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环境的要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环境的要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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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翻译的概念由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首提，它以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类似同构性为基础，以生态学的整体观为方法论研究翻译问题。其主要研究对象包括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等。一方面，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是翻译行为的主体，译者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作出选择，最终产出能够长久生存的译文，即翻译生态环境影响着译者的翻译行为。而翻译生态环境又包含各种要素，译者进行翻译行为时受一种或几种要素的推动或制约。因此，研究生态翻译行为的影响要素具有理论意义。另一方面，为了培养出能够生存发展的高素质译者，提高译者的翻译能力，教师必须具有生态翻译观，思考在翻译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适应各种翻译生态环境要素的能力。换言之，从“译者中心”的角度出发，以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为理论基础探讨翻译教学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二、生态翻译行为的影响要素

在讨论生态翻译行为的影响要素之前，有必要了解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生态翻译学将翻译生态环境定义为“影响翻译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作用和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反作用两个方面。首先，译者的生存与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他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译者要从翻译生态环境中获取他需要的一切，包括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一切关联互动的要素；同时，翻译生态环境的变化决定着翻译策略的选择，会在译者产生译文过程中的词汇、句式、语用、交际等不同层面体现出来。其次，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也具有反作用：好的译者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来实现翻译目的的同时，又在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过程中创造出多样的翻译策略，进而能动地建构和促进生态翻译环境的变化。所以说，研究译者对生态翻译环境的适应和选择能力，研究在特定翻译生态环境影响下的译者能力、翻译行为，以及翻译效果是生态翻译学的核心问题。

既然翻译生态环境是翻译活动发生、存在、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所有影响译者生存和发展的因素皆可视为影响译者翻译活动的生态环境要素，即译者生态翻译行为的影响要素。依据研究目的的不同，生态翻译行为影响要素的划分也不同。例如，按范围来看，可划分为宏观要素和微观要素；按属性因素，可划分为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按主客体因素，可划分为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按哲学依据，可划分为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等等。这里为方便描述，笔者列举了五类最主要的译者生态翻译行为影响要素，包括宏观环境、支持环境、作者因素、译者因素和读者因素。选取这五个要素是因为：作者、译者、读者构成的翻译生态价值链体现了翻译过程；宏观条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形成宏观环境要素对译者的作用不可小觑；同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还需要外界环境的支持。

1.宏观环境。译者的翻译行为受到政治、文化、经济和自然环境等宏观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一个国家的政体和意识形态会作用于译者，使其在选择翻译策略和评价生成的译本时有意无意地兼顾政治、经济和法律的要求。而且，一般情况下译者与作者常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传统中，也使得翻译行为受到制约。

2.支持环境。支持环境即翻译业务环境，包括翻译资源、行业环境、翻译研究、翻译技术等。翻译活动需要资料、文献及翻译范例等资源，翻译资源的丰富程度和可得性会影响翻译效果。另外，翻译都有一定目的性，译者要考虑到赞助者和出版商的意见，所以在翻译行为中或多或少受到了这些因素的影响。

3.作者因素。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影响翻译的结果，比如：作者的知识背景、时代背景和个人价值观念都在原文中有所体现，译者是否能够完全理解这些文本精神影响到翻译的效果。

4.译者因素。译者的翻译是否成功，取决于译者对原文理解和对译文表达的能力。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精神追求、情感需要、经济利益取向、个人兴趣甚至性格特点都在翻译过程中有所体现。另外，译者对两种语言的熟练程度、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在翻译过程中的创作灵感都影响其翻译水平。

5.读者因素。读者在阅读译文的时候有自己的思维习惯、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即使译文完全忠实于原文，读者的理解也可能无法与原作者的意图一致，所以读者因素对译者的翻译行为也产生很大影响。

三、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译者的翻译行为离不开翻译生态环境，其生存境遇受到“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和制约。因此，在翻译教学过程中，教师在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要兼顾翻译生态环境要素对翻译行为的影响。

（一）影响要素――翻译教学的宏观环境

优秀译文的产出依靠优秀的译者，优秀的译者必须考虑自己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对其的影响，以便做出翻译过程中的适应和选择。所以在培养未来的译者时，必须将翻译教学置于翻译生态环境这个宏观背景之下。然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往往以传统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从分析两种语言特点对比入手，介绍常用的翻译技巧，教学顺序也多是从词法到句法。学生在课堂上接触了大量的译例，掌握了足够的翻译技巧，却不见得对真正从事的翻译实践有多大的帮助。这是因为翻译技巧的运用与译例的选择都脱离了翻译生态环境这个背景，忽略了影响译者的各种要素。

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就要把翻译教学置于翻译生态环境之中，由基于语法的分项讲解转向面向实践的整体关联。这就要求教师在翻译教学中，不断地向学生灌输翻译生态环境意识，使他们逐渐了解、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使学生亲身体验翻译生态环境，在课堂教学中创造翻译工作的生态环境，让学生有真实的翻译体验。例如，在翻译课堂教学中对一项翻译任务的全程进行模拟，包括了解双语的宏观环境、根据译者能力接受翻译任务、根据原文作者特点和想定的读者需求提出翻译标准、利用支持环境进行翻译实践、进行校稿等。教师在整个过程中进行指导，并在最后组织全班进行讨论和评价，引导学生在目的论指导下选择和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来采取翻译应对策略，产生整合适应度高的译文。这样一来，学生对翻译的理解就不止是停留在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而是置身于翻译生态环境，考虑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等多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从而进行适应性选择的翻译活动。

（二）多维转换――翻译教学的核心内容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摆脱不了各种生态要素的影响和制约，那么他就必须“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度地适应”，才能产出“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文。鉴于语言、文化、交际“一直是翻译过程中通常需重点转换的视角和翻译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因此，生态翻译学将视角落在“三维”转换上，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所以在翻译教学中要着力培养学生的“三维转换”能力。

1.语言维的转换。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要求译者能够熟练地运用两种语言，并掌握两种语言在词汇、语法和修辞等方面的差异。在翻译教学中，学生在语言维的转换能力培养比较成功，大多数教师能够在翻译教学中注重学生英语词汇的积累、语法的掌握及两种语言差异比较等。不足之处反而是对中文的掌握没有足够的重视。学生往往对英文的理解很到位，但却找不到恰当的中文表达。因此，笔者认为教师要注重学生对两种语言的均衡掌握，培养英语能力的同时不忘汉语修养的提升，从而在语言维上做出最佳的适应选择性转换。

2.文化维的转换。文化维的适应选择性转换在于关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对文化维已经开始重视，但是没有注重学生宏观文化意识的培养。例如，当出现文化维上的误译时，教师只指出此处错误，解释此处的文化内涵，停留在教师讲一个，学生记一个的状态；所以，当再次遇到其他文化维上的翻译问题时，学生可能还会误译。要培养学生文化维的转换能力，必须培养学生的宏观文化意识，让学生主动了解异国文化；教师的授课也必须超越语言维，把翻译教学置于双语的文化背景之中。

3.交际维的转换。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关注原文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也就是说，翻译时应把握原文的交际目的，将其充分地移植到译文中去。然而在学生的翻译实践中，经常忽略交际意图，而且教师在授课中也没有注重对学生交际维转换能力的培养。比如，在讲授某个文本翻译时，教师通常会介绍翻译的具体操作方法，包括增词法、删减法、转换法等，但为什么要增词，什么时候该转换，却没有作为讲授的重点。虽然学生对一个文本有了把握，却未必能将交际的目的灵活运用与其他翻译材料，结果是学生只是拘泥于文本意义的转换，忽略交际意图。因此，在翻译任何文本时都要让学生考虑到原文的交际意图，达到翻译的多维度适应选择。

