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安全含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安全含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医院管理;内涵建设;医疗质量

[中图分类号] R197.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4721(2010)05(c)-126-01

为了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加强五七医疗中心医院管理,提高医疗质量与安全。我国已启动第二周期医院评审工作,其核心是医院的质量与安全。真正认识到医院的内涵建设是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的保证。沧州市五七医疗中心,是运河区卫生局直接领导下的中西医全科医疗单位,积极响应卫生局的号召,认真落实医院内涵建设。现将经验体会报道如下:

1 医疗技术质量是医院内涵建设的核心

医院内涵蕴涵于医院的本质之中,以医院文化为依托,以提高医疗技术质量为目标,挖掘潜力,不断创新,是医院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具体体现,医院内涵建设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涉及层次深、范围广,在保障医院医疗质量与安全,促进医院良性发展上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

医疗质量表现为医疗服务的科学性、安全性、可靠性和经济性,是医院的生命力,为医院内涵建设的核心,五七医疗中心规模小,医护人员少,医疗项目多,但始终将医疗质量管理贯穿于各项医疗活动之中,将质量管理作为医院永恒的主题[1],特别是质量监控,狠抓“三严”,即过硬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基本技能;严谨的作风、严谨的态度、严密的组织,以严格的质量标准及质量评价体系、通过三级查房、会诊制度、学术交流、危急重症、死亡患者讨论以及教学检查和岗位技能考核等实施管理,使医疗质量不断提高,促进本院内涵发展。

2 加强内涵建设应立足于科学创新

构建科学创新机制是医院内涵建设的根本保证,唯有创新医院才能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笔者认为创新有二:一是科技创新。需具备一定的创新思想与创新能力,充分调动科研积极性,挖掘科研潜力,加强科研课题的研究及医院重点学科的建设,注重医疗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化及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为载体形成有影响力的技术特色优势。二是倡导创新意识,建立新的管理方式,以树立顺应时代要求的创新观念,激发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技术专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把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作为医院发展的重中之重,形成有激励、有约束、有竞争、有活力的运行机制。

在加强医疗质量管理中,笔者通过控制性制约医疗质量的不安全因素,实施科学的管理[2],完善操作流程,制定临床路径,将医疗缺陷发生率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3 加强医院内涵建设的实施

几年来通过对医院注重内涵建设,培育健康的医院精神,营造起团结向上、开拓创新、敬业求实的精神风貌,推动了河北省沧州市五七医疗中心的健康发展。树立团队精神,医院文化是五七医疗中心的支柱,爱岗敬业是医院的主题,在文化建设中以“仁爱博精”为基本思想,注重培养全体职工的价值观,树立文化价值高于经济价值的理念,强化团队观念,提倡团结、奉献、协作精神,发挥群体智慧,发挥团队优势,进行跨学科、多专业联合攻关,解决单一学科领域难以解决的医疗问题[3]。努力营造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内涵,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医疗市场,增强医院竞争力,推动医院的创新和服务意识的深入。

诚信服务,人性化管理:本院在医疗服务中号召所有职工,一切为了患者是宗旨,对患者实施全方位服务,人性化、规范化管理,尊重患者、关爱患者、方便患者、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推行科学、文明、亲切的人性化语言环境。提供高效、安全的人性化治疗,营造温馨、舒适的环境,处处体现人文关怀,使患者感到医院自有真情在,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在五七医疗服务中心以科学的技术服务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做到诊疗、检查、药品、材料、费用、安全、服务七放心,使患者、家属、社会、医务人员四满意。突出“诚信服务”,这是每位医务人员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4],加强医患沟通,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信守承诺,尊重患者就医自、知情权、隐私权,以精湛医术,严谨的工作作风,树立医院的良好形象。

改善医疗环境,加强信息建设,促进医疗系统全面发展,在医院管理中,本院突出科技管理,以提高各科业务技术水平为主,倡导科技兴院。搞好智力投资和基本建设,并美化就医环境,实现规范化的医疗系统信息管理,即质量、药品、收费、办公等一整套的质量管理[5],丰富医院内涵,逐步实现整体发展走向科学化、电子化,规范化的健康之路。

综上所述,加强医院内涵建设,增加了医院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塑造了沧州市五七医疗中心的良好形象,对本院的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尹曦华.医院规范管理经验探讨[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3,19(2):279.

[2]冯国俊.浅谈医疗质量控制[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3,19(9)48-49.

[3]冷明.医院人性管理与事业发展[J].中国医院管理杂志,2003,23(3):55-56.

[4]刘会芳.医学团队精神是科技发展的动力[J].中国医院管理杂志,2003, 23(3):61-62.

篇2

关键词：公众参与 维护 环境安全 重要性 现实意义

一、公众参与的内涵及形式

“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从社会学角度讲,是指社会群众、社会组织、单位或个人作为主体,在其权利义务范围内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我国开展公众参与的历史虽然不长,但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各级相关管理部门对公众参与已越来越重视,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与环境安全有关的各种活动。公众的范围包括普通群众、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除政府的行政行为和企业的环境安全责任行为以外,其他所有环境安全行为均可认为是公众参与行为。公众参与环境安全的形式主要有2种:(1) 加强自身修养,规范自身行为,自觉地将环境安全思想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2) 影响和督促他人加强环境安全的行为和意识。

二、什么是环境安全

1.环境安全的概念和含义:国际上,自然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对环境安全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定义,见之于法律和政策文件的环境安全,主要有两种。一是 environmental safety;二是environmental security。这两者在英文中既有联系,也有很大的差别。下面着重介绍三种环境安全概念。

第一种安全(safety),主要是对人体健康(或卫生,health)和生产技术活动而言,主要指对人的健康没有危险、危害、损害、麻烦、干扰等有害影响,常见的有生产安全、劳动安全、卫生(健康)安全、安全生产、安全使用、安全技术、安全标准、安全产品、安全设施等,这类安全问题简称为生产技术性的安全问题。第二种安全(security),主要是对人为暴力活动、军事活动、间谍活动、外交活动等社会性、政治性活动以及社会治安与国际和平而言,主要指对国际和平、国家主权、国家治安和社会管理秩序没有危险、危害、损害、麻烦、干扰等有害影响,常见的有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等,这类安全问题简称为社会政治性的安全问题。第三种安全,即兼顾上述两种安全的综合性安全或广义的安全。广义的环境安全是指人类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安全状态,或者说国家和世界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和危害的良好状态。事实上,技术性的安全概念和政治性的安全概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们都是基于环境问题的安全,都以环境资源作为介质或都直接指向地球环境和大自然,因而很难将这两者截然分开。例如,根据美国的《环境安全规划》,环境安全(Security)包括污染预防、技术、安全(safety)和职业卫生、自然保育(conservation)、符合法律、净化、爆炸安全(safety)以及害虫管理等8个主要因素。因此,在研究社会政治性的国家环境安全问题时,往往离不开生产技术性的环境安全问题,生产技术性的环境安全是基础,社会政治性的环境安全是前者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后者是前者严重化到一定程度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后者包括前者。

2.环境安全的内容定义:环境安全最根本的内容是国家对关键资源的支配和控制的方式、手段和途径。是指主权国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着眼于国家环境权益目标,采取各种措施保障环境状况和环境利益不受外部和内部的威胁而保持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的一种状态,能够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国民的生存繁衍和富裕起到维持和促进的作用,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战争,而不产生危害和负面影响。国家环境安全具体表现为环境的各要素保持完整和完备,国家环境主权独立,国家支柱产业竞争力增强,资源、能源供应得到有效保障,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能够经受国内外动荡的冲击。国家环境安全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①控制的主题是谁;②什么是关键的资源;③控制的范围和程度。按照其包括的内容可分为国家生态安全、国家环境权益安全和国家环保产业安全。其中生态安全是国家环境安全的中心,环境权益安全是国家环境安全的基础环节,而环保产业安全是国家环境安全的经济内容。

三、我国的环境安全现状

篇3

一、本研究对“社会公共安全”的概念界定

按照对社会安全事件的分析，并结合我国对公共安全的四个方面的分类，围绕社会治安与犯罪预防等相关事务，应对社会公共安全作相对狭义的理解。本研究认为，社会公共安全是与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等相并列的公共安全的一种。社会公共安全是指在一定社会共同体内，基于对犯罪活动的有效预防控制及实现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使社会公众免于遭受生命、健康、人格尊严或财产方面的侵害，并能获得较高程度的安全感和可靠的安全保障。社会公共安全涉及在一定社会共同体内，是与公众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财产等与社会治安秩序相关的安全，其实质是对法定的以生命和公私财产为核心的安全利益的维护和保障。

二、西方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研究路径

国外对于社会公共安全的研究总体分布于多个学科领域，且多自成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视角的研究。

