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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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解构主义；汉语言文字学；结构主义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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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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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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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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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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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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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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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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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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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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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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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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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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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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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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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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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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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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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Ezra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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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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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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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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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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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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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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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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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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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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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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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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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5.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王力.王力文集：第1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78.

［4］张世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1-6.

［5］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25.

［6］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78.

［7］许国璋.《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J］.中国语文,1991(3).

［8］王力.语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M］∥龙虫并雕斋文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493.

［9］启功.汉语现象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97.［10］威妥玛.语言自迩集［M］.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

［11］王宁.汉语现象和汉语语言学［M］∥汉语现象问题讨论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篇2

我们先分析汉语的基本特点。

一般的拼音语言，只有元音与辅音两个结构要素，声调（升调、降调）只区别语气，不区别意义，因而不是拼音语言的结构要素。而汉语则不同，声调起着区别意义的作用，故汉语语音由声母、韵母、声调三个要素构成。如果我们把英语等拼音语言称为二维结构，那么汉语语音就是三维结构。

人类的发音器官能够发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音。就语音单位而言，几乎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或者起码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每一个民族用于社会交际的能够区别意义的音位却少得多，这是根据人类的交流需要而决定的。人类语言只需要不多的音位，就可以构成无数有意义的话语。

从历史发展来说，“能指”和“所指”在约定俗成的任意性这一表层现象的深处，有着相当深刻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受到各民族物质生产发展的一般水平和语言发展水平的双重制约。就人类语言的发源处来说，初民不可能也无须选择很多的音节来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但是，随着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有许多新的概念需要表达，原先的音节不能满足需要，他们必须寻觅新的途径。增加音节是一个最简单的有效途径，西方的一些语言就走了这一道路。英语中的音节就有一万多个。但也还有另外一个聪明的方法，即在原有的音节上标出不同的声调，以此代表不同的概念，这同样可以起到与增加音节相等的作用。汉语就走了这一条道路，它只选择了400多个基本音节就能够满足高度文明的汉民族的各种概念表达的需要。采取增加音节的线性展开的方式和运用声调向中心聚敛的三维方式来解决语音的发展问题具有同等的有效性。于是，汉语与西方拼音语言的根本性区别（即拼音语言是用二维——元音和辅音——来表达的，而汉语是用三维——声母、韵母和声调——来表达）就形成了。当然这两条道路也不是绝对的互不相涉，而是起着部分的互补作用。汉语在发展中，由单音节词为主到双音节词为主，且近代以来，由于文化交流的增多，外来语的翻译常用多音节词来表达，这使汉语的词汇中多音节词的比例也有所扩大。拼音语言也有不用增加音节而只是改变词的重读音节的方式来区别意义，这又与汉语所走的道路有若干类似之处。文化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只要是能够逐渐精微地表达人类的思维，就具有同等价值，这里没有好坏高下之分。人为地将“屈折语”说成是最高级，将“孤立语”说成最低级，这要么是文化中心主义、种族偏见的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要么就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自卑心理的表现，而不是科学的分析。

文字领域的情况与语音领域的情况相似。

在文字的起源阶段，用“象形”表达人类思想与语言中用“象声”表达人类思想类似，同样舍弃了许多东西，仅从客观事物中抽出一些主要的特征写画下来。“米”是一棵果树上结了许多果子的象形。但作为自然界的一种有机生命体，一棵树是多么繁复的植物，结下的丰硕的果实也决不止三个。当我们用象形文字表达它的时候，失落了不计其数的果实了，而且用3个小圆圈代替了具有万千特征的甜美的果实，又不知失落了多少属性了。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所造的那个象形字就一定是抓住了果树的形象的主要特征，其实它仅是从客观物象中抽象出的极少一部分特征。这才是本色意义上的“抽象”。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上的所谓“抽象”，比如说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它字形固定，偏旁统一，这对于象形特点鲜明的甲骨文来说是一次抽象，而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所发生的使汉字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隶变”又是更进一步的抽象，这些“抽象”，与文字最初形成阶段的那次抽象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与语音的形成一样，象形文字是各个民族根据不同的要求抽象出事物的极少特征写画下来，这使各种文字产生差距。中西文字目前巨大的差距是由各自不同的文化创造方法造成的。当美索不达米亚的字母被发现后，西方文字突然掉转头去走了一条拼音化的道路，而汉字则没有走这条道路，依然按照原来的路径发展着。于是，中西文字便相去遥远了。“中国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块字，与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流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拼音文字其渊源和特性都迥然相异，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独成一统的特例。”［③］

方块汉字与拼音文字在结构上的区别，我们认为也是“二维”与“三维”的区别。从汉语语音角度提出来的问题是与汉字的特点相吻合的。汉字的三维性使其具有立体性特点。但要证明汉字是三维的立体性结构，我们的面前有一道“定论”的铜墙铁壁，一般认为，拼音文字记录一个词是用一串字母作线性的排列，在汉字往往用一个平面型方块来表示，所以“汉字是平面型文字”［④］。诚然，汉字是写在纸上的，不是雕塑在空间的，何以认为汉字是三维的因而具有立体性特点呢？这是因为汉字是用二维去展示、象征三维空间的，我们是就其所表达、所象征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三维”的。“立体派”的绘画何以能称“立体”呢？难道就不是画在平面画布上的吗？

汉字主要起源于原始图画，而图画是用二维空间来表示三维空前的，那么，汉字就其起源阶段的象形性而言，亦具有这样的特征。汉字起源阶段的这种象形的特性是汉字三维性发生学上的依据，图画的形象性的特点是使人们可以直观或感受到所画事物“体”的质感。例如，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陕西华县柳子镇出土的陶器上。

即使是最逼真的工笔也不能将客观事物的全部属性和特征描绘出来，它在描绘中已经遗漏了许多属性和特征，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图画反映客观事物也是“抽象”的。而汉字又是对象形图画的再一次“抽象”，这就使文字成为一种纯粹的符号了。这种符号只要没有变成音响形象的附属物（如拼音文字那样），这种三维立体性特点便没有被打破，无论其抽象程度怎样地越来越高。

从现实生活的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在其后来的发展变形过程中，并未改变其三维立体性特点，这是由于汉字后来无论怎样变形，皆未彻底打破原有的符号体系去另辟新路。先看小篆。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比起甲骨文和金文来，小篆字体固定，并将原来没有固定形式的各种偏旁统一起来，小篆的线条不再是去描画客观事物，而是变成了规则匀称的带弧形的整齐线条，就此而言，对汉字的立体性的冲击是大的。但是，从根本上看，小篆并未改变汉字的结构特点，而仅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只是线条略略变化，使文字同客观事物的联系更加隐蔽了一些。这样的特征实在太多，无庸赘述。隶书的情况又怎样呢？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这是被称作“隶变”的汉文字史上的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线条的主要特点在于描摹客观事物，因而它是画出来的；而隶变后的五种基本笔画则是写出来的。由于隶变改变了笔画的形态，因而使汉字形体发生了大的变化，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文字，基本摆脱了古汉字的图形意味。后来，魏晋至隋唐出现的楷书，结构与隶书基本相同，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进一步发展，从此，汉字成为方块字就定型了。但是，隶变以后的汉字并未改变汉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我们还是以“为”字后来变化为例来说明。

