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安全的含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安全的含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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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目前学界对于网络与国家政治安全影响的研究呈现出雨后春笋的研究状态。对于这方面研究，学者们首先分析了网络作为新兴的传播工具，与传统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网络的开放性、平等性、虚拟性、互动性等特点显得尤为突出。[2]也有从网络舆情的角度为基本出发点，研究网络政治的特点：网络政治主题突出，网络的普遍性、及时性和敏感性、真实性和直接性、互动性、表现力强等特点。[3]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对政治安全提出的新挑战，有学者提出网络时代政治安全问题的出现的全新特点，政治安全的影响因素在信息化时代的空间领域有了新的扩展，由传统的海陆空等传统领域扩张到网络疆域，由此可见政治安全受到的威胁必须得到重视。[4]

网络与全球化一样是一把“双刃剑”，既给我国政治安全带来全新的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关于网络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研究成果也是相当的丰富，主要是从利弊两方面进行阐述。关于网络对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学者主要是政治稳定的角度进行论证。第一，从公民角度出发，在互联网时代，公众借助这一新的传播媒介，政治参与热情高涨，政治参与渠道拓宽；互联网开辟了政治参与的新渠道，民众借助这种新渠道可以发泄政治不满情绪，从而缓解和减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降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概率；第二，从政府角度出发，互联网增强了民众对政府政治决策过程的监督，促进决策的科学性与透明性；互联网也实现了信息在政治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使政府层多倾听民意，了解民情，从而减少政治沟通失灵。[5]同样，网络政治参与促使网络民意得到更加有效的表达，提高民众的政治素养，为现代化进程中政府治理模式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路径，有利于合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构建，为政府决策集中民意与智慧，从而缓解社会冲突、化解社会矛盾。[6]针对这些观点，学者更多的是从动态的政治过程来研究网络对于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从民众与政府两个主题出发来探讨网络的功能，这与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互动性等特征是密切相关的。

其次，以阐释政治安全的内涵为基点，论述网络之于政治安全的挑战及消极影响是学者们的研究重点。政治安全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加之研究者研究背景的多样性、研究角度的层次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主要是从政治安全概念分析入手，讨论网络带来的挑战。第一，网络挑战国家主权安全。网络的发展拓宽了国家主权的边界，使国家主权形式上分散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网络信息技术上的薄弱使得他们面临信息泄露的威胁，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在网络信息时代呈现出新的不平等。[7]发展中国家在网络信息技术上的不成熟迫使他们严重依赖发达国家，信息主权面临严重威胁。[8]第二，网络威胁国家政治制度安全。一贯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以各种方式极力鼓吹西方的价值观与政治发展模式，希望以此来冲击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并用网络手段使发展中国家在网络层面成为新的“殖民地”，新的“依附体系”在网络时代大行其道。[9]第三，网络冲击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互联网的便捷性与即时性为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不同于现实的便捷途径，在技术层面西方发达国家的地位占据主导。[10]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垄断在网络时代被打破，网络传播信息的快速性使得政府垄断信息的局面收到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的传播收到挑战，多元化思想传播弱化了统一舆论的影响，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1]第四，网络威胁政治秩序安全。网络打破了国家节制政治参与的瓶颈，网络政治参与呈现新的态势，政府对网络事件的控制力度得到弱化，全球理念传播更加广泛，政府威信与权威受到挑战。综合以上四点，网络对政局稳定的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宏观层面看待这些消极影响，与积极影响相比，网络对政治安全的威胁更多的是制度层面的破坏，从而影响动态的政治参与等一系列政治行为。

维护网络时代我国的政治安全问题，首先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应当深入认识网络政治问题，重视网络对政治安全的影响，坚持思想、制度建设与政治层面相结合。思想层面，正确看待网络之于国家安全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将学习国外与立足国内相结合，网上工作与网下工作相结合原则；树立“网络边疆”[12]意识，构建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安全机制模式；从制度管理层面出发，制定相应的网络政治安全法律，充分发挥立法的作用，从法律制度方面对技术以及行为进行规制，及时有效地针对实际情况进行相关法律的制定、修改与废除工作；从网络技术管理层面出发，加快我国网络信息化建设，在网络信息技术层面就投入更多人力物力与财力，减少与发达国家技术上的差距，增强网络信息安全的防御能力，开展多方面的网络安全国际合作，加大力度培养高精尖网络人才。在网络政治层面，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在互联网平台上引入有序的政治参与渠道，健全和完善民主机制；大力宣传网络安全意识，增强民众网络民主意识与网络王权维护意识；推行与实际相结合的电子政务，使电子政务服务更加全面、高效、便捷。除此而外，更重要的是要为网络政治安全的维护树立坚实的经济支撑与后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网络安全提供内生动力；加快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提高政府决策的效率；扩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健全政治参与机制的健全和完善；发扬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二、网络舆情给政治安全带来的挑战

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有学者指出，舆情是一种社会政治态度，是指要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对政府所做的政策的反应及态度。[13]网络舆情就是民众在网络领域的所表现出的政治态度。事实上，无论是舆情，还是网络舆情，二者都属于大众媒介的一部分。所以说，网络舆情对政治安全影响的过程就是网络这一新媒介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过程。

有学者对网络舆情从不同学科角度例如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政治社会学等多方面进行研究，探讨其内涵的多样性与舆情过程的动态性。因此，针对网络舆情，研究者主要从它的定义与特征，产生的途径与方式，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因此，很多学者在研究网络舆情的过程中又不得不提及网络政治参与这一政治现象，在当今中国的网络政治参与中，网络群体的庞大、网络信息的复杂、网络舆论的可控性差，存在各种网络群体，这些网络群体以公共舆论为名，对政府所做的各种决策施加压力，在网络政治参与中以各种网络结社的形式影响公共决策。对参与政治者进行特征分析、研究网络政治参与与国家政治安全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参与过程中的政策思考主要成为这一方面的研究内容。当前我国网络群体的主要是围绕维护个人利益以及监督政府权力为主题，网络群体相对零散、自发性表现突出。在当代西方国家，群体的政治参与是公民集中表达意见一种常态化的政治行为，民众主要以这种方式影响政府决策。群体政治参与一般是以理性的方式参与政治扩大实践影响从而影响政府决策的出台。

国家安全的网络舆论的形态是通过网络舆情表现出来的，网络舆情是国家安全在网络舆情领域的体现。一般来说网络舆情安全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在国家层面上，另一层含义是在社会层面上。无论是在哪一种层面上，网络舆情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都不容忽视。例如，美国依仗期其互联网技术优势针对我国民主、人权等问题进行网络舆论夸大宣传，对我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压力。[14]学者对于网络舆情对国家安全的思考更多的是建立在网络对其影响的基础之上，因此，对策也是从思想意识层面、制度建设层面以及组织领导层面来进行建言献策，无论是在哪一个层面均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基本前提，只有这样才能为维护政治安全树立网络舆论层面的屏障。

三、网络外交的兴起与其对政治安全的冲击

所谓网络外交，是指在信息时代条件下，在以互联网为基本平台，依托信息技术，以维护自身发展利益为前提的国际行为主体所进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动。网络外交主体表现形式十分多样，传统形式是国家，网络时代也可以是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亦或是个人。网络外交作为外交在网络时代的特殊形式，其目的也具有外交的一般性，即为了维持国际发展主体自身的利益，这是网络外交的基本出发点。网络形式多样也导致网络外交的方式多样性，可以是不同的国际主体之间在网络层面展开的外交活动，这种活动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行为，在公共领域可以是公开亦可是秘密进行。[15]从其定义可以看出，网络外交是一种将现代化信息网络技术与外交系统结合的政治活动，本质上仍然是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相比更具有虚拟性、即时性、互动性、灵活性等特点，核心是信息与知识传输与价值认同的塑造。[16]

近年来，网络外交逐渐成为政治学甚至是传播学的研究热点。网路外交发展潜力巨大，对其研究呈现出多学科、多领域的发展特点。与许多新兴学科的研究相类似，尽管学者已经对网络外交给予了很多关注，但是相关的专门化、系统化的研究还未出现，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是近几年来呈现一个较快的发展态势，数量上增长比较迅速。主要研究集中以下几个方面：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网络外交状况，探讨了我国网络外交的现状与对策；网络外交兴起的原因与障碍，及其对我国网络外交的启示；奥巴马政府“E外交”的提出、发展、效果与趋势；网络外交兴起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的政治动因；还有学者从网络外交的形式与机制为基本出发点研究网络外交的各种类型。总体而言，国内外外学者对网络外交的发展关注度不断提高，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全面，但是系统性的研究专著仍未形成。由于网络外交这一现象还处于发展初期，研究者也只能从现象表层以及背景层面进行相关探索，从政治学学科角度进行论证还还未形成理论性成果。

从传统意义上讲，主权国家通过外交手段进行过与其他国家的交流活动。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化格局势不可挡，世界已然被连成了一个整体。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活动更多地以网络外交的形式存在。任何一个国家通过网络进行的外交活动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传遍全世界，随之会引起国内外民众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在此基础上网络舆论变会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这种现实压力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危及国家的政局稳定；同时，由于网络的便捷性、开放性与高度灵活性，政府面对舆论压力往往无法进行有效控制，一旦这种外交影响超出政府预期，加之政府再次决策的滞后性，这种连环效应便会带来新的外交挑战。毋庸置疑，网络与政治安全的关系不可分割，网络舆情与网络外交等形成密不可分的网状关系，新时期网络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将会愈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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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研究对“社会公共安全”的概念界定

按照对社会安全事件的分析，并结合我国对公共安全的四个方面的分类，围绕社会治安与犯罪预防等相关事务，应对社会公共安全作相对狭义的理解。本研究认为，社会公共安全是与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等相并列的公共安全的一种。社会公共安全是指在一定社会共同体内，基于对犯罪活动的有效预防控制及实现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使社会公众免于遭受生命、健康、人格尊严或财产方面的侵害，并能获得较高程度的安全感和可靠的安全保障。社会公共安全涉及在一定社会共同体内，是与公众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财产等与社会治安秩序相关的安全，其实质是对法定的以生命和公私财产为核心的安全利益的维护和保障。

二、西方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研究路径

国外对于社会公共安全的研究总体分布于多个学科领域，且多自成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视角的研究。

（一）基于宏观社会冲突与社会秩序的安全研究社会秩序理论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西方社会秩序理论中的基本线索之一是：构成社会秩序的各个结构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冲突为主还是一致为主？冲突范式是西方社会秩序理论的研究范式之一，主要注重社会结构内部的冲突性，强调社会异质性对于社会秩序的自我调节、整合或者社会秩序的变迁所起的作用。如刘易斯•科塞（LewisCoser）将社会冲突分为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亲密关系的冲突、内群体冲突与外群体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等，他指出，“许多通常被看作是对社会有破坏作用的过程，如暴力、抗争、越轨和冲突等在特定条件下，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在加强着社会体系的整合基础，同时也在加强着社会体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①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其著作《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认为，西方社会在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第三次浪潮中经历了大分裂，这期间西方世界的犯罪率在升高，作为社会合作最基本单位的家庭出现了破裂，而人们对他人、对公共机构、对政府的信任在下降，这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②社会冲突与社会秩序的研究不直接涉及安全问题，却为安全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宏观背景和思维基础，是对安全研究的思想基础。

（二）国际关系领域的安全研究国际关系领域对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安全观的研究上，安全观研究分为以下几种视角：一是以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安全观，主张以集体安全模式取代以往的均势模式来寻求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强调规范主义和律法主义。二是以汉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安全观，认为保持权力均衡是国际安全与稳定的基本因素。三是新自由主义安全观，特别是近年来以基欧汉（Keohane,R.O.）和奈（Nye,J.S.）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安全观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的安全理论，主张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是政治因素，还有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因素，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国际安全只有通过制度下的安全合作才能够得以实现。四是建构主义安全观，把认同作为安全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考察，如哥本哈根学派的“语言——行为”（speechact）安全分析认为，如果人们知道谁能够、在涉及什么问题和条件下“制造”安全，就可能调整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并抑制“安全困境”；同样，一个行为主体适应其他行为主体对一种“真正”威胁内容构成的认知，也塑造着国际体系内的安全互动。新自由主义安全观和建构主义安全观都强调了安全领域的互动与合作的重要性，是安全协同研究的思想源泉之一。

