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文化的基本内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文化的基本内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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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精神内涵与劳动情怀培育

在对劳动精神内涵及劳动情怀培育的探讨中，与会代表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种见解：第一，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劳动与劳动精神。上海交通大学陈锡喜教授认为，劳动价值论是唯物史观的基础性问题，要从这个源头来研究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东北大学田鹏颖教授认为，学说是劳模精神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逻辑展开，是打开人类社会奥秘的一把锁钥。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孙力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理论的基石，它决定了马克思对旧世界批判以及建构新世界观的基本点，即把资本对人的统治转变为自由的劳动。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审视和批判是从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揭示开始的，他对未来社会的阐释也与劳动的性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劳动与人的类本质相联系，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第二，劳动精神是超出单纯为个人私利而劳动的一种精神状态。吉林大学吴宏政教授认为，劳动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它是与物质相对应的。马克思把自由自觉的劳动预设为人的类本质，这种劳动过程伴随着精神性的审美活动。作为人的生活第一需要的劳动是在共同体精神的力量下超出单纯为个人私利而从事的劳动。第三，劳动情怀是劳动观的价值追求。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刘向兵教授认为，劳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根本途径，“劳动情怀”是建立在对劳动正确认知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实践逐步形成的、升华为价值观的、较为稳固的劳动态度、劳动情感、劳动品德、劳动习惯等内容的总称，具有内化于心的信仰和价值观的意义，强化大学生劳动情怀培育是一项重要任务。

二、劳模精神的当代价值及其创造性提升

劳模精神不是一个凝固的范畴，它随着历史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升华。与会代表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劳模精神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探讨：第一，劳模精神培育的现实条件与历史任务。田鹏颖教授认为，劳动是劳模精神的基本依托，异化劳动状态下无法产生劳模精神，只有劳动者从事自由自觉的劳动时才能形成劳模精神，即在扬弃了私有制异化劳动的公有制条件下才会形成劳模精神。延安大学郝琦教授认为，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劳模故事，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劳模文化是新时期弘扬劳模精神的重要任务。上海市委党校曾俊教授认为，培育劳模精神需要加强“使命感、责任感、进取意识、牺牲奉献精神、自律意识”等“人的软实力”教育。第二，新时期劳模精神需要创造性提升。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刘文教授认为，新时期劳模精神需要创造性提升。其一是劳模精神的哲学内涵提升。应从精神生产力理论出发，探究劳模精神向物质生产力转化的内在机制，丰富新时期劳模精神的时代内涵。其二是劳模精神的价值提升。应从劳模精神的政治导向价值、文化传承价值以及道德实践价值三个层面拓展其在新时期的时代价值内涵。其三是劳模精神的实践提升。应从国家荣誉制度与治国理政的实践视角探索研究劳模精神的现实指向。第三，在当代中国弘扬劳模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孙力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对劳模精神的崇尚关联着人的解放，它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联系在一起，劳模精神在社会主义中国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首先，对劳模精神的再呼唤是对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矫正；其次，对劳模精神的再呼唤是对职业精神和职业伦理的升华；再次，对劳模精神的再呼唤是对工匠精神和创造性劳动的时代追求。郝琦教授认为，延安时期的劳模运动孕育了伟大的劳模精神，劳模运动和劳模精神具有巨大的感染力、改造力和影响力，劳模运动祛除了劳动人民心中“劳动下贱”的封建腐朽思想，使“劳动光荣”的观念深入人心，提高了劳动者的思想觉悟和劳动热情。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徐光寿教授认为，弘扬劳模精神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其一，劳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格化榜样，劳模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其二，劳模精神是中国精神的具象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旗帜；其三，劳模精神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大庆师范学院王彦玲教授认为，“铁人精神”是一种具体化的劳模精神，它具有超越时空的不朽价值，具有凝聚人心、激人奋进的永恒力量。

三、产业转型与工匠精神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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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剪纸；生命符号；提炼；设计

1选题背景和必要性

中国传统纹样的文化积淀比较深厚，它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智慧创造。各种纹样大多是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对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美化所形成的，这是人们审美理想在生活实用中得到体现，从而进一步促使人类文明文化的提高和发展。现在设计中，很多纹样都有着其所表达的寓意和内涵，由于远古时期人们对生命繁衍的崇拜和对生活的渴望，所以从中就有很多体现生命内涵的符号。就像黑格尔说：“东方所强调和崇敬的往往是自然界普遍的生命力，不是思想意识的精神性和威力，而是生殖方面的创造力。”[1]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反映符号纹样在情感语言文化方面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都体现着艺术文化与审美文化的集中统一，体现着文化的不同。“是作者在现实情境中将符号语言与他本人的观念情感相关联构成的。”[2]因此，生命视觉符号具有区域性和标志性的特性，并作为文化见证和信息传达媒体，展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精神，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确证。正如靳之林在书中所说：“人类一要生存，二要繁衍，生命意识与繁衍意识是人类的基本文化意识，也是民间美术的基本文化内涵。”[3]

对有关生命符号的研究，要从民间剪纸的纹样进行深入挖掘。对民间剪纸艺术要有所了解，因为民间剪纸艺术历史悠久，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民间剪纸是依附于民俗观念和民间活动的民间艺术。“劳动者艺术家特殊的认识、思维方式，与完整圆满、对称偶数、硕大为美的原始审美理想相得益彰，产生出重于表意的造型规律和自由灵活的表现手法，使民间剪纸艺术的特色与众不同、独具一格。”[4]劳动人民把已被普遍认同的符号、形象转化为剪纸艺术中，剪纸艺术遵循中国民间美术观物取象的符号特征。生命意识与繁衍意识是人类的基本意识，它构成了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基础。生命符号的研究，还要对彩陶的纹样进行了解，因为彩陶是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原始陶器，纵观彩陶纹样的发展脉络，半坡时期的写实纹样多是对自然景物、生物的率真模仿，彩陶纹样显示了古人如何通过图形符号诠释生活和表达思想感情，这些图案延续了几千年，从而得知彩陶纹样与后世中国传统艺术有着潜移默化、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经此研究，可以挖掘更多中国传统的符号纹样，将其运用在设计中，一是对传统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二是可以提升设计的内涵，不仅能提炼传统符号，还可深入研究符号纹样与生命的联系。“所谓生命意识是人类创造生命、孕育生命、延续生命、关注生命的思想意识，它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意识之一。中国民间文化的主体精神，就是生命意识。”[5]对生命的内涵进行了解，领悟这些底蕴丰厚的文化，加以锤炼和升华，有利于设计中视觉及内涵上的提升。

2设计思路、研究方向与表现过程

（1）设计思路。对生命符号的研究为什么要从民间剪纸艺术着手研究，是因为民间剪纸艺术起源于民间，其民间艺人大多是劳动人民，他们对生命和生殖繁衍有着较强的崇拜，将其心中的渴望和希望都表现在剪纸中，更能表达生命符号的内涵。“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6]民间剪纸中符号的研究，从中提炼出生命含义的符号，将其运用到设计中，结合有关生命含义的中国传统纹样，进行再设计，可以使创新设计的符号更加有意义，提炼剪纸中的特色符号，设计出具有现代感而不失民族韵味的符号，在整个设计过程中，主要突出生命符号的发展和寓意。（2）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中，首先要广泛的收集相关的资料，明确所要研究的对象。其次，对收集资料的整理，将图案符号进行分类。最后，了解各种传统符号纹样所体现的生命含义，加以提炼，进行符号纹样的再设计，并给予深刻的内涵意义。研究方法采用网络收集以及阅读图书的方式进行资料整理，还要走访较近的剪纸艺人，向其请教民间剪纸的符号含义。

3设计内容与表现形式

通过对民间剪纸艺术的研究学习，得知了剪纸中包含的深厚的生命含义，因此想深入把生命符号延伸下去，结合中国传统纹样，进行设计。从而发扬剪纸的艺术，使其长盛不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只有充分领悟剪纸文化、掌握剪纸艺术的造型规律与象征意蕴，才能更好的进行设计。（1）展示台布设计。民间剪纸资料的学习，发现其剪纸纹样有一种纵向的发展，都是由基本的纹样演变并结合生活中各种具象实物进行结合。所以，在设计中，为了体现出这点，就此设计一副符号的演变结合图案，体现出生命的繁衍以及生生不息的轮回，将图案结合天然的布料，运用传统纺织工艺丝网印刷，体现出自然纯朴的感觉。在色彩上选择单色印刷，这样可更好的体现出剪纸中图与底的关系，及设计中正负形的体现。（2）悬挂剪纸设计。为了在设计展示中，能有一定的设计互动，因为设计最终都是要服务于受众，要让观众亲身感受设计的内涵，不仅从视觉上，还要从触觉上更直观的感受到，因此选择剪纸悬挂的方式，使观众能更好的触碰到剪纸。在资料研究整理中，发现剪纸的弊端就是不易于保存，为了避免这个弊端，在悬挂剪纸设计中，采用硬度较好的材料，更易于保存，使其不仅可粘贴，还可以作为摆设工艺品。为了展示中有一定的空间层次感和透视感，在颜色及制作中选择红色镂空设计。（如图1）

（3）灯箱设计。平面设计大多是二维的设计，为了有立体的效果，形成更好的展示氛围，因此选择了灯箱的设计，将设计的图案符号运用到灯箱中。灯箱设计采用较轻的材料，在材料上要进一步斟酌尝试选择。形式以镂空的表现，更能凸显出立体的空间感。在灯箱设计上，为了更好的体现立体感，因此选择的符号以云纹、水纹为主，这种符号较为简约流畅，可体现生命中简单、直白的含义。以红色为主，更能凸显出民间剪纸在灯光下的气氛。

4小结

本文对民间剪纸中生命符号的设计运用分析，得知剪纸艺术符号象征源于对生命生殖繁衍的崇拜，了解传统剪纸艺术的文化价值及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对民间剪纸艺术的资料研究，不仅收集了大量的图案，进行设计，而且更深层次的理解了生命的含义，经过几千年符号纹样的发展延伸，让我感叹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更重视对历史文化的学习与研究。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美学[M]. 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

[2] 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M].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

[3] 靳之林.中国民间美术[M].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

[4] 吕胜中.中国民间剪纸（上卷）[M].湖南美术出版社，1994.