（三）事后追惩――翻译教学的评价体系

翻译教学评价体系的主体对象是学生，要求以提高学生翻译水平和专业素养为目标，对其行为和表现作出裁定。在考核评价过程中，也应将五大影响要素考虑在内进行整体综合性评价，内容应包括中文和外语的理解及表达能力、翻译技能、人文素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遵循“适者生存”法则对译品进行仲裁，对其中的弱者、劣者进行不同形式的预警和淘汰。具体实施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主体的差异在教学中设计不同的翻译练习内容，鼓励学生轮流做译员和评审员，培养学生在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做“适应性选择”的能力，对原文进行“操纵/支配”。在译文产生之后，译者和评审员之间要进行讨论，这时教师要起到指导和仲裁的作用，帮助学生“淘汰”一些不适合的译文，并将结果记入平时成绩。在期末考试中，学生的笔试成绩也会反映出不同程度的“追惩”。除了常规考试和平时成绩外，教师还可以设计一些译者生态翻译影响要素的相关问题与学生讨论，培养学生树立翻译生态环境意识，并将讨论结果记入学生总成绩。问题的设置可以涉及翻译材料选择、翻译收入、翻译项目管理、如何与出版商等交涉、如何关照作者因素与读者因素等，以培养适应市场化需求的实践性翻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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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开放度很高的国家，宏观调控面临的经济背景较为复杂，这就决定了政府在进行总量调控的同时，必须兼顾其他目标。但由于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有时很复杂，有些是短期变量，有些是长期变量，这就迫使宏观调控部门必须在看清楚这些经济变量关系的基础上，在多重目标中进行有取舍的选择，否则会造成主要目标的模糊不清甚至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比如，本轮调控在抑制过剩产能、缩减贸易顺差和控制流动性过剩等方面同时下手，但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分配机制是一个由制度所决定的长期变量，不是短期内可以调整好的。如果把保增长作为短期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顺差扩大与货币过剩以及资产价格上涨就是保增长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也是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前提条件。

多重目标之间可能相互掣肘、自相矛盾，大大降低了政策的效果。从未来趋势看，宏观调控四大总量目标应该兼顾，但在宏观经济调整尚未见底、就业形势空前严峻的新形势下，“保增长”和“保就业”应该置于更为优先的目标，而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则作为兼顾目标。在“保增长”和“保就业”两大目标中，应把“保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投资和银行信贷应重点向对就业带动作用大的部门倾斜，通过增加就业扩大消费需求，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宏观管理的关系

在本轮经济景气周期中，宏观调控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反复“偏热”，针对土地使用和生态环境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土和环保部门加入了宏观调控部门的行列。例如，前环保总局组织开展“环评风暴”、国土资源部开展土地督察等等。这些政策措施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提高投资项目质量的效果。

但在经济下滑期，这些部门是不是需要配合调控主要目标而放松经济管理职能、放宽市场准入?显然，周期性的加强或放松土地、环保和行业准入政策是不适当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宏观调控”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的关系，把常规性经济管理职能与反周期的调控职能分开，把确需强化的部门经济管理职能通过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范围、方式与手段。特别是在当前新增政府投资项目比较多、比较集中的情况下，要按照中央有关部署，坚决杜绝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两高一资”项目死灰复燃。要认真总结近年来在节能减排方面行之有效的一些经验做法，使之及时制度化、法制化。不能把市场准入等经济管理政策与宏观调控政策混为一谈，防止在采取宽松调控政策的同时降低环保、能耗等市场准入门槛，使“十一五”前3年来之不易的节能减排成果毁于一旦。要把扩大内需与调整结构结合起来，通过改革创新，在不断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的过程中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正确处理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之间的关系

我国宏观调控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由于市场体系还不健全，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还不完善，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调节工具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地方财政体制与市场经济还不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必要的行政手段客观上发挥了对宏观调控的协助和配合作用。本轮在控制投资过度扩张、土地滥用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甚至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行政手段往往见效快，反弹也快，甚至还会对现行体制造成路径依赖(尤其是土地、环境保护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行政手段的过多使用对加快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因此，在未来的宏观调控中应更好地处理好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与行政手段之间的矛盾，要通过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重点发挥经济手段调控的作用。为了尽量减少宏观调控中过多地依赖行政手段，今后在解决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企业、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方面，要应尽快完善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立科学的行业准入制度，规范重点行业的环保标准、安全标准、能耗水耗标准和产品技术质量标准，并且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这些标准的实施，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通过严格的法律法规，打击假冒伪劣，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市场有序竞争。

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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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

>> 环渤海区域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实证研究展望 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演进趋势研究 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一个最新综述 降低地方债风险 取缔地方保护，构建统一市场 破局地方保护 区域环境 保护区域环境 推进生态公路建设 区域公共利益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探讨 如何创设区域环境 关于环境污染防治中地方保护主义的分析 “环保风暴”直击“地方保护” 美国治理地方保护主义的立法和举措 都市报的“地域歧视”和“地方保护”现象 研发绩效决定因素研究——基于区域环境的理论研究 跨区域环境治理与地方政府合作机制研究 区域环境管理水平测度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非政府组织对区域环境规制水平影响研究 完善区域环境和材料投放是区域活动的前提 降低地方政府行政成本对策浅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管理 > 降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水平以提升区域环境福利绩效 降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水平以提升区域环境福利绩效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宋马林 金培振")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地方保护、资源错配与环境福利绩效” 《经济研究》2016年12期

研究发F：1.中国各区域以要素市场分割刻画的地方保护水平呈较明显的南北分布差异，要素市场分割水平呈现先发散而后收敛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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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战略思维；协同演化；认知要素；集团型企业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SC12BJ24）；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科研项目（11SZYQN41）

作者简介：杨刚（1978-），男，四川中江人，四川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企业战略管理和企业系统工程研究；李光金（1965-），男，四川自贡人，四川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企业战略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4-0080-06收稿日期：2013-08-16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消费个性化发展迅速，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加上国际区域政治不稳定等因素，传统的企业战略理论难以真正满足战略决策需要（魏明，2012）。进一步剖析企业战略的形成根源，必将有利于指导企业战略决策。我们认为，企业战略思维是企业战略思维主体基于对企业战略思维客体的认知信息，运用自身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建构出企业战略决策方案的过程；企业战略形成于企业战略思维（杨刚 等，2011）。

一、问题提出

我们对现有主要战略理论的认知要素进行总结，如表1所示。

表1现有主要战略理论的认知要素

形成年代主要战略理论代表人物认知要素1960’s早期公司战略理论Ansoff（1965）、Andrews（1971）机遇、威胁、优势及劣势1970’s环境适应理论Quinn（1980）、Mintzberg等（1982）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利益相关者理论Freeman（1984）企业利益相关者1980’s竞争战略理论Porter（1980,1985）企业所处行业的竞争“五力”战略三角模型理论大前研一（1986）顾客、企业、竞争对手1990’s核心竞争力理论Prahalad 等（1990）企业的核心竞争力2000’s柔性战略理论Sanchez（1995）、Sharfman等（1997）、Nadkarni等（2007）环境变化、组织柔性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参考文献整理。

迄今，以上战略理论显露出一些认知缺陷。早期公司战略理论在解释企业内外环境时忽视企业内外往往难以分割的事实；环境适应理论则忽略了企业内部状况因素；利益相关者理论将企业相关的个人和团体等都纳入到企业利益相关者范畴之中，使战略决策者们在权衡众多利益诉求时更加不知所措；竞争战略理论的 “五力”模型注重行业而非企业的环境分析，忽视了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的分析；“价值链”模型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企业内部分析的问题，但缺少对企业内部的动态把握；大前研一提出的战略三角模型理论忽视了供应商（尤其是行业强势供应商）的影响；核心竞争力理论将核心竞争力的培养视为企业的关键，却未注意企业外部环境的重要影响；柔性战略理论强调通过组织资源和能力的柔性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外在环境，通过适应变化、利用变化和制造变化来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但却没有明确界定哪些环境变化及哪些组织柔性。

总之，现有战略理论没有系统研究企业战略思维的认知要素，更缺乏对集团型企业认知的研究。三星集团及苹果公司近年取得了骄人业绩，成为全球众多企业学习的标杆。笔者总结周禹（2010）等人的著作资料，分析三星集团的协同演化关系，识别出集团型企业的战略思维认知要素，并进一步提炼拉辛斯基（2013）对苹果公司的研究，说明集团型企业的认知要素在非集团型企业的推广应用。