（三）基于犯罪预防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国外学者基于犯罪预防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其代表性的研究路径有零容忍警务政策、安全节点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与第三方警务等。第一种路径：纽约警察通过处理轻违法行为来应对和控制犯罪的零容忍警务政策。这一政策以破窗理论（BrokenWindowTheory）为基础。由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JamesQ.Wilson）和犯罪学家凯林（GeorgeL.Kelling）于1982年提出，它主要表达这样一个思想：即一栋建筑物的一扇窗户玻璃破烂后，没有及时维修，就会暗示，这栋建筑物没人关心，与这栋建筑物一起的街道也无人管理，从而纵容更多的人去砸烂这栋建筑物更多的窗户玻璃。破窗理论生动地揭示了社会失序与犯罪行为之间的一种潜在相联关系。这一理论引用到犯罪学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某一社会失序的蔓延必然会导致犯罪的滋生和猖獗。根据这一推理，人们又得出这样一个理论：维护社会秩序与解决犯罪问题同样重要，严肃处理小偷小摸等轻微犯罪行为能够预防更多的严重犯罪。从这一理论出发，针对纽约市严重的社会失序与犯罪活动猖獗的现象，美国纽约警察局提出了零容忍警务政策。它的基本含义是：通过对各种轻微犯罪（特别是公共秩序犯罪）和违法犯罪活动决不容忍，坚决打击，即通过在警务工作中加强对日常侵犯行为的控制和管理，有效防范更为严重的犯罪类型的产生。在策略层面上，对轻微犯罪和社会失序行为方面，要有更加灵活的执法手段。英国学者诺曼•丹尼斯（NormanDennis）认为，实践零容忍政策的指导性原则是“防患于未然”，确保这种控制不要有任何程度的侵犯性；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减少轻微犯罪，将有助于预防更严重的犯罪。①第二种路径：英国学者约翰斯通（Johnston，L.）和希林（Shearing，C.）提出了安全节点治理理论。他们认为“社会”的一般性概念，从理性治理（即作为政府干预的对象和机制）的角度看，将逐渐被更为中心消解的概念“社区”所取代。作为这种发展模型的一部分，他们认为政府提供安全的权力减少了，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现在只是诸多提供安全角色中的一个。节点治理的核心思想认为，国家在安全治理上所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公共警察机构的功能正逐渐变成收集和分析从其他机构得来的信息并把这种信息到警务网络系统的其他节点上。②这一路径重新审视了国家与社会在安全供给领域的角色和关系，提出了新的安全治理模式。第三种路径：多中心治理与第三方警务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基于都市警察服务的多中心治理研究。奥斯特罗姆（Ostrom）等将警察服务当作公共经济的产业，从多中心治理的框架对警察绩效进行评估，认为制度安排会对警察服务绩效产生影响，与较大规模的生产者相比，小规模、直接服务的警察服务生产者效率往往更高。③洛林•梅热罗尔（LorraineMazerolle）、珍妮特•兰斯莉（JanetRansley）提出通过改变第三方日常行为的活动方式实现犯罪控制的第三方警务，并认为，“在第三方警务中，许多合作伙伴是人为锻造出来的且主要是用于犯罪控制的目的，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在本质特征上是松散的、偶然性的，紧紧围绕遵守规则和解决当前面临的犯罪问题这个中心展开活动。”④上述主张为社会公共安全协同供给提供了基础性理论设想。以上三种路径都主张，伴随风险社会的出现，基于犯罪控制与预防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的责任不仅归国家一方，而要由社会多方共同承担，而在社会公共安全供给中的发起者、多方协作的方式、进程、焦点等方面有所差异。

三、中国学者对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不同视角

国外对于社会公共安全的研究路径对我国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由于政治制度、行政体制和警察职能的差异，我国的安全研究还要结合自身的体制和环境特点加以分析，相关理论的运用要注意本土化的适应性问题。我国学者对公共安全及社会公共安全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五种视角：

（一）对维护社会稳定的研究维护社会稳定是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的重要方面，我国学者对维护社会稳定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政治学视角对社会稳定的类型及地方政府维稳困境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中国压力维稳的模式存在成本扩大化、价值预设与行为结果的背离等困境，需要改革当前的维稳方式，“国家的政策取向应当从压力维稳型向改革维稳型解决模式转变，维稳成本向改革成本转移，变被动改革为主动改革。”⑤二是从管理学视角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的研究。学者们认为，当前中国需要加强对于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建设。虽然全国范围内已经建立起相关制度，但主要是围绕项目或决策的合法性、可行性、合理性、安全性等内容实施评估，这种做法不够科学严谨。应以风险为核心设置评估指标，将风险与政府风险控制能力分别评估，在此基础上确定实际风险值。①当前从量化视角考虑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是相关研究的发展趋势。

（二）风险社会下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应对研究风险社会下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应对研究近年来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近年来，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总体呈现高涨趋势，且对公共安全的关注维持在较高水平。对于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主要从内涵、特点、原因、对策等几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对策措施的研究中包括许多对农村、城市或某一类型的具体对策研究，宏观对策分析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有学者认为首先要以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为主要手段，加强地方政府的责任性和回应性；其次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换，调整政府与市场、社会及政府与企业、公民的关系；再次要建立利益表达和协商机制。②此外，还有学者从当代的后果出发，对后果性质评估的“肯定论”与“否定论”分别进行综述，认为我国目前后果研究相对稀薄，国内研究迫切需要注重界定抗议行动的后果、拓展抗议行动结果的研究方法、探寻抗议后果的因果机制等问题。③近几年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对网络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学者们分别从公共管理、公安工作、传媒、信息技术、传播学等不同视角进行研究。二是研究的视角呈现多学科趋势，学者们从风险社会下政策冲突、社会资本、群体行为模式、协商民主等众多领域研究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问题。三是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性质评价研究出现了争论，出现了“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立场，特别是将与社会抗争、民主转型、政府政策、社会变迁等问题联系起来，这无疑扩展了对分析的视野。四是出现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量化模型研究。以往或社会公共安全事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近两年有学者尝试进行了实证研究或模型研究。如有学者提出在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进行概念界定和突变分析的基础上，构建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尖点突变模型，指出社会公共安全事件发生过程是连续性和突发性的统一，突跳值大小决定了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危害程度，政府应针对控制变量进行政策研究。④

（三）城市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研究近年来，对于公共危机管理综合性研究呈上升趋势，学者们纷纷对危机及与危机管理相关的概念进行界定，对公共危机类型划分、公共危机的诱因、研究领域和范围以及公共危机管理体系（机制）的构建等进行了分析，并形成了“制度论”、“公共关系论”、“经验论”和“全面整合论”等不同分析视角。但从公共安全的角度出发的危机管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范畴，主要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视角，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安全管理现状加以评价，并提出城市公共安全资源的整合及公共安全管理机制的完善路径，并尝试构建城市公共安全相关模型。如有学者运用可靠度理论，探讨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标的量化及其模型建立；以Logistic修正模型为例，提出了系统评价预测研究的方法论，共同构建城市公共安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框。⑤

（四）社区安全问题研究社区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社区安全的治理机制、评估体系和安全建设等领域。中国80年代开始社区警务改革，并于2004年在全国大中城市全面实施社区警务。我国学者借鉴西方社区警务的理论与实践，就社区警务的合作、预防、服务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就社区治理与社区警务、社区警务的模式与工作机制、社区警务与犯罪控制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有学者认为，我国社区安全建设中存在政府唱独角戏的弊端，需要调整府民关系，具体来说，要促使政府从社区安全建设主导者逐步变成引导者，最后成为监督者和评估者；同时整合各类社区安全建设方案，从而减少基层管理者承担的“运动式”的工作任务。①有学者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索城市社区安全评估模型的建立。通过采用在指标权重赋值基础上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遵循科学性、标准化、实践性、发展性、可行性原则构建城市社区安全评估模型，对制约社区安全状态负面指标决定的静态安全状况与促进社区安全正面指标决定的动态安全状况进行综合评估。评估模型指标（因子）权重采用专家调查法确定，指标（因子）水平采用标准化方法确定，并可在定量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等级评估。②有学者以治理机制为分析视角，对台北市内湖社区安全促（协）进组织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描述，着重对其在社区安全治理机制建设上的表现及作为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以内湖社区为代表的台湾社区安全治理机制重视横向维度的建设，这值得大陆地区在开展安全社区建设活动中参考借鉴。③

（五）公共安全管理综合模式研究这类研究从总体上较少。有学者提出了进一步改进中国各级政府综合公共安全管理的对策应重点关注完善安全信息共享体系；公共安全管理的纵向、横向与综合协调机制；建立发展规划的风险评价制度；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建立社区综合公共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区域综合风险防范关键技术示范基地等思路。④在社会治安供给领域近期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聚集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着重研究其组织网络，认为在充分吸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兴社会和市场组织资源的基础上，建构起比较有效的组织化调控体系，是中国社会实现平衡转型的关键所在。此外，有学者借鉴西方的相关评价体系，从“脆弱性——能力”的视角构建公共安全评价框架，提出区域公共安全综合评价核心指标体系应包括：脆弱性指标（包含暴露性和敏感性指标、易损性指标）和应对能力指标（包含基础设施、管制能力、社会防御和经济能力四个方面的二级指标）。⑤这些研究对于我国公共安全服务供给模式、社会治安的供给现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政策发展等进行了较好的梳理，关注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的协同机制，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

四、当前公共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主要进展与不足

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涉及面广，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以下进展：一是公共安全及社会公共安全领域在近年来受到多学科的普遍关注。近年来，以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公安学为代表等，许多学科为与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如风险社会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危机管理理论、社会冲突理论、治理理论等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这些为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向纵深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二是基于犯罪控制与预防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出现多元化视角。基于犯罪控制与预防，社会公共安全理论研究出现了零容忍警务、安全节点治理模式、情报主导警务、多中心治理与第三方警务、问题导向警务、社区警务等多元化研究视角或实践战略，为社会公共安全领域研究向纵深扩展奠定了基础。三是出现了对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量化研究。在社会公共安全评价体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开始运用数学分析模型，尝试设计社会公共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或进行定量评估基础上的城市社会公共安全系统研究。这些量化研究成果为寻找中国社会公共安全供给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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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突发性事件；；突发性

一、对突发性事件的认识

有些学者认为突发性事件与群体性突发事件是一回是，但是笔者认为这两者是包含于被包含的关系，所以本文认为要真正理解群体性突发事件就必须先理解什么是突发性事件，当然，这个看法在我国也未形成一个大家公认的定论。

（一）突发事件的定义

“突发事件”事件的定义，我们可以作如下的界定：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突然发生，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和损失，需要政府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加以紧急处理的事件。

（二）突发事件的特点

我们在上文分析了突发事件的基本含义，从笔者得从的定义当中我们可以初步的总结出突发事件的基本特征：

1.突发性。突发事件的最大特点首先是其突发性，即突然发生、出乎人们意料，让人措手不及。这种突发事件的因素以什么方式出现、在什么时候出现都是偶然的，通常不是人们所能看得准的，这也就决定了突发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实际规模、具体态势和影响深度是难以完全预测的。

2.复杂性。突发事件的复杂性表现在它发生和处理的全过程：从发生的原因上看我们很难简单的说它是自然因素或者是人为因素造成；在控制过程中需要动员各种应急系统做好各方面的措施，有些突发事件的不正当处理还可能使危害升级或者卷土重来；而且在突发事件得到有效应对后也还需要一系列的善后工作和保健措施来稳定。

3.威胁性。突发事件的威胁性，是指事件的发生威胁到公众的生命财产、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具有公共危害性。在社会生活中，一般性的、针对个体的突发性事件，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疾病突然发作，打架斗殴等情况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如果没有对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构成威胁，就不属于这里所说的突发事件的范畴。

4.可控性。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类对突发事件的控制和利用能力及程度不断提高。科学及时的预警机制可以防范一些突发事件尤其是自然灾害、的发生；快速的紧急处理机制可以有效的控制危机的蔓延：完善的善后协调机制也可以稳定灾情，防止危机卷土重来。总之，完善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可以预防、控制和减少危机。

二、群体性突发事件

（一）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基本概念的相关阐述

关于群体性突发事件，我国学界主要定义为，有以下几种：

1.相关法律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阐述。2000年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中，以“群体性治安事件”来界定突发性。根据《规定》，“群体性治安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其实质是从公安部门自身工作的角度来研究问题，其结果是在理论与实践上忽略了的其他方面的分析，导致处置过程中的被动甚至处置不当。

2.有学者从法律角度和社会学角度两方面结合来研究“”，指出：所谓“”，从法律角度来看，是指聚众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是指由社会原因引起的，有众多人参加的，并且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必须及时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处置的重大社会性事件。这一定义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该定义前后两部分所指称的在性质和范围方面存在差别，也就是说，这一定义没有一个明确的主体范围。

3.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将定义为“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由部分公众参与并形成有一定组织和目的的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聚众闹事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正常运转造成重大影响的群体行为。笔者认为该定义比较符合我国的事情情况。

