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1 12: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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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解构主义；汉语言文字学；结构主义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1
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Ezra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3
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4
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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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摘 要：文化与语言关系密切，文化的形成和表达离不开语言，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拟从汉字、语序和流水句三个方面讨论汉语言和汉民族文化的对应关系。汉语言与汉民族文化的研究对拓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汉语；汉民族；文化；语言
一、语言、文化的定义及关系
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最早来自于德语kultur。文化在汉语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辞海》中解释“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语言观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理论，产生不同的语言研究力法，追求不同的语言研究目标和结果。潘文国(2001：106/2002：83)先生提出“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是民族的世界观”是更为妥当的提法。
文化与语言二者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区别。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不是文化之外游离存在的客体，而是文化整体中有其自身结构，而且自成体系的特殊部分。一切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都离不开语言的作用，所以文化的积累也都保存在语言的信息系统之中。语言不仅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总体中最核心的部分(张公瑾，陈建民、谭志明主编，1993：344-346)。语言和文化互相渗透，互为因果，互相制约，互相推动。
二、汉语与汉民族文化
汉语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发达的语言之一。汉民族文化也是世界上最丰富、最灿烂的文化之一。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文化形态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在语言大系统的不同层次上。汉民族文化的鲜明特点在汉语言中呈现以下一些表征：
1.汉字
汉字是汉族创造的独特的产物，可以说其本身就是一种中国文化。汉字平面型的方块形体能够比线型的拼音文字存储更多的信息量；汉字的表意特征使其具有超方言的功能，将数十亿汉语使用者维系在一个完整的汉文化系统内，使这一文化中的各个民族都能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汉字多采用形声字方式字乳新字，为汉语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粱，是汉人观念中的中心主题。汉字同西方表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差异。
2.语序
语序是各级语言单位在上一级语言单位内的排列次序。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在语言的组织中，语义的搭配是决定语序的最重要和第一位的手段。张世禄(1939)提出“凭语序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把语序在语法研究中的作用提到了极高的地位。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注重整体和谐，注重综合概括，因此其思维模式和言语观倾向于寻求整体和笼统，具有整体思维的特点。汉民族习惯于概括综合，往往从整体入手，认识和处理个体间的关系。汉语逻辑关系常常按先因后果，先假设后论证，先叙事后表态，由远及近，由大到小，由强到弱，由一般到具体的次序排列。
3.流水句
中国哲学、艺术和语言注重心理时空观，反映在句法层次上，表现为汉语“流水句”式的时间型构造。这也是汉语语法成为意合语法背后的文化因素。意合(parataxis)指通过意思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句子合在一起。汉语的“流水句”是靠“意合法”组织起来的。在叙述事实过程和动作先后的句子里，可以包含两三个、甚至十个八个小句，小旬与小句之间没有连词，完全依靠意合，一切以达意为主，“辞达而已矣”。这正是汉语口语里流水句出现频率高的原因，也是汉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汉语语句结构上的反映。汉语的这种特征是和汉族人的整体观念、直觉妙悟的文化心理分不开的。
转贴于
三、结语
语言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语言，文化差异表现在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一种语言是一个民族所观察到的客观世界的缩影，民族的传统文化、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社会生活、风土民情等，都会充分反映在语言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可以为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民族学等人文学科提供真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同时，汉语言与汉民族文化的研究对拓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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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多元品文学”的汉语言校园文化活动旨在通过“初荷亭亭立，多元品文学”的校园文化活动，提高开放大学学生对文学作品和事件的鉴赏能力，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和整体素养。其次，“多元品文学”的丰富形式，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激发学生的创意思维。第三，展示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实践环节的改革创新实践。第四，结合国家开放大学西安分部的校园文化建设，寓教于乐，丰富教职工和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的主题为“初荷亭亭立，多元品文学”，意为展示汉语言文学的专业特色，用多元、多彩的艺术形式解读文学。所有活动作品均应为文学作品、事件、案例的演绎和解读，活动作品包括西安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以情景剧演绎、绘画、舞蹈、戏曲、文章、茶艺、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作品，鼓励各种新兴演绎和解读的艺术形式。选题范围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等具体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事件和案例的解读和演绎。多元化解读文学的艺术作品要求探索创新，意蕴深远，形式多样，提倡真善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表现形式与时俱进，思想内容健康积极，彰显文学艺术的永恒魅力。
二.活动效果的调查与分析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校园文化活动在开展过程中，学生们能够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以全新的视角和思维解读和诠释文学，涌现出了一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作品。在活动过程中，我们以参与活动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为调查对象，设计了《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园文化活动调查》的问卷，以校园文化的视角，问卷主要涉及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基本情况、活动作品的内容、活动作品的形式、参与形式以及活动效果等方面的内容。调查问卷在征求业内几位开放教育和汉语言文学专家意见并做出修改后，发放52份，有效回收问卷50份，回收率为96.1%。用专业统计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
（一）基本情况分析
1、参与对象
笔者对参与此次活动学生的性别、年龄、分校等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根据数据分析，可以基本反映出国家开放大学西安分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整体的结构与层次分布，参与校园文化活动的分校直属一分校占比12%，直属四分校占比12%，长安分校占比8%，高陵分校占比68%。调查数据显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男生占比28%，女生占比72%。主要年龄集中在25岁以下的占比54%，25岁———35岁的占比28%，大多为青年学生。根据调查，西安分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部分集中在高陵分校。
2、作品内容
根据调查数据，西安分部的学生参与校园文化活动的作品中，选取中国古代文学为内容的占比72%，中国现当代文学内容的占比28%，外国文学的选题为零。大部分学生喜好中国古代文学题材，对古典文学情有独钟，由此可以反映出古代文学和传统文化的深入人心，中国现当代文学题材也有涉及，对于外国文学题材较为陌生，无人选题。
3、作品形式
根据调查问卷，各分校参与学生采用的作品形式数据统计中，直属一分校采用的形式主要有情景剧演绎、朗诵和茶艺阐释等形式；直属四分校有情景剧演绎、舞蹈诠释、书法绘画、摄影诠释和朗诵作品等形式；长安分校主要以朗诵作品为主；高陵分校主要有书法绘画、朗诵作品和版画等形式。统计显示，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的作品形式呈现出多元化、丰富性的特点，学生能够发挥自身特长和爱好，探索创新，凸显个性化设计，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彰显汉语言文学的风采。
4、参与形式
