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股权激励分配方案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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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权激励分配方案

篇1

首先,股权激励是最昂贵的激励方式,正如股权融资是代价最高的融资方式。以省钱为宗旨,拿期权当空头支票忽悠人来给自己打工的老板,自己都不认为公司的股权有多大价值。而一家好公司的股权是最值钱的。微软股价从1986年到2003年涨了400倍,苹果股价从1997年到2014年涨了205倍。

既然如此,股权激励应当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对象大致有三类。

第一,此类人对企业的重要性无可替代。比如刘强东之于京东、傅盛之于猎豹。如果通过猎头就能够找到可以胜任的替代者,宁可给100万美元或者更高的年薪也不要给股票。京东员工想得到股权激励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让刘强东知道京东离不开你,而不是你多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第二,此类人工作努力程度及成果难以简单量化。刘强东到美国,到底是学习、把妹还是为京东奔波操劳?谁能监督?怎么量化?只有给他股份,京东成功上市他就可以身价倍增。而一个公司的销售总监,重要性无以复加,但通过销售提成来激励更直接、更有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此类人工作的成果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比如负责并购的投资总监,并购标的对企业未来价值的影响要很久(至少不会在并购发生当时)才能显现。

第三,此类人的忠诚对企业至关重要,比如掌握核心技术的研发人员、知道企业商业机密的财务人员。只靠丰厚的薪酬难以培养他们对企业的忠诚,如果被其他企业以更高的薪酬挖走,企业可能会面临无法承受的损失。

有些一帆风顺的高科技企业,实行普惠式股权激励。这样做愉快一时,后遗症也很明显。那就是,对后来的“牛人”拿不出多少股权来激励了。

一家公司具体能拿出多大力度的股权激励,要看创业团队向投资人的“议价”能力。刘强东、周鸿在公司地位牢固、性格强势,可以让巨额股权激励方案得到通过。猎豹移动的傅盛是半创业半打工,整个团队得到的股权激励就少得可怜。

最后,就是股权激励的分配。《论语・子罕》中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大意是说可共同学习的同学不一定可以共同追求(理想);可以共同追求的同道不一定可以共同坚守(原则);可以共同坚守的战友不一定可以共同权衡利益得失。

此言在今天依然精辟!同学之间绝少利益冲突,互相帮助、共同探讨有利于学业;同事之间就复杂多了,归纳起来不外乎谁干得多些、谁拿得多些、谁听谁的;当事业遇到困难或面临诱惑时,是否可以坚守当初的理想?能否可以坚持做人做事的原则?有多少表面上意气相投的战友能经得起大浪淘沙?但最难的还在后头,那就是权衡利益得失!

管仲穷困时和鲍叔牙合伙经商,赚了钱管仲分得多,鲍叔牙体谅管仲家贫更需要钱而不计较;亏了钱,鲍叔牙也不埋怨,而是说管仲时运不佳。“管鲍分金”就是一个“权”的例子。古今中外,多少经过“万里”成就大业的团队,最终不欢而散就是因为过不了“权”这一关。

篇2

股权激励是公司以本公司的股票为标的,对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职工进行的长期性激励,目前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法律规定,为拟采用股权激励方式的公司打开了合法解决股份来源问题的通道。

《公司法》第143条中明确规定了四种收购股份的方式,其中之一是公司经股东大会决议后,可以通过收购本公司股份的方式得到股份并将其奖励给本公司职工。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中,也明确了拟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可以根据本公司实际情况,通过回购本公司股份的方式解决标的股票来源。

由此可见,对职工进行股权激励的股票来源渠道可以通过公司股票的回购得到解决。而我国现有法规制度中对股份回购所需资金来源的会计处理有着不同的规定,这给实务操作带来了较大选择和操纵空间,从而可能对公司财务状况等方面产生较大的影响。

一、回购股份资金在税后利润中列支

1.《公司法》第143条在规定了公司收购的本公司股份用于职工激励时,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五;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

2.财政部财企〔2006〕67号《关于公司法施行后有关企业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中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公司法》第143条规定回购股份,应当按照以下要求进行财务处理:

(1)公司回购的股份在注销或者转让之前,作为库存股管理,回购股份的全部支出转作库存股成本。库存股转让 时,转让收入高于库存股成本的部分,增加资本公积金;低于库存股成本的部分,依次冲减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2)因实行职工股权激励办法而回购股份的,回购股份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五,所需资金应当控制在当期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数额之内。股东大会通过职工股权激励办法之日与股份回购日不在同一年度的,公司应当于通过职工股权激励办法时,将预计的回购支出在当期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中作出预留,对预留的利润不得进行分配。公司回购股份时,应当将回购股份的全部支出转作库存股成本,同时按回购支出数额将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转入资本公积金。

3.《企业财务通则》第50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以回购股份对经营者及其他职工实施股权激励的,在拟订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当预留回购股份所需的的利润。

根据以上规定,公司回购股份用于职工奖励所需的资金可以从税后利润中列支,并作为利润分配的一部分,在当期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中作出预留。也就是说,这部分预留的利润实际上被限定用途,不允许向公司现有股东进行分配,并应转入资本公积金,在职工行权时,根据行权时价格与回购股份价格的差额,调整这部分资本公积金额。

二、回购股份资金在成本费用中列支

财政部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11号-股份支付》,对股权激励政策规定了相应会计处理方法。该项准则的应用指南中规定:企业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按照权益工具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取得的职工服务成本计入成本费用,同时增加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在职工行权企业收到价款时,转销交付职工的库存股成本和等待期内资本公积的累计金额,同时按照其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三、回购股份不同处理方式的影响分析

从以上举例的处理结果看,不同的处理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纳税筹划等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分析如下:

1.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如果股份回购的资金从税后利润中列支,不会影响公司当期损益;如果将股份回购的资金在成本费中列支的话,则是将股份回购看成是为更好地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职工的报酬,与支付给职工的其他报酬一样计入当期成本费用,会直接影响公司的当期利润。

2.对纳税筹划的影响

如果回购资金从税后利润中列支,由于不影响当期利润,所以不需进行纳税调整、不会对当期所得税费用产生影响,因此没有税收抵减作用,从而使公司股东为激励政策的实施多负担了税收成本。

3.对财务指标的影响

《企业财务通则》中明确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回购后暂未转让或者注销的股份,不得参与利润分配,因此,在计算公司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时,需要考虑这些未转

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是公司建立长效激励机制首选的一种方式,目前许多公司相继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其作用已勿需置疑,所以在国家出台的相应法律制度中,规范统一的回购资金列支渠道,已是刻不容缓。笔者认为,在确定回购资金的来源有关制度时,应充分考虑以下方面:

1.在税后利润中列支回购股份资金,其本质是将股东权益在现有股东及未来股东之间进行再分配,所以,以下情况,从税后利润列支是合理的:

回购股份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注册资本或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等。这种情况下,股东为了公司的持续发展或扩张等原因,愿意将原有股东权益在新老股东之间进行重新分配,所以在税后利润中列支回购股份资金,可以防止出现不同类型股东之间利益的不平等,保证股东享有的权益。

2.当公司回购股份的目的是为了奖励职工为公司所做出的特殊贡献,或者将其当期乃至未来很长时期的经营状况与职工的利益挂起钩来,通过未来服务年限、未来收益指标等行权条件来约束所回购股权的分配对象或数量时,此种股权激励的本质是为了对职工进行奖励,使正常经营成本的一部分,或者是为了获取职工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更好、更多的服务。那么从现实角度分析,公司对职工采取期权性质的长期股票激励政策与即时的现金激励一样,都是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只不过是支付报酬的时间和方式有所变化,但这些并不会改变这种支付的实质,所以这些激励措施的现金流出完全符合费用的定义和确认条件,因此作为成本费用列支是合理的。

3.如果回购的股份在未转让或注销前不参与利润分配,对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如果回购股份是准备注销的,则由于流通股数的绝对减少,会使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增加。如果回购的股份是用于奖励职工的,则现有股东可供分配利润的增加只是一种暂时的表象,随着行权日的到来,股东真正可获得的利益并不会增加,且在税后利润列支回购款项的情况下,如行权价低于回购股票时的价值,原有股东会让渡一部分利益给未来潜在股东,所以必须考虑这些股份期权的稀释作用,以便投资者正确理解公司的财务指标,做出合理的投资判断和选择。

篇3

2007年是中国的证券行业有史以来利润最为丰厚的一年。据Wind资讯统计,截至今年1月21日,已公布未经审计年报的47家非上市证券公司,2007年共实现净利793.6亿元,同比上涨373%;其中,年利润超过50亿元的券商已经有四五家之多。

由此带来的年终分红令人遐想。如果不是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全球股市暴跌带来的阴影,现在正是券商的集体狂欢时刻。去年在亚太地区业绩名列前茅的瑞银证券,不得不因受次贷影响接受来自总部的更多期权比例的花红方案。

“如果给的不是江河日下的集团期权,而是瑞银证券的期权,则容易接受得多。”多少有些懊丧的瑞银内部人士表示。

目前,中国券商业获得股权激励机制的大门仍然紧闭。无论合资券商还是中信证券等上市和准上市券商,抑或试图探索非上市券商股权激励的中金公司等。

“投行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这种及时行乐的心态,在内资券商中更是登峰造极。”一位业内人士说,“这种缺乏长期激励机制的体制,一定会为券商的长远发展埋下隐忧。”

目前,金融企业股权激励被管理层全面叫停。但据《财经》记者获知,继2007年国资委和证监会推出上市公司高管的股权激励办法后,2008年,财政部将会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研究制订金融企业的股权激励办法。但此前平安的信托模式、中信证券在股权分置时打包实现的股权激励模式,均无可能再复制。

瑞银花红风波

1月31日,瑞银集团内部公布了2007年的奖金分配方案。

此前,业内盛传瑞银集团在中国的合资公司瑞银证券投行团队的花红方案会大打折扣。

事实上,瑞银的中国团队去年的业绩大丰收。据Thomson Financial统计,截至2007年12月25日,2007年A股市场IPO承销排名中,瑞银证券以83.967亿美元的成交金额位列第三,紧随中金公司与中信证券之后;在香港市场,2007年港股IPO的承销排名中,瑞银以48.46亿美元的成交金额位列第二,排在摩根士丹利之后。

因此,仅2007年前三季度,瑞银在亚太区的投行业务就取得了6.59亿美元的利润,居亚太区各大投行之首。一位瑞银中国团队的高层本来预期,年底可拿“15到20个月的花红”。

瑞银证券的一位高层向《财经》记者表示,没有理由因为集团内别的部门产生问题而殃及池鱼,让其他团队“连坐”。当一个公司出现大的困难的时候,尤其会重视那些业绩好的区域和团队。

这位人士还表示,瑞银集团的投行部门十分重视人员和队伍,非常关注竞争环境的研究以及员工的去留,奖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调节手段。

“瑞银现在歌照唱、舞照跳。”春节前夕,一位瑞银的高层对《财经》记者说。

此时,瑞银集团已然“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1月30日,瑞银集团宣布140亿美元资产减值,四季度亏损额达到创纪录的125亿瑞士法郎(约合114亿美元)。瑞银集团受美国次贷风波影响深重,前首席执行官沃夫利已于去年7月下台。

这一季度亏损额刷新了此前花旗集团和美林创下的纪录。瑞银表示,2007年全年的亏损额也将上升至44亿瑞士法郎。这也将是该银行合并新设十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为了摆脱困境,瑞银宣布,从新加坡和中东投资人筹资115亿美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瑞银的花红方案受到影响不足为怪。分析人士认为,此时瑞银集团如果全额发放现金奖金,可能财务上难以承受,因此才提出以部分期权来置换现金的方案。不过为了将员工的不满和震荡降低,瑞银此次特别新增了一年限售期股票作为变通。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瑞银集团去年11月曾宣布,把2007年度员工薪水现金收入上限定为75万美元。

