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明发展的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代文明发展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从考古发掘的材料看，距今6000多年以前的社会是基本平等的。但从距今6000年前后开始，不平等现象陆续出现，这就是社会复杂化。社会复杂化表现为贫富开始分化，一个氏族部落中某些成员的权力开始凸显。为了占有资源，不同部落之间开始发生冲突和斗争等。从许多遗址呈现的面貌看，其社会发展阶段显然已进入社会复杂化高级阶段，也就是古国阶段。

社会复杂化后，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向王国社会转化的呢？对于王国社会，我们已知的最早标本是距今5500年到4300年的浙江良渚遗址，其重要标志就是强制性权力高度集中和膨胀。从良渚文化开始一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个阶段都叫作王国阶段。当然，王国阶段还可以划分为几个小阶段。如果说良渚文化是王国阶段的第一个小阶段，夏、商两代则是第二个小阶段，进入西周便开始了第三个小阶段。此后，秦国崛起，秦始皇完成了中国的统一，标志着从王国到帝国的转变。

进入帝国阶段后，国土范围大大扩大，民族文化融合的程度大大提升，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自耕农耕作制代替了井田制，举荐和任免制代替了官僚世袭制，法律也不断规范化。这些都是帝国的特征。

篇2

一、全面整合学科知识

1.用通史体例整合历史知识，增强历史的时空感。

新的历史教材（必修）是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三大模块来编排教材的，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培养出较强的时空感，因此按通史来整合历史知识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按通史体例将教材整合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古代史和世界近代现代史五个部分。然后将每个部分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模块来整合。如中国古代史可以整合为：

2.用专题来整合历史知识，构建学科主干知识体系。

近几年高考试题中，无论是选择题还是问答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根据某一专题挑选材料，然后依材料设计问题。因此按专题来整合历史知识、构建学科主干知识体系也是非常必须的。

如中国古代史先秦和秦汉时期的阶段特征可以整合为：先秦（远古～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时期；秦汉（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起到了奠基作用。

政治方面：

（1）商周时期，王位、爵位实行世袭制；地方管理实行分封制，确立了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王族内部实行宗法制。

（2）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制逐步走向瓦解，出现了诸侯争霸和割据混战的局面；各国纷纷开始变法，封建制度逐步确立。

（3）秦朝统一后，中央实行帝制、三公九卿制，地方推行郡县制，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4）汉承秦制，又有所损益。汉武帝时重用身边工作人员，削弱相权，地方推行郡国并行制，又实行“推恩令”等措施，解决了王国问题。

经济方面：

（1）生产工具：自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到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方式的转变；汉代犁壁的发明和二牛一人犁耕法使牛耕方式发展。铁犁牛耕成为古代主要的耕作方式。

（2）经营方式：经历了从集体劳作到个体自耕农的发展过程，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形态。

（3）土地制度：经历了井田制到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过程，封建土地私有制成为封建社会土地兼并现象的根源。

（4）经济政策：从西周时期“工商食官”到春秋战国时期大商人的出现；秦汉统一了货币，但秦汉时期歧视商人和实行专卖制度，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5）手工业：商周时期，青铜器盛行；汉代开始用煤作燃料冶铁；秦汉时期，陶瓷丝绸远销欧洲，获“丝国”称号。

思想文化方面：

（1）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纷纷登场，提出各种治国方案和道德思想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2）秦汉时期，实行思想文化专制，西汉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纳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众多学派的思想，形成了新儒学；汉武帝接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官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3）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石氏星表》成为天文历法成就的代表；《诗经》《楚辞》代表了当时的文学成就；战国的帛画浪漫而古拙。秦汉时期，以医学、数学、天文学和造纸术为代表的古代科技得到发展；“赋”成为主要的文学体裁；“印宗秦汉”的篆刻艺术产生。

3.用不同的历史观整合知识，培养多角度深层次分析历史事件的能力。

（1）从文明史观看，其主要内容有：

从横向看，包括经济文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政治文明（从人治、专制到民主、法治）和精神文明（从迷信、愚昧到科学、解放）。

从纵向看，人类文明经历了农业文明时代（新石器、青铜、铁器）、工业文明时代（手工工场、蒸汽、电气和信息）。

从范围上看，可分为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中华古代文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等若干系统。

文明史观的掌握一要注意不同文明类型的特点与主要成就。二要抓住两个重点：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华文明（古代）、工业文明时代的西方文明（近现代）。三要突破一个难点：政治文明史。以政治制度文明为核心，辐射物质文明史和精神文明史。

（2）从现代化史观的角度看，其主要内容有：

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

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民主化、法制化。

人们思想意识的演化――世俗化、理性化、科学化。

社会生活和风俗的演进――城市化、衣食住行现代化。

对现代化评价：现代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需要人类在探索中纠正失误。如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生活恶化，女工、童工问题和环境问题等。

（3）从全球史观看，其主要内容有：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始、初步形成、最终形成；世界经济的体系化、制度化、全球化、区域集团化发展；中国古代文明对西方文明进步的影响及相互关系；西方近代文明对中国等落后地区的冲击与这些国家的变化；中国对外开放历程与和谐世界建设的主要举措等。

（4）注意在不同史学观理论的指导下多角度地审视重大历史事件。

二、如何提高材料处理能力

通过前面知识的整合，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历史思维能力都会有较大的提高。但要想高考得高分，还需要提高材料处理的能力。

1.仔细审题，带着问题精读材料。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材料解析题，仔细审题都是解题的前提条件。审题要做好“四读”：一读提示语，判断是根据材料来作答还是结合所学知识来作答；二读主干语，划出材料中的主干知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三读限定语，找准限定内容的时空范围，有的放矢；四读求答项，找准要求回答的内容。

2.把握命题意图，弄清几组关系。

首先是材料与设问之间的关系。据统计，70的主观性试题都是要求直接从材料中提取答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带着问题去读材料，同时在阅读时要时刻想着问题。其次是设问之间的关系。主观题各设问之间往往是递进关系，问题设计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直至推导出结论。在解答时不仅要注意各问之间的纵向联系，还应关注其横向关系。最后是材料与教材之间的关系。高考设计的材料再新，也都与教材有着密切的联系，均是针对某一知识点而设计的，所以，再难懂的材料，也可以与教材中的具体专题对号入座。