（二）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征

1.群体性突发事件并非“突发”性

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都不不是也不可能无端的发生，虽然每个突发事件都有一个导火索，但是这一系列的反应都是在长期的积怨和利益愿望得不到满足之后发生的。作为社会风险到公共危机动态演进过程中的突发事件，群体性突发事件是社会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爆发，其本质都是贫富、阶层、城乡、地区等结构性差异所造成的社会风险的现实表现。因此是社会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而引起群体性突发事件。

2.利益群体呈多样性

近年来，群体性突发事件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我国目前主要群体是企业下岗人员、部分离退休人员、被征用土地的农民等。尤其是在国企改革中因企业工资、奖金、失业保险金、退休金的发放拖欠或数量短缺引起的占绝大多数。参与此类的人数也最多，包括企业的下岗职工、离退休职工、在岗的生活困难职工等。

3.改革措施不到位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依然存在一些失误，主要表现为：对个体经营户和外资企业的管理工作没有及时跟上；改革后未能层层建立监督和制约网络；在市场竞争机制的基础上如何建立系统控制方面缺乏经验；改革后企业、事业单位缺乏严格的管理和监督等等。

4.群体性突发事件多源于经济利益冲突

利益矛盾既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导致一切社会冲突的总根源。据调查沈阳市绝大多数的都与经济利益有关，除蚁力神养殖户、下岗工人、拆迁户等的上访事件外，其他即使一些以政治、文化等为直接原因的，其背后真正的动机也是源于经济利益的考虑。

5.群体性突发事件主体缺乏法律知识，缺乏信任

法治知识的缺乏性，是上访群体形成“事件”的又一原因。法治知识的缺乏，使上访群体直接地形成为的不乏其例。上访群体或者对问题解决的法律知识一无所知，而盲目地选择上访；或者对问题解决的法治知识一知半解，而便利地选择了上访；或者对问题解决的法律知识知之不多，在斟酌再三、权衡诉讼成本后选择了上访；或者对问题解决的法律知识知之虽多，而累于诉讼程序选择了上访；或者对问题解决的法律知识精通旨要，而在核计了诉讼成本与诉讼效果后选择了上访等等。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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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危机；危机管理；研究概述；研究内容；研究趋势

网络危机是指由网络产生、传播或扩散升级的具有严重威胁及不确定性的情况。它是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一个全新的危机领域,也是网络媒体发展的必然结果。相对于传统的危机事件而言,网络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更大,爆发的速度更快,传播的范围更广泛,引起的争议更大。无论对于企业还是社会,网络危机都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和不可控制性。因此，关于网络危机管理的研究对提高我国危机处置能力及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近年来,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网络危机管理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主要就网络危机管理做一综述性研究。

一、网络危机管理研究概述

20世纪60~80年代，西方危机管理的研究出现了一次，研究领域从政治领域向经济、社会领域扩展，从自然灾害领域向公共危机管理领域扩展，危机管理成为一门学科，形成了企业危机管理和公共危机管理两个既独立发展又相互融合的学科分支，大量危机管理著作出版，危机管理成为大学的学科和专业，也成为一种社会职业。

自20世纪90年代全球性的互联网技术发展、网民数量大大增加以来，对网络社会的研究开始吸引许多研究者。加州伯克利大学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所著的《网络社会的崛起》是这一论题研究的开创性代表作。其研究于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比尔盖茨的《未来时速》一样，表达了相同或相似的主旨——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力量，正在或将要形塑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的组织方式［1］。

19世纪末，我国开始了现代政治学的研究，其中包含对政治危机的研究。国内最早的危机管理实践主要出现在企业微观层面。

进入21世纪，我国开始组建官方的危机管理研究队伍，一些高校也纷纷建立了危机理论研究机构，危机管理方面的著作陆续出版。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在网络环境下产生的企业危机更是频繁发生,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对网络危机的研究已经刻不容缓，国内较多研究者多侧重于关于消除网络社会危害的研究。由于在一段时间内，互联网上大量出现了失范活动和影响公共安全的行为，为加强对网络传播的管控、提高监管机关的管理能力，国内不少机构和人员展开了相关研究，有些还转化为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比如在《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中，就首次把虚拟空间纳入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畴。根据报道，上海警方将探索虚拟社会综合管控工作，通过建立与网民真实身份相对应的虚拟人口管理库，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及11家全市重点网站进行合作，积极构建融行政管理、行业自治、网民自律于一体的虚拟社会管理新格局［2］。

二、网络危机管理的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对危机管理的涵义及特点进行简单阐述，进而比较研究网络危机管理的特点及我国网络危机管理现存在的问题，在文章的最后针对其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几点建议。

1.危机管理的含义

美国著名咨询顾问史蒂文.芬克认为，危机管理是指组织队所有危机发生因素的预测、分析、化解、防范等等而采取的行动。危机管理分为危机防范、危机处理和危机总结三个管理阶段；海恩思沃斯认为，危机管理是一种行动型的管理职能，它谋求确认那些可能影响组织得潜在的或萌芽中的各种问题，然后动员并协调该组织的一切资源，从战略上来影响那些问题的发展。

苏伟伦认为，危机管理是指组织或个人通过危机检测、危机预控、危机决策和危机处理，达到避免、减少危机产生的危害，甚至将危机转化为机会的目的；路洪卫认为，危机管理是立足于应对组织或社会突发的危机事件，通过有计划的专业处理系统将危机的损失降到最低。成功的危机管理能利用危机，使组织或政府在危机过后树立更优秀的形象，公众将会对政府或组织有更深的了解，更大的认同。因此，在危机面前，发现、培育进而收获潜在的成功机会，这就是危机管理的精髓［3］。

总结学者们的观点可以看出，学者认为危机管理是对全程的管理，而危机的事前管理是危机管理中的重要环节。对危机管理的划分，都是依据危机发展的历程以及对应的危机管理工作的重点内容及工作的流程来进行的。

2.网络危机的特点及问题

互联网作为注意力经济时代的第一传媒,在当今社会的影响力迅速膨胀。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08年底,我国网民数量为2.9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2.6%,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计算机在极大提高组织工作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具威胁的信息安全问题。一方面，组织利用计算机进行文件制作、数据交换等大量重要数据都储存在计算机里；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的发展，计算机又变得非常脆弱，他人通过网络利用一个小小的病毒程序，就能侵入组织内部的计算机系统，损害或更改计算机里面的数据，窃取计算机内部的秘密，而电脑破坏技术的发展又使得这类入侵变得防不胜防。因此，无论是对企业还是社会来说,既要看到互联网在中国迅速崛起的现状及其深远的影响力,也要加强对网络危机的发生可能造成负面影响的认识,及时采取正确的措施去应对潜在网络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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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破窗理论,流动人口犯罪,防控体系,网格化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原有的城乡二元经济格局被打破,原本依附农村土地的大批劳动力开始主动或被动地向城市转移,成为新型城市人口。这种由农村向城市的定向区域性流动,无论户籍是否迀移,它已成为经济利益驱动下农村居民的自然选择,是不争的事实。流动人口{1}作为我国当前的特殊社会群体,对于城市基础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地域归属感的不同和流动预期的失衡,使得人口流动带来的消极效应也非常明显。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流动人口犯罪现象的激增。据厦门市统计,不考虑犯罪黑数的情形,2009年全市流动人口涉嫌犯罪被抓获的有6297人,占5。77‰;常住人口涉嫌犯罪被抓获的2166人,占1.22‰,流动人口犯罪率约为常住人口的5倍。{2}北京市昌平区法院审理的故意伤害案中,69.23%的犯罪主体系流动人口,{3}其他大城市也有相似的情形。面对严峻、复杂的流动人口犯罪形势,如何有效地防控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是犯罪研究工作者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笔者以美国犯罪学中“破窗理论”为基础,分析我国当前诱发流动人口高犯罪率的“破窗”所在,从改善流动人口生活环境和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层面上,为防控流动人口犯罪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一、破窗理论的提出与应用

    “破窗理论”(“Broken Windows” Theory){4}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美国犯罪学家威尔逊(James Q. Wilson)和凯琳(George L. Kelling)提出的一个犯罪现象延伸发展的理论。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如果一个公共建筑物的一扇窗户损坏了并且没有及时得到修理,很快该建筑物的其他窗户也会被损坏。因为坏的窗户表明没有人关心它,那么损坏其他更多的窗户也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后果。{5}“破窗理论”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美国犯罪发生数量和比率剧增,尤其是针对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和财产类犯罪持续增长为背景,从心理效应与犯罪发生的关系上,分析犯罪发生的原因。该理论认为,一定区域内破乱的社会环境如垃圾遍地、涂鸦满街、寻衅闹事等如同建筑物的破窗一般,如果不能及时“修理”,则会造成这种混乱与无序状态的不断滋生与蔓延,就如同传染病菌一样肆无忌惮地传播开来,最终导致该区域内人们对不良行为的漠视与非理性容忍甚至是恐惧,并逐渐削弱政府与社会的管控能力,形成犯罪泛滥化局面。在威尔逊和凯琳看来,“破窗理论”的核心在于无序的社会环境与犯罪滋生之间存在关联性。当然,这种关联性的理解并不是说所有的犯罪都与无序的社会环境有关,而是在排除特定情形下的一种比例性论证,意指无序环境下诱发犯罪的可能性更大。依据日常生活经验的理性判断,抢劫、案件易于在人员稀少的偏僻区域发生,人口稠密、居住拥挤的地方发生盗窃案件的比例更高等。对于“破窗理论”核心观点的理解可以从逻辑顺序上分解为四个层次:无序的社会环境——一般人对犯罪的恐惧——社会管控的失灵——犯罪的发生。诚然,某一类既存的无序现象并不必然导致犯罪现象的发生,但是,一旦该类无序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并恶化到一定程度时,犯罪就会“应运而生”。

    “破窗理论”的提出,受到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警务司法部门更是将该理论中的应对之策大量运用到警务实践当中。以纽约市为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纽约市政府和警察署先后创造性地实施了“秩序维护警务”、“计算机犯罪统计信息系统”和“新生活项目”等多项整治恶劣治安环境的措施,多年下来效果十分显着。{6}根据美国司法部的统计,从1993至1999年,纽约市的谋杀罪发生率下降了40%,抢劫罪发生率下降了30%,入室盗窃罪发生率下降了25%。{7}“破窗理论”不仅在美国本土获得广泛运用,同时也引发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和借鉴。例如,在英国的哈特尔浦市,当地警察局在1994年运用“破窗理论”实施犯罪治理,至1995年实施一年来成效明显,整体犯罪率下降45%、一般盗窃案降低71.5%、汽车盗窃案下降68%、一般刑事犯罪降低63.5%。{8}

    “破窗理论”向我们揭示了解决“破窗效应”下的犯罪滋生问题,关键在于对无序环境的清理和整顿。如果政府和区域内群众自治组织(团体)能够积极采取干预措施对早期破乱的社会环境和无序状态加以管控,将不良行为诱发犯罪的环境因素及早消除,就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控制同类不良行为的再现和部分犯罪现象的发生。在现代社会管理体制下,对于无序环境的清理,那些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的警察无疑担当着主要职责。然而,假若仅仅依靠警察的常规性管理而没有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无序环境的清理也难以奏效。因此,运用“破窗理论”应对无序环境诱发犯罪的问题,至少需要涵盖两个方面,一是警察通过实施规则性干预来预防和减少无序现象,二是警察与社区建立合作关系,强化社区的自我控制力。{9}

    二、我国流动人口管理的“破窗”表现

    依据“破窗理论”的观点,一种无序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犯罪发生的诱因,但是,对于该种无序环境的界定,威尔逊和凯琳建立的传统“破窗理论”基本着眼于微观层面上的无序现象,如随地涂鸦、垃圾遍地、寻衅打闹、肆意围殴等等。但就我国当前流动人口犯罪的现实而言,其“破窗”之处并不完全都是微观因素。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

    (一)相对剥夺条件下的权利漠视

    长期以来,以户籍制度为标志的城乡两极化模式将大量流动人口与其工作和生活所在的城市隔离,同时也为流动人口贴上了另类(甚至是异类)标签,使得流动人口无法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和福利,就连就业范围也遭遇了诸多限制,多数流动人口只能选择各类基础性工种,从事城市人不愿意做的“脏、累、粗、差”工作,从而形成了同一区域内明显的机会不均等、社会不公平的局面。虽然暂住证制度的实施使流动人口的流动合法化,但流入城市以后,无法实现由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由外地人向当地市民的彻底过渡,并受户籍制度残余的影响,使得流动人口在政治参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等诸多方面都与城市居民存在很大的差距,也正是这种现实差距造成了对流动人口群体相对剥夺{10}的普遍化,使其应有的平等权利遭遇漠视,根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例如,在政治权利上,流动人口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宪法规定的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一一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中,本地户口是决定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行使的根本前提,只有拥有本地户籍才能享有这一基本政治权利。基于当前户籍管理制度的现状,流动人口不可能成为流入地选区的选民,同时也由于长期工作生活在流入地,也难以回到户籍地参与当地政治生活。因此,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流动人口往往被排斥在政治生活圈之外。