[5] 宋长宏.骐骥驰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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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品德素质的培养

教会学生做人、求善、养德，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

（一）培养学生助人为乐的好思想。体育课上教师要求体质好的学生帮助体质差的学生完成教学任务，教育学生在课堂上做好人好事，帮助有困难的同学解决问题，并教育学生树立见义勇为、敢于同坏人坏事做斗争的思想，培养学生为他人服务的意愿和行为，使学生从小养成一种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

（二）培养学生善良正直的品格。在体育教学中培养尊师敬长，爱护体弱者。教育学生做事公正，为人和善，言行一致，文明礼貌，不损人利己，不投机取巧，爱护公物。培养学生做新时期合格的接班人。

（三）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体育教学靠师生的合作，靠学生之间的合作，只有一个团结合作温暖的集体，才有凝聚人心，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同时也要教育学生关心集体，热爱集体，为集体争荣誉，教会同学之间的相互交往，尊重人，理解人，善于与同学友好相处。让学生明白，只有生活在好的合作集体中，才能创造出优异成绩。

（四）培养学生具有坚强的意志品质。体育课的学习很苦很累，要求学生必须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必须具备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品质。教学中教育学生对应做的事自己要坚持不懈，培养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和毅力，教育学生对失败挫折有一定的承受力，培养学生胜不骄、败不馁、顽强拼搏的优良作风。

（五）培养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体育教学重要的是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通过老师的讲解与示范，教会学生锻炼身体的方法手段，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自我教育能力，让学生逐步达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目的。

二、文化科学素质的培养

文化科学素质的培养，主要是通过基础知识的学习、基本技术的掌握、基本技能的形成过程进行智能教育，培养学生学会学习、创造、求真。

（一）培养学生的求知好学精神。

体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包含了多种文化的内涵。为此，通过体育教学手段，不但能增强学生体质，更主要的是能教会学生的体育理论知识，掌握锻炼身体的方法、原则，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使学生学到体育文化知识。

（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

在体育教学中，让学生设计准备活动内容，编排徒手操，设计场地，制做体育器材等。都能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而学生的创造性活动往往要靠教师的启发与引导，所以教师的教学方法、手段对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很重要。

（三）对学生进行“三基”教育。

体育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术、基本技能、这些是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保证，只有在教学中重视基础知识的传授，让学生掌握体育锻炼的规律性，才能使学生的基本技术迅速提高，基本技能得到正常发挥。

（四）促进学生的智能发展。

田径教学的起跑练习能培养学生的快速反应能力，篮球的投篮命中率能培养学生的准确能力，排球的扣球能培养学生的判断能力，体操动作能培养学生的时空感觉和运动感觉等等。所以，学生的智能水平通过体育教学能不断得到提高和发展。

三、身体心理素质的培养

通过身体心理素质的培养。可以促进学生的正常生长发育，提高身体活动机能，养成卫生习惯，培养学生脑体结合、综合适用脑力和体力的能力，把学生的心理素质调控在最佳状态。

（一）培养学生的自理自护能力。通过体育动作的学习，能促进学生的正常生长发育，增强体质，提高各项身体素质，练就一身强壮的身体，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学会自我保护，提高自理自控能力，适应时代的发展。

（二）培养学生健身锻炼，为终身体育打好基矗体育教学中有很多动作能伴随人的一生进行活动：田径中的中长跑项目。球类运动的篮球、排球、乒乓球。武术、气功等都可以进行健身活动。通过讲授正确的动作技术和科学健身方法，为终身体育打下良好的基矗

（三）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通过组织教学比赛、游戏活动及考试、达标、运动会等活动，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调控能力及心理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并向学生讲述健康人的心理标准，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使学生经常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四、审美艺术素质的培养

（一）培养学生审美意识和爱好。体育教学不仅要讲授动作技术，而且还要教会学生在动作技术学习中去体会美、创造美、鉴赏美，要求学生每学一个动作都要保持动作美、姿态美、体型美。把美蕴藏在动作之中，培养学生具有审美意识和爱好，让学生亲身体验动作美与表现美的深刻含义。

（二）培养学生的艺术才能和特长。通过选修体育课的方法，可以满足学生的要求，发挥学生的特长，培养学生的艺术才能，从而使学生领悟和品出所喜爱项目的艺术内涵，从中发挥艺术才能和特长。

五、劳动素质的培养

让学生学会劳动，在劳动中磨炼意志，得到锻炼，提高对劳动技能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培养敬业爱岗思想。

（一）培养学生的劳动精神。

体育教学的学习过程实现了学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有机结合，而且往往体力劳动大于脑力劳动。通过体育锻炼使身体强壮有力，为以后从事各项工作打下良好的身体基矗并且能使学生明白劳动付出的越多。取得的成绩就越大这一道理，所以通过体育教学能培养学生的劳动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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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价值论；民族品牌；经济人类学

1劳动价值理论的评述

1.1劳动价值理论观点描述

劳动价值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劳动价值理论由商品理论、货币理论和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三部分组成。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因素。其中，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就是由其所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量的大小来决定的。商品所包含的抽象人类劳动是劳动者的具体劳动耗费在商品经济关系中转化变成的结果。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表现了主观具体活劳动耗费所产生的客观社会效果——满足社会需要的有效的劳动的含量。

商品的价值量同样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计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是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即等价交换。价值规律对生产和交换活动起着支配作用，通过价格的运动来表现。而价格的运动又离不开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市场的调节产生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弱点和缺陷，这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把市场经济下价值规律的调节机制的消极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

1.2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对价值理论的评述

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时代是人类社会工业化、市场化的初期，其目的是为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价值创造过程中，除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外，先进技术、科学知识、经营管理和信息等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生产因素。尤其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它的不断创新与推广对社会财富积累的贡献越来越大。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的“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已造福于民”。科学技术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具有重大的作用，通过人这一劳动主体把科学技术融入到其他生产要素当中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从而产生出多倍的劳动生产率的劳动者创造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也即科学技术的运用使人类的劳动不断地起着自乘的作用。现代企业要在市场经济中立足，更需要通过改进技术，改善经营和管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制度作为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它的产生不过是把社会价值共意得到一种稳定性存在的保证，把道德秩序转化为一种权利秩序，它为社会的共同价值标准和交换行为规范、组织原则以及知识技能等等的人类发展的创造物，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世代承续的社会机制，保存了人们交换行为和关系的模式，并且通过使价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而扩大了社会交换的范围。这种外部意志的强加力协调着人们的行为动机，并促进或阻碍价值的创造。例如，我国当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股份制逐渐成为公有制主要形式，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劳动者创造价值有激励作用。

2民族品牌的价值来源及构成

2.1从商品的二重性看民族品牌的价值来源

(1)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分析。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马克思在这里就强调了满足人们需要的是物的客观存在。物的这种“有用性”离开了商品实体就不存在了。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商品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层次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受人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既包括物质的，也有精神的，还有社会的。从另一角度看，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从另一角度分析了商品对消费者的满足。“一个人”对一物所付的价格，绝不会超过，而且也很少达到他宁愿支付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因此，他从购买此物所得到的满足，通常超过他因付出此物的代价而放弃的满足；这样，他就从这购买中得到一种满足的剩余。他宁愿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超过他实际付出的价格的部分，是这种剩余满足的经济衡量。这个部分可成为消费者剩余”。这种消费者剩余既可能是商品本身所具备的，也可能是消费者的“发现”，还可能是消费者的心理感受。

民族品牌的“有用性”承载于其产品上满足消费者的物质需求的同时，在买方市场的今天，消费者购买民族品牌更多的集中在精神和社会需求层面。人们在购买民族品牌享受其基本的“有用性”的同时，更能够感受到爱国主义，振兴民族产业，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品牌走上全球化品牌的趋势的欣慰。可以说，消费者在购买民族品牌所得到的精神和社会层面的上满足，远远高于他所为此支付的价格，也远远高于一般商品所提供的“消费剩余”。

(2)从商品的价值分析。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即“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人的筋肉、神经、脑等的一定生产消耗”。这种劳动耗费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的，即劳动时间的长短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这里说的商品的价值高低对来说，既表现在商品的内在质量和基本功能上，也表现在商品的外在质量和辅助功能、美学功能上；既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物质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也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精神、社会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也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的精神、社会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民族品牌与非民族品牌以及其他非品牌商品的本质差别即在于劳动投入量与数量的差异。由于人们对民族品牌商品投入的劳动从质和量两个方面都高于非民族品牌商品的投入，因此品牌商品就包含更多的价值和交换价值，就能满足人们更多、更高从层次的需要。

2.2民族品牌的价值内涵与构成

(1)民族品牌的价值内涵。

品牌价值的内涵可以界定为被消费者认可的品牌所赋予产品的物理功能上的情感和体验附加值。由于其能够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所以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企业总资产的著称部分之一。在既定的劳动投入条件下，民族品牌价值取决于生产者特殊劳动投入和市场认可的契合程度。本文主要谈及民族品牌的文化内涵。

品牌文化的积累使得产品不仅仅作为实用价值的载体而存在，更使得产品在内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品牌文化更是以一种价值符号来传到产品的理念、价值观念和特殊效用，并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同，进而转化为品牌的经济价值。

(2)民族品牌的价值构成。

从传统的角度看，民族品牌价值的构成要素不仅包括资源组成、技术工艺、文化特征、广告与形象等也包括安全性、实用性、特殊性所带来的效用(包括生理和心理)。民族品牌价值和其他品牌价值一样，生成过程本质上并无差别。所不同的是，民族品牌价值中更多的包括劳动者的复杂劳动。本文主要讨论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

王成荣在其著作《品牌价值论》中运用品牌经济价值曲线分析了品牌价值的构成，认为品牌价值大小取决于生产者者特殊劳动投入量与市场与社会认可程度的契合点。当两者值较高时，经济价值也就越大；反之亦然。但是当前者值较大，后者值较小时，民族品牌经济价值较小，甚至为负；当前者值较低，后者值较高时，民族品牌经济价值较大。所以，我借鉴王成荣的品牌经济价值构成理论来说明民族品牌经济价值构成，并认为民族品牌价值在其经济价值构成方面与传统品牌的经济价值并无差异性，只是民族品牌更能使消费者从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得到更高层次的精神效用(民族自豪感、荣誉感等)。

3民族品牌发展的制度性依赖

制度作为价值共意合法化或者说一种社会的游戏规则，必然会对经济过程产生影响。经济主体行为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制度等约束下将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制度要素在经济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核心地位。

3.1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对制度的依赖

产品和服务是民族品牌的载体，也是民族品牌经济价值增值的核心。产品创新是民族品牌提升的第一组成部分，它主要集中在新产品的开发、新包装的设计与运用、新技术的创新和运用、新产品的市场推广等方面。服务价值也是构成民族品牌价值的有一个组成部分。良好的服务质量创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也可以使产品因良好的服务而增值。

民族品牌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过程中投入大量的生产资源、技术、资金和信誉保证等以使民族品牌经济价值得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因素无不为民族品牌提升给予支持和保障。制度是以对努力成果的承认和保护，来建立激发努力的激励机制，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来源的。在一个封闭性的制度模式中，最重要的发展基础，或许就取决于经济主体的努力程度；而在一个开放的制度模式中，其他因素的介入，或许在某些情况下，会比努力程度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如政府对先进技术引进的激励、对高级人才的优惠待遇、以及其他的政策性支持和财政倾斜。

