资、发展区域经济的目的。税收优惠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政府必须加大监督管理，确保税收优惠制度能够派上真用场。

4、加强征管，提高征管绩效

要调控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就对政府财力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中央政府只有拥有了足够的财力，才能有效的加大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从而协调社会财富；地方政府只有拥有了足够的财力，才能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税收是筹集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所以就必须要提供资金担保，并且征收到足够满足中央财政税收，满足政府宏观调控功能的需要。因此，提高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税务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

5、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宏观调控目标

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宏观调控首要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实现经济结构的转换和升级。为此，如何把有限的资源进行最优的配置，就成为问题的关键。资源配置有两个基本手段：一是市场机制配置，二是政府财政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资源配置机制，而不仅仅是跟在市场调节后面的“拾遗补缺”。对于社会共同需要的公共产品诸如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卫生以及公共工程建设项目等，完全或主要由政府财政来提供，这也是财政最基本的职责所在。但在我国，财政配置资源的任务决不仅仅限于此。对我国整体产业布局的形成、宏观产业结构的调节、国家主导产业及其支柱产业的选择等，仅靠市场机制是不行的，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特别是通过政府财政的税收、投资、补贴、贴息等财政手段加以扶持。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客观上具有经济建设职能，需要参与经济领域的调控，这是未来我国政府财政配置资源的一个重要政策取向，也是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一个必要条件。

6、调节收入分配，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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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公共交通；策略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一)城镇规模和布局协调特征

据悉到2040年我国将形成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居民点协调发展的城市发展空间规模布局，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城镇规模的分布还取决于产业结构的状况，因为城市居民的生存与发展直接与产业发展相关。所以，产业构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要求城镇也应该呈多层次的规模、布局分布协调。

(二)城镇产业协调特征

城镇产业协调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可见于三点是：首先，城镇主导产业不但应该因地制宜，而且必须独具特色，应该注意到不同地区的资源优势不同，所选择的主导产业也应该不同，以便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其次，城镇只有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才能实现提高三产业的内在质量，才能促进产业合理布局。最后，新型城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城镇之间分工协作的合理性，而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过程中，城镇产业的协调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城镇社会协调特征

注重社会的协调，维护社会稳定是新型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站在经济角度，我们必须将效率与公平的兼顾作为重点；站在社会角度，我们必须将有序、稳定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作为重点；站在在政治角度，我们必须将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相互协调作为重点。

(四)区域发展协调特征

区域协调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基本前提，一方面强调区域内部协调，另一方面强调区域外部协调。在强调城镇所在区域的内、外部协调发展外，还应该看到不同的区域，如城市化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二、当前新型城镇化框架下公共交通发展现状

(一)线路布局不合理

在线路布局上，由于缺少统一规划，线网结构不合理，运力投放不均衡，郊区线路与市内线路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合。对于一个城市来说，线路重合问题尤为严重，某些线路的重合度高达线路里程的2/3以上，由此加剧了重合线路的无序竞争，增加了市区尤其是路网薄弱的老城区的交通压力，降低了整体的运营效率。且由于城乡公交线路过长，在乡镇地区客源少的情况下存在“等客”现象，在市区拥堵地段又出现“甩站”现象，大大增加了乘客的候车时间。

(二)场站建设滞后

在场站的规划上，缺少对换乘车站的整体布局，未实现换乘枢纽对公共客运交通的综合协调，城乡公交与市内公共交通衔接不畅，造成居民换乘不便。场站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大部分郊区班线在市内无固定的调度站，只能依傍道路边调度。同时亦无固定站点，只能借助市内公交站点上下乘客。但由于站点容量有限，当市内公交同时进站时，常导致乘车秩序混乱，阻碍交通，增加居民的出行时耗。

(三)运营体制的城乡分割

传统的公共客运交通体系根据运营范围的不同，被划分为城市公共客运与对外客运，前者以常规公交、快速公交和轨道交通为主，后者以铁路、公路和水路客运为主。城乡公交隶属公路客运主管部门，因此在运营体制和管理方式上均与市内常规公交截然不同。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和相应的政策引导，两者各自为政，导致市场定价机制混乱，服务水平低下。在郊区线路运营上，很多城镇过去一直采用全额风险抵押承包经营，完全依赖市场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资源分配。这虽能避免在公共垄断模式下出现的效率低下的问题，减轻政府财政补贴的压力，但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涉及到社会的公平，市场在发挥作用的同时，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由于政府角色的缺失，利益主体的竞争行为缺乏引导与规范，存在供给的结构性短缺及客运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

随着城市空间的拓展与城镇体系的完善，城乡公交作为城市公交服务的延伸与城乡空间联系的纽带，实际并不担负对外客运的职能。因此，需要对城乡公交承担的公路短途客运与城市常规公交进行线路、场站和运营上的整合，提升其应有的效用。城乡公交一体化，正是要通过公路短途客运与市内常规公交的衔接，结合市场的配置方式与政策调节机制，构建统一的公共短途客运系统，在市域范围内为城乡居民提供便捷、廉价的客运服务。