    在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同时,城市现代文明的发展成果也逐渐被农村居民所认同和接受,平等意识、权利意识、自我价值意识等都在不断增强,但是面对现实生活中相对剥夺的种种情形,流动人口不得不忍受平等权利的无端漠视甚至剥夺,日积月累下形成了反社会性格和心理障碍,从而为逐步演变到犯罪行为埋下了祸根。特别是在平等权利遭遇漠视以及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的情形下,心理调适不成功的人在“穷途末路”时往往会采取以恶治恶、以暴治暴的极端方式来满足自身权利(利益)的“公平”实现,犯罪行为也就在这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因素作用下滋生开来。

    (二)现实生存环境的脏乱差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的流动,使得城市人口接纳能力渐趋饱和,一些城市甚至出现膨胀的情形,而城市资源的供给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原有资源的供需平衡被打破,城市发展不得不从主城区不断向周边农村地区延伸,形成大面积的城乡结合缓冲带,用以容纳日益增加的流入人口。同时,由于经济收入的局限,流动人口在主观上也倾向于选择城乡结合地带定居生活,因此,以环线交通轨道为界分的城乡二元居住模式的形成,表明城市流动人口在生存环境上与城市居民基本隔离,并在长时期的固定条件下也形成了自有的特点:首先,流动人口聚居的城乡结合地带,一般位于距离城市商业中心10-20公里的半径范围内,基本上与城市外围的农村地区接壤。由于远离城市,上述结合地带没有形成良好的基础设施,房屋建筑、消防设施、垃圾运管、街道清理等均存在较大的问题。流动人口大多数是以租赁当地居民房屋居住为主,没有正式的管理组织,因此,卫生条件赃、治安环境乱、设施条件差是其真实写照。其次,由于这些地带既偏离城市又没有完全进入农村地区,在实践中大多呈现出“三不管”的态势,一些基本的社会管理如户籍管理、计划生育管理、食品卫生环境管理等大多缺失或是放任不管,从而造成原本脏乱差的生存环境再加上管理上的盲区,导致该结合地带脏乱差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化。再次,在这些结合地带居住的流动人口大多是亲朋乡亲,或是来自同一个县(市)的人群集聚在一起,基于自我防卫的考虑,彼此相互关连、互相照应,因此,流动人口在城乡结合地带的聚居具有明显的亲缘和同乡色彩。

    如上分析,城乡结合地带聚居区大多数是出租屋密集、设施简陋、垃圾遍地,生存环境的脏乱差较为突出,该种物理上的无序大都带有破坏性、反社会性的气息,对人的反常行为和违法犯罪具有强烈的暗示性,这也使得该区域成为了各类违法犯罪分子理想的犯罪行为实施地和藏身之所。{11}同时,在亲缘群体和同乡群体聚居条件下,部分涉嫌违法犯罪的群体也具有亲缘性和同地域性的特征,例如共同实施开设赌场、盗窃、抢劫等犯罪行为甚至形成固定组织形式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从事其他犯罪活动,也正是由于亲缘与同地域关系形成的相互关联与照应多导致窝藏、包庇、串通等,必然会阻碍社会管理和犯罪侦查的有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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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安全生产运行控制有明显区别。例如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建筑公司，用于控制安全生产事故的资金投入占工程总造价的10%，在此基础上提出“零”死亡指标。有报道：英国石油公司在珠海投资建项中，曾因工人违章焊接作业立即要求工程全面停工整顿，停工时间长达13天，该公司损失很大。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国外同行在面对安全与生产发生矛盾时的态度，他们把安全预防工作看得如此重要，真正体现出安全生产“预防为主，以人为本”的管理宗旨和“关爱生命”的理念。他们认为安全比经济效益更重要，预防控制伤亡事故基点在施工现场。相比之下，我国建筑企业用于安全生产投入的资金比例只占工程总造价的5%，一些企业甚至还低于这个比例。由于建筑行业管理环节转包多、垫资施工阴阳合同多、执法不严违法施工多，从而导致安全技术含量低，硬件投入少，形式主义多，治标不治本等问题。

就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安全生产所需资金，保障劳动者生命和财产，我国宪法、安全生产法、劳动法和建筑法中都有规定。《安全生产法》第一、第十七、第十八条中规定：“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止和减少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生产经营单位要“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和“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并对由于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在第二十四条中还明确“安全设施投资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概算。”《建筑法》第八条也把“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作为施工许可之一加以法律约束。这些法律条款是通过安全生产资金的投入来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生产以安全为前提，安全以人为本，安全是人生存本能的第一需要。在人类文明社会中，重视生命的个体存在，也是对整体人类的尊重。“安全第一，以人为本”应该理解为满足每一个人的本能需要。既是对个体，又是对群体而言。这是对生命的认识问题。

目前，一些施工企业未能从根本上为劳动者提供“高危行业”所必需的劳动保护设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直接侵犯了职工（民工、临时工）的合法权益。事实告诉我们，在安全上投入越少，事故发生率越高，安全投入与事故率成反比。同志曾说：“任何企业都要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但是必须服从安全第一的原则”。“人命关天的事，一定要慎之又慎，确保万无一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允许只要有钱赚，就可以危及人民的生命”。对伤亡事故不能仅看成是单纯的资金问题。长期以来，少数国家敌对势力别有用心地借“伤亡事故比例”和“伤亡事故绝对数”来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因此，安全生产和生产事故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无数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因伤亡事故所付出的人、财、物损失代价，远远高于安全生产资金的投入量，伤亡事故的损失代价纯粹是资源消耗，不可挽回。而安全生产投入可转化为经济效益，是受益的行为。安全生产资金、劳动保护条件等管理机制没有100%到位，生产事故就不可避免，伤亡事故“指标”就如同虚设。朱容（金字旁加容字）基同志曾用99%+1%=0这一公式来解释安全工作时说：常言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把蚁穴当成1%，正是这1%，使千里之堤溃败，这不等于零又等于什么呢？伤亡事故“指标”率有悖于生产安全要“万无一失”的安全意识。

“事前主动”与“事后被动”

建筑业至今没有一部关于企业安全生产投入资金比例和安全施工能力评估的强制性法规、细则。就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现状和发展形势需要看，应尽快建立法制化、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统一化的管理体制。注重安全生产绩效和过程标准的监督测定，才是安全生产过程中积极主动的预防，是“事前”的行为，我们习惯于把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用在生产事故发生之后，而不是用在施工生产过程中对违法、违规行为存在事故隐患时采取“一票否决制”，开出处罚单。安全出自预防，预防在先，才有安全。安全的概念是免除了不可接受的损害的状态，而事故是指造成死亡、疾病、伤害、损坏或其他损失的结果。因此，伤亡事故“指标”管理是“末端”治理，被动执法，不可能最大限度地预防事故或消除隐患。严格地说安全与事故是两个不同含义的概念，两者的基点和结果完全相反。战争的伤亡率最高，但没有一位统帅和将军战前给下属分配伤亡指标。法规的强制性特点和约束力不仅适用于事故，更重要的是生产全过程的制约，安全是动态中的管理。伤亡事故“指标”管理是“事后”行为，“事前”不作为。

目前，建筑业有法人企业50568家，从业人员达2352.8万。一线施工的农民工占80%，其安全防护意识和安全操作技能十分低下，没有学徒过程，只是简单的安全教育培训，他们多数是伤亡事故的直接受害者。所以，安全预防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在一线施工的农民工。安全工作是对施工生产过程的控制预防，是对人、机、料、法、环节之间的监控和预防。众所周知，重、特大恶性事故有四大特点：一是人员伤亡大，二是经济损失大，三是社会影响大，四是处理难度大。同志曾以“责任重于泰山”论述安全生产，所以说安全是硬道理，安全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既然如此，安全工作必须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法定方针牢牢钉在生产经营活动的首要位置上。但在一些领导看来恰恰相反，今天说生产就是生产第一，明天说质量就是质量第一，出了事故后才想起安全第一。造成生产施工一线这一阵子忙抓工程进度，那一阵子又紧抓工程质量，再一阵子狠抓生产安全，抓什么，什么就形成一阵风。这也第一，那也第一，让人无所是从。正像人们常说的安全工作“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当前，基层的安全工作还是跟着领导感觉走。安全以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和安全一票否决制度仍然不能名正言顺地贯彻执行。如此说来，“高危行业”与伤亡事故没有必然因果联系。管理中的问题、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才是导致伤亡事故的关键所在。

“以签代管”与“依法办事”

笔者认为随着企业改制的深入和建筑业发展的势头，必须依法治理，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在安全生产经营活动中，具有独立法人的企业单位完全有能力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和履行法律赋予的权利与义务，无需行政主管上级指定分配伤亡事故管理“指标”。

多年来行政主管一级管一级，伤亡事故“指标”逐级下达分解，造成各种安全生产“指标”、“责任状”的东西严重泛滥。凡是涉及安全工作都用“指标”、“责任状”来说话。逐级签订，人人签订、部位签订、工种签订。综合签订又细化为安全生产、消防、交通、治安保卫分项签订，加之节日签、政治活动签、重大会议签、安全月签。遇到专项治理整顿阶段还要签，其“责任状”种类之多难以统计。这种“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安全生产“指标”、“责任状”运作方式，是行政主管上级年复一年检查考核的“依据”。形式主义突出的表现就是“临时突击声势浩大、一轰而上暂时奏效、文件滥发形式多样、上行下效欺上瞒下”。“”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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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防卫是我国刑法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法律赋予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一种重要权利和手段，其目的是鼓励公民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从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及公民的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本文通过对正当防卫的概念、特征以及防卫过当等法律问题进行评析，并阐述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具体内容，由此而提出关于正当防卫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运用的相关问题。并结合我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内容的规定，对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正文】

一、正当防卫的历史沿革和立法取向

正当防卫对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秩序以及公民的合法权益都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从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方面来看,正当防卫这一法律措施是刑罚无法取代的。从习俗到法律、从观念到学说,正当防卫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它萌生于复仇,蜕变于私刑,历史渊源一直可追溯到原始社会。作为法律制度在刑法中地位的真正确立,是1791年的法国刑法典。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正当防卫制度,是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所鼓吹的天赋人权论的产物。我国刑法中的正当防卫,是在总结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司法实践经验基础上产生的,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33次稿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1979年颁布的《刑法》，基本上保持了正当防卫条款的原貌,只是防卫过当“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修改为“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可见,立法的取向是逐渐放宽对正当防卫的限制。

二、正当防卫的目的和意义

（一）正当防卫的目的

允许运用私力救济受侵害的权利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时代的规则，现代法治国家中应该由国家机关根据法定程序来阻止侵害或解决冲突，个人运用私力来阻止侵害或解决冲突一般而言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在侵害迫在眉睫而依靠国家机关来阻止或恢复来不及时或不可能时，不允许私人运用私立救济就不仅不能保护受侵害的权利，还将难以维持法律秩序。正当防卫作为国家机关公力救济的补充，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从正当防卫的法定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正当防卫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正当防卫的目的在正当防卫的概念中占有主导地位，它对于理解我国刑法中的正当防卫的本质以及确定正当防卫的构成条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目的的正当性表明正当防卫不是违法侵害，更不是对不法侵害人的惩罚，它具有正当防卫的性质，是一种有限度的防卫行为。它充分说明了正当防卫行为仅仅是在合法权利被正在侵害或威胁之中的一种紧急情况下，为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免受不法侵害而采取的紧急救济措施，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有利的反击。

正当防卫行为在客观上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了一定的人身或者财产的损害，因此具有犯罪的外在形式。但是，正当防卫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在性质上有着内在本质的区别。我们只有明确正当防卫的目的，才能知晓正当防卫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的本质，才能真正把握住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

（二）正当防卫的意义

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它的主要意义在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鼓励公民和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震慑犯罪分子，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可以说正当防卫不仅是免除正当防卫行为的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而且是公民和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的法律武器。特别是现行刑法中对正当防卫规定作了重大的修改补充，主要立法精神是适当地放宽正当防卫的构成条件，除原则性地规定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以外，还对某些特定情况下的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作了特别规定，这就有利于公民大胆地运用正当防卫的法律武器同不法侵害作斗争。

