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诈宣传制度范文
时间：2024-01-24 17:46:1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反诈宣传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 任务完成情况
我街严格按照《江北新区宣传推广“国家反诈中心”APP安装工作实施方案》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全面落实“国家反诈中心”APP安装工作责任制度，通过全街道上下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
二、 工作亮点
一是召开街道安全感满意度“双提升”暨反电诈工作推进会，部署工作任务。
二是在小区门口张贴“国家反诈中心”APP推介二维码，加强宣传。
三是加强入户宣传推广APP安装。
三、 存在问题
一是现阶段群众反诈意识不强，安装APP意愿较弱。
二是APP安装推广工作队伍人手紧缺。社区工作内容杂、工作任务重、工作人手紧缺。
四、 工作意见
一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反诈意识。社区动员辖区内居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通过悬挂横幅、张贴标语等方式提高群众安装APP意识。
篇2
2.宽容而不是苛责。宽容应是慈善界的主流行为方式。过高的道德标准，往往产生虚伪或者暴力。以善促善是现代慈善的一种基本态度。现代慈善的行为方式较为优雅，不可能发生我国社会常见的不捐赠者比捐赠者更有道理，甚至以高调反慈善为荣的极端现象。欧美社会很少用到“诈捐门”这种词。
3.保护尊严，杜绝揭人隐私。现代慈善，透明中又有不透明。慈善家的宴会往往不让记者参加，这在巴比晚宴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许多项目的决定赃要在捐赠人。捐赠人尊严十分重要，不能是谁从事慈善就要将其作为“公众人物”而进行全面审查，这会使慈善变成令人望而生畏的祭坛。恰恰相反，现代慈善应该是让人心灵和道德得以不断净化和升华的圣坛。
4.捐赠权高于社会知情权。捐赠者可以不公开、不透明，充分尊重捐赠人的意愿，是现代慈善的一个品格，而受赠方则往往比捐赠者受到更多的监督。我国有关法律对于捐赠人的权益也给予多方面的保护。但是，由于受一些因素的影响，人们往往习惯于对捐赠者本人特别是对名人的捐赠行为进行严格监督，形成了一种捐赠越多越被监督、不捐赠则安全的畸形现象。而项目的进展、组织行为的规范和受捐者的状况往往被忽略。
5.全民慈善优于富人慈善。现代慈善特别鼓励大众参与，广开参与之门。对每年不到一万美元或英镑的社区类的小型基金会，没有太多监管行为，主要是给大众参与提供方便。
当然，西方视教会为慈善组织，教会的活动又相当普及，捐赠行为甚至每周都发生，客观上也是能够实现经常捐赠的一个平台。现代慈善还大开志愿服务渠道，有的国家20％甚至50％以上人口都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从而使大量社会问题能够及时在社区层面得到解决。
6.高调个性倡导而不是低调倡导。现代慈善十分个性化。一百多年前，卡内基进入慈善界就很高调，当然他是身体力行，还提出了捐赠的重点领域。许多慈善家都是公开宣扬自身的慈善行为，并且还要把家庭的慈善传承理论化而广为宣传。而以慈善家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建筑物、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等，相当普遍。
7.善意压力而不是依赖自发。最突出的表现是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他们明确要富豪们承诺将来要捐赠一半财产，还计算有多少人给出了承诺。这些善意的压力不是政府的活动，完全来自民间。
8.组织发达而不是个体单干。既要彰显个性，又不是个体单干，怎么解决这一矛盾?现代西方往往成立众多家庭或家族基金会，慈善事业的主体是组织化的家庭，家庭基金会有许多。美国的十多万基金会中，90％以上为私人和家庭出资建立的基金会。各国建立基金会的门槛相当低，特别鼓励家庭或家族成立基金会以实现捐赠意愿。
相比较而言，我国当前的基金会过少，只有两千多个。而基金会门槛又过高，大众捐赠的组织化程序还相当复杂，绝大多数人的爱心捐款没有顺畅实现，因此出现了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基金会与政府行政机构等量齐观的现象。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基金会简单模仿行政行为的现象，公众也免不了按照政府的行为标准来评价慈善组织。
9.免税行善而不是竭泽而渔。免税政策成为近百年来现代慈善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肯定会因捐赠受益。企业捐款有一定的免税额度，个人捐款有更高的免税额度。通过税收的优惠，无论公司还是个人，客观上都得到一定回报。
篇3
一、 浅谈我国民法应确立的基本原则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法核心价值的体现,是贯穿于民法始终的基本规则,是民法实施发挥其功能的核心与基础。我国的民法基本原则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原则:平等原则,公平原则,自愿原则,守法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
平等原则,主体身份的平等是民法中的平等。是指不论自然条件和社会处境如何,其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公平原则,是指在民事主体之间发生利益摩擦时,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以权利和义务是否平衡来均衡双方利益。
自愿原则,在民事活动中,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指进行民事活动的时候,要确立民事主体自由的基本准则。
守法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参与民事活动的时候要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在法律没有进行具体规定的部分,要遵守国家政策的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指在市场经济的当下,民事主体要按照市场制度的互惠行为进行活动。约定时,要诚信不欺不诈、童叟无欺;约定后,要按约定履行条款的相互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总成。是指民事主体进行的一切民事活动都应当遵守公共秩序以及当地的民族风俗。在现代民法中,公序良俗原则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他是维护国家利益以及道德风俗观念的重要保障。
二、 浅析民法基本文由收集整理本原则的必要性
首先,民法基本原则的司法适用能够更好的体现民法的价值。民法的价值是从经济学范畴中得来的,经过了哲学到法哲学的十多年洗礼之后,已经成为研究话题的热点。法律蕴含的价值包含公平、公正、正义、效率、秩序以及安定性等价值要素。而就目前近代民法的要求而言,安定性是民法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是因为,确保了法的安定性,是有利于使社会维系在一个稳定的法律秩序中。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现代民法的最高价值是主要是追求社会利益。而民法基本原则中的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守法原则也恰恰符合了民法价值中的能够维系一个稳定的社会法律秩序。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也能够体现出民法的价值,在司法行使过程中,法官是能够根据具体情况和民法基本原则作出判定的,而民法的价值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使得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均衡,从而能够作出较为公平的判定。
再次,民法基本原则的司法行使能够更好的贯彻“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以人为本”的的思想是历史唯物观的核心,主要强调是人本主义,其倡导的是公平自由和人人平等的价值观。民法是赋予自然人各项权利的,包括人格权、自由权、财产权以及物质权等等。其基本原则也坚持了平等、自愿、公平的原则,同时,司法适用中的禁止权力滥用原则,法官也坚持民法的基本原则,以正确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做到“以人为本”。
三、 简述民法基本原则的具体适用
1、平等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2000年5月,一名顾客将某快餐店告上法庭,原因是,该快餐店广告写宣传:“每位18元,公务员16、儿童9元、当天生日者免费就餐”的字样。同时也进行了消费,但是该顾客认为,自己同国家同国家公务员在吃饭就餐的时候属于平等身份,故要求返还差额的两元钱。但是该案在受理过程中,将原告的上诉驳回,原因是,法律条文中没有明确规定国家公务人员在消费时商家不能给予优惠,也没有规定对不同消费者的不同收费方式。因此驳回了诉讼请求。
就此案例看,快餐店的行为的确违反了民法基本原则的平等原则,但是,该案件中的法官却以法律条文中没有明确规定而驳回起诉,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应该按照民法的基本原则的平等原则,直接作为判决依据,予以处理。
2、 自愿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篇4
【关键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西学东渐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1-130-02
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到中国沦入半殖民半封建的泥潭，再到救亡图存；从闭关自守到对外开放；从夜郎自大到励精图治。在中国政治文化思想改变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了除旧开新的巨大作用，因为外国的器物、生产方式、文化、思维、技术传到中国，被理解和接受及传播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用已有的思想逐步消化和吸收新的因素。从学习器物到学习思想，如同婴儿学语，这些看似蹒跚的步伐，却迈出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
