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范文
时间：2024-01-23 17:58:0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谈到中华文明的起源，就不能回避一个问题——中华文明五千年。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的肇始，中华文明被认为具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古代文献中对黄帝、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均为后代文献的追述，其中还有不少神话的色彩。正因如此，在学术界，很多人对中国是否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持怀疑的态度，部分国外学者甚至至今仍然怀疑中国史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夏朝是否为真正存在过的王朝，他们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应从已经被商代甲骨文所证明的商王朝开始算起，如果夏王朝不是实际存在的王朝，那么中华文明的历史不仅没有五千年，就连四千年都没有，只有三千多年了。要想消除社会上及学术界存在的上述怀疑，传世的古代文献资料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依靠考古发掘来获得新的资料，让最新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作为判断中华文明是否有五千年历史的根据。
自1920年代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大量考古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郭沫若等老一辈历史学家通过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和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铭文研究商周时期的社会，可以说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端。1980年代前半，以夏鼐先生《中国文明的起源》、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各地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为代表，可以作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华文明新阶段的开始。对当时以追溯文明要素（青铜器、文字和城市）的起源为主要内容的文明起源研究发挥了引导作用。1990年代，中华文明形成的研究，以对礼制产生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则可以作为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代表。
《史记·夏本纪》中较为简略地记载了夏代的历史。这些文献是否可信，学术界是存在不同认识的。经过九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我们对夏王朝的历史有了一个逐渐清晰的轮廓性了解。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夏王朝的文字，以至于对于夏王朝的历史还不能像商王朝那样确切地论证，但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夏王朝是实际存在的，而且在物质、精神和制度层面都已经是经过了初步发展的文明，并非文明社会的初始阶段。
至于夏王朝建立之前的历史，也就是《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时代，主要要靠考古发现提供资料。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大量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梳理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发展脉络、论证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特别是各地发现的距今五千到四千年间的社会明显分化、权力出现并日益强化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史记》等古代文献中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并非凭空杜撰，空穴来风，其中的确传递着一些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的信息。
但是，中华文明是否具有五千年历史？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中国学术界认真研究和论证的问题。要论证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必须回答以下问题：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的？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有何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促使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作为中华文明主要物质内涵的科学技术发明和创造与精神文化的发展的具体状况如何？
对于这些关系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迄今为止，由于缺乏较为系统的综合研究，远未得出较为系统的认识。中国学者对上述有关自己文明的一些基本问题拿不出较为系统的见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汗颜的事情。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迄今历史学或考古学者的研究多是单枪匹马地进行，缺乏同学科内部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协作，特别是缺乏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积极参与。因此，在一些关系到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问题（如在夏王朝诞生前夜是否发生过大规模的气候变化，是否发生过大的洪水、中国古代冶金术的起源和工艺技术发展过程）上，学者们的研究大都脱不出推测的范围。此外，由于对文明的理解不同，对开展文明起源研究的方法不同，多数研究集中于对社会分层的分析，对作为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础和重要内涵的经济、技术和组织及其与文明形成关系的研究重视不够，也是制约研究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是为了改变迄今为止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存在的诸多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2000年底“夏商周断代工程”告一段落之后，在科技部的支持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项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工程开始启动。
迄今为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了十年，分为预研究（2002～2003年）、第一阶段（2004～2005年）、第二阶段（2006～2008年）和第三阶段（2009～2015）等几个阶段。
预研究阶段从古史传说和有关夏商时期的文献研究、上古时期的礼制研究、考古遗存的年代测定、考古学文化谱系、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古环境研究、早期金属冶铸技术、文字与刻符、上古天象与历法、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较等研究视角设置了九个课题，初步摸索出了一套多学科结合研究文明起源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各个课题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果或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为正式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4年夏，科技部正式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内容为“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的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即文献记载的从五帝时代，经历夏代到商代初年，是中国古代王权和国家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具体内容的是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中原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分期谱系的精确测年、自然环境研究、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经济技术发展状况研究、文明形态研究。
之所以考虑将中原地区作为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研究区域，一是这一区域有预研究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该地区考古工作起步最早，七十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考古资料，有关文明起源的研究基础也比较好；加之该地区是夏、商王朝的诞生地，流传下来较多的古史传说和历史文献。
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把研究的时间范围扩展到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空间范围从黄河中游扩展至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内容涉及该时间段中各个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环境、经济技术和社会结构。
2009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阶段——“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针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和文物保护存在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开展了三个研究方向共18个课题研究。其中“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方向7个课题，即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期间，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年代谱系的完善和文明化进程中重大事件的年代学研究、自然环境变化与文明演进关系研究、技术和生业的发展及其与文明演进的关系研究、都邑性聚落和各个区域中心性聚落的综合研究、精神文化的发展状况研究和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整体性研究；此外，还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与支撑研究”方向7个课题、“文物保护与展示关键技术研究”方向4个课题，有的已经启动，有的拟在2013年以后启动。
探源工程如何开展研究
1 运用聚落考古的方法，以最能够反映社会发展状况和权力强化程度的各地都邑性遗址作为工作重点，注重对其布局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处于都邑核心地位的大型建筑基址、高等级墓葬和祭祀等特殊功能的遗迹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考古发掘。与此同时，在中心性聚落周围开展区域聚落分布调查，研究都邑和这些中小型聚落的关系，探讨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结合各地表明社会上层集团等级身份的特殊物品——礼器，来分析当时社会的分化、特别是权力的出现、构成、性质和强化程度，进而判断当时是否已经出现了王权和国家。
2 注意对当时的社会进行立体的复原。
以对社会上层的研究为重点的同时，兼顾对社会中下层的生活、社会组织、社会地位与作用的考察；
在以都邑性遗址为工作重点的同时，选择各地区的中心性聚落为研究重点，并点面结合，通过对各地这些中心性遗址周围聚落群分布状况的系统调查，研究这些中心性城邑与周围中小型乡镇村落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探讨当时的社会组织与结构。
