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安全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安全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数据—运行改革的现实反映

（一）案件报捕情况

从报捕情况看，北京市各级检察机关共受理“上提一级”的报捕案件248件265人，较改革前同期的231件250人，受理案件数与人数分别增长7.36%和6.00%，未出现人们担忧的报捕数下滑的情形，改革平稳推进。

（二）逮捕适用情况

从处理结果看，决定逮捕240人，逮捕率为90.57%，较同期下降2.63%；决定不予逮捕22人，不捕率为8.30%，较同期上升1.50%；因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而要求撤回的3人

在决定不予逮捕的22人中，因不构成犯罪不捕的2人，占不捕总人数的9.09%；证据不足不捕14人，占不捕总人数的63.64%；因无逮捕必要不捕6人，占27.27%。（见图一）

二、成效—坚持改革的正当理由

（一）不捕率上升

通过对北京市近三年查办的自侦案件罪名分析，笔者发现行、受贿案合计占自侦案件的比例超过了50%（见图二）。行、受贿案件与贪污、挪用类案件有账簿可查，渎职类犯罪有危害后果相比，典型特点是客观证据少，主要靠行、受贿双方相互印证的口供定罪。且不论其他案件，仅对行、受贿案件不能突破口供就意味着有大量的自侦案件要流失。口供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而对于突破口供而言，逮捕显然具有重要意义，“以捕代侦”的逻辑就这样形成了。

改革前，同一检察院自侦自捕，受突破案件的利益驱动，即便在侦监部门认为不构成犯罪或证据存疑的情况下，检察长进行风险决策，往往也会决定逮捕。“上提一级”后，上级院不用考虑突破案件的问题，受错捕责任的影响，对一些不构成犯罪或证据存疑的案件，能够正确适用不捕措施。与此同时，“上提一级”还强化了对逮捕必要性审查的要求。逮捕条件的严格把握导致了不捕率的上升，北京改革后14个月较改革前同期不捕率上升了1.50%，四川上升了1.30%，江苏上升了2.59%，湖南和河南上升了8%。

（二）无罪率下降

“上提一级”后上级院严格对逮捕证据条件的把握，将一些不构成犯罪、证据存疑的案件排除在逮捕措施之外，降低了逮捕风险，捕后无罪案件绝对数增加，无罪率也随之降低。2008年北京市自侦案件捕后无罪率为3.56%，2009年为3.12%，2010年为1.91%（同时期刑事案件的捕后无罪率分别为1.04%、0.98%、0.77%）。由此可见，改革后较改革前同期，捕后无罪率下降幅度明显加大（见图三）。

（三）监督力度加大

“上提一级”后，遵循“检察一体”、“上命下从”原则，上级院对下级院的监督不再象同级监督那样畏手畏脚，层级监督作用日渐显现，并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超职能管辖得到纠正。在实践中，个别检察院为了突破案件、完成办案指标或者追赃，对本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案件进行立案侦查并报捕情况时有出现。改革后上级院共对三起超职能管辖案件要求退回报捕。二是侦查取证行为得到规范。共对下级院报捕的166个案件中的13个案件（占上提案件数的7.83%）提出纠正意见（相比于改革前同期的1件，增加了7.23%），下级院自侦部门全部接受并予以改正。三是引导取证作用进一步加强。共对决定逮捕的159人中的67人制作了《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要求补侦率达到42.1%。对证据不足决定不予逮捕的14人，全部制作了《补充侦查提纲》，引导取证。

三、问题—分析改革的主要症结

（一）办案期限紧张

“上提一级”后存在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办案期限紧张。由于自侦案件的刑事拘留时间短、取证难度大，加之侦查技能手段的不足，改革前实践中自侦部门挤占审查批捕时间的情况时有发生，原来由同一检察院自侦自捕，只要总体上时间不超过14天，就符合法律规定。而“上提一级”改革与现行的移送审查逮捕程序相比，增加了双重审查程序。由于上级院通常要求在犯罪嫌疑人被拘留后7日内报请决定逮捕，这就使得原下级院自侦与侦监共用的14天时间被削减了一半。在7天内，自侦部门要完成收集固定证据、卷宗整理、文书制作、请示汇报，难度非常大；由于7天时间大部分被自侦部门挤占，下级院的同级审查基本流于形式。“上提一级”后，上级院要承担完全的错捕责任，就要全部阅卷审查、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律师意见，时间也非常紧张。此外14天时间还要考虑异地报送案件材料、送达法律文书、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路途时间。

（二）同级审查流于形式

“上提一级”规定只提到报请上级院审查之前，要先经同级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但对于何时报同级审查，以何种方式同级审查，如何出具同级审查意见、侦监部门与自侦部门意见出现分歧如何解决均未予以明确。实践中自侦部门往往在嫌疑人被拘留后的第6日甚至第7日上午才移送材料接受同级审查。而半天或一天的审查时间，根本无暇对证据进行实质审查。实践中同级审查大多进行的是形式审查，即审查报请材料手续是否齐备、规范，出具的意见书在事实认定和证据证明事项上也大多摘抄复制了自侦部门的报请审查逮捕意见书的内容。而不对证据进行实质审查，所谓的同级审查也就流于形式了。

（三）附条件逮捕适用不规范

“附条件逮捕”能够“分层次”看待证据条件，将一部分证据暂时还不满足逮捕条件，但有重大突破可能的案件适用附条件逮捕，有利于打击职务犯罪。附条件之后的定期审查、撤销逮捕的程序设计，有利于缩短羁押期限、保障人权，因而附条件逮捕在自侦案件中有较大的适用空间。“上提一级”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市检一、二分院适用附条件逮捕的比例分别达到：17.50%、20.83%、19.48%。但高检院创设附条件逮捕制度时曾明确，仅适用于重特大刑事案件，不适用于自侦案件，所以实践中自侦案件大量适用附条件逮捕是缺乏依据的。正因为缺乏制度约束，下级院在实际适用中存在不规范的问题。如在所附期限届满前，不重新报请上级院侦监部门审查补证情况，直接提起公诉；更有甚者，在补侦不到位情况下，拒不执行上级院的撤销逮捕决定。

（四）听取律师意见缺乏保障

侦监部门听取律师意见，是保证正确适用逮捕措施、拓宽发现逮捕必要性信息和侦查监督线索的重要途径。“上提一级”改革明确了听取律师的意见的情况。但该规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听取范围没有保障，仅限于逮捕必要性条件，不包括事实认定和证据方面的意见。二是听取程序没有保障。如只规定了审查主体，未规定在什么阶段、由谁告知律师有权提出有关逮捕必要性的意见以及相关证据材料；未规定在什么阶段、向谁提出、以何种形式提出；未规定提出意见和材料后如何流转到上级院侦监部门；未规定如何向律师反馈意见和材料的审理情况和结论。实践中自侦部门对律师出具的意见材料，不予重视，是否附卷比较随意，侦监部门实际看到的律师意见比例偏低。

四、措施—完善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解决办案期限紧张

1．加大初查力度。可适当将侦心前移至初查，提高初查质量，减轻立案后的侦查压力。一是要对案件线索进行客观、全面的审查，真正做到查微析疑，准备筛选甄别有价值线索；二是要制定缜密的侦查计划，明确目的，提高效率；三是要充分运用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等不限制被调查对象人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的措施，做好立案的基础性工作；四是要准确把握立案时机，既要防止当立不立，暴露侦查意图，贻误战机；又要防止不当立而立，取证不到位，立案后侦查时间不足。

2．加强侦捕联动。针对“上提一级”后，上级院侦监部门办案期限紧张的问题，可加强侦捕联动并规范提前介入。首先，对于疑难复杂，案件定性、法律适用存在较大分歧，在本地区影响重大等案件，自侦部门应在立案之日将基本案情通知上级院侦监部门，并及时就案件取得的重大进展进行汇报，便于上级院了解案情，决定是否介入。提前介入可以有上级院决定和下级院提议两种方式，介入的主要工作是参加下级院自侦部门的案件讨论与决策，对侦查取证方向和定性、证据、逮捕必要性问题进行交流，及时解决意见不同、标准不一的问题，介入的相应成果要体现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中。其次，对于上级院侦监部门经审查拟不捕的，如果同下级院自侦部门意见分歧较大，听取上级院自侦部门主管检察长意见时，可通知下级院自侦部门的案件承办人、分管领导参见讨论，便于及时消化处理不同意见。最后，上级院侦监部门与下级院自侦部门应定期召开自侦案件侦捕联席会议，对阶段性案件总体情况进行沟通反馈，制度自侦案件类案证据规则。