（一）基于宏观社会冲突与社会秩序的安全研究社会秩序理论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西方社会秩序理论中的基本线索之一是：构成社会秩序的各个结构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冲突为主还是一致为主？冲突范式是西方社会秩序理论的研究范式之一，主要注重社会结构内部的冲突性，强调社会异质性对于社会秩序的自我调节、整合或者社会秩序的变迁所起的作用。如刘易斯•科塞（LewisCoser）将社会冲突分为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亲密关系的冲突、内群体冲突与外群体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等，他指出，“许多通常被看作是对社会有破坏作用的过程，如暴力、抗争、越轨和冲突等在特定条件下，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在加强着社会体系的整合基础，同时也在加强着社会体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①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其著作《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认为，西方社会在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第三次浪潮中经历了大分裂，这期间西方世界的犯罪率在升高，作为社会合作最基本单位的家庭出现了破裂，而人们对他人、对公共机构、对政府的信任在下降，这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②社会冲突与社会秩序的研究不直接涉及安全问题，却为安全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宏观背景和思维基础，是对安全研究的思想基础。

（二）国际关系领域的安全研究国际关系领域对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安全观的研究上，安全观研究分为以下几种视角：一是以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安全观，主张以集体安全模式取代以往的均势模式来寻求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强调规范主义和律法主义。二是以汉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安全观，认为保持权力均衡是国际安全与稳定的基本因素。三是新自由主义安全观，特别是近年来以基欧汉（Keohane,R.O.）和奈（Nye,J.S.）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安全观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的安全理论，主张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是政治因素，还有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因素，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国际安全只有通过制度下的安全合作才能够得以实现。四是建构主义安全观，把认同作为安全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考察，如哥本哈根学派的“语言——行为”（speechact）安全分析认为，如果人们知道谁能够、在涉及什么问题和条件下“制造”安全，就可能调整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并抑制“安全困境”；同样，一个行为主体适应其他行为主体对一种“真正”威胁内容构成的认知，也塑造着国际体系内的安全互动。新自由主义安全观和建构主义安全观都强调了安全领域的互动与合作的重要性，是安全协同研究的思想源泉之一。

（三）基于犯罪预防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国外学者基于犯罪预防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其代表性的研究路径有零容忍警务政策、安全节点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与第三方警务等。第一种路径：纽约警察通过处理轻违法行为来应对和控制犯罪的零容忍警务政策。这一政策以破窗理论（BrokenWindowTheory）为基础。由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JamesQ.Wilson）和犯罪学家凯林（GeorgeL.Kelling）于1982年提出，它主要表达这样一个思想：即一栋建筑物的一扇窗户玻璃破烂后，没有及时维修，就会暗示，这栋建筑物没人关心，与这栋建筑物一起的街道也无人管理，从而纵容更多的人去砸烂这栋建筑物更多的窗户玻璃。破窗理论生动地揭示了社会失序与犯罪行为之间的一种潜在相联关系。这一理论引用到犯罪学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某一社会失序的蔓延必然会导致犯罪的滋生和猖獗。根据这一推理，人们又得出这样一个理论：维护社会秩序与解决犯罪问题同样重要，严肃处理小偷小摸等轻微犯罪行为能够预防更多的严重犯罪。从这一理论出发，针对纽约市严重的社会失序与犯罪活动猖獗的现象，美国纽约警察局提出了零容忍警务政策。它的基本含义是：通过对各种轻微犯罪（特别是公共秩序犯罪）和违法犯罪活动决不容忍，坚决打击，即通过在警务工作中加强对日常侵犯行为的控制和管理，有效防范更为严重的犯罪类型的产生。在策略层面上，对轻微犯罪和社会失序行为方面，要有更加灵活的执法手段。英国学者诺曼•丹尼斯（NormanDennis）认为，实践零容忍政策的指导性原则是“防患于未然”，确保这种控制不要有任何程度的侵犯性；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减少轻微犯罪，将有助于预防更严重的犯罪。①第二种路径：英国学者约翰斯通（Johnston，L.）和希林（Shearing，C.）提出了安全节点治理理论。他们认为“社会”的一般性概念，从理性治理（即作为政府干预的对象和机制）的角度看，将逐渐被更为中心消解的概念“社区”所取代。作为这种发展模型的一部分，他们认为政府提供安全的权力减少了，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现在只是诸多提供安全角色中的一个。节点治理的核心思想认为，国家在安全治理上所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公共警察机构的功能正逐渐变成收集和分析从其他机构得来的信息并把这种信息到警务网络系统的其他节点上。②这一路径重新审视了国家与社会在安全供给领域的角色和关系，提出了新的安全治理模式。第三种路径：多中心治理与第三方警务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基于都市警察服务的多中心治理研究。奥斯特罗姆（Ostrom）等将警察服务当作公共经济的产业，从多中心治理的框架对警察绩效进行评估，认为制度安排会对警察服务绩效产生影响，与较大规模的生产者相比，小规模、直接服务的警察服务生产者效率往往更高。③洛林•梅热罗尔（LorraineMazerolle）、珍妮特•兰斯莉（JanetRansley）提出通过改变第三方日常行为的活动方式实现犯罪控制的第三方警务，并认为，“在第三方警务中，许多合作伙伴是人为锻造出来的且主要是用于犯罪控制的目的，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在本质特征上是松散的、偶然性的，紧紧围绕遵守规则和解决当前面临的犯罪问题这个中心展开活动。”④上述主张为社会公共安全协同供给提供了基础性理论设想。以上三种路径都主张，伴随风险社会的出现，基于犯罪控制与预防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的责任不仅归国家一方，而要由社会多方共同承担，而在社会公共安全供给中的发起者、多方协作的方式、进程、焦点等方面有所差异。

三、中国学者对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不同视角

国外对于社会公共安全的研究路径对我国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由于政治制度、行政体制和警察职能的差异，我国的安全研究还要结合自身的体制和环境特点加以分析，相关理论的运用要注意本土化的适应性问题。我国学者对公共安全及社会公共安全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五种视角：

（一）对维护社会稳定的研究维护社会稳定是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的重要方面，我国学者对维护社会稳定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政治学视角对社会稳定的类型及地方政府维稳困境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中国压力维稳的模式存在成本扩大化、价值预设与行为结果的背离等困境，需要改革当前的维稳方式，“国家的政策取向应当从压力维稳型向改革维稳型解决模式转变，维稳成本向改革成本转移，变被动改革为主动改革。”⑤二是从管理学视角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的研究。学者们认为，当前中国需要加强对于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建设。虽然全国范围内已经建立起相关制度，但主要是围绕项目或决策的合法性、可行性、合理性、安全性等内容实施评估，这种做法不够科学严谨。应以风险为核心设置评估指标，将风险与政府风险控制能力分别评估，在此基础上确定实际风险值。①当前从量化视角考虑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是相关研究的发展趋势。

（二）风险社会下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应对研究风险社会下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应对研究近年来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近年来，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总体呈现高涨趋势，且对公共安全的关注维持在较高水平。对于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主要从内涵、特点、原因、对策等几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对策措施的研究中包括许多对农村、城市或某一类型的具体对策研究，宏观对策分析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有学者认为首先要以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为主要手段，加强地方政府的责任性和回应性；其次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换，调整政府与市场、社会及政府与企业、公民的关系；再次要建立利益表达和协商机制。②此外，还有学者从当代的后果出发，对后果性质评估的“肯定论”与“否定论”分别进行综述，认为我国目前后果研究相对稀薄，国内研究迫切需要注重界定抗议行动的后果、拓展抗议行动结果的研究方法、探寻抗议后果的因果机制等问题。③近几年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对网络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学者们分别从公共管理、公安工作、传媒、信息技术、传播学等不同视角进行研究。二是研究的视角呈现多学科趋势，学者们从风险社会下政策冲突、社会资本、群体行为模式、协商民主等众多领域研究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问题。三是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性质评价研究出现了争论，出现了“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立场，特别是将与社会抗争、民主转型、政府政策、社会变迁等问题联系起来，这无疑扩展了对分析的视野。四是出现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量化模型研究。以往或社会公共安全事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近两年有学者尝试进行了实证研究或模型研究。如有学者提出在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进行概念界定和突变分析的基础上，构建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尖点突变模型，指出社会公共安全事件发生过程是连续性和突发性的统一，突跳值大小决定了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危害程度，政府应针对控制变量进行政策研究。④

（三）城市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研究近年来，对于公共危机管理综合性研究呈上升趋势，学者们纷纷对危机及与危机管理相关的概念进行界定，对公共危机类型划分、公共危机的诱因、研究领域和范围以及公共危机管理体系（机制）的构建等进行了分析，并形成了“制度论”、“公共关系论”、“经验论”和“全面整合论”等不同分析视角。但从公共安全的角度出发的危机管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范畴，主要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视角，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安全管理现状加以评价，并提出城市公共安全资源的整合及公共安全管理机制的完善路径，并尝试构建城市公共安全相关模型。如有学者运用可靠度理论，探讨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标的量化及其模型建立；以Logistic修正模型为例，提出了系统评价预测研究的方法论，共同构建城市公共安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框。⑤