3 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研究中华文明的物质内涵和文明社会得以建立的物质基础；分析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环境背景、社会背景、经济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状况、人群之间的互动关系、贵重资源的流动等。
4 研究的重点并不是局限于对文明要素的追溯，而是将这些“要素”视为文明社会的物化表现形式，重点研究各种“文明要素”在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变化。
5 把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看作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从总体上把握，即注意将发展的连续性和发展阶段性研究相结合兼顾，既注重发展过程，又注重阶段性变化。
6 不仅要探讨“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还要回答中华文明为何会是如此起源和发展的？换言之，既要探讨“过程”，又要探讨“原因”“动力”和“背景”。对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做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
篇2
关键词：中国文明起源;辽西地区古文化;新石器时代
首先要明确两个概念。一是本文所谈及的国家文明起源，时间上中国早期国家文明萌芽于2500BC左右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时代，空间上不仅限于中原一带，其他地区也存在文明起源中心，如北方辽河流域。二是本文所界定的辽西地区，是指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中心，西起燕山西段，沿七老图山、努鲁虎尔山、巫医闾山向东至辽河平原;从大兴安岭南麓起涵盖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教来河、大小凌河、滦河，自北向南基本上包括了辽宁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和京津冀三省市北部地区。辽西地区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形成了有异于东北其他地区且相对稳定的文化格局，目前这一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有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等，年代从距今8000多年前至距今4000年左右。故本文从影响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要素这一角度出发，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探讨。
一、农业的发生
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中，由于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长期定居的村落，从而为步入文明社会的正轨奠定了所需的物质基础。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早期国家是根植于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农业文明[1]。从地理位置上看，辽西地区地处中原农业和东北渔猎经济类型的中间地带，河湖与丘陵密布，气候温暖湿润，是典型的混合经济、人群杂居地带。形成于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经济类型以狩猎―采集―渔猎为主，早期不见农业，在中后期发现有已碳化的人工栽培谷物1500余粒，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的粟类谷物颗粒实物遗存[2]。由此可见农业在该文化时期已经出现，并成为一种补充性经济活动，与狩猎―采集―渔猎经济类型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复合型经济形态;其次，该文化出土的有肩石锄和长方形或亚腰形石铲，也都具有翻整土地的农业用途;此外，在房址居住面上还普遍发现有用于谷物加工的石磨盘石磨棒[3]。
按现在的流行的观点认为，农业的发生和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有能力供养更多的人口，实现聚群而居，促使国家文明的到来。由此可见，这种较早发生在辽西地区的北方旱地粟作农业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二、聚落形态和防御性设施
伴随农业的发生，人类的居住形态过渡到定居的村落;由于国家文明的出现，具有防御功能的城也随之兴起。学术界一般将辽西考古发现的兴隆洼文化聚落[4]分为三期：一期以兴隆洼一期聚落、北城子聚落遗存为代表;二期以兴隆洼二期聚落、查海聚落、南台子及兴隆沟聚落遗存为代表;三期以白音长汗聚落遗存为代表。聚落由居住区、烧窑区、墓葬区和祭祀区组成，各区分工明确，联系紧密，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和精神文化体。居住区为凝聚式格局，房屋多为成排分布的方形半地穴式建筑，房址面积存在大、中、小之别;有环壕聚落和非环壕聚落两种，其前者数量居多;还可以分为单体聚落和多体聚落两种，每处聚落都有中心房址。带壕聚落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以兴隆洼一期聚落为代表，环壕平面近圆形，西北侧留有出口，宽2米 ，深1米左右;一种是北城子聚落遗存为代表三面环壕，一面向水;还有一种为双壕各环绕一个居住区，以白音长汗遗址兴隆洼文化乙类聚落为代表，环壕平面近圆形，横剖呈倒梯形，现存的沟深和宽度均1米左右不到2米。由此可见，兴隆洼文化聚落的环壕可能兼具一定的防御性能和分区功能，尤其是北城子聚落遗存的设计更凸显了围壕的防御性能。
在兴隆洼文化接近尾声之际，西拉木伦河以南取而代之的是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两种文化基本上交错并存，但从出土的陶器面貌上看，赵宝沟文化与兴隆洼文化之间可能存在更密切的先后继承关系。已发掘的赵宝沟文化遗存规模较小共6处，且多为居住址，从已发表的白音长汗遗址、水泉遗址、小山遗址和赵宝沟遗址材料上看，房屋均为成排分布的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依据房屋的数量可分为大、中、小三个类型：赵宝沟遗址面积9万平米以上，房屋数量100余座，且划分有居住区和祭祀区，是一处规模较大的中心性聚落;水泉遗址房屋有30多座，属中型聚落;小山遗址和白音长汗遗址房屋总和不足10座，为小型聚落[5]。赵宝沟文化的三种聚落形态均经统一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已存在具有一定凝聚力的社会组织。并对后来红山文化的聚落形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使其在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兴隆洼文化的前身――小河西文化被认为是辽西地区目前已确认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6]，经发掘的聚落有白音长汗遗址一期、查海遗址一期和杨家洼遗址，其中有13处为单纯的小河西文化遗存，包括1座中型聚落、5处小型聚落和7个最小聚落;聚落为氏族聚居，一般有两个等级的社会组织――小型房址为家庭，成排分布的中型房址为大家庭，如白音长汗遗址一期的3座房址中，F42面积最大，依次为F64，面积最小的是F65，可能为一个由家庭和大家庭组成的二级社会组织;查海遗址一期聚落的两排房址则可能是一个由家庭、大家庭和氏族组成的三级社会组织[7]。
大量考古学材料表明辽西地区古文化遗存中从房屋因素的出现到聚落形态的形成，尤其是自兴隆洼文化起环壕聚落的出现对后来“城”的概念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
三、宗教祭祀
尹弘兵先生曾提到，文明起源有四个层次，其中第四个层次便是宗教的力量[8]。他指出某些学者所强调的“视礼制为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认为礼制对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观点，其实是没有理清礼制与宗教关系。他认为礼制本身也是宗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在西周以前并无明确划分，其后礼制才从宗教中独立出来。那么，在政教合一的史前社会和夏商时期，宗教祭祀活动的实质更倾向于一种极为重要的政治活动，而在这一过程中所用到的礼器，就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
辽西地区古文化中的祖先崇拜最早源于小河西文化，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发展成一种习俗，白音长汗F19出土的石雕人像是该文化时期崇祖观念形成的重要实证，F19的性质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兼具居住和祭祀功能。这种对于祖先的崇拜行为到了赵宝沟文化时期在内涵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由以小山遗址出土的人首石越为代表，钺是祭祀活动中的重器，而钺首刻画的人首形象则应是“祖”的形象，不难推测这应是为祭祀专门刻画制作的。红山先民为承蒙祖先庇佑而进行的祭祀活动，在这一时期更加繁荣，西水泉遗址、东嘴山遗址和牛河梁女神庙等遗址出土的女性雕像[9]更具浓厚的崇祖思想。另外，对于动物和天地的崇拜也都不难在这一地区的古代人类文化遗存中发现――对于龙的崇拜，早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就已处于孕育期，到赵宝沟文化时期开始形成为习俗，到了红山文化时期，龙崇拜迈入成熟阶段并对后世逐渐形成的龙文化产生深远影响。而对天地的崇拜则是红山文化时期原始和祭祀体系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另一重要体现，修建在牛河梁遗址、东嘴山遗址和草帽山遗址的祭坛和积石冢体现了天圆地方观念的成熟，更有大家指出这种大型礼制建筑性质的坛、庙、冢表明早在3000BC前我国就已出现了根植于公社又凌驾其上的更高级别的社会组织形式[10]。
这样看来，古代的祭祀本质上就是人神之间的对话，而最初的等级差别也产生于人神之间，后来那些主持祭祀活动、沟通神灵的巫祝们的等级地位也随之逐渐高于众人，由此出现了高低贵贱的社会等级差别，不同等级之间的人进行交往时要遵循特定的仪式，既礼。“国家”就是这种等级差别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实际上，若溯其根源，这种成形于三代的古礼，应与辽西地区以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史前礼制有着某些渊源关系。
四、结语
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途径，从居住形态上讲，是从自然村落发展到都城;从社会组织结构上讲，是由部落发展到国家;从意识形态的发展上讲，是由对神灵的单纯崇拜发展到独具规模和形制化的祭祀活动。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各文化遗存正是从上述三个方面对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到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与其他古文化区共同使中国史前文明发展成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11]，成为中国文明起源多中心论的一例有理证据。
参考文献：
[1]田广林，刘特特.中国文明起源的辽西个案观察[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2（3）.
[2]王小青.中国粟作农业起源研究综述[J].黑龙江史志，2013（21）.
[3]席永杰，滕海键.兴隆洼文化研究综论[J].赤峰学院学报，2011（2）.
[4]席永杰，滕海键.兴隆洼文化研究综论[J].赤峰学院学报，2011（2）.
[5]赵宾福.关于赵宝沟文化的聚落形态问题[J].华夏考古，2008（3）.
[6]索秀芬.小河西文化初论[J]考古文物，2005（1）.
[7]索秀芬，李少兵.小河西文化聚落形态[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8（1）.
[8]尹弘兵.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若干问题[J].社会科学，2007（4）.
[9]徐子峰.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辨析[J].松州学刊，2010（5）.
篇3
关键词：奥运精神；中华茶文化；和平友爱；公平公正
奥林匹克精神的起源来自古希腊文明，古希腊对人力量和健康的追求是奥林匹克运动发源的基础，表现了古希腊人的竞争与拓展精神。随着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逐步发展，已经从追求挑战极限、突破自身发展到追求公平竞技、和谐共存，和平、友谊、团结成为奥运精神的主题。自神农氏尝百草，发现茶叶开始，随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茶作为一种特殊载体，承托了大量中国文化，衍生出以和平与友谊为代表的中国茶文化，茶成为“和谐”的象征。近百年来，承载西方文明的奥林匹克精神和寄托中华文明的茶文化在文化接触中相遇，文化主题的相似，体现出两种精神的高度契合。