根据活动方案设计，参与活动的形式可以为独立完成，也可以小组协作，西安分部各分校参与形式的调查数据显示，参与活动的学生采用了独立完成和小组协作两种参与形式。其中直属一分校独立完成的学生占比8%，小组协作的学生占比92%；直属四分校独立完成的学生占比46%，小组协作的学生占比54%；长安分校和高陵分校的学生均采用了独立完成的形式。根据整体数据统计，参与活动的学生能够根据自身的情况和选题内容的需求，不拘泥于形式，能够灵活选取合适的参与形式。
（二）活动效果的调查分析
1、活动效果调查
在调查问卷中，我们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园文化活动的实施效果，学生在活动中的收获，以及学生对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的态度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其中对于活动效果的调查分析结果显示，认为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有助于增进同学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的学生为36人，占所选人次的76%，问卷中人数的72%；认为活动能够发挥个人特长的学生人次为45人，占所选人次的95%，问卷中人数的90%；认为活动有助于丰富个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学生人次为47人，占所选人次的100%，问卷中人数的94%。该项调查显示，小组协作的学生普遍认为该活动能够增进同学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独立完成作品的部分同学缺乏与同学之间的交流；大部分学生认为活动能够发挥个人的特长爱好，有助于丰富个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2、学生在活动中的收获
我们对学生在活动中关于知识直观化、提升专业素养、增进文化艺术素养和提高专业学习兴趣等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数据显示，95%的学生认为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有助于专业知识的直观化、具体化；91%的学生认为该活动有助于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素养；94%的学生认为有助于增进个体的文化艺术素养；100%的学生认为该活动能够提高学生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兴趣。根据数据分析，汉语言文学专业多元品文学的校园文化活动有助于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专业素养，寓学于乐，丰富学生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和艺术素养，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3、学生对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的态度
在调查问卷中，对于此次活动是否适合开放大学的教育教学特点以及是否希望该活动继续开展等问题进行了调查，学生对此次活动的态度调查数据显示，96%的学生认为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能够体现开放、自主、和谐的学习理念，更加适合开放大学教育教学的特点；对于是否希望继续开展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的态度，其中60%的学生希望能够继续开展活动，26%的学生希望能够推广开去，让更多专业的学生参与其中，8%的学生希望能够改进完善。根据分析，学生对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和肯定，认为该活动更加适合开放大学的教育特色，并且希望继续开展甚至推广到其他专业。
三.反思和探索
汉语言文学“初荷亭亭立，多元品文学”的校园文化活动从学生自身的爱好和兴趣出发，结合自身的特长，以多元化的艺术形式诠释文学，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意思维，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助于专业知识直观化，能够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和艺术素养，活动效果显著，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活动作品，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根据调查分析，此次活动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反思和改进。
（一）存在的问题
1、作品内容的选题不均匀
根据调查分析，活动作品的内容选题大多集中在中国古代文学，其中外国文学的选题占比为零。究其原因，学生对中国文学的内容相对熟悉，对于外国文学的内容掌握不够。此外，从艺术表现来讲，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效果更为明显，也导致了学生选题的侧重。
2、作品形式整体多元化、个别分校单一化
活动作品的形式整体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态势，但是根据调查数据，个别分校的活动作品形式仅限于一种或者两种艺术形式，仍呈现出单一化的倾向。
3、个别分校学生参与形式简单化
活动中学生的参与形式整体呈现出自由、多样化的特点，但是个别分校的学生参与形式均为独立完成，没有小组合作的形式。
4、作品质量良莠不齐
虽然活动中呈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活动作品，例如《海棠诗社》情景剧演绎，《李清照诗词解读》情境演绎，《王维山水诗解读》摄影作品等质量较高的作品。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作品形式单一，作品设计粗略，内容表达不够充分，质量欠佳的情况。
（二）改进和探索
针对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此次活动的总结和反思，对于“初荷亭亭立，多元品文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校园文化活动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改进和探索。
1、创建作品内容选题参考
对于学生选题不均匀的情况，可以创建校园文化活动作品内容选题参考，选题内容可以涵盖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领域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内容，给学生提供详尽、丰富的选题参考和辅助，提供支持服务，让学生的校园文化活动的选题视野更加宽阔、广泛。更大程度地丰富学生的文学视野和艺术视野。
2、加强对基层分校的支持服务
根据统计分析，部分基层分校的学生活动作品存在作品形式单一，参与形式单一化的情况。根据调查反馈，个别分校存在师资力量薄弱，指导教师和责任教师对活动内容领会不清楚，有趋于简单化管理的思维，导致此次活动学生的参与形式和作品形式单一化。针对以上问题，需加强对基层分校的支持服务，完善培训机制，让分校的主管教师和学生能够充分领会活动的精神，打破束缚和窠臼，以创新的思维、多元的形式解读文学，丰富个人精神文化生活，构建生动、个性化的开放大学校园文化精神。
3、完善审核、监督机制
针对作品良莠不齐的情况，活动小组需完善审核、监督机制，加强顶层设计，逐级管理、质量把控。加强对活动作品指导教师指导过程的审核和监督，保障学生活动作品的整体水平和质量。
4、转变观念、打造个性化校园文化
篇4
关于汉语词类研究的重要性，龙果夫教授在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序》中有这么一段精辟的论述：“（
词类问题）有巨大的理论的和实用的意义，因为各种语言的语法结构的本质反映在词类上。离开词类，既不可
能理解汉语句法的特点，也不可能理解汉语形态的特点，因而也就不可能说明汉语语法，无论是从科学的角度
还是从实用的角度。”正是基于这一点，又由于汉语自身特点的原因，汉语词类问题一直是语法学界研究、争
论的热点。从《马氏文通》至今，虽几经反复，犹未有定论，大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方
便，我们把自《马氏文通》以来的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加以搜集、整理，并对此作一个简单的评述。为了叙述得
清楚、透彻些，在此不妨也把古人的一些有关认识附录在前。东鳞西爪，多有不足之处，冀读者笑正。
一、《文通》以前的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1898年的《马氏文通》揭开了汉语语法学的序幕。但是，对汉语语法现象的研究则是古已有之，而其
中研究最多、取得的成绩最大的无疑是对汉语词的研究。
从汉代开始，我国就有了对“语助”的研究。此后直至清代，历代都有人对汉语词的一些现象及其特性加
以描述和说明，诸如“实字、虚字”说，“死字、活字”说，“叹辞”说等等，多散见于一些私人学术著作和
笔记中。元代（一说明万历20年），我国出现了一部专门论述汉语虚字的著作－－卢以纬的《助语辞》第一
次对汉语虚词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当然，这种研究多从表义、释义出发，很少涉及语法功能。
清代是我国古代对词类研究的集大成时期。清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前人未加留意的词的类
别概念。如王筠《说文句读》中的“动字、静字”说，王引之《经传释词》中的“问辞”说，其他像“称代辞
”、“形容辞”、“指辞”、“设辞”这些称谓也都出于清人之口。对前人已有研究的现象，清人又加以进一
步的细致研究，扩大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王鸣昌的《辨字诀》在南宋张炎等提出“实、虚字”之说后，又进
一步把虚字分为起语辞、接语辞、转语辞、衬语辞、束语辞、叹语辞、歇语辞等七类。代表清人对词类问题认
识的最高成就的是刘淇的《助字辨略》和王引之的《经传释词》。
在从汉代到清代的漫长历史阶段中，我国古代学者对汉语词类的认识始终是朦胧的、模糊的，还没有进入
自觉阶段。他们没有视词类问题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只是附之于“小学”（文字、训诂之学），并使之
成为经学的附庸，所以不可能真正触及汉语词类的本质问题。
从另一方面看，古人对汉语词的研究也是很不全面、很不均衡的，主要侧重于虚词的诠释和说明，而对于
争议颇多的实词却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及，即使触及到的也只是从词汇平面去解
说，而很少从语法平面去探讨。古人所以这样做，在于他们感到实词意义明了，便于理解，毋需为之多费笔墨
。
另外，古人研究语法还有一个普遍的、严重的缺点，即所用术语从来不给予定义，因而一些有关汉语词类
概念的术语的含义往往不很明确，有时前后用语歧出，缺乏规范化，这都给汉语词类研究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
麻烦。这个缺点在后来的《马氏文通》得以幸免。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时期前人对词类的研究还是很有成绩的，他们首创了不少语法学上的概念和术语。
只要稍微浏览一下《马氏文通》，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不少有关的术语大都取之于古人。不难设想，如果没有
古人的数千年的辛勤探索，汉语语法学要一下子达到《马氏文通》这样的起点，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这一时期古人对汉语词类的研究还是不全面的、不系统的，它只能称作是汉语词类科学研究的前奏
或准备。
二、《文通》至文法革新讨论之前的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马氏文通》的诞生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兴起，同时也标志着汉语词类研究的真正开端。从1898至1