3.提炼观点，列出相应提纲，整合有效信息。

材料中体现出来的信息（包括显性和隐性两种）均显现或隐于材料之间。这些信息需要去归纳、提炼、总结。然后依据总结、提炼的观点，列出相应提纲，在列提纲时注重层次性。

材料一 ①历代盛行的官营作坊，在明清时期受到冲击。②江南城镇附近农户不事农耕，“尽逐绫绸之利”，渐成风尚，城中“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的情形亦载于史籍。③明万历年间，仅苏州丝织业中受雇于私营机房的织工就有数千人，是官局的两三倍。清初在苏州复置官局，设机800张，织工2300名。至康熙六年（1667）缺机170张，机匠补充困难，而同一时期苏州民机不少于3400张。④“家杼轴而户篡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

――摘编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材料二 ①自中世纪晚期开始，乡村手工业特别是毛纺织业在英格兰东部、西部和约克郡地区快速发展。②商人发放原材料，回收产品，销往海内外，这种新型的“乡村制造业活动”被称为“原工业化”。③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工厂”，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16世纪初，纽贝里的一家毛纺织“工厂”雇佣了1140名工人，其中近三分之二为妇女和儿童。海外市场的需求大大的刺激了此类“工厂”的发展，英国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毛纺织产品生产和出口国，1700年毛纺织品占国内出口商品的70%。④棉纺织业作为新兴行业随之兴起，其他行业也迅速扩张。机械化逐渐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并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

――摘编自《剑桥欧洲经济史》

材料三 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恩格斯《反杜林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明清之际江南手工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中期以前英国工业发展的阶段及阶段性特征。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对恩格斯所说“历史前提”的认识。

步骤一：整理设问，理清目标与路径。

步骤二：概括材料，结合所学，得出关键词。

步骤三：判断观点，寻找依据，做出论述。

观点描述：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相应的历史前提条件。

寻找证据

从材料看：材料一描述了中国古代手工业在明清之际得到发展，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材料二描述了中世纪后英国手工业得到发展，不仅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且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通过材料一、二的对比，材料三借恩格斯的言论做出结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相应的历史前提条件。

从所学看：教材提到明清之际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联系以后的历史看，却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原因在于专制主义制度的束缚。教材也提到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在新航路开辟、殖民扩张的刺激下，资本主义获得长足发展。所学知识与材料信息基本一致。

篇3

关键词：家具；装饰；工艺；美学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9-0160-01

一、明、清家具用材之美学特征

中国传统家具使用的木材均是自给自足，自明代开始，随着家具制造要求的不断提高，从而开始由海外输入各种木材。在考究的明清家具中，由贵重的硬木家具代替了传统的漆木家具，充分体现出材质的天然纹理和光彩色泽。

明式家具历来为文人雅士所青睐和推崇，并讲究不同木材的质地和色泽混搭，追求天然纹理的质朴和优美，其中就用材以花梨、瘿木等硬木较多。

清代家具始于康熙年间，盛于乾隆时期。其中以康熙至嘉庆时期，这段历史上 “太平盛世”时期的家具成为“清式家具”的代表。

清式家具不仅是前代的传承和延续，也是满汉文化结合的统一。其风格受当时的社会环境、生活习俗和艺术趣味的影响而产生变化。康乾时期，清帝国臻于极盛，人民物质生活丰富，社会繁荣昌盛，清式家具的工艺制作水平也达到了高峰。

二、明式家具形式之美学特征

明式家具整体造型沉稳端庄、简约精巧、方正严谨，充分展现出简洁、质朴的艺术特质。明式家具线条流畅、优美，装饰简约、大气；体现了具象与抽象相融合，动态与静态相依的造型美；融合了丰富思想文化内涵，表现了含蕴稳健的意蕴美。明式家具充分展示出简洁、沉稳、质朴的艺术风貌，将雅俗熔于一炉，雅而致用，俗不伤雅，达到美学、功用的完美统一。

明式家具的匠心独运，简洁的造型与合理的功用，此二者的完美结合是其重要特征。具体来看，明式家具的风格形成得益于取材、造型、装饰等方面的总体追求，含蓄而高贵的风范流露于细节。

明式家具确立了以“线”为主的形式语言和造型手法进行创作，特别讲究线条美。它不以繁缛的花饰取胜，而着重于外部轮廓的线条变化，因形而异，各呈其态，给人以清新的动感之美。

明式家具的纹饰造型端正沉稳、简洁明快、典雅清俊，组织严谨匀称、紧凑有序。为了追求木质美和线条美，明式家具通常以素面为主，多不虚饰，并常以较小的面积饰以精细雕镂，点缀其中，与大块面、大曲率的整体素地形成醒目、得体的对比，既有大开大合之手笔，又有精致温润之巧琢。

中国纹式图案家具有传继性的特点，不同时代的艺术作品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每件作品都能投射出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影子。明式家具雕刻刻题材十分广泛，大致有山石流水、人物传说、花鸟走兽等纹。家具常做小面积雕刻，以少胜多，工精意巧的装饰效果使人耳目清新。与清式家具相比，明式家具纹饰题材的寓意大都较为雅逸超脱，颇有超尘脱俗、文儒高士之意趣，从而更加增强了明式家具的高雅之气。

三、清式家具形式之美学特征

清式家具以错彩镂金、绚烂华贵见长。其纹饰图案也相应地体现着这种美学作风。清代部分家具尽管有“繁缛矫饰”之嫌，但多数的艺术作品是被肯定的，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清代家具纹饰图案的题材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风景、人物、花鸟无所不包，十分丰富。这一时期最为盛行的是吉祥纹饰，民间老百姓的家具多用“年年有余”、“花开富贵”、“百果丰硕”、等，此外，常见的还有“八卦”、“八仙”等宗教色彩的题材。总之，题材变化多样、镌刻精雕细琢是清代家具纹饰图案的重要特点。清代家具纹饰题材的寓意，大多出自统治者炫耀权利、财富的功利要求，或是老百姓的朴素生活的意愿表达，此皆不如明式家具来得洒脱超逸。选择纹饰题材方面也不及明式讲究，有些家具纹饰单纯是为了显示华贵富丽，而很少注重题材表达的艺术性。

清式家具的风格与明式家具截然不同，纹饰结构也适应繁缛华丽的审美趣味，大多采用比较自由的铺满形式。清式家具纹饰的结构组织仍然沿承了明式的程式规范，但结构组织显然要松散、自由得多。有些处理不好的纹饰，难免显得零乱繁琐，重叠多余。此外，清代后期的一些卷草花卉纹饰结构还显然受到西洋艺术的影响。