3．增加科技投入。面对办案期限紧张的挑战，应加快检察系统内部局域网建设，实现系统互联、信息共享，使得报捕案件可通过网络从下级院自侦部门流转到上级院侦监部门，实行在线汇报案情、在线讨论案件、网络会议、远程视频讯问等。一方面，省去了大量的在途时间和人力物力，办案人员也能够及时便捷地听取、交流、沟通各方意见。另一方面，也避免上级院侦监部门承办人进行大量文字输入的重复劳动，使其能集中精力于对案件事实、证据的审查，法律的适用上。

（二）取消同级审查

“上提一级”规定对两级院侦监部门的职能划分是：下级院侦监部门应当履行对本院自侦部门的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职责，上级院发现下级院侦查活动违法应当纠正。审查逮捕是发现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线索的重要途径。由于下级院大多不对证据进行实质审，这样也就很难监督线索。

同级审查仅进行形式审没有意义，进行实质审一样不可取。首先同样的程序两级院侦监部门各走一遍，会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其次，对于同级审查出具的意见性质不易确定、错捕责任也无法追究。“上提一级”后，行使批捕权的主体是上级院侦监部门，一旦出现错捕，是由上级院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相关人员会被责任追究。改革前，在本院侦监部门是行使决定逮捕权主体，需承担错捕责任的情况下，侦监部门与自侦部门就是否够罪、捕与不捕出现分歧时，还需让步，做出逮捕决定为突破案件服务。“上提一级”后，在无需承担错捕责任的情况下，同级院的侦监部门就更没有严格审查，提出与自侦部门不同意见的驱动力了。高检院希望通过同级审查来加强而不是削弱同级监督，但事实上多年以来同级院的“同体监督”是不力的。如果认为同级可以监督，决定逮捕权就不需上提一级，如果认为同体监督无法达到监督目的，上提一级后设置同级审查也就没有意义，因此建议取消同级审查，决定逮捕、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均由上级院行使。

（三）规范自侦案件附条件逮捕制度

侦查实践证明，一味追求捕前证据完全到位不符合自侦案件的实际情况与案件发展特点。如果一味按照拔高了的逮捕条件去审查自侦案件，短短7天时间，要求自侦部门取证达到定罪标准，显然不切实际，对达不到定罪标准的案件一概不捕，势必会造成大量自侦案件的流失，不利于反腐败斗争的开展。自侦案件中有必要引入附条件逮捕制度，但同时应当对适用的程序加以规范。

一是明确适用范围。仅适用于案情重大、复杂、社会影响大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要求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虽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根据自侦案件的不同特点，可以对以下几种情形允许适用附条件逮捕：贿赂案件中一方已作有罪供述的案件；贿赂案件中嫌疑人供述的金额虽然较小，但有证据表明继续侦查可能会取得重大进展的案件；贪污挪用案件中嫌疑人已作有罪供述，但缺乏相应书证、物证，或者尚未具有足够时间制作司法会计鉴定报告的案件；渎职案件具体后果尚未出现但有重大发展可能的；其他证据不足但有事实表明继续侦查可能会取得重大进展的案件。

二是严格后续审查。对于上述案件，自侦部门应在提请逮捕时就明确侦查方案和计划，供上级院侦监部门审查是否能够附条件逮捕。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附条件逮捕的，上级院侦监部门应当对下级院自侦部门发出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查明的事实和需要补充收集、核实的证据。捕后，上级院侦监部门须及时对补充侦查情况进行延伸监督，促进捕后侦查取证，使证据达到定罪标准。若发现无法补充证据或补充证据不理想，不能达到定罪标准的，应当及时撤销逮捕，下级院应当执行。同时，对附条件逮捕案件，下级院自侦部门移送审查前应当征询上级院侦监部门的意见。上级院侦监部门与下级院公诉部门应建立备案制度，保证未经侦监部门把关的案件不流入审查环节。

（四）保障听取律师意见制度

一是扩大律师提出意见的范围，应不仅局限于逮捕必要性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还可以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或者证据材料来源、法律适用意见。二是要细化听取律师意见的程序。首先，要明确告知程序。自侦部门在报请上级院侦监部门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将犯罪嫌疑人是否委托律师、律师联系方式记录在案，随卷移送。上级院侦监部门收到相关材料后，应及时告知律师案件的进展环节，并告知律师有参与审查逮捕程序提出律师意见的权利。其次要规范审查程序。对于有会见要求的律师，应安排两名以上侦查监督部门承办检察官在接待室接收材料，听取律师对于审查逮捕案件的意见并记录在案。上级院侦监部门案件承办人应将律师意见内容详细记入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然后结合下级院自侦部门报捕的证据材料对律师提出的主张和理由逐一分析，最后提出是否采纳的处理意见，按照三级负责的内部工作程序，逐级审批。最后要严格反馈程序。凡律师参与的案件，承办人应在审结之日，将处理结果以及对律师意见的采纳情况以书面形式反馈给承办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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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安全保卫 和谐医院

中图分类号：R395 文献标识码：A

一、加强安全教育，提高防范意识

认识决定行为，行为导致结果，思想认识的深度，决定着行为的高度。在安全生产工作中，人是最突出、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提高员工安全防范意识，对安全保卫工作的开展乃至对规章制度的执行和落实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强思想认识教育，强化安全稳定是医院发展的保障，没有安全和谐的环境，将影响和制约医院的发展。医院应开展各项安全教育，对医院职工安全防范意识要有所了解，以防遇到事故能冷静分析与处理。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大多是由于人们不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制度和操作规程，不懂得安全生产的专业知识技能，不尊重生产过程中的客观规律的行为导致的。要确保安全生产的正常开展，除了加强员工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专业技术知识、操作技能与操作规程、安全风险意识、职业道德养成的教育培训。通过不断的培训来强化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能力。

二、加强保卫人员的管理，提高人员队伍素质

医院除了要有一个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服务周到的医疗团队外，还要建立一支政治思想、专业素质和身体素质过硬的保卫队伍，这是做好医院安全保卫工作的根本保证。近年来医院建立了目标管理责任制，把日常的保卫工作纳入了责任制管理中，使管理更加科学化、规范化。一是健全值班巡逻制度。要求保安人员在医院实行全天24小时巡逻、执勤，确保医院病区、重点要害等部位的安全；二是建立奖惩激励机制，做到奖优罚劣，提高保卫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三是健全业务培训制度和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加强保卫人员的法律知识、保卫业务和技能的培训，提高队伍的业务素质，增强管理水平和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教育、提高职工群众的思想认识，采取专题报告、业务培训、实战演练等形势，因地制宜地对职工进行防范技能的培训。四是消除惰性，强化动态管理。安全保卫人员从事工作时间长了，容易产生惰性。面对不断发展的社会形势，要实行安保工作的动态管理，要改变以往的传统安全保卫工作方式，由传统的坐等式办公、静态管理为主向主动深入生产第一线，实行动态管理转变。要密切注意和及时掌握可能影响稳定的各种不安定因素，经常进行综合分析预测，围绕焦点问题，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及时疏导、化解矛盾，以预防为主，落实防范措施。抓住重点和薄弱环节，准确划定要害部位，大力发挥科技在医院内部安全保卫工作中的作用，加大防范工作的科技含量，消除各种隐患和漏洞，防范和化解医院风险，确保医院的安全。

三、积极处理矛盾，避免引发重大治安事件

认真化解和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和矛盾纠纷，是维护医院安全和稳定的关键。保卫人员只要具备安全意识，超前防范、预控为先的工作态度，就有可能使矛盾和不安全因素化解在萌芽之中。由于医院工作的特点，很难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特别是当医院条件未能满足人们愿望时，患者和家人会更多的迁怒于医院，这些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极端的情绪行为。故医院保卫部门要对容易引发治安事件的各类问题以高度重视，对可能引发的治安事件尽量地消除在萌芽状态，采取“教育疏导”方针，耐心细致地与患者家属沟通协调，劝阻于院内解决，把负面影响和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四、安全检查是查处隐患的重要手段