这些年来，大家目睹了我国众多民族品牌如健力宝、活力28、乐百氏等等本土品牌一个个被外资收入囊中之后，汇源的举动确实触动了国人敏感的神经。这些民族品牌的消失殆尽无不反应了当前国内民族企业发展的艰难和政府对民族品牌重要性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政府应基于民族品牌发展更好的环境和关怀，以必要的合理的措施保护民族品牌的发展壮大。

(1)政府应主导国家品牌计划，扶植优势产业区域、产业集群重点突破。

(2)制定一系列完备的政策性保护和扶植措施。

(3)政府从长远利益考虑有必要干涉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民族品牌与外国品牌的并购。

3.2民族品牌营销传播创新对制度的依赖

除了民族企业产品本身的创新，对民族品牌进行有效的营销传播活动同样是提升民族品牌经济价值的重要途径。民族品牌营销也需要投入资源，而资源是价值转换的前提。制度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民族品牌传播过程中也担任重要的角色。制度对信息资源获得的可能性以及获得的效率直接影响了民族品牌传播的速率和传播广度。因此，政府应该建立和完善信息平台，为民族品牌发展提供必要的信息；借鉴很多发达国家在利用首脑外交渠道为自己的企业在海外拓展市场的做法，开放国家外交资源，扶植企业走出去，塑造国家形象。

3.3民族品牌文化创新对制度的依赖

民族品牌文化是民族企业的精神和价值观的核心。民族品牌物质文化是民族品牌文化的实物体现，民族企业通过产品、品名、标示、包装等方面体现民族品牌文化的是想和品牌价值观。民族品牌文化战略是民族品牌精神贯彻、品牌价值提升和顾客品牌忠诚的实现过程。

那么，作为文化“三层次”中的制度的文化使价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既是物质文化的精神化，又是精神文化的物质化。制度文化的这种两面性质促使了价值观共意在民族品牌文化中的实现和创新。制度要素在强化或淡化因民族文化差异而致使的经济主体出发点差异上的影响也极为重要。从民族企业内来看，经济主体成员对民族品牌文化创新的努力程度及其效率大小的状况，依赖于制度要素的动力机制塑造，因此，一个落后的制度模式，在强化民族品牌个性和品牌文化创新出发点差异的同时，也就压抑了人们的经济努力，闲置了人们的选择范围和对随机因素的利用可能，使整个民族品牌的经济发展表现出呆滞的特征。因此，政府应给予民族品牌文化创新的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得民族品牌文化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和品牌的国际化更具有时代特征。

参考文献：

[1]郑怡然.有效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新解释[J].江汉论坛，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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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人类生活的景观环境与景观环境中的人类，因地域的“文化性”而彼此互为影响并同存同在、同生同灭。人类的生存需要空间，人与空间的彼此联系就是环境。抛开人类生存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文化性的相同是人类群体生存的基本前提，不同群体的人因共同的认识，彼此聚集、相互关联而获得生存的条件。由于人的文化性的影响，不同的地域内才形成了不同的景观形态。

在汉语中景观指某地区或某种类型的自然景色，也指人工创造的景色。设计实践中，我们可以理解“景观”为“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但实际上要确切定义这个名词是很困难的。我们在研究时可以把它理解简单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包含客观存在并能被人所感知的事物，另一方面它是对客观事物进行主观感受的结果，即对“景”与“观”的分别解释。

这里的解释是从建筑学及风景园林学中的概念延伸来的，它区别于地理学和生态学中的“景观”概念。在生态学中，景观设计的目的是保护及创造合理的景观生态格局，创造符合生态原则的环境空间。广义的景观规划设计现在已经涵盖了视觉景观、环境生态、人文景象的内容，但是我们在研究城市景观时，是以景观建筑学的理论为基础展开的。

2.景观中的文化性

2.1 景观中的文化认识

文化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我们无时无刻都在使用着文化，学习的知识属于文化，课后去卫生间也有相应的厕所文化，和同学玩闹则有游戏文化，回到家打开电脑有网络文化，晚上休息时还有睡眠文化，梦中的梦境预示着什么，会告诉我们什么，这些统统属于文化的范畴。但同时，我们又会感觉文化无时不在，无时不有，却很难给人以存在感，也就是说，你无法去触摸，去感知它的存在，它是一个概念，并不能够等同于“飞机”“电脑”“苹果”这样拥有着实物的名词。

景观文化大体具有两种内涵，一种是外在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它通过外在所表达的内涵。也就是深层意义。以北京故宫为例，它是明、清两代帝王的皇宫，依照中国古代星象学说，紫微垣位于中天，乃天帝所居，天人对应，是以皇帝的居所又称紫禁城。它融合了景观中各个景观的内容，是无可比拟的古代杰出建筑群落，同时还是世界上保存最大、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建筑群。建筑学家们认为故宫的设计与建筑，无论是从它的平面布局，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庄严、富丽堂皇，那种彰显着皇家气派无疑为它的艺术性增光添彩，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所在。而另一方便，它标志着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特征，显示着明代匠师们在建筑造诣上的巧夺天工。故宫不仅是皇权的象征，同时也代表着儒家文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它是一种文化底蕴的展现，还是留给我们后人佐以历史考证的见证。人文景观中的文化内涵包容性之广，底蕴之深厚，是值得我们以学习和崇敬的。

即使在一个时期的景观，也会不尽相同，清朝修建的颐和园彰显了皇家园林的气派，远在西方的英国，却是塔楼、雉堞，体形凸凹起伏的古堡，不能不说是地区造就的差异。它们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也不尽相同。清代崇尚的是皇权的至高无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表现出来的是皇帝的个人独断专权。英国则是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当时是由维多利亚女王在位，还成立了资产阶级政党，依靠剥削劳动人民来榨取剩余价值，但这时劳动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2.2 景观中的文化特征

首先，任何的物质都需要占据一定的空间，不论其形态大小，其中景观所处的空间位置则必须具有固定性和不可位移性。其次，景观中的文化性也是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每一个景观都是时代的产物，它必定会带着时代的色彩以及特点，长城用来防御外敌侵入，在现代却是旅游观光景点，原有的防御意义早已失去；烽火台具有军事传递功能，现代也早已失去原来的功能；但无论如何，它们原本想要表达的文化内涵得到了传承，世人根据史料以及观察其特征判断出原来的意义。不仅为史料增添了可性度，同样也为历史的考证带来了依据。

2.3 文化性在景观中的重要意义

建筑、道路、桥梁、广场、绿化等人文景观以及文物古迹等历史遗存，它们都有自身的文化魅力。任何人文景观都是历史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古代长城是历代劳动人民汗水的结晶，它记录着历史，象征和代表着一种意义和价值。

景观因附带的历史文化有了新的人文价值，从而富有生机和活力。景观的历史人文价值是发展变化的，它的内涵在于发现、保存这种意义和价值。景观是某种意义和理念的载体，这种理念和意义通过一系列的外在表现出来的。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具体说就是景观的实际存在，如景观的亭台楼阁、雕栏玉砌、碑刻石雕以及布局等等，都可看作是实际的存在意义，正是这实际的存在构成了景观的文化内涵。作为旅游景观，仅有这些还差的很远。现代人都希望在特定景观中看到以传统文化为背景的独特仪式和活动。旅游景观是有具体的人群经营管理的，景观文化中意义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通过景观团队的经营来实现的。简而言之，景观是文化的一种印记，它是人类附加在大自然上的劳动果实，是当时人类智慧的结晶，还是人类文明的见证者。

3.结论

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结构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化交流的频繁，人们越来越

讲究对所生活、居住的环境的要求，对景观的欣赏更多是它的深刻意境和造型的文化内涵，我们寻求的是时代和历史完美结合的作品。经过以上的分析阐述，我们可以看到理想环境的塑造将永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初的设计构想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人与自然的参与活动而渐渐丰富其中的内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塑造。

景观设计更重要的是体现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这应该是当代设计的宗旨，也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设计应与科学、艺术一起不断的深入、不断的发现，用以为人类提供更新、更进步的思想和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思维空间。这样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不断提升大众的生活品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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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权 实质平等 适当生活水准 国家义务

中图分类号：D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4-0045-10

尽管早在18世纪，通过结合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需要”和“可被接受性”概念以及美国学者潘恩的社经正义和社经权利主张，即可推断出现代社会权论述的大致轮廓，①但社会权作为一种独立人权概念的提出不过近百年的时间。“社会基本权还只能说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指称，其内部构成和权利种类尚有待学理上的进一步界分”。②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前学术界对社会权概念的界定主要存在以下两种分析路径：一是依据权利规范本身所包含的价值理念等对社会权的内涵进行抽象概括；二是依据国际人权文件以及宪法文本所确定的事实对社会权的外延进行具体厘定。虽然两种分析路径在逻辑上存在某种内在关联性，即一般认为“只有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权利中才包含对国家的实体性的积极作为的需求，因此，社会权能够形成一个权利群——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③但在具体界定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出入。如果不加辨别地混淆使用，很可能引发学界对社会权探讨之“自说自话”的局面。为了坚决遏制上述局面的出现，本文在批判继承既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一种立足于中国国情的社会权概念体系。

一、社会权作为人权的缘起及其概念之争

（一）作为人权的社会权概念之缘起

探讨社会权概念的本真含义，首先必须了解社会权得以兴起的时代背景。虽然社会权的核心理念早在18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即已形成，但总体而言，社会权作为一种实在法被置于法体系之中仍系现代之事，它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剥夺了无产阶级大众生存的可能性为历史背景的。具体而言，在20世纪之前，人权运动的发展以及近代立宪诸理论的诞生，都系以争取自由权即“免于国家权力干涉的自由”为其核心内容。此后，伴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制的高速发展，处于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愈益发现仅仅依靠传统的自由权保障，并不能真正解决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温饱、失业以及偏差教育等问题，要切实根除上述弊病，国家必须突破“守夜人”的角色定位，并“以社会的伦理主义加于个人的自由主义”。④有鉴于此，20世纪的各民主国家纷纷建立起了各种社会福利及社会安全制度，而在此之中，社会权作为一种新人权类型亦被逐步推向了前台。