三、正当防卫的概念和构成条件

（一）正当防卫的概念

1979年刑法对于正当防卫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它是建立在传统的正当防卫观念基础之上，把正当防卫与刑事犯罪紧密联系，对正当防卫的界限缺乏明确界定，司法实践中对防卫人过于苛求，不能实事求是地处理防卫案件。因此，新刑法对正当防卫立法作了重大修改，为公民积极行使正当防卫权提供了军有力的法律保障。新刑法第二十条分三款进行了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新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制度较旧刑法有可了以下变动①：1、增加了保护利益的内容,扩大了保护对象范围。2、增加了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内容,从而使正当防卫的概念更加明确,也为正当防卫的认定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标准。3、放宽了防卫限度的条件。79刑法规定，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是防卫过当，而新刑法则修改为正当防卫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是防卫过当。可见，新正当防卫的限度大大放宽，在确定防卫行为是否应负法律上的刑事责任时，必要限度成为参照标准而不再时绝对标准。4、规定了无过当之防卫,即绝对正当防卫。这时新正当防卫制度较正当防卫制度的最重要的修改。5、将正当防卫行为由“应当酌情减轻或免除处罚”改为“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这一修改消除了对过当行为处罚上的误区，使减轻或免除处罚成为法定的硬性规定，即某一加害行为只要认定为防卫过当，在坚持加害者负刑事责任的同时，必须予以减轻或免除处罚，而不象以往那样在综合防卫过当的动机、手段、时间条件、危害后果等基础上决定是否给予减轻或免除处罚。这样旧确保了对防卫过当“罪当其罪”。

（二）正当防卫的构成条件

法律赋予每个人的正当防卫权利不可滥用,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在刑法理论上,必须同时具备五个条件:

（1）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必须有不法侵害行为发生。1、必须有不法侵害行为发生。对合法行为不能实施防卫。2、不法侵害行为必须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假想的。没有不法侵害，行为人误以为有不法侵害发生而实施所谓的防卫，称为假想防卫。假想防卫，则看行为人主观上有无罪过而确定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3、不法侵害行为通常应是人的不法行为。

对于不法侵害的理解，刑法中并未给出明确的解释。我们认为不法侵害的含义具有三方面的特征：1、侵害性。侵害一词从其意义上讲，“侵”的含义是侵入，接近，“害”的含义是伤害，妨害。侵害就是“侵入而损害”。由此可见，侵害是一种具有积极攻击性，并有可能会造成损害的行为。首先，不法侵害必须是一种行为，可以是自然人的行为，也可以是单位的行为。其次，这种行为必须具有社会危害性，这是正当防卫的本质特征，亦即它是对法律所保护的合法权益的攻击，或者会产生一种使合法权益感受危害的状态，并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成为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否则谈不让进行防卫的问题。2、违法性。从新旧刑法的有关条文看，刑法都涉及“不法侵害”一词，一定有其内在的特定含义，可以看出这一含义并不只限指触犯了刑事法律而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同时也应当包括于犯罪手段基本相同，但尚未触犯刑法的一般违法行为或虽然触犯刑法，但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许多学者都认为防卫行为是针对不法侵害行为实施的，而不法侵害行为，既包括一般的违法行为，也包括犯罪行为。法律没有规定无责任能力人具有侵害他人的权力，只是规定了无责任能力人不承担法律责任，法律的这一规定也说明无责任能力人可能会产生侵害他人的行为。笔者认为，正当防卫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通过对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或者财产造成一定损害的方法实现其目的。3、可制止性。“制止”从词义来讲有使其停止之意，可制止性就是致使不法侵害得以停止，或者有效的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或者减少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不法侵害的行为虽然可以是不作为的行为，但通常都是以积极作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且这种积极作为的行为往往带有暴力的或侵袭的性质，肯定带有一定的强度。如果一个不法侵害的行为一经发生，危害后果随之造成，即使实行正当防卫，也不能阻止危害后果的发生或者即使即地挽回损失。这样的不法侵害没有可制止性，因而不能进行正当防卫。同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即使不再实行正当防卫，也不会再发生危害后果或者危害后果不再扩大。在这种时候，不法侵害虽然没有结束，危害结果也没有继续发生，如受害人已死亡，但犯罪分子仍继续加害，也已经失去了对不法侵害的可制止性，因而就不能对之实施防卫行为②。

（2）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不法侵害行为正在进行。即已经开始，尚未结束。这个条件解决的是不法侵害的真实性和适时性问题。如果不符合这个时间条件的防卫，称为防卫不适时。防卫不适时，有两种：不法侵害尚未开始就实施防卫，叫事前防卫；不法侵害行为已经结束实施的防卫，叫事后防卫。防卫不适时，属于故意犯罪。

（3）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只能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而不能及于与侵害行为无关的第三人。如果对第三者实施，属于故意犯罪。如果针对不法侵犯人以外的第三人包括其亲友进行防卫，不仅不能达到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的目的，反而可能新的不法侵害。③

（4）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防卫意图。所谓防卫意图，是指防卫人意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为了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而决意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心理状态。因此，防卫意图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对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认识，即正当防卫的认识因素。2、对于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决意，即正当防卫的意志因素。然而我们应该注意，某些行为从形式上似乎符合正当防卫的客观条件，但由于主观上不具备防卫意图，因此，其行为不能视为正当防卫。这种情况可以包括以下两种：1、防卫挑拨。即是故意地对方进行不法侵害而借机加害于不法侵害人的行为。它虽然存在着一定的不法侵害，挑拨人也实行了所谓正当防卫，形式上符合正当防卫的客观条件。但由于该不法侵害是在挑拨人的下故意诱发的，其主观上具有犯罪意图而没有防卫意图，客观上实施了犯罪行为，因而是故意犯罪依法应该承担刑事责任。2、互相斗殴。是指参与者在主观上不法侵害故意的支配下，客观上实施的连续的互相侵害的行为。在互相斗殴的情况下，由于行为人主观上没有防卫意图，其行为也不得视为正当防卫。

（5）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我们每一位公民在运用正当防卫这个法律武器的同时，也必须要把握住正当防卫的界限，防止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利，造成防卫过当。根据新刑法第20条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是防卫过当。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因此我们应正确把握正当防卫的限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1、不法侵害的强度。在确定必要限度时，首先需要确定不法侵害的强度。所谓不法侵害的强度，是指行为的性质、行为对客体已经造成的损害结果的轻重以及造成这种损害结果的手段、工具的性质和打击部位等因素的统一。对于不法侵害实行正当防卫，如果用轻于或相当于不法侵害的防卫强度不足以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的，可以采取大于不法侵害的防卫强度。当然，如果大于不法侵害的防卫强度不是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那就是超过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2、不法侵害的缓急。是指侵害的紧迫性，即不法侵害所形成的对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的危险程度。不法侵害的缓急对于认定防卫限度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防卫强度大于侵害强度的情况下，确定该行为大于不法侵害的防卫强度是否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更要以不法侵害的缓急等因素为标准。

3、不法侵害的权益。不法侵害的权益，就是正当防卫保护的权益，它是决定必要限度的因素之一。根据不法侵害的权益在确定是否超过必要限度中的作用，为保护重大的权益而将不法侵害人杀死，可以认为是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因而没有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而为了保护轻微的权益，即使是非此不能保护，造成了不法侵害人的重大伤亡，而就可以认为是超过了必要限度。④

四、关于防卫过当

新刑法在正当防卫的适用上，较明确的划清了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界限，对于防卫强度的规定，较之旧刑法更为明确具体。新刑法第22条第2款指出：“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刑罚。”衡量防卫强度的法定因素有两个，一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二是“造成重大损失”。前者是防卫强度的说明，后者是防卫结果的表现，对于构成防卫过当来说，二者缺一不可。

如何理解和把握“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以及“造成重大损失”？笔者认为，新刑法典中所谓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是指防卫行为非常显着地超出了制止不法侵害的需要，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与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不是过于悬殊。所谓的“造成重大损害”，应当是指防卫行为不仅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害，而且造成重伤、死亡或者财产重大损失等重大的损失等。⑤

应当注意的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实质是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一体两面。“造成重大损害”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具体表现；“超过必要限度”是“造成重大损害”判断标准。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所谓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换言之，只是在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下，才存在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问题；不存在所谓的‘手段过当’而‘结果不过当’或者相反的现象”。⑥在实践中，如何认定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从防卫方，侵害方及客观条件综合分析所保护的合法权益的性质及其重要性，侵害行为的性质，侵害手段，侵害的缓急，侵害的人数，侵害人的能力，防卫的时间，地点，环境等各种因素。不能只看防卫的强度于侵害的结果是否相当，也不能一看见侵害者被杀伤旧认为防卫过当。因为正当防卫是在遭突袭的情况下被迫实行的行为，难以准确的判断“必要限度”。当然，也不允许为保护合法权益就随意进行主动性防卫。

五、关于无过当防卫

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首次规定了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可以采取无限度的防卫，即使造成了不法侵略者的损害后果也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二十条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界上有学者称，此款规定是我国的无限防卫权，⑦或特别防卫权，⑧或无过当之防卫等。⑨据此规定，“对正在进行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实行正当防卫，不存在过当情形”⑩，这一规定是我国刑法在正当防卫制度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它使公民在受到正在进行的暴力犯罪时，能够站出来进行英勇的反击，不至于因过多地考虑防卫过当责任而畏首畏尾，不能适时制服犯罪。无过当防卫赋予了防卫人无限的防卫权，因此必须对无过当防卫的使用严格掌握，以免滥用，使得防卫权蜕变为私刑权，造成社会混乱。必须明确无限防卫是正当防卫的一种。因此，除了没有限度条件外，正当防卫的其他四个条件：起因条件，防卫时间，防卫对象以及防卫意图必须同时具备。

六、正当防卫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新刑法明确规定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但是既然正当防卫的有利无害社会效果，是应受完全的表彰，其中的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的英雄行为，还当歌颂；则法律的良心就不能单纯从消极方面论断为无罪或不负刑事责任，而应当进一步从积极方面肯定其有利无害、有功无过，而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特别是当今社会治安往往因各种暴行而趋于严峻，法律倘能促使社会群起而攻之，则其制止和预防犯罪的及时有效性，便相对大于司法机关的事后究办。可是，许多正当防卫案件的处理，特别是那些为保卫重大利益作殊死斗争，因而容易涉嫌过当甚至被误以故意行凶论罪的防卫适当行为，即使最后终于水落石出，如果司法机关只是就事论事地宣告无罪了事，而不昭示其功于社会，不强调其应受法律完全保护的效果，则甚至会因这种不作为抑制、削弱、伤害公民的正当防卫积极性。现时，公众面对歹徒逞凶，虽然对被害人也寄予同情，但不少的人宁可袖手旁观，不愿挺身而出。法律的社会效果落后于时代要求，这确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七、刑法对正当防卫规定的不足之处及其完善的意见

（一）关于正当防卫的适用对象的限定存在缺陷

刑法第20条第3款之规定，无过当之防卫的适用对象是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那么，如何理解这里的行凶、杀人、抢劫、、绑架呢？严格地说，行凶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律术语，因而其含义十分宽泛，难以界定。例如打架是行凶、伤害是行凶、杀人也是行凶。赤手空拳可以行凶、手持凶器可以行凶。因此，修订后的刑法采用行凶一词，存在一定的缺陷。对此，我们认为应当对行凶一词加以限制解释，限于使用凶器的暴力行凶。因而构成无过当之防卫的行凶，应当是指使用凶器、对被害人进行暴力袭击，严重危及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对之实行无过当之防卫。杀人、是指故意杀人，而且在一般情况下是指使用凶器，严重危及被害人的生命安全的情形。对于那些采取隐蔽手段的杀人、例如投毒杀人等，事实上也不存在防卫的问题，更谈不上无过当之防卫。抢劫和，根据修订后的刑法第20条之规定，是无过当之防卫的对象。那么，是否对一切抢劫和犯罪都可以实行无过当之防卫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和抢劫，从犯罪手段上来看，有暴力方法。胁迫方法和其他方法之分。这里的其他方法往往是指麻醉、灌酒、利用失去知觉不知反抗的状态等。对于暴力、抢劫，显然可以实行无过当之防卫。但对于采用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实行的非暴力的、抢劫能否实行无过当之防卫，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在我们看来，对这种非暴力的、抢劫犯罪不能实行无过当之防卫。至于绑架，一般情况下是采用暴力的，因而可以实行无过当之防卫。但也有个别情况下，是非暴力的。例如胁迫等，在这种场合，一般不允许进行无过当之防卫。总之，在认定无过当之防卫的对象的时候，应当以暴力犯罪来严格界定与限制修订后的刑法所列举的行凶、杀人、抢劫、、绑架等犯罪。只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以暴力手段实施的行凶、杀人、抢劫、、绑架犯罪，才存在特殊防卫的问题。