据了解,通常国际投行年终奖金分派的方法大同小异,一般是把总收入的45%到55%作为人事薪酬有关费用;此外还有一个年终奖金占净利润的指标,及期权占年终奖的比例。

据《财经》记者了解,此次瑞银亚洲的投行部门虽然奖金总数仍高于上年,但的确大幅提高了奖金中的股票比例。

一位瑞银证券的中层人士称,其奖金中股票约占30%,其比例较以往额外增加了20%,但锁定期较短。正常年份的股票锁定期是三年,此次额外增加的股票锁定期约九个月。如果瑞银员工需要现金,也可将股票抵押给公司。由于现金分配有上限限制(75万美元),对公司有特殊贡献的高层奖金可达数千万美元,所以实际拿到的奖金中股票比例就非常大。

瑞银证券投行部门的普通员工就对《财经》记者坦承,一定级别以下的员工都不想要集团的股票, “集团股票每年涨幅最高也就百分之二三十,增值空间有限,而且要数年后才兑现,远不如现金来得实在。”但是,“如果像中信证券那样,拿原始股出来作为激励手段,则可以接受。”

然而,在瑞银证券层面做股权激励,在中国目前的政策环境下并无可能。

内资大分红

与外资或者合资券商不同,内资券商的激励体制更为简单,即除工资外,年终奖全部以现金形式发放。

已经公布的券商2006年年报透露了部分年终奖信息。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交易所代码:000562)2006年底净利润2.279亿元,公司员工1129人,对应年度职工工资8988万元;据此推算,宏源证券2006年人均工资为7.96万元。

中信证券(上海交易所代码:600030)2006年扣除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3.63亿元。有关人士介绍,可供行业内横向比较的中信证券母公司的工资为4.41亿元,员工1150人,人均工资约为38.35万元。

招商证券2006年净利润11.04亿元,年报显示,2006年年度工资为3.93亿元,较上年增长258.21%。目前公司员工1600人,以此计算,2006年人均工资约为24.56万元。

据《财经》记者向各公司了解获知,这一工资支出应包括了年终奖部分。

2007年各家券商的盈利水平都大幅增加。招商证券2007年的利润达49.7亿元,中信证券的业绩预增公告称其2007年的盈利高达118.55亿元。可以想见,券商的员工薪酬和年终奖也势必水涨船高。

率先披露2007年年报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交易所代码:000728)最新披露的年度报告显示,2007年其工资开支约3.4亿元,同比增长135%,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公司提取了2.3亿元董事长奖励基金。同期公司实现净利润约22.8亿元。截至2007年10月31日,公司在册员工1191人,以此计算,2007年人均工资约为28.5万元,已超过去年招商证券的数字。而国元证券本身在券商行列内仅属中等而已。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易所代码:600837)2007年前三季度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约为7.25亿元,而2006年同期该费用约为1.68亿元。据海通证券2006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显示,其2006年职工工资支出为约为3.35亿元。

2007年未经审计的年报显示,国泰君安2007年应付职工薪酬约14.19亿元;而申银万国则为11.34亿元。

据了解,中央汇金公司(下称汇金)旗下的银河证券已经在1月对公司的部分骨干发放了年终奖,消息人士透露,同比增幅非常巨大。“因为银河证券目前尚未上市,管理层的话语权非常大,能分掉的都会分掉。”知情人士说。

同属汇金旗下的宏源证券因为是上市券商,其变动收入部分相对受限较大。“我们的公司章程规定,净利润的16%-18%可以用于员工的薪酬福利奖金等,这个数字在行业内是比较低的,因为股东对这一块看得非常紧。”宏源证券的一位高层表示。

汇金全资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有限公司的一位高管向《财经》记者表示,旗下券商今年的分红计划,都需要经过股东同意。

有着同样汇金背景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下称中金公司)2007年度的年终奖也超过上年。中金公司历年的奖金发放都是行业内最高的,“几年前董事总经理一级就能够拿到上千万元的奖金。”知情人士说,“正因为如此,中金公司虽然年年赚得盆满钵盈,但是资本回报率并不高。”

对于本土券商来说,奖金发放的数额,往往取决于股东和管理层的博弈。但是,除了工资、奖金,绝大部分券商仍缺乏留住人才的长期激励机制。

股权激励困境

“如何在券商行业促进合理的利益分配,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如何加快券商乃至其他金融机构的激励制度建设,如何以此提升投行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是当前监管层面临的一道难题。”中金公司一位高层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

券商的股权激励,一直处在政策困境中无法突破。

按照中国现有的法律,持股证券公司5%以上的股东资格需要证监会的认定。其资格有严格的规定,个人不可能成为证券公司的股东。对于持股5%以下的股东,中国证监会内部也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则,个人不可能成为证券公司的股东。因此,很多证券公司的管理层绕道持股,员工组成持股会持股。但是这种没有法律保障的方式,对于谙熟资本市场游戏规则的人才吸引力并不大。

2006年9月,中信证券在推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同时,授予了公司管理层部分股权。当时中信证券动用2216.3116万股,对包括公司董事长王东明等公司高管及业务骨干实施股权激励。其中,董事长王东明获得80万股,董事张佑军以及董事副总经理笪新亚、常务副总经理程博明等七位高管各获得52万股。

以中信证券最高时117元的股价计算,上述高管的股份价值均达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即使以当前60多元的股价估算,几位高管的身价亦超过3000万元。但所有获激励者若在五年内因故离开公司,将收回其所获股权。

不过,这一被业内艳羡的作法却是个孤案,并不具有可复制性。对于其他券商而言,甚至对还想继续扩大股权激励的中信证券自身来说,已再无机会。

此前数年,由广发证券员工成立的深圳吉富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增持广发证券股份,未能获得证监会批准,并最终要求吉富公司出售所持广发证券股份。2007年6月间,广发证券两大股东吉林敖东和辽宁成大宣布,各自拿出所持广发证券股份的5%,预留给广发证券员工作为股权激励。然而此后随着广发证券借壳上市悬而未决,此事的进展并未进一步披露。由公司高管和员工持有的壳公司间接持股券商的特点是产权清晰,但很难获得监管部门的资格认定。

相形之下,此前薪酬水平一直比照境外券商的中金公司,也无法在股权激励上形成类似中信证券式的突破。消息人士称,此前中金公司多次想在香港上市,同时对管理层实行股权激励计划,但是外方股东不愿意摊薄利润,否决了上市事宜。

“即使中金能够发行H股,实行股权激励计划也需要证监会批准,操作起来也很难。”一位知情人士称。

目前中金正在研究非上市情况下的股权激励方案。业内人士透露,中金公司内部一直有所谓“影子股”的说法,也就是所谓的“分红权”;但这也只能够增加年终奖励,还不能让员工真正与企业共成长。

国泰君安的一位高管称,“目前我们的最高目标是抓住大好时机,尽快上市。上市之后再择机考虑股权激励的事。虽然上市后的股票成本高,增值空间小,却是不得不面临的现实。”

此前亦有接近监管层的人士向《财经》记者证实, 证监会曾提出一个变通方案,即“进行IPO的券商可由信托机构代持证券公司股权激励的股份,通过设立信托凭证的方式持有证券公司股权,公司员工购买信托凭证”。

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招商证券、国信证券、华泰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光大证券、东方证券等欲行IPO的券商都做了相关的方案,但是在宁波银行上市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之后,所有有内部职工股的金融机构上市均被搁置,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上市。证券公司希望借IPO之机完成股权激励的梦想亦随之破裂。

中金公司的一位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当前强调社会和谐,投资银行本身已经是相对的高薪行业,金融机构实行股权激励引发的财富效应必然会引发负面的社会反应,监管层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叫停的。

据了解,目前还有券商在模仿高盛的作法,正在运作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阶段性地解决员工股权激励的问题。比如成立由员工持股的公司,与证券公司一起投资某项目,然后在项目上市后实现投资收益和退出。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副总监段亚林建议,“国内券商搞股权激励,应该要求高管把自己的钱先放进去,然后真正与公司荣辱与共。”

段亚林表示,“让一穷二白的人管理大量的钱有问题,让一穷二白但又获得免费期权的人来管理大量的钱,隐患更多。”因为如果券商或基金高管在股票期权中没有投入,他们可能会选择豪赌高风险的股票,成功了大发其财,失败了自己也毫发无损,但投资人和股东就要为此承担巨大的风险和损失。

申银万国研究所业务发展总监王文芳认为,监管部门应该重视一些指标的设计和选取,以防止道德风险。

篇4

截止目前,国内已有100多家上市公司表示将推出股权激励计划,30多家提出了具体方案,部分公司已经进入实施阶段。如万科、苏泊尔等。《办法》的推出,将使得股权激励计划迅速在国内上市企业铺开,而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必将有力地促进企业的业绩增长。

然而,对于本土企业而言,股权激励这一新课题的难度甚至远超去年开始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为此,《首席财务官》杂志在系统地研究了大量国内外股权激励案例之后,将在本文中全面探讨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方案设计和实务操作中涉及的各类问题,力图使读者对“中国式股权激励”的实施要点有整体的把握。

在现代公司中,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一方面提高了公司的经营效率,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股东和经理人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有学者(1990)分析了美国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结构,发现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严重背离:公司价值每增加1000元,高管人员的薪酬才增加3元,据此认为,激励不足是美国公司成本高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改变高管的薪酬结构,加强高管薪酬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联程度,使其分享部分剩余索取权,分担经营风险,才能够形成对高管的有效激励,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和公司价值。股权激励,特别是股票期权,无疑是增进高管薪酬与业绩相关性的重要方式。

股权激励的前世今生

作为实施股权激励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早在1950年就对股权激励中的限制性股票期权方式进行了立法,1981年美国国会正式引入激励性股票期权概念,将激励性股票期权与非法定股票期权进行严格区分,分别适用不同的税收政策。上世纪90年代以来,高科技企业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广泛采用了股权激励方式。1997年美国通讯技术、能源、医疗保健、技术、金融等行业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占行业内公司的比例约80%,而公用事业、交通运输等技术含量低的行业中,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比例则比较低,均在70%以下。而且股权激励在高管薪酬中的比例也非常重要,以技术含量较低的公用事业公司为例,平均基本工资为46万美元,奖金为24万美元,股票期权则价值150万美元,股票期权价值是工资与奖金总和的2倍以上;在通讯服务业中,高管的平均工资为56.5万美元,奖金为93万美元,而股票期权价值则高达1020万美元,是工资的20倍,奖金的10倍。

麦肯锡曾调查比较了美国38家大型企业在建立包含股权激励的薪酬机制前后的情况,发现公司业绩在薪酬机制建立后获得大幅提升,表现在投资资本回报率的三年平均增长率由2%上升至6%;资产回报率的三年平均增长率由-4%上升至2%;每股收益的三年平均增长率由9%上升至14%;每名雇员创造利润的三年平均增长率由6%上升至10%。

限于法律、法规体系中对股权激励没有任何规范性条款,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的发展严重滞后:1,我国原公司法禁止公司回购本公司股票并库存,阻断了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股票来源;2,原《公司法》、《证券法》不允许高管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也导致激励收益不能变现的问题。