二、协同演化系统的概念模型

（一）协同演化的基本思想

协同演化 (Coevolution) 最早由生物学家 Ehrlieh 和Raven（1964）提出，后逐渐扩展到组织战略等领域。Norgaard（1988）系统阐释了协同演化的概念，并认为“协同演化不仅是协同的，更是演化的，是相互影响的各种因素之间的演化关系”。Lewin等（1999）研究指出，企业能够通过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影响，为组织发展谋得更加有利的空间。Siggelkow（2002）认为“存在因果影响关系的演化主体间可经由变异、选择及发展等过程维持相互间的适配性, 最终会表现出协同演化的特征”。Murmann（2003）指出：“两个系统间是协同演化则一定存在相互因果关系。”

协同反映系统内部个体或单元间的协调和合作，它既存在于系统不同层次之间，也存在于同一层次的子系统之间；演化则指系统的进化（或变化）及其过程。协同演化体现了系统在部分、整体和环境间的复杂交互作用下的变化过程。协同演化思想表明组织内外环境间存在互动影响关系。组织外环境驱使组织内环境变化来保证组织的外部适应性；反过来，组织又能够通过内环境的改进（或创新），在与外环境的互动中能动地影响外环境，创造对组织发展的有利外部条件。考虑到组织内环境上一层级往往构成下一层级的外环境，同一层级中不同单元又构成其他单元的外环境，因此组织内环境的层级间和单元间也存在互动影响关系。

（二）集团型企业协同演化系统

企业内环境和企业外环境共同构成一个协同演化系统，即企业协同演化系统。随着现代集团型企业的发展，企业内环境出现了母公司、子公司、业务以及职能部门等层次。考虑到职能层次属于企业基础管理的内容，在探讨企业战略思维认知的时候，本文对职能层次不予考虑。设集团公司A有m（1≤m）家子公司（用Cm表示），各子公司分别有n（1≤n）个业务（用Bm,n表示）。构建基于业务的集团型企业协同演化系统如图1所示。

图1基于业务的集团型企业协同演化系统示意图

集团型企业协同演化系统中存在9种协同演化关系，如表2所示。

表2集团型企业协同演化系统内的协同演化关系

序号 协同演化关系关系1“母公司缀旯刍肪场惫叵2“子公司撞业环境”关系3“业务撞品（或服务）市场”关系4“母公司鬃庸司”关系5“子公司滓滴瘛惫叵6“子公司鬃庸司”（或子公司间）关系7“业务滓滴瘛保或业务间）关系8“宏观环境撞业环境”关系9“产业环境撞品（或服务）市场”注：“住北砻髑昂罅秸呒浯嬖诨ザ影响关系。

三、协同演化系统的关系分析

（一）内外环境间的协同演化

1.“母公司缀旯刍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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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监测

生态监测是采用生态学的各种方法和手段，从不同尺度上对各类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时空格局的度量，主要通过监测生态系统条件、条件变化、对环境压力的反映及其趋势而获得。生态监测的对象可分为农田、森林、草原、荒漠、湿地、湖泊、海洋、气象、物候、动植物等。每一类型的生态系统都具有多样性，它不仅包括了环境要素变化的指标和生物资源变化的指标，同时还要包括人类活动变化的指标。

2 生态监测的类型

根据生态监测两个基本的空间尺度，生态监测可分为两大类：

2.1 宏观生态监测。

研究对象的地域等级至少应在区域生态范围之内，最大可扩展到全球。宏观生态监测以原有的自然本底图和专业数据为基础，采用遥感技术和生态图技术，建立地理信息系统（GIS）。其次也采取区域生态调查和生态统计的手段。

2.2 微观生态监测。

研究对象的地域等级最大可包括由几个生态系统组成的景观生态区，最小也应代表单一的生态类型。微观生态监测以大量的生态监测站为工作基础，以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的方法对生态系统各个组分提取属性信息。

根据监测的具体内容，微观生态监测又可分为干扰性生态监测、污染性生态监测和治理性生态监测以及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生态监测。

宏观生态监测必须以微观生态监测为基础，微观生态监测又必须以宏观生态监测为主导，二者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监测应包括宏观和微观监测两种尺度所形成的生态监测网。

3 生态监测的任务

对生态系统现状以及因人类活动所引起的重要生态问题进行动态监测；对破坏的生态系统在人类的治理过程中生态平衡恢复过程的监测；通过监测数据的集积，研究上述各种生态问题的变化规律及发展趋势，建立数学模型，为预测预报和影响评价打下基础；支持国际上一些重要的生态研究及监测计划，如GEMS（全球环境监测系统），MAB（人与生物圈）等，加入国际生态监测网络。

4 生态监测的技术方法

生态监测技术方法就是对生态系统中的指标进行具体测量和判断，从而获得生态系统中某一指标的特征数据，通过统计分析，以反映该指标的现状及变化趋势。在确定具体的生态监测技术方法时要遵循一个原则，即尽量采用国家标准方法，若干国家标准或相关的操作规范，尽量采用该学科较权威或大家公认的方法。一些特殊指标可按目前生态站常用的监测方法。

生态监测具有着眼于宏观的特点，是一项宏观与微观监测相结合的工作。对于结构与功能复杂的宏观生态环境进行监测，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其中，生态监测平台是宏观监测的基础，它必须以三S技术作支持，并要具备容量足够大的计算机和宇航信息处理装置。三S技术，即地理信息技术（GIS）、遥感技术（RS）和全球卫星定位技术（GPS）。三项技术形成了对地球进行空间观测、空间定位及空间分析的完整的技术体系。它能反映全球尺度上生态系统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提供全球或大区域精确定位的高频度宏观资源与环境影像，揭示岩石圈、水圈、气圈和生物圈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在RS和GIS基础上建立的数学模型，能促进以定性描述为主到定量分析为主的过渡，实行时空的转移，在空间上由野外转入室内，在时间上从过去、现在的研究发展到在三维空间上定量预测未来。

3S技术是宏观生态环境监测发展的方向，是其发展的主要技术基础，在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内，遥感手段将在生态环境监测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地理信息系统作为“3S”技术的核心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美国、欧洲、日本和我国都在制定新的观测计划，国内北京、上海、重庆、厦门等地都在推进基础数字化工作，推广GPS定位观测，这些计划的实施将为区域环境监测提供重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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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检验；裂纹；分析

缝隙解析是无效解析的根本。经过缝隙解析能够判断缝隙根源的地方、延伸方向、断开的本质、受力情况、境况要求等资料。锅炉压力器皿压力管道检查的关键工作是经过检查察觉承压配件的不足，特别是裂隙不足带来的安全隐患。受压配件中隐匿缝隙不足或许因为生产、制作、装置和运营等步骤中，其存在问题更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对装置安全功能有着关键作用。在缝隙解析中，宏观解析除了使用放大镜以及裸眼去查看，还能够使用无损检查以及金相低倍检查方式进行研究分析。微观解析关键使用光学显微设备、电子显微设备辨别缝隙的本质、开裂方向和微观特点。

缝隙划分的方式有很多种。根据缝隙出现的顺序能够划分为主缝隙和二次缝隙；根据缝隙的路线能够划分为沿晶与穿晶缝隙；根据缝隙位置塑性变化的状况能够划分为脆性和塑性缝隙。经常根据缝隙发生和眼神的纹理划分。

1 机械疲劳裂纹

经过对省内大部分的火电厂的检查成果解析，这种缝隙大多出现的汽轮设备大轴、叶片以及叶轮和协助运转设备上。过度劳累缝隙一般在应力集中的位置出现，很多根源是配件外表。

宏观特点：过度使用产生的缝隙最开始和伸缩轴呈现四十五度角的滑移面扩张，渐渐转向九十度阶梯状发展。机器过度疲劳缝隙大多呈现直线形状，最先出现时缝隙较小，大多呈隧道样式向内伸展，到了后部分裂缝扩张速度增快，有的时候在配件时会出现缝隙。机器运用过多产生的缝隙大多在轴变径位置、小孔、尖角、连接、制作刀痕、焊接缝隙、物料品质差的地方最先发生。

