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二胎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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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二胎政策

篇1

关键词:二胎生育率;社会抚养费;榜样作用;农村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8—0049—03

一、引言

关于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近年来的研究大多数是从宏观因素出发,如生育政策、经济、文化等。澳大利亚学者考德威尔(J.C.Caldwell)认为,只存在两种生育类型:一种是具有经济效益的生育,另一种是不带经济效益的生育[1]。中国学者李银河也提出两种生育类型:一类是经济型生育,另一类是政策计划型生育[2]。魏津生则更宏观地指出,自然环境、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和政策干预,是决定生育最为显著的因素[3]。风笑天的研究则反应了二胎生育者自主意愿对生育的影响[4] 。这些研究对于了解中国生育情势,制定生育政策产生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但这些研究更侧重于宏观,在微观形态中,生育行为受到哪些因素影响的问题并不清楚,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基层生育形势会有直接帮助。

笔者共实地访谈了12个家庭,两个孩子之间间隔在八年以上。这样的家庭类型,占该村家庭总数的9.67%。之所以选择二胎生育间隔大于八年的家庭,是因为这些家庭第一个孩子都已经离手,有的家庭生育二胎时,第一个孩子已经上大学或是已经外出打工。与两胎间隔较短的生育相比,这部分父母生育第二胎没有通常所理解的必要性和自然连续性。因此,选择这部分家庭作为研究样本,更能提示当下农村二胎生育的原因。

二、原因分析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影响被访者生育二胎的因素主要是基层干部为多征社会抚养费暗中鼓励、传统的养老和延续香火观念、乡村妇女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后推动精神归宿、抚育二胎的负担得到有效分摊及二胎家庭群体对一胎家庭的压力等五个方面。

1.基层干部暗中鼓励。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初期,基层干部对农村的计划生育把关非常严格。在访谈对象中,有一位十年前生育二胎的妈妈说:“那时候为生儿子,东躲,每天都活在恐慌之中,生怕被计生办的人抓住,还不敢躲藏在关系比较近的亲戚朋友家,那时候实在没有办法,就躲到工地上,可是有一次还是被计生办的人找到工地上了,幸好当时工地的人多,有工人看到计生办的人立即告诉我丈夫,我当时没有办法就躲在工地储藏材料的地下室。那时完全无家可归了,家里被贴了封条,值钱的东西也被搬走了,自己的亲戚也被抓起来审问,现在真的不敢想当时是怎么挺过来的。”这样的情形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初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不管想生二胎的意愿多么强烈也不敢轻易冒这个风险。而近几年“只需交钱便可安心生育二胎”已经成为乡村民众心中的“政策”。和前些年动辄株连和逮捕的惩罚相比,不难发现基层“政策”放宽了,给那些原本是独生子女并且一直想生二胎的农村家庭提供了机会。

篇2

摘要:本文把性别选择和生育政策作为影响出生性别比的两个主要因素,通过定量的方式分析了性别选择和生育政策各自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越高,出生性别比就越偏高,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绝对差值就越大,相对差值较稳定。当性别选择率一定时,出生性别比本身值越高,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绝对差值就越大,相对差值也较稳定。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3-0026-05

近年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已经严重失调。五普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19.92,已远远超过正常值范围。根据联合国人口司提供的2000~2005年全世界192个国家和地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数据显示,177个国家在104~107之间,6个国家为101~103,5个国家为108~109,超过110的国家仅有4个。可见中国的出生性别比的失调在世界上是非常严重的。从城乡来看,农村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要高于城镇。2000年,中国城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4.15,镇为119.90,乡村为121.67。从胎次出生性别比来看,第一胎出生性别比为107.1,第二胎为151.9,第三胎为159.4。

一、研究背景

关于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影响因素,不少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解振明认为,人群、技术和管理系统,即男孩偏好的增强、性别选择技术的普及和综合治理乏力,管理不规范这三个因素是影响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原新等把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因素归因为三个,第一个是基础性因素,即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尤其是生育文化;第二个是促进性因素,即现代社会少生孩子的愿望;第三个是技术性因素,即性别鉴定技术和人工流产技术。穆光宗则把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归结为“生育选择空间的狭小”和“偏男生育意愿”相互冲突的结果。认为由于现行生育政策导致有男孩偏好的人群无法在狭小的生育选择空间内保证有至少一个男孩,再加上B超技术的普及,因此使得人们通过选择性人工流产干扰了人口出生的生物学规律从而引起了出生性别比的偏高。乔晓春把出生性别比作用因素分解为四个变量,其中男孩偏好和计划生育政策是确定性变量。女婴漏报、选择性人工流产和溺婴是中间变量。并且认为男孩偏好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本源,而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孩子数量的限定使这种愿望得到了强化。本文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调严重的地区主要是生育率偏高的广大农村地区,把这些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归结为是少生孩子的愿望显然是有失偏颇的。而中国城市居民的生育率低于农村地区,按照上述观点少生孩子的愿望应该更强烈,出生性别比的失调也应该更严重。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城市出生性别比远远低于农村地区。同时,本文认为男孩偏好是一种传统观念,主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观念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小,不可能会增强。因此,本文提出,男孩偏好和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出生性别比失调的两个主要因素。从最终影响因素来看,性别选择和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出生性别比的两个主要因素。男孩偏好作为一种观念导致生育过程中的选择性人工流产,即性别选择行为,从而导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失调。但有男孩偏好的人并不一定做选择性人工流产,选择性人工流产的成功率也并非百分之百,因此,成功的性别选择行为才是最终影响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要因素。男孩偏好、人工流产技术和管理不规范通过作用于成功的性别选择行为而对出生性别比产生了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男孩偏好思想作为一种固有的观念不会受生育政策的影响,即性别偏好引起的性别选择和生育政策互不影响,两个因素彼此独立。

关于这两个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目前还缺乏定量的研究,穆光宗和乔晓春曾进行定性分析,对于二者各自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大小仍难以确定。笔者认为通过定量方法分析这两个因素各自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是十分有意义的。否则,可能会夸大某个因素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尤其是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比如有不少学者通过定性的分析认为目前的生育政策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调的主要原因,只要把生育政策调整为二孩政策,出生性别比的失调问题就会大大缓解乃至解决,“导致性别比失调的直接诱因则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应该改变这种状况,使农村和城市执行同样的计划生育政策,即无论农村和城市,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胎。”“由于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导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取消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二孩的限制,同时以立法的形式保护生育二孩父母的合法权益,使生育二孩合法化。”那么,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影响出生性别比的一个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仅仅把目前的生育政策调整为二孩政策能不能大大缓解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现状?笔者认为,要分析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首先必须控制性别选择这个变量。在同样的性别选择率下分析不同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才能真正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二、分析与推理