2005年12月31日,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为公司治理的核心议题权激励的破题,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引导和实务操作规范,为我国上市公司正式引入了成熟规范的股权激励制度。同时新的《证券法》和《公司法》也相应作出调整,允许上市公司回购本公司的股票奖励给员工且无需注销,这样就解决了激励股票的来源问题;允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在任职期内有限度地转让其股份,从而解决了激励收益变现的问题。法律障碍得以消除,股权激励终于进入实际可操作阶段,这必将成为大势所趋。

《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只有已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才有资格实施股权激励,且他们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中没有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也没有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而国有控股企业必须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组织架构健全,特别规定外部董事占董事会成员半数以上.其激励对象可以包括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国有控股企业不包含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以及公司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员工,但不应当包括独立董事。下列人员不得成为激励对象:

(一)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二)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今年5月,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002038,以下简称双鹭药业)、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002021,以下简称中捷股份)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000002,以下简称万科)的股权激励方案首批通过了证监会评审。三家公司当月即召开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各自的股权激励方案。截止到目前,已有三十几家上市公司通过董事会决议,公布了自己的股权激励方案。

多种模式释疑

股权激励的工具一般可分为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业绩股票以及股票增值权和虚拟股票。《管理办法》中,着重对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这两种发展较为成熟的工具予以规定,但并未排斥上市公司采用其他工具实施股权激励。在近期已公布股权激励方案中,单纯使用股票期权的上市公司约占80%,另外10%使用的是限制性股票的方式,还有10%采用是股票期权与其他形式结合的方式。

1、股票期权

从世界范围来看,股票期权制度依然是最流行的激励工具。期权之所以能在美国如此盛行,一是以前的监管较松,没有要求上市公司对期权安排的细节进行严格披露;二是在原有会计制度下,不会对企业的利润产生影响,因此大受青睐。

股票期权,是指公司授予激励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行权价)和条件,购买本公司一定数量股票的情况下,激励对象可以通过行权获得潜在收益(行权价和行权时市场价之差),反之行权期,股票市场价格低于行权价,则激励对象有权放弃该权利,不予行权。股票期权的最终价值体现在行权时的价差上(见图1)。

股票期权的特点是高风险高回报,特别适合处于成长初期或扩张期的企业,比如网络、科技等风险较高的企业,由于企业处于成长期,企业本身的运营和发展对现金的需求很大,企业无法拿出大量的现金实现即时激励,另一方面企业未来成长潜力又很大,因此通过发行股票期权,将激励对象的未来收益与未来二级市场的股价波动紧密联系,从而既降低了企业当期的激励成本,又达到了激励的目的,真正实现一举两得。韬睿咨询公司高级顾问柴敏刚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市场,即使是非常成熟的产业,如电力行业,国外没有增长潜力,中国还有很大空间,期权在中国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2、限制性股票

限制性股票是指公司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目标,无偿将一定数量的股票赠与或者以较低的价格售与激励对象,股票抛售受到限制,只有当对象完成预定目标后(例如股票价格达到一定水平),激励对象才可将限制性股票抛售并从中获利,预定目标没有实现时,公司有权将免费赠与的限制性股票收回或者以激励对象购买价格回购。《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上市公司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应当在股权激励计划中规定激励对象获授股票的业绩条件、禁售期限。也就是说,我国当前实施的限制性股票必须在业绩考核的基础上予以实施,本质上应该属于业绩股票。

3、股票增值权

股票增值权是指公司授予经营者的一种权利,如果经营者努力经营企业,在规定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上升或公司业绩上升,经营者就可以按一定比例获得这种由股价上扬或业绩提升所带来的收益,受益为行权价与行权日二级市场股价之间的差价或净资产的增值,行权后由公司支付现金、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的组合。这种激励方式审批程序简单,不涉及股票来源问题,相当于一种虚拟的股票期权,大部分公司以现金支付,激励对象无法获得真正的股票,因此激励的效果相对较差;同时公司方面需要提取奖励基金,从而使公司的现金支付压力较大。这种激励方式比较适合现金流充裕且发展稳定的企业或非上市公司。

在境外上市的企业多使用股票增值权,这是由于中国境内居民投资或者认购境外股票仍存在一定的外汇限制。通过这种激励方式,高管在行权时直接获得当时股价与行权价的价差。一般公司会委托第三方在境外行权后,将股价和行权价的差额转为人民币,转入员工的个人账户。

2005年11月18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3328,下称交行股份)公告,宣布对所有于2005年6月23日在职的交行高管人员授予股票增值权。交行股份每份股票增值权的行权价为2.5港元,即交行股份H股首次公开招股发行的价格。股票增值权从2005年6月23日起10年内有效,授予两年后可以开始行权,每年最多可行使25%。

4、虚拟股票

虚拟股票是指公司授予激励对象一种虚拟的股票,激励对象可以依据被授予“虚拟股票”的数量参与公司的分红并享受股价升值收益,但没有所有权,没有表决权,不能转让和出售,在离开企业时自动失效。其好处是不会影响公司的总资本和所有权结构,但缺点是兑现激励时现金支出压力较大,特别是在公司股票升值幅度较大时。

虚拟股票和股票期权有一些类似的特性和操作方法,但虚拟股票并不是实质性的股票认购权,它实际上是将奖金延期支付,其资金来源于企业的奖励基金。与股票期权相比,虚拟股票的激励作用受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影响要小,因为当证券市场失效时(如遇到熊市),只要公司有好的收益,被授予者仍然可以通过分红分享到好处。

对于非上市公司,由于公司没有上市,没有可参考的股价,为了起到激励的作用,也会使用虚拟股票。比如净资产100万元,则假设公司总股本为100万股,每股1元,在此基础上每年对净资产做一个估值,股权数量不变;股价则根据估值进行调整,最后员工根据行权时的股价,从公司获取股票差价。虚拟股票在适当的时候,比如上市股东允许或者在公司上市时,则可以安排转变为真正的股权。

由于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在股权激励中的主流地位,我们将重点讨论上述两个模式的操作要点。

股票期权模式的操作要点

股票期权主要涉及股票来源、行权价格的确定、行权锁定期和行权条件等问题。从国际经验看,大多数公司采取每年一次授予股票期权,大多数期权计划的有效期为10年,通常分三年以上逐步授予期权,且可以分批或一次性解锁行权。

1、行权价

在股票期权中,最重要的是行权价格的确定。《管理办法》中对行权价有严格的规定:必须不低于以下价格较高者: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一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和公布前30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行权期限不能超过10年,且首次行权日与授予日的间隔不得少于一年。而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国资委规定行权价格根据公平市场价以及三个价格孰高原则,这三个价格即股票面值、股权授予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股权授予日公司前30个交易日内的公司股票平均收盘价。对每期授予的股票期权,均应设置行权限制期和行权有效期,行权限制期原则上不少于两年,在限制期内不可以行权,这高于证监会规定的“行权限制期限不得少于一年”。而行权有效期一般不少于三年。对国有控股企业来说,完整的一期股票期权计划时间至少是五年.

行权价格可以根据公司股票除权除息而调整,但需要经董事会作出决议并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或者有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目前已披露的股票期权方案中,双鹭药业、苏泊尔(002032)、伟星股份(002003)取的是上述两个价格的高者。双鹭药业是公布前30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为9.83元,而苏泊尔和伟星股份均取公布前一个交易日的价格,分别为7.01元和9.06元。也有部分公司在两者较高者中再上浮一定的比例作为行权价格,如中捷股份在公布前一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6.28元的基础上再上浮5%,行权价为6.59元;博瑞传播(600880)则在公布前3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平均收盘价的基础上上浮5%,行权价为14.85元。

争议最大的是伊利股份方案,由于伊利在股改实施当天公布激励计划,所以实际上是以股改前的市场价格来确定股改后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伊利股改前最后30个交易日的平均收盘价为16.49元,股改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为17.85元,依据《管理办法》,伊利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应不低于17.85元,因为股改实施前,伊利实施了10转增3.2的公积金转增方案及每10股派现2.6元的利润分配方案,对该行权价进行除权后,实际的行权价是13.33元。

据测算,如果伊利不是在股改实施当天公布激励方案,而是在股改实施后,哪怕是推迟一天,伊利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都会大大提高。这是因为,当时股改填权效应非常明显,伊利股改复牌后股价势必出现大幅上涨,对此伊利应该能够预计到。复牌当天,G伊利股价跳空高开,以16.80元开盘,最高冲至18元,尾盘报收于17.71元,伊利股价复权后飙升了32.42%。所以,假如伊利在股改实施第二天公布激励方案,那么行权价格最低应为17.71元,比目前13.33元的行权价高了32.9%。对伊利激励对象而言,其行权成本将由6.665亿元提高至8.855亿元,增加2.19亿元。而如果完全以股改后的市场价格来确定行权价,那么伊利最早公布激励方案的时点是股改实施后的第31个交易日。由此确定的最低行权价为19.92元,激励成本将提高3.295亿元。

《管理办法》强调,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才能实施股权激励,原因是股改后的股票价格是市场化的价格,据此确定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才符合市场规律。而伊利选择股改实施日公布激励方案实质上就是以股改前的非市场化价格来确定行权价格,违背了市场化定价的原则,有刻意压低激励成本的嫌疑。

“虽然我认同伊利这个企业,但我仍然认为伊利的股权激励有过度分配的倾向,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而且伊利股权激励方案还存在诸多问题,”一位业内资深股权激励专家向记者表示。

2、股票来源

对于股票来源,在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可以通过增发的方式或者是回购本公司股票的方式解决激励股票来源问题。如果是采取定向增发的方式,可以不通过发审委的审批,但需要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且获得其核准无异议后方可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同时需要按照交易所规则进行及时公告。一些上市公司考虑到未来企业的发展,采取一次审核分批发行,或者采取预留的方式。如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2029)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700万股,其中240万股预留给未来的激励对象;广州国光(证券代码:002045)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为1420.8万股,其中预留350.40万股份给关键职位,占该公司本次股票期权计划总数的24.66%。

《办法》特别规定不得由单一国有股股东支付或擅自无偿量化国有股权。

《公司法》明确规定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可以收购本公司股份,所收购的股份应当在一年内转让给职工,回购股份不得超过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且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

3、行权资金问题

行权资金的来源是令公司高管感到为难的地方。《管理办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上市公司不得为激励对象依股权激励计划获取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同时,银行也不得向居民提供贷款用于购买股票。另一方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2005年7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个人股票期权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员工行权时,其从企业取得股票的实际购买价(行权价)低于购买日公平市场价(指该股票当日的收盘价,下同)的差额,是因员工在企业的表现和业绩情况而取得的与任职、受雇有关的所得,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行权日所在期间的工资薪金所得,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

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行权股票的每股市场价-员工取得该股票期权支付的每股施权价)×股票数量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5%至45%。

如果按此规定,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在行权时,既要准备行权资金,同时又要准备缴纳相应的税负,资金压力很大。例如在伊利股份的股权激励计划中,明确点明激励对象必须以自筹资金的方式进行行权,如果按每股13.33元的行权价,行权资金和相应的税负都将不会是一笔小数目。七匹狼在行权资金上规定,“在前三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高于10%的情况下,公司根据净利润增长率情况,设立激励基金,分配给激励对象,作为行权资金的来源之一。奖励基金的计提期限为激励计划实施后的三个年度。”

在实际的解决方案中,上市公司一方面可以采取利用净资产增长率提取激励基金解决激励对象的行权资金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考虑将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等其他激励方式相结合,解决激励对象的行权资金问题。可以用股票增值权现金所得作为股票期权行权资金的来源。

4、股票期权的有效期、窗口期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对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也有明确规定,不得为以下期间:

(一)定期报告公布前30日;