微观特点：物料的构造、纤维构成样式、受力状况、条件媒介等要素都对过度使用产生的缝隙的发生以及扩张有着直接作用，状况较为繁琐。

疲劳缝隙出现的位置没有显著变化；疲劳缝隙大多是穿晶，扩张态势和主应力是相交的关系，缝隙大多是弯曲走向，在塑性疲劳痕迹中能够查看到二次缝隙。碰触机器疲劳缝隙开口端较宽，开口端存在严峻的黏结杂质，尾部尖锐，缝隙两边整齐并不是很深。

2 应力腐蚀裂纹

应力侵蚀缝隙主要指配件在应力和侵蚀载体影响下出现的缝隙。汽水管道和集箱管座是最经常遇到的应力侵蚀缝隙出现的位置。奥氏体不锈钢是最容易出现应力侵蚀的物料，在汽水载体作业环境下只要存在较小的应力就有可能会出现侵蚀裂缝，冷加工变形、震动以及剩余应力都是产生裂缝的根源。

应力侵蚀缝隙和张应力是垂直走向，奥氏体不锈钢出现的缝隙大多是枯树枝的形状，缝隙呈开枝特点，末端比较尖锐。

火电厂汽水管道应力侵蚀裂缝大多在管道内部中性结构中出现，这种缝隙其实是侵蚀程序同时接受应力推动的内部侵蚀，亦或者称之为因为应力来导向的侵蚀。裂缝在管道中性位置呈现带状沿着轴承方向加长，裂缝呈现群体状，长度补偿、缝隙较宽、数量不少。

3 蠕变裂纹

蠕变破坏是依赖于时间过程而产生的导致材料分离的一种独特方式，实际上是在温度与应力长期作用下，伴随着变形及金属组织损伤而产生的裂纹。

宏观特征：蠕变裂纹的走向垂直于最大应力方向，在弯管上裂纹沿轴向分布。裂纹呈曲折发展，形成一个较宽的裂纹带，在带内主纹居中，主裂纹两侧有大量平行分布的裂纹。

蠕变裂纹主要形成在管道、集箱的高应力应变区，如高温蒸汽管道弯管的外弧侧、集箱管座的角焊缝及热影响区、集箱孔桥区、过热胀粗管子表面及其它高温构件的边缘部位。微观特征：在蠕变损伤严重的宏观区域，金属通体内或多或少、无规则地形成许多米粒状或椭圆形孔洞，孔洞在晶界上进行无规则连接，最后形成蠕变裂纹。可以描述为：蠕变裂纹区域必有大量蠕变孔洞，而裂纹的扩展沿晶进行。在焊缝损伤区裂纹由外表面向内发展，分支走向平行于焊缝熔合线方向，在裂纹两侧及前沿通体处有断续的沿晶微裂纹，这些裂纹都平行于主裂纹的发展发向。

4 热疲劳裂纹

金属材料在低于拉伸强度极限的热交变应力的反复作用下，缓慢产生和扩展导致的突然断裂称为热疲劳破断，简称热疲劳。

火力发电厂主要出现热疲劳损伤的部位有：喷水减温器、蒸汽管道的压力表管座、疏水管座、排汽管管座及汽包、集箱上非保护性结构管座等部位。

宏观特征：热疲劳裂纹通常起源于部件表面，萌生在热应变最大的部位。部件上产生应变集中的缺口、刀痕、孔或结构不连续部位亦促使热疲劳裂纹的萌生，但不一定要有这些应变集中的条件，表面状态对热疲劳寿命影响不大。

热疲劳裂纹的起源可以是多条或单条，常萌生多条裂纹，其中一条发展为主裂纹，其它裂纹因应力松弛不再扩展或扩展很慢。

高温蒸汽管道内壁受热冲击形成的裂纹，多呈网状、簇状分布，主裂纹轴向扩展，如果系统应力过大亦可沿周向扩展。联箱或管道插管管口受热冲击形成的裂纹，沿管口呈放射性分布，裂纹一般开口较宽，相邻有大量的伴生微裂纹，表面受氧化物影响形态不明显。

热疲劳裂纹宏观形态一般较粗短、有时呈细口状，表面氧化膜有线状、网状痕迹，痕迹下部就是热疲劳裂纹。

微观形态：热疲劳裂纹的扩展极不规则，呈跳跃式，忽宽忽窄，有时还会产生分枝和二次裂纹，裂纹内氧化物疏松呈断续状。其扩展的方式有沿晶的也有穿晶的，在蠕变温度以下为穿晶扩展，在蠕变温度以上为沿晶扩展或混合型。

5 腐蚀疲劳裂纹

火力发电厂中在汽水作业环境中承载压力配件存在的另一种无效样式：侵蚀疲劳。经常发生在汽包以及集箱的底座上，底座除了承受着媒介压力还接受着管道运输的震动应力，随着时间的推迟，最后出现侵蚀疲劳开裂。

宏观特点：侵蚀疲劳和普通的疲劳还有应力侵蚀缝隙存在差别，侵蚀劳累缝隙差不多都是穿晶的，经常一群群的出现。伴随着侵蚀劳累程序的前进，裂缝增宽，裂缝内部存在导致输送的侵蚀物质，器皿抑或管道内部壁管随之形成侵蚀吭等。在持续扩张程序中经常存在分枝尾端比较迟钝。

微观特点：因为侵蚀劳累是侵蚀媒介以及应力的疲劳影响，缝隙存在显著的侵蚀损坏特点，例如，缝隙比较宽、尾端不是很尖利、缝隙是穿晶。在持续的延伸程序中会存在分枝。裂缝位置从管道内部出现深浅以及长短不一样的缝隙群。之后有形成环境比较适宜的主缝隙出现，而次生缝隙的前进就会收到限制，在断口中就存在不显著的劳累缝隙纹路。

6 结束语

从缝隙解析形成要素能够得知，裂缝出现的两个关键要素，第一，客观环境。关键是配件在使用程序中受力状况以及周围境况。锅炉压力器皿的承载压强的配件差不多通过策划强度计算，在工作状况安全环境下可以预测其运用时间；不过在一些受力环境或不能够预制的较差作业条件中，可做无效的方向性估算，使用时间就很难说。第二，承载压力配件物料的内在要素，就是原物料的不足或质量不合理，例如钢管外表以及内部存在的缺点、很多的铸钢配件内部外表存在的不足。这些不足或许在生产成型之后在配件上比较稳定。一些不足或许在承载压力配件的作业环境作用下会不稳定的延伸，其失去稳定延伸的进度牵扯到繁琐的内部外部要素，是很难预算的行为程序。

锅炉压力器皿压力管道的检查活动是依靠检查察觉装置上存在的不足，主要是裂纹问题的产生。经过认真分析总结，可以从锅炉材料本质，要素等方面进行分析，用科学设备仪器检测，从而推动其锅炉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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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确处理宏观调控总量目标与其他目标之间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开放度很高的国家，宏观调控面临的经济背景较为复杂，这就决定了政府在进行总量调控的同时，必须兼顾其他目标。但由于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有时很复杂，有些是短期变量，有些是长期变量，这就迫使宏观调控部门必须在看清楚这些经济变量关系的基础上，在多重目标中进行有取舍的选择，否则会造成主要目标的模糊不清甚至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比如，本轮调控在抑制过剩产能、缩减贸易顺差和控制流动性过剩等方面同时下手，但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收入分配机制是一个由制度所决定的长期变量，不是短期内可以调整好的。如果把保增长作为短期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顺差扩大与货币过剩以及资产价格上涨就是保增长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也是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前提条件。再比如，调整出口退税率的政策初衷是稳定出口，但出口退税针对不同产品有降有升，被多个政府部门当做政府实现多重目标的工具：显性目标是优化产业结构、稳定汇率；隐性目标则是调整货币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多重目标之间可能相互掣肘、自相矛盾，大大降低了政策的效果。从未来趋势看，宏观调控四大总量目标应该兼顾，但在宏观经济调整尚未见底、就业形势空前严峻的新形势下，“保增长”和“保就业”应该置于更为优先的目标，而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则作为兼顾目标。在“保增长”和“保就业”两大目标中，应把“保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投资和银行信贷应重点向对就业带动作用大的部门倾斜，通过增加就业扩大消费需求，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二、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宏观管理的关系

