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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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教育政策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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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1-001-02
欧洲联盟，又称欧盟（EU），由欧洲共同体 （European Community，又称欧洲共同市场）经过“荷卢比三国经济联盟、欧洲共同体、欧盟”三个阶段发展而来，其实质是一个集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于一身、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一体化组织。1993年11月1日，《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通过是其诞生标志。
欧盟初步成形至今，教育的发展策略虽几经变化，发展的过程面临的困难多种多样，利益整合与面临矛盾复杂，但对于多民族、发展多样和地区差异较大国家来言，比较具有借鉴和学习意义。
一、 欧盟教育政策的演变综述
二战后，战争的贻害和苏美争霸的牵制使欧洲国家重新认识到，解决欧洲问题只能是欧洲人自己团结，不是已往的分离和对抗所能解决问题。在一体化过程中，教育也逐步受到了重视。
（一）20世纪60年代
1957年3月，德、法、意、荷、比、卢森堡等6国在罗马签署《罗马条约》，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其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条约中几乎没有关于教育的条款，只是在128条中少量涉及职业培训。
（二）20世纪70年代
1971年，欧共体六成员国的总理就职业培训问题举行会晤，首次提出以“行动计划”(action program)的方式加强各成员国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制定了职业培训行动计划的指导方针。
1974年，欧共体教育部长理事会决议提出教育合作计划在反映欧共体经济与社会政策渐进性融合的同时，必须适应教育领域特定的目标和要求，兼顾经济、各国教育传统、教育政策与制度多样性的有机组成。
1975年，欧洲职业培训发展中心(CEDEFOP)成立，目标在于推动和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促进成员国之间更深入交流。
1976年，欧洲大学研究所(EUI)向研究者敞开大门、欧共体出台 “联合学习计划”(Joint Study Programs)，旨在推动各成员国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科研活动交流的并进。
（三）20世纪80年代
1980年，欧洲教育信息网(Eurydice)正式问世。宗旨是“促进对欧洲教育体制的更好了解”；职责是负责搜集、监控、处理欧洲教育体制和政策方面各项的信息。
1983年，欧洲法院对《罗马条约》的第128条作重新解释，赞同欧洲公民赴其他成员国学习。
1984年，欧洲国家学术认定信息中心(NARIC)网络成立，目标是提升学位的学术认可，以及成员国间学习期限的认可。
1984年，《枫丹白露协议》提出培养公民具有更广阔视野的主张。
1985年，欧洲议会 “米兰报告”提出“公民的共同体”主张。
1986年，《单一欧洲法案》的签署使欧共体12成员国对职业培训项目的合作不再局限经济和专业方面，扩展到了社会、道德、公民和政治等方面。7月，欧洲议会通过的彗星计划(COMETT)（即科技领域的教育与培训计划），旨在促进大学与企业之间在科技发合作，扩大培训高科技人才力度。
1987年，伊拉斯谟计划通过，意在资助成员国高校师生教学和进修，提高教师的学术、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学习水平。
1989年，欧洲技术网计划(Eurotecnet)出台，旨在倡导职业培训中的创新。
（四）20世纪90年代
1990年，坦帕斯计划(Tempus)，主要是应对德国统一与苏联解体、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这一局面，目标是促使环绕欧盟的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实现现代化。
1992年，各成员国首脑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共体从以往的经济联盟正式向政治与社会联盟迈进，为欧盟教育政策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
1993年12月，欧盟委员会《挑战及迈向21世纪的通衢：增长、竞争与就业》白皮书，强调职业培训在应对失业问题和增强欧洲企业竞争力方面的重要作用。重点为终身学习、技能发展和打破传统教育与培训的分野状况做努力。
1998年，在部分成员国教育部长倡议下高等教育一体化会议召开。会后，发表了《索邦宣言》，期望达成高等教育一体化，创造一个富有弹性与竞争力的特别欧洲高等教育区域。
1999年6月，29国教育部长会议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召开，确立了欧盟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目标，《博洛尼亚宣言》。
篇2
摘要：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日益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相关政策的出台给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希望，但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来自自身和现实条件的困境。厘清相关政策的演变历程，找出政策的困境之所在并提出可行的应对策略，以期为我国当下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作出贡献。
关键字：教育政策 民工子女 义务教育 政策困境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家在政策层面上已不再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在数量上激增，并呈现出举家迁徙的特征。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保障，加之《义务教育法》中也并未提及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因而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大量随父母进城的适龄学童无法正常入学，失学状况非常严重。由此，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开始进入教育政策的视域范围。
一、政策的演变历程
政策形成期。1996年，原国家教委印发《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试行)》，在北京、上海等省市进行试点。这一办法的出台，标志着第一个关于规范流动人口子女就学的国家政策出台，说明国家从政策层面上开始关注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但由于该政策只是在部分省市进行试点，因而政策的影响范围有限，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政策发展期。1998年《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出台，规定“流动儿童少年户籍所在地政府和流入地政府相互配合，共同做好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工作，流入地教育行政部门承担具体管理职责。”“流动儿童少年的就学以在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借读为主”。该办法为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提供了国家层面上的政策依据，相比1996年的试行办法，政策实施范围扩大到全国范围而且强调了流入地政府的责任。但由于政策对流入地政府的责任并没有明确，入学程序复杂和学校收取高额借读费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入学门槛被无形中抬高，政策还无法保障民工子女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
政策成熟期。2001年《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出台，该决定首次正式提出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为基本途径。至此，“两为主”政策首次被明确为国家政策，这在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上具有很大的政策导向性意义。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六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程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全面部署了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工作，形成了以“两为主”为基本原则，以“建立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全面接受义务教育保证制度和机制”为核心的教育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而且政策规定“农民工子女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
政策稳定期。2006年6月，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出台，该法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这一条款的出台，首次以基本法律的形式明确了流入地政府必须承担起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机会的责任，标志着有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政策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稳定下来。但法律本身并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只规定具体办法由各省、市、自治区规定，因而各地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进程、方式、效果也必定有所不同。
从上述政策的演变历程来看，关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体系。但政策的出台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现实中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政策在执行中依然面临诸多困境。
二、政策执行中的困境
当我们反思一个政策为何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时候，不外乎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政策内容本身的完善性问题，一是政策内容外的现实性条件。对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的困境分析，我想大抵也是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一)政策自身的困境
1.政策内容太宏观，缺乏实际的指导性和操作性
纵观历年来颁布的有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政策，几乎每一个政策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2003年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建立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的筹措保障机制，但政策文本中只有这样两点规定：“流入地政府财政部门要对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较多的学校给予补助。城市教育费附加中要安排一部分经费，用于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有心的人一定会发现这样的问题：“较多”是多少?补助的形式和数量又是多少?“一部分”到底是多大比例呢?