938的四十年的时间里，汉语语法学处于草创之时，同样对汉语词类的研究也处在新生阶段，既有不少建树
，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这一时期的汉语词类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文言词类的研究；一是对国语白话文词类的研究。
前者以《马氏文通》为代表，后者以《新著国语文法》为代表。虽然它们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总倾向还
是一致的，因而不妨合在一起论述。
A．共同的倾向
首先，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最大的共同倾向是模仿倾向。《文通》在词类分别上基本套用拉丁语法，把汉
语的文言词分成九类，其中实字包括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五类；虚字包括介字、连字、助字、叹字
四类。而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则参照了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也将汉语的词分成五大类共九种：
实体词：名词、代名词；述说词：动词（同动词）；区别词：形容词、副词；关系词：介词、连词；情态词：
助词、叹词。
两者一比较，不难看出，除了在每类词的具体范围上有所差别外（如黎氏把指代词、疑问代词统归入形容
词，而马氏未曾），马、黎两家词类体系大致相当。而同期的其他一些语法著作在词类的划分上，或以《马氏
文通》为法，或仿效《新著国语文法》，即有变更，也是无伤主体，均没有突破原有的体系。
对这一时期的汉语词类研究，何容先生在其《中国文法论》中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认为这时的“中国文法
书，差不多都是依照欧洲文法的例，把词分成八类，再加一类欧洲语言里所没有的‘助词’，而成为九类”（
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这一论述几乎适用于当时的一切文法书。
说当时模仿严重并不意味着全无一点革新的气息。早在1920年，刘复（半农）就提出了“建造起一个
研究中国文法的革新的的骨格”（《中国文法通论》第91页）的主张，可惜未能贯彻到底。当时真正称得上
革新派的要数陈承译、金兆梓、何容诸人。他们对汉语词类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理论上（具体将在下文提及
），而在实际的划分上仍跳不出《文通》的窠臼，只有金兆梓的划分（见《国文法之研究》第52页）相对说
来比较有新意，既照顾了意义，更突出了功能，对印欧语的词类体系有一定的突破。可惜作者对“体”、“相
”这些概念言之不明，使读者甚感茫然。在词类的划分上也存在着互相牵扯的毛病。
尽管这四十年中革新的呼声愈来愈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模仿体系的地位，原因在于革新派本身缺乏
一个全新的、比较合理的、能为众人乐意接受的词类体系。
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第二个共同倾向就是各家对词的分类标准普遍重视不够，不少人把主要精力放在给一
些词的归类上，这正如王力后来所指出的：“争论的中心不在于分类，而在于归类。”（《关于词类的划分》
，见《语法和语法教学》第77页）这样做，优点是重在实用，通病是理论阐述不够、不深。可想而知，没有
对汉语词类划分标准的足够认识，要想圆满地解决汉语的词类问题那当然是难以奏效的。
B．分歧点
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不同，直接导致了汉语词类观的不同。总括起来说，这一时期汉语词类研究有两大
分歧。
1．词无定类和词有定类
马建忠和黎锦熙都是“词无定类”论者，但各自的出发点，又有所不同。马氏认为“字无定义，故无定类
”（《文通》第24页，1983年新1版），主张“依义定类”、“随义转类”，他这是从意义出发的。到
了黎锦熙先生，他说得更明确：“国语的词类，在词的本身上（即字的形体上）无从分别；必须看它在句中的
位置、职务，才能认定这一个词是何种词类……国语的九种词类，随它们在句中的位置或职务而变更，没有严
格的分业。”（《新著国语文法》第6页，1951年版）他强调：“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同上）两个
人虽然出发点不同，但结论都是一个－－“词无定类”。这个观点无疑是不符合汉语实际的，理所当然地遭到
了后来语法学者的责难。
和上述两人相反，陈承泽认为“字（词）有定类”。陈氏在其《国文法草创》一书中主张要以“字”在句
中“所居之文位”（第11页）来定其类。他提出了“一义数用”的观点，认为词应“从其本用”（第18页
）定类，这就避免了马、黎因“随义定类”、“依句辨品”而造成的“词无定类”的弊病。但究竟什么才是字
（词）的“本用”，作者却未能说清楚。不管怎么说，陈氏的观点比之前两人确实大大进了一步，为汉语词类
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确立了前提。
2．分类标准：意义标准和功能标准
当时学者虽然在词的类别上颇多相似，但运用的标准却各不相同，归纳起来有两条：一条是意义标准；一
条是句子成分标准（或曰功能标准）。
马建忠在划分词类时强调：“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故字类者，亦类其义焉耳。”（《文通》第23页）
亦即从意义角度出发，与之相同的有杨树达等。他们拿意义作划分词类的唯一标准，而根本忽略了词的语法功
能。这样做极易滑向“词无定类”的歧途，因为“一词数义”现象在汉语中是屡见不鲜的。
黎锦熙、陈承泽、金兆梓等则反对以意义为标准来区分词类。黎先生主张“依句辨品”，陈承泽强调以“
字”在句中“所居之文位”来定其类，金兆梓也认为“中国文字的字形上，不能表词性的区别，是全靠位置区
别的”（《国文法之研究》第52页）。三者说法不一，但意思是一个，即都赞成以词在句子中的功能来决定
词类。这种标准较之意义标准确实要进步，其优点有二：（1）从语法角度出发划定词类，可给任何一个在句
中的成分归类；（2）词类和句子成分关系单纯化、明朗化，使人一目了然，便于讲清问题。缺点在于把词义
和功能割裂，将句子成分和词类合二为一，也极易坠入“词无定类”的泥潭中去。
这一时期在理论上贡献最大的要首推《中国文法论》的作者何容先生。何先生在该书第三部分“论词类区
分”中对汉语词类划分的原则问题作了探讨。认为：“单从意义方面说明各类词的分别，是不容易说明的”（
第58页）、“各类词都有其共同的形式上的特征以别于他类词”（同上）、“所谓某一类词的形式上的特征
，也就是从语言的表意方法上表现出来的它们的共同之点。”（第57页）可见，何先生是主张以语言自身的
表意方法即形式上的特征作为区分的标准的，即以词的语法特征（语法功能，不仅仅是指充当句子成分的能力
）来作为区分词类的标准。
C．成就与不足
关于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主要不足，已在上文各部分谈到，这里不复赘言。在此主要概括一下这四十年所
取得的成就，这主要体现在：
1．从自发走向自觉，第一次把汉语词类问题视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重点，系统地分别了词类，创立、
选用了一些语法上的术语并全都给予较明确的定义，因而奠定了传统语法词类体系的基础。直到今天，我们仍
在沿用着前人择定的不少词类概念，当然有的内涵已发生变化。
2．研究日趋细致，不仅分出了大的类别，而且还进一步划分了许多次范畴（如黎锦熙就给每类词分了很
多细目），论述详尽，尤适合语法教学，有的颇贴切于汉语的某些实际。如黎锦熙已注意到汉语量词的特点，
只是由于受纳氏文法的束缚，他仍将量词归在名词分下来论述。虽还未独立为一大类，但已难能可贵。
三、文法革新讨论至建国前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1938年的文法革新讨论冲击了语言学界的模仿体制，人们开始“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
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陈望道《文法革新论丛·序言》）。文法革新
讨论给汉语词类研究带来了转机。
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建立自己的词类体系，是这时期汉语词类研究的共同倾向。由于各家都比较注意从
汉语本身特点出发，因而和以前不同，这时期的汉语词类观体现了较多的分歧点，这是一种正常可喜的现象。
A．有关分类标准的分歧
这一时期，关于词类划分的标准主要有三种：一是王力、吕叔湘的“意义说”；一是方光焘的“广义形态
说”；一是高名凯的“三条标准说”。
王力、吕叔湘在分类标准上基本以意义为主。王力说：“中国语里，词的分类，差不多完全只能凭着意义
来分。就意义上说，词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实词，它们的意义是很实在的，它们所指的是实物，数目，形
态，动作等等；第二类是虚词，它们的意义是很空灵的，独立的时候它们几乎没有意义可言，然而它们在句子
里却有语法上的意义。”（《中国语法纲要》第43页，开明书店1946年4月初版）由此可见，王力所说
的意义对实词来讲是词汇上的意义，对虚词来讲则包括语法上的意义。吕叔湘也主张把词“按意义和作用相近
的归为一类”（《中国文法要略》第16页），虽说已强调“作用”，但在具体分类时仍以意义为主。上述观
点，基本上还是套用旧说，因而意义不是很大。
在此颇值一提的是方光焘在文法革新讨论中提出的“广义形态说”。方光焘认为可从词的形态上来分类，
但他所强调的是一种不同于印欧语形态的广义形态。他说：“我认为词与词的互相关系，词与词的结合，也不
外是一种广义的形态，中国单语本身的形态，既然缺少，那么辨别词性，自不能不求助于这广义的形态了。”
（《中国文法革新论丛》第50页）从狭义形态发展到广义形态，这是方先生的独到创见，它摆脱了印欧语的
羁绊，把汉语词类研究引向了一条新路。
高名凯在其《汉语语法论》一书中对汉语词类问题也发表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首先，他认为：“词类是
词的语法分类，每一类的词都有特殊的语法意义和语法作用。”（第60页）随后，他提出了区分词类的三个
标准：一是词所表达的语法意义；二是词在句子里的功能；三是“注意词的形态”。他的这种不囿于意义一项
而取多项标准的观点显然大大超越了前代学者和同时代的学者。标准从一条到三条，这更切合汉语的实际。但
他后来却主张以狭义形态作为区分词类的标准，并认为汉语没有狭义形态，从而得出汉语实词不能分类的错误
结论（详情见下文）。
B．有关词类划分的分歧
既然各人都有不同的分类标准，那么在分类标准指导下的词类划分当然也就各有千秋了。
吕叔湘把词分成实义词和辅助词两大类。实义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三类，“因为他们的意义比较实
在些”（《要略》第16页）。凡“意义比较空虚”“可以帮助实义词来表达我们的意思”（第17页）的，
称为辅助词，包括限制词（副词）、指称词（称代词）、关系词和语气词。吕先生的贡献在于他首先创立了语
气词这一大类。但总体说来，划分欠细致。由于受叶斯泊孙“三品说”的影响，他把词分为甲、乙、丙三级，
这显然是不足取的。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中给词作了划分，和以前各家不同的是，王力先生提出了“
半实词”、“半虚词”之说，这种尝试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汉语中有的词无论是从意义还是从功能来看都介乎
虚、实之间，很难直接判定它属于虚词、实词中的哪一类。此外，王先生还提出了一种不列为第十类词的特别
的词－－记号。按王先生之说，“凡语法成分，附加于词，仂语或句子形式的前面或后面，以表示它们的性质
者，叫做记号。”（第307页）这种记号实际上相当于后来称之为语缀的语法成分，不便视为词的一种类别
。同样，王力也因受“三品说”影响而把词分为“首品”、“次品”、“末品”。
高名凯对汉语词类的区分同样是与众不同的。他认为“汉语的实词不能再行分类”（《汉语语法论》19
57年版第67页），因为“汉语的实词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功能”（第82页）。高先生的这个观点是有违汉
语事实的，并且和他本人的“三条标准说”有相抵触之处。但是尽管如此，高先生在其著作的绪论里还是把汉
语实词分成“三种（名词、动词、约词）四类（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汉语语法论》1948年版