本轮经济景气周期中，宏观调控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反复“偏热”，针对土地使用和生态环境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土和环保部门加入了宏观调控部门的行列。例如，前环保总局组织开展“环评风暴”、国土资源部开展土地督察等等。这些政策措施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提高投资项目质量的效果。但在经济下滑期，这些部门是不是需要配合调控主要目标而放松经济管理职能、放宽市场准入?显然，周期性的加强或放松土地、环保和行业准入政策是不适当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宏观调控”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的关系，把常规性经济管理职能与反周期的调控职能分开，把确需强化的部门经济管理职能通过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范围、方式与手段。特别是在当前新增政府投资项目比较多、比较集中的情况下，要按照中央有关部署，坚决杜绝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两高一资”项目死灰复燃。要认真总结近年来在节能减排方面行之有效的一些经验做法，及时制度化、法制化。不能把市场准入等经济管理政策与宏观调控政策混为一谈，防止在采取宽松调控政策的同时降低环保、能耗等市场准入门槛，使“十一五”前3年来之不易的节能减排成果毁于一旦。要把扩大内需与调整结构结合起来，通过改革创新，在不断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的过程中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三、正确处理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之间的关系

我国宏观调控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由于市场体系还不健全，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还不完善，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调节工具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地方财政体制与市场经济还不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必要的行政手段客观上发挥了对宏观调控的协助和配合作用。本轮在控制投资过度扩张、土地滥用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甚至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行政手段往往见效快，反弹也快，甚至还会对现行体制造成路径依赖(尤其是土地、环境保护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行政手段的过多使用对加快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因此，在未来的宏观调控中应更好地处理好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与行政手段之间的矛盾，要通过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重点发挥经济手段调控的作用。为了尽量减少宏观调控中过多地依赖行政手段，今后在解决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企业、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方面，要应尽快完善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立科学的行业准入制度，规范重点行业的环保标准、安全标准、能耗水耗标准和产品技术质量标准，并且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这些标准的实施，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并通过严格的法律法规，打击假冒伪劣，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市场有序竞争。

四、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的关系

近年来，我国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同时，宏观经济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化，但一些长期制约经济增长的深层次体制和机制问题仍未解决，尤其是能源、土地、资金等一些重要资源要素价格长期偏低，由此导致“三过”(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资过多、外贸顺差过大)问题突出，内外经济不平衡矛盾加剧。总结本轮调控所采取的措施，大体可归纳为“五管齐下“，即管住信贷、管住土地、管住项目、管住环保、管住能耗。其中除信贷和项目分属于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其他三项实际上都是通过宏观调控，解决由于要素和资源性产品定价过低而导致的要素和资源被滥用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深化改革的范畴，试图用宏观调控手段解决本应该由改革解决的问题，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宏观调控只能缓解一时的矛盾，但是不能从建立经济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上来解决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已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但是，保增长、扩内需必须要与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不能继续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粗放式增长为代价，来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因此，要抓住当前国际国内经济调整的有利时机，继续深化财政、金融、外汇管理、收入分配体制以及能源等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改革来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推进结构的改善，建立一个完善的体制和机制。

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

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给全球实体经济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其教训值得引起我们认真的吸取和反思。

一是长期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必然会埋下资产泡沫的隐患。

二是稳定物价既要盯住CPI，又要关注资产价格。虽然房价和股价属于资产价格不计人消费价格指数，但房价、股价交互上涨必然会传导到消费物价，不利于物价总水平的稳定。尤其严重的是，当房价和社会最终购买力严重脱节、股价和公司的基本面严重脱节时，资产泡沫就会破灭，最终会拖累实体经济，进而引发金融和经济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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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宏观环境会计； 会计属性； 会计核算

环境会计，或称“绿色会计”，是一种对环境交易和事项进行核算与监督的会计信息系统总称。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盛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强调企业的经济发展必须要与承担的环境责任相协调。我国的环境会计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比较典型的是“绿色GDP”的核算，环境会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也日臻成熟。随着近年来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和生态环保观念持续地深入人心，学者们纷纷从不同的视角对环境会计展开了进一步的理论探索与创新，不断拓展着环境会计的认知领域，其中包括对宏观环境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尝试。

一、宏观环境会计的学科属性

从20世纪末开始，“可持续发展”议题逐渐开始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1994年国务院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了促进我国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与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在这之后，与该命题有关的问题随即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且有些研究成果已付诸实践，并取得显著成效。

会计作为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目标就是凭借自身的信息系统功能，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及时、准确、有效的会计信息，以促使企业乃至于整个社会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会计的管理职能逐步拓展，会计的服务对象日渐扩大，会计业务领域进一步拓宽。于玉林（2012）指出，会计交叉学科研究是开拓创新的好形式，也是会计发展保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种有效途径。宏观环境会计作为会计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集合了包括宏观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会计学在内的多种学科，所以它属于一种新的交叉学科，不同的子学科在该学科充当着不同的角色分工，以及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连结的关系构成了该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动力。在这里面，起主导核心作用的会计学，凭借其专有的核算与监督功能，对存在于宏观范围的环境交易和事项进行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这就延伸了会计学的触角，开阔了会计学的研究视野；经济学是打开会计学之门的钥匙，环境经济学从客观宏观环境的本质与规律出发，厘清相关主体的利益纠葛和推导相关环节的资金动向，是会计学得以施展功能的基础；宏观经济学重在“宏观”二字，它促使了一般意义上只依附于企业等微观主体而存在的会计完成了空间上的飞跃，也使宏观环境会计成为会计学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实践。

二、宏观环境会计核算的几个问题

（一）宏观环境会计目标

会计目标位居会计理论结构的最高层次，决定着会计理论结构中其他理论要素的内容。依据会计学一般目标“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的内容，宏观环境会计的目标应当定位为向信息需求者提供宏观层面上的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和治理方面的存、留量信息，这些信息需求者大致上包括为政府、经济利益相关者和环境利益相关者这三大宏观环境会计信息需求主体。相关信息的披露有助于为社会管理者和决策者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依据，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和和谐发展。同时，这些信息也将对各级政府、官员以及其他社会管理者的环境绩效考评发挥作用。

（二）宏观环境会计主体

宏观环境会计主体，即宏观环境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首先，由于宏观环境资源依附于国家的领土而存在，因此其产权属于国家所有。另外，宏观生态环境还具有区域地理性，各级政府对各自区域内的环境资源具有管辖权，这其中也包括跨区域存在的环境资源如河流、湖泊等，这些理论上应由所跨区域的首个上级政府实施管辖，依此类推，对一跨度特别大诸如长江、防护林带等环境资源，就应当归属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这样，宏观环境会计的主体理应归属于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全国数量如此庞大的环境资源进行明确的区域划分将成为宏观环境会计实施的一个难点和关键环节。

（三）宏观环境会计计量

传统的会计计量一般是以货币为单位，反映企业的商品流、服务流和纯价值流组成的价值流，表现在财务报表通常是用特定国家的货币单位或者通用货币单位来表示。在宏观环境会计核算中，环境资源存在着多种类别，且物质形态各不相同，发挥的功能更是千差万别。因此，在向信息使用者输出会计信息时，如果统一用货币作为计量尺度将不符合会计信息的完整性原则，因为环境会计是一个综合信息系统，除了提供货币信息以外，它还提供以物理量为单位的物质、能量信息，而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物质、能量交换的很多统计指标是不能单纯用货币就可以度量的。这些信息通过一定渠道再次转化为其他形式的信息供决策者使用。但是，考虑到狭义的会计系统只能接受货币计量的信息，试想如果环境会计信息系统提供的物理量值可以借助一定的技术工具转化为以货币单位计量的数值，那将是一个最佳的宏观环境会计信息系统。