篇4

关键词：再农业化 必然性 发展理念

一、再农业化的历史必然性

（一）古代东方传统农业长足发展和局限

古代传统农业发展中，东方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农业发展成就突出，因此率先进入古代文明。它们传统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开垦了大量农田，形成了精耕细作的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较高的粮食生产养活了庞大的人口，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且使之延续和发展。传统农业也有其局限性。首先是传统农业带有极强的保守性；生产单位分散、生产规模狭小、生产技术墨守成现，而且脆弱的小农经济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来保护它们，小农经济构成了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其次，传统农业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人口流动，加之中央集权制和户籍制度的束缚，致使大多数农民安土重迁。这样，新的阶级很难产生。再次，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主要依靠投入大量劳动力来取得较高的收获量，这使得许多未成年人过早地投入农业劳动而失去受教育机会，同时也刺激强化了农民早婚早育多育的观念，造成古代人口的阶段性高速增长。

（二）近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工业化及局限

十八世纪以来，由于工业上的巨大成就，大大推动了传统农业的发展，典型标志就是农业工业化。十九世纪，生物学上的巨大成就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二十世纪，化学生的巨大成就，促进了农业长足发展。恰恰由于农业的良种化、化学化、机械化的应用，使农业的面貌焕然一新。工业化农业的发展，以投入大量物质和能量为标志，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将四千年的传统农业推进到近代农业，带来了20世纪农业的高速发展。但由于高能耗和化学品的污染也带来了能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调等严重问题，困扰着社会社会发展，于是人们提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现代科技革命与新型现代农业

21世纪是农业发展的重要阶段，生命科学和其它最新科学技术相结合，将使世界农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生物基因库的建成，遗传工程的崛起，克隆技术和生物固氮技术的广泛应用，农业的面貌将为之一新。在新科学技术革命中，产生了一批新的技术群，如生物工程技术、新能源技术、微电子技术、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等。这些科学技术成果正不同程度地在农业中得到应用，为解决工业化农业带来的环境、能源和生态问题，呈现了光明的前景。

正是由于传统农业局限和近代农业工业化导致农业的异化，现代新型农业则要求在深刻尊重自然规律，顺应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各国政府都有必要对“再农业化”进行深刻的思考。立足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市场需求、以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的农业科技革命，进行“再农业化”，将近代农业工业化推进到现代农业生态化。

二、再农业化发展理念及特点

从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趋势角度分析来看，再农业化具有明显的时代内涵，主要概括为：1、现代农业是高效益多功能的产业。再农业化突破了传统农业主要从事初级农产品供给和原料生产的局限性，而具有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多功能，不断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拓展，实现了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的高度组织化、规模化生产，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生产率都比传统农业大幅度提高。2、现代农业是高度科技依存型的产业。科技进步与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力的贡献度超过了资源依存度，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科技贡献度一般在70%以上。现代农业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高技术为引领，以常规技术升级的效率革命为支撑，用现代科技及装备改造传统农业，用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3、现代农业是生态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现代农业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将现代农业建立在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的基础之上。现代农业通过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科学技术的应用，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原则下，减少了化学（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使用量，实现对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控制，避免或减少了生态环境污染，是生态环境友好型的绿色产业。4、现代农业是高投入、高保护的产业。现代农业注重集约投入生产要素，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应用现代科技和装备、强化组织管理，改变了农业粗放经营状况，提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同时，现代农业是国家高度保护的产业，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历程证明了农业教育科研投入、农业科技推广、补贴、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的高保护政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从技术特征来看，常规意义上的现代农业技术特点一般包括化学化、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等。当今发展现代农业，除了还要注重上述技术特点外，要更加关注到现代技术的新特征：生物化、信息化、安全化、环保化、循环化、标准化等特点。

篇5

在中国史和中国考古学领域经常出现这样的说法，即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连绵不断的文明。作为一名世界古代史研究者，笔者对此感到错愕。毋庸置疑，中华文明呈现出突出的连续性特征，其发展谱系明晰，作为中华文明主要载体的汉字和汉民族都没有出现根本性中断。然而这个命题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它包含着另一个判断——即世界上所有其他历史悠久的文明都曾中断，或者业已中断。但在笔者看来，许多古代文明也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延续了下来，例如印度文明、犹太文明，甚或是希腊罗马文明。

以印度文明为例。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在吸取当地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吠陀文明。这一时期人们创造和接受的基本观念如因果、轮回、业报，此后一直是指导印度居民生活的核心精神，时至今日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再如犹太文明，尽管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犹太民族都生活在其他民族的统治之下，并没有自己的国家，甚至流散到世界各地，但他们却很好地保持了自己特有的以犹太教信仰为核心的文明传统。至于希腊罗马文明，恐怕很少有中国史学者会认可其延续性。但希腊人创造的文明传统经由罗马人继承和发扬，传承到近现代西方，却是我们理解整个西方文明的一条重要线索。希腊文明的核心精神，如理性与民主，却始终是西方文明创造性力量的源泉。以此而论，虽然传承者甚至语言都发生了变化，但也可以说希腊罗马文明也并没有中断过，有的只是转变。

文明的延续与中断是个复杂的问题，并不像有些学者想象的那样简单。虽然对于什么是文明，学者们从来不能给出公认的定义，但如果将不同的文明进行比较，便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根本性区别。中华文明区别于印度文明，不在于它的社会结构或者国家形态，亦不仅仅在于它的语言或者民族属性本身，而在于它独创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思想和观念体系。这一思想和观念体系，长期成为这个区域内人们思想和生活的指引，指导人们处理人和自然、人和人以及人和其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世界秩序，并且深刻影响到周边民族的思想和行为。相反，印度人的世界秩序则是以印度文明独有的因果、轮回、业报思想和观念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以此而论，文明的实质内涵不是其表现形式，而是其基本思想和观念体系。文明也不是简单地包括各种族和民族，亦不能简单地把文明等同于一个国家。

文明是一个人为创造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环境，它通常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稳定性，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其思想和行为都受到这环境的制约。但它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能够不断接受内部和外部的影响而自我更新甚至改变。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古代人类创造的诸多文明中，有一部分的确是完全中断了，例如古代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和美洲文明。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文明以这样和那样的形式延续了下来，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这就是学者们所说的轴心文明，主要包括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犹太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这些文明的一个共同特征在于，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们可能吸收了外来的因素，从而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和变化，但它们的基本精神传统并未消亡，或者未被全新的思想和观念体系所取代，它们仍然是人们一切活动的轴心。