第52－53页），并在第三编“范畴论”中详细地论述了指示词、人称代词、数词、数位词、次数词、体词
、态词、欲词与愿词、能词、量词等十个方面的范畴，这正反映了高先生思想上的矛盾之处。
C．成就与不足
文法革新讨论使人们开始注意汉语的自身特点，因而在词类研究上也突破了不少成就，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具体体现在：
（1）由于从汉语的本身出发，不盲目模仿，因而对汉语的词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例如，对于汉语的“数
词”，以前的语法著作（如《新著国语文法》）大都归入形容词，而王力先生第一次把它同其他词区别开来，
使之独立成类。总之，对词的分类比以前更为精细。
（2）词类的体系更有系统性和科学性，重视实用，也较多地从理论上予以阐述，把对词类的研究和对句
法的研究结合起来，避免就事论事。
（3）开始注意到了词类活用和兼类问题。其实，早在二十年代初期，陈承泽就提到了词类活用问题，但
他所说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活用。而吕叔湘先生在其《要略》第二章最后一小节中专门探讨了词类活用问题
。他认为一个词只应有一种用法（本用），若有其他用法则为活用，他这种认为词和功能“一一对应”的观点
显然是受到了印欧语的束缚。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谈到了词的分隶问题（兼类问题），但他认为：“要
看词之应否分隶，不该看它是否有两种地位和职务，而该看它是否有两种相差颇远的意义。”（第25页）这
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兼类也不完全一致。但无论如何，王、吕先生在这方面的开创之功是不应抹杀的。
但是，在革新的成就中也隐藏着一时难以避免的不足，主要是：
（1）模仿风气虽被大大冲淡，但并未绝迹。从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人的著作中我们仍不时地找到一
些模仿的痕迹。王力、吕叔湘在说明词的关系时，不切实际地引进了叶斯泊孙的“三品说”。而高名凯认为汉
语实词无分类的观点，无疑与法兰西学派分不开。
（2）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严重缺陷是：在划分词类时，仍过于强调词汇意义这一条标准，而对其他标准则
重视不够。王力、吕叔湘的著作中都体现了这一点，而未能出现依据广义形态拟定的词类新体系。
（3）由于大多数学者只重视句法，因而对词类的研究并没有付之多少心血，所以词类的研究成果并不显
著。
四、当代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建国后，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需要使得建立新的、科学的汉语语法体系势在必行，但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
是汉语词类问题。词类问题是个既复杂又重要的问题，自《文通》以来一直悬而未决，迫切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
建国头两年，国内虽然出了几本语法书（如《语法修辞讲话》、《语法学习》），但在词类研究上基本沿
用旧说，并无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解决汉语词类问题已成为可能。于是一九五三年前后，一次全国性的规模巨大的
词类问题的讨论就在《中国语文》上展开了。这次大讨论避免了以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即不单单给词作简
单的分类，而开始涉及到了汉语词类的原则性问题即汉语的词能否分类及其分类的标准。
首先，在汉语的词能否分类的问题上，语法学界产生了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以高名凯为代表的少数学者
坚持认为汉语的实词不能分类，理由是汉语本身缺乏构形形态，这完全是拿印欧语的词类理论来硬套汉语，根
本忽略了语言的民族特点。而王力、吕叔湘、胡附、文炼等多数学者则肯定汉语词类的可分性。讨论的结果，
肯定论者占了上风。
其次，在分类的标准问题上，各家也发生了争执。争执的中心是汉语的形态问题。高名凯等坚持认为只有
狭义形态才是划分词类的标准，而多数学者则主张给汉语的词分类应从广义的形态即词和词的相互关系、词与
词的结合、语词的句法功能等因素入手。最后，多数学者取得了相对一致的意见，提出了区分词类的一般标准
：（1）词汇意义（概念的范畴）；（2）形态标准（包括构形性质和构词性质的）；（3）句法标准（词在
句中的作用或功能、词的组合等）。这样就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汉语词类研究的前提问题。
另外，对汉语词的具体分类以及词类的界限问题，很多学者也作了探讨，尽管互有出入，但无伤总前提，
这是允许存在的。
总的说来，这次讨论是成功的，收效甚大，对当代语法的研究有着不小的推动作用。
词类问题的大讨论，澄清了长期蒙在汉语语法学界的一片迷雾，为词的分类和归类提供了指导性的原则。
很多学者在各自的论著中给汉语的词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归类尝试，结果虽不尽相同，但大体反映了汉语词类
的基本事实。其中“”前影响较大的是《暂拟体系》（张志公主编）的词类系统和《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丁声树等著）的词类系统，下面逐一介绍。
《暂拟体系》根据“词汇·语法范畴”把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前者下辖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
、量词、代词六类；后者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五类。对各类词的定义、特点和主要用法，《暂
拟体系》还作了说明，描写细致详尽，尤利于中学语法教学，确实是以前的语法书望尘莫及的。至于体系中的
“附类说”，并不能说明多大问题，故后人颇多贬辞，不妨作为小类处理。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前身是《语法讲话》）是结构主义在中国大陆的首作。它区分词类的标准是“性
质和用法”，其实质和“三结合”标准差不多。与众不同的是，《讲话》并未采用一般的“虚、实词”说，而
是一次性地把汉语的词分成名词、代词、数词、量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语助词、象声词等十类。
在迄今为止所看到的语法书中，《语法讲话》最早将量词独立成一大类，这是很有必要的。《讲话》的另一个
特点是把每一类词分成若干小类并对许多个别的词详加说明，比较具体，举例也颇精当。
期间，整个语法研究陷于停滞萧条的境地，当然也就谈不上词类研究了。
“”被粉碎后，语法研究恢复了生机，对词类问题的研究又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一时期，整个词
类研究的特点是突破《暂拟体系》的框范，给汉语词类问题以新的阐述。这方面的力作是吕叔湘的《汉语语法
分析问题》和熙的《语法讲义》。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语法讲义》有关汉语词类观的突出之点是把汉语的词分成“封闭类”和“开放
类”两大部分。这种划分从能否遍举（全部列举）和能产性大小这个角度出发，比较干脆利落，避免在虚实上
纠缠，也便于教学。另外，他们还根据语法功能，把实词分为体词和谓词两大类，比较成功地反映了汉语实词
存在的两种不同的趋势。应该说，吕、朱二先生为汉语词类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考察四十年来的当代词类研究，我们不难认识到以下几个特点：
（1）进一步重视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以前在词类区分问题上照搬印欧语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对汉
语的自身特点认识不足。
（2）重视词类划分标准的探讨和研究。划分标准是个很棘手的理论问题，整个词类大讨论几乎都是围绕
这个轴心，此后的不少学者也都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应该说，这方面的成绩还是不小的，“三结合标准”（
词义、形态、功能）直到今天还被人们所公认。
（3）重视词类界划的研究和说明。以前的各家只给词作简单的分类，至于各类词的界限以及如何判定某
一个词的性质等，则常被忽略，即使有所提及也是言之不明。当代学者显然在这方面又超越了前人。如不少人
采用的以“鉴定字”和“重叠式”来区分词类的方法都是比较切实可行的，起码不失为一种有用的辅助手段。
（4）重视词的兼类和活用的研究。词类的活用和兼类现象解放前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他们对“活用
”和“兼类”的差别往往辨之不明。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作了较深入的研究。王力认为凡属兼类词必须具备两种
以上的常见用法（详见《中国语法理论·新版自序》上册第22－24页，中华书局1957年1月版）；张
志公认为一词兼类的意义必须相关（详见《汉语语法常识》第21－22页，中青出版社1953年11月版
）；吕叔湘认为：“主要的原则是：凡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同类的词都可以这样用的，不算词类转变；凡是在
相同的条件下，同类的词不是都能这样用，而是决定于习惯的，是词类转变……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
而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46
页）；熙认为：“当我们把A、B两类词分开的时候，可以允许有一部分词兼属A、B两类。但是兼类的
词只能是少数，如果把A和B分为两类之后，大部分A类词同时兼属B类，或大部分B类词兼属A类，那只能
说明我们当初把A和B划分为两类词本身没有多大意义。”（《语法讲义》第39页）；胡裕树认为：“甲类
词在特定的条件下，为了修辞上的需要，偶尔用作乙类词，这是活用。”（胡编《现代汉语》第332页，1
982年10月第4次印刷）等等，这些观点都很有见地，较好地解决了汉语词的兼类和活用的问题。
（5）不仅重视各类词的研究，而且重视每个具体词的语法功能的揭示，如《现代汉语八百词》、《动词
用法词典》等，这无疑是对词类研究的深入。
当代词类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是对如何把握好“意义、形态、功能”这三结合的标准，以及如何
确定一个公认的词类体系，还缺乏一致的认识。但是，当代词类研究的功绩是抹杀不了的。
结语
纵观汉语词类研究的整个历史，我们可以从中理出这三条线索：
1．标准的多重化
曾有不少人企图通过一条标准（或意义标准或功能标准或形态标准）来给汉语词作一个彻底的划分，这种
愿望是好的，因为这样不会有交错的情况出现。然而事实上做不到，因为不合语言（特别是汉语）的客观实际
。于是很多学者只好深入探求，终于由单项标准发展到今天的多重（三条）标准，同时还找到了其他的辅
手段，这样就大大增强了划分词类的能力，使问题得到了比较令人满意的解决。
2．分类的精密化
回顾汉语词类研究史，可以看出对汉语词的划分是越来越细了。马建忠和黎锦熙参照印欧语法，把词分成
九类。此后，依据汉语特点，吕叔湘把“语气词“单独立成一大类，王力把数词单独立成一大类，科学院语法
小组的《语法讲话》又把量词单独立为一大类。另外，越到后来，词的次范畴（小类）也越多，这些都表明汉
语词类的科学研究越来越精细了。
3．角度的多样化
传统词类研究多从意义的虚实出发，把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随着词类研究的深入，研究的角度也不
断增多。比如有人从功能的角度把实词分为体词和谓词两大类，从词的数量的多少和能产程度的高低这一角度
把词分成了开放类和封闭类两大部分。这两种分类法不仅给语法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子，同时也给语法教学提供
了不少方便，对后来者也不乏启迪。
从词类研究的历史和发展趋势来看，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进一步认清汉语的特点，从而找到更为合乎汉
篇5
1、蕴藉