（四）宏观环境会计对象

从上述宏观环境会计的多重计量属性来看，宏观环境会计核算的对象不应仅停留在传统会计公认的资金运动过程，理论上还应当包含其他非货币、物理性的方面，比如区域污染指数、环境承载量等。环境资源的物理因子每时每刻都处在不同自然状态间的运动与转化过程中，并且按照一定的自然法则形成了规律性的循环过程，与单纯的资金运动过程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宏观环境会计的对象应当是与环境资源自然循环过程相联系的环境资源赋存、消耗和转化的过程和结果。环境资源规律性的循环过程，就是要在确保环境资源能够满足人类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良性生态循环。因此，就应当系统性地从物理量度和货币量度来记录和反映各类环境资源存量和流量的变化。

（五）宏观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会计报告是会计信息的载体，宏观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主要是由宏观环境会计报告来提供环境资源方面的综合信息，以使环境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从其中选择最优的决策信息。它的基本格式有以下三种：一是按类报告。此类的会计信息可以采取货币度量和物理度量相结合的方式，它实际上是在对微观环境会计信息经过综合以后编制而成的；二是按地区、行业报告。此类会计信息可同样采用货币和物理两种度量方式并且分别进行编报，也以对微观环境会计信息的综合化处理为基础；三是融入到国民经济核算当中进行列报。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GDP核算存在较大的片面性，没有考虑经济活动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产生的代价，这就直接导致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虚假繁荣”。因此，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就需要将宏观环境会计信息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一部分，适当性的进行信息披露。

三、现状分析与前景展望

我国目前对宏观环境会计的研究尚处在探索阶段，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还有待形成。具体而言，我国的宏观环境会计理论和实务比较稀缺，制度体系不完善，无论是会计准则、会计法规还是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对宏观环境会计的内容都涉及的较少，更没有宏观环境会计相应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另外，理论界对宏观环境会计的研究也缺乏系统性，学者很难做到亲身参与到宏观会计实务中来，因此，研究的成果与现实实践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脱节现象。尽管如此，作为一门新兴的会计学分支学科和边缘交叉学科，其所研究的很多特殊的内容都是传统会计或者其他学科所无法触及的，因而具有无可比拟的学科优势，在学科的起步阶段也拥有广阔的研究前景，当然也并行着诸如宏观环境成本核算等许许多多需要突破的重点与难点。只有秉持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遵循着客观环境运动和变化的规律性，循序渐进，才能将该学科做大做强，真正地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 于玉林.会计持续发展的路径：会计交叉学科研究[J].会计之友，2012（1）：9-12.

[2] 杨世忠，曹梅梅.宏观环境会计核算体系框架构想[J].会计研究，2010（8）：9-15.

[3] 孙明山，周银燕.环境会计核算体系构建思路新探[J].财会通讯，2012（9上）：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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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水生态监测应包括对大范围生态系统的宏观监测，传统的监测技术不适应于大区域的生态监测，只有借助于现代高新技术，高效、快速地了解大区域生态环境的动态变化，为迅速制定治理、保护的方案和对策提供依据。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与全球定位(统称3S集成)一体化的高新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实际中通过建立生态环境动态监测与决策支持系统，有效获取生态环境信息，实时监测区域环境的动态变化，进而掌握该区域生态环境的现状、演变规律、特征与发展趋势，为管理者提供依据。

23S技术优势

3S技术是遥感技术(RS)、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全球定位系统（GPS)的统称，是空间技术、传感器技术、卫星定位与导航技术和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相结合，多学科高度集成的对空间信息进行采集、处理、管理、分析、表达、传播和应用的现代信息技术。

2.1遥感技术(RS)。RS是指从高空或外层空间接收来自地球表层各类地物的电磁波信息，并通过对这些信息进行扫描、摄影、传输和处理，从而对地表各类地物和现象进行远距离控测和识别的现代综合技术。

2.2地理信息系统(GIS)。GIS就是一个专门管理地理信息的计算机软件系统，它不但能分门别类、分级分层地去管理各种地理信息；而且还能将它们进行各种组合、分析、再组合、再分析等；还能查询、检索、修改、输出、更新等。地理信息系统，还有一个特殊的“可视化”功能，就是通过计算机屏幕把所有的信息逼真地再现到地图上，成为信息可视化工具，清晰直观地表现出信息的规律和分析结果，同时还能在屏幕上动态地监测“信息”的变化。

2.3全球定位系统（GPS)。GPS是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于1994年全面建成，具有海、陆、空全方位实时三维导航与定位能力的新一代卫星导航与定位系统。GPS是由空间星座、地面控制和用户设备等三部分构成的。GPS测量技术能够快速、高效、准确地提供点、线、面要素的精确三维坐标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33S技术在水生态监测中的应用

3.13S技术用于水生态监测本底数据调查。“3S”技术为生态监测信息管理动态化、综合化、宏观化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为建立监测信息库，融合监测数据、实验分析数据、统计数据、文字数据、地图数据、图像数据等提供了良好而高效的平台；也是水生态健康分析与评估的基本工具。在编制我市水生态系统监本底数据资料及陆地卫星图像图件，并定期调查哈尔滨各种湿地的分布和类型。在收集历次地面调查有关资料及图件的基础上，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拟定湿地类型分类系统，然后对遥感图像的影像进行初步解译，建立影像解译标志，进行判读区划，并绘制湿地类型图班，经野外实地抽样调查验证、补充修改后，编制湿地类型分布图，经过分类量算面积统计，得到哈尔滨湿地各种分布类型及面积，绘制哈尔滨湿地类型电子分布图，为以后湿地保护建设监测奠定基础。

3.2建立由3S技术支持的指标体系。哈尔滨市水生态监测中心已经于2011年起开展了松花江哈尔滨段水生态监测工作，初步建立哈尔滨市水生态监测指标体系，包括：小流域常规监测评价指标体系；重要支流和干流常规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湿地常规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由于哈尔滨市水系均属松花江水系，水生态系统中每项生物指标的变化，与区域生态环境的水文、水生生物、水质等水生态要素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并相互影响。为此，紧紧抓住影响我市水生态系统敏感因子，建立科学的水生态系统监测体系，尤为重要，特别是针对我市近几年来，以滩涂湿地保护与修复实践，建立以湿地为宏观监测评价单元的水生态系统监测指标体系，采取3S技术和地面监测相结合，宏观监测和河流断面微观监测相结合，定点网络监测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有机结合，并建立水生态环境动态监测与决策支持系统，有效获取水生态环境信息，实时监测区域环境的动态变化，进而掌握区域水生态环境的现状、演变规律、特征与发展趋势，为迅速制定保护、修复方案和对策提供依据。

4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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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能耗回弹; 能源效率; 一般均衡

中图分类号 F20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11-0044-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11.008

节能减排已经成为我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之一，其核心就是提高能源效率。一般认为提高能源效率能够减少能耗，但是相关研究表明，在宏观经济层面所能实现的节能效果要远小于微观技术层面上能源效率提高的程度，甚至能源效率提高反而会刺激更多的能源消耗，从而导致能源环境政策失灵，这种能耗反弹现象被称为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的“宏观经济层面回弹效应（economy wide rebound effects）”［1-3］。也就是说，微观层面的技术变化在经济系统中往往可能被宏观经济中生产和消费领域的要素替代、产出扩张、消费替代和收入增长等一系列效应的调整所抵消，最终反映到宏观经济层面总能源消耗的减少幅度将很难达到技术的预期。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对企业高强度的能源效率刺激政策以及企业微观层面的能源效率技术改进行为的节能减排效果可能不如一般预期的那样有效。中国在生产部门中提高能源效率的努力是否会带来整个经济系统能耗的反弹，其程度又有多大？我们是否从一般认识上过高估计了能源效率政策的节能减排效果？这些问题对于中国节能减排的成效至关重要。本文通过一个中国的环境资源可计算一般均衡（ER CGE）模型分析在生产中提高能源效率对宏观经济系统中总能耗的影响，测算中国能源效率提高的宏观经济层面能耗回弹效应的幅度。