(一)现行生育政策及其导致的出生性别比失衡

我们首先简要说明中国目前的生育政策。中国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分地区和城乡来执行的。城镇主要实行一孩生育政策,而广大农村地区则多数实行“一孩半”和二孩政策。“一孩半”生育政策在19个省(区)的农村地区实行,二孩生育政策主要在5个省(区)的农村地区实行。另外,实行三孩以上生育政策的主要是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一孩生育政策和“一孩半”生育政策的人口占绝大部分(88.8%)。从实行不同生育政策地区的出生陛别比来看,实行三孩以上生育政策的少数民族地区并未出现出生性别比的偏高。实行一孩生育政策的城市出生性别比为114.15,略微出现了偏高,实行同样的一孩政策的城镇出生性别比则达到了119.90,高于城市,而实行“一孩半”和二孩政策的广大农村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更为严重,为121.67。

从分胎次出生性别比来看,第一胎出生性别比为107.1,基本是正常的。而第二胎出生性别比则高达151.9,第三胎更是达到了159.4。也就是说第一胎基本没有性别选择行为的发生。性别选择往往是在第二胎和更高胎次时进行的。对于城市的出生性别比略高,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一小部分夫妇违反了一孩政策,生育了二胎或二胎以上,并且在生育过程中有性别选择行为。也就是说,对于执行一孩生育政策的城镇来说,遵守一孩生育政策的人群对城镇出生性别比偏高是没有影响的。违反一孩生育政策的人有一部分在第二胎甚至更高胎次时进行性别选择才是引起城镇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对于这部分违反生育政策的人来说,他们相当于遵守了“一孩半”和二孩生育政策。由此我们得出,遵守“一孩

半”和二孩生育政策的人群是引起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群体。因此,在性别选择率不变时,分析“一孩半”生育政策和二孩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异才是最有意义的。

那么对于遵守“一孩半”生育政策和二孩生育政策的育龄夫妇来讲,当进行性别选择的人所占比例一定时,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有无差异?如果有差异,那么差异究竟有多大?通过把“一孩半”生育政策调整为二孩政策能否引起出生性别比的大幅下降?笔者通过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推导出这两种不同的生育政策下性别选择率和出生性别比的关系,比较在性别选择率相同的情况下“一孩半”生育政策和二孩生育政策的出生性别比差异,同时论述在特定生育政策下性别选择行为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二)推理的前提

在推理之前我们必须说明几点情况:

首先,笔者认为性别选择即男孩选择主要通过对孕育的女婴进行人工流产来实现。而溺杀女婴由于在实际中较少存在,对女婴减少产生的影响极小。此外,女婴漏报导致的只是统计上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并不是真实的出生性别比失调。而我们在本文中讨论的是真实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因此要剔除溺杀女婴和女婴漏报这两个因素。

第二,对于遵守“一孩半”生育政策和二孩生育政策的育龄夫妇来说,我们假设他们的生育意愿是两个或超过两个孩子,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数量的限制,他们都会选择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由于计划生育对超生的处罚较严,他们都严格遵守国家的生育政策,即在一孩半的政策限制下,第一胎是男孩时不再生育,而第一胎是女孩时则再生育第二胎。而且由于惧怕超生带来的政策性惩罚,生育子女数最多为两个。

第三,育龄夫妇中有男孩偏好的人群在生育第一胎时不会进行性别选择,同时在有一个男孩的情况下也不会再进行性别选择。也就是说,育龄夫妇中有男孩偏好的人群一旦满足了生育男孩的愿望就不再计较以后出生的孩子的性别。

第四,假设在性别选择中被流产的100%是女婴。

(三)两种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的差异分析

根据出生性别比的生物学规律,在没有人为选择的自然生育状态下出生性别比大约为1.05:1(注:笔者取的是世界出生性别比的平均值),即男孩在正常情况下出生人数占总出生数的比例为0.512,女孩为0.488。我们可以得出,假如没有性别选择,一孩半和二孩政策下出生的男女数量之比符合自然生育状态下的出生性别比,二者没有差别,大约都是105。下面我们再来分析有性别选择存在并且性别选择率相同时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异。

1 “一孩半”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的关系式

我们假设有10对处于生育年龄的夫妇,在“一孩半”生育政策下,第一胎出生的男孩数为5.12,女孩数为4.88。第一胎生育男孩的妇女不再生育第二胎,而第一胎生育女孩的4.88个妇女在生育政策的允许下生育第二胎。在第二胎生育过程中生育妇女怀孕男孩数为4.88×0.512,这些男孩全部被生育下来。怀孕女孩数为4.88×0.488。由于其中部分育龄夫妇有男孩偏好的思想,因此会有一部分人通过选择性人工流产堕掉女婴,而通过再生育获得男孩。我们假设第一胎为女孩并在第二胎怀孕女婴时通过流产女婴和再生育成功进行了男孩选择的妇女占这4.88×0.488个妇女的比例为a(我们称之为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那么第二胎出生的孩子数中,因性别选择而出生的男孩数为4.88×0.488a。这4.88×0.488个妇女中未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而自然出生的女婴儿数为4,88×0,488(1-a)。这样,男女出生性别比Ral就可以表示为关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a的表达式:

Rsl=[5.12+4.88×0.512+4.88×0.488a/[4.88+4.88×0.488(1-a)]

化简可得:

Rsl=(7.62+2.38a)/(7.26-2.38a) (1)

2 二孩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的关系式

在二孩生育政策下,如果以上假设条件不变,那么第一胎出生的男孩数和女孩数依然各是5.12和4.88。在生育第二胎的4.88个生育妇女中,第一胎所生是男孩的5.12个妇女在第二胎不进行性别选择,那么这些妇女所生育的男女数各为2.62和2.5。第一胎所生为女孩的4.88个妇女在第二胎中生育的男孩数为4.88×0.512,对所怀孕的女婴进行性别选择而出生的男孩数同样为4.88×0.488a,未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而自然出生的女婴数也同样为4.88×0.488(1-a)。这样,男女出生性别比Rs2同样可以表示为关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a的表达式:

Rs2=[5.12+2.62+4.88×0.512+4.88×0.488a/[4.88+2.5+4.88×0.488(1-a)]

化简可得:

Rs2=(10.24+2.38a)/(9.76-2.38a) (2)

从上述两个关系式可以得出,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越高,出生性别比的值就越偏高。在“一孩半”生育政策下,根据计算公式Rs1=(7.62+2.38a)/(7.26-2.38a)可以得出,当a取最大值1时,即怀孕第二胎是女婴,同时进行100%的性别选择时,出生性别比Ral=205。在二孩政策下,当a取1时,据公式Rs2=(10.24+2.38a)/(9.76-2.38a)可以得到出生性别比Rs2=171。当a取0时,Rs1=Rs2=105。

对公式ns1=(7.62+2.38a)/(7.26-2.38a]和Rs2=(10.24+2.38a)/(9.76-2.38a)做差可得:

R1=Rs1-Rs2=(1218a+0.03)(7.26-238a)(9.76-238a) (3)我们称之为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绝对差值。

把该结果写成一个函数形式:

f(x)=(12.18x+0.03)/(7.26-2.38x)(9.76-2.38x) (4)对这个函数式进行求导可得:

f/(x)=(864.21-0.4x-69x)(7.26-238x)(9.76-2.38x)2 (5)

由于第二胎进行性别选择的妇女比例取值范围在0-1之间,因此,f(x)/的值始终大于0。所以在0-1区间上,R1=(12.18a+0.03)/(7.26-2.38a)(9.76-2.38a)的值始终大于0且是增函数,函数值随着a值的增大而增大。也就是说当成功性别选择率a值增大时,“一孩半”生育政策和二孩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的绝对差值也会增大。当a值为0时二者的绝对差值最小,也为0。我们也可以看出,Rs1和Rs2各自的值也是随着a值的增大而增大的。也就是说,a值越大,Rs1和Rs2的值越大,二者的绝对差值也越大,反

之,a值越小,Rs1和Rs2的值越小,二者的绝对差值也越小。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两种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的相对差值。如果我们用二者出生性别比的差值Rs1-Rs2除以Rs1-105,可以得出与原来出生性别比的值相比下降的相对值R,即二者的相对差值。R的计算公式如下:

R=(Rs1-Rs2)/(Rs1-105) (6)

3 相同条件下两种生育政策导致的出生性别比差异

下面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在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相同时,“一孩半”和二孩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异。以五普数据中出生性别比失调最严重的江西为例,江西省的出生性别比为138。通过一孩半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和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关系式可以得出,a=42.35%。把该值代人到二孩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和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关系式中,可得出生性别比为128.5,二者的绝对差值为9.5。再把数值带入到相对差值计算公式中,结果得相对差值为28.8%,即相对于原来的值下降了28.8%。如果我们取“一孩半”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为115,那么与上面的方法相同,我们可以计算出二孩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为112.3,二者的绝对差值为2.7,明显比性别比为138时二者的绝对差值缩小了很多。相对差值为27%,基本与138时相当。通过其他一些数字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当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不变时,二孩生育政策与“一孩半”生育政策相比,政策范围内的出生性别比确实有所下降。下降的相对值较稳定,相对差值大约为27%,下降的绝对值随出生性别比本身值的变小而变小。

4 不同的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对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值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的变动对两种生育政策的出生性别比差值的影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影响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值大小的因素有两个,即某地区出生性别比值的大小与该地区的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的大小。这两个因素的值的变动与两种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差值的变动都是同向的,即这两个因素各自的值越大,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值就越大。而某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大小是受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的影响的。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越高,该地区出生性别比就越高。因此,两种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差值的大小实质上只受一个因素的影响,即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a值的大小。a值越大,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值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当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比较小时,出生性别比也不太偏高,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的绝对差值也较小,将“一孩半”生育政策调整为二孩生育政策并不能使出生性别比的值显著下降。而当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较大时,调整生育政策才会使严重失调的出生陛别比有明显下降。

三、结论

篇3

关键词:计划生育;一孩化;人口红利;失独家庭

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开始大力实行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后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12年的1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2年的4.9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的控制已经超出了预期的效果,40多年来,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四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增长过快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

然而,我们在看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4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世界带来的重大贡献的同时,“未富先老”、劳动力短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也日益严峻。

一、一孩化政策的弊端

(一)生育水平明显降低

对于大多数的居民实行只生一胎的限制政策,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在这些年中实行一胎限制在控制我国的人口上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过去三十几年的“人口红利”时期,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适合工作的人口比重大,老年人的抚养比率低,而这些现象都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小的,这也就是我国在这个时期出现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现象的原因。在实行计划生育的这段时间,我国的生育率已经从2.2-2.8的较高的生育水平,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就可以看出来,仅有1.18,其实这种低生育水平并不是刚刚出现的,早在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再加上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使得我国的人均寿命相比比以前要变得更长,再加上我国的人口基数大,会产生人口的增长惯性,由于这两条原因,我国的人口数量还会保持一段时间的增长。但是,如果继续实行对大多数人的一胎限制政策,在未来的30年的时间中,我国的人口结构必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近些年已经出现一些征兆的了,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相比2011年的数据减少了345万人,这也是我国在这么长的时间内首次劳动人口急速的下降,这也就显示出我国的人口红利时期已经要走到了尽头,同时也将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路上一个巨大障碍。我国进行长时间的一孩化政策对于我国的生育理念产生了影响,现在大多数人不愿意多生孩子,生育意向不是很高,我国若是想让生育水平回升,这将要花费巨大的成本,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很好的证明了这点。他们的经验说明,如果人口的生育水平已经经历了从高到低的转变,再想使其上升时很难的。

(二)出生孩子性别比异常

无论是从一定时空条件上的出生婴儿总数看,还是从其分孩次出生看,男婴与女婴的出生概率虽有差异,但各自的出生概率上基本相对稳定或略有微小波动的,其出生性别比通常波动在102~107之间,并不是绝对的1:1的比例。如果出生性别比不在这个范围内,则说明社会、环境、医疗水平对这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从1949-1980年间,出生孩子的性别比一直保持在正常水平之间,但是自从实行一孩化政策后的30年间,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已经到120左右了,从表1-1就可以看出。

