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结构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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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10-12

作者简介：王达诠（1977-），男，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结构力学研究，（E-mail）。

摘要：结构力学中，超静定结构的位移计算常使用单位荷载法，即利用超静定的实际位移状态与虚拟单位力状态相配的传统方法计算位移。该方法用于计算承受复杂荷载的超静定结构时，计算工作量巨大。利用位移互等定理改进的单位荷载法——位移互等算法，将原结构承受的荷载作用于静定的任一力法基本结构上所得的状态，与作用于原结构的虚拟单位力状态相配计算位移。由于荷载转为作用在静定基本结构上，有效降低了计算工作量。该方法在结构力学教学中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为师生提供了一种可选的新方法，丰富了结构力学的教学内容。

关键词：互等定理；位移；单位荷载法；超静定结构

中图分类号：G642.0；TU31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13）03-0064-04 结构力学中，一般采用单位荷载法计算结构指定截面的位移，计算时需针对所求位移假设虚拟单位力状态，从而利用虚力原理求得实际位移状态中指定截面的位移。该方法亦可用于超静定结构的位移计算，虚拟单位力既可以施加在原超静定结构（后简称原结构）上，也可以施加在原结构的任一力法基本结构（后简称基本结构）上[1-2]。后一种方法由于只需解算一次原超静定结构的内力，即实际位移状态中原结构的内力，而被更广泛地采用。例如，求解图1（a）中的竖向位移ΔK，则虚拟单位力状态既可选为图1（b）所示状态，也可选为图1（c）所示状态，而取后者，解算更简单。

图1 超静定结构位移计算的传统方法

一、位移互等算法的证明

利用图1（a）中的结构加以说明。如图2（a）所示，将图1（a）中原结构的荷载作用于图1（c）所示的基本结构上，记作状态T；再取图1（b）的虚拟单位力状态（重绘于图2（b）中，记作状态S）与之匹配，来应用单位荷载法。现需证明：按这一方法求得的位移就是实际位移。

将单位化后的荷载F1（记作1）单独作用于原结构上，如图2（c）所示。此时，1引起的K截面竖向位移记作δS1。根据位移互等定理，该位移应等于状态S中对应F1作用方向上的位移δ1S，即δ1S=δS1。

图2 位移互等算法的证明

为求得δ1S，应假设虚拟单位力状态。而求δ1S使用的广义荷载正是1，于是可将其作用于图1（c）所示的静定基本结构上，如图2（d）所示，形成虚拟单位力状态与状态S相配。至此，1已转换作用于基本结构上，记此状态为状态1。

根据线弹性的物理条件，由F1单独作用所引起的K截面的竖向位移ΔK1=F1δS1，再将位移互等定理代入，可得ΔK1=F1δ1S。推而广之，对于单独作用于原结构的任一荷载，均可将之单位化后，作用于基本结构上。若记相应状态为状态i（i=1，2，…），可得ΔKi=FiδSi=FiδiS。

再利用叠加法，可求得K截面竖向位移为

ΔK=∑iΔKi=∑iFiδSi=∑iFiδiS，（1）

式中，Fi表示单独作用于原结构上的第i个荷载；ΔKi表示Fi单独作用于原结构时，引起的K截面的竖向位移；δiS表示状态S中施加于K处的单位荷载，所引起的原结构第i个荷载作用方向上的广义位移。

δiS的计算使用前述传统的单位荷载法，对于杆件结构，其计算公式为

δiS=∑∫iMSEI ds+∑∫NiFNSEA ds+

∑∫μQiFQSGA ds，（2）

式中，i、Ni和Qi分别代表状态i中的弯矩、轴力和剪力；MS、FNS和FQS分别代表状态S中的弯矩、轴力和剪力；EI、EA和GA分别代表各杆段的抗弯刚度、轴向刚度和剪切刚度；μ表示剪应力分布不均匀系数；ds代表在杆段上所取的微段。式中的积分符号代表对单根段积分，而求和符号则代表对结构中的全部杆段求和。

将式（b）代入式（a）并去单位化，再运用积分运算与求和运算的加法结合律，则式（a）变为

ΔK=∑iFiδiS=∑iFi∑∫iMSEI ds+

∑∫NiFNSEA ds+∑∫μQiFQSGA ds=

∑i∑∫MiMSEI ds+∑∫FNiFNSEA ds+

∑∫μFQiFQSGA ds=∑∫MSEI∑iMi ds+

∑∫FNSEA∑iFNids +∑∫μFQSGA∑iFQids， （3）

而由叠加法可知，式（3）中的∑iMi、∑iFNi和∑iFQi正是状态T的内力。

式（1）表明了该方法求得的位移与传统方法相等，而式（3）的得出证明了利用状态T和状态S相配就可求得所需的位移，至此证明完毕。

二、位移互等算法的计算步骤

第一步：选取原结构的任一力法基本结构，将原结构所受荷载全部作用于此静定结构上，即获得状态T，并求出相应内力。

第二步：在原结构上施加与所求位移相应的广义单位荷载，获得虚拟状态S，并求出相应内力。

第三步：利用单位荷载法的计算公式，求出所需位移。

三、算例

如图3（a）所示刚架，其柱BA承受半跨均布荷载q的作用，求该柱正中截面D的水平位移ΔDH。

图3 算例

此例为等截面直杆构成的刚架，可不计轴向变形和剪切变形对位移的贡献。位移计算时，可采用图乘法。下面分别用传统方法和位移互等算法进行比对计算，验证位移互等算法的正确性。

（一）传统方法

第一步：求实际状态内力。

利用超静定结构解法（如力法、位移法等），求出原结构在荷载作用下的最终弯矩图，如图3（b）所示。

第二步：确定虚拟状态，并求内力。

选取原结构的任一力法基本结构，在其上施加与所求位移相应的单位力FP=1，并求得弯矩图，如图3（c）所示。

第三步：利用图乘法计算ΔDH。

ΔDH=1EI12·l2·l23·43-13·44+

23·48·l12·l2+

12·l2·l23·43-13·62ql2384=

27ql4768EI（）

（二）位移互等算法

第一步：确定状态T。选取原结构的任一力法基本结构，将所有荷载作用于此结构上并作出弯矩图，如图3（d）所示。

第二步：确定虚拟状态S。在原结构上施加与所求位移相应的单位力FP=1，并求得弯矩图，如图3（e）所示。

第三步：利用图乘法计算ΔDH。

ΔDH=1EI23·ql28·l·129l32-l8+

12·ql22·l23·5l16-13·9l32=

27ql4768EI（）

此例中，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完全一致，验证了位移互等算法的正确性。

四、位移互等算法的优势

位移互等算法把对超静定结构的内力求解置于虚拟状态中，这使其相对于传统方法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如果原结构承受复杂荷载作用，采用传统方法，需求解复杂荷载作用下，该超静定结构的内力，这将带来繁重的工作量；而采用位移互等算法，一方面内力求解变成了简单的静定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运用力法基本结构的选取技巧，进一步降低复杂荷载带来的内力求解困难。

第二，用于位移求解所设的虚拟单位力状态中，一般仅包含1个或1对广义单位力，因此即便在此状态中求解原超静定结构，也不会导致工作量的过多增加。

综上，鉴于实际荷载一般比虚加广义单位力要复杂得多，因而利用位移互等算法，将超静定结构的内力解算转移至虚拟状态中，就可以达到降低计算工作量的目的。

五、结语

利用位移互等定理改进的单位荷载法——位移互等算法，可将传统方法中原结构最终内力的解算，转化为荷载作用下静定的力法基本结构的内力解算，并将超静定内力解算转移至虚拟状态中。在教学中，位移互等算法可作为传统方法的补充，丰富结构力学课堂教学内容。该方法还可有效减低受复杂荷载作用的超静定结构位移计算的工作量，在实际运用中有着明显意义。

参考文献：

[1] 萧允徽，张来仪.结构力学（Ⅰ）[M].1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2] 李廉锟.结构力学上册[M].1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12-150.

[3] 龙驭球，包世华.结构力学教程（Ⅰ）[M].1版.武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87-375.