一、考察西方的人员分类
从被动的接受到主动的学习，林铖是第一个游历海外且留下文字记录的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最后到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戴鸿慈。对这些知识分子的笔记进行考察，发现他们对外国新事物的认识，一步一步的深入，从不理解到理解，从表面到内核，从社会生活方式到政治制度。而这些知识分子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最早的，一般由于西方商人或传教士处于自身的需要，将其带往国外，无意的承担了中华民族的先驱者的任务。他们本人也非出于救国的实用主义态度，他们学习的成果主要以记叙性的著作为主，这些著作可以反映一个天朝上国的民众看到西方世界第一眼时的心情。第二类是先知先觉的社会良知，他们主要从自身的感知力出发向西方学习。大多且评且叙，往往有一些非常有创见的认识，对社会思潮的影响比较大。第三类是以政府的名义对外国先进的文化考察学习，从著作来看早期的以记叙的居多，如：斌春的《乘槎笔记》。后期由于学习和实践的逐步深入，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就出现了如：刘锡鸿的《英邵私记》，徐建寅的《欧游杂记》。
首先对这三类人员的关系梳理清楚：第一批出洋的人员将新鲜的事物带进国内，其后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巨变，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了解了这些新元素的存在，并在与外国人的接触中明白了这些新元素对贫穷落后的中国的重要性，这给他们造成出国的最佳理由。他们引起的思潮和运动使清政府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为了维系自身的存在，使内部的力量发生了分裂，产生了一股向外学习的力量，这也是诸多使团游欧美的直接原因。
这三种分类，并非严格的时间顺序来分，而是依据其身份来分。因为在中国知识分子认识西方的过程之中，思想的发展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时间和所处的阶级。这三类有如下的关系，最早成文的游记主要由早期自由知识分子所著，但影响最大的要算官方外派的官员和比较开明的儒士，虽身处官位但眼界并不狭窄。另外，许多随从、参赞都是政府从比较有名的知识分子中间挑选出来的。如：张德彝 黎庶昌等人。
二、考察西方的进程及成果
第一类按时间顺序主要有林铖、罗森等。虽然容闳出洋读书比林铖早，但其《西学东渐》1909年才出版，排在林旭之后，所以作为第二类来讲。这类人认识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已不再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也不再嘲笑西方的器物是“奇技巧”，而是表现出赞叹的态度。林的《西海纪游草》中载到“集板、印书以及舟车、舂织、锤铸等工，多用火烟轮运以机器，神速而不费力，余独有志于舟车之学，可以济公利私。”其次，在世界观上也发生类微弱的变化，不再夜郎自大，表明封建经济基础上的封闭自守开始打破。“往日之坐井观天，语判齐东，来年之测海窥蠡，气吞泰岱”有人读了他的书之后写道“聚嵴与一室之中，老死于户牖之下”明显表现出对自给子足、足不出户的生活感到不满。第三，初步萌发了向西方学习救国济世的愿望。“苟吾人有志共成，不期年可凑效也” 《西海纪游草》。第四，其思想的认识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有不可逾越的局限性，他们的这种认识仍然主要是在封建的世界观之下的。如,对西方的社会风俗普遍持一种贬斥的态度。
第二类人主要有：王韬、李圭、康有为、梁启超等。容闳由于在1909年出版了他的《西学东渐记》从思想水平来看可以归为这类。与第一类相比 ，他们所面对的现实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帝国主义群集中国，瓜分的狂潮已掀起。因此，他门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救国于危难？他们的思想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继续发展，由于他们都是亲游西方的， 所以他们思想表现得第一个特点是，对西方“先进”的认识不在停留于器物上，而是在技术之上，王韬在其漫游随录中写到“英国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光学、化学、重学为实学，弗尚诗赋辞章，……无往而非火机，诚利器也”。李圭于1876年作为中国工商界代表出使美国，作《环游地球新录》，对机器的记叙如“是机器正当讲求，不得援古人秸槔之说，概谓机器不当用，凡机器之可利民者，置诸弗取也”。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认识不仅停留于此，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特点是，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度去反思，对比之下教育，民风，政府皆落后于西方各国。产生了学习西方制度的想法，对当时的社会思潮的推动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王韬认为十九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比起封建主义的社会和文化要先进的多：“盖其以礼为教，而不专恃甲兵，以仁为基，而不先尚诈力，以教化德译为本，而不徒讲富强”。王韬可以作为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先行者，他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对当时的洋务的评论可以看出这一点，“今日之所谓洋务急务者，孰有过于洋务者哉？”卖洋枪洋炮是“徒袭皮毛”，洋务应该从以下着手“一曰：取士，二曰练兵，三曰：学校，四曰：律例”并力推泰西的“军民共主”。容闳认为“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民富强之境”。李圭把美国建国来近百年的迅速发展归功于所谓“政治之善”。同时他对中国的封建道德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如：“泰西风俗，男女并重，女学亦同于男学，故妇女颇能建议大事”，“今且有口边一语曰，女子无才便是德，噫！微此语为能误尽女子矣” 。对中西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比较：“不尚虚子，专务实效。尤善在默识心通，不尚诵读则食而不化之患除；宁静舒畅，不尚拘束，则郁而不通之病去；不赏而劝，不怒而惩，则巧捷顽钝之弊亦无由生！”之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基本沿着这条路来走的。变法失败后，他们迅速退化为保皇党，但他们一直不间断的向国内翻译关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书籍。宣传了民主平等的思想，为作了广泛的思想宣传。
第三类按时间顺序分，主要有斌椿、张彝德、志刚、郭嵩焘、刘锡鸿、徐建寅、薛福成等。使日本的有李筱圃、 傅云龙、黄遵宪等。这一类人的认识开始明显要比第二类略显滞后，1866年斌椿随蒲安臣使团访欧洲，作《乘槎笔记》。由于他出使西欧时已年逾六十三，其思想观念非常固化，但可代表那时大多数深居简出的封建卫道士阶层。“中华从未有至外国者，此次奉命游历，始知海外有此胜景”。将商店的自行车描述为“有木马，开张三尺许，两耳有轴……，殆亦木牛流马之遗意欤”这和道光皇帝认为英人的海船系牛力拉动有几分相似。他认为火车与“列子御风行有似”，张彝德也随斌椿游欧洲著《航海述奇》，记叙与《乘槎笔记》相差无几，现在的人看来有些东西非常荒谬，但在当时对与开启政府中顽固不化的头脑已绰绰有余了。总体水平仍然是一个准士大夫的认识，西方的先进事物改变了他们的认知，但对价值观的影响是微弱的。
1876年郭嵩焘访问了英国，这是清政府中难得的对西方认识如此全面而深刻的一位开明的士大夫，代表着清政府对西方认识的最高境界。他认识的深度甚至比清末出使欧洲的五大臣要深很多。特点有：一、不拘泥于技术，深入考察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他考察了议会民主和自由选举为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现状和历史，认识到“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中国秦汉以来两千余年适得其反”二、比较了中西政治学和伦理学的观念。三、接受西方科学观念、研究中西伦理差异。由此，他得出结论：“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而推行之，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相反”。
清末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戴鸿慈著《出使九国日记》，由于其承担了政治任务，所以全书几乎尽是记叙，考察的面非常广泛，工、农、商、文化、社会公益、市民生活等等。但仅仅停留于此，其认识水平与第一类人相差无几。由此可见，在从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经过50多年，统治者的认识发展非常缓慢，出于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的目的，他们的落后封闭的思想很难转变。
概而观之，从到清政府的灭亡，中国的各类知识分子都竭尽所能，学习横亘于眼前一个新的世界。展现了处于国别历史向全球历史转变的关口中，落后民族遭遇先进民族时人们认识的发展过程。说明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必然代替落后的生产方式；适应历史潮流的认识必然战胜落后的认识。从1840年至今，中国经历了170多年的艰辛探索，才逐步逐步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回眸这段历史，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坚信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必然性。
注释：
①②林钺.西海纪游草[M].岳麓书社,1985.