在安全保卫工作中，安全检查是搞好安全保卫的重要措施之一。通过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存在的安全事故隐患，进行及时整改，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中。

检查内容包括查思想认识、查制度、查措施、查安全事故隐患、查劳动纪律、查安全经费提取、查劳保用品使用发放、查“三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查遗留问题的整改等多项内容。检查方式可分为日常检查、专项检查、定期检查、季节性检查、突击性检查和督导检查等。安全检查的方法有自查、互查、抽查、辅助查等。严查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执行落实情况。对检查工作要有完善的记录，检查资料要翔实、详细、用数据反映，通过对多次检查数据的分析比对，可以发现一些以前可能忽视的问题。

目前，我院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以下安全保卫工作制度：

1、医院安全保卫工作由院长和安全委员会领导，行政事务部具体负责。

2、高度重视消防工作，及时排除所属范围内的火灾隐患。全院消防灭火器材要定期检查和更换，保证消防器材的有效作用。所有消防工具、器材设施不得随意动用，遇有毁损，及时通知行政事务部有关人员维修更换。定期对全院防火、防盗工作进行年度和季度检查，并针对形势进行不定期的检查。

3、利用各种形式对全院职工进行防火、防盗、防治安灾害事故教育。工作人员、患者家属及外来人员要遵守医院各项规定，不得在院内、办公场所、医疗场所大声喧哗、酗酒闹事、打架斗殴，要爱护公物，保持环境整洁。

4、各科室医务人员值班期间要增强责任心，坚守岗位，忠于职守，对医院的安全保卫工作负总责。检查楼道治安情况，遇事妥善处理，遇有特殊情况及时向领导汇报。

5、药剂科要严格执行现行的毒、麻使用管理制度，保证用药安全。

6、财务室、档案室、机房等要害部门，要制定具体的安全保卫措施和严格的岗位责任制，确保安全。财务室要严格执行医院及上级规定的现金管理制度，当天收款当天存入银行，过夜现金不得超过规定限额，确保现金安全。

7、对医疗设备、计算机、电视机等高档办公设施和物品实行专人负责，定期检查报警器，确保各种仪器设备正常使用。

8、工作人员要熟悉各种仪器和机械设备的原理和性能，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对特殊仪器设备要定期检查和保养，以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9、对医院发生的刑事案件和重大治安案件要及时报告院领导、上级主管领导和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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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管理创新；公安机关；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被中央政法委列为“三项重点工作之一”，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共同目标。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的职能部门，更要着眼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顺应社会建设进程，综合运用经济、政治、行政、法律、文化、教育等手段，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工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建设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及概念

6月26日至29日，全国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座谈会在广东深圳和广州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会上强调 ，全国公安机关要着眼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顺应社会建设进程，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充分发挥我国政治优势、现代科技作用和基层创造精神，统筹整合各方面资源，积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努力走出一条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工作新路。

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定义为公安机关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过程中，主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对传统的公安社会管理工作进行调整和变革，对参与公安社会管理的各种资源进行整合和互动，从而改善公安社会管理效能，提升公安社会服务水平，建立起一个适应信息社会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需求相适应的公安社会管理体系的活动和这些活动的过程。

二、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应重点解决的问题

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的只能部门，既要全面开展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又要抓住源头性、根本性和基础性问题。根据孟建柱同志在全国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座谈会上的强调，当前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要着力破解人口动态管理、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社会组织常态监管、虚拟社会综合防控、社会治安打防管控“五大难题”。

（一）推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

由于流动人口面临社会歧视、贫富悬殊的境遇，加之受教育程度较低、自我保护能力低下，随着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违法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对社会治安秩序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公安机关对流动人口管理存在以下问题：

1.流动人口工作的社会气氛不够浓厚；

2. 流动人口登记率不高，底数不清，致使重点人员、高危人群排查信息流转、研判机制不全，现有的系统有待进一步完善；

3.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不够顺畅，管理合力没有形成，综合治理没有发挥重要作用。

（二）推进网络社会建设管理创新

伴随互联网使用人数的飞速递增，虚拟社会中的违法犯罪活动日益嚣张，虚拟社会内在

的特点使得各种矛盾和问题一旦通过网络传播，就会进一步聚焦扩大，公安机关面对新形势下的网络犯罪，虚拟社会管控存在以下不足：

1.观念不适应，管理手段较为陈旧；

2.立法滞后，行政措施欠规范；

3.技术准备不足。

公安机关要利用负责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的便利条件，充分认识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注重研究互联网的内在规律和规则，充分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手段，加强互联网的建设与有效管理。特别是要认真研究和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依法保证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

（三）推动矛盾纠纷化解管理创新

实施社会管理的过程，就是防范、调和、平衡、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的过程。社会管理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为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国正处在社会矛盾凸显期，诱发社会矛盾的触点很多，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纠纷碰头叠加，各类突发性的增多。公安机关一定要从政治的、全局的、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性、紧迫性，紧紧抓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努力构建源头治理、动态协调、应急处置三者相互衔接、相互支撑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最大限度地使社会矛盾不积累、不激化，确保突发事件不蔓延、不升级。

（四）推进社会组织管控创新

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在为政府分担大量社会管理职责的同时，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很多问题。各级公安机关要按照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并重的原则，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密切协作，建立健全常态监管机制，依法有序管理社会组织。对中介组织、行业协会、志愿服务组织和民间公益性组织，要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使他们成为参与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依靠力量；对政治意图明显、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政治、宗教类社会组织，要摸清底数、纳入视线，实行多部门、多资源联动管理，坚决限制其发展；对境外非政府组织，既保护其正当活动，又依法规范其行为，坚决抵制和防范其对我实施渗透破坏活动。

（五）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创新

防控犯罪时公安机关为了应对当前的刑事案件高发状况开展的集打击和防范、控制和管理为一体的遏制犯罪行为发生的主动仗，就是要通过公安机关营造积极主动的进攻态势，构建出严密无缝的治安防控体系。公安机关应以社会治安问题严重的区域加强指导，实行重点防控、过程监管，完善长效机制，突出指导服务理念。积极搭建管理服务平台，不断完善社会治安动态防控体系，竭力提升驾驭社会治安局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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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社会管理”

自从社会管理创新在党的重要文件中提出后，社会管理迅速成为当代中国的热门话题，也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社科领域对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有关的研究成果前所未有。但是，由于构成这一词语的“社会”和“管理”两个语素在不同场合、不同的学科研究视角、不同的参照语境下，有不同的定义，社会管理的概念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对何谓“社会管理”，学者通常如此定义：人们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狭义的观念认为，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能，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相对，指的是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中排除掉政治统治事务和经济管理事务的那部分事务的管理和治理，其所涉及的范围一般也就是社会政策所作用的领域；而广义的观念认为，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事业和社会观念等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1]。

而官方学者则从我国现实政策层面对“社会管理”从内涵、任务、主体、目的诸方面进行了“质”的规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总体格局中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2]

有法学学者基于“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概念是思维的工具”的常识判断，以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实定法中“社会管理”这一概念的分布及法规范中“社会管理”概念在具体法语境中使用的差异及特点进行辨析研究后，认为：社会管理并非一个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概念；社会管理既是一个时髦的政策用语，也是一个严肃的法律概念。我国的实定法中社会管理概念确实存在不足，并进而指出，“社会管理立法是社会管理的依据与实现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前提，加之社会管理法治化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它呼唤认真对待作为法律概念的社会管理。”[3]，因此，在十报告中将之前社会管理的有关表述加入了“法治保障”，标志着当前和今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指导思想、基本路径和主要方法都是“社会管理法治化”，作为法律概念的社会管理亟需进一步予以辨明厘清。

二、我国现存的“社会管理”的不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表示，社会管理是一个老问题，是任何一个形态的社会都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但是，“创新社会管理”是一个新问题，因为在当前这个社会剧烈转型的时期，旧的理念和方法已经无法妥善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4]