诸如此类问题，都无从找到明确的答案。假如你是政策执行者，那么你知道怎样去执行这一政策吗?这给各地的政策执行者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虽然我并不反对政策在执行中可以灵活地运用，但我们要看到过大的自由空间，会让“钻政策空子”成为无可避免的事实，自然政策的执行效果当然也会大打折扣。
2.流入地政府的职责与权益不对等
在我国现行的关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中，“两为主”已成为最基本的原则，2006年修订通过的《义务教育法》更是以基本法律的形式明确了流入地政府在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中的管理责任。但目前的问题在于，政策在赋予流入地政府主要管理职责的同时却没有赋予流入地政府同等的权益，这就使得流入地政府也就是政策的执行者在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问题上积极性不高，进而导致政策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二)政策所面对的现实困境
1.流入地教育资源不足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的执行需要有充足的资源来保障。倘若作为政策的执行者，流入地政府自身没有较为充足的教育资源，那么保障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也就显得愈发困难了。
这里所说的教育资源不足主要指经费和人力方面的不足。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以地方为主，在这一背景下，流入地辖区内的学生越多，当地的财政压力就越大。倘若要彻底解决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那么当地的财政压力将会剧增。人力资源不足也是教育资源不足的重要体现之一，师资缺乏从一定意义上也制约了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农民工已经无法在城市的中心城区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大多数农民工家庭集聚在城乡结合地带。城市的非中心地区，特别是城乡结合地带，本身原有的教育资源相比市中心就要落后很多。这样一来，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就更加严重，从而也就无法保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
2.城乡户籍壁垒
1963年公安部依据是否吃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粮将户口人为地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但时至今日，如此僵化、不合时代要求的户籍制度却依然存在，不能不说，僵硬的户籍制度也是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执行所面临的困境 之一。
有学者认为，城乡二元分裂的户籍结构，使出身不同区域的人们在身份上有了“天然”的差异，从而导致城乡人口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所享有的社会权利不尽相同。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户籍制度的改革，只有现行的户籍制度问题解决了，民工子女才有可能与城市学生享有同等的教育权利。
在当前全国全面实施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大背景下，户籍壁垒的影响表现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和民工子女升学两个方面。在资源配置方面，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的统一预算在总体上解决了全国适龄儿童的经费来源问题，但目前这笔经费的具体分配依据仍然是按照户籍适龄人口进行资源配比。由此，民工子女既不能享受户籍所在地的免费政策，也无法享受流入地的免费政策，农民工子女只因户籍问题便被边缘化了。在升学方面，按照现行的中高考升学体制，即使民工子女能够在流入地公立中小学就读，他们在升学时还是会遇到户籍限制，这里由于已经超出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研究的范畴，故不再详细叙述。
三、就政策困境而提出的对策
(一)就政策自身的困境而言
1.出台具体实施细则，增强政策自身的可操作性
在政策的规定上做出必要的量化指标，缩小政策执行者自由裁量的幅度，避免让政策有空子可钻。比如，规定流入地公办中小学校每接收一名民工子女，该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就要给予多少补贴。这样以来，政策本身对执行者而言就不再是一堆抽象的文字，而是有具体要求的实施规范。
2.明确权责划分，增强对流入地政府的权益保障
保障流入地政府的权益，是提高流入地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积极性的有效手段，只有流入地政府积极地将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我们才能看到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希望。
(二)就政策所面对的现实困境而言
1.加大教育投入，充实城市民工集聚地教育资源
一方面要加大教育投入，保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资源。在当前形势下，流入地政府可以考虑通过转移支付的途径来减少财政收入相对较少的基层政府负担。另一方面，要充实城市城乡结合地带的师资力量，保证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师资资源。当前，应逐步提高教师待遇，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教师的队伍中去。
2.实行“义务教育券”制度
由于我国当前实行的户籍制度不可能在短时期内革除，因而我们不能完全将希望寄托于户籍改革上。美国学者费里德曼最早提出了“教育券”理论，教育券制度是“政府将用于教育的公共经费以券的形式直接发给学生或家长，而不是发给学校；学生自由选择学校并用教育券支付学费和相关费用；学校则向政府兑取与券值相等的现金流入。这样学校可凭教育券到任何一所政府认可的学校就读。”我觉得，在我国户籍制度彻底改革还遥遥无期的情况下，“义务教育券”不失为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一种有效路径，政府不妨可以考虑以向农民工子女发放“义务教育券”的方式来取代传统的以户籍为主要依据的资源分配方式，从而保障农民工子女均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参考文献：
[1]陈恒：完善城市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政策的思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9。
[2]1998年国家教委、公安部联合下发《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
[3]杨润勇：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及其执行中的问题分析[J].当代教育科学，2006.8。
[4]2006年6月29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篇3
关键词:择校;政策 ;有效性;分析框架
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0-0083-02
一、中央及地方政府禁止择校政策的基本内容
1.国家的总体政策
我国中央政府在禁止收择校生、杜绝择校和禁止乱收费、高收费问题上基本保持政策的一贯性。从1995年至2012年间,国家教委(教育部)先后多次出台有关文件,要求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初中和小学必须坚持就近入学的原则,不准招收“择校生”。就近入学政策是我国中央政府解决“择校”问题的主要手段。
2.各地方的具体政策
在坚决执行中央政府禁止择校政策的前提下,各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制定了一系列入学机会的分配政策。
(1)点招政策
这是在部分地区实施的小学升初中的招生方式。点招一般由学校来确定具体办法,往往是先进行某种笔试,再通过面试或按先前笔试的名次进行选拔录取。
(2)推优政策
是指小学根据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身体状况、是否为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以及学业成绩等一定标准,选出优秀学生向重点中学推荐,推优比例基本确定。推优入学也称为“小派位”,不是直接推荐入学,而是先填报志愿,再由电脑随机摇号,按志愿顺序录取。推优有一定的偶然性,不是所有的推优学生都能被录取,落选学生只能参加全区的电脑大派位。
(3)指标到校政策
指标到校,也叫“自招到校”或“配额生”,是一种特殊的升学方式。具体做法是优质学校将部分或全部入学机会分配给预备升学学校,保证包括弱势学校在内的各学校有同等的机会进入优质学校,从而缓解“择校”问题。各地实施指标到校的比例多少不一。目前指标到校政策已成为各省市小学升初中或初中升高中过程中广泛采纳的一种政策。
(4)电脑派位政策
电脑派位的具体办法为:根据“按户口、划片区、随机派、公开录”的原则,将全体欲升学的学生组合成若干片区。派位时,按片区把包括志愿在内的学生资料输入电脑,随机给每个学生一个十位数的号码,学校根据号码录取学生。
(5)特长生政策
为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并加强特长培养,各地方政府普遍允许学校招收特长生。同时相关政策也明文规定,特长选拔不能与升学挂钩。但实际情况是,在特长生选拔过程中大多学校都将特长生选拔与升学挂钩,特长生成为升学过程中市、区两级教育部门所规定的最为“名正言顺”的择校渠道。近几年,特长生考试不断变味,一些学校以招特长生为幌子,实际进行奥数和英语考试 [1] 。
二、禁止择校政策有效性的分析框架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政策”,政策作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社会的行为,其成功或失败实际上就取决于其能否实现政策目标到政策结果的转化。基于此,本文对政策有效性的分析主要是一种“效果”的分析,即分析政策结果与目标之间的关系。
为此,本文借助吉登斯的有关理论构建了有效性的分析框架。吉登斯按照意图与行为结果的关系将行为结果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行动者可以达到他们想要达到的意图,但却不是通过他们的能动行为”;第二种情形是“有意图的举动特有地引起一系列的后果,这种后果可以合理地认定为行动者所做,但是实际上他们并不希望这样”。第一种情形是有行为目的,但没有实施相应的行为,结果与目的取得一致,这是一种幸运的结果,没有研究意义。第二种情形实际上产生的是“有意图举动的未预期后果”,是有行为目的的,也实施了相应的行为,结果却与行为目的不一致。关于第二种情形吉登斯还指出一类情况是“在有意获得的结果的地方也导致了其他一些结果”。例如一个人开灯是想让房间亮起来,但也可能起到警告小偷的作用 [2] 。
根据吉登斯的理论,分析禁止择校政策的有效性可分两个维度:维度一是结果是否被预期,分为可预期结果和不可预期结果。不想发生什么事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是有区别的,结果的可预期程度标志着行为的可控程度和行为目的本身的合理程度。维度二是结果具备怎样的性质,可分为积极结果、消极结果和无意义结果。无论结果是否可预期都可分为积极、消极和无意义三种可能。开灯为照明却警告了小偷是不可预期的积极结果,而关灯为省电却引来小偷就是不可预期的消极结果。
按照两个维度的划分标准,可以将行为结果分为六种类型,即可预期积极结果、可预期消极结果、可预期无意义结果和不可预期积极结果、不可预期消极结果、不可预期无意义结果。
三、禁止择校政策的有效性分析的结果
根据以上两个维度、六种类型的分析框架,排除两种无意义结果类型,本文着重对禁止择校政策的实施可能产生的四种结果类型进行分析。