An improved displacement calculation method of statically

indeterminate structures based on displacement reciprocal theorem

WANG Daquan， WEN Guozhi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P. 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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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

（一）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并不统一。本文采用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解释：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发展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发展经济学是指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和学说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其理论可以溯源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中涉及到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本文所谈的发展经济学是指狭义的发展经济学。

（二）结构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基本理论要素包括其发展观、对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的描述、资本形成理论、伪装性失业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而指导这些理论的分析方法的对象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1.对经济结构构成的分析：经济结构的构成在结构主义者当中说法不一，根据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马颖和陈波的归纳分析，其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结构构成是指宏观意义上的整个经济各个部门的构成及相关变量，包括有关的经济活动部门和作为生产中主要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投资等变量；第二，结构构成是指按经济活动部门所组成的部门结构或者按某种需要来划分的经济结构。”[1]其中大多数学者运用第二种含义进行分析。例如W.A.刘易斯有关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霍利斯?B?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式即是按经济活动的部门结构进行分析的。且霍利斯?B?钱纳里是按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三个类目）、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结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三个类目）、人口与分配过程（由劳动力配置、城市化、人口转型、收入分配四个方面构成）这三个过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其认为，结构构成表现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相对稳定的关系。”[2]2.对经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的分析：结构主义方法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转型”(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的分析一直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学派研究纲领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结构转型”亦称“结构变迁”(thestructuralchange)。它们被钱纳里定义为“需求、生产、贸易和就业构成的一组互相关联的变化，而“需求、生产、贸易、就业构成的各自的变化又反映了因收入水平提高而产生的资源配置格局转移的不同方面”[3]；赛尔奎因则把“结构变迁”定义为“从生产和要素使用角度来考虑的各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工业化便成了结构变迁的中心过程”[4]从钱纳里和赛尔奎因两人对“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的定义中可看出两层含义：第一，“结构转型”本身就涵盖了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而赛尔奎因的定义中提到的“各部门”实际上也是指“产业结构”；第二，“产业结构转变”过程同“结构转型”过程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结构转型”的作用因素，影响着“产业结构转变”。3．对经济结构与经济现象之关系的分析：结构主义者还透过经济运行中的众多变量，强调经济结构作为“深层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他们看到了影响经济运行的诸多因素，指出，在一国经济中，劳动市场二元结构、农业、运输、动力、进出口等行业都被列举为结构刚性。如农业部门对价格激励做出的反映严重滞后于工业部门，往往会成为导致发展中断的瓶颈；运输和动力等基础设施部门中的刚性表现为生产缺乏伸缩性，对价格反映存在滞后性；这些部门还会因为投资不足而拉整个经济的后腿。

二、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工具例析

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指导之下形成了具体的研究方法，著名经济学家霍利斯?B?钱纳里、M?赛尔奎因即在产业结构转型研究中倡导“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分析方法。以下通过对两种研究方法的概述，对这两种方法做出评价。

(一)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主要指统计方法与投入——产出法。最早对产业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是克拉克。他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三个部门就业人数的变动入手，研究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工业部门先增大后缩小，而服务业处于部门不断增大趋势；第二，效率和需求是促成产业结构转变的两个基本方面。库兹涅茨对克拉克的研究方法作了进一步发展，他在《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与扩展》一书中，指出了有关农业、工业、服务业这三个部门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关系式：

ri=ai(1+rT)—1

式中，ri和ai分别表示部门产出和国民总产出每10年的增长率，ai为部门某一时期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对10年前该部门占总产出比值的比例。通过分析一个世纪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各自占国民总产出比重的变化可以得出ai，再经过对国民总产出增长率进行估算得出各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进而描述各部门的变动趋势。该公式基本描述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的变动趋势，为结构主义研究的精确化作出了贡献。

霍利斯?B?钱纳里将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的统计研究方法又作了进一步推进，在他与M?赛尔奎因1975年合著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对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变动作出广泛的统计上的解释。在该书中其除了使用传统的统计方法之外，还巧妙地使用了相关分析。他们为了创造一整套可以对更为广泛的可获得的数据进行度量的方法，专门设计了对包括积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内的10个基本过程进行描述的27个变量，以便分析与各国经济增长相伴随的产业结构转变。

钱纳里率先用投入——产出方法来分析产业结构转变，早在1959年，在他与克拉克合写的《产业关联经济学》一书中，就第一次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间的结构关联问题。这一分析方法共两个步骤：第一，用于投入产出方法来细化行业分类，建立起全面的产业结构转变分析框架，用以克服传统的统计方法在分析结构转变方面的缺陷。他们通过对中间产品使用比例wi和中间产品投入比例uj进行计算，将产业结构中的各行业细分为四种类型：中间产品使用和投入的比重均偏高的产业(钢铁、石油制品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高但中间产品投入比重低的产业(农林业、煤矿业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低但投入比重却偏高的产业(服装、造船、食品加工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和投入比重均偏低的产业(渔业、运输业等)。wi值和nj值的高低代表着产业关联程度的强弱。

（二）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CGE模型于20世纪60——70年代问世，起初由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运用该模型讨论经济问题。由于CGE模型具有能够对经济全面地加以模拟的巨大优势，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以结构主义的假设，使之能按照结构主义表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问题。结构主义这一研究方法至今影响尚存，被新一代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所继承。恰如新一代结构主义领军人物泰勒所言，结构主义思路的基本假设“在于一个经济的制度以及各生产部门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决定这个经济的宏观经济行为方面起主要作用”。[5]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学家改变传统方法一般地分析产业结构的转变，而是从某一具体角度来研究包括产业结构转变在内的广义的结构转型。例如,CGE模型被用来分析短期内在外汇短缺前提下调节政策的选择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以说明宏观调节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联所在；CGE模型还被用来讨论包括货币、债券和分割的可贷资金市场在内的金融压抑问题,使其既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又能解释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各种替代机制的宏观经济学本义；而且，工资水平、生活状况、金融资产收益、资本利得等方面也被纳入CGE模型,以便分析贸易条件变化对发展中经济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效应。其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德尔曼——罗宾逊模型。其是1978年阿德尔曼和罗宾逊在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CGE模型的基础上,建构了第一个结构主义CGE模型,讨论了韩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广义的结构转型相伴随的收入分配问题。

三、对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的评价

结构主义方法产生于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之后，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的缺陷，但由于其是二战之后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显现出许多不足。

（一）理论框架的粗糙。虽然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为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理论框架过于松散。同新古典思路相比，结构思路更接近现实,但不如新古典主义方法那样严密。结构主义的各主要假定前提只是以描述性陈述为特征，还远未达到公理化程度。其分析方法初衷显然是想建构能将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非经济参数包纳进来的理论模型，但由于变量太多,致使理论框架显得过于松散和粗糙。造成结构主义框架此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结构主义所依赖的逻辑基础主要是归纳法。而新古典思路所依据的逻辑基础主要是演绎法,故而这一方法从根本上很难达到精密化的程度。第二，结构主义方法的数学化形式表达难以包括所有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本身就受分析方法局限性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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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唐山产业结构 变化 经济增长

1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当地的产业结构变动之间关系密切，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合理的产业结构不仅会促进各个产业的发展也会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相反，当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它不仅使产业自身难以得到发展，整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因此，经济增长速度会影响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

近年来，虽然唐山市的经济总量稳居省第一位，但存在二次产业比重过高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的问题，产业结构的不够合理。唐山市从1 9 9 8年就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积极推动产业升级，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唐山市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三次产业结构由9.4:58.2:32.4调整优化为9.4:55.2:35.4，但与全国的产业结构9.0：40.5:50.5相比较，差距明显，导致2015年GDP少于2014年的问题，由于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因此促进唐山市经济增长的关键还是调整产业结构。

2唐山市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及问题

图1 1984-2015 年唐山市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变化

从 1984-2015 年唐山市三次产业的散点图1中可以看出，1984年以来，唐山市三次产业比例经历了从“二、一、三”向“二、三、一”形式的转变，第二产业历年所占比例最大，1984―2015 年间第二产业比例平均值达到 52.12%，其中， 2011年达到最高60%后开始回落，到2015年的回落老了55%，第一产业的比例却逐步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例自1991年它的比例在超过第一产业比例后一直在30%左右波动，只是近几年才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到2015年已达到35%。因此，唐山市的产业结构存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增长缓慢的问题。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问题：

第一，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二产业中工业占主体。从唐山市各年的产业结构比例构成上看，1991年第三产业比例超过了第一产业的占比后，唐山市的第一产业构成比例急剧的下滑，而第二产业的比例在不断的提升中，工业在GDP中的占比均在53%～55%之间，，由于第二产业中重工业尤其是传统支柱产业的过度扩张，导致第一、三产业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这种挤出效应就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第二，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太高。唐山市的第一产业人口比例太大但产值比例太低，且城乡收入差距太大,成为影响产业结构效益水平、经济增长及社会稳定的关键要素，根据唐山统计年鉴（2015）数据显示，2008-2014年第一a业就业27.1%～31.1之间，而2014年唐山市的GDP中第一产业仅占9.32%,这样导致第一产业的劳动人口难以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不能实现产业就业人群比例的流动，同时也不能实现产业结构变化的生产要素配置。

第三，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低。第三产业各行业对GDP贡献除较低层次的传统第三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外，均低于2%，远远低于第二产业中工业的贡献率。此外，唐山市第三产业内部层次偏低，较高水平上代表第三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科技创新、文化教育物流、法律制度、信息咨询业等社会发展服务业对 GDP 的贡献率太低，其他行业的贡献率均低于1%，从产业平衡的角度来看，唐山市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应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对内部结构比例的构成，促进第三产业的优化升级,进一步优化调整以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

3 唐山市三次产业结构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总体来说，造成唐山市目前产业结构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唐山市自身的原因，也和整体国家经济发展背景相关。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国家政策导向对唐山经济的影响。比如：国家“八五”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唐山市在这一经济发展政策的影响下，唐山市经济增长实现了比较快的发展速度，重工业产业发展比较突出，但是这也造成了唐山市畸形的产业结构，这样阻碍了唐山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唐山市“十一五”和“十二五”经济发展时期，市政府开始对畸形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经过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其畸形产业结构现状并未得到很大程度改善。

其次，各个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比例不平衡。唐山市各个产业的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比例不平衡，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的不平衡表现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存在着较大差异，也反映出劳动力在社会各产业之间的转移存在较大障碍。需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加快劳动者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改变就业的产业构成比例。