三、转型期城市交通发展策略

(一)以区域交通系统一体化为视角

交通运输是区域整体协调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以区域交通一体化为基础，借助高效、稳定的交通运输网络实现商品及信息的快速流通，才能协调城市在区域内的分工合作。因此，城市交通发展战略规划中，要始终与区域交通网络的整体发展保持紧密衔接，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在广域空间内的交通区位优势，在接受区域中心城市辐射的同时，发挥对其他城市的辐射作用。

该策略在交通战略规划中主要体现在城市对外交通系统规划。在对外交通系统规划中，需要从城市在区域社会经济中的扮演角色、在区域空间结构中的区位特征以及在区域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入手，深入分析城市的主要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础，提出对外交通系统应具备的功能。结合现状对外交通系统在布局、规模和功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目标和策略。一般来讲，通过城市对外交通系统的建设，构筑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与主要经济腹地之间的高效、便捷的交通通道，才能汇集区域人流、物流、信息流，真正实现城市区域地位的有效提升。

(二)以城乡统筹发展为前提

我国现行的条块分割行政管理体制造成不同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及服务水平差异较大，乡村交通系统发展整体落后，形成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市域范围内，提升交通系统可达性，缩短中心城区与其他地区时空距离，进而引导各种生产要素、生活要素的流动，并直接表现在土地利用和空间形态上，引起土地价格、区位、空间分布等特征的变化，促使市域空间结构发生改变。

该策略在交通战略规划中主要体现在市域交通发展规划。市域交通发展规划需综合考虑城市与乡村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分工与协作，根据城乡交通运输需求，结合未来市域空间结构和产业布局形态，制定市域干线交通设施规划方案，以市域公交系统引导市域空间布局的演进，以市域干线道路系统支撑市域产业布局的调整。同时，打破城乡区域界限和部门管理限制，积极推动农村客运模式改造，统一规划城乡公共交通系统的线网、场站、财政补贴等，以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促进城乡共同发展。

(三)以绿色低碳为目标，以交通集约化为落脚点

转型期集约化的城市发展要求城市交通系统的低碳化和绿色化。同时，在这一时期城市居民对改善生产生活环境有着更高的要求。因此，引导居民客运交通出行和货运交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最终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交通系统，是转型期城市交通系统发展的重要任务。

该策略贯穿城市交通系统规划各个部分，主要包括城市交通发展目标的制定、交通发展模式的选择以及轨道、公交、停车、慢行等各交通系统规划方案的制定。为确保交通绿色低碳化发展目标的实现，应以城市自身发展历史、发展阶段、经济水平和空间形态特征为基础，选择适合城市未来发展的交通模式，并以此为核心，建立一体化的综合交通系统。

结语

城市公共交通作为城镇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其发展与城镇化建设相辅相成。作为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将如何影响城市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发展；作为广大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城市公共交通能否优先满足人民群众“行有所乘”，为群众提供快捷、安全、方便、舒适的出行服务，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和谐稳定；城市公共交通也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乃至整个城市对外展示形象的重要名片和窗口，其背后也代表着当地政府管理者的施政理念和城市发展形象。

参考文献

[1]赖明.新型城镇化框架下的公共交通发展[J].人民公交，2013，12: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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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河南区域经济；产业重构；县域经济；缩小区域差距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2-0006-02

十七大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际上21世纪初我国就确立了以科学发展观引领全局，以转变发展模式为主轴，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小康社会为目标的发展方向。在这一大目标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显然是一个战略重点。根据这一要求，河南省在2003年出台的 《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中将全省划分为中原城市群、豫北地区、豫西豫西南地区和黄淮地区四个经济区。

1 各经济区域发展现状概述

1.1 中原城市群发展现状

中原城市群是指以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在内的城市密集区。该经济区域位于河南省中部，各城市之间距离较近，距离中心城市郑州大都在100公里以内。该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工业门类齐全，交通便利，全省90%以上的高等院校聚集此地，区位优势显著，发展基础较好。

中原城市群是河南区域经济发展的两大重点之一（另一重点是县域经济发展），中原城市群在全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从空间布局上看，城市群的“龙头” 郑州，随着其重要性的日益提高，这个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能力将日趋扩大。洛阳则是城市群中的“副中心”，其产业基础、科研实力、文化资源等优势突出。

从经济发展来看，中原城市群在河南省经济发展中处于“龙头”地位，占全省比重不断提高。2005年完成GDP占全省经济总量的56.1%。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原城市群的产业结构优于全省平均水平。