人类的文明既有共同的特征，又呈现出形式的多样性。对于什么是文明，文明是否是延续的，我们不能单独以中华文明为尺度，来得出一个结论或者下一个判断。而应该去探究文明的生命力何在，文明何以会发生变化乃至转变，甚至文明何以会消亡。

篇6

2.由过去单纯以“看”为主的旅游形式，改革为“看”和“做”相结合的体验式旅游。针对现代农业技术发展的现状和国家实施的生态资源保护战略，开发以现代农业、生态农业和生态资源旅游为主要内容，并以体验形式为主体的特色旅游项目。如根据农产品深加工技术的发展，组织游客在参观现代农业科技园，新型农产品加工生产线，现代农产品合成技术产品展的同时，让游客直接用最现代的滴灌技术、最新型的栽培技术亲身育苗育果，使游客不仅了解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水平，同时亲身体验新型农业技术的应用过程；根据各地区农业生态的不同特点，组织游客参与“农产品采摘品尝一日游”“、农产品培育体验游”“、农产品深加工体验游”，让游客直接参与农产品深加工的工艺过程，直接参与农产品生长培育的技术过程，农产品采摘和品尝的体验过程；根据生态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开发“温泉理疗体验游”“、农副产品品尝体验游”等旅游项目，让游客在天然的温泉公园沐浴休闲，理疗放松，同时品尝那些绿色环保的农副产品，或者亲自到农家鱼塘垂钓后，品尝劳动的果实。通过这些现代农业旅游项目，使游客不仅通过“看”，也通过“做”，切身体验现代农业文明和生态文明。

3.由单纯的休闲旅游，增加带有极其鲜明目的性的现代大学文明的特色文化旅游体验项目。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不仅体现在现代工业、现代科技等许多方面，更体现在人类培养高端人才所创造的现代大学文化和大学文明方面。特别是针对我国从历史到今天，从家长到学生对科举、对高考、对名校的重视和向往，开发面向中小学生，特别是中学生设计的“名校生活体验游”旅游项目，让学生走入大学校园，体验高等教育的文化氛围。可以组织“地方名校系列游”，让学生在本地区的重点高校校园里参观那些校园学习设施，浏览那些校园文化场所，参与那些校园活动，同学哥学姐们交流大学生活的感受，为自己向这些学校迈进奠定基础；可以组织“国内名校系列游”，让学生在清华园的清华学堂、水木清华，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博雅塔，在上海复旦景色旖旎的燕园，书声朗朗的曦园里，游览那些曾经反映国家苦难辉煌历程的百年老校校园，缅怀那些泰斗级的大师们在这里留下的成果，参与那些被称为共和国骄子的莘莘学子们令人神往的大学生活，感受国家顶级名校特有的书卷气息和校园文化，在心中立下一个美好的大学梦、名校梦；也可以针对具备条件的学生和家长组织“世界名校系列游”，让那些心怀憧憬的学生们远涉重洋，到牛津，到剑桥，到哈佛，到耶鲁，到洪堡，到东京大学去领略世界名校的文化，领略世界大师的风采，在这些培养了所在国许多个总统、首相和世界上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世界名校里，了解这些学校的专业、课程、毕业生、科研成果以及在世界的影响力，让学生在这里立下志向，立下目标，立下远景，促进今天的学习。

4.由过去那种重“史”轻“今”的旅游项目设置，改变为融合历史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双面镜”旅游项目设计。一说起旅游许多旅游设计者们往往注重历史遗迹或者自然景观旅游项目的设计与开发，而忽略由于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而带来的世界日新月异的多元变化，忽略人们在近百年甚至是近几十年所创造的超过过去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才能有的人类社会新成果。人们也往往会忽略这些现代社会所体现的现代文明所创造的极其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因此建设适应现代文明发展的旅游文化，必须注重这些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最好的开发和利用方式就是采取上海世博园中西班牙巴塞罗那展馆那种将新老城区建设同时展示，将历史文明和现代文明融合的“双面镜”方式。事实上许多历史名城不仅以拥有大量珍贵的历史遗迹闻名于世，展示着数千年的历史文明；同时这些城市也在建设和发展着，在保留老城区、老古迹的同时，这些历史名城也在新城区的建设中体现着令人耳目一新的现代文明。如埃及开罗是一个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其由于历史的原因所形成的新旧两个城市文化区就具有不同的特色，各自展示着历史和现代的不同文明。开罗原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但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开罗逐渐形成了两个文化中心：一个是中世界的开罗，它位于市中心的狭长地带；另一个是现代化的开罗，它位于尼罗河两岸。两个开罗城区文化性质和特征完全不同。旧开罗向游客展示的是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各种各样的清真寺，雅致、精美的古老建筑。虽然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但四轮或两轮马车依然存在，甚至还有骆驼和毛驴缓步街头。而新开罗则截然不同。这里到处都是现代化的富丽堂皇的高层建筑、公寓和楼厅，其中既有地中海式的建筑，也有法国巴黎式的风格，向游客展示的是现代文明与西方的生活方式。两个城区相当于一个“双面镜”，向人们展示不同的文化，不同阶段的历史文明。同样中国的西安这座有四千年历史的古城，也通过新老两个城区这个“双面镜”，向人们展示不同历史阶段的古代和现代文明。老城区以古城墙、碑林、钟楼、鼓楼、大雁塔、小雁塔、大唐芙蓉园、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回民一条街等历史遗迹，展示着两千年前的古老中国。

