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计划生育的看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计划生育的看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藏族师范生 汉语普通话教学 看法

对于藏族师范生，汉语普通话教学不仅仅在于培养学生使用汉语普通话进行交际的能力，根据2006年自治区的《关于加强我区学校普通话推广工作的意见》规定的全区教师须持普通话相应等级证书上岗制度，还要为以后的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汉语普通话教学对于藏族师范生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藏族师范生学习汉语普通话存在的问题

1.识字量少。

我校绝大多数学生来自于偏远落后的农牧区，因为这些地区基础教育落后，许多学生到初中才开始学习汉语，所以学生普遍识字量少。虽然能用汉语进行简单的交流，但是用汉语表达思想时，常出现词不达意的现象。

2.母语的语言思维习惯定势对学习普通话的负迁移。

语言作为思维的重要工具，和思维的关系很密切。因为大多数学生是初中才开始接触并学习汉语的，所以他们习惯藏语的语言思维方式，在用汉语说话时语言缺乏连贯性，甚至用藏语的语序进行汉语表达。还有在教学声母“f”的发音时，学生读成“p”的读音，教师一遍遍地教，可是学生还是读不准。出现这种现象并不是学生没有掌握这个声母的发音要领，而是一个人如果长期听母语，他的听觉神经就熟悉习惯这一语言，如果改读成另一种语言，往往以母语习得的语音感知。

3.缺乏一些必要的语音知识

普通话的儿化音大多数学生认为可有可无，在口语中很少运用。普通话的儿化音是普通话的一个重要语音特色，它的功能很多，具有区别词性、词义的作用，表喜爱、小巧等感彩。普通话中的“儿化”是一种音变现象，它的读音主要取决于前一个音节的末尾音素。读音一般有以下规律：（1）音节末尾音素是“a、o、e、u”时，儿化时原来的音素不变，直接卷舌。如“跳高儿tiào gāo r”；（2）韵母是“i、ü”的，后边加上“er”。如“小鱼儿yuer”；（3）末尾音素是“i、n”的，去掉“i、n”，主要元音加上卷舌。如“小孩儿xiǎo har”；（4）末一个音素是“ng”的，要去掉“ng”，前一个主要元音鼻化，再加上卷舌动作，如“电影儿”。

二、对藏族师范生汉语普通话教学的几点看法

1.系统的语音理论知识可以少讲。

应该根据藏族学生的特点，少讲系统的语音知识。在教学中一些语音方面的理论知识，对学生的实际运用帮助不大。比如，在教学普通话的声母训练时，教材是将声母分为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两类，发音部位又分为双唇音、唇齿音、舌尖中音、舌根音、舌面音、舌尖后音和舌尖前音七类；发音方法有塞音、塞擦音、擦音、鼻音和边音五类。这种知识是对语音系统的分类和概括的描述，学生学习这些系统的理论知识，对他们掌握这些声母的实际发音没有直接关系，因此这种知识就可以不教或者少教。如，b-p、d-t、g-k、j-q、zh-ch、z-c这六组声母，每一组的发音部位是相同的，只是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区别，b、d、g、j、zh、z这六个声母是不送气音，p、t、k、q、ch、c六个声母是送气音。即使学生记住了这些专业术语，知道了这些知识，也不能掌握它们的实际读音。

2.加强听话说话技能训练，降低汉语拼音的教学时间。

在教学中往往是把汉语拼音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占用过多的教学时间，但是对学生普通话能力的提升收效甚微。汉语拼音是说普通话的辅助工具，学生学会了汉语拼音，可以借助这个工具，给汉字标注读音，帮助学生认识生字。学生在识记汉字的过程中，遇到不认识的生字，可以借助汉语拼音拼读，在反复拼读的过程中掌握这个汉字的读音。但是具体用普通话进行交际时，一个学生能熟练掌握汉语拼音，是不是就意味着他的读音就标准呢？答案是否定的，有些学生汉语拼音相当熟练，能准确地给每一个汉字注音，借助拼音也能准确地读出每个字，但是说普通话时并不标准。因此，应该正确认识汉语拼音在普通话教学中的地位。

3.利用母语学习。

汉语和藏语同属于汉藏语系，声调是汉藏语系语言具有的一种语言现象，汉语有声调，地区的藏族方言也就是卫藏方言不同于没有声调的安多方言，它是有声调的。笔者涉及的对象属于卫藏方言区，大多数都具有声调意识，所以我们在教学时可以适当比较。读准并且记熟普通话四声代表字的声调，对普通话四声的调值就有了客观认识。能听懂普通话，能听辨普通话的四声，具有声调意识，在此基础上就能强记普通话四声代表字的声调，从而读准四声的调值。当然读准普通话四声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是教学实践证明，读准并且记熟普通话四声代表字的声调，对普通话四声的调值就有了客观的认识。

但是在运用普通话进行交际时他们往往不能准确地把握声调，声调偏误现象比较明显。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一是阴平和去声的调值基本正确，阳平和上声调调值存在偏误，经常把上声调调值读成近似于阳平调的调值或者是去声的调值，将阳平调值读成低降调，调值类似于“21”，可见对汉语声调的音高调值把握不准。其二对汉语普通话语流中的音变现象掌握不够。在普通话测试中学生读单字时能读准该字的调值，但是在说一句完整的话时往往出现语调不准的情况。即所谓的语音流变。那么什么是语流中的音变现象呢？人们在进行语音交际时，不是单独地发出每一个音节，而是每一个音节组成一个自然的语流，这时相邻的音节之间相互影响，某些音节的韵母或是声调发生变化，这就是音变。普通话的语流音变主要有变调、儿化等。变调中主要看上声的变调，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上声在非上声前（非上声指的是阴平、阳平、去声和轻声。），上声调要变为半上声，调值是由原来的“214”变为“21”，如“语言”、“法律”、“鸟瞰”。二是上声在上声前，前一个上声变调为近似阳平的调值，由原来的“214”变为“35”，如“袅袅”、“粉笔”、“演讲”。对于上声的变调在具体操作时学生往往不明白，影响了对上声的发音。那么怎样让学生读准上声的变调呢？在教学时我们可以把前面的知识直接讲给学生，学生知道了这些知识后再反复练习，效果会更好。其三学习普通话时，读准每一个汉字的调值固然很重要，但是它反映的仅仅是每一个汉字的基本读音。读准了每一个字的声调并不能说明就掌握了普通话的基本语调。我们说一句话时，或者读某一个语音片段时声调连读才能反映普通话的语音基本特色。在普通话测试中学生读单音节字、词或者读多音节字、词时往往能基本读准它们的调值，但是在说一句完整的话时往往出现语调不准的情况就说明了这种情况，所以学习普通话时，学好普通话的语流语调是很重要的。

4.以听话说话为主，以阅读为辅。

汉语普通话学习是第二语言学习，一个人学习第二语言，可以从小与母语同时学起，也可以在以后学会母语或母语学到一定程度后再学。我校绝大多数学生都来自于偏远落后的农牧区，因为这些地区基础教育落后，所以许多学生到初中才开始学习汉语，语言的学习环境主要是学校，安排的教学内容和母语是汉语的学生一样，在教学中忽视了第二语言学习这一特点，学生的学习一般都严格按照语音系统、语汇系统、语法系统进行，而且一般是阅读和听说能力同时培养，甚至是主要学习阅读，以至于不少学生具备了较高的阅读能力，但是还不能说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在教学中出现了起点高收效低的现象。

学习普通话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具备运用普通话的能力。母语是指一个人从一出生就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习得”的语言。人能够自然轻松地学会母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学习母语是一个习得的过程。那么第二语言的学习怎样才能做到像学习母语一样轻松自然呢？笔者认为，首先要创造一个自然的学习环境。提高语言运用能力，就必须提高思维能力，而要提高思维能力，最重要的方法是通过实践活动。我们的学生，到了教室才说普通话，学校是主要的语言环境。在教学中，教师要重视说话教学，鼓励学生多说话，培养普通话的语感。而且要将藏族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融入教学中，给他们创造一个熟悉自然的学习环境。其次，注重听话能力的培养，消除母语的负迁移影响。一个人的听辨能力主要受母语的影响，如果长期听母语，那么他的听觉神经就对这一语言熟悉，如果改换成听另一种语言，就会出现发音不准的现象。所以学生并不是不会发这个音，而是习惯以母语的语音习惯听辨，因此在教学中要加强听的训练。

参考文献：

篇2

关键词：计划生育，农村，育龄夫妇，心理问题

Rural family planning reproductive couples’ psychological problem analysis

Lu Shuhua Zeng Lianxiang Dai Shuilan Xiao Liuhu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discuss rural family planning reproductive couple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Methods: Survey of 200 cases of family planning reproductive couples were my family planning service station self evaluation table to collect their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in which the rural couples to 100 on, for the analysis of group city,100 of couples, as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 psychological anxiety of rural couples a city couple more serious, the acceptance of family planning education, free birth control, family planning service personnel visited times are less than city couple, and incentives for family planning, a boy is necessary and B ultrasound measurement of prenatal sex ratio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latter. Conclusion: Rural family planning reproductive couples are more prone to anxiety, depression and other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that men are superior to women is still common, should carry out the appropriate health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comfort,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sychological problems.

Key words: Family planning; Rural; Couples of childbearing ag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中图分类号】C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83(2012)06-0040-01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该国策可有效控制人口数量，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但农村育龄夫妇观念较为滞后，重男轻女现象严重，为分析农村计划生育育龄夫妇的心理问题，我站于2008年7月-2010年7月，对200例城乡夫妇进行对比测试，先将测试方法与结论叙述如下：

1 过程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2008年7月-2010年7月，我站采取自创的测评表对200例城乡夫妇进行对比测试，其中农村夫妇100对，年龄25-38岁，平均年龄为26.3±5.4，平均受教育9.2±3.4年，其中初产妇38例，非初产妇62例，为分析组；城市夫妇100对，年龄27-35岁，平均年龄为28.5±6.1，平均受教育15.6±7.1年，均为初产妇，为对照组。两组对象一般资料的对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可作为本次分析样本参与评测。

1.2 测评详表：①首先使用Feifel H等[1]编制的医学应对问卷（MCMQ）调查其心理焦虑、抑郁情绪及应对方式，宏观评测城乡夫妇的心理状况；

②使用我站自创评测表进行心理咨询，其内容为：①是否接受过计划生育教育；②是否可以免费收到计划生育相关药物用品；③是否有计划生育服务人员走访；④计划生育是否有奖励；⑤是否觉得有必要生个男孩；⑥是否会做产前B超查看胎儿性别；⑦您对计划生育的看法。其中，第⑦题为开放性问答，患者可根据自身情况作答。

1.3 注意事项:对发放测试表的计生服务人员进行统一培训，确保其能有效指导对象完成测试；所有对象均进行无记名测试，两份调查表均仅记录测试对象是否为农村夫妇，后回收完整评测表进行统计分析。

1.4 统计学分析:对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5.0进行分析，对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水准设定为a=0.05,当p＜0.05时，认为其具有统计学差异性。

2 结果

2.1 根据我院进行的城乡夫妇心理状况对比，总结数据如表1。农村夫妇平均焦虑评分为165.8，城市夫妇为152.4，农村夫妇心理焦虑状况较城市夫妇稍严重（p＜0.1）；农村夫妇接受的计划生育教育、免费计生药品、计生服务人员走访次数均少于城市夫妇（p＜0.05）；而城市夫妇的计划生育奖励、生男孩的必要度及产前B超测性别的比例明显小于农村夫妇（p＜0.05）。

2.2 我站自创的问卷第（7）题收集到的状况可总结为：农村妇女对生男孩传宗接代、安慰丈夫及其家族的愿望较明显，若可获得相应奖励扶助，也会大力配合计划生育。3 讨论