中原城市群工业化程度最高，在2000年已率先突破50%并一路领先，在2005年达到61.27%。从其中的城市来看，郑州市、洛阳市、平顶山市、焦作市、漯河市和济源市等6个城市的工业化实现程度在2000-2005的6年内均达到或超过了50%。中原城市群在2005年末拥有六十多家全国知名企业，其中有多家上市公司，企业主要有郑州宇通客车集团、中国一拖集团、郑州日产汽车公司、河南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焦作万方、神马、新飞电器、许继电器、黄河旋风、漯河双汇集团、银鸽实业、豫光金铅等。

1.2 豫西、豫西南经济区发展现状

豫西豫西南经济区包括三门峡和南阳2市，工业有一定基础，煤炭、有色金属资源比较丰富。从经济发展来看，豫西豫西南经济区在河南省经济中所占比重略高于豫北经济区。2005年完成GDP占全省经济总量的13.1%。

豫西、豫西南经济区在2005年末拥有12家百强企业，主要企业有灵宝黄金、三门峡天元集团、天冠集团等。相比较而言，豫西豫西南经济区工业化程度名列第三，仅在2005年突破50%大关达到50.98%。

1.3 豫北经济区发展现状

豫北经济区由安阳、鹤壁、濮阳3市组成，油气、煤炭资源比较丰富。从经济发展来看，豫北经济区在河南省经济中占比重较小2005年完成GDP占全省经济总量的10.7%，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二产业比重较高，第三产业比重较低。

豫北经济区在2002年以后的工业化实现程度超过50%。其中，鹤壁市的工业化实现程度最高，安阳市在2001年之后超过50%，濮阳市在2003年之后3年内的工业化实现程度均达到或超过50%。豫北经济区在2005年末拥有十多家百强企业，主要有安阳钢铁厂、鹤壁煤业、中原油田、安彩集团、中原油气等。

1.4 黄淮经济区发展现状

黄淮经济区包括驻马店、商丘、周口和信阳4市，以平原为主，河网密布，农业发展条件优越，从经济发展来看，第一产业比重较高，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比重较低。2005年GDP占全省经济总量的20.1%。从产业结构来看，产业结构相对滞后。

黄淮经济区的工业化实现程度是全省四大经济区中最低的，一直到2005年末尚未达到50%。黄淮经济区在2005年末拥有16家百强企业，主要企业有天方药业、科迪集团、周口莲花味精厂、永城煤电(集团)、神火集团、商电铝业、辅仁药业、华英禽业、羚锐制药等。

通过实际情况总结可以看出，自身条件良好的经济区域具有吸引新的经济活动积聚的功能,能够自发的增强自身实力,促进自我发展,进一步引起新的积聚?相反,基础较差的经济区域,由于缺乏资金?技术积累,不具备经济起飞的能力,对基金区内企业产生离心力,更不具备吸引区外企业的可能性?因此,经济基础较好的经济区域发展必然比基础较差的经济区域要快,区域差异必将逐渐被拉大。

河南省的四个经济区域之间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工业化程度、城市化水平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并且这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态势，区域差异的扩大会严重制约河南省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此,为加快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坚持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2 河南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措施

2.1 产业重构是整个中原城市群建设的核心。

产业重构的成效已经显现，据河南省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显示，全省年工业总产值在1亿元以上的工业产业集群达到388个，年工业总产值达4501.6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37.1%。其中，中原城市群经济区域中的郑州、开封、洛阳、新乡、焦作等9市共拥有工业产业集群228个，占全省的58.%。

2.2 郑汴一体化是中原城市群的破题之作

中原城市群建设的重头戏是郑汴一体化，在郑汴一体化建设规划中，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郑州汽车工业基地、郑州现代物流中心、郑州先进制造业基地、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郑州出口加工区、中牟汽车零部件工业园区、中牟汽车工业基地、杏花营工业园区、开封经济技术开发区等10余个产业群落被密集的规划在一条产业带上。

另一方面，2005年11月9日郑(州)开(封)大道正式开通。这是一条免收任何路桥费的城际快速通道，它的开通使郑州与开封之间的距离缩短为30分钟车程，与郑开大道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101路城市公交车。不要小看这一条路、一趟车，它是一个破题之作，标志着郑汴一体化正式启动。 除了交通一体化外，河南移动还推出了“郑汴一体化移动通信解决方案”――两城通话，免收长途费。老年免费乘车卡在郑州、开封两市公交车上互通。旅游一体化也取得实质性进展，今后无论是到郑州还是到开封旅游，游客手中拿的将是一张导游图。

2.3 加快城市化进程，积极发展县域经济

2000年河南省政府就出台优惠政策，对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实力较强的巩义市竹林镇、安阳市水冶镇等115个重点镇建设加快步伐，使它们尽快成为具有较强辐射功能的经济文化中心，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河南省政府确定全省小城镇建设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到2010年，全省城市化达到35％以上重点建设成400个布局合理、规划科学、设备配套、环境优美、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型现代化小城镇。