（四）社区安全问题研究社区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社区安全的治理机制、评估体系和安全建设等领域。中国80年代开始社区警务改革，并于2004年在全国大中城市全面实施社区警务。我国学者借鉴西方社区警务的理论与实践，就社区警务的合作、预防、服务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就社区治理与社区警务、社区警务的模式与工作机制、社区警务与犯罪控制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有学者认为，我国社区安全建设中存在政府唱独角戏的弊端，需要调整府民关系，具体来说，要促使政府从社区安全建设主导者逐步变成引导者，最后成为监督者和评估者；同时整合各类社区安全建设方案，从而减少基层管理者承担的“运动式”的工作任务。①有学者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索城市社区安全评估模型的建立。通过采用在指标权重赋值基础上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遵循科学性、标准化、实践性、发展性、可行性原则构建城市社区安全评估模型，对制约社区安全状态负面指标决定的静态安全状况与促进社区安全正面指标决定的动态安全状况进行综合评估。评估模型指标（因子）权重采用专家调查法确定，指标（因子）水平采用标准化方法确定，并可在定量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等级评估。②有学者以治理机制为分析视角，对台北市内湖社区安全促（协）进组织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描述，着重对其在社区安全治理机制建设上的表现及作为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以内湖社区为代表的台湾社区安全治理机制重视横向维度的建设，这值得大陆地区在开展安全社区建设活动中参考借鉴。③

（五）公共安全管理综合模式研究这类研究从总体上较少。有学者提出了进一步改进中国各级政府综合公共安全管理的对策应重点关注完善安全信息共享体系；公共安全管理的纵向、横向与综合协调机制；建立发展规划的风险评价制度；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建立社区综合公共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区域综合风险防范关键技术示范基地等思路。④在社会治安供给领域近期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聚集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着重研究其组织网络，认为在充分吸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兴社会和市场组织资源的基础上，建构起比较有效的组织化调控体系，是中国社会实现平衡转型的关键所在。此外，有学者借鉴西方的相关评价体系，从“脆弱性——能力”的视角构建公共安全评价框架，提出区域公共安全综合评价核心指标体系应包括：脆弱性指标（包含暴露性和敏感性指标、易损性指标）和应对能力指标（包含基础设施、管制能力、社会防御和经济能力四个方面的二级指标）。⑤这些研究对于我国公共安全服务供给模式、社会治安的供给现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政策发展等进行了较好的梳理，关注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的协同机制，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

四、当前公共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主要进展与不足

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涉及面广，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以下进展：一是公共安全及社会公共安全领域在近年来受到多学科的普遍关注。近年来，以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公安学为代表等，许多学科为与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如风险社会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危机管理理论、社会冲突理论、治理理论等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这些为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向纵深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二是基于犯罪控制与预防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出现多元化视角。基于犯罪控制与预防，社会公共安全理论研究出现了零容忍警务、安全节点治理模式、情报主导警务、多中心治理与第三方警务、问题导向警务、社区警务等多元化研究视角或实践战略，为社会公共安全领域研究向纵深扩展奠定了基础。三是出现了对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量化研究。在社会公共安全评价体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开始运用数学分析模型，尝试设计社会公共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或进行定量评估基础上的城市社会公共安全系统研究。这些量化研究成果为寻找中国社会公共安全供给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篇4

关键词：东亚；概念演进；论争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1-0199-02

一、“东亚”的社会或文化概念经历了三个时期的演变

（一）东亚作为一个地理区域自古就存在

东亚是世界伟大文明地域之一，在历史上就产生过一个独具特色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国际体系，即西方学者发明的“朝贡体制”或“朝贡制度”，日本学者多用“华夷秩序”和“册封体制”，比西方人更为深刻地理解古代东亚秩序的真谛。

（二）东亚概念的产生

“东亚”、“远东”属于外来词语，是由欧洲人最早使用的。有学者考证，一位欧洲学者在1897年出版的有关东亚美术史的书籍中首先使用了“东亚”概念，此后这一概念开始流行开来并被广为使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对亚洲的掠夺和侵略中，把对亚洲东部的争夺同西太平洋上的制海权联系起来，形成了“远东太平洋”的概念。欧洲把靠近它的西亚称“近东”、“中东”，把远离它的亚洲东部称“远东”，有时与“东亚”概念混用。当时西方人所说的“东亚”一般包括如下国家和地区：东部西伯利亚、中国、蒙古、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这也是我们今天通常所理解的东亚地理区域，即传统的东亚概念之含义。显然，这些概念以西方为中心，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色彩。

（三）东亚概念的本土化

随着历史的发展，东亚概念逐渐为其所指地理区域的国家和地区普遍接受与使用。特别是在冷战以后，随着区域合作的发展，“东亚”正在从一个外来的概念变成一个代表地区意识和认同符号的本土概念。这是东亚地区意识正在形成的一个重要表现。

二、关于东亚概念的争论

目前，关于东亚概念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亚概念，学者们产生了质疑并引起争论。有学者认为，“东亚”是欧洲人以距离远近为标准，在没有意识到不同国家之间巨大社会文化差异前提下，对远东地区下的定义，并且错误地以为所有东亚国家都是建立在儒教文明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有学者在进一步考察这段时间的历史后发现，“当欧洲人最初向东方远行到达中国、日本和东印度群岛的时候，他们笼统地称呼这个遥远的地方为“远东”。然而，从地理上看，东亚是将亚洲一分为二的那片高山沙漠以东的地区；从人种上看，东亚是蒙古人种（作为蒙古人种分支的因纽特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除外）居住的地区；从文化上看，是植根于古代中国的那种文明所分布的地区。”并且特别指出，“这一地区，除中国以外，还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但不包括也在高山沙漠屏障以东、居民也属于蒙古人种的其他两个地区：一是亚洲腹地，这些地方的游牧民族通过商业、战争和征服与中国居民有着难以分开的历史联系；一是东南亚，其较高的文化大部分源于印度而非中国。”

其次，在东亚概念本土化过程中，学者们对概念所包含的地缘政治版图产生了争议。罗荣渠认为，“东亚，又称‘太平洋亚洲’（Pacific Asia），从地理上讲，指的是欧亚大陆太平洋沿岸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带，包括亚洲东部的大陆、半岛与海岛。狭义的东亚指中国大陆、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台湾岛等；广义的东亚包括东南亚即中南半岛与马来群岛诸国；再扩而大之，甚至可把南亚即印度半岛诸国也包括在内。”张蕴岭认为，广义的东亚地区包括通常地理概念的“东亚”、“东南亚”和“北亚”的16个国家及1个地区，即东亚五国——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蒙古；北亚的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东南亚十一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东帝汶。高连福认为，“东亚”无疑是一个地理概念，它通常指的是包括现今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地理区域。具体来说，今天东亚地区国家共有16个，即东北亚的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蒙古国以及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文莱、东帝汶。此外，在东亚地区还有一些非国家经济体（如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也有人把俄罗斯联邦的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纳入东北亚范畴之中。

最后，与地缘政治概念不同，社会文化视角下东亚概念的解读。有学者认为，东亚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的地理概念，它更是一个社会概念或文化概念。东亚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且这一概念还处于建构过程之中。事实上，现代意义的东亚国际秩序的作用空间也包括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碰撞磨合的地区，这也正是地缘政治的解释盲区。因此，这些因素也导致了迄今为止人们对于东亚所指地理区域范围尚未形成共识。

上述观点分别从大东亚和小东亚的角度去阐释东亚的含义，据此得出关于东亚概念的基本看法：随着历史的发展，单一的地理概念已不能解释东亚所包含全部的意义，东亚概念更多被注入了人文、历史、政治等因素。甚至在深度和广度上，未来的东亚会有更加丰富的解读。从东亚的地理概念出发，许多学者给出了自己明确的界定；从东亚概念的历史演变出发，也有学者认为东亚是社会内涵不断丰富、尚在建构中的概念。不管从那种角度来注解东亚的概念，都至少说明了两个现象：（1）东亚高低纬度的政治安全事件都能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在对某一问题进行阐述时都绕不开对东亚概念的解读，这在学理层面推动了东亚理论的发展。（2）大多数学者根据研究的需要而自由裁量东亚的地缘政治范围，但是东亚概念的核心政治力量一直都受到关注，如中国、日本等。

参考文献：

[1] 朱阳明.亚太安全战略论[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2] 张小明.美国是东亚区域合作的推动者还是阻碍者？[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7）.

[3] 贾子健.东亚需要共同的语言——访奥地利学者魏格林[N].北京大学校报，2006-4-30（4）.