这些形式亦分别积淀了大象的鼻子、躯体以及四条腿的内容。由此看来，隶变中的汉字形体的改变仅是汉字结构内部进行自身调整时的一种较大的形态转移，而不是汉字整体结构的打破与重建，因而汉字立体性这一基本特点并未失落。

我们认为汉字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其立体性特点一直保持着，但同时我们又认为隶变前后汉字立体性的特点又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适应于描摹客观事物的各种形态、方向、长短、曲直的甲金文和小篆的线条，一变为适应于书写的、长短大致统一、曲直有规则、形态方向一致的隶书、楷书和现代简体的线条，这说明隶变使汉字从图画意义上的立体性变成了几何意义的立体性。隶变前的汉字通过用极简约的线条描画事物达到立体性，这种立体性因与图画类似，较易为人们认识，隶变以后的汉字实在有类于“立体派”的绘画。它将对象世界引归到立体几何的方块形体中去，呈现出一种多视点把立体平铺到平面上的倾向。即“对一个物体作分解，同时从不同的方面，不只是从一个视点，提供了许多元素，把这些元素重新组合，相互叠置，相互渗入成为一个整体形象，这使得平面自身直接显现立体感，却又不是取消了平面，使它成为一个空间盛器，让各种东西在它里面装着”。［⑥］隶变后汉字不仅有“横”“竖”两种笔画（这可以在垂直状态下构成平面），而且斜线（撇、捺）和点，斜线其实就是线条的水平放置状态，它与“横”、“竖”垂直状态所构成的平面相交，便构成立体图形。“点”的意义亦如此，它其实在透视意义上是远处的一条线或一个面；本身已造成了一种距离感和空间感，只要我们眼前出现了相交或平行直线构成的平面，那么远处的那个点就一定不可能与这个平面处在同一平面上，而只能是处在立体的空间中。汉字的三维立体性就这样通过五种笔划构成了。这里，“关键是在于保持着具体的平面，而同时在象征的意味里，使它成为体积的空间意味的。”［⑦］

关于汉字的三维立体性，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的书法理论中找到证明。卫夫人《笔阵图》对汉字的几种笔划有如下的说法：

这虽是一种比喻和象征，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书家的潜意味深处是将汉字的笔画当作某种客观事物来看待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观念的积淀，因为在原始人那里是没有比喻可言的。进一步讲，中国书法理论中所讲的关于笔画分布的结体理论更是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的。“中宫”和“重心”的理论，都是解决立体性字体结构稳定问题；“布白”理论则直接导源于文字的立体性：例如笔划的“疏密得宜”是解决立体性众多平面交叉的问题；“虚实相间”的说法是处理立体结构中视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关系问题；而所谓“争让得势”则又是回答立体结构中的主要平面与次要平面的表现关系等等。中国书法最忌平板，例如“馬”字下面的四点，楷书一般将第一、四两点写得较大，二、三两点写得较小，以示远近关系。这些，皆可说明汉字的立体性特点。

我们论定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这就为认识汉字的科学价值打下了基础；而汉字的生命力正建立在这种科学价值的前提之上的。

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了汉字具有容量大、信息多、内涵丰富的科学价值。我们仍然用数学的方法来说明。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横一竖和一条斜线（—｜／），如果按拼音文字的线性排列，只有六种排列形式：—｜／，—／｜，｜—／，｜—／，／—｜，／｜—，但是，按立体性文字排列，其形式却极多。横竖构成平面，而斜线当它放到立体性图形中去的时候，位置可以相接、也可以相交，还可以相离。人们只需要从这极多的可能排列中选择出目视区别较为明晰的排列用于造字就足够表达人类各种各样的概念。这从科学角度证明了汉字的方块结构是完全胜任表达人类的千差万别的细微变化的概念。它也不见得就显得繁复，因为它不需要用向外扩展的方式去表达，而只需在这个立体结构框架的内部就可以表达。如果说一个方块汉字因笔画多而显得繁复，那么，一个英文词用一大串字母排成一条线同样也是繁复的。汉字的这个特点也是中国语言文字（尤其是文言）无形态变化，无时态变化，无冠词的最根本性的决定原因。进而使中国语言文字比印欧语言“更易于打破逻辑和语法的束缚，从而也就更易于张大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⑧］这正是在二十世纪语言学革命以后重新认识语言生命力的一把金钥匙。一些有眼光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汉字和汉语的生命力，而另一些西方学者例如伊斯特林，认为汉字终究是一种有缺陷的文字，是文字发展低级阶段上的文字，进而认为汉字是缺乏生命力的文字，这实在是一种对语言文字表达人类思维的特点缺乏全面认识所致。

注释：

①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1页。

②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③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④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⑤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页。

⑥瓦尔特·赫斯编著：《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篇3

根据《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九义”小学语文课本在内容和结构上作了相应的调整，将三类课文改为两类，把独立阅读课文从语文教科书中剥离出来，单独编成“自读课本”，与教科书配套使用。笔者认为这一调整有三个“有利于”：（1）调整前，不少语文教师由于对三类课文的编写意图及其特点把握不准，往往把独立阅读课文当作讲读课文来教，加重了学生的负担。现在这样一调整，有利于改变以前那种状况。（2）学生有了自读课本，不仅扩大了阅读量，而且拥有了阅读的主动权，有利于自学能力的培养与提高。（3）贫困地区的学生的课外读物匮乏，有了自读课本，就为这些地区的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课外阅读材料。

一、冷落小学语文“自读课本”的现状不容忽视

自读课本的使用，为提高学生的自读能力，为小学语文教学实施素质教育创造了条件。然而，一些学校和教师未能站在素质教育的高度来认识自读课本的作用。笔者调查了一些学校，发现在对待或使用自读课本时存在一些问题，其具体表现为：

1.把订阅自读课本看作是负担。不少学校只给学生订语文教科书，不订自读课本，说是为了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各年级自读课本的印数均大大低于语文教科书的印数，可见有相当多的学生没有自读课本。

2.把自读课本看作是一般的课外读物。有些学校认为，眼下课外读物浩如烟海，学生订阅自读课本是多此一举。

3.把自读课本作为摆设。一些学校虽然给学生订了自读课本，课表上也安排了阅读课，由于自读课本的内容不列入“考试”范围，也就不加指导和检查。自读课本实际上成了一种摆设，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

4.音像制品抢占了课外阅读阵地。学生用在荧屏上的时间多了，课外阅读的时间少了，因而，自读课本受到冷落。一些学生即使看自读课本，也多为匆匆而过，只是认一下“门牌号码”。

究其原因，主要仍是“应试教育”的影响，加之教师认识上的偏颇和操作上的偏差，致使自读课本未能真正起到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作用。