建设新农村，缩小城乡差距，关键一条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 一条很好的途径就是发展乡镇企业，把农村中零散的资金变成了资本。一则把农村这个“大蓄水池”中的剩余劳动力、隐性劳动力吸纳出来，二则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这两个条件达到了，农村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2.4 推动区域合作，形成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发展合力

从放眼全国、放眼世界的角度看，河南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加强与国外、我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合作，用引进来的资源提升河南的经济实力，增强河南产品的竞争力，同时河南要四面出击，提高产品在省外市场的占有率。从河南省内部的四个经济区域发展角度看，这四个经济区是相互联系的，而不是相互割裂的，既要有分工，又要有合作。分工是建立在各自的优势基础上的，突出发展优势产业，合作是为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2.5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着力点”应当放到缩小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过大差距

十七大报告指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公共服务供给就相对多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公共服务的供给就相对少。这样，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越拉越大。同时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的改革，切实保障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加强农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大规模地开展农民职业教育的培训活动，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另外还要积极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要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基础，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其它象农村文化事业、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农村生活条件改善和环境建设等各项工作作为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要重点抓好。

2.6 缩小区域间高等教育发展差距

促进教育机会公平，努力做到招生计划分配科学、公平、透明。提高生源计划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全省的各类高校应结合自身办学条件、近年来各地生源情况和毕业生就业情况，按照“生源质量为主，兼顾地区平衡”的原则，加大对农村学生的的支持力度，为促进河南各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作出贡献。

从十七大报告中可以看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仍然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主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是十七大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河南省积极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是符合实际的现实选择，这对于带动中原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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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文明 中原城市群 协调发展 资源共享

一、中原城市群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和意义

城市群是一定程度上独立的城市集合体，是相当数量城市关系的总和。它的特点主要反映在，经济的紧密联系；资源的高度共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集中发展。其实质，聚拢这些城市构成一个巨大的商圈或经济圈。

现阶段，我国比较成熟的城市群有三大城市群，即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它们引领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国的经济势头，给中国经济带来春天。2016年12月28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2017年1月，中原城市群正式跻身七大国家级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是继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之后，城市群规模最大、一体化程度最高、人口最密集的城市群，是支撑中部崛起的核心增长地带。它肩负着承接发达国家及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西部地区资源输出的重要任务，是促进中部崛起、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因此，规划建设中原城市群，对于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安徽五省30个市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中原城市群和生态文明建设和谐发展的必要性

1.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原城市群实现中部崛起的战略抉择。中原城市群的平稳发展离不开优良的环境支撑，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对于中原城市群的崛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提出“五位一体”建设，经济和生态的协调发展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战略选择。良好的生态给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舒心的环境，有利于中原城市群的稳定发展。

2.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原城市群实现富民强省的客观要求。生态文明建设隶属于可持续发展范畴，符合中原城市群实现富民强省的客观要求。将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依托，加快城市群的发展步伐，满足城镇与乡村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所需的良好环境要求，对于实现促进中原城市群经济、改善人居环境条件具有现实价值。

3.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原城市群实现生态环境优良目标的现实选择。生态环境优良是中原城市群良好发展的衡量目标之一，城市群的发展不应仅仅是经济的飞速前进，而环境的不断优化也应是城市群发展的题中之义。创造优良的生态环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效规划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步骤，并适时作出调整，以适应不同阶段中原城市群的发展状况，使生态环境进入良性循环的建设过程中，促进中原城市群的长远发展。

（二）中原城市群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意义

以生态文明为视角来建设中原城市群，其意义和价值非凡。第一，有利于树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观念。人与自然的和谐，意味着生态环境的良好，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遵循自然规律，在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利用，正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想；第二，有利于拓展我国经济发展新空间，加快整个中部地区的发展步伐；第三，有利于东中西三大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推动经济由东向西梯次拓展，形成合理的空间发展格局；第四，以生态文明为视角建设中原城市群，从根本上有利于保障农业安全，为人口密集的传统农区建设探索有益经验。

二、中原城市群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中原城市群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辅相承，有着密不可分而千丝万缕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中原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较为严重，分析这些存在的问题，对于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中原城市群的整体发展具有重大且深远的意义。

（一）能源消耗量大，空气污染严重

中原城市群核心发展区包括中部地区的河南、山西、安徽三省，并联动辐射河北、山东两省，这五省基本是雾霾的重灾区。近年来因城市工业与家庭用车的快速发展，工业企业废气排放不断增加、汽车尾车排放与日俱增，碳排放量增加，而氧气量不断减少，空气净化和调节能力日渐削弱；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中钢筋混凝土楼房大增，林园绿地相对减少，在一些盆地城市往往形成逆温气象，致使大气中的污染物和烟雾不能向上向远处扩散。这些使得能源消耗量大且快，造成空气污染严重，加剧雾霾天的形成，加剧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危害。城市居民的环保意识有待提高，很多民众只关注到雾霾对自身身体健康的恶性影响，并未从真正根源上去遏制污染物的产生。对雾霾的防护只存在于表面，忽略了源头的有效遏制。虽然有关环保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还市民以“碧水蓝天”，但是根源的问题并未解决。