如果说语言的清楚明快是一种美，那么，含糊语言的储备也同样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如：
“事后，我感想一点不舒服，即是你们虽然寄信寄书给我，不是没有缘故原由的。那就由于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缘故。”（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文中的“什么什么”指“托派”，鲁迅老师故用含糊语言，则显得蕴藉幽默，表达了作者恼怒之情，增强了杂文的战斗力。
2、精要
人们在外交时都有一个配合生理，那即是高尚轻便精要。如：
古尚武：三叔，秋月她病了，我想去她家看看她，你老看是……
石三叔：你就看着办吧！（电视剧《太阳泪》）
古尚武与秋月这一对情人，二十年前，因石三叔的一句错误的讯断而未能结为伉俪，而运气又使他们配合生存在统一个墟落，几十年的悲苦酸楚都深深埋在这三小我私家的心灵深处。如今古尚武来征求石三叔的意见，但爷俩之间各自的难言之隐是千言万语难以说清的，况且石三叔也难作出“该看”或“不应看”的决断。“你就看着办吧”一句含糊语言竟表达了千言难尽的情谊，岂非还不够精要么？表现力云云富厚的语言不也是很美么？本免费结业论文来自-
3、婉转
如果说坚贞坚定是一种金刚怒目式的阳刚之美，那么婉转也是一种二八女姝式的阴柔之美。
“由于各人都知道的缘故原由，两国人民之间来往停止了二十多年。如今，经过中美双方的配合开心，友好往来的厦门终于打开了。”（1972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接待尼克松总统宴会上的祝酒词》）。
“由于各人都知道的缘故原由”，为了顺应外交礼仪，存心使用这一含糊语言，很婉转地表达了我国政府的态度和原则，既有顽强的原则又有战略上的机动，充实表现了良好的外交才气。
王秀竹：但是，但是，进偏激炕的女人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回事！一想起来我就满身乱颤，手脚凉汗！
丁宏：秀竹，酷爱的，大胆点，不再想谁人，想如今，想未来！……
（老舍《合家福》）
其中的“那回事”“谁人”指旧社会备受摧残的生存。但相互为不引起已往的伤心事，存心说得很婉转，这比直露的说明更具有较好的表达效果。
4、朦胧
如上文所说，清楚给人一种清楚美，含糊则给人一种朦胧美。显微镜下的鲜花虽然是美的，但晨雾霞光中的山花宛如更美。
“寒雨连江夜入吴”，作者如果写成的“气温在零上三度时下的雨，雨量是零点五毫米，深夜十二点正进入吴地。”这照旧诗的语言么？显然照旧含糊一点才更有诗的韵味。
篇6
论文摘要干旱是导致我国玉米产量波动的主要原因。受温室效应的影响，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突出，为此，国内外对玉米抗性研究越来越重视。依据有关资料，介绍了国内外玉米抗旱性研究进展情况。
干旱与水资源短缺已成为世界农业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在我国，灌溉用水占国内水资源用量的80%左右，农业实际利用自然降水的比率不到10%，农业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只有30%～4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70%）。我国玉米种植面积2400万公顷，50%以上种植在东北、西北、西南地区依靠自然降水、缺水的旱地上。这些地区年降水量200~600mm不等，有些地方蒸发量大，水分流失快，且降水变率很大，玉米生长发育对水分的需要满足率低，年际间不稳定。对玉米带地区气象资料和玉米产量的相关分析得出，干旱是导致我国玉米产量波动的主要原因，同时受温室效应的影响，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将愈来愈突出。因此，国内外对玉米抗性研究越来越重视，开展了许多相关的研究。玉米的抗旱性是指玉米对干旱的适应性和抵抗能力，即在土壤干旱或大气干燥条件下，玉米所具有受伤害最轻、产量下降最少的能力。进行玉米抗旱性的研究，首先有赖于对玉米抗旱性的科学而准确地评价，即鉴定其抗旱能力的大小。近年来，许多学者围绕此方面工作开展了大量研究，现据有关文献资料进行介绍。
1玉米水分亏缺研究
这一研究是玉米生理需水与自然降水的结合，从而计算出玉米生长的水分差额。活细胞的原生质水分含量在80%以上时才能顺利进行各种生理生化活动，玉米一生多处于高温季节，消耗水较多，春玉米一生耗水量约为2985~3660m3/hm2；适宜玉米生长的全年降水量一般为500~1000mm，生长期间最少也要有250mm的降水量，且分布均匀，才能满足玉米不同生育期的要求；有些学者指出玉米全生育期耗水3000~4500m3/hm2，而我国大部分玉米主要生产区要么降水量不够，要么分布不均匀，在多数地区，水分亏缺对作物的影响是经常存在的，严重影响了作物的生长发育。冷石林、韩世峰认为，北方旱地春玉米全生育期农田水分亏缺量为36.1~136.3mm，农田水分满足率为69.1%~92.2%，但全生育期不同时期水分亏缺表现不同，有的还相当严重。
2玉米抗旱生理生化指标研究
干旱抑制了玉米的生长发育，是由于对植株的生理生化过程和新陈代谢的明显作用，学者们对在水分胁迫下的形态结构和生理生化过程研究较多，以期找出抗旱鉴定指标，指导品种选育工作。
（1）形态结构。主要分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地上部分如株高、茎粗、生育进度、叶面积、叶片形态、蜡质层厚度、气孔密度、表皮细胞形状、输导组织、雌雄穗形态、开花受精以及籽粒发育、干物质积累动态等。Sullivan、Westgate、Shussler、鲍巨松等分别研究分析了干旱对玉米籽粒发育、生长及同化物利用的影响；地下部分的根系是直接感受水分信号并吸收土壤水分，一些人研究了根冠比、根系发育、根层分布、根长、根粗和根导管等；戴俊英认为中度水分胁迫对玉米不同品种各生育时期均有抑制作用，苗期适度干旱可促进根系生长，这一研究在小麦、高粱、水稻等作物上都有报道。
（2）生理生化过程。研究指出，水分不足严重阻碍了作物生化过程中的吸收过程，并在根系活力、气孔行为、叶片水势、叶绿素含量、细胞膜透性、膜伤害、脯氨酸含量、ABA的积累、光合作用、渗透调节、酶活性等特性上进行了研究。
干旱对作物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其影响着玉米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水分和营养的吸收运输等各种生理过程，玉米品种间在抗旱性方面所表现的差异，都有相应的生理生化基础。目前，许多学者对于玉米抗旱性鉴定的生理生化指标做了大量研究，比较一致的研究结果表明，干旱条件下叶片水势、叶片相对含水量、气孔扩散阻力、蒸腾速率、离体叶片抗脱水能力、外渗电导率、ABA（脱落酸）含量、SOD（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MDA（丙二醛）含量、还原性酶活性、渗透调节能力等可作为玉米抗旱性鉴定评价指标。
造成玉米干旱的外界因素很多，玉米的抗旱性又是多种生理生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有人认为在进行玉米抗旱性鉴定时，不能使用单一的生理生化指标，而应该对多个指标进行综合鉴定，依综合值对玉米品种的抗旱性进行评价较为科学。侯建华提出用5级评分法对各项指标的测定值进行定量表示，经过权衡分配计算综合评价值，依综合评价值评价品种的抗旱性，其综合评定出的结果与实际情况较接近。赵可夫曾尝试用9项单一指标，按分组分级半定量的方法，推算综合指标—抗旱系数。用抗旱系数对4种作物营养生长期抗旱性的高低进行综合评价。其结果与农民的经验、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张宝石的研究表明，依据某一指标对不同玉米基因型进行鉴定的结果可靠性较低，依据多个指标（保水能力、游离脯氨酸累积量、相对电导率、
MDA含量等）进行综合性鉴定的结果可靠性高，用综合指标对玉米品种的抗旱性进行评价比较准确，但同时需测定多项指标，试验工作量大，试验消耗增加。3玉米抗旱与生育时期研究
对玉米不同生育时期的耐旱性研究，探讨了玉米在不同地区生育时期的水分敏感程度，认为玉米苗期适度干旱可促进根系生长，且表现出较强的抗旱能力；营养生长期轻度干旱不会造成最终叶面积的减少，只是延长生长；在性器官形成期（拔节期至吐丝期）受干旱影响最重，也是对产量影响最大的时期，此期干旱严重阻碍了雌雄穗的分化、花丝花粉的发育，造成植株矮、果穗小、授粉不良、籽粒败育率高、有效穗粒少、穗粒重低及生物产量、经济产量、经济系数下降；灌溉期干旱造成植株早率、叶片功能期缩短且光合作用效率低，不能很好地进行灌溉，影响籽粒的品质，百粒重降低。
综上所述，玉米抗旱性是在水分胁迫下，体内细胞在结构上及生理生化过程发生一系列适应性改变后的结果。由于高等植物的抗性是受基因控制的复杂过程，植物的基因多样性决定了植物对干旱的适应也是多样的。故对玉米抗旱性，宜采用一系列生理生化指标，结合形态学指标及产量指标，才能做出客观、真实的评价。
针对水资源短缺，玉米的抗旱性围绕形态结构、生理生化指标、产量及基因型差异，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对玉米适应干旱的反应和机理及抗旱性差异和遗传有了基本认识，但现在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对玉米耐干旱的研究多集中在研究某个过程的机理，而对玉米在保证一定限度产量的情况下，各个时期最低需水量，即最佳水分利用效率研究少。因此，要重视干旱水分胁迫对玉米生产的影响，在玉米抗旱性鉴定研究中，要注重指标的普遍适应、经济方便、特征明显、易操作，可直接应用于指导大田生产，要鉴定抗旱资源并研究其抗旱基因的遗传作用机理，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重组培育抗旱性强的基础材料，为抗旱品种的选育提供材料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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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作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特殊语言，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是汉语语言研究中的一个特殊研究对象。
1．1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界定
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是对外汉语教学老师在教学活动中使用的特殊语言，是教学语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教学组织形式来看，对外汉语教学语言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课堂教学语言；二是个别教学语言。课堂教学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也反应出课堂教学语言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主要表现形式。个别教学语言是在教师与学生一对一的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学语言，也是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中的主要形式之一。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作为教学语言之一，也包括了口语、书面语和体态语等形式。在实际教学中，对外汉语教师为了达到教学目标会将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融人到教学活动当中，以便于学生的更好理解和学习。
1．2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分类
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从使用目的来看，可分为两种类型：目的语教学语言和媒介语教学语言。目的语教学语言是最受推崇的教学语言，在我国大多数高校的汉语教学中都使用的是汉语教学，社会培训机构大多数也使用汉语教学，因此，目的语教学时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主要形式；媒介语教学语言也是非常普遍的对外汉语教学语言，适应于大多数汉语的初学者，有利于汉语初学者对汉语的学习。