(二)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两个交易日;

(三)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两个交易日。

激励对象根据激励计划获授的股票期权自期权授权日起满一年后可以开始行权,可行权日为公司定期报告公布后第二个交易日至下一次定期报告公布前10个交易日内,但下列期间不得行权:

(一)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两个交易日;

(二)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两个交易日。

5、可能出现的问题

如果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相应的内部监督机制,则上市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计划时很可能面临高管人员的道德风险问题,其中主要包括:

1、向高管人员发放过多的股票期权。

在现实中,我们一般采用Black-Scholes或者Binomial期权定价模型计算期权的公允价值,虽然定价模型的公式是现成的,但里面的关键变量和假设的取定,完全是很灵活的,可以说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比如说市价、波动率的确定等等,由此计算出的期权价值不等,从而导致发行的期权数量差异很大。在我国,由于上市公司转制不充分,部分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既是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又是大股东的法人代表。当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缺乏发言权,内部人控制十分强烈时,公司管理层很有可能为自己发放过量的股票期权和制定较低的行权价格,从而损害了股东的利益。在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对上市公司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首次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给予明确规定,授予的股票总额应结合上市公司股本规模的大小和激励对象的范围等因素,在0.1%~10%之间合理确定。首次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数量应控制在股本总额的1%以内。高级管理人员预期收益水平,应控制在其薪酬水平的30%以内。这一规定,低于目前已出台的境外企业中长期激励办法中40%的上限。

根据伊利股份公布的股权激励方案,公司向包括总裁潘刚在内的33人授予合计5000万份的股票期权。其中,潘刚获授股票期权1500万份,占该次股票期权数量总额的30%,标的股份占授予时伊利总股本的2.9043%。如果该股票期权计划能够实施,则违反了《办法》的有关规定。

当前已有多家上市公司公布了股权激励方案,其中民营上市公司股票期权量占总股本的平均比例为6.8%左右。在确定期权数量时,上市公司应作认真测算,充分考虑股权激励实施后对未来年度会计利润的影响等事宜.

2、高管人员可能选择性的披露信息,有意识的操纵股价。

在公司内外部监管不严格的情况下,如果高管人员考虑到公司近期即将公布股权激励方案,由于行权价明确规定为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一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和公布前30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高管人员可能会为了谋取私利对公司内部实务和业绩水平进行操纵,关注短期行为,片面追求股价的提升,放弃对公司长期发展的重要投资,选择性披露信息,甚至联合其他人,在股票期权授予日或公告日前打压公司股价,从而获得较低的股票行权价格,在临近股票期权行权日时,如果高管人员行权后希望出售股票,则有可能公布利好,拉抬股价获得较高的股票期权行权收益。

实施股票期权后,管理层会抵制派发红利。微软公司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该公司曾经是全球对员工发放股票期权最多的公司之一,但从公司1986年上市以来一直未派发过红利,直到2003年才有所改变。如果从股票期权的角度看,不排除公司管理层为保持期权的价值而拒绝派发红利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想像,如果目前股价为每股10元,派发2元的红利,股价正常就会跌到每股8元。如果行权价格为6元,管理层原本可以在行权时获得4元的利润,现在仅剩2元。

3、由于中国证券市场的不成熟导致的激励效果不明显。

我们也不得不认识到中国证券市场还很不成熟、稳定,因此很难避免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与公司基本面相背离,导致公司的股票真实价值与价格的不一,降低了股票期权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从而使激励效果不明显。更为极端的是,期权一般只能逐步行权,但如果发生企业并购的情况,被并购公司的激励对象可以在并购后一次性行使剩余的所有期权。这导致企业管理层如果预见到公司的前景不妙,可能会寻找潜在购买者,急于促成并购,卖出企业,以便自己早日行权,实现个人收益,而不会为公司争取更合理的时机和价格,从而严重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目前在已公布的股票期权计划中,比如伊利股份、双鹭药业、中捷股份等都在方案中明确规定,如果发生合并,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变更,激励对象可以不受行权期限的限制,在合并公告的两个交易日后提前行权。因此,在企业的特殊时期,股票期权对高管层并不能产生很好的约束。

4、程序违规。

股权激励的实施程序通常首先由上市公司的薪酬委员会制定方案(如果薪酬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可以聘请独立财务顾问),由独立董事就该薪酬计划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该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后,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草案。一般上市公司在开董事会之前就应该就方案的可行性与中国证监会沟通,听取监管当局的意见和建议。董事会审议通过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抄送当地证监局及股票上市交易的交易所。证监会收到完整材料后20个工作日内无异议的,公司可以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并同时公告法律意见书与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如有)。独立董事可以就股权激励方案征集投票权,最终方案需2/3以上决议赞成方能通过。

《管理办法》对股权激励的实施程序可简化为以下七步走:

1、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拟定股权激励计划草案;2、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提交董事会审议;3、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4、律师出具法律意见;5、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独立财务报告(如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必要);6、报中国证监会备案;7、证监会核准无异议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2006年9月19日,G家化突然宣布取消9月21日计划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原因是其股权激励方案的审批流程尚须完备。G家化股权激励被紧急叫停是因国务院国资委对激励方案持有异议,遂通过两级协商机制由上海市国资委致电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再由上海家化集团通知G家化,指出股权激励方案需要重新审批。由于当时《办法》尚未颁布,而该办法对国有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所以部分国有上市公司试图提前闯关,在“试行办法”颁布前尽早走完审核程序。 为防止抢跑,国务院国资委设置了两道防线,一是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达成协议,上市部在审核国有上市公司提交的股权激励方案时需要征求国资委的意见。目前正在审核的伊利股权激励方案就需要得到国务院国资委的认可。二是对于证监会已经审核无异议的国有上市公司,国务院国资委可以通过地方国资委间接对其进行指导,G家化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整个实施程序中,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董事会审议关联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根据激励计划,G伊利共有33人可以获得股票期权激励,其中总裁一人、总裁助理三人、核心业务骨干29人。四名董事是公司股权激励的对象,在审议事关自身利益的股权激励方案时理应按照规定回避。但G伊利披露的董事会公告显示,上述四名董事全部参与了表决,并且全部投了赞成票。该四名董事在表决中违反了上市规则。如果G伊利的激励对象包含六名以上董事,那么关联董事按照规定回避后,董事会将不足法定人数(G伊利共有11名董事)。此时,应当由全体董事(含关联董事)就股权激励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等程序性问题作出决议,由股东大会对该议案作出相关决议。所以无论G伊利的激励对象包括几名董事,潘刚等四名董事都应回避表决。事后伊利股份对该行为进行了更正。此前,同为国有企业的G万科董事会审议股权激励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激励对象)均选择了回避。业内人士认为,如果董事同时也是股权激励对象,在审议股权激励方案时不回避,就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定报酬,有违公正原则,可能侵害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限制性股票模式的操作要点

“安然事件”所引发的美国金融市场和上市公司监管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上市公司对股票期权的积极性。一些传统的成熟行业,如电信、制造业等,由于收益和赢利增长水平比较平稳,开始重新直接使用奖金或限制性股票作为激励工具。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本质区别在于股票期权是未来预期的收益,而限制性股票是已现实持有的,归属受到限制的收益。2006年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000002,以下简称万科)和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000069,以下简称华侨城)分别公布了各自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其中,万科于2006年4月28日获得证监会的无异议回复,5月30日,万科股权激励计划在股东大会上顺利通过。5月31日,万科便依照计划,预提2006年度激励基金共1.417亿元,委托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用这项激励基金在二级市场购买万科A股股票。9月7日,公司完成了第二次购买股票计划。至此,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首个获得监管部门批准的股权激励方案已正式展开实施。

限制性股票一般适用成熟型企业,在服务期限和业绩上对激励对象有较强的约束。限制性股票同样涉及股票来源、授予价格、业绩考核指标、股票禁售期、限售期等方面的问题。其基本操作模式是,公司采用预提方式提取激励基金,激励对象授权公司委托信托机构采用独立运作的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内用上述激励基金购入本公司A股股票,并在条件达标的时候过户给激励对象,激励对象要想拿到股票,必须完成业绩指标的要求,如年净利润增长率,年净资产收益率等等的要求,按照禁售期和限售期的要求,最终获得股票。

限制性股票的来源目前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新股发行,如已通过股东大会的华侨城限制性股票激励方案,其发行价格是7元/股;二类是从大股东处购买,如G深振业,通过计提长期激励基金,以每股3.89元的价格从大股东处购买1522万股;三类是从二级市场回购,如万科。

目前万科已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万科的方案从指标考核到授予时点等各方面考虑的相对比较全面周到,尤其在授予时点上,充分考虑了税收因素。当信托把股票归属到管理层名下时,在国内必须交个人所得税。到了高管层面,累进税率通常会达到净收入45%的水平。按照万科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在归属日第一天只能卖25%的股票。该数额不足以缴纳45%的个人所得税,而法律又不允许公司向高管融资。万科计划中,储备期与归属期的设计,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麻烦。万科第一笔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是在2007年,要求2006年达到业绩指标,并且股价要比2006年高。由于在2007年最后20个交易日,实际上股价的年均价基本已成定局,如果高于2006年,万科就授权深国投可以抛出一部分股票,预留用来缴税。也就是说,2007年最后20个股票交易日,深国投可以提前帮万科高管层卖25%的股票,预留一笔现金;到2008年归属日可以再卖25%的股票,等于已卖掉50%的股票,足以支付45%的税收。如果2007年最后20个股票交易日里看到股价没有达标,计划可以延后一年,深国投不卖股票,再等一年;到2008年的最后20个股票交易日,如果股价比前两年都高,则2009年行权。如果2008年还没有达到要求,第一个年度计划结束,深国投就会卖掉股票把钱还给公司了。这样就解决了个人所得税资金的来源问题。

万科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同样也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回购的比例问题。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上市公司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万科首期(2006 200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司购入的并用于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票总额的10%。比照《管理办法》的要求,万科的方案并无问题。但是《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并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其回购总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这样一来,虽然万科的股权激励股票总额符合了《管理办法》的规定,但却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万科高管称,万科股权激励计划不是回购,因为是第三方持有,中间委托了一个信托机构来操作,激励基金已经提取出来,并且已经进行摊销。

2、回购股份的转让期问题。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并奖励给公司职工的,所收购的股份应在一年内转让给职工。但是万科的激励方案中,激励对象要经过储备期和等待期(近似两年),并达到当期归属条件或达到补充归属条件后才能获授激励股票。也就是说万科的激励对象最短两年后可以拿到激励股份,有时甚至要拖到第三年才能拿到。这就意味着万科回购的股份是在两年或三年后才无偿转让给激励对象。也就是说,万科库存股的保留时间与《公司法》的规定相违背。

3、回购股份衍生权益的处理问题。

67号文规定:库存股不得参与公司利润分配,公司应将其作为所有者权益的备抵项目反映。万科股份首期(2006~200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十条规定,限制股票的数量为信托公司根据激励基金提取额所购买的股票数量及其衍生权益所派生的数量。第三十四条规定,信托财产中的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享有由购入股票所带来的一切衍生权益,其所获收益纳入信托财产。第三十五条规定,信托财产中的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不享有投票权和表决权。从万科股份的激励方案可以看出,万科回购的股份是可以获得衍生权益的(包括现金分红,红股等),受到限制的仅仅是不享有投票权和表决权。而4月1日开始实施的67号文明确规定,库存股(即回购股份尚未转让给激励对象)是不得参与公司利润分配的,两者明显不匹配。