1.可预期的积极结果
毫无疑问,禁止择校政策取得了一定的预期内的积极结果。从总体上看,多项政策的明令禁止和三令五申,确实从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择校生的招收比例,各种明目张胆的择校行为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择校和乱收费现象有所减少,尤其是某些执行坚决的省市取得了一些较为显著的效果;多种办学违规行为有所收敛;等等。更具体地说,就近入学政策从形式上保证了入学机会公平,保护了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利;指标到校政策给薄弱学校以发展空间,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薄弱学校的整体质量;电脑派位政策随机派位优质学校的入学机会,实现了形式上的公平;点招、推优以及特长生政策给部分学生提供了进入优质学校的捷径等。
2.可预期的消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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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思想道德；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06-0241-01
一、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现状
教育部公布2014年高校学生思想道德状况滚动调查结果表明，当前高校学生思想道德状况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与20年前相比发生转折性变化：思想道德素质进一步提升，90%以上的学生认同“做人比做事、做学问更重要”对比过去几年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高校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明显提升，且有逐年提高的趋势。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等迅猛发展，整个社会状况尤其是青少年思想道德状况也发生了复杂的变化，社会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竞争方式和个性追求多样化，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如腐败现象、收入差距等影响着青少年的思想和心灵，使得部分大学生“三观”出现了错位，引发诸多社会和道德问题。
二、加强高校思想工作的重要性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政策与理论的学习，提高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认识，制定学习制度，时刻保持对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新方针政策的敏锐性。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地方和高校应该建立健全的长效机制。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首要问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适应现代科技发展的需要，具有不同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显著特点，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结合。充分利用网络媒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课题。
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特点
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象的新特点
当前，九五后大学生已经成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对象，他们的特点表现为追求新奇刺激，思想开放，个性鲜明，行为独立，富有创造力，他们在教育活动中主动性多于被动性，在网络媒体下主动地接纳信息，选择信息，信息，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
2.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新特点
在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者与学生往往是对立的，思想教育者是高高在上的思想权威，其主要职责是进行思想理论灌输。而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网络思想教育主体是网络传播中的把关人，他们制造、传播、监控网络信息，兼具信息传播者和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身份，他们具有高新技术和广博的知识以及良好的品质，但不一定是思想权威。他们不具有特定的身份，甚至可以不被称为教育者，不进行说服，而提供选择和引导。
3.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的新特点
网络时代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迎来了更为广阔的天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摒弃了传统“灌输式”的方法，借助多媒体的优势向大学生提供正面的、积极的信息，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形态逐渐立体化、动态化，教育形式也随之变得更为丰富和全面。如网上讲座、BBS论坛、网络博客，红色网站等等，这些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这是传统的思政教育模式无法比拟的。
四、思想道德教育新模式对策建议
当代大学生处于人生的青春期，也处于我国社会的转型期，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困扰和冲突会形成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问题，而这些心理问题又往往同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交织在一起。
1.营造和谐的教育环境
学校环境依据其育人的构成要素，分为教学与学习环境、管理与校风环境、人文环境与硬件设施环境。首先，要构建和谐的校园景观环境。它是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养成的“时空”。因此，在校园景观的设计上，要寓德育思想于校园规划建筑设计之中，整体渲染和突出校园基本建设的育人功能；科学布局学校建筑，充分体现大学的文化氛围。达到一种导向、调适效用；精心营造优美洁净的校园环境，让学生在优美的环境中陶冶情操。其次，要构建和谐的校园人文环境。大学的人文环境是大学文化内涵、精神底蕴的重要表现。它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置身其中的每一个学生。为此，要重视品味高雅的人文环境的建设并发挥其教育功能。
2.贯穿“以人为本”理念
以人为本，是人本思想在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的具体化，是科学发展观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根本体现，是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一种价值观，就是要以人为基础，以人为动力，以人为目的，强调唤醒人的自我意识，尊重人的主体地位；满足人的主体需要，尊重人的精神诉求；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强调人的全面进步。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就是要转变思想观念，强化服务意识，坚持“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逐步实现民主交流、平等沟通、相互理解、和谐统一。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就是要坚持以学生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既严格教育管理，又注重人文关怀；既严格纪律要求，又注重道德教化；既严格程序规范，又注重内容效果。在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和人格，不断提升教育管理工作对学生的吸引力和亲和力，引导学生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学习、工作和生活，促进学生道德自律意识的养成，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潜能素质，激发学生的聪明才智。
3.辅导员――班主任――导师三维工作体制建立
高校应为推行基于辅导员――班主任――导师三维工作体制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模式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条件保障。专兼职相结合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建设离不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条件保障。高校应将辅导员、班主任和导师的考评纳入全校教职工考核体系，考核结果与教师的职称聘任、职务晋升等直接挂钩，充分发挥考评的导向作用。对于辅导员、班主任和导师个人发展的相关问题，高校应该给予特殊考虑，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这支队伍中所有的人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路径，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建立学生思想整治教育队伍的激励和培养机制，对优秀骨干力量给予重点培养。辅导员、班主任和导师工作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第一线，任务繁重，责任重大，这支队伍的素质直接影响到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
总之，做好新形势下大学生道德教育工作，不仅需要深入研究大学生思想活动的新情况和新特点，更要深入研究大学生心理活动的规律和特点，将心理学知识引入道德教育领域，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思想道德教育体系之中，运用心理学知识研究人们心理活动的规律和特点，既不能人为割裂二者的联系，也不能把二者简单合二为一，应使两者围绕思想道德教育的总体目标，在突出重点、合理分工、功能互补的原则上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二者准确定位，找到二者的最佳结合点、切入点，才能做好新形势下思想道德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篇5
一、关于该政策被知晓人数总量和具体内容熟悉度的调查
现发放的600份调查问卷进行调查，已收回544份，调查显示大多数一线城市的家长和学生通过媒体报道、学校宣导等获知此政策。一、二线城市的家长和学生对此政策的了解程度比其他城市的家长和学生深。在此政策颁布前，很多一、二线城市的家长们就为自己孩子小升初能取得优异的成绩做了很多准备，如各培训机构的英语班、作文班，艺术特长培训、体育锻炼培训等，据我们调查问卷资料显示：前三者的比率较高，分别占到33.33%、23.52%和38.1%；同时艺术教育正式纳入小升初的成绩调查问卷中不同的群体认为该政策实施的必要性也是不同的：62%的人认为该政策的实施是没有必要的。根据我们所得到的问卷数据来看，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原因：一是约43%的人不了解该政策具体的实施细则；二是现有的学校教育中已经存在艺术课业，对该政策的实施无疑是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