最后，唐山市在人才教育方面比较落后，教育投入比较薄弱，居民教育水平比较低，人才引进力度不够，相关产业发展缺乏人才，导致大量劳动力只能从事附加值比较低的能源产业，不能有效的吸引高新产业来改造自身经济产业结构可以说，现有的唐山市的产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和唐山市本身的人才基础、经济基础等因素息息相关。

4唐山市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从前面分析得出主要产业产值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从产业结构比例构成变化的角度来分析与唐山市经济增长内在关系的实证分析。本文结合之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定义了产业结构比例变化的指标值 K，K 的定义如下所示：

在上面的公式里：K 为产业结构比例变化指标， Qi1 为第 i 次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报告期比重， Qi0为定义的起始第 i 次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基期比重。

采用统计软件 Eviews 6.0 软件对样本数据做单位根检验。在统计学上检验序列是否平稳性的方法有单位根检验，检验的分析方法如下所示：

首先定义模型为：

其中εt为白噪声，t 为趋势因素，Δ为变量的一阶差分，原假设为： H0:ρ=1，备择假设为： H1:ρ≠1。对于该模型一般采用统计量τ=T（ ），其中 为ρ的估计值，T 为样本个数，Δyt采用 AIC 或者 BIC 准则来判断最佳的阶数，最后通过比较统计量τ和临界值的大小，若τ统计量小于临界值，则被检验样本值是平稳的，否则是不平稳序列。

将原始数据处理导入软件中，对指标值 LGDP（对 GDP 取自然对数的值）和 K 值的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由表中能够得到，ADF - Fisher Chi-squar的检验 P 值=0.0019小于 0.05， LGDP 与 K 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的，这表明 1985-2015 年经济结构较为稳定。LGDP 与 K 值序列是平稳的。

5结论

通过单位根检验发现，并结合实际的经济增长状况来看，经济结构比例构成状况波动较为稳定，因为，第二产业的占比提升较大，这也成为唐山市经济增长较为稳定的重要原因，也可以得出结论是在 1985-2015 年 LGDP 与 K 值均是平稳发展的。第二产业的产值比例在不断的提升，唐山市整体经济增长是由第二产业的比例提高所造成的。

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产业结构状况的制约，要想促进唐山市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就必须对其现有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所以，需要依据唐山市经济增长的现状，加大产业政策的推出，推动唐山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发展，这是实现唐山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措施。

参考文献：

[1]陈英.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动态经济学一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思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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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中国经济，GDP增速破7、央行连续降准降息、人民币波动明显，资本市场也遭遇了一场惊涛骇浪。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为中国的企业带来了新一轮的机遇与挑战，企业该如何调整，该如何突破，是摆在所有企业‘掌舵者’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这是1月14日中国总裁网董事长孟威在“领航2016――经济形势展望论坛・商业地产发展论坛暨中国总裁网年会”上的一段话。

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态势，国资委培训中心原主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宏观经济学家张鸿翔直言称，目前中国经济的通货紧缩风险在进一步提升。

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从GDP增长速度、物价、进出口、就业这四个经济指标来考量的结果。有观点认为，需要商品大量积压，物价连续下降，企业严重开工不足，工人大批下岗诸多指标满足之后才能算是通货紧缩。张鸿翔分析说，“就现在的情形来看，通货紧缩的迹象已经显现。”

不止于此，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能会有更不乐观的局面需要面对，因为PMI、PPI、和PPIRM等诸多经济指标都显示经济好转需要时间。

但他同时也指出，通货紧缩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但也并不可怕，就像上个世纪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罗斯福说过的一句话：最大的恐惧是恐惧本身。

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经济的健康程度。对我们而言，经济结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这种结构改革不但包括曾经的需求结构调整和现在的供给侧结构调整，还应该包括产业结构调整、要素结构调整、区域结构调整和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

“强调需求忘掉供给，强调供给否定需求都有失偏颇。需求侧结构和供给侧结构都要调整。所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经贸政策都要积极”这是张鸿翔对中国经济提出的建议。

对于经济形势的阴晴变化，企业家有着更为直观的感受。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副会长、北京华商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袁青鹏指出，现在企业需要转型发展的核心原因是市场发生变化，而市场发生变化的前提是中国消费结构发生变化。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衣食结构，到2000年左右的住行结构，现在中国的消费结构已经转向服务型消费。在消费享乐时代，消费品牌化、消费个性化、生活生态化、工作人性化、企业国际化、营销信息化、产业资本化等诸多特点都将显现出来。对此，袁青鹏提醒企业家注意，“要转型，而不是转行。没有传统的产业，只有传统的思想。”传统企业需要新的思想，用需求的变化来调整产品和服务。只要追寻着消费结构变化，调整战略、产品、服务，他认为在未来会诞生一大批巨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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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收入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17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3-0027-05

结构性增长理论认为，结构变化可以引致国民收入的增加。结构变化不仅仅是指产业结构变化，也包括就业结构、投资结构、外贸结构、消费结构及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目前，关于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侧重于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一些经济学家，如钱纳里(H.Chenery)、鲁宾逊(S.Robinson)、费德(G.Feder)、帕西内蒂(L Pasinet-ti)等，在新古典增长公式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个或更多的结构变量来研究经济增长，以统计分析来说明结构变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好地说明了结构改变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威廉，配第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经济发展将伴随着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即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逐步减少，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不断增加的配第一克拉克定律。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通过对美、日、英等13个国家100多年的产业结构变动情况进行研究和分析，得出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第一产业产值在整个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在整个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重要结论。

在国内，周小亮(2001)、修晶(2002)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大变动与制度结构的大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着产业结构、城乡结构与地区结构三大带有全局性与根本性的矛盾；沈宏达、唐要家、张晖(2002)将产业结构、经济关系结构和制度结构三者融合，试图建立一个三维的经济结构分析框架。在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定量方法上，学者们广泛运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开展定量研究，一部分学者着重从产业结构等单要素研究人手，如吴方卫、应瑞瑶(2000)针对产业结构变化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分析，陈平、李广众(2001)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中国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高更和、李小建(2005)以河南省为例进行的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演变研究，刘建平、王克林、黄怀槐(2006)对广东省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江曙霞、严玉华(2006)对中国GDP结构升级与金融结构转变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等等。另一部分学者将经济结构进行分解，对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多要素分析，如葛新元(2000)、韩国珍(2002)、刘伟(2003)从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两个方面对不同层次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赵农华(2004)从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五个方面对上海市经济增长进行研究，杨天宇(2005)、袁江(2005，2006)从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三大方面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的定量分析，等等。

目前，对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已涵盖了全国性、省际和省内不同地域三个层面，但从城乡层面上的经济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甚少。本文从城乡协调统筹发展这一视角，按照目前存在的城乡关系状况，将经济结构分解为跟城乡关系极为密切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收入结构、消费结构四大变量，借助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运用1978-2005年广东、江苏、浙江三省的截面数据进行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对比分析，力求从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强省的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找出城乡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共性，这对进一步推进各省区经济增长和城乡协调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一、研究方法

(一)模型建立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其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不同比例组合的函数。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由阿默斯特学院的数学教授柯布(C.W.Cobb)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道格拉斯(P.H.Douglas)共同研究提出。该模型在经济增长学的研究中，计量结果往往令人非常满意。该模型的原型为：

(二)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我们将影响城乡统筹的经济结构分解为城乡产业结构、城乡就业结构、城乡收入结构和城乡消费结构四大变量，分别构建城乡产业结构特征系数、就业结构特征系数、收入结构特征系数和消费结构特征系数，各指标定义见表1。模型中数据分别来自于《广东省统计年鉴》(2005)、《江苏省统计年鉴》(2005)、《浙江省统计年鉴》(2005)。模型中经济总产出值，我们用当年GDP(按可比价)代替，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量Kt、Lt用固定资产投资和从业人员代替。

(三)数据处理与结果检验

1　经济增长与结构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利用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借鉴袁江综合评价方法，我们构建模型lnGDP=α+βxi+μ，运用EVIEWS3.1，将广东、江苏和浙江三省的城乡结构特征系数X1、X2、X3、X4件别对InGDP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方程(见表2)。

在给定α=0.05，查t分布表，在自由度为n-2下，查临界值t0.025(n-2)，均有t＞t0.025(n-2)，即广东、江苏和浙江三省该四个变量均能通过t检验。决定系数R2检验，除江苏省收入结构特征系数X抉定系数R2绞小外，其余R2均能符合统计上的经验要求。由此我们可以肯定，三省的经济增长跟城乡经济结构调整有着一定的线性关系。

二、结果分析

(一)城乡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根据上述给定的C-D生产函数模型，我们发现，在三省城乡结构扰动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中，产业结构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三省产业结构特征系数的值均明显高于该省的r1其他扰动要素的特征系