我国相关法律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但计划生育在农村的普及贯彻一直不很理想，通过本站调查问卷测评可发现，农村夫妇接受计划生育教育率仅为48%，其得到免费计生药品的比例仅为15%，由于农村夫妇受教育程度较低，受“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影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心理问题，俞立英[2]的研究中发现，农村产妇因担心计划生育会影响社会地位和性生活，其心理焦虑程度会上升，这一点在本次测评中也得以证实，但由于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夫妇逐步开放二胎制度，使得农村夫妇与城市夫妇的育龄期心理焦虑评分差别较小（p＜0.1）。而隋永丽等[3]经过分析，得出通过服务人员走访、对患者的心理安抚等方式，能显著改善育龄夫妇的心理状态。我站通过农村夫妇与城市夫妇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农村夫妇的计划生育奖励、生男孩的必要度及产前B超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比例明显高于后者（p＜0.05），说明农村夫妇仍有较高的生男孩的期望。综上所述，农村计划生育育龄夫妇较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且重男轻女现象仍较为普遍，应对其进行合适的计生教育、心理安抚，减少心理问题的发病率。

参考文献

［1］ 蔡福满, 彭李菜, 王一婷, 等.温州农村地区不同人群计划生育知信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妇幼保健 2010; 25(21): 3003-3006

篇3

一、农村独生子女户及双女户的状况

本人就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楂林片为例，楂林片总人口为17613人，有7231户，其中独女户和双女户共有326户，占总户数的4.51%。在他们当中，年收入在6000元～8810元的有246户，占独女户和双女户的75.46%；年收入在8810元～10000元有53户，占16.25%；年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占8.28%，还有独女户或双女户长期在外或外嫁的有153户，这个比例在独女户和双女户总数的将近一半左右。

二、农村独女户及双女户存在的问题

1.独生女及双女户的婚姻状况中，男到女家落户，在办理落户口的手续时，有些干部态度不积极，不给当事人提供方便，存在着“落户难”的现象。在村分宅基地、土地承包、房产继承以及在集体收益分红等方面，总是不能做到一视同仁。这说明有些村两委干部对待双女户或独女户在思想上存在着歧视。

2.今天，独生子女家庭已经占据了计划生育家庭的半数以上。如果独生子与独生女组成家庭，家中就有四位老人，他们的晚年生活主要依靠儿女来承担，农村的独生子女家庭，普遍存在着赡养老人负担过重的问题。

3.独生子女家庭，对老人探视少，老人缺乏精神上的慰藉。他们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还有的甚至出现焦虑、忧郁等心理障碍，导致心理和精神状况出现问题。

三、独生子女父母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方法

1.对于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社会保障问题，结合我市实际，根据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及义乌市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要积极解决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建立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险制度，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2.根据《省条例》，独生子女父母年满60周岁的每人每年奖励1200元的基础上，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可适当提高奖励幅度。浙江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就义乌市为例，2012年农民人均收入达10261元，近年来物价涨幅较大，所以本人认为，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每人每年应在1500元比较合适。

3.建立计划生育补助基金，为进一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自觉遵守计划生育政策，大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爱计划生育家庭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的利益导向作用，特别要对农村独生子女困难户或子女伤残或子女因病死亡的实行特殊的关爱和照顾。

4.对留守老人的问题上，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充分利用村老年协会，及早地制定“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安家服务规划“和“实施方案”，包括对他们的疾病护理、生活起居料理，心理安慰等等。建立老年照料服务机构，使独生子女父母老有所养，及时将温暖送到最困难的独生子女父母家中。

5.对男方到女方落户的家庭要与同村村民享受同等待遇，首先要提高村干部的思想认识，把这项工作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积极制定有利于独女户或双女户家庭的相关政策，甚至对他们的工作、生活提供更温暖更优惠的实惠，使男方到女方落户的家庭能过上无忧无虑，理直气壮，心情舒畅的美好生活。

6.积极发挥村计划生育协会作用，尽快使贫困独生子女户家庭脱贫致富。借多方力量，帮助他们建立投资少、风险小、见效快的经济实体。还可以用科技引路，为她们提供实用技术培训，增强他们的就业能力，提高经济收入。

7.解决老人晚年生活寂寞，倡导有条件的村，多组织一些有针对性的活动，让老人对城市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提高老人社会参与的积极性；有条件的还可邀请心理方面的专家为老人提供心理辅导，帮助老人走出心理阴影，让老人真正地快乐起来。

篇4

农村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是计划生育工作的“形象工程”，是党和政府的声音在人民群众中得到及时传达，计划生育工作者在群众心目中树立良好形象的关键，是发展农村新型生育文化和推进社会主义生育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农村人口计生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做好新时期农村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对推进乡风文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工作措施

【中图分类号】G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2-0009-01

当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依然在农村，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低生育水平的稳定。针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当今农民的新需求，要使广大农民自觉按照国家指导安排自己的生育行为，宣传教育工作显得十分重要。做好新时期农村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对推进乡风文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具有积极作用。根据阜南县王店孜乡宣传教育工作好的做法和经验，现就如何做好新时期农村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谈几点粗浅看法。

1 用新思维、新机制、新方式创新宣教内容，使之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新时期，随着人口计生工作的深入发展，人口计生宣传教育的对象、内容、环境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要形成多形式、经常性的宣传教育机制。首先要在宣教内容上创新。而创新宣教内容，要做到三个方面。第一，围绕人口计生中心工作的需要创新，除了为深化人口计生工作大造舆论外，还要围绕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关系、人口与普通群众切身利益的关联性等方面进行宣传，在宣传内容上，突出宣传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农村独生子女领证户和二女结扎户优先优惠政策、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帮扶救助政策、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流动人口办证验证、关爱女孩行动等具体制度、办法和程序等等，把落实各项政策的具体操作指导用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形式教给广大农民群众，使群众一看就能够明白。让群众从更大的角度、视角和需求点了解人口和计生工作，调动群众关注人口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二，做到坚持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以满足群众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为目的，广泛采集和传播科学知识等信息，凡是涉及有利于群众健康、和谐和全面发展的信息，如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法律法规、生产知识与就业技术、妇女儿童维权等内容，都应该作为重点内容加以宣传，让群众始终沐浴在人口计生宣教工作的灿烂阳光里。第三，紧扣时代脉搏，结合农村实际，根据形势的发展和群众的需求，不断地更新和调整宣传容应，要解决宣传内容陈旧、单一与群众需求的矛盾。现在常用的上街设摊咨询、张贴标语等形式收效甚微，有时群众是针对奖品、宣传实物而来，有一哄而上的现象。为此，宣传内容要新，要常讲常新，紧扣时代的脉搏，充分体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中心。要精，要坚持少而精，让群众一听就懂、一看就会、一用就灵。要适合群众口味，多讲些实用的知识，少讲空洞的大道理。要针对不同人群，确定不同层次的宣传内容。

2 联系农村实际，采取各种方式使计生宣教无处不在

农村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方式是否得当直接影响着对群众宣传教育的效果，新时期，针对当今农民文化层次高，思维较活，眼界开阔，接受新知识、新观念比较快的特点，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宣教的方式应该采取座谈会，走访慰问，影像宣传，咨询服务，图片展示，网络宣传等。借助于上述直接接触式和间接接触式的宣传，实现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应有的目的。

2.1 利用各种渠道开展个性化的宣教工作。在宣传形式上，除制作宣传牌外，在人口密集、交通便利、文化集中的街道创建“人口文化一条街”，在农村村部制作图文并茂的“国策墙”，在公路沿线、农家房屋墙书写计划生育各项政策、奖励扶助、相关部门计生政策等宣传内容。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使计划生育宣传内容成为乡村最靓丽的风景。还可以充分运用新的传媒手段，推进宣传教育工作，特别要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如多媒体演示、光盘光碟等现代化手段，进行电子个性化宣教，同时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尝试开通网上在线咨询，使广大网友在网上娱乐的同时，处处接受到计生宣传教育。

2.2 大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乡村组设立能够经常更新宣教内容的、比较规范、外观可人的宣传标语牌，以及方便群众浏览的报纸橱窗和墙报等，加强社会舆论工作。定期组织集中培训宣传，必须摒弃以前消极灌输的方法，要多用集趣味性、知识性、思想性于一体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如：开展“三下乡”，送戏下乡活动等。在组织集中培训时，应采取互动式、参与式的方式，吸引群众参与，增强接受能力。

2.3 开展真情上门服务工作。当今，计划生育工作已由过去的管理型转向了现在的服务型。主要是开展常规，如送资料上门、送药具和送证上门、产、术后随访等深受群众欢迎的活动。要持之以恒，随时随地发现、解决群众在生殖保健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通过全程跟踪服务，用真情服务拉近与群众的距离。通过优质真情服务，树立计生工作者的行业形象，使之成为计生工作者与育龄对象的感情纽带，赢得群众的信赖与拥护，改善党群干群关系，从而帮助群众消除陈旧思想，理解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基本国策的内涵和意义，增强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为稳定低生育水平贡献力量。

3 加强组织队伍建设，适应农村人口计生宣教工作的需要

篇5

关键字：计划生育 服务机制 转型

一、研究背景

我国城乡建立计划生育服务机制（以下简称计服）的时间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且发展趋势越来越好。我国是人口大国，计服决策作为我国基本国策为控制人口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主要针对已经结婚并适合生小孩的青年人群。

计服机制越来越完善，但是随着育龄人群人口数量的逐年减少，21世纪之后，计服机制本身的发展已经无法和现今社会发展要求相符合，因此对计服机制及转型的研究很有必要。所以伴随着计服机制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其它要求，首先，全国范围内宏观实行计服决策刻不容缓，但是部分农村地区实行可贵探索，为农村计服机制更好发展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

首先，系统了解我国计划服决策的开始、发展、壮大及出现的新问题。其次，由于计服机制的主体服务机关主要分布在县（市、区）、乡两级，因此需要通过研究经典案例，以此来了解现今计服机制的发展状况及遭遇的问题等各个方面。最后从我国计服机制地选择典型地区，了解研究和计服机制有关资料，并且联系和计服决策机制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实地探讨。

三、计划生育服务对象的变化

计服决策机制的主要作用在于控制全国各地人口过快增长。近年来社会发展迅猛，国家计服机制随着改变，走优质服务道路。农村地区的计服机制发展重点开始转变，着重以人文本，做到把计服和其它服务有机结合，整体改善计服质量。虽然不同地区不同决策，各个地方存在着差异，但是以人为本是不变的决策。但是农村计服机制方面随着时代的进步，出现了新的问题，我们通过实际调查发现，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第一，计服主体针对对象的逐步减少，特别是计育工作开展良好的地区；第二，新一代适育人群受到的教育良好，能更好地对生育进行计划，因此，国家强制规定的人群减少；第三，我国开始逐年改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加大投入财政对农村各卫生站的建设。此外，外出务工的青年逐年上升，因此，计服机制服务对象减少数量更快。

四、转型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挑战

不同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挑战不同，从问题实际出发做出与之相对应的对策。

（一）不同地区人民群众有不同需求以及服务的转型。东部及中西部发展快速地区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很大差异，部分西部地区的主要问题还是出在避孕问题上，因此这部分地区的服务类型主要是避孕服务，而对于社会各方面发展速度迅速的先进地区而言，先进地区长期按照计服机制行事，对于避孕问题有了更多的看法，结扎手术并不是唯一的手段，相对而言，上环及使用比例逐年上升，因而转型变化更为显著。因而加快计划生育转型的内在动力是探索出如何进行可持续发展的计划生育。

（二）农村计划生育服务的转型。农村所需要的转型主要是建立在适合养育小孩的已婚人士的需求变化上，因此对于农村的各类服务以及转型有了更高要求。近年来东部流动人口数量大，农村中老年人口也不断加大比例，但是西部地区的农村恰恰与东部相反，青年人外出，农村中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数量增加，因此对此服务内容有了更高且更新的要求，以此满足不同需求。