自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带来空前的社会变革，既给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带来突出矛盾和问题。201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5000美元，意味着我国已经从中低收入阶段跨入中上收入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发展黄金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交织时期，现实中突出的问题矛盾表现在：人民矛盾和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众上访和多样多发、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既给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给社会管理带来巨大压力；社会治安形势总体稳定，但刑事犯罪居高不下，公共安全事故频发，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突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快速发展，但管理服务问题突出；互联网迅速发展，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也给社会管理带来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分配机制不够合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结构不够合理，结构化、碎片化现象严重，缺乏有效流动机制，阶层分化停滞、结构固化；外部势力插手干预，传统安全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作用，增加了社会矛盾的复杂性，等等。

面对社会领域复杂的矛盾和新的问题，现存的“社会管理”模式沿袭计划经济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在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等诸多方面存在难以完全适应的方面。这种“社会管理”的目标是“服从”与“管制”，而不是“服务”；管理主体是“国家”或“政府”，而不是“社会”；管理的方式单纯依靠垂直、纵向的政府的行政权力，而缺乏自下而上的“权利”管理，即缺乏社会主体的动员与参与、缺乏公民民主管理、缺乏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沟通与协商；管理客体不是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或提供物质的、精神的服务而是被管理者的思想或私人活动；它注重的是“威权”而不是“威信”，管理机制是自上而下的权力管理，管理方式或方法是命令、指令。这种模式因其以国家强力实施的社会治理而具有高效率、低成本的特点，在计划经济年代具有极大的优势。

但是，我国的经济社会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民主法治意识、公平正义意识、自由平等意识不断增强，继续以“权力时代”的社会管理模式管理“权利时代”，就必然会出现诸多问题，管理越位、错位、缺位不可避免，甚至这些错位、越位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会成为社会矛盾爆发的激发点。

篇5

巴中市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施细则解读一问：《实施细则》有哪些特点?

答：《实施细则》是结合巴中实际，对中央《规定》和省上《实施办法》主要精神的具体体现和落实。《实施细则》对综治领导责任制的责任内容、表彰奖励、责任督导和追究等主要方面，特别是对通报约谈、挂牌督办、一票否决等追责方式进行细化、深化和具体化。《实施细则》同中央《规定》和省委《实施办法》一样，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重大的意义，是今后推动全市综治工作和平安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抓手。具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一是涵盖范围宽。《实施办法》管理和约束的范围涵盖了综治工作、公共安全和平安建设的方方面面，对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各个环节、各种问题表征都作了全面、准确、明晰的类分与界定。二是适用范围广。《实施细则》适用于全市所有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及其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三是约束主体明。主要是明确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综治工作职责。四是规定内容细。对各级党委政府、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对需要进行责任督导和追责的主要情形作了非常明确、具体的界定和细化，特别是对各级党委会、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综治工作的次数和综治委召开委员会的次数都作了明确规定，非常细致、非常具体。五是要求刚性大。特别是对责任督导和追究的七种方式，怎么追责、怎么处理，什么情况启动、什么情况从轻、什么情况从重、什么情况下解除，都规定得非常细、非常严、非常实，非常具有刚性的约束力。

问：《实施细则》的制定和出台对全市综治工作和平安建设有什么重要意义和作用?

答：《实施细则》是首部明确综治领导责任制的党内法规性、纲领性文件，是推动、促进我市综治工作和平安建设的重要准则、载体和抓手，既是强化各级领导责任、撬动综治工作的杠杆，也是推动综治工作和平安建设的钢鞭，更是倒逼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履行责任、抓实综治工作的利剑。《实施细则》的制定、出台和实施，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强化和压实各级领导的综治工作责任，织密压紧各级综治责任链条，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面覆盖的综治工作责任体系，更好地推动综治工作，推进平安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调动各方力量、发挥各方作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牵头、相关部门(单位)主抓、社会各方面参与支持的综治工作整体格局，形成齐抓共管、共建共享的综治工作和平安建设整体合力;有利于进一步用好用活综治载体手段，夯实综治工作基层基础，强化综治工作动力保障，增强综治工作活力后劲，推动提升综治工作和平安建设水平;有利于进一步鲜明综治工作导向，充分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关键少数作用，带动形成各级党政高度重视、深入推动，各方面积极支持、合力推进的综治工作和平安建设良好氛围。

问：如何保证《实施细则》的规定和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答：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再好的制度、规定和要求，关键在于能够执行，在于真正、有效地落实。按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我们将采取多种措施，采用多种方式，确保《实施细则》的规定和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一是要强化宣传。要将《实施细则》纳入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和各级政府、各级部门会前学法、集体学习的重要内容，纳入各级干部培训和党校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各级干部遴选和领导干部任职资格考试的重要内容，同时，充分运用各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运用各级党政网站、政法两微一端等多种载体，运用会议、简报、板报、宣传手册、主题宣讲、考试考核等多种方式，深入解读、广泛宣传《实施细则》的目的意义、特点内涵、主旨要义，使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实施细则》的内容规定特别是对自身的职责要求真正入脑入心、了然于胸，真正知责思为、知责尽责，充分履行综治工作责任，真正重视、支持综治工作，用心、用力推动综治工作。二是要强化推动。各级综治委领导要带头宣讲推动、贯彻落实，引导、推动各级部门(单位)、各级综治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实施细则》。更重要的是，《实施细则》的贯彻落实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实施过程中的很多重大问题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关心、协调、解决，这些都需要各级综治委去主动汇报、积极争取，充分依靠党委、政府的有力组织统筹，有效推动《实施细则》的贯彻落实。同时，我们还将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和社会监督，对履行综治工作职责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公开曝光，推动《实施细则》规定要求落地落实。三是要强化督察。各级综治委(办)将把《实施细则》的贯彻落实情况纳入各级综治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将组织专门督察组，通过明查与暗访相结合、集中专项督察与随机重点抽查相结合等方式，不定期加强督察，严格考核，推动《实施细则》深入贯彻、有效实施。四是要强化运用。市、县(区)综治委(办)将按《实施细则》的规定要求，与同级纪检、监察，组织、人社等相关部门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定期研究、解决综治工作推进和《实施细则》贯彻中的具体问题，提出落实奖惩激励措施的具体方案，决定需要问责追责的具体对象。同时，将健全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先征求综治部门书面意见和综治工作考核一票否决等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把履行综治工作职责、落实《实施细则》作为重要的尺度和标准，把好干部选拔任用和绩效考核关，确保《实施细则》的各项规定要求真正执行到位、落到实处。

巴中市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施细则解读二问：请您介绍一下《实施细则》起草的主要背景。

答：去年，中央、省委分别出台了《关于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的规定》《四川省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施办法》，首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了综治领导责任制。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规定》和省委《实施办法》，推动提升我市社会治安综治治理水平，3月22日，市委、市政府以两办名义制定出台了《巴中市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施细则》，结合我市实际，对健全落实综治领导责任制相关内容和要求做了细化、明确和强调，为进一步压实综治责任链条、推进平安巴中建设、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提供了有力保障和支撑。

问：制定出台《实施细则》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答：《实施细则》制定的核心目的就是落实各级党政和各级领导干部抓综治工作和平安建设的责任。通过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鲜明工作导向，传导工作压力，浓厚工作氛围，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工作格局，使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切实担负起维护一方稳定、确保一方平安的重大政治责任。

问：《实施细则》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哪些?

答：本细则主要适用于全市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及其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及中央、省驻巴单位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参照执行本细则，也即是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编制内的所有领导干部，都受《实施细则》的影响和约束，都必须履行综治领导责任，必须执行和落实《实施细则》的规定和要求。

巴中市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施细则解读三问：起草制定《实施细则》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答：我们在结合巴中实际起草制定《实施细则》时，主要突出了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在贯彻落实中央和省上的《规定》《实施办法》上体现巴中的决心和力度。一方面，以两办名义出台《实施细则》，确保文件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在综治领导责任制的责任体系与《规定》《实施办法》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在责任内容、责任追究上，严于、细于中央、省《规定》《实施办法》，紧紧围绕谁来问责、问谁的责、怎么问责、什么情况下问责，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和责任内容，规范追责情形、方式、机制、程序及结果运用，着力划出几条硬杠杠、设定几个硬程序，真正体现规定和要求的严肃性、权威性，通过分类递进实施通报、约谈、挂牌督办、一票否决等问责追责方式，用真通报、真约谈、真督办、真问责，着力解决各级综治工作责任落实不到位，治安突出问题和公共安全隐患整治难的问题。

二是在具体的规定要求上体现可操作性。《实施细则》重点在突出规定和要求的可操作性上下功夫，着力打通综治领导责任制落实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在问责追究的适用情形上，结合巴中实际，增加了一系列定性定量的设置和定义，例如，对因工作推动落实不力，影响全市综治目标考核，以及因问题隐患突出、被上级综治委挂牌督办的;对市委、市政府和市综治委(办)下达的目标任务或交办重点工作重视不够、落实不力，推进滞后的;不认真贯彻执行市委、市政府相关决策部署，不遵守市综治委(办)工作运行规则和相关制度要求的。这些明确、具体的判定标准，大大增强了《实施细则》的可操作性，能够真正有效保障综治领导责任制在巴中落地生威。

三是在责任督导和追究程序上体现法治思维。首先，为使各方主体在平安巴中建设中的职责任务更加明晰和集中，《实施细则》按照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各部门齐抓共管，依次对各级党委、政府、综治委及其办公室、各部门各单位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职责任务及领导责任分别进行了界定和明确，真正做到了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

问：《实施细则》主要由哪些内容构成?