尽管立基于维护人之尊严、促使社会和经济上的弱者真正享有实质自由与平等的社会权兴起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在学术界为何会使用“社会权”及相似概念来表征这类新型人权，经历了一个演进的历程。在法国，宪法学家狄骥作为20世纪“社会连带”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所倡导的“法的社会化”、“从个人法到团体法”以及“私人自治原则的转变”等理论，事实上即暗含着人权内涵从自由权向社会权的扩张。在德国，最早提出与“社会权”相似概念的系著名学者卡尔·施密特，他在《宪法学说》一书中将个人权利划分为“自由权”、“政治权利”、“社会主义的权利”三大类型，而“社会主义的权利”的实质内涵即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权”。尽管如此，施密特在该著作中还是认为，“真正的基本权利只是个人主义的自由权，而不是社会的要求”。个人享有国家积极给付的权利，包括劳动的权利、受生活照顾与扶助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其本质上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这类权利预设了享有权利的个体被嵌入其间的国家组织，因而必须受到限制。⑤ 在日本，从原初意义上看，社会权的“权利”概念主要渊源于德国公法学者耶林内克（Georg Jellinek）“身份理论”中个人对国家的“积极地位”理论，它经历了从“积极地位”、“受益权”、“积极的受益关系”、“生存权”、“社会权”等一系列概念的演进。并且，据有关研究显示，这种“权利”概念最早被使用不是在于其作为请求权已被制度承认，而是作为与“自由权”相对应的概念而出现并被确立。⑥

具体来说，依照耶林内克的“身份理论”，国家的统治乃在于对于“自由人”的支配，在国家承认人格的范围内，其不仅需要划定国家与国民之间的界限，同时还必须赋予个人法律上的能力。就个人相对于国家之地位而言，其依次可以区分为“被动的地位”、“消极的地位”、“积极的地位”以及“主动的地位”。其中，个人相对于国家的“积极地位”，即是要求国家必须采取各项积极举措，承认个人有请求法定个别事物的权利，并对个人的利益予以照顾、维护和促进。受这一“积极地位”学说的影响，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率先对日本宪法第25条至第27条进行分析，提出最低限度的生活权、受教育权、劳动权都应归类为“国民的受益权”范畴。而我妻荣通过倡导“生存权的基本权”观点，更是开创性地表明基本人权应当包括自由和生存两种类型。虽然它们产生的历史背景有所不同、其具体权利性的程度亦存在差异，但并不妨碍将上述两者都称为“基本人权”。此后，学者宫泽俊义等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终于通过融合德国的“社会国”原理以及耶林内克的公权理论，逐渐形成了日本宪法学上社会权的通说。他认为，社会权的思想基础系出于对个人的尊重，回顾人权朝“自由主义下的自由权民主主义下的参政权社会国家下的社会权”进化的历史，人权概念除自由权、参政权之外，亦包含社会权。⑦ 在性质上，社会权应与自由权相对应、与受益权等概念相区别；在内容上，其应当涵盖日本《宪法》第25条至28条的规定。

总而言之，社会权的兴起，在本质上乃系近代自由主义国家为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不可避免的弊害与矛盾，保障所有国民皆可过有尊严的生活，以迈向福利国家，从而产生的一连串基本人权。在现代市民法秩序下，社会权能够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而诞生，其主要基于以下理由：“一、此种人权乃以社会组织、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当然前提，而非如自由权一般，系以拟制中完全自由、平等之个人的存在为基础。二、因其源自主张人类应该互助的‘社会连带理论’所致”。⑧

（二）当前学界关于社会权概念的研究路径及其缺憾

目前，学界对于“社会权”术语的使用还远未达成共识。根据龚向和教授的研究，国内学界关于“社会权”概念至少存在九种以上的界定方法。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权”一语似乎可以由不同的人、为了不同目的、从不同角度、被使用于不同的场合并被赋予不同的含义。⑨ 总体而言，作为人权的社会权概念，虽然其研究径路存在诸多差异，但也并非毫无规律可循。一般说来，宪法及人权法学者对于社会权概念的界定主要存在以下两种研究路径：

第一，依据权利规范本身所包含的价值理念、实现方式等对社会权进行抽象概括。例如，日本学者芦部信喜认为，“社会权是进入20世纪之后，基于社会国家（福利国家）的理想，为了特别保护社会性、经济性的弱者，实现实质平等，而受到保障的人权。其内容在于保障国民营构值得作为人的生活。从法的意义上看，它是对国家要求一定行为的权利（作为请求权）”。⑩ 陈新民教授曾明确指出，在宪法学上，诸如生存权、工作权等基本权利已经被划入另一个领域，学界将之称为“社会权”以别于其他的自由权。社会权之所以得到肯定，是“为了解决国家的社会问题，并且，为了维持每个国民能获致合乎人类尊严之生活，且能合乎社会正义的拥有真正而非形式上的法上的自由，来发展其能力及人格”。莫纪宏教授认为，“从实质上来说，社会权是个人获得完全社会化以及作为社会交往的主体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权利，它的实现以社会保障责任与国家和政府保障责任为前提”。夏正林博士认为，“社会权通常是对含有国家积极作为的价值诉求的基本权利的概括，又称为积极权利”。此外，亦有学者通过“受益权”、“积极的基本自由”等概念，表达了社会权所欲表达的学术内涵。例如，我国老一辈宪法学家王世杰、钱端升即认为，积极的基本权利又称为受益权，因为这种权利实即人民获受于国家的利益。它与自由权相异，是以社会全体为出发点，与社会主义相联系。

第二，依据国际或区域人权文件等所确定的事实对社会权进行界定并归类。例如，郑贤君教授即认为社会权只是一个笼统的指称，其权利体系应当包括广义的、中间分类的、狭义的社会权利。其中，广义的社会权利，即是指由《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经社文公约》）所规定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具体来说，它依次包括工作权、获得公正工作条件的权利、工会权、社会保障权、家庭、母亲和青少年获得特殊保护的权利、适足生活水准权、健康权、受教育权、以及文化权等内容。参照《欧洲社会》第1条至第19条的规定，中间分类的社会权主要涵括了以个别劳动关系、集体劳动关系、对社会基本的保障为内容的经济权利，以及包括健康保障权、社会安全权、社会照养权、行使社会工作的权利在内的狭义社会权。荷兰学者马尔塞文在其《成文宪法》一书中，对社会权的界定亦采取了此种分析范式，他认为“社会权利”应当是指《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以下八类权利，即社会保障权、劳动权、自由选择职业权、获得公正、优惠的报酬权、平等工资权、组织和参加工会权、休息和休假权、享受适当的生活标准权、受教育权。

仔细斟酌以上两种研究路径，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之间事实上存在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例如，前项研究路径主要系针对社会权概念的内涵界定，后项则主要为了厘定其外延即社会权的权利内容和范围，但它们同时亦存在诸多相互不一致、甚至冲突的地方。具体来说，针对以上两者间的逻辑联系，不少学者认为立基于两大国际人权公约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民权利公约》）及《经社文公约》的区别，只有后者才包含对国家的实体性的积极作为的需求，因此，社会权作为一个权利群概念，应当涵括后者所规定的各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作为例证，郑贤君教授曾表示：“自由权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社会权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此外，黄金荣博士亦认为，“社会权”是对经济和社会权利最经常使用的名称之一，对社会和经济权利内容的界定主要应以《经社文公约》为基础。

对于上述观点，美国学者唐纳利曾表示了异议。他认为，虽然在国际讨论中，关于“公民和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议论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条件反射，但这种二分法确实是误导性的。因为，所有的人权都是“相互依赖和不可分割的”，它既要求积极行为，又要求对国家予以限制。一项权利相对积极还是相对消极，通常还取决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以足够食物之获得为例，虽然《经社文公约》第11条通过适当生活水准权已将其认定为一项基本人权，但对于其权利的作用形式，却可能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状况。例如，在美国堪萨斯的麦地里，食物权完全是一项消极权利，但在瓦兹或东洛杉矶，则是相当积极的权利。

笔者认为，虽然所有的人权都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但是这并不能成为阻碍人权具体分类的理由。因为科学地对人权内容体系加以解构，不仅有利于厘清人权的内部结构及其作用形式，同时更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和促进人权建设。就目前来看，将人权划分为自由权和社会权两种类型，已经得到了学界的普遍承认和认可，对此笔者亦表示认同。然而，它们是否即分别等同于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则仍有进一步商榷之必要。在具体剖析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澄清和明确以下事实：

第一，“国家积极作为义务”并非社会权的专属。目前，许多学者在界定社会权概念时，都将“积极作为”这一国家行为模式视为社会权的本质特征。例如，日本学者芦部信喜即指出，社会权在性质上有别于以排除国家介入为目的的权利（不作为请求权）——自由权。当然，“社会权中也存在自由权的侧面”。林来梵教授认为，所谓社会权利，即“通过国家对经济社会的积极介入而保障的所有人的社会生活或经济生活的权利”。夏正林博士认为，“社会权体现了要求国家积极作为这一价值取向，在规范上，它体现为国家实体性积极作为的义务”。针对以上观点，笔者认为，国家积极作为虽然是实现社会权的重要保证，但其并非社会权概念的充分要件。换句话说，仅仅依靠国家积极作为这一行为模式，并不能推断社会权概念的成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权利都需要国家承担积极的保护义务和救济义务，即使是传统人权中的自由权，其亦蕴含国家积极作为的因素。国际人权学者亨利·舒亦表示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任何一种权利都需要多种义务的履行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它包括避免剥夺的义务、保护个人不受剥夺的义务以及帮助被剥夺者的义务。“消极”与“积极”之间的区分，与公民和政治权利、经济和社会权利之间的区别并不吻合，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少具有或根本不具有道德意义。

第二，单纯依赖《经社文公约》仍无法准确界定“社会权”的外延谱系。在国内，虽然有学者曾明确指出《经社文公约》所规定的各项权利，“与自由权相比，其共同属性都需要国家干预，且其价值指向也大体相同，都在一定程度上追求实质平等，不满足于早期自由权属性中的形式平等”。日本学者大沼保昭亦指出，已有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直接将《经社文公约》称为《社会权公约》，但社会权是否即是上述所列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简称，笔者认为仍有进一步分析之必要。首先，以工会自由为例，虽然《经社文公约》第8条与《公民权利公约》第22条均对公民组织和参与工会的自由有明确规定，但从以上两条款所使用的限制性语词来看，前者只是为了“促进和保护他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后者则系为了“他的利益”，在内容上显然系后者涵盖了前者，并对前者产生终局性影响。如是，我们可以认定工会自由，虽然它可能成为一项经济性权利，但它在本质上仍属于自由权范畴。无独有偶，根据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许育典教授的论述，工作权中的“职业自由”基本上并没有“社会权”的性质，因为社会权基本意义系指“基于社会国理念，为使任何人皆可获得合乎人性尊严的生存，而予以保障所有权利的总称”，故职业自由即不包含请求按自己的选择提供一工作职位的权利，也不包含对曾选择工作职位的存在保障。其次，关于文化权利的性质归属问题。正如挪威学者艾德所言，“无论何时，只要使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表达，多数情况下，注意力是放在经济和社会权利上，不管是这些权利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概无例外”。这一局面的产生，与文化权利的权利属性有莫大关联。具体来说，文化权利作为一种涉及身份认同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与公民和政治权利有更多的相同之处。从实际情况来看，也已有学者通过论述证明，即“只要规定信仰自由、科学研究自由、艺术创作自由、受教育权和平等权，则各类文化可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