王韬著,顾钧校注.漫游随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④⑤李圭.环游地球[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⑥ 斌椿.乘槎笔记[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参考文献：
[1]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篇5
教育惯性 教育范式 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文化
千百年来，有多少文人学士留下了万千文牍来探索教育的即时性和有效性问题，但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可以万古通用的规律性东西。这其中的缘由是什么呢？难道是由于人性的不可教化抑或是由于社会演变的极端复杂性？事实上，贯穿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教育范式、教育思想、教育文化的惯性是支配上述现象出现的本源性规则。本文将从以下三个角度来探讨教育的惯性问题，以期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边缘研究和后续进展。
一、教育范式的惯性对教育效果的作用
“惯性”本来是一个力学概念。自1632年伽利略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首次提出“惯性”概念以来，笛卡尔、牛顿、马赫、爱因斯坦都曾对惯性原理做过独到的阐述和合理的补充。从今天物理学的最新进展来说，惯性原理的核心内涵“只要不受外力的作用，任何物体都会保持其原来的静止状态或匀速运动状态”始终没有改变。值得一提的是，力学上的“惯性”概念第一次被引入到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是由教育家冰心做到的。冰心在她的文学作品《小橘灯》的首发前言中指出：“只要看见这盏灯，我就惯性的想到以前发生的故事。”[1]虽然冰心在这里使用“惯性”概念的主要目的是强调一种“行为的习惯”，但令冰心没有想到的是，自此以后“惯性”概念便频繁出现在各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领域。著名教育家杨贤江指出：“与知识的惯性作用相比，道德的惯性力更加强大，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否则，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所以要我们大家‘建筑人格长城’，建筑人格长城的基础就是道德。”[2]在这里，杨氏不仅熟练地把“惯性”概念运用到道德教育领域，而且在无意识中提出了令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无比关注的“教育惯性律”问题。
联系古典物理学惯性定律的基本内涵，结合当今教育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发现研究教育的惯性问题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认为，所谓“教育惯性”是指在不受任何外在环境的作用下，教育范式、教育思想、教育文化所恒久持有的维持自身现状和特点的走向和趋势。其中教育范式惯性是教育思想惯性和教育文化惯性得以滋生的前提和基础。从宏观教育学的角度看，正是教育范式的惯性决定了任何理想教育效果的有限性。所谓“教育范式惯性”是指人类已有的教育制度、机制和规范都具有一种维持自身存在的特点和趋势。教育范式惯性的原理不仅决定了教育制度、机制和规范效用的局限性，而且验证了这些教育制度、机制和规范的迭代继承性。下面就介绍一下教育制度、机制和规范影响教育效果的具体步骤和过程。
1.教育制度的惯性使得一切教育效果变得极难把握
古往今来，历朝历代，不仅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制定了品类繁多的教育制度，而且普通百姓也在潜移默化中自下而上形成了诸多的教育规则和教育方法。与此同时，诸代学者则通过各种出版物衍生出品项繁多的教育程式和教育理念。从人类变异学的角度看，除却这些制度的潜在规则和运作原理不说，教育变迁的显性制度可以说是多如牛毛。这么多的制度究竟是在约束谁呢？是普通的民众呢，还是官宦子弟？赵朴初说：“在中国古代，教育程式是以教俗化民为价值核心的。历史演化的残酷性和世代更迭的争斗性已经使得教育制度的连续性受到很大冲击。这种冲击几乎泯灭了人类原初教育目标的最低要求，并由之而使得教育效果的及时性大打折扣。”[3]赵氏在这里是要说明，由于不同朝代治者和被治者的教育诉求不同，教育制度的世代承继几乎都采取了革命的方式，新时代的开拓者往往采取了“前不见古人后不顾来者”的变迁逻辑，就使得新的教育制度几乎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旋律中逐渐吸收旧时代精华成分的。当一个新朝代对教育的真正灵魂摸索得差不多的时候，往往朝代更迭的时间又到了，于是新的一轮循环就开始了。试想在激流勇进的时代，对人的任何程式化要求都可能会在慢慢风尘中渐趋式微，而教育的真正效果将很难保证。
2.教育机制的惯性使得一切教育的当下效能微弱
教育机制是教育制度的具体化表现。教育机制的滋生一方面是由于宏观教育理论的抽象性特点，另一方面是由于理论只有掌握民众才能化为现实力量。在教育发展史上，教育制度的惯性往往采取了革命的程式；而教育机制的惯性则往往采取藕断丝连的形式。就拿明清时期盛行的科举考试机制来说，它实际上是三代以来推行的大学机制的历史性继承形态。尽管各个朝代对这一选拔人才的机制进行了不断的创新和修改，但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到适合的岗位上这一基本内核诉求却始终没有发生改变。我们的问题在于，由治者自上而下采取的各种变革抑或革新在政策层面上能否顺利推行下去，治者通过各种考试机制遴选上来的官员能否避开“机制导致腐败，绝对的机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样一种循环腐化逻辑。当上述问题不能通过各种传统的教育机制迎刃而解的话，那么我们只有把怀疑的重心转到正在发挥作用的现有教育机制上。换言之，在教育效能学上，一种教育机制（包括教育法律、法规等）无论其形式如何完美，无论其设计者的理念多么先进，也无论操作者的素质如何优良，它们的实际效果是很难测度的；在极为严格的学术意义上，它们会导致教育的效能渐趋式微。
3.教育规范的惯性使得各类教育的评价体系变得软弱无力
所谓教育规范是指规约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软性教育规定和教育范畴。这些教育规范是各种教育制度、教育机制等硬性程式的外化范式，具有软性特点且形态多变。尽管教育规范具有多变性，甚或有些教育规范具有昙花一现的特点，但由于这些规范的知识性特征，使得繁花似锦的教育规范的历史遗留变得一如既往。比如现代中国采取的初等教育教具规定，实际上早在私塾时代就已广泛使用。不仅如此，各朝各代的教育部门为了顺利达致治者的政治要求，都会对贯彻国家教育制度、实施国家教育机制的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提出了种类繁多的职业道德要求。看似这些职业道德规范都是当下时代的产物，实际上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大行其道了。比如古书有云：“人不学，不知义，玉不琢，不成器；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三字经》）这里所要求的“被教育者应该认真学习和教育者应该认真教育学生”的教育要求，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学生学习规范”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大学》中也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大学》）此文实际上提出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必须从“明德”的理念出发，通过本末关联、先后关系、动静哲学、修齐治平等变换逻辑以达致最终教育目标的规范性要求问题。如果各个时代的教育规范都能如期发挥应有作用的话，那么我们对教育规范效果的评价也就失去了任何的意义。事实上，教育规范的惯性承继不仅没有使已有的程式发挥作用，相反却使得创新性的教育规定形同虚设；也就是说，一方面世代传承的教育规范像一张无边无际的网在规约着我们，另一方面人性的喜新厌旧特点又使得冲破牢笼变得极为艰难。特别是对于教育创新性评价机制来说，真正发挥作用的概率微乎其微。
二、教育思想的惯性对教育效果的影响
古往今来，有多少教育家创造了复杂多样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学说，并试图由之而将他们的教育思想渗透到受教者的意识和行为当中，但当他们静心反思的时候，却发现这些恢弘的教育思想只不过如昙花现世，稍纵即逝。那么这其中的缘由是什么呢？难道是由于这些理论或学说的历史制约性抑或知识逻辑的先天不足性？或者是由于受教者的生理幼稚性抑或心理变异性？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从教育思想的惯性谈起。实际上，自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思想的传递已经远远超出人的意识可控范围，并以自身特有的惯性定律绵延潜行。下面就具体探讨一下作为人类教育思想主要表现样态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学说的惯性问题。
1.教育理论的惯性对教育效果的干扰