二、用好“自读课本”的两点思考

1.认识上位，充分认识学生课外阅读的意义和自读课本的特点及其作用。

（1）课外阅读对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陶冶学生的情操起着重要的作用。吕叔湘说：“少数语文水平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异口同声说是得益于课外看书。”叶圣陶说：“从前那些读书通了的人，那些成为学问家著作家的人，可能是像叔湘同志说的‘得益于课外看书’。”如果只重课内讲读，忽视广阔的课外阅读，无异砍掉一只臂膀。《中国教育报》记者李建平同志曾对阅读教学的现状作了调查，指出：“学生课外阅读少，阅读面窄，这是提高语文能力的最大障碍。”因此，课外阅读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实践证明，学生要学好语文，既要搞好课内学习，又要搞好课外学习，只有既重课内，又重课外，学生的语文能力才能日益提高。

（2）自读课本不同于一般的课外读物和学习辅导材料，它是根据学生认识事物的规律及学习语文的规律，循序渐进地安排学习内容，既注意纵向联系，又注意横向联系，形成了纵横交错的训练整体。它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选文按组编排。其内容与同组教科书上的课文有密切的联系，体现了内容的一致性。二是围绕教科书中的读写重点训练项目选文。全套自读课本分低、中、高三个阶段，体现了语文基本功训练的三次循环，使其更具科学性。三是自读课本中的课文属独立阅读课文，独立性很强，充分体现了学生阅读的自主性。

自读课本是小学生独立阅读的基本材料，是开发学生心智，培养自学能力的重要渠道。让学生在自读中学会独立学习、独立思考，这是小学语文教学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因此，要把自读课本很好地利用起来，使自读课本真正起到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作用。

2.指导自读要得法，充分体现自读课本的特点。

自读课本是供学生独立阅读的，教师应该在“独立”上着眼，在“阅读”上下功夫，把阅读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放手让学生自己阅读。在学生遇到困难时，教师可作必要的提示或指点。为了了解学生的阅读情况，教师在学生每读一遍后，要进行检查。这样，放手又不放任自流，循环往复，直到学生把课文读通、读懂为止。

根据一些教师的经验，自读课文的阅读步骤一般是：①阅读前，指导学生注意和弄懂课文后“读一读、想一想”的要求，复习学过的阅读方法。②阅读时，结合课后的思考题，反复阅读课文，独立准备答案。③阅读后，通过朗读、答问，进行检查。④对程度较差的学生进行个别辅导，逐步提高他们的自学能力。

小学生读书，往往是浮光掠影，以为读了一遍，就算读过了，不懂得怎样才算读懂，教师应教给他们学习方法，告诉他们独立阅读要一边读一边想，自己学会读懂课文的内容。比如，第七册自读课本中的《割草人和孩子们》一课，可以指导学生按这样的顺序和方法阅读：

（1）通读课文，找出生字生词，查字典。理解它们在句子中的意思。自读课本上的课文，大部分是通俗易懂的，生字也较少，教师应放手让儿童自己去读，不懂的字词，自己查字典弄明白。

（2）默读或朗读课文，通过比较，掌握课文的基本内容。《割草人和孩子们》是自读课本第七册的首篇，和教科书第七册的首篇《“绿色的办公室”》相呼应，写的是同一个人——列宁，基本内容都是写革命导师列宁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怎样坚持革命工作的。所不同的是，《割草人和孩子们》是写列宁为孩子们讲故事；《“绿色的办公室”》是介绍列宁的“绿色办公室”是怎样的，以及列宁在这样的环境里是怎样工作的。

篇4

原工艺采用日晒原盐为原料，经过原盐溶解、沉降过滤、蒸发结晶、洗涤脱水、干燥筛分等步骤得到颗粒均匀的球形精制盐产品。原工艺采用两效自然循环蒸发罐进行蒸发结晶，各效独自间断排盐，经过生产核算每吨精制盐消耗蒸汽(表压0．35MPa)1．8t～2t，生产成本相对较高，此工艺已经废止。经过工艺、设备研究，新工艺采用工业精盐为原料，通过精制及球形化将工业盐转变成为食用精制盐，提高了产品价值。新工艺改用强制循环蒸发，加大了传热系数，蒸汽压力明显降低，可以采用蒸汽热压缩(MVR)技术，从而降低蒸汽用量，大大降低生产成本。

2鱼籽盐生产试验与结果

试验按照正交试验设计方案进行，研究了多个生产因素:循环速度、进料速率、晶体规整时间、固液比、蒸发室液位、蒸汽温度、蒸发室温度、真空度等。在生产过程中蒸汽温度、蒸发室温度、真空度、进料速率这几个因素是相关联的，因此试验设计只采取了循环速度、进料速率、规整时间、固液比四因素作为试验研究对象。

2．1正交设计试验

生产过程中通过调整强制循环泵转速控制料液循环速度，调节阀门开度控制进料速率，调节排料量控制固液比例，通过取样时间控制晶体规整时间。正交试验设计方案见表1。

2．2试验结果与讨论

根据正交设计条件进行生产试验，将得到的产品进行检测分析，根据产品圆整程度及产品粒度进行评比，得到正交设计试验结果见表2。根据正交设计试验结果进行分析，得到正交设计试验效应曲线见图1。(循环速度、进料速率、固液比例、规整时间)中，循环速度越高对产品结果越不利，尤其是循环速度超过1．5m/s后产品颗粒越小;固液比例越高产品颗粒圆整度越好，固液比例超过30%后圆整程度较好，而固液比例低于15%时产品几乎没有球形化;规整时间越长产品圆整度越高，产品粒度越大。

2．3最佳工艺试验

根据正交设计试验结果得到的最佳生产工艺进行生产试验，在循环速度1m/s、进料速率1．5m3/h、料液中固含量超过30%的条件下继续进行蒸发结晶，晶体规整1h后间断取样，得到不同规整时间段的精制盐产品，产品经过筛分得到筛分试验结果见表3。在上述工艺条件下，取得不同规整时间段的产品，将产品干燥处理后进行照片拍摄，得到产品照片，见图2。由筛分结果和产品照片得知:在一定蒸发工艺操作条件下，当浆料中固含量超过30%后，浆料继续蒸发结晶进行晶体规整，规整1h时得到的产品粒度集中在0．50mm～0．71mm之间，而且晶体圆整度不高，当规整时间超过2h后，晶体颗粒圆整度明显提高，平均粒度在0．71mm以上，0．25mm以下产品较少，产品氯化钠含量在99．71%以上。

3结论

篇5

《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乙

《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训练题目】

1.解释下列加点字的意思。

A.有朋自远方来

B.温故而知新

C.静以修身

D.慢则不能励精

2.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年与时驰，意与日去

3.甲文中强调“学”与“思”辩证关系的两句是_______。

4. 甲乙两文都强调了_______；甲文选文侧重谈_______，乙文侧重在_______。

5.孔子提倡学习要与思考相结合，诸葛亮认为，学习必须宁静、明志。关于学习，你又有怎样的体验？请简要述说你的观点及理由。

篇6

关键词：投资衍生金融风险风险控制

中航油事件案例分析

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油）成立于1993年，由中央直属大型国企中国航空油料控股公司控股，总部和注册地均位于新加坡。公司成立之初经营十分困难，一度濒临破产，后在总裁陈久霖的带领下，一举扭亏为盈，从单一的进口航油采购业务逐步扩展到国际石油贸易业务，并于2001年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上市，成为中国首家利用海外自有资产在国外上市的中资企业。公司经营的成功为其赢来了声誉，2002年公司被新交所评为“最具透明度的上市公司”奖，并且是唯一入选的中资公司。