二、目的与手段并重：考量社会权本真含义的基本范式

在宪法与人权法视域中，对社会权概念的界定主要存在价值分析和规范分析两种路径。其中，通过采用规范分析路径对《经社文公约》所规定的各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进行去伪存真，基本上可以得出社会权外延的大致轮廓。但众所周知，外延仅仅是内涵的外在表现形式，某项权利能否成为社会权的关键，要看其是否符合社会权概念所蕴含的价值目标。因为，“一切权利制度的安排都与关于权利的价值理念密切相关”。从历史主义视角出发，社会权作为一种新人权类型的诞生，其价值追求主要在于对传统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超越。在整个人权发展体系中，社会权主要是相对于自由权而存在的，因而对其内涵的界定必须以价值理念或目标为基础，并将其与自由权紧密联系并区别开来。

（一）尊严与平等：社会权概念所涵摄的终极目的

人性尊严是人权的根源，“所有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都来源于人的内在尊严”。人权对于人之目的性价值，即在于不断满足人的有尊严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在通常意义上，由于生存是实现人之尊严的首要条件，而基于尊严的分析方式又总是将人和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因而，要真正做到实现人之为人的尊严，就不仅需要尊重每个人的独立自主，不贬低人作为人的价值，不使人以蒙羞的方式对待每个人，还必须保证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实现独立自主的前提条件——最低限度的生活所需。一言蔽之，“最低限度的生活”乃系人性尊严获得保障的前提条件。人性尊严为“人为什么享有权利”提供了终极价值支持，并且同时成为自由权及社会权的价值基础。作为例证，《世界人权宣言》和《经社文公约》等国际人权文件均确认了人性尊严的最高价值位阶。在此基础之上，它们还承认“只有在创造了使人可以享有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才能实现人类享有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理想”。

自由和平等是支持人的尊严的两项基本价值。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权的出现与平等价值中的实质平等的拓展以及对人道正义的追求是分不开的。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关系，美国学者德沃金曾作过经典表述，他认为，自由和平等只是一种人道主义理想中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如果说自由的优先性必须得到保障，那它绝不是通过牺牲平等，而是以平等的名义。“自由和平等之间任何真正的竞争，都是自由必败的竞争”。一言蔽之，平等是自由得以成立并展开的前提性条件。也正因此，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近代自由主义人权观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演进之后，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全面性的人权观，即“社会权和自由权构成相互依存的关系，实现人权必须是两者的全面性实现”。具体来说，社会权所预设的价值核心，即在于对于平等价值（尤其系实质平等）的追求。根据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公平的机会平等即意味着一种自由主义的平等。在原初意义上，这种自由主义的平等，乃系一种形式上的机会平等。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贫困、失业等社会问题日益打破这种自由与形式平等之间的均衡。自由成了有产者的专利，处于饥饿和失业状态下的人则成了专制主义的原料。面对如此恶劣且复杂的社会局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唤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对形式平等原则加以修正。而“从功能的角度分析，平等原则只有在经济和社会的领域中同社会权等携起手来，才能起到实质上的作用”。如是，一种新型的人权观念即社会权逐渐开始走向了前台，它要求在优先维护自由权和形式上的机会平等的基础上，还必须对经济利益进行再次分配以达到一种更实质性的平等。

（二）适当生活水准：社会权概念所涵摄的现实目标

承前文所述，在抽象意义上，尊严和平等是社会权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从历史演进的过程来看，社会权主要是作为自由权的补充物而存在的，它系为了因应传统自由权无法解决的诸如贫苦、失业等社会问题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因而，就社会权的结构来看，它应当具有“二重保障”架构，即一方面它必须继续坚持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以保证追求自由的主体性地位，同时另一方面，也是本质性的，即它必须切实保证实现上述机会平等的前提条件——起点意义上的实质平等。在现实中，这种起点意义上的实质平等，主要应当表现为适当生活水准之获得。

所谓生活水准，根据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理解，它主要是指一个人可以获得的进行功能活动的可行能力的集合。其中，能够或不能够实现的各种各样的生活状况，称之为“功能活动”；而实现它们的能力，则称之为“可行能力”。在具体实践中，由于生活水准的价值乃“取决于过各种各样的生活的可行能力，尽管所选择的实际生活方式应当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但有能力作出其他的选择也具有某种价值”。因而，对于适当生活水准的界定，必须同时重视对其可行能力以及功能活动范围的分析。联系《经社文公约》等国际人权文件的规定，有学者曾提出适当生活水准的“适当”标准可以通过定性评估加以确定：首先，它是一个最低合理标准——“能满足人的固有尊严”；其次，它是一个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各缔约国根据自己的经济、社会条件所能达到的最高标准。笔者认为，由于在理论上“对经过提炼的功能活动的确认，部分的反映了可行能力的概念”，因而，在现实层面，对适当生活水准之“适当”标准的界定，必须辩证看待可行能力与功能活动的关系。具体来说，适当生活水准虽然确实涵盖了上述两层含义，但基于社会权所蕴含的终极价值理念，乃在于维护人之固有的尊严以及保证权利主体在社会经济领域享有起点意义上的实质平等，因而在此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权所欲保障的适当生活水准，主要系在最低限度意义上使用的。质言之，所谓适当生活水准，即是指一种具有“最低合理标准”的生活水准，其现实目标在于为满足人的固有尊严而必须具备的功能活动选项，任何个体都应当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最起码的可行能力。当其可行能力不足以达到这一最起码标准时，国家必须对其给予相应的救济。而除此之外，对于上述学者所提出的“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笔者认为，它更多体现为对一种多元活动的优化选择，其实现主要依赖于行为主体之可行能力的自主提高。

既然在社会权保障中，适当生活水准的实现必须以社会成员具有“最起码”的可行能力为前提要件，那么，在现实中，应该采取何种标准来满足上述前提条件呢？笔者认为：第一，任何人不得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唯一满足自己需求的方式是使自己受到羞辱或被剥夺基本自由，例如通过乞讨、或奴役劳动；第二，从纯物质角度看，其可行能力必须能够保证获得高于实现有关社会贫困线以上生活的功能活动。在通过贫困线具体确定最起码之可行能力时，它绝非是一种主观的最小满意，而是一种最低的客观条件，这种最低水平应当包括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加以限定的住房、医疗、教育、食物、卫生设备以及工作安全等各种条件。

（三）国家义务：社会权概念所涵摄的手段价值

著名法哲学家凯尔森曾明确指出，“‘权利’与‘相对义务’二词是相互关联的表示。它们标志着从不同方面出发加以考虑的相同的观念”。根据这一权利义务关系原理，人权在宪法学视野中基本上总是与国家所承担的人权义务相对应。就社会权而言，基于社会契约、社会国等原则，国家无疑是其权利保障之最重要的义务主体。对于社会权概念的具体界定，国家义务的手段性价值无疑必含其中。

关于社会权国家义务的性质，上文已进行过些许辩驳。事实上，“社会权和自由权都与一组组义务相联系，包括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它们既要求某种行为的容忍，也要求提供和分配资源”。根据《经社文公约》等国际人权文件及德国基本权功能体系理论，无论是自由权还是社会权，国家都对其负有尊重、保护和给付的人权义务。并且，“这些义务在性质上并不相互排斥，各种人权义务尽管在程度上存在差异，但都是权利的一个侧面，而国家负有针对这些侧面措施的全面性义务”。所谓尊重的义务，即是要求国家不得进行非法干涉；保护的义务要求国家必须防止第三方对上述人权的侵犯；给付的义务要求国家必须营造合理的制度与途径促进公民实现相关方面的利益，当上述努力仍不足以保障公民实现上述利益的情况下，应当直接向相关公民提供物资，使其免于匮乏从而保障其生命和尊严。

虽然国家对所有人权都应当负有尊重、保护和给付的义务，但在具体的人权类型中，以上诸义务的地位及作用方式显然是存在差异的。例如，国际人权学者Elisabeth Koch曾表示，“在法律语境中，公民权利典型的重心乃在于人权义务的前两个层次，即尊重和保护义务层次，而社会权的重心则在第三个层次，即实现义务层次”。而龚向和教授亦认为，“设立社会权的目标不是实现由国家消极义务所尊重的那部分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相当于作为自由权的那部分利益，是现有利益，是自我保存），而是实现由国家积极义务所保护、促成和提供的那部分利益（增加的利益，是为自我发展），否则就不是社会权而只是自由权，也没有必要作此划分”。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亦基本表示赞成。具体来说，对于社会权概念的界定，毫无疑问应当反映其设立的根本价值目标及其实现手段，并将其与自由权严格区别开来。具体来说，国家给付义务是社会权概念所蕴含的最显要特征之一，但这不意味着社会权即不包括国家的尊重和保护义务。与自由权相异，社会权的国家尊重和保护义务乃是其国家给付义务的逻辑衍生。只有当国家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国家给付义务，其尊重和保护义务才能随之产生。因为，“尊重义务和保护义务都意味着事先存在一个尊重和保护的对象”。总之，就社会权以上三种义务的逻辑关系来看，国家给付义务是社会权概念所涵摄的原生性义务，尊重和保护义务是其派生性义务。社会权的国家给付义务并不是因为国家没有履行其尊重和保护义务引起的，相反，它们根源于国家给付义务履行的结果。尊重义务系出于对国家给付义务及其履行结果的尊重，保护义务则一方面系源于对尊重义务的违反，另一方面则源于国家给付义务的不履行、以及不适当履行。

（四）小结：社会权概念的内涵界定

通过上文论述，社会权作为一种新型人权类型，主要系为了因应资本主义高度化发展而产生的贫困、失业等社会弊病，而经由社会主义者、福利国家主义者逐步提出的。与传统自由权相比，虽然它们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人之为人而固有的尊严，但从更具体的视角来看，社会权的价值重心明显更侧重于对平等、尤其系实质平等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权乃是作为自由权的补充物存在的，其现实目标仅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享有为维系其人之尊严而必须具备的“适当生活水准”。社会权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之义务的履行，但就上述义务主体的地位而言，国家义务无疑处于最重要、最核心的位置。虽然国家对社会权实现也负有尊重、保护和给付的人权义务，但其重心显然是国家给付义务的履行，而尊重和保护义务仅是其逻辑衍生。总之，根据以上所分析的内容与结论，所谓社会权，即是指相对于传统的、古典的自由权，以一个“人”的立场，要求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采取各种积极举措，建立起某些社会福利制度并提供相应服务，以保证所有国民的可行能力都能够达到为维系人之最低尊严而必须具备的适当生活水准的权利。