（二）水资源失衡，污染普遍

从水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上来判断，我国属于中度缺水的国家。我国北方地区普遍存在资源性缺水的问题。原本缺水的状态使得城市化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再加上水资源的浪费和严重污染，势必给城市群建设带来压力。有的城市，由于河流和水源受到工业发展与居民生活排放的废水的严重污染，致使难以保证居民生活用水的清洁，造成饮水困难。有的城市，由于地下水的超量开采，地下水位连年下降，影响到地下水的循环，树木的生长，造成井水枯竭。城市用水的紧张和工业生产用水的污染，是造成水资源浪费的根源。城市居民的节约用水意识淡薄，无法从自身建设和国家发展有效连接起来，所以造成城市生活用水普遍紧张的常态。工业生产用水后排污环节的治理不严，净化力度不够，这是造成生产用水污染浪费的重要原因。

（三）土地资源供给压力大，水土流失严重

城市群的发展势必给土地资源带来压力。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城市群发展的重要环节，城市土地的有效利用是其中之关键。联动五省发展城市化，扩大城市用地，压缩农业用地，在征用土地的过程中，难免因为方法不或者执法不严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加剧水土流失。由于城市园林绿地少、树林生长受影响，城市汇水面积大，加之不少开发建设项目的排洪设施不到位，以及其他因素如城市河道淤积，雨水不能及时渗漏和流失，极易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四）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区域生态环境脆弱

农村科技落后，在土地使用过程中，对土地容易造成过度使用，且保护力度弱小。使得原本脆弱的农村生态环境更加恶劣。且在破坏原有土地生态之后，因为技术上的弱势，观念上的落后，对土地生态的恢复工作缺口很大。使得土地的再次使用只能是更加贫瘠或又一次伤害，造成恶性循环。人们在追求经济效益驱使下，无所节制而以杀鸡取卵式的野蛮方式对待大自然，违背了自然生态规律，使自然生态环境变得十分脆弱。循环和平衡规律是不能违背的，自然资源如空气、水、土壤、树木的光合作用等有自身的运动规律，破坏了自然法则，势必会遭受大自然的惩罚和警告，有时会以次生自然灾害的方式让人类承担因开发利用自然不当给自然本身带来的不堪承受的结果。当人类深受其害时，意识到人类必须以文明的方式自觉地敬畏大自然、善待大自然、合理利用大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三、中原城市群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树立中原城市群现代生态价值观

1. 倡导健康绿色消费观念。中原城市群的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社会大众的整体努力。针对城市发展过程中，企业生产和居民日常生活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从根源上遏制污染的产生是十分关键且必要的。污染源追根到底是人类造成的，从观念上对人们进行教化，让人们从根本的认知上深刻的领悟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进而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对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而自觉的为社会的稳定发展约束自己的行为，改善自己的周边环境，保护城市整洁文明。

2. 转变传统经济发展理念。中原城市群经济的稳定和长期发展，依赖于现代的生态价值观念。低碳、绿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促进中原城市群的稳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生态文明建设归根结底依靠的是社会全体人员的共同参与，因此只有大力培育全民族的生态道德意识，使人们对生态环境有自觉的保护意识，并能从行动上做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力军，才能解决生态保护的根本问题，为生态文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我们倡导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理念，加快形成现代生态价值观，以期早日为中原城市群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良好发展模式。

3.加强区域生态文化建设。整个社会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建设生态文明的同时，也应重视加强区域生态文化建设。比如在社区内进行生态文化的正面宣讲，给社区成员普及生态建设的理念。在学校开展生态文化的课程教育，可以带领学生从身边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一起为环境保护贡献微薄的力量。

（二）发展中原城市群生态经济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经济的发展，适时调整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为现代经济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大胆采用新的更加环保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中原城市群的崛起探索更契合的新模式，向集约节约环保模式转变，带动整个中原城市群的整体协调发展。

2.建立生态经济体系。建立适合中原城市群发展的生态经济体系，更好的促进整个中原城市群的稳定崛起，需要结合中原经济发展的常态式，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和创新，顺应时代潮流，加入生态经济的观念，指导形成新的经济体系。

（三）促进中原城市群生态科技发展

1. 加快生态科技创新。二十一世纪是科技世界的较量。将前沿科技运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既符合科技为人类社会服务的理念，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加快生态科技的创新，就是为中原城市群的发展争取时间和机会，当今社会变化之快，科技的更新换代也是日新月异，而创新就是生命力。