中航油通过国际石油贸易、石油期货等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其净资产已经从1997年16.8万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35亿美元，增幅高达800倍。但2004年11月，中航油因误判油价走势，在石油期货投机上亏损5.5亿美元。这一事件被认为是著名的“巴林银行悲剧”的翻版：十年前，在新加坡期货市场上，欧洲老牌的巴林银行因雇员违规投机操作，令公司损失13亿美元并导致被一家荷兰银行收购。曾经在7年间实现资产增值800倍的海外国企中航油，缘何短短几个月内就在期货投机市场上背负5.5亿美元的巨债？

2003年底，由于中航油错误地判断了油价走势，调整了交易策略，卖出了买权并买入了卖权，导致期权盘位到期时面临亏损。为了避免亏损，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在2004年1月、6月和9月先后进行了三次挪盘，即买回期权以关闭原先盘位，同时出售期限更长、交易量更大的新期权。每次挪盘均成倍扩大了风险，该风险在油价上升时呈指数级数的扩大，直至公司不再有能力支付不断高涨的保证金，最终导致了破产的财务困境。应该说中航油能够在7年间实现净资产增幅800倍，到巨亏5.5亿美元，都是缘于“创新”及对衍生金融工具的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诞生本来是为了规避风险的保值作用，但中航油却是毁于过度的投机。

衍生金融工具及其特征

衍生金融工具是具有衍生特征的金融工具。根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定义：“衍生金融工具是期货、远期合约、互换和期权合约以及类似性质的金融工具，如利率上限与固定利率借款承诺等”。而我国一些学者认为，衍生金融工具是指价值派生于某些标的物的价格金融工具；其中，标的项目包括债券、商品、利率、汇率和某种指数等。也就是说，衍生金融工具就是在传统的金融工具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通过预测股价、利率、汇率等未来行情走势，采用支付少量保证金或权利金签订远期合同或互换不同金融商品等交易形式的新兴金融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是以风险存在为前提，并为适应风险管理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其交易有别于一般的金融现货交易，是以标准合约交易和保证金交易为基本特征的，其主要功能并不是交易，而是保值或投机。主要特征有六个：杠杆性，它能以极少的资金（合约保证金）控制较多的投资资金（出货或平仓时合约持有者应付的资金），来获取理财的收益；虚拟性，它在合约到期时可以履行也可以不履行；依存性，它依赖于传统的金融工具而存在，传统金融工具的价格变动最终会影响衍生金融工具；灵活性，它可以根据用户的不同需要设计出不同类型的衍生金融工具，以适应使用者的需求；表外交易，它通常不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反映；定价比较复杂，因对其风险的度量非常困难。

近几年以来，衍生工具交易风波不断，1994年1月，德国MGRM集团在美国高息筹资，投资石油期货损失13亿美元，相当于集团一半资产；1994年12月，美国加州橘郡财务长雪铁龙以政府名义筹资，进行票据投资，最后亏损18亿美元，地方政府宣布破产；同年12月，美国最富庶的奥兰冶县由于从事金融衍生交易失败而亏损15亿美元，不得不宣布破产；1995年2月23日，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出现“327国债期货风波”，直接导致了国债期货市场在我国的暂停。

尽管出现上述情况，但衍生金融工具仍获得了巨大发展，美国《幸福》杂志在1995年载文声称，国际金融市场上当时已知的金融衍生工具已有1200多种，未清偿名义本金额超过20万亿美元。不仅如此，衍生工具的品种也正在创新中，目前一些大的金融机构几乎能根据客户的任何特殊要求“量身订造”任何品种的衍生工具并为之创造市场，所以今后衍生工具的品种还将不断增加。

目前我国关于衍生金融工具投资的制度现状

我国十分注意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风险意识。对于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我国不断各项规章制度：国务院1998年8月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中规定：“取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允许进行套期保值，不得进行投机交易。”1999年6月，以国务院令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必须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禁止不通过期货交易所的场外期货交易。”第四十八条规定：“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限于从事套期保值业务，期货交易总量应当与其同期现货交易量总量相适应。”2001年10月，证监会的《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获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进行投机交易。”

我国自2004年3月起施行了《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实施的范围为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法人，以及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的分行。目前，我国证监会共计批准中石油、中石化、中航油等27家企业可以进行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

企业投资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控制策略

以上一系列事件说明，必须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投资风险加以必要的控制，不能任其作为表外业务游离于会计报表之外。如果对该项风险极大的投机行为予以适当的披露，有适当的机制予以约束，提醒管理层和所有者的高度关注，就不会发生等事态无法收拾以后的巴林银行残局和中航油的艰难重组。对企业衍生金融工具投资的风险控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制定严格的操作规程，禁止过度投机，完善内部治理制度，杜绝“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建立严格的衍生金融工具使用、授权和核准制度。企业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应由高级管理部门、董事会或相关的专门委员会如审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授权核准，并进行合法、合规性检查；衍生金融工具的授权、执行和记录必须严格分工。如由独立于初始交易者的负责人授权批准，由独立于初始交易者的其他人员负责接收来自交易对方对交易的确认凭证；对交易伙伴的信誉进行评估，并采取措施控制交易伙伴的信用风险；建立健全的衍生金融工具保管制度和定期盘点核对制度；建立投机项目的投资限额制度，规定衍生金融工具投资的最高限额，将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程度之内；严格限定衍生金融工具的适用范围，除为了规避实际外贸业务中的不确定风险以外，禁止从事以投机为手段的投资行为。

加大对操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他们的职业水平和道德水准。衍生金融工具不断创新，种类众多，业务操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和分析各种衍生金融工具的特点、风险，同时加强职业道德教育，避免巴林银行事件中因业务人员越权违规操作所带来的巨额经济损失。另外，必须使用信得过的交易人员，做到核心机密内部人掌握。中航油参与此次交易、掌握交易核心机密的交易员，均是外籍人，来自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像这种核心机密被外籍人士掌握和运作，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是很少出现的。在美国的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公司，掌握最核心机密的关键位置交易员，一般都是美国人。

实施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外部监管，将作为“表外业务”纳入到表内披露。中航油从事场外交易历时一年多，从最初的200万桶发展到出事时的5200万桶，一直未向中国航油集团公司报告，中国航油集团公司也没有发现。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金融市场的逐步国际化，衍生金融工具也必将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因而，我国必须完善法规制度，使企业在投资或投机衍生金融产品时有据可依、有章可循，能够对高风险的投机业务实施必要的风险控制，以避免类似中航油事件的再次发生。

参考文献：

篇7

关键词:文字;语言;关系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是语言文字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许多问题就讨论不下去。

一、中外学者关于文字与语言关系的讨论

1.1索绪尔关于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观点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首先指出了人们的“错觉”:

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但是书写的词和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这好像人们相信,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这种错觉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只这一点已足以表明语言是怎样离开文字而独立的。接着,索绪尔分析了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但是文字何以有这种威望呢?