在调查的学生和家长对该政策的态度中，又有所不同。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家长作为奉献教育事业的主导力量有85.29%的人知道并研究该政策。对该政策具体细则相类似是关注度也相应的在一个百分比上，虽然家长在知晓程度和关注度上比学生多将近3倍，但在必要性上二者的百分比则相近。学生在课外时间所参加的培训课程是当下的普遍现象，所以学生将“艺术教育考试正式纳入小升初成绩”该政策的实施必要性赞同也是意料之中的。
纵观平均百分率，在该政策实施中，居于首位的不是该政策的实施构成内容，而是该政策所带来的益处。这也难怪，在这个充斥着诱惑的花花世界里，有太多太多吸引人的东西，作为新一代的我们，还未经历人生百态，世事沧桑，我们所拥有的阅历还不能够使我们在诱惑面前有张有弛，有时宁愿选择某件事情的益处，何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毕竟有效的益处能让一个人有动力来做事情，但世事万物都遵循着一条不变的道理，那就是过犹不及，该政策的实施的益处不应该占主导，有必要记住该政策实施中存在的意义是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打造时代所需的综合型人才。
二、关于该政策实施过程中社会不同群体对其意见的调查
调查个体在400到500之间，其中88%的调查对象认为“艺术教育考试正式纳入小升初成绩”对学生的艺术素质是有帮助的，不仅是思维、想象、创造等能力的提升；以及改善学生的性格或人际关系等一系列环境的因素。接受艺术教育的时间段：76.47%的调查对象认为在幼儿园时期接受艺术教育；82.35的人群认为在小学阶段接受艺术教育；仅有26.47%、23.52%的人群认为在中学和大学接受艺术教育。
调查中可以看出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与在学生的幼儿园时期和小学时期接受艺术教育。这无疑与人类在幼儿时期和小学时期的认知方面才刚刚起步，理性意识还不是占主流，这时期的学生无论在想象力或其他思维能力上还处在萌芽时期，是最适合于学习艺术的。教育部实施该政策也是具有一定的心理知识的基础的。调查显示有一多半数以上家长不愿意透露发在艺术培训班上的费用，可以称这些被调查者已经在艺术培训所架构的虚拟社会建立了一个不简单的消费金额。总体上艺术教育的规范与实际生活中其他课程相类似，但也存在不同区域特色的艺术教育文化，虽然它们所占比例较少，但反映的问题仍不可被忽视。这个现象无疑与建立以提高艺术教育教学质量为导向的教学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切实提高艺术教育教学质量”是相呼应的。
三、关于该政策实施的附加价值的调查
课业负担过重强化社会不公的感受促进其他学习提高综合素质
以上图表数据表明，人群中大部分是赞成该政策的试行的，积极肯定该政策对于提高综合素质的作用。或可欣慰的是，这些调查结果意味着该政策的试行的的可信度有所提高，国家在推动文化建设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毕竟试行该政策的过程会有一些问题的出现。另外，一些二三线城市，还不是太富有的城市居民对待该政策的态度还不是很成熟，只有11%的人相信，多数人持观望态度。可以说艺术教育的推行利相对来说是大于敝的，不仅是艺术素质的提高，还有的是经济、文化等大方向的提升。
我们对文化建设时代这个大潮流下“艺术教育考试正式纳入小升初成绩”的这一政策作了初步了解。这其中有意料之外的结果，也有情理之中的答案；有令人担忧的滞后，也有使人欣慰的进展。
篇6
关键词：农村；义务中职教育；研究
作者简介：由建勋（1964－），男，山东邹平人，硕士学位。山东科技职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08）01－0052－03
一段时期以来，由于企业技术进步加快，而针对农村低收入阶层普及职业教育的力度严重不足，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短缺问题突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半成品的形式进入市场，致使我国许多城市相继出现所谓“普工过剩”和“技工短缺”。对此，尽管全国许多地方政府相继通过多种渠道帮助外出打工、就业的农民工开展了专业技能培训。但由于我国的职业教育投资主体一直是以家庭为主，而作为职业教育投资主体的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大多数收入较低，无法接受较长时间的技能培训，致使技能培训工作收效甚微。如果我们不能重视并有效防止农民工不能适应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在产业结构升级条件下普工过剩和技工短缺并存的矛盾将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损害。从这个意义上说，尽快将免费义务教育向中职教育阶段延伸显得迫切而必要。事实上，中央及许多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此问题的重要性，继从2007年秋开始国家对农村及城市贫困家庭子女每人发放1500元国家助学金后，一些地方政府还推出了中职生学费补贴政策，有些地区数额高达每生2500元，更为可喜的是，宁波市鄞州区还推出了职业教育免收学费政策，近1.5万名职高生将免费上职业高中。从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看，在农村推行义务职业教育已水到渠成。
一、免费义务教育向农村中职教育阶段延伸，是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处在“高中升温、大学热”夹缝中的职业教育，由于受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原因的制约，一直没有成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先天不足；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财政投入低，社会认可度低，被“打入另册”，又使职业教育后天乏力，致使职业教育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全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如果劳动者的技能不能随着企业技术和工艺的改进而同步提高的话，劳动力短缺问题就会格外突出。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农村已表现得非常突出，由于职业教育成本偏高，农村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学生家庭又多为弱势群体，教育支付能力不强，相当一部分家庭贫困的学生在难以支付子女继续学习费用的情况下，为省几个读书钱，或早点挣回几个油盐钱，就过早地让未成年子女离开学校，走上打工挣钱道路。一部分家庭条件较好、愿意继续支持子女就学，但子女学科知识不扎实、把继续学习看成“畏途”，因看到上高中升大学无望，在周围初中同学外出较容易找到工作的负面效应影响下，也过早地离开学校，投入到低层次的劳动力大军之中，造成目前劳动力市场中低层次劳动力聚集、岗位竞争加剧，而技能型人才严重短缺并制约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目前，因劳动力技能短缺而造成的“技工荒”，已给我国的职业教育敲响了警钟。为此，通过将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向中职教育阶段延伸，可从制度上解决农村人口上不起职业学校的现实问题，有利于提高占全国人口70%的农村人口的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使有一技之长的技术人才输出能跟得上社会发展的节奏。可以说，免费义务职业教育是预防我国人力资源技能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也是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消除贫困、建设和谐社会、提高全民素质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二、免费义务教育向农村中职教育阶段延伸，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劳动力增值并快速回收投资的主要途径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时，往往只携带一种资本――劳动力。这个资本的价值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职业教育。一个农民在接受职业教育后进入城市，和未经职业教育直接进入城市相比，劳动力的价值完全不同，反映在就业上，就是巨大的收入差异。既然职业教育能提供高额回报，为什么各级地方政府或社会无法将这部分投资的比例大幅度提高？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根源在于劳动力的投资同其他投资有很大的不同，劳动力投资后形成的人力资本，产权界定非常困难。从资本形成的那一刻起，劳动力所有者就拥有了完全的支配权，任何地区的投资，都可能使其他地区受益，而投资人几乎没有任何途径确保其投入不会流失。况且，作为职业教育投资主体的地方政府，自农村税费改革以来，由于财权上收，事权下移，许多地方基层政府财政比较困难，不少县财政的相当数量资金已用于义务教育，再拿出资金发展职业教育，心有余而力不足。再加上地方财政无法从众多接受职业教育的农民中征税收回投资，即在教育投入和地方财政收入之间无法建立有效的联系，地方政府自然就无力更无心大规模投资职业教育。因此，我国的职业教育投入是以人力资本流失最小的方式――以家庭为基础提供的。由于大部分农村家庭无法或不愿承担职业教育支出，结果“职业教育潜在需求量大和现实普及率小”的矛盾十分突出。而现代国家之所以能够大规模进行职业教育投资，是因为人才流动在国家范围内大体上是封闭的，无论劳动力在那个地区的企业工作，只要劳动力在国内，国家就可通过税收将投入的人力资本间接地收回。事实上，这种空间战略在所有层次的国家都可以采用，我国也不例外，随着分税制实施以来国库财政资金的充盈，中央政府有能力也需要成为职业教育投资的主角。因为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力无论如何流动，基本上都在国家行政边界以内，且国家直接投入的是低收入家庭支出最大的项目之一――教育，而不是获益路径曲折得多的基础设施，因此，国家投资的效果在低效率的经济流程（这是欠发达农村地区的普遍特征）中损耗最小。事实上，如果将农村人口看作是一种没有加工的“矿藏”资源，免费义务职业教育则是将矿藏转化为现实产品的利器，它有利于使广大农村尽可能多地抢占技能型人才市场，大规模输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技能型人才，国家则可以通过这一战略，从就业单位间接收回投资，在国家的层次建立起免费职业教育的“投资――回收”机制。农村地区也可以通过职教投资的本地消费和输出劳务的汇款两个渠道获得受益，并实现平衡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功效。
在近期国家财力难以全面满足的情况下，为有效推进免费义务职业教育的实施，建议先在经济较为落后、农村人口较为聚集的中西部地区实施，并通过减少在中西部地区道路、机场、铁路等短期内没有需求的基础设施建设，转而向增值潜力更大的中西部地区农村职业教育投资。同时，整个国家的教育重心，也应当考虑从目前的以高成本的高等教育为主，转向以低成本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为主。另外，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全面推行面对市场需求的免费职业教育计划，可考虑通过在中西部地区省会和条件较好的地方，建设职业教育基地，根据市场需求，大规模培训高素质的职业技能人才，使农村劳动力这个中国最丰富的存量资源保值、增值。