1中华茶文化
1.1中华茶文化起源。茶的起源，自神农始，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最开始被用来入药，经过不断发展，人们将茶发展成为饮品。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有言: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伴随着中华文明的逐步发展，茶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中华文明载体的一部分。回顾中国历史，中华茶文化在历史的各个角落里，潜移默化中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和进步。1.2中华茶文化的发展。在中国，茶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人们生活中，开门七件事即“柴米油盐酱醋茶”。古老的中华茶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所承载的内涵与外延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逐步扩大，变得愈加多彩。中华茶文化萌芽于两晋南北朝时期，饮茶从一般的生活习俗逐步上升为人们对高雅精神的追求，在人们对生活的探索中，融入了对生活的感悟和美学情趣的寄托。唐朝茶圣陆羽著《茶经》一书，标志着中华茶文化的基本成熟。伴随着中华茶文化的发展，饮茶成为人们生活中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文化表现。陆羽在《茶经》有言“茶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宋徽宗赵佶著有《大观茶论》，评论福建“北苑贡茶”时说到“致清导和”、“韵高致静”，将茶文化提升到很高的精神境界。宋朝时期，茶肆文化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当中，在儒家读书人的进一步发展下，中华茶文化成为承载雅蕴的文化艺术。1.3中华茶文化的内涵。在中华文明5000年的发展历史中，儒、释、道三教思想影响颇大，贯穿文明的中华茶文化也深受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影响。儒家有“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道家有“宁静致远，道法自然”，佛家有“茶禅一味，梵我一如”，最终都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沟通，强调“天人合一”，体悟自然。茶文化的发展起源于道家，道家赋予了茶文化“和睦清心”的文化追求，成为其文化精髓之一。在此基础上，人们通过饮茶发展了茶道文化，通过儒家修身立德等方面的文化塑造，茶道文化通过对茶人进行礼法教育、道德提升。茶道文化中提倡的茶德为“廉、和、敬、美”，通过茶事活动来增进友谊、修身养性，进而陶冶情操，追求自然意境。人们在享受茶文化意境的同时，提升了个人品格修养，发展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友爱。进入现代，中华茶文化从中国走向世界后，茶已然成为了“和平、友谊”的使者，寄托了中华文明对“友谊、和平、团结、和谐”的期望。中华茶文化提倡“尚中贵和”。“尚中贵和”重点表现在“中和”二字上，“中和”包括“中”与“和”两个方面。其所谓“中”，是指合适、正好，“和”的含义则是指和谐、和气。中华茶文化的精髓首推茶道，茶道在中华茶文化的发展中，吸取了中华文明中宗教、艺术、德操等方面的文化精神，通过将“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的中国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文化融合，形成了“尚中贵和”的茶道灵魂。中庸尚“和”，《周易》有的“保合大和”、“和”而阴阳协调、“和”而五行共生、“和”而天人合一的理念。中国茶道，在通俗意义上讲，即通过茶事活动，在茶人享受美好的过程中，通过“天人合一”即感悟自然人生哲理，完善提高个人品德修养的过程。陆羽的《茶经》中有对煎茶风炉的讲解：即铁铸的风炉属“金”，风炉置于地上属“土”，炉中薪柴属“木”，薪柴燃烧属“火”，炉中茶水属“水”。通过五行的分析，阐述烹茶即通过五行相生达到和谐平衡的过程。
2奥运精神
2.1奥运精神的起源和发展。奥林匹克精神的起源来自古希腊文明，古希腊对人力量和健康的追求是奥林匹克运动发源的基础，表现了古希腊人的竞争与拓展精神。在古希腊神话中，古希腊的神普罗米修斯，为了帮助人类从饥寒交迫中解放出来，从太阳神阿波罗处盗取了火种，将火带给人类，普罗米修斯被惩罚后，火种也无法收回。后来宙斯规定，在人类燃起圣火之时，必须祭祀他。最开始，火炬传递是作为一种夜间的宗教活动在古希腊进行的。之后，圣火传递发展成为古希腊的集体体育项目，公元前776年，古代奥运会第一次开始举行，奥林匹亚的圣火开始燃烧。当时，在运动会开始前，信使们就会在各城邦宣布比赛时间。信使邀请各城邦公民到奥林匹亚城观看参与运动会，宣读在运动会期问停止一切战争的《神圣休战协定》，自此奥运会被赋予和平的象征。现代奥运会是由法国的顾拜旦倡导并通过积极活动复兴的，从1896年开始到现在，从巴黎发展到全球。体育盛会地不分种族、不分国家，成为人类向往“和平、光明、友谊、团结、公平”的象征。随着奥林匹克活动的发展，《奥林匹克》将“奥林匹克精神”定义为：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公平竞争。现在，奥林匹克运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赛事，它已经成为全人类文化活动的一部分。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已经不再单单影响体育界，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地产生影响。从历史层面上看，是时代造就了奥林匹克运动，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不同国家都迫切希望通过文化交流等方式连接起国际交流的纽带，奥林匹克运动就是在国际大交流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萨马兰奇曾经说奥林匹克运动是“文化加体育”，奥林匹克运动中产生的各项成绩和记录都是人类文化进步的成果。2.2奥运精神的内涵。“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公平竞争”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精髓。奥林匹克运动不仅给世界人民带来精彩的体育赛事，还促进了作为举办方的城市经济繁荣，更使得人类提高自身素质、促进世界国家地区的交流与世界和平。2.2.1奥运“五环”的寓意。奥林匹克比赛作为国际赛事，拥有非常醒目的标志，且寓意丰富。奥林匹克五环标志，由蓝、黑、红、黄、绿五个不同颜色的环构成。它在寓意上包含了世界人民的大团结、大友爱，寄托了参赛各方互助友爱的美好期盼；在另一方面，五环相扣，代表着全世界不同国家、民族的运动员们在比赛中的竞争关系，公平公正参赛，成败不论，重在参与。2.2.2对文化差异的包容。奥林匹克运动会参与方包括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差异、风俗习惯的不同，必然会引发各种问题。这些风俗习惯和文化的差异，也会使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理念等不同而增加冲突。奥林匹克精神倡导和平、友谊和团结，各种文化一齐绽放，，展现全世界丰富多彩的文化。将相互的文化差异向互相理解、互相交流、摆脱自我封闭、文化偏见和轻视转变，以包容的心态去认识各种文化，和理解其它国家民族的不同事物，体会其它民族的创造力和异域文化，虚心学习他国文化的先进部分，充分开展国际交流，真正实现文化大融合。
3中华茶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契合性
3.1中华茶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起源与发展的相似。中华茶文化起源于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奥林匹克精神则是起源于西方古希腊文明，都是在悠久古老的文明中逐渐演变发展而来。公元前776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在古希腊举办，历经293届的举办历史，到古希腊灭亡被废止。顾拜旦于1892年发表了旨在复兴奥林匹克的演说，两年后，国际奥委会正式成立，大会同时推出《奥林匹克》，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举办，从此四年一届至今。经历了全世界文明的融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赛事，它以和谐且激烈的竞技方式承载了全世界美好的人文精神。在古老的中华文明中，茶经历了春秋战国、两晋南北朝、唐宋、明清各个时代的文化熏陶，在人们的生活中潜移默化承载了中华历史精华，既包含了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情怀，也汲取了佛家的“禅韵”，更加入了道家“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从庙堂到市井，将三教九流的雅俗文化深深刻印在茶文化中。中华茶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一个提倡和谐自然，中正平和，一个提倡友爱和平、包容公正，两者所倡导的文化精神都是提倡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都有促进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两者一东一西、一静一动，不约而同的倡导着和平友爱、和谐公正。3.2中华茶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内涵的契合。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将象征和平的奥运圣火传播到世界各地。奥林匹克精神包含了全世界人民对和平的企盼，全世界奥林匹克人对和平、团结、友谊的不懈追求，描绘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发展历史。中华茶文化提倡“尚中贵和”，其中的“和”，表达了中华茶人对和谐自然、和谐自身、和谐他人的美好追求，通过感悟自然、修身立德实现行事有度、与人和谐相处，从不同的方式上表现出茶人对和平、团结、友谊的追求和向往。随着世界文明的大交流，中华茶文化走向世界各个角落，同时带去了中华文明的和谐、友爱，为彼此增进国家民族友谊，成为精神层面和平的寄托。它与奥林匹克精神一样，在文化交流碰撞中，展现出对民俗、观念以及文化差异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了各国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和谐发展。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中华茶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实现了中西合璧、互相融合。不同的起源，一致的理念让它们融合在一起，在精神层面为世界和平、友爱、公平、公正做出了贡献。3.3中华茶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追求的一致。技能和美是两者共同的追求，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比赛活动，决定了参与各国各种族展现自我，将人的体育能力绽放，充分体现人类的运动美和各国的文化风貌，促进人类体育技能的发展；在中华茶文化中，包含各种技艺，比如茶的种植技术、茶的制作技术、茶的烹品技术、茶的储藏技术等等。在中国，各地还经常有传承自古代的“斗茶”的茶艺大赛，在关于茶的技艺上，可谓追求卓越。在奥林匹克比赛中，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身姿美，拼搏奋斗的精神美，各承办赛场的建筑美，因比赛而绽放，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华茶文化中更是注重美的追求，茶人追求意境的纯净和谐美，追求茶汤的甘甜回味美，追求茶具的或古朴或精致之美，追求感悟人生的哲学之美，或典雅，或古拙，将美发掘到极致，有道是茶如人生、人生如茶。两者在美的追求上，体现全世界人民对美的追求，实现了不同文化的殊途同归，互补互契，内涵相通。
4结语
中华茶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在理念上都追求和谐友爱公平正义；在起源上看，两者虽发源地域不同，但都是从古老的文明中发源而来，经历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在作用方面，两者共同作为世界良好文明的承载，不断地走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全人类爱好和平、团结友爱、理解包容、向往公平的共同期望，成为人类精神上的宝贵财富，高度契合地展现了全世界人民向往美好愿望。
参考文献
[1]钱坤.人文奥运精神的后现代性特征分析[D].东北师范大学,2007.
[2]杨利芳.中国茶道精神与世界奥运精神的异同[J].福建茶叶,2016(5):250-251.
[3]李庚,范燕丽.2008年北京人文奥运与中国茶文化的发扬—关于奥运与茶文化精神世界融合的十点探讨[C].人文奥运与中华茶文化高峰论坛文集,2006.
篇4
玉：中华文明的起源
一般来说，文字的出现被各国学者公认为是文明的起源，但红山遗址出土的文物使专家发现，玉器才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诞生。因为这里出土的玉器比文字出现的时间还早。