答：《实施办法》共28条，由5部分构成。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明确责任主体。《实施细则》强调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进一步明确了党委、政府、各部门各单位以及各级综治委、综治办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责任。明确了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第一责任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分管负责同志是直接责任人，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承担分管工作范围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责任。同时，在完善落实责任制上，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任务分解为若干具体目标，并以签订责任书或明确岗位职责、制定考核细则等方式，逐一细化落实到具体的责任领导和责任人员，建立严格的检查督导、定量考核、评价奖惩制度，推动综治工作责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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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社会治安现实的召唤与公共管理社会化、市场化理念催生了公共治安承包现象。在其近十年的实施历程中，面临的诸多法律困境依然存在。公共治安承包的内容范围、协议性质、签订主体、经费来源、公安机关和承包方的角色定位及其合法性困境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掣肘。如何正视、考量和解析这些法律困境是目前公共治安承包摆脱尴尬处境。迈向法治化的关键所在。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人、财、物大流动，社会控制难度加大，导致治安形势日益严峻；同时，警力不足的矛盾也日益加剧。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与财政条件的限制，短期内不可能给公安机关增加更多编制、扩大队伍，这就为治安承包提供了机会。“治安承包”是指将某一特定区域的治安防范任务和一部分治安管理任务有偿承包给某个人或某一组织，承包人组织人员开展巡防工作等，相关政府部门根据区域内的刑事案发数量和承包人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数等指标对承包者进行考核奖惩的社会化安全管理新模式。近年来，全国许多地方先后实行了治安承包的做法。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褒贬不一，支持者考虑到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现实以及新的警务改革和公共管理市场化、社会化带来的契机；反对者则坚持公权力应由国家机关行使及政府理当完全负责生产社会治安这一“公共产品”的观念。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是由于立场不同和治安承包在实践中确实存在不规范的做法所造成。这就需要对公共治安承包目前所面临的法律困境进行正视、析疑，以实现政府机制、社会机制与市场机制三种社会治理机制选择在公共治安承包制度设计中的平衡。

一、承包内容范围的困境：治安防范承包VS治安管理承包

治安承包在中国推行了近十年，涉及的区域范围由农村逐渐扩展到了城市，但由于各地的实际情况有所差异，使得其模式、内容和具体操作也有所不同。从实践来看，在承包内容上，治安承包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治安防范承包；二是治安管理承包。实行治安防范承包的省市比较多，如自1999年以来，泰安市委、市政府以“治安防范职业化承包责任制”形式解决了城乡不少治安问题。此后，治安承包的内容逐步扩大到一部分治安管理权，如宁波余姚市牟山镇从2005年就开始推行治安承包责任制，将治安巡逻以及村内的私房出租管理、暂住人口登记等管理权一并承包。各地的治安承包行为对于承包的范围没有一个规范的统一规定，造成了公共治安承包中治安防范和管理行为的类型与幅度不统一。

(一)治安防范承包

治安防范是社会治安群防群治的方式之一，也是全体公民的一项责任和义务。这一责任和义务，既可以要求全体公民在没有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为社会公共治安安全尽义务，也可以将其与经济利益挂钩，承包于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治安防范承包具有合法性。治安防范承包中的承包内容虽然一般属于私权范畴的事项，如纠纷调节、对违法犯罪人员的举报权和制止权、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正当防卫权、检举权和扭送权、治安巡逻等，但其中的治安巡逻却具有双重属性：既属于公安机关的公权力，又属于私权的范畴。治安巡逻是指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为了维护社会治安而依法组织实施的一种巡查警戒活动；在我国进行治安巡逻工作的既有专门巡警队伍，又有由各种民警、武警和派出所抽调的警力等组成相对固定的警察队伍，还包括由民警组织和带领的群众性治安联防组织。由此看来，治安巡逻虽属公权力的内容，但实践中承包的事项仅限于群众性治安联防组织所实施的事项(又称为治安巡防)，为一般管理权范畴，对于属于警察权范畴的强制措施和执法活动并没有纳入承包范围。因此，对于治安防范承包内容的范围界定应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治安巡逻；二是治安巡逻之外的治安防范内容；对后者进行承包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对于前者中的治安巡防(即群众性治安巡逻)进行承包并没有牵扯到警察权的市场化，也不违法。因此，在此基础上的治安防范承包就能作为社会治安防范群防群治的一项新举措，其存在也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

(二)治安管理承包

治安管理是公安机关的行政职能，是指公安机关依照国家法律和法规，依靠群众，运用行政手段，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行政管理活动。具体的治安管理职权有治安管理命令权、治安处理决定权、治安强制权、治安处罚权、治安调解权、治安奖励权等。治安管理是国家警察机关的权限，涉及公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也就是说，治安管理是一项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执法活动，是具有执法性质的公权。根据法治原则，任何一项行政权力的取得与让渡都必须有法律的授权，这就使治安管理承包内容的合法性受到了极大的质疑。但笔者认为：首先，法律本身就具有滞后性的特点，现行的法律虽没有给予治安管理承包以合法的地位，但这并不能说明治安管理承包从本质上就是错误的；其次，法治原则的依法行政并不仅仅是指恪守现行的法律、法规的现成文本规定，还应包括这些法律所体现的立法精神与法律原则。治安管理权中的一些具体权利如户籍管理、暂住人口的登记和发证、房屋出租管理以及治安调解权虽属公权力，但不属于国家强制管理权，是具有业务性的管理权。将其承包并没有改变公权力的性质，只是对该权力进行必要的社会授权调整，并没有造成“公法向私法的逃遁”。执法权依然掌握在公安机关手中，治安承包人只是通过行使这一部分非强制性的管理权来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辅助力量和补充，以便更充分地发挥行政权的灵活性优势以及广泛的社会资源参与热情，进而实现公共管理的多元共治。

二、承包协议性质的困境：民事合同VS行政合同

对于公共治安承包的协议性质，理论界并没有作很明确的界定。大部分学者将公共治安承包协议笼统定义为行政合同，殊不知根据承包内容的不同，其协议的性质也应作不同的诠释。

(一)民事合同

从上面看来，治安防范承包的承包内容除了治安巡防具有双重属性外，其他的都属于私权领域。而对于治安巡防以外的治安防范内容承包合同应看作民事合同。所谓的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不含治安巡防内容的治安防范承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基于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民法基本原则而达成的一种合同；内容属于私法领域的内容，不涉及公权力，主要包括双方的民事权利、义务和奖惩；发包方与承包方都属于平等主体；合同也是基于双方合意而签订的；因此，此类合同当属民事合同。

(二)行政合同

行政合同又称为行政契约，是指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双方的意思一致，所缔结发生行政法上法律关系的合同。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防范中治安巡防承包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主体——公安机关、公安派出所等；从合同内容来看，承包人和发包方的权利、义务都围绕着“公权力”(如登记出租房、外来人口登记、治安巡防等)而存在，而这些权利和义务具有行政属性，要受行政法原则的约束，不能随意免除和放弃；签订该种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执行公务、实现特定的国家行政管理目标；合同是以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合同中行政主体享有行政优益权，主要表现为签订合同的选择权，如宁波泗门镇治安承包的承包人三分之一是党员，一半是退伍军人。这就是派出所运用签订合同选择权，通过招标的形式，选择特定签约对象的结果。这充分说明治安管理承包合同与治安巡防承包合同在本质上属于(准)行政合同。