4、财务处理的问题。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奖励给本公司职工的股份,应当作为税后利润分配的一部分,不能列入公司的成本费用。而中国证监会2001年6月29日证监会计字(2001)15号文件《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2号-中高层管理人员激励基金的提取》,其中规定:“一、根据财政部的复函,公司能否奖励中高层管理人员,奖励多少,由公司董事会根据法律或有关规定作出安排。从会计角度出发,公司奖励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支出,应当计入成本费用,不能作为利润分配处理。”

G万科采用预提方式提取激励基金(在公司成本费用中开支)奖励给激励对象,激励对象授权G万科委托信托机构采用独立运作的方式在规定的期间内用上述激励基金购入G万科上市流通A股股票,并在条件成熟时过户给激励对象。G万科的股票激励计划属于股份回购,按《公司法》的上述规定,这部分支出应从税后利润中支出,不应在成本费用中预提激励基金。然而,G万科的这种处理方法却是符合上述证监会文件的。

5、授予的业绩指标的设定问题。

万科股权激励计划公布后,小股东曹新曾在网上与万科股份的董事长王石进行争辩,争论起源于万科的股权激励方案指标的设定。对管理层获得股权激励的门槛,万科的方案设定了三个方面的指标:全面摊薄的净资产收益率超过12%;扣除激励基金后的当年净利润增长率超过15%;行权时,当年平均股价高于上一年的平均股价。对于这个门槛,一些小股东认为定得太低。一位投资者表示,万科的方案是比较好的,但有两点不足,一是净资产收益率的指标略低;二是计提的比例过大了一点。这位投资者表示,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提高到 15%或16%,会促使公司保持规模和效益的均衡增长,更有利于股东利益。王石逐条答复投资者:

第一,对于净资产回报12%的底线,王石认为与国内外同行相比,达到这个指标并非轻而易举,他举例说,万科的标杆――美国帕尔迪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曾做到高过18%,但正常来讲15%;香港房地产企业2004年净资产平均利润回报率不超过5%;内地房地产企业2004年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超过7%,预计2005年不会超过9%。

他认为,万科的净资产收益率曾长期维持在百分之十点几,按照此水平已令许多房地产企业羡慕不已,2004年突破13%,2005年突破15%,把12%做个激励的底线是很苛刻自律的限定。

第二,增长15%作为第二个奖励底线的限定。王石并不认为15%的目标过低,关键是“业绩能否持续发展”。王石认为,万科的持股激励计划当然是建立在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如果确定的底线是在30%以上,就意味着管理层在完成一项基金经理认为很难维持的连续增长目标之后才能分享增长利润。

第三,行权时,每股收益(EPS)增长率超过10%,股价要高于去年的价格。

鉴于以上三个理由,王石认为:“目前还没有比万科更苛刻的持股激励方案。”

一位机构分析师也认为,万科的股权激励方案基本令人满意。他说:“12%的门槛并不算低,万科从1998年到2003年,净资产收益率从来没有超过这个数字。”

选择什么样的业绩指标,往往是管理层、董事会和股东之间最易发生争执的地方,最终将是三者间搏弈的结果。比如说万科指标中,净利润增长率是投资者最关注的指标之一,而每股收益,本来是净资产收益率的相关指标,之所以列出来,部分原因是一些机构投资者的建议,他们认同万科计划,同时认为万科计划有种标杆的意义,其他公司会参照,因此需要更直观的指标。万科有很多机构投资者和基金,他们喜欢回报和股价,公司就加入了股价指标进去。但股价本身常有波动,有时候也会下跌,于是方案又添了一个补充归属期。即如果2007年的股价低于2006年,还会给管理层一年的时间;如果2008年的股价能够高于2006年,就可以把股票补充归属给激励对象。知情人士说:“补充归属也是有一些对管理层的照顾和关怀。”因此,我们说考核指标的设定是个多方搏弈的过程。在制订业绩指标之前,公司首先要了解资本市场对公司未来发展的期望,在与各方充分沟通的基础上,指标的设计需兼顾各方利益。同时,公司需要分析和预测自身三年到五年的业绩目标和财务状况,有时需要预测更长的时间,才能确定业绩指标。通俗讲,股权激励应该是“跳起来才能摘到的果子”,当前“净资产收益率”是股权激励的代表性指标,也为大部分上市公司采用。

限制性股票存在等待期、授予日、禁售期和限售期的问题

如华侨城的限制性股票就明确规定,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等待期自计划获准实施之日起一年为限制性股票授予等待期。若达到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在授予等待期满后,公司方可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将在满足规定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后由董事会确定,但在下列期间内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

1、定期报告公布前30日;

2、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两个交易日;

3、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两个交易日。

限制性股票的禁售期是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之日起一年,为限制性股票禁售期。禁售期内,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将被锁定不得转让。

限制性股票禁售期满后的四年为限制性股票限售期。限售期内任一年度,若达到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当年可以申请对其通过计划所持限制性股票总数的25%解锁而进行转让;若未达到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当年不得申请限制性股票解锁。

最新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采用限制性股票明确规定,其禁售期不得低于两年,解锁期不得低于三年,在解锁期内原则上采取匀速解锁办法。因此,华侨城等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方案均要根据最新的办法做修改。

篇5

现代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班子等机构,明确其职责权限划分,对于建设法治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公司法》及企业管理实践,本人总结股东大会行使以下职权:

(一)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 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修改公司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二)审议批准重大的担保事项;

(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事项;

(十四)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六)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

董事会行使以下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金额在上年末净资产额30%以内的资产处置和坏帐处理;

(十)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一)制订公司的激励制度、办法;

(十二)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以及审计部门负责人;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部门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决定向控股、参股企业委派或推荐的董事人选、监事人选和决定任免下属控股企业的法人代表,并决定上述人员的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三)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四)制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五)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六)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七)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十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公司章程规定授予的其他职权。

可以看出,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行使公司治理中最重要的权力,董事会为股东大会的决策和事项作出前期工作并决定相关事项。通常国有公司的股东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主要决定公司的重要事项,董事会与股东大会一并召开,就形成最重要权力机构形同虚设的局面,而董事长作为自然人的机构,可以日日履行职权,而且即使没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的授权,也名义上具有代表公司一切权力的能力。那么如何适当授权,使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各层级有权履职又不越权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经过在国有公司多年的管理实践经验,本人认为,设立书面梯级授权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需要探讨权力的来源问题,毋庸置疑,公司的权力来源于投资人,但是国有公司由于所有者缺位,由管理者代为履行投资人的角色,由于管理者与投资人本质上的区别,管理者即使是公司的股东,对公司的权力也并非有切肤之痛,因此股东大会往往流于形式,董事会也如此。这也是董事长常常履行股东大会、董事会职责而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根本原因。

由于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职责明确,因此无需授权,而董事长究竟有何权力,则需要书面授权说明。本人认为,董事长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公司形式上的代表,实质的权力仍由董事会履行,董事会应当将董事长具体行使的形式权力以书面授权书予以明确。

总经理是公司经营层的代表,那么总经理的管理权来自何处,本人认为,从董事会的职责权限和代表意义,总经理的管理权来自董事会,而非董事长,因此,应当由董事会为总经理出具书面授权书,明确总经理的权利。

国有公司的经营班子通常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若干、总会计师、总工程师(副总级)等人,除了总经理的权利来自董事会,那么副总级别的管理权是否需书面授权书明确?一般公司管理中并没有此类书面授权书,这里权利往往通过领导职责分工的文件来明确,那么此类文件是否能够代表具有法律意义的授权书?对一般类型的公司往往采取默认的态度,但是对于保险、银行类企业,行业主管部门都要求有书面授权书。本人认为,设立书面授权书机制对于完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篇6

关键词:国有资本收益;确认;国有资本收益监管

中图分类号:F0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0-0155-01

1 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构成

从整体来看,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按形式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税后利润类收益,即企业实现的税后利润应属国有资本分得的部分,包括股息、红利、承包上缴利润等;二是产权(股权)转让类收益。具体来讲,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包括以下内容:

(1)国有企业应上缴国家的税后利润,是指企业税后净利润扣除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按一定比例上缴的税后利润,上缴后的余额可按规定提取公积金、公益金。

(z)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家作为出资者按照出资比例应分取的红利,是指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家作为出资者根据股东会批准的利润分配方案,按照出资比例应分得的红利。

(3)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家股应分得的现金股利,是指经股东会批准的利润分配方案中国家股应分得的现金股利。

(4)国有产权转让收入,是指国有企业的产权持有人转让国有产权取得的收入。

(5)对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家出资转让的收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家股股权转让(包括配股权转让)的收入,是指国家出资转让收入、国家股股权(配股权)转让收入。

(6)各级政府授权的投资部门或机构以国有资产投资形成的收益应上缴国家的部分。

(7)其他非国有企业占用国有资产应上缴的收益和其他按规定应上缴的国有资本收益。

2 国有资本收益的确认

国有资本收益的确认包括对国有资本投资企业的会计收益进行确认和对国有资本应当分得收益进行确认两部分。

(1)企业会计收益的确认。国有企业会计收益的确认实际上是根据会计准则和相关法规,确认会计利润的真实性,防止利润虚增或虚减。国有企业按照规定,年末需依据有关会计账簿记录和相关财务会计资料,编制上报财务决算报告,反映企业年末结账日财务状况和年度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等基本经营情况。中央企业于2008年1月1日起全面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执行新准则,相同的经济业务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处理,将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而影响国有资本收益。

(2)国有资本应分得收益的确认。国有资本应当分得收益的确认是指根据有关财务法规确认国有资本应分得的利润。防止同股不同利。在确认国有资本应分得收益时应贯彻以下原则:①等量资本获取等量收益。防止企业在内部人控制下。采取各种手段侵蚀国有资本股权收益。如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国有股低价转让、剥夺国有股配股权等。②统筹兼顾,适度集中。要统筹兼顾企业自身发展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需要,合理确定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比例。从既有利于继续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又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规范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出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初期,国有企业税后利润收取比例的确定,应以“适度、从低”为原则。③循序渐进,分类处理。我国不同行业企业由于受不同条件因素的影响,税后利润水平差异很大,不宜采取“一刀切”的办法,统一确定一个上交比例。因为企业的现金流和资本结构不同,对不同行业的不同企业需要一个不同的比例。

3 国有资本收益的监督管理

国有资本收益在管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国有资本收益的确认不正确。二是国有资本管理过程存在层层授权、链过长,导致信息层层失真。因此,构建一个有效的国有资本收益监督管理机制,是防止国有资本收益的流失和转移的必要措施。监督主体包括企业、社会中介机构和国家。

3.1 企业监督

国有资本收益的企业监督主要是指公司治理结构、内部审计及内部控制系统。(1)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治理主要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使出资者(股东)能够运用自己享有的监控权来建立对其人(经营者)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这种制度安排包括以下几方面:①促进股权多元化,引入更加积极的股东,提高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有效性。②增强董事会的功能,建立对经理人员的有效约束机制。③强化监事会权威。现实中,上市公司监事会的权威和受重视程度往往不够。④以股权激励方式建立市场化、动态化、长期的激励机制。(2)内部审计。在企业决策、执行与监督组成的企业管理体系中,内部审计处于监督位置上,代表经营者对本企业和基层单位进行经济监督评价。在我国的审计体系中,内部审计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3)内部控制。设计合理并且执行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保证财务报表的可靠性,减少财务信息失真,保证国有资本收益确认准确。

3.2 社会中介机构监督

国有资本收益的社会中介机构监督主要指会计师事务所对国有资本收益实施的监督。在现实中,会计师事务所在国有企业年度财务决算、国有企业改制及国有资产评估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注册会计师受托对国有企业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企业会计收益的准确确认。为保证企业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真实性,根据财务监督工作的需要,国资委统一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年度财务决算进行审计。