（三）提高各地区的公共卫生要求

若要将来发展好，对于公共卫生的改革刻不容缓，因此必须不断提高各县、乡的计服机制及服务能力。对于迎接挑战，参与到国家的公共卫生体制中，为解决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而努力，极大推动服务转型以及更好地全面发展。

五、我国农村计服的转型及如何做好可持续发展战略

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国策，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做出重大贡献，因此，要正确对待计服机制并且进行更深层的探索与思考。

（一）多重原因是导致计服机制转型的必然结果

农村计服机制的转型是多重原因导致的必然结果，而其中可以分为内在与外在动力两个方面。内在有三点：首先，随着生活发生变化，人民群众的需要也随之变化；其次，人民群众做结扎手术比例的下降，其它方面比例上升，比如上环；最后，各项卫生医疗报销费用逐步下降，服务经费入不敷出，这是需要转型的最主要内在原因。外在动力方面有六点：首先，为了创造出更好的优质计划生育服务县；其次，为服务方面创造新的项目；再次，要加强中西部服务能力的建设；然后，国家各地区的公共卫生服务体制的改革；最后，各个地方行政体制发生的变化，需要改革。

（二）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关系着计服机制能层现出什么方面的转型。

据本次调研的结果显示，现今我国农村的转型方向是在确保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之下，向家庭保健服务方面转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各方面发展水平较高，因此，更注重向健康方面促进。但是，部分西部地区发展水平较低，各方面没法达到建设一支拥有优质服务的要求，因此，为了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符合，整合当地现有服务与计服机制很有必要，所以需要转型以实现优势互补。

计服机制的转型是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必然的规律，不同地区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做出不同的变革，并且充分利用好国家的各项服务政策，进行转型，这也将使我国农村计服机制慢慢发展出一条既可以稳定各地区低生育水平，又能提高人口素质的新道路。

参考文献：

[1]孙晓明，舒星宇，周建芳等.我国农村计划生育服务机制与转型研究[J].　人口与发展，2010，16（6）：88-96.

[2]孙晓明.关于我国农村计划生育服务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思考[J].人口研究，2008，32（1）：87-91.

[3]王博识.关于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几点思考[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08，16（6）：328-330.

篇6

【关键词】 大学生; 婚育观念; 生殖健康; 健康教育

Attitudes to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and needs for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Beijing

HE Hong1,YUAN Ya-ling1,LIU Hai-bing2,MA Xiao1,QIAO Zhen3

1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udies Cente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Department of Family Plann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3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The objective of this analysis is to know the attitudes to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and needs for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Beijing. Methods:1523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Beijing were selected. All were interviewed via a standardized questionnaire in 2009. Results:①Most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policy about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in college years. 19.8% and 8.4% studentsagreed with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in college years. 44% and 69.8% students believe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disadvantage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②Most knowledge about reproductive health come from network, and only 12.6% come from school education. Most students don’t know there is Family Planning Department in university, and what is the duties of Family Planning Department. Students always look for help on Internet or go to hospital outside university when they have some problems. ③ For the questions about unexpected pregnancy, more than half of students chose abortion when they get pregnant. But there were 8.8% studentswho chose non-formal hospital for abortion. ④Most students hope university can provide regular physical examination. They prefer to know knowledge by watching videos and teaching. They thought the best place to put condom is in dormitory. Conclusions:Although the majority of the students thought they would not marry and have children in university, but we also need to provide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 and family planning service for students. We should establish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and provide a better friendly servi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Key words】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ttitude to marrige and childbearing; Reproductive health; Health education

随着教育部2005年3月29日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1],以及国家人口计生委、教育部、公安部2007年7月9日联合制定出台《关于高等学校在校学生计划生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大学生可以结婚生育的问题,在大学生中以及社会上引起了沸沸扬扬的讨论。显然,新《规定》和新《意见》的出台,是教育法治的进步。一方面,是承认和尊重大学生基本权利的表现,也符合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展大众化的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法律体系理顺的表现,体现了民主的进步和法制的健全。

面对高校放宽学生结婚和生育等相关规定的出台,如何做好在校大学生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如何提供适合高校学生特点的生殖健康服务,就成为当前高校和计划生育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受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委托组成课题组,开展了“高校大学生人口计生服务管理现状”专题研究,对北京高校大学生的婚育观念以及生殖健康服务需求进行了调查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可借鉴的客观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 象

根据研究目的,为使调查样本具有充分的代表性,调查结果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本次调查范围确定为北京市所有普通高等学校。参照国家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的标准,截止到2009年6月,北京共有普通高等学校80所。本次调查随机抽取了北京市80所高校中的29所高校的1523名在校本科生,于2009年10月进行了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的1523名学生分属于北京的29所高校,包括综合、理工、财经、政法、师范、语言、农林、艺术、体育、医学、民族等各个方面,分列全国重点大学、北京市重点大学、普通高等学校等各个等级,其性质分别为教育部直属、北京市属和国家承认资格的民办高校。调查对象的专业包括文科类、理工科类、医学类、管理类、法学类及教育类等众多学科。年级分布也较为均匀,二、三年级稍多于一、四年级。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为得到具有代表性和能反映总体情况的可靠数据,本次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等比例”的原则进行抽样[3]。与此同时,还兼顾了不同学校和不同专业间差异等因素。

第一阶段抽样:首先将北京市80所高校按照学科类别进行分层,然后在每层中采用与所要调查的人数成比例的PPS抽样方法,抽取初级样本单位即29所高校;第二阶段抽样:在被抽中的高校中按系统抽样或简单随机抽样方式抽取被调查的高校学生。本次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婚育观念(包括对待结婚生育政策的了解情况、结婚生育的态度和看法、结婚生育的利弊、理想的结婚生育年龄等);生殖健康知识及生殖健康需求等。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交给调查对象当面填答。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545份,回收合格问卷1523份,有效回收率为98.6%。

1.3 统计方法

将调查问卷统一编码,采用EpiData3.0软件双录入建立数据库。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逻辑检错后获得清洁数据,再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统计学检验。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分析

在所调查的1523名学生中,男生为688人(45.2%),女生为835人(54.8%),女生人数略多于男生。调查对象的年龄介于15~28岁之间,其中18~22岁的人数为1446人,占调查总人数的94.9%。女生年龄≥20岁的有580人,占全部女生的69.5%;男生年龄≥22岁的有84人,占全部男生的12.2%。不难发现,在所有被调查对象中符合结婚年龄的调查对象有664人,占全部调查对象的43.6%。

在本次调查的1523名调查对象中有1354人为汉族,占总人数的88.9%。在1523名调查对象中有1512人回答了婚姻/恋爱情况的调查。其中,仅有1人已婚:男生,22岁,哈尼族,为中央民族大学4年级的学生。剩余1511人均未婚,但其中有523人有男/女朋友,占调查总人数的34.6%;988人无男女朋友,占总人数的65.3%。

2.2 高校大学生婚育观念

2.2.1对允许在校期间结婚/生育政策的认识 大部分调查对象(1124人,73.9%)知道在校期间是可以结婚的;181人(11.9%)不知道在校期间可以结婚;另有216人(14.2%)不了解相关政策。近半数调查对象(703人,46.4%)不知道在读期间也允许生育;只有490人(32.3%)知道允许在校期间生育。见表1。

2.2.2对在校期间结婚/生育的态度

半数调查对象(775人,50.9%)对本科生在校期间结婚持无所谓的态度;持赞同或非常赞同态度的调查对象占19.8%;持不赞同或非常不赞同态度的调查对象占29.2%。关于生育问题,有60.3%的调查对象不赞同/非常不赞同在校期间生育;持赞同或非常赞同态度的调查对象共128人,仅占总人数的8.4%。

2.2.3对在校期间结婚/生育利弊的看法

由表1所示,44%的学生认为在校期间结婚“弊大”,仅110人(7.3%)认为在校期间结婚“利大”。对于生育的看法,在回答的1517名调查对象中,有1059人(69.8%)认为在校生育弊大,仅有46人(3.0%)认为在校生育利大。

2.2.4对在校期间结婚/生育情况的预测

大部分调查对象(1332人,占88.1%)认为“几乎没有”同学打算在校期间结婚;145人(9.6%)认为“有几个”同学打算本科期间结婚;仅有34人(2.2%)认为会有“很多”人结婚;1人(0.1%)选择不知道。

对于生育情况,绝大多数调查对象(1421,占94.0%)认为几乎没有同学打算在本科期间生育;有4.4%的同学认为有几个同学打算本科期间生育;23人(1.5%)认为会有很多同学打算本科期间生育,另有1人选择不知道。

2.2.5对在校期间结婚/生育同学的态度

75.5%的调查对象认为其与在校期间结婚同学的关系“不会发生变化”,有285人(18.8%)会与在校结婚同学的关系“有所疏远”,49人(3.2%)会“更加亲密”,另有37人(2.4%)将与在校结婚同学的关系描述为“敬而远之”。

由表1可知,在作答的1512名调查对象中有1013人(67.0%)认为其与在校期间生育同学的关系“不会发生变化”,349人(23.1%)认为其与在校生育同学的关系会“有所疏远”,83人(5.5%)选择“敬而远之”,67人(4.4%)认为其与在校生育同学的关系会“更加亲密”。

2.2.6 认为理想的结婚/生育年龄

大部分调查对象(67.8%)认为理想的结婚年龄为26~29岁,20.9%的调查对象认为理想结婚年龄为23~25岁,9.6%的调查对象认为理想结婚年龄为30岁以后,只有25人(1.7%)认为理想结婚年龄是20~22岁。74.0%的调查对象认为理想生育年龄为26~29岁,14.9%的人认为理想生育年龄是30岁以后,9.6%的人认为理想生育年龄是23~25岁,只有22人(1.5%)的理想生育年龄是20~22岁。

2.3生殖健康知识及需求

2.3.1 高校大学生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途径

807人(53.3%)通过网络获取生殖健康知识;288人(19.0%)选择通过期刊/杂志获取生殖健康知识;190(12.6%)人选择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134人(8.9%)选择从同学或者朋友处获取生殖健康知识;77人(5.1%)选择从父母处获取;仅有17人(1.1%)选择从老师或者辅导员处获取生殖健康知识。见图1。

2.3.2高校大学生解决生殖健康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研究结果表明,当遇到生殖健康问题时,在1514人中有570人(37.6%)选择通过网络查询的方式解决生殖健康问题;324人(21.4%)选择咨询校外医院;294人(19.4%)选择咨询父母;166人(11.0%)选择咨询同学;127人(8.4%)选择咨询校医院;而选择咨询班主任或辅导员的人数较少,仅12人,占总人数的0.8%;另有21人(1.4%)提出查阅书籍等其他途径解决生殖健康问题。见图2。

2.3.3高校大学生对学校计划生育部门的了解情况

在1513名本科生中有1320人不知道学校有主管计划生育的部门,占总回答人数的87.2%;仅12.8%的调查对象知道学校有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部门。在1495名调查对象中有151人(10.0%)认为高校计划生育部门的主要服务对象为全体教工,189人(12.6%)认为是全体学生,980人(65.1%)认为二者都是主要服务对象,另有185人(12.3%)不知道。

在问及所在学校的计生服务部门对本科生提供何种服务时,回答问题的1501名调查对象中有721人次(48.0%)选择“不知道”,259人次(17.3%)选择“没有”,有298人次(19.9%)选择“开展讲座”,286人次(19.1%)选择“咨询”,269人次(17.9%)选择“发放避孕药具”。

2.3.4对意外怀孕和人工流产问题的处理方法

如果在校期间怀孕,在回答该问题的1398名本科生中,有29.9%的调查对象表示不知道如何处理;半数以上(753人,53.9%)的调查对象表示会选择人工流产;10.8%的调查对象选择结婚生育;还有5.4%的调查对象选择未婚生育。在选择人工流产的调查对象中,有30.9%的调查对象表示会去正规医院;8.8%的调查对象表示可能会去非正规医院,主要原因是怕遇到熟人;4.5%的调查对象选择求助家长解决;4.0%的调查对象选择求助同学解决;仅有0.7%(10人)选择求助老师解决意外怀孕的问题。见图3、4。