[4] [美]费正清，埃文德·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M].陈仲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Discussion abou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east Asia concept

QIAN Y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lleg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46,China）

篇5

一、大力拓展人防保安业务，为公司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围绕为我市经济建设服务的出发点，人防部大力拓展保安员派驻业务，组建四个中队，中队长实行竞争上岗制，选拔政治业务及能力较佳的优秀保安队员担任中队长，着力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安全防范服务。

1、队伍发展壮大是硬道理。

今年是人防部大提高的一年，特别是公司新的领导班子于10月份专门正式设立人力资源部，招聘政治业务及身体素质较优秀退伍军人和社会青年充实到人防保安队伍中，为发展壮大队伍打下良好基础。人力资源部在短短三个月内，共招保安学员300多人，通过严格目测、面试、政审、体检合格后，录用了一批素质较佳学员，成功组织安排了四期培训班，训出合格保安员207人，满足了人防业务发展需要。同时，今年是人防部大发展的一年，随着“瑞安保安”形象提高和社会安全防范需求的增加，人防部抓住时机，扩大业务范围。例如，安阳中队增设了国税局，新兴信用社、南大超市等岗点，将原有41个岗点，迅速增加到63个，保安队员达到188人；莘塍中队在11月份正式成立后，仅在二个月内先后签订11家客户合同，从原有21个岗点，发展到32个，保安人员从44人发展到62人；塘下中队增加12个岗点，保安人员从28人发展到71人；娱乐场所中队从原来12家发展到21家，保安人员从40人发展到106人。目前，人防保安业务市场，基本上占领了全市较繁荣各个乡镇，岗点遍布学校、金融、机关、企事业单位及民营企业，为加强全市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防范、安全管理，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稳定起着积极的作用。

2、明确工作职责，规范机构设置。

由于人防业务市场的扩大，服务岗点面广、线长、点多，管理难度大。公司新领导班子对人防部管理机构进行科学合理调整，根据地域及工作特殊性，设置四个中队（安阳、娱乐场所、莘塍、塘下），归口人防部统一管理，明确中队工作职责，有利于人防部健康发展。人防部及时积极配合公司领导正确决策，明确中队长职责，使他们尽快进入角色，现四个中队工作均已基本进行正常运转，人防业务市场进一步扩大。

3、树“瑞安保安”品牌，保一方平安。

今年，公司在市公安局党委重视和关怀下，精选二位素质高、学历高、能力强干警调任公司组建新的领导班子。为我公司“与时俱进、创一流保安”奠定了良好基础。下半年，新的领导班子到位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公司实行重大改革，调整、整顿好中层队伍，打出“瑞安保安”品牌。人防部以此为契机，紧紧围绕为客户提供安全防范服务，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这个中心任务，加强队伍职业道德教育，培养队员的敬业精神，教育保安员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任务，把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安全防范服务、加强内部保卫放在首位，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人力资源部正式成立后，坚持从实际出发，以“严格管理，保证上岗质量；开拓领域，培养优秀人才”为目标，按照“严谨、务实、科学、高效”的培训方针，不断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从端正学员认识入手，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引导学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从业观，培养学员“学保安、干保安、爱保安”的热情，加强保安理论与保安实践的结合，强化技能训练，努力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为人防增添新鲜血液。例如，全市企事业单位拆除违章建筑已经都离不开保安，在下半年承担多次拆违保卫工作任务中，派出大批保安人员动作迅速、敬业爱岗、恪尽职守、不怕流血牺牲，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赢得了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逐步树立起“瑞安保安”品牌。

二、大力加强保安队伍建设，提高队伍战斗力。

高素质的保安队伍对于人防业务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遵照公司把加强保安队伍建设作为一项中心任务来抓人防部认真贯彻落实好公司重新修订《考勤制度》、《请销假制度》、《奖惩制度》、《解聘辞退制度》等四项日常管理制度，要求四个中队始终坚持依法从严原则，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把目标放在建设一支政治合格、清正廉洁、素质优良、业务熟练、纪律严明、服务周到、形象良好、作风过硬的保安队伍。

1、思想政治工作是保证线。

今年以来，由于人防业务市场不断扩大，人防新进保安员较多，要求人力资源部把好进人关的同时，针对目前队员的整体年龄偏低，缺乏保安工作实际经验，客户的要求又越来越高，人防部及时采取一些措施。特别要求中队长深入基层，抓紧队员的思想教育，从行动上关心、爱护他们，使保安员从打工者的心态转变成主人翁的角色，增强他们的职业荣誉感，回报社会，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如四个中队长经常召集休息队员，通过多层次的说话，端正有些保安员的思想认识，工作态度和服务意识，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人防保安队员的综合素质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客户投诉率明显降低。

2、加强督察处理力度。

依照公司各项规章制度，要求督察组加大岗点检查力度，强化队伍管理，推行以制度管理保安的做法，促进保安员全面素质提高。今年，共出动督查225人次，当场纠正不规范的保安执勤行为60人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及通知600多份，同时，对41名保安人员违纪行为较严重的，上报公司作出严肃处理，确保了保安员在岗执勤良好的精神风貌。这样，减少了违法违纪问题发生，受到客户领导好评，不断加强了保安队伍正规化建设，努力提高保安队伍整体战斗力。

3、搞好文化、娱乐建设，增强保安队伍凝聚力。

公司充分认识到企业文化、娱乐对于公司发展的重要性，专门聘请人力，集中精神，结合公司实际，创办了“瑞安保安”内部刊物，及时报道保安服务业的新闻，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介绍我市保安工作的情况、经验、做法，沟通行业信息，活跃企业文化生活，稳定保安队伍，提高队员素质。人防部及时落实好公司内部刊物、文件发放工作，使每个岗点都能了解公司工作实际情况。例如，今年9月26日公司举办“国庆卡拉OK大奖赛”人防部获一等奖2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7名。占总获奖数75%。

三、狠抓保安服务质量，以质量赢取市场。

树立市场经济观念，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依法开展安全防范活动，居安思危，抓紧利用入世保护期间的有限时间，发展壮大自身，以服务质量抢占市场份额。以市场为导向，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安全防范方面多层次、多种形式的需求，牢固树立群众利益，客户利益至上的观念，全心全意为辖区厂企单位的安全服务，参与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促进保安服务经营水平和质量的加强提高，大力拓宽保安服务市场，主动承担各类大型商贸文体活动的安全保卫，以高质量的服务赢得客户和市场，形成规模经营并创造相应的经济效益，尽快把我市保安服务做大做强，着力打响“瑞安保安”的形象。

1、强化服务意识是生命线。

服务意识是干好保安工作的前提和思想基础，是否具有较强服务意识是衡量保安人员工作优劣的标准。人防部对增强全体保安员服务意识观念，一直坚持不懈地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通过一系列管理措施，怎样发挥出保安员主动服务，热情服务，使客户满意，经常在人防队长会议上进行摸索、研究、探讨。通过各个中队共同努力，涌现出许多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的保安人员。例如，安阳中队保安员李学生、戴旭东、黄宏格等人，于12月2日上午正在执勤他们发现该厂车棚着火，奋勇救火，确保了客户财产安全，受到客户单位敬佩。塘下中队保安员王维定，于11月14日在力邦企业公司上班时，现场抓获盗窃者，为客户挽回经济损失几十万元。场所中队于12月5日晚上八点四十五分在金碧辉煌执勤保安人员，得到社会青年带凶器进入包厢的信息后，分队长黄河旦马上带领队员搜查出5把刀具，据了解有两班社会青年准备晚上进行斗殴，后来进一步调查出当事人，送交派出所处理，制止了一场斗殴事件；莘塍中队保安员周金曼，于12月31日在华滨塑料包装厂执勤时，发现该厂停车场老伯掉进排污井中，周金曼飞奔过去救出老伯……等等这些好人好事，体现出保安员有较强工作责任心及服务意识，得到全社会、客户的肯定和赞扬，为公司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2、开展文明、优质岗点竞赛活动。

为切实加强保安员的文明、优质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和瑞安保安形象，经公司研究决定，于11月30日—12月31日人防部对各岗点开展了“文明、优质”岗点竞赛活动。各个中队积极推荐具有窗口含义的岗点参加“文明、优质”服务竞赛，中队长都亲自到各岗点发放《文明执勤点参赛办法》，督促每个岗点、每位保安员积极学习、认真对照，做好自查自纠工作，动员广大岗点和全体保安员学先进、赶先进、树典型。同时，对后进岗点实施

有针对性的“红灯”警示教育管理，帮助分析原因、寻找差距、制订措施、克服困难、限期整改。经过一段时期的教育，每个中队保安员的综合素质、服务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受到客户单位一致好评。竞赛结果，安阳中队的移动公司岗点获一等奖，瑞安中学岗点获二等奖，场所中队国际大酒店岗点获三等奖。

四、存在问题。

一年来，我们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离上级要求还差一定距离，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直派保安员数量偏低，部分保安人员素质不高，客户时有投诉。少数保安队员工作责任心不强，服务意识差，被客户退岗，受到公司批评、警告、辞退、终止合同的达41人。

五、2004年工作要点：

1、进一步扩大队伍，拓宽人防业务市场。努力使明年人防保安从业人员达1000人，人力资源部加大宣传力度，招聘高素质保安员，充实到人防部。

2、进一步加强常规管理，实行逐级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3、进一步提高保安队伍总体素质，强化培训学习，增强保安员服务意识。

4、进一步加强督查力度，全面推进文明优质岗点竞赛活动，提高全体保安人员的执勤规范行为。

5、进一步树立“瑞安保安”品牌，加强宣传力度，提高公司知名度。

篇6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穿于体系的一条生命线，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前提，同时又是社会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学说的核心观点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一生关注的一个问题。

马克思强调要科学地理解人，就必须要清楚人的本质问题。他认为，一般要从三个方面考虑人的本质问题：人具有区别于动物的一般特征，人的特征是人的自由自主的创造活动；而在人与社会群体之间的相处模式来看，人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不同个体之间的区别来看，每个人又具有不同的个性，弄清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解读，我们从主体的角度出发总结为“人”、“全面”、“发展”。在现代社会，人作为社会个体，必须有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必须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和保护，任何个人、团体或者国家不能以任何名义侵犯“任何个人”的最基本的“人权”。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之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平等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的需求和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人的个性、能力和实践、经验的协调发展，也是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共同提高，同时还是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等权利的充分实现。也正是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个性才能得以实现。