3.3 国家监督

(1)审计监督。在我国审计监督体系中,国家审计处于最高层次和主导地位,它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对国有资本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监督。从宏观角度看,政府审计部门要在审查监督国有资本配置与使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方面、重大投资项目的监督方面、在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方面要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从微观角度看,政府审计部门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济效益状况也要进行监督。与注册会计师审计共同形成防止国有资本收益流失的防线。(2)外派监事会。2000年3月,国务院颁发了《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进一步明确监事会以财产监督为核心,对企业的财务活动及企业负责人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监督,确保国有资本及其权益不受侵犯。

篇7

关键词:绩效管理;人力资源;考核;激励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人力资源是企业成功的最重要的资源,企业成功和发展来自于每个员工、每个部门的高水平的绩效。通过调查分析,目前企业在绩效管理方面存在着以下误区,而江铜集团针对误区取得了较好的改进方案:

一、企业所运用的考核方案不合理

许多企业没有为各个岗位设置恰当、可行的考核指标,如一些职能管理部门,由于他们的工作成果难以用具体的财务指标来衡量,因此就忽视了对他们的考核,或者仅是简单地考核其出勤率等易于量化的指标。此外,许多企业错误地将绩效评价与绩效管理等同起来,简单地认为绩效管理就是在年底对员工一年的工作进行一下评估。其实绩效管理是一个持续、系统的工作,绩效评价仅仅是其中一部分,还应包括更为重要的绩效计划、绩效沟通等过程。因此,在实践中一些优秀企业,如江铜集团在员工手册中制定了相应的规定和流程,如企业对员工行为准则:为员工的今天负责更为员工的明天着想。企业的使命是:共创共享。人才观是用好该用的人做好该做的事,以便使经营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沟通、反馈能够做到制度化、长效化。

二、企业的薪酬政策对员工缺乏激励作用

在一些企业中,员工个人收入中的固定部分所占比例过大,而与绩效挂钩的浮动部分所占比例过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管员工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其收入相差很小的现象。有些企业尽管也存在着各种形式的考核,但是考核完就完了,没有将员工的收入与其考核结果有机地联系起来。还有些企业在年初也制定了计划和奖罚办法,但是在随后的工作中又随意进行修改,年终时也没有完全兑现。这些都使得考核流于形式,企业不能有效地对员工进行激励和约束。

江铜集团过去因劳动人事和工资分配制度相对滞后,制约着江铜的竞争能力。2010年度专门聘请中国劳动工资研究所针对江铜集团的组织架构和人力资源结构,下大力气进行改革,引入人力资源管理,建立起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以绩效考核为主的薪酬分配体制,以提高公司整体形象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体举措有:

1、下发江铜集团司企字(2010)2号文件《江西铜业(集团)股份公司所属单位组织机构调整和定岗定编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为确保集团组织机构调整和定岗定编工作如期完成,成立了组织机构调整和定岗定编工作领导小组,对定岗定编工作进行了总体布置安排,抽调了业务骨干组成专门工作小组,负责业务流程梳理和岗位说明书的编制审订,并做好岗位评价工作。业务流程梳理内容为:绘制主要业务流程图(通用流程、专用流程),编制审订岗位说明书。

重新梳理并设置员工岗序标准。随着规模的壮大,工艺流程变化,产能提升和采选主要大型设备的增加后,有部分岗位的劳动强度、工作环境、工作责任和技术要求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部分操作岗位、维修岗位、辅助岗位和管理岗位的岗位工资和岗序设置相对不尽合理。为使岗位工资的岗序设置更加合理,经借鉴主要设备作业、工艺流程特点与同行业岗序设置的成功经验,并考虑了集团管理的实际情况,对所有员工岗位从劳动强度、工作环境、工作责任、技术要求以及产生的效益等进行综合权衡,对现有岗位中的岗位工资进行了相应调整。与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合作对岗位进行评价,进而以此为基础优化薪酬体系设计和绩效管理体系设计。

2、为完成公司人力资源战略,出台政策鼓励内部单位员工流动。在参与异地调动政策调研中,集团对各层级都主要采取“为调遣人员提供异地调动津贴”形式提供福利政策,同时也采用“为调遣人员提供安置费”形式;仅2010年度就实现400余人流动、整合和顺利安置。

江铜集团拥有各类专业人才,通过内部整合,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工成本,缩短培训时间,凝聚人心,融入企业文化,有效的培训资源,使新录用人员在短期内能熟悉掌握所录用岗位要求的应知应会和操作技能,使他们能迅速适应岗位,更好地为集团服务。同时,有效缓解了新聘人员因文化差异而带来的矛盾,事实证明,通过3个月的集中培训,使他们有个矿山文化过渡期,培训结束后更快地融入到江铜这个大集体中。

3、为公司员工提供“三险两金”,为特殊工种的员工提供意外伤害险和人寿险,现正积极研究并适时推出补充养老保险和年金制度。

4、2008年初江铜集团全面启动股权激励试点,以股权激励为重点,建立完善企业负责人激励约束机制,并对扭亏为盈或大幅减亏的企业实施奖励,使企业经营管理者、职工与企业结成命运共同体,形成真正意义上“我要发展”的内在动力。

江铜集团股权激励计划选择的激励工具为股票增值权,这是指上市公司授予激励对象在一定的时期和条件下,获得规定数量的股票价格上升所带来的收益的权利。每一份股票增值权的收益等于股票市价减授予价格。激励对象包括董事会成员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首次激励将授予50.99万份股票增值权,仅占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的0.0168%,股权激励计划的每一份股票增值权将与其一份H股股票挂钩。考核指标既包括了收入指标(主营业务收入),也包括了盈利能力。考核指标的多层次、全方位设置,将对公司整体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三、部分企业的管理者缺乏相应的能力和必要的培训

具有竞争力的现代企业对中层管理者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他们不仅要精通业务、敬业勤奋,同时还必须善于调动下属的工作积极性,能够对员工进行有效管理,通过团队合作来实现部门和组织的目标。但是,许多管理者明显缺乏这方面的管理能力。更为严重的是,许多企业忽视对中层管理者的开发,没有及时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培训。这就造成了一些管理者或者不会做计划,或者在工作中忽视或不能与员工就绩效方面的问题进行持续、有效的沟通。

江铜集团由清华科技园江西分园作为培训的合作方,邀请全国一流院校对企业管理有深刻研究、学术理论有深厚造诣的专家学者前来授课。培训内容紧扣企业实际和干部提升自身素质需要,设置了领导力与执行力提升、企业投融资决策、企业管理等三大模块17个专题。对管理者进行专业培训,达到学以强智,学以立德,学以致用。

四、对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

大多数企业对人力资源部门的资金、人才、信息化建设投入不够,使得人力资源部门还处在传统的劳动人事管理阶段,忙于大量繁杂的事务性工作,无暇顾及其他,因此工作往往很被动。江铜集团为摆脱这种局面,加大了对劳动人事部门的投入:一是改善办公硬件条件,实行电脑办公和办公自动化;二是开发处理日常事务性工作的软件,实现信息化管理,减少处理日常事务性工作的时间;三是引进专业人力资源管理人才,提升管理水平;四是加大对劳动人事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转变观念提高人力资源管理能力。

面对企业存在的诸多问题,一些人主张完全照搬领先企业的管理模式,希望能够迅速、彻底地解决所有问题,这种做法显然是不现实的。企业带着问题发展是很正常的事情,重要的是要识别出严重阻碍企业发展的瓶颈,并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有效地解决它。正是基于这种简单、实用的考虑,同时借鉴行业内的先进经验,引入职位管理概念,职位管理包括职位说明和职位评估,主要为绩效管理和薪酬管理提供基础信息。江铜集团即采取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链,即3P模式。

(一)实行3P模式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提高员工和组织的绩效。实行绩效管理无疑是该核心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简单地讲,此模式下的绩效管理主要包含两个成分:关键业绩指标和绩效管理流程。

1、关键业绩指标(KPI)。企业中每个职位的工作都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进行评价,也就有许多种业绩指标,而找到合适的关键业绩指标是首要的任务。在为每个职位设置KPI时,需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KPI须与公司战略目标相符合,并能够促进公司财务业绩和运作效率;二是KPI必须是被考核者所能够影响的,同时应能够测量和具有明确的评价标准;三是KPI必须有有效的业务计划及目标设置程序的支持;四是设置KPI时必须充分考虑其结果如何与个人收入挂钩。

2、绩效管理流程。前面曾经提到一些人对绩效管理存在着各种误解,其中之一就是误将绩效评价等同于绩效管理,绩效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没有合理的绩效计划、充分的绩效沟通,那么绩效评价必然会导致经理为难、员工不满。因此,设计合理、实用的绩效管理流程是非常重要的。

(二)加强基本制度建设。江铜劳动人事工作方面的基本制度,涉及到劳动人事和工资分配及劳动保险等各个方面,并与员工的利益密切相关,也是江铜劳动人事工作的基础。基本制度的完善与否,是衡量一个企业劳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准。这些基本制度主要包括:人力资源规划;岗位测评、职位人员分类方案;薪酬激励制度包括绩效考核办法、岗位工资制度和奖金分配方案、员工福利和晋升;员工招聘和劳动合同管理办法:岗位竞争方案;员工个性培训方案;劳动保险方案等。

不难看出,江铜集团改进思路力求简单、有效、实用,并不盲目追逐全面、完美。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符合企业实际的,会为企业真正带来效益。

我们根据以上思路帮助企业改进绩效管理的实践经验,对想要或正在改进绩效管理的企业提供几点启示:

1、新的绩效管理系统必须得到企业高层领导的认可和全力支持。推行一个新的系统会遇到许多困难,如果没有高层领导的坚决支持,常常会半途而废,这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资源、损害了管理层的威信,而且极大地增加了今后改革的难度。

2、企业在推行新的系统时,需要做大量培训。员工大都对绩效管理抱有负面情绪和不愉快的经验,而一个绩效管理系统能否成功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员工是否配合,因此很有必要让所有参与考核的人了解该系统的目的、使用程序、方法以及与自身的关系等等。同时,绩效管理系统的成功实施还要求管理者具备较高的管理能力,因此相应的管理培训也是很重要的。

3、对具体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诊断,引入人力资源管理。应首先了解自己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讲,是要知道自己在管理上存在些什么样的问题,以便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因此,有必要对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比较,以找出存在的问题。如若可能的话,也可聘请社会的专门咨询机构,对公司管理上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诊断。

4、改革要逐步深化,劳动人事和工资分配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工作量太,复杂而敏感。同时,改革是要成本的,必须与一定的经济条件相适应。因此决定着江铜的劳动人事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须分步实施,逐步深化。要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转变观念,对出台的一些方案要坚决地执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选择一些员工支持度高,基础工作扎实,管理规范,经济效益好的基层单位进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

5、切实做到考核结果与个人收入合理挂钩。力争个人收入与能力、业绩挂钩,做到钢性考核、及时兑现。

(作者单位:江西铜业股份公司城门山铜矿)

主要参考文献:

[1]朱舟.人力资源管理教程.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篇8

公司是有线电视龙头企业,公司成为北京市政府批准的唯一一家建设、经营和管理全市有线广播电视网络的单位。公司具有双重战略性投资价值,一方面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具有综合优势,发展前景看好,歌华作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品牌企业,有望获得实质性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数字电视产业发展将呈加速趋势,商业模式将逐步形成。歌华有线作为中国有线网络领军企业,经营层面通过开展付费电视和互联网接入等综合性业务,未来投资价值将大幅提升。技术面,该股随本轮调整行情股价跌幅已超过50%,近期构筑小平台,成交量配合放大,说明底部有资金吸纳迹象,值得重点关注。