数据来源:(1)1976-2000年《中国人口信息网》;(2)2001-2009《中国人口统计年鉴》;(3)2010第六次人口普查。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性别比失调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同时,各地农村普遍实行的“农村一孩半”政策:夫妻双方或一方是农村居民,其夫妻仅生育过一个女孩,可以生二胎,又对出生男女性别比过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这项政策也就潜移默化的向人们说明了生男孩好的这一观念,使得重男轻女的观念更见深入人心,这也就产生了另一个鲜明的现象,城乡性别比差距逐渐扩大。

(三)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变大

现阶段我国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是符合四二一的家庭模式,即独生子女家庭,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实一孩化政策的原因。在实行计划生育的那一代父母,他们那一辈的大部分都有最少一个兄弟或姐妹,因此,他们在赡养老人方面压力普遍比较低,同时由于只抚养一个孩子,在照顾孩子方面负担也相对较小,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我国正式走入的“人口红利”时期,正是由于这人口红利期,我国的经济才得到了发展的最好机会。但是,随着这一代孩子当上了父母,我国也就快要走到了“人口红利”的末期,如果计划生育的政策不对此种现象作出相应的调整,那么必然会对我国为来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进一步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发展。同时,四二一模式的家庭面临的风险也将比他们父辈那时的家庭所要承担的风险要多很多,第一,孩子的成长风险,为了抚养唯一孩子,父母必定都将倾尽自己所有的精力去照顾孩子,但是,如果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得了严重的疾病,或者意外导致其死亡,如果实在孩子的生命周期早期出现的生存风险可以通过补偿性生育得到消解,如果是大龄独生子女夭折或者发生严重伤病残事件,对家庭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汶川地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地震中很多父母都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同时他们年纪也大了,过了适合生育的年龄,他们到老的时候膝前无子无女,没有办法养老,到老了过得将是何等的凄凉;第二,空巢家庭的增多,随着独生子女到娶妻生子的时候,他们有很大一部分都会选择搬出去住,这样便会产生了大量空巢家庭,这也是长时间实行一孩化政策的弊端。

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成功实行了三十多年,但是在实行计划生育的过程当中,对这项政策的激励措施做的却不是很好,就拿补助政策来说,现在很多地方依旧使用的时每月给独生子女家庭10元的补助,这些钱在三十多年前还可以,但是在物价和消费水平飞涨的现在却显得微乎其微,起不到激励的作用。同时,在对失独家庭补助上也存在补偿过低的问题。我国现行的对失独家庭的补助标准是女方年满49周岁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夫妻,城镇每人每月270元(伤残)、340元(死亡),农村每人每月150元(伤残)、170元(死亡)。目前我国的失独家庭应超过了100万,而且我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从这些数据上就可以看出失独家庭已经是成为了社会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失独家庭的补助却是不多,对于这些家庭来说作用不是很大,而且领取的年纪也较大,对于他们的帮助也很少。

(四)导致人口素质的忽视

在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过程当中,我国很好的完成了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控制生育率这一任务,但是却没有很好的执行好这一政策。在计划生育提出的初衷不仅仅只是控制好人口,同时也要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质。人口素质的提高的任务不好用量化的指标来度量,所以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各地政府主要的就是控制人口数量上,因为比较好观测成果,而对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则需要多方面的综合治理,所显示出来的结果并不会快速的反应出来,所以,也就容易被忽视。同时,我国实行的人口政策中汉族和少数民族存在不同的地方,多数的少数民族都可以生两个孩子,有的偏远地区的牧民或少数民族可以生三个孩子。而在这些少数民资当和一定区域的民族相对比较封闭,有的甚至禁止与外族通婚,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他们族内的通婚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导致他们的孩子有较大的几率患有先天性的疾病,再加上他们居住的地方相对封闭落后,使得这些民族的孩子没有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适当的年龄接受教育,从而使得他们的文盲率较高。2010年少数民族的平均成年人文盲率为8.12%,而汉族为4.88%,其中还有不少民族的文盲率高于10%,比如藏族、苗族、彝族、布依族、哈尼族和傣族,其中藏族的文盲率高达29.59%。这对于少数政策的宽松的生育政策,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增加了,但是人口的素质却没有跟上去,出现了断层,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也应当注意提高人口的素质,有一句话说的好,“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以经济发展作用生育控制,成本更低,效果更好。而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可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现在应当加强对教育水平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关注和投资,只有这样才可以提高我国的人口的素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储备,同时也提高我国劳动力的素质和竞争力,从而使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会间接的影响到我国的人口的生育观念,从而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这是一个良性的连锁反应,我们应当好好的运用这一点。

二、放宽二胎政策的益处

(一)刺激经济

今年年初放开二胎政策以后,对股票市场的影响重大,投资者纷纷向婴儿用品进行投资,奶粉生产商雅士利在香港的股价升了接近12%,婴儿床制造商好孩子国际集团则升了6%,在医疗保健部门,山东威高的股价从去年13日开始股价跃升了超过40%,同时《经济日报》报道,国金证券的研究报告指出,“单独二胎”开放有望在五年内新增800万新生儿,摩根大通报告则指,计划生育政策放宽后,预期每年将有180万名额外婴儿出生,较现有出生婴儿数目增长11%,预期可提升整体婴儿产品市场盈利4%。除了婴儿奶粉最受惠以外,尿布、婴儿及儿童高性能产品、衣服及儿童耐用品等行业也有2%到3%的盈利增长空间。

出了对股市的影响外,同时也将影响到房地产行业,因为实行了30年的一孩化的生育政策,很多34岁或34岁以下的中国夫妇是双方共四位父母的唯一继承人,四位老人去世后,他们至少会多出两套房子,鉴于现在很多家庭对方地产的投资很多,多出的数目可能会更多。虽然现如今的房价尤其是诚实的房价很高,但是由于会产生过多的房屋供给,供给会大于需求,按照经济学的知识可以知道,这些过多的供给会导致房价的暴跌。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最终可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同时,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享有世界工厂的美名,但是,这个名称是与我过的生产方式有关的,我国的生产方式的劳动力密集型,有着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很多国家的产品拿到中国来生产,但是由于一孩化政策的影响,我国正在走向老龄化社会,这种优势正在逐步市区,但是,现在放宽二胎政策,这有利于放缓这种趋势。