人为什么会在距今5000年到6000年的时候突然进入了文明社会，而不是在距今4000年或是更晚?因为玉器在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从1979年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村发现的一组专门供作大型祭祀活动用的石砌建筑遗址中所出土的玉器，一为双龙首玉璜，另一为绿松石鹗就说明这个问题。
远古的祖先，他们找出了部落中最有智慧的人，任命他为整个部落的巫师。每当需要出征战斗、早天祈雨甚至是每逢大型的祭祖活动，巫师会穿上缝制上玉器的法衣，于是这块玉被称为通神的工具，上天将神的旨意传达给玉，而巫师又通过玉接受到了上天的旨意。他或许是嘴里默默自语，又或是像癫痫病发作一般，最后焕然清醒将神的旨意告诉部落的子民：是否应该出征：是否会有雨等等。
久而久之巫师通过这项活动控制着自己部落的子民，而玉正是起到对内产生凝聚力、对外达到统一的作用。
人们为什么会选择用玉来通神?早期的玉是透闪石，这种石头的物理性质使人们产生了敬畏。
北京大学玉文化研究中心于明认为：早期人们是用石头，石头的选取是因为它既具有一定的生产力，容易开采，经过加工后还能出现一种美感，而最早的玉就是一种透闪石。这种透闪石的硬度很高，不便于加工，而它又长在山顶上，因此人们认为这种石头可以通天。由于硬度高，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加工的，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打磨出一种动物的雏形，于是部落里就出现了一个制玉部落。玉器的制作工艺就这样和神圣的神权结合了起来，成为了特权阶层的“神器”。因此，被统治阶层作为神器的玉器才被专家认为是中华文明的起源。
红山文化晚期的玉器已非一般性装饰品，也非个别性礼器，而是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志墓主人级别高低的用玉制度。玉礼制系统形成，这也是目前所能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礼制形态，对夏商周三代用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红山文化玉龙的发现表明中华文明的底蕴深厚，存在着共同的信仰基础。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龙的实物形态之一，与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龙遥相呼应。这一南一北相距数千千米之遥的史前文化中，大约同时出现具有龙的形象的玉器。这种体呈卷曲的龙成为了后来中华民族的信仰中地位最高的灵性动物，这一点颇耐人寻味。这种情况可能暗示出当时在相当广阔的地域之中，存在着龙的神话传说和对龙的崇拜，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基础。
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粮食
从2001年至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发掘时，提取了1500多个土样，到实验室进行识别、鉴定，发现了1500多粒碳化谷粒，一是糜子，占90％；二是谷子，占10％。经过碳14鉴定，这些谷物距今7700－8000年，这比中欧地区发现的谷子早2000－2700年。根据这一发现，专家提出两个推断：其一，这里很可能是这两种谷物的起源地：其二，西辽河上游很有可能就是中国古代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地。
于是一个消息在2006年被公布：经过精确测定和准确种属鉴定，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糜子、谷子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沟被发现。专家认为，世界上最早的谷子、糜子在赤峰发现，对进一步探讨深层次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依据，为进一步搞清中国古代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研究信息资料，正像各大农业起源中心孕育了人类文化和文明一样，西辽河上游地区也孕育了中国古代北方农业文明。
金字塔型祭坛的发现
2001年6月，一次重大发现将红山文化起源说的论断又推向一个新的，一座距今5500多年前的“金字塔型建筑”在内蒙古敖汉旗四家子镇东草帽山后的山梁上被发现。这座“金字塔型建筑”远看是一个梯形的小山包，近看是3层石砌的塔形建筑，最底层长约30多米，宽约15米，往上逐渐变小，这是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红山文化“金字塔型建筑”，约比埃及金字塔早500年左右。
如此之大规模的祭坛以及积石冢，在远古极其简陋的生产条件下，冢群是如何挖掘?就在最近一次的牛河梁的挖掘工作结束后，于明再一次来到了实地，他在这个依山而建的积石冢的周围发现有火烤的痕迹。他认为，“很显然他们是利用了热胀冷缩的原理将地表炸开。山是属于火山岩，古老的先人用火烧制这片土地，随后洒入凉水，地表被炸裂，于是他们在炸裂的缝隙中插入木棍，再一次用火烤然后用水浇，直到地被炸开，然后他们用石头与石头的摩擦细细打磨每个墓冢，社会的分工再一次得到论证。”
位于牛河梁第二地点的三号祭坛是一个中间呈圆形的祭坛，部落祖先的冢群分两排整齐地排列在祭坛周围，当巫师进行祭祖时，部落的子民都相拥在祭坛周围，并且等级地位越低的人则站得越低。这种所体现的以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观念，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化并以宗教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充分反映出当时社会礼制的成熟程度。
红山文化历史年代的判定
篇5
关键词：认知考古学；新石器时代；祭祀遗迹；文明起源
普遍意义上讲，认知考古学是通过考古遗存来研究人类认知活动的一种理论方法，具体来说就是根据人类物质文化遗存所凝聚的象征意义来研究古人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1]。肯德.弗兰那利和乔伊斯.马库斯则将宇宙观、宗教、意识形态和肖像作为认知考古学研究的合适课题，并认为这四个领域已基本涵盖了认知考古的大部分课题[2]。宗教祭祀作为其中之一，是最能反映远古先民的思想意识的有效途径。我国新石器时现的那些祭祀遗存就是人们祭祀天地、祖先等祈求生存发展的考古学遗迹。
一、现有考古学资料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境内已发现的祭祀遗迹主要分布在辽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包括祭坛、祭祀坑、庙宇、积石冢、石圈遗迹和少数房屋内绘画遗迹等。
辽河流域祭祀遗迹以牛河梁女神庙、东山嘴石砌建筑基址和胡头沟石圈遗迹为代表，年代基本处于红山文化晚期。黄河流域多以祭祀坑和“石圆圈”为主要发现，如青海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现的2处祭祀坑、西安客省庄文化发现的6座人畜埋葬坑、洛阳王湾和郑州大河村遗址发现的人骨堆葬坑以及青海羊洼坡遗址[3]、甘肃大何庄遗址和永靖秦淮家齐家文化墓地等处发现的“石圆圈”遗迹现象。祭祀坑有人祭、畜祭和人畜祭，有的坑内也堆有粮食并常伴出有完整的动物骨架和陶器。长江流域则以太湖良渚文化祭坛更为重要，发现的最具代表性的祭坛有瑶山祭坛、汇观山祭坛、福泉山祭坛以及寺墩祭坛，除此之外还有江苏吴县张陵山、浙江余杭反山、杭州莫角山等地的“圜丘”，另外在湖北房山七里河遗址的一处半地穴房址中发现有一个完整人颅和成排斜线分布的颅顶碎片。在内蒙古大青山西段发现的祭祀遗迹也以祭坛为主，主要有莎木佳祭坛、黑麻板祭坛和阿善祭坛，其中前两处祭坛的形制基本相同，为绕近圆形土丘一圆形石圈，后者为圆锥形石堆，平面近似呈弧线形[4]。
二、祭祀活动
从原始宗教的角度考虑，祭祀活动是人类对自然神灵的崇拜，都是人类为了得到上天的庇佑、祈求风调雨顺或长久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赋予了这些祭祀遗址多重的祭祀内容。
原始农业萌芽于新石器时代并自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神的崇拜特别是对农神、谷神、天神、地母神和山神的崇拜成为祭祀活动的主体。在辽宁喀左东嘴山发现的祭坛遗址，位于该山梁中央平缓突起的台地上，平面呈长方形，根据布局可将其分为：中心大型方形基址部分，基址内分布大量石块，伴有玉璜、石弹丸、陶器碎片和少量骨料等遗物以及大片红烧土遗迹；东西两翼部分为相互对称的石墙基，墙基外有石堆分布；前端部分由石圈形台址和多圆形石砌基址组成，石圈形台址东侧有孕妇造型的雕塑出土，后端发现有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址，在房址东墙中端有一埋葬人体骨架和打磨精良的非实用性石斧的长方形土坑。不难看出，这是一座由祭坛、祭台组成的宗教祭祀性场所，将祭坛修建于凸起台地上正是为了拉近与天的距离，发现的红烧土表明火祭是当时祭天的方式之一，红烧土面积之大则可说明该处祭祀地点举行过多次仪式。而祭坛内大量的石块应与祭祀地母有关，孕妇造型的雕塑则是对女性生殖的崇拜，也是传世文献中设坛祭祖的原形，种种现象都反映了该祭坛也同样是礼地的场所。
内蒙古大青山西段发现的三处祭祀遗址，从形制和结构上分析似乎与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并无联系，近年来，综合考古学材料许多民族学家认为敖包起源与祭坛在形制、功能和祭祀形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按《祭坛与敖包起源》一文：“两者之间应具备更深层次的渊源关系――首先，在修建时都选取高出地面的台地、山丘；其次，在外形上均为用石块垒起的圆形建筑，酷似山峰；再者，在功用上均为祭祀为主要功能；第四，二者最初都已祭祖活动为主；最后，从原始宗教仪式里的祭坛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进程才发展成敖包”。
太湖地区的祭坛遗址则多与墓地联系在一起。发现于浙江省的瑶山祭坛就位于该遗址墓葬区的北部，13座墓葬分列南北两侧打破祭坛，出土随葬品中女性色彩浓厚的纺轮、玉璜等多见于北侧诸墓，而代表男性的琮、钺和三叉形饰多则见于南侧墓葬。由此可见瑶山祭坛不仅是一处祭祀场所，也可能是当时巫祝死后埋葬的专属墓地。反山祭坛的情况于此也十分相似，但由于发掘失误，未能清晰地辨认出来。针对这种墓葬打破祭坛的现象，许多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有两种观点截然不同：以苏秉琦先生为首的一些专家认为，墓葬的年代要晚于祭坛的废弃年代，两者可能并非为同一代人所修建使用；另一派意见则坚持两者就是同一代人所为，并认为祭坛是为墓葬服务的或者说墓葬作为祭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承担了特殊的功能。而在赵陵山、福泉山发现的祭坛遗址却多是与墓葬共存，以祭坛为中心，墓葬绕之。
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和女神庙是红山文化大型祭遗迹与墓葬的第一次明确发现和正式发掘。三座积石冢自东向西依次分布，冢内带有某种“墓祭”含义的圆坛，这是我国较早的墓祭资料，肯定了原始墓祭的存在及其出现的大体时间。庙中还出土了大量的泥塑女性雕像，形态各异，大小不一，尤其引人注目的出土的一尊较为完整的女性头像。有研究表明，这些人像可能象征的是当时社会上的权势者或收到崇拜的祖先，出土数量如此之多足以表明是古人为求得氏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进行的女性生殖崇拜。
三、祭祀与文明起源
中国文明起源经历了从单一地区起源论到多地区起源论的成长历程，随着祭祀遗址的发现，大量有关祭祀的考古学资料使其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中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越来越重要。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展开的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仍有一部分学者讲礼制性建筑作为文明起源的要素之一。如张光直先生将青铜冶金、文字、国家组织、庙宇和大型建筑成为文明初期的一般标志，并认为中国的许多文明标志都与巫术息息相关；安志敏先生则把文明的特征和要素总结为国家、城市、金属冶炼和礼制性建筑。但也有学者认为，文明是文明诸要素累积在一起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可单纯的将某些物质文化所反映出的文明现象就判断已经文明阶段的到来，而促成上述那种质变的根本标志是阶级社会和国家的诞生。在发现的诸多的礼仪性建筑中，尤以祭坛与文明的关系最为密切，可将其作为文明因素增长到一定程度的体现：第一，祭坛这种大型建筑的出现说明当时已存在一个极具支配力量和凝聚力的社会组织；第二，出现了专门从事宗教祭祀活动的人员，这一阶层由于拥有沟通神灵的职能而在社会地位上远高于普通大众。
四、结语
本文通过认知考古学研究的相关内容，对原始社会复杂的社会生活、宗教文化和社会历史进行了简单论述。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对我国新石器时代祭祀遗迹的分布状况和所代表的文化内涵进行综述。就目前的考古资料和实物遗存可以看出，原始宗教的基本内涵主要就是生死、食物和繁殖。因此，远古先民祭拜的对象也无非都是与人们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农神、天地、祖先等神灵。而近年来民族学材料的不断丰富也为我们解读原始宗教的祭祀仪式提供了有力证据。
参考文献：
[1]栾丰实，方辉，靳桂云.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M].文物出版社，2006.
[2][美]肯特.弗兰那利和乔伊斯.马库斯著，寻婧元译，陈淳校.认知考古学[J].南方文物，2011（2）.
