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战略规划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交通战略规划，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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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战略规划 交通区域协调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8（b）-0196-02

1 交通区域协调的必要性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群的形成已不可避免，国家已相继批复了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一系列城市群规划。“城市群”概念是对传统区域发展模式的一次重大调整，协调成为区域发展的主旋律。

城市战略规划作为指导城市未来数10年综合发展的规划项目，应具有良好的前瞻性和大局观。为有效应对城市群的发展需求，有必要将区域协调作为城市战略规划中的重要篇章，而交通区域协调更是其中的关键，本文以重庆市长寿区战略规划深化工作为例，对城市战略规划中交通区域协调的规划方法进行剖析。

2 交通发展策略

长寿区紧邻重庆主城区，在两江新区成立、城市互动以及产业转移等外部因素作用下，长寿区的区位优势变得更加明显。两江新区的龙盛片区与长寿仅一山之隔，主城北拓的战略步伐客观上拉近了长寿与主城融合发展的时空距离。同时，长寿区地处1h经济圈内，也是联系渝东北与渝东南的重要节点，在加快与重庆主城一体化发展之时，长寿极有可能代表重庆主城，承担向两翼辐射的门户地位职能。因此，长寿区未来将成为重庆沿江城市带中的重要节点，交通优势十分突出，为了充分发挥交通优势，提高区域协调的效率，有必要首先制定科学的交通发展策略。

在长寿区的已编规划中，普遍提出“加强与主城交通联系、重视公交、打造货运系统、强调人性化”的交通发展策略，本次规划在交通发展趋势研究基础上，对原有规划提出的交通发展策略进行总结、优化，突出“区域协调”，以适应新形势下的交通需求。

（1）积极融入主城，实现交通一体化。

以“交通一体化”作为能动力，实现长寿区融入重庆主城区，改变传统卫星城的定位，将长寿中心城区作为主城区的一个组团进行交通规划，在长寿中心城区与西侧两江新区、麻柳嘴工业区间构建免费的快速通道，将长寿与主城间的时空距离由现状一个小时降低到一刻钟以内。

（2）围绕产业需求构筑现代物流体系。

现代工业发展的新趋势，决定了物流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作为以化工为主导产业的长寿经开区，物流的顺畅及安全性是经开区未来产业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结合长寿区产业发展新定位，构建安全、高效、便捷、顺畅的物流系统，以此推动长寿产业提档升级。

（3）加强区域协调，提高区域交通整合度。

结合“城市群”的发展趋势，整合区域交通资源，改变以往各区县交通体系相对封闭的发展态势，从区域层面构筑综合交通体系，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提高整合度以避免资源浪费。

（4）实现城乡统筹交通体系。

为避免交通二元化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现状农村地区出行不便，除交通设施建设外，还需重视农村客货运系统的打造，特别是农村公交和农产品物流系统，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地区的交通环境，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3 区域交通协调

3.1 货运供给分析

长寿区作为以化工、钢铁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城市物流疏散水平将成为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原料和产品的特点决定了化工、钢铁产业对铁路、水运的依赖性极大，既有规划都将水运作为长寿区最重要的货运输送方式。根据《长寿区物流系统优化规划》确定的预测物流总量如表1。

长寿区水运多为产品输出，且流向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而川江水运运力受制于三峡工程的翻坝能力（化危品无法采用汽车翻坝），从现状三峡大坝的运行情况看，长寿区原预测4866万吨的水运需求根本无法得到满足。从运距和成本的角度，这部分运力缺口采用铁路解决最为现实。

注：三峡船闸设计之初确定单向通过能力每年为5000万吨，双向运行为1亿吨。而实际上，三峡船闸的五级船闸启用后至今，双向船闸的通过能力到5000万吨就已经出现饱和，而仅重庆2006年从水运出港的货物就达到4578多万吨，这还没有包括从贵州、四川下来的货物。于是，三峡大坝过去用于应急的翻坝运输就变为了长期作业。而采取翻坝运输的货物，每吨将大约增加成本约100元。

在既有铁路规划中，经过长寿区，并可开行货运的铁路仅渝怀线（含复线）和渝利线两条，渝怀线远景年输送能力约为5000万吨，分配给长寿的运力即使按照现有比例约2/3，也仅为3300万吨左右；而渝利线为客运专线，货运以集装箱专列为主，设计货运能力有限（初期不大于1200万吨，远期逐渐降低）。同时，根据现有设计，渝利线在重庆境内仅在涪陵北、丰都和石柱办理货运业务。上述两条铁路线能够提供给长寿区的最大货运能力约为3300万吨，与原预测4600万吨铁路运量需求间尚存较大缺口，如果考虑利用铁路弥补水运的运力缺口，则2020年长寿区铁路运力的缺口不小于2500万吨。公路方面，2020年长寿区将形成“一环七射”的高速公路，除此之外，在长寿区与周边区县间还布置有数条城际快速路，上述公路通道能够有效满足未来长寿区的公路运输需求。

综上，水运在长寿区原有规划交通体系所占比例过大，实际水运能力无法达到预测指标，本次规划将部分水运需求转移至铁路运输，通过优化铁路通道，提高长寿区铁路货运能力，以此满足未来长寿区货运疏散需求。

3.2 对外通道优化

本次对外通道优化将工作重点放在改善与周边区县的交通联系上，特别是与重庆主城区的交通融入上。

（1）铁路。

保留现状和原规划中的渝怀铁路、渝利铁路、渝万客运专线和汉渝货运铁路。渝怀铁路复线和渝利铁路将按期投入使用；受政策影响，渝万客运专线将暂缓实施，由于渝利铁路即将通车，渝万铁路缓建对长寿中心城区的影响有限，而长寿湖组团的近期发展将受到一定影响；汉渝货运铁路作为远景规划通道，规划目的是作为未来三峡工程翻坝能力不足的一种运力补充，是未来川渝地区重要的货运通道。按现有山地重丘地区货运铁路专线约6000万吨/年的运力，长寿区的铁路运力缺口将占用未来汉渝货运铁路近40%的运力。汉渝货运铁路对长寿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汉渝货运铁路现阶段仅作为一条远景规划线路存在，并未纳入国家层面的铁路网规划，虽然《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报告》将此条铁路纳入“十二五”研究论证项目，但至今仍不存在任何的实施计划，因此，有必要提出铁路新通道，以满足中长期的铁路运力需求。

规划铁路重庆枢纽环线在长寿区西侧的两江新区龙盛片区通过，在现状沙溪火车站西侧12km处设有石船站，如在长寿区与铁路重庆枢纽环线间布置专用铁路通道，未来长寿区便可实现与重庆铁路枢纽的无缝衔接，利用铁路重庆枢纽各条放射状通道。基于上述原因，在规划八颗铁路货运站与铁路重庆枢纽环线石船站之间新增一条双线铁路专用线，长度约22km，需配套一座明月山铁路隧道。

根据《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报告》，为解决长寿北部、垫江县铁路运输需求，完善渝东北地区的铁路网络，在十二五期间开展长垫梁货运铁路的研究论证工作。本次规划结合长寿区产业布局调整，在长寿区内布置长垫梁货运铁路，作为未来选线方案的依据。规划长垫梁货运铁路自八颗货运站引出，沿规划绕城高速公路向北至云台与渝万城际铁路共用走廊，在长寿境内设置八颗、葛兰、云台三座车站。此条铁路建成后可为北部装备产业发展和街镇工业走廊提供良好的货运疏散能力。除原规划重钢铁路支线、炼化厂铁路支线、巴斯夫铁路支线、川维厂铁路支线外，本次规划预留连接渝怀铁路王家坝站与麻柳工业园的铁路支线。

（2）水运。

本次规划对水运的优化主要基于对长江实际运力的核算及码头功能分配。由于三峡工程翻坝能力是长江航运能力的短板，而长寿区的航运又以长江中下游为主要目的地，因此，三峡工程翻坝能力的不足，将对长寿区航运发展造成直接影响。长寿区港口码头的规划建设需根据长江实际通航能力进行适当调整，功能分布也应结合产业布局进行适当优化。

根据《长寿区物流系统优化规划》，整理出各类产业2020年水运预测量。

从图1可见，按照《长寿区物流系统优化规划》的测算，一般制造业水运需求所占比例极低，37万吨的年运量仅一个散货泊位即可满足。而《重庆港主城港区长寿港口总体规划》对原晏家工业园区（用地规模18km2）2020年的件杂类预测吞吐量就达到167万吨，再加上化工业煤和固体化工原料及制品180万吨，件杂、散货类需求应不低于347万吨。长寿经开区北侧拓展用地将以装备制造为主，其水运类型主要为件杂、集装箱，这部分新增件杂、散货水运需求都需在长江左岸的码头予以解决。同时，《重庆港主城港区长寿港口总体规划》也明确长寿集装箱水运需求主要由周边的涪陵、果园港解决，区内仅布局9万标箱的通过能力。同时，长寿港也是周边邻水、垫江等区县的水运中转口岸，规划需为其提供煤炭及化工产品外运的可能性。基于上述分析，规划需在长江长寿段的左岸解决非重钢件杂、散货的水运装卸，而左岸原规划的两个主要散货、件杂码头中的团山堡作业区已调整为化危码头，而詹家沱作业区与产业用地相隔较远，又被城市分隔，交通联系较为不便。从未来长寿装备业发展的角度考虑，有必要在产业用地的沿岸布置足够的散货、件杂码头。

为解决规划散货、件杂泊位的不足，本次规划提出远期将现状川东船厂码头调整为多用途码头，与下游的现状长明码头一起构成拥有5个泊位的长寿经开区件杂、散货作业区。另将詹家沱码头与黑背石化危码头打造为区域性口岸码头，主要为垫江、邻水等周边区县服务，并改造这两个码头的疏港条件，使其可以方便的进出区域性公路网。

（3）公路。

公路优化主要基于三环高速公路走向的调整，对原规划的国道、省道等干线公路网未进行明显调整。

①高速公路。

保留原规划“一环七射”的远期高速路系统，至“十二五”末，长寿区将在现有渝宜、长涪、长寿湖旅游专用三条高速公路基础上，新增三环高速公路合川至长寿段、沿江高速公路长寿联络线两条高速公路，高速路网基本确定，而“一环七射”系统中剩余的高速路都属于远景规划线路。本次高速公路优化的重点，就是完善远期长寿外环高速公路系统形成前的高速公路网，以此来提高高速公路网对城市的服务性。

在外环高速公路系统形成前，沿江高速公路长寿联络线与长江北岸的高速路系统缺乏联系，这将给城市带来一定的过境交通量，因此，本规划建议将规划外环高速公路沿江高速长寿联络线至渝宜高速公路段纳入近中期建设计划；在现有的重庆三环高速公路实施计划中，长寿区段由新建长寿至合川段和既有长涪高速公路构成，这两段高速路需利用渝宜高速路实现转换，将对渝宜高速路造成一定的影响。本规划为提高未来三环高速路的系统性，建议将三环高速长寿至合川段与渝宜高速的接口定在长寿湖专用高速路的起点丁家湾，为今后延伸长寿湖专用高速路至涪陵，以替代现有长涪高速路提供改造的可能。