新城区则以聚集了多家大型军工企业的国防工业区等三个新兴工业区，具有浓烈文化氛围的大学城，体现世界航天科技顶尖水平的国际航天城，数十万平方米商业集群的繁荣和新城区的繁华，体现着现代中国的进步和现代文明的发展。印度首都新老德里更如一面历史镜子，展现了印度的古代文明和现代文化。新德里设施现代，城区繁华，总统府、政府大楼、经贸中心以及几乎所有的豪华酒店都集中在新德里，这里是所有印度年轻人追逐梦想的地方。这里可以说是一座里程碑，让人们看到了印度前进的步伐。而老德里情形则完全不同，这里街道两旁的房屋破旧，人员混杂，到处是小摊小贩兜售着一些东西，破旧的摩的横冲直撞，乞丐和街头艺人乱窜，和新德里简直有天壤之别，但展示的是古老印度的文化。特别是在印度，古代和现代文明的融合是令人称道的，仅在道路交通上就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奇观：汽车、马车、神牛、摩托车、三轮车、骆驼车在路上并驾齐驱，虽然令游人惊诧，但对印度人来说这却是再正常不过的。这些历史名城的新老城区就是体现和展示古代和现代文明融合的最好的旅游文化资源。实际上不仅巴塞罗那、西安、开罗和新德里是这样，许多国家和许多城市都在注重对历史遗迹保护的同时，也在积极进行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将历史与现代的文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英国的古典、德国的传统、法国的高雅、意大利的浪漫、日本的精巧、美国的现代、中国的历史，这些极其珍贵的人类文明，不仅体现在那些文物古迹，也更体现在这些国家和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开发和利用这些融历史和现代文明于一体的旅游资源，对传统的旅游项目赋予现代的内容，赋予现代文化的内涵，不论在市场效益还是社会效益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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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当前我国许多正处于强烈发展激情中的城市，包括众多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历史性城市，在大举扩张、整齐划一中，渐渐失去了与其它城市之间的区别，失去了其固有的文化特征，也失去了城市的“根”与“魂”。

不少城市的规划设计抄袭趋同，追求大规模建筑群和大体量建筑物，导致“千城一面”，一些历史性城市和街区，正在被庞大的新建筑群所淹没；旧城开发造成“建设性破坏”；建筑设计缺少文化内涵，建筑的民族传统、地方特色不断失落；不合理利用使文化遗产受到伤害，日益加剧的“商业化”、“人工化”和“城镇化”，严重影响了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

殊不知，城市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具备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生态环境，更要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如果仅仅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城市的文化价值，必将极大地影响“文化城市”的生存，属于“文化城市”重要载体的文化遗产就无疑会受到威胁，传统文化和特色的消失也就势在必然了。

如果我们不是将“功能城市”与“文化城市”相对立，如果我们在历史性城市的规划中，充分考虑到城市的文化特点，将文化遗产和城市特色作为城市形象的基础，历史文化遗产就不会被看作城市发展的包袱，而是城市中无可替代的重要财富，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资本和动力。

文化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价值，具有越来越突出的决定性作用，而文化遗产则是城市文化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和最宝贵的资源、财富。城市发展只有抱着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尊重市民的态度，按照人与自然和谐、人与遗产和谐、遗产与环境和谐、生活与遗产和谐、传统与现代和谐的思想理念，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和最广的地域范围来保护和延续历史文化脉络，从整体上使历史文化名城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市民生活内在肌理关系相融合，更全面、更立体、更细腻地展示城市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在继承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交相辉映，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相互依托。

传承历史、延续文明、拓展未来的内在动力成为诸多城市的文化自觉。保护城市的个性特征，使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城市记忆得到传承延续，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现代化的和谐共生，就成为一个既现实又迫切的世界性课题。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接受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行动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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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环境方面

我国地处亚洲东部，自两河流域产生和发展了古代文明，虽然东部临海，我国古代时期仍属于封闭的大陆社会;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人们的生活往往依赖于土地，习惯于长久的定居，而不愿忍受颠沛流离的迁移式生活。同时，封建制度的长期存在又加剧了人们对土地的依赖。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社会，相对稳定性是人们生活的主要特征之一，这种稳定的生活也导致了稳定群体的产生;农耕为主的生产劳动也造成了封闭的群体和部落，群体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来往与交流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渐渐丧失了创造性和自主性，也逐渐造就了封闭内向型的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国家的古代文明起源于沿海地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不单单依赖于农耕劳动，更多地依赖于海洋，繁荣和兴盛的海上自由贸易使得人们更加开放与包容，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契约式的社会文化。同时，海上贸易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生活状态的不稳定性，适应了具有开放性与探索性的生活后，人们往往不再依赖群体的支持和帮助，会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目的。因此，西方民众的自我意识非常强烈，个人权益不可侵犯，但是会互相尊重对方的权益。这种思想意识慢慢造就了西方社会开放外向型的传统文化。

(二)生产方式方面

我国古代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速度不快。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的生产方式使得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稳定，也相应地促进了人们对群体的依赖性，人们以稳定的生活为最大追求。另外，安稳的生活使人们聚集在一起，群体性生活造就了群体性的文化心理，即个人必须服从集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内部有统一的言行标准和方法原则。“求同”心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们的个性在集体中往往得不到体现，集体也不太注重个体的权利与利益［2］。西方社会的古希腊文明发源于爱琴海沿岸，属于开放型的海洋文明，自由贸易的发展使得人们喜欢探索和冒险，勇于尝试新鲜的事物。因此，西方国家的工商业和航海业起步较早，人们更加关注自然和客体，群体观念与家庭观念没有中国社会深厚。另外，西方国家通过工业革命很早摆脱了封建社会的束缚，在社会经济获得极大发展的同时，造就了人们民主平等的思想观念。西方社会普遍认为公民的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尊重每一个人的看法、思想及观念。可见，西方社会提倡个性与自由。

(三)道德观念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中典型的代表是儒家文化，儒家思想主张“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长幼有序、尊卑有别是人们强调的重点，等级制度的色彩非常明显。权利与威望往往属于地位较高的人，地位较低的人只有听命与服从，在教育中表现为教师往往是权威、正确的，学生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西方社会在古代时期就比较重视民主意识和平等观念，每个人都可以行使权力;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更加重视平等自由的生活。现代西方社会最重要的特点便是“人人平等”的民主观念，任何人都不会拥有绝对的权威。不仅如此，古代时期思想家、哲学家的教育观念也存在十分明显的东西方差异。孟子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苏格拉底则认为，一个人想要成为治国的人才，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政治、伦理、雄辩术、算数、几何、天文、音乐都成为必修的科目;亚里士多德更是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提倡应用和实践，以及对生活有帮助的知识。