篇6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外著名艺术著作及相关文献进行研究，从“什么是艺术”、“艺术的起源”、“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科学”、“艺术家”五个方面，对关于“什么是艺术”这一简单却深奥的问题加以分析和阐述。
从人类出现的那一天起，艺术就随之产生，艺术以人类文化为生存环境。艺术家是艺术活动的执行者，艺术活动反映艺术家的情感、想象、感受，最终通过各种艺术活动体现出来，包括美术、舞蹈、文学等。
关键词：艺术；起源；科学；艺术家
中图分类号：I25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6-0113-02
从人类起源的那一天起就产生了艺术，千百年来，艺术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每一个脚步。τ谡飧龀渎魅力却又神秘莫测的领域，人类始终在探寻艺术的真谛，这是一种难以单纯用言语表达清晰的艰难体验，对于艺术的理解无疑也是多维度多方面的。
一、什么是艺术
艺术是文明的晴雨表和里程碑，它凝聚着不同时代的文明，随人类文化的发展而发展，记录着人类的智慧，代表着人性的深度。艺术的真谛就是表达人类的情感，表达个人的感受和体验。
1.“艺术从不追求外在的目的，艺术仅注重艺术活动本身。”《艺术的起源》写于1894年，是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艺术的开创之作。此书对艺术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对艺术进行了本质的界定。格罗塞认为，艺术从不追求外在的目的，艺术仅注重艺术活动本身。艺术活动中的审美活动与那些被当做手段使用的实际活动正好相反，审美活动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为了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格罗塞认为在艺术活动或审美活动过程中，主要有情感因素的参与，而且这种情感多半是令人愉快的。所以艺术活动的特性是直接得到快乐，既从艺术活动的过程中得到快乐，也从艺术活动的结果中得到快乐。
2.“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追求。”荷裔美国作家房龙在《艺术》中写到：艺术是普遍存在的，艺术与人类同生，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艺术。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追求，艺术无国界，全人类都在进行自己的艺术创造，而且不受时间限制。任何一种艺术，本质上都是个人的感受和体验，所以艺术天生就是超凡脱俗的，是超出尘世的一种美好情感的东西。
3.“艺术与科学都是人类精神的创造物。”滕守尧在《艺术与创生》中认为艺术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和经常的精神活动，也是使人类成为人类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任何摆脱了功利纠缠的艺术，都有一种境界和意味。艺术与科学是人类发展的两项重要成果，二者都具有把握和反映世界的功能。作者在研读滕守尧的观点之后，由一张表格呈现二者的关系，能够帮助我们深刻理解艺术的性质。
二、艺术的起源
对艺术进行追根溯源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原始民族的大多数艺术作品的创作动机是其实际作用，审美的要求居于次要地位，大部分原始形象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没有质的提升和艺术感的飞跃。
1.“艺术的起源，是文化开始的地方。”通过对比研读《艺术的起源》中关于原始造型艺术的分析和边霞教授所著《儿童艺术与教育》中关于儿童艺术特征的分析，本文作者发现原始艺术的某些特征与儿童艺术的某些特征有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方面也随之清晰起来。不可否认，将原始艺术作为人类文明的“儿童期”与人类个体的“儿童期”的儿童艺术进行对比是有意义的。
2.“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艺术。”房龙在《艺术》中通过研究史前人的艺术，得出这样的结论：艺术与人类同生，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艺术。无论哪一个民族，即便不懂宗教，不论离文明中心多么遥远，也有其自己的艺术。原始的土著人，虽然智力低下，但也拥有自己颇有意味的艺术表现方式。艺术是艺术家经济环境的反映，也是艺术家地理环境的再现，这一点在史前人艺术形式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艺术的发展也会出现停滞或者倒退。进化论并不表明，高一级的东西就一定能长存。
三、艺术家
艺术家通过表现自身的情感和想象，通过创造的方式呈现出艺术作品。这个过程也许是快乐的，也许是痛苦的，但都是艺术家注重和享受的。艺术家一定是有特殊见地，拥有惊人技巧，能够在作品中表达自己观点或深刻认识的人。
1.“艺术家从事的艺术创作，不仅为自己，也为受众。”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这样解释艺术家：艺术家从事的艺术创作，不仅为自己，也为受众。这个受众不是事实上的受众，而是艺术家想象中的受众。虽然不能说创作的目的完全为了感动别人，但创作采取的形式和态度，是取决于公众的。艺术家给予观众或听众的触动，正是艺术家所期盼的。一件艺术品的完成只是整个艺术过程的一部分，艺术家的发达还需要观赏者的观念的补充。
2.“艺术家包括在和他趣味一致的社会中。”法国哲学家丹纳的著作《艺术哲学》是一部有关艺术、历史及人类文化的巨著。丹纳认为，艺术家本身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代同地方的艺术家宗派和家族。他们具有一致的趣味、同样的风格。例如，鲁本斯并不是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而是有一整批画家的思想、风格与表现都与其相仿，包括柯雷耶、凡戴克等。正是他们形成了与艺术家趣味一致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
3.“艺术家在其作品中表现了自我。”美国学者帕森斯和布洛克在《美学与艺术教育》中着重论述了艺术家的两种艺术表现，即表现主义和再现主义。表现主义是指艺术作品表现的是艺术家的内在的主观的世界，再现主义是指艺术作品表现的是艺术家的外在的客观的世界。
结论
艺术体现了人类内心深处的强烈情感和思想，它是神秘的、复杂的、难以用言语进行表述的。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来表现和传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理想，欣赏者通过艺术欣赏来获得美感，并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
除审美价值外，艺术同时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它与社会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随文化的发展而发展，虽然二者发展的进程不同，但艺术始终保持着活跃旺盛的发展力。艺术家是艺术活动的执行者，艺术活动反映艺术家的情感、想象、感受，最终通过各种艺术活动体现出来。这些艺术活动包括再现现实世界和表现情感理想，充满了审美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关于这些艺术的属性和特征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北京出版社，2012.
[2][美]房龙.艺术[M].北京出版社，2011.
篇7
一、西北地区
西北向来被认为与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有重要关系的一个地区。传说中的神农产生于陕西岐山西面的姜水。而神农在先秦以来的古代传说中正是农业和医药的创立者。这种情况的出现恐怕不是偶然的。
传说中的神农以水为姓，即姜姓。一般认为姜姓是古羌族的一支(1)。《说文解字》中释羌字的意思为牧羊人。但诚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甲骨文中的羌字更可能是伪装成羊的猎羊人。实际情况很可能是随着第三纪晚期以来青藏高原的迅速隆起，我国西北的甘青地区不断干旱化(2)，后来生活在这里的古羌族"猎羊人"狩猎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南迁进入黄河支流的渭水流域和长江支流的嘉陵江上游开始了农业生产。
进入渭河流域的古羌族人可能很早就开始了对粟（稷）的驯化工作。从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粟遗存可以发现这一点，这里地处富有森林的秦岭北坡，又处黄土高原南面，而且处在渭水的上游，既可以有森林作为庇护所，并从中采集、狩猎各种生物资源，又可以在干旱的黄土高原这里得到莠（粟的野生种）等适合当地干旱和黄土等气候和地质条件的一年生禾本科作物的籽实，满足食物的需求，使人们对莠的周期性迅速繁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逐步地人们开始了粟的栽培和果树的管理和培育。
上述过程在古籍中记载的传说中也可看出一些痕迹，《淮南子·修务训》记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虫龙之肉，采树木之实，时多疾病伤毒之害。于是神农氏乃始教民播种五谷……"，这条记载说明，由于采集和渔猎所得古人容易得病，因此神农发明了农业和种植业。但在《新语·道基》上还有这样的说法："……民人食肉饮血，衣皮衣，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食，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似乎是说，渔猎所得不足以养民，于是开始发展农业。《周书》中也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鉏蓐，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食"(3)。开始了农业生产。
古人早期的农作方法，《国语·鲁语》是这样记述的："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疏。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4)这里的烈山氏可能指的是放火烧荒，柱可能指的是早期用木棍点播的一种栽培方式。形象地道出了神农驯化粟的"棍耕火种"过程。
当然，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这里驯化的作物还有蔬、果。从大地湾文化的后继者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了大量的栗子，而现今秦安所在的天水地区仍然分布着大面积的天然野生栗子林这一情况分析，栗子这种坚果可能也是由这一地区首先栽培的。另外，桃子也可能首先是由这一地区栽培的。桃无疑是我国栽培史最古老的果树之一，虽然还未见有栽培的果实（或种子）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现，但河北藁城曾出土商代的栽培桃核，《诗经》中也反映我国黄河流域的人民非常熟悉这种水果，加之天水的小陇山（秦岭北坡)仍有大量野生桃（甘肃桃）的分布，这种野生桃与栽培桃在形态上十分相似，应当就是栽培桃的野生祖先，因此推测它在大地湾文化时期被栽培是有可能的。在蔬菜方面，西安半坡遗址出土过罐装菜籽，很可能是芜菁（因为我国唐代以前北方似乎一直没有白菜），这种耐干旱的蔬菜可能也起源于这一地区。在农业社会中，除食物生产之外，穿衣是另一最受人关注的事情。因此纤维植物很早也为人栽培。甘肃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栽培类型的大麻籽，说明大麻也可能最早起源于这一地区。这种作物在中亚和我国西北分布很广，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有的底部有麻布纹，说明这种纤维植物的利用是有相当久远的历史的。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西亚原产的小麦可能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已经传入我国的渭河流域。因为距今约四五千年前的陕西赵家来客省庄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小麦遗存(5)。
从上述史料分析可以看出，渭河上游的陕甘地区的秦岭山麓及周边的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温带耐旱作物的重要起源中心之一。这里发源的作物对中华文明后来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稷（粟）几乎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图腾，不但神农的后代称作稷，而且周人的祖先因为从母亲氏族--神农族那里继承了这种作物的栽培方法，也被尊为稷。他们都被后人认为是五谷神，与土地神--社合称便成为国家的代名词社稷。而其它几种作物都是适合早期粗放栽培的，对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生产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华北地区