三、社会权外延谱系的基本架构——以中国为例

尽管社会权作为一种基本权利出现在宪法文本中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国家都未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权利概念置于宪法和法律文本中。作为例证，根据荷兰学者马尔塞文对107部宪法的统计研究，在宪法中明确使用“社会权利”这个词或类似词的只有18个国家，仅占全部统计宪法的12.7%。对于其他大部分国家来说，它们对于社会权的保障，都仰赖于对社会权子权利内容的具体规定。遗憾的是，学界至今仍未能就社会权的外延达成一致意见。为了突破上述瓶颈，笔者认为有必要正本清源，厘清社会权的外延谱系，为学界进一步精确化研究社会权创造一个有利平台。

（一）关于社会权外延的讨论及其评析

目前学界对社会权外延的探讨，多采取规范分析的方法，并以国际或区域性人权文件及各国宪法的文本规定为蓝本。例如，在国际层面，挪威学者艾德即依据《经社文公约》等指出，“社会权利的核心是适当生活水准权。享有此项权利至少要求每个人得以享有必须的生存权：适当的食物和营养权、穿衣、住房和必要的关爱照管的条件。与此项权利密切相关的是家庭获得帮助权。为能够享有这些社会权利，还有必要享有某些经济权利，如财产权、工作权和社会保障权”。在区域层面，有学者认为，《欧洲社会》第1条至第19条分别规定了四类不同性质的社会权规范组别，即个别劳动关系、集体劳动关系、对社会基本的保障、社会法上的事项。根据这些规定，其中前三类属于经济权利的内容，第四类是狭义社会权内容，总体内容不包括文化权利。在国家层面，虽然已有不少宪法都对社会权给予了特别规定，但因各种原因学者们对社会权外延的理解并不一致。例如，对于《希腊共和国宪法》（1975）第二编“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利”章节的规定，林喆教授即认为该宪法主要涵括了和平集会权、非盈利性结社权、学术自由、讲授自由、受义务教育权、劳动权、罢工权、环境权和居住权等社会权内容。而根据《葡萄牙共和国宪法》（1982）第三章第二节关于“社会方面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则只有社会保障权、健康保护权、住宅权、生活环境权、家庭权，以及父母、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的权利等才属于社会权范畴。此外，日本学者芦部信喜认为，日本国社会权规范主要涵括在其宪法第25条至第28条，分别包括生存权、受教育的权利、勤劳的权利、劳动基本权等社会权。陈新民教授认为，我国台湾地区“宪法”所建构的社会权体制主要包括“救济权（失业、疾病及灾害救助）、积极的工作就业给予权、基本教育权以及宪法基本人权章内的生存权”。

我国大陆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宪法中的社会权规范主要涉及《宪法》第42条至第46条，也有学者认为第8、11、13、16——19、21、26条亦规定了国家在发展社会权方面的职责。尽管如此，我国学者对社会权外延的理解仍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例如，夏正林博士在对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有关社会权条款进行统计分析时，即认为社会权包括了劳动权、受教育权、最低生活保障权、医疗卫生权、住房权利、环境权。而王惠玲博士在对世界107部宪法进行比较研究时，则将社会权范围主要限定在“劳动权、罢工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健康权、环境权等等”。亦有学者如莫纪宏教授即从学理角度出发，进而认为社会权无疑应当包括婚姻家庭中的权利、受教育权、劳动权、公民资格权、生存权、发展权和环境权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学界对社会权外延谱系的厘定，其实深受宪法文本以及社会权内涵等两大因素的制约。具体来说，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各国宪法对社会权的规定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方式：（1）将社会权与其他权利不加区分地集中规定在一个名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或类似的标题之下；（2）将社会权与其他权利分成不同的章节加以规定；（3）将社会权规定散落在总纲、基本国策、经济社会制度等其他章节中。其中，对于第（1）和第（3）种方式来说，由于权利本身即是置于整个宪法制度或基本权利当中，因而对于哪些权利应当属于社会权范畴，必须有一个判断的过程，而判断的依据无疑应当是社会权的内涵，即只有符合社会权内涵的宪法规范，才能将其纳入社会权规范范畴。而对于第（2）种规定方式，虽然其宪法以专章的形式对社会权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但这并非表明在这一专章中规定的所有权利内容就都属于社会权范畴。以《希腊共和国宪法》为例，虽然其单独规定了“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利”章节，但在该章节内部，诸如和平集会权、非营利性结社权、学术自由、讲授自由等权利内容，显然就不符合社会权的内涵要求。除此之外，在国际层面，虽然《经社文公约》规定了诸多社会权内容，但并非其所规定的所有权利内容都系社会权，例如职业自由、工会自由等就显然属于“自由权”范畴。

（二）以“适当生活水准权”为核心：我国社会权外延谱系的基本构造

虽然学界就社会权外延的具体内容仍存在诸多不同看法，但它们并非毫无规律可循。在现实中，各国关于社会权外延谱系的基本构造，不仅受制于国际人权文件以及宪法文本对社会权内容的具体规定，同时看一项权利是否属于社会权，必须将其置于社会权内涵之中加以权衡。正如莫纪宏教授所言，“要在法理上比较清晰地勾画出社会权的基本权利体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抓住社会权的权利特性，尤其是应当从社会权的权利功能出发，以社会权在保障个体社会化中的作用为基础来全面认识社会权在不同领域所表现出的不同的权利内涵”。综合以上两方面的考虑因素，笔者认为，要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权外延谱系，必须契合学理及规范两种分析路径。

首先，适当生活水准权是社会权的核心内容。由于社会权作为一种独立人权形态的诞生，主要是为了保证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在社会经济领域获得起点意义上的实质平等，因而因这种目标性价值需求的影响，适当生活水准不仅成为前文所述的社会权保障的直接现实目标，同时亦促使其自身成为社会权谱系的核心内容。具体来说，主要是根源于它所关涉的衣食住等问题，这乃是人赖以存在的物质性基础。若社会权背离了对维护人之生存、乃至生命的适当生活水准的保障，则社会权作为人权的正当性将荡然无存。从整个社会权外延谱系来看，适当生活水准权事实上表征着两层含义：第一，社会权所欲实现的价值目标。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性人权文件的规定，适当生活水准权作为一种目标性社会权形态的存在，它要求“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要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第二，社会权所涵摄的其他权利内容，都是作为一种手段性权利型态存在的，它们都或直接或间接服务于适当生活水准权所设定的价值目标。我国《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适当生活水准权，但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可以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人权条款与“总纲”中第14条第3款“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相结合，揭示出我国公民享有“适当生活水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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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歌的起源与民族文化

关于民歌的起源，说法有许多种。不外乎起源于劳动、起源于祭祀节日等等。然，不论民歌起源于什么，我们都可以说：民歌，是不同地域的人们，在不同的气候、地理条件、、语言文字的客观环境下，所共同产生的一种宣泄人们情感、娱乐人们生活、传递地域文化的一种艺术形式。因此，我们说，民歌起源于人类情感的表达和宣泄；起源于人类对于宗教的认识和信仰，这其中也可以理解为对自然的恐惧和敬畏而寻求的一种增加自我安全感的方式；起源于人类自我意识和认识的提高以及在这种意识的作用下，所萌发的一种用以记录自己存在的历史和文化的意识。

（二）民歌的分类与民族文化

民歌的分类，依据不同的衡量标准可以产生许多种不同的分类。依据民歌的功能性，可以将民歌划分为劳动号子、山歌、稻区田歌、船歌、小调、婚丧嫁娶歌等；依据民歌的地域性，可以将民歌划分为客家民歌、陕北民歌、云南民歌等；依据不同民族的风格特点划分，还可以将民歌划分为蒙古族民歌、朝鲜族民歌、苗族民歌等等。然而，不论是依据民歌的功能性划分、还是依据民歌的地域性和民族风格特点划分，我们都不难发现不同类型的民歌都与某一地域、某一民族人民的生活习惯、民俗风情、民族文化密切相关。

（三）民歌的功能与民族文化

劳动号子的功能是在劳动中通过演唱劳动号子从而达到劳动者动作协调一致的目的。并且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们共同演唱或有时搭配演唱劳动号子，能够达到鼓舞气势、振奋人心、给劳动者增添精神和力量的作用。山歌的功能，山歌最初由两山之间少数民族的人民互相喊话发展而来。他们通常通过歌唱传达情感。因此，山歌具有一定的抒情性，在演唱内容上以青年男女传达爱慕之意居多。婚、丧、嫁、娶歌，这类少数民族的歌曲是与少数民族的节日、活动分不开的。折射少数民族的生活并反应了少数民族人民在喜庆节日或者祭祀活动中的风俗习惯。通过以上第一部分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歌的分析，我们认识到民族文化与民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其中任何一个研究都离不开对另一个剖析和理解。因此，我们说民歌来源于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植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同时我们也可以说民歌是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民族文化是培育民歌的丰富土壤，而民歌也是表现少数民族生活图景、表达少数民族人民的思想情感，传递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的载体。民歌与民族文化是息息相关的、不能分割来看的两部分。

二、民歌演唱中的必要因素

（一）在民歌的演唱中，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准确的演唱民歌的旋律

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民歌多具有旋律优美、婉转的特点。在旋律线条上，多呈现出曲折、回旋等复杂多变的旋律特点。在音符的设置上，多采用装饰音来修饰主音。这些旋律的曲折多变、装饰音的大量修饰，为民歌增添了许多色彩，而且有些少数民族或者某一地域的民歌正因为其独特的装饰音而成就了其民族的独特风格。许多少数民族民歌都有其独特的旋律特点。因此，在民歌演唱中，首先也是最基本的是要将民歌的旋律掌握准确。民歌的旋律直接影响到民歌的风格和特点。

（二）在民歌的演唱中，要格外注重情感的把握

民族歌曲来源于民族生活，是民族生活中的各种经验、体会升发出来的产物，它凝结的是少数民族人民热爱生活的情感。因此，在民歌的演唱中，情感的把握尤其重要。在民歌的演唱中，情感的把握和处理要适度。有些演唱者在民歌的演唱中，过于注重情感的表露，或者在情感的表露过程中没有准确的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以至于在演唱中情感表达过度、情绪失控对歌曲失去了把握。自己过分的沉醉在歌曲的情感中，而没有达到演唱歌曲、表现歌曲、传递情感的目的。而有些演唱者在民歌的演唱中，太拘泥于节奏、旋律等音乐本体上的元素，而没有认识到情感表达的重要性。这种演唱方式下演唱的歌曲缺乏感染力、枯燥、乏味、单一，给人以空洞之感，不能够达到打动观众，引起观众共鸣的目的。演唱歌曲的根本目的是以歌曲传递情感，而不是以声音表现音乐元素。因而我们应该意识到情感的表露在民歌演唱中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说在民歌的演唱中，应该适度的把握歌曲的情感，既不能过分表露情感而导致演唱歌曲失控，也不能够将目光局限于单一的对音乐本体的演唱。我们应该适度的表露歌曲的情感、增加歌曲的感染力、带动听众的情绪、在听众中产生广泛的共鸣。这是歌曲演唱的最高境界，也是民歌演唱的最高境界。