2. 培养生态科技人才。人才战略是不会过时的战略选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培养引进生态科技人才，对中原城市群的规划发展作出长远有利的科学指导，是中原城市群发展的保障。中原城市群的崛起之路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探索发展的过程中，依靠科技人员适时制定出调整方略，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证城市群的平稳良好发展。所以，生态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对于城市群的发展作用巨大。

3.完善生态科技政策制定。中原城市群的稳定发展需要政府牵头，制定合理的生态科技政策，从宏观上把控整个城市群的l展走向。在制定相关生态科技的政策中，要立足中原城市群的现有经济基础，针对不同地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适时而变，制定适合特定区域的切实可行的生态科技政策。

（四）加强中原城市群生态制度建设

1. 创建区域生态政策协调机制。“五位一体”建设就是与和谐社会建设相契合的，创建区域生态政策协调机制，有利于统筹区域生态的和谐发展。另外，保护环境要从源头抓起，不仅做好水源地保护，还要做好退耕还林还草工作，稳步推进植树造林和天然林的保护工程建设；加快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创建工程，切实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首要地位；加强城市绿地湿地等的保护，还城市及市民一片蓝天；提倡少用或不用不可再生资源，力争全面推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

2. 完善区域内环境监督体系、区域联合执法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城市生态文明建设首先应把发展循环经济同生态城市建设结合起来，将其统一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去。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完善区域内环境监督体系，加快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等，树立生态示范工程，对于保障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意义重大。中原城市群是涵盖五省的大城市群，地域广，难于统一管理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所在，加强各区域间执法部门的联合，以及执法力度的统一，完善联合执法机制，对于整个城市群的管理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3.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的绩效评估、政绩考核及激励机制。在推进中原城市群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制度建设不规范与不健全，往往出现纰漏甚至扯皮现象，生态文明建设带来被动和难以落实的局面。党的“十”报告中，着重强调了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对全民进行“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的宣传教育，帮助全民树立环保意识，激发全民以行动进行环境保护的热情。从长远来看，我们要在建立健全法规政策体系、目标任务体系、标准评价体系、技术指标体系、监督检查体系、宣传教育体系的同时，建立健全相应的各种管理制度，形成科学规范、程序清晰、职责分明、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并有监督检查、问责制度作保障，同时，还应当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制度，让人民群众有知情权、参与权、发言权与监督权，从而促进各种制度的落实，让环保变成切实的行动。因此，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的绩效评估、政绩考核及激励机制，对于经济区的良性发展既是鼓励，更是鞭策。

参考文献：

[1]王陶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与中原城市群关系研究，经济经纬[J].2016.2.

篇10

一、前言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与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全面成型。随后众多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改革的实践都深受这一理论的影响。从金融深化理论看，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推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健全的金融体制能够有效地动员储蓄资金，并将其引导至生产性投资上，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发展良好的经济同样也可通过国民收入的提高和经济活动主体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增加来刺激金融业的发展，由此形成金融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而在此过程中，有三个关键的动态因素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一是金融体系规模的扩大，二是金融机构的不断优化，三是金融市场的秩序逐步健全。通过这三个因素的不断优化，并不断加深其与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关系，就会产生金融体系本身的不断正向演进，同时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按照这一逻辑，后续出现了大量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主要观点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供给导向”型（Levine. etc[1]，Shan. etc[2]，Antal. etc[3]），即金融发展引领经济增长；二是“需求跟随”型（Lucas[4]，Horváthová[5]，Greenwood. etc[6]），即实体经济的增长带动金融的发展；三是“双向”因果型（King. etc[7]，Levine[8]，Johnson N. etc[9]），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互促的。

近年来，国内有关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亦相当活跃，研究大都遵循了上述范式。谈儒勇发现我国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这意味着金融中介的发展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10]；赵振全等认为我国信贷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显著，而股票市场的作用并不明显[11]；冉光和等基于我国东西部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纠正模型，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差异明显，因此认为在不同的条件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可能并不稳定[12]；杨谊主张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和金融监管制度，通过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功能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13]；徐景峰，华桂宏等强调要注重金融结构的优化和平衡，这样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稳定[14-15]。

从已有研究看，虽然多视角、多方法讨论二者关系的实证分析已较为普遍，但大都集中于金融主体与经济增长抑或是金融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单独讨论。而如能将这两类分析置于一个统一的体系中加以综合研究，从而能够以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审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演化规律，将有可能得出一些更为全面而新颖的结论。

基于此，本文引入“系统耦合”概念，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具有代表意义的山东省的金融主体、金融环境与经济增长三系统为例展开分析。首先，基于山东省地市级数据，对其金融主体―经济增长、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协调发展程度以及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程度做出解析，借此对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做出初步的判断，并进一步解析山东省金融发展作用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特征；其次，基于半参数可加模型，从线性和非线性两个方面揭示山东省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和金融环境―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影响的时序变动规律。