在1505名学生中,有250人(16.6%)表示周围有同学意外怀孕。

2.3.5希望获得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内容

对于希望获得哪些方面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在回答该问题的1511人中,有982人次(65.0%)选择“定期健康检查”,其他各项按选择人次排序分别为“心理健康服务”725人次(48.0%),“生殖健康咨询”694人次(46.0%),“避孕措施介绍”523人次(34.6%),“孕情与孕期服务”411人次(27.2%),“产前产后及围产期服务”376人次(24.9%),“性病/艾滋病防治”372人次(24.6%),“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学习”361人次(23.9%),“儿童计划免疫”292人次(19.3%),并有写明“不想了解”等其他选择的13人。

关于最喜欢的培训方式,在1510份有效问卷中有542名调查对象(35.9%)表示最喜欢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培训方式为观看录像或VCD,另外三种方式的排序是“教师授课”占24.4%,“计生部门发放有关报刊书籍”占23.1%,“座谈会”占15.2%。另有21人提出“同伴教育”、“小组讨论”等其他方式,占总人数的1.4%。见图5。

43.7%的调查对象认为宿舍楼是放置免费避孕药具的最合适地点,25.3%的调查对象认为放置在教学楼或宿舍楼厕所最合适,23.2%认为放置在校内超市最合适,只有4.1%的调查对象认为放置在餐厅入口最合适。另有3.6%的调查对象提出在“校医院”等其他场所放置避孕药具。

如果在校期间生育,最希望得到孕产期保健知识(34.6%)、生育政策咨询(31.8%)、孕期体检(29.2%)等方面的知识。

3 讨论

随着新《规定》和新《意见》的出台,大学生可以结婚和生育的问题,在大学生中以及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么,大学生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他们需要什么生殖健康服务?我们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

大部分调查对象是知道在校期间允许结婚的,但对于在校期间可以生育知道的人数较少,表明调查对象对于在校结婚的政策规定较为了解和明确,而对于在校生育的政策规定不够了解。虽然政策允许在校大学生结婚和生育,但赞同结婚和生育的比例却不高,分别为19.8%和8.4%。而且44%和69.8%的调查对象认为在校期间结婚和生育弊大于利。从整体上看,大学生在校期间结婚和生育现象均几乎没有,在校生育现象比在校结婚现象更加罕见。

由以上分析结果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的大学生是了解相关的政策和法规的,但是均很理智的认为自己不会在大学期间结婚和生育。如若有同学在校期间结婚和生育,他们也不会歧视他们。大学生们均认为国家允许大学生在校期间结婚和生育是赋予大学生的权利,也是社会观念的改变。但是,由于学业和经济的原因,普遍认为在校期间结婚和生育弊大于利。

同时我们也发现,大学生绝大多数的生殖健康知识来源于网络和期刊杂志,仅12.6%的人是通过学校教育获得。在面对意外怀孕和人工流产等生殖健康问题时,往往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渠道和途径,而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这对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均会造成危害。针对上述问题,大学生们希望通过教师讲授和观看录像的方式学习生殖健康等相关知识,并希望学校能提供相应的生殖健康服务,如定期健康检查、心理健康服务、生殖健康咨询、避孕措施介绍、孕情与孕期服务、产前产后及围产期服务、性病/艾滋病防治和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学习等。并希望能在宿舍楼道或厕所中放置免费的避孕药具。

这些充分表明,当代大学生是一群心智成熟的年轻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权利,但不会乱用权利。学校应当积极引导,妥善应对,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加强总体应对意识,加强生殖健康/计划生育知识的宣传教育,将学生纳入高校计生部门的服务范围,进行分类管理,提供人性化的服务[4-12]。

总之,新《规定》和新《意见》的出台,并没有导致普遍的擅自结婚的现象,也没有导致普遍要求结婚的趋势,它更多的是教育法制的进步,也是要求高校管理,尤其是计生服务管理更加人性化、更加规范化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2005-3-2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人口计生委、教育部、公安部关于高等学校在校学生计划生育问题的意见. 2007-7-9.

3 风笑天. 社会研究方法[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115-119.

4 人口研究编辑部. 在校大学生结婚:利大?弊大?[J].人口研究,2005,29(3):25-34.

5 人口研究编辑部.解禁大学生生育:我们该如何应对?[J] 人口研究,2007,31(5):27-34.

6 谭琳. 应加强面向高校学生的生殖健康服务[J]. 人口研究,2005,29(3):29-31.

7 杨奇志. 高校扩招后计划生育工作的困难与对策[J]. 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8,8(2):59-61.

8 周珊兰. 论大学生婚禁解除后的高校计划生育工作[J].湖南社会科学,2008,2:201-203.

9 李炎.新时期高校计划生育工作特征及对策[J]. 公共管理,2006,10:23-24.

10 郭韶玲.高校计划生育工作管理的几点思考[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05,12:715-716.

11 江剑平,方华. 福建高校女大学生婚育观念及教育干预研究[J]. 中国性科学,2007,16(9):7-11.

篇7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全面二孩；计划生育

1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分析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呈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再加上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结构叠加在一起，养老问题异常严峻。以福山区为例，计划生育国策实施以来，福山区少出生人口20余万人。目前我区常住人口为27.7万人，人口出生率15.69‰，人口死亡率为8.0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7.65‰。是典型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人口发展类型。人口结构方面，60岁及以上人口6.2万人，占人口总数的22.3%;0-17岁人口4.33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5.6%。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5%以下为超少子化。

2计划生育政策下人口老龄化出现的问题

1）是政策性人口缺陷逐步显现,福山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绝大多数家庭人口结构形成“4＋2＋1”金字塔形模式(一对年轻人夫妻,上有四位老人,下有一个孩)，是典型的人口衰落型模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面对渐渐老去的两对老人和不断成长的孩子,年轻夫妻不约而同都会感受到赡养老人和抚养小孩的双重压力,生育意愿低。2）是生育观念改变,育龄独生子女的价值取向和生育观念和他们的父辈已经完全不同了,随着个人教育水平的提高，不追求孩子的数量,而是更愿意高质量培养孩子。增加孩子就会付出双倍的关注度和成本。3）是“失独”家庭的困难和老有所养，失独家庭相对于一般家庭来说，最大问题是失去子女所产生的精神痛苦，这无异于一场伴随其余生的精神打击。失独老人面临的困境不仅源于难以排解的丧孩之痛，更有来自养老及就医时遭遇的各种现实尴尬。比如因为缺乏担保人无法入住养老机构和手术时存在的无子女签字问题。4）是独生子女家庭老人的供养问题,父母居住在老家,子女居住在大城市,父母生病住院无人照顾,短期还能请假照顾,长期的就会遭遇被辞职。年迈的父母接到身边居住，住院报销比例要下降很多，养老金的异地支取受次数或额度限制。独生子女父母失能后，更会加大独生子女家庭负担。

3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现状，以及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

放开“全面两孩”政策后，福山区2016年出生新生儿比2015年多出2376人，增长幅度非常大，出现了新的生育高峰。主要因素为全区1988年以前出生的独生子女约5500多户，已进入育龄期，多数已生育一孩并有二孩生育愿望。放开“全面二孩”政策后，从群体上看，“70后”多年来累积的二孩生育愿望得以实现，故受益最大、生育二孩比较迅速。“80后”和“90后”生育二孩的占比较大，但生育时间相对比较分散，并不集中。从目前的生育情况分析，全面二孩的实施的确给我区带来了一次明显的生育高峰。此次生育政策调整有效的缓解了独生子女家庭的成人风险、成才风险、婚姻风险和养老风险以及独生子女家庭的儿女养老风险、结构缺损风险和社会的发展风险。还缓解了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内需低迷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一方面，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二孩婴儿潮的到来，拉动了相关食品、玩具、母婴医疗、儿童服饰、家用汽车、教育行业等的发展。还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减缓了老龄化速度。根据购房的人口结构，20-44岁的人口是买房的主力，大部分人在25-30岁的时候就会面临首次买房置业需求。全面放开二孩，新增人口使房地产行业直接受益。当然，随着放开二孩的实施，新一轮人口红利的形成和潜在经济增速的提高，各类行业都将最终受益。对于福山区具体来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福山区劳动力需求增长与劳动力减少的压力有效缓解，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增强全区经济发展活力；有利于增强家庭生育、养老等基本功能，顺应了全区人民群众的期待；有利于促进出生人口平衡，提升家庭发展能力；有利于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促进全区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对社会事业支出加大，社会消费也有所增加。出生人口的增加，对妇幼保健机构、医院妇产病床的需求增加，对幼儿园、中小学带来扩容压力，引起了学校教室、教师等需求增加，需要得到更好地解决。

4计划生育政策下人口现有问题的解决对策

篇8

关键词：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意愿生育子女数；测量效度

中图分类号：C92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8-0059-13

作者简介：风笑天，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苏 南京 210093）

随着“全面二孩”生育政策2016年初在全国范围的迅速落地，有关“是否应该放开二孩生育”、“应该何时放开二孩生育”等问题的讨论或许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但是，近些年来学术界围绕二孩政策放开所进行的一系列学术讨论和众多的争论，却值得我们认真进行反思和检讨。因为，在对社会世界的各种现象及变化规律进行探索、以便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提供指南的过程中，我们的研究思路、研究方式、研究方法等等都有可能存在偏差。在这种偏差引导下产生的研究结果，则有可能误导我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因此，在上述讨论和争论告一段落的时候，认真反思我们围绕二孩政策问题所进行的各种研究的方式、过程和结果，同样是研究者的一种学术责任。

一、生育政策调整的效果质疑生育意愿调查结果

几年以前，围绕着“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制定与出台，政府部门和学术界一直在关注两个焦点问题：其一，全国符合“单独二孩”生育政策条件的人口有多少；其二，这些符合“单独二孩”政策条件的人口中，究竟有多少人会再生一个孩子。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既是回答各种与二孩生育相关的人口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的基础，也是国家和政府部门制定新的生育政策的基础。对于第一个问题，国家卫计委已有明确的结果：全国符合“单独二孩”条件的人口大约为1100万1；但对第二个问题，研究预测结果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的实际申请状况、新增人口状况之间则出现了明显差距。学术界以及政府相关部门曾对放开“单独二孩”后的新增人口给出了各种预测，从每年平均130-160万，到每年不超过200万等等。1但政策实施一年后，全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条件的1100万人口中，实际申请生育二孩的数量只有107万。2申请比例仅为符合条件人口的10%左右。“‘单独二孩’政策‘遇冷’”成为近两年来概括这种巨大差距的流行语。3

为什么研究预测的结果与实际申请的结果之间会有这么大的差距？除了因为政策实施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年等具体因素外，是否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用以作为政策制定参考依据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有一定的关系？换句话说，之前大量的生育意愿调查所给出的相关结果，在反映中国人真实的生育意愿方面是否缺乏足够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正是“单独二孩”政策的制定和出台，以及符合政策条件人口的实际申请状况，在不经意间将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众多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推上了风口浪尖，同时也将生育意愿的测量问题提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或许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从来没有像最近几年这样受到重视，但与此同时，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质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有关生育意愿的“前期研究成果面临前所未有的实践检验和历史考验”4。