数r2、r3，和r4值。就产业结构扰动的经济意义而言，第二、三产业比重每增加1％，广东、江苏和浙江三省经济总产出弹性分别为8.358270、6.925693和2.370170个百分点。对于就业结构扰动，其在城乡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作用仅次于产业结构。其经济意义是，非农就业比重每增加1％，广东、浙江两省经济总产出弹性分别为1.058229、0.298667个百分点(江苏省因就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样本数据相关拟合度不高，未能纳入分析)。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要素对经济增长产出弹性表现为正弹性关系。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是用以衡量城乡差距的两个关键要素，当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特征系数增加时，说明城乡差距在进一步拉大，每增加1个百分点。广东、江苏、浙江三省均表现出经济总产出负弹性的现象，其弹性值分别为1.765986个百分点和3.727681个百分点(广东省)、1.093097个百分点和3.283379个百分点(江苏省)、0.335829个百分点和0.374665个百分点(浙江省)个百分点。自1978年以来，广东、江苏和浙江三省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就城乡结构四要素分析而言。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正向作用远远大于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负向作用的结果。

就影响系数r1、r2、r3和r4四个数值而言。给定同等增加1％的要素增加值，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广东省经济总产出扩大幅度均小于江苏和浙江两省。在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上，广东省因两要素的调整导致出现的经济总产出收缩均大于江苏和浙江两省。这说明，在城乡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上。广东省的经济增长是依赖于快速的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化，农业人口向非农就业转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三省中因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抑制经济增长最为突出的一个省份，这在三省居民生活质量和社区卫生安全等方面已体现出来。江苏省位列第二，浙江省影响最轻。结合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因素考虑，广东省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致相当，资本和劳动力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总产出分别增加0.474051个百分点和0.525949个百分点，这表明广东省经济增长仍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增长类型；而江苏和浙江两省，资本在经济增长当中的作用明显大于劳动力的作用，其中资本每增加1个百分点，江苏和浙江两省经济总产出分别增加0.570876个百分点和0.657516个百分点；劳动力每增加1个百分点，两省经济总产出分别增加到0.429124个百分点和0.342484个百分点，呈现出经济增长明显向资金密集型增长类型转变的提升态势。就技术而言，江苏和浙江两省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较广东省显著，浙江省和江苏省的A值分别达到0.409985699和0.101749163，广东省仅为0.073781814。

(二)城乡经济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析

分析表3、表4和表5可知：(1)就要素年变动和要素贡献率的年平均数而言，1978-2005年期间，三省城乡结构四要素中变动最大的是就业结构，广东、江苏和浙江三省分别达到0.020346、0.050798和0.019715，但是就业结构的变动并未在城乡经济增长中有着相应的贡献率表现，就业结构特征要素贡献率明显低于产业结构特征要素贡献率。三省就业结构贡献率分别为0.040677、-0.05853和0.021848，与产业结构要素贡献率0.50270、0.474206和0.254584相比，数值要小得多，这说明三省城乡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效率高于就业结构变动，产业结构的微小调整对城乡经济增长将起重要作用。在该四要素中，1978-2005年期间变动最小者，广东和浙江两省均为消费结构，分别为0.00411和0.003357，江苏省为产业结构。(2)从三省四要素贡献率上来看，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对城乡结构的贡献率均为负值，Ex3、Ex4值，广东和浙江两省分别为-0.12562和-0.10701、-0.00818和-0.00279。江苏省Ex2和Ex4为负，分别为－0.05853和-0.19754。这说明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的扩大对城乡区域经济的增长起抑制作用，江苏省还表现出就业结构变动对城乡经济增长的负贡献现象。(3)1978-1987年、1988-1996年、1997-2005年三个阶段要素变动情况。其产业结构呈现出动态变小的趋势，其变动趋势大致与经济产出的变化相一致，如广东省产业结构和经济产出表现出典型的由“小大小”的变动趋势。江苏和浙江两省表现出动态的“大小”的变动规律。在就业结构上，广东省就业结构变动以1988-1996年这一阶段为分水岭，年均变动为0.029562，之前的1978-1987年均变动0.015697，后期的1997-2005年均变动0.015777。这说明1988-1996年广东省经济发展吸纳非农就业能力达到顶峰。而同期的江苏和浙江两省，就业结构呈现出由“小大”的动态变动趋势，即江苏和浙江两省非农就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出逐步增加的趋势，这跟大量外资企业自90年代以来涌入“长三角”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收入结构而言，广东和浙江两省均表现出第一阶段(1978-1987年)变动呈现出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到第二阶段(1988-1996年)城乡差距逐步拉大，第三阶段(1997-2005年)又有所回落的总体特征。而消费结构变动，广东和江苏两省城乡消费在逐步拉大，浙江省城乡消费差距有逐步缩小的趋势。这与广东和江苏省内区域经济和城乡差距大而浙江省众多的中小型企业、民营经济有很大关系。(4)1978-1987年、1988-1996年、1997-2005年三个阶段要素贡献率变动情况。产业结构对城乡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广东省由0.2176920.6226260.667781，江苏省由-0.346930.4557330.673101，浙江省由0.408220.1665460.188987，广东和江苏两省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三省均呈现出动态增大的趋势。就业结构对城乡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广东省由0.0321110.0490690.040852，就业结构贡献率由“小到大”，近年来有下降趋势。浙江省就业结构贡献率由0.0087370.0208680.035939，呈现出逐步增大的变化特点。在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这两个结构要素对城乡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方面，除浙江省第一阶段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对城乡经济增长具有正贡献率外，两省均存在着对城乡经济增长起负面影响的收入和消费结构，就这种负面影响来说，随后的两个阶段，均表现出动态增大的趋势。对江苏省城乡消费结构贡献率的两个阶段(1988-1996年和1997-2005年)进行比较，后阶段对城乡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要小得多。

三、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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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投资；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0-0022-01

1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要素投入的角度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投资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投资需求是指因投资活动而引起的对社会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扩大投资需求，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拉动作用；缩小投资需求，则会抑制经济的增长。首先对投资需求与经济增长作系统研究的凯恩斯，他从宏观经济角度考察了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投资乘数理论。

投资供给主要是指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既包括生产性固定资产，也包括非生产性固定资产。生产性固定资产的交付使用，直接为社会再生产过程注入新的生产要素，增加生产资料供给，为扩大再生产提供物质条件，直接促进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非生产性固定资产则主要通过为劳动者提供各种服务和福利设施，间接地促进经济的增长。

无论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还是库滋涅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均认为国民收入投资比率的提升，不仅是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前提条件，而且是现代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典型特征。国际经验和历史经验的比较研究，普遍支持国民收入高储蓄倾向和高投资比率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于后发国家，由国民收入高投资比率驱动的大规模资本积累与快速技术进步，构成其成功赶超战略的核心部分。日本和韩国先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完成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而在经济赶超时期维持30%以上的国民收入投资比率。其间，日本的国民收入投资比率在1952年至1961年间从26%增加至41%，韩国的国民收入投资比率在1991年达到39%的高峰值。即使作为先发国家的美国经济，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革命中的领先优势也同样依赖于由国民收入高投资比率驱动的大规模资本积累与快速技术进步。

2经济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增长按其定义来说是一个总量概念，它表明人均产出的增加。因此经典发展经济学理论更注重要素投入的研究，而忽略了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最早注意到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关联，但自从库兹涅茨出版了其名著《各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才成为经济学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库兹涅茨运用经过改善的研究方法，对57个国家的原始资料分别作了截面分析和历史分析，从中得出结论：19世纪至20世纪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密切相关，现代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一个总量问题。他认为，“如果不去理解和衡量生产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难以理解的。”也就是说，如果离开了结构分析，将无法解释增长为什么会发生和怎么发生，因而现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结构问题。

钱纳里使用库兹涅茨的统计回归法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分析，构造了反映结构转换的主要变量典型性关系“发展模式”，以更加深入地研究现代经济增长中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关系。为了将分析结果更广泛地适用于各国和各种经济过程，钱纳里进一步使用了几个基本的方程式对“发展模式”进行复合，得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标准结构”。根据“标准结构”的描述性结论，结构变化的75%―80%发生于人均GNP在100至1000美元发展区间，其中最重要的积累过程和资源配置过程都发生显著的、深刻的变化，结构的改善往往伴随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可见钱钠里的“标准结构”对于揭示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具有更大的价值。

金德尔伯格和布鲁斯赫里克根据整理的实际数据，设计欠发达和较发达两个经济结构的投入产出模型，通过比较发现，在较发达经济结构的投入产出模型中，经济增长更具有专业化倾向，结构效益就上升到最重要的地位，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支撑点。这种来自结构的经济效益，其意义远远超过个别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经济效益。另外，乔根森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根源分析及所进行的国际化比较也揭示了结构变动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我国，周振华从理论上对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关联效应、结构弹性效应、结构成长效应和结构开放效应进行了系统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现代经济的发展不仅来源于资源投入量的增加，而且取决于投入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合理的产业结构是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基本前提，如果产业结构不合理，各产业发展的比例关系不协调，就会影响资源投入的效率，造成产业之间的“瓶颈”制约，使宏观经济运行失衡，整个经济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就失去了合理的产业结构条件。由于我国投资对消费的影响不大，特别是在投资迅速增加，投资率比较高时，投资增加主要是增加了对投资品生产的需求，进而使投资品生产部门扩张，产业结构发生相应变化。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过快，科技成果无法被全部吸收、转化。

3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期,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已经有关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初步论述。最早认识到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有重要推动力作用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生产量的扩大可以不依赖于资本量的增加情况。其中如加强对自然力的利用,提高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改进劳动协作和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实际上都与技术进步的作用及其效应相联系。