2、中青旅(600138)

公司以旅行社服务、景点和经济型酒店为旅游业务主业,200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3亿元,同比增长56.4%;实现营业利润3亿元,同比增长146%;实现净利润1.6亿元,同比增长66.7%。业绩增长来源主要包括2007年1月起合并了乌镇旅游开发公司,增加权益利润2164万元,房地产业务开始结算贡献权益利润2543万元以及股票投资收益5677万元。2008年,入境旅游业务、会展旅游业务、北京地区3家经济型酒店受益于奥运会召开,成为公司经营亮点。技术面,虽然近期市场出现了大幅调整,但该股明显抗跌,股价于去年11月的低点处获得支撑,并逐渐走稳,随着市场转暖,该股仍有冲击前期高点的能力。

3、五粮液(000858)

公司以五粮液及其系列酒的生产、销售为主要产业,2007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73.3亿元,实现盈利14.7亿元,同比增长25.5%。五粮液尽管2007年业绩不理想,但主营业务并无恶化,未来随着资产整合和股权激励的推行,其潜在业绩有望释放。2008年如能将集团子公司普什集团和进出口公司的相关酒类资产纳入上市公司,股份公司2008年的每股收益将会有大幅提高。同时,公司限量保价的奢侈路线如能顺利实施也将会提升公司品牌价值和长远盈利能力。技术面,该股随市场调整幅度已超过了60%,再向下调整的空间已经不大,股价近期于20元处止跌,成交量温和放大,已经出现步入反弹周期的迹象,后市可重点关注。

4、四川圣达(000835)

四川圣达是一家从事原煤采选、焦炭及其系列产品、焦炭贸易的公司,目前已经拥有100万吨焦炭产能,是四川乃至西南地区最大的煤化工企业之一。公司2007年每股收益0.51元,较上年增长超过100%,而今年一季报显示再次出现高增长。公司日前决定向焦化行业上游进军,延伸产业链。这种布局不仅可以保证其控股子公司的生产有充足的原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控制生产成本,保证公司的盈利能力。技术面,该股跟随市场出现一轮调整之后,率先企稳反弹且力度较大,伴随着成交量的温和放大股价呈现出上升通道走势,前期高点20元附近应是第一目标,而从该股的一季报来推算,目前市盈率仅为15倍左右,投资价值明显。

5、兰花科创(600123)

公司是集煤炭、化肥、精细化工等多元化产业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企业,为全国化肥原料基地大型企业之一。公司2007年年报显示,200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95亿元,同比增长18.39%;净利润5.77亿元,同比增长2.95%:分配预案为每10股转增4股派4元。目前公司的尿素产能达到100万吨,其中田悦化肥30万吨的生产能力将为公司在08年贡献利润。公司持有兰花清洁能源公司股份75%,该公司100万吨二甲醚项目中的一期20万吨甲醇和10万吨二甲醚有望在今年投产。技术面,该股股价随市场下跌以来,调整幅度已经超过了50%,近期于30元附近止跌构筑小双底形态,后市一旦放量,股价将会重回上升通道。

篇9

不管市场为何青睐高送转公司的股票,从投资策略的角度来说,可以提前预测出很可能进行高送转的公司并事先买入其股票,等待公司当年的分红政策公布后再卖出。按照多年来的市场规律来看,如果预测高送转公司的成功概率较高,这样的策略应获利不菲。

那么,投资者应如何预测高送转的上市公司呢?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深刻理解中国上市公司为何进行高送转的行为。

上市公司为何高送转?

目前关于上市公司的送转动机存在多种理论解释,包括“最适价格假说”、“信号传递假说”、“价格幻觉假说”、“股本扩张假说”以及“股利迎合假说”,学术界也一直没有达成共识。这些高送转的动机不一定同时有效,由于中国存在较为独特的市场环境和制度背景,可能其中的某一种或几种理论能有效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高送转行为。

“最适价格假说”认为,上市公司股票股利或股票拆分是为了将股价维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内。股价过高限制了资金较少投资者的购买,股价过低则增加了大投资者的交易佣金与变现成本,因此存在一个对不同投资者来说最优的价格区间,这种假说在国外得到了广泛的经验支持。

“信号传递假说”是信息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该理论认为,上市公司与股票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公司执行股票股利与股票拆分政策,主要为了传递公司的乐观信息与吸引投资者注意。多项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市场的经验证据支持信号传递效应。

“股利迎合假说”认为,上市公司的股利行为很大程度上基于投资者对股利的偏好,这种偏好通过支付的股票溢价(市值账面比)来反映。如果投资者对高送转的分配方式存在偏好,愿意为此类公司支付较高溢价,那么上市公司则存在迎合该偏好的动机,大量进行高送转的行为。

“价格幻觉假说”认为,中国投资者对低价股有一定偏好,上市公司通过送转股降低了股价,依靠市场的“价格幻觉”间接地提高市值。而“股本扩张假说”则认为,中国企业上市门槛高,上市后再融资受上市时间和股本规模的限制,所以,公司上市后有强烈的股本扩张动机,因此,通过高送转来迅速增大股本。

高送转预测模型

根据以上多种解释,可以建立模型来预测中国上市公司年报高送转的概率。一般来说,可以考虑使用:股价,总股本,前三季度每股收益,前三季度净利润增速,市净率,是否低价股,每股积累(每股未分配利润与资本公积之和),是否次新股,以及前一年是否高送转。

笔者曾利用2006-2010年的上市公司样本对上述的预测模型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股价越高,上市公司年报高送转的概率越高;总股本越小,高送转的概率越高;以每股收益或净利润增速来表现的公司业绩对预测高送转作用均不明显;市净率对高送转概率也影响微弱;10元以下低价股的高送转概率更小;每股积累高的公司高送转的概率更高;次新股高送转概率高;上一年高送转公司本年度继续高送转的概率较高。这些实证结果支持了“最适价格假说”与“股本扩张假说”,而拒绝“信号传递假说”及“价格幻觉假说”。

模型拟合情况

利用上述模型估计的系数,可以计算出相应公司高送转的概率,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然后与实际情况对比(见表1)。概率最高的50只股票,年报实施高送转的比例为82%;概率最高的100只股票,年报实施高送转的比例也达到75%,说明该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样本外预测的方法可以获得更可靠的拟合结果。主要方法是:以2006年数据为基础估计获得系数,然后结合2007年的自变量数据,计算2007年高送转的概率,并与实际情况对比;依此类推,最后以2006-2009年数据为基础估计获得系数,然后根据该系数以及2010年的自变量数据,预测2010年高送转的概率,再与实际高送转公司进行对比。

从表1中可以发现,预测概率最高的前20只股票实际进行年报高送转的概率在50%-90%之间,鉴于所有股票高送转平均概率只有11.3%,预测效果还算不错。其中,2010年样本外预测的结果尤其好,预测概率最高的前20只股票实际进行年报高送转的比例为90%,前50只股票实际进行年报高送转的比例也达到了84%。2010年预测效果最好有可能是由于估计模型时使用的样本最多,说明使用更长时间序列的数据可以加强预测效果。

大概率高送转公司投资组合的收益

如果可以较准确地预测出高送转公司,投资者就可以获利了吗?表2显示了根据模型预测并计算样本外预测组合的收益情况。从历史经验来看,高送转概念受到市场追捧的时间,一般都在11月初至送转方案公布前。这主要是因为此时三季报大都公布完毕,用来预测年报高送转的主要指标已经齐全,而送转方案公布后,市场预期得以兑现。因此,可以使用样本外预测高送转概率最大的前30只股票构建一个投资组合,假设11月1日买入,在公司公布年度分配方案后卖出。可以发现,该投资组合的表现明显超越大盘,在样本期的每一年均是如此。超额收益非常可观,在8%-48%之间,超越大盘的概率也很高,在73%-87%之间。考虑到该投资组合的持仓期仅有数月,其年化回报率相当惊人。

上市公司操纵动机对高送转的影响

近年来,在实务中可以观察到上市公司时常利用投资者对高送转公司股票的追捧,通过高送转的公告来推高股价,以达成某些特定的目的。比如创业板控股股东在减持前经常使用高送转公告进行配合。这从侧面也验证了“股利迎合假说”的有效性。前文的模型未能对上市公司的操纵动机进行量化考虑,其分析所基于的数据也略显陈旧。因此,在预测高送转公司时在模型中加入上市公司自身、其控股股东或管理层等方面操纵动机的相关指标将会较大幅度地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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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管薪酬;金融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公平与效率

JEL分类号:G20:J33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10-0102-05

金融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从2008年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6616万元的“天价年薪”,到国泰君安“人均百万年薪”,再到上海浦发银行一职工监事年薪500.3万元,人们对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不少人收入偏高、部分人过高、少数人极高现象,颇多质疑,产生较大的负面反响。金融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究竟还存在什么问题?应该如何加以逐步解决?从公平与效率的视角加以考量和研究,这对于凸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

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对立又统一。自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首先提出公平和正义以来,公平就贯穿在人们对社会的设计和期待之中,成为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美国行为学家亚当斯指出,组织成员判断公平与否,不仅关注个人努力所得报酬的绝对量,更关注报酬的相对量,即自己的报酬与付出和参照对象的报酬与付出之间的对比关系,如果两个比率相等,则产生公平感,若两个比率不等则会产生不公平感。大量实证研究指出,组织成员对薪酬的分配十分敏感。薪酬分配的不公平将影响到组织成员以后的行为以及付出努力的程度。不公平感的存在导致人们减少努力,从而影响组织的效率与绩效。从这个意义上看,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绝对平均主义,也会导致效率的丧失,使得人们只能在极低的物质水平之下,享受只能满足,或者甚至不能满足最低生存需要的所谓“公平”,这种没有物质基础的公平其实是不长久的。所以。效率又是公平的物质基础。在薪酬管理中,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互为条件。以“平等求平等则平等亡。以效率求平等则平等存”。片面追求公平,不利于效率的提升;片面追求效率,也不利于公平的形成。

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就会面临深层次的选择:其一。在突出效率的前提下实现公平,即只是对业已形成的效率差别进行调整,使其差距结构更趋合理;其二,在公平的前提下突出效率,即从公平做起,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体现效率差异。虽然前者似乎更易实现,但是笔者认为,从我国国情和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出发,我们更需要选择后者。

目前高管薪酬设计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为了提高国企的竞争力,在考虑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时,天平几乎无一例外地倾向了效率:在考虑个人效率与企业效率时,天平又倒向了个人效率,认为较高的薪酬可以激励高管,从而提高企业的效率。事物总有两面性,强调一个倾向,往往会掩盖住另一个倾向。这种矫枉过正的设计虽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容易忽视公平,容易忽视企业效益与薪酬之间可能的机会主义干扰,这种片面追求效率的设计造成了公平与效率的失衡,引起了社会的不满和其他负面效应。

二、关于高管薪酬的公平问题

我们以2002-2010年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前三位高管货币薪酬总额为主要分析对象。为了研究数据的可比性,选取了在2009年已上市的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公司。经手工核对,与金融行业企业主营业务范围一致,财务数据齐全的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共29家,144个数据作为样本。其中除深发展、宁波银行、民生银行、北京银行、长江证券、国金证券、太平洋证券、中国平安和安信信托外,余下的20家都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占比68.97%。