2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研究的意义
2．1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学语言作为教师传道授业的主要手段，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了最直接的影响。教学语言不仅具有组织功能和负载功能，也承担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功能。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不但具备了以上教学语言的功能，而且还承担了学生可理解语言输入的重要功能。对外汉语的学了学生自身因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外部语言。因此，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是对外汉教学中的主要手段，它不仅关系到是否能够实现教学计划，更关系到学生是否能掌握汉语，实现教学目标。
2．2理论意义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表现形式，体现了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因此，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是近几年随着“汉语热”而出现的一个新语言，对其研究不但可以进一步加强汉语变体理论的建设，而且有助于强化我们对汉语本体的认识。
2．3现实意义
就目前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来看，仍存在了诸多不利于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导致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无法接受，教学效果不佳。由于教学语言在教学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外汉语教学语言对对外汉语教学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研究，可以增强对外汉语教师的语言意识，提高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应用能力，增强教师教学水平，提高教学质量。
3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特点和功能类型
3．1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特点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双重性、受限性和阶段性。
(1)双重性
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掌握和熟练使用汉语，是教师的教学目标，也是学生的学习目标。把汉语作为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不但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教学手段，也是师生的共同目标，因此，对外汉语教学语言具有双重性。
(2)受限性
对外汉语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必须要考虑到学生的汉语基础和接受能力，使用的对外汉语教学语言必须符合学生的接受能力，便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对外汉语教师要制定一套科学的教学语言，既要符合学生的实际语言水平，又要高于学生现有的语言水平，才能让学生在理解的同时学习新的知识。由于汉语学习者大都是成年人，而且汉语基础较差，因此，对外汉语教师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编制时受到较大的限制，具有受限性特点。
(3)阶段性
对外汉语教学有明显的阶段性，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也具有阶段性。对于不同阶段的教学语言在语言形式上也有明显的差异。对于零起点、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的学生，教学语言有明显的阶段性。随着学生汉语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外汉语教师也在随之调整对外汉语教学语言，因此，对外汉语教学具有阶段性特点。
3．2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功能类型
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功能类型有：课堂语言、教学用语和交流语言。
(1)课堂语言
课堂语言是老师在教学活动中，为实现教学目标而是用的语言。课堂语言的主要组成有：导入语、指令语、说明语和结束语。
(2)教学用语
教学用语是是对外汉语教师在传授学生词汇、语法等教学内容的语言。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新的知识，对外汉语教师要对其进行示范和解释。通过教师的示范和解释，让学生理解和掌握。示范主要是领读，解释则是对生字词的发音、语句、语法等进行剖析。
(3)交流语言
交流语言就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语言，包括谈话、问答以及讨论等。交流语言主要包括教学过程中的提问和反馈语言。
篇8
关键词：动物词语；语义表达；英汉对比
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人类生活中密切相关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民族语言中出现了大量有关动物的成语、习俗语、格言等词语，它们反映了不同民族对动物的认识，体现人们对动物大致相同或不同的情感态度，因而这些语言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笔者以中华民族传统的的十二生肖动物为切入点，通过查阅词典、文献资料等，搜集整理了大量含有动物名称的相关词语，在进一步分析对比的基础上，探讨这些词语所表达的各种意义，进而挖掘它们隐含的文化内涵。
一、动物词语的语义基础
之所以在汉语和英语中人们借助动物构成各种语言形式，表达丰富的语言意义，是和其生活地域、生活习性、人与自然关系、文化价值观等因素有关联，有着深厚的语义形成基础。
（一）根据形体、生活习性特征表达的语义
英汉语言都有根据动物的形体生理特点及生活习性所形成的词语。它们形象逼真地反映了这些动物的生活规律，以感性认识为基础，从而引申出一定的语言意义，例如，蛇（snake）是一种爬行动物，体形柔软易弯曲，在行走时，蜿蜒曲折前行，因而英汉语言中都有“蛇行（snakeitswaythrough）”。另外蛇能分泌毒液，隐匿于草丛中，因而有“阴险、狠毒”的联想意义，英语中有“asnakeinthegrass”，比喻伪装成朋友的阴险之人。又如，鸡（cock）的生活习性之一是清早鸣叫，因而汉语中有“闻鸡起舞、雄鸡一唱天下白”等词语，英语中有“cock-crow（黎明）”等词语。［1］260根据“蜜蜂（bee）”、“猪（pig）”、“猴（monkey）”等的生活规律和生理特点，英汉语言中都有“忙碌”、“懒惰”、“精明、淘气”等语义。
（二）根据人们对待动物的情感态度所表达的语义
现实生活中，人们和各种动物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人们对动物形成一定的情感态度，进而影响到这些动物词语的褒贬意义，赋予语言以丰富的感彩。
对待某些动物，由于各民族呈现大致相同或完全相同的态度，体现在这些词语上，它们表达相同的语言意义。例如，英汉民族都把“羊（sheep）”看成一种善良、温顺、柔弱的动物，因而在其意义表达中包含了相同的情感态度。汉语中有“像小绵羊一样温和、乖巧”，英语中有“asgentleasalamb/asmeekasasheep”。“猪（pig）”的生活习性、环境决定了中西文化中都认为猪是懒惰、肮脏的动物，因而有关猪的词语都含有贬义的感彩。
对待另外一些动物，不同民族由于其生活习惯、民族心理、意识形态及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产生截然不同的情感态度。表现在这些词语上，它们呈现不同的、个性化的褒贬语义。例如在对待“鸡（chick）”、“鱼（fish）”、“蝙蝠（bat）”等词语方面，由于这些动物名称发音同“吉（luck）”、“余（abundance）”、“福（happiness）”，因而深受中国人的青睐，被赋予褒义色彩。［2］33-36而在英语民族中则无此谐音，这些词语的褒贬色彩便产生分化，英语语言中此类词语多含贬义，例如“chick-hearted（怯懦、胆小）”、“fishwife（泼妇）”等。“龙（dragon）”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文化传承。在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中，“龙”是帝王、权力、富贵的象征，因而汉语中有关“龙”的词语都被赋予积极的含义。如：“潜龙”、“卧龙”、“龙凤呈祥”、“卧虎藏龙”、“望子成龙”等，中国人常以龙的传人、巨龙自称。而英语中“龙”则是贬义，象征魔鬼、邪恶。所以西方人在看到中国人如此钟爱雕刻有龙的东西时会表示诧异。在对待“狗（dog）”的情感上，中国人多持消极态度，含有“狗”的词语几乎都含贬义色彩，如：“走狗、落水狗、癞皮狗、狗头军师、狗仗人势、狗彘不若、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等。［3］391而西方文化中，狗是人们的宠物，人们对狗充满了爱怜、褒扬之词，如：“aluckydog（幸运的人）”、“acleverdog（聪明的人）”、“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爱吾及犬）”。［4］269-271
二、动物词语语义表达的对等性特点
对等性是指英汉语言在表达某一语义时，词语中所涉及动物名称的一致性或相同性，其语言中使用的动物名称所代表和体现的相同或相近的比喻、联想意义和文化特征。
（一）英汉语言中有关动物词语的语义完全对等性
不同国家和民族，虽然生活方式、文化背景不同，但由于某些动物的共同体形特征、生活特征或行为习性，人们在表达某一语义时，两种语言会借用同一动物名称。英汉语言中的确存在这些在语义表达和文化内涵上具有对等性的动物词语，他们有着同样的比喻、象征和联想意义。
1.利用动物形体特征形成的语义对等性。例如，根据蛇的体形及运动特点，英汉语言中都用“蛇”表示一种行进路线和行进方式，“蛇行”和“snakeitswaythrough/across（蜿蜒斗折，沿曲折道路行进）”。又如“asslipperyasaneel（像泥鳅一样圆滑）”。［5］293-295
2.由于语言翻译、词语借用和文化交流形成的语义对等性。例如，汉语中有“纸老虎”之说，英语中有“apapertiger”。英语中有“abird’sview”，汉语中就出现了“鸟瞰”一词。又例如：“adarkhorse（黑马）”，“anuglyduck（丑小鸭）”，“bullmarket（牛市）”等。［1］107
3.根据动物的生活习性和行为特征形成的语义对等性。中西方文化中对于“猴、蛇、狐狸、狼”等动物都有相同的态度，因而他们在两种语言中表达着大致相同的意义。例如，英语中可以用“horse”指各类人，“adarkhorse（黑马）”，“awillinghorse（积极工作的人）”，“aTrojanhorse（潜伏在内部的敌人）”。汉语中有“犬马、驽马、响马、马贼、探马、马前卒、老马识途”等。汉语中有狡猾的狐狸，英语里有“asly/craftyfox”，“ascunningasafox”等。又例如：“afishintroubledwater（浑水摸鱼）”，“astimidasamouse（胆小如鼠）”，“asbusyasabee（像蜜蜂一样忙碌）”［6］161-162，“asstrongasahorse（人强马壮）”，“wolfdown（狼吞虎咽）”，“acaseofdogeatdog（狗咬狗）”等。此类例子都体现了两种语言在借用动物名称表达语义的完全对等性。
（二）英汉语言中动物词语语义表达的部分对等性
所谓动物词语的语义表达部分对等性，是指在表达同一语义时，不同语言在使用动物名称会不尽相同。一种语言中有关动物的习俗语、成语、谚语表达相同语义时，在另一种语言里会变为借用其他动物名称的词语。但两种语言在表达同一语义都借助了动物名称，因而在表达形式上是部分对等的。