②城际快速路。

为加强长寿中心城区与洛碛、两江新区、麻柳工业园及涪陵港的联系，本次规划提出城际快速路的概念，以实现长寿与周边城市功能区间快捷、免费的交通联系，以便于沿江城市群的快速形成。规划城际快速路可根据不同阶段的交通需求采用不同的控制标准，近期可结合现状公路改造，采用公路一、二级的标准；远期可参照城市快速路的车行道标准，单侧人行道宽度控制在3m以内，并完善配套路灯和指示标牌系统（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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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空间战略规划；大伦敦地区；评介与启示

中图分类号：K9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2.006

随着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和提高城市治理能力，伦敦先后三次制定实施了《大伦敦地区空间战略规划》（2004版、2008版及2011版，简称《伦敦规划》）。在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特大城市区域的发展正面临人口、经济、交通、生态等问题的严峻挑战。由此，“新城建设、精明增长、城市更新及多中心发展”等成为城市区域治理和规划的实践主题。本文对2011大伦敦地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的核心内容、重要特点及其相关启示进行评析，旨在探讨其对我国特大城市区域规划创新的有益启示。

1 演化视角下的大伦敦地区规划

1.1 基于田园城市概念的新城发展（1920年代初—1960年代末）

英国的霍华德（Ebenezer Howard）于1898年出版了《明日：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1902年修订版更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提出以田园城市的概念和方案促进实现城乡结合，以解决各种城市问题[1]。这是城市规划史上第一次将城市问题的解决视角置于城市之外的区域。之后，盖迪斯（Patrick Geddes）于1915年出版了《进化中的城市：城市规划运动和文明之研究导论》，运用区域规划的综合研究方法，系统阐述了人文主义规划思想，并明确提出：真正的城市规划须首先是区域规划[2]。

受上述区域规划思想的影响，1944年阿伯克隆比（Patrick Abercrombie）主持编制完成了伦敦地区的总体发展规划。该规划对战后伦敦重建以及大伦敦地区的平衡发展做出了贡献[3]。特别是，为疏解伦敦都市区过分拥挤的人口和产业，大规模的新城建设运动由此展开[4]。其中，作为第三代新城，密尔顿·凯恩斯凭借合适的人口规模和次级区域中心城市功能而成为英国新城建设的成功典范。

1.2 从兴盛低谷复兴（1960年代末—1990年代）

1965年成立的大伦敦城市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G.L.C）标志着伦敦地区进入了相对统一的规划管理阶段。G.L.C负责大伦敦地区发展战略规划以及交通规划等。为了改变大伦敦规划中同心圆封闭布局模式，1969年G.L.C制定了《大伦敦发展规划》，它通过规划建设三条向外扩展的快速交通干线，以期在更大区域范围内实现地区经济、人口和城市的合理均衡发展[5]。由于G.L.C与32个自治市管理机构间的现实矛盾、伦敦不同地区间存在人口、经济发展脱节问题，直到1976年该规划才被中央政府批准。这表明G..L.C并未有效发挥统一规划管理的作用。

1979年起，保守党政府推行新公共管理主义的政府管理改革。通过提倡新自由主义和推崇市场机制，采取私有化措施分割出政府管理中部分的公共服务职能。根据1985年《地方政府法案》，由国家环境部承担伦敦的战略规划职能。此时，因规划领域聚焦于内城复兴，区域层次的战略规划一时被终止或废弃，并于1986年撤消G.L.C。之后，遗留的规划权力真空被各级政府和社会团体的力量所填充。彼得·霍尔（Peter Hall）曾指出：英国不再需要代表1960年代以来过时潮流的策略性规划机构，私人经济将处于主导地位[6-7]。直到1997年劳工党重新执政，重构地域空间关系成为核心议程之一。以直选的伦敦市长和大伦敦议会政府等区域组织为主体的区域治理和规划实践才得以再次复兴。

1.3 新千年的全球城市区域规划（大伦敦地区空间战略规划）

劳工党重新执政后，大力推行把国家、市场以及人民结合在一起的“第三条道路”。主张通过合作政府将碎片化的政府部门重新聚合。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进程日益加速的背景下，伦敦作为世界著名的全球城市区域之一，由于长期缺失一个权威管理主体和战略规划机构，面临着城市规划难以统一、战略规划缺乏指导、部门利益冲突不断、相关政策难以整合等诸多问题[8]。根据1999年的大伦敦管理局法案，2000年设立了大伦敦管理局（Greater London Authority，G.L.A），它主要负责住房交通、规划管理、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维持、火灾和紧急事务处理、文化体育和公众健康等[9]。G.L.A分别制定了2004年、2008年及2011年版《大伦敦地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简称伦敦规划）。最新的《伦敦规划2011》于2011年7月正式公布，它是最具权威性的大伦敦城市空间综合发展战略规划，对社会、经济、环境、交通等重大问题进行战略分析和有效应对。

2 大伦敦地区空间战略规划的制定背景和主要内容

2.1 制定背景

2.1.1人口增长与住房需求激增

从1971年至2009年，伦敦人口一直处于稳定增长的态势。截止到2009年，伦敦人口达到775万人，比上年增加8.5万人。其中，有306万人居住于伦敦城与内伦敦地区，469万人居住在外伦敦的自治镇。据预测，到2016年伦敦将新增人口70万，至2031年伦敦人口将会达到882万，住房新增加399万套[10-11]。在伦敦人口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其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和种族构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不断趋向年轻化和多元化。随着伦敦人口的不断增长，无论是内城还是外城，都面临着更多的住房需求。与此同时，人口组成的多变也要求住房结构的多样化。

2.1.2 经济发展缓慢和基础设施不足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伦敦经济处于缓慢增长态势。据预测，2011至2031年伦敦的就业率将处于较平缓趋势甚至稍有下降。对于不断增长的人口而言，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处于不利形势。因此，对外，伦敦须不断增加与中国、印度等其他新兴市场的国际贸易；对内，鼓励民间投资和国内消费拉动内需。当前，人口增长、经济低迷及追求生活品质等问题使伦敦的生活、交通、环境等基础设施面临巨大考验。主要表现在：公共资源供给不足、现有基础设施利用率有待提高及公共设施投资网络亟需优化等。因此，伦敦必须确保未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来支持其经济社会生态等的增长和改善。

2.1.3 城市生活质量和社会贫困的改善

伦敦是世界上最关注生活质量的城市之一。其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住房需求、公众健康的公平性、自然环境与居住区环境质量、市中心服务设施、交通网络、绿色开放空间等方面。城市的不同地区对生活质量的期望值差异也表现出伦敦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事实上，伦敦的两极化非常严重，与其相关的社会贫困问题也非常显著。从地理区位看，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内伦敦的东北部、西伦敦和东伦敦等地区。从人口结构角度看，伦敦的儿童、工薪阶层、老人等收入贫困率比英国的其他城市都高。这种两极分化的状态与一系列的社会诸多不良问题如吸毒、犯罪等有着密切关系。

2.1.4 伦敦奥运会（2012）的遗产利用

2012年在伦敦东部利亚山谷地区成功举行第30届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它结束后将为伦敦留下一笔宝贵的遗产—奥运公园及其主要的场馆设施等；而临时场馆用地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建设用地。针对奥运会和残奥会进行全过程规划紧密结合和同时进行，奥运公园的遗产总规划框架是城市棕地开发和再生及后续发展的基础。伦敦希望通过这一举世瞩目的体育盛会，将衰落的东区转型为功能更新的邻里社区；改善运输基础设施更好地连接伦敦中心区和郊区；改善河流通道和优化运河网络。为东部伦敦提供机会发展成为一个示范性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新区。因此，如何充分利用奥运设施、文化资源等是当务之急。

2.2 主要内容

2.2.1 基本框架

作为综合性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伦敦规划2011》详尽阐述了未来20-25年伦敦的经济、环境、交通和社会的整体发展框架。其下属33个自治市（镇）的地方规划必须与其规划原则、政策导向相一致。它主要包括两部分：规划部分和政策部分（图1）。两者之间是提供依据和提供政策保障的互为依托关系。前者涉及伦敦地方发展、市民生活、经济、气候变化、交通、居住空间以及规划的实施、监督和反馈等方面[12]。后者涉及战略性政策、规划决策和自治市发展框架准备。其中：“战略性政策”为地区发展提供战略方向；“规划政策”是经由伦敦市长和其他规划机构决定实施的政策；地方发展框架是G.L.A对自治市地区发展规划框架的建议，重点针对两类地区：一是当地特殊环境与伦敦其他自治市明显不同的可灵活调整区域；二是需要对当地发展环境作更具体分析的区域。

2.2.2 主要内容

对于加强城市经济竞争力，伦敦将继续鼓励传统产业如金融业、信息与通信技术、交通服务、旅游经济等的发展，并利用丰富的研发与创新资源，不断推动新产业部门和新企业的持续增长和基于低碳经济发展目标的产业创新和政策创新。

对于促进城市社会融合，伦敦将采取四个措施：（1）提供足够的多元化住房、就业机会和基础设施等，满足不同人群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2）增加对劣势群体的政策倾斜（住房发展战略、健康保障公平性战略），减轻贫困者负担；（3）提高就业者教育或技能水平、促进劣势地区经济复兴等，增加就业以解决社会贫困和公平分配；（4）设计多元化的融合社区，促进不同族群社会的和睦发展。

对于保护城市生态环境，伦敦将通过“绿色城市”设计，鼓励绿化工程，增加城市绿地空间，来为城市“降温”，适应环境变化；通过“低碳城市”设计，应用分散化的能源网络和利用可再生能源来减少碳足迹，减缓气候变化；通过对自然环境和生物栖息地的强化保护，使城市充满活力、不断增长和实现多样化。

对于空间分区战略导向，伦敦制定了潜力增长区、机遇增长区、强化发展区及复兴地区等特殊发展区域的分区战略，制定针对性的地区发展规划；通过对外伦敦、内伦敦及中央活动区的产业发展和交通网络的分析，为减缓不同圈层经济社会差异、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合作提供路径参考。

3 大伦敦地区空间战略规划的重要特点

3.1有效构建多元参与机制

新区域主义倡导区域建立有效的多元参与机制，构筑充满活力、机遇的弹性联系网络，促进信息交流、政策调整以及整个区域经济和社会的自我学习和创新[13]。《伦敦规划2011》体现了新区域主义多元参与理念，它是在G.L.A与公众的交流互动中产生，从编制到实施反馈都鼓励不同利益主体积极参与。自2009年10月其草案公布到2011年7月正式出台，先后经历了两次为期3个月的公众咨询和独立专家小组的公众审核。政府对公众定期公布《早期修改意见》和《进一步修改意见》的反馈。此后，伦敦市长将规划文稿、公众意见、专家报告等移交国务大臣并由其决定规划的最后修改。而且，各层级政府部门、公私组织及社会公众参与、协作及监督伦敦规划的实施。例如，监测小组的成员主要来自地方政府机构、企业以及自愿者组织和社区、教育界、少数裔的代表。

