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的含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结构的含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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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各界对我国人口结构变动及其影响的讨论越来越多，争议也较大。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不会因劳动力减少而在未来10年大幅放缓，人口结构的变动将如何影响投资工具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在如何看待本轮通胀性质的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刘易斯拐点）导致的工资上升将成为中国未来持续高通胀的驱动力。本文将分析和探讨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通胀、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可能影响。

劳动力减少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取决于劳动力供给增长、资本存量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过去30年，我国经济增长平均达到10%左右，这其中有劳动力供给快速增长、高储蓄率支持的资本存量扩张以及生产效率提高这三个方面的贡献。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满15周岁不到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有9.2亿，比2000年的8.25亿增加了近1亿。据统计局人口专家预测，我国未来10年年均适龄劳动力资源将增加9亿左右，2013年以后，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会逐步下降。也就是说，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有所下降，甚至会有负面的影响（图1）。

劳动力供给减少拖累经济增长的现象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存在，老龄化严重的日本尤为明显。但中国有一些特殊因素，增加了判断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的不确定性。

一是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从经济供给的角度看，城镇化意味着农村富余劳动力从边际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生产转移到边际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此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城镇人口达到了6.66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9.68%，比2000年上升了13.46个百分点。而在前一个10年，即2000年比1990年的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9.86个百分点。50%的城镇化率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同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还在扩大，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在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未来城镇化率上升的速度可能比过去10年有所放缓，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可能降低，近几年农民工供给趋紧就是一个迹象。

二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此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文盲率从2000年的6.72%下降到2010年的4.08%，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8930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意味着同样的劳动力供给，而平均生产效率增加。这同时也意味着经济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改变过去依赖低端劳动力、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当然，在调整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可能存在技能错配的失衡。近几年，一方面有农民工短缺的现象，低端劳动力工资上升较快；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工资较低的问题仍然存在。在工作年龄人口中，15岁到24岁之间的人数在过去10年增速明显下降 (图2), 而中学和大学入学率却有较大提高，其结果是低端劳动力中的年轻劳动力供给显著下降，但现有经济结构对低端劳动力需求仍然大，所以工资上升压力有所增加。与此同时，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供给虽有增长，但受限于现有的经济结构，对此类劳动力需求增加不够快，工资增长较慢。

总体来讲，工作年龄人口的变动将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在未来5～10年内将显著放缓。城市化所释放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劳动力素质提高将部分抵消工作年龄人口总数下降的影响，但难以完全弥补。依据中金公司对中国经济生产函数的估算，考虑到劳动人口、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未来可能走势，“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8%～9%左右，和过去10年平均10%的增长率相比显著放缓，“十三五”期间的增长率将进一步下滑。

工资上升不是长期高通胀的推手

人口结构变动影响经济的潜在供给和潜在消费需求，从而影响长期的平均CPI上涨率。若将年龄介于25～64岁之间的人口定义为生产者，而将2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人口定义为消费者 （此区间内的人口也可能参加生产，但其生产能力相对较小，储蓄能力较低，更主要是消费），然后计算生产者（储蓄者）与消费者数量之比（图3）。目前中国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比在120%左右，每100个消费者对应着120个生产者，潜在供给大于潜在消费需求。这一比例是在1995～2000年间才超过100%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短缺型转为过剩型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显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人口结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生产者数量大幅超过消费者，供给相对于需求变得比较充足，储蓄上升，支撑高投资，推动产能扩张。由此带来的结果是，通胀在过去10年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显著下降。

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在生产者多于消费者的经济体中，平均通胀率较低。过去10年年中国平均通胀率约为2.0%，而印度、巴西和越南的通胀平均分别为5.5%、6.9%和7.7%，人口结构的差异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2010年印度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比率约为80%，表明每100个消费者仅对应着80个生产者，而这已经比2000年75%的水平有所上升。巴西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比率在2010年刚达到100%，而2000年时仅为80%。越南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比率目前是95%左右， 10年前只有75%。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更接近于发达国家。过去20年，美国和英国的生产者显著多于消费者，而日本和德国处于这一阶段的时间更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通胀率显著下降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并非巧合。

当然，并不是说在生产者显著多于消费者的国家，其通胀始终处于低水平。过去10年，中国经历了三轮通胀周期，通胀的上下波动受经济周期（包括总需求和货币条件变动）的影响较大，本轮通胀主要原因还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内外比较宽松的货币环境。从国内来讲，2009～2010年货币和信贷大幅扩张带来通胀预期和总需求压力，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也造成输入型通胀压力，工资上升也增加了生产成本，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有部分抵消作用。退一步说，若没有总需求强劲和宽松货币环境的配合，企业把上游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空间有限。

生产者对消费者比率预计在2015年达到顶峰，然后缓慢下降。在相对长的时期内，中国的生产者人数都会显著超过消费者，是供给充分的经济。但中国与发达国家比，有一个重要差别，就是所谓“刘易斯拐点”对城镇劳动供给可能产生的影响。过去，农村富余劳动力较多，农村边际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城镇较低，造成低端劳动力工资低且增长慢。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近几年低端劳动力工资上升加快，对企业成本压力增大。从这个角度看，城镇化的过程远没有结束，“刘易斯拐点”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此造成的工资上升将推动中国通胀长时期处在较高水平。因此，工资的上升幅度长期内仍然要受到劳动力转移这一供给因素的制约。目前，有些分析用中国现在的情况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韩国相比，认为中国未来平均通胀率会在5%左右。但是，中国和日本、韩国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当年这两个国家总体人口结构是短缺型的（日本当年生产者对消费者比率是83%，韩国当年的比率只有约60%），所以不能简单的比较。

从中长期看，还存在政策的通胀容忍度问题。过去10年，我国平均通胀率约为2%，但高点在8%。通胀是个周期性现象，上下波动较大，如果平均通胀率是5%，高点就会大大超过10%。基于社会经济现实，很难想象政策会容忍如此高的通胀率。通胀容忍度和人口结构也有一定关系，一个老龄人口占比越来越大的社会，对通胀的容忍度会降低。短期内，考虑到农村富余劳动力规模的不确定性，劳动力供给紧张有可能比一般预期要严重，也就是潜在增长率可能已经显著下滑。如果政策判断失误，还追求过去的高增长，通胀压力就会增加。从目前政策调控的力度看，这个风险在降低。

房地产泡沫是主要宏观风险

当经济处于过剩状态时，由于通胀温和，货币政策相对宽松，虽然可以控制消费价格上涨水平，却可能对资产价格有过大的刺激作用，也可以说，宽松的货币条件加上高储蓄率为持续的资产价格膨胀创造了环境。过去10年来中国房地产价格大幅攀升，不仅反映了持续扩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对住房的刚性需求，也是高储蓄率带来住房投资需求和宽松货币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总储蓄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35%左右，过去10年快速上升到近50%，主要原因就是生产者逐步超过消费者。尽管政府鼓励消费的政策可能使储蓄率未来几年见顶回落，但如果以上逻辑是正确的话，中国的储蓄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维持较高水平。

同时，发达国家的经历也值得关注和借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达经济体受到的主要冲击是周期性的高通胀，导致政策紧缩，随后是经济衰退。过去20年，发达国家通胀温和，但资产价格泡沫和与之相关的金融危机变成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日本在1975～1980年间生产者超过消费者，其后15年经历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破灭。美国在1985～1990年间生产者超过消费者，其后15年多一点的时期内，经历了科技股和房地产两个泡沫的生成和破灭。中国是1995～2000年间生产者超过消费者，尽管不能简单地比较，中国过去几年房价快速上涨，偏离基本面确实需要警惕。

总之，未来几年的主要宏观风险来自房地产价格泡沫。政府应当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引导房价回到合理水平，如通过结构性措施引导储蓄流向生产性投资，发展金融投资工具，以限制房地产投资需求，同时增加住房供给。货币政策也应发挥作用，不仅要针对CPI, 也要顾及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波动。

人口结构变化推动金融脱媒

高储蓄导致的投资需求也体现在我国股市和债市市值的大幅扩大。过去10年，我国A股总市值从2000年底的47212亿元上升到2010年底的263138亿元，占GDP的比例从48%上升到66%，债券余额也有大幅增加。近几年，银行的委托理财业务也快速增长。央行最近公布的有关社会融资总量的数据显示，直接融资的比重在增加，而间接融资（银行信贷）的比重在减小（图4）。这种金融脱媒现象当然有政策的推动的作用，但和人口结构也有一定关系。过去10年，年龄在35～64岁之间的高储蓄人群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3%上升到42%。高储蓄人群所占比重上升，意味着整体投资的风险偏好增加，人们更多地追求银行存款以外的风险较高、回报也较高的投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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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 金融结构 货币发行量 “经济学”