二、研究方法

（一）耦合模型

耦合（Coupling）是物理学术语，是对两个及以上系统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可以从“协调”和“发展”两个层面定义。协调是一个截面概念，考察在特定时点上，两系统间的相互配合程度；发展是一个时序概念，考察随着时间的延续，两系统共同变化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系统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16]。耦合则是上述两方面的综合，全面考察两系统在保证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彼此、协调一致的程度。耦合度的大小标志着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程度的强弱，具体判断标准如表1所示[17]。

有关两系统耦合值的计算方法较为统一，一般的求解过程见公式（1）―（3）[18]。

假设存在两个交互关联的系统，各自的发展水平由综合指数 X、Z 分别标识，则有

式中，为两系统协调度；为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也称为发展度，、分别代表两系统对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性（权重），以金融主体、经济增长两系统为例，笔者认为两个系统同等重要，因此，可设定==1/2；D为两系统耦合度。

以二元系统耦合解析为基础，并对其加以改造，可以对三元系统耦合的机理做出新颖的解析。设定系统离差系数为

（二）可加模型

自1990年以来，可加模型（Additive Model）作为一种全新的实证方法在国外被逐步应用于各个领域。其相对于一般非参数模型适用面更广，即使在因变量的分布不易判定或者不符合正态分布假设的情况下，该模型依然适用[20]。相对于一般的参数线性回归模型，可加模型可以依据研究问题的具体情况分别设定为参数、半参数以及非参数三类模型。这一模型除可以得出各变量间的线性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描绘出各变量之间在一般情况下难以被捕获的非线性关系。此外，可加模型还具有一般非参数模型由数据驱动而非模型驱动的优点，从而可以避免一般非参数回归中当维数过高时容易出现的“维数灾难”问题[21]。因此，本文选择可以描述变量间非线性关系的可加模型?ο喙乇淞恐?间的关系进行拟合。

可加模型最早由Stone[22]提出，在Stone设定的模型中，因变量是由个自变量，，…，的任意函数相加而构成的，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为截距项，为非参数函数，误差项不仅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2的独立同分布，且与因变量独立。为了估计的可行性，一般要求。因此，标准可加模型也可表示为

为了有效解析自变量和因变量间的内在关系，并且与传统线性模型的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在保留非线性信息的基础上，加入线性部分，构成半参数可加模型

其中，为模型中因变量可由自变量表示的线性部分的回归参数。其余部分的含义与式（10）相同。

三、指标与数据说明

（一）指标体系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23]，以数据可得性为指针，本文设定了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约束层与指标层两类，而指标层又具体涵盖3级指标（见表2）。

（二）数据说明

本文将研究时序限定为2001―2012年，依据前述指标体系构建了山东省17个地级市12年的面板数据。文中所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山东省统计年鉴。这一时期恰为我国及山东省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主体、金融环境优化的有效期，因此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对于部分缺失数据，本文统一采用线性拟合法估算得到。

（三）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三系统各指标数据的量级和量纲差异较大，因此实证分析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组间极值法展开标准化处理。依据指标的正负特征，首先找出各指标数据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尔后依据下式进行核算。

（四）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就可确定各三级因子的权重值。为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本文采用熵权法确定各因子的权重。限于篇幅，权重值不再列出。

（五）综合指数的核算

综合指数可测算单个系统的整体发展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式（13）中，Xn、Yn、Zn分别为金融主体、金融环境与经济增长三系统的综合指数；Wi、Wj、Wk分别为各因子的指标权重；Iin、Ijn、Ikn分别表示各因子的标准化数值。以此为基础，可进一步计算二元和三元系统的耦合度。

四、实证分析

（一）耦合分析

运用式（1）（2）和（7）（8）分别计算两系统和三系统的协调度和发展度，然后进一步运用式（3）（9）计算两系统和三系统的耦合度D，部分年度山东省及省内两大区域三类系统耦合值见表3①。三类耦合度的变动趋势见图1。限于篇幅，协调度和发展度不再列出。

根据表3及图1可知：

首先，从全省整体看（表3最后一行），金融主体―经济增长以及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耦合度由0.23、0.27变动到0.52、0.51，均由中度失调衰退型提升为勉强协调发展型；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耦合度的变动亦出现了完全类似的情况，由中度失调衰退的0.24变动到勉强协调发展的0.52。由此可知各类系统均保持着耦合水平的不断优化，且各系统耦合度发展水平相近。这说明两类二元系统与三系统整体上保持了耦合变动的一致性。

其次，从两大区域看，分别计算两大区域三类系统耦合度的年度均值（见表3各区域横向均值），可以发现，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主体―经济增长二元系统耦合度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3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3，非半岛蓝色经济区则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3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0；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二元系统耦合度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7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3，非半岛蓝色经济区则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6提高为濒临失调衰退的0.49；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耦合度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4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3，非半岛蓝色经济区则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5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0。因此，两大区域三系统与两类二元系统耦合度具有相似的变动趋势与变动层次，且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而这一点与全省的整体变动趋势是完全类似的。