英语中“owl”是智慧、庄严的象征，例“aswiseasanowl”（猴精）。而汉语里它是不祥之鸟，倒霉、厄运的象征，汉语用“猴”象征聪明、机灵。“bat”在英语里具有消极否定意义，象征盲目，丑陋、罪恶和吸血鬼，例“asblindasabat”。［1］207-217而汉语里“蝙蝠”具有褒义色彩，象征幸福、好运、富裕，因为它和“福”谐音。又例如下列词语里，表达同一意义英汉语言里分别使用不同的动物名称。
Leadadog’slife——过着牛马般的生活
have/holdawolfbytheears——骑虎难下
aflyintheointment——一只老鼠害了一锅汤
ikeacatonhotbricks——热锅上的蚂蚁
likeadrownedrat——落汤鸡
beatthedogbeforethelion——杀鸡儆猴
donkey’syears——猴年马月［8］（57-59）
牛饮——drinklikeafish
吹牛——talkhorse
害群之马——blacksheep
对牛弹琴——cast/throwpearlbeforeswine
一丘之貉——birdsofthesamefeather
（三）英汉语言中动物词语语义表达的非对等性
一种语言中有关动物的习俗语、成语、谚语表达某一语义时，在另一种语言里这些动物名称则完全消失，不借助任何动物名称。反映两种语言在表达同一语义时，选择词语的不同，即语义表达的非对等性。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某些动物词语在另一种语言里根本找不到对应的动物名称去表达，这些词语不能盲目的直译和套用。例如，汉语里“白象”是一种电子产品，由于“whiteelephant”在英语里意为“累赘，昂贵而无用的东西”，所以不可译为“whiteelephant”。汉语里有很多有动物名称的词语，英语里不能用具有动物名称的词语表达。例如：
拍马屁——licksb’sboots
蜻蜓点水——scratchthesurface
黔驴技穷——atone’swit’s/attheendofone’srope
马到成功——immediatesuccessuponarrival
英语里也有很多有动物名称的词语，在汉语中不能用具有动物名称的词语表达。例如：
putthecartbeforethehorse——本末倒置
adoginthemanger——占着茅坑不拉屎
acat-and-doglife——经常吵架的生活
raincatsanddogs——倾盆大雨
moneywillmakethemaretogo——有钱能使鬼推磨
三、动物词语体现的文化特征
本研究中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十二生肖动物鼠、牛、虎、兔、蛇、龙、马、羊、猴、鸡、狗、猪以及猫、狼、狮子、鱼、蜜蜂、鸟、蝙蝠等31种动物形成的各种词语，包括成语、习俗语、俚语、格言。就英汉语言中这些动物所代表的语义进行了对比和分析，通过对这些词语的比喻、联想、象征意义的探讨，挖掘了它们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在这些有关动物的词语中，中国文化侧重品德和人格意义，注重他们的内在特征，而西方文化侧重外在形象和体征意义，注重他们的外在特征，因而产生了这些词语文化方面的差别。通过以上研究，有助于更深刻的了解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这些动物代表的形象及比喻和象征意义的差异，找到产生这些语言差异的文化根源，避免语言交流的障碍和误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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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篇9
实践教学是教育过程中培养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基本技能、专业技能和人文素养，从而将知识、技能内化为个体经验的综合教学活动。它是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障。目前，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实践性教学方式，从内容上分可分为两种：一是专业知识的实践教学，它侧重于培养胜任岗位的基本能力和专业能力，一般包括基于课程内容的课堂内实践性教学和课堂外能力形成性实践环节，课堂内的实践性教学内容包括课程作业（阅读、写作、讨论等）、实验、实习（设计），课堂外能力形成性实践环节包括社会调查、各类校外基地实习以及毕业作业（论文或设计）等二是社会策略性知识的实践教学，它侧重于培养在岗位上从事工作直接需要的社会人文素养，包括组织能力、合作能力、创业能力等综合能力实践环节。
（一）汉语言文学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是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提出的需求
在教育“普教化”传统思维下，所有的教育模式趋同化，注重理论知识传授，实践教学相对是薄弱环节。在今天，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后，大学教育模式也开始注重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大学是研究和发展学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场所，理应走出‘象牙之塔’，建立起一种主动适应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树立一种与时展息息相关，同呼吸、共命运的责任感，既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也为大学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赢得更大的空间。”“教育不能仅仅在教育内部，要放在整个经济发展的大局里考虑”，汉语言文学作为高等教育核心专业，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循环中，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已经是时代的共识。汉语言文学教育要实现从研究向服务社会生活、解决社会人文矛盾的转向，就必须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迅猛，企业产业转型加速，个人需要不断发展，只有不断更新知识技能，才能保证个人专业岗位能力跟上时代的发展，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二）加强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是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在当今的教育中，学生的生存状态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自上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价值观念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学生有着不同于任何一代学生的情感体验、生活磨砺和职业经验，学习目标和学习动机呈多样化，有不满足于生活现状的，有的在大学甚至中学就开始创业的，有需要提升自己综合职业能力的，有重新与社会化职业对接的；有的本身就从事着繁忙的工作，渴望更好地发展自己、完善自己。总之，社会的要求已经内化为他们自觉自愿的学习需要，因此他们渴望学习目标具体化、职业化，注重相应岗位的实用性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在实践教学环节中，比前代学生有更明确的目标，更高的期望和要求。近年来，社会用人单位一般都要测试应聘者的综合素质能力和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果不加强汉语言文学的实践教学环节，学生就业后会难以适应岗位职业能力的要求，不得不另谋出路或待业。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必须通过加强实践教学来提高学生的创业、就业能力。
（三）加强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是实现教育目的合理化的需要
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具有一定专业理论知识、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较高人文素养的高级适用人才。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它不仅是终身教育的主渠道，也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基石，但是无论是为了满足提升自己能力的求学，还是为了满足就业的需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部分学生只能走向一线工作岗位，而不是进行专业研究。如果在教学中倚重理论教学，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很难养成，同时慵懒、浪漫、拖拉的名士气会带到工作中。因此，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模式紧贴教育培养对象的基础和条件，从实际出发，把教育培养目标的重点始终定位于融理论于实践之中的解决问题能力培养和职业能力教育的坐标系中，它一方面培养了汉语言专业学生严谨、务实、求真的工作作风；一方面促使教育目标“实践一理论一实践”最终实现。社会策略性知识的实践教学是基于一定生活场景的精神实践活动，它可以组织学生接触具体社会事件，引导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对这些社会事实进行处理或提出合理化的建议，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在专业知识和具体社会问题之间，建立起一种关联，从而产生激情、意志、超越、合作、团结等心理正能量，获得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策略和对人生意义的感悟。（四）加强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在实践教学环境下，学生已经不再是接受知识的容器，因为他们已经完全实现了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模式；加强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可以让老师和学生之间增加面对面情景交流的机会，老师也有更多的视角来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自我意识、自我调整能力、自我监控能力，老师也能根据每个学生在职业选择中面临的困境，提供最合适的教学内容、方式和途径，真正做到在“以人为本”的视域下，完成教育任务。在实践中每个人都可以尽情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建构施展自己能力的舞台，每个人都有自己发展的空间就能实现社会全面和谐的发展。
二、网络环境下汉语言文学实践教育模式的特征
借助网络共享教育资源的学习运动，经历了一个非常艰复杂的发展过程，从2002年的开放课程（OCW）运动开始，后来又出现了开放教育资源（OER）运动，2012年，“从Udacity、Coursera到edX、Udemy，它们以免费、高质量的课程内容为卖点，对学习者提供广泛的在线支持，包括课程任务布置、学习评估、师生和生生之间的互动交流，甚至为顺利完成课程的学生提供学习证书。这类服务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人们将这一类新兴的大规模开放在线教育模式称为MOOC（MassiveOnlineOpenCourse）”目前，世界各地已经掀起MOOC课程学习的风暴，我国高校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已经推出本校的MOOC课程，上海高校课程联盟也初步实现了上海高校间优质资源共享，并可获得学校认可学分。因此，MOOC下的教学模式呈现出两个非常明显的发展趋势：一是开放性，由于课程教学在线学习，开放式获取知识，只要注册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参与网络课程学习；二是透明性，以往的精品课程、公开课挂在网上可以供参观学习，但是由于无法检测课程学习者学习效果，因此导致许多课程徒有虚名，实际利用率非常低。MOOC学习环境下，学习过程成为可以随意检测学习者任何一个学习环节的透明过程。由于网络教学环境的变化，因此，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模式也必须追随它的变化，与时俱进，从而也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教学模式的特点。针对MOOC教学模式开放性的特点，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模式呈现出学习参与者规模的可伸缩性（scalability）。