金融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2002-2010年前三位高管薪酬总额分别为:2131.11万元、2143.34万元、2530.88万元、3315.73万元、6458.01万元、309~.75万元、21852.72万元、22181.91万元、21016.41万元(见图1),年均分别为355.19万元、357.22万元、361.55万元、414.~万元、717.56万元、1237.79万元、910.53万元、764.89万元、808.32万元。同期,这些企业员工平均薪酬分别为12;80万元、11.77万元、13.68万元、15.82万元、16.41万元、20.42万元、25.17万元、23.31万元、23.44万元;同期中国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分别为0.77万元、0.85万元、0.94万元、1.05万元、1.18万元、1.38万元、1.58万元、1.72万元、1.91万元。比较结果:金融行业上市公司2002-2010年的公司内部高管与员工的货币薪酬倍数分别为:9倍、10倍、9倍、9倍、15倍、20倍、12倍、11倍、11倍;与中国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见中国统计局网站)的倍数分别为:154倍、141倍、128倍、132倍、203倍、99倍、192倍、148倍、141倍。结果显示2002年-2007年,金融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同企业员工薪酬、与中国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直到2008年后差距才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

究其原因:第一,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国资委等主管部门对金融高管进行“限薪”,如2008年高管货币薪酬与2007年相比减少26.44%。直到2010年高管货币薪酬才有所增长。2002-2010年以每年平均14.17%的比率增长。第二,2008年员工薪酬与2007年相比,增长23.26%。2002-2010年以每年平均9.24%的比率增长。第三,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2-2010年以每年平均16.45%的比率增长。可见,由于政府政策限薪、普通员工加薪、舆论监督等措施多管齐下,金融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与员工、与中国居民收入的差距有所缩小,社会公平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但是这种缩小主要是员工工资提高,而不是高管货币薪酬主动下降的结果,因此多少还带有被动的性质。如果再考虑到高管除货币以外的其他收入。这种不公平的缩小趋势就不容乐观了。

三、关于高管薪酬的效率问题

从公平与效率统一的观点看,高管薪酬如果与企业业绩增长同步,上述被动现象还算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公平正在回归。根据我们的统计,事实上金融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增长幅度与业绩(以总资产收益率为代表)的增长幅度相关性不大。金融行业上市公司高管2002-2010年前三位高管货币薪酬总额的

增长比例分别为7.796、0.006、0.012、0.146、0.731、0.725、-0.264、-0.16、0.057,总资产收益率的增长比例分别为4.4688、0.0811、0.15、-2.087、2.6267、-1.5735、-0.3974、0.4255、-0.0187,高管货币薪酬的增长幅度在2002年、2005年、2007年、2008年远远高于同企业业绩的增长幅度(见图2)。

在薪酬契约中,管理层的薪酬一般包括货币薪酬、股权激励以及以在职消费为主的福利。前两者为显性薪酬,后者通常被视为隐性薪酬。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管理层所面临的是高货币薪酬、尚不成熟的股权激励、相对宽松的市场监管以及社会普遍接受的商业价值观等,使得在职消费成为管理层薪酬中的重要部分。经验证据表明,在薪酬制度创新尚未成熟前,在职消费甚至可以成为经理人自我激励的方法。与经营者货币薪酬呈鲜明对比的是,一些金融高管在职消费随意性强,过多过滥,甚至处于失控状态。高管的在职消费一般都计入业务及管理费,业务及管理费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管在职消费的水平。金融行业上市公司2002-2010年的业务及管理费率(业务及管理费/营业收入)分别为0.4059、0.3676、0.8233、0.2049、0.2884、0.3125、0.3466、0.3726、0.3840,2005-2010年业务及管理费率一直在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高管在职消费的增加。但是,在高管在职消费增加的同时,衡量金融行业上市公司高管经营资产效率的综合指标――总资产周转率分别为0.3890、0.3537、0.3725、0.4129、0.4589、0.0779、0.0837、0.0741、 0.0801.虽然在2003-2006年有所增长,但在2007年急速下降,2007年-2010年总资产周转率都没有得到提高。

金融高管货币薪酬与总资产周转率下降、在职消费增加之间的这种非同步性,说明金融高管薪酬仍然表现为非效率性,虽然金融高管货币薪酬与其员工及居民的收入之比正在缩小,但是这种非效率性反映了事实上的不公平现象依然没有得到缓和,困扰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委托成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四、关于公平效率问题的症结

金融高管薪酬存在的上述有关公平与效率问题,涉及很多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从高管薪酬设计的视角看,缺乏系统性和平衡性。一方面,金融高管薪酬涉及面广,既是企业内部的系统问题,又是企业外部的社会系统问题。以往的高管薪酬设计主要考虑了企业内部小系统的效率问题,各企业或主管部门各自为政,没有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内考虑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公平效率问题。微观系统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好像缓和了,但是宏观系统的公平与效率却发生了问题,甚至还会出现微观、中观与宏观系统同时发生不协调的系统性问题。此外,另_方面.各个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之间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平衡的动态过程,一个平衡解决了,新的不平衡就会产生,不可能一劳永逸。以往金融高管薪酬的设计是基于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和提高企业效率.矫枉过正,过于强调了对少数人的激励和效率。过于强调了要拉开收人差距。在反对一个倾向和极端的时候.另一个倾向和极端就被掩盖起来了。随着时过境迁,被遮住的矛盾仍然会暴露。对此,现有的设计没有预设相应的平衡处理与协调机制。

第二,从公平的视角看,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缺乏对高管薪酬的监督和制衡。2005-2010年,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业务和管理费率逐年略增,但是资产经营效率却在大幅度下降,说明困扰金融上市公司的委托成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金融上市公司的委托关系比较模糊,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正逐步实现高管薪酬激励制度与市场接轨,但由于链条过长,所有者并不掌握企业的真实信息。理论上的“所有者控制”很容易演变为现实中的“内部人控制”,而“内部人控制”必然会导致高管自定薪酬标准。此外,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比如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工商银行等高管大都由组织委派,较少市场配置。经理人市场不健全,外部治理缺失,难以对金融行业上市公司高管形成有效的竞争与约束机制。

第三,从效率的视角看,金融高管薪酬缺乏合理完善的绩效评价体系。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业绩可以简单地划分成两部分:其一,由于金融行业往往处于垄断地位,占有各种资源与政策优惠,这些与生俱来的优势增强了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从而保证了金融行业企业业绩得以快速提高;其二,在企业高管带领之下,经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而取得的业绩。对于第一部分业绩,并不是高管努力的结果;对于第二部分业绩,高管虽然倾注了自己个人的心血,但还有群体的共同努力。现有的对高管业绩的考核制度,往往将上述两部分业绩不加区分,从而不经意间夸大了金融高管的个人努力,忽视了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诉求。此外,在第二部分业绩中,凸显了公司高管的努力,忽视了员工的群体的努力,从而在薪酬中表现为较大差距。最后,上述统计中显示:2002-2010年金融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变动与总资产收益率的变动没有相关性,说明高管薪酬与两块业绩都没有关系,这更说明我们的考核标准和制度有很大的漏洞。

第四,从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视角看,高管薪酬信息缺乏公开透明机制。国际上对企业高管薪酬的最大约束之一就是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从而对企业高管薪酬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公众压力。在我国,只有金融行业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信息才公开。但是在上市公司年报上面也较少提及高管薪酬问题,数据缺失值很多。即使提及了高管薪酬,也没有说明高管薪酬与其完成的工作和企业绩效如何相关,披露也不完整。金融上市公司职工、社会公众连上市公司高管拿多少薪酬都不知道,又怎么谈得上监督。

五、关于正确处理金融高管薪酬公平效率问题的建议

金融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这些深层次问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彻底解决。为了正确处理好金融高管薪酬公平与效率问题、需要我们根据环境的变化,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先易后难,重点突破,不断平衡.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对金融高管薪酬进行顶层设计,避免因强调效率而牺牲公平

激励与约束,效率与公平,这是金融高管薪酬方案设计中无法回避的两对基本矛盾,需要高超的艺术,进行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全面的设计,金融高管薪酬方案就是要全面地处理好激励与约束、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断平衡与调整;顶层设计是有重点的设计,设计得全面了,也必然从全面中找出重点。作为顶层设计,切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分清轻重缓急。现在一说重点,遍地都是重点,殊不知,有重点必有轻点。如果说,以往的薪酬方案将天平倾向于激励和效率,那么在

现阶段,更应提倡和注重社会公平。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当然强调约束和公平,并不否定激励与效率,只是要避免因强调效率和激励而忽视公平和约束;顶层设计是重视基层的设计,顶层与基层是互补互动的关系,顶层要发挥基层的积极性,多听来自人民群众的声音,吸取群众智慧的设计才是合理的、科学的、有效的设计。这样的薪酬方案更具有全面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完善金融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高管薪酬要体现公平

首先,完善金融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从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制衡机理来看,企业高管薪酬决定权应该由企业董事会拥有。目前我国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大部分是国有控股,国有股股权缺位,一股独大,董事会的构成、功能、程序受到上级主管单位的控制,董事会的构成功能、程序不规范,因此董事会很难承担起高管绩效考核主体的职能,只好由国资委担当起这个职责。负责对高管进行绩效考核。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很难了解每个金融国企的实际情况,对高管进行科学的考核。因此,国资委作为高管绩效考核的主体只是权宜之计,要想提高高管绩效考核的效率,国资委必须转换角色,通过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建立高效的董事会,使董事会承担起高管绩效考核的职责,而政府的职责在于通过依法监管,不断促进和维护企业治理机制的规范和完善,以防止企业高管薪酬增长失控。因此,为了防止当前国企初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遏制金融国企高管薪酬的过快增长,政府主管部门的根本之举应该是通过立法和监管,加快推进改制后国企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进而依托独立的薪酬委员会,利用企业内部权力制衡机制,来实现金融国企高管薪酬增长的合理化和国企初次收入分配的公正透明。

(三)建立科学的高管业绩评价体系,金融高管薪酬要体现效率

董事会决定高管薪酬、监事会和工会监督评价方案的实施,都需要一个参照物或者标准。通常我们以企业业绩作为标准,实行高管薪酬与业绩挂钩的方案。但这是一种十分粗略的、容易被机会主义干扰的做法。2009年11月国资委推进央企薪酬改革,实行24年的“工效挂钩”被"32资总额预算管理”所取代,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简单地将工资与效益或业绩挂钩。实际上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在判断金融上市公司业绩的时候,需要对业绩进行层层剥离,加以还原.有的甚至要对存在的错误或误导性信息进行财务报告重述,以显示企业高管创造的真实业绩。从可操作的技术层面角度看。一是要明确界定高管经营业绩考核内容,使其有章可循。高管经营业绩考核包括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与任期经营业绩考核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二是确定科学的评价指标及其体系,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要坚持政治标准与经济标准并重,主要突出经济标准的工作方针。三是企业必须认真执行绩效考评体系,及时兑现与考评结果相联系的薪酬分配方案。四是加强对高管的经常性考核监督,把政府的监督考核和企业内部的业绩考核联系起来。

(四)建立高管薪酬披露机制,兼顾公平和效率

公众期望对金融国企高管薪酬予以规范,除了从制度上对高管薪酬予以水平量化外,更要使企业高管薪酬变得透明化。披露金融国企高管薪酬情况,既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也是有效监管国有资产的需要。在制定出相应的薪酬标准之后,应将其交由企业职工来审议,甚至可以交由社会来评判,唯有越来越多的民意参与其中,才能避免金融国企高管薪酬由高管自己说了算,使之变得更加合理与科学。同样,将金融国企高管薪酬向社会公开,自然也会收到异曲同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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