（三）在民歌的演唱中，要注意民族语言的准确性

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民歌都是由这一民族自己的民族语言来演唱的。这对不是这一民族的演唱者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民族语言体现在民歌的演唱过程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族自身的标志性语言。例如赫哲族民歌中的“拉郎赫赫尼那”“给根”；而且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如蒙古族有蒙古语、藏族有藏语、苗族有苗语、朝鲜族有朝鲜语等等，那么我们在演唱这些少数民族的民歌的时候，就应该多了试论民歌演唱中民族文化素养的重要性杨晶雯（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艺术表演系广西桂林541000）·音乐理论·解和学习这一民族的语言。只要多了解和学习这一民族的语言，才能够更加准确的演唱这一民歌语言的民歌，才能够使得这一民歌演唱得更加真实更加具有这一民族的特点和风格。另一方面是，民歌演唱中的民族语言发音。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语言，以蒙古族、藏族、朝鲜族举例，这三个民族的语言，其他民族的人如果没有学习和掌握他们民族的语言，无法与他们进行沟通的。他们的语言自成体系，承载并记录着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一特点，反映在民歌的演唱中就体现为发音的准确与否，以及语言的准确度问题。如果仅仅依靠对语音的模仿来进行民歌的演唱，那么演唱者将不能够准确的知晓歌词的含义，自然在演唱的过程中，头脑也无法产生对歌词内容和情感的联想。

三、民族文化在民歌演唱中的重要性

（一）了解民族文化有利于演唱者更好的理解民歌的内涵

民歌的内涵蕴含在民歌的歌词和旋律当中。歌词所表达内容蕴含了歌曲的思想和情感；歌曲旋律的起伏和特点也间接的表达了歌曲的情绪和内涵。歌词是由语言和文字构成的。要想很好的理解和认知歌曲的内涵，首先要熟悉歌词的内容，只要了解了歌词的内容，才能够清楚歌曲所要表达的涵义，才能够理解歌曲所要传达的情感，从而才能更好的演唱。一个民族的民歌往往成为一个民族的代表性文化现象。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到的民族文化节，在其表现形式上通常都有民族舞蹈、民族器乐表演、民歌演唱和民族手工艺品。这些都是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典型现象来窥视这一民族的文化一角，也可以通过这些文化现象，来了解少数民族人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发展历史。那么相反，我们也可以通过对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的学习，对一个民族的文化背景的了解，对一个民族的风土民情的认知来解读一个民族的典型文化现象。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学习和了解，能够帮助我们更加透彻的、全面的、客观的、清晰的认识这一民族的文化现象。因此，我们说了解民族文化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民歌的内涵。民歌、民族舞蹈、民族手工艺品等文化艺术现象，都植根于民族文化这片肥沃的土壤。民族文化为它们提供赖以生存的资源。同时，我们也需要这些文化艺术形式来传承和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民歌做为民族文化的载体，肩负着弘扬民族文化的使命和责任。这也为民歌的演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以更加认真的态度来面对民歌的演唱，要以更加严谨的态度来面对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的学习，以更多的热情和钻研精神来完成民歌的演唱。民歌对于民族文化传承起着重要作用的同时，民族文化对于民歌的阐释和发展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没有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民歌将失去发展动力和创作的灵感来源。没有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民歌将失去生命力。因此，我们说了民族文化与民歌相辅相成的。

（二）了解民族文化有利于在民歌演唱中更好的带动歌曲的情感

一首歌曲演唱可以分为许多层次，首先，最基本的层次是歌曲演唱仅仅依照乐谱上标记的音符来演唱，照本宣科。接下来，是歌曲演唱的上升阶段。演唱歌曲时不仅要依照乐谱标记的音符来演唱，更要注意歌曲的强弱处理和情感处理。许多民歌演唱者都停留在这一阶段，并且不断在努力钻研演唱技巧和歌曲的处理。但是这些对于演唱好一首民歌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怎样才是演唱好一首民歌呢？首先，少数民族的人们创作了民歌这是一次创作，演唱者站在舞台上演唱民歌，是对于民歌的二次创作。在二次创作中，融入的是演唱者对于歌曲的情感和理解，那么这种情感和理解来源于哪里呢？就来源于对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认知。表演者在演唱歌曲时，激发起建立在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认知基础上所产生的情感，在这种情感的带动下，演唱者对民歌进行了二次的创作。这种二次创作带给听众的是不同的感受，同时听众在聆听演唱者演唱的时候，也会结合自身不同的经历和情感，产生各自不同的感受。这是听众自身上发生了第三次创作。所以一段音乐在不同人的耳朵里将会产生不同的美妙。但是产生这种美妙的基本前提是，演唱者要能够吸引听众的目光，能够带动听众的情绪，用自己的歌声感染听众。这就需要演唱者深入了解这首歌曲的背景和文化。对于民歌创作背景和民族文化的了解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一作品，让我们更清楚透彻的明知道歌曲所演唱的内容及其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演唱的这一歌曲。对民歌大的文化背景和环境的把握，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认识和理解歌曲，也能够让我们在整体上和细节上相结合的处理作品。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学习和了解，有助于我们从演唱的第二层级上升到第一层次，以更加流畅的自然的情感表露音乐，让音乐的魅力感染听众的心灵。

（三）学习民族文化有利于民歌演唱中的咬字与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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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充分发挥职工的民主政治权利。公司工会先后建立了关于公司的发展方向、改革方案、职工培训、工资分配、奖金发放、休息休假、福利保险等方面的制度；

在职代会中落实职工提案9项，设立公开栏，对公司的发展目标、年度规划、合同履行、工资奖金分配、月份考核、晋职晋级、干部任免、民主评议等情况进行全面公开；

鼓励和引导职工参与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充分发挥了职工的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使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二是切实保障职工的劳动经济权益。公司工会认真执行用工劳动合同制度，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与公司全体职工逐个签订了劳动合同，对职工的劳动报酬、职业培训、劳动安全卫生、休息休假、保险福利待遇等14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集体协商，进一步完善并签订了集体劳动合同；

积极贯彻“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绩效挂钩”的分配原则，实行“同岗同薪、异岗异薪”的管理办法，认真落实以劳动技能、强度、责任、条件为基本劳动要素的岗位技能效益工资制，建立工资分配平等协商机制、职称评审评定机制、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节假日加班支付加薪工资制等。

三是全力满足职工的精神文化需求。公司工会根据职工的需求，开展了职工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化体育活动，做到了“月月有、次次新”；

不断完善图书室、活动室、健身房、羽毛球场等活动场所建设，购进10余种健身器材、100余种图书、订购30多种期刊，不断丰富文化阵地内涵，建立了宣传文化走廊，悬挂14块宣传挂图，文化建设氛围日趋浓厚。

四是严格执行国家的劳动安全卫生标准。为采样工、制样工、化验工、煤场工人以及保卫稽查人员发放了冬、夏两季共计26个品种的劳动保护用品，在质量、数量等方面均赢得了职工的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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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孝文化；弘扬；促进

探讨孝文化的当代价值，就要说明孝文化的内涵，讨论中国孝文化的内涵，必须从儒家对孝文化的解读开始。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有“孝”字，可见在夏商周时期孝文化已经有了开端。但三代时期缺少对孝文化内涵的讨论，而三代之后，儒家是促使孝文化成形的中坚力量，孔子及其门徒对孝文化的概括解释对中国孝文化的传播发展有着影响的深远。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孝经》是对孝文化最系统的论述，从中可以了解到儒家孝文化的基本内涵。

一、孝文化的内涵

《孝经》开宗明义的讲道：孝是道德的根本，是教化育人的出发点。在《论语》中有子提到，仁的根本是孝悌。子张问怎么理解仁，孔子说能做到“恭、宽、信、敏、惠”这五种行为就是仁。可见在儒家的理论中，孝是仁的根本，孝是五行的根本，通过这一逻辑的关系推理，儒家把孝文化就定义为做人的基本行为，有着人之为人的性质，这就是儒家孝文化的基本内涵。

《孝经》除了对孝的内涵作了说明，还对其内容也有详细的讲解。首先概括地说孝有三个层次：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然后要以同样的德行侍奉君主，最终是为自己修身立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善事父母和忠事君主是最主要的内容。之后《孝经》中进步一详细论述社会各个阶层应该如何行孝，如何处理与父母和君王的关系，以及丧葬礼仪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孝文化系统。

孝文化中之所以以“善事父母”和“忠事君王”为主要内容，是由当时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并且受到上层建筑的影响。孝文化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基本的劳动单位，所以稳定的家庭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除了家庭的稳定，农事劳作还要求家庭要有连续性和延续性，这种需求在儒家的孝文化中就有所反应，如孔子说过的：父亲去世以后，能在三年内依旧坚守父亲的德行就是孝顺。儒家的孝文化符合小农经济的需求，用理论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来看，正是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孕育出孝文化，同时孝文化又促进了小农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这种辩证关系不但体现在孝文化与小农经济上，也体现在孝文化与封建制度上。首先，封建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孝文化的传播，这点从《孝经》在秦以后的发展中可以体现出来。汉代除了在学术上独尊儒术，在政治制度上还施行孝廉制度，《孝经》不但是入学教材，还是考试科目，可谓处处都体现了以孝治国。在唐代，唐高宗曾经诏令《孝经》为上经；唐玄宗除了给《孝经》做注，还亲书《孝经》并刻于石，此石至今仍在西安的碑林之中。宋代的宋高宗亲自书写《孝经》赐予臣子，金、元、明三代统治阶级也积极倡导《孝经》的学习，清代的顺治皇帝亲自给《孝经》解注。封建统治阶级如此注重孝文化的传播，正是孝文化能促使家庭稳定，家庭稳定在家国一体的封建社会就意味着封建统治的稳定，而且孝文化中“忠事君主”是一项重要内容，这是符合封建统治阶级需求的。其次，儒家的孝文化解释了封建统治者的权力起源。《孝经》首先提到孝是天经地义的行为，是每个人的基本行为，然后又“移孝作忠”，就把君权解释成父权的衍生，由此父权和君权都成了天经地义的产物。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孝文化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才使得孝文化能在中国的历史上源远流长，成为融入我们民族血液的文化。