(二)对家庭有利

放宽二胎政策对家庭以及子女都是有好处的。现在很多家庭大多都是一孩化的政策下只剩一个小孩,全家人宠爱一个小孩,娇生惯养的小孩从小就非常自我,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也习惯了在长辈的溺爱下成长,脱离家庭就失去了庇护,不适应社会,与社会脱节,会遇到种种不顺。如果有两个小孩一起成长,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大多都会养成懂得分享、关爱他人、孝敬长辈等良好的习惯,这些都是他们走向社会最基本的。同时使得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有了兄弟姐妹,有了知心的小伙伴。

同时放宽二胎政策对于孩子和大人也有益处。我国正在走向老龄化的社会,由于30年的计划生育,使得在次期间出生的孩子到成人后,就要抚养四个老人,压力繁重。但是放宽二胎以后,使得下一代抚养父母的单子就会轻多了,他们可以一起照顾父母,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可以一起商量,和自己最近亲密的人一起度过,不再感到孤单。

(三)对人口的影响

放宽二胎政策同时对于我国的老龄化起到一定的作用,近期来看,单独二胎政策不会影响到老龄人口绝对的数量,但是从长远来看,二胎政策可以缓解我过老龄人口的比例,据测算,单独两孩政策与现行生育政策相比,2030年老龄化水平将从24.1%降到23.8%;2050年从34.1%降到32.8%。

同时放宽二胎政策会导致婴儿潮的出现吗?我认为不会,例如,1985年山西翼城成为我国第一个特批的二胎试点地区,对于翼城这个农业生产县,在过去的28年来出生率低于全国水平,男女性别比也更趋合理,同时1987年批准的甘肃酒泉、辽宁长海、广东南海等11个县市和地区的试点在近20多年来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因此,这次放宽二胎政策,不会出现所谓的婴儿潮,同时我国的男女性别比也会得到改善。

三、总结

我国最近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从长远的来看,对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衡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会缓解下一代年轻人抚养老人的压力,对经济有刺激作用,同时也可以使我国的出生率上升,有利于达到人口更替水平。(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参考文献:

[1]王金营,再认识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1):35

[2]王桂新,少了老龄化:计划生育遗症,社会观察,2012(09):28

[3]毛雪颖,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探讨,两北人口,2006(3):59

[4]汗小英,周艺,关于中国人口质量制度引导机制的思考,西北人口,20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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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胎政策是中国实行的一种和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应的生育政策,指符合指定条件的夫妇可以生育“二胎”。

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原因

(一)人口形势十分严峻。我国人口形势十分严峻。虽然这些年对两孩政策进行各种样式的开放,但是都没有办法改变生育政策需要改变的实情。

(二)劳动力短缺现象。在社会化的发展中,农村的年轻劳动力都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下老人和小孩儿,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人口红利慢慢消失。出生率减少,适龄劳动力减少,导致人均GDP下降,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三)单独二孩实战遇冷。政府实施里单独二胎的政策,但是并没达到想要的效果,到2014年底为止,只有不到100万的夫妻申请生育二胎,和政府一年增加200万新生儿的预计相差很多。进展不明显,原因如下:

1.没有明确的法案。单独二孩政策并没有对一些法案进行改动,仅仅是对各地一些生育方面的条款作了修改。从而使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同。2.并不很想生育。生育二胎需要考虑自身的经济情况,也要从事业方面考虑,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夫妻对生育的观念也在转变,越来越多的夫妻并不是很想生育二胎。

(四)独生家庭问题。1.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需要赡养4个或者更多的老人,同时需要照顾自己的孩子,沉重的压力让人感到无力。近几年,我们国家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从20世纪80年代的4-5人减少到现在的3人左右,家里选择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越来越多,同时,家庭的养老和生育功能不断减弱。2.老人失去独生子女成为家里不能承受的伤痛,也是社会的一大问题。失去独生子女的夫妇所承担的内心痛苦,未来的经济压力,再生育能力,以后的养老问题也不是一般的家庭承受的痛苦所能相比的。

(五)男女比例失调。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而重男轻女的思想自古以来就在人们的心里根深蒂固,很多家庭希望生育男孩儿,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B超对所生幼儿的性别起到很大作用,人们都会在孕间去做B超检查,增加了生男孩的比例,使男女的比例失调严重。这也代表着也来越多的男孩在适龄期间无法找到结婚对象,同时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如果要使男女比例恢复正常,对生育政策的各种限制就要放宽或者全部取消才行。

三、全面二胎政策难以实施的原因

(一)家庭层面。1. 生育成本高,面对压力大。现在从怀孕到生产,从生产到培养,再到儿女的成家,各种成本相当高昂,已经不是一个家庭轻易能承担的,况且就业压力大,再生一个孩子可能使夫妻的人生规划都改变,很多家庭很难做决定再生二胎。2.花费时间、精力多。随着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工作和社会上的地位不低于男性,越来越能在各个舞台展现自身风采。如果生育二胎,很可能使很多女性失去竞争的机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抚养孩子,失去自己的事业。3.家里孩子阻力大。生二胎的另外一个阻力就是家里孩子不愿意父母再生二胎,认为生二胎父母对自己的爱就会转移,所以由于家里孩子阻挠的原因很多家庭放弃了生育二胎的念头。

(二)社会层面。虽然国家允许适龄的夫妇生育二胎,但是并没有根据生育政策针对一系列相关问题作相应更改。像女性的生育福利,产假福利,生育二胎妇女的就业政策,国家医疗卫生设施的优化,二胎子女教育成本的减免,完善的养老政策等等。1.医疗准备。全面二胎放开后,医疗资源需求是最为迫切的。同时,由于生二胎对家庭的经济负担压力大,政府需要增加优质妇产资源。2.女养育育成本。孩子的生养成本主要由分娩、养育、教育三大块组成。对于生养二孩家庭来说,家庭支出无疑是要增加,尤其对于城市家庭来说孩子的保姆费、教育费、换房费等增量将比较大。

四、全面二胎的好处

1.二胎政策可以增加劳动力。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如今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且出生率不到国际标准的二分之一,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将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二胎政策,为未来储备足够的人力资源,缓解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压力。2.二胎政策可以调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影响了年轻一代人的正常婚姻和组建家庭,而二胎政策恰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3.二胎政策也有利于个体的发展。(1)二胎政策可以为孩子创造更健康的成长环境。在当今时代,我们不难看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一般独生子女都有内向和性格孤僻的情况。生育二胎可以让两个孩子在一个家庭成长,有利于塑造健康的性格和能力。(2)生育二胎还可以避免家庭失去独生子女的问题,从另一方面讲也减轻了一个子女抚养老人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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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育政策;二孩;教育资源;适应性