三、承包签约主体的困境：公安机关VS民间主体

在公共治安承包的实践操作中，公安局、公安派出所、村民委员会、物业公司等均可在不同的条件下作为对外签订主体。至于在何种条件下和何种合同中，谁能作为发包方，成为对外签订主体却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如浙江嘉兴的嘉善县出现了由警署将治安防范承包给民警个人，再由民警挑选保安人员进行防范的模式。治安防范承包分为治安巡防承包以及之外的治安防范承包，二者由其内容性质不同，导致对外签订主体必有差异。因此，随意地确定发包方可能会引发合法性质疑。

(一)祛除治安巡防中治安防范承包合同的签订主体困境。这类合同的内容属于私法领域的内容(如纠纷调节、对违法犯罪人员的举报权和制止权、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正当防卫权、检举权和扭送权等)，合同性质属于民事合同，其发包方既可以是村民委员会、物业公司、社区等民间组织，也可以是公安行政机关及其派出所机构。因此，此类合同的签订主体一般不存在多少争议。

(二)治安管理承包合同与治安巡防承包合同的签订主体困境。行政委托是指基于管理上的需要，某一行政主体委托另一行政主体或其他组织及个人，以委托人的名义代行其职权或者其他事务，其行为效果归属于委托人的法律制度。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8条第1款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因此，当承包方为个人的时候，这类承包是否属于行政委托关系呢?《国家赔偿法》第7条第4款明确提出，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此款已将个人行使公权力纳入可能情形之一，承认个人也能作为行政主体。笔者赞同陈新民教授的学术观点，即行政任务的委托可以依法律或其他法规，甚至经由行政合同来委托及授予执行权限。由此看来，治安管理承包与治安巡防承包实质上属于一种行政委托关系。另外，又由于此类合同属于行政合同，签订主体的一方必须为行政主体，因此，公安局以发包方的身份出现，直接参与此类承包合同的签订没有任何异议。但是，问题在于公安派出所是否也能以自己的名义成为发包方?在行政委托关系中，委托方必须是行政主体，非行政主体不能成为行政委托法律关系中的委托方当事人。根据行政法学的行政主体理论，公安派出所作为公安局的派出机构，只要有法律法规的授权，或者权力机关对其作了某种专门行政授权，且当其行使这种职权时，公安派出所就可以成为行政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以及《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等，公安派出所享有法律、法规设定的关于暂住人口管理、出租房屋管理等方面的行政职权，因此，公安派出所可以凭行政主体身份对外签订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

以上对公共治安承包合同的对外签订主体进行了标准定性，但笔者认为，不含治安巡防内容的治安防范合同的签订可以不让公安机关直接参与，而是由公安机关以外的民间组织或个人与承包方自行签订，公安机关只是在受邀请的情况下，以承包合同的居间者面目出现，负责业务指导和监督合同履行，这样有助于减少众人对该合同性质的误解，体现该类承包合同的民事性及主体地位的平等性。而治安巡防承包和治安管理承包合同的签订则必须由公安机关直接以发包方的身份，直接参与合同的签订，以保证行政合同订立的合法性与合同履行的公正性。

四、承包合同当事人角色定位的困境：发包方VS承包方

(一)公安机关(发包方)的角色定位困境

公共治安承包是应公共治安需求多样性与提供单一性的矛盾而应运而生的，是一种公共治安的多元主体提供方式。虽然这一新尝试以契约的方式提高了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但同时也引发了公安机关的角色定位问题。

有人认为在公共治安承包中，公安机关是在向社会转嫁和转移自己的法定义务，与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当好“守夜人”、管理好公共事务的趋势是相悖的。治安承包是满足那些安全需要较高的组织或个人而展开的，是公安机关提供必要的、基本的安全服务以外的一种补充形式。当前，行政权力正逐渐向服务行政、给付行政转变，从某种角度上来看，治安防范和治安管理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给付公共产品的服务行政。法律并不禁止公安机关根据民法规定通过与特定公民、法人签订治安承包合同的方式来履行职责。但不管是治安防范承包，还是治安管理承包，公安机关都不得以治安承包合同存在为由而拒绝履行治安管理职责或为治安管理失职进行辩解。如果实行承包后，公安机关将不再向这些地区提供安全防范和管理服务，这就有可能在公共治安承包者的承包失败以后，使那些本想获得较高安全需要的组织或个人的合法权益遭到更大损害的风险。《人民警察法》第6条规定，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是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职责。因此，公安机关不应该在该区域的治安防范任务被承包以后而成为“甩手掌柜”，而应当是给这块承包区域加上双保险，确保发包人享受到高于一般区域的公共治安服务。

当承包人履行合同侵犯了其他公民或组织的权利而使社会治安出现了问题时，公安机关是否仍须按公法承担相应责任也成为了角色定位的困境问题。公共治安承包的合同分两种：一种是祛除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另一种是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后者属于行政委托关系。根据《国家赔偿法》第7条的规定，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行政权力时，若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委托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这就说明在后一种承包合同中，公安机关仍须按公法承担责任，因为《国家赔偿法》等法律对公安机关的约束不可能因为公安机关自身与特定公民、法人之间签订的一纸合同而被解除。但前一种合同(即祛除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属于民事合同，这类合同中的公安机关勿须按公法承担责任。当其作为此类合同的发包方时，负有履行合同的附随义务，若因其附随义务的缺失而导致承包人侵犯了其他公民的权利时，公安机关应承担民事责任；当其只作为此类承包合同的居间者出现时，公安机关只承担监督者的责任。

(二)治安承包方的角色定位困境

至于治安承包方同样也存在着相应的角色定位困境。首先，承包方在合同中代表谁工作，应对谁负责，这是一个困境。在治安管理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中，公安机关与承包方之间是一种行政委托关系，此时，承包方是代表公安机关来工作，并对其负责；在祛除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中，不管公安机关是否作为合同的对外签订主体，承包主作为民事主体不存在代表谁工作，但他却应对合同另一方，即“发包方”负责。其次，如果这些承包人在履行合同时出现了伤亡现象，由谁来承担责任以及是否算公伤也值得斟酌。笔者认为，在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合同中出现的伤亡可以算工伤，而不能算公伤。公伤是指在国家法律范围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执行公务造成的伤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的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此时责任应由公安机关来承担。而在民事合同性质的治安承包合同中，承包人出现的伤亡不能算作工伤，责任应由自己承担。第三，承包方在巡防时要完成承包任务难免会对有嫌疑的人进行盘查或检查，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也就是说，盘查属于警察刑事权的一部分，承包方无权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立法法》第8条第5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如果随意盘查过往车辆及人员，显然是侵害了被管理者的合法权益，有悖于《宪法》在内诸多法律的规定。因此，如何确定承包人角色的法律定位直接决定治安承包是否合法。第四，承包方进行巡防的场所没有进行明确界定。若其将巡防的场所扩大至公路时，则牵涉到上路执法权的执法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安全管理工作。由此看出，上路执法权只属于极少数的特定行政执法机关，民间组织或个人都不具有。而深圳市福田区首批160名民防队员于2003年3月25日开始上路巡逻。这种巡逻主体和巡逻行为是否合法，不禁引人深思。

五、承包经费来源的困境：财政资金VS社会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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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发展总体趋势：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低于预期。

世界经济保持温和低速“平庸”增长态势，呈现出明显分化的特征，增速明显低于预期。新兴市场风险已经增大；先进经济体低于预期的通胀水平给经济活动带来风险；地缘政治风险已经重新浮现。

2014 年前三季度， 美国GDP环比折年率-2.1%、4.6% 和3.9% ；日本GDP 环比折年率6.0%、-7.1%和-1.6%， 欧元区GDP 环比增长0.2%、0.1% 和0.2%。2014 年一、二季度俄罗斯经济增长0.9%、0.8%、0.7%，印度增长4.6% 和5.7%，南非GDP 增长1.7% 和1%， 巴西GDP 增长1.9% 和-0.9%。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显著提高，连续十个季度在7% ～ 8%之间运行。同时，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结构调整阵痛期的“三期叠加”阶段。

2014 年前三季度的GDP 增长7.4%，同比放缓0.3 个百分点；1 ～ 9 月，城镇新增就业1 082 万人，增加16万人；CPI 温和上涨2.1%，PPI 下降1.6%，连续31 个月下跌。