二、当今我国人的全面发展面临的困难

当前，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并未改变，生产力发展水平还需进一步提升。无论是国民收入，还是各项资源，就人均各项指标上来看，我国还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幅员辽阔导致区域发展极不平衡，贫富差距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如果我们不大力发展生产力，转变生产发展方式，加快产业转换与升级的步伐，就无法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分工导致个人发展片面化和单向化，容易影响人的全面发展。虽然人能够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但是社会分工却同时成为禁锢人类发展的重大因素之一。虽然工人、农民、教师等特有岗位有较为稳定的收入，但是由于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工作经历存在着差异，因而其工作效率、劳动效果也就不同。在当今社会，那些无法适应社会需求的人只能面对下岗失业，无法找到其他满意的就业岗位。反而是那些一专多能的人，在面对社会变革如此迅速的今天，能够发挥出自己的光和热。因此，只有通过实行科学的分工，才能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效能，达到社会的协调发展，才会更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否则，只讲究短暂的个人效益提高，最终又会制约人的长期全面进步。

近年来，人民民主和法制建设等虽然有了很大的进展，基层民主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有了可喜的成果，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上还是存在相当大的问题。例如：一些官员为了贪图享乐，生活腐败堕落、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盛行，而普通百姓由于其社会地位较低，逐渐沦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群众的切身利益并没有得到有效地保证。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法制建设还不够健全，人们对政治的参与力度还有待提高，个人的政治权利意识薄弱。这些最终会导致人的发展受到阻碍和影响。在文化观念上，每个人的认知水平并不相同，民众对于自身的主体意识没有明确的认识，独立的个性也没有形成。此外，在诸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收入、教育、住房、养老和医疗保障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等，都使人的全面发展受到相当大程度的制约。因此，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建设就尤为重要。

三、促进我国人的全面发展的建议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解决就业困难。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要完善就业服务体系，促进劳动力市场公平，积极发展具有市场前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广大劳动者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增加就业途径。要保障失业劳动者最低保障金，逐步形成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这样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起覆盖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篇7

王亚西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2004级研究生

曹裕北京市通州区司法局司法助理员电话：13810139948

2002年10月1日《浙江省归正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办法》正式生效,沿用了几十年的“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劳教人员”这种特殊的称谓，如今在浙江成了一个历史名词,这两类人的称谓被“归正人员”所取代。2004年我国的宪法修正案明确加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标志着我国人权的制度化保障迈上了新的台阶。长期以来，人们在提到服过刑或被劳教过的人时往往将他们视为“另类”，对他们监控多于权利保障，防范多于引导，因此，从某种角度上看，他们刚刚回归到到社会，加上社会对他们的歧视，他们的很多权利难以得到保障。本文拟从国际人权公约对人权的保障，我国对归正人员的人权保护等方面分析一下归正人员的人权保障问题。

一、主要人权公约对人权的保障

（一）、《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

《世界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并不是一个人权公约，只是联合国大会的一个决议，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已成为各国所能接受的规范性人权文件。宣言成为代表国际社会理解“人权”含义的标志，从而增加了这样的信念：各国政府有义务保障人民享有宣言所宣布的权利。

《宣言》第一条首先就规定了“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每个人都有固有的尊严和权利，任何人不得任意剥夺，既使曾经犯过罪也是一样。“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

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因此，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并且平等的享有公约规定的生命权，自由权和人身安全权。“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国人民对待法律人权的通常理解，也是和国际人权的标准一致的。

《宣言》同时还规定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不受任何歧视。每一个工作的人，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必要时并辅以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工作权和获得报酬权是每个人得以生存的基本保障，因此，工作和获得报酬是每个人都应享有的权利，国家和社会应该保障人们的工作权。

另外，《宣言》还规定了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的目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受教育对现代社会的人来说是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它除了能使人获得求生之道的本领外，也能陶冶情操，提高人的素质，并更好的注重人权和自身的义务，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三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保证男子和妇女在本公约所载一切经济、社会及文化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人人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公约》还规定了社会保障权，即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公约》同样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

（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其第六条、第十七条和第二十六条分别规定了生命权，维护隐私和家庭生活的权利以及禁止歧视。具体包括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非法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所有的人在法律前平等，并有权受法律的平等保护，无所歧视。在这方面，法律应禁止任何歧视并保证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护，以免受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理由的歧视。

以上是主要的三个关于人权的公约对人权保护的几个方面，主要在于对生命权，生存权，平等权，工作权，受教育权和隐私权的保护的规定，也这是归正人员最容易得不到保障的个项权利。我国是以（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制（法治）国家，在维护和发展人权方面正在做出积极的努力。归正人员做为社会的一部分，他们是少数的，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弱势的，并且如果他们的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极有可能诱发他们再一次犯错甚至犯罪，对其他人的合法权利造成威胁，因此他们的权利应值得我们的特别关注。

二、归正人员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人权

归正人员是经过法律处罚，并且执行完毕的人员。他们在法律上享有和普通公民同等的权利。归正人员在服刑完毕后或者解除劳动教养后，回归到隔绝了几年甚至十几二十年的社会，不但对社会感到陌生，还往往受到社会的歧视，他们以前的错就被打上“前科”的烙印，时时刻刻跟随着他们。在他们兴奋的回到家里时，四处的异常目光会让他们茫然无措，所以，如何让归正人员得到平等的对待，让人们对他们是多一些的宽容与关怀，而少一些的猜疑和防备，是最重要也最难的一点。另外，直接关乎生存的权利也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就是生存权问题。归正人员在服刑完毕或者劳动教养结束后原则上送回原籍、捕前所在地或直系亲属所在地，由社会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办法安置，个别确实无家可归而又自愿留下就业的，由原劳改单位收留安置。归正人员在回归社会后，首先面临的就是生存问题。归正人员在被判处刑罚时或被劳动教养时常常伴有罚金，没收财产，民事赔偿等问题，家里人为了寻求法律帮助而花费也不少，因此很多归正人员的家庭陷入了生活的困境。归正人员回归后，一般又没有工作，没有其他的收入，所以其家人和本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就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其次是工作权。归正人员回归社会后，绝大部分面临重新获得工作，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他们会遇到比一般人更多的困难。一部分归正人员以前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或者文化低而犯了错，在监狱或劳教场所生活了几年后，他们的文化水平并没有提高很多，却有很多人因此而失去继续学习的机会。所以在这时他们去找工作是十分困难的。由于没有文化，加上有犯罪前科，招工单位往往将他们拒之门外。虽然寻过许多家中介，问过若干家单位，但他们往往连面试的机会都争取不到。另外一部分归正人员既使有较好的文化，仅仅因为他们有“前科”的污点，社会同样也拒绝给予他们工作。许多工作单位在知道应聘者曾犯过错或有犯罪的历史后，很多就将他们拒之门外了。我国1997年刑法典第一百条也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这里本人暂且不论此条规定是否有积极意义，至少现实生活中，用工单位在知道其工作人员有犯罪记录时，往往会找出各种理由将他们开除掉的。此外，一些地方对有前科的人在从事某些行业时也做出了限制。比如《上海市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治安管理条例修正案（草案）》中新增加的第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担任娱乐场所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经营负责人，不得参与娱乐场所的经营管理活动：（一）因犯有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罪，赌博罪，制作、贩卖、传播物品罪，或者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曾被判处有期以上刑罚的；（二）因犯罪曾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三）因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娱乐场所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经营负责人，自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满两年的。虽然某些行业对犯过某些罪行的人限制进入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个范围的宽窄应严格把关，并随时对其进行评价，一旦条件成熟时，则应放宽限度。

再其次是归正人员的受教育权问题。很多归正人员在回归社会时都已过了正常的受教育的年龄，虽然他们在服刑过程中也会接受一些基础的教育，但毕竟是有限的。回到社会后，他们获得正常的受教育的机会很小，在通过各种渠道求学的过程中，也常常得到像找工作一样的待遇。

篇8

关 键 词 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 量 刑

一、刑事政策概论

"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行为准则。" 可见其范围非常的广泛，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文所讲的刑事政策，是政策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关于刑事政策的含义，国内外刑法学界的理解差异很大，因而在讨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量刑的关系时，对刑事政策作一整体的阐述是很有必要的。

（一）外国关于刑事政策含义的观点

1、大陆法系刑事政策的含义

"现代刑事政策的萌芽可以溯源到贝卡里亚和边沁。刑事政策的成熟是19世纪末犯罪学发展的结果" 而刑事政策这一词为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所首创。费尔巴哈没有在其著作中给刑事政策下具体定义，但也有学者认为费尔巴哈当时的刑事政策一词"乃指国家立法政策" 之后李斯特则给出了刑事政策的具体定义，从而刑事政策一词便被李斯特等人普遍推广，逐渐为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所陆续使用。

李斯特之后大陆法系各国学者对刑事政策的含义分别作出了自己的阐述和理解，争议很大。总结来看大陆法系学者对刑事政策的意义，大体有广义、狭义两中理解。就广义而言，刑事政策是指国家为预防和治理犯罪而采取的一切手段和方法。可见广义的刑事政策并不限于直接的以防治犯罪为目的的刑罚制度，而间接的与防治犯罪有关的各种社会政策也包含在内。而狭义的刑事政策是指国家为预防和治理犯罪，以刑事法或刑事司法为手段而提出的犯罪防治对策。因此，狭义的刑事政策仅限于直接的，以防治犯罪为目的的刑事强制措施。