思想是具有惯性的，所谓“思想的惯性”是指人类自诞生以来的所有思想都具有一种试图保持自身现状的特点和趋势。在思想惯性承继原理的支配下，作为思想之主要表现形态的理论更是具有极强的惯性作用。“理论”不是普通的思想，而是系统化和综合性的思想经过较长时间的演变而形成的稳态意识。正是理论的系统化造就了理论本身强烈的惯性作用，这种惯性作用不仅不能通过自然灾害、战争和革命等社会变迁形式得以消失，而且还会在新的环境中发扬光大。本文所指的“教育理论的惯性”是指人类在教育领域所研究出的所有体系化的思想所具有的一种维持自身现状和特点的发展趋势和能力。一般来讲，科学的教育理论在教育实践中会催生出正确的教育思维，并引导受教者采取正确的实践行动；相反愚昧的或落后的教育理论则会把整个社会引向灾难甚或毁灭。正如所一贯坚持的：“科学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应该说，人类今天所能经验到的正向教育理论，大多都是经历了漫长岁月洗练的精华遗留，不仅不能忽视，相反应该加以吸收和利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伴随着正向教育思想不断传承的还有反向甚或消极颓废的教育思想。对于各种堕落意识和颓废思维，我们不仅不能漠视，相反要高度重视。因为一些封建的、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反向教育理论会变化各种外观迷惑众生，从而延续着教育思想惯性传递的一般逻辑。
2.教育学说的惯性对教育效果的约束
与教育理论惯性作用密切关联的是教育学说的惯性。“学说”不同于“理论”，学说一般是指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理论样态。一般的理论可以是丰富多彩的，但只有那些经过教育家系统研究和论证的理论才能上升到教育学说的高度。所谓“教育学说的惯性”是指那些体系性理论和规范化理论所具有的一种试图维持自身发展趋势和特点的过程和能力。纵观人类思想传承的历史，我们发现，那些以“学说”为递进范式的思想往往比以“理论”为探索范式的思想具有更大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动说”和西方一直探求的“天体物理说”，都在以无与伦比的惯性作用冲破着人类知识演进的枷锁，这种惯性的冲击力是无比强大的。我们的追问是：各种各样教育学说的惯性能否提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和水平？
事实上，就今天各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表现来看，传统文化中的正向教育学说对提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对于各种反向的教育学说，我们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凡物莫不有对”，各种学说不仅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行将就木，相反还会变幻各种样式来危害群众。当正能量稍微松懈的时候，也就是反能量猖獗反扑的时机。如果一个社会弥漫着消极颓废的反向教育学说，那么政治的稳定就只能是“墙头芦苇”了。在这样的境遇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积极的心态迎接和宣传积极的教育学说，摈除各种错误的和消极的教育学说。
三、教育文化的惯性对教育效果的制约
所谓“教育文化的惯性”是指任何教育文化所具有的一种维持自身现状和特点的趋势和过程。在所有的教育文化中，“教育理性”和“教育精神”突出代表了教育文化的精髓和本质，所以本文继续探讨教育理性和教育精神在教育过程中的价值和作用。
1.教育理性的惯性能够引发教育终极目标的争论
理性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就西方思想史的演进来说，理性主义思潮早在荷马的史诗中就已肇始。《荷马史诗》的记载表明，“天下大事以和为贵”的理性主义思想已经深深扎根于古希腊人民的心灵深处。理性并不是万能的，但仅凭感性行事的社会更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社会的理性主义思想主要产生于秩序和政治统治的需要，也就是说当治者感觉需要维持现行治理秩序的时候，就会在整个社会大力提倡政治理性、法治理性和生活理性；当统治者感觉维护现行统治秩序的行政成本过高，而自己又无机会享受政治稳定福祉的时候，政客们便会通过各种传媒路径宣讲战争合理主义。事实上，战争合理主义就是借助于军事力量为少数人谋取感官享受的末世主义，换句话说，战争合理主义就是借助于感性主义而使社会倒退的军事狂热主义。除去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辨识不说，毕竟普通民众才是战争成本的最终负担者。
本文认为，所谓“教育理性的惯性”是指任何时代的教育理性都具有一种保持自身存在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倾向和能力。理性的教育是文明社会逐渐走向文化自觉的必要条件。但我们在推行理性教育的时候，千万要警惕以下两个方面的极端：一是借理性主义教育推行感官享乐主义的倾向；二是借理性主义意识传播反向文化的倾向。在上述两个方面，理性主义实际上就是霍布斯所讲的“狼对狼的状态”思想的外溢，也就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投机取巧、享乐腐化的社会样态的表现形式。事实上，一种所谓的理性教育，如果不能最终落脚到知识的汲取和传承上，那么它就失去了任何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2.教育精神的惯性能够引发教育效用的争论
人都是有精神的。从本质上看，有关对人的教育都是一种精神的传递和交流过程。精神性的东西不同于意识、认知、想法、思考等外在表层性的元素，精神是各种外象的内在主体基础。所谓“教育精神”是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教育理念在漫长教育实践中所形成的稳定性沉淀。教育精神反映了人的精神，是人的精神在教育创造活动中的体现，是教育本质力量的展示，是教育价值的体现，是人类对教育软力量的呼唤。所谓“教育精神的惯性”是指任何应用于教育领域的精神性因素所具有的一种维持自身存在并拓展自身视域的趋势和过程。虽然教育精神是极为抽象性的东西，而且教育精神的惯性也是极为普遍的，但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却很少有人研究过它。本文认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所世代传承的“和为贵”的精神、“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气精神、“助人者天助也”的团结协作精神、“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勤奋拼搏精神、“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心平气和”的忍让精神、“会用则存，节用则生”的节约精神都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稳态的教育精神。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随时经验到它，正是由于教育精神的惯性使然。相信随着时代的更替和岁月的变化，这种民族教育精神不仅不会衰落，而且还会逐渐发扬光大。
长期以来，西方世界的教育也在受着多种教育精神的制约。比如个人主义利益分配精神、英雄主义价值精神、功利主义市场精神、自由主义生活精神、大国主义霸权精神、公平竞技的博弈精神等等。从微观教育学的角度看，这些教育精神至今仍然深深扎根于西方人的心灵和魂魄中。大批西方教育家之所以能够经验到这些教育精神的巨大力量，也是教育精神惯性作用使然。当然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些教育精神也会继续支配西方人的意识和认知，并逐步使西方的实践历史得以纠错和发展。我们的问题是：中西方教育精神的差异性能否在交流和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的突破？也就是说如果价值导向的教育精神和功利导向的教育精神能够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话，人类教育发展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这也就引发了学术界关于教育效用的争论。所谓“教育效用”是指教育方式和教育思想所具有的实际教育效果。在这一领域，有人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境遇里实施各种教育的主要路径应该是以价值为导向的，如果只是强调市场导向，就会把我们的未来引向功利主义的泥潭，进而会导致社会的“达尔文式”混乱和“利维坦式”战争，也会使各种奇形怪状的信仰形式抛露街头；而有些中国学者和部分国外学者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指出，中国至少在100年内会采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模式，既然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那么追求合理的利润、强调市场竞争、维护市场秩序就成为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可逾越的重要诉求。所以，提倡合理的功利主义是有利于中华民族未来的。事实上，无论是价值导向的教育精神抑或是功利主义导向的教育精神，只要不损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只要不危害社会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所做的就是密切关注、合理引导、尽量疏通、因势而为，相信在上述教育精神的融合和变化中，中国社会的人才教育战略将会实现历史性的突破，中华民族教育振兴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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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冰心.小桔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 杨贤江.新教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3] 赵朴初.片石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篇6