三、免费义务教育向农村中职教育阶段延伸，是突破阻碍我国职业教育资源整合与共享体制障碍的必然选择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条块分割、分头管理问题十分严重。中等职业教育三类校分别由教育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劳动保障部门多头举办、多头管理，使得部分职业教育游离于教育资源主管部门的管理之外。由于管理体制不顺，职校之间在办学体制、运行机制上步调不一，在同一地区隶属不同部门管理的多所同类职业学校林立、学校规模小、教育思想落后、教学设备陈旧、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职业学校为了生存，被迫实行无序竞争，都争着上热门专业，互相挖夺生源，结果使得优势学校也形不成规模。办学的条块分割、多头管理严重地影响了职业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职业学校“小、散、低、旧”（学校规模小、专业设置散、教学水平低、教学设备陈旧）现象十分突出。同时，条块分割造成的专业设置雷同、规模不经济、教学设备重复购置、教学水平低、招生成本高和办学效益低，在造成教育资源严重浪费的同时，还严重损害了职业学校的整体形象，影响了职业学校特色专业作用的发挥，使职业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动手能力差，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形成职业教育资源闲置浪费和农村人口职业技能短缺两种矛盾并存。农村免费职业教育机制的建立，可以在制度层面上突破阻碍我国职业教育资源整合与共享的体制屏障，打破部门界限和学校类型界限，消除原有的“多头举办，多头管理”的陈旧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将各个职业学校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经费拨款渠道和人事关系整合在教育部门统一的管理体制下，达到优化职业学校布局结构，实现各类职业教育资源有效整合和利用的目的。另外，统一整合后的职业教育，可以在共享职业学校办学思想、师资、设备等方面的整体优势基础上，发挥学校的规模和就业渠道等方面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好学校的特色专业和学科，避免过去同城内不同学校之间在学科和专业上的重复建设，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和办学实力。并围绕各地的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根据产业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要求，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增强专业适应性，努力办出特色。
四、免费义务教育向农村中职教育阶段延伸，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沿用学科型的教育模式，忽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缺乏与实践教学的有机衔接，缺乏知识的实用性和应用性，造成学生的技能操作水平不高，上岗不能胜任，就业能力不强。这种脱离农民生活、脱离农村经济状况的职业教育方式，不仅不能为农村人口带来很好的就业出路，而且容易使农家子弟陷入“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尴尬境地。探究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一是学校办学经费短缺，学校师资和办学条件有限，无法开设出足够、多样的实践课程来满足社会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现实需求。二是单个学校学生规模有限，虽然有些试验课程学校可以提供，但由于选修该课程的学生太少而使开设该课程规模不经济，从而无法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向职业教育阶段延伸，既能实现社会职业教育资源的全面整合，使扩大职业学校在校生的规模得到制度保障，又能大幅度增加学校资金投入，增强职业学校的办学实力，改善办学条件。这样，一方面，可以实现学校教学资源在学科和专业建设上的合理分工，增强学校的师资力量、实验实训设施，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思想的交流、专业教学的研讨以及专业开发能力，把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学生未来的就职岗位紧密结合起来，打破学科型的教学模式，构建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提高学生主动适应职业岗位的能力，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体现职业教育的针对性，突出应用性，凸显实用性。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具有很强的市场性，专业的设置会随市场变化而变化，市场所需要人才热点切换较快，知识更新较快，学生就业工作一段时间后，需要继续学习，获取新的就业资格。而免费义务职业教育由于是一种国家行为，全国各地学校可以开展学分互认，毕业生可以在就业地区的职业学校选择很少一部分新的专业课程，成绩合格后就能拿到新的资格证书。另外这种制度安排也为家庭特别困难、急需走上就业岗位的学生采用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提供了现实选择。这对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有效地贯彻因材施教原则，提高育人成效，拓宽学生的学习空间，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职业学校对企业和学生的吸引力，强化对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谌新民.解决农民工问题要有新视角［N］．南方日报2006－2－8.
［2］由建勋，张青霞.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破解“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难”问题［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3.
篇7
周边地区融入长三角，构建“大长三角”经济区，对长三角来说，是一次战略性跨越机遇，是实现地区间“互需互补，互动互促”的必然趋势。
小“长三角”是一个现实的、地理的、经济的概念，也就是目前包括16个市在内的区域范围。这个区域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区域。如果把这个区域扩大到浙南、浙西南、苏北和安徽全省，这就是“大长三角”。构建“大长三角”，能够增强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其在中国区域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从长远意义上讲，长江流域的发展，有助于构建一个对中国经济发展起重大作用并且能够提升区域国际竞争力的新区域。
构建“大长三角”经济区
势在必行
2003年以来，江苏的盐城、淮安、徐州、连云港，浙江的金华、衢州，安徽的合肥、马鞍山、滁州、芜湖、巢湖等城市，纷纷向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递交了入会“申请书”。这些城市虽然至今尚未正式入会，但已多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协调会，并与会员城市开展了广泛合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国家建设部组织编制的《长三角城镇群规划》，已经将安徽和苏北地区纳入规划考察范围，为长三角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也表明长三角区域的扩大已既成事实。
包括沪浙苏皖3省1市的大长三角地区，无论从地理、历史上还是现实角度来看，都应该被看作一个统一的经济区。它东起浙江嵊泗，西至安徽界首，北从江苏赣榆，南达浙江苍南，总面积35万平方公里。在如此广阔而又有机联系的地域范围内，以上海为首的众多城市将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利用更多的经济资源，发挥更好的带动作用。因此，“大长三角”概念的提出及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对区内各经济体都具有重要意义，这必将是一项多赢的抉择。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长三角地区产生“极化效应”，集中了各种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获取了集聚规模经济效益。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集中的趋势也带来了诸多问题：资源和环境压力日益突出，发展潜力受到了很大限制；各种生产要素和产业向沿海少数地区高度集中，将导致经济活动分布出现“过密”与“过疏”问题，区域之间发展严重不均衡，部分地区被“边缘化”，难以更多地分享国家工业化推进的利益，加剧了地区间差距扩大的趋势；加工制造能力与资源、能源产地以及就业岗位与劳动力所在地之间的严重脱节，由此也加剧了交通运输紧张状况以及资源和能源供需矛盾。
长三角16市经过近20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导致土地资源、淡水资源、人力资源、能源资源供给紧张；房价、地价、电价、煤价、运价、原材料价、消费品价，以及用工价格普遍上扬。与安徽等中部地区相比，生产成本大约高出30%-40%。
任何区域经济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都存在较大的互需、互补、互促性。互需导致互补，互补导致互促。例如安徽的煤、电、盐、钢、铁、铜；水泥、塑料建材；粮、棉、油、肉等资源及产品，在华东乃至全国都占有较大优势。长三角与安徽经济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和依赖性，周边地区融入长三角，构建“大长三角”经济区，对长三角来说，是一次战略性跨越机遇，是实现地区间“互需互补，互动互促”的必然趋势。
长三角周边城市的快速发展，是长三角再度腾飞的外部推动力。建立“大长三角”经济区，不是弱化原有长三角的地位。相反，长三角将成为“大长三角”经济区的“核心区”，其地位和作用将更加重要。新加入“大长三角”经济区的城市，等于为“核心区”的进一步腾飞构建了宽广深厚的战略“腹地区”，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区域合作，优势互补，“腹地区”可以更加顺畅地融入“核心区”，并接受辐射和带动。近几年，安徽的合肥、马鞍山、芜湖、滁州、宣城、蚌埠等长三角周边城市，虽然在形式上未加入长三角，但是从区域经济的紧密联系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态势上，已经程度不同地与长三角融为一体，为建立“大长三角经济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大长三角”中
安徽的地位和作用
从区域分工体系和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看，作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同样最为活跃，产业提升的同时，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将会转移。安徽独特的区位优势、丰富的资源优势、较强的科技优势和良好的产业优势将更加凸现。安徽将会成为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的最有利支撑区，成为长三角产业转移，特别是加工制造业转移的最有利承接区。