综上可知，整体上三系统与两类二系统耦合度水平均呈现为平稳发展态势，但耦合水平均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呈现出半岛蓝色经济区高于非半岛蓝色经济区。此外还可以初步推断，三系统的耦合度与两类二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因此要提高三系统的整体耦合水平，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高效协调互促，可以从两类二元系统出发，先促进两类二元系统的耦合发展，进而借此推动三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

上述结果虽然可以有效揭示金融主体、金融环境以及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形成的三类耦合协同共进的过程与演化特征，但无法知晓二元系统耦合对三系统耦合的作用强度，下文将对此做进一步分析。

（二）可加模型分析

1.实证模型假定

借?b有关研究[24-25]，为解析金融主体―经济增长耦合度（BE）、金融环境―经济增长耦合度（FE）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耦合度（AE）的影响，本文建立半参数可加模型

其中，是常数项，是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残差项。式（14）的右侧前两部分即为常规的线性回归项，后两部分是非参数可加项。非参数可加项并没有明确而先验的模型形式，但可以拟合二者对因变量的非线性影响。该模型可以通过分析线性部分两自变量的参数估计值以及非线性部分中两自变量的函数形状，全面考察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金融环境―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进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协调关系的非线性特征做出分析。同时，为消除变量间存在的时间趋势，本文在进行回归时皆采用的是各变量的增长率，但仍分别用BE、FE、AE表示。为实证结果的分析方便，BE和FE分别定义为自变量1和自变量2。

2.共曲线性检验

在运用半参数可加模型进行回归之前，需要对自变量之间的共曲线性（Concurvity）进行检验。常用的检验方法是，检验模型中所关心的某项与怀疑和它有共曲线关系的非参数项拟合值的相关系数R（即决定系数R2）。依据经验，当R的绝对值大于0.5，即判定系数R2大于0.25时，需关注模型的共曲线性；反之，如果R的绝对值小于0.5，则可近似忽略它们可能存在的共曲线性。对式（14）中两自变量之间的共曲线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两变量之间的拟合相关系数小于0.5，因此可知式（14）满足可加模型的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曲线性的要求，即模型的构建较为合理。

3.模型拟合

（1）线性特征分析

依据式（14），以各地级市数据为基础，分别对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非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大区域进行线性特征估计，结果见表4。

模型中线性部分的参数是不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本文认为该参数即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长期稳定性影响部分。由表4可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两大区域线性结果基本都在较高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分区域来看，半岛蓝色经济区自变量2系数为0.25628，而自变量1的系数为-0.19965。这表明，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环境―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具有正向的线性作用，而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对三系统的协调发展存在负向线性作用；非半岛蓝色经济区自变量2系数为0.36457，而自变量1的系数为-0.11037。亦表明，非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环境―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也具有正向的线性作用，而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对三系统的协调发展同样表现为负向线性作用。

分析其原因，笔者认为，从当前形势看，我国金融体系中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对实体经济有效支撑远未达到预想的程度，而这些问题在山东省同样存在。首先，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不高，银行信贷、财政资金以及资本市场三方面资金的转化效率不高，银行信贷仍然是企业筹措资金的主要途径；同时仍有大量的资金沉淀在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并未有效转化为生产性资金。而国内储蓄过剩与外资大量涌入并存，也意味着国内金融资源的浪费。其次，金融机构的融资结构明显扭曲，金融体系风险向银行集中。我国当前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严重失衡，间接融资比例过高，增加了银行贷款风险，制约了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并蕴藏着潜在的金融风险。再次，我国整体金融体系所具有的国有银行业一方独大、银行传统业务占据主导的金融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地对市场产生足够的激励机制，并导致了金融业产出的低效。此外，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现代新兴金融模式，提供了远超传统金融业生产效率的金融服务，但目前传统金融业并没有完全跟进与有效利用这一新兴模式，这可能导致未来以银行为主的中国金融业遭受强烈的冲击。这些问题无不表现出金融主体运行的低效。总括来看，山东省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金融主体的滞后发展，从而拉低了二者协调发展程度，进而影响了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的协调发展。

（2）非线性特征分析

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非线性部分是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这恰好表明了由于外部影响、政策因素等对其造成的短期波动和不能用线性部分来说明的长期影响[24]。由表5可知，两大区域非线性结果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如此，结合上述可知，两区域自变量1、2对因变量的影响在长期内主要以线性作用为主，短期的非线性波动作用并不明显。

五、结论

本文运用耦合模型，以山东省17个地级市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2001―2012年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并对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非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大区域协调发展程度差异性做出了解析。以此为基础，从线性和非线性两个方面进一步揭示了山东省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和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的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影响的时序变动规律。具体结论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