3.2 高度关注社会公平问题

《伦敦规划2011》特别注重为全民创造公平的生活机会。首先，对特殊人群（社会弱势群体、遭社会排斥的人群等）的空间集聚、区位特征等进行研究。根据区域社会文化特点、弱势群体分布、需求类型等，通过地区间相关部门、社区组织的战略合作，为其提供多样化设施与服务。其次，通过为弱势群体创造实现其自身潜能、才华的环境、机会和路径，鼓励其参与社会发展与城市建设活动，在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同时也有助于消除社会贫困、排斥和歧视，促进社会融合。为此，市长还出台了增补规划指导手册《实现融合环境》。2012年伦敦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为体现残疾人士的社会价值作了有力注解。在健康医疗公平方面，建议通过研究问题分布及空间特征，结合《健康影响评估》，整合规划、交通、住房、环境、健康政策等，对居住环境重新定位、规划，通过建筑设计形式、社区构建形式的不同组合，打造多元化融合平衡社区，消除社会隔离和歧视，增加居住环境对健康的有益影响。在住房方面，《规划》决定每年至少增加32，000套经济适用房（其中60%为社会廉租房，40%为中档住房），以期向弱势群体提供住房保障和给市民更多的选择机会。

3.3 突出强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并重

《伦敦规划2011》提出伦敦的经济发展目标主要是实现国内经济与人口的增长，满足国内发展需求。通过向各种产业提供适应其发展的产业环境来促进伦敦多样化经济的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使其经济成果惠及整个大伦敦地区。然而，在新的环境形势下，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威胁，是规划的核心内容，也是联结各方面政策的纽带。为此，市长编制了气候变化适应策略及减缓策略、能源策略，以及废物管理、空气质量、水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相应策略。结合环境保护策略，《伦敦规划》将经济发展规划、交通规划、气候变化规划等综合考虑，促进伦敦经济逐渐向低碳经济转型，通过高科技产业、绿色商业部门、可更新能源部门、循环经济、互联经济等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绿色城市的设计、公共交通系统的整合完善等，不断降低碳强度，提高资源利用率，适应并减缓城市气候变化。以建筑减排为例，它对居住性和非居住性建筑设定减排目标的三个阶段（2010-2013年，2013-2016年，2016-2031年），将阶段性减排任务量化，争取在2031年实现伦敦“零碳”排放。

3.4 协调整合区域空间发展战略与交通规划

《伦敦规划2011》强调空间发展规划与交通规划紧密结合，促进城市土地开发利用与交通设施提供的高效匹配。为满足不同空间发展要求，依据与现有及潜在的交通线路建设相关性，划分出增长型地区、发展廊道地区、机遇型地区、强化开发地区及复兴地区（见图2）。其中，两大增长型地区、三个发展廊道连西启东、横贯南北，为城市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市场契机；33个机遇发展区，其中1/2沿泰晤士河发展；强化发展区，主要是利用其现有的地区资源、设施条件（如公共交通设施），提高其发展强度和开发密度；正遭受较为严重的社会隔离和经济衰败的复兴地区，更是吸引多元投资以完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如从伦敦西部的希思罗机场延伸至东区的轻轨建设方案，将高度整合东区土地开发利用与现有或预建的交通系统进行，实现大伦敦地区以及更广空间范围的便捷联通，为经济衰退地区的复兴提供有利的硬件支撑。

3.5 科学制定区域规划实施-监督-反馈体系

《伦敦规划2011》的实施是多元参与和集体行动的成果。它的实施主体包括G.L.A组织、交通管理机构、伦敦开发机构、大都市政策机构以及伦敦的消防救灾规划机构等、各自治区政府和其他法定性机构及私人机构、社区及自愿者。它的规划实施过程具有严密的程序和法定性，除了伦敦政府出台系统性的相关规划法案外，规划本身在下一届政府任期也将根据合法程序进行必要的检讨，确保《规划》实施的承接性，凸显“政策优势”。伦敦市长作为规划的组织领导者，与许多机构和组织一起工作，深入参与社区生活，接受民众监督和意见，确保规划实施的科学合理，凸显“智慧优势”和多元参与的“制度优势”。成立的专门监督小组协调各机构工作，对规划进行整体性的监控；建立的全国性年度监测报告制度，定期对地方发展框架进行监测评估，并以年度审查报告的方式反馈伦敦战略规划的运行状态，凸显规划实施的“系统优势”。正是这种科学合理的区域规划实施-监督-反馈体系，促使《伦敦规划2011》实现不断进行动态完善和更新。

4 对我国特大型城市区域规划的启示

4.1 亟待加强新区域主义规划理念

基于治理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及组织网络理论的新区域主义，不仅强调空间地域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社会平等的协调发展，更加关注具体地域如何制定与实施有效的空间战略规划[14-15]。《伦敦规划2011》的编制、实施、监督、评估反馈过程中，充分地体现了新区域主义理念，有效地促进了区域行政主体、部门主体等纵向和横向合作，以及社会多元力量参与规划编制与实施。相比而言，以我国的上海为例，其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主要通过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编制单元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等四个层次逐级推进，但分层规划重在强调分级管理，而不善区域治理；由于部门分割和行政界限的存在，整体性协调指导职能难以发挥。因此，应该积极倡导新区域主义规划理念，尤其是特大型城市区域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不仅需借助其行政组织优势，还需以多维和开放的视野，整合多尺度的城市区域规划，促进各领域、各部门的网络合作和全新治理体系的建构。

4.2 综合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环境保护

《伦敦规划2011》关注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生态环境的协调平衡。由于我国传统的区域规划存在公共性缺失的弊端，尽管其对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有所涉及，但大多为一种“标签”[16-18]。为此，我国城市和区域发展注重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需要研究和关注城市社会公平与环境保护，重视社会资源配置的公正与公平。进入新世纪以来，针对环境生态总体恶化趋势，我国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国家战略方针。对于上海、北京等国内特大型城市区域而言，转型期的城市区域规划应借鉴大伦敦地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综合协调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及环境保护的理念和措施，切实从根本上改变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模式，将实现社会公平和环境健康纳入到城市区域空间发展规划的价值目标体系和实施对策中，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公平和保护生态环境。从而，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突出社会资源配置的公平公正和尊重城市生态系统的自身特性。

4.3 逐步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和能力

《伦敦规划2011》不断完善的重要动力之一是公众热情参与的积极性。公众参与是规划过程必不可少的环节。它是不同人群表达利益诉求和责任分担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获取社会支持和实现社会公平的保证。显而易见，规划应当鼓励社会的全纳性参与。然而，在我国，由于公众缺乏对规划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加之各种非政府组织不仅数量少而且影响力有限，导致长期以来规划的制定和实施都由政府和专业人员来完成。因此，城市与区域规划的社会公众参与亟待加强。随着社会媒体力量的渗入增加，国内规划事件频频见诸报端。这不仅反映了公众对规划的关注程度逐渐增加，也为公众参与规划提供了及时公开的路径。当前阶段，特大型城市区域规划应以行政组织机构和专业的规划能力为依托，积极探索引导公众有效参与的合适方式和途径：一方面，强化政府部门和关键企事业单位、重要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另一方面，加大规划的宣传力度和提供必要的规划专业人员援助，提高公众的知情度和参与能力。

4.4 协调衔接多尺度空间规划层次

《伦敦规划2011》的分区政策是重要的核心内容。它通过不同分区的刺激和扶持政策并与交通规划的有效配合，促进城市不同空间地域的协调发展。由于国内外的大城市区域规划实践表明，其规划内容不仅愈加复杂，而且多尺度规划间的联系也更趋密切。尤其是，以“多中心城市体系”为目标的特大型城市区域，更须重视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以及特殊区域（开发区、新城等）规划之间的衔接协调。尽管我国《城乡规划法》明确了分区规划的法律地位，但实际操作中编制主体缺位、分区规划的技术标准和成果规范尚未明确等问题，致使分区规划的衔接性不足[19]。例如，上海的新城建设中存在空间规划的定位不清，与工业园区的关系不明、政策支撑力度不够、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新城发展和多中心城市体系建设[20]。为此，借鉴大伦敦地区规划中的强调功能区治理和模糊行政边界的有益做法，我国特大型城市区域急需建立合理的规划层次体系，建立多尺度的空间规划的衔接机制，通过与交通规划的协调配合，进行针对性的资源配给和分类政策支持。

4.5 积极探索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伦敦规划2011》的实施保障机制相对完善。首先，它通过政策的相关行动者之间所达成稳定的网络关系，即通过不同层级地方政府、公私部门及社会公众的协作，推进实施城市区域规划的以实现其有效的城市区域治理；其次，完善的政策法案为治理主体提供了法律依据。自1946年颁布《工业分布法》、《新城法》到2009年《大伦敦政府法案》等，以法律的形式制定和颁布区域发展政策的方式不仅直接赋予具体规划以相应法律地位，建立起保障区域规划有效实施的法律体系，与此同时，公众可以利用城市和区域规划适当地制约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再者，动态监控和评估体系（实施方案、项目设计和监测指标等）为《伦敦规划2011》的实施和调整提供了现实“标尺”。我国城市区域的规划虽然具有法律效力，但往往缺乏事实上的空间约束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空间利用和开发的失控局面。因此，我国的城市区域规划急需摒弃“重结果轻过程”和“重制定轻实施”的固有顽疾，不断为有效推进规划实施的保障机制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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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运河交通模式下的河段溢油情景

溢油应急反应计划制定框架与水域交通模式密切相关，本文以京杭运河为模式，在此基础上探讨运河河段溢油应急反应战略规划。

京杭运河模式分析：①存在上游和下游，水流流向单一，航道情况复杂，有诸多风险因素：浅水道、狭水道、盲角转弯、桥梁、叉河口、渡口等。②岸线上码头林立，沿线各河段交通流密度、船型、船种分布变化大。③环境敏感性强，整个河段村镇密集, 生态资源密集。

运河河段溢油应急反应战略规划框架

1、溢油应急反应战略规划的主要任务

战略规划主要考虑反应资源的配备地点和配备量。当然我们可以在运河沿岸多设反应基地从而保证任何地点的溢油都可以得到最快的响应，但一方面成本太高，另一方面反应基地的建设在辅助基础设施的要求上比较高。反应资源的配备量直接关系到反应基地的运行成本，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2、 战略规划主要内容

反应基地的设立。在京杭运河交通模式下，溢油大部分会聚集在岸边区域，反应基地的设立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①静水或河流转弯内侧旋涡附近。②敏感区的上游。敏感区主要包括以下区域： 城市取水口、珍稀动物活动区域、农业灌溉入口、水产养殖区、沿线小的湖泊、旅游景区、文化古迹区。③良好的陆上补给渠道，从而保证力量的投送和废油的运输。