汉语言文学的课程多以讲授理论知识为主，实践教学模式必须通过大量研读作家作品，不同评论家的学术争鸣，以讨论的方式，来培养学习者鉴赏、评析的实际动手能力，从而开发他们的无限认知能力，提升他们健全的人格。因此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话题的设置尽可能地贴近学位教育的结构化课程体系，因为教师提供的话题资源是学习者知识探究的出发点，如果偏离了学位教育的知识结构，太过于个性化，学习者产生的内容在群体学习路径模式下，就无法成为学习和互动的中心，这种境况下，参与实践教学的学习者的规模和课程活动的覆盖面，就无法实现规模的超越性。美国高等教育记事（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在对开展MOOC的103名教授的调查中显示，如果话题设计的贴近学位课程体系，每门课程平均有33000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注册，相当于传统课程授课人数的几百倍。针对MOOC教学模式透明性的特点，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模式呈现出学习效果的可检测性（testability）。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模式中，学习者的实践过程指导教师根本无法全程跟踪指导和监督，学习效果的评价只能靠学生的自述或课堂的考核来完成，但是在MOOC教学环境下，汉语言文学的阅读材料可以周为单位向前推进，指导教师可以根据实践内容设置测试内容、讨论版等环节，如果达不到老师设置的分值，学习过程将无法完成纵向推进，指导教师甚至可以随时获悉实践者在线学习的时间，这大大地改变了汉语言文学实践课程考核的随意性和人情化倾向。
三、网络环境下发展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的有效途径
（一）建立实践教学体系，推进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内容的完善和改革
实践教学是以提高学习者能力为目标，因此在办学理念、专业设置、能力培养、人才规格等方面，必须根据职业岗位的需求和学生的就业需要，制定以岗位需求为本位的实践教学体系，设置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专业课程，编写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教材，整合并逐步优化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课程内容，确保它与社会职业岗位能相互衔接和贯通。在传统的理论教学中，以某种符号形式存在的理论知识通常是老师和学生重点讲述、掌握的内容，在网络环境下，熟悉符号系统，并解读符号的意义，都可以由师生通过视频课程、网络互动等方式，轻松完成，因此建立一套以培养学生岗位职业能力的课程体系，让学生深入了解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力的需求和发展趋势，是顺利开展实践教学的前提。
（二）逐步建立健全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的考核、监督和反馈机制
在目前注重理论知识的教学模式中，学生职业能力滞后社会不断变化的岗位需求，已经使很多成人教育学校面临生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建立实践教学考核、监督和反馈模块三级体系，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实践教学目标的重要保证。把课程考核与教学过程、学生的工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学生、老师、实践单位以及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完善的考核、监督和反馈机制，既能调动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求，又能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企事业单位对人才的需求。比如，通过网络可以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的课堂实践教学环节进行监控，课程作业、实验和课程设计等都可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远程考核，监督它们进行的全过程；对于课堂外社会策略知识的实践，也可通过视频聊天或QQ群留言、微信和MOOC方式，与学生实践单位、工作单位建立长期的沟通渠道，形成良好的、灵活的互动式信息反馈机制，对于反馈回来的信息，一方面可以当做学生形成性考核的参考指标，另一方面对于实践教学偏离社会岗位需求的情况能迅捷提供解决方案，从而优化实践教学计划。
（三）挖掘地方资源，构建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的实训平台
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基地可以分为校内和校外两部分。校内基地要学校根据发展规划和专业设置，建立单项实验室、综合模拟实验室等，可以在实验室建立模拟实训场景。但各级学校面临着实际困难：资金投入不足，可利用的实训基地不足，且无法提供“全真化”实践场景。为此，应认真分析、挖掘当地社会的资源，开发具有开放性、丰富性校外实训基地，比如各地的报社、电台、杂志社、各单位的宣传部门等均可提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平台。它们可以提供真实的职业环境，使汉语言文学实践性教学更接近于从业实际，教师可引导学生亲历岗位业务操作过程，了解各环节之间的联系，并在流程操作过程中，对于岗位所需的协作意识、创新精神等人文素养，产生切身情绪体验，从而避免了专业技能和社会策略技能训练的形式化。校外实训平台的搭建应建立在紧扣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上，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与当地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社会各界的联系和沟通，建立教育资源共享，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建立校外稳定的实训基地。尽力拓展“课程、实习、就业”加校企联合培“3+1”的养模式，缔结校企联盟，让企业参与制定学生的培养方案，开展协同式培养，共同参与课程开发和教学管理，逐步打造“产学研”合作平台。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从边缘走向了中心，从封闭走向了开发，发展的重点从数量的扩张转向了质量的提高。”
四、结语
篇10
站在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却又紧跟时代脚步的专业角度来看，汉语言文学具有比较强的审美教育能力，它能够通过专业的知识来反馈社会，同时也能够展现自我价值，塑造学生的人格魅力，促进中华优秀文化的源远流长。但是在当前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活动当中，普遍存在着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情感理解较差等问题。很多学生无法明确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的价值，只是为了学习甚至考试而学习，却忽视了汉语言文学的真正价值，使得汉语言文学课程很难在教学中渗透审美教育内容，从而导致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价值认知程度不足。
二、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的有效开展
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的有效开展，可以通过注重汉语言文学教学方式的创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汉语言文学教学中的审美因素，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等方式来开展教学活动。
（一）注重汉语言文学教学方式的创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汉语言文学教学活动中渗透审美教育，首先要对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方式进行创新。正如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所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汉语言文学教学活动当中，教师可以通过结合学生的实际性格特点及认知能力，进行适当的教学创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汉语言文学教学产生“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例如在汉语言文学教学活动当中，可以通过将案例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等教学方式融入汉语言文学教学活动当中。
（二）挖掘汉语言文学教学中的审美因素，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
汉语文字本身便是一种美，是众多文学作家智慧的结晶。在汉语言文学教学活动当中，教师不能仅仅的“照本宣读”，要注意挖掘汉语言文学教学中的具体的内容和字眼，组织学生体会其中的内涵和延伸意义，观察作品中所使用的文学表现形式以及文学作品内在的结构、所渗透的情感态度等等。比如在李白的千古佳作《行路难》当中“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句话当中，借助云帆、长风以及沧海等词汇描述出了李白美好的愿景，云中忽隐忽现的云帆正在他眼中希望的影子。他相信尽管前路障碍重重，但仍将会有一天要像南朝宋时宗悫所说的那样，乘长风破万里浪，挂上云帆，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教师要注意挖掘教学内容中的细节，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
（三）将汉语言文学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发散学生的思维和想象力
汉语言文学作品是作者对内心思想感情的物化和外化。所以在汉语言文学教学活动当中，教师可以通过借助一定的事物或者情境，使学生能够对汉语言文学产生深刻的理解，并发散学生的思维和想象力，提升学生审美能力和观察能力，真正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例如在汉语言文学教学活动当中，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引导学生对课文中所写的内容、所塑造的场景进行联想，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站在作者的角度进行遐想。
三、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