2、英美法系之见解

英美的法律词典中并无刑事政策一词，但这并不是说英美没有刑事政策。由美国来看，我们知道美国犯罪学研究的核心，是以科学的方法研究犯罪和社会失序现象，并提出犯罪和社会失序的原因。在了解了犯罪和社会失序的原因之后，进一步提出预防及治理犯罪和社会失序的对策。其防治犯罪和社会失序的对策范围很广，不仅包含直接以强制力防治犯罪和社会失序的政策，而且包含间接的与防治犯罪和社会失序有关的各种社会政策在内。如此看来，其研究范围，类似大陆法系的广义刑事政策。因而大陆法系刑事政策相关研究内容便成为美国犯罪学研究的内容。只是美国的犯罪学特别强调科学实证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犯罪和社会失序的防治对策。而大陆法系国家则较强调如何有效合理的使用国家强制力，来达到防治犯罪和社会失序的目的。

（二）中国特色的刑事政策

我国的刑事政策和外国的刑事政策的含义可能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并没有渊源关系。我国的刑事政策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政策。它与外国刑事政策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从表现形式上来看，目前在我国，刑事政策常常表现为党和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予以推广的运用刑事法律武器同犯罪作斗争的一系列方针、措施、政策、办法的总和。这显然与外国的刑事政策在表现形式是有区别的。

2、从实质上看，由于我国从国体和政体上和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显著的差别，当前外国刑事政策就是刑法定罪科刑的基础政策，其追求的是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因而刑事政策在这里已经不完全是一个政治概念，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法律概念。而我国党和国家在各个时期的刑事政策，直接代表了党和国家在同犯罪作斗争的政治意图，蕴涵着同犯罪作斗争的深刻的政治内容，充分体现了刑事政策的政治意义。

可见我国的刑事政策具备以下特征：一是合宪性。刑事政策必须符合国家宪法，不得与宪法相冲突，它的制订必须以遵守宪法为前提，体现宪法精神。二是宏观指导性。刑事政策主要为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运作提供宏观性的方向指导和工作思路，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具体依据只能是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刑事政策不能代替刑事法律。三是开放性。刑事政策是一个相对活跃的动态的开放系统，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不断吸收外界信息、不断适应和影响民主法治进程的过程，一个不断自我调节自我完善内部结构的过程。四是综合性。刑事政策主体和载体的层次性、对象和目的的双重性、种类和手段的多样性，充分体现了刑事政策的综合性。

二、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解

刑事政策对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正确掌握和运用党和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而要正确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我们应当首先将它置于我国刑事政策的体系之中，使其获得正确的定位。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理论形成之前，我国还经历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和严打的刑事政策两个时期。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根据是我国1979年《刑法》第1条，该条开宗明义的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作为刑法的立法依据之一，此后这一政策便指导我国的刑事立法、司法。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强调对犯罪分子区别对待，既包括惩办的一面，同时又兼顾宽大的一面，从而取得了与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效果。但是，之后我国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在认识上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犯罪浪潮汹涌而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进入了一个严打时期。学者们曾经将严打的内涵界定为：党和国家在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时为打击某几类严重刑事犯罪而制定的、由司法机关为主要执行主体的、以从重从快为基本要求的一种具体刑事政策，其以运动、战役的形式存在。从1983年到20__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先后发动了3次全国性的严打战役。在这种严打的背景下，如何看待它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正如我国学者所言：严打政策体现的只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中惩办的一面，或称为"重重"的一面，而远非犯罪控制策略的全部内容。对严重犯罪的严惩必须与对轻微犯罪的轻处辩证结合。惟有"轻轻"，方能"重重"，方能真正有效地实现对犯罪的控制。 因此，严打刑事政策在其内容上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是存在抵触的，采用严打刑事政策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搁置。随着1997年《刑法》删除了第1条中关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规定，我国刑法学界对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到底还是不是我国奉行的基本刑事政策更加产生了质疑。而从目前的犯罪形势和刑事司法系统的运转状况来看，我国面临着这样的局面：一方面，犯罪总量持续上升，重大犯罪尤其是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恶势力犯罪、犯罪、暴力犯罪突出，严重威胁了社会秩序，也使社会公众的安全感降低；另一方面，司法资源的投入量与需求量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司法机构和人员超负荷运转，刑事积案上涨，监狱的拥挤程度加剧，重新犯罪率上升，一些罪犯出狱或假释后犯下更严重的罪行。如果在打击严重犯罪的同时，不对某些轻微犯罪实行宽松的刑事政策，刑事司法资源的供需矛盾还会进一步加深，刑事司法系统也有可能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境。"从重打击"的单向运行，只会导致刑法的过分张扬；而一味地轻缓又会造成刑罚的乏力。因此，在控制犯罪问题上，越是加重打击严重犯罪，越应放宽对轻微犯罪的监控和处理。

基于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反思，近来学者们普遍认为应当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在一定程度上回归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当然，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表述因其约定俗成而定型化，但这一命题蕴含着意识形态的成份。在传统话语中，一般认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内容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但这些内容有些已经过时，例如抗拒从严，因其与无罪推定原则存在一定抵触，因而已经受到质疑。 其他内容也不能完全反映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所以很多学者赞同以宽严相济取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

20__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明确规定我国现阶段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其主要内容是："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依法快捕快诉，做到该严则严，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和过失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慎重逮捕和，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做到当宽则宽。"，"宽不是要法外施恩，严也不是要无限加重，而是要严格依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刑事法律，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惩罚犯罪，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简而言之就是适度宽容轻处小恶以感化轻案犯、依法从严惩罚大恶以震慑重案犯。因此笔者认为，宽严相济，区别对待，应该是我国现阶段惩治与预防犯罪的基本的刑事政策。

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量刑的指导

笔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人民法院量刑工作的指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而要具体分析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量刑的意义，就是要解决如何更准确的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和"严"应用于量刑规则之中的问题。

（一）量刑依据

"量刑，是指法院基于刑法的规定对犯罪人定罪后，而对犯罪人选择适用法定刑中某一具体刑罚的审判活动。" 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整个过程中，量刑是处于从定罪开始，到刑罚执行完毕的中间环节。量刑对应于定罪，是整个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两个环节之一。因而定罪与量刑有密切的联系。定罪是量刑的前提和基础，量刑是定罪的归宿。而量刑本身的意义更加需要强调，正确的量刑即是实现我国刑法任务的重要手段又是实现刑罚目的的重要保证。

我国现行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这是关于量刑规定的立法规定，简单的说就是"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

1、量刑必须以犯罪事实为根据

量刑的客观基础是犯罪事实。人民法院只有在查清犯罪人所犯罪行的事实以后，才能确定是否给其刑罚处罚以及给予何种刑罚处罚。以犯罪事实为根据是一个概括的提法，其具体内容应包括查清犯罪事实、确定犯罪性质、考察犯罪情节、判断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这四个环节。此外，在量刑时还要考虑犯罪人的某些个人情况和犯罪后的态度等。所以要想正确、恰当的量刑必须要以犯罪事实为根据。

2、量刑必须以刑事法律为准绳

查清犯罪事实只是量刑适当的前提之一。要做到量刑适当还必须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正确适用刑罚。罪行法定法定原则必然要求在量刑时要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准。量刑以刑事法律为准绳是正确量刑的重要保证。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在量刑时要在刑法对具体犯罪规定的刑种及其适用幅度以内确定刑罚；要求人民法院根据刑法规定的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则确定刑罚；要求人民法院根据刑法所确认的各种情节确定刑罚。

（二）在立法规定的前提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量刑的指导

1、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一致性

我国现行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这条规定就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在立法中的体现。"罪刑相适应，是源于因果报应观念，适应人们朴素的公平意识的一种法律思想。这种思想伴随罪与刑的出现而产生。" 犯罪是刑罚的前提，刑罚是犯罪的后果犯罪不仅决定了犯罪人应当受刑罚惩罚，而且决定了刑罚的轻重必须与犯罪的危害程度以及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轻重相适应。罪刑相适应原则首先是量刑原则，一般认为，罪刑相适应，就是罪重的量刑要重，罪轻的量刑要轻，各个法律条文之间对犯罪量刑要统一平衡，不能罪重的量刑比罪轻的轻，也不能罪轻的量刑比罪重的重。

前文已提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依法快捕快诉，做到该严则严，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和过失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慎重逮捕和，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做到当宽则宽。"，"宽不是要法外施恩，严也不是要无限加重，而是要严格依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刑事法律，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惩罚犯罪，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简而言之就是适度宽容轻处小恶以感化轻案犯、依法从严惩罚大恶以震慑重案犯。

立法上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本身就要求在处罚犯罪人时要依据事实，按照法律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有罪必罚、无罪不罚，最终实现量刑时的宽严相济、罪刑均衡。这显然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所要求的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是一致的。因此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有立法依据的，对人民法院的量刑工作当然也有着必然的指导意义。

2、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量刑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具有指导意义，因此作为刑事司法中重要一环的量刑也要注意与一国当前的刑事政策相一致。我国现阶段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显然是今后指导人民法院量刑工作的基本刑事政策。