设备系统。运河的应急反应中使用的机械类型主要有：内河型围油栏、折叠式围油栏、浅水收油机等。任何一种设备是不可能完成反应任务的，围油栏用于控制扩散，浅水收油机用于回收，回收船用于将废油运到处理站。只有结合各种设备的反应系统才具有应急反应能力，即所谓的“设备系统”。系统能力主要决定于油种和外部环境条件。

反应基地的资源库的系统能力直接关系到整个反应系统的日常成本，反应基地资源库的配备量可以考虑能在关键时刻满足反应基地战略区域一般溢油事故应急反应需求，保证充分发挥反应基地的作用。

应急反应行动战术

1、反应行动战术规划的主要任务

在某一溢油应急反应行动中，如果没有合理调动反应基地资源，没有把握关键时机，就是反应的失败。所以有必要在反应战略既定的前提下，合理布置反应行动战术，快速反应并确定实际技术措施的选择。

2、实际技术措施的选择

机械回收，是指在不改变溢油形态的情况下利用围油栏将溢油进行水面围控并利用收油机将油从水面分离出来，以清除水面的溢油。

围油栏布设关键控制点。围油栏等机械回收设备效率不高，溢油将在短时间内漂移很长的距离。在现实反应中一种明智的办法是在河段内几个关键的控制点上投入力量，做到以静制动，在适当的位置，用机械方法将部分溢油引入缓水区域或敏感性较小的区域进行回收。反应基地设立地点的选择标准其实就是关键控制点，这样有助于反应力量第一时间在关键控制点布设。

关键控制点选择标准：①静水或河流转弯内侧旋涡处。②要保护的敏感区的上游。对敏感区进行预先保护意义重大，所以计划中应重点突出在溢油到达之前的敏感区的预先保护。

3、使用溢油分散剂

目前世界各国在处理各种水面溢油事故时，广泛应用溢油分散剂。在许多不能采用机械回收或有火灾危险的紧急情况下，及时地喷洒溢油分散剂，是消除水面石油污染和防止火灾的主要措施。我国还没有针对内河水域溢油分散剂的使用情况、使用量、时间、要求的具体规定，在此，呼吁国家尽快制订《内河水域化学消油剂使用规定》，以适应内河油品运输发展的要求。

禁止使用分散剂的情况：①溢油为易挥发性的汽油、煤油等轻质油品。②溢油已被强烈乳化，形成了含50%以上水分的油 。使用溢油分散剂的技术条件:适合在开阔水域，水流快，温度高的水域使用。适合处理5mm以下厚度的溢油。

4、现场焚烧

当溢油进入并聚集在沼泽等湿地类型时，常规的反应方式不仅很难到达，而且会破坏原来的环境条件，可以适用现场点燃。现场焚烧技术的受制条件很多，既要有一定的油膜厚度、油膜面积，还要有与燃烧速率相适应的集油速度以及适宜的现场气候、环境等。

5、物理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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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品牌；内涵；价值；策略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234-02

新加坡前任总理李光耀认为，21世纪世界经济、文化最重要的竞争单位是城市。在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品牌因其特殊价值，日益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一、城市品牌的内涵及价值

（一）城市品牌的内涵

美国市场营销协会认为品牌是由名称、标记、符号图案和颜色构成，用以识别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服务,并使之与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区别开来的商业名称及其标志。［1］美国凯文?凯勒教授在《战略品牌管理》中提出城市品牌概念：像产品和人一样,地理位置或某一空间区域也可以成为品牌。［2］因此，品牌的主体不仅仅是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也包括城市、个人、文化等。

英国营销学家威斯特(West)指出，为凸显出自家城市与其他城市的与众不同，“后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几乎每一座主要都市或城镇都重新定位和改造品牌形象。因此，城市品牌的建设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对象。城市品牌是城市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集中体现。具体来说，城市品牌是根据城市的发展战略定位所传递给社会大众的核心概念，由城市的生态环境、产业优势、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建筑景观、交通枢纽等诸多要素构成，体现城市差异化并被社会公众广泛认同的最具典型意义的称谓。［3］城市品牌的塑造，一般以浓厚的历史和现实为基础，如根据文化底蕴，洛阳被成为“六朝古都”；根据产业优势，河南新郑市被称为“中原枣市”；根据交通枢纽地位，武汉被称为“九省通衢”，这些城市品牌，传达出城市的内在素质和文化内涵，也是一座城市的“名片”。

（二）城市品牌的价值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专家评估，大连市“浪漫之都”城市品牌价值约1000亿元，成为大连重要的无形资产。城市品牌价值不仅在于其能为城市创造良好的形象和声望，还在于其持续不断地创造新财富。

1、提高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

城市品牌的准确定位，有效品牌的传播会迅速提高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山东潍坊制作风筝历史悠久，工艺精湛。潍坊市通过举办第一次国际风筝节，打造“世界风筝之都”。每年一届的潍坊国际风筝会，成为潍坊和世界各地风筝爱好者交流的机会，潍坊以其特殊资源，提炼出城市特殊符号，使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得到传播和提升。

2、推动城市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城市的品牌化可以创建良好城市环境，树立优质形象，吸引更多的投资商来投资，加快本地的交通、旅游、工农业、文化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青岛通过打造“帆船之都”，发展了以帆船运动普及游、游艇业和豪华游轮业旅游为代表的蓝色旅游，全力拉动海上旅游产业发展。通过城市品牌建设，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3、增强城市居民的向心力

通过城市品牌建设，进行富有个性的城市理念传播、城市形象塑造，增强市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更重视城市的生态环保、公共服务、社会治安，推动城市文明进步。大连作为“浪漫之都”，其蓝天、碧海、绿草，国际服装节，国际沙滩节，使大连人对城市带着骄傲和自豪的情感，并且把自觉把这种情感转化为维护城市建设的意识，形成城市品牌建设的巨大力量。

二、城市品牌建设问题

（一）忽视城市品牌建设的战略规划

城市战略规划是以城市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为出发点，是一种涵盖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与空间资源的规划。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围绕社会发展、人口增长、土地需求、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空间拓展、布局形态等问题，落实到空间资源和要素的优化配置上。有些城市规划未考虑长远发展，未从史学、美学、文化等方面综合考虑，造成城市规划布局缺乏创意，城市建筑风格相似，导致的城市的同质化。

（二）品牌定位模糊不清，品牌内涵塑造缺乏深度

现代城市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多元复合体，城市品牌定位是依据城市地理、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等确定的发展追求和价值取向，任何单一的表述都难以对城市整体加以概括。［4］实践中却经常出现品牌定位不清或重复雷同定位，缺乏特色，造成品牌传播的困难。如深圳定位为国际化大都市、大连定位为“东北亚重要的国际城市，这两者的区分度并不明显。城市品牌内涵塑造上缺乏深度，文化的差异性特征缺失，表现为城市标识、城市精神、城市口号的混乱，城市形象缺乏立体感，很难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三）品牌传播方式单一，文化认同度低

城市品牌往往是构成要素的高度凝练，需要通过制定整套的宣传方案。但是，有些城市宣传媒体单一，城市宣传广告未考虑市民的理解，很难引起受众的持久关注和认同。如江西宜春的广告语：“宜春，一座叫春的城市”。用“叫春”这样一个含有歧义的词语容易吸引眼球，但却明显缺乏城市的基本价值观，文化认同度低。品牌学者大卫?爱格认为品牌基本认同重点在于品牌精神以及它所折射出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观。品牌传播是一个城市带给受众的的文化认同，只有认同的文化才能带动文化传播。

三、城市品牌建设的有效策略

（一）建立城市品牌战略规划，提高城市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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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界城市 规划 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C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954 （2011） 01-058-03

美国城市学家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曾经提到，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共政策的结果，而下一世纪的城市必然是规划的结果。从当前世界城市的发展路径看，越来越多的世界城市具有明显的政府公共政策指导下的规划发展痕迹，可见城市规划对于未来世界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引领意义。因此，通过研究城市规划在世界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探讨“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战略的方向和路径。

一、城市规划与世界城市的发展

早期的世界城市是市场因素主导自发形成的，但现代世界城市越来越显露出政府规划引导的痕迹，其中，东京是最具代表性的通过国家战略规划打造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城市。东京是日本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一直以来，通过政治体制与中央政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各类机构不仅依靠政府部门的政策指导，而且以提升国家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发展目标。以国家战略要求和国家政策引导为特征是东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模式。此后，东京进一步了《东京构想2000》，提出到2015年东京城市的发展目标，包括：舒适的东京；人员、物品、信息顺畅流动；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富有个性和能力的人才；多彩社会；产业活跃发展；安全；环境与健康；可持续发展；社会基础设施；自立发展；下一代培育；就业充足；信息化；交通运输；提升城市控制力和地位，并围绕目标制定了城市发展步骤和措施。这些规划内容均为东京继续保持世界城市地位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框架。

相对于东京的国家战略规划要求，其它城市的远景发展规划也在世界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91年，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了题为“伦敦：迈向21世纪的世界城市”（London: World City Moving into the 21st Century）的咨询报告，为伦敦未来城市发展做出了明确定位，报告提出重新振兴经济，强调交通与开发的关联性，构筑更有活力的城市结构，重视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为了强化伦敦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竞争地位，英国中央政府也开始更多地参与伦敦城市规划设计。1995年，“伦敦荣耀计划”（the London Pride Prospectus）公布，它设定了城市重点战略发展框架，包括：实现世界级生产力；更强的社会凝聚力；提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生活设施。其目的在于确保伦敦作为欧洲惟一的世界城市地位。而随后的英国中央政府也明确提出“将伦敦提升到世界城市首都的地位是当前政府的基本政策”。为适应与巴黎、法兰克福、巴塞罗那和柏林等城市的竞争，“伦敦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而战略规划导则给城市规划一个涵盖发展过程各个方面的框架”。此外，政府还编制了“竞争的首都：加强伦敦竞争力的政府战略”这一文件，它设定了为保持“伦敦在世界城市顶级层级中的坚固地位”所实施的各种政策，强化了“伦敦战略导则”作用，以确保地方规划机构能够认识到伦敦世界城市的角色和强化竞争的需要。

悉尼市政府早在1998年开展的“悉尼2020”战略发展研究中就指出，要确保未来的悉尼是一个世界城市，首次从规划角度明确提出了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到了2008年5月，悉尼市政府进一步公布了《可持续发展的悉尼2030远景规划》征求意见稿，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指导悉尼市未来20年甚至更长远的发展。这种可持续不仅包括自然环境的良好发展，还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全部内容。规划确定了悉尼未来发展方向的三大主题：绿色的、全球化的、相连的。绿色的主题强调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小化，增加绿地和公共空间；全球化的主题强调经济发展方向的外向性和开放性，加强全球联系和注重知识互动；连接的主题强调高质量的公共交通，强调建立世界一流的通讯系统，提高虚拟沟通的能力。在每一主题中，规划都设定了具体内容，包括新绿色产业带动的经济增长、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能源使用量的绿色产业结构、交通设施、基础设施、公共空间、动植物及生态系统的保护、社会文化娱乐设施、创新和新技术、成为全球文化网络的一部分参与全球知识交换等内容。