华北地区的农业发端应当也是很早的。根据地质学家的研究，这里在第四纪时期，植被主要是夏绿林。进入全新世初期，以松属为主的针叶林占据统治地位。气候比较寒冷。从距今7000-8000年至5000年前，气候逐渐变得比现在还要温暖一些，阔叶树种逐渐占优势，草本植物也达到高峰(6)，说明这一时期是非常适于农业发展的。虽然早期的新石器遗址没有发现有栽培作物的存在。但是与上述大地湾遗址同期并处在黄土高原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却曾发现大量的粟的遗存。这里所见的贮藏粟量非常之大，说明它的栽培有相当的历史。但现在还很难说它是由黄河上游地区传来，还是当地起源。
上述遗址出土的其它作物包括核桃、榛子。值得注意的是核桃。这种坚果原先一直认为是汉代的时候，张骞"凿通"西域后才传进内地栽培的。但在河北容城曾出土过距今九千多年前的核桃，磁山文化遗址也出土过核桃(7)，此外，同处黄土高原边缘的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同样出土过核桃(8)，这表明它的利用和栽培在我国有着异常古老的历史。而且我国西南的林芝地区至今还分布有野生的核桃林，这说明这种果树很可能是我国本地起源的（磁山出土的核桃据说很小，虽在考古文献上标了核桃的说明，但我怀疑它可能是核桃属的其它种）。顺便提一下，从《诗经·庸阝风·定之方中》可以看出，榛子曾经是一种栽培的果树，但在后代似乎没有得到改良和发展。
另外，在裴李岗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不少酸枣，在新郑沙窝李的新石器遗址中曾出土了枣核，这说明这种果树也开始为人们所栽培。这种果树与西北地区的起源的栗子在我国北方古代农业生产中有重要意义，它们一直是我国华北地区重要的"木本粮食"(9)。华北地区起源的重要作物可能还有桑，这种植物的果实可能很早就被人采食，传说黄帝的妃子发明了养蚕，甲骨文中已有桑字(10)，《诗经》中不但有20余处提到桑，而且有大规模种桑的记述。人们对它的重视和熟悉程度都非同寻常，可能有很久远的栽培历史，估计在5000年前已被栽培。这是一种非常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栽培植物，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三、长江中下游地区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农业发源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始栽培水稻的地方。这里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暖湿。据孢粉研究，我国东南部地区距今11000-8000年前，以松或栎等（阔）叶树种为主，植被从森林草原型向森林植被方向发展，属于落叶阔叶树稳定上升期，这个时期气温迅速上升。距今8000-6500年前的常绿林达到顶峰，这个时期气候温暖潮湿。距今6500-3500年前的前半段为亚热带植被发育期，而后半段草本植物蒿属达到高峰，常绿阔叶林成份逐渐减少(11)。大体上以森林植被为主。可能很早就有人类在各大湖的周围捕鱼拾贝、采集植物果实和嫩芽。传说中的蛇身人首的伏羲（包牺）可能就是爬行动物众多长江下游和华东地区人们的远古始祖。《易传·系辞下》记载他曾："作结绳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后来"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意味着农业就从这里开始了。但其中的原因并不清楚。
这一地区驯化的最重要的作物无疑是粮食作物水稻。考古学上的证据表明，水稻栽培在我国有很悠久的栽培历史。距今1万多年前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曾经出土过水稻的植硅石(12)。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湖南道县玉蟾岩(13)遗址曾出土栽培稻谷的果实(14)，后来考古学家又在湖南澧县八十土当遗址中出土了大量距今约八九千年的栽培稻谷(15)。这无疑很好地证明了我国是水稻的原产地之一。当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有一个很好的理由，那就是，现今我国从东南的福建、台湾到西南的云南，北到江西、南到海南都有普通野生稻的分布。我国广泛分布的这种普通野生稻和我国栽培的普通栽培稻的亲缘关系很近，同具24条染色体，可杂交和产生可育后代。我国已故著名水稻育种专家丁颖认为：中国的普通栽培稻是由普通野生稻演化而来。从喜马拉雅山麓的栽培发源地向南传播，经马来半岛、加里曼丹、菲律宾等岛屿，演化为籼稻；北路进入黄河流域演化为粳稻。我国是粳、籼稻两个亚种分化地之一(16)。他关于水稻栽培起源地的说法可能是不对的，但关于普通野生稻是普通栽培稻的祖先这种观点大体上是站得住脚的。湖南、江西这一地区不但至今仍有普通野生稻的分布，并且是水稻的主要产区之一。因此以前苏联学者瓦维洛夫认为水稻起源于印度的说法可能是值得商榷的，而认为起源于我国长江中游的说法大约是比较可信的(17)。笔者认为，我国长江中下游大湖区周围应该是它的栽培起源地。这类"大泽"向来是古人生活资料来源的重要基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封建社会的早期。作为一种食物经长期的采集，加上适当品种的选择导致栽培，这似乎是很顺理成章的事。
另外，湖南道县还可能是柑橘的栽培起源地之一。因为历史上早期记载都说洞庭湖一带的柑橘很有名，屈原还写过《橘颂》，至今浙江的温州，江西的南丰还是我国著名的柑橘产区。道县还有野生橘的分布。两湖则有近缘种宜昌橙的分布。另一近缘属金橘属的野生种也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我国另外一种果树梅应当也起源于这一地区，它的果实早期可能主要用于调味，从《尚书》的有关记载不难发现这一点。它的野生种在我国湖北等地山区仍有分布。它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就通过汉水流域传到黄河流域的南部一些地区，在河南驻马店杨庄出土过夏代的梅核(18)。长江中下游地区还可能是我国最早大量使用竹类植物的地区，因为在浙江吴兴钱三漾的新石器遗址中出土过竹编的器物。后世《禹贡》中提到荆州的贡品包括竹产品；《尔雅·释地》有："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此外，苎麻可能也是由这个地方首先驯化而成为栽培植物的，良渚文化的钱山漾遗址曾发现有较多的碳化苎麻平纹布和细绳(19)。这表明此种作物的栽培已经有一定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姆渡遗址中还出土过一个漆碗，表明漆树这种经济植物很早就为人们所利用了。上述情况表明这里当是我国一个栽培植物的发源中心。
这里驯化的水稻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意义无疑是深远的，它很快在周边地区传播开来。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也出土过距今约8000多年前的稻粒印纹，说明向淮河流域发展很早，而长江下游的浙江河姆渡出土了大量七千多年前的栽培稻谷(20)，似乎表明水稻向周边传播似乎是同步的。不仅如此，考古学的证据表明水稻后来很快向黄河流域和南方的珠江流域传播。成为我国广泛栽培的谷物，为我国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它至今仍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也是世界上产量最多的粮食作物。
另外，这里首先大量运用的竹子，到后来栽培竹子对我国文明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我国这一地区有大量的竹林分布，因此当地的百姓除了食用竹笋之外，还广泛运用竹子制作各种生产和生活器物，它充斥在我国南方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近代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曾指出竹子在我国有大大小小的600多种用途，以至于有些外国人称我国的文明为"竹子文明"。
此外，漆树的利用也是很引人注目的。漆树分布较多和现今栽培较多的是在我国的川东和湖北一带山区。
长江流域应当是首先利用这种植物的地方，很可能这种树脂的利用在长江中游大巴山区的汉水流域也有相当长的历史，并通过那一地区将漆树的利用方法传到中原地区。河北一些商代的遗址曾出土过漆器，这说明漆的利用历史从南到北都很久远。《诗经》的有关记述表明，漆树在周代的时候肯定是一种栽培植物。战国时期的庄子还当过漆园吏，说明当时黄河流域也有相当规模的栽培。漆树也是很有我国文明特色的一种栽培植物，对我国后代的手工业和文化、艺术都有重要的影响。
四、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
上述"猎羊"的古羌人或他们生活在陇南的后裔可能有部分进入四川的岷山山地的岷江和嘉陵江上游地区(21)，成为"三星堆"远古居民的先祖。从《史记》等有关文献记载来看，这里应当是芋头驯化地和分化中心之一，这一地区至今仍有野生芋分布。但这种作物的驯化的时间还有待推考。
篇8
“天地之中”理念的形成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就萌生了天圆地方的观念，认为天地分离，天在上，地在下，地是平的。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将地理观念与无穷思想结合起来，认为既然地是平的，其大小又是有限的，地表当然就应该有个中心，这个所谓的中心就被认为是“地中”。至西周初年，周公以天文历法为依托，找到了当时人们所认为的“天地之中”——嵩山脚下的登封阳城。
中国古代帝王政权为了证明“君权神授”，往往选择离天最近的地方来祭天拜地和立都建国。在冷兵器时代，居于“天地之中”，就意味着是全世界的核心和主宰，从而是正统政权，四外偏远之邦则仅可列为属地。西周初年，周定都于镐京，但武王认为其过于偏僻不便统治四方，欲寻找地中营造东都。《周礼·地官司徒》载，周公为了寻找地中，“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由此得来的地中即位于今日的登封阳城。现存于登封告成镇的周公测景台，即是嵩山地区为“天地之中”的最直接证明。在历史上，“阳城地中说”在天文、科技、政治、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占据了最长期、最为公认的地位，也得到了自西周时期至清代大量历史文献的确凿佐证。因此，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以嵩山(登封阳城、告成)为核心的地区一直被视作“中原”；由此发展、扩大，从而诞生了“中国”。至迟在西周初年，嵩山地区就被称作“中国”(西周初年何尊铭文记载)。嵩山脚下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经考古发掘证明很可能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国家——“夏”的建都之地。位于登封以东的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商王朝的开国之都，登封以北的偃师商城遗址也是商代前期的重要王都。位于登封以西的洛阳成周遗址、东周王城遗址分别是西周的东都洛邑和东周国都。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发生在嵩山地区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使得嵩山不仅成为当时中国文明的中心，也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刻下了“天地之中”的烙印。尽管之后历代王朝的都城选址由于版图的变迁、皇室发源地的不同或地理环境的原因而没有局限在嵩山地区，但由于古代科技探索发端，经由政治的尊崇，文化与宗教的跟从和汇聚，从而形成的“天地之中”理念，一直被最广泛和持久地认同，并对嵩山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中的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
“天地之中”理念形成的自然与历史文化背景
嵩山地区位居“天地之中”宇宙观的确立，不仅得益于西周天文历法科技的发展，而且有着深厚的自然和历史文化背景。
嵩山横卧于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北部，位居中原核心腹地，东西绵延30多公里，是黄河流域东部的主要山脉，为五岳之冠。从气候来看，古代的嵩山气候相当于现在淮河以南的亚热带气候，对作物的生长和人类生存非常有利，后来发展为暖温带山地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同样利于万物生长；从地质环境看，这里土壤肥沃、具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和水资源，我国古代四大水系中的河水、济水、淮水共同流经嵩山地区，特别适宜生物的生长、农业的发展；从地理位置看，这里位居全国交通之十字要冲，便利文化辐射和吸纳、便于人类迁徙和民族融合。由于有着如此良好的自然条件和重要的区位优势，自古以来，嵩山地区就成为中华文明形成和起源的核心地区。