篇9

关键词：公共财政；国民核算；财政收支；公共产品；社会劳动价值论

1999年初，财政部部长项怀诚明确宣布，我国将在近几年内初步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但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理论界却存在很大的分歧。笔者认为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把公共财政等同于国家财政。因为作为计划经济产物的国家财政强调凭借国家的公共权力，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并进行再分配，容易导致财政决策依赖于国家意志和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误会，这与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相矛盾。二是把公共财政与西方的公共需求财政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公共需求财政强调需求的一面，疏忽了需求与可能的关系，对公共需求没有制约，就使财政理论本身存在不够完备的缺陷。相比之下，本文认为建立在社会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财政理论①，更符合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科学内涵，下面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分析和阐明。

一、国民核算大改革对财政收支性质的重大影响

国民核算是以社会再生产为核算对象的宏观核算。但是，我国原先采用的MPS核算体系所界定的生产范围仅限于物质生产，它用于反映国民经济生产活动的总量指标。因为它只能反映物质产品的生产，不能反映非物质的生产，因而也就不能全面地反映国民经济生产活动的总体规模。这对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健康地发展尤为不利。鉴于此，1992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对国民核算实施了重大改革，采用了以SNA为基础的新国民核算体系，将生产范围从物质生产扩大到非物质生产，包括以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并对其计算了产值。由于生产范围的扩大，分配范围、消费范围和投资范围也相应地扩大，因而对财政理论，首先是对财政收支性质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生产范围的扩大，国家管理、国防治安、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以及众多的服务事业单位统统被列为生产部门，向社会各界提供公共服务。对生产部门提供的服务应该得到相应报酬，对于生产部门则应算作中间消耗C，但很多报酬不直接支付，只能通过财政部门转拨给公共部门作再生产之用。税收是剩余价值m的组成部分，致使剩余价值m之中存在非剩余价值mc。mc属于中间消耗，对mc的分配自然属于中间消耗C的补偿。可见，由于生产范围的扩大，财政分配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相当一部分与生产费用直接联系在一起了。

过去，我国传统财政理论坚持物质生产的观点，否定公共服务部门的生产性质，所有服务部门包括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国家管理等都没有初次分配，自然会得出税收是凭借政治权力无偿取得的财政收入，支出则是对政府等社会管理部门的活动的货币支付。现在情况不同了，承认了非物质生产也是生产，税收的相当部分是对过去公共服务部门提供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财政支出则是对未来公共服务部门的生产投入。财政收支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导源于改革开放、国民核算大改革和第三产业大发展。一句话，改革开放推动了财政理论的发展。

既如此，公共财政就不是家计财政。财政理论研究就不能就财政论财政，或者仅仅考察社会福利、公共需求、国家凭权力分配国民收入等等，而是把财政收支立足于发展生产，建立在提高生产效率和为生产创造更好的条件上。生产发展，财源扩大，从而使财政工作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使命——优化资源配置。

二、财政收支应为社会再生产创造更好的软硬环境和条件

财政收支与社会生产有着紧密的联系。财政收支要发挥对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为社会生产提供更好的软硬环境和条件，就要做到：

（一）充分利用税率杠杆，调节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税率提高，财政收入增加，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收入减少。经济繁荣时期，采用增税政策，防止投资膨胀。经济衰减时期，则采用减税政策，促进生产投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通过免税增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老企业技术改造，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对不发达地区，在税收上给予优惠或财政补贴，调节地区平衡发展。对于同一行业的生产单位采用累进税制，实现公平税负，促进企业的平等竞争。

（二）保持合理的财政收入规模，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判断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否合适的标准因不同财政理论而不同，西方财政学以居民对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选择的价格均衡为标准，国家财政论则以需要与可能的均衡为判断标准。我们认为财政收入归根结底来源于生产，自然应以是否促进社会生产顺利发展为标准。社会大生产，三次产业既分工又协作，要求三次产业比例协调，作为第三产业的公共产品部门也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参与社会分工和协作。当前，我国财政比重严重偏低，而我国在基础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发展落后，资金短缺。说明当前我国财政收入规模极不合理，应调高其比重。

（三）财政支出应以促进公共服务结构优化为原则。财政支出表面上是对资金进行分配，实际上是对物资和人力进行分配，向社会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内容多种多样，除了国家管理和国防治安等行政外，还有其它种种服务，如科技服务、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城乡交通管理服务等等。财政支出要处理好两个比例：一是居民服务与生产服务的比例；二是以上两大类服务内部的结构比例，以适应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不同时期的公共服务需求的增长和结构变化。为社会生产、居民生活提供更好的硬软环境。

三、需要进一步认识的几个财政理论问题

从国家财政到公共财政，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明显的不同，有许多问题仍存在争议，进一步分析这些问题并予以认真回答，有助于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有助于对公共财政的进一步理解。

（一）财政不仅仅是一种分配行为。长期以来，我国传统财政理论一直坚持物质生产的观点，不承认服务也是生产，自然得出财政只是对剩余价值的分配，属于再分配范畴的结论。计划经济时期，个人和企业都是作为政府的附属物存在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主要通过政府计划的途径来解决，财政部门只是围绕政府计划来筹集资金、分配资金，这时期的财政只能起到筹集资金、供给资金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生产范围扩大了，政府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都是生产单位，在市场经济中，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国家依靠提供公共服务取得收入。企业和个人交了税，就有权要求政府提供优质服务，这时财政就担负了更大的责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争取以最少的投入生产最多的公共产品。

（二）不能将公共产品与公用事业、转移性质的公共福利相混淆。进一步弄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对于财政支出的结构优化有重要意义。公用事业一般指邮电、通讯、电力、煤气和自来水业。他们很多都是由国家组织或经营，有的还实行国家补贴，与公字联系，故称公用事业，但不同于公共产品。因为享用公用事业，无论是电、煤气、水或邮政、电讯、服务等都是直接付费，与一般商品和劳动力购买大致相似，用不用自便。另外，公共产品不论是城乡交通、公费医疗、文化馆场等很多都具有福利性质，是为生产、为居民提供的各种公共福利。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但必须是公共产品部门的劳动成果。而现代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障，其中相当部分为各种福利付款和种种费用减免，这种属于社会义务的各种转移支付，如对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的各种补助，不论是现金支付或购物相赠，其经费都来源于企业和个人的缴纳，并构成居民的公共福利，但未经公共产品部门的加工，不算生产成果，所以不论其物质形态还是价值形态，都不能列入公共产品总值之中。

（三）财政学与政治学的关系不能绝对化。坚持财政分配是上层建筑的观点认为，财政是国家运用权力，无偿地、强制地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税收被用于维护国家的统治制度。可见，这种观点源自于对国家范畴的认识。现在，生产范围扩大了，国家、军队、警察都列为生产范围，归于经济基础，政府通过财政分配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与企业和个人的资源配置活动没有什么不同。提出这一点可能会引起更多、更大的非议。但是，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哪个时期，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不需要国家的管理和军队、警察提供大量的安全保障服务呢？当然，财政作为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体现政府的政治主张和意图，自然属于上层建筑，并对财政收支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四、社会劳动价值论应该成为公共财政研究的基础性理论

确认公共产品，是以确认第三产业为前提条件的。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部门生产的成果，它与一般产品的差别，只是在于它是公共产出和公共消费，私人不能占有，也不能排斥他人消费。这表明公共产品同样是生产部门生产出来的产品。但是，我国经济学界至今仍坚持物质生产观点，导致财政理论研究出现逻辑矛盾，原因就在于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存在误解。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人类劳动才创造价值，这是理论的核心。物质生产是劳动，第三产业以服务为主要内容，也是劳动，同样创造价值。那么，我国经济学界为何仍然坚持只有物质生产才创造价值呢？原因有二：一是源于马克思提出的“物质生产部门”。在这里要弄清楚，马克思是在19世纪第三产业规模很小，还不能以一个独立产业出现的情况下提出“物质生产”概念的。在当今，第三产业普遍得到迅速发展，在经济发达国家，其产值和劳动力的比重已达到60％70％以上。二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第三产业的产值过小而被忽视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作为重大国策之一，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上升到35％左右，现在再也不能对第三产业的生产视而不见了。

现在，我国新国民核算体系扩大了生产范围，就是承认了第三产业创造价值。一、二、三产业劳动合称为社会劳动，也就是社会劳动创造价值。社会劳动价值论是基于改革开放，基于生产范围扩大，基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所形成的理论创新，它推动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因此，社会劳动价值论自然应成为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基础性理论。

只有站在社会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才能确认财政分配的剩余价值m之中存在非剩余价值mc，进一步明确财政与生产的关系，理解公共财政的真正含义。

篇10

摘要：作为出入境权的组成部分，外国人具有出境权，但同时出境权必将受到一定限制。在我国，外国人的出境可分为正常出境和非正常出境。强制出境作为非正常出境的下位概念，其称谓及范围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强制出境应为限期出境、遣送出境和驱逐出境的上位概念。

关键词 ：外国人出境管理 外国人出境权 强制出境 遣返

在我国，外国人出境，顾名思义，就是外国人离开我国前往其他国家或地区。对外国人出境制度进行梳理和研究，有利于出入境管理机关的正确执法，并有利于保护外国人在华的合法权益。