二、对孝文化的批判与继承

随着封建制度的固化，孝文化逐渐沦为了统治阶级的工具，也逐渐走向愚昧化。例如元代的《二十四孝》中有“郭巨埋儿”的故事，郭巨为了能赡养母亲，竞要杀死自己的儿子。这种违背人伦的事情都能以孝子之名作为让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此之孝不可谓不愚。除了孝文化中的“善事父母”愚昧化，“忠事君主”更是被不断地强化。俗语中有“君教臣死，臣不的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愚忠愚孝展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对绝对权力的追求，为此不惜完全曲解儒家孝文化中的内容。在《韩诗外传》卷八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曾子犯了错误，其父用棍子责打他，结果把曾子打昏在地。曾子自认为这么做是符合孝道的，但孔子对曾子的行为并不赞许。在《孝经》中也开宗明义的讲道：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给予的，不能轻易遭到伤害，这是孝行为的基本要求。可见儒家的孝文化是很重视生命的，并不是封建统治阶级宣传的生死皆由君权、父权决定，对于孝文化中这些被封建化、愚昧化的内容我们要理性批判，同时去继承和弘扬孝文化中优秀的部分。

关于孝文化中应被弘扬的内容，结合我们当下的时代背景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自珍自爱。孝文化中，除了刚才提到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孝子要珍爱自己的生命以外，《礼记》中还提到：正真的孝子是不做危险的事情，不做危险的动作，不做辱没父母名誉的事情。可见孝文化中，自珍自爱是孝子的应具备的基本品格，懂得珍爱自己的人才会考虑父母的感受，才能为了父母做到谨言慎行。

（二）孝敬父母。孝文化中赡养父母是最基础的内容，怎样赡养才符合孝的标准，孔子在《论语》中给出答案。《论语》中有四段相连的话，分别是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四人问孔子什么是“孝”，从表面看孔子给出了四种回答，但四种回答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是尊敬父母更重要。物质上的满足不是孝的全部，还要从内心中孝敬父母，给父母以精神上的满足，才是符合孝的标准。

（三）忠诚友善。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了解到孝文化中孝与忠是紧密联系的，尽管儒家的孝文化试图通过“移孝于忠”来混淆二者，但我们应该看清它们的本质区别：孝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始于原始社会，忠则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产生的社会观念。在当下弘扬孝文化，可以把“忠”单独于孝文化之外，封建社会的孝文化中，“忠”多是为了维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内容上自然是忠君多一些，结合我们现在的时代背景，“忠”应以忠诚、忠信等为内容。

三、孝文化的价值

中国的孝文化与小农经济有着辩证的关系，如今中国的小农经济早已瓦解，市场经济处在主导地位，平等、自由已经成为普遍的价值观，此时我们弘扬孝文化的价值可以从个人、家庭、社会三个层面来讨论。

（一）为人之本。在儒家的孝文化中，孝行是其他行为的根本，是其他美好品德的基础，在当代依旧强调它的根本地位是出于两点原因。首先孝文化是感恩的文化。父母养育我们成人，我们赡养父母晚年，这不仅仅是老与幼作为人最脆弱的两个阶段都需要他人照顾，它反映出来的感恩的思想是有现实意义的。俗语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是对利益社会最好的刻画，在市场经济的主导下，趋利之风有增无减，甚至出现了拜金主义、金钱至上等扭曲的价值观，单纯的情谊往来只发生在很小的范围。我们倡导孝文化，是从血缘之情中传达的感恩思想，来遏制社会上的拜金风潮。其次，强调孝行为的根本性是加强其道德上的约束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道德作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道德的约束力对于建设法治社会是至关重要的。

（二）家庭和谐。从家庭层面讨论孝文化的价值也是从两个角度出发的。首先，孝文化主张“孝之以礼”。这里礼指的是不但在物质上满足父母，也要在精神上使父母得到满足。在市场经济的主导下，经济发展需要自由的劳动力，导致空巢老人的问题早已被社会所关注，中央电视台专门制作公益广告来呼吁大家关爱空巢老人。我们弘扬孝文化就是呼吁人们不但要关心父母的物质需求，还重视对父母的精神关怀。其次，孝文化中体现了平等的价值观。孝文化倡导的长幼秩序与平等的价值观如果冲突，那么弘扬孝文化就可能导致家庭中出现冲突的价值观，孝文化也就难以保障家庭和谐。但是长幼有序与平等是不冲突的，孝文化的长幼有序一方面是孝敬父母，另一方面是父母与子女的地位平等。从《孝经》谏诤章的论述可以体现这一点，曾子问：做儿子的听父亲的话，是不是就符合孝的要求了。孔子回答做父亲的有敢于仗义执言的儿子，才不会做不仁不义的事情，只知道听话不是孝子应该做的。可见孝文化中主张孝敬父母，但又反对唯命是从的愚孝，因此孝文化并不与时下的价值观相冲突，长幼有序的家庭秩序对于家庭的和谐是有促进意义的。

（三）社会发展。孝文化的第三个层次是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孝文化之所以能促进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它在个人和家庭中发挥的价值。首先，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和谐是社会环境稳定的基础，稳定的社会环境又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其次，孝文化构建的道德约束力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有促进作用，道德尽管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但强制力具有以暴制暴的特点，而道德上的约束力则是促使人自我约束，相比较孝文化形成的道德约束力更人性化。最后，弘扬孝文化有助于构建家庭养老。我国已经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14年我国年龄在六十周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的25.6%。如此庞大的养老问题，如果仅仅依靠国家养老，会减缓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我们倡导孝文化，构建多元化的养老模式来应对养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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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民间美术是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简述了中国民间美术的种类、特征及其艺术价值，并提出了民间美术应融入到现代美术教育教育中，以及中国民间美术对当代美术教育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民间美术是组成各民族美术传统的重要因素，是一切美术形式的源泉。民间美术直接来源于人民大众，它在传承的过程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自诞生之日起就融合在人们生活之中。作为中国文化民族性最为传统与纯粹的载体，它不再是单纯的艺术形式，而是一种浓缩历史的记忆、质朴的民族信仰及情感，与中国文化的血脉同根同源。

一、中国民间美术的概念

1.1 中国民间美术的种类

民间美术是相对于宫廷美术、文人美术、宗教美术而存在的，民间美术虽然来自民间，但却为其他美术提供了营养，成为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一，从民间美术的实用性和审美性的角度出发，即从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的角度将民间美术大致归纳为八类：民间剪纸、民间木版年画、民间皮影、民间玩具、民间陶瓷、民间雕塑、民间印染、民间刺绣与织锦。民间美术是民间劳动人民群众创作的，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它主要通过物态形式直接反映生活,并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体现服务于生活、美化生活的实用目的。

1.2 中国民间美术的基本特征

1）象征与抽象概括的互动。所谓象征，是以感性事物本身所显现的形态、色彩或生态习性，联想到某种与感性事物相似或相近的抽象涵义，从而附加了许多人格化的意愿。 “以象寓意”、“以意构象”、“借物抒怀”，是民间美术造型中最常见的手法。 民间美术善于将自然中的事物与美好的愿望相结合，并赋予吉利喜庆、迎祥纳福的意义。

2）实用与审美的协调发展。民间美术不仅具有良好的实用性，同时也具有装饰生活、美化环境的审美性特点。 实用性是民间美术的最基本的特征、而审美是在实用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反映着民间质朴的审美观念。 民间美术的实用性和审美性两者互为补充协调发展。

3）区域与原发工艺的创造。民间美术的区域特征与地理环境、自然生态密切联系，并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劳动人民往往把自己的艺术创作看成是一个民族、一个村落、一个家庭的才智象征。它不仅反应了这个民族的生产和习俗，也反应了他们的美学观点。就是同一个民族，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各个区域的美学观点不同，作品也各异。

1.3 中国民间美术的艺术价值

中国民间美术是民族美术中群众性最广泛、与社会生活关系最密切、历史文化内涵最丰富、地域最广阔、民族地域特征最鲜明、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形态,它是中华民族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的长达七八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诸如那些神话传说的鹊桥相会、女娲补天、八仙过海等，还有民间故事武松打虎等题材，通过民间能工巧匠的制作设计，将劳动人民的爱憎和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对理想和未来的追求都融入到民间美术造型中，可见中国民间美术作品既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又有深刻的审美寓意。

二、中国民间美术教育的价值与现实意义

2.1 培养学生民族的审美趣味和能力

中国民间美术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和品质，比如对装饰性的重视，对圆融和谐的追求，以及在线条、造型、结构、色彩、材质等方面就明显地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美术。 此外，中国民间美术特别重视寓意和象征，如剪纸形象中的“喜鹊登梅”，外国人看到的只是喜鹊和梅花，但不知道这里的深层含义是象征吉祥。培养学生的民族的审美趣味尤为重要，同时，还要帮助学生学会理解民间美术作品的内涵和意义。正是在学习和理解民间美术的特殊审美趣味和品质以及对民间美术作品内涵理解的过程中，学生的审美理解力与审美判断力才能得到逐步地提高，形成独特的民族审美意识。 因此中国民间美术在当代美术教育中， 是培养学生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不可或缺的内容。

2.2 培养学生基于民间美术素养的创新能力

每一代人的文化创造都以因教育为中介而不用从零开始，但传承文化的目的在于创造新的文化。 创新人才必须具备创新能力，而创造能力的核心就是创造性思维。 通过借鉴民间美术的方法，汲取民间美术中的优秀特点，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并以此进行创新活动。 一切伟大的智慧，都来源于群众之中，民间美术既然是民众化的艺术，它里面所蕴含的智慧自然是最丰富的了。通过民间美术的欣赏，注重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力、感知力和科学态度，以及顽强的意志力和果敢的行为。尊重学生的创新激情和丰富的情感，鼓励学生锐意进取的冒险精神和批判精神。重视培养学生的艺术想象力，满怀热情的构建新思想、新观念，形成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模式。审美教育的价值也恰恰在于此。美术发展史上的许多先驱无不是新思想重建的先行者，再才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只有这样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推动知识经济和创意文化的发展，才能实现人的发展“和而不同”的最高境界。

2.3 培养学生基于民间美术素养的实践能力

民间美术融于当代美术教育中，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其与培养创新精神相结合，学生在学习与实践中体验创新思维所带来的成功与喜悦。 在具体探究中，寻找民间美术与其他学科知识的关联，在跨学科的学习与探究中，锻炼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探究能力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将个人的创造潜能最大限度地开发出来。思维是动作的内化，动作是思维的外化。 “心灵”与“手”是密切联系着的，心灵推动手巧，手巧又促进心灵。民间美术融于当代美术教学活动中， 基本都需要一些工具和材料，学生必须通过亲自动手实践去体验民间美术的真正内涵。 其教学方法结合实际的教学内容，以学生手脑并用的操作性学习为主。 通过民间美术的教学与实践，增强学生动手能力，并培养学生的观察、思维、想象能力和创新精神，促使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

三、结束语

中国民间美术扩展了当代美术教育的课程内容，丰富了学生的美术体验，在其教学过程中，能让学生接触到许多优秀的中国民间艺术作品，这是一个文化积淀的过程。民间美术融于当代美术教育是凝聚民族意识的粘合剂，对当代美术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