(1)首先,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书写的纽带尽管是表面的,而且造成了一种完全虚假的统一性,但是比起自然的唯一真正的纽带,即声音的纽带来,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视觉形象比音响形象更为明晰和持久,因此他们更重视前者。结果,书写形象就专横起来,贬低了语音的价值。

(3)文学语言更增强了文字所不应该有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字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语言显然要受法规的支配,而这法规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规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到头来,人们终于忘记了一个人学习说话是在书写之前的,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被颠倒过来了。

(4)最后,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龌龊的时候,除语言学家以外,任何人都很难解决争端。但是语言学家对这一点没有发言权,结果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于是文字就从这位元首那里僭夺了它无权取得的重要地位。

索绪尔进而从拼音文字“写法和发音发生龌龊的后果”分析原因:

这一切的明显后果是: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件假装……

另一个结果是:文字越是不表示它所应该表示的语言,人们把它当作基础的倾向就越是增强;语法学家老是要大家注意书写的形式。从心理方面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会引起令人烦恼的后果。人们使用“念”和“念法”这些字眼,就是把这种滥用奉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把文字和语言间的真正合理的关系给弄颠倒了。

在人们的心目中,“把文字和语言间的真正和合理的关系给弄颠倒了”以后是怎样一种情形呢?索绪尔认为:

假如一个人从思想上去掉了文字,他丧失了这种可以感知的形象,将会面临一堆没有形状的东西而不知所措,好像初学游泳的人被拿走了他的救生圈一样。……因为声音脱离了书写符号,就只代表一些模模糊糊的概念,所以人们还是宁愿依靠文字,尽管那是会使人上当的。

看来,颠倒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或者把二者混为一谈,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字母文字的国家里也普遍存在。任何语言,只要它有相应的文字,就除了索绪尔所说的“音响形象”(语音形式)以外,又多了一种索绪尔所说的“视觉形象”(书面形式)。这就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口说的语言是从书写的语言产生的,也就是说,语言是从文字产生的,文字是土壤,语言是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禾苗。而事实恰恰与他们感觉相反:语言才是土壤,文字才是禾苗。

1.2汉字和汉语

翻开中国语言文字学名著《广雅疏证》的卷首,可以看到清代大学者段玉裁和王念孙的两篇序言。段玉裁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而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

王念孙的自序中也谈到了同样的道理:

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岐矣。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

这段话明确阐述了概念(义)、语言(音)、文字(形)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解释,那就是:概念、语言、文字是完全不同的三样东西,它们之间并没有谁等于谁的必然联系。人们交际的最终目的是表达概念,在口头交际中,头脑里的概念要借助约定俗成的有声言语形式来表达,在书面交际中,有声言语形式要借助约定俗成的书写符号来表达。文字并不能直接表示概念,如果没有有声言语作为基础,文字便完全丧失了它存在的意义。

很明显,这段话阐明了文字的本质——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并不是语言本身。可是在以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的“乾嘉学派”之前,至少是在17世纪中叶顾炎武提出“考文自知音始”之前,两千年间的中国学者,包括一些鸿章硕儒莫不把语言和文字二者混为一谈。即使是在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存在这种错觉。那么产生这些错觉的原因是什么呢?

(1)单个汉字大约90%都能够与汉语中的单音节词或者单音节语素相对应,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汉字是直接负载着语义的。这就与字母文字不同:字母文字单个字母一般不负载语义,若干字母组合起来,与词对应,才有意义。那么,字母文字国家的人,他们颠倒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不是以单个字母为单位来颠倒,而是以组合成词的一组字母来颠倒;汉字则与词义或者语素存在着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于是以它的基本书写单位——单个汉字为单位,就能颠倒汉语和汉字的关系。

(2)在很多情况下,汉字的造字手段如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很容易让使用者错误地把写出的字形和头脑中的概念直接联系起来,而忽略了其中还有语言这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很多没有文字学专业知识的汉字使用者看来,文字的形体和头脑中的概念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他们认为一个概念只能用那样一个字来表示,而一个字也只能表示那样一个概念。

(3)汉字是方块字,这样也容易给使用者造成一个误会:文字的形体和语言中的词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有理据的联系。但事实却是:造字者在造字的时候可以对文字所代表的词有自己的理解,并把这种理解通过某种形式在字符中有所表现,但其具体的表现方式则常常是因人而异的,其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准则,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汉字为什么会有大量的异体字出现。

(4)在汉字的教学方法中,有一种是用回溯古汉字的办法来教学汉字的,某个字,甲骨文、金文是这样描画的,大篆、小篆是这样圆转的,隶书、楷书中有那些古文字的影子,这样教的结果能加深记忆,但是也形成了人们认为字与书写形式之间的固定关系牢不可破的意识。

二、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基本理论

2.1谁先谁后

语言产生在前,文字产生在后。语言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长,人类从类人猿进化为人的最后标志就是语言的产生,语言产生的意义在于人类最终告别了动物界。人类的历史,有的说有二三百万年,有的说有几十万年,那么最保守的估计也应该是几十万年的历史。文字的历史最长也不超过五六千年。这是整个人类的情况。从个人来说,任何一个人都是从幼儿时期先学会语言,到儿童时期逐渐学会文字的;还有人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终身都是文盲。文盲不识字,但都会说话。

2.2谁是根本

语言是根本。没有语言,文字就无从产生。动物没有语言,因此任何动物,哪怕是能用叫声或“舞蹈”或气味发出一些信息的动物,比如蚂蚁、蜜蜂这样一些“社会”性比较强的动物,都不可能创造出任何有意义的视觉符号。文字永远是语言的依附物,永远是语言的投影。

2.3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

当然是两个东西。人类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生存繁衍了二三百年到几十万年,世界上有很多民族到现在也没有文字,在有文字的社会里,还存在没有学会文字的幼儿和终生不识字的文盲。人类和某个具体的人,都可以没有文字,但是不能没有语言。完全失去了言语能力的人无法完全融入整个社会。

文字是在语言这个土壤上长出的禾苗。自然界只存在没有禾苗的土壤,却不存在不依赖土壤的禾苗。同理,人类社会中只存在没有文字的语言,却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文字。相对文字来说,语言是个在它之前很久就已存在的先决因素,因而永远是第一性的。:

三、文字的功能

尽管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但文字也不是毫无用处得只是依附于语言。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的最大功能是辅助和扩大语言的交际作用,稍纵即逝的有声语言在文字的帮助下可以传诸久远。文字的这一性质显示出了它对于语言的最密切的依附关系,尤其是在研究古代语言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关于古代语言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分析有关的文字记载而获得的。此外,虽然语言并不能记录语言的全部内容,但是人们从字符特别是方块字中读出的信息有时却远远超出了相应的言语词所能表达的范围。例如我们今天听到zang(四声)这个汉语音节时,可以把它和“掩埋死者遗体”这个概念联系起来,却并不知道古人死后并不以土掩埋,而是以草薪荐覆置于野外,这一远古习俗恰恰反映在“葬”的字形上(从死在艸中)。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5