2006年，纽约市提出的《纽约2030》规划，刻画了未来25年纽约将要建设成为一个更大、更加绿色的纽约，实现包括土地、水、交通、能源、空气、气候变化等6个方面和10项内容的具有纽约特色的世界城市发展目标，这些目标体现了城市规划的主要内容。

在《香港2030：规划远景与策略》中，香港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定位为“亚洲国际都会”，即成为世界级国际城市及亚洲主要都会。规划明确了提供优质生活环境、提升经济竞争力、加强与内地联系三个主要发展方向，作为未来发展蓝图的主要建议和各种可行性选择方案的基础。规划内容体现了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要求，同时包含了规划导向的具体设定。

上个世纪90年代，新加坡开始认识到要通过规划来“重整城市结构”，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提出要在今天规划未来经济需要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和通讯设施、土地和环境质量，而高质量的居住设施、良好的环境、娱乐设施等因素将对经济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可见，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是处于规划的指导下的。在它的战略规划中已经提到，新加坡的目标是成为全球城市。

近期，法国积极推动“大巴黎计划”，旨在将巴黎打造成“真正的”世界城市，在全球的大都市激烈竞争中处于优势。“大巴黎计划”目标是建成一座创造的城市、革新的城市、充满凝聚力的城市，同时打造成更加绿色环保、更有持续性发展的城市。

二、未来世界城市发展的着力点

从东京、伦敦、纽约、巴黎等顶级世界城市，以及香港、悉尼等新兴世界城市的战略规划看，虽然内容不一，形式多样，但均涉及了三个共性主题。

一是强调对人文社会领域的关注。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涉及更加多元的人文发展空间，东京的战略发展目标包括社会机遇、人才、自立发展、下一代培育、就业、交通运输等多元领域；香港特别提出要加强与内地之间的联系；悉尼确定“连接性”主题，强调高质量的公共交通、世界一流的通讯系统，以提高社会虚拟交流的能力；巴黎提倡和谐城市建设理念，建设自动交通网络、加强港口和塞纳河整治，增加就业岗位；“伦敦荣耀计划”指出要形成巨大的社会凝聚力以及提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生活设施，并细化了适用性住房、提高空气质量、节约能源和污水管理政策。由此可见，以关注人的发展，展示多元文化、塑造城市形象、构建社会和谐为代表的人文发展是未来世界城市发展的重要主题。

二是强调城市发展实力和整体地位的提升。几个城市的战略规划均提出通过经济手段，有效提升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影响力和作用力。其中，强化信息化能力、提升城市控制力和地位是在《东京构想2000》中提出的一项重要内容；香港在《香港2030》中强调提升经济竞争力，勾画了竞争力作为城市未来发展的蓝图；悉尼提出了全球化主题，突出了经济发展方向的外向性和开放性；巴黎提出以土地资源整合促进巴黎大区经济发展，带动城市整体发展；伦敦政府编制了“竞争的首都：加强伦敦竞争力的政府战略”，并指出要打造世界等级的生产力，目的在于确保伦敦在欧洲惟一的世界城市的地位。这些内容全都强调了以竞争力为代表的城市综合实力是世界城市发展的根本所在。

三是强调绿色发展。《纽约2030》提出要建设“更加绿色的纽约”，对水、能源、空气、气候变化等领域的保护和有效应对是使纽约更加绿色的核心内容；悉尼不仅将未来城市发展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更在《可持续发展的悉尼2030远景规划》中强调了“绿色”是悉尼未来城市发展的首要主题，这种绿色体现在绿色的环境、绿色的产业、绿色的基础设施、绿色的生态系统；《东京构想2000》提出了环境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措施；《香港2030：规划远景与策略》将优质的生活环境作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巴黎明确指出要打造更加绿色环保、更有持续性发展的城市。这些内容均体现出绿色对于未来城市发展的战略指导意义。

上述研究表明，城市建设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合理的规划设计，而诸多城市都将人文发展、竞争实力、绿色发展作为代表未来世界城市发展的共性趋势和目标选择，这些规划内容对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北京作为后发城市，在建设世界城市进程中，需要通过规划引导方式，合理有序地达到世界城市的建设目标。其中，提升城市文明、塑造城市形象、推动人文领域的全面发展是世界城市发展的根本；通过提高信息化和科技发展水平，增强城市竞争力，打造综合经济实力是世界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实现绿色、宜居、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

三、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与“三个北京”的内在联系

（一）建设世界城市是北京城市发展规划的战略目标选择。

在最近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大变革大发展中，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重新洗牌，世界金融体系重建，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的影响力迅速提升，并在后危机时代占有更大的发展先机和空间，中国在讨论和处理全球重大问题上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随着新区域崛起为经济力量的新中心，一些新的国际大城市也快速成长起来，正如东亚经济奇迹成就了东京、香港和新加坡一样，综合国力的提升为北京提高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构筑了空间。2009年，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865.9亿元，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划定的标准，北京开始步入中等发达城市行列，进入了以后工业时代经济结构为主流、以服务经济和总部经济为主导的战略转型期；第29届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更为北京在全球化城市发展中脱颖而出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此背景下，市委、市政府顺时顺势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发展目标，是在新的发展形势下以更高标准对各项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为未来北京城市发展规划确立了战略方向，明确了目标选择。

（二）“三个北京”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目标的路径和工作抓手。

由于世界城市发展模式具有不可复制性，因此，现阶段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不能简单地模仿和复制已有世界城市的形态和发展路径，而要立足于首都功能定位，着眼于“四个服务”，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积极借鉴其它世界城市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北京特点的世界城市。

2008年10月，北京提出了按照“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要求推动城市发展，随后又分别详细制定了“三个北京”行动计划，不仅成为北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而且成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战略目标的实现途径。其中，“人文北京”提出以推进民生发展、文明发展、文化发展、和谐发展为基础，把北京建成最具人文关怀、最显文明风采、最有文化魅力、最为和谐宜居的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科技北京”以把北京建设成为我国创新发展的核心引领区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发展目标；“绿色北京”提出将北京建设成为生产清洁化、消费友好化、环境优美化、资源高效化的绿色现代世界城市的远景目标。

比较以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部分世界城市的规划内容，“三个北京”战略目标的提出，不仅契合了未来世界城市以人文发展、竞争实力、绿色发展为代表的发展主题，符合世界城市发展的规律性、趋势性内容，而且更加突出了具有首都特点和规律的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成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战略目标的路径和抓手。因此，将“三个北京”行动计划作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体系的重要内容，不仅遵循了世界城市发展的共性思路，更体现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特色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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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理念；城市规划；可持续发展

Abstract : The idea of low carbon city planning for c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very important. This paper will analyzes based on the idea of low carbon city planning, for reference only.

[Key words : low carbon concept; city plann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1、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能源的消耗不断增大，使得我国本来都很紧张的能源形式更加雪上加霜，为了更大程度的提高我国能源的利用率，提倡低碳理念十分必要。而基于低碳理念的城市规划，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为实现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而为城市预先绘制一幅可持续发展的蓝图，这是实现城市发展最值得借鉴的一个方向，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本文以下内容将对基于低碳理念的城市规划进行简要的分析，仅供参考。

2、我国目前城市规划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作者多年的实践经验，认为我国目前城市规划中主要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建设低碳城市缺少全面、长期、明确的战略规划。由于低碳城市建设提出时间较短，尚缺乏建设实践经验，容易出现宣传与实施脱节、规划与现实脱节的现象。这种不立足实情、不结合市情的发展方式轻则无功而返，重则劳民伤财，投入产出失衡。实际中主要表现为：①缺少从城市发展全局高度制定低碳城市发展规划；②忽略本地工业基础，盲目发展新兴产业；③未明确认识到建设低碳城市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 第二，城市中的各种能源的消耗增长速度惊人，且由于城市中对能源的极度使用导致城市环境的愈发恶劣，空气质量急剧下降、水资源浪费、声噪污染及城市中固体垃圾堆积严重等问题，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业发展。

3、基于低碳理念的城市规划应采取的措施

根据作者多年的实践经验，认为基于低碳理念的城市规划应从如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加强低碳城市建设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突出特色。低碳城市的规划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需要对发展低碳城市的路径进行详细规划，因地制宜地制定出符合本地区发展实际的战略规划。政府部门应将低碳城市的建设融于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结合自身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文化传统、经济基础等各方面的情况，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制定全面、长期、明确、可行性强的战略规划，在产业布局、能源、交通、建筑、金融等各个领域拟定标准和目标，为低碳城市的建设提供稳定的政策、技术、资金保障。第二，低碳城市战略规划在具体操作中应该体现出权威性、科学性、前瞻性、全面性的特点。权威性体现为自觉维护、落实低碳城市总体规划，以长短规划相结合，按照规划组织低碳城市建设；科学性体现为尊重实情、尊重市情，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途径，明确重点领域和优先领域；前瞻性体现为对城市发展潜力的合理预测，特别是城市人口、基础设施需求、经济结构等变动因素；全面性体现为综合考虑低碳城市建设各个方面，合理协调各个层面工作的权重，以达到投入产出效率最优。第三，城市空间布局。针对我国城市的现状，要尽快遏制大城市主城区“摊大饼式”的蔓延趋势，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对主城区人口密度过高和功能过分集中的城市要进行适当的有机疏散，并通过规划合理的城镇空间体系，适当遏制大城市的无限膨胀，降低城市的热岛效应，从而减少城市夏季的空调能源消耗。第四，以低碳技术创新为驱动力，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发展低碳城市的关键在于低碳技术创新。主要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益为基础，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环境和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模式来构建低碳城市，从根本上解决部分城市通过拉闸限电、限水来营造“表面低碳”的问题。同时，加大对企业低碳技术和产品创新投入的所得税税前抵扣和税费减免力度，鼓励大中型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增加科技研发投入，支持企业开发低碳技术和产品，加快低碳技术产业化和商业化，为低碳城市建设提供技术支持和产业保障。第五，交通规划。交通与建筑是现代城市能源消耗最大的 2 个行业，占总能源消耗的 70%以上。因此，要大力推行绿色交通规划，实施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交通模式，确立城市公共交通的优先地位，倡导低能耗、低排放的低碳出行方式。据估算，北京小汽车出行比例每降低 1 个百分点，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20 万吨以上。目前，我国城市的公交出行比例为 40%左右，而发达国家大城市公交出行比例已达到 50%～60%。因此，在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中，要通过合理的规划来提高公交出行的比例，有条件的城市要实现地铁、城铁、机场、公交车、出租车等公共交通方式“零换乘”，并保留和扩大城市道路上的自行车道和步行道，提倡绿色出行方式。对外交通规划方面，要推行以城际轨道交通为主、高速公路为辅的交通模式，加快城际铁路和地铁建设，打造城际高速立体交通网络。此外，要做好推广新能源公交车、控制私人交通工具的出行规划管制。第六，建设低碳生态工业园区，构建低碳城市发展着力点。地方政府要科学制定工业主导产业的发展规划，充分考虑建设低碳生态工业园区的需要，高标准做好园区各项规划设计，建设时优先使用新型节能低碳材料；加快推进排水、排污管网、污水提升泵站建设和园区污水处理厂建设，形成健全的污水收集和集中处理系统；加快垃圾中转站、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加快园区电网建设，采用先进的输、变、配电技术和设备，适时推进智能电网建设；同时，健全环境管理制度，量化环保责任考核，加强对水、气、粉尘排放的环境监测工作，并及时将监管结果向社会公布。第七，建筑节能。建筑业所消耗的能耗是非常大的，占所有商品中的三分之一，由此可知，针对节能工作而言，建筑节能是关键，是重心。建筑节能贯穿于建筑的过程中的一切环节，例如，在建筑材料的选择上，为了提高采暖、照明、通风系统、制冷、给排水等系统运行效率，应选择低能耗的建筑材料、结构、用能设备、附属设施及相应的施工工艺、应用和管理技术。建筑节能是一项综合性工作，在建筑建设全过程中都有涉及，从建筑规划开始实现建筑节能，在建筑规划阶段实现节能要求主要从绿色建筑的比例和节能目标来进行，最终实现国家的“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环境保护”理念。城市规划可根据我国先后颁布的几个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对新建筑进行指标控制，对旧建筑进行节能改造。第四，做好绿色能源规划。绿色能源是利用现代技术开发干净、无污染的新能源，是化害为利，同改善环境相结合，充分利用城市垃圾淤泥等废物中所蕴藏的能源。绿色能源象征了环境保护和良好生态系统。绿色能源又称清洁能源和再生能源，包括水能、生物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海洋能、沼气等。其中，太阳能是无限的，取之不尽，可循环使用且对环境没有污染，这是人类未来能源的最佳替代能源。太阳能能够运用到很多领域，例如，太阳能电池、太阳能建筑、太阳能交通工具、航空航天、发电等等。目前，我国对太阳能的利用还不普遍，最常见的是太阳能集热技术，主要为居民分散供热和集中供热，多在建筑物顶部或结合建筑立面布置。城市规划可以将太阳能设施的布置作为规定性指标，并针对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做分别规定。