1 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较为关注能源效率政策导致的宏观经济层面能耗回弹效应。Washida通过一个日本经济的CGE模型（EPAM）的模拟研究表明，在全部生产和消费领域中能源效率都提高1个百分点的情况下，日本能源效率提高的能耗回弹效应较为显著，达到53%，忽视这种回弹效应会造成环境政策效果的变形［4］。Allan等使用一个英国的环境经济CGE模型（UKENVI）测算英国经济的在提高能源效率后的能耗回弹效应，研究发现英国的全部生产部门提高能源效率5%，短期的回弹效应将达到50%，长期则为31%，且就长期的影响来看，GDP和就业分别增加0.17%和0.21，能源密集型的部门通过实现更低的产品价格提高竞争力，钢铁和造纸部门受益最大，产出分别增长0.67%和0.46%。模型的模拟也显示，如果能源效率的提高仅在能源生产部门之外，那么宏观回弹效应将会有所减小［5］。Hanley等采用一个苏格兰的环境经济CGE模型（AMOSENVI）模拟研究表明，能源效率政策导致了较为严重的回弹效应，全部生产部门能源效率提高5%的所引发的能耗回弹在短期为55%，而长期则达到134%，这意味着能源效率政策在长期面临失效的风险［6］。

有关中国的能耗回弹效应的研究较少，其中Glomsrd和Wei通过他们建立的中国CGE模型（CNAGE）研究洁净煤技术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和环境的影响，涉及煤炭利用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回弹效应，由于煤炭是中国主要能源来源，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导致生产能力的显著扩张，中国经济将更趋向能源密集型的方向发展，因此结果显示在工厂层面的节能预期并没能反映到宏观经济层面，洁净煤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能源节约和环境收益几乎会被完全抵消，但是该研究并没有关注其他能源类型利用效率提高的影响效应［7］。王群伟、周德群则使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分析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中国近年来宏观能源回弹效应基本在40%左右，但这一测算方法并没有考虑到能源效率变动对一个经济体所带来的系统影响和动态调整［8］。Liang等在一个基于中国2002年投入产出表构建的静态CGE模型中，将所有部门终端能源利用效率提高5%，结果中国总能耗并没有下降，反而增长了0.465%，表现出很大的回弹效应。由于该研究显示的是能源效率提高的短期影响，这一结果与前述国内外研究存在较大差异，其原因诚如作者指出的那样，主要与模型对关键弹性参数存在较大敏感性有关，模型中资本与能源的替代弹性的微小变化可能导致总能源消耗的较大波动［9］。上述研究主要是短期冲击影响和静态分析的研究，尚未关注能源效率提高对中国经济长期的影响效应，难以评估相关能源与环境政策的长期效果。

在研究方法上，由于能源效率变动导致的能源相对价格下降、将同时引发经济系统中的一系列数量巨大和复杂的影响，采用CGE模型较为适合评估全部这些变化的最终影响效果。虽然提高能源效率已经是中国环境政策的重中之重，但是国内学术界采用CGE模型评估该政策潜在的能源回弹效应的研究尚不多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经济体来说，使用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结构和特征的CGE模型来研究能源效率提高的宏观经济层面能耗回弹效应显得尤为重要。

2 模型方法

2.1 宏观回弹效应的计算

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中考察能源效率变化的影响，假设能源效率变化率为g，能源投入量E和实际利用能值ε，如公式（1）所示，对于最终实际利用的能值而言，能源效率提高1%的效果等同于能源投入量增加1%。

ε•＝g+E•

（1）

回弹效应R可表示为实际利用能值变化率与能源效率变化率的比值：

R=ε•/g=1+E•/g （2）

如公式（2）所示，为获得相同的实际利用能值，能源效率提高1%同时能源投入量减少1%，则R=0，表示不存在回弹效应，实现了预期的节能效果。然而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中，能源效率变化引发一系列生产和消费水平的变化，实际利用能值并不能由固定的产出水平所决定，从而使得能源效率和能源投入量的变化幅度不一致。若0

R=1+ETEp•E•Tg （3）

2.2 ER CGE模型基本结构

ER CGE模型是以研究能源环境问题为重点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具备CGE模型的多部门、多部门和多经济主体的一般特征，能够模拟技术条件和政策措施对经济系统、能源利用和环境状况的整体影响效应。构建过程中参考了相关文献方程形式和能源投入结构的处理方法［10-12］，并对涉及能源投入的生产结构做了进一步的细化。图1简洁描绘了ER CGE模型的基本结构以及要素和商品的流动关系。模型包括30个生产部门，每个部门生产1种典型商品，以及4个市场主体，即居民、企业、政府和国外。模型中部门总产出使用中间投入、资本、劳动和能源的多层嵌套的CES（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常替代弹性）生产函数来描述，并假设生产者追求成本最小化。所有商品的需求分为4种，即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投资需求和出口，其中，居民消费在可支配收入的约束下最大化Stone Geary效应函数，其一阶条件即线性支出系统ELES（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用以描述居民在满足最低生活需要之后根据其对每种商品的边界消费倾向进行消费选择；政府消费和投资需求则根据基期数据外生确定。模型依据阿明顿（Armington）假设将商品区分为国内和进口两种类型，两者之间存在不完全替代关系。因此，国内市场的总供给为这两类商品的CES函数加总，各部门的总产出采用CET（Constant Elasticity of Transformation）函数分配到国内市场和出口，并通过这两类函数对价格的一阶条件来调整商品在国内市场和进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以达到成本最小化的需求供给和利润最大化的产出分配。

模型的闭合条件包括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储蓄投资、政府收支和国外收支平衡。商品市场中各商品的总需求等于总供给；要素市场中假设劳动力可在部门之间自由流动且超额供给，劳动报酬固定；资本报酬率内生。储蓄投资均衡中，投资需求外生而市场主体的边际储蓄倾向内生决定；政府收支平衡中，政府储蓄内生而税率固定。国外收支平衡中，实际汇率外生，国际盈余由内生决定。模型中采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作为价格基准。

模型动态递推机制主要是通过资本积累方程将上述静态模型联接起来，通过资本积累方程来更新每一期各部门的资本存量，当期的资本积累取决于上期的各部门的资本回报率和资本折旧率，同时引入一个收敛系数以避免部门资本积累增长的发散型波动。由于希望将研究重点放在能源要素效率变化的影响上，动态机制中对人口数量和技术变化不做跨时期调整，假设全部时期内除能源外的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外生不变，工资率固定且劳动力供给无限。这一机制使得模型能够分析能源效率变化的短期和长期的影响效应，短期均衡中各部门资本充分利用但不能自由流动，而在长期均衡中，资本在各部门中充分调整。ER CGE模型建立在GAMS系统中，采用PATH求解器的MCP（Mixed Complementary Problem）求解策略来计算均衡解。

2.3 能源效率

通常在能源效率研究中考虑技术进步的方法是引入自发能源效率改进(Autonomous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AEEI）因子，反映外生的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而在实际的经济系统中，能源效率受到价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经济系统和部门层面的实际能源效率变化事实上综合了外生的AEEI和内生的各种效应的变化结果。本文只考虑能源效率外生变化的影响，因此在CGE模型的生产结构中对复合能源投入E引入AEEI因子，处理方法见公式（1）。为简单起见，模型假设外生能源技术进步是“一次完成”的，不涉及时间和资本存量的调整以及相关成本。