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长三角的快速发展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长三角地区自身的能源、原材料等资源相对缺乏，95%的一次性能源需求和30%的电力需要从外部调入。在长三角地区多次出现电力不足、煤炭紧缺的现象，建立稳定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已相当紧迫。安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发电能力，建设能源、原材料基地是中央对安徽的要求，也是安徽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大长三角”地区的形成，意味着安徽与长三角实现无缝对接，安徽的资源优势将会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重要的粮食和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安徽是农业大省，农产品资源丰富，品质优良，在长三角地区极受欢迎，一直是长三角地区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主要供应基地。2005年，安徽的主要农产品产量占“大长三角”地区的41%。其中，巢湖是“大长三角”地区十大无公害淡水鱼供应基地，淡水鱼已占长三角市场份额的1／10；安徽的蔬菜、牛羊肉在长三角地区也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安徽的一些特色农副产品和品牌产品如六安瓜片、黄山茶叶、芜湖大米等，在长三角地区也有良好的口碑和巨大的市场潜力。
重要的产业发展和转移基地。与其它地区相比，安徽具有承接长三角产业和资本转移得天独厚的条件。据测算，安徽的综合商务成本只有沿海发达地区的三分之一左右。安徽临近苏浙沪的区位优势，同时与长三角产业关联度比较高，交通也非常便利，产业转移的成本较低，是长三角产业转移理想之地。安徽省2006年利用省外资金1256亿元，其中近70%来自长三角地区。加工贸易是拉动长三角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随着长三角产业的转移，加工贸易也有很多一部分需要转移。安徽已设了芜湖市出口加工区，合肥市出口加工区也在积极申报之中，完全有能力承接长三角出口加工区的产业转移。
重要的科技创新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安徽具有丰富的科技资源。经过多年建设和发展，已成为除北京以外全国大科学工程最密集的地区，现有同步辐射加速器和托卡马克装置两大科学工程、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37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45个国家及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肥科技创新型试点市建设已经列入国家“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以中国科技大学、中科院物质科学研究院为代表的“国”字号大学和科研院所，对于安徽的科技创新正在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产业创新也取得长足进步。“十五”以来，全省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率达95％，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极具潜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合肥、芜湖、蚌埠三个高新区以及铜陵电子材料、芜湖医药等一批特色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正在使科技资源转化为产业创新体系。而且，自主创新亮点纷呈，以奇瑞、江汽为代表的汽车工业，成为我国民族汽车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象征。安徽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方面的优势，使安徽越来越成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科技成果输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同时也为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提供广阔的空间。
重要的人力资源输出基地。安徽已初步形成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科研和教育体系，现有高等院校73所，研究机构500多个，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07.7万人，在校大学生41万人，大批高素质人才源源不断地输送向长三角。安徽劳动力资源丰富，2006年全省劳务输出人数突破千万人，其中有70％左右流向长三角地区。安徽正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市场组织程度，着力为发展劳务经济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做好配套服务。
重要的产品销售市场。安徽6400万人口有着巨大的消费能力。2006年安徽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举跃过2000亿元，达到2029亿元，增长15%。销售额超5亿元的大型流通企业8家，其中，超20亿元4家，徽商、百大集团超过百亿元。汽车类、建筑装潢材料类、电子出版及音像制品类、体育和娱乐用品类零售值大幅增长，消费升级步伐加快，为长三角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
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安徽的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有5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3个国家自然保护区、23个国家森林公园，名胜古迹不胜枚举。以黄山、九华山、太平湖（两山一湖）为中心的皖南旅游区，山水人文交相辉映，是我国品位最高、景点最集中、特色最鲜明的山岳风光旅游区。黄山与黄河、长江、长城齐名，作为中华锦绣山河的象征，被联合国列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黄山市西递、宏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九华山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太平湖和新安江素有“山水画廊”之誉。歙县、亳州、寿县首批被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此外，天柱山、齐云山、琅琊山、采石矶、秋浦河、巢湖等也都闻名遐迩。
“大长三角”区域
统筹协调发展的主要目标
构建“大长三角”，将上海的服务业优势与江浙皖的制造业优势结合起来，“大长三角”的国际、国内竞争力将超过国内任何经济区，其在我国经济发展大格局中的作用无可比拟。经过两个五年规划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可以把“大长三角”地区建设成为经济最发达、体量最大、产业最密集、最具活力的地区，进而使长三角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担当发展的强劲引擎。
在生产力地域空间布局体系上，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为主要生产力布局中心，其他大中城市为各级规模和类型的生产力布局点，以沪宁、沪杭、合宁高速公路，铁路、通信网络为生产力布局轴线，以区域为生产力布局腹地，使“大长三角”的生产力布局中心、布局点、布局腹地之间通过布局轴线形成合理的生产力分工合作关系与市场竞争机制。
在经济结构布局上，不断优化“大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结构布局，主要是产业结构布局，加快发展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保险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业，强化上海的金融服务功能，提高上海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使上海成为整个“大长三角”的服务和高新技术产业中心。加快江苏、浙江、安徽以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制造业和交通运输、商品贸易业的发展，同时利用安徽的农业资源优势，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农业产业化、农村现代化与工业化发展步伐。最终形成上海的金融服务业，江苏、浙江、安徽的制造业和现代高效农业之间的产业分工合作关系，使“大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结构得到不断优化。
在对外开放上，提高“大长三角”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更多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迎接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使“大长三角”成为国际分工合作体系的重要环节，提高整个区域的国际竞争力。适应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的需要，利用“大长三角”在长江流域经济带中的龙头带动地位，深化长三角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沿长江流域各省市区之间的分工合作，使“大长三角”成为东西联动发展的主导力量和积极推动者。
在模式创新上，应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大格局中，构建具有大长三角地区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为“大长三角”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制度创新支持与良好的市场条件。
促进大长三角区域
统筹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设立推进机构。提议成立区域内各省市参与的“大长三角”区域统筹协调机构，总部设在上海市，下设若干具体议事机构。主要宗旨是打破行政分割，推进跨省合作，共创区域繁荣。议事以定期协调会等形式，重点在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关键产业、人力资源、金融服务、制度建设等领域，加强区域合作，共谋发展大计，以避免恶性竞争、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达成一致意见后，各地遵照执行。
完善空间规划。作为跨省域的经济区，若没有各省级政府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很难有大的作为。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尊重历史渊源和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国情，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在规划中体现长三角持续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开展包括沪浙苏皖三省一市的“大长三角”区域规划研究，同时配套“大长三角”产业发展指导政策，推动“大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深化。在“大长三角”区域规划的基础上，可适时推动长江经济带规划编制工作。探索建立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和区域协调机制，明确区域分工，协调发展方向，打破行政壁垒，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