【关键词】计算机软件 反向工程
一、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的概念
计算机软件是由特定的程序语言编写成的。目前绝大部分的软件是由于程序语言编写出功能模块，再对功能模块组合构成一款软件。他人在使用这块软件时，有时会想对这款软件的思路流程、语言用法进行研究，因此会用一种特别的技巧通过对软件的反向解析找出软件的源代码，对软件的源代码进行分析和研究，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出一个新的计算机软件产品。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到，反向工程的步骤有三个：找出源代码，对源代码进行分析和理解，创作出另一款新的产品。只有完成以上三个步骤，才算完成计算机软件的反向工程。如果用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重新研制出一款软件那只是个人的事情，然而如果将计算机软件的反向工程作品散布出去，则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
二、进行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的目的
计算机软件具有艺术价值，一个很好的软件会做到功能和谐、界面和谐、设计和谐，达成一种艺术的效果，比如电子游戏软件就被人称作第九艺术；具有科学价值，计算机软件是由各种程序代码写成，这些程序代码之间有严密的逻辑关系，如果研究计算机软件，将获得很大的科学价值；具有商业价值，计算机软件的商业价值具有一次性投入多，然而却可以用少量成本获得极大商业利润的特点。由于诈算机软件有以上的特点，所以很多人热衷于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总体来说，通常人们进行计算机软件反向工作的目的如下：
（一）优化软件的目的
1.排除运行故障
计算机软件在设计时，往往会存在各式各样运行的漏洞，这些软件在开发时也许没有得到彻底的检验，而软件流向市场后，由于大范围的被使用，软件的运行漏洞也得到反馈。如果有些计算机软件程序员要优化计算机软件，可以通过计算机软件的反向工程了解程序代码的编写思想，通过优化的方法减少软件的运行漏洞。
2.减少安全漏洞
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计算机软件的创作者只需要对软件的性能负责，而不需要对安全故障负责，所以很多计算机软件设计者会忽视安全漏洞的问题。实际上计算机软件的安全漏洞也是衡量软件性能的一个方面。如果一款软件安全故障太多，则软件在计算机中运行，很容易出现安全隐患。有些程序设计员为了改善软件的安全漏洞而实行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
（二）改变软件的功能
一款计算机软件的功能可能是综合的，可能是单一的。它的功能不一定适合所有用户的需要。有些软件程序员认为该款软件的功能不适合用户的需要，可能通过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对软件的功能重新进行调整。有时程序员会精减一些软件的功能，只保留软件的基本功能；有时程序员会阅读软件的程序代码，将它的功能组合在另一款软件上。比如说著名的平面制图软件Photoshop，它官方的软件功能非常齐备。有一些民间软件程序员将它实行反向工程，提炼出绿色精减的版本，满足一些用户基本的功能需求；有一些软件程序员则提供组合版本，他们将大量的功能插件直接组合在程序上，人们只需要安装一款软件就不需要额外寻找插件，这种组合版给人们带来很大的便利。
（三）商业开发的目的
要开发一款计算机软件，它的成本投入主要在计算机软件研发上，此时开发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才力对软件进行开发和测试，然而一旦开发结束，那么软件投入市场后，需要投入的宣传成本、生产生本则很有限。因为软件具有无限复制的特性，有些商家瞅准一些软件潜在的商机，想研发近似的软件投入市场进行竞争，却不愿意花费大量的研发成本，因此可能用反向工程的方法窃取他人的劳动成果，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
三、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对计算机软件开发市场的危害
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虽然能提高软件质量、加强程序员之间的交流，然而由于计算机软件本身的特点，如果软件反向工程被滥用，则会引起种种危害。这些危害包括：
（一）侵犯原创者的利益
一款计算机软件研发出来，需要耗费原创者很多成本。这些成本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如果有人用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重新制作软件，则有可能危害软件研发者的利益。比如以Photoshop为例，Photoshop是一款商业软件，它是需要将软件投放市场赢得利润，如果利用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将软件的验证密码破译，并且随意更改软件的功能，那么软件制作公司的商业利益则受到侵犯。
（二）引起不当的竞争
由于计算机软件的特点，如果有人通过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将软件的功能模块提取并且修改，作为另一款商业软件投放市场，那么由于反向工程并不需要投入太多的研发成本，它需要花费的成本极少。以这种方式进入市场竞争，是对软件原创者的不公平。比如360软件开发出软件医生，腾讯软件也紧随着开发功能几乎完全一致的软件医生，它将这样的软件与QQ软件捆绑投入市场，该种竞争行为属于性质恶劣的不当竞争。
（三）扼杀软件的创造力
如果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的作品投放在市场上，它能给软件原创者巨大的冲击。它不仅会削弱原创软件的竞争力，还会使软件设计者受到极大的经济损失。如果反向工程不能得到必要的限制，那么长此下去，很多计算机程序员都会热衷于用软件反向工程获得经济利润而不愿意做创造软件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此，反向工程可能会极大挫创软件设计者的创造性，使市场上很难再有创新的软件。
四、约束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的困境
知识产权是指公民、法人、组织在科学技术或文化艺术等领域内，用脑力劳动创造出的成果享有专有的权力。如果侵犯知识产权，将要承担法律责任。知识产权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四个：行为人要构成对原创者造成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要构成违反法律的事情；行为人因为主观的原因给原创者造成损害；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对原创者造成损害。根据知识产权的界定，计算机软件的创作属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
然而在实际的法律界定中，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是否构成侵犯知识产权又往往存在很多问题。其中存在的问题如下：
（一）评估软件相似度指标的问题
在知识产权的判定中如果判断侵犯知识产权，将要承担法律责任。在知识产权的判断中，构思不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像，只有出现侵犯知识产权的事实，才能构成构成侵犯知识产权。如果在普通的文艺作品中，可以根据相似的文字、相似的情节来作为判断是否侵犯知识产权的指标，那么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又以什么指标还判断是否侵犯知识产权？软件的代码通常是用相似的语言格式写成，那么不能以相似度作为判断标准。就目前来说，以软件的相似度作为评体标准似乎比较合理。
（二）软件反向工程盈利的问题
如果行为人将一款软件进行反向工程创作出另一款软件，并且投入商业盈利中，那么可以判定为不当竞争，并且要承担法律责任。然而部分行为人创造出软件反向工程仅仅只为了完善软件的功能，他们主观上传播软件是为了非盈利的目的，然而却给软件创造者造成了实际的商经济利益侵害，如果以知识产权的标准，他们的行为为非主观侵害，那么很难依侵犯知识产权的法律对该种行为进行约束；部分行为人将反向工程的软件绑捆在另一款软件中，通过捆绑的方式加大自己软件的价值，该种行为也是非盈利行为，然而也对软件创造者造成利益侵犯，那么如何用现有的知识产权对软件反向工程的行为进行定义？目前认为，如果软件通过指标判定，确属反向工程，那么应以传播的数量来论定是否造成伤害会比较合理。
（三）激励软件原创的问题