二、东西方教育理念上的差异

(一)统一与多元的差异

中国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由稳定的生产劳动产生了稳定的生活方式，群体式生活造就了群体式心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事物都有约定俗成的标准，每个人都需要遵守这个标准;为了群体的延续，集体利益必须高于个人利益，群体内部必须具有统一的思想和习惯，否则就会产生混乱，不利于群体的稳定和发展。与之不同，西方文化是一种个体文化，由开放的贸易和生活造成了开放型社会，多元性是西方社会一个明显的特点，每个人的尊严与价值都得到体现，人们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生活习惯和处事方式。统一与多元的差异也存在于教育思想中，中国的教育活动需要统一的教科书、教学内容与方法，教师往往希望学生的言行举止都在要求的范围之内，优秀学生的标准在于是否听从老师的教诲，这样一来，无疑束缚了学生的天性和自由的发展。曾经有西方考察团参观了我国优秀的幼儿园，当他们看到孩子们手背身后整整齐齐地坐在教室时深感疑惑和不解，他们难以想象中国教师采取了什么方法使儿童变得如此呆板，儿童本应处于天真活泼、自由灵动的状态。西方国家的教育强调个体主义，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天性和自由发展，学生也能够充分认识到自己拥有的尊严与权利。因此，西方社会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往往具有较强的灵活性，教师甚至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和需要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因此，西方社会的教育模式自然且灵活，学生在这种氛围之下能感受到轻松与自由，也有助于创造力的发挥。

(二)稳定与创新的差异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虽然等级制度有助于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稳定的社会文化也在社会的早期发展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伴随着近代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一味追求安定与和谐会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西方传统文化中处处体现着探索和冒险的精神，极大地促进了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近代西方国家的崛起就以此为基础。我国传统文化中“稳定”特征压制了人们的创造性，尤其体现在教育内容方面，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教材只是在汉朝的董仲舒时期和宋朝的朱熹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也仅仅体现在经典内容中增加了学者的个人理解。此外，中国传统教育的内容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至清朝末期，政府迫于无奈才将实业教育充实于传统教育内容之中。西方教育理念鼓励个体的创造性，支持学生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和看法;教育重点不是基础知识，而是培养创新意识，因为，基础知识的缺陷可以弥补，一旦缺失创造力则难以弥补。因此，西方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遥遥领先于中国，从诺贝尔奖的获得数量上可见一斑。但是，基础知识薄弱也使西方国家的教育问题凸显，如青少年的辍学率和犯罪率上升，因此，西方社会也着力于研究如何在培养创造性的基础上加强基础知识的教育力度。

(三)权威与平等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因此，每个人的地位和角色都有明确的限定，下级必须听从上级、晚辈必须服从长辈;秩序与权威有助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人平等，“人权”观念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组成部分，西方人坚信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被尊重的权利，这一观念也渗透进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等级观念也充分体现在中国的教育思想中，“尊师重道”观点中教师被塑造成不容置疑的权威形象，学生即使有不理解、不赞成的想法和观点也必须服从教师，学生的自主性和判断力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难以获得良好的发展，会变得越来越盲从、缺乏探索和创新意识。西方教育追求平等的文化心理，教育理念为师生平等，强调建立“平等、民主、对话”的师生关系，因此，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往往发挥导向和指引的作用;教育目的在于充分开发学生的潜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具有个性和独创性的人才，使学生敢想、敢说、敢做，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批判精神。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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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20世纪；炎黄文化研究；回顾与思考

一、前言

早在先秦时期，即出现了“百家言黄帝”的局面，自汉代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择其言优雅者”作《史记·五帝本纪》以来，中国上古史研究经历了信古、疑古到考古这样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司马迁建立了“五帝”的上古史体系后，后世多认为信史，把黄帝时代看作中国上古史的开端，并把黄帝或炎黄二帝看作是华夏的人文始祖。一方面，这种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感形成了极强的凝聚力，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历代添加甚或虚构而“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也使治上古史的学者们产生了许多困惑和怀疑。于是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盛行，认为东周以前无信史，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然而正如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李济先生指出的，“这段思想十分混乱的时期也不是没有产生任何社会价值，至少它催生了中国的考古学”。正是考古学的出现开辟了认识上古史的新途径，才为解开中国史前史之谜找到了一把钥匙。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经历了信古、疑古，最后走向考古。

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起，经过几代考古学家们数十年的发掘和研究，获得了大量的前所未有的考古资料，中国的史前文化和三代文明，在考古学家的锄头下逐渐显现出来；人类的起源、农业的起源、文明的起源这些重大的学术问题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就炎黄文化研究而言，“考古发现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人们认识到，只有把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乃至其他学科的资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才是重建中国上古史、研究炎黄文化的正确道路。

然而，“对古史的怀疑与对古史的重建是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最主要的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不但贯穿于二十世纪的始终而且将波及下个世纪。”因此，对中国上古史和炎黄文化的研究历程的回顾与总结，是十分必要的，但实际上，笔者并没有能力对数十年来炎黄文化的研究做一个全面的总结，只能从考古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历程做简略的回顾与思考，企望能对今后的研究有所促进。

二、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

(一)20世纪50年代以前

20世纪前期，考古发现对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最大影响，是“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甲骨卜辞和敦煌汉简等的发现开始，学者们就开始尝试将地下材料与文献材料相结合研究古史。特别是王国维利用甲骨材料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实了《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商世系基本可靠，进而建立了“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由殷墟甲骨发现而引发的殷墟考古发掘和一系列新发现，则进一步把殷商史建立在无可置疑的实物证据基础之上。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前考古的一系列新发现，则把中国境内有人类的历史追溯得更为古远。1920年法国学者桑志华在甘肃庆阳首次发现了旧石器；1921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猿人牙齿化石，同年在河南渑池发掘了仰韶村遗址进而确立了仰韶文化；1922年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发现了“河套人”化石和石器；1928年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发现了龙山文化。这些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使学术界认识到，中国有^、类及其文化的历史已很古远了。

新的发现改变了上古史茫昧无稽的疑古观点，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利用考古资料并结合古代文献来探索中国古史。如徐中舒先生根据当时所发现的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域及其文化特征，结合文献记载的夏部族的活动地域，认为“从许多传说较可靠的方面推测，仰韶似为虞夏民族遗址”。而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东、西对立分布似乎为当时颇为流行的“夷夏东西说”提供了依据。特别是徐旭生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陕西渭水流域调查时，曾发现了西安米家崖、宝鸡姜城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将传说时代的部族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认为“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的北部”。

但新的考古发现对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而言，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及石器的发现，虽然证明中国在距今数十万年前的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生活、居住，但这些文化与传说时代或炎黄时期相距太远。新石器时代大约相当于传说时期，“尤其是仰韶、龙山两大系文化同传说时代的古氏族的关系一定很密切。但关系的详细情形如何及如何地变化，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几乎毫无所知。我们也不敢捕风捉影地去附会，所以暂时也还不能谈。”当时的考古学家们对炎黄文化的研究大都挣慎重的态度。