4、结束语

本文以上内容首先对目前我国城市规划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论述，随后对基于低碳理念的城市规划措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提出了措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作者深知作为一名技术人员，应该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并注重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经验，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为增强城市规划过程中低碳理念的应用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城市规划决策学》刘贵利等，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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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孕育中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也为处于全面升级转型阶段的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的新技术的运用，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进而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显著改变汽车产业格局和汽车社会形态。今年的报告特别研究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对未来汽车产品向“电动化、智能化、轻量化”转型做了前瞻性的探索，对未来汽车产业追求从汽车制造，生产、运营到消费者用户一体化的可持续做了战略规划。

《报告》指出汽车产业能源、信息、材料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和相互融合促使汽车产品向“轻量化、电动化、智能化”转型。汽车的轻量化并不代表安全隐患的增加。在全球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轻量化肯定是汽车产品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并已经成为主要国家及跨国汽车企业的主攻方向之一。而电动汽车在减少化石能源消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将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汽车智能化发展是先进信息通信技术在汽车制造、路上行驶等诸多环节深度应用的产物，体现了一种更为便捷、简单的人车交互。

《报告》认为汽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如何用有限的资源、能源消耗，满足多数人的个性化、机动化交通需求。未来的汽车产业要立足国家政治政策，从战略上提前谋划布局，制定长远战略规划；从汽车产业结构上，充分认识汽车产业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引领产业的特殊地位，通过制定汽车强国战略，抢占战略至高点。从技术上以更加主动的开放战略融入全球化，参与汽车产业的技术开发、规范制定与战略分工，建设新一代个性化、智能化、网络化、低碳化智慧交通体系，推进汽车与城市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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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我国图书馆界认识到战略规划工具的重要性，是图书馆战略规划研究与实践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探索阶段。宏观上有《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1]的指引；微观上有各地公共图书馆制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案例。在对“十二五”规划成果的验收与“十三五”规划展望之际，公共图书馆在继承与发展“十二五”战略规划成果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加强战略规划制定过程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如何保障规划落实的可执行性，达成图书馆战略规划与实际公众需求的对接，除了图书馆界传统的文献、案例收集分析，充分利用图书馆年报[2]等资料以构建发展方向之外，战略管理工具将对公共图书馆的战略制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文章从方法论角度深入公共图书馆战略规划的制定与执行，为我国“十三五”期间公共图书馆战略规划发展提供指导。

2战略管理工具在图书馆战略规划中的适用性

管理变革总是来源于一种重要管理理念的出现，而真正将管理理念深入管理实践则源自管理工具的推广应用。战略管理如今已经翻开了图书馆管理的全新一页，为图书馆找到了不断完善向前的规划管理依托，将图书馆传统分析工具和战略管理工具一同深入到图书馆战略规划的制定可真正落实战略管理这一理念。战略管理发展日久，工具也愈加丰富。伯明翰阿斯顿商学院的Jarzabkowski等对2007年国内和国际9个英国商学院进行抽样，调查他们在不同阶段的战略制定过程中对战略工具的使用量和感知价值，据此对战略工具进行分类研究，结果发现战略管理的多种工具正在被人们广泛应用着。其中，SWOT、关键成功因素、核心能力分析、情景规划和价值链这5个工具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战略管理工具在企业成功应用后，公共部门和非营利组织也开始应用。廖飞研究战略管理方法对非营利组织的适用性，认为战略管理的分析工具、选择工具和实施工具三类之中，PEST分析、利益相关者分析、价值链分析、SWOT分析、7-S模型、业务集成方法BIM6种工具对非营利组织适用，而五种竞争力模型、波士顿矩阵、V矩阵、EVA管理4种工具不直接适用，应用时需要转化。

自从20世纪60年代末战略管理引入图书馆界，图书馆开始制定并实施战略规划，还一直跟踪战略管理理论与工具的发展。到80年代，公共图书馆界广泛将战略管理工具应用于战略规划。美国公共图书馆协会（PLA）在1980-2009年间先后六次颁布了规划指南即《公共图书馆的规划程序》（1980年）、《公共图书馆规划与功能设计：选项与程序指南》（1987年）、《面向结果的计划：公共图书馆的转型过程》（1998年）及《新版面向结果的计划：条理化方法》（2001年）、《面向结果的战略规划》（2008年）、《为结果而实施：行动起来，你的战略规划》（2009年）[5]，对公共图书馆制定战略规划的流程、原则、方法、工具应用等进行详细的指导。1998年第三版为规划者在流程的每个阶段直接应用工具，设计了适合公共图书馆的50多个“工作表单”（Workforms）[6]供选用。2008年第五版提出“工具包”（Toolkit）[7]推荐使用6个工具，帮助规划者进行协助者选择、经费预算、目标设定等。2009年第六版的“工作表单”[8]有社区SWOT分析、图书馆SWOT分析、沟通计划、选择规划委员会成员、社区愿景、环境变化分析、目标分解、资源评价、定标比超、组织能力、结果交流等专门工具。

国内外图书馆战略规划理论研究已充分证明了图书馆战略规划应用战略管理工具的适用性和重要意义。Matthews认为图书馆战略规划制定中可以选择多种战略分析工具，并详细介绍了情景规划、博弈论、决策分析、系统动力学模型等规划方法，以及平衡计分卡、绩效棱镜和3R绩效等管理工具[9]。但在实践中，博弈论、决策分析、系统动力学模型、绩效棱镜和3R绩效工具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陈昊琳调查研究发现，战略制定工具与图书馆评价工具均对公共图书馆战略制定具有一定作用，49.67%的专家认为战略制定工具在图书馆战略制定中影响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认为一般重要的占（38.71%），还有11.62%认为这一因素并不重要[10]，总体上反映出战略工具在我国公共图书馆的适用性，同时也说明认识上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柯平等对公共图书馆战略规划研究发现，公共图书馆多数采取了SWOT分析的方式，但是对于具体数据的分析处理方式还比较单一[11]。其课题组研制的《我国图书馆战略规划编制指南》强调规划过程中的工具应用，如环境分析工具包括宏观环境分析工具、行业环境分析工具、内容环境分析工具、内外环境综合分析工具，推荐使用PEST、五力模型、SWOT等工具。柯平的《图书馆战略管理》将战略管理方法工具专为一章，详细介绍了PEST、五力模型、SWOT、情景规划、焦点小组、关键成功因素、平衡计分卡、定标比超8种常用方法[12]。综合国内外研究，将图书馆战略规划应用的几种方法列表比较，如表1。

3公共图书馆“十三五”规划对战略管理工具的选择

结合表1，我国公共图书馆在“十三五”规划中应当在环境分析工具、发展定位工具、目标设定工具和绩效管理工具四类工具中选择有过成功实践的工具，兹分析如下。

3.1环境分析工具——SWOT分析法SWOT分析法是一种能够较客观和准确地研究分析组织现实情况的方法，也是为图书馆战略规划中最为常见的首选工具。国外公共图书馆普遍重视这一工具的应用，PLA公共图书馆战略规划指南第三版就是在第二版的基础上专门增加SWOT作为公共图书馆内外环境扫描的工具。后来的研究者们则纷纷设计出专门适用于图书馆使用的SWOT分析表单[13]。据Pacios调查，有多达11.4%的公共图书馆在其战略规划文本专门设有SWOT分析一章节[14]。内外部环境扫描是公共图书馆战略规划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SWOT分析法是环境扫描最为有效的工具之一。如我国台北市立图书馆则从人口增长、交通建设、城市发展、财政收支、图书出版、教育环境和信息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等七方面对信息需求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价，并采用分区座谈、网络意见调查、电话采访进行外部意见调查，对在馆人员和相关顾问进行了内部意见调查，使用SWOT方法对台北市立图书馆的内外部环境及台北市的社会环境进行分析和评价，为台北市图书馆战略规划的制定提供参考[15]。我国大陆图书馆界也已经意识到SWOT对于图书馆的作用，但在“十二五”规划中，只有极个别图书馆如广州图书馆使用了这一方法对其所处战略环境进行扫描分析。环境扫描是提出战略目标与措施的基础。由于SWOT分析是为提出有效对策服务的，因此运用这一方法，要善于将图书馆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与外部环境进行匹配，可以选择S-O、W-O、S-T、W-T四种不同策略，帮助图书馆战略定位。避免将SWOT应用简单化，导致为方法而方法、环境扫描与发展策略不关联的结果。战略规划制定者要有问题导向。Johnson指出，SWOT可以帮助图书馆确认需求、发现问题，在图书馆战略规划中发挥重要作用[16]。Cervone认为SWOT为图书馆战略规划制定者提供了一个明确图书馆问题和机会的机制与方法[17]。公共图书馆在使用SWOT分析工具时，重要的是给自己提出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SWOT分析的基础。通过对SWOT分析表单的利用和图书馆SWOT分析因素的不断研究及确认，战略规划将更加缜密和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十三五”规划采用SWOT分析环境时需要重点考虑变化的情况；在分析对策时不忘时刻注重自身资源、服务特色，结合实际，避免流于千“馆”一面；可以结合通用矩阵或五力模型等多种管理工具进行打分评价，综合各工具优势，引导最合理规划。