一、引言

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已经成为学术界最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近期，央行坐视银行间市场出现钱慌，未循惯例予以救援，表明政府已决心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速，以求抑制乃至逆转加杠杆行为，从而引导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刘海影刊文指出这一举措的底线是“不发生财务金融危机”，压迫实体经济去产能的政策并未考虑到信贷扩张背后的制度性约束与实体经济根源，在没有纠正实体经济结构性问题之前对货币金融体系动刀，有可能导致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不可控的后果。

为了验证上述政策生效的可能性，笔者对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思路如下，第二部分文献综述，陈述关于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的相关学术成就以及本文参考文献；第三部分理论分析，从理论上分析金融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第四部分为结论。

二、文献综述

近代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主要有索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围绕对新古典增长模理论完善发展起来的内生增长理论。关于增长因素分析方面，舒元和徐现祥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型设定1952～1998》中论证，制度原因是AK模型增长理论能够刻画我国经济增长主要解释。胡文国和吴栋在《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一文中分析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同时在设定经济指标时充分考虑了制度因素。本文中，笔者在以上理论基础上充分囊括以上指标并将试图将金融结构因素加进去。

国内学者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大约始于上一世纪80年代，大体可以总结为金融结构成分分析、金融结构定量实证分析和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研究这几个方面。其中，吴超在（2012）《我国金融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稳定性研究》中合理设定了金融结构效率衡量指标，反映了我国国家主导型金融结构的特点。笔者在本文中将金融结构影响视为制度因素之一，希望分析经济增长中不同因素影响程度，得出更合理的结论。

三、理论分析

（一）理理论基础

根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此处不详述）：

Y（t）=F（K（t），A（t）L（t）） k（t）=sf（k（t））-（n+g+δ）k（t）

L（t）=nL（t） A（t）=gA（t） K（t）=sY（t）-δK（t）

拉莫维茨（1956）和索洛（1957）等提出的增长因素分析表达式：

■-■=α■（t）■-■+R（t）

其中产量（Y），资本（K），劳动（L），劳动有效性（A），折旧率（δ），储蓄率（s）。

（二）传导路径

首先，金融结构通过资本投入变动影响产出。由索洛增长模型我们可以得知，储蓄率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金融机构通过金融结构提供相对于耐用品等实物资产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分散投资项风险，满足人们预防投资动机吸引储蓄。当储蓄供给供给，引起储蓄供求均衡的变动，使得利率变动，进而促进投资变动，从而使资本投入K改变，进一步使产出Y变动。金融机构的运作状况和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以及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效率高低，决定着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数量和质量，从而影响着经济增长。

同时，金融结构通过“劳动有效性”变动影响产出。索洛并没有对“劳动有效性”具体含义将做出解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提出A代表着研究与开发投入，技术进步，知识积累或者人力资本的观点。但无论是研发或人力资本的积累，都需要投企业入大量的资本。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助于企业的外部融资同，同时强有效的金融市场可以通过价格信号引导金融资源投向技术创新项目，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减低融资成本。

最后，金融结构通过增长因素贡献变动影响产出。金融市场的信号作用引导着资本流向技术先进的新型部门，从而促进实体经济产业升级。根据前文的增长因素分析公式，当K，A，s，g变动时，将引起经济增长中各因素贡献率的变化，这一变化的积累使得经济结构变动，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

四、结论

本文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我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通过借鉴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因素分析模型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金融结构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引入到模型中，建立了相应的模型阐释了央行抑制加杠杆行为，从而引导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传导机制。

参考文献

[1]舒元，徐现祥.中国经济增长模型设定1952-1998[J].经济研究，2002，（11）.

[2]胡文国，吴栋.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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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化;工业化;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1000502

1 什么是二元经济结构

二元经济结构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来的,用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工农城乡之间的对立及其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分化。“二元经济”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剩余劳动力比较多,报酬极低;二是现代部门,劳动生产率较高,人数较少,工资较高。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

2 二元经济结构的危害

2.1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农业生产率低下,农业经济发展缓慢

由于国家长期在资源配置上的倾斜政策,农村投资比重小,农业基础设施不健全,造成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一直保持着家庭式的、自给自足的发展状况,农业协作程度低、技术落后、生产率低下,从而农业经济发展缓慢。

2.2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内需不足

长期“亲城市,远农村”的政策已经严重影响了我过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无论从我国当前经济状况还是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扩大内需都非常必要。目前我国农村还不是能支撑工业发展的现实市场,我国农村居民现在仅能满足温饱,收入特别是货币收入过低,难以消化过剩的工业产品,农村消费配置设施落后也限制了农民对于工业品的现实需求。农村市场目前还只是潜在的巨大市场,而没有成为现实的巨大市场,农村市场目前状况无法支撑城市工业的高速发展。没有完善的城乡市场交换,城市工业发展就越来越脱离农村,宏观经济内需不足将导致我国经济无法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2.3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

城乡分隔政策导致的不合理的城乡收入差距虽然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城市居民的福利,但损害了农村居民的利益,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城乡分隔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隔,以城市局部利益为出发点的限制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政策,使城市职工享有与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的高工资,高福利,尤其是某些国家垄断行业的工资福利则更高,这抬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削弱了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使得有些沿海企业过早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竞争力下降,吸纳大部分城市居民就业的国有企业竞争不过民营企业,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

2.4 城乡二元经济不利于社会稳定

农民收入低下,来自农业的生产剩余减少,促使农民选择小规模的经营方式,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做,也无法引进新技术、改良新品种、开拓新市场,这种恶性循环的农业投入方式使得我国农业非常脆弱。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则采取大规模,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单位成本低。入世以来,我国逐渐开放国内市场,这将对我国农业造成巨大冲击。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多年来,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在宏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我国最困难的群体在农村,最多的隐患在农村,城乡差距的悬殊已成为产生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影响了社会稳定,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安定团结。

3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存在的原因

3.1 国家政策造成了二元经济结构

建国以后,我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优先发展工业。一方面,政府通过计划或行政手段,来保证这一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服务与赶超型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集中在如何稳定,大量的获得农村剩余及将农村剩余集中有效地投入到工业部门。在这个过程中,农村资源被大量以“剪刀差”的形式抽取到城市,以支撑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因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就受到不平等待遇。当时中国资本资金缺乏,外汇储备匮乏,资金动员能力也非常低下。为了确保原始积累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府部门人为地实行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汲取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金积累。另一方面,为了尽量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实现低消费,政府又把农民固化在农业上。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将城乡人口,经济与社会生活,人为的分割为两个相互隔离的部分。形成人为的城乡封闭的制度壁垒,城乡之间人口不能自由流动,两部分居民两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待遇,广大农村被割裂在工业化进程之外,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城市与农村发展严重分化。直到今天,这种围绕“行政主导型二元经济结构”设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3.2 市场力量形成新的二元经济结构

农村收入水平低部分原因是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小,当城镇居民的收入提高后,人们倾向于把增加的收入中的一个较小部分用于购买农产品,而把更多的资金用于购买其他商品。因此人均收入提高所产生的需求刺激,在农业中比在其他产业中小。于是在需求方面就导致了农村收入水平增长远低于城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资本拥有量提高,比较优势逐渐转向其他产业。相比而言,大量的现代工业部门集中在城镇,工业部门的行业利润率长期高于农业部门,所以城镇的经济发展相对较快,城镇居民的收入提高也较快。加之改革开放的政策使我国的经济运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不断加强,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动由政府行政力量的推动逐步向市场导向过渡。这个阶段,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城市消费的大部分项目的支出,如住房,汽车,电器,旅游以及其他一些服务业的消费项目与农村或农民没有太大关系,而使城市居民的收入很难回流到农村。即使是原来许多由农村或农民提供的食品,现在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国际市场的进口,城镇人口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依赖于城市而不是农村。这时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联系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断裂,形成了“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经济结构”。

行政和市场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使我国经济形成了恶性循环发展体系,使二元经济结构的刚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目前尽管户籍制度的改革在不断向前推进,但在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一种恶性的自加强循环体系,使得二元经济结构的刚性持续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即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并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经济结构又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发展滞后又束缚着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使得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减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反过来加剧了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

4 转变二元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4.1 加快城市化进程,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城市化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人口城市化,即农民工进入城市建设城市;二是农民生活方式城镇化,按照城市化的体制来建设农村,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另一方面,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可以提高农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促进消费增长。加快城市化进程首先需要破除行政壁垒,制定吸引农民工进城的政策。其次应破除经济壁垒,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最后,还应制定合理可行的城市发展战略,加快发展大中型城市,发挥中心城市的扩散效应。

4.2 协调工业化战略,促进农业现代化

建国初期的工业部门主要是制造业部门且被确定为国民经济的优先增长部门。制造业部门特别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成为工业化的基本内容,而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没被给予足够的重视。协调工业化战略是针对片面工业化战略的弊端提出的。协调工业化在以工业为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的同时,兼顾到了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做到以工促农、工农共同发展,着力加速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协调工业化战略能够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够适应当前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农村资源的整合和适度的规模化生产也有利于发展现代化的农业。

4.3 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在城乡发展规划、城乡资源配置、城乡产业发展、城乡基础设施、城乡社会事业各个方面做到统筹发展。加大财政对农村发展的扶持力度、对农村发展进行一定的政策倾斜。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科教、文化、卫生方面的投资,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增收。

总之,只有农村发展了,农民富裕了,才能增加国内的有效需求,也才能促进整个经济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形成一盘活水。所以,只有实现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二元经济结构才能真正得到改变,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阿瑟.刘易斯.发展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雷晓宁.我国城乡差距的质变及政策含义[J].重庆:改革,2005,(04).