（二）建议增加正当防卫的民事责任的规定

我国的相关法律中未明确规定正当防卫的民法责任，即正当防卫人是否要对损害结果做出赔偿或负其他民事责任。防卫人在行使防卫权利时，既没有违反公共利益，或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而滥用权利，又尽了防止过当的义务，其行为既有理、有利、又有制，与所产生的损害结果之间，只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具备损害赔偿或其他民事责任的原因要件。由此可知正当防卫人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民事责任。相反，根据正当防卫的完全正义性和有利无害的社会性，防卫一方在要求不法侵害者承担其直接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责任的同时，有请求赔偿防卫人因防卫造成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各种损害的权利，这乃理所当然

（三）举证责任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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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水的措施

一、加强节约用水管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有关节约用水的规定，从四个方面抓好落实。

1、落实建设项目节水“三同时”制度。即新建、扩建、改建的建设项目，应当制订节水措施方案并配套建设节水设施;节水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今后新、改、扩建项目，先向水务部门报送节水措施方案，经审查同意后，项目主管部门才批准建设，项目完工后，对节水设施验收合格后才能投入使用，否则供水企业不予供水。

2、大力推广节水工艺，节水设备和节水器具。新建、改建、扩建的工业项目，项目主管部门在批准建设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水许可时，以生产工艺达到省规定的取水定额要求为标准;对新建居民生活用水、机关事业及商业服务业等用水强制推广使用节水型用水器具，凡不符合要求的，不得投入使用。通过多种方式促进现有非节水型器具改造，对现有居民住宅供水计量设施全部实行户表外移改造，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供水企业和用户承担，对新建居民住宅要严格按照“供水计量设施户外设置”的要求进行建设。

3、调整农业结构，建设节水型高效农业。推广抗旱，优质农作物品种，推广工程措施，管理措施，农艺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高效节水农业配套技术，农业用水逐步实行计量管理，总量控制，实行节奖超罚的制度，适时开征农业水资源费，由工程节水向制度节水转变。

4、启动节水型社会试点建设工作。突出抓好水权分配，定额制定、结构调整、计量监测和制度建设，通过用水制度改革，建立与用水指标控制相适应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大力开展节水型社区和节水型企业创建活动。

二、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

1、严格限制自备井的开采和使用。我市已被省政府划定为深层地下水严重超采区，今后除为解决农村饮水困难确需取水的，不再审批开凿新的自备井，市区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自备井，要于年底前全部关停;对于公共供水不能满足用户需求的自备井，安装监控设施，实行定额限量开采，适时关停。

2、贯彻水资源论证制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重大建设项目的布局，应与当地水资源条件相适应，并进行科学论证。项目取水先期进行水资源论证，论证通过后方能由项目主管部门立项。调整我市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空间布局，切实做到以水定产业，以水定规模，以水定发展，确保用水安全，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

3、做好水资源优化配置。鼓励使用再生水，微咸水，汛期雨水等非传统水资源;优先利用浅层地下水，控制开采深层地下水，综合采取行政和经济手段，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

三、加大污水处理力度，改善水环境

1、根据《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对现有入河排污口进行登记，建立入河排污口管理档案。此后设置入河排污口的，应当在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之前，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合理设置。

2、积极推进城镇居民区、机关事业及商业服务业等再生水设施建设。建筑面积在万平方米以上的居民住宅小区及新建大型文化、教育、宾馆、饭店设施，都必须配套建设再生水利用设施;没有再生水利用设施的在用大型公建工程，也要完善再生水配套设施。

3、足额征收污水处理费。《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已于年月日正式实施。要加大污水处理费征收力度，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提供资金支持。

4、加快城市排水管网建设，要按照“先排水管网、后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原则，加快城市排水管网建设。在新建设时，必须建设雨水管网和污水管网，推行雨污分流排水体系;对现有，要在城市道路建设的改造的同时，对城市排水管网进行雨、污分流改造和完善，提高污水收水率。

四、深化水价改革，建立科学的水价体系

1、利用价格杠杆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逐步提高城市供水价格，不仅包括供水合理成本和利润，还要包括户表改造费用、居住区供水管网改造等费用。年生活用水价格为元/立方米(含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下同)。年每立方米达到元左右。

2、合理确定非传统水源的供水价格。再生水价格以补偿成本和合理收益原则，结合水质、用途等情况，按城市供水价格的一定比例确定。要非传统水源的开发利用进展情况，及时制定合理的供水价格。

3、积极推行“阶梯式水价(含水资源费)”电力、钢铁、石油石纺织，造纸、啤酒、酒精七个高耗水行业，从年起实施“定额用水”和“阶梯式水价(水资源费)。”水价分三级。级差为1：2：

10。工业用水的第一级含量，按《省用水定额》确定，第二、三级水量为超出基本水量10(含)和10以上的水量。

五、加强水资源费征管和使用

1、加大水资源费征收力度。征收水资源费是优化配置水资源、促进节约用水的重要措施。全市范围内使用自备井(农村生活和农业用水除外)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按规定缴纳水资源费(含南水北调基金)。水资源费(含南水北调基金)主要用于水资源管理、节约、保护工作和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不得挪作他用。

2、加强取水的科学管理工作，全面推动水资源远程监控系统建设、智能水表等科技含量高的计量设施安装工作，所有自备井都要安装计量设施，实现水资源计量，收费和管理科学化、现代化，规范化。

六、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保障各项制度落实到位

水资源管理、水价改革和节约用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实施难度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确保责任到位、政策到位。落实建设项目节水措施“三同时”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取水许可和入河排污口审批、污水处理费和水资源费征收、节水工艺和节水器具的推广都需要有法律、法规做保障。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查处，确保各项制度措施落实到位。要大力做好宣传工作，使人民群众充分认识我市水资源的严峻形势，增强水资源的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形成“节水光荣，浪费可耻”的良好社会风尚，形成共建节约型社会的合力。

水环境保护的意义

在经济发展和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问题日渐突出，尤其是水环境与水生态日益突出，成为世界范围内高度关注的共同问题。水环境恶化对国家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和制约，水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

国家环境安全包括两层基本含义：一是防止由于生态环境的退化对经济基础构成威胁，主要指环境质量状况低劣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和退化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二是防止由于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短缺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环境难民的大量产生，从而导致国家的动荡。可见，维系一定区域或国家社会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稳定环境”就是国家环境安全，即确保“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基础处于良好的状态或不遭受不可恢复的破坏”。

水环境安全是国家环境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体现的就是供用水安全，即在不超出水资源承载能力和水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水资源的供给能够在保证质和量的基础上满足人类生存、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维系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 。可见，水环境安全首先意味着有清洁、充足的水资源可以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满足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维系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如果水体被污染不能饮用，则人类的生存条件受到威胁，生活质量得不到保证，国家利益受到损失，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得不到维系，即导致水环境不安全;其次，水环境安全还意味着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劳动所产生的水污染不能超出水环境承载能力——水体的自净能力，否则，就会造成对水环境和水生态系统的破坏，出现水环境的不安全。严重的水环境不安全将会引发经济不安全和社会不稳定。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决定。

水环境保护的重要是水资源的保护。

水资源保护，从广义上讲包括水量保护与水质保护两个方面，也就是通过行政、法律、技术、经济等手段合理开发、管理和利用水资源，保护水资源的质量和供应，防止水污染、水源枯竭、水流阻塞和水土流失，以满足社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对淡水资源的需求。水资源保护对象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水量与水质。

在水量方面，应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利用、讲求效益，发挥水资源的多种功能。注意避免水源枯竭，过量开采。同时，也要顾及环境保护要求和生态环境改善的需要。

在水质方面，应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维持水质良好状态，为此，要减少和消除有害物质进入水环境，加强对水污染防治的监督和管理。

从战略意义上来看，国家环境安全包括两层基本含义：一是防止由于生态环境的退化对经济基础构成威胁，主要指环境质量状况低劣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和退化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二是防止由于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短缺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环境难民的大量产生，从而导致国家的动荡。可见，维系一定区域或国家社会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稳定环境”就是国家环境安全，即确保“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基础处于良好的状态或不遭受不可恢复的破坏”。 水环境安全是国家环境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体现的就是供用水安全，即在不超出水资源承载能力和水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水资源的供给能够在保证质和量的基础上满足人类生存、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维系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 。

可见，水环境安全首先意味着有清洁、充足的水资源可以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满足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维系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如果水体被污染不能饮用，则人类的生存条件受到威胁，生活质量得不到保证，国家利益受到损失，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得不到维系，即导致水环境不安全;其次，水环境安全还意味着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劳动所产生的水污染不能超出水环境承载能力——水体的自净能力，否则，就会造成对水环境和水生态系统的破坏，出现水环境的不安全。严重的水环境不安全将会引发经济不安全和社会不稳定。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决定，水环境安全对我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都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

总之，最终是为了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促进人类与环境协调发展，以不断提高人类的环境质量和生活质量，造福人民，贻惠于子孙后代。

近年来，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水资源短缺和水质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地区由于水资源分布不均衡，开发利用和水量短缺造成的水资源供不应求，造成资源型缺水。而在一些水资源数量充足的地区，水环境的污染使水体已不具有原来的功能，出现了住在江河旁却没有水喝、没有水用的现象。水环境质量的恶化导致可利用水资源的减少，导致水质性缺水。 水资源保护的任务是：以流域为单元对水环境实行统一管理，制定流域水资源保护规划，划定水功能区，制定水质控制目标，实施排污总量控制，建立和健全流域水质监测网络，定期水资源状况公报，进行水污染事故联防等，促使水资源保护基本目标的实现，使水资源更好地为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服务。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对水资源开发利用有两大形式：第一种是直接从水源取走所需用的水量满足工农业和城市生活的需要后，在数量和质量上有所变化和损耗，从另外地点回归部分水源。第二种是取用水能、发展水运，但需要河流、河口保持一定水位和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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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防卫是我国刑法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法律赋予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一种重要权利和手段，其目的是鼓励公民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从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及公民的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本文通过对正当防卫的概念、特征以及防卫过当等法律问题进行评析，并阐述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具体内容，由此而提出关于正当防卫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运用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正当防卫，防卫过当，不法侵害，无过当防卫，特殊防卫，必要限度。

一、正当防卫的历史沿革和立法取向

正当防卫对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秩序以及公民的合法权益都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从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方面来看，正当防卫这一法律措施是刑罚无法取代的。从习俗到法律、从观念到学说，正当防卫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它萌生于复仇，蜕变于私刑，历史渊源一直可追溯到原始社会。作为法律制度在刑法中地位的真正确立，是1791年的法国刑法典。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正当防卫制度，是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所鼓吹的天赋人权论的产物。

我国刑法中的正当防卫，是在总结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司法实践经验基础上产生的，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33次稿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1979年颁布的《刑法》基本上保持了正当防卫条款的原貌，只是防卫过当“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修改为“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可见，立法的取向是逐渐放宽对正当防卫的限制。

二、正当防卫的目的和意义

（一）正当防卫的目的

允许运用私力救济受侵害的权利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时代的规则，现代法治国家中应该由国家机关根据法定程序来阻止侵害或解决冲突，个人运用私力来阻止侵害或解决冲突一般而言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在侵害迫在眉睫而依靠国家机关来阻止或恢复来不及时或不可能时，不允许私人运用私立救济就不仅不能保护受侵害的权利，还将难以维持法律秩序。正当防卫作为国家机关公力救济的补充，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从正当防卫的法定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正当防卫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正当防卫的目的在正当防卫的概念中占有主导地位，它对于理解我国刑法中的正当防卫的本质以及确定正当防卫的构成条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目的的正当性表明正当防卫不是违法侵害，更不是对不法侵害人的惩罚，它具有正当防卫的性质，是一种有限度的防卫行为。它充分说明了正当防卫行为仅仅是在合法权利被正在侵害或威胁之中的一种紧急情况下，为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免受不法侵害而采取的紧急救济措施，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有利的反击。

正当防卫行为在客观上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了一定的人身或者财产的损害，因此具有犯罪的外在形式。但是，正当防卫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在性质上有着内在本质的区别。我们只有明确正当防卫的目的，才能知晓正当防卫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的本质，才能真正把握住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

（二）正当防卫的意义

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它的主要意义在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鼓励公民和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震慑犯罪分子，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可以说正当防卫不仅是免除正当防卫行为的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而且是公民和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的法律武器。特别是现行刑法中对正当防卫规定作了重大的修改补充，主要立法精神是适当地放宽正当防卫的构成条件，除原则性地规定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以外，还对某些特定情况下的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作了特别规定，这就有利于公民大胆地运用正当防卫的法律武器同不法侵害作斗争。