如果软件反向工程能够获得巨大的利润，而软件的原创者耗费巨大的成本却难以得到利润回报，如果软件创造人员的积极性长期被挫伤，这个软件市场一定是畸型的。在这片市场下孕育出的商品也一定没有创造力。为了激励原创软件作品，让原创软件作品有盈利的空间，就需要对软件反向工程不当盈利追究法律责任，而要用法律的方法对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进行约束则需要细化知识产权的内容。它要求知识产权制订的细节能适当信息时代的需要。如果不能在立法上保护软件创造者的利益、在执法上对投机取巧的行为人给于严厉的打击，那么将无法形成良好的软件创造环境，就会造成计算机软件创造的危机。
五、总结
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并不是一件应当受到指责的事情，它是软件程序员研究程序、交流程序、造福用户的一种方法，然而如果不能对软件反向工程有效的界定，这种行为将会造成极严重的危害。因此，制定知识产权法律的人员和与之相关的人员应当重视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的问题，给计算机软件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篇7
赵亮 我希望地球人都知道
赵亮有着双子座的典型性格，工作之中与工作之外是截然不同的两幅样子。他的工作室及住处安顿在北皋艺术区，当我寻访到达时，比约定时间晚了十分钟。赵亮严肃的指指手表：你们迟到了。他很专注，一个时间段之内只会认真做一件事情，他说，等待会让自己紧张。
采访时，他正襟危坐，回答问题不苟言笑，但遣词造句都力求精准，是仔细思考之后的结果。而当你注意打量他偌大的住处空间时，会有另外一番发现，鞋架上摆放着颜色鲜艳设计新颖的鞋子，满满一架子，你很难相信，这会是他的装扮。他亦懂茶饮，饮茶之乐，其乐无穷，在显眼位置，陈放着功夫茶具。他说，生活中其实自己是一个挺热闹的人，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也追求生活的品质。作为一名认真的纪录片导演，常常游离在别人的世界里，这样性格的酿造，是天性使然，亦经历使然。
得弯下腰去做的事业
2011年，某高校演讲厅。纪录片《在一起》开始放映，与此同时，姗姗而来的学生鱼贯而入，有吵闹声，不太安静。影片开始十分钟后，厅内一片寂静，偶尔会听到几声抽涕声，慢慢的，此起彼伏因为触动流泪所发出来的声音越来越多。
纪录片《在一起》由《最爱》导演顾长卫任总导演，赵亮执导制作，真实记录了从《最爱》筹备初期开始，剧组通过网络聊天，全国寻访，征集选定艾滋病感染者进入剧组参与拍摄的全过程。
赵亮说，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也是创作者克服和消除恐惧的过程。刚开拍之时，赵亮会定期去做一次检查，与感染者接触他也甚为小心，他甚至都想过，如果验血结果呈阳性，自己不幸感染，会把自己的经历放在影片里，完全一副豁出去的心态。“而事实证明，成人只要没有血液和性的传染，就没有问题。所谓的歧视在我看来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对常识的不了解，害怕就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当你了解到这个常识以后，人都是情感动物，不用说教这种隔阂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
拍摄的过程中，赵亮常常换位思考，如果是自己得了艾滋病，会怎么做。这让他无法想象，他所接触到的感染者，几乎百分之九十都有过自杀的经历，怎么走出心理阴影，怎么面对以后的生活，一直是他们最急迫最重要的课题。“人生观会有一个很大的触动，他们会重新珍惜自己的时间。可能服用抗病毒药之后，你和正常人的寿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契机会改变他的一生，他会思考怎样更健康、更积极、更享受生活，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一些。”
作为《最爱》的姐妹片，《在一起》得以与商业电影捆绑在一起，有让更多观众看到的机会，赵亮说，对于作品来说，这是一个好事，但是对于他个人来说，已经习惯了走独立创作这条路，他还是会回到最原始的制作方式，这只是一个特殊案例。“我做《在一起》这样的片子，也有好多人说我招安了，转正了。对于我来说，这个片子传达了善，至少在艾滋病这一块是史无前例对社会作出了贡献。那就好了。如果你老是趴在底下谩骂，不被别人能看到，它的意思就少一些。生命很短，我做片子比较花力气，得弯下腰去做，一辈子可能做不了太多片子，还是做自己最喜欢的。”
在现今中国的纪录片领域里，早已凭借《告别圆明园》、《罪与罚》、《上访》成为标杆性人物的赵亮，对于现行下自己的状态，他还不满足。“我觉得纪录片对我来说还有太大的领域，还有太大高深的东西还没有解决，我一直觉得前面做的东西像学生作业一样，我觉得真正的创作还没开始，如果提到赵亮地球人都知道他的风格，一看很醒目，那种才算是真正的创作。”而实际上，拍摄纪录片只是赵亮工作的一部分，但是是最大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还摄影、做录像艺术、装置艺术。
越来越麻木
有一次法国电影周，赵亮被邀请去看《海洋》，影片中放到鲨鱼被残忍地剪去鳍，坐在身旁两侧的女演员汤唯和一位纪录片研究人员，都无比动容的流下了无声的泪水。而赵亮，长久的职业习惯，已经让他不会有那么强烈的生理反应。
他记得有年拍《上访》的时候，在冬天的北京南站，过往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赵亮去找他的主人公，那是他刚开始拍纪录片不久，那天下着很大的雪，天气极其寒冷，来到早已习惯并固定的地方，看见主人公的妹妹，裹着薄薄的棉被，睡在大雪天里，探出一个小脑袋，视线寻找着姐姐，而此刻，姐姐穿着一条破旧的并不能御寒的毛裤去洗手间了，哆哆嗦嗦的场景，我见尤怜，路过的每一个人，无不恻隐之心爆发，有人递给她帽子，还有人丢过去一两件衣服，甚至还有人作势帮忙收拾拿着她去取暖。赵亮记得，当时他拍这幅场景的时候，眼泪一直在流。
渐渐的，这样亲临的次数多了，也就麻木了。“越来越变得狠，看得太多了，就像医院小护士的成长过程一样。”但是麻木并不是漠不关心，它在心里产生作用，但不是用眼泪的方式表达。“往往这种情感如果没有作用，没有实际行动的话，我认为都特别廉价。你看到那个惨象，然后陪着流了一滴眼泪就走了，这个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如果在思考的基础上去行动，这样才有意义。”
赵亮多年来拍摄的题材，多是人与体制的关系。《告别圆明园》、《罪与罚》、都是如此。对一种权利匮乏状态感兴趣，也许是因为感同身受。“我是得益于拍纪录片，对真实的中国的现实一面有比较切实的了解，有很多画家，只是在城市里生活，他们生活得相对比较优越，他们连地摊都不会去吃，就去比较豪华的地方，更看不到中国大多数群体的那一面。何况是那些官僚们，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后都独立不起来，不是他思想怎么样，而是他的生活本身就和社会脱节了。”
每个导演大概都对自己镜头下故事里的人物有一份情感，赵亮也是如此，《上访》拍了十二年，对于任何一个创作者来说，这都是一个很难想象的数字。“其实我倒不认为我拍的是边缘群体，我恰恰认为他们是社会的主流。所以这个时间，是值得的。”
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首先要做的是，诚恳，这是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式，赵亮如实说。“可能年龄的原因，对生命我更想俯瞰一些东西，更想揣思生活本身。所以我做纪录片是像交朋友一样谈恋爱一样相处。这样才能一块探讨问题和解决问题。”
赵亮小档案
赵亮，中国纪录片导演，主要作品有：《告别圆明园》(1995)、《纸飞机》(1997-2001，荣获第三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TIDF)国际影带竞赛优等奖)、《城市场景》(2004，荣获2006年德国卡塞尔纪录和录象艺术节金钥匙奖和德国奥本豪森国际短片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在江边》(2004-2005)等多部纪录片。他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活动影像艺术家和摄影艺术家。2007年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开幕后，出任活动影像工作室总监。《罪与罚》由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出品，于2007年9月在国内首映，作品《罪与罚》2007年在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上获最高奖“金气球奖”。 作品《上访》09年戛纳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赵亮自1996年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其后坚持了12年，直到北京奥运会后完成拍摄。最新作品《在一起》，作为顾长卫导演《最爱》的姐妹篇，讲述艾滋病感染者的故事。
Q&A
影视圈：你对中国纪录片有些什么样的呼吁？
赵亮：我希望，我们的作品一旦用视听语言的方式去给别人看的时候，首先它是一个作品，其次是它的内容反映的事件。我可能更注重作品是第一性，你在画面上，在声音上，用你更优雅的视听语言去表达你的观点，那样做得好的话会更促进你观点的表达。因为当代中国是一个特殊时期，很多作品就是因为没有更丰富的摄影经验或者拍片经验，作品的第一性更体现在新闻价值上。
影视圈：你怎么看待公益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的区别？
赵亮：我认为公益片还是应该更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能对大众产生善的意义。具有指导或导向的作用。公益片还是要考虑到社会性的问题，独立影片可能更个人化，有时候甚至偏颇都无可厚非，但是公益这样的片子你要考虑到他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这个是我以前做片子从来没有考虑过的，原来拍片子更多的是个人的自我表达。