[3]王郁昭.农民充分就业是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N].中国经济时报,2005930.

[4]任保平.加快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4,(6).

[5]杜小军,苌花荣.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刚性持续存在并加剧的成因[J].商业研究,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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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战略目标，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早在十几年前就已在政策层面被提出。然而，中国的经济结构在过去十年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善。但是，笔者判断，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结构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在政策层面，“调结构”的内容已经逐渐从零散到系统，从概念到具体，进而有了量化的指标。其次，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因素，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性表明，中国经济很可能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拐点。

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阶段，正处于与日本40年前和韩国20年前大体相当的水平。在达到这一发展水平后，无论日本还是韩国的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快速而深刻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在生产结构上，工业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下降，而服务业的比重开始快速上升；在支出结构上，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中的比重开始明显下降，而消费的比重则快速上升；在收入结构上，企业利润在经济中的比重开始明显下降，而劳动者收入的比重则在快速上升。

另外一个重要规律性是：在宏观经济层面上，这些深刻的经济结构变化则表现为，相对较低的实际经济增长和相对较高的通胀率。

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趋于成熟，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由可贸易行业向不可贸易行业转移，进而导致经济整体的平均生产效率增长减缓，引发较高并可持续的通胀。因为，不可贸易行业（比如餐饮、运输）的生产效率增长通常会比可贸易行业（比如家电制造、电子信息）的生产效率增长更缓慢。

要让已经适应了可贸易行业生产活动的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现有基础设施）去适应不可贸易行业，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和付出巨大努力。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经济整体的生产效率增长会倾向于减速，从而，若要实现与较前同一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应的通胀压力就会上行。

中国当前正在经历的这轮通胀，很可能是中国经济进入一个相对较高通胀通道的开始：在过去的十年，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均每年的涨幅只有区区的1.9％；在未来的十年里，该价格指数平均涨幅肯定会更高，落到3％－5％的区间当属大概率事件。

货币应该是造成中国本轮通胀最直接因素。在2011年，我们 “迎通胀”的一个含义是，鉴于应对危机过程中超发的货币，通胀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判断2011年应“迎通胀”，它的另一个含义是――即使本轮通胀由于货币政策的紧缩而告一段落，未来的通胀也很难回归到危机前的低水平。

诚然，通胀永远是货币现象。然而，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相对较高通胀通道的判断，并不是基于对货币增长速度预测而作出的。中国经济在总量层面所发生的深刻结构演变，在价格层面则表现为，不同行业和部门所创造的产品和服务，其相对价格体系也将发生同等深刻的变化。

在理论上，相对价格体系的变化通过有些产品和服务（如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农产品）价格上涨，而另一些产品和服务（如家电、服装）的价格下跌来实现。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客观存在的名义价格的向下刚性（亦称黏性），相对价格体系的变化则通常通过有些产品和服务价格上涨较快，而另一些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较慢来实现。

在结构转型中，经济的主要驱动力更多来自服务业而不是工业制造业。同时，相对价格调整意味着，有价格上涨压力的行业，其产品和服务相对更多，从而对整体的价格水平（即通胀）形成上行压力。这样的价格总水平上涨压力，来自经济调结构的客观需要，也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当然，价格总水平上涨能否实现，取决于与其相适应的货币环境。过紧的货币政策，固然会把通胀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它同时也会阻滞新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形成和调整，从而不利于加速“调结构”。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中内在的价格上涨压力较大，过松的货币政策，更容易导致全面的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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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污染;联立方程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数量一直高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外资(FDI)也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基础性驱动因素。[1]然而,FDI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环境压力。作为强大经济引擎的FDI,其是否对中国的环境污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FDI影响环境的机理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无疑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国内外已有大量关于FDI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研究结果也众说纷纭,相关结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有益论。Birdsall(1993)、Lopez(1999)等认为跨国公司通过向东道国传播绿色技术,从而有利于东道国的环境污染减少。[2]Porter(1995)、Kevin Grey (2002)、 Lyuba(1999)、David(2001)、Jeffery(2002)认为跨国公司建立和推广TNCs(全球控制),示范带动东道国企业实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使东道国环境得到改观。[3]邓柏盛(2008)、刘燕 (2006)、许士春 (2007)的研究也表明FDI对环境有改善作用;[4]二是损害论。较普遍的看法是东道国较弱的环境规制会吸引环境规制较高国家的投资,从而使东道国成为污染避难所。Zarsky (1999)Smarzynska(2001)、Kolstad(2002)等人的研究证实了“污染避难所”假说。[5]应瑞瑶、周立(2006)、吴玉鸣(2007)、温怀德等(2007)利用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6]三是折衷论。该观点认为FDI的环境效应是复杂多维的,不能一概而论是利或弊。如Grossman和Krueger(1991、1995)、Keydiche(1993)、Runge(1994)以及Dean(1992)等认为,[7]应根据一国经济发展阶段、居民收入水平、环境政策等情况,辩证、动态的角度综合考察FDI对环境的影响。

综合上述研究文献,我们发现这些研究存在一些不足:(1)研究结论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这不仅降低结论的科学性,同时也使决策者无所适从。因此,非常有必要探讨这些结论不一致的原因。遗憾的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2)众所周知,经济-环境构成相互作用的大系统:一方面,经济增长影响环境,另一方面,环境也制约经济发展。现有研究中一般只考虑经济对环境的影响而对环境反作用于经济方面则较少考虑,建立的模型大多是基于经济影响环境的单向模型。这种忽视环境对经济的反作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所得出的结论出现偏误(Dinda,2004);(3)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规模扩大导致污染增加”的单一逻辑关系,还应该存在一个复杂的传导机制,比如,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Verbeke,2002)、收入效应(Panayotou,2000)和政策效应(Runge,1993)等。然而,现有研究对FDI具体通过怎样机制对环境产生影响并未做深入探讨;(4)既有研究大都侧重于从宏观层面整体上考察FDI对环境的影响,很少从行业层面来具体研究FDI对环境的影响。

鉴于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笔者在借鉴JIE-HE(2005)研究思路的基础上,[8]建立一个基于FDI―经济(产出、结构、技术)―环境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试图在以下方面进行新的研究探索:(1)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系统刻画各变量之间“双向”乃至“多向”的相互作用关系;(2)力图从规模、结构、技术和环境规制等方面探究 FDI影响环境的内在机理;(3)试图从产业层面来考察规模、技术、结构效应以进一步印证分析结论。

二、理论分析、实证模型及数据

(一)理论分析

1.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传统理论中生产要素主要包括物质资本(K)、人力资本(H)、劳动力(L),环境资源等被认为是取之不竭的而未予考虑。事实上,经济与环境构成相互影响的大系统:经济增长会影响环境质量,而环境(恶化)反过来也会制约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因此在本文中,环境(E)作为一种要素纳入经济产出模型:

Y=f(K,FDI,L,H,E)(1)

2.经济(产出、结构、技术)对环境(规制、污染)的影响。在众多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模型中,我们认为Grossman和Krueger的分析框架最为简洁、最具解释力。Grossman和Krueger(1991)创造性地将经济对环境的影响分解为三种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环境)技术效应。[7]据此,并考虑现实中日益突出的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可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表达为:

E=e(Y,S,T,R)(2)

其中,Y代表经济规模。通常认为,经济增长往往伴随导致经济活动副产品――污染排放的增加;S代表经济结构,因为,经济增长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变动对环境产生影响:当一国经济处于工业化阶段时,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将带来环境污染的加重。而当一国经济结构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时,产业结构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将带来更小的环境压力。Antweiler等(2001)利用格兰杰检验证明FDI是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原因。[9]这样,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可表达为:

S=W(FDI)(3)

T代表技术。FDI对环境技术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二是清洁技术的采用,三是技术的溢出作用。Lecchumanan等(2000)研究发现,FDI有益于一国的技术进步从而提高一国的环境水平。Verbeke(2002)认为,技术进步会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使资源得以大量节约进而减少污染排放和生态破坏。FDI对环境技术水平的影响可表达为:

T=k(FDI)(4)

R代表环境规制。 环境规制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以环境保护为目的而制定并实施的环境标准、排污规定、治理费用投入等各种保护环境的政策、措施的总和。当一国采取严厉的环境规制时,污染产业的比重降低,规制对环境产生正面的影响;反之,宽松的环境规制导致国内企业大量排污的同时,也会诱使国外污染产业转移国内从而恶化本国环境。一般来讲,伴随收入水平(Y)提高公众环境需求将增加,进而要求政府实施更严厉的环境规制。这样,环境规制的影响因素可表达为:

R=g(Y,E)(5)

3.产出对FDI的影响。根据投资意图, FDI有垂直型(vertical)和水平型(horizontal)之分(Copeland,2001),水平型FDI偏重东道国的市场潜力(我们用收入Y来表征),垂直型FDI则青睐东道国的劳动力等低成本(用工资W来表征)资源。这样,FDI的规模可表达为:

FDI=(Y,W,R)(6)

可见,FDI与经济、环境之间不是单向影响而是交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一方面,FDI与产出之间、产出与环境之间、环境污染(E)与环境规制(R)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双向反馈机制。另一方面,FDI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规制效应等途径影响环境。

(二)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由上述分析我们知道,FDI、经济、环境构成互为反馈的大系统,使用单一方程无法刻画变量之间交错影响的复杂关系。受JIE -HE模型的启发,我们尝试将这些变量相互作用的关系组建联立方程系统。联立方程组具体构建如下:

lnEt=p10+p11lnYt+p12lnSt+p13lnTt+p14lnRt+x1t(7)

lnYt=p20+p21lnKt+p22lnLt+p23lnHt+p24lnFt+x1t+p25lnE+x2t(8)

lnSt=p30+p31lnKLt+p32lnFDIt+x3t(9)

lnTt=p40+p41lnTt-1t+p42lnFDIt+x4t(10)

lnRt=p50+p51lnEt-1+p52lnTt-1+x5t(11)

lnFDIt=p60+p61lnTt-1+p62lnWt+p63lnRt+x6t(12)

其中,下标t表示年份。式(7)为污染方程。在Grossman and Krueger(1991)将影响环境污染的因素分解为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技术效应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式(8)为产出方程。除了传统影响产出的生产要素外,环境污染变量E也作为一个要素被加入方程;式(9)为结构方程。我们选取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资本劳动比率 K/L作为解释变量,用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式(10)为技术方程。基于Antweiler(2001)的研究,我们将FDI作为影响技术的重要变量;式(11)为规制方程。它表明公众收入(Y)提高、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政府会加强环境规制;式(12)是根据传统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建立的方程。为了考察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我们在方程中加入环境规制变量R。

(三)变量选取以及数据来源

考虑到研究问题的专注性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中国1988-2007年间的数据来考察FDI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我们以中国工业SO2排放量来代表环境污染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相应各期,单位为万吨。参考JIE-HE(2006)的研究,中国用当年工业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其初年(1988)排污强度乘积表征结构效应(S)。“排污强度始终为初年数值”的做法剔除了技术对经济结构的影响,这符合环境污染的结构效应定义。同时,考虑到污染重的企业一般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我们选用资本劳动比率(K/L)的变动来反映产业结构的变动。

影响产出的投入要素包括:(l) 国内资本存量(K)。数值设定为全国资本存量减去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差额。全国资本存量2000年的数据直接引用了张军(2004)的估计,[10]2000年之后的数据按照张军的方法计算后予以补齐;(2)外资存量F 及流量FDI。具有溢出效应和参与生产的FDI应是存量FDI。鉴于统计年鉴中所列FDI数据实际上是增量FDI,并非存量FDI。为此我们利用公式:Ft+1=(1-δ)Ft+ FDIt,将流量FDI换算为存量FDI,折旧率仍参照张军的9.6%.计算结果略;(3)人力资本H。陈钊等(2004)估算了中国各个省市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2001年及以前的人力资本直接取自陈钊等的估算结果,[11]此后六年我们按照陈钊等的估算方法将其补足;(4)劳动力投入L。以各地区年末就业人员数来度量,单位为万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各期。

对于其它指标,我们用历年工业总值代表产量水平(Y),采用职工年平均收入代表工资水平(W)。鉴于完成投资额可真正反映政府在当地环境管理上付出的努力和决心,我们选取中国历年工业污染治理项目完成投资来代表该地区实际环境规制的宽严程度(R),数据同样来自《中国环境年鉴》。工资、产量、环境治理投资额等数据都统一按1990年价格进行折算。

三 、计量分析结果及其经济含义

广义矩估计方法(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 GMM)是将准则函数定义为工具变量与扰动项的相关函数,使其最小化得到参数的估计值。GMM方法允许随机扰动项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而且不需要知道随机扰动项的确切分布,所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比其他参数估计方法更合乎实际、更稳健。[12]因此我们采用GMM方法对联立方程进行估计,下表是利用Eviews软件计量的结果。以下是对各种效应的具体分析。

1.规模效应。规模效应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增加将引起工业总产出的增加,工业产出规模的扩大将使污染排放增加。根据估计结果,FDI存量增加1%,工业总产出Y将增加0.22个百分点。而产出增加1%,会带来污染增加0.84个百分点。这样,FDI存量增加1%,最终导致污染排放增加0.185个百分点。

2.结构效应。FDI的进入影响中国产业结构进而影响污染排放。 由式(6),结构变量S对FDI的弹性为负,说明外资流入导致中国经济结构朝清洁型结构转变,进而减轻了污染水平。具体地讲,FDI增加1%,将导致结构“清洁化”0.026个百分点。而产业结构每变动1%,污染排放将变动3.4个百分点。这样,FDI带来的结构效应为-0.084个百分点,即对环境产生了积极影响。

3.环境技术效应。FDI的进入带来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诱致技术扩散会降低污染排放。具体地,FDI增加1%,将导致技术水平提高0.04个百分点。而伴随技术进步1%,污染排放将减少0.72个百分点。这样,技术进步引起的污染排放减少0.029个百分点。

4.环境规制效应。方程(1)中政府环境规制没有通过检验,说明了政府环境规制不力。造成环境规制效力不显的重要原因在于政府官员处在“晋升锦标赛”体制之中,为了保持或提高自己的显示性业绩――GDP增长率,往往会放松环境污染以增强竞争优势。[13]方程(8)显示FDI的流入与规制强度正向关系,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设”一定程度上在中国存在。对此,World Bank(1997)指出,中国地方政府面临环境质量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冲突。[14]这一问题同样反映在FDI领域,表现为各级政府为了发展本地方经济,不断降低环境标准以吸引外资进而带来环境质量的恶化。

我们将FDI通过经济规模、经济结构、技术和环境规制等渠道影响环境的机理进行梳理,并汇总整理为下图。从下图可以看出,FDI对环境污染影响途径中,规模效应最大(0.185%),依次是结构效应(-0.084%)和技术效应(-0.029%)。总的来讲,FDI每增加1%,导致中国环境在原有水平上恶化0.072%。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在FDI―经济―环境交互作用框架下建立联立方程系统,利用中国1988―2007年数据对FDI影响环境的机理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是影响中国环境污染的三个决定因素,环境规制对环境作用效果尚不明显。

2.FDI带来的经济规模的扩大增加了污染排放,引致的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技术水平提高减少了污染排放。具体表现为:FDI每增加1%,通过经济规模的扩大导致环境污染增加0.185%。FDI通过改善经济结构和提高技术水平从而对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分别使污染排放分别减少0.084%和0.029%。总体效应是,FDI每增加1%,将使污染排放增加0.072%。

3.较为宽松的环境规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一个重要因素,“污染避难所”现象在中国高速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出这样几点政策建议:在未来发展阶段,要想改善FDI对中国环境的不利影响,一要着力调整FDI投资的产业导向,充分实现其正的结构效应;二要努力提升FDI质量,提高环境技术溢出的正效应;三要改进环境规制,避免“污染避难所”现象。

主要参考文献:

[1]Berthélemy, S. Démurge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o China. Review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0,(4).

[2]Birdsall N, D.Wheller. Trade Policy and Pollution in Lation American: Where are the Pollution Haven? Journal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93(2).

[3]Porter M.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ironment competiveness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 1995(23).