2.4 主要能源指标

关注回弹效应的主要目的是研究能源总消耗是否随着能源效率的提高而减少，以及减少的幅度与效率提高幅度的差异。如果能源消耗减少的幅度要小于能源效率提高的幅度，那么表明存在回弹效应，若能源消耗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则出现了回火现象。总能耗是煤、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的在生产和生活中终端能源消耗的加总。回弹效应程度计算根据公式（3），可计算生产部门能源效率提高的冲击下，经济系统总能耗的回弹效应以及不同能源类型的回弹效应大小。

3 数据处理

3.1 社会核算矩阵

社会核算矩阵（SAM）的基本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中国2007年42部门投入产出表基本流量表”［13］。此外，有关税收、储蓄、转移支付、贸易盈余、就业和能源等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海关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出版物。各个生产部门和城乡居民生活的各类能源终端消费量、电力部门的加工转换能源投入量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各类数据都以2007年为基期。

SAM中包括30个生产部门。部门划分以“42部门投入产出表”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能源平衡表”和“工业分行业终端能源消费量表”为基础，以能够同时获得投入产出数据和能源消费数据的最细分部门划分的方式进行合并处理，得到29部门投入产出表，其中包括1个农业部门、24个工业部门、1个建筑业部门和3个服务业部门。最后根据研究需要，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部门拆分为石油开采和天然气开采2个独立的部门，具体方式沿用Li Shantong和He Janus在GTAP模型中对中国投入产出表中这一部门的拆分方法［14］。最后形成30部门投入产出表并构建社会核算矩阵，账户的结构和基本处理方法与典型的SAM类似，采用跨熵法（Cross Entropy Methods）进行对全表进行平衡处理，得到的SAM的汇总表。

3.2 模型参数

ER CGE的模型参数，一类是储蓄率、税率、转移支付率、CES和CET函数中的份额系数和转移系数等技术参数，可直接通过基于SAM表的校准取得；另一类是各种替代弹性和需求弹性等参数，这类参数多数缺乏实证估计的基础，主要通过文献研究进行适当的选择。模型中主要弹性参数如表1所示，有关能源的参数主要在生产结构中，能源与资本复合投入和劳动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这与生产过程中机器设备（资本）伴随着能源的投入替代劳动力的启示是相符合的。能源与资本的替代关系则更为复杂，存在短期互补长期替代的关系，原因在于短期内各部门资本存量不变，资本的投入往往伴随着相应的能源投入，即使替代弹性为正也是非常小的数值；而在较长的时期中资本存量的积累往往反映了能源价格的变动，呈现一定的替代性。短期替代弹性与长期替代弹性的差异往往取决于资本折旧和资本形成的速度。相比能源效率政策的短期冲击，我们更关注政策的长期影响，因此认为资本与能源存在长期的替代关系，这一处理方式与GTAP E相类似［11］。

4 结果分析

本文模拟结果显示的是中国所有生产部门能源利用效率提高5%对经济的整体影响效果，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后经济指标的变化如表2所示，其中短期冲击是在资本存量不变的情况下模型一期均衡计算的结果，表中数字是相对基期（2007年）中国社会核算矩阵的变化的百分比；而

在长期中资本得以跨时期和跨部门的充分调整，显示的结果是相对没有受到能源效率提高冲击的模型长期均衡结果的变化百分比。

结果显示，由于生产部门的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导致各部门产出的实际价格下降、国内产品竞争力提高进而促进了经济的整体增长。从进出口贸易所受到的影响来看，进口在短期和长期分别增长了1.81%和6.16%，而出口分别增长了3.15%和11.8%。值得注意的是，生产部门

能效提高后进出口受到国内外相对价格的变化和经济规模增长两种效应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国内实际价格下降，出口竞争力提高，中间投入和消费需求中的进口商品比例将有所降低；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刺激所有国内和进口商品的需求增长。其中经济增长效应对进口增长占据主导作用，而价格竞争力提高对出口增长的影响较大。因此，能源效率提高将刺激中国出口的增长，可能进一步扩大中国的贸易顺差。从就业的变化看，理论上由于中间投入和能源的相对价格下降，在生产结构中，存在对增加值（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并可能产生负面的就业影响。从模拟结果看，实际的替代效应并不大，经济增长效应占主导作用从而促进就业增长，虽然在短期内GDP的就业弹性明显偏小，但是这种负面影响能够在一段时期之后得到修复，长期而言得益于资本的充分调整和产出的增长，就业需求获得0.72%的增长。

在生产部门能源效率提高5%的影响下，所有类型能源的短期消费都出现下降，电力下降2.17%、煤炭下降1.94%、石油下降2.51%、天然气下降1.99%，总能耗下降2.13%，整体来看能耗下降的幅度并不大，显示出较大的回弹效应，电力、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能耗回弹效应分别达到50.9%、55.77%、45.59%和48.27%。总能耗的回弹效应为52.38%。这一结果意味着能源效率提高所带来的节能效果，超过一半被抵消。长期来看，各类能源消耗

增加的幅度在2.75%到4.27%不等，总能耗的宏观经济回弹效应达到178.61%，意味着能源效率提高的节能效果不但被完全抵消，经济系统的总能耗还进一步增加。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后各部门的产出变化如图2所示，虽然在短期内能源生产部门的需求受到抑制，但长期来看所有部门的产出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能源生产部门短期内总产出受到能效提高的负面影响，主要由于各生产部门能源投入减少。但是长期来看，由于中国经济整体产出的增长，对能源的需求快速回升。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确实在开始阶段降低了中国经济的总能耗，但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高耗能部门的产品竞争力提高以及耗能产品出口的增长，进一步刺激了宏观经济层面对能源的需求。总之，模拟结果显示由于在宏观经济层面的能耗回弹效应的存在，能源效率提高的冲击在长期来看能够刺激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难以达到降低总能耗目的。

图2 中国生产部门能源效率提高5%后各部门产出变化（%）

Fig.2 Output impact of a 5% increase in energy efficiency in all production sectors（%）

5 结 论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中国的环境资源CGE模型（ER CGE），测算中国生产部门能源效率提高5%后所带来在宏观经济层面的能耗回弹效应。通过使用一般均衡方法，能够模拟中国经济受到能效提高冲击后系统性的调整以及产出效应和替代效应对能源消费的动态影响。模拟结果显示，生产部门能源效率的提高在初期确实能够降低中国的能源消费，但是这一结果在一段时期后出现了反转，能源效率提高导致能源产品相对价格下降，并通过经济系统中的一系列产出和结构调整刺激能源消费的增长。因而，在技术层面“产量相同投入更少”的努力反映到宏观经济层面则转变成了“生产更多投入更多”，并且加剧了中国经济高耗能的偏好，这种主要由于产出增长和结构调整所带动的能源消耗抵消了技术层面上提高能效所带来的节能效果。宏观经济层面的能源消费反弹是随产出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递增的，提高能源效率可能促进中国高耗能产品的消费和出口，引导经济结构向更加高耗能的方向逐渐调整，最终总能耗的增长可能完全抵消能源效率提高的效果，并且还可能进一步刺激总能耗的增加。

上述结论显然并不符合节能减排政策的初衷，但是却可以让我们对中国能源效率政策的作用机制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当前，中国政府尽管采取了严厉的节能减排措施，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回暖和出口回升，中国高能耗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可能仍将继续。因此，为了确保当前的节能减排政策能够有效提升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能仅将政策的焦点集中在促进技术层面的能源效率提高上，而是有必要引入一个协调的政策组合来对冲由于能源效率提高所带来的能源产品相对价格下降、能源替代其他要素投入以及高耗能产业过度扩张等刺激总能耗增加的因素。

我们的分析也是一种评估政策在经济系统性影响和长期作用效果的尝试。本文分析结果显示了在微观技术层面和宏观经济层面技术效率变化效应的不同效果，一定程度上说明采用系统性的框架来评估政策作用的重要性。此外，分析结果还显示出政策的实际效果可能在初期符合预期，但是长期来看却可能发生违背并产生负面的效果，这也表明采用长期的视角对政策进行评估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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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y wide Rebound Effects of Energy Efficiency Increase in Production

LI Yuan long LU Wen cong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