总书记5 月在河南考察时提出“新常态”，7 月再次强调。此次APEC 会正式定义新常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新常态带来的新机遇：首先，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第二，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于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第三，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第四，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经济增长动力依然不足、结构性就业矛盾、生态环境恶化、食品药品质量堪忧、粮食安全难度加大、社会治安状况不佳。具体表现：一是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周期，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二是产能过剩的局面尚未改变；三是地方性债务负担增加，财政收支压力较大；四是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金融风险加大；五是企业产成品库存增长过快，面临去库存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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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信息化 现状 挑战 策略

一、政府信息化概念及意义

政府信息化是相对宽泛的概念，有学者认为政府信息化就是“政府上网”，也有的学者认为政府信息化就是政府办公室自动化，有学者将其定义为电子政务。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电子化政府则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一个概念。政府信息化或电子化政府是指政府有效利用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透过不同的电信服务设施，对政府机关、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其方便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下，提供自动化的信息及其它服务，从而建构一个有回应力、有效率、负责任、具有更高服务品质的政府。即：政府信息化就是指政府行政管理方式、内容和手段的电子化、现代化、数字化和网络化。

当前，政府信息化建设正以势不可挡的速度风靡世界各国，而处于改革和发展中的中国自然也迎头而上。加强政府信息化建设，推进政府信息化进程，对未来中国政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政府管理的改革与创新、政治文化融合等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中国政府信息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本文从政府体制结构的不合理、公务员的意识及思想、政府信息化的法律法规、政府信息安全等方面，探析中国政府信息化建设面临的一些挑战。

（1）政府体制结构不合理，阻碍政府信息化进程。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政府既有的管理理念、政策制定、工作流程和治理结构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政府信息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场“革命”，它要求政府政务公开，行政流程规范，而中国目前的政府体制结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和确立起来的，采用“金字塔型”的集权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虽有部分问题得到了解决，但依旧存在一些深层次矛盾，如政府机构设置不合理、行政过程透明度低、暗箱操作等，这些弊端严重阻碍了政府信息化的进程。

（二）公务员意识薄弱，思想保守。目前来看，有些政府部门的领导及相关从业人员，对信息资源在新世纪中的战略地位，对政府信息化对国家经济和社会整体信息化基础地位，以及对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周期性、长期性、艰巨性和系统性等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一些领导干部甚至存在急功近利思想，认为一次性投入多少钱即可大功告成、一劳永逸；有的把政府信息化当作机关内一般事务对待，缺乏长期系统性的规划；还有的认为政府信息化是专业技术人员的事，与一般工作人员不相关；也有人抱着传统、守旧思想，不思进取，不愿学习新技术、新知识，正是这些公务员的信息素养和能力滞后于实际工作的需要，使得系统如同摆设，严重阻碍了政府信息化的建设。

（3）政府信息化建设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中国政府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晚，目前对信息立法的研究也还不成熟，因而造成了政府信息化的法制工作进展缓慢，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保障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基本法律缺乏；二是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能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要求。这严重制约和影响了中国政府信息化的发展进程。

（4）政府信息安全存在严重隐患。随着政府信息化的不断发展，政府的各种保密级的资料也越来越多的借助电子、网络等手段进行传送，由于Internet是一个开放的网络，所以信息在传送过程中也无可避免的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如网络黑客攻击、电脑故障、信息遗失、信息间谍等。在过去的几年里，政府的网站被攻击、网页被篡改的事件层出不穷。因此，信息安全问题已成为政府信息化的严重隐患，也是政府信息化开展过程中必须突破和克服的一道瓶颈。

三、中国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的策略

（1）建立与政府信息化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首先，精简政府机构，政府机构的设置必须以政府职能的科学配置为基础；其次，要缩减政府管理层次，对政府规模要进行有效的约束和控制；再次，要重构政府运作机制，建立一体化政府，使政府的管理、运作和服务更加符合政府信息化建设的“简便、高效和集中”的客观要求。

（2）转变思想，培养适应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公务员队伍。一方面，政府应借助各种媒体的力量加大对政府信息化的报道和宣传力度，使社会大众改变以往的旧观念、老思想，树立起“信息观”和“网络观”的意识；另一方面，政府应注重信息化人才培养和信息化队伍建设，加大培训力度，提升公务员的素质和信息化水平，使其从整体、大局出发，克服本位主义、不良作风和消极情绪，从而积极主动的参与政府信息化建设。

（3）加强政府网络信息安全，防患于未然。

政府的某些信息具有强烈的保密性，这不仅关系到政府的运作，也和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等密切相连。首先，建立健全相关责任制，是加强信息安全的必要手段；其次，要建立安全认证中心，保障信息传输的安全；再次，要加强安全保密技术的自主研发，对信息进行安全监控，建立网络安全应急机制，确保信息网络的安全、畅通，同时，还要加大对有害信息的鉴别与打击力度，有效防范各种对信息网络的攻击，保障网络与信息内容的安全，促进政府信息化的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铠麟，黄 磊.发达国家政府信息化最新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J].生产力研究，2011（10）：158.

[2] 王玉珍.我国东西部地区政府信息化比较分析[J].商业时代，2008（7）：64.

[3] 吴新博.谈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公平与效率问题[J].商业时代，2006（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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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突发事件；危机干预；网络舆情

一、高校突发事件的定义及其性质特征

高校突发事件是指在高校内突然发生的，以大学生为主导、以高校师生为主体，对高校教学管理工作和生活秩序产生一定影响或危害的事件。高校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复杂性、危害性、参与主体的特殊性等特征，一般可分为以下几类。政治类突发事件：这类事件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如大学生以爱国为名义参与非法集会、罢课、游行等活动；治安安全类突发事件：如师生人身意外伤害、校园暴力、失踪、盗窃等；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如传染病、流行病、食堂食物中毒等；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指地震、洪灾等引起的突发事件；学校管理类突发事件：因高校自身管理问题引起学生对抗的行为，如群体性考试作弊、学籍管理问题等。

高校突发事件在网络舆情的推动下，近年逐渐呈现复杂化和多样化的上升趋势。“2011年上半年高校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推荐榜”显示，2011年上半年十大高校舆情热点事件都属于舆情危机事件，其影响力都超出教育系统，影响整个社会。高校突发事件发生后，如何利用高速传播的网络舆情及时处理，对于维持校园稳定、构建和谐校园乃至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二、网络舆情对高校突发事件的影响机制

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是指人们在互联网传播方式下对具体高校突发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特征有：传播扩散迅速，社会关注度高；舆情效果不可控，危害性大；舆情信息失真，引导难度大。

在新媒体广泛使用的背景下，网络舆情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舆情监控能有效防范高校突发事件的发生，有利于高校维稳工作、构建和谐校园；另一方面，网络舆情可直接诱导高校突发事件的发生或加速高校突发事件的恶性发展。由于大学生自身固有的心理特点，且部分学生的辨别能力较弱，在高校突发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容易引发他们强烈的情绪共鸣，如果不及时对负面网络舆情进行控制、引导和管理，很可能导致高校突发事件的发生、演化和升温。

三、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引导策略

1.加强舆情监控，完善舆情危机预警机制

预防和预测是应对危机事件的重点。各高校结合高校突发事件特征和本校实际情况，树立集信息收集、加工、分析和预警等于一体的科学监督体系。在信息收集、加工和分析环节，高校管理者应及时全面掌握学生信息、判断危机事件可能发生的征兆，并对高校师生进行正面引导和教育。同时，高校管理部门可运用一定的网络技术和方法24小时监测各网站，尤其是重点网站和重点论坛的舆情内容，并及时了解、掌握和分析网络舆情的动态，避免高校突发事件的发生。同时，各高校必须为随时可能发生的危机事件做好准备，重视应急预案及其他各项预备、预警准备工作，如设立高校突发事件管理小组或应急机构等。

2.完善信息报送机制，及时处理舆情事件

在高校突发事件发生后，往往容易因沟通不畅导致信息失真，造成谣言和恐惧，耽误突发事件干预和处理的最佳时机。因此，学校要和学生、媒体形成合力，完善信息报送机制，整合校内外各种资源优势，透明公开，尊重客观事实，将事件发展向积极的方向引导，有效且快速解决高校突发事件舆情带来的各种问题。

3.加强应急知识教育，完善法律制度

目前，仍然有不少高校不同程度地缺少突发事件相关的应急知识教育、处置和舆论引导等制度规范。高校应把突发事件引发舆情危机的相关应急教育纳入教学内容，且形成稳定的教育制度规范，如加强对师生使用各类网络媒体平台及应对新闻媒体方面的规章制度引导等，此外，应完善高校突发事件引导规章制度的建设，构建完整的引导策略法律体系，用法律法规来保障和推进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引导工作。

参考文献：

[1]李佐卫，陈庆华，张学忠.论高校突发事件的类型、特征及成因探析[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4（2）：11-15.