[4]李惠茹.外商直接投资的生态环境效应问题研究及评述[J],生态经济,2007(5).

[5]Zarsky L. Havens, Halos and Spaghetti. Untangling the Evidence abou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OECD Conference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nvironment, The Hague,1999.

[6]于 峰等.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的经验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8).

[7]Grossman, G, and Krueger,A.(1991)“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BER Working Paper No.3914.

[8]Jie- 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Case of Industrial Emission of Sulfur Dioxide (SO2) in Chinese Provinces,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6.

[9]Antweiler,W,Copeland,B. (2001)“Is Free Trade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10]张 军等.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

[11]陈 钊等.中国人力资本和教育发展的地区差异:基于面板数据的估算[J].世界经济,2004(12).

[12]李子奈,叶阿忠.高等计量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13]陈 刚.FDI竞争、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世界经济研究[J].2009(6).

[14]World Bank. Is globalization causing a“race to the bottom”in environmental standard? [R]. PREM Economic Policy Group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Group, 2000.

The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FDI Impact on Environment:Study on the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Zhang Xuegang1 Zhong Maoch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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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可持续发展是人们对传统发展模式和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发展观和新的发展模式，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种主张，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一种理性选择。布伦塔兰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定义是：“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概括起来有三条：（1）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模式；（2）由资源型经济过渡到知识技术型经济，综合考虑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效益；（3）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与合理布局，开发应本文由收集整理用高新技术，实行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提高资源和能源的使用效率，减少废物排放等措施，协调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使社会经济的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影响后代人的需要，最终达到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的持续稳定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鼓励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经济发展是我们办一切事情的物质基础，也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保证。无论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资源和环境的利用及保护都有赖于经济的发展。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意味着经济增长不能只依靠扩大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取得，而必须是通过提高总要素生产率，走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道路。

可持续发展要以保护自然为基础，要求经济发展能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经济发展除了要求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变之外，还要求人口、资源和环境三方面的协调发展，也就是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而且是一种会影响到子孙后代的大事，是跨越几代人利益的选择。

可持续发展既要求经济上的持续发展，也要求取得社会持续和生态持续。生态持续是发展的基础，经济持续是发展的条件，而社会持续是发展的目的。可持续发展是能够使人类长期利益最大化的道路，是在强调经济发展的目的时，也要保持经济、社会、生态的良好发展和建设。

二、科技创新是确保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

（一）科技创新在资源可持续利用中的作用

1.科技创新可以增加已发现资源的储量。伴随着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人类对资源的勘探水平不断提高，资源的后备储量也在不断的增加。以石油资源的预测量来说，20世纪40年代预测的石油资源量为500亿吨。1983年在伦敦召开的第十一届世界石油大会上估算的全国石油的资源量为2460亿吨，2000年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召开的第十六届世界石油大会上估算的石油资源量为4138亿吨。如果技术不提高成为资源勘探的限制条件，那么资源的储备量就很难再有所增加，技术达不到，又如何能勘察出新的资源储量呢？只有不断科技创新，促使技术进步，才能不断增加已发现资源的储量，解决资源耗费带来的短缺问题。

2.科技创新可以降低资源的使用成本。从世界范围看，很多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尽管早就已经被人类所认同，但是由于技术的限制却得不到大量的开发和使用。例如金属铝所具有的优良特性虽然在很早以前就被人类所认识，但是就是由于当时冶炼技术的限制而不能被大量开发和利用，直到电解法的发明才使得金属铝的大规模使用得以实现，而且使用成本也大幅度降低。

3.科技创新能够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通过技术创新产生的新工艺、新方法，可以大大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资源的生产工艺方面来看，新技术的应用既能够降低能源的消耗，又提高了产品的质量。从资源的回收利用上来看，技术的提高可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延长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时限。资源的短缺将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其解决途径不能过度依赖于国外资源，只能是从节约资源的角度，利用科技创新在资源的利用效率上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资源的产出效益，缓解资源短缺带来的经济增长约束。

（二）科技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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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柏年：什么是低碳经济？我在2009年发表的《低碳经济与内蒙古》一文中说过，关于低碳经济的概念，目前尚没有一个统一、规范的说法。按我们的理解，低碳经济是在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基础上谋求最大产出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大体上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节约能源，提高能效，促进能源结构由以化石燃料为主逐步转向以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为主。二、发展低碳技术，增加碳汇，在人类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一切活动中尽量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三、实现经济与碳排放的分离式增长，即在碳排放低增长、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条件下，经济仍然可以保持较快增长。低碳经济的实质内涵与我国政府提倡的科学发展观是高度一致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指在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最终建成一个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真正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简要概括地说，低碳经济，就是通过提高碳基能源效率、降低碳基能源消耗和发展清洁能源、减少温室气体及其他污染物排放等途径，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请问如何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和转方式的关系？

许柏年：发展经济，绝不仅仅意味着经济规模和总量的扩张，更重要的，还包含经济结构能够朝着科技创新引领的方向进行调整和升级。18世纪后半叶以蒸汽机产生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革命，19世纪后半叶以电力广泛应用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电子信息技术、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都引领了各国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和发展方式的大转变，使资源配置优化合理、利用效率明显提高、经济效益不断上升，从而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因此，科技创新、结构调整、方式转变都是发展，而且是更重要的带有质变的发展。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来看，调结构、转方式只能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进行，一般不会在经济上行时实现。上行时，都有空间扩张，都有利润可图，缺乏调结构、转方式的动力和压力；下行时，市场竞争的力量就会显示出来，逼迫企业实行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方式转变。当前，我们必须抓住经济平稳发展的有利时机，把稳增长、调结构和转方式紧密结合起来，更加注重在转变中求发展。

记者：发展低碳经济对内蒙古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有何指导作用？

许柏年： 第一，低碳经济表明了当今世界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深刻地改变着各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一个新科技革命的前夜。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增长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根据专家们的意见，世界正面临第四次科技革命，将展现新能源技术、信息网络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相伴互动、多点突破的生动景象。但能源问题将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人类将进入后化石能源时代。

中国已经错失了第一次、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机遇。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中国也只是一个跟随者，而且是一个没有取得优异成绩的跟随者。中国再也不能同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了，我们必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国际经济科技制高点，更加突出科技竞争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总书记在2010年6月7日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经济发展方式，创新成为解决人类面临的能源资源、生态环境、自然灾害、人口健康等全球性问题的重要途径，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发展方式从资源依赖型、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为主转变，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快速发展。”因此，强调发展低碳经济，就能使我们牢牢把握能源革命这个中心环节，抢占新科技革命的制高点，引领经济发展方式加速朝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向转变，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低碳经济表明了当今世界能源和三次产业的发展趋势，深刻地改变着各国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低碳能源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基础。要发展低碳经济就必须实现能源低碳化转型。从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中人类大规模使用煤炭算起，到20世纪前期开始加速开采石油，再到可预见的今后一两百年中全球煤炭资源耗尽，而石油和天然气可能只有几十年的期限。这种快速开采高碳能源的生态实质是，自然生态系统几十亿年的漫长进化，将巨量的碳通过具有长碳链形态的烯烃类化石能源存于地下，从而使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等的浓度降低到适合人类和动物生活；而如今，却要在短短的几百年，把这些封存的碳集中、快速地释放出来，必然极大地破坏生态平衡，造成巨大灾难。

记者：实现经济社会的低碳转型不会一蹴而蹴，尤其在能源结构方面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许柏年：不可否认，世界能源结构的现状是“以化石燃料为主，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并存”。在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双重压力下，未来能源结构的选择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继煤炭、石油、天然气之后哪种能源将成为主导能源等问题存在着广泛激烈的争论，但有关世界未来能源结构的总体发展趋势已达成共识：1.传统的化石燃料仍将是世界较长一段时间能源生产、消费的主体，但能源产品正在向清洁化、精细化、高质量化方向发展；2.能源结构将出现多元化趋势，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将会发挥较大的作用，特别是可再生能源最终将替代不可再生能源；3.能源开发利用所造成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环境问题将对能源选择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调整能源结构，应加快低碳能源的开发利用，提高其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实现能源多元化、清洁化发展。

实现经济社会的低碳转型，还必须调整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因为，我国目前的高耗能、高污染状态，都同第二产业比重过大有关。我们必须通过淘汰高耗能、高污染制造业的落后产能，积极发展低碳原材料、装备工业，发掘服务业等领域节能减排的巨大潜力，来减少碳源；通过发展生态农业、提高森林覆盖率，加强草地碳固持能力，来吸收CO2、增加碳汇；这样才能实现产业结构的低碳化。