1912年,熊彼特首次提出了创新概念,并在1939年提出了创新理论。熊彼特理论研究的主要成就在于,始终强调了“技术创新”,以此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内生变量”,并强调了它对经济增长不可替代的作用。熊彼特关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研究大多停留于文字,没有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而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创新虽然被看作外生的变量,但罗伯特・索洛(1956年)的经济增长模型表明:技术和传统投入的比较中,技术创新导致了80%的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一代增长理论,严格来说并没有真正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内生化,而是将技术进步内含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中。前者以罗默(1986年)为代表,后者以卢卡斯(1988年)为典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将技术内生化的增长理论是在生产函数中引入R&D活动。在这种模型里,内生的技术进步(体现为R&D投资)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力量。技术创新究竟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归结为两个作用:一个是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另一个是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宏观效应。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缘于它能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以及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和使用效率。同时,通过影响供需结构变化,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从宏观上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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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转型　社会结构　大学生人格的现代转型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包含了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等各领域。在社会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作为社会的主体――人的人格结构也发生了转变。尤其是作为社会发展生力军的青年大学生。他们的人格结构在社会转型的浪潮中正经历着复杂而迅速的变迁。传统人格和现代人格更迭交替着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人格养成，形成了当前大学生二元人格结构的新形态。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社会转型中社会结构的变迁，探索大学生人格结构的现代转型及其目前所表现的形态。对于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塑造以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变迁

1.社会转型的涵义。社会转型，英文表述为socialtransformation，这个词来源于西方的发展社会学理论，社会学家们借用生物学中的“transformation”即生物物种间的变异这个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中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和质变，说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其基本内涵是指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具体的说。社会转型就是一种社会质变，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发生整体性的变革。包括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变迁，其实质是传统体制获取现代功能，从一种稳定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稳定状态，使传统获得现代性的变迁过程。本文是以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这段时期为背景进行研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经历了“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

2.社会结构的涵义。社会结构是指社会各要素的关系及其构成方式，具体指作为社会的主体的人及其生存活动即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存在方式。在广义上。社会结构“是指社会各个基本活动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之间相互联系的一般状态，是对整体社会体系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属性的静态概括”。社会结构包含了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等方面，其中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经济体制等内容；政治结构包括政治制度和权力配置方式；文化结构包括意识形态、科教文化制度与文化资源配置方式。在狭义上。社会结构专指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一般指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关系的模式。所谓社会地位，是指社会关系空间上的相对位置。以及围绕这一位置所形成的一套权利和义务。还有的认为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中各集团的组成方式，即社会中各个集团间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

3.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既包括了从技术到经济的高度发展，也包括了从思维到活动，从制度到价值等各领域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从农业社会转变为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传统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我国社会结构逐步从以政治活动为中心的包括经济、文化在内的“领域合一”状态转变为无中心的“相对分离”状态。从宏观层面看。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价值观念结构等方面；从微观层面看，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等方面。

二、社会结构变迁与大学生人格结构转型的互动

1.人格的涵义。人格一词来自拉丁词persona。意指演员所带的面具，后引申为人物、角色、及内心特征。西方较多从心理学“个体化”的层面诠释人格词义，认为人格是“每个人所特有的心理――生理状态的有机结合。包括遗传的和后天获得的成分。人格使一个人区别于他人并可通过他与环境和社会群体的关系表现出来”。我国学者通常将人格解释为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品质”或“人品”。即古人所说的“气象”、“风范”。不同的学科对人格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和理论，在心理学中，人格亦称个性，通常是指一个人所具有的独特的、稳定的心理素质和特征的综合；在哲学中，人格是人的本质的综合表现，由人的本质所决定，它是个体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并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不断发展的人的存在状态和行为特征；在伦理学中，人格即人品，是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善恶程度。即个体所具有的高尚或卑下的道德品质；在社会学中，人格形成发展的过程和个人社会化的过程紧密相连。E.弗洛姆对社会人格的定义为“该团体的每一分子都共有的一些人格结构可以称为‘社会人格’。”

2.社会结构与人格结构的互动。哲学视野中的人格，不是脱离社会的精神或心理的抽象，而是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个人及其现实生活的性质和品格，是“人的社会特质”。人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人，人与社会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人格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既相互依存和支撑、又相互同化和改造的关系。

从社会结构对人格结构的影响来说，它是形成人格结构的客观基础和环境条件。社会结构变迁必然会或快或慢地改变着人的思想和生活世界，这种改变对于人的发展有着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社会结构变迁实际上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过程；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变迁会积极促进现代人格的生成。由于每一个时代的人只能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社会活动，只有在适应社会结构需要、接受社会结构影响、利用社会结构资源和在同现有的社会结构系统进行协同互动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的历史，因而社会结构能够内化和积淀为人的人格结构。从人格结构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来说，人格结构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生活领域中投影并形式化、社会化的表现为社会结构，但这并不是简单机械地将个人的普遍性、整体性加以归结。从本质上理解，社会结构的变迁是以人的内在需求为动力，人格结构的改变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迁。

所以。“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的辩证关系就是人格结构与社会结构在实践活动中的历史性互动关系。

三、大学生人格转型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大学生是社会的精英、时代的弄潮儿，当代大学生群体包含了70后、80后和90后，他们成长的30年正是中国社会转型最为迅速的时期。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社会存在的影响。当代大学生的人格发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大学生人格转型的必然性是由社会转型的必然性决

定的。首先，在人类历史上，社会的转型具有客观必然性。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从人们之间社会联系的演变和个性发展的角度，全部人类历史可以划分成三大形态：即“自然的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和“自主的社会形态”。人类目前已经从“自然的社会形态”转向“经济的社会形态”，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转向现代工业文明，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只要人类不停止生产。社会还在进步，社会的转型就是历史的必然。其次。社会转型必然带来人格的转型。人格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互动表明，作为社会中的主体，社会转型对人的影响，最终既要通过人格的变迁固定下来，又要通过人格的变迁来实现。在社会转型的前提下。人格的转型是迟早要发生的事。

在我国目前，大学生人格转型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就社会而言，社会转型要通过人格转型来体现。社会的现代化需要有相应的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核就是人格的现代转型。大学生一直是站在时代浪尖上的群体，历来是推动社会变革的生力军，其人格的发展将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就个人而言，在实现社会转型的同时，如果不能实现人格的转型，个人就无法与社会融合和适应，最终就会落后于社会甚至会被社会所淘汰。如果大学生人格转型问题处理得不好，不仅会影响到个人的发展，还会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对个人以及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大学生应当自觉地调适自己的心态，增强人格转型意识，把个人融人社会的发展之中，促进社会的发展，最终达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

四、当代大学生人格的现代转型及其形态

1.大学生人格的现代转型。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正在实现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处于社会转型期中的人的现代化是构成社会进步的主体动力和发展的最终目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一次次证明了社会的现代化不仅是“物”的现代化，更是人的现代化，并最终取决于人。人的现代化的首要问题就是人格的现代转型。

人格的现代转型是指一个人从思想上、态度上、情感上及行为方式上等按现代化社会的要求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人格现代转型的过程也就是从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它既是人的现代化的实现标志，也是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人格虽有可变性，但在一段时期内相对稳定。人格从传统或非现代化向现代化转变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它需要一段时间，不能一蹴而就。人格现代转型的过程也是个体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一方面，个体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会受现有环境的制约，对自己进行改变；另一方面，个体不是消极地、被动地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主动地、有选择地适应社会。”

大学生人格的现代转型是大学生社会化的必要过程，是大学生个体与社会互动的结果。一方面，大学生人格的现代转型受到社会结构变迁的不断影响和推动。随着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社会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构成了大学生人格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大学生人格的现代转型又对社会结构的改变产生影响。作为社会运行的中心主体，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大学生群体作为社会的精英人群，其人格的现代转型所产生的新的人格品质，新的交往方式和新的需要，既促成大学生人格的改造，也促进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现代化。

2.当代大学生人格结构的新形态――二元人格结构。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推进。当代大学生人格发展正在经历着从传统人格到现代人格的转变。因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当前大学生人格结构较之以前大学生呈现出二元人格结构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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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利用的经验事实，我们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概念重新定义如下：

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性个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学生、服兵役人员，以及因身体原因不能劳动的人等。

2.农村剩余劳动力：专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谓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则是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度有效工作时数标准，即制度工时数的一种状态。

3.农业剩余劳动力：指从事农业（含种植业、养殖业、林、牧、渔业）的农村不充分就业劳动力。

通过上述三个概念的界定，我们实际上强调它的两点重要含意：其一，农村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核心和实质是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即就业不充分。其二，按照一个国际国内可以接受的标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数的多少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为剩余劳动力以及对劳动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为了说明不充分就业作为劳动力剩余的界定标准的合理性，我们拟对这一新定义的内涵和成立的条件作简要说明。