(二)20世纪50—80年代

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的考古发现不断拓展着人们的视野，学者们相信：“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素质，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一些考古学家们开始自觉地将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相结合来研究上古史。随着考古发现确立了夏、商文化，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成为上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文明起源的探索又必然涉及到夏以前的“五帝”时期。因此考古学界关于炎黄文化的研究多与文明起源的研究相关联。

20世纪50年代，石兴邦先生主持发掘了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使学术界对仰韶文化内涵有了更多的了解。安志敏先生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的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中间环节——庙底沟二期文化，初步建立了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时期的史前文化连续发展的体系。这些发现使学者们似乎看到了从仰韶文化经龙山文化到夏商周文化的一元发展轨迹，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发生地和演进的中心。这样，一个祖先——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个中心——中原地区就构成了“中原中心论”的主体认识，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而当时已知最早的仰韶文化自然被看成是中国文明的源头，并与“黄帝文化”相关联。如范文澜先生认为：“仰韶文化所在地，当是黄帝族的文化遗址。”

1959年，徐旭生先生依据文献“伊洛竭而夏亡”(《国语·周语上》)的记载，来到豫西寻找“夏墟”，并在偃师二里头遗址找到了一种晚于龙山时代而早于商代的考古学文化。以后的多次调查、发掘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由大

型宫殿式建筑和围墙、高等级的墓葬、青铜器和玉器构成的复杂社会的遗存，它广泛分布于文献记载的夏人活动范围——豫西和晋西南。大多数考古学家倾向于二里头文化属于文献记载中的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应是夏代的都城。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使得从仰韶时期，经龙山时代到夏商，形成了一个文化连续发展的链条，初步显现了由史前文化到夏文明出现的轨迹，从而揭开了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序幕。

20世纪60年代，随着考古资料、特别是史前考古资料的增多，考古学家们已不满足于证史或补史，而是寻求解决如何重建中国的上古史问题。李济先生指出：“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毋宁说是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样产生的问题属于两类，但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之后，如何重建中国的上古史问题，成为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

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了一座距今4 000年以前的龙山时期古城址，安金槐先生提出的王城岗城址即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和讨论。这一发现为探索夏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线索，客观上把夏文化与史前文化联系起来。不久，在山西襄汾陶寺找到了比“禹都阳城”更早的陶寺文化，先后发掘清理了上千座墓葬，其中大型墓随葬有石馨、鼍鼓、彩绘龙盘、玉钺、玉琮等分礼乐器，还出土了1件铃形铜器。晋西南向有“夏墟”之称，先秦文献有“封唐叔于夏墟”(《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因此，有学者认为活跃于“夏墟”，以龙为族徽、名号的陶寺类型文化，应是探索夏文化源头的重要线索之一。也有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当为陶唐氏尧部落中心的所在。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考古的新进展和新石器时代初期陶器的发现，使得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时间推进到距今10 000年前后；聚落考古在探索史前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及其演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环境考古则为探索文明起源的外部条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在这些发现与研究的基础上，文明起源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也不断发展，促使相关学术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考古学和文明起源理论有了较快的发展。1981年，苏秉琦先生提出“区系类型理论”，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6个区系。而这一文化时空分布格局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有着多个区域演化中心，于是传统的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化是多源的，它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线贯彻始终，而是多条线互有交错的网络系统，但又有主有次。各大文化区系既相对稳定，又不是封闭的。通过区内外诸考古学文化的交汇、撞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不断地组合、重组，得到不断更新，萌发出蓬勃生机，并最终殊途同归，趋于融合。”张光直先生也指出：“中原文化只是这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有它自己的历史，也有它作为大系统中一部分的历史，即影响其他文化与接受其他文化的历史。”当然，在强调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否认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严文明先生认为：“由于中原在地理位置上处在各文化中心区的中间，易于接受周围中文化区的先进成分，在相互作用和促进下最先进入文明社会，从而成为这种多元一体结构的核心。”这样，“多元一体”文明起源观点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

其次，文明与社会演进过程的研究受到普遍的重视，提出或借鉴了多种社会发展理论与模式。1983年，张光直先生首次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elman serrice)的人类社会演进由游团一部落一酋邦一国家的4个阶段构成的模式介绍到中国，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龙山时代属由平等社会向国家过渡的酋邦阶段。之后，所谓的“酋邦理论”受到国内一部分学者的重视，并开展了相关的研究。1986年，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古文化一古城一古国”的文明起源过程三阶段模式，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则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严文明先生认为：依据相关文献记述，“五帝时代是一个普遍筑城建国的时代，这恰恰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相合”。中国古代把城叫做国，城外的乡村叫野，包括城乡的政治实体有时也叫邦。如果套用酋邦的说法，龙山时代似乎相当于酋邦阶段，但“我主张先不要硬套，就用中国古代习用的名称叫国。因为这时期的国刚刚从部落社会中脱胎出来，还保留浓厚的部落社会印记。为了跟后来比较成熟形态的国家相区别，可以称为原始国家或古国，代表中国古代文明的黎明时期。”进而提出古国(龙山时代)一王国(夏商周三代)一帝国(秦至清)的文明起源与发展三阶段模式。

再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前考古的新发现、特别是龙山时代大量的城址、铜器和陶文等发现，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多元一体”的理论提供了许多新证据。就炎黄文化研究而言，“考古发现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在黄河上游齐家文化出土了许多铜器，有铜锥、铜刀、铜钻头、铜凿、铜环、空首斧、铜镜等，这些铜器有锻造，也有单范铸造的。有学者认为，中原地区铜器的出现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关系。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有许多城址，其中在陶寺遗址新发现了陶寺文化是、中期城址，中期的大城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特别是在一件陶扁壶残片上有朱书似“文”和“易”字的陶文。此外，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也发现—块刻有11个字y的陶片。这些发现为探索文明和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在长江下游，发现有瑶山、反山等高规格的祭坛墓地和以莫角山巨型夯土台基为中心的城址，面积达290万平方米。在长江中游，发现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陶塑动物。严文明先生指出：“这个时代确实是处处闪耀着文明的火花，对于后世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样的时代自然会长期为人们所怀念，宜乎后人把黄帝推崇为人文始祖。”因此“把龙山时代同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相比照，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甚至有学者主张将这一时期称为“五帝时代”，认为“惟有称为五帝时代，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和这一阶段的时代本质”。

三、炎黄文化研究的思考

20世纪20年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进程，包括炎黄文化研究在内的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的探索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推动这一课题研究不断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但我们还应看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炎黄文化应属中国上古史(或史前史)和