[2]陈少平.高校网络舆情危机的研究及处置对策[J].中国青年研究，201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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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武装警察 武器使用权 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TJ01；D912.8 文献标识码：A

我国目前治安形势严峻，严重刑事犯罪高发，犯罪形态越来越多的表现为犯罪主体的多元化、暴力化和恐怖化，担负着反恐、处突、维稳任务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任务将更加繁重，武器的使用也更为频繁，有关 “武器使用权”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显现。《人民武装警察法》明确赋予武警部队使用的武器的职权，第15条规定：“人民武装警察执行安全保卫任务使用警械和武器，依照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即《人民武装警察法》对武警部队使用武器的具体规定。

1武警部队武器使用权的立法缺失

《人民武装警察法》中武警部队武器使用权不仅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奉行的是严格限制、严格规范、严格监督的原则和态度，而且法律规范相对较为严密、完备。但人民武装警察武器使用权制度仍然容易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从法律上而言深层次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1.1法律原则和规则不够明晰

武警部队与公安机关两者在担负的任务、警械武器配备及使用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公安机关负责领导、管理社会治安和国内安全保卫工作，同时又是国家司法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武警部队根据《人民武装警察法》第2条规定担负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以及防卫作战、抢险救灾、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等任务；人民警察配备的武器多为手枪、微型冲锋枪、狙击步枪等，长武器较少，基本上没有重型武器，而武警杀伤性武器不仅包括手枪、步枪、冲锋枪、机枪、轻型火炮，远远超出了《条例》中“武器”的定义范围；在武器使用权的法律适用上武警以“命令、服从”为基础的武器使用方法也与人民警察单兵作战判然有别。显然《人民武装警察法》采取简单援引法律文件的立法不能完全适应武警部队执行任务的现实情况和需要，是匆忙的应急之作。

加之，《条例》先天不足，又严重滞后，更加影响武警部队武器使用权的正确运用。（1）有些关键词过于模糊。比如：《条例》中“判明、足以、紧迫、危及、可能、可以”等词过于笼统，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加大了武器使用后果的不确定性。（2）个别规定较难把握。《条例》第9条第5、7款中“紧迫危险”，第9款“用其它方法不能制止的”，第13款中“凶杀”的规定，同样令人瞬间难以判断，事后难以评估。

1.2法律支持和保护流于形式

《条例》对警察使用武器的规定比较模糊，对警察权益保护性不强。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条例》的性质属于行政法规，警察依照行政法规行使致命性强制力，违反了《立法法》的基本精神。其次是现行相关法律规范中只规定义务和责任，将警察在执行任务中的防卫权等同于普通公民的正当防卫权。第三是司法实践中普遍关注使用武器防卫的时机、情节和损害程度，“不作为”和“使用武器不当”均承担法律责任。从法律上分析，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着按照《条例》规定使用武器却可能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究其原因是适用法律不一致所导致的。开枪的警察用的是《条例》，判案的法官用的是《刑法》的正当防卫的判断标准，只要超出必要限度就要承担责任，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不利于打击犯罪，也不利于人民警察使用武器合法权利的保护。《人民武装警察法》提高了赋权的位阶，从法律层面保障了武警官兵的合法使用武器的权益，部分消除了人民武装警察使用武器的疑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3命令与法律相悖的两难选择

武警部队在执行安全保卫任务中使用武器的先置适用原则，即依据命令使用武器，在法律这一唯一的判断标准之上又预设另一标准，这必然导致法律与命令的矛盾，命令与现场情况、态势之间的矛盾互相交织。而使用武器往往又是间不容发，两难选择必然导致犹豫迟疑，可能错失战机，导致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既不利于事态的处置，也不利于人民财产、生命安全的保护，更毋庸谈武警官兵自身合法权利的保障。比如：武警部队使用武器要遵守“三个慎用”，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时，严禁使用杀伤性武器。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一种事后判断而非现场判断，导致有些处置现场武警官兵根本没有携带武器，即便事件性质已然转化，出现可以使用武器的合法情形却也无武器可用的尴尬局面。

2武警部队武器使用权的立法建议

人民武装警察使用武器行为既涉及武器使用权的有效行使问题，又涉及公民基本人权的保护，同时还涉及人民武装警察执法权益的保障。统筹兼顾、适度平衡这三者的利益关系，既是武器使用权法律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也是解决执法实践问题的根本出路。

2.1修缮《条例》中“武器使用权”的相关规定

（1）要提升《条例》的法律位阶，将其由行政法规上升为法律，解决其自身合法性的问题，可以考虑将《条例》并入《人民警察法》或出台新的关于“武器使用”的具体法律规定。（2）明确“武器使用”的定义与范围。明确界定武器与警械的界限，明确“武器使用”的外延。“使用”应是广义上的概念，除“开枪射击”以外，还应进一步加以明确包括射击前的拔枪、举枪等环节。在这方面，香港警察有拔枪、据枪的事后报告制度，值得借鉴。（3）强化武器使用的原则把握，弱化判明条件。在这一点上，笔者反对过分细化“可以使用武器的（下转第176页）（上接第165页）具体情形”。首先应明确 “武器使用”的原则。在依命令使用武器这一先置原则之下，强化“最低限度使用武器”原则这一基础性原则，在武器使用“判明”标准问题上，适用“合理确信”原则。决定是否使用武器，取决于当时的情景与所掌握的事实，而不是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或不确定的猜测。同时，依据近年来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相关法规做出补充，尤其注重“武器使用”层面的立法完善，充分考虑行为对象的表现，并结合战术运用的需要，以增强“武器使用”的明确性、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

2.2完善“武器使用”的审查规定，明确认定机构

武警部队的武器使用权，是国家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目的设置并赋予武警部队的一项职权，既不是出于私权的保护，也不是为了剥夺他人的健康权与生命权的一己之私。因此，责任认定的正确与否对武警部队依法履职的决心和打击犯罪的力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民武装警察法》第34条规定了违规违法使用武器的法律责任，但仅仅是较为原则性的规定，《条例》第14条也规定了警察违法使用武器的法律责任，但对警察责任的认定也主要是根据调查报告，没有明确的采取客观化、情景化的审查方式，没有充分考虑当时特殊的情境。为了避免调查对象变成审查对象，建议在修订或立法中要明确考虑特殊情境这一变量，来认定武器使用的责任问题。而认定武器使用是否正确也无专门且明确的机构，专业性不可知更无法保证责任认定的准确性，无法防止依据政治命令和社会影响确定责任的情况。

2.3建立健全责任制度和监督制度

当前，在武警部队使用武器方面存在的问题追根溯源是因为当前没有建立起健全的使用武器责任制度和监督制度。即使问题发生了也是由武警部队来承担责任，与相关个人没有直接关系，这势必造成责任的错位、缺位。在监督制度上，《条例》第13条规定了向所属机关书面报告的义务。但以往的情况是人民武装警察使用武器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时，很少有书面报告，既未履行义务也不利于证据保存。《人民武装警察法》第五章监督检查中规定，其落脚点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当及时查处。”这一规定的核心仍然是自己监督，加之缺乏具体的法律后果规定，达不到对武警部队使用武器的有力监督。所以应强化外部监督，完善各种制度规定。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对武警部队的武器使用进行外部监督，武警部队自身也应对其所属人员进行监督检查。监督的核心是是否合法、是否守纪。及时出台配套的法规制度，规范武警部队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实现武警部队与行使检举、控告权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以及明确武警部队内部上下级之间的行政监督责任关系。

参考文献

[1] 李文燕，左坚卫.警察执法与人权保障[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