首先，我们认为用劳动时间或工作时间来计量劳动力就业充分与否是有其经济学基础的。早在19世纪中期，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剖析——剩余价值理论就是以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为基础的，事实上，劳动时间（而不是货币或其他计量单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理论分析的基本计量单位。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一般劳动量来决定的，而劳动量是由劳动持续的时间来计算的，劳动时间则是用小时、日等作为计量单位。当代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面对难以用货币单位计量的复杂经济问题时也广泛采用时间（往往以小时为单位）作为定量分析单位。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及合作者在构建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就避开了价格问题，而将一个人的童年、成长期受教育的时间，和一生的工作时间甚至先天禀赋条件通通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过来看，如前文所述古典经济学派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和测度之所以产生缺陷和引起争议，很大程度上系由农业生产函数中要素投入在质和量上的差异，以及农业生产环境条件的不确定性所致。其他几种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及相应的测定方法，如“耕地—劳动力比率变动法”（见郭熙保，1995,166-167，以及宋林飞1996,105-106）、“国际标准比较法”（见Chennery、Msycquin,1975,38）等也出现与“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标准和方法相类似的问题和争议。因此，本研究尝试以劳动时间为基本计量单位来定义及测量中国农村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应当是更合理的选择。

其次，也应当强调采用工时作计量标准测定剩余劳动力必须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即存在必不可少的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或假定，而这些前提或假定必须是通过经验实事验证为正确的。我们设定的几个经济学理论假定如下：

1.经济理性假定。农民（即农村劳动力）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中国现行农村经济制度下，农民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趋利是农民的经济人本质。

2.工时有效性假定。在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对土地拥有法定使用权以及对其他生产要素拥有支配权的农民对其劳动时间的支配与利用将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农民不会在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内偷懒。

3.有效工时的同质性假定。根据工时有效性假定，可以将以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时为单位的劳动量视为无差别的、同质的劳动耗费并用以计算劳动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4.劳动力资源自行合理配置假定。在中国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农民具有自行配置劳动力资源并使劳动力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倾向（注：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因此，以寻求经济收益最大化为条件的劳动力充分就业是这一倾向的具体化。

保证这一剩余劳动力新定义成立的主要理论前提（或假定）是劳动者工时的有效性，即在当时当地既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在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时，其劳动时间的利用达到最充分和最有效的程度。这一假定不成立的反面例证是，在另一种制度安排下，（如80年代以前的制度环境下），农村劳动力多数处于“出工不出力”、“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式的“磨洋工”状态，即劳动力单位工时利用非充分和非最有效的状态。一旦“有效工时假定”不成立，我们用以测定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定义及相关模型便会“失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以劳动力有效工时不足为主要内涵的不充分就业来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适用于自1978年以来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

二、中外剩余劳动力定义述评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门。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增殖与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特别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入物少，故这一部门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农业部门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业部门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无制度障碍）的前提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性质和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毕竟有限，故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前提的，但当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入和贡献等因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与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与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灾害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我们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强调，按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的变动与按区域人口平均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强调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如果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因为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认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与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容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认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以地—劳比率为基础，郭和宋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均将侧重点放在农业的种植业上，事实上除种植业外大农业的其他产业如林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是绝不能用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及其变动来测定的，这也是郭熙保、宋林飞地—劳比率变动测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国际标准比较法—H.钱纳里“发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构建了“世界发展模型”。H.钱纳里采用库茨涅茨统计归纳法对全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社会统计指标（含27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Y)，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自变量(X[,n])的回归模型——“世界发展模型”。根据这一回归模型，H.钱纳里划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根据这一量表可以确定与不同等级相应的27种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数值。各个国家或地区便可将自身的实际与这一“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发展的差距。从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800美元这一等级下第一产业（该模型称之为初级产业）劳动力是总劳动力比例的30%，当人均GNP=1000美元这一等级时，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飞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测定为16%，在用库茨涅茨系数对中国价格扭曲因素在钱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计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余率（他称为不合理配置率）为13.8%，（宋林飞，1996）。笔者按1995年中国的人均GNP等级为800美元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2.2%的实际数据，与钱氏标准模型相比较，并同样扣除价格扭曲因素，测得当年的剩余劳动力率为16.4%。若按1995年全国总劳动力6.89亿为基准计算，当年农业剩余劳动总量为1.13亿，与90年代中期官方和国内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3-1.5亿相比，用钱氏标准模型测得的这一数字显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们认为H.钱纳里模型为各国测定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数量比例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是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条件，除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回归构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国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而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动和转移，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迥然相异。因此将适用大多数国家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模式来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情形，很难得出对中国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有用的结论。

【参考文献】

①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

②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

③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郭熙保：《农业发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宋林飞：《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对策》，《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贝尔克等（人力资本，生育率与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杂志》98卷，1990年。

⑧罗伯特．卢卡斯：《论经济发展机制》，《货币经济学杂志》22卷1980年。

篇9

关键词 柯亨 生产力 分析方法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1 生产力和经济结构（经济基础）的关系

关于生产力和经济结构（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按照马克思的思想，生产关系的总和单独构成经济基础，生产力是社会的物质基础，但不包括在经济基础之中。柯亨从以下三方面详细论证了为什么不能把生产力归属于经济结构（经济基础）：

第一，生产力是一种力量或一种能力，能力不是关系。能力是对象本身所固有的属性。而关系是两个或多个不同对象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属性或性质，不是对象本身的属性。第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并不说明生产力包涵于生产关系之中。第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说过，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经济学的，而生产力的性质却不是；生产力“是一切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①

因此，生产力不是生产关系或经济结构， 因而不是经济基础。只有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结构。

可是一些研究者却把生产力看作经济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什么他们会把生产力看作经济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呢？

为了证明生产力不是经济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柯亨对命题“如果生产力在解释上是基本的，那么它们便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进行了分析，并指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基础”这一概念。

柯亨作出了如下具体的分析：

我们可以用r来表示条件命题“如果生产力在解释上是基本的，那么它们便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用表示它的前件，即生产力在解释上是基本的；用表示它的后件，即它们便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这样这个命题就可以用来表示。柯亨认为命题看似可信，而实际是一个虚假的命题，因为命题的前件是真的，而后件是假的。（在中，当前件是真的，而后件是假时，命题为假。）

一些研究者却肯定这个命题，柯亨分析了他们犯错误的两种情况：一些人肯定生产力是基本的，于是推出其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所以就肯定命题；另外一些人否认生产力是基本的，但这又肯定了命题，因为中，如果前件为假，后件不管是真是假，则命题必为真。

柯亨认为这两种错误的观点发生的根源在于：“基础”一词在这里有含糊性。他用日常语言分析方法分析指出，“基础”一词在这里可以表示两个不同的概念。

柯亨叙述道：“如果是的基础，那么依赖。现在所依赖的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的一部分。”②

他用房屋的地基来说明基础（1）

（1）是的基础1：x是的一部分，的其余部分建立在之上。

用塑像的底座来说明基础（2）

（2）是的基础2：是在y之外的，的全体建立在之上。

在基础（1）中，是的基础指是的一部分，如房屋的地基是房屋的一部分，与是结构性关系；而在基础（2）中，是的基础则表明不是的一部分，如塑像的底座不是塑像的一部分，与是功能性关系。

如果把命题中的基础当作基础（1），而非基础（2），则该命题为真，因而就断言生产力是经济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柯亨认为命题中的基础只有指基础（2）而非基础（1）时，该命题才为假。那么，生产力是经济结构的基础（2）。即生产力并不包含于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之中，生产力在功能上是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的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是结构性关系。简而言之，生产力是经济的基础但是不属于经济基础。

2 生产力的内涵

在阐明了生产力和经济结构（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之后，接着就生产力的内涵展开论述。

什么是生产力呢？我们先来看看经典文本的论述，“生产力是指生产主体利用劳动工具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能力，表现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或者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生产力常以单位生产主体生产的产品数量和质量来衡量，故又称生产效率。生产力的本质是指主生产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具体可表现为科学技术即人们利用什么样的劳动资料进行生产以及生产规模的大小，以及绝对产权如经济主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等内容。”③

柯亨首先对生产力进行了严格的辩析。他认为生产力的英文表述应productive powers而不应该为productive forces。英文中，force是一种外在的、外来的力量，power是一种由内部而对外部发生作用的能力。严格来说，生产资料或原料等都不是生产能力productive powers，而只有生产能力或者说存在生产能力，只具有用于生产的能力。也就是说，生产资料或原料本身没有能动性，只有被支配的性质。因此，柯亨说，只有劳动力才具有生产能力，才是确切的生产能力。于是得出结论，马克思的生产力指的是能力（powers）本身以及具有它们的人。

接下来，柯亨指出一个项目如果要成为生产力，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设施要有资格成为一种生产力，必须能够被生产者以这样的方式来使用，即生产的发生部分地是使用它的结果，并且，设施这样被用于生产是某人的目的。”④而且，“只有对生产性活动作出了物质贡献的，才可作为生产力。”⑤

第二个条件，“一个项目是不是生产力，不依赖于它的实体性（是否物理的），而是依赖于它是否按照生产的物质特性而有利于生产。”⑥

第三个条件，“是生产力，仅当的所有权（或者非所有权）有助于决定的所有者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的地位。”⑦

第一个条件是说，只有一个项目被人有目的的用于生产性活动并且作出了物质贡献，这个项目才有资格成为一种生产力。在这里，柯亨强调两点：其一是生产力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说明他认识到生产力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力。其二是只有对生产性活动作出了物质贡献的，才能构成生产力。