三、正当防卫的概念和构成条件

（一）正当防卫的概念

1979年刑法对于正当防卫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它是建立在传统的正当防卫观念基础之上，把正当防卫与刑事犯罪紧密联系，对正当防卫的界限缺乏明确界定，司法实践中对防卫人过于苛求，不能实事求是地处理防卫案件。因此，新刑法对正当防卫立法作了重大修改，为公民积极行使正当防卫权提供了军有力的法律保障。

新刑法第二十条分三款进行了规定：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新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制度较旧刑法有可了以下变动：1、增加了保护利益的内容，扩大了保护对象范围。2、增加了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内容，从而使正当防卫的概念更加明确，也为正当防卫的认定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标准。3、放宽了防卫限度的条件。1979年刑法规定，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是防卫过当，而新刑法则修改为正当防卫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是防卫过当。可见，新正当防卫的限度大大放宽，在确定防卫行为是否应负法律上的刑事责任时，必要限度成为参照标准而不再时绝对标准。4、规定了无过当之防卫，即绝对正当防卫。这时新正当防卫制度较正当防卫制度的最重要的修改。5、将正当防卫行为由“应当酌情减轻或免除处罚”改为“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这一修改消除了对过当行为处罚上的误区，使减轻或免除处罚成为法定的硬性规定，即某一加害行为只要认定为防卫过当，在坚持加害者负刑事责任的同时，必须予以减轻或免除处罚，而不象以往那样在综合防卫过当的动机、手段、时间条件、危害后果等基础上决定是否给予减轻或免除处罚。这样旧确保了对防卫过当“罪当其罪”。

（二）正当防卫的构成条件

法律赋予每个人的正当防卫权利不可滥用，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在刑法理论上，必须同时具备五个条件：

（1）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必须有不法侵害行为发生。1、必须有不法侵害行为发生。对合法行为不能实施防卫。2、不法侵害行为必须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假想的。没有不法侵害，行为人误以为有不法侵害发生而实施所谓的防卫，称为假想防卫。假想防卫，则看行为人主观上有无罪过而确定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3、不法侵害行为通常应是人的不法行为。

对于不法侵害的理解，刑法中并未给出明确的解释。我们认为不法侵害的含义具有三方面的特征：1、侵害性。侵害一词从其意义上讲，“侵”的含义是侵入，接近，“害”的含义是伤害，妨害。侵害就是“侵入而损害”。由此可见，侵害是一种具有积极攻击性，并有可能会造成损害的行为。首先，不法侵害必须是一种行为，可以是自然人的行为，也可以是单位的行为。其次，这种行为必须具有社会危害性，这是正当防卫的本质特征，亦即它是对法律所保护的合法权益的攻击，或者会产生一种使合法权益感受危害的状态，并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成为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否则谈不让进行防卫的问题。2、违法性。从新旧刑法的有关条文看，刑法都涉及“不法侵害”一词，一定有其内在的特定含义，可以看出这一含义并不只限指触犯了刑事法律而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同时也应当包括于犯罪手段基本相同，但尚未触犯刑法的一般违法行为或虽然触犯刑法，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许多学者都认为防卫行为是针对不法侵害行为实施的，而不法侵害行为，既包括一般的违法行为，也包括犯罪行为。法律没有规定无责任能力人具有侵害他人的权力，只是规定了无责任能力人不承担法律责任，法律的这一规定也说明无责任能力人可能会产生侵害他人的行为。我个人认为，正当防卫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通过对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或者财产造成一定损害的方法实现其目的。3、可制止性。“制止”从词义来讲有使其停止之意，可制止性就是致使不法侵害得以停止，或者有效的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或者减少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不法侵害的行为虽然可以是不作为的行为，但通常都是以积极作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且这种积极作为的行为往往带有暴力的或侵袭的性质，肯定带有一定的强度。如果一个不法侵害的行为一经发生，危害后果随之造成，即使实行正当防卫，也不能阻止危害后果的发生或者即使即地挽回损失。这样的不法侵害没有可制止性，因而不能进行正当防卫。同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即使不再实行正当防卫，也不会再发生危害后果或者危害后果不再扩大。在这种时候，不法侵害虽然没有结束，危害结果也没有继续发生，如受害人已死亡，但犯罪分子仍继续加害，也已经失去了对不法侵害的可制止性，因而就不能对之实施防卫行为。

（2）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正当防卫只能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实行。所谓正在进行，是指不法侵害正处于已经开始并且尚未结束的进行状态。1、对不法侵害的开始，我国理论和实践中均有较大争议，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①进入侵害现场说。此说认为，侵害者进入侵害现场即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②着手说。此说认为，不法侵害行为的开始就是不法行为的“着手”，正当防卫在不法侵害着手时进行的。③直接面临危险说。此说认为，不法侵害的开始应该指合法权益已经直接面临不法侵害的侵害危险。具体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不法侵害行为已经着手进行，合法权益正在遭受不法侵害；二是不法侵害的实行迫在眉睫，合法权益将要遭受不法侵害。④综合说。此说认为，一般应以不法侵害着手实施为不法侵害的开始，但在不法侵害的现实威胁已十分明显，不实行正当防卫就会立即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时，也应认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以上四种观点，综合说是最为全面，最接近于正当防卫的立法宗旨，最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2、不法侵害尚未结束，应在实践中作具体分析，可以是不法侵害行为正在进行中，也可以是行为已经结束而其导致的危险状态尚在继续中，但是有些情况下，虽不法侵害所导致的危险状态尚在继续中，但正当防卫行为并不能将其排除，则应视为不法侵害已经结束。正当防卫的结束，可以是不法侵害人自动停止或不可能继续进行，也可以是不法侵害已经既遂且不能及时挽回不法侵害造成的损失。在不法侵害尚未开始前或结束后进行的防卫行为则是不适时的。

（3）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只能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而不能及于与侵害行为无关的第三人。如果对第三者实施，属于故意犯罪。如果针对不法侵犯人以外的第三人包括其亲友进行防卫，不仅不能达到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的目的，反而可能造成新的不法侵害。

（4）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防卫意图。所谓防卫意图，是指防卫人意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为了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而决意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心理状态。因此，防卫意图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对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认识，即正当防卫的认识因素。2、对于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决意，即正当防卫的意志因素。然而我们应该注意，某些行为从形式上似乎符合正当防卫的客观条件，但由于主观上不具备防卫意图，因此，其行为不能视为正当防卫。这种情况可以包括以下两种：1、防卫挑拨。即是故意地对方进行不法侵害而借机加害于不法侵害人的行为。它虽然存在着一定的不法侵害，挑拨人也实行了所谓正当防卫，形式上符合正当防卫的客观条件。但由于该不法侵害是在挑拨人的下故意诱发的，其主观上具有犯罪意图而没有防卫意图，客观上实施了犯罪行为，因而是故意犯罪依法应该承担刑事责任。2、互相斗殴。是指参与者在主观上不法侵害故意的支配下，客观上实施的连续的互相侵害的行为。在互相斗殴的情况下，由于行为人主观上没有防卫意图，其行为也不得视为正当防卫。

（5）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我们每一位公民在运用正当防卫这个法律武器的同时，也必须要把握住正当防卫的界限，防止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利，造成防卫过当。根据新刑法第20条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是防卫过当。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因此我们应正确把握正当防卫的限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1、不法侵害的强度。在确定必要限度时，首先需要确定不法侵害的强度。所谓不法侵害的强度，是指行为的性质、行为对客体已经造成的损害结果的轻重以及造成这种损害结果的手段、工具的性质和打击部位等因素的统一。对于不法侵害实行正当防卫，如果用轻于或相当于不法侵害的防卫强度不足以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的，可以采取大于不法侵害的防卫强度。当然，如果大于不法侵害的防卫强度不是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那就是超过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2、不法侵害的缓急。是指侵害的紧迫性，即不法侵害所形成的对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的危险程度。不法侵害的缓急对于认定防卫限度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防卫强度大于侵害强度的情况下，确定该行为大于不法侵害的防卫强度是否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更要以不法侵害的缓急等因素为标准。3、不法侵害的权益。不法侵害的权益，就是正当防卫保护的权益，它是决定必要限度的因素之一。根据不法侵害的权益在确定是否超过必要限度中的作用，为保护重大的权益而将不法侵害人杀死，可以认为是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因而没有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而为了保护轻微的权益，即使是非此不能保护，造成了不法侵害人的重大伤亡，而就可以认为是超过了必要限度。

四、关于防卫过当

新刑法在正当防卫的适用上，较明确的划清了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界限，对于防卫强度的规定，较之旧刑法更为明确具体。新刑法第22条第2款指出：“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刑罚。”衡量防卫强度的法定因素有两个，一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二是“造成重大损失”。前者是防卫强度的说明，后者是防卫结果的表现，对于构成防卫过当来说，二者缺一不可。

如何理解和把握“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以及“造成重大损失”？我们认为，新刑法典中所谓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是指防卫行为非常显著地超出了制止不法侵害的需要，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与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不是过于悬殊。所谓的“造成重大损害”，应当是指防卫行为不仅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害，而且造成重伤、死亡或者财产重大损失等重大的损失等。

应当注意的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实质是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一体两面。“造成重大损害”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具体表现：“超过必要限度”是“造成重大损害”判断标准。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所谓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换言之，只是在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下，才存在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问题；不存在所谓的‘手段过当’而‘结果不过当’或者相反的现象”。在实践中，如何认定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从防卫方，侵害方及客观条件综合分析所保护的合法权益的性质及其重要性，侵害行为的性质，侵害手段，侵害的缓急，侵害的人数，侵害人的能力，防卫的时间，地点，环境等各种因素。不能只看防卫的强度于侵害的结果是否相当，也不能一看见侵害者被杀伤就认为防卫过当。因为正当防卫是在遭突袭的情况下被迫实行的行为，难以准确的判断“必要限度”。当然，也不允许为保护合法权益就随意进行主动性防卫。

五、关于无过当防卫

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首次规定了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可以采取无限度的防卫，即使造成了不法侵略者的损害后果也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二十条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界上有学者称，此款规定是我国的无限防卫权，或特别防卫权，或无过当之防卫等。据此规定，“对正在进行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实行正当防卫，不存在过当情形”，这一规定是我国刑法在正当防卫制度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它使公民在受到正在进行的暴力犯罪时，能够站出来进行英勇的反击，不至于因过多地考虑防卫过当责任而畏首畏尾，不能适时制服犯罪。无过当防卫赋予了防卫人无限的防卫权，因此必须对无过当防卫的使用严格掌握，以免滥用，使得防卫权蜕变为私刑权，造成社会混乱。必须明确无限防卫是正当防卫的一种。因此，除了没有限度条件外，正当防卫的其他四个条件：起因条件，防卫时间，防卫对象以及防卫意图必须同时具备。

六、关于特殊防卫

根据修订后的新刑法典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由此开创了我国无限防卫权刑事立法化的先河。这一规定的立法用意，主要是为了纠正过去司法实践在处理防卫过当案件时普遍存在的一种偏严的倾向，鼓励公民更好地利用防卫权，以保护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但是同一般防卫一样，如果以防卫是否受到不法侵害为标准，可将特殊防卫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直接受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的受害人实施的防卫，即自我防卫；一类是未直接受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的非受害人实施的防卫，即防卫他人。由于没有将受害人和非受害人予以区分，将使特殊防卫适用的范围过于宽泛，从而造成对不法侵害人应有合法权益保护的漠视。

法律应是理性且公正的，任何人的合法权益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在强化保护防卫人的合法权益时，决不可致不法侵害人应有的合法权益于不顾；否则法律将失去其应有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也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基础。需要强调的是，受害人反击暴力犯罪侵害的特殊防卫权是国家赋予公民一般防卫权的派生性权利，是特殊条件下的救济措施。孟德斯鸠说过，在公民与公民之间，自卫是不需要攻击的。只有在紧急情况下，如果等待法律的救助，就难免丧失生命，他们才可以行使这种带有攻击性的自卫权利。所以应以一种客观而理性的思维，站在公正的立场，将现有特殊防卫规定中“防卫他人”归入一般防卫而遵循一般防卫的规定，而将特殊防卫严格限定在“自我防卫”的范围之内。这样，既兼顾了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也不会挫伤公民见义勇为的正义感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相应地，《刑法》第20条第3款可表述为：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自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七、结束语

新刑法的修改，对正当防卫的规定更加准确，具体，完善。无论是正当防卫概念上的修改还是对防卫过当负刑事责任的两个基本条件的界定，以及增加的无过当防卫的规定，都充分反映了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治安状况条件下，进一步强化防卫制度的必要性。这不仅有利于鼓励公民积极与犯罪分子作斗争，有效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还有利于震慑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形成敢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良好社会风气。