客观地说，生育意愿并不等同于生育行为，也不一定能准确地预测生育行为。但目前用来预测生育行为的最好方式依旧是首先了解生育意愿。“在众多关于生育问题的研究中，有关生育意愿的研究一直受到特别的关注，其原因当然是由于人们企望通过对生育意愿的了解来预见到生育水平的变化。”5不仅众多的人口学研究需要在各种人口预测和人口推算的模型中加入生育意愿的变量，并设定生育意愿的具体数值；而且在政府决策部门制定和调整人口生育政策过程中，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也是人们的生育意愿。“在人口研究领域，生育意愿不仅是研究生育观念的主要内容，也被作为预测未来生育水平的指标之一”，“了解生育意愿对判断生育率变化日益重要”。6正是由于学术界对人们生育意愿的这种严重依赖，或者说，正是由于生育意愿在一个国家的人口生产、人口发展、人口政策制定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因此，科学地、准确地了解人们的生育意愿，就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我国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测量方法的深入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7， 因此，我们有理由去重新思考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三十多年来，众多研究者（包括笔者在内，后同）在实际调查中是如何测量生育意愿的？各种生育意愿测量的效度究竟如何？众多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生育意愿？探讨和回答这些问题正是本文的主要目标。

二、三十多年来我们在如何测量生育意愿

“生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兼有三个特征：即数量、时间和性别”8，因而人们的生育意愿也相应地包含生育子女的数量、生育子女的时间、生育子女的性别三个方面的内容9。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将生育意愿操作化为“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时间”、“意愿生育性别”等。1其中，意愿生育数量是最为重要的方面。也是与我国人口增长、人口预测、人口控制、人口政策最为相关的方面。因此，本文也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这一方面。2

那么，三十多年来我们的生育意愿调查是如何测量人们的生育意愿的？现有的各种生育意愿测量的效度究竟如何？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经验的证据，即需要对现有的大量生育意愿调查进行系统的考察。

据侯佳伟等人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国内学术界发表的大大小小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有两三百个。他们通过筛选，对其中227项研究的结果进行了统计，纵向地描述和分析了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变迁趋势。3候文选取生育意愿调查结果的方式是在现有文献中选取“全部可得的”调查结果，即从CNKI上所能查到的、有生育意愿测量方式的全部调查结果。他们采取这种方法选取样本，主要是出于进行定量统计分析的需要。但这种选取方式的一个不利后果，就是样本中会包括许多一般性的、小范围的、小规模的、低质量的、特别是未公开发表的研究结果（如研究生W位论文）。这样，虽然227项研究中的每一项调查都会有一个生育意愿的具体数字，但这个数字的质量究竟如何、其价值究竟有多大却是值得探讨的。

为了避免候文的选取方法所造成的原始文献质量不高、调查结果代表性不高等缺陷，笔者选取那些相对“重要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来进行分析。用来衡量“重要”的标准是：（1）调查范围大（调查范围在县、市级范围以上）；（2）样本规模大（有效样本规模在500人以上）；（3）学术品质高（调查结果公开发表在核心刊物上）。从可行性方面考虑，笔者又增加了第4条标准，即通过中国知网（CNKI）可以被检索到。具体的选择方式和过程如下：

首先，于2016年3月14日，在中国知网的全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确定搜索范围为“核心期刊”，并以篇名包含“生育意愿”为检索词进行搜索，共得到115篇论文。其次，逐一阅读这115篇论文，排除掉：（1）非经验研究的论文（纯理论探讨、文献综述类、国外研究状况介绍类的论文等）；（2）调查范围为县、市以下区域（如村、镇、街道、社区等）的论文；（3）调查的样本规模小于500的论文；（4）采用个案研究等定性研究方法的论文；（5）没有报告（从文中也查不到、辨别不出）生育意愿测量指标的经验研究论文；（6）没有报告调查项目相关信息（如调查时间、地点、总体、样本等）的论文；（7）仅调查二胎生育意愿（即只询问是否会再次生育）的论文。

经过筛选，最终得到符合要求的经验研究论文56篇，这些论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41项调查项目。可以说，这41项调查项目构成了目前国内在生育意愿方面的最重要的经验调查。4通过对这41项调查结果的解析，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揭示出国内目前生育意愿调查的主要现状。下面是这41项调查项目的相关情况，特别是生育意愿测量指标的统计。5

通过表1的统计结果我们看出，国内现有的41项重要生育意愿调查中，研究者对“生育意愿”的测量几乎百分之百地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用“理想子女数”来测量；二是用“假设条件下的意愿生育子女数”来测量。前者大约占了70%（29项），后者大约占了30%（13项）。6

注：a：调查中用来测量二孩生育意愿时所用指标。b：此种测量方式的完整表述应该是：“假设条件下的意愿生育子女数”。此处为简化表格，以“假设意愿子女数”表示，下同。c：北京市2002年的调查在侯亚非、马小红等不同学者的论文中，所介绍的样本规模不一致。d：北京市2006年的调查在侯亚非、马小红等不同学者的论文中，所介绍的样本规模不一致。e：该调查中用紧密相连的两个问题来测量，前一个是“如果不考虑生育政策和其他条件，你认为一般家庭有几个孩子最理想？”紧接着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你自己希望生几个孩子？”此处分别作为“理想子女数”和“假设意愿子女数”统计；f：其调查中包括两个问题，一是“您是否打算生二孩”，这实际上是在测量“符合政策人群的二孩生育安排，而不是一般的生育意愿”；“为了尽可能获取被访人真实的生育意愿”，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您理想中的孩子数量”。故只取其这一测量方式。参见石智雷等《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人口研究》2014年第5期。

实际上，不仅本文所考查的这41项重要调查的情况是如此，侯佳伟等人对生育意愿调查进行统计的结果，也发现研究者采用的都是这两种测量方式。他们指出，在其所统计的227项调查中，使用最多的问题是：“您认为一个家庭中最理想的孩子数是几个”，“您认为一对夫妇生几个孩子最合适”，“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你希望生几个孩子”，“如果完全按个人意愿，您希望生几个孩子”，“如果允许随意生孩子，你希望生几个孩子”。显然，前两种问题是典型的“理想子女数”问题，后三种问题则是典型的“假设条件下的意愿生育子女数”问题。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状况？为什么研究者不直接询问人们“你想生几个孩子”？这是由于，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中，我国一直实行着以“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一客观现实面前，研究者无法直接测量人们本源的（即没有生育政策制约和影响的）生育意愿。因此，为了尽可能了解人们心底里的真实意愿，研究者不得已采取了两条间接的途径来进行测量：一条途径是改测量“生育意愿”为测量“理想子女数”，即改“你想生几个孩子”为“你认为理想的家庭应该有几个孩子”；另一条途径则是改“现实有政策”为“假设无政策”，即改“你想生几个孩子”为“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你想生几个孩子”。现在的问题是：这两种测量方式都是有效的生育意愿测量吗？或者说，这两种方式所测量的真的都是人们的生育意愿吗？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研究者通过这两种测量方式得到的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比如60%的人想生两个孩子，或者人们的平均生育意愿为1.8个孩子等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三、两种测量方式的效度如何？

测量的效度（validity of measurement）是指测量的有效性或准确性。效度是衡量测量质量的两个关键指标之一（另一个指标是测量的信度）。下面我们从测量效度的视角，对生育意愿调查中的两种测量方式进行分析。

1、“理想子女数”：测量的是“意愿”还是“看法”？

上述表1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生育意愿调查采取的是“理想子女数”指标。问题是，“理想子女数”真的是在测量人们的生育意愿吗？让我们从采用“理想子女数”这种测量方式的生育意愿调查所提出的具体问题开始分析。下面是调查问卷中的具体问题：

“你认为理想的家庭应该有几个孩子？” “你认为理想的家庭最好有几个孩子？”“你认为一个家庭中生几个孩子最理想？”“您认为一个家庭中最理想的孩子数是几个？” “你认为一个幸福的家庭最好有几个孩子？”“您认为一对夫妇生几个孩子最合适？”

仔细分析上述各种提问，不难看出，尽管具体表述方式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是以“你认为……？”的方式提出问题的。正是这种特定的提问方式决定了它们实际上是在询问人们对某种现象或某件事情的“看法”、“态度”或“认识”，而不是在询问人们对这一现象或事情的“愿望”、“期望”或“想法”！这正是我们理解“理想子女数”这种测量方式实质的P键，也是这种测量方式与生育意愿概念本质内涵之间的差别所在！这种本质的差别揭示出，用“理想子女数”作为“生育意愿”的测量指标，效度并不高！

何为意愿？最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内心想去做、希望去做或者希望去达到、实现某件事的想法。而生育意愿，就是人们对于自身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的主观期望和意愿，也就是人们内心对于自己生不生孩子、生几个孩子、生男孩还是生女孩、什么时候生等问题的想法或期望。从国外学者的英文表述中我们或许也能得到一定的启示：生育意愿常见的英文表述是fertility intention，或者fertility desire，fertility will。所有这些表述强调的都是“想要”生育孩子的“打算”、“愿望”和“想法”。而“意愿生育子女数”的英文表述则是“desired number of children”或者“intended number of children”1，直译过来就是“渴望要的孩子数目”或者“打算要的孩子数目”。这些正是生育意愿的本意。所以说，生育意愿本质上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期望”。而上述各种测量“理想子女数”的调查问题实质上询问的则是人们的一种主观“看法”、“认识”或者一种“态度”。尽管这种“看法”、“认识”或“态度”与这种“期望”相关，但二者却并不是一回事。

“期望”更多地包含着人们内心的某种渴望和追求，而“看法”、“认识”或“态度”则更多地停留在认知层面，具有更多“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是合适还是不合适”的判断内涵。更直接地说，“你认为理想的家庭应该有几个孩子”等问题所测量的，其实是被调查者关于“理想的家庭”或者说“理想的家庭结构”（国外也称为理想家庭规模，即ideal family size，实际上指的是理想子女数量）的看法。或者说是人们对“理想的家庭”、“理想的家庭结构”的一种主观认知。而我们想知道的生育意愿，则是人们对生孩子这件事情的“想法”、“期望”或“打算”。它所回答的是诸如“想不想”、“期望如何”、“渴望如何”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回答理想家庭“应该如何”、“什么样最好”。

既然“理想子女数”并不是对生育意愿的有效测量，众多研究者为什么都使用这一指标呢？笔者分析，研究者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这样一种潜在的假设：即人们理想中的孩子数目就是他们希望生育的孩子数目。因此，了解他们的“理想子女数”就可以了解他们的生育意愿。从理论上说，这种潜在的假设并没有错。但是，这种“并没有错”却是有前提的。这种前提就是：社会中既不存在任何限制或者鼓励生育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也不存在任何限制或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即人们的生育完全处于一种自主、自发、自然状态中。然而，十分显然地是，我国并不存在这样的前提（即使是目前也不存在）。且不说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会对人们的生育意愿产生影响，仅仅人口政策这一个方面，就会使得这样的前提不复存在。

人们对“理想子女数”的回答，只能看成是一种在理想条件下、理想状态中的期望，是一种不考虑现实条件和现实情况的期望。而人们的生育意愿，则是一种在国家生育政策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自身家庭状况，以及个人价值观念、生活取向、身体条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下的期望。因此，“最理想有两个孩子”是一件事，但实际生活中自己想不想生两个孩子、愿不愿意生两个孩子、能不能生两个孩子却又是另一件事。比如，研究者在生育意愿调查中经常听到的诸如“虽然有两个孩子最理想，但考虑到经济因素（或抚养孩子的成本等），我们还是只想要一个孩子”，“虽然生两个孩子最理想，但考虑到我们的精力有限（或身体不好、或工作太忙等），我们还是只想生一个孩子”，或者“虽然生一个孩子最理想，但考虑到祖辈的期望（如传宗接代、或增加劳动力、或多子多福等），我们还是想生两个孩子”等回答，就是对这种差别的一种说明。

更为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计划生育政策对人们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刚性的。无论是1979年开始的严格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还是现在有条件放宽生育的人口政策，都会使得人们心底里的生育意愿与这种影响下所形成的社会认知产生分离。作为认知层面的“理想子女数”，其反映的主要不是作为个体的人们的“想法”和“愿望”，而是社会中大多数人认可、大多数人接受的某种“看法”或“观念”。用有的研究者的话说，这种“理想子女数”“相当于对孩子数量的主观最优判断”1，“反映的是一种社会观念”、一种“普遍可接受的社会价值和生育观念”。因此，“从概念上和测量上都与生育意愿有差别”2 。“其实，‘理想子女数’仅是生育意愿的指标之一，它反映的是生育的社会规范或个人生育观念， 是人们心目中的完美家庭构成，而不是个人或家庭的现实生育需求或个人意愿。”3也正因为“理想子女数”反映的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认知，因而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即在一段时期中对不同对象进行调查，所得到的结果相互之间差别并不大）。