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低碳产业要以低碳技术和低碳能源为基本支撑，从源头实现低碳生产；要以节能减排、绿色环保为目标要求，组织生产、提供低碳产品和服务；要以低碳农业、低碳工业和低碳服务业为集成体系，系统推动产业结构的低碳化调整。在三次产业之间，要以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循环流动和共享为基础，实现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协调联动发展。

第三，发展低碳经济对于内蒙古的经济现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必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指导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方针。

记者：进入新世纪以来，内蒙古经济实现了超常规的增长。经济总量、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大幅攀升，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国的排序逐年前移。但与此同时，内蒙古的产业结构也显现出了令人担忧的若干特征,您能具体谈一下吗？

许柏年：一是在全社会的能源消费结构中，对煤炭的依赖程度过高。内蒙古是全国6个对煤炭依赖度超过90%的省区之一。煤炭是碳密集程度最高的能源。中国温室气体中85%的二氧化碳和大气污染中80%的二氧化硫、67%的氮氧化合物来自煤炭的燃烧。因此，这种过度依赖煤炭的消费结构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是不可持续的能源消费方式。2010年，内蒙古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9.05吨，内蒙古每万元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4.8吨，都远高于国家平均值。2009年，内蒙古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39.88万吨，排放量居全国第2位、西部地区第1位。

二是在三次产业发展中，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比重过大，而第三产业（服务业）比重过小。内蒙古近些年的经济增长一直以工业为龙头，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31.5%提高到2010年的48.1%（加上建筑业增加值，第二产业比重为54.6%）；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一直滞后于整个GDP的发展速度，其增加值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39.3%下降到2010年的36.1%。据国家统计局关于2010年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初步核实的公告，2010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3.1%，内蒙古是36.1%。同工业规模相比，内蒙古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的比重明显偏低，这是制约内蒙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

三是在整个工业结构中，高耗能产业所占比重过大。内蒙古的电力、煤炭、钢铁、有色、化工、建材六大行业，其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75%，其能耗占全区能耗的70%，占整个工业能耗的90%。因此，内蒙古2009年单位GDP的能耗为2.01吨标准煤/万元，而全国平均水平是1.37吨标准煤/万元；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耗达3.56吨标准煤/ 万元，居全国倒数第4位；单位GDP电耗为1686.72千万小时/万元，居全国倒数第6位。另外，高耗能产业市场风险较大，时有产能过剩的现象发生。

四是高耗能产业产出的原材料居多，终端产品少。产业链较短，规模经济要求高，且都是资金密集型、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产业，因而制约了中小企业和生产业的发展。同时，这些产业带动就业的能力低，也影响了内蒙古地区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

据布和朝鲁《奋力走进前列――内蒙古现象研究》披露，2007年与2002年相比，内蒙古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由1440个增加到3364个，增长了1.34倍，从业人员由78.9万人增加到93.3万人，仅仅增长了0.18倍；利润总额由37.3亿元增加到641.99亿元，增长了16.2倍，工资总额由75.8亿元增加到269.96亿元，仅仅增长了2.6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由9607元增加到28934元，仅仅增长了2.0倍；万元工业增加值吸纳的从业人员不增反降，由0.21减少到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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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与该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衡量一国的产业结构主要从两方面：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是一把双刃剑：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既有促进作用，又有抑制作用。本文着重探析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各自对经济增长的关系。

关键词：产业结构变迁；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一、引言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研究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产业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表明，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产业结构即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孙皓，2011）。一些学者将产业结构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产业在技术进步方面不同步而引发的产业结构的变动；二是不同国家或地区实施的产业政策不同而导致的产业结构的差异。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深化改革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来带动经济重新起飞。本文基于中国1978―2014年的统计数据，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梳理，以期为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参考。

二、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解释的扩展

正如前言中所说，产业结构的变迁可以分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为本文主要探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各自对经济增长的关系。下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析。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度量

干春晖等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一国中各个产业之间的产业聚合质量，既能反映产业之间的协调程度，也能体现该国的资源利用的效率，也就是说它反映的是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耦合程度的高低。学者们一般采用结构偏离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进行衡量，气公式为：

E=∑ni=1|Yi/LiY/L-1|=∑ni=1|Yi/YLi/l-1|（1）

上述（1）式中，E表示产业结构的偏离度，Y表示的是一国产业总产值，L 表示有效劳动力（就业），i 表示某一产业，n 表示产业总的部门数。有古典经济学派的基本假设可知，经济社会处于稳态均衡状态时，其前提条件是各产业部门间生产率水平一致。而由定义可知，Y/L 即表示某一产业的生产率，因此当经济社会处于稳态均衡时，Y i /L i = Y/L，从而 可得E = 0。与此同时，Y i /Y 表示各产业的产出结构，L i /L 表示各产业的就业结构，因此 E 同时也是对产业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耦合性的度量。E 的值越大，就表示一国经济越偏离稳态均衡状态，该国的产业结构就越不合理。众所周知，一国的均衡经济很难达到，因此一般情况下E不等于0。但是（1）式这种测量度方法将涉及到的各产业均等对待，从而不能区分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式中绝对值的引入也加大了运算量，因此我们在这里采用干春晖（2011）提出的泰尔指数来进行测度。干春晖将泰尔指数重新定义为：

TL=∑ni=1（XiY）ln（XiLi/YL）（2）

当一国的经济处于稳态均衡状态时，TL=0，而且该指数将各个产业的相对重要性纳入到体系中来，大大减小了模型的计算量，同时也没有失去结构偏离度的理论基础和其代表经济含义，因此，本文将泰尔系数作为度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指标。

（二）产业高级化的度量

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用铲结构的高级化来表示，传统经济学家采用第二三产业（即非农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一般认为非农产值的比重越大，则产业结构越高级。但是，最近一次的“信息技术革命”对产业结构的升级造成了重大冲击，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迅速崛起，世界经济由“工业化时代”向“经济服务业时代”转变新的经济形势下，许多学者已经将经济结构服务化作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指标而非农产业包括第二和第三产业，因此再以第二三产业（即非农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式不再准确。鉴于在“经济服务化” 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事实是第三产业的增长率要快于第二产业的增长率（吴敬琏，2008），本文采用干春晖（2011）所提出的方法，用服务业的产业产值与工业的产值之比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程度。将其表达式记为：TS=X3X2（3）

上式 中，TS表示服务业产业产值与工业产业产值之比，X3表示服务业产业产值，X2表示工业产业产值。这一表达式准确的反映出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倾向，与之前的指标相比TS具有更精确的经济意义。TS 值增大，则意味着一国的产业结构在向服务化的方向推进，即表示该国的产业结构在不断升级。

（三）新产业结构度量对经济的解释

我们将1978―201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并用上述两种度量方法对有关数据进行处理得出的TS，TL的分布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可以看出，1978―2014年的TL，TS值变化均表现出波动性，这主要依赖于中国政府的经济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在农业上，第一产业产值大幅增加；另外，中国政府对第二产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市第二产业的经济结构更加合理，TL与TS值开始下降。随后几十年，中国政府经济改革的重心放在城市，此时，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解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因此在这一时期，TL值变动幅度不大；经济改革引入的私营经济，极大地繁荣了第三产业，因此真个八十年代，TS值一直处于上升阶段。上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从此劳动力流动性加强，市场配置作用逐步增大，因此TS值持续上升。但中国加入WTO，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带动了第二产业高速发展，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TS值呈下降趋势。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随着市场配置作用的加强，政府辅以宏观调控，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因此TL值逐渐下降。

三、小结

本文先从传统的产业结构出发，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分别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尽心了探析。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巨大，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严重，为此结合本文的结论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产业结构合理化应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中国政府应根据国情出台合理的产业政策，来引导中国的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第二，从本文结论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应作为产业政策的首要出发点，如前文所说，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即产出结构与要素投入结构的耦合程度。因此，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对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教育活动，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要规划好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比例。这样既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孙皓，石柱鲜.中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J].人口与经济，2011，（2）：1-6.