注释：

1、刘守芬主编：《新法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第111页。

2、陈兴良主编：《刑法总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第36页。

3、高西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改与试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4、陈兴良主编：《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5、赵秉志：《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89页。

6、张明楷：《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页。

7、韩轶：《特殊防卫权主体之审视》，《法商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法学版，第01页。

参考文献

1、徐华：《新正当防卫制度论》，《绥化师专学报》，第22卷第2期。

2、王作富：《中国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高铭暄：《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

5、赵秉志、赫兴旺主编：《论刑法总则的改革与发展》，《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

篇10

[关键词]国有企业；分化机制；产权关系；新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6-0072-04

市场化改革以后，在转型社会学的中国研究中，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单边市场化的预期中开始的。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异常复杂的现实。如果在历史演进的辩证逻辑上把自由资本主义看作是历史发生的命题，社会主义就是它的反命题，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就是合题。在对这个历史性合题的观察和探索中，一个成习已久的视角，是把产权关系的变革看成改革过程的实质和动力，经济成就和发展速度成为坚持产权变革思维的唯一注释。[1]按照这个逻辑，在中国改革过程中人们最先关注的自然是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产权问题，与农村改革关联密切的林权问题、地权问题，以及在学理层面对产权社会学的探讨。然而，近十年来令世人瞩目的国有企业的迅速发展，成就和问题的并存，也理当成为现阶段转型社会学中国研究的重点。但是，不论是把成就归功于产权变革，还是把问题归罪于产权变革，均不足以有效地解释国有企业多元的产权形式和发展机制。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视角的转换，探索国有企业的发展机制和产权形式的新含义。

一、社会的分化和国有企业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在人们总是习惯从发展的角度观察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然而，对发展的动力和发展过程的另一个侧面——社会分化的关注与研究则是相对较少的。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将社会分化分为两大类，即在纵向上的不平等的扩大和在横向上的异质性的增加。社会分层研究侧重于前者，其潜在的假设是，阶层化的过程将是一个全社会或社区的一体化的结构化过程，阶层是跨组织、跨地区、跨民族的同等资源占有者的集群[2]。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指出，在单一的市场经济机制的条件下，以资源的不平等占有来划分阶层，并以此反映一个社会？穴或社区？雪的社会结构，对于理解全社会/社区的资源分配与资源占有的状况、社会不平等的程度等等都是可以的。但是它对于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正在发生的具有中国社会特点（非单一市场经济机制）的社会分化与结构化过程，特别是在组织层面认识国有企业的分化显然是不够的。

在已有的研究中我们已经分析了推动中国社会分化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两种社会力量。当前对于市场机制的分化力量，已是一种普遍共识，在这种共识下聚集了诸多的深化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和构想。对体制内分化的研究不仅缺少应有的关注，还有诸多的误区。而对国有企业组织之间和组织内部的分化和分化后果的研究，可能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研究及其面对的各种社会问题与困境的重要的切入点。从不同的分化机制的角度认识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变迁将是一个有潜力的学术视角。

国有企业的分化产生于1984年开始的。从那时起，国有事业单位以至一部分具有不同管理职能的国家组织也发生了分化，不过在过去的30年中主要是国有企业组织的分化。这种分化首先是从国家对国有工商企业采取政企分开，放权让利，扩大生产经营自开始的。特别是中央政府推行利改税以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放弃了国有产权的部分收益权。企业之间的分化借助于国有资产的使用权、处分权、分配权的内部化运作，使具有资源优势和受到政策保护的限制介入性国有企业在各行业中获得优势地位，而一般竞争性行业的大量国有企业则纷纷转制、破产。也可以说，国有企业的分化借助于国有企业对全民所有制条件下的优质资产和优质资源的占有和利用的程度，这种差别性的占有和利用，产生了各行业和行业所属企业间的分化。在资源效益的单位化分配的过程中，占有和利用优质资产和优质资源的限制介入性国有企业的内部职工享有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福利和更稳定的工作。在企业集团内部，处于不同层次上的企业，具有不同身份的职工（在职和下岗后再就业的员工之间、农民工和城市工之间、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之间，特别是大集体和全民职工之间）和不同的个人业绩，由此形成了国有企业内部的分化。[3]

在深化国有企业研究的过程中，经济学在关注不同类型国企经营效果的分化，社会学则要关注国有企业分化的内在机制以及这种机制所形成的单位共同体和国企产权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当前，对国有企业之间和国有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拉大的分化现象，在分析工具上主要使用行业垄断的逻辑进行解释。打破垄断就要引入市场机制，引入市场机制既要产权明晰从而保证激励，又要减少和避免政府的行政干预，于是，深化改革的一个惯性思维就是重抄民营化的旧路。但是，在表面的相似性上简单地用行业垄断来解释体制内的分化，不仅存在学理上的偏差，也不利于认清中国社会结构的性质，不利于形成改革方向和改革方式的理论自觉。因此，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垄断”，而这种区分首先要厘清限制介入性大型国企与一般垄断企业的区别。在一般的意义上，垄断企业是在企业竞争的过程中，在资本积聚和集中基础上为了追求超额利润而对技术、市场和其他相关资源的控制。它遵循的是市场竞争的自发规则，是依靠经济手段获得的。而限制介入性大型国企的所谓“垄断”，并不是在市场竞争中依靠经济手段形成对稀缺资源的控制，而是依靠非经济手段——以国家政策限制其他经济成分介入，通过对优势资源的占有与控制而形成的垄断现象。[4]

上述区别是为了说明一般的垄断是在市场化分化的基础上发生的，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而限制介入性大型国企的所谓“垄断”和由此引起的推动社会分化的集团性因素，并不是依靠市场，而是传统体制在发生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下，在改革的领导者对改革方向不断摸索的过程中，选择了传统体制的社会机制和市场化社会机制并存的体制性二元社会结构的结果。发生在体制外的市场机制条件下的分化是人们所熟悉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历史上长期分离对立的两种主要的社会机制在同一政治体制下的并存共生，共同推动当下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发展，却是史无先例的。如何认识这种体制内的社会分化，如何解释和说明这种分化现象，是遵循市场机制的分析逻辑？还是遵循传统体制的社会机制的分析逻辑。[5]

国有企业的分化机制与市场化分化机制的区别，在于制约相关机制的制度与组织背景的不同。这种不同也必然会形成组织认同的差异，形成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成员之间关系的变化。[6]这些变化直接关系到对当前国有企业性质和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理解，也是新时期理解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变化的重要路径。

二、产权关系视角的转换与新共同体的生成

自现代经济制度发轫以来，产权关系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派生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为重视生产资料与所有者的关系。这种产权关系的概念，不论是私人所有，还是全民或国家所有，大都体现在人（所有者）与物（生产要素等）的关系上。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人与物的关系不仅以一贯之的延续着，而且越发完备。但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发生市场化改革以后，现存的一些限制介入性的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已出现了凸显人与人关系的新共同体趋势。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大体是围绕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条是在经营管理的角度，通过改变中小国企的产权结构，以实现对企业的激励。产权关系变化之下组织与人的身份关系的改变，从属或服从于经营管理的效率目标。在这条线索下，产权关系是清晰地并逐渐在与传统的市场经济制度接轨。相关的国有企业相继关停并转，企业一部分原有员工适应了新的社会生存方式，有了新的身份，这种现象在东北的老工业基地非常普遍，例如李洪君在其研究中描述了一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转变身份的历程。[7]而仍然坚持保有国有企业员工身份的群体，在失去工作能力和机会的条件下，相继进入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

另一条是在国家维护经济安全、资源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将一系列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国有企业列为限制介入性的国有独资企业（非市场型）和适当开放的混合型的国有控股企业（准市场型）。这些国有企业尤其是限制介入性国有企业，不论是在外部与国家的关系上，还是在内部的职工群体关系上都与改革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于国有企业在内外环境上的变化，已有的研究已做出了新单位制的概括。所谓‘新单位制’就是在国有企业分化的背景下，“在外部关系与内部结构上发生了变化的一部分现存的国有企业组织。这种变化的外部特征是，由改革前的外部化控制即国有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国家）的控制，转变成为以企业内部控制为主的控制方式；由国有企业资源的社会化占有转变为在较大程度上的单位化占有。在内部特征上国有企业职工已由对国家（制度）的依赖转变为对单位组织体系的依赖，在这个背景下，还一定程度保有劳动力的内部市场特征和营造国有企业内部的企业文化特征等等。

在经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实践以后，现存的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国有企业之间，形成了市场地位和国家控制程度不尽相同的各种国企形态。当前，对国有企业的这些不同形态的形成机制与合理性依据的研究还是不充分的，尤其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关键的国企产权问题研究，仍停留在计划与市场、国企与民企，甚至姓资还是姓社的两级化的简单判断之中。其中有一部分经济实力强，行业地位突出，职工福利好的限制介入性的大型国有企业，已具有了新共同体的特征。

怎样看待大型国有企业中新共同体的生成机制？在上述分析中已指出两种不同的垄断和分化机制对于理解当前国有企业性质和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意义。然而，上述对理解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变化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优质的原来属于全民所有的资源和资源效率的单位化占有和分配，以及由此生成的新单位制利益共同体的现实福利关系层面。本文新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厘清新共同体的生成机制和国企改革的方向，防止一刀切的简单化的国企改革措施出台。

三、国企中的新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技术共同体的重合

上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路线不仅反映了保护和掌控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和产业的国家意志，而且，还受制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从农村到城市的承包制这种简单化的改革方式的影响。[8]当承包制这种经营方式的改革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时候（时称‘包’字进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方式的改革在城市只能适应于技术含量不高，技术管理要求较低的中小工商企业。这就是说，‘抓大’的国家意志不仅是体现了经济安全、资源安全、政治安全的国家需要，其中还有技术与组织、技术与管理、技术与安全等诸多层面的关系。显然，对有些大型国有企业来讲，承包经营是不合适的。与之相联系，在当下已发生了分化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新共同体的生成机制中，除了利益共同体的制约以及文化共同体（尽管还比较薄弱）的联系以外，还应存在技术共同体的制约。技术共同体首先是一定的技术体系对经济组织、空间地域、生产效率的要求，同时它又是一定的利益共同体形成的前提和保证。大型国有企业中的新共同体，起码是具有利益共同体和技术共同体的双重特征。这样在国有企业特有的分化机制的作用下，实际还存在着由于技术共同体的需要所产生的围绕着特定行业和技术发展要求的在组织和空间地域上进行的整合性布局。‘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原则，在学理上还包含了技术决定的含义。

现在的问题是，现存的大型国有企业在技术水平和规模上都处于各行业的优势地位，那么是否都具有技术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特征，都具有技术和组织上整合并得到国家保护的必要呢？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技术与分工的发展所形成的社会分化作用对于传统社会的解体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数百年技术进步过程中已呈现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技术与组织形态、技术与空间地域及其群体关系的特点，这些不同的特点制约着现代经济组织的利益共同体和技术共同体生成的可能性。如果将工业的发展阶段拆分为工场手工业时代，标准化、规模化的大工业时代，以及近三十年的后工业时代。如果将不同的技术类型分为手工技术，例如钟表、纺织、陶瓷；以大型组织和生产规模为基础的技术，例如化工、钢铁、汽车等制造业，石油、煤炭等采掘业；以及后工业社会的个性化技术，例如软件业、手机编程、艺术生产等等行业。就会发现，在现今多种技术类型共存的多元化时代，有些类型的技术仍然具有分解社会共同体的作用，例如软件业、艺术生产等。但是，另一些类型的技术体系，例如大型钢铁联合生产企业，却呈现出了一种再造共同体的可能性。实际上，在传统社会的背景下，技术的分工与发展瓦解的只是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形式。当技术发展到如今这个水平，像钢铁冶炼的长流程生产工艺，这类技术的分工与发展不仅具备重构社会组织形态的功能，而且营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共同体形态。这类技术体系成为新型共同体存在的重要支撑，从而使得新型共同体在技术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双重作用下得以体现。

总之，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看到，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则，要有国家战略安全的考量，相关社会责任与利益共同体的考量，还要有技术体系的特征以及是否具备技术共同体特征的考量。而不能简单化地把效率原则等同于产权改革或者直接导致民营化改革。在国有企业已高度分化，各种时代的技术体系并存的条件下，并不是每一种技术类型都能形成技术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结合。而产权关系的改革不仅不再具有优先的地位，而且要从属于大型国有企业是否具备新共同体的特征，在深入细致的观察探究中斟酌国企改革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参见伊万·塞勒尼等著.新古典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47-53.

[2][3][4][5]刘平，王汉生，张笑会.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8，（3）.

[6]王彦斌，赵晓荣.国家与市场：一个组织认同的视角[J].江海学刊，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