综上所述，生育意愿本质上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期望”、“想法”或“打算”，而“理想子女数”的提问方式所测量的实质上只是人们对某种事物的主观“看法”、“认识”或“观念”。它既不同于人心底里对希望生育几个孩子的真实想法，也不能准确反映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综合考虑个人及家庭特定条件后选择的实际生育几个孩子的行为。总之，“理想子女数”的确与人们的生育意愿“相关”，但二者并不“相等”。它虽然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实质上反映的只是社会观念的变化），但它与人们实际的生育意愿之间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它不需要回答者去综合考虑个人的现实情景和家庭的特定条件，不需要考虑诸如子女的抚育成本、家庭的经济条件、夫妇的时间精力、母亲的年龄、祖辈的身体状况、甚至家庭的住房条件等众多客观的、与生育和养育孩子紧密相关的现实因素。而一旦考虑这些现实因素，回答者的回答可能就会大不相同了。这些现实的因素都可能使“理想子女数”所得到的只是人们的一种“理想”，而不可能成为他们的现实。因此，用“理想子女数”来测量人们的生育意愿，效度并不高。然而，现实中70%左右的调查使用的正是这种效度不高的指标。这或许就是按调查结果做出的预测与实际申请生育的结果之间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它启示我们：在认识和预测人们的生育意愿方面，“理想子女数”只能作为一种有限的参考。

2、假设与现实：第二条测量途径的特征及其局限

关于测量生育意愿的第二条途径，我们同样按照测量的效度标准来进行衡量。先来看看第二种测量方式在实际调查问卷中所采取的具体提问形式：

“假如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你希望生几个孩子？”“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你想生几个孩子？”“如果国家政策允许，你打算要几个孩子？”“如果完全按个人意愿，您希望生几个孩子？”“如果允许随意生孩子，你想生几个孩子？”

不难发现，在上述各种不同的提问中，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是以“假如”、“如果”等条件句的方式来进行提问的。如果先不看这些假设的条件，只看问题的后一半，即“你希望生几个孩子”、“你想生几个孩子”等等，则它们所测量的正是我们希望得到的生育意愿，或者说，后一半问题对生育意愿的测量具有很好的效度。然而，十分遗憾地是，由于我国社会三十多年来的现实中客观存在着限制人们生育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这种“希望生几个”、“想生几个”的有效测量又受着F实中存在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干扰和影响，不可能直接询问。所以，研究者不得不在这些具有很好测量效度的问题前面，加上“假如”、“如果”等条件句作为前提。这样一来，所有测量又都变成了一种假设式：“假设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如果完全按个人意愿”等。第二条途径的测量效度问题也就集中到了“假设条件句”的影响上。这种加上了假设条件语句的调查问题，对于测量人们真实的生育意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这种“假设条件语句”的提问，客观上将被调查者置身于一种非现实的情境中，即“假设”、“假如”的条件性，也就意味着其所提问题的内容和情境的不现实性。或许研究者的愿望（实际上是研究者主观意识中或潜意识中的一种假设）是：让被调查者暂时不考虑当前面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现实，进入到一种假定的、不受限制的、可以任由自己决定生育行为的情境中来考虑问题。那么，他们的回答所反映的就是真的面临这种情景时的想法。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真实的生育意愿。虽然笔者不能完全排除研究者的这一良好愿望的确有实现的可能，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良好的愿望或许更多只是研究者自己的“一厢情愿”。更为理性的考虑则是：应该站在现实的层面，站在被调查者的地位，从被调查者的角度来分析和看待这种假设前提的可能影响和实际效果。试想一下，在现实社会中，当一个普通的被调查者面对调查问卷中这样一个假设性问题，或者说这样一种假设的情景时，他的反应会是什么？他又会如何思考和回答这样的问题？

客观的现实是：调查问卷中的“假如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与实际生活中明明有计划生育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问卷中的“如果国家政策允许”与实际生活中明明国家政策不允许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立。而且这种明显的差距和对立又客观地存在于被调查者的头脑中。它会导致被调查者在这种超出现实、脱离现实的问题面前，产生一种“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现实的”、“这是假的”自然反应，继而在其回答调查问题的潜意识中，形成一种“反正这也不是真的”的心理。即无论我怎么回答，无论我选择的答案是什么，都不会真的变成现实。正是假设条件式的提问所带来的这种心理反应，可能导致被调查者在回答这类调查问题，特别是在回答自填问卷中的这类问题时，不考虑自己真实的想法，而是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或者是“任意的”答案。从而导致其回答结果与他们真实的生育意愿之间产生距离。换句话说，“假设性的”问题和“假设的”情景所能得到的，或许也只是被调查者“假设的”意愿，而非他们真实的、实际的意愿。“这种假设性的政策环境不同于真实的政策环境，据此得出的结果可能跟真实政策环境下人们的实际决策有较大的差异。”1因此，用“假设条件下的意愿生育子女数”来测量人们的生育意愿，也存在着缺乏现实性的不足。这种缺乏现实性的特点就是第二种测量方式在效度上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其次，除了“假设性”的影响外，“假设条件下意愿生育子女数”的测量方式还存在另一个弱点，这就是，要在“有生育政策限制的条件下”去了解人们在“没有生育政策限制条件下”的生育意愿，本身或许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有研究者认为，那种要求被调查者在“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假设条件下来回答生育意愿问题的做法，“对于被调查者来说很难想象”2（即被调查者很难想像出自己在那种不可能、不现实的情景中的想法和行为）。的确，在客观上有计划生育政策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去想像自己在没有这种计划生育政策的情景中所具有的想法和行为，或许真的有些不合情理。而以这种想象的结果来代表人们在真的面临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情境中的想法和行为，也的确有些靠不住。因此，“假设条件下意愿生育子女数”的测量方式所存在的这一“现实效度”问题也同样值得重视。

四、两条路径的相对效果：谁离人们的生育意愿更远？

上述分析表明，从测量的效度来衡量，不仅采用“理想子女数”的方式没有真正测量到研究者想测量的现象，采用“假设条件下的意愿生育子女数”的方式可能同样也很难准确地测量到这一现象。正因为两种测量方式的效度都不高，导致了众多调查的结果与现实社会中人们实际的生育意愿之间存在差距，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依据调查结果所做的人口预测偏离了现实社会中人们实际申请和生育的现实。从更深的层面上说，关于当代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我们实际上所了解和认识到的并不十分准确，或者说十分有限。这是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的一个重要现实。

当然，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由于无法采用直接的测量方式，研究者只能退而求其次，采取这两种不尽如人意的测量方式。但是更高的学术标准则要求我们进一步弄清楚，现有的这两种都不太完美的生育意愿测量方式中，哪一种的效果相对会好一些？即从认识和了解当代中国人生育意愿状况的角度，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比较一下，哪一种方式得到的结果相对接近现实，哪一种方式的结果可能离现实相对更远、误差相对更大一些？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确立衡量和比较的标准。最好的标准自然是当社会中没有生育政策限制时，或者说当人们不受生育政策限制时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但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社会中一直存在着计划生育政策，而所有的生育意愿调查也都是在有这种政策的现实条件下进行的，所以，这种最好的标准并不存在。我们只能用其他标准来近似地替代。

笔者认为，在现实条件下，相对可靠且实用的标准是那些“具有现实性”的调查结果。这里所说的“具有现实性”，指的是调查对象在现实的生育政策面前，并不受其限制。换句话说，就是在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调查对象依旧符合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求。这种具有“现实性”的调查对象主要包括“双独育龄夫妇”、“农村一孩为女孩的育龄夫妇”、2013年底以后的“单独育龄夫妇”、2015年底以后的“所有育龄夫妇”等。只有对这些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人群所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才有可能测量到当事人真正的生育意愿。因为在询问他们的生育意愿时，既可以不用“理想子女数”，也可以去掉“假设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语，而是可以直接进行询问。他们对于生育意愿的回答相对来说也会更加接近其真实的意愿。当然，由于这类人群实际上也只是可以生育二孩的人群，所以，调查的问题也主要围绕着是否想生二孩进行。1那么，这些“具有现实性”的调查对象希望生育二孩的比例是多少？他们希望生育的子女数量平均又是多少呢？

文献检索结果表明，到目前为止，这种针对“具有现实性”的调查对象的生育意愿调查共有8项：其中有4项是对北京市“双独夫妇”生育意愿的调查；有2项是对江苏省六个市县“符合生育两个孩子条件者”生育意愿的调查；1项是对全国五大城市“双独夫妇”的生育意愿调查；1项是对湖北省符合“单独二孩”条件的夫妇的调查。下面表2是这8项调查的结果统计：

表2的结果表明：这些符合政策条件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对象中，平均希望生育二孩的比例为36%；希望生育一孩比例为64%；平均希望生育子女数为1.36个。

如果将表2所得到的、对符合政策条件可以生育二孩的调查对象进行调查所得结果作为衡量标准的话，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用前述两种测量方式的具体结果来与之进行比较。即看看前述两种测量方式的结果中，哪一种相对接近上述结果，哪一种则离上述结果相对较远。

表2 具有现实性的生育意愿调查中关于二孩生育意愿的结果 （%）

[调查地点 调查时间 调查对象 样本规模 想生二孩 不想生二孩 没想好 北京调查 2006 城市双独夫妇 （249） 26.1 44.2 29.7 2008 农村双独夫妇 （339） 36.3 34.2 29.5 2011 双独夫妇 （178） 29.8 43.3 27.0 2013 双独夫妇 （222） 43.0 29.1 27.8 江苏调查 2006 有一孩符合二孩条件者 （3457） 11.1 68.8 20.1 2010 有一孩符合二孩条件者 （4437） 42.5 57.5 五大城市调查

2008

双独夫妇 （314） 27.1 62.1 10.8 湖北调查 2014 符合二孩条件者 （10030） 23.3 57.3 19.5 符合单独二孩者 （6958） 21.5 59.2 19.3 8项调查平均愿意比例 29.0 50.6 20.4 将“没想好”按“想生”与“不想生”的比例分配后 36.4 63.6 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 1.36个 ]

为此，笔者采用两种方式收集证据。一种方式是将前面表1中的41项调查结果按两种测量方式分别计，从总体上来比较二者的结果；另一种方式是选择那些在同一研究中同时运用了两种测量方式的调查项目，来具体比较两种方式的测量结果。下面的表3是第一种方式比较的结果：

表3 国内 41项重要生育意愿调查中两种测量方式子女平均数的统计

[调查

平均a 调查 平均 调查 平均 调查 平均

林富德，1988 2.11 风笑天，2000 1.33 风笑天，2002 1.32 莫丽霞，2002 2.01 陈字 等，2004 - 风笑天，2004 1.33 周俊山 等，2004 1.16 谢永飞 等，2005 1.88 王学义 等，2006 - 王天宇 等，00-09 - 覃民 等，2009 1.40 廖庆忠 等，2009 1.53 郑真真，2010b 1.42 以上10项“假设意愿子女数“测量平均值为1.55；除三项外，基本上处于1.3-1.5之间；如去掉例外的三项，则平均为1.36 屈锡华，1990 2.50 梁鸿，1996 1.75 赵景辉，1996 1.25 周长洪 等，1997 1.56 尤丹珍 等，2000 2.01 陈卫 等，2001 1.82 李建新 等，2002 1.71 候亚非 等，2002 1.04 庄渝霞，2002 1.66 王金营 等，2006 1.80 覃民 等，2006 1.60 马小红 等，2006 1.18 侯亚非 等，2006 1.23 侯亚非 等，2006 1.18 江苏课题，2007 1.45 郭志仪 等，2007 2.04 马小红，2008 1.47 廖庆忠 等，2009 1.53 宋健 等，2009 1.61 徐映梅 等，2009 1.70 汤兆云 等，2010 1.84 郑真真，2010 1.65 王军 等，2011 1.85 王军 等，2012 1.86 卿树涛 等，2012 1.61 王军，2013 1.87 庄亚儿 等，2013 1.93 石智雷 等，2014c