共建创新体系。科技创新是长三角的重要优势，能否充分发挥这一优势直接决定着“大长三角”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成败。长三角的沪苏浙两省一市已经于2003年11月签署了《沪苏浙共同推进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协议书》，决定在科技部指导下，本着真诚合作、优势互补、先易后难、互利共赢的原则，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共同推进长三角创新体系建设。事实上，安徽在科技创新方面特别是在科技资源上有明显的特色和一定的优势，而且安徽不仅为长三角输送了大量的创新人才，安徽的许多科技创新成果也在长三角实现了转化，安徽与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已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安徽要争取加入长三角创新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在长三角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重点推进五个一体化进程。一是制定产业转移的促进措施，明确区域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开展经常性区域投资贸易洽谈活动，大力发展“飞地式”现代园区，创新“前店后厂”合作发展模式，共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体化。二是制定大长三角综合交通规划和长江黄金水道综合开发利用规划，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三是进一步完善食品认证体系、质量监督体系、信用评价标准，统一市场准入条件，拓宽商品交换绿色通道，消除以行政区为界线的歧视行为和做法，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四是加大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力度，逐步健全区域性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就业和社会保障一体化进程。五是加强旅行社及各类旅游服务组织的联系，积极打造互补性旅游专线，推进旅游一体化进程。
篇8
一、幼儿艺术教育综合与渗透的科学意义
（一）幼儿艺术教育的综合与渗透符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
幼儿发展心理学研宄表明：早期幼儿的经验是一个尚未分化的整体，他们并不具备接受学科知识教育的心智成熟度。而且幼儿的思维正处于动作思维和具体形象思维阶段，抽象逻辑思维正在萌芽，他们往往以整体、形象、直觉的方式把握世界。所以，不宜过早对幼儿实施分科的艺术教育，不宜过早进行学科技能训练，应着重培养幼儿对艺术的兴趣，对艺术的整体感受。
(二）幼儿艺术教育的综合与渗透符合艺术学科本身的性质和艺术学习的规律
一切艺术都是心灵的艺术，只是各自所用的感性材料不同而已。各种艺术形式之间既存在着根本差异又存在着相互沟通性，它们可以借助不同的艺术形式来表达相同的情感和内容。人们常说音乐就是一幅幽，而这幅画是用音符当色彩，旋律作线条所绘出的只能用听觉去感悟的心灵之画，以此来说明音乐与美术的情意沟通性.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综合性是艺术活动的一大特点。钱钟书先生在《通感》一文中写道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目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这种在感觉上通同一气的现象，在心理学上称为‘通感”，它具有感觉经验沟通的特点。各种感官的相互沟通和共鸣，是一种彼此联系，相互感应的心理现象。由于人体感官的这种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功能，以及各种艺术形式的互相沟通和互相包容，使得艺术之间的综合成为必要和可能。所以，各类艺术活动的综合正是为调动幼儿的各种感官整体地接受艺术教育提供了渠道。
在国内外的艺术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有许多著名的艺术家甚至普通的艺术教育教师，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在倡导、遵循并巧妙地运用着艺术教育融合性原则。在美国，霍斯曼《艺术与学校》一书中曾建议：一个不需要增加学习时间、教师数量和设备，却能扩充艺术课程的方法，那就是使整个艺术教育课程一体化。霍斯曼确信‘就像语言教学能把听、说、读、写综合起来一样，艺术教学也可以把视觉艺术、听觉艺术、触觉艺术等融为一体。
艺术教育的综合与渗透要求幼儿园教师必须具备广泛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素养掌握音乐、美术的基本理论和技能技巧。只有这样才可能对艺术有宽视野、深层次的理自解才可能利用各种艺术形式所提供的广阔的艺术审美空间，游刃有余地运用各类方法组织艺术教育活动，教育效果事半功倍。
幼儿园艺术教育的综合不是各艺术学科的简单相加和机械拼凑，而应遵循《纲要》精神和幼儿艺术能力形成的规律，运用各种教育与艺术形式所能提供的手段和方法，将艺术领域内部不同方面或领域间教育内容的纵向和横向进行联系、整合，为幼儿提供学习艺术的最佳环境，使艺术教育活动变得更轻松、更活泼多样，使幼儿各种能力的获得变得更自然、更容易。
二、幼儿艺术教育整合后的操作策略
（一）加强艺术领域内各种艺术形式的相互联系和有机结合
首先，表现在艺术作品之间的形式综合，可以某一内容为切入点，以显性形式带动隐性形式进行感知、体验、表现、创造。如：从音乐欣赏切入，感受、理解和表现作品的旋律和节奏，继而发现文学和美术中的旋律和节奏。其次，将各种艺术形式结构引起主体的不同情感体验之间的对应性和沟通性进行综合。如以文学为欣赏对象，以音乐美术为背景进行的活动，配乐听故事、画故事。再次，从不同艺术形式中提取相关的要素或概念综合，用同一个主题组织教育活动或围绕不同艺术形式的相关联要素，用不同的主题组织教育活动。
(二）注重艺术的感受与体验、情感与态度、表现与表达的有机结合
《纲要》在艺术领域目标中明确了艺术教育的价值取向不再是注重知识、技能的传递，而是注重幼儿对艺术的感受和体验，培养幼儿健康的情感和态度，满足幼儿对艺术的表现与表达。这一理念明确提出并加以强化，在认识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在艺术活动中，幼儿对艺术的感受和体验是积累丰富的内在情感的重要手段，是幼儿进行艺术表现的前提；情感和态度是通过幼儿在艺术活动中自我表现、自我表达获得的；表现与表达是感受与体验、情感与态度的具体体现，它体现在幼儿的审美感知和审美创造活动中。在艺术教育活动中，幼儿对艺术的感受与体验、情感与态度、表现与表达是有机结合的整体，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幼儿园的艺术教育活动中，教师应引导幼儿对周围生活环境和艺术作品的欣赏，使之初步感受并喜爱环境、生活和艺术中的美，培养幼儿对艺术学习的兴趣和爱好。启发幼儿学会从不同距离、不同角度通过视听器官和更多的动觉参与去感受和体验艺术的美。创设丰富的艺术环境，使幼儿有机会选择自己喜爱的方式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形成初浅的艺术经验和艺术能力，使艺术教育真正成为幼儿自由表达、精神创造的活动。
(三）发挥艺术教育在其他教育领域中的中介作用
当代教育趋向整体化、综合教育、主题教育等模式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将艺术活动作为中间环节把各领域协调、融合成一体。所以，艺术教育在不同领域的交叉和融合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是其他各领域所不能比拟的。如艺术的愉悦功能有利于幼儿的心理健康；艺术包含不同形式的创造性活动，与科学教育息息相关；诗歌咏唱、文学作品欣赏既是语言学习的内容又是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另外，幼儿艺术具有与普通艺术雷同的社会文化性质，艺术是幼儿社会经验的反映和作为社会人的自我表现。所以，幼儿园的艺术教育与健康、科学、语言和社会各领域都有着密切的交叉关系。
发挥艺术教育在其他教育领域中的中介作用，要求教师根据教育内容的需要，将艺术教育作为一种途径、背景在其他教育领域中进行渗透，如组织幼儿听音乐学儿歌；念儿歌做手工；绘画后讲述等活动。还可以围绕主题设计活动，这样既可以保持各领域的特点，又使领域之间互相支持，互相补充，交叉融合，共同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四)重视艺术教育在幼儿日常生活中的渗透
《纲要〉明确指出：教育活动内容的组织要有机联系，相互渗透，注重综合性、趣味性、活动性，寓教育于生活、游戏之中。幼儿的艺术活动充满着游戏性，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和即兴性，因此，幼儿园的艺术教育不能仅仅局限在教师预设的教育活动或特定的环境中，应渗透在幼儿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之中，应利用幼儿生活中的各种资源有意识进行艺术教育，使生活环境成为幼儿学习艺术的重要途径，充分拓展张扬幼儿热爱真善美率真天性的空间。
艺术教育渗透于幼儿的日常生活，要求教师从幼儿成长的环境中选择艺术教育内容，组织幼儿观察、寻找动植物、建筑、橱窗、街道、居室和幼儿园游戏、学习等环境中蕴含着的美，使幼儿学会用艺术的眼光观察生活，丰富幼儿的艺术体验和感受，提高幼儿的艺术感受力。教师在与幼儿的对话和交流中，应随时把握幼儿想唱、想跳和想表现的愿望，顺着他们情感的自然产生开展艺术活动，引导他们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情感和体验用自己喜欢的艺术表现形式自由地表达出来。
教师要善于创设良好的艺术环境，为幼儿提供艺术表现和美化生活环境的空间与机会。因为艺术活动是幼儿进行情感交流及自我表达的最佳工具与方式。所以，幼儿园的空间、设施、活动材料及常规要求都应能起到引发、支持幼儿对艺术感受、体验和表现的作用。如教师可在活动室一角，放置各种绘画工具、废旧物品及一些适合幼儿使用的小乐器、录音机等，供幼儿自由进行艺术活动。可以放置一些艺术大师的美术作品，民间工艺品和幼儿自己的作品供大家欣赏。还可以适时播放一些轻松欢快的音乐和优美的散文，潜移默化地陶冶幼儿的情操，使幼儿生活的环境充满艺术氛围，发挥艺术教育的最大效益。
篇9
井底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难以与国内外同龄人竞争，同时学校领导、教师的视野和思维也会受到限制，不利于为学生提供优质教育。优秀教师资源奇缺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要为所有学生提供优质教育，提供优质教育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优秀师资。当前师资问题是困扰农村学校发展的最大问题，也是困扰优质教育的最大难题。而师资问题十分复杂，学校设多了就会导致优秀教师的分散，大量的兼科教学现象也影响着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由于地处偏远、落后，优秀教师不愿意到这些地方去，所以导致优秀教师严重缺乏。
经费投入不足对于学校而言，政府的经费投入是建设学校的基本保证。对于政府而言，教育是为了每一个孩子的发展，不论学校规模大小，学生多少，政府都应该按相关配套要求投入一定数量的经费。而政府用于教育的财政经费是有限的，地区内学校越多，等着分羹的学校就越多，这就使得政府经费投入左右为难。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许许多多的困难都得不到解决。
加大政府财政教育投入力度，完善保障制度依法不断增加教育投入，建立与公共财政体制相适应的教育投入体制，进一步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教育投入保障制度。在深化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将农村教育经费投入纳入政府公共财政体制范围，建立和完善确保教职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确保学校公用经费、确保危房改造和学校建设经费投入的长效机制。
拓展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制定和完善税收和土地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和出资办学，推动民办教育的发展。制定和完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企业及公民个人向教育捐赠的税收抵扣政策，完善教育收费政策和成本分担机制。制定西部边远贫困地区津贴、补贴政策，积极引导和鼓励教师其他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到西部地区任教。