2王玉新.汉字认知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

篇8

论文摘要:《庄子》的精髓思想之一是“无”，这是与道家直接从世界本原入手，从虚无生出有形的万事万物理念相联系的。而在关于语言文字方面，道家也认为“无言”才是至境，远胜于拘泥于形式的“有言”。在《老子》“不言之教”的理论基础之上，《庄子》进一步发展深化了道家“无言”之说，其主张散见于《庄子》各章节。《庄子》的“无言”说本意是用来阐释道家的哲学理念，但在无意间触及到了语言学中的言意关系问题，又通过与后来的玄、佛思想相互渗透影响，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及其理论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注重含蓄、自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中国传统审美观念。

1 无言与道

“道”是老庄哲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老庄所谓的“道”类似于今天所说的物质运行的普遍规律。由于老庄的“道”透过直观的现象直接深入到抽象的本质、世界的本原，接受者不易被理解、把握，同时也给阐述者带来相当大的难度，所以老庄反复表明“道”的玄妙高深，由此导出了“道”的不可言说性。如《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庄子》:“夫道，窅然难言”，“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于人之论者，谓之冥冥，所以论道，而非道也。”可见是“道”的混沌玄虚特征导致了其在语言上的不可表述性。

无言还与参悟道之真谛相联系。《庄子》认为言语是外在的，“道”是内在的，用言语来表述“道”是不能完全无障碍的，百分之百全部传达清楚的。如:“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为不神者求邪!”要悟道，就要不能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应透过现象求其本质，有主张顿悟的直觉主义倾向，而顿悟是瞬间的灵光一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虽然这样，也不是无道可循的，道家提供的悟道方式是通过“心斋”和“坐忘”的方式达到“虚静”状态。只有形体清虚自守，无情寡欲，心境才能达到澄明空净的境界，才能看清纷繁复杂的世间万物的根本所在。

道家认为“道”是一切事物的最初本原和最高支配力量，“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与古人“天人感应”观念紧密联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在用天道解释了自然界的现象后，认为在人道也应遵循天道。既然天道自然而然，成功不居，寂寞无为，人道也应无为自化，顺应自然。在“无为”思想的指导下，《老子》提出“不言之教”，无言实际就是无为的具体做法之一，无为既是无言的原因也是其追求的目标。无为与无言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相互统一一致的。《庄子》“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在“不言之教”方面也有类似论述。如《德充符》中“鲁有兀者王骀”，其弟子与孔子的弟子一样多，而其教育方法则与孔子截然相反。“立不教，坐不议，虚而往，实而归。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这就是教育领域的无为，结果是行之有效的，王骀的弟子们都有所收获。后世将在教育方法上重视教育者的示范作用称为“身教”。

其实老庄提出“不言之教”的本义并不是针对教育方面的，而是与其“绝圣弃智”、“绝学无忧”的观点相联系的，主张抛弃知识与学习，实际是由其虚无主义人生观导向了方法论上的不可知论。也同样有这种极端的倾向:“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甚至说“狗不以善吠为长，人不以善言为贤。”过分贬低语言的必要作用，有些偏激。

2 无言与辩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动荡掀起了思想领域此起彼伏的论辩风潮，各家学派为了树立自己学说的权威，用尽各种手段，或讲学游历;或著书立说。论辩成为各种思想争胜的主要方式之一。如墨子时的儒、墨攻辩;与庄子几乎同时的孟子对杨朱、墨家的口诛笔伐。在举世争辩不休时，《庄子》却提出了否定论辩的“无言”观点。笔者认为，《庄子》并非是完全否定言辩本身，而是否定不同于己说的诸子之说。表面是否定诸子言辩的现象，实际是否定其言辩的内容。

一方面，它认为百家争鸣是聒噪徒劳、肤浅偏执的，争辩终究不及无言高明。这也与道家视角广、立足高的哲学定位有关，总能跳脱出人群，在至高处俯瞰世间一切。在庄子眼中，论辩者丑态百出，十分可笑浅陋。“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搆，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众多辩论者“犹一蚤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

《庄子》看到了“言”在当时的负面影响，即百家争鸣的弊端:“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认为诸子各持一端，彼此攻击，其实并无绝对的谁对谁错，难以以一家之言论作为一切是非的判断标准。浮辩之辞、华美之言反而掩盖、背离了真理，如同城市夜晚地面上太多刺目的灯光夺去了天上群星原本璀璨的光芒一样。

《庄子》还认为纷杂的言辩是导致政治上分裂的原因之一。如:“甚矣夫好知之乱天下也!……释夫恬淡无为而悦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乱天下矣。”认为浮夸的言辞会导致人际间的猜疑混乱甚至社会秩序的混乱。诸子争相立说，最终是为了为分而治之的诸侯所用。各种学说的不同，导致各诸侯国所实行的治国方针不同，从而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

另一方面，《庄子》对诸子争辩的否定实际又是其树立己说的方式之一。客观上来看，《庄子》也是参与了百家争鸣。因为任何个体都不能完全超越其所处时代的文明发展水平。在庄子时代，思想流派繁杂，要独树一帜是不可能不利用言辩这一途径的。庄子本人就长于论辩，常与其好友惠施展开激烈的哲理论辩。《庄子》中常见到其犀利的辩论机锋，如“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一节，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庄子可能也意识到这一矛盾，对于自己的言辩之辞，以“齐物”观点轻松带过，“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在这近似诡辩的言辞中透着庄子作为一名优秀的辩论家所具备的狡黠、机智、左右逢源、自圆其说的素质。 转贴于

在论辩术方面，《庄子》提出“无言”，其实是“少言”、“精言”。强调言之有物，反对空泛浮夸。客观上提供了与其精深博大的思想内容相一致的较为科学有效的论证方式，主观上又有藐视百家争辩不休，欲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倾向，以及凸显、拔高己说之嫌，使其学说显得玄虚莫测。

3 无言与意

《庄子》的无言观点，还涉及到语言表达方面的问题言与意的关系，即语言到底能否完全充分地表现思维?而言与意关系这部分内容对后来古代文学创作及其理论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于言与意的关系，《庄子》认为语言具有局限性，不能充分表达思维中精深微妙之处。如:“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但《庄子》并不是完全摒弃语言，而是认为应充分发挥语言的暗示、象征作用:“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认为“言”只是领会“意”的工具、手段，如拘泥于“言”，反而不能得“意”，要忘“言”才能得“意”。《庄子》的“得意忘言”实际是对《周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发挥，其意义在于主张不受有限语言的限制，依据比喻、象征、暗示等方式，充分发挥接受者的主观想象，领会无限的“言外之意”。正如李泽厚所说:“《庄子》这些似乎神秘的说法中，却比其他任何派别都抓住了艺术、审美、创作的基本特征:

形象大于思想;想象重于概念;大巧若拙，言不尽意;用志不纷，乃凝于神。”

《庄子》的“无言”后来与玄、佛思想相互渗透影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玄学就在《庄子》基础上，进一步谈论言、意、象的关系。佛教也重视于无言中直悟佛谛，如“世尊拈花，伽叶微笑”的佛典就是强调言语之外的表情、动作的暗示效果。禅宗更是强调直观训练，认为只有无言，才能顿悟不可言说的禅理;若被外在的言语摇荡心性，反而会与真理背道而驰。

《庄子》的“无言”说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主要是诗歌方面)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如魏晋南北朝的有些诗人的作品中也体现了“言外之意”，如陶潜“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田园诗，阮藉“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的咏怀诗等。

唐朝诗人王维的诗深得释道之精要，“山林吾丧我，冠带尔成人。”直化《庄子》“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等诗句用一种省略留白式的方式产生虚静空灵的诗美。

宋诗虽已避开唐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别具面貌，但在主张“无言”意境的诗论方面仍有继承。如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严羽《沧浪诗话》:“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凄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参考文献

[1][战国]庄周撰，[清]王先谦集解.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7.

篇9

我国的人口控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伴随着人口总量的严格控制，人口年龄结构却发生了峰谷交替的剧烈波动，严重影响了我国教育资源的配置与效益。从我国人口发展的这种态势来看，大城市平均领先于全国约25年[1,2]，且其教育资源又集中了全国的大部分，因此，对大城市的人口控制同教育资源配置的协同研究就应及早提上议事日程。过去对此问题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研究[3]，使人口控制和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协调。因此，在强调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的今天，解决人口与教育的协同问题应予以高度重视。

一、我国各大城市与上海市在人口年龄结构上的相似性及其相位差

上海市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等指标，长期以来在我国大城市中均属最低水平，1993年起户籍人口整体出现自然负增长(-0.8‰)，率先跨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行列，其人口年龄结构如图1所示[4,5]。

附图

图1上海市1996年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示意图

资料来源：《上海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

北京等大城市与上海市人口年龄结构的峰谷交替具有相似性，只不过在年龄或时间上有所先后，即存在相位差。例如北京波动相位差比上海滞后约5年，人口自然负增长滞后约15年，如图2、3、4所示。

附图

图2北京市1990年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

附图

图3上海市1990年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

附图

图4我国各大城市相对上海市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的相位差估算示意图

我国37个大城市（指市区非农业人口大于100万者）人口年龄结构相对于上海的相位差滞后0～10年不等，而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则滞后6～40年不等，如图4和表1所示*

加权平均相位差24.85注：以上数据以我国人口第四次普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人口发展的态势为依据近似估算得到。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各大城市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发展态势基本相似，但存在着相位差，上海相对于其他大城市处于领先地位。

二、上海市人口控制与教育资源配置的协同分析

上海从1993年起，抚顺和沈阳从1999年起都已发生人口自然负增长，其他30多个大城市也将紧接着相继发生类似情况，因而相应的协同不但具有紧迫性和长期性，而且更有局部性和全国整体性。因此，有关政策的研究可在上海先行试点，而后逐步推广。

1.学龄人口数的峰谷交替对教育资源配置的重大影响

上海市人口年龄结构的峰谷交替，必然导致学龄人口数的峰谷波动。1982年前后，出生人口数出现了一个小高峰，每年出生人口数一般在15～20万人，但近几年出生人口数急剧减少，1995～1999年平均每年出生人口数只有6.61万人[5,8]，形成低谷，对教育冲击极大。这样，1～3岁入托的人数和4～5岁入园的人数也就相应出现峰谷交替，因而原先适应15～20万幼托人数的教育资源严重多余。目前上海市的小学生源急剧减少，约为10万人左右，如图5所示[4]。而原有教育资源却能适应15～20万人的生源，从而也导致了严重的多余。但按照上海人口规模目标的要求，15～20年之后的生源又将逐步回复到15～20万人的等级，因此，对多余的教育资源又不该任意搁置与浪费，应予更加合理的调整和配置。

附图

图5上海市2000～2020年小学生源人数与可容纳量预测

上海市高中教育的调整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其初中毕业生人数1998年已达最高峰值21万人，从1999年开始有一个小幅回落，2001年又将回复到较高水平，如图6所示[4]。

附图

图6上海市1996～2020年初中毕业生与高中招生能力预测

上海高等教育也面临着挑战。由于80年代初上海人口生育的小高峰，大学学龄人口数的高峰期也将来到。而从上海市1993～1999年人口负增长的情况看，到2011～2017年，大学学龄人口数将急剧减少[8]，如不采取有效措施，相应的教育资源也将难以得到优化的配置。

2.外来劳动人口增长对人口整体素质提高提出的新要求

外来人口的稳步增长是影响上海人口总量的一个重要因素。1993年至1998年5年间，全市常住人口由1403万增加到1464万人，其中增加量的80%为外来人口。每年在沪务工的外来流动人口约有200万人，90%以上是中青年，其中60%～70%的人处在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之中，已成为上海事实上的居民。外来人口子女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平均每年级人数约达1.5万人，在一些外来人口聚居的区域，会给教育资源的布局带来较大的压力[4]。

三、北京等各大城市人口控制与教育资源配置的协同分析

由于人口年龄结构上的相似性，北京等各大城市也会相继出现上海市目前所面临的教育资源配置的类似问题。抚顺和沈阳1999年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北京、大连、天津、长春和吉林5个大城市也将在7年之后紧接着步入负增长，形势也相当严峻；其他如哈尔滨、南京以及郑州等20多个大城市也将相继出现类似情况。同时，各大城市的资源配置又互有关联，并非完全孤立，运作得好，可以在地区上时间上互补协同，发挥更大效益；反之，相互之间会形成冲突和冲击。因此，我们应从全国整体上高度重视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

四、我国大城市教育资源配置的对策建议

1.建立“中国人口与教育资源信息管理系统”

尽快建立大城市的“人口与教育资源信息管理系统”，跟踪人口控制的现状，及时掌握学龄人口数峰谷波动的情况，探索各地生源峰谷互补的可行性，发掘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可能性，强化体制机制改革与开放的力度，提炼或制订相应的指导性政策和法规。

2.利用各种途径扩大和调剂生源

学龄人口数峰谷交替现象所导致的生源多余或缺乏已成为困扰各类学校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性难题。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外的教育资源也可能会进入一些大城市，争夺部分生源，导致生源结构发生变化，将对教育事业形成新的机遇和挑战。各大城市可以利用人口年龄结构在时间上的相位差，充分发挥各地生源在峰谷上的互补效应，可以跨省市扩大和调剂生源。各类学校应相应地完善软件设施，强化内部管理，充分提高原有教育资源的效率和效益。

3.加大师资队伍培训和调整的力度

各类学校应利用生源在不同城市不同时期的峰谷现象，有序地加大师资队伍培训、调整和提高的力度；同时，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有责任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各类学校应针对老中青三代教师采取不同的方法，以确保教育队伍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4.强化教育资源的多元化运作——部分教育资源作为非营利性产业进行特殊运作