[2] 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增订版）[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

[3] 张军等.结构调整与中国工业增长[J].经济研究，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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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转型的分类

经济转型有多种分类方法，常见的有以下两种划分方法：

1、按转型的状态划分：分为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

体制转型。指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体制转型的目的是在一段时间内完成制度创新。

结构转型。是指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结构转型的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在转型过程中改变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和区域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市场结构、供求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区域布局结构等等。因此，结构转型又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和区域布局结构调整等。

另外，有的学者把经济转型的状态分为四类：经济体制转型、发展战略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等。我们认为，无论怎么划分，经济转型都不外乎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两种类型。

2、按转型的速度划分：分为激进式转型和渐进式转型。

激进式转型。指实施激进而全面的改革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尽可能多的改革。大多数学者把俄罗斯和东欧“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称为激进式转型。激进式转型注重的是改革的终极目标。

渐进式转型。指通过部分的和分阶段的改革，在尽可能不引起社会震荡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实现改革的目标。多数学者把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改革称为渐进式转型。渐进式转型注重的是改革过程。

（二）经济转型的概念

在探讨经济转型之前，应分析“转型”一词的词义。“转型”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最初应用在数学、医学和语言学领域，后来才延伸到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

布哈林在研究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曾首先使用了“经济转型”的概念。

在研究文献中，对经济转型的表述及研究的侧重点均有不同，中文文献往往以“改革、转型、渐进和转化”来描述。

就经济转型的概念而言，经济转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变化。具体地讲，经济转型是经济体制的更新，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结构的提升，是支柱产业的替换，是国民经济体制和结构发生的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经济转型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任何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会面临经济转型的问题。即使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经济非常发达的西方国家，其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也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着现存经济制度向更合理、更完善经济制度转型的过程，也存在着从某种经济结构向另一种经济结构过渡的过程。

（三）经济转型的特点

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在谈到经济转型时，我们往往把某个时期经济在体制和结构的变化称为经济转型。因此在制定转型计划时往往会以时间多长、经济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来衡量是否完成经济转型。其实，这只是阶段性的经济转型。但是从长期经济发展实践来看，经济本身时时刻刻都在追逐着质和量的提高，这种质和量的缓慢变化本身就是经济转型。习惯上我们把某个时期经济发生的较大变化称之为经济转型，即段性经济转型。

渐进性和激进性的交叉。经济转型往往表现为时而激进，时而渐进，在某些领域激进，在别的领域渐进。

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的同步。经济体制的变化必然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需要经济体制的创新。

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互动。在经济转型中，政府和企业是推进经济转型的两种不同的力量。企业是推进经济转型的基本动力，而实现经济转型又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两者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变化的条件。只有两种力量结合，双方互动，才能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转型。

区域性和国际化的结合。经济转型通常是区域性经济发展措施，而区域性的经济发展又不得不考虑国际经济发展潮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经济转型必须紧跟当前科技发展步伐，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动向。

（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转型

1、转型的四个阶段

在某种程度上，全国新一轮经济转型浪潮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的延续和发展。因此，要研究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必须先研究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转型。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了市场经济，阶段性过渡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一开始并不是朝着市场经济发展，通常采用“先试验后推广”和“不断调整目标”等做法。总体上讲经济转型是渐进的，但在某个阶段也有激进的性质。

中国从计划

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和国际化。其一，在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渐进式改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以放开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为核心的改革，使国有企业初步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同时也使非国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二，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将国营企业推向了市场，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展开竞争。其三，经济民营化改革强调了产权的重要性，允许了经济更大程度上的经济自由，各种所有制的竞争，使非国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其四，经济国际化的改革，使中国经济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同时能够面对世界新经济的挑战，逐步向国际经济一体化过渡，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来。

2、当前全国经济转型概况

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正飞速地迈向国际化。在国际化竞争和较量的进程中，中国经济将出现一种新观念、新技术和新体制相结合的经济转型模式。这种经济转型模式不仅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还将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当前，全国许多地区提出了经济转型的构想，并且许多地区还制订了经济转型规划。其它地区虽然没有提出经济转型的问题，但是实质上也在做着经济转型的工作。整体上看，全国经济转型可分为北方的经济转型和南方的经济转型，并且南北双方的经济转型有着明显区别。北方的经济转型以东北三省为代表，南方的经济转型以粤、浙、闽等省为代表。北方是我国的能源基地，改革开放近二十多年来的能源开采利用，许多地区能源开采业进入了萎缩期，由于资源的逐渐枯竭，导致了一些社会矛盾的出现。东北以阜新市、辽源市、伊春市、大庆市为代表的四个国务院资源型经济转型试点城市，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减少能源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另外，北方是我国重型制造业基地，但是制造业整体水平落后。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态势，北方工业需要有新的提升。因此，北方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发展替代产业、接续产业，其次是产业技术升级和经济制度创新。也就是说北方经济转型是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技术进步为辅的经济转型。南方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中国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地带”，尽管如此，南方经济与世界发达经济还存在着生产技术、管理上的差距。因此，南方经济转型的核心是推进产业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是与世界经济接轨，参与世界竞争。

3、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质

纵观当前全国的经济转型，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把科技放在了突出位置。因此，中国当前经济转型的实质就是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经济发展中的高科技含量。

4、当前全国经济转型的重点、任务和方向

目前全国许多地区的传统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受到国家产业政策、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不能更好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来。因此，全国经济转型的重点是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之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开发和应用先进技术、工艺和装备，在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出口和控制污染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转型的方向是发展高科技，用科技化带动产业化。当前的世界经济是高科技主导下全球一体化经济，高科技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因此，大力发展高科技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提高高科技产品的市场份额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高科技产业化是经济转型的必然方向。

5、加入WTO后我国的产业发展态势与经济转型

加入了WTO后，中国的一些优势行业如纺织、服装、鞋类、玩具、机电等由于不再受到最惠国、反倾销之类的威胁，因而得到迅猛发展。这些优势行业在迅速占领世界市场的同时，也在发展壮大中占领了世界生产技术的制高点。以服装为例，2005年中国服装在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设限的情况下，许多产品的外贸出口量和2004年相比仍实现了翻番。中国服装业在向世界市场的迈进中，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水平得到了锻炼和提升，达到和超越了世界一流水平，令欧盟和美国的服装生产界感到震惊。因此，在部分地区的经济转型中，有的地区（如阜新市新邱区）把服装行业作为了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且完成了一定数量的外贸出口。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未来的全国经济转型中，我国的优势行业将是一些地区的最佳选择。

（五）当今世界经济转型的潮流

当今世界经济的两个主要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信息化的突起，经济全球化是对全球资源和市场追逐的结果，经济信息化则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使然，在这场竞争中世界经济将转向以商务电子化为代表的新经济。新经济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带动下，将发展成为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七大高科技产业为支撑的龙头经济。有的学者甚至把这种新经济称为第三次产业革命。

（六）经济转型与传统经济发展

世界经济转型的历史是一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历史，又是一部新兴产业崛起的历史。世界各地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尽管有许多新兴产业的崛起和发展，但是除了一些资源型产业因资源枯竭而退出历史舞台外，传统产业并不会因经济转型而成为终结者，相反传统产业会在经济转型中得到更大程度地改造和提升。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技术、市场和管理支撑，会遇到许多问题。只有在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孕育发展期后新兴产业才可能成为某个区域的支柱产业。因而，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融合，才是经济转型的最快和最佳选择。在经济转型中，让高新技术和商务电子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来带动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的流动，从而推进市场资源进行整合，最终促成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是推进经济转型的有效方法。

二、可持续发展

（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可持续发展是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持续性指的是可以长久维持的过程和状态。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以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经济可持续发展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经济本身应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即经济有较强的发展后劲，具有“匀加速”或“加加速”前进的能力，将来不会出现因“加速度”急剧下降而产生经济衰退现象。其二是经济具有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能力。即经济发展虽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但要同环境承载力相适应，虽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但要同社会进步相协调，不能以损害社会、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

（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质

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经济。所谓的和谐经济就是经济结构要合理，具有较强的增长潜力，经济发展要与国家政策和谐、与社会发展协调、与环境承载能力适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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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确特色经济及特色经济定位的含义是很重要的。科学定位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既有利于明确特色经济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竞争力的前提条件和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指南。在对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进行定位时，我们可以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基本特征，所拥有的优势和特色自然资源，以及自身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等几方面入手。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特色经济定位

         少数民族地区是指以少数名族人民为主聚集生活的地区。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北部等边疆地区。由于历史、社会和自然条件等原因，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一般是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的落后地区，产业结构层次低，二元结构特征明显[1]；与此相联系，伴随着落后的经济状况，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也较为缓慢。基于此，笔者认为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逐渐全面、平衡发展的首要问题。而要真正做到切实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必须首先对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进行准确的科学定位。 

         本文在明确特色经济及特色经济定位涵义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定位进行了探讨。 

         一、特色经济及特色经济定位的含义 

         （一）明确特色经济及特色经济定位含义的重要性 

         明确特色经济及特色经济定位含义，有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政府对自己在发展特色经济中的作用进行科学的定位。一方面，因为构建特色经济的首要条件是在对区域内的特色、优势资源进行充分调查和开发利用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所以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区域内的任何各级政府，要能全面准确地掌握本区域内各类特色、优势资源现状，就必须准确理解特色经济及特色经济定位的含义；另一方面，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特色经济总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发展的，更何况特色经济的形成必须依托特色产业和构建相应的特色市场，所以作为充当服务者、顾问和助手等多重角色的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只有在准确理解特色经济及特色经济定位含义的前提下，才能逐步明确本区域内特色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规模，才能制定出完善的规则制度参与其他区域进行合法的特色经济竞争，以及正确引导本区域内的市场主体进行科学、规范、合理、有效的特色经济运作。 