第二个条件是说，只有一个项目能按照生产的质料属性而有利于生产，那么就是生产力。如果一个项目是因为生产的社会属性并非因为生产的质料属性而才有利于生产，即使它是物质的，这个项目也必定不是生产力。例如，防止奴隶逃跑的围墙，它是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是社会所必须的，而不是生产所必须的，所以不能算作生产力。

然后，柯亨再次强调生产力是被“限定为用来生产物品的”，⑧以区别于刺激或促进生产的手段。柯亨举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法律、道德和政府等等可以促进生产，但不是生产力本身，不参与生产力的构成。如果促进或刺激生产过程的手段也参与构成生产力的话，那么，奴隶社会的宗教可以促进奴隶的生产，宗教就变成了一种生产力。按照这种观点，罪犯、地震、海啸、战争等都会是一种生产力。这显然是荒谬的，与马克思的理论不相容。

正是基于社会的双重属性的区分，柯亨强调生产的物质特性（质料属性）和生产的社会属性的区分。前者是生产的手段，后者是促进或刺激生产的手段；前者是生产所必须的，后者是社会所必须的，而不是生产所必须的；前者是生产的物质条件的，后者是生产的社会条件；总而言之，柯亨认为只有前者如劳动力、生产资料等才属于生产力范畴，后者如宗教、军队等则不然。

第三个条件是说，只有一个项目的所有者将放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时，才能成为生产力。可以看到，柯亨不是抽象孤立地谈论生产力概念，而是将生产力置于社会经济结构之中，和生产关系一起谈论生产力概念。马克思在谈到生产力时，总是指以一定生产关系为其社会形式的生产力，没有离开生产关系而单独存在的生产力。显然柯亨的理解是符合马克思原意的。

最终柯亨并未对生产力给出明确的定义，但从他的论述中，可以归纳出一个生产力的定义：“只有当是被人有目的地用于生产性活动同时作出了物质贡献，又能按照生产的物质特性而有利于生产，并且的所有者将放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时，才是生产力。”

3 生产力的外延

柯亨在辩析了生产力的内涵之后，又列举了生产力的外延。生产力的构成中到底包括哪些要素呢？他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析。

柯亨给出了生产力表：

他申明，表中每一项都是被生产者用来制造物品的，是生产的手段，而非促进或刺激生产的手段。其中，A指的是他们用什么来工作。B指他们作用于什么。C指什么使他们能用A作用于B。

柯亨不厌其烦地对每一要素作了详尽的分析。尤其对人们容易误解的劳动力和科学两个概念进行了深入透彻的阐释，力求做到详细清晰。

他认为构成生产力的两个要素之一的是劳动力，既不是劳动活动，也不是劳动者。

柯亨首先证明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就是劳动力发展。为什么？他是这样证明的：他给出这样两个命题，即“生产力在历史中发展”⑨和“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特点由它可用的生产力的性质决定。”⑩生产力时刻在发展，然而生产力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知识的增长，知识是人所掌握的，那么由此推出，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就是劳动力发展。比如：如果将所有的机器设备等物质全部毁坏，只要技术知识都保存在人的头脑中，有合适的原料，很快就可以重建。但如果毁灭了技术与知识，机器设备等物质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柯亨引用马克思的原话：“……工人本身的技能和知识（科学力量）的积累是主要的积累，比和它一同进行并且只是反映它的那种积累，即这种积累活动的现存客观条件的积累，重要得多，而这些客观条件不断重新生产和重新消费，只是名义上进行积累”Z来证明技能和知识比客观条件即生产资料重要得多。可见，柯亨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劳动力发展控制和改造自然的知识的增长生产力的发展。

接下来，要证明的观点是：劳动活动即劳动本身或者说劳动过程不是生产力，劳动者即人或者说人本身也不是生产力，只有人之劳动力才是生产力。

柯亨这样辩析：

马克思说，劳动过程中有3要素：（1）有目的的活动或工作本身；（2）劳动对象；（3）劳动工具。（2）和（3）在一般的情况下称为生产资料。柯亨说，（1）劳动活动不是被用于生产的某种事物，它本身就是生产。（2）劳动活动要构成生产力，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劳动活动被加入到劳动力当中构成生产力；或者，劳动活动取代劳动力构成生产力，与劳动力成为对等的关系；柯亨举了个机器的例子，如果机器的活动加机器一起构成生产力的话，那么生产力的概念在逻辑上就不对。如同不能既包括机器的活动又包括机器一样，生产力不能既包括劳动活动又包括劳动力。因此，如果劳动活动是生产力的话，只可能取代劳动力，即劳动活动是生产力，可劳动力不再构成生产力。（3）马克思讲过，劳动即劳动活动或劳动过程创造价值，但是劳动活动本身不存在价值。马克思说，工人可以出卖劳动力，因为工人本身可以占有劳动力，然后才能出卖劳动力。然而，过程或活动是不可能被占有的，比如，工人可以占有生产工具，却不能占有生产过程。而生产力有一个特性，生产力必然是在所有制上被人所占有的。劳动活动显然不符合生产力的这一基本特性。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因此，劳动活动不会是生产力。

基于对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说的“人本身是首要的生产力”这句话的误解，人们常常把人作为生产力的要素之一。为什么不能把人作为生产力的要素呢？因为人本身是一个实体对象，而力是一种能力，实体本身不是一种能力。如果说，人本身是生产力，那么，就出现这样一个命题，我使用我自身。可是，实际的生产活动是人使用自身所具有的力量、知识与技能。柯亨认为：一个人只有当他被作为物理对象来使用时，才是生产力。比如，纳粹曾用人作灯罩的材料，这时人被作为工具材料。柯亨写到：“在不是恐怖的情况下，正是人的劳动，而不是人本身，才是生产力。生产是人使用生产力的有目的的活动，人不使用他们自身，但使用他们的力量和技术。”[所以，劳动者即人或者说人本身并不是生产力，只有人的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是生产力。

关于科学是否是生产力的问题，柯亨有一番精辟的论述。

柯亨指出：“劳动力的一个方面是可用来生产的知识。因此，可以用于生产的科学知识是生产力。进一步说，知识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因此在生产力发展的高级阶段，其发展是与可用于生产的科学的发展合而为一的。”\在这里，他的主张非常明确，只有那些与生产有关的科学知识才属于生产力。

某些研究者反对把科学包括在生产力中的理由主要有两个：

（1）科学是意识形态的和上层建筑的，所以不属于生产力。（2）科学是精神的，而生产力是物质的，马克思常常说到“物质的生产力”，生产力正是这一表达的缩写。

柯亨逐一反驳了这两个理由。

他说，科学既非意识形态也非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科学一样是观念。意识形态是非科学的，所以科学不是意识形态。科学可能包含非科学的意识形态成分，但它是对生产有用的，因此是生产力。上层建筑是由法律的、政治的和其它非经济的制度组成的。科学是精神的，所以不是上层建筑。

那么，既然科学是精神的，它又怎么能是物质的生产力呢？柯亨是这样论证的：首先，确定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的关系。（a）精神生产力是物质生产力的一个子集。（b）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生产力。其次，进行讨论。若（a）情况发生，这里与所谓“物质的”对立的并非“精神的”，而是“社会的”，这样，“精神性的东西”与“物质性的东西”并不矛盾，所以，科学就可以在物质性的生产力中存在。实际上，柯亨的意思是：科学是因为其生产的质料属性而并非生产的社会属性才有利于生产的，所以，它是生产力。总之，只要我们像马克思那样把物质的与社会的对立起来，我们就可以把精神生产力归类为物质的。如果（b）情况发生，那么就否定了反对理由（2）。假如我们把马克思的这句话理解为生产力由精神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两个不同的系列构成，那么，在物质生产力之外当然还有精神生产力。这样反对理由（2）就不成立了，因为它的前提是一切生产力都是物质性的。

柯亨对生产力概念的论述很充分，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两者关系的相关论述，是坚持和发扬了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的。但柯亨在界定生产力概念时存在着以下缺陷：以“劳动力”代替“劳动者”，只见物不见人，完全忽视马克思的“人是主要的生产力”的观点。生产力也不是抽象的人的劳动力，它是受分工限制的不同个人的活动所形成的合力。此外，科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生产力是因为它能够运用于生产工艺之中，能整合在物质生产过程之中，渗透到生产力的诸要素之中。他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区分十分机械，实际上生产关系、生产力都不是各自孤立地存在的。生产力不能脱离经济结构与生产关系而独立存在。

柯亨使用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方法，对理论中的基础概念进行了清晰化和明确化的界定，对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严密的论证，力图通过分析方法的使之成为更科学的理论，这种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注释

篇10

关键词：社区银行；文献综述；含义；特征；作用

一、社区银行文献综述

1.国外社区银行文献综述。国外文献对社区银行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展开：

（1）社区银行的比较优势和效率。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社区银行等中小型商业银行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如何测度社区银行等中小型商业银行的效率？（如Berger和Hunter，1995；Timmer，1993）。

（2）中小企业融资与社区银行之间的关系。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虽然大型商业银行与中小型商业银行均可发放中小企业贷款，但通过比较发现二者有很多不同，哪个更具优势？比较不同银行结构下的中小企业贷款，以证明社区银行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极端重要性；社区银行的中小企业融资应以关系融资为主，不同于大型商业银行的标准化融资（如Berger和Udell，1995）。