深化体制改革，强化教育资源多元化的运作方式，可有公办、民办、引进外资协办及混合办等多种方式，各种方式中的全部或部分教育资源都可作为非营业性产业进行特殊运作。

民办学校，在特殊运作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认清民办学校的意义。要纠正“私立学校即贵族学校”和“私立学校即私有学校”等片面观点；(2)民办学校要同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教育发展规律进行运作，成为相对独立的实体单位；(3)抓紧政府立法，大力加强民办教育的法制建设；(4)政府应为民办学校提供适当的支持、资助和监督[9,10]。

篇10

关键词：朱自清；散文语言；绘画美

上世纪二十年代，闻一多先生致力于新诗艺术美的探索，提出了诗歌“三美”的理论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其中，“绘画美”强调词藻的选择要秾丽、鲜明，有色彩感。诗人出身的朱自清在现代散文园地里留下了多彩的诗意的散文、美的景观, 生机勃勃的《春》,意境朦胧的《荷塘月色》,碧波荡漾的《绿》，还有充满深情的《背影》等等。在朱先生的文章中，也非常注重色彩的运用，使其散文语言具有“文中有画”之美。

一、层层皴染绘春景

《春》是朱先生早年的作品，作者对春天深沉赞美的感情，不是直抒胸臆地“直说”，而是通过含情的画笔，描绘春天的各种风景画来抒写的，赋予各种景物以鲜明的感彩。开篇，作者抓住春天的主要特征，粗略地勾勒了春天的轮廓画：“……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由于抓住春天的特征来点染，给这幅轮廓画抹上了一种迷离的色彩，创造了一个动人的意境；然后，作者从容不迫地推出五幅“特写”，细致描绘春天的动人景象。先绘春草图，“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突出草的嫩绿，描绘春天绿草如茵的情景。次绘春花图，“桃树、杏树、梨树，……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画出春天百花盛开的繁荣景象。接着是春风图，着力刻画春风的“温馨”“鸣唱”，描绘出春风送暖的胜境。第四幅是春雨图，渲染春雨“轻柔”“湿润”，画出夜雨和郊外的美丽画面。最后作者绘制了一幅迎春图：天上风筝多了，地上孩子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一个个都出来了。作者用工笔画的技法细细描绘，慢慢涂抹，层层皴染，描绘出一幅花草争荣、生机勃勃的迎春图。

二、水晕墨章显荷香月色

《荷塘月色》写于1927年7月，作者那时在清华大学教书，他描写的荷塘就在清华园。那原是一个平凡的荷塘，然而经过作者的渲染、着色，却变得十分美丽。一般来说，荷塘容易描写，月色则难描绘。画家做画，不怕画断山衔月，就怕画月色笼罩，因为月下的波光林影时刻在变幻着，很不容易在画面上表现出来。要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画笔所不能描摹的景致，那自然更吃力。然而，朱自清先生却能够把一个月夜死荷塘写得那样的饶有生趣。我们在这篇不到一千六百字的《荷塘月色》里，看不到什么宏伟的结构和华赡的文字，作者只凭着一时的感受，委婉细致地写来，却十分迷人。

作者把荷叶比作亭亭的的裙，赋予荷叶动态的美。荷花“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突出其晶莹闪亮、隐约闪烁的特点。“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通感的运用把其中内在的和谐的美表现得恰到好处。又把月光比作流水，无形的月光给人以有形的实感，月光不仅能看得到，而且能触摸得到。当描写叶与花的颤动时，“像闪电”，像“一道道凝碧的波痕”。此时叶子底下“脉脉的流水遮住了，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达到了中国画中“水晕墨章”的至臻境界，层层晕染开，逐步渗透；恰似投入湖心的石子，泛起淡淡涟漪，圈圈泛开。这种感觉正像我们忙了一天后，忽然看到宋人的山水画卷一样。

三、“没骨”有骨都是绿

“没（mò）骨”也是中国画技法，不用墨线勾勒，直接以彩色绘画物象。《绿》就是通过描绘梅雨潭的绿绿的潭水，抒写作者之情的没骨之文。《绿》中的比喻有二十个之多。如把梅雨潭的绿比作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言其大，言其醉人，言其奇异——“满是奇异的绿呀”。又把梅雨潭的绿比作一块融化了的蔚蓝的天，突出其鲜润。文中还用博喻的手法，多角度、多侧面显示绿的特征：“她松松的皱缬着，像拖着的裙幅；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从视觉、触觉、感觉等几方面形象地再现了绿的柔美、明亮、软嫩、纯净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随着作者的笔触，不仅我们的眼前出现了那微微泛起的绿色涟漪，而且我们的指肤间仿佛还能感触到那闪着光亮的绿波的跳动，一种柔和、明快、亲切的感情也会从心头漾起。作者甚至把她想象为“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想拍她、抚她、亲她，别致地把她叫做“女儿绿”。那明艳多姿的画面，那逸趣横生的情怀，多么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了。在这饱含诗情、充满生趣的绿意中，透露出作者对生活的爱，升腾着作者向上的激情。

四、白描手法画背影

《背影》中作者白描的技巧很高。请读下边的文字：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桔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桔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桔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

父亲的背影，儿子是太熟悉了。但这次要描写的，却不是那常见的背影，而是在特定场合下，使他极为感动、终生难忘的那个背影！作者不施浓墨，不用重彩，而是采用白描手法记写了当时父亲的穿着打扮体态动作，特别着重描绘了过铁道的情景。怎样走去，怎样探身下去，怎样爬上月台，攀上爬下，移脚倾身，都细细地如实写下。我们读后有身临其境之感，仿佛我们当时也在场，盈盈泪光中也看到了一位仁慈的父亲对儿子的关怀和体贴的情景。作者没有什么形容的笔墨，也不去渲染它，用极朴实的文字，却生动地勾画了父亲的形象。那父亲送行的一幕，是发生在八年前。作者用白描的文字，极为传神地把当时的动人情景再现出来，我们不能不佩服朱自清的描写技巧。

另外，秦淮河的灯影波光、弦歌画舫，威尼斯的异国情调，扬州城的风流与古朴……时而如一卷工笔画、时而像幅一油画，读来，无不带给我们一种视觉的享受。

高尔基说：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郁达夫说：“朱自清虽则是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贮满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了冰心女士外，文章之美就他了。”的确如此，在朱自清丰富多彩的散文世界里，有情感的真实袒露，有情韵的微妙倾洒，有如诗般的意境构造，有带着音乐旋律的演奏，有如画般的景物描摹，更有鲜明的美学色彩。让我们重读先生文章，再品先生细腻、清丽的文字吧！

参考文献：

[1]《朱自清散文的语言艺术》蒋荫楠、严迪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冯锡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3]《朱自清散文艺术论》吴周文、张王飞、林道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生命如背影——读朱自清散文〈背影〉》欧秀蓉，《名作欣赏》，2005（16）。

[5]《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吴福辉等，北京大学出版，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