影视圈：现在名利对你意味着什么？
赵亮：名利对我来说还是挺尴尬的一件事。那里面充斥了很多虚伪，很多让人不舒服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好，那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创作方式。
范立新 我绝对不是为了钱拍
武汉长大的范立新，现在能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这得益于他这几年与他故事里的主人公朝夕相处的结果。《归途列车》的拍摄地点大部分在四川广安的乡村，那里风景如画，清澈的池塘、高耸直立的山、草木茂盛的树林。第一次去拍，大自然的美景让范立新流连忘返，起初的几个月，“像度假一样”。可是，随着时间久了，他发现，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可爱，因为没有希望。“我就会嘲笑自己，先前的感觉只是一种很虚伪的文艺青年的优越感，用一个很天真的眼光来看待你面前的事物。而一名纪录片导演，在长久的生活观察里，最应该剔除的就是这种无意识的虚伪。”
一个纪录片导演的诞生
成为纪录片导演之前，范立新在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工作，他是一名摄影师。三年的工作时间里，他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呆在农村，向世界报道中国的民生。好多次，在回家的路途，他都有时光交错的恍惚之感。可能几个小时前，还在不太发达的偏远地区，辗转车程奔波，又回到了霓虹灯闪烁的城市。每次从机场高速开进三环，看到高楼林立、灯火通明的城市向他走来，他说，那是最心碎的时候。
“不久前才跟那样一群人坐在一起攀谈，然后很快我就回到了我的世界里，感觉他们好像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但其实是在同一个国家。对于我来说这个距离是很短的，跨越这个距离也太容易了，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但是留在那里的人，刚刚还跟他说过话的年轻人老人，也许需要一辈子的时间才能见到我见到的这番景象。”
从小生长在城市，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学业、事业一直都很顺利的范立欣，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萌发了为中国这一大群人鼓与吹的想法。而从想法落于现实，是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
有一天晚上，独自留在办公室加班的范立欣，无意憋见办公桌上同事落下的一本会议记录的册子。不成想，当时随意的一翻竟改变了范立新从今以后的人生轨迹。那是一本当时全国纪录片大会的会议纪要，范立新起初只是匆匆翻阅，随着字里行间所传达的信息，他翻的速度也越来越慢，最后“私自”带了回家。
“里面有许多纪录片前辈的发言，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都是纪录片领域里鼎鼎大名的人物，但他们讲的拍片的感受，怎么和拍片的角色建立信任，怎么用摄影机观察他们的生活，我特别着迷。尤其是那种信任，特别感人，那是你用钱买不来的，你必须花一分一秒的时间去换，只是一个很纯粹的人与人的交流，没有太多的杂质。还有一点别于一般采访与拍摄的地方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着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什么都藏不住，一切都那么真实，这是非常吸引我的。”
通宵达旦，范立新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将其读完，第二天一大早又偷偷完璧归赵。这一次，范立新终于确定了自己心中的大胆决定，他要去做一名纪录片导演。
“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要做的事情，这个决定做完后，我很快乐。”现在再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范立新的目光仍然坚定，言语铿锵有力，充满激情。
之后，范立新开始井然有序的安排自己的工作与学习，有条不紊的开展每一项计划。做一名纪录片导演需要看什么书，需要学习怎样的技能，都成为他当时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DV运动刚刚兴起，个人获得影像生产权，范立新用半年的工资为自己买了一台DV，他的第一部作品，也由此诞生。历经一年，跟拍了一个河南农民工的生活。虽然这部没有任何投资，在现在看来可能还不够成熟的作品也没有被更多人看到，但它确确实实的为范立新之后操刀具有国际水平的纪录片打下了坚实有力的基础。以至于他的第二部同样反映农民工的作品《归途列车》，在全球获得大小奖项超过60个时，身旁人一点也不意外。
思考全球经济
范立新记得有一年的夏天，暑气熏蒸，酷热难耐，还在武汉上大学的他，有一次坐公共汽车，车厢里拥挤不堪，几无立锥之地。停站时，有四五个像是建筑工人的农民工，大包小包的步履沉重的挤上车，穿着还没有来得及脱换的散发着汗臭味的工作服，每一个人都汗流浃背。见此情景，车上的乘客有的慌忙挪到别处更为有限的空间，有的缩缩身子，害怕与其“亲近”。但无论哪一种形态，那些眼神里，分明写着鄙夷。这一个场景，范立新一直都印象深刻。“我心里觉得很刺痛，这是一个公然的侮辱，那个事情带给我的刺激很大。”
后来拍《归途列车》，三年多的时间里，范立新的脑海里常常浮现这样一幅画面，还有那些辛苦又无助的脸孔。特别是在拍摄的过程中，每每遭遇困境的时候，他都会借此告诉自己，要坚持。“因为如果放弃了，其实就是放弃了1.3亿人，这渐渐变成一种信念在支撑着自己。”
怀着一腔热情，范立新将自己都放在了作品上，那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坦言自己过得又穷又苦，拍片的收入，也许只是一个餐馆服务员的水平。“说起这个问题是很惭愧的，那几年基本上都是家里支持我，我等于是个啃老族。所以是需要很大的毅力，这个毅力对于我来说其实也不难，至少我做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绝对不是为了钱拍，要是为了钱就是傻到家了。”范立新有些勉强的笑笑。
当初，在朋友的慷慨解囊之下，范立新完成了样本的拍摄，然后拿到全世界各地的纪录片电影节做提案，最后总共一百万美元的投资里，汇集了包括加拿大电影局、美国圣丹斯电影基金、荷兰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基金 、加拿大艺术基金会、加拿大Can-West电影基金和魁北克艺术基金的支持。“可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发起，全球参与制作的纪录的的典范。”
《归途列车》在美国大小近100个城市影院上映，票房逾40万美元，观众约4万人次；在加拿大约20多个城市上映，票房近11万美元，观众近万人次。“有些人说我，拿着外国投资人的钱去拍中国的阴暗面给他们看，我不这么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展示中国的窗口，会让大家看到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我们光靠新闻靠外宣是不行的，这个世界是不会听你宣传的，而且永远都是效果不佳的。我们要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用很巧的办法展示我们自己。”范立新严肃认真道。
很多国外观众在看完影片后，会回家找找自己的衣服里，有没有“中国制造”。范立新说，这其实是一个正面的表现，让大家开始反思自己的消费主义倾向，批判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在今天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当中，到底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产生了什么样致命的影响。他们几十年如一日那么辛苦的像奴隶一样的工作对他们的危害有多大。”
“父母在，不远游”。千百年来中国人信奉的文化理念。快速发展的社会正在影响着这一切。为了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人们的价值观也悄悄发生着改变。范立新希望他的镜头能够影响人们去思考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范立新小档案
范立新，第一部正是的纪录片作品《归途列车》就让他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无数奖项，在各大洲都有主流电影节重要奖项的斩获。至今，《归途列车》在全球获大小奖项约有60多个。《归途列车》荣获美国导演工会最佳纪录片提名奖，这是华人导演第一次在美国导演工会的纪录片奖上有所突破。在澳大利亚，《归途列车》获得了亚太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大奖。在加拿大，《归途列车》荣获多伦多电影节年度十佳影片大奖，在欧洲，《归途列车》荣获了全世界最重要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并一举夺得全球纪录片最高奖项-伊文思奖。
Q&A
影视圈：你喜欢被人定义成纪录片导演吗？
范立新：我觉得很骄傲。纪录片是我去发现这个世界，是我帮助我的观众去提问的手段。可能大家都太忙，生活里有很多事情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如果我能够用我的电影帮大家停下来思考一些问题，帮大家看到自己的内心和看到周围的世界，我觉得很满足了。
影视圈：每个导演都希望自己的影片被更多人看到，可是中国现在的纪录片缺乏这样有 效的途径，你怎么看？