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刚刚开始调整、新的生育政策刚刚开始实施的时候,提前有针对性地开展对新生育政策的社会后果的研究,可以为实践中避免和减少政策带来的副作用提供理论的和经验的支持。特别是对于分析预测生育政策调整对社会结构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及时防范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中小学数量和规模需求可能成为几年后的连锁反应; 以及之后新的上大学难、就业难等等;生育政策调整带来低龄人口增加,必然会带动社会抚养比结构产生变化,从而带来社会抚养负担增加等问题,同样必须提前探讨。很多新问题、新难题将会出现,需要明晰和回应。生育政策的调整也不会例外,肯定会让社会付出代价和成本。如何前后衔接、配套跟进,政策设计要妥善,避免造成新的矛盾。相同的担忧出现在美国的人口集中增加,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影响,Baby - boom Generation对婴幼儿的大量增加所带来的现有托儿机构、幼儿园、儿童医疗机构、甚至婴幼儿用品等方面的紧张和不足。

二、“单独二孩”政策概念、特点

2013 年计划生育“单独二胎”出台,之前过紧的生育政策引起诸多社会问题。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主要目的,就是控制人口数量,通过降低生育率来达到。经过 30 年的摸索实践,我国基本成功达到这个目标,迅速的使大量人口降低到一个较低水平上。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迅速发生着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变化,控制了人口数量,但又面临人口结构性失衡,严重危及到了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单独二孩”政策,是中国实行的一种应对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负效应的过渡性政策,符合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条件的夫妇允许生育“二胎”。

三、“二孩”政策的影响测算以及对教育的影响探讨

据统计,中国从1975年到2010年共产生了2.18亿个独生子女家庭;另一个是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每出生1万人,就有360人在10岁之前夭折,有463人在25岁之前死亡,760人在44岁之前死亡。

为了简便分析出出生人口与教育资源的关系,采用两个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所有小学合计每年最多可招收普通小学一年级新生人数(a);出生人口数(b)。如果a显著大于b,则招生人数比出生人口数大,出生人口不会对教育资源有较大的压力,下表参照历年教育统计年鉴汇编,将招生人数与出生人口数进行对比可见: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人口),由笔者汇编

由上表可看出,数据a显著大于数据b,进入2000年后出生人口与招生数基本持平,招生人数缓慢增减,波动不大,进入2010年之后,人口稳步小幅增长。2010年80后进入结婚生育期,而且大都是晚婚晚育,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345万人,我国老龄化的问题凸现明显。

四、人口发展建议措施

4.1 网上预约出生计划

建立完善的生育系统网络,依据调查摸底得出各地不同婚配生育情况,进行登记,录入生育系统之中,进行社区汇总,通过部门安排,建立不同的子系统,最后汇总入总系统中。

4.2 制定优先级生育年龄,分段生育,避免出生堆积

为了避免生育堆积,影响孩子入托、上学,就医和长大后就业,适当延后较年轻妇女生二孩,让出时间优先年龄较大妇女生二孩,取得民众理解和支持。根据a和b的差异,制定出不同优先生二孩年龄来使用于不同地区。

4.3政府提前做好公共服务的分配,生育政策的调整放在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有着“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巨大影响。“单独二孩”放开后,新旧政策如何衔接,配置政策如何跟进,这些问题更需要全面考虑。任何一个政策的调整和变化,都会涉及不同的群体,而在不同的群体之间,政策的影响也会是不一样的。社会职能部门对压力的应对,实现平稳过渡。

参考文献:

[1] 马晓华. 人口学者: “单独二胎”后生育率将稳定在约1. 8[N]. 第一财经日报

[2] 乔晓春,李建民,陈卫,等. 人口学教程[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3] 张娜. 单独二胎政策前世今生[DB/OL].[2013 - 1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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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一:现行生育政策应该放宽,逐步过渡到普遍“放开二胎”的政策。“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总结了现行生育政策的消极影响日渐显现,不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协调发展,必须从战略高度前瞻性地尽早应对,避免被动。提出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时机已经成熟。主张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乔晓强、任春借鉴别国经验得出:欧洲、韩国、日本的经验都表明,生育水平的下降变动趋势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一国在到达更替水平时,生育政策要及早变化,如果生育政策长期不变,或者说在群众生育意愿已经非常低的情况下再去调整生育政策,就可能导致放开生育政策后,生育率也不可能反弹,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必须选在生育率还有反弹性的时机。

观点二:坚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段华明认为,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是必须具有的重大清醒,“中国一切问题都会因为人口总量太大而变得复杂”“通过解决人口问题促进发展,在发展中解决人口问题才是理性的出路”。此外,有学者认为,生育政策的放开会导致部分独生子女家庭突然间获得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权利,于是便纷纷生育,导致出生人数的堆积。

2.两个评价指标下的具体分析

A.不同方案满足生育意愿的程度

我国目前意愿生育子女数和意愿生育性别状况。“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与调查”结果表明,35.6%的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是1个;56.4%的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是2个;想要三个或更多孩子以及不想要孩子的妇女分别占7%和1.1%。“2002年全国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在有计划生育的情况下,被调查者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78个;在无计划生育政策下,意愿生育子女数是2.04个;无论城乡,想要“一儿一女”的比例都是最高。“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表明,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已经降到1.73个,其中,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46个,明显低于已婚育龄妇女(1.76个);对于意愿生育子女的性别,57.3%的育龄妇女希望生育“一儿一女”。31.6%的育龄妇女表示无所谓。

通过上述三次全国范围的调查,可以看到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大约为1.7个,大部分育龄人口认为“一儿一女”是最理想的人口构成。

两种方案满足生育意愿的情况。现行政策显然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群众的生育意愿,尤其是农村群众的生育意愿,放开二孩政策可以很好的契合了群众的生育意愿。而且不会造成人口失控。从人口的发展规律考虑,如果一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将不会造成人口的持续增长。据测算,即使从2005年开始就允许每对夫妇平均生育两个孩子(即一步到位方案),我们人口规模的峰值也仅为16.07亿。目前持续的人口增长,是因为处于生育年龄的妇女群还相当大,而由于这个人群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少,加上由于人口老化而导致的死亡人数的增加,人口增加将逐渐下降。