1.71 张晓青 等，2015 1.82 以上29项“理想子女数”测量平均值为1.72；除北京、哈尔滨等调查外，基本上都处于1.6-1.9之间；如去掉北京、哈尔滨的结果，则为1.8。 ]

注：a：少数论文没有直接报告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或者平均理想子女数，系笔者根据表中统计数字计算得出。b与c两项研究的测量内容与本文的处理方式参见表1说明。

表3的统计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假设条件下意愿生育子女数”的测量结果基本上处于1.3-1.5之间，“理想子女数”的测量结果则基本上处于1.6-1.9之间，“理想子女数”的测量结果明显高于“假设条件下意愿生育子女数”的测量结果。如果去掉少数相对特殊的调查结果，那么，“假设条件下意愿生育子女数”的测量结果与前面表2“具有现实性”的调查结果几乎相同；而“理想子女数”的测量结果则与其相距甚远。第一种方式证明“理想子女数”的测量结果更加远离衡量标准。

下列几项调查中，研究者对同一个样本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测量方法，正好为我们提供了按第二种方式进行比较的结果。

调查项目1：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13年11月对上海市8501名20-49岁、目前在婚、夫妻至少一方为上海户籍的育龄夫妇进行了调查，同时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测量方式。该调查结果表明，对于“你认为理想的家庭应该有几个孩子”这一问题，73%的被调查者回答为两个，25%的回答为一个，总体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是1.75个孩子。而对于“在不考虑计划生育政策情况下，只考虑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你们打算要几个孩子”的问题，回答要两个孩子的比例为48%，回答要一个的比例为46%，二者比例相当，都接近50%。分别比“理想子女数”的比例少了25%和多了21%。其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46个，比平均理想子女数少了近0.3个。1

调查项目2：北京市西城区计生委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对北京市西城区2504位20-44岁（原文此处误写成20-24岁）的育龄妇女进行了生育意愿调查。该调查同样采用了两种测量方式。其得到的结果是：对于“理想的家庭中应该拥有的孩子数量”（即理想子女数）的问题，调查结果为“被访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量为1.8个”；而对于“在排除政策干扰条件下”“打算生育的孩子数量”的问题（即假设条件下意愿生育子女数），调查结果则为平均1.5个左右。1两相比较，同样是“假设条件下意愿生育子女数”的平均值比“理想子女数”的平均值少了0.3个。2

调查项目3：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与江苏省计生委2010年对江苏6个市县育龄妇女进行的生育意愿追踪调查中，研究者也采用了两个不同的测量问题：“如果不考虑生育政策和其他条件，您认为一般家庭有几个孩子最理想？您自己希望生几个孩子？”其调查结果显示，样本总体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显著高于个人期望的平均数（前者为1.65，后者为1.42）”，二者相差0.23个。3

这三项调查项目同样得出了“理想子女数”的测量结果明显高于“假设条件下意愿生育子女数”的结果的结论。也同样证明了“理想子女数”的测量结果更加远离衡量标准。因此，无论是总体统计的方式，还是具体项目实例的方式，两方面证据都一致表明：“理想子女数”的测量结果明显高于“假设意愿子女数”的测量结果；“理想子女数”平均在1.6-1.9之间，即希望生育二孩的比例在60%-90%之间；而“假设条件下意愿生育子女数”平均在1.3-1.5之间，即希望生育二孩的比例在30%-50%之间。通过将这两方面结果与前面的衡量标准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假设条件下意愿生育子女数”更为接近衡量标准，而“理想子女数”则离衡量标准相对较远。实际上，从前述分析中可知：由于“理想子女数”实际测量的是人们的态度、观念和认识，其测量的内容效度明显不高；“假设条件下的意愿子女数”虽然有缺乏现实性的不足，但其测量问题的内容效度明显比“理想子女数”高得多。因此，采用“假设条件下的意愿子女数”来测量人们的生育意愿，比采用“理想子女数”来测量的效果离人们实际的生育意愿会相对近一些。

五、总结与讨论

1.研究的主要结论

三十多年生育意愿调查的实践表明，研究者通常采用“理想子女怠被蛘摺凹偕杼跫下的意愿生育子女数”来测量人们的生育意愿。但实际上，“理想子女数”并不是人们“想生的孩子数”；用“理想子女数”进行测量，所得到的只是人们的对生育的看法和观念，而不是人们对于生育的想法和意愿。所以用“理想子女数”来测量人们的生育意愿，其效度并不高。“假设条件下的意愿生育子女数”是在有计划生育政策的现实中假设没有政策，因而这种测量缺乏现实有效性。即“假设无政策”并不是“真的没有政策”。因此，这两条研究者“不得已而为之”的间接测量方式，并不能很好完成对人们真实生育意愿进行准确测量的任务。但相比较而言，“假设条件下意愿子女数”的测量效果优于“理想子女数”的测量效果。即“理想子女数的测量效度更低，它比“假设条件下意愿子女数”离人们的生育意愿更远。

总结三十多年来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由于两种生育意愿测量方式的效度都不高，特别是由于70%左右调查所采用的是测量效度相对更低的“理想子女数”的方式，因此，现有调查对于认识和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来说无疑存在着较大的偏差。这一状况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现有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并没有准确地测量到人们的生育意愿。因而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我们实际上了解得并不多。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实。

2.相关问题的讨论

在本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下述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一，如何看待现有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现有生育意愿调查的两种测量方式是在有生育政策限制的背景下研究者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本文指出现有生育意愿测量方式缺乏效度并不意味着这些结果没有价值。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认识和看待它们。换句话说，现有各项生育意愿调查结果的价值会因为我们认识和看待它们的方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笔者注意到，学术界对现有的调查结果基本上采取的都是接受、相信的态度，即“视调查结果为现实”。很少有学者去分析这些调查结果在反映客观现实方面是否存在局限、问题和差距。这一方面可以从三十多年来所发表的几百篇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基本上都没有受到质疑或商榷反映出来（受到商榷的调查结果仅一项）；另一方面也可以从现有的关于生育意愿研究的文献综述中看出来。无论是风笑天等人关于上世纪最后二十年中生育意愿研究的综述1，还是姚从荣等人关于新世纪前十年中生育意愿研究的综述2，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客观上都承认和接受了现有调查的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把调查结果当作现实看待。两篇综述文章中虽然也有一些分析和评论，但重点都是对调查结果进行归纳和描述，即都是以这些调查结果为基础，来描述生育意愿的变迁趋势。这些情况说明，目前学术界对现有的生育意愿结果的认识，往往都自觉不自觉地基于一种并不成立的前提：即现有调查结果都是对现实社会中人们生育意愿的真实反映，因而相信并接受它们。很少有学者去仔细解析每一项具体生育意愿调查的质量，去认真掂量不同研究结果反映现实生活中人们实际生育意愿的程度。

事实上，可以肯定的是，三十多年来的生育意愿调查，既有较好反映社会现实状况的，也有片面反映社会现实状况的。风笑天曾经以对独生子女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研究为例，进行过具体解析。其研究结果表明：“到目前为止的有关第一代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给我们所描述的是一幅杂乱的图像：他们的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目从1.00到1.50，希望生育一孩的比例从最低的45%到最高的80%；期望生育两个孩子的比例从最低的15%到最高的50%；不同调查结果相互之间的差别较大。……现有研究都没有做到完全反映第一代独生子女这一总体所具有的生育意愿的整体状况。或者说，这些调查结果都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描述了这一总体中的一部分对象的生育意愿状况。”3那么，推而广之，现有的众多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很可能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一方面，不同调查由于自身质量不同，因而其反映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生育意愿的正确程度是大不相同的，有的可能相对接近而另一些则可能相对偏离人们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每一项具体生育意愿调查所反映的都只是中国社会中彼时彼地、特定群体的生育意愿。或者说，不同调查结果所反映的往往只是现实的一部分。只有认真解析每一项具体生育意愿调查的对象、方法、过程和结果，才能更好地区分和辨识，也才能更好地利用调查所提供的有用信息去增加我们的认识。

第二，认真反思现有生育意愿测量的意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学术界和政府相关部门一直都在关注和讨论生育意愿，关注和讨论人们的生育行为及其与社会的生育水平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结果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在看待现有调查所得到的生育意愿结果时，应该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虽然在每一项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中，都会得到一个关于人们生育意愿的具体数字，比如1.3、1.5、1.8等等，但这些数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则是值得研究者认真分析和仔细推敲的。研究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有的生育意愿测量与人们真实的生育意愿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别，进而认识到我们对人们真实的生育意愿实际上只了解到多少。这是将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作为制定人口政策重要参考时应注意的关键一环。而反思和检讨我们对于生育意愿的测量方式，既可以让我们更加客观、更加准确地看待以往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所反映的现实，同时也可以让我们在今后的生育意愿调查中，采取合适的测量指标了解社会现实，更好地为社会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第三，影响生育意愿调查结果的其他因素。本文仅讨论了生育意愿调查中的测量效度问题及其对调查结果的影响。实际上，除了测量效度的影响外，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还会受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查对象选择的影响、调查方式选择的影响等。风笑天等人曾专门针对生育意愿调查中的对象选择及其对调查结果的影响问题进行了探讨。其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包含了不应该包含的对象，还是缺少了本应该包含的对象，所有不恰当的调查对象选择都会导致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形成一定的偏差，这些偏差会对我们的认识产生误导，也会对生育政策制定和调整产生影响”1。而对于不同调查方式的影响，也有研究者早就指出，采用在计生部门人员陪同下入户当面访问的方式进行生育意愿调查，会对调查结果产生明显的影响，“有的夫妇不愿轻易表明自己的真正意愿”，“他们中有的想生二胎，但面对调查员和提倡只生一个的社会舆论不敢言明”2。还有的研究者指出，采用自填问卷的方式，“由被调查者在家中填写，问卷表也不用署名，被调查者的心理压力较小，更容易说真话，因而调查结果相对客观，较少干扰性”3。因此，除了注意测量指标的效度问题外，还应对影响生育意愿调查结果的其他因素给予充分的注意。

第四，“全面二孩”背景中的生育意愿测量问题。如果说以往的生育意愿调查由于客观上受制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而无法有效地对人们真实的生育意愿进行测量的话，那么，目前“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则为我们提供了相对正常、自然地了解人们生育意愿的空间。研究者既可以不用效度不高的“理想子女数”，也可以去掉“意愿生育子女数”前面的“假设条件”而直接测量生育意愿了。但是应该认识到，即便如此，目前的生育意愿测量实际上仍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的生育意愿。即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背景下，生育意愿调查所能了解到的，其实只是人们在“最多生两个”条件下的生育意愿，而不是一般意义上，没有任何约束条件的生育意愿（或者说，只是在“零至两个孩子”的有限范围内的生育意愿，而不是完整意义上不受限制的0-n个孩子的生育意愿）。这种一般意义上的生育意愿，只有当社会中不存在任何限制或者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时，即人们的生育完全处于一种自主的、自发的、自然的状态时才能得到。也只有在那时，我们进行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才会相对可靠地反映社会现实。

The Fertility Desire of Chinese People：How Much do We Know Exactly？

Feng Xiaotian

篇9

大家好！我叫，现年岁，年毕业于湖北医科大学计划生育管理专业，同年被分配到

计生办上班，至今已有八年。在这年中，我也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学生变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计生专干，从一个只有理论知识的书生变成了一个理论与实践知识都懂的基层干部。今天我竞争的职位是办公室副主任，我自信能够胜任。