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帮扶力度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困难学生，实施以地方政府为主、中央财政适当支持的资助政策。以地方政府为主，通过多种形式，逐步加大对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鼓励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对困难学生进行资助。
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在继续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和“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的基础上，中央和省级政府共同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等。中央重点补助“两基”攻坚县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帮助新建和改扩建一批寄宿制初中和小学。
西部教师队伍素质提升工程加强教师培养工作，为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培养留得住、下得去、用得上的合格教师。继续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鼓励志愿者到西部地区任教。设立教师岗位专项资金，吸引高等院校毕业生和其它优秀人才到西部边远地区、贫困地区，从事一定时期的教师工作。试行师范院校高年级学生到农村地区学校实习任教制度，国家和地方财政设立“奖教金”，对在艰苦、贫困地区乡村长期任教且表现突出的教师给予奖励。
巩固与完善教育管理新体制落实《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进一步巩固完善“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建立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机制和模式。强化市（地）级人民政府的统筹责任，逐步完善职业教育管理新体制。
篇10
完成《教育规划纲要》规定的
任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接下来的8年时间内，要在全国范围内完成《教育规划纲要》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必须先搞清楚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才能集中资源和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
《教育规划纲要》规定“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具体的指标是一年的毛入园率要达到95%，两年的毛入园率要达到80%，三年的毛入园率要达到70%，在园幼儿人数将达到4000万。要完成这个“基本普及学前教育”的任务，重点和难点都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在中西部偏远的、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
在我国，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之间的差距在扩大。近些年来，尽管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速度似乎要高于经济发达地区，两者之间的相对差距在减小，但是绝对差距仍在扩大。根据教育部《2010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全国普通小学生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最高的北京市已达到5836.99元，而最低的贵州省仅为579.26元，前者是后者的10倍多。公告虽然没有提及学前教育的人均经费，但可以想象，差距可能更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地区在完成“基本普及学前教育”的任务时会面临完全不同的情况。就这一点而言，国家需要集中资源和力量解决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基本普及学前教育”问题。
在我国，同一地区不同儿童享有的教育资源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以城市为例，由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大批农民带着他们的子女进入到城市来，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但我国原有的城乡二元体制没有为这些农民工子弟提供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教育资源，至少没有提供和城市儿童同样的教育资源。随着农民工人数以及他们留城时间的增加，城乡二元体制可能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甚至会成为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全的隐患。就这一点而言，国家需要集中资源和力量解决如何相对合理地化解由于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学前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
在我国，城乡教育资源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有研究表明，由于工资、编制等问题，各级各类教师越来越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即使是农村的教师，也越来越集中在乡镇或公路沿线地区。而在农村，完小以下的小学教师编制严重不足，幼儿园教师的编制更加稀少。《教育规划纲要》规定，要“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农村学前教育资源”，要“发挥乡镇中心幼儿园对村幼儿园的示范指导作用”，问题是乡镇中心幼儿园，尤其是村幼儿园的学前教育资源是否能有效到位？在那里，有资质的幼儿园教师到底有多少？据报道，我国如要完成《教育规划纲要》规定的任务，在未来的8年中还需增加80万名左右的幼儿园教师。就这一点而言，国家需要集中资源和力量解决乡镇和村学前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特别是乡镇和村的幼儿园教师问题。
要从宏观的角度思考
学前教育问题
学前教育对于儿童身心健康、习惯养成和智力发展等固然具有重要价值；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坚持科学保教方法等，固然是学前教育工作者的行动准则。但是，只是这样去理解学前教育，去实施学前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学前教育还涉及“为什么”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对于“学前教育为什么”这一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在谈及这个问题时，如果离开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泛泛而论，是没有意义的。当今我国政府以特别的关注和前所未有的投入推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主要原因是从宏观层面上看到了学前教育对于改善民生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
《教育规划纲要》指出，要“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在政府，全社会要共同促进教育公平”。
学前教育虽然不是义务教育，但它也是当今我国正在大力建设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包括发展社会事业、扩大公共服务、协调利益关系、完善社会管理、调理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旨在通过这样的政策导向，兼顾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群众的利益，妥善处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依法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公平正义能体现在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各项活动的起点、过程和结果之中。
事实上，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政府都将学前教育的价值主要放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等方面，并将此价值取向作为制定有关学前教育政策的依据。例如，在美国，政府出钱举办的学前教育机构都是为穷人服务的，而政府制定的教育目标中，与学前教育有关的只有一条：为入小学做好准备。美国没有将学前教育归入义务教育，国家之所以出钱办学前教育机构，主要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学前儿童进行补偿性教育。因为没有这样的补偿性教育，那些儿童在上小学初期就可能会学业失败，就可能会辍学；因为没有这样的补偿性教育，以后政府就要花费成倍甚至更多的钱去发救济金，去应对犯罪，去建造监狱。相反，有了这样的补偿性教育，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就大部分被扼杀在萌芽之中了。数十年来，历届美国政府都因有这样的思路而出钱举办学前教育。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是成功的。当初在美国，许多学者和专家，特别是有儿童发展理论背景的学者和专家都反对政府这样做，甚至掀起了一场反对政府这样做的运动，但是在“什么为‘大’，什么为‘小’”的道理面前，这些学者和专家不得不向政府“靠拢”。在2009年版的《适合儿童发展的教育实践（第三版）》（DAP）中，曾经竭力反对政府这样做的全儿教育协会（NAEYC）所发表的新的声明也开始接近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态度，支持政府和推行的相关行动。
“什么为‘大’，什么为‘小’？”不用细说，宏观为大，微观为小；社会的根本利益为大，学前教育本身为小。
用有限的教育资源做些什么
我国不是一个教育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我们是在运用占全世界比例极小的教育经费教育着占全世界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口。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们应该对当今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有怎样的思考？应该确定怎样的学前教育政策导向？应该如何集中资源和力量去解决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笔者认为，在《教育规划纲要》规定的期限内，我国学前教育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有效地推进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学前教育的普及工作，不仅包括教育经费和园舍的落实，而且包括教师的配置。对于能够安心在最基层的农村从事学前教育工作的教师，要给予政策上的倾斜支持，包括地位和待遇；要提供充裕的教育教学资源，包括切实可用的教育教学材料和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