3.2发展定位工具——情境规划与焦点小组对普通读者与基层员工而言，贸然提出你对图书馆的愿景是什么？这一问题过于宏观，得到的答复可能更多集中于“环境好”、“方便”等流于基础印象层面。图书馆运用情境规划，可以将这样抽象的具备高度不确定性与关键性的宏观环境因素进行不同的组合，从而对变化的图书馆环境进行具体和可行的分析。这一工具适用于图书馆制定长期（至少5年）的发展规划。一般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做出情景假设，以图书馆追求的主要愿景方向为假设核心；第二，根据不同的情景假设制定虚拟战略；第三，观察环境是如何反馈的，并相应调整战略和计划。运用情景规划方法，环境的快速变化或用户群体的复杂性都可以设置为潜在情境，实践中为了避免战略发生不必要的多次调整，可以结合焦点小组法，利用虚拟战略情境对用户进行调研，明确情境对用户的影响，减少战略的设计缺陷。例如，加拿大布兰普顿图书馆2002年编制了第一个战略计划——“延伸出去”为2002-2005年的图书馆服务发展提供了一个路线图。2004年，该图书馆对用户进行了一项网上调查以获取对服务和设施的匿名反馈。在一名顾问的协助下，图书馆利用关键信息提供者和焦点小组进行更直接的信息收集。在此基础上完成了2006-2008年战略规划，2008年1月还启动了2009-2012年战略规划制定[18]，图书馆继续运用焦点小组法，分别召集图书馆读者团体、员工、馆员、城市和社区重点利益相关者等参加会议，使规划更全面反映各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国外研究表明，在图书馆界使用焦点小组方法来确定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满意程度有广泛依据，而且方法的使用已经完善[19]。杰克逊维尔公共图书馆在转型过程中注重通过焦点小组了解用户需求[20]。Pacios特别强调在图书馆环境中使用焦点小组法必须广泛地共享信息，员工的积极参与对完善和实现图书馆战略规划都是有益的[21]。可见，焦点小组法既不同于面向个人的深度访谈法，也不同于自由畅谈式并追求数量的头脑风暴法（brainstorming）；它不仅可用于读者调研，了解其对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满意程度，明确用户需求，通过定性信息整理总结图书馆战略方向等，还可用于对图书馆员工的调研，通过焦点小组讨论鼓励图书馆员参与到战略制定中来，在员工群体内共享、推广战略制定信息，为图书馆未来发展方向的确定提供指引。在方法上需要注意的是，依据群体动力学（Groupdynamics）原理，焦点小组大约邀请6—9名读者为佳，但图书馆读者群体类型复杂，需要仔细挑选有代表性的读者参加；讨论前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包括讨论清单、经过训练有经验的主持人，从而保证讨论的内容不偏离主题，且让每个参加者都能积极地参与，从讨论中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情景规划和焦点小组这两种方法都突破了传统规划由规划人员自己设计未来以及从过去推断未来的局限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利益相关者对于规划的作用以及积极地、创造性地设计非线性的、动态的未来图景。两种方法的结合，对未来的把握更全面，更有利于图书馆发展定位的形成。国外一些图书馆将规划制定设计为更多互动，全面反映各利益相关者需要的具体活动，在战略制定中推广了图书馆现有服务，获取了进一步加强服务的需求信息，很值得我国公共图书馆借鉴。

3.3目标设定工具——定标比超定标比超方法不仅成功运用于企业，施乐公司通过推行定标比超方法将成本降低了50%，首开定标比超的先河，还成为竞争情报里的重要方法[22]。而且，这一方法较早进入了图书馆视野，并在国外图书馆广泛应用。例如，欧申赛德公共图书馆在发掘自身相关信息数据（社区扫描）与横向比较（定标比超）两方面都有自身鲜明的特点[23]，充分发挥自身的信息收集、分析能力，挖掘社区相关信息如人口构成、社区所辖企业需求等，并将本馆数据与圣地亚哥郡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等有类似特点或相似规模的公共图书馆进行比较，数据翔实细致，从预算到读者可享受到的资源均值都有所涉及，格式清晰，一目了然，既明确了自身特色，又为战略发展方向的确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需要注意的是，在定标比超的对象选择上，必须是同类型同级别的图书馆，标杆样本与本馆发展方向相似、规模相当或有自身明确特点，选择不限制地域，但需关注不同地区政策等原因带来的不同。在方法上，通过多渠道情报收集、比较分析、追踪学习等过程，将本馆与“标杆”图书馆进行比较，分析“标杆”图书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实施改进本馆绩效的最佳竞争策略。在目标上，通过定位和标准化衡量、比较，进而实现对领域优秀图书馆和一流图书馆的超越，最终实现对自身竞争力的提升。

3.4绩效管理工具——平衡计分卡、关键成功因素与关键绩效指标作为将组织长期的远景、战略与短期的策略、行动对接联系起来，通过已定目标来追踪业绩的一种管理工具，平衡计分卡（BSC）最早由德国1999年进行的BIX项目将之引入图书馆绩效评估领域，之后IFLA、ISO[24]都采用过这一管理工具用于评估绩效。在图书馆实践中，BSC的财务指向维度可以向政府主管部门展现预算、决算以及最重要的使用价值，用户维度即为公众创造的服务价值，内部管理与学习成长即图书馆的内部知识增长、业务再造、外部拓展等非简单量化指标。也可以应用于公共图书馆具体的战略制定与评估等项目，如制定公共图书馆资源发展战略，通过财务维度对资源投入、人力资本、资源产出等多项价值进行分析；用户维度即从公众用户的角度评价资源带来的入馆人数增长、地区文化发展等外溢价值等；内部管理维度则可以反映图书馆资源是否最大地反映了图书馆实体与虚拟馆藏、是否最大化展现图书馆员对资源本身的附加价值等；学习成长维度则可以在自建资源、资源整合等深化创新服务的推动中，反馈图书馆及其相关员工的学习能力与创新精神。整体来看，系统化多维度关注符合图书馆战略发展系统化、前瞻性要求。BSC以战略为导向，在图书馆战略规划制定中经常被用来构建图书馆战略管理框架，搭配使用其他管理方法工具，可将构建起的绩效平衡维度与其他战略目标整合。常与BSC一同出现在图书馆规划制定中的有：关键成功因素（CSF）与关键绩效指标（KPIs）两种分析方法。从评估测量指标的角度切入制定战略目标体系，能保证图书馆战略规划目标体系的可操作性和可测量性。Wessman对公共图书馆战略规划的研究表明，CSF分析被认为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它能满足将公共组织需要达成共识的愿望，并建议将CSF模型作为环境分析及制定战略重点的工具[25]。

图书馆战略规划可以将BSC与CSF结合使用，如芬兰国家图书馆2006-2015年战略用BSC搭建战略框架，保证战略鲜明易于传达；内容方面则设有CSF来引导规划按照预期重点方向实施[26]。值得注意的是，CSF确定的一般关键成功因素为5-9个，容易忽视次要问题，在应用于具体的管理问题时，由于不容易找到相应目标的关键成功因子及其关键指标，效率可能会比较低，而且，当关键成功因素解决后，又会出现新的关键成功因素，需要重新开发系统。因此，与BSC等更重体系化的管理工具协同使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图书馆战略规划也可以将BSC与KPIs结合使用，从BSC的4个维度将图书馆的战略落实为可操作、可衡量的KPIs体系，以保障战略规划的有效落实。例如，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普牙卢普公共图书馆采用BSC方法，从公共价值、用户、内部流程、学习成长、财务五个方面制定战略规划[27]，根据自身公共服务的特征将公共价值单独列为第一维度，将财务调整至第五维度，再设置有具体的KPIs指标值以加强战略执行过程中的控制。值得注意的是，规划是一个动态的、不断修正的过程，BSC将战略目标分解转化为相互平衡的绩效维度，KPIs则按SMART原则和管理上的“80/20”原理，将战略维度细化为具体的指标体系，也是KPIs的确定使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得以必要的修正。如威尔士国家图书馆明确使用KPIs以衡量所提供服务的最新发展情况是否符合规划预期，该馆在每年的年度运营报告中列出KPIs的追踪情况，发展绩效指标虽因具体年份不同可能发生改变，在综合考评其服务性能指标的情况下，提出三年规划等较长时间的目标，即以KPIs修正战略目标[28]。这三种方法是绩效管理的重要方法，也是制定战略规划的重要工具。战略目标的分解、关键成功因素的识别、关键绩效指标的跟踪监测都有利于更好的制定规划，实现对图书馆的体系化绩效管理，以此衡量并提高图书馆战略绩效。

4公共图书馆“十三五”规划应用战略管理工具的策略

4.1根据图书馆的特征有目的地选择工具图书馆战略规划制定在应用工具上应有很强的目的性，在工具选择上要有鲜明的针对性，特别是要结合图书馆类型、级别、规模、影响力等特征，选择有效工具。根据表1，大型公共图书馆战略制定中可考虑使用多种环境扫描方法，在此基础上，运用BSC与CFS结合或BSC与KPIs结合的方法。而小型公共图书馆在战略制定中可以目标管理（MBO）为基础，运用SWOT、焦点小组、CFS等方法，避免使用比较复杂的PEST、BSC、情景规划等方法。在战略规划中，方法和工具并非使用越多越好，越新越好，而是要强调其适用性与有效性。

4.2多元工具协同使用每款管理工具都有自身的优势与不足，深入的了解管理工具的优势与缺陷是合理使用工具的基础。去粗取精，协同使用，实现最佳的战略规划才是目的。英国贝德福德郡图书馆业务规划中就明确使用了KPIs、SWOT多种工具[29]。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2013-2014年社交网络战略中，在设计各社交网络战略时采用矩阵，分析各渠道的优势，结合使用环境扫描，在评估战略执行中则采取了投资预算报表等传统正式报告与情感分析融入用户相结合的方法，以制定针对性策略[30]。图书馆战略规划的制定是一项复杂需全方位细致思考的工作，“十三五”战略规划制定过程应充分了解战略管理工具，利用多元化的工具，以保证战略规划更有效、更具较强的执行力度与可操作性。