早在10万年前，荥阳织机洞就留下了古人类繁衍生息的遗迹；距今约4万年的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为认识中国境内及东亚地区现代人类及其文化起源与发展等重要史前考古的关键课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资料；距今约1万年的新密李家沟遗址为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等学术课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距今8000多年的裴李岗先民们已开始定居的农耕生活，大约6000年前，产生了大河村文化；5000年前，人文始祖黄帝在郑州出生、创业、建都，肇造了中华文明。高度发达的史前文化和独特的文化交流格局，使我国最早的国家文明在这里诞生，成为夏、商、周三代的建都之地，立国中心。《史记·封禅书》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以嵩高为中岳。”司马迁的这一记述，得到了中国现代考古学成果的证实。这些遗址自10万年前到公元前20世纪，或位于嵩山核心腹地，或分布于嵩山周围，形成了没有缺环的完整发展链条，这在中华民族漫长发展历程中屈指可数、独具特色。此外，嵩山地区还是中国城市文明的滥觞。5300年前的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古城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版筑古城，4300年前新密古城寨、4100年前的登封王城岗、3900年前的新密新砦、3700年前的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3600年前的郑州商城和2700年前的郑韩故城，构成了我国古代城市发展演进的完整链条，奠定了中国数千年城市营造技术传统和营造制度。
嵩山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使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上已逐渐形成了以此为中心的意识。自西周时期由于人们对天文历法认识的升华，明确了“天地之中”宇宙观的理念，又进一步巩固了嵩山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天地之中”理念对嵩山地区在中华文明的地位影响
受“天地之中”理念的影响，嵩山被认为是万山之祖和神仙居住之地。《史记·封禅书》载，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就常到嵩山“与神会”。帝尧、虞舜、大禹都曾到此巡狩。据铸造于西周初年的天亡簋铭记载，周武王在灭商后“祀于天室(即太室山)”。武王在嵩山举行的封天祭地大典，开创了中国最盛大、最高等级的封禅礼制的先河。秦、汉之后，帝王祭祀嵩山连绵不断。据统计，从周武王开始至清末，历史上亲自或遣使祭祀、封禅嵩山的帝王就有68位。历代帝王或大臣巡狩、封禅、祭祀中岳，以期接天通地、永固江山、昌盛国运，与人们认定该地区为“天地之中”的文化心理有着密切联系。
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嵩山地区既是主要发祥地，又是重要支撑者。“天地之中”的“中”所代表的“世界之中心”的理念作为古人的一种宇宙观，曾主宰了中国二千余年的王朝和臣民的世界观、处世哲学与行为实践。并由此延伸出了“中原”“中庸”“中和”等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有的文化理念。“中”的理念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国家机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并且成为中国文化传承中绵延久远、从未中断的内在驱动力和中华文明发展中的重要支撑。
篇9
一、世界历史纲要的结构
雅斯贝斯认为轴心期是人们对历史的整体突破，他把历史看作是一个整体结构，并系统地描绘了世界历史的纲要。这个历史纲要把人类的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次，是从那个几乎不能被我们理解的史前时代，通常也被人们称作普罗米修斯时代。第二次，是古代文明的兴建。第三次，是从轴心期。第四次，是从我们亲身经历的科技时代。但是，这四个时期所起的作用却不相同。史前是人类生命的根基，是人之结构的成长过程，在这个时期，人类才渐渐出现天性，不断趋于完善成为真正的人。古代文明时期在印度、中国和埃及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在这个时期，它们开创了历史，催生了文明，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而在第三个时期轴心期时期，人类的意识涌出，精神不断觉醒。最后一个时期科技时代在欧洲产生，18世纪开始发展，对当代人类仍然具有很大影响，这个时代也是轴心期精神的产物。这个历史纲要的划分是雅斯贝斯在新的历史视线内建构的。他认为在这个视线下人类历史好像经历了两次大呼吸。第一次从史前时代开始，经过古代文明，通往轴心期以及产生轴心期后果的时期。第二次与新普罗米修斯时代即科技时代一起开始，它将通过与古代文明的组织和计划相类似的建设，或许会进入崭新的第二个轴心期，达到人类形成的最后进程[2]。但是，这两次呼吸却存在着根本差异。第一次呼吸是由几个相似呼吸构成，在这期间，每一件事情都是地区性的而不是整体范围内的。第二次呼吸是全人类共同进行的，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崭新的起点。
雅斯贝斯的世界历史纲要体现出了一种历时态视野的文化模式。他按照人类历史的时间发展历程把整个人类历史分解为互相联系的四个阶段，并对他们进行详细阐述。文化哲学是一种历史解释模式，包括文化模式、文化危机和文化转型。从文化哲学角度解读雅斯贝斯的世界历史结构可以看出史前、古代文明时期、轴心期和科技时代四个时期体现出一种历时态的文化模式。在这个全部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出这四个时期的文化确实经过了文化危机和文化转型。古代文明时期文化出现危机，大部分文化无法传承逐渐消亡。轴心期融和与吸收了古代文明时期的一些文化，形成新的文化，对科技时代具有很大影响。而科技时代的文化同样也会面临新的危机需要新的转型，这就要求我们当代的人们必须认真思考对策，促进文化的快速转型与发展，使文化永葆生机与活力。
轴心期是世界历史纲要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对于理解世界历史的整体观念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它将人性引入世界历史中，有助于我们理解各个民族在历史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轴心期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是一个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精神觉醒，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反思自身的思想观念、行为举止、生存方式、政治与经济结构等，因此人们的精神自觉性不断提高。轴心期是雅斯贝斯世界历史纲要中的基本概念。因此，本文将主要论述轴心期的特点和意义，并进一步揭示雅斯贝斯的又一世界历史纲要，反映出世界历史纲要的历时态文化模式。
二、世界历史纲要的核心时代
根据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轴心期在世界历史纲要中处于核心时代。轴心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雅斯贝斯认为轴心期是在世界历史水平上唯一一个相当于总体的普遍类似[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轴心期在世界历史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一）轴心期时代的特点
轴心期是世界历史纲要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对于理解世界历史的整体观念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它将人性引入世界历史中，有助于我们理解各个民族在历史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轴心期主要是指公元前800年至200年这个时期。在这一时期，集中出现了大量十分有意义的事件。在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等各种哲学派别。在印度，涌现了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等各种哲学可能性。伊朗、巴勒斯坦和希腊各国也纷纷出现大批众所周知的先贤人士。在这个轴心时代，第一次出现了哲学家，印度的苦行僧、中国的隐士和云游哲人、希腊的哲学家和以色列的先知，尽管他们各自的思想观点、信仰观念都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是哲学家。其次，这个时代，人类真正苏醒过来有了意识，世界上的人类不仅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而且同样感觉到他们是一体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们了解到自身存在的局限性，认识到世界的强大和自身的渺小。理性思想出现并且对宗教发动战争，神话时代不复存在，人们的精神得以觉醒。人在理论思辨中把自己一直提高到上帝本身，以模糊而易误解的、具体的理论思辨形式，表达了精神凌空翱翔的体验[4]。再者，在这个轴心时，人类的本能把特殊的人性桎梏在自身之中，人们不能产生非常清醒的意识，只能模糊的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向往自身获得解救。
（二）轴心期时代的意义
轴心期时代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它既有助于我们对于史前和古代文明时期的认识，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在与未来。因此，轴心期时代在世界历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深受人们关注。首先，轴心期使得延续几千年的古代文明逐渐消失，它不管是什么民族的文化，都同化、吸收和埋葬了古代文明，使它们以新的形式出现。轴心期保存了文化的因素，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而且轴心期吸收了古代文化的一些因素，构成文化新开端的组成部分，使这些因素免于消亡。人们赋予宗教和宗教艺术、已经形成的国家、司法制度等以新的意义，对他们进行融和与吸收，形成新的载体。通常，在一种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伴随文化危机的发生，最后导致文化转型的出现。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整合的作用，古代文明发生文化危机，文化的新转型出现。其次，轴心期为人们提供了精神动力。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5]。从轴心期时代以来，任何一次的进步和飞跃都是对这个时期的回顾，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甚至历史上发生的数回文艺复兴运动同样来自于轴心期潜力的回忆和复归。再者，轴心期渐渐呈现出海纳百川的倾向。尽管轴心期是在一定范围内开始的，具有限制性，但是它在历史上却逐渐包罗万象。那些和轴心期没有任何联系的民族依然保持原始状态，而那些在轴心期中生活的人们则逐渐摆脱原始状态，开始新的历史。最后，由于轴心期的出现，中国、印度和希腊三个地区彼此之间的联系加深，相互之间进一步理解。虽然他们三个地区相距甚远，但是轴心期也推动了它们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使得他们渐渐融和在一起。
总之，轴心期这个时代为人们提供了研究史前时期、古代文明时期或者科技时代的准绳和尺度。这个时期吸收和融和了早先文明，使得一些因素存留下来。它不仅为人类提供精神动力，而且也使得世界历史形成统一的结构，使得我们的时代统一起来。轴心期是文化转型的时期，它使得文化趋于整合。
三、新的世界历史纲要的形成
篇10
地球人造起源说有以下三种：
1.黑球是带有内含体的黑曜岩，它是按照前述第一种假说中阐释的机理自然形成的。原始人出于某种宗教祭礼的目的，赋予黑球光滑的表面。原始人将黑球深埋也可解释为出于某种宗教的目的。然而，石器时代的人是怎样在黑球外壳体不透明的情况下加工黑球的呢?
假如黑球是在石器时代被磨光加工而成，那么，其年龄不可能超过8000年，因为对石制工具的磨削加工技术只是在公元前6000年才出现在欧洲的。这与黑球表面出现的脱碱层极不相符。
2.黑球是所谓的“熨球”，即20世纪，乌克兰流传使用的一种生活熨烫工具，用于熨烫衬衫的衣袖。根据基辅生活博物馆中陈列的熨球展品的直径判断，其尺寸为50毫米一80毫米，接近黑球的尺寸。然而，从黑球的黑色玻璃和黑球中含有内核的情况来看，与该假说很不吻合，故此假说又不能成立。
3.黑球是一种燃烧瓶。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专门生产一种装有燃烧剂的厚壁球形玻璃瓶，用于打坦克。然而，同该假说相抵触的是，黑球不具备规则的球形，略扁，这与燃烧瓶是不相符的。因此，该假说也不能成立。
黑球的外星自然起源说
外星自然起源说有以下二种情况：
1.黑球是外星人考察地球时带来的一种外星植物的种子。这种来自外星的生命具有有机硅的性质，从而能形成石英外壳。
然而，我们很难找到充分的证据对该假说加以证实。要知道，我们根本无法知晓，另一种生命形式的植物种子应该是什么样。
2.黑球是外星人丢在地球上的外星生物的蛋或孢囊，它们在地球条件下不可能成长发育。然而，为什么在适合生存的其他行星上，蛋壳不是由钙盐构成的，而是由石英构成的?