文明起源研究的一部分内容。张岂之先生指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源头，研究先秦时期原创性文化，都需要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课题相联系。”依据“多元一体”的理论，炎黄文化仅是史前诸多文化中的一支，尽管这一支文化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炎黄文化本身的形成乃至文明的起源，应是多种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结果，故探索炎黄文化的同时，也要注意研究其他文化及与炎黄文化的关系研究。因此，研究炎黄文化应将其纳入中国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研究的体系之中，在“多元一体”的框架内，首先努力从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分析来探讨传说时代或“炎黄文化”的历史面貌，探索炎黄文化的形成及基本特征，炎黄文化的发展直至文明的出现等。但目前，史学界仍有部分学者忽视“五帝”时期文化多元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对古代传说和记载又不加检视地应用，热衷用文献附会考古发现或者用考古发现附会文献，甚至直接将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中某些人物或事件对号入座。这类研究显然是不可取的。

其次，包括炎黄文化在内的中国上古史(或史前史)重建，应建立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之上，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乃至现代科学技术的参与协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李济先生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中指出：“我们讲现代人类的上古史，固然大半属于人文科学的范围；同时也是很重要的自然科学研究的题目”，并提出了上古史重建的材料范围包括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历代传下来的秦朝以前的纪载。苏秉琦先生也指出：“一部史前史，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文化史，又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这种性质决定它必须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不仅需要吸收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还要借助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许多自然科学或新技术手段。”但目前，多学科协作仍不甚理想，各个学科各自为战的现象仍较普遍，特别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合作尚需进一步加强。

四、结语

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从20世纪考古学产生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史前考古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建立了较为清晰的史前文化时空分布框架。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或探索的问题，文明起源和炎黄文化研究仍任重而道远。

篇10

地球人类社会是宇宙中物质运动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双重因素作用的产物。人类创造了文明文化，自一开始就是多元的，并且自发端之始，又是不平衡的。人类在进入距今约10000年的时期，文明发展的步伐突然加快。人们将万年以内存在的文明文化总体上概括为四大文明，即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和中华古代文明。奇异的是，前三大文明因异族征战、社会变迁等诸多因素先后中断，唯独中华文明连绵五六千年，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成为世界文明中独特的风景线。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我们总是宣传要热爱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为什么？二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为什么不似其他三大古文化中断而能传承至今？我认为，这是由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特质和属性决定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具有量和质两方面的历史先进性。

二、中国古代文化量的先进性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先进性首先表现在数量上，中国古代文化产品总量约占全人类同期的33%。主要表现在：

其一，中国古代文字出现居世界诸文明前列。中国约在8000年前就创造了文字，华夏祖先在早期的劳动生活中，很早就创造出了文字符号，并大量划刻在陶片、龟甲和兽骨上。这些文明的痕迹，就是早期的文字和文化。现在一般认为，3000至4000年前的商代甲骨文，是中国文字文化的源头，但实际上要早得多。在甘肃大地湾文化遗址出土的8000至10000年前的陶片上就刻有文字符号，到甲骨文已是一种相当繁荣和茂盛的文字了。

其二，中国古代文献数量居世界之首。文字创造之后，中华文献也随之出现。中国古代帝王十分重视文献建设。据古书记载，古者“君举必书”。早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即设有王朝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所以中国古代国家文化典籍史书极为丰富。

其三，中国古代个人著书在春秋即已出现，为世界最早。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中国逐渐形成国有经典、郡县有志、家族有谱，这样一种三个层级、种类丰富、文献繁荣的世界罕见的古文化现象。

其四，中国古明造纸术比欧洲早10个世纪。纸张的大量使用促进了文化的普遍繁荣。而欧洲直到1267年，意大利才建起第一家造纸场。此前，欧洲人只能用羊皮进行文字记录工作。在中世纪欧洲，抄一本《圣经》要用300张羊皮，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的传播范围。

其五，中国古代物质产品生产居世界前列。中国古代的物质产品在英国圈地运动前约占世界的50%。在之前的明清时期有所滑落，约占世界的35%。即使如此，中国的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和物质产品生产仍一直长期居于世界前列。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和经济体。中国古代文化产品生产与物质文化产品相匹配。中国古代文化量的先进性有着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

三、中国古代文化质的先进性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的质体现在德、善、和三方面。虽然也混合着糟粕杂芜，但从主体上看，可以说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德文化、善文化、和文化，这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根本属性。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是德文化。这是因为我国的古代文化起点很高、源头重德。据专家研究，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已有了“德”字的表符。在金文中“德”亦有多处记录和多种形体。华夏先祖轩辕皇帝怀有“修德振兵”之志。

古代典籍中记载和论述德则已相当普遍。《周易》有“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又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里把有形的天、地、君子和无形的道德并列，对德的认识达到新的境界。《尚书》中论德也很多。如“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成王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民不易物，惟德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今之学者普遍认为，重德是周代初期人们的一种共识，也是后世儒家论述天人合一的一个中心命题。著名学者何新提出，贯穿《尚书》的核心历史观念应该是一个德字。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是善文化。早在商代的金文中，就出现过善字。中国古代先贤均秉持民本理性、人性至善的理念与追求。虽然儒家荀子倾向性恶论，但孔子的原初儒家思想是主性善的，亚圣孟子更是深刻阐发了人的性善论。而在民间影响广泛的《三字经》也传承了性善论，开篇即讲“人之初、性本善”，成为民间草根主流观念。性善论和西方宗教关于人有原罪的性恶论本质不同。孔子主德主善，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还创设了一大批德目及要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恕等，极大地丰富和延伸了德、善的理义。

再次，中国传统文化是和文化。人是有社会性的高等动物，个性不同，利益主体迥异，如何相处？中国古代儒家有一大法宝――“和”。孔子重和。孔子在论“和”的精神、“和”的价值时，继承了前贤“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相成相济”的思想，但又有新的发挥和升华。孔子讲“和”，是先讲个人心性之“和”，然后再由己及人，从小到大，渐次推到人际之“和”、家国之“和”、人类之“和”、天人之“和”。墨子主张非攻、兼爱，实际上也是“和”。孙子虽著有《孙子兵法》，但最高策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是“和为贵”。儒家还提供了一条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被国际哲学界、伦理学界推举为黄金律。明代郑和下西洋数万人，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却秋毫无犯，唯广送礼物，广播友谊。连这位郑大人的名字都改称“和”。这种历代长期秉持并实践“和”文化的现象也是世界强国中独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