范立新：这确实是个很尴尬的现象。很显然跟电影的审查制度有关，跟电影的发行制度也有关。在欧洲、美国，纪录片有很固定的观影群，还有艺术院线，这样就不会那么惨烈的去跟《阿凡达》竞争。然后独立纪录片没有能够享受到太多的政府支持和帮助，而国外发达国家的情形却截然相反，政府会有很多的艺术基金支持艺术片。最后就是很多导演不推崇这种讲故事的模式，所以导致片子比较难被普通观众接受，减少了纪录片电影的市场。
影视圈：你现在着手做的工作是什么？
范立新：我希望花十年的时间去拍三部农民工的作品。现在计划是拍一部关于农民工第二代的纪录片，他们也是很大群体，这帮80后90后他们很小就出来工作，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农村人，他们在城市生活几年，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形成在城市，但是政策并没有给他们城里人的身份。如果未来还会发生金融危机和失业的状况，他们肯定是第一批被挤出去的群体，这个是很可怕的，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杜海滨 我看的世界非常细致
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曾说，要想建造好的房屋，必须先种柏树、杉树。如果东捡半截木棍，西拾几片木头，只能凑合成个脏土箱。凡是想用人的，必须先培养人。这几年，杜海滨有意识将自己的作品选在高校放映。他说，中国纪录片市场需要新鲜血液。如果有机会，我们尽可能去培养一些潜在的观众群，因为大学生是愿意去思考，愿意去投入的人群。杜海滨在这个行业呆了十年，他深知目前最急缺的是什么。
每一次都是心路旅行
在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系读书的时候，杜海滨常常坐的一辆公共汽车，时间比较长，从城市的一端开往另外一端，路途要经过许多风景，那时候，他身上总是挂着相机，每次都不忘记按下快门。有一天，他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讲讲售票员的故事？虽然他们每天从事着相同的工作，可是从每一声吆喝每一句问候里仍能听出许多的不同。就这样，在此后每一次坐车，他都会主动的和他们攀谈，慢慢的，就有了故事……
借助传统的影像模式无法满足当时杜海滨讲故事的诉求，随着DV盛行，就这样，杜海滨成功将自己带入了纪录片领域，那种能将现实的听觉与视觉都同时保存下来的方式。
杜海滨六次参加高考，到他上大学的时候，已经24岁，他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社会经验以及人际关系。课余接一些广告片的拍摄，九八年的时候，他一天可以挣八千块钱，所以优越感自然而生，他从不担心毕业以后的生活问题。由此，他有更多的资本来完成他的纪录片拍摄。
最初，他把镜头对准在陕西的宝鸡老家，拍摄那里形形的人。1999年，45分钟的纪录片处女作《窦豆》问世，贾樟柯将其带到日本参加一个纪录片电影节。而杜海滨拿奖是在2001年，以宝鸡火车站的一群流浪乞讨少年为主角的《铁路沿线》，为他夺得中国独立影像奖以及日本山形电影节新浪潮单元的特别奖。此后，他的镜头又聚焦高楼大厦的物业人员、成都夜总会表演的“伪娘”，还曾拍过东北采石场的工人等等，题材多样。前年，他拍摄的表现四川汶川地震的《1428》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成为名副其实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纪录片导演。
“如果你有这个愿望和这个能力，你会从别人的生活当中发现一些乐趣，包括一些跟你不一样的，或者令你振动的，令你意外的。”当在铁路沿线拍摄流浪孩子的时候，杜海滨从他们身上发现了生活原本的意义，看到他们在霞光满天的铁路边支起几口锅煮面条时，会明白一日三餐的真正含义，那种最简单的快乐让你惭愧自己对生活的最基本了解。
与不同人群的接触，杜海滨也收获不浅。“是一个民间的气质，这些人他们为人处事的方法，他们的一些世界观多多少少都影响到了我。每一次拍摄结束之后，我都能发现自己的获得，从而更宽容。”
比如拍《石山》的时候，他跟一群东北爷们吃住在一起，无形当中也沾染了他们的些许豪气。“喝酒绝不多说，举起来就干。但是当他们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没有社会中的尔虞我诈，实际是个很简单的几个人的小社会。他们天天冒着生命危险去上山，把石头一锤一锤打裂打开，那种情况下如果想害一个人是很容易的。它也是一个极端环境，白天抡一天锤子，晚上喝点酒，八九点钟就睡了。”
“所以说每一次都是心路旅行。”拍《人面桃花》，杜海滨要面对的是与《石山》里阳刚之气完全不同的一种阴柔之气，一群反串演出的演员。完全不同的一个独立世界，复杂，多变，而且牵扯到许多隐私。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之间以契约的形式开始，所有的行为都需要记录下来，要求绝对的信任，不要隐私做噱头，也没有猎奇，杜海滨许诺过他们，影片只在影展或者能够控制的环境里放映。在遵守着自己的诺言时，杜海滨得到了他们前所未有的信任。
出发点是道德和良知
曾经有一次，杜海滨与一位美国的独立纪录片导演交流，谈到各自的处境，杜海滨心有感慨：独立纪录片的制作在全世界都不是那么容易，但他比自己更为幸运的是，他在全民鼓励的氛围下成长，他所做的被这个社会视为高尚的职业，而国内纪录片导演的状况却差距甚远。那位美国导演向杜海滨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开车环美旅行，途中遇到许多人，每每被问及从事什么职业，当如实告知对方时，无一例外收到的总是夸赞。“就连女孩子看他们的眼光都不一样，是那种特别崇敬、敬仰的目光。我们国家就不一样，别人会觉得你们是不是在偷东西？”
有一年一个国际纪录片导演来中国取素材，杜海滨全程陪同。他们在一个建筑工地停下，正打算打开机器透过镜头看看有无拍摄目标时，对方气势汹汹的上前阻止，凶恶盘问。“黑社会一样冲了出来，好像来曝他们的光一样。”杜海滨与对方据理力争，就在这个时，某个角落里，那位导演悄悄打开了摄像机，“的确很写实。”
其实这样的情况，在杜海滨拍摄的经历中，屡见不鲜。防范之心人皆有之，但作为从业人员，杜海滨说，一定要有自己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这也是他面对各种各样不同人群时一直坚守的一个原则。 “我们是做艺术创作，无论关注哪个层面的人，出发点是道德和良知。只要我们有这样的用心，我们再去创作的时候，就有了艺术的底线。也有人问我，老拍纪录片，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功能和技巧，其实没有，唯一的就是做人。”
“做纪录片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没有什么诱惑，因为从一开始它就不会给你带来太多利益，人心也就不会那么浮躁。”对于杜海滨而言，他只是把一个爱好贯穿始终，“虽然苦一点，但是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听起来有点安慰人，但是的确是这么回事，没有人逼我。”
杜海滨现在着手拍摄的作品，是关于90后的一个纪录片。 在山西平遥的时候，他碰到一群年轻人，扛着一面红旗，举着一展横幅，打算走遍全国，以此来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当时正值国庆大阅兵。“这个事还挺刺激我的。我觉得不正常，无论是80后还是90后，我们很少看到这种发自个人的爱国行为，他们有特别强烈的个性，他们愿意用这样张扬的方式来表达，我想知道他们背后的原因。”
这一次，也给杜海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毕竟不是我们传统片子里的东西。我想每一个纪录片导演都有一种愿望，我不只是简单的运用别人之前的经验，我们都希望从自己的作品中总结经验，也为纪录片这件事或者这个本体做一点点贡献。”
杜海滨小档案
人物介绍：杜海滨，1972年生，中国独立影像代表人物，200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系，1999至今拍摄《窦豆》《高楼下面》《人面桃花》《电影童年》《石山》《铁路沿线》、《伞》和《1428》等，其中，2001年，纪录片《铁路沿线》获中国首届独立映像展最佳纪录片和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特别奖。2007年，纪录片《伞》入选2007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单元”、法国国际真实电影节获评委会特别奖等。 2009年，纪录片《1428》获第66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最佳纪录片奖。
Q&A
影视圈：现在中国的独立制片人没有达到或者形成一种气侯，你对此怎么看？
杜海滨：看到一个新闻说，投了很多钱在纪录片市场但是没有回报。我到现在没有拿过体制里的一分钱做纪录片，但是我们做很多纪录片，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导演都是这样。我们这些民间的纪录片导演或者是制片人，和体制内的一起共同构建中国纪录片的格局。世界认识中国纪录片不会去划分体制内和民间，但我们看到的效果是，他们拿了相对多的或者绝对的国家资金，可是他们没有创造在国际上更多的影响。恰恰是我们，反而创造了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上的影响或者是一个进步。
影视圈：你的资金主要来自哪里？
杜海滨：基金会，民间的资本，电影节的资助。这个取得的过程不是那么容易，对我来说现在会好一点点，因为你有了一点名。但你要放在全球的格局上，这个钱不只是针对中国的，还有大量的欠发达地区或国家，西方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用这些钱来资助我们，也是杯水车薪，竞争的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