可见。上述的各种假说都不足以证明黑球的真正起源。
黑球的外星人造起源说
黑球的外星人造起源说有以下四种：
1.早在地球上出现智能生物和文明之前，外星人在考察时留下的装有“密函”的密封容器。在这种情况下，为确保“收信人”能收到这封“密函”，地球上应该有许多这样的“密函”。果然，人们在拉丁美洲也发现了类似的神秘黑球。
但是，如果外星人写给我们的“密函”是被密封在黑球的内核中，那么，内核看上去应该是均质的，而且在内核的X光片上不应该有任何结构。看来，这一假说也与黑球的实际特征不符。
2.黑球是外星人考察地球时，它们飞船的动力装置排放的放射性和其他有毒废弃物的储罐，后来被遗弃到大海里。这些含有巨大辐射能量的放射性同位素，实际上被分散地埋藏在地球各处纵深的地层中长达1000万年之久。
但该假说也遇到一项考验：放射性废弃物在具有衰变的指数性质时还存在部分辐射，而黑球的辐射水平应高于背景辐射。
在上面所列举的各种假说中，并没有注意到根据黑球内核的重心位置对内核密度的评估结果。因此，根据黑球内核的负密度值，可提出以下二个假说。
3.黑球是反重力装置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处于“空行”工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反重力小于黑球的重量。
该假说也令人置疑，因为这种反重力装置未必具有黑球那种形状和发脆的玻璃外壳。要知道，只有把反重力传输给装置才能被利用，为此，需要平坦的、锥面的或圆柱形的支撑面。要操纵反重力，不仅需要反重力的释放，而且需要输入能量的装置。
4.黑球是一部含有反物质的储能器，它很可能是外星飞船考察地球发生空难悲剧后留下的。黑球内核在既没有获得外部能量，又无内部能源和无热能释放的情况下，在长达1000万的时间里一直产生反重力作用。
该假说能合乎逻辑和自圆其说地论证，为什么要选择黑玻璃做外壳。要知道，这种黑玻璃同金属相比不易被氢穿透，而且相当结实耐久，不锈蚀，并且较轻较硬，必要时，可有意将其轻而易举地击碎。在这种情况下专门求证这一反物质的反重力假说，实际上是相当具有创造性的，因为应用该假说能解决现代宇宙学中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
根据俄罗斯著名宇宙学家诺维阔夫创立的“总星系发展的现代宇宙学理论”，在宇宙大爆炸的最初阶段，所有星系仍然按照大爆炸当初的惯性向各个方面远离，直径不到30千米的大爆炸火球中心的温度为10K。在这种情况下，物质和能量都表现为核子、反核子、介子、电子、反电子、中微子、光子和引力子的形式，它们融为一体共同构成双极性等离子体。如果从对称的角度考虑，双极性等离子体中的粒子和反粒子的数量应该相同。
当宇宙大爆炸的火球膨胀时，火球的温度会不断下降，一直降至109K以下。光子的能量要产生一对粒子和反粒子便显得匮乏，全部现存的核子和反核子，然后是电子和反电子都应全部发生湮灭而几乎荡然无存。如果在此之后，我们的总星系仍残留有足够数量的物质，那么，从物质湮灭中残留下来的光子数量是被观察到的光子数量的10倍～10倍。因此，应当存在某种机理，在宇宙大爆炸火球膨胀的最初阶段，把物质从湮灭中分离出来。
我们在此提出一种假说，宇宙大爆炸火球中发生物质和反物质的分化过程，是凭借反物质的性质来实现的。为了解释黑球内核具有反重力，我们假设这种反物质的性质存在：物质和反物质会发生引力相斥。在具有这种性质的情况下，在宇宙大爆炸火球膨胀的最初阶段，火球中的双极性等离子体将不可避免地失去稳定性，分化出物质和反物质，而且在这种湮灭和能量释放上没有大的能量损耗。确切地说，在发生光子辐射或“残留”辐射的能耗水平上，这二种辐射的总能量约为总星系中所有恒星在其存在的整个时期里所释放能量的100倍。
可以这样认为，让反物质具有反重力的性质，这样才能推断是什么破坏了对称原理和“费米子守恒定律”。然而，宇宙学理论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宇宙学理论推断，在宇宙大爆炸的火球中，出现物质对反物质的某些过剩。
关于物质和反物质引力相斥的假说同时能解决宇宙学上目前尚未解决的最复杂而重要的颠倒现象――怪异性问题。要知道，假如把总星系中的几百亿个星系的总质量集中到发生宇宙大爆炸的初始点，便会形成一个引力半径为1000万光年的黑洞。在这一引力半径内，重力将是无限的。
如果质量相等的物质和反物质以这样一种力或更大的力相斥，即重力常数和反重力常数如果相等的话，那么，重力相斥的力就会使引力平衡。届时，双极性等离子体或物质和反物质原子核的混合物不可能形成特异性，也不会出现带有各种问题的总星系黑洞。
此外，当大质量恒星发生引力坍缩或相互吸积物质和能量而融合为一个巨大恒星时，可能通常不会形成黑洞，因为在黑洞形成时，在恒星物质坍缩过程中，急剧达到10克／厘米，的高致密程度，就会发生向各个方向连续远离的双极性等离子态的过渡。早在怪异性
出现之前，宇宙空间的天体或宇宙物质连续向各个方向的远离过程就已开始，发生引力坍缩的恒星以星系核爆炸的形式向各个方向远离。
从上面的阐释中不难看出，关于“反物质的反重力假说”相当引人入胜，从而可以把该假说作为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工作理论。由此可见，许多迹象证明，黑球的制造者所采用的丁艺技术对我们来说是合理的。
证明黑球内核具有反重力的实验，是从科学上论证黑球外星人造起源无可辩驳的物证，从而可以毫无疑义地解决一系列宇宙观问题，这些问题对我们地球文明的未来具有极其重要的原则性意义。
如果黑球是外星人对地球进行宇宙考察时带到我们这里的，那么，这就意味着：
1.地球不是唯一存在生命的行星。行星系是在恒星形成时有规律出现的；生命的出现是一种普遍现象：生命的出现是行星系发展的规律性阶段；生命的演化以及智能生物和文明的出现都是有规律的。
2.在涉及宇宙智能生命独一无二可能性的“德雷克公式”中，智能生物I、智能生物Ⅱ、智能生物Ⅲ、智能生物Ⅳ的几率接近1。
3.文明不会招致我们目前所处技术时代危机中的注定毁灭的命运，这些危机是能被克服和战胜的。
4.文明的发展不会停滞在人类尚未实现恒星际飞行的水平上。
5.由于复杂而艰难的星际飞行需要凝聚整个行星文明的努力，而这一星际飞行的壮举会由诸多宇宙邻居――各类文明来实现。这充分证明，任何一个文明发展史上不可避免的民族的、国家的和大陆的孤独和与外隔绝，都是能被克服和战胜的。
6.和平利用反物质并用于考察其他星球的现实证明，文明不仅能够突破发现的局限性并利用核能，而且在用于军事目的时应用更加残酷的反物质能源。这意味着战争可能被彻底根除。
7.今天看来，外星人访问地球是完全可能的，应把对不明飞行物的研究任务作为科学基础。
8.同外星文明的接触是完全可能和现实的，它们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地球文明的面貌。这方面的工作是十分迫切的。
这一切为把未来学建筑在乐观主义的基石上提供了新的论据基础。
结论与建议
1.通过x射线研究可以确认，黑球中确有一个内核，内核占黑球总体积的1／4，内核的高为黑球轴心的1／2，其直径为内核高的3／4。内核呈规则的自旋体形状，具有光滑的表面。黑球是由一个双抛物面体与圆柱体对接的自旋体组成，其末端呈碗状。内核的平面一端能朝黑球的大头转动。内核中充满物质，同外壳相比，其吸收x射线的能力约是外壳的1／4。在黑球表面朝其内核的端面发现有一个小盖的边缘，小盖同黑球外壳熔焊在一起。黑球及其内核的对称轴几乎吻合。
2.在中腰圆截面上，黑球的圆面是由三条圆弧组成，这三条弧的接点位于圆周1／24部分的弧度夹角。所有的直线尺寸――半径、各中心距、内核的直径和高、黑球面小盖的直径都是3.65毫米的倍数，或是黑球对称轴长度的1／24，即87.5毫米。这从而使我们有充分依据认为，黑球是人造起源，而且黑球的“设计者”运用了24进制进行计算，并对角度和直线尺寸进行划定。
3.黑球由黑玻璃，也可能由石英玻璃构成，表面覆盖着约1.5毫米厚的软质脱碱层。对这种脱碱玻璃层形成期的评估发现，它的形成同发现黑球的泥层地质年龄吻合，大约都是1000万年。
4.通过测量确定的黑球的这些特征，根据x光片，对黑球内核的密度、外形轮廓坐标及黑球的重心位置进行了计算，最终得出怪诞的结果：黑球内核具有反重力和负密度值，即4.58克／厘米。在这种情况下，黑球外壳的重量为980克，内核重量为-365克，黑球重量为617克，黑球体积为320厘米3，其平均密度为1.93克，厘米3。
5.有关黑球的自然起源、人造起源、地球起源和外星起源共提出了12种假说和推论，研究者对它们进行了全面综合分析。
6.最可信并得到公认的假说是，黑球是以反物质形式存在的蓄能器，它很可能是早在大约1000万年前，外星人的宇宙飞船发生空难悲剧后留在地球上的。
7.关于“反物质具有跟普通物质发生引力相斥的性质的假说”看起来相当可信，因为对该研究的这一突破性发现，是对宇宙学创造性的锦上添花，能解决宇宙学上迄今尚未解决的这样一些问题。如：总星系发生大爆炸时，征服怪异性的途径；在总星系向不同方向远离时的初始阶段，将物质和反物质分离的机理；当各个星系向不同方向远离时，总星系保持各向同质性和均质性的特点；当物质被吸入引力无限大的黑洞中时，物质不会变成引力子。
8.为提高上述结论的可信度，还必须用各种不同方法对黑球及其内核重心的位置进行再次精确测定。
9.建议采取紧急措施，尽快从个人手中回收类似的黑球，并组织对其深入的科学研究，掌握研究中可能获得的结果的重要意义。
10.建议把对黑球研究结果中已证明其外星人造起源部分通报给科学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