一、外国人出境的基础理论

（一）外国人的出境权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规定“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明确了出入境权。《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随着出入境权法学的发展，出入境权被定义为，人人不受歧视和根据自己的意志离开任何国家和返回本国的权利。出入境权根据目的和主体不同，出入境权利可以被划分为公民出国权、公民回国权和外国人出境权。外国人出境权作为出入境权的一部分也是一种实证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1966年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五条，在其它权利中规定有权离去任何国家。在最权威的国际法专家论著中也不乏有充足论据支持离开任何国家的权利这一命题。弗兰西斯卡·维多利亚主张，“任何一个人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是本就应被允许的”。格老秀斯将该项权利特征化为“国际法最具体最无可指责的公理”。维特用同样直接的措辞对该项权利进行了界定。

无论是从国际公约的规定还是专家学者的论著中，都可以看出，外国人的出境权作为出入境权的组成部分之一，已被国际社会认可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从各国立法来看，世界各国普遍承认在本国居留的外国人享有出境权。

依据国际法，一个合法入境的外国人，只要他不违反该国的出境规定，履行了法定的离境手续，就不能禁止他出境，对于大多数遵守我国法律的外国人来说，出境是自由的，他们可以按照个人的意愿进行选择，不受出境时间、地点及方式的限制。

（二）外国人出境权的限制

边防检查机关和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必须像德沃金所说的那样“认真对待权利”，但“法律并不创造无限或绝对的权利，是否难以兑现”。外国人的出境权也是一种相对的权利。

《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除法律所规定并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须且与本公约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的限制外，应不受任何其他限制。”

外国人享有的出境权不是绝对权利，可以对外国人的出境权实施许可性限制，许可性限制是关于外国人在居留国的义务而不是权利的规定，体现为各国制定的不准出境制度。目前各国对外国人出境控制力度不同，有的国家对外国人出境的控制力度小，但大多数国家都对外国人不准出境制度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外国人出境权的限制只能是可接受的原由，例如：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履行公共义务等。

日本对外国人出境进行限制的主要情形有：一是可能被处以死刑、拘禁、三年或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事诉讼被告，是拘捕或者通缉的对象；二是已经被判处拘禁等刑事处罚和刑其未满的外国人；三是根据《日本引渡法》相关规定被签发监禁令的外国人。

二、外国人出境情形之分析

《出入境管理法》第八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外国人，是指不具有中国国籍的人”，外国人按法律地位的不同分为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和不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的有刑事、民事、行政豁免权。作为出入境管理的相对人，外国人是指不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具有其他国家国籍人或无国人。外国人出境可分为正常出境和非正常出境两种情形。

（一）正常出境

《出入境管理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外国人出境，应当向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交验本人的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等出境入境证件，履行规定的手续，经查验准许，方可出境”。

此条规定了外国人在我国正常出境的情形，在中国境内的合法的外国人，持有效的出入境证件接受边防检查机关的查验，经准许，即可出境。

（二）非正常出境

外国人非正常出境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不准出境，一种是强制出境。

1、不准出境

除因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等正当理由外，不能禁止外国人出境。由于其对外国人限制出境之侵害程度比对本国人严重，甚至已是限制其“返乡权”，故应予重视，应该适用严格审查标准，审查限制外国人出境之法令。

《出入境管理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外国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准出境：（一）被判处刑罚尚未执行完毕或者属于刑事案件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但是按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有关协议，移管被判刑人的除外；（二）有未了结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决定不准出境的；（三）拖欠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不准出境的；（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准出境的其他情形”。

2、强制出境

我国对入境后外国人的管理主要是对外国人的停留居留实施管理，包括住宿登记管理、居留管理、日常管理、旅行管理、涉外案件的处置等。通过对境内外国人的管理，对于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外国人，可以依法强制其出境。强制出境制度是我国对违反我国相关法律的外国人，强制其离开中国国境的行为。依据《出入境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强制外国人出境的方式主要有：限期出境、遣送出境和驱逐出境三种。

(1)限期出境

限期出境是指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和公众健康的需要，对于违反出入境管理法或移民法的外国人规定其在特定的时间内离开某国的行为。限期出境属于责令自行离境。

我国《出入境管理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外国人从事与停留居留事由不相符的活动，或者有其他违反中国法律、法规规定，不适宜在中国境内继续停留居留情形的，可以处限期出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外管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外国人被决定限期出境的，作出决定的机关应当在注销或者收缴其原出境入境证件后，为其补办停留手续并限定出境的期限。限定出境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日。”

(2)遣送出境

《出入境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外国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遣送出境：（一）被处限期出境，未在规定期限内离境的；（二）有不准入境情形的；（三）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四）违反本法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需要遣送出境的。”

(3)驱逐出境

在我国，驱逐出境分为行政性驱逐出境和刑事性驱逐出境制度。刑事性的驱逐出境主要在我国刑法中得到体现。中国《刑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对于犯罪的外国人，可以独立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我国刑事性驱逐出境制度建立比较早，也比较成熟。我国学界对刑事性驱逐出境的界定开始的也比较早，到现在也已经形成了统一见解。学者认为，我国刑事性驱逐出境是一种将犯罪的外国人强迫逐出国（边）境的一种刑罚方法。而且是只适用于犯罪的外国人，剥夺其在中国居留或停留的资格的特殊刑罚。

行政性驱逐出境，主要见诸于《出入境管理法》、《国家安全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出入境管理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外国人违反本法规定，情节严重，尚不构成犯罪的，公安部可以处驱逐出境。公安部的处罚决定为最终决定。”《国家安全法》第三十条规定：“境外人员违反本法的，可以限期离境或者驱逐出境。”《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

驱逐出境是强制出境中的第三道关口，也是最为严厉的一种。如果说限期出境比较温和的话，那么驱逐出境就属于是相对比较“强硬”，需要由负责执行的公安机关将其强制押解出境。

三、外国人出境管理制度存在的争议问题

在外国人出境管理制度中，限期出境、遣送出境和驱逐出境的上位概念的界定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其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观点一是认为上位概念应是“遣返”。遣返是指一国政府主管机关根据本国法律或双边协议，将非法入境、非法居留以及其他不宜在本国居留的外国人强行送出国境、令其返回的行政措施，是世界各国处理非法移民的主要行政手段。

观点二是认为上位概念应是“驱逐出境”。

观点三是认为上位概念应是“强制出境”。翁里在《国际移民法理论与与实践》一书中指出“根据国际移民法理论和我国对外国人管理的实践，目前把强制出境分成遣送出境、限期出境和驱逐出境三类”。

笔者更为赞成观点三，除因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相同，容易混淆外，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遣返形式多样

在我国出入境管理实践中，依遣返对象之不同，可分为接收遣返和遣送出境。接收遣返是接收被其他国家和地区遣送出境的中国国籍者；遣送出境则是指将外国人强制送出我国国境。一个国家对外国人的管理，包括三个阶段，分别为人境前的审查、入境时的检查及入境后的管理。依外国人是否已进入中国国境，又可分为口岸遣返和遣送出境，口岸遣返，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并不属于强制出境的情形。因从口岸被遣返的外国人，边防检查机关并不在其护照上加盖验讫章，缺少在一般情况下的入境要件。按照国际惯例和我国政府的法律规定，入境许可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签证机关发给的入境签证，二是口岸边防检查机关签发的入境查验证明。也就是说，我国签证机关发给的入境签证是一种允许入境的最初许可，而边防检查机关加盖的入境查验证明，则是最终许可。签证本身并不等于准许入境，入境许可的颁发，需要在入境时审查后决定。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获得入境签证并不表明最终能够获准进入中国国境。经中国边防检查机关查验，对其入境资格进行确认后，方能许可入境，特别是对一些免办签证的外国人来说，边防检查机关的查验证明，才是他们获得进入中国国境的许可证明。

无入境何谈出境。有些国家将口岸遣返称之为不过庭遣返或快速遣返，之所以这样称谓，是因为对于口岸遣返并不给予救济。依据《出入境管理法》第二十五第二款规定：“对不准入境的，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可以不说明理由”，我国对于在口岸被遣送出境也是不给予救济的。其根据是国家主权原则下的外国人没有入境的权利，无权利即无救济。但对于已进入我国境内的外国人的遣送出境是要给予救济的，其根据是外国人享有出境的权利。也有些国家或地区将口岸遣返称之为遣返，将在国境内外国人的强制出境称之为驱逐出境，并对在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强制出境，规定了强制出境的对象、客观事实、程序、阻却事由及救济等。

（二）下位概念存在不同

强制出境的下位概念由限期出境、遣送出境（即对在中国境内外国人的遣送出境）和驱逐出境构成，三者在行为性质、救济方式、实施机关等方面存在差异。

1、行为性质不同

限期出境和驱逐出境是行政处罚，而遣送出境的性质为行政强制措施。

2、救济方式不同

《出入境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外国人对依法规定对其实施的遣送出境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并该行政复议为最终决定。

限期出境是对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外国人采取的强令其离开中国国境的处罚形式。而行政处罚作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构成威胁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中都以法条第一款的方式规定的可以被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

《出入境管理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对驱逐出境进行了规定，并指出“公安部的处罚决定为最终决定”。

3、决定机关不同

限期出境和遣送出境的决定机关是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驱逐出境的决定机关是公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