         （二）特色经济的含义 

         关于特色经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定义，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特色经济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比较多，如王生鹏等认为，特色经济是以特色资源为基础，以特色产品为核心，以特色技术为支撑，以特色产业为依托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2]；杨丽认为，特色经济是依托资源禀赋进行产业选择、培育的一种经济发展的特殊模式[3]；李澜等认为，所谓特色经济，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依据本区域现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资源禀赋和生产力水平，能最大限度地扩张经济总量，结构合理且主导产业优势突出，经济效益显著，能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具有鲜明区域特点的经济发展模式[4]。第二种观点认为特色经济是一种区域经济体系。如曹阳等认为，特色经济是指某区域依托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构建并发展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所形成有鲜明特色的区域经济体系[5]。第三种观点认为特色经济是一种经济结构。如谢宝剑等认为，特色经济是指一个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利用比较优势，通过市场竞争而形成的具有鲜明产业特色及企业、产品特色的经济结构[6]。 

         比较上述三种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学者们对特色经济的本质界定是一致的，亦即都强调特色经济必须具备两个本质特点：一是特色，二是规模。因为无论强调特色经济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或者是一种区域经济体系，亦或是一种经济结构，只有特色而无规模，没有数量上的优势，只不过是开展多元经营中的一种“小打小闹”，称不上是特色经济；同样，只有规模而无特色，没有质上的优势，也称不上是特色经济。所以他们只是在表述上或者在强调的重点上有所不同而已。 

         （三）特色经济定位的含义 

         1、经济定位的含义 

         所谓定位，简单说来就是指确定位置，具体地讲就是确定某一事物在一定环境中的位置，如确定某一产品在市场中位置、某人在其所属组织机构中的位置（或角色）、某个物品在某一地理环境中的位置等。 

 而对于经济定位的定义，不能这样简单地下。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经济定位是指国家、地区或城市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功能目标的选择与地位目标的确定的过程[7]。这里我们必须明确与经济定位有关的几个问题：（1）经济发展的功能目标是由主导产业决定的；（2）经济地位目标是由主导产业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3）主导产业的性质是由它的社会化程度决定的，其发展趋势是国际性，而主导产业的地位是由其影响的范围决定的，分为全球范围、国际区域(几个洲)范围、国际地区(几个国家)范围。可见，经济定位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过程，即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发展目标的过程。但是，不能认为经济定位是经常地、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的，我们应明确它只不过是相对稳定罢了，一般至少可以稳定5～l0年。所以，可以认为经济定位是经济发展中长期发展目标的选择与确定。 

         2、特色经济定位及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定位的含义 

         仿照经济定位的定义，结合特色经济的含义，笔者认为特色经济定位就是国家、地区或城市特色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功能目标的选择与地位目标的确定的过程，是特色经济发展中长期发展目标的选择与确定。顺此思路，笔者认为所谓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定位，就是指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功能目标的选择与地位目标的确定的过程，是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发展中长期发展目标的选择与确定。 

         二、科学定位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的意义 

         笔者认为，科学定位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的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一）有利于明确特色经济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发达地区相比相对较为落后的现实，决定了特色经济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必然处于基础性的地位，由此又决定了特色经济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的作用。 

         笔者认为，科学定位并发展特色经济的作用是很多的，但最突出的作用是逐渐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经济结构很不合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只有合理的地区经济布局和结构，才会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做到人尽其才，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相反，如果地区经济布局和结构不合理，则会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桎梏。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在特色、优势资源和民族文化上，与发达地区相比优势甚为明显，所以依托自身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将会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了，又会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小城镇建设，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这必然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的状况，从而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趋向合理，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协调发展。 

         （二）是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竞争力的前提条件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趋势[8]。面对激烈的国际、国内以及区域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加入WTO所带来的冲击，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着既要提高水平和效益，又要适应并谋发展的内在要求。为此，少数民族地区应结合自身实际，在经济规模扩大和经济结构调整上，确定自己在国际、国内及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位置和层次，通过对特色经济进行科学的定位，既能为自身带来更大的发展动力，又能激活与国际、国内及其他区域之间的竞争力，进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健康、快速地发展。 

         （三）是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指南 

         实践证明，因为特色经济具有很强的应变性和适应性，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有效解决“大而全”、“小而全”问题；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和经济带，加快城市化进程[9]。所以，科学定位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是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指南。 

         三、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定位的探讨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特色经济定位时，总体思路上应进行多元定位，具体操作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基本特征对其进行特色经济定位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基本特征，既有优势特征又有劣势特征[10]，其优势特征主要表现在自然资源丰富、农牧业发展潜力巨大、如今在很多产业和产品的开发及生产方面已具备一定的基础和优势，以及区位特点和优势明显等几方面。 

         少数民族地区的劣势特征更加突出：（1）因为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生存条件艰苦，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与经济建设的硬成本远高于国内其他地区；（2）由于少数民族地区交通发展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和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等原因，隔断了与周边地区的紧密联系，或即使有联系但并不快速畅通，进而限制了资源的利用开发与流动；（3）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甚为缺乏或落后，因而对自然条件具有绝对依赖性和边际效益约束；（4）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不足，教育观念和尊重人才的意识淡薄，使其教育发展严重滞后，人才匮乏；（5）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体系的非均衡状态十分显著。正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优势特征和劣势特征同时并存，相互影响和相互结合，使其开发难度较大，经济发展忧喜参半。所以，笔者认为在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特色经济开发定位的过程中，必须依其特点和现有的经济社会基础，结合现实市场和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权衡利弊，扬长避短或扬长补短，准确找到发展特色经济的目标所在，以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具体对策，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根据少数民族地区所拥有的优势、特色自然资源定位特色经济 

         前面述及，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优势特征之一。笔者认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当然是优势，但只是定位发展特色经济的必要条件，非充要条件。要能准确定位实施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经济并日后实现可持续发展，还要根据少数民族地区所拥有的特色自然资源定位特色经济。因为少数民族地区周边也不乏个别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这些地区也在从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入手打造特色，而特色经济是在整体综合上的比较优势经济，所以少数民族地区在对特色经济进行定位时，一方面要在特色资源定位上下功夫，找出人无我有，并进行产权定位如注册有关特色资源开发利用产品的商标或申请地理标志等；另一方面，要对与周边地区相同或相似的资源通过保护性的特色加工或特色营销等方式打造特色。 

         （三）根据自身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定位特色经济 

         因为各民族对于同一产品的加工和利用方法奇特各异，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或反映出人类在环境恶劣、科学不发达、生产生活资料极其匮乏情况下，主动适应外界条件的结果。比如，水族风味独特的名菜“韭菜包鱼”既营养，而又有“久久有余”的文化内涵，布依族的“酥肉”则是该民族在猎物过剩，缺乏储藏条件而又不愿扔掉的聪明智慧反映。众多的市场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工业产品如民族加工产品等效益一直看好，所以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其民族文化定位特色经济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仍以民族加工为例，根据调查发现在少数民族地区，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生产加工方法所获的产品，因数量极少，市场供不应求，根本谈不上成为特色经济。所以，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在对各行各业进行特色经济定位时，要将自身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内涵注入其中，以创造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比如在生产加工领域，一方面要发掘民族特色加工工艺；另一方面，要应用现代科技手段不断提高民族加工的生产效率；再一方面，加大扶持资金，注入相应的民族文化内涵，扩大规模，使其逐渐成为自身的特色经济模式。 

         参考文献： 

         [1]马晓路,武友德,周智生.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发展初探——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J].经济问题探索,2006(10):157-160. 

         [2]王生鹏,祁明德.甘肃省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发展初步研究[J].甘肃科技,2006(12):33-36. 

         [3]杨丽.世界经济低迷状态下边远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发展昀新课题——以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为例[J].学术探索,2002(4):130-133. 

         [4]李澜,张丽君.论西部地区民族经济发展中的特色经济开发[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116-120. 

         [5]曹阳,吴燕,金石.从产业价值链分析特色经济发展的战略模式——兼论发展民族地区特色经济[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7):242-244. 

         [6]谢宝剑,王志凌.西部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J].开发研究,2006(4):20-23. 

         [7]戴武堂.澳门经济定位与鄂澳经济合作[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0(1)::5-54. 

         [8]黄春英.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趋势及应对策略[J].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1):5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