B.不同方案下政策制定的目标比较

作为公共政策的人口与生育政策。公共政策是社会公共权威部门在特定的条件下,为达到一定目标而制定的行动方案或行动准则。人口生育政策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是典型的涉及每个公民自身与家庭利益的公共政策,生育政策作为公共政策,有其制定的基本目标,不仅是经济社会效果,更重要的是人文关怀。

C.不同方案下政策目标的比较

现行政策不变方案的制定目标。我国现行生育政策是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政策制定之初,就是为了控制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总而言之,现行政策严格控制人口,计划生育,最主要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放开二胎方案的制定目标。放开二胎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新时期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后,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各项工作成为党和政府的基本要求。在这种大的社会发展背景下,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也需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落实“以人为本”的价值准则。全面放开二胎,打破城乡界限,这个目标是贯彻公平公正的价值准则。

篇7

从1950年代末期开始在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宣传计划生育,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从1971年国务院转批《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并把控制人口增长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已经40多年;即使从1982年把计划生育政策确定为基本国策,也已经30年了。而且,“十二五”期间也明确提出我国仍将坚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继续维持“低生育率水平”。尽管如此,在经济社会发生重大转型、少子老龄化等人口矛盾日将严峻的新形势下,重新审视和评估这项作为基本国策、实施时间如此之长且事关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计划生育政策仍是非常必要的。

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率下降: 发达国家的事实

生育率下降与人口转变是人口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现象。所谓人口转变,乃指人口由传统社会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状态,经历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状态之后,向现代社会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状态的转变过程。人口转变由死亡转变和生育转变组成。其中,生育转变,即生育率的下降是人口转变的核心,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考察和研究发现,人口转变率先发生在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口转变还只局限于欧洲地区。作为人口转变核心的生育转变,首先发生于西欧的法国,然后依次出现在西北欧、澳州、北美、东南欧等地区。大致到1930年代中期,欧美地区(或文化圈)的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人口由高出生率向低出生率的转变。此后,人口转变又进一步向日本、韩国、新加坡及港台等东亚国家或地区扩散,并先后在这些国家或地区逐次实现。目前,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都已下降到1.3左右甚至1以下的低水平。

为什么会发生人口转变特别是生育转变?学者们对此给出了多角度的分析和解释。如芝加哥学派认为,产业革命带来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养育子女的相对成本上升,为了保证子女质量只能减少生育子女数,由此带来生育率的下降;新家政学把妇女的生育行为与劳动力市场联系起来,妇女为了参与就业竞争而减少生育。特别是卡尔德研究指出,女性教育和地位的提高,有利于减少生育子女数。而且妇女受教育年数越多,生育子女数越少;诺特斯坦的现代化理论则认为是现代化带来了生育水平的下降。尽管还有其他解释,但主流观点基本上都是认为,以生育转变为核心的人口转变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转变的实现。

生育率下降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我国的实践

由于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下的人口发展还不应该完成人口转变。但事实上我国却早已完成人口转变,目前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5左右、几乎与日本总和生育率相近的低水平。显然,我国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转变的实现,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实践已经说明,人口转变并非仅如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经验所看到的那样,单纯表现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实施有效的计划生育及人口出生控制政策,即使在低发展水平条件下也可以发生和实现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

回顾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我国从1950年代末期即开始在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宣传计划生育,1960年代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在这一阶段,我国对计划生育还只是宣传和提倡,尚未作为国家政策实施,所以到197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还高达5.8。自此以后开始全面实行“晚(婚)、稀(生育间隔)、少(子女数)”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之推广普及避孕节育药具和技术,由此造成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979年已下降到2.75。在这10年期间,经济发展基本上还是延续“”以来的停滞不前态势,所以在此期间我国生育率的显著下降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关系重大,因此,这一时期也被称为计划生育政策发挥作用的“黄金十年”。

1980年以来,除少数民族地区,我国开始实行严厉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在两个月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2000年开始,“一胎化”政策有所缓和,如在上海等一些地区开始实行“双独生二胎”(即两人都是独生子女的男女结婚可以生育二胎)和农村户籍人口结婚后第一胎为女孩的可生第二胎等生育政策。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我国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3左右,考虑到该普查的漏报并综合各种数据测算,目前大概应该在1.5左右。即在此30年间,我国总和生育率由1979年的2.75下降到1.5左右,又几乎实现了一次半减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已发展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并跨入中上收入水平国家行列。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此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生育观念的变化,应该对生育率的半减下降具有一定影响。但毫无疑问,此间实行的严厉的“一胎化”政策及目前仍在坚持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半减下降也同样具有重要影响。也就是说,1980年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半减下降,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严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篇8

一、认真仔细做好计划生育统计工作

网上办理一胎服务卡44个、网上办理二胎服务卡20个,网上办理再生育服务证2个,出生145人,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80个。

二、积极倡导,大力宣传计划生育各项政策

充分利用“计生协会日”、“母亲节”等有利时机,做好计划生育各种宣传活动。因疫情通过发送手机短信、电子屏显示计生政策等手段广泛宣传,9月份,开始无职业独生子女父母、朝鲜族二胎父母一次性奖励申报工作,今年共接收材料86份。

三、创新宣传手段和形式、让计生观念深入人心

2020年1-5月份受疫情影响,为避免人员聚集引发交叉感染,最大限度降低人群集聚可能造成的疫情传播风险,因此未能组织开展活动。5月29日“计生活动日”社区分积极开展线上宣传活动,线下慰问活动。各社区计生联合辖区内的共驻共建单位志愿者、社会组织四社联动,开展“提升健康素养乐享银龄生活”主题老年节活动。8月15日上午,文慧社区志愿者和计生社区工作人员共同带着慰问品看望了辖区的失独老人和空巢老人,为他们送去了节日的祝福和慰问。9月12日,文慧社区开展送温暖特殊家庭慰问活动,采买米,油,面,水果等生活用品为4户特殊家庭送去。

四、统筹兼顾,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

篇9

70后:生不生,能不能生?

80后:要是丈母娘和老婆同时做月子,到底照顾谁?

90后、00后:以后看到小孩,到底叫弟弟还是叫叔叔?