4.3制定与实施工具并重国外公共图书馆战略规划以实施为目标，重视实施后的评价。PLA2009年战略规划最新版进一步强调战略实施与制定的无缝衍接。“十二五”期间，我国一些公共图书馆存在着重制定轻实施的突出问题。因此，图书馆既要注意在制定战略规划中运用战略管理工具，也要重视实施过程中运用管理工具。例如，在实施过程中可考虑使用7S模型，制定实施方案、通过年度计划等方法检查战略规划的实施。例如，可运用KPA（KeyProcessArea，关键过程领域）工具，做好周计划和日计划，通过KPA的检查考量统计与一个任务的KPI联系起来；还可以结合KRA（KeyResultAreas，关键结果领域）工具，以实现图书馆的整体目标，达到满意的结果。参照企业实施绩效量化管理的发展阶段，图书馆实施绩效量化管理也可以从KPA（指标量化执行阶段）到KP（I指标量化考核阶段），再从KRA（指标必要达成的结构性目标管理阶段）到BSC（指标的战略管理阶段）。

篇9

关键词：项目型企业；全面预算管理；预算编制

全面预算管理是企业管理继“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后的一种新型企业管理模式，是对生产经营计划管理模式地丰富与提升。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企业逐渐开始流行并采用全面预算管理模式，国家财政部、经贸委、国资委等部门相继发文，对企事业单位全面预算管理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与要求，《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5号——全面预算》更是明确指出全面预算之于企业稳健运营的重要性。

一、全面预算是强化项目型企业管理的必要推手

何谓项目型企业，即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是发起和实施项目，其管理的最终目标是企业的生存和持续发展，具备灵活、适应、开放、自治等优势，独特的能力体系在给企业管理带来创新优势的同时，犹如一把双刃剑，给项目型企业的内部管理带来全新的挑战，也正是这样的挑战令项目型企业需要借助全面预算以保障企业稳健运营。

1.实行全面预算是化解企业战略规划与项目局部目标间冲突的有效手段

项目型企业多采用事业部制式的组织结构，项目实施工作通过以独立事业部为中心进行开展，在部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因素下，各事业部会只关注部门所辖项目的数量规模与所需的资金总量，忽视企业未来规划，缺乏长期性与整体性的大局观念，与企业长期战略不易协调。通过实施全面预算管理，以企业战略规划为依据，制定公司年度销售指标和生产指标，以此确定各事业部的项目指标，将公司整体战略目标与各事业部的项目目标进行融合。

2.实行全面预算可以有效降低项目型企业的营运风险，尤其是因垫资类项目带来的资金风险

项目型行业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导致企业垫资项目越来越多，以政府机关为主要客户群体的项目型企业尤其如此，前期需垫付一定资金购买设备、实施项目等，有时垫付比例甚至高达100%。该类项目日益规模化后，项目前期资金需求量会急剧增大，若同时项目应收账款居高不下，极易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对企业稳健运营造成风险。通过实施全面预算管理，按照“经营预算—投资预算—筹资预算—财务预算”的顺序，在业务预测基础上形成一系列的资金预测，既能为管理层决策提供辅助支持，亦能通过对资金链供需预测有效降低营运风险，保障资金合理运转。

3.实行全面预算能够合理高效地配置项目型企业资源，克服因项目零散性和弱相关性造成的资源浪费

随着项目型企业地不断成长，项目规模日益扩大，企业资源在以项目需求为导向的前提下不断地积累和扩充，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因项目分布的零散性、不同行业项目间的弱关联性等因素，企业资源存在闲置与浪费的风险，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求愈来愈高。通过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将资源配置融合至全面预算管理的全过程中，以“编制-执行-控制-调整-核算-分析”这样的动态循环不断修正预算偏差，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达到整合优化之效。

二、项目型企业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瓶颈

1.难点剖析

（1）预算管理模式选择过于固化。项目型企业因其产业多元化，组织结构集团化、母子化，产品生命周期差异化等多重因素，主要选择以目标利润为核心的预算模式，以便统筹管理。根据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所匹配的预算管理模式各不相同，分别为“创业期—以资本为核心”“发展期—以销售为核心”“成熟期—以利润为核心”和“衰退期—以现金为核心”这四种模式。不同的市场环境和企业境况，应选择不同的预算管理模式与之匹配。若项目型企业长期处于单一的预算管理模式中，忽视企业定位与所处发展阶段，过分依赖历史数据，将会导致预算与实际业务相偏离，预算指标虚浮，后期将需频繁调整预算，会严重冲击预算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2）客户的不确定性对以销售预算为源头的全面预算编制造成困难。销售预算是以销定产型企业编制预算的起点，其他各项预算均以销售预算为中心辐射开来。项目型企业与单纯的产品销售型企业相比，市场预测难度更大，销售预算编制的准确度更难保证，其原因主要在于公司一切经营活动均是围绕项目展开，而项目的确定是以最终中标为准，即项目中标率是影响项目型企业业务开展的重要指标。因此，项目所在区域、项目数量、项目规模等销售预算制定的决定性因素变动较大。若直接根据目标利润和历史数据来推测销售预算，其结果势必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在此基础上做出的销售决策的正确性将受到很大限制。

（3）预算制定与预算执行间易脱节，预算管理流于形式。项目型企业以事业部制式组织结构居多，管理层与业务层之间极易出现信息不对称现象。预算制定涵盖了预算编制、预算反馈、预算下达这三大步骤，由于各种信息不对称，将直接带来预算管理层与预算执行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预算制定沦为形式，而预算制定是全面预算管理的初始环节，初始环节的形式化最终将导致整个全面预算管理流于形式。这样既不能对项目开展有效管理，也使预算执行者认为徒增无谓的管理成本，严重打击项目人员的积极性，导致全面预算管理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

2.案例分析

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斯信息”）是高新技术企业，主要服务于航空运输、智能交通、公共安全、软件信息服务等领域，每个领域分别下设市场部和事业部为之保障，属于典型的项目型企业。

（1）案例介绍

①预算管理模式——以目标利润为中心。莱斯信息采用以目标利润为中心的预算管理模式，以集团下达的年度利润指标为基准，逐步分解销售预算、生产预算、采购预算、费用预算、资金预算等。企业的预算管理功能通过各级预算组织机构实现，由上至下分别设立预算领导小组、预算工作小组和预算执行部门，各预算执行部门均指定预算责任人，同时预算执行质量与部门绩效挂钩，通过预算考核机制形成闭环管理。

②预算编制方法——零基预算与增量预算相结合。莱斯信息采用的是“零基预算”和“增量预算”相结合的管理方法，以3～5年为循环期，每个循环期的第1年采用“零基预算”，其余年份采用“增量预算”。零基预算的优势在于不受过去业务收支实际情况的约束，将所有业务活动都看做是重新开始，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工成本。增量预算的优势在于能够在基期成本费用水平的基础上，充分考虑预算期内各种因素的变动，但是易于过于依赖上年数据，不利于调动各部门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将“零基预算”和“增量预算”相结合，既能从根本上权衡各项费用的必要性及开支水平，又不必每年都从零开始，减轻各成本费用中心制定预算的工作量。

③预算执行过程——辅以预算调整刚柔并济。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莱斯信息严格以“无预算成本费用无法列支”为原则，将部门费用横向预算与项目成本纵向预算相结合，分层分级设定审批权限，并对超标事项设定“超标提醒”，确保预算实施的刚性。同时辅以预算变更流程和重大临时性事项预算，规范预算调整程序，优化处理预算制定与实际工作间无法避免的预算差异，以预算调整所具备的柔性来弥补预算刚性所导致的成本损失。

（2）案例启示

①预算意识与预算氛围是实施全面预算管理的人文保障。全面预算管理是“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管理，上下一致的预算意识和自上而下的预算氛围更加有利于全面预算管理工作的推进与开展，能够提高预算执行效率，降低预算执行过程中的管理成本。

②以“三化”战略逐步完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的建设。通过“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流程信息化”三步走战略，以管理制度支撑预算体系建设，以精细化流程监督预算实施，以信息化平台实现预算全程管理，有效预防预算管理流于形式。

③以全面预算管理为抓手落实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全面预算是内部控制的基础，内部控制措施需要依靠全面预算来落实，同时全面预算管理关系到公司内部管理的所有环节，对内部控制有一定的统驭作用，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保障企业稳健运行。

三、优化项目型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效果的建议与措施

1.以利润为核心，以市场为驱动，灵活选择预算管理模式

一成不变的预算管理模式不利于全面预算管控作用的凸显，长此以往易于引发指标虚浮和预算松弛，故企业应将实现目标利润作为发展核心点的同时，还需具备迅速应对外部多变环境的能力，时刻保持对市场动态和外部环境的敏感性，及时根据市场竞争环境变化和企业内部状况，灵活选择全面预算的管理模式，适应企业发展需求，修正预算指标与实际工作间的偏差。

2.以企业战略规划为切入点，形成战略导向型预算管理态势

全面预算管理重点立足于未来一年内的计划安排，企业战略规划则侧重于企业中长期发展定位，将战略规划与全面预算进行衔接，通过EPST、SWOT、BSC、KPI等一系列管理工具和方法，把企业战略层层分解，将量化和具体化的执行目标引入至全面预算管理体系中，如此全面预算不仅仅体现各事业部的短期经营目标，而且还将长期发展规划考虑到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中，在战略导向型预算管理态势下进一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3.以信息化系统为媒介，建立健全预算考核评价机制

项目型企业因其项目分散性，比其他类型的企业更加需要信息化系统的支持。项目型企业应以内部信息化系统建设为媒介，将全面预算管理与项目管理进行整合连接，构建数据库，实现内部管理互联互通。同时制定预算考核的各项标准，借助信息化平台统计预算执行数据，建立标准化预算考核体系，实现全面预算的闭环管理。

参考文献

[1] 孙秀云.我国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06.

[2] 哈罗德.科兹纳著.杨爱华等译.项目管理的战略规划：项目管理成熟模型的应用[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

[3] 李爱玲.项目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研究[D].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06.

[4] 王志成，童国良.项目型企业预算编制探[J].会计之友，2009（3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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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5.05.024

2015年7月，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城市研究中心（LSE Cities）发起，联合国人居署（UN Habitat）、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UCLG）合作推出的“城市治理问卷调查”正式启动第二轮的工作，邀请全球城市管理者上网填写“治理城市的未来”问卷，目前已有78个城市参与。

该调查涵盖政治权力、预算资金、多层次治理、参与和可接受性、连续性及战略规划几大主题，旨在达到三个主要目的：1.收集城市治理模式的海量数据。从前，人们在不断获取某个城市治理信息的同时，对于不同的城市治理模式却没有全局性的了解。此项调查试图填补这一空白。2.为各个城市搭建优秀城市治理案例的交流平台。3.探寻全新的城市治理沟通方式，通过“地图标注”的形式进行公共传播、比较政策和研究分析。

第一轮的问卷调查样本中的城市来自五个大洲的30个国家，大多为美欧国家，其中25个城市经济较为发达，29个城市的人口超过50万。调查显示了样本的多样性。如样本中的市民能够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城市的政策制定，诸如投票选举、公众咨询、网上参与、正式请愿等。有趣的是，许多城市将“参与式预算”也列为市民影响政策的途径之一。部分城市认为青年委员会在城市规划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调查还发现，一个城市的人口越多，市民对政策的影响力越低。这意味着，大型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弹性也许很强，但可能会在“辅”水平上有所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