首先我非常热爱计划生育工作，有丰富的知识底蕴。大家都知道，我在大学学的就是计划生育管理专业，可能有些同志至今都不理解我当初的选择，认为是我一时心血来潮的结果。其实不然，我很小的时候就与计生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对计划生育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学期间，我更是广泛涉猎人口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管理学、计划生育管理学等多门学科，并学有所成。还在计划生育史、流动人口管理对策、人口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等方面作了一些研究性的探索，撰写了多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并多次获奖。参加工作以后，我更是如鱼得水，在实践中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作了一些前瞻性的研究，并小有所成。原创：年我就注意到规范育龄妇女个人历史档案的重要性，并开始着手整理，与年全省的信息系统采集不谋而合，并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工作量。年针对早婚早育严重和性别比失调的问题，我又提出控制婚、孕、育全过程，与××年“八个必访”中的合同制管理如出一辙。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计划生育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引起我的兴趣，计生工作内容的每一次变动都能促发我的热情，我相信我所学的知识能对全镇的计生工作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我相信我对计生工作的热爱一定能够带动大家、感染大家，我们共同把工作做得更好，做得更有水平。

其次，我已经基本具备副主任应有的素质：

第一，我有丰富的工作经验，通晓计生工作的各项工作内容。作为办公室副主任，应该是一个多面手，对办公室的各项工作都应精通，懂管理、会管理、能管理。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不仅要做到，而且要做好，这样才能发现问题并及时地指导。参加工作以来，我做过统计员、微机操作员、药具管理员、通讯员、出纳员、会计、政策法规员、办公室副主任等，基本上涉及到了计生工作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在哪个岗位，从事什么工作，我都能够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精一行，所从事的工作年年都得到了计生局和镇党委政府的肯定：年，在任通讯员，当年见报数居全县各办公室第一，在洪水期间为省、市计生协报送了篇好材料，得到了上级的一致好评。年，任统计员，裕公计生办被评为县计划生育先进单位；年，任统计员，计生办被评为业务管理先进单位；年，任副主任分管业务，麻口计生办被评为县计划生育先进单位，计生干部职业化管理试点单位。

第二，我能秉公处事、平等待人，起到很好的表率作用。作为办公室副主任，实际上是办公室具体事务的操作者和执行者，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在大小事情上一碗水端平。我无论是在从事业务工作，还是财务工作，我都时时提醒自己保持一颗公正的心，不为自己谋一分私利，也不为关系亲近的同事开绿灯，一律按办公室规章办事；无论是办公室普通的一员还是副主任，我都能保持一颗平常心，不利用职务之便搞交易，不以感情代替原则，严格要求自己；无论是普通同事还是上级领导，我都能不卑不亢，以诚相待。工作年来，我待人处事的风格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从上到下都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第三，我能摆正自己的位置，长于合作。作为副主任，是主任的得力干将，是联系上下的纽带，也是办公室领导班子的重要一员，必须明确自己所处的特殊位置。既要注意收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协助主任从办公室整体利益出发，制定有利于办公室发展的政策和举措。又要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维护主任在办公室的形象和地位。在过去任副主任的三年中，我总是把自己融入大家之中，对同事们进行及时的指导和帮助，从不以权压人，以权欺人，对同志们的合理要求总是及时反映给领导，对大家的不良情绪总是合情合理地加以化解，从不人为地激化矛盾。同时，对办公室的重大决策，从不横加干涉、乱加评论，总是在服从的前提下，提出合情合理的建议和看法，不当事后诸葛亮，对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勇于承担责任，不把成绩归于自己，责任推给别人，与上下级都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如果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信任我，我一定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尽快改变办公室的现状，为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一是协调工作关系，使办公室灵活运转。办公室就是一个小社会，涉及到的内容很多、很杂，我会根据办公室的所有工作合理分工，责任到人，制定严格的岗位制度、考勤制度，保证办公室人人有事干，个个有责任，工作一环扣一环，使办公室成为团结、支持、谅解、齐心的集体。办公室人员都能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尽量保证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责、权、利高度统一，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二是规范行为，制定健全的工作制度。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纪律散漫的集体连日常工作都难以完成，更不会做出什么大事。往年我们制定的规章并不少，可执行的人却不多，我认为，原因就在于制度的可操作性不强，约束力不够。如果我能够当选，一定会从实际出发，从实情出发，制定相对健全的制度，并力求做到言必行，行必果，严格兑现，奖惩分明。

三是健全利益导向机制，保证办公室人员的福利待遇。我们工作的第一目的就是为了生存，当一份工作不能给我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时，再去侈谈什么奉献是不切实际的。我想我们可以从理清财务开始，想办法广开财源，另一方面节约开支，象一个家庭一样地精打细算，日子是会一天天好起来的。原创：

篇10

关键词：生育观念；影响因素；生产力；生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097-02

生育观念古已有之，直到现在仍然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重要领域。它不仅仅是对生育过程的总结，同时也涵盖了人们对待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概括来说它是指人类在生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伦理观念、等一系列文化现象的集合，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作为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生育观念有着广泛的内涵，它涵盖了生育的目的、生育的数量、生育的时间以及生育的性别取向等方面。在同一时期的社会里，人们一般都有着或约定俗成或积习成文的生育观念，像我国乡土社会的“多子多福”“多生多育”的生育观念，而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生育观念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有所改变，在当今社会里，生育观念又产生了哪些变化，这值得我们探讨。

一、“少生优育”生育观念的形成过程

工业革命以来，机器化大生产逐步取代了传统的铁犁牛耕的生产方式，传统社会中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丧失，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飞跃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以提高。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革势必会带动上层建筑的一系列变化，生育观念作为上层建筑中精神文化的一种，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改变。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大潮的冲击，贫富差距的拉大，人们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也随之增大，大多数人是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毕竟一个孩子的生育成本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这时候父母关注的不是孩子的数量而是孩子的质量，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父母特别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比如给孩子早教，上各种补习班，一个孩子的生育成本远超过去，这使得有人感慨现在养一个孩子的生育成本比过去养两个三个孩子的成本还要高。正是在这些经济和社会的诸多压力之下，逐渐形成了如今“少生优育”的生育观念。

二、“少生优育”观念形成的影响因素

（一）教育制度的变革和教育年限的延长

工业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传统农耕社会强调的是劳动力的数量，人口增加意味着劳动力增加，劳动力多了，就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开垦更多的荒地，国家也可获取更多的赋税收入和可利用的储备兵力；而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使用机器进行生产，机器化大生产对劳动力自身素质的要求提升，它需要的是技术人才，强调的是劳动力的质量和素质，而国家为了培养适应工业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为了更好地提升国民的素质，深化了教育体制的改革，延长了教育年限，这直接增加了教育成本，使得工薪阶层不得不考虑生孩子的成本。同时，教育作为上向流动的渠道，对于占绝大多数人的中下工农阶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通过教育可以获取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但教育年限的延长使得个体为了更好地完成学业不得不推迟结婚，时间一长，大家也就开始晚婚晚育了。

（二）女性的职业化发展以及避孕技术的进步

虽然我国曾长期处于男权社会，男性是社会的主体，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她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角色，开始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实现自身的价值，单一的家庭主妇逐渐发展为职场女性，职场女性不仅仅是在家照顾孩子，同时也在职场上实现自身价值，职场上的竞争压力下迫使不少家庭选择了倾向于自身发展的选择――少生或不生孩子。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避孕技术也随之进步，避孕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在人们的青壮年时期，不少年轻人考虑到要发展事业，于是通过避孕手段选择了少生或不生，等到事业逐渐起步之后，人们逐渐达到中年时期，这时人们的生育能力下降，即使想生育也不一定能有效生育，因此，避孕技术的进步有效地预防了计划之外的生育行为。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本位的思想逐步确立

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腾飞，同时也引起了思想领域的变革，传统的家本位的思想向个人本位转变，人们不再是只局限于家族和国家的发展，而是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发展，更理性地思考问题，由此衍生了利己、自由等思想观念。一个家庭里有了孩子不仅增加父母的经济负担，同时也占用了父母的精力和时间，降低其自身竞争力，很多企业不招女性员工，就是不愿承担女性因为生育带来的一系列成本投入，甚至有些女性为了自身事业能更好地发展，放弃了生育孩子。此外，与传统农耕社会不同的是，工业社会注重的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使得人们思想上的藩篱逐渐被打破，自由意识复苏，更加捍卫自身的权利，而选择不生也是人的一种权利，不少两性为了拥有更自由的二人世界，选择了放弃生育孩子，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丁克家庭”，英文叫“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译为“双收入，无子女”，在这类家庭中的夫妇是有生育能力的，但是却选择不生，主要就是为了追求更自由的生活，享受二人世界，同时也有促进自身事业发展的目的。

三、生育观念的特点及现阶段我国生育政策分析

生育观念具有阶段不可逆的特点。生育观念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特定的环境下经过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然后才孕育发展起来的。其一经形成，没有国家强制干预的话，几乎不可逆，即使国家强制干预，几千年的历史惯性还是很难刹住车的，就像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就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当时传统多生多育的生育观念根深蒂固，即使生育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有的家庭被罚得倾家荡产，依然要生孩子，超生现象屡禁不止。想要改变我国目前低生育率的现状目前来说很难，即使国家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也不见得能显现成效，就像现在诸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很早之前就开始鼓励国民生育，但是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处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水平，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加速，人们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国是不是也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人口出现零增长和负增长。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国应该防患于未然，从以下方面进行一定的尝试，用以弥补之前因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造成的低生育率现象。

（一）减轻个体家庭生育成本，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利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物价水平也同样飞速提升着，而人们工资提升的速度却远远赶不上物价提升的速度，这使得人们所承受的生存压力增大。当前家庭不愿生育的主要原因是承受不起巨大的生育成本，奶粉钱、教育费用、各类辅导班花费等因素都是降低人们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同时，现代社会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改变，传统的家本位发展到现在的个体本位，个体更多地关注的是自身事业的发展，自身事业发展需要占用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女性，逐渐走出家庭，在职场上拼杀，这都降低了家庭生孩子的动机。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国家应该建立并完善妇女生育保障，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怀孕妇女的平等就业权，防止女性因为生育而失去工作的现象发生。同时，还应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国家财政补贴来弥补女性员工因为生育给企业带来的损失，这不仅有利于消除女性就业歧视，同时也减少了女性生孩子的后顾之忧。

（二）逐步放开生育政策，一些地区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

就当前的人口趋势来看，随着我国生育率的不断下降，少子化现象日益突出，为了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人口过少危机，应该适当调整一下计划生育政策，目前我国政府对人口政策做出了大方向的调整，出台“单独可生二胎”的政策，并让各地区根据各地人口情况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比如在人口基数小、生育率过低的地区应该尽快实施这一政策，在人口基数大、生育率相对较高的地区应该继续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要想改变当前我国这一系列人口问题，除了逐渐放开生育政策之外，还应采取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比如对有一到两个子女的家庭进行物质奖励，限制和处罚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同时加强生育宣传工作，使人们认识到生孩子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的好处，使人们逐渐形成合理生育、适当生育的生育观念。

（三）加强在生育方面的宣传工作，营造良性生育文化

生育观念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在社会大环境下的生育观念形成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人为的措施加以影响。要想改变生育观念最直接有效的做法就是改变人们对生育的看法，加强思想上的宣传动员工作。在传统农耕社会里人们普遍贯彻多生多育的做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受生育文化的影响，农耕社会在封建统治者及儒家学者的宣传鼓励下，形成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等一系列生育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形成了“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进而对人们的生育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今，由于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再加上经济上的压力，社会逐渐形成了少生甚至不生的低生育文化氛围和生育观念，这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而使得我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少子化现象日益明显。

参考文献：

[1].生育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4-46.

[2]田雪原，陈胜利.生育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39-43.

[3]宋健，[韩]金益基.人口政策与国情：中韩比较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4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