有人说,计划生育最残酷的就是把最有能力生、且最愿意生的70后的生育希望给搞掉了。在全面放开二胎之后,70后如咸鱼翻身:80后、90后独生子女多,很多人本来就有二胎指标。60后年纪不饶人,即使能生,也不一定能带;即使能带,那也得带或快带孙子了。

“二孩”的段子流行,至少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因为这项政策全民关心,不论是50后、60后、70后,乃至00后,或者是独生子女父母,或者本人是独生子女,都是国家30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所影响的人群,对此有话要说;第二是因为这项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基本上只有70后群体,加上少量的上世纪6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人,大部分网民是局外人,是围观者,当然就可以带着轻松娱乐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了。

加拿大人格拉德威尔在自己的畅销书《引爆点》中提出一个著名理论:“所有的流行潮都有一个引爆点。”关于“二孩”的调侃段子之所以突然大规模传播开来,或许是因为人们对30多年来国家人口政策的反思在“全面二孩”的这一时刻找到了引爆点。所以,如果不只是看热闹,从中就能发现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

单独二胎时代,有一个段子是这样的:42岁的妈妈是独生女,21岁的女儿也是独生女,她们老公都不是独生子,母女均可以生二胎。如果父母先生了第二个孩子的话,女儿生第二个孩子就违法了。如果女儿先生了第二个孩子,父母后生二胎,则不犯法。所以排队一下先后,都能合法生二胎。于是,将会看见外甥牵着小舅、小姨出去买糖吃。

虽是笑谈,却分外悲凉。

接着上面的段子,一个“背着舅舅见老师”的段子,大致意思是:班主任要找学生家长,学生说:舅舅行吗?老师说行。第二天,学生背着刚满周岁的舅舅来了。

如果独生子女政策再继续下去的话,姑姑、叔叔、舅舅这些传统的家庭角色将会消失,新一代的孩子将不知道舅舅是怎么回事。

这则段子的另外一个 “笑果”在于外甥和舅舅的年龄差,这还真是70后生“老二”有可能出现的现象。由此引发的追问是,舅舅这些传统家庭角色的出现,是否会让现有的家庭组织结构发生变化?如果有变化,那么会恢复到传统的大家庭模式吗?

在过去的大家庭里,小叔叔、大侄子是比较常见的,喝嫂嫂的奶长大的小叔子也是有的。但是,现在的家庭结构基本上都是核心家庭了,只有两代人,最多就是包括未成年孙辈在内的三代人。生育“老二”后,“舅舅”等角色一定会大量出现,但只是一个称呼而已,辈分已经不重要了,并不具备传统的家庭伦理意义上的权威性,可能更代表着血缘、亲情或者友情的意义。

篇10

正在谈资APP火热举行的萌宝争萌活动,吸引了近2019个萌宝家庭加入,在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和互动中我们关注到,二孩已经成为时下的一个热门话题,很多家庭都有强烈的意愿,希望了解到二孩相关医疗咨询。

再过3天,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即将满月再过十多天,猴宝宝将一一诞生。近日,我们走入成都玛丽亚妇产儿童医院等优质妇产机构调查发现,35岁以上、在医学上属于高龄孕产妇的居多,她们将面临哪些风险,又如何将风险降至最低?

胎动篇

新年愿望:猪年生个金猴宝宝

国家允许生两个孩子的政策太及时了。正在参加谈资萌宝争萌的王先生已经有一个女儿,但一直希望再有一个。今年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了,恰好又是猪年,我觉得属猴的孩子聪明。

现在,我和妻子已经开始调整身体状态,争取生个猴宝宝。在成都玛丽亚妇产儿童医院陪妻子前来做孕前检查的王先生笑得很开心。

类似王先生情况的人还有很多,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再加上即将到来的猪年,让许多已经生过一胎的夫妻萌生了再生育一个猴宝宝的计划。

父母陪伴我们的前半生,配偶陪伴我们的后半生,兄弟姐妹则可以陪伴我们生命的全程。这种手足情谊太珍贵了,等我们老了或出现生命变故之后,孩子们之间的相互扶持可以让他们更幸福无疑,这话道出了很多人希望生二孩的心声。

高龄篇

规范孕前检查,高龄妈妈猴急不得

我今年34岁了,还适不适合生二胎?一位萌宝妈妈问。实际上,跟她有同样想法和顾虑的家庭不在少数。我们了解到,在四川大学华西附二院以及成都玛丽亚妇产儿童医院,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有不少高龄女性加入到备战二孩的行列中。

她们以30岁以上的居多,最高年龄接近50岁。在医学上,她们中很多人属于高龄产妇,高龄产妇将面临哪些风险,如何将风险降至最低?

成都玛丽亚妇产儿童医院院长曾蔚越教授表示,高龄和高危对孕产妇女来说,就像是一对孪生姐妹,要避免高危,就必须规范地做好孕前检查和产检。

首先,35岁是女性生育年龄的分界点,超过35岁后妊娠,胎儿的出生缺陷风险大增。40岁之后,女性的生育能力已明显降低。

其次,高龄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妊娠合并症与并发症的发生概率。年龄超过35岁的孕妇更容易患有妊娠合并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等合并症。

曾院长建议,对于有二孩计划的家庭,在第一胎时一定谨慎选择分娩方式。尤其是高龄产妇、疤痕子宫女性,怀孕前应先到医院进行一次全面孕前检查,保证夫妻双方身体健康。

保胎篇

孕妈妈遭遇床位紧张,需要提前预约

近日,不少准妈妈来到成都玛丽亚妇产儿童医院找曾蔚越院长保胎。事实上,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曾蔚越院长就已是准妈妈的特别钦点。

当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曾院长更是忙得有些招架不过来。据了解,曾蔚越教授曾担任川大华西附二院2019年的产科主任,他除了擅长各种高危剖宫产手术,在保胎方面也是术有专攻。

二胎政策放开以来,30岁以上的女性群体是生育二胎意愿最强的。跟二十六七岁左右的妈妈相比,她们怀孕几率却要低许多,怀上之后要保胎的概率要高很多。

然而,目前成都能提供专业保胎服务的医院就只有华西附二院、成都玛丽亚妇产儿童医院等少数医院。

二胎门诊篇

周末二胎门诊,礼迎猴宝宝

上周日,在成都玛丽亚妇产儿童专设的二胎门诊里,十多位女性正在候诊咨询,年龄最大的是46岁的王女士,儿子已经20岁了。我想要个老二,不知道还行不行?王女士有些不好意思地问医生,医生开了一些检查单,让她先进行体检再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