（3）社区银行与金融及经济的关系。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金融结构不同，会对金融及经济增长产生哪些不同的影响（如戈德史密斯，1963）中小型商业银行对稳定金融体系有哪些重要作用（Holland，1998）。

2.国内社区银行文献综述。我国学者对社区银行的研究开始于本世纪初，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发展社区银行的必要性。认为发展社区银行，不仅能完善我国尚不健全的金融体系，还能进一步加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因而我国应该加快社区银行的发展步伐（如巴曙松，2002；林毅夫，2001）。

（2）发展社区银行的途径。主张改造与新建并存，即一方面改造部分已有的中小型金融机构，使之转化为社区银行；另一方面鼓励民营资本组建新的社区银行（如王修华等，2007；王爱俭，2005）。

（3）社区银行的市场定位。认为社区银行应以社区内的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为自己的目标客户，并对其实施关系型融资，从而形成与大中型商业银行相区别的、能充分发挥其自身比较优势的市场定位（如武力超等，2010；陈正玉，2011）。

（4）社区银行的经营绩效。为了给中国的社区银行提供有益的借鉴，对1999年-2006年期间美国社区银行的资产收益率进行了研究，发现其总体水平在1.3%以上（如陈正玉，2011）。

3.相关研究评述

国外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1）建立在发达国家国情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完全适用；

（2）大多数的研究较少涉及产权问题，而这是我国发展社区银行的关键课题之一；

（3）没有涵盖对社区银行的经营行为和特征有着巨大影响的金融法规等金融环境方面的内容。

国内研究的主要不足是：

（1）研究手段比较落后，定性分析为主，较少使用定量分析；

（2）缺少实证分析；

（3）缺少关于社区银行与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村镇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社区支行、小微支行的辨析研究。一部分学者将村镇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社区支行、小微支行归为社区银行，而另外的学者则认为村镇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社区支行、小微支行与国外的社区银行不同。

二、社区银行的含义

1.国外对社区银行含义的界定。国外对社区银行含义的界定并不统一，目的不同，界定出的含义就不同。几种较有代表性的界定方法如下：

Williama R.Emmons等认为，社区银行是指小型的、区域集中度较高的、拥有关系型信贷优势的银行；Allen N.Berger等认为，社区银行是指发达国家的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下的国内银行，发展中国家的资产在1亿美元以下的国内银行以及外资银行；堪萨斯储备银行认为，社区银行是指总资产低于1亿美元的控股公司所拥有的银行。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不同定义之间存在着争议：

（1）社区银行的判别标准只有资产总额吗？还有没有其他标准

（2）如果以资产总额作为社区银行的判别标准，那么，这个资产总额是否包括控股社区银行的母公司的资产？

（3）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是否应该用不同数量的资产总额作为判别社区银行的标准？

（4）将社区银行的资产总额判别标准确定为1亿美元或10亿美元是否合理？

2.我国对社区银行含义的界定。我国对社区银行含义的界定开始于2002年。具体情况如下：李建英等认为，社区银行是指在一定地区的社区范围内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独立按照市场化原则运营、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的地方性小型商业银行；晏露蓉等认为，社区银行是指资产规模较小、主要为经营区域内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服务的地方性小型商业银行；康卫华等认为，社区银行是指从当地住户和企业吸收存款并向当地住户和企业提供交易服务的金融机构。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所有的定义其实大同小异，都是从资产规模、服务区域和对象等方面进行定义的。

3.本文对社区银行含义的界定。根据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界定，结合我国实践，本文对社区银行含义的界定如下：

我国的社区银行应当是资产规模在20亿元人民币以下，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模式建立，以盈利为主要经营目标，经营范围局限于一定区域，服务于当地社区经济的现代商业银行。

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资产规模。不宜过大，应当在20亿元人民币以下。

（2）市场定位。应是草根银行，产生于社区、服务于社区。

（3）产权结构。应是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模式建立，以盈利为主要经营目标的现代商业银行。

三、社区银行的基本特征

1.单元制、小规模。单元制是社区银行的组织形式，一般在一个社区内只设立一个营业网点，在社区外不设或只设立极少数的分支机构，这就导致社区银行的经营规模很小。这是社区银行最基本的特征

由于社区银行只专注于为本社区内的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提供金融服务，这就使得其服务更加精细化成为可能，也才有可能在此过程中逐渐培育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2.机构设置边缘化，市场定位弱势化。这两点都体现出社区银行对大中型商业银行的拾遗补缺作用。社区银行的机构设置、网点布局主要在大中型商业银行无意设立网点或已退出的地区进行；社区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社区中小企业、居民家庭、甚至下岗待业人员。

3.经营资本多元化。社区银行的经营资本可以来源于社区国有或民营资本投资、法人或自然人投资、企业或事业法人投资。

4.资金来源于社区、运用于社区。即社区银行的负债业务和资产业务主要在社区内进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社区银行的资金运用与大中型商业银行的资金运用截然不同。虽然社区银行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但它在资金运用过程中，却是把贯彻当地政府的经济政策、发展所在社区的经济放在首位，而把自身的盈利及发展放在第二位。

（1）对中小企业发放关系型贷款。这是社区银行的核心资产业务。关系型贷款的关键词主要有三：以便于监督为前提；以发展长期客户关系为目标；以个性化的贷款条件为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对中小企业发放关系型贷款，既是充分发挥社区银行信息优势的必然结果，又可以为社区银行带来相对稳定的客户流和收入流。

（2）城市个人零售业务。城市个人零售业务笔数多、每笔金额小、要求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这些都是最适宜于由社区银行而不是大中型商业银行加以满足的特点。所以，城市个人零售业务成为社区银行的重要业务之一。

（3）农村个人零售业务。农村个人零售业务分布在基层且非常分散，所以，业务开展的难度、风险都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由组织结构复杂、管理和监督成本较高的大中型商业银行去从事这种业务，无异于雪上加霜，结局只有亏损；而由组织结构简单、管理和监督成本较低的农村社区银行去从事这种业务，就有可能盈利。况且，还能受到国家和中央银行的扶持。因此，农村社区银行定位于农村个人零售业务。

5.信息沟通对称化，经营特色个性化。社区银行贴近社区，与大中商业银行相比，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因而对社区客户包括个性化的金融需求在内的各种经济信息和非经济信息都非常了解，并进而设计出针对性极强、极具特色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6.经营决策快捷化。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社区银行的外部组织形式和内部组织结构都较简单；二是社区银行对社区客户的各种信息了解得比较透彻，基本上克服了信息不对称的障碍。

7.服务收费低廉化。这主要是由于社区银行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由于规模小、实力弱，为客户提供的金融服务与大中型商业银行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为了留住客户，故收取较低廉的服务费用。同时，社区银行的交易成本和成本较低也为这种“自知之明”提供了可能。交易成本低是由于社区银行基本上克服了信息不对称的障碍；成本低主要是由于社区银行的规模较小。

四、社区银行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1.通过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对经济结构产生积极作用。中小企业具有超强的创新能力，能促使新兴行业的诞生或重振原本衰落的行业，其对一国经济结构的作用不容小觑。社区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因而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中坚力量。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远远高于大企业。美国创新成果的70%多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而大企业只完成了美国创新成果的30%多，前者是后者的2倍多。

服务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管理创新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小企业创新的主要种类。其中，服务创新占比最高，高达39%，其余的依次为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管理创新，占比分别为33%，17%和11%。

2.通过推动农业发展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重要作用。农业是基础，农业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都至关重要。农村社区银行为农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推动农业良性发展，从而对经济结构的优化产生特殊作用。

截至2001年6月末，美国社区银行共发放239亿美元的农业固定资产类贷款，占所有银行发放的同类贷款总和的64.6%，其中，金额小于等于?100K的农业固定资产类贷款110亿美元，占所有银行发放的同类贷款总和的82.6%；共发放284亿美元的农业运营贷款，占所有银行发放的农业运营贷款总额的60.6%，其中，金额小于等于?100K的农业运营贷款160亿美元，占所有银行发放的此类贷款总额的82.2%。农业固定资产类贷款和农业运营贷款占所有银行发放的同类贷款总额的比例均超过了一半以上，两种贷款中金额小于等于?100K的部分占所有银行发放的同类贷款总额的比例均超过了80%以上。

3.以普通居民个人消费信贷为途径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作用

在任何社会，主流人群都不可能是富裕阶层，而是普通居民，尤其是其中的中产阶级，更是绝对的主流。所以，普通居民的个人消费才是真实的内需结构的反映，以其为导向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才是正确的经济结构调整方向，也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社区银行的重要业务之一就是为占居民绝大多数的普通社区居民提供个人消费信贷，从而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作用。

参考文献：

[1]Basset，William F. and Thomas F. Brady.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Small Banks，1985-2000[M].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2001：19-28.

[2]Berger，A.N.and Udell，G.F..A more complet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financing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R].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2005.

[3]Berger，A.N.and Udell，G.F..The economics of small business finance：The roles of private equity and debt markets in the financial growth cycle[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98（22）：613-673.

[4]王浩，魏志华，何文虎，杨云龙.社区银行研究文献综述[J].西部金融，2013（02）：3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