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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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一五”时期经济发展趋势

（一）从周期变化看“十一五”经济增长趋势

始于1978年的市场取向改革，带动了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动力的为期50年左右的经济长波。这个长波已经运行了20多年，估计到2020年前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时结束，之后进入增速明显放慢的新一轮长波。

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年均9.4％，这实际上是这期间国民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但因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增长的“基数”不断提高，在技术进步还没有带来明显的“效益递增”前提下，生产要素的增长能力出现“逐渐衰减”迹象，实际的经济增长会表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即每隔10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呈现逐渐减速特征。年均速度每隔10年降低0.7―0.8个百分点。按此趋势，未来10中国经济增长年均速度预计在7.8％左右。头5年略高一些，为8％左右；后5年略低一些，为7.5％左右。

从经济运行稳定性看，1978―2004年的经济增长可分两部分，一部分在7―10％之间，有13年，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4％，这一部分波动较小，稳健性能较好，属于均衡增长；另一部分在7％以下和10％以上，也有13年，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6％，这一部分波动较大，稳健性能较差，属于非均衡增长。

经验表明，中国经济在增长方式转变、体制和发展模式转型等深层次问题未能根本解决以前，“平稳较快”的增长区间在7―10％之间，既不能超过10％，又不能低于7％。超过10％，会产生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经济和社会系统都难以承受，并且不可避免地造成“大起”后的“大落”，要付出巨大的大调整代价。低于7％，虽然经济和社会系统比较稳，宏观调控面临较低的风险，但是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得不到有效发挥，会有大量生产要素处于闲置状态，这无疑会降低经济效率，不能实现宏观状态的“帕累托最优”。因此不应当作为追求最优增长的五年规划的目标。

（二）“十一五”时期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目标和区间

从指标看，“十一五”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年均5‰以内，GDP年均增长8％左右，第一、二、三产业年均分别增长4％、10％、11％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9％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3％左右，外贸每年平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他各项指标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势头。

“十一五”时期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将以波浪方式实现，实际经济增长将围绕均衡水平（8％）上下波动，选择7―9％这个区间比较合适，季度区间控制在6―10％以内比较可行。

（三）“十一五”时期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特征

“十一五”以“均衡”为特征的平稳较快增长，具有稳健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三个基本特征。稳健性表现为动态上的平稳，虽然各年经济增长速度会有起伏波动，但不存在大起大落的强周期波动。协调性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发展比较协调、和谐，互相之间虽然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保持在相对平等范围内，都有机会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在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可持续性表现为一种在时间意义上的均匀趋势，既不出现过度繁荣，又不出现衰退或萧条，不存在某一时点对另一时点的“增长透支”，平稳较快增长的周期时间拉长。

（四）“十一五”时期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

1．城镇化进程加快

发达国家的经济史表明，城镇化发展一般要经历一个“S”型轨迹。城镇化率在30％以下和60％以上时，其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在30―60％之间出现加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发展表现出阶段性变化，1995年以前为30％以下的缓慢期，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1％提高到1995年的29.04％，17年中平均每年提高0.66个百分点。1996年开始，城镇化进入加速期，2003年的城镇化率为40.53％，8年中平均每年提高1.43个百分点。这个城镇化加速期将会一直延续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以前，“十一五”仍然处在城镇化率快速提高的时期。

2．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变化在1995年前比较缓慢，恩格尔系数17年年平均下降7.4个百分点；1996年降到50以下后，进入快速变化期，最近8年共减少20个点，年平均减少1.63个百分点。城乡恩格尔系数变化时差约为5年，农村落后于城镇。但进入21世纪后，农村恩格尔系数进入快速下降期，1999年前的21年平均每年下降0.72个百分点，2000年后的4年每年平均下降1.75个百分点。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城镇化加快带来服务消费水平提高，“十一五”时期恩格尔系数仍将继续下降，这无疑会加快消费结构升级，促使国民总消费需求持续不断扩大。由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社会总消费能力提高，将成为“十一五”时期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动力。

3．劳动力供给的“内涵扩张度”提高

从1978 年到2003年，全社会总就业量从40152万人增加到74432万人，25年总共净增加34280万人，年均增加2016万人，每年增长3.41％。分阶段看，全社会就业人员增长出现“减速趋势”。1995年前的17年年均增长速度为4.1％，自1996年开始的8年中，年均增长速度降到1.17％。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从1995年以前年均9.5％以上降到1996年以后年均8.6％的重要原因。

从全社会看，劳动力供给总量虽没增加，但因就业的城乡结构改变而提高了就业效率，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出现劳动力供给“内涵扩充度提高”替代“外延扩充度下降”所产生的“增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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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调控；反思；新思维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0041-02

1 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再认识

1.1 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概念

房地产宏观调控是指国家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从宏观上对房地产业进行指导、监督、调节和控制,促进房地产市场供需总量、供需结构平衡,实现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管理活动。从调控体系上可将宏观调控分为政策调控和战略调控。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是从经济角度,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与土地政策等措施对市场行为进行经济性约束。房地产宏观战略调控,是从法律和行政角度,对房地产市场环境与房地产市场系统全局进行引导和规划。

1.2 房地产战略调控与政策调控的主要区别

调控手段差异。政策调控是对房地产市场行为等进行经济性约束和惩罚,对市场失误进行纠正,对市场失灵进行补充,对市场失效进行调整。战略调控是对房地产市场行为进行引导、惩罚和制度安排,具有强制性和法律性。

调控目标差异。政策调控旨在对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进行调节,维持市场短期局部的稳定,协调发展房地产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战略调控旨在制订房地产发展规划、房地产市场战略调整,维持房地产市场总供需总量平衡,促进其平稳健康发展；同时优化供需结构,保证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

1.3 房地产战略调控的必要性

战略调控有利于调整房地产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当前我国发展房地产业主要从总量上加大房地产业投资,由于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国民经济过分依赖于房地产业。而战略调控是从结构上对房地产业进行调整,提高房地产业的增加值,促进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实现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战略调控有利于推进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发展不协调,而政策调控仅调控区域性和短期性市场波动。战略调控则是从整个房地产市场出发,制订房地产长期发展规划,实现房地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战略调控有利于协调城市规划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只是盲目地追求房地产开发,而忽视城市规划,造成城市规划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协调。政策调控只是用经济手段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而战略调控则是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加强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的约束性,从而更好地协调城市规划和城市经济的发展。

2 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主要问题及反思

(1)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本身的问题。一是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失灵问题。其一,宏观调控政策滞后性。宏观调控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需要一段过程,包括问题的发现、调控政策的制定、实施。而市场的易变性、波动性会使得政策无法执行,形成滞后性。其二,宏观调控政策灵活性较差。宏观经济政策是面向整体市场,解决短期经济问题。而房地产市场是区域性较强的市场,易造成部分区域适应性差。即使各地方政府依据中央政策制定地方调控细则,也只是一纸空文。另外,还可能由于政策制定者对市场问题把握不准。其三,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冲突、调控细则歪曲调控政策、政策执行者不作为、政策执行不到位等。二是房地产宏观调控失效问题。其一,宏观调控政策经济约束性失效。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因为利用土地、货币、财政、税收政策等对违反市场行为者进行经济性惩罚。在实施惩罚过程中,会因“寻租”、“招商引资”政策、经济惩罚力度不够使得执行大打折扣,造成投资回报远大于经济性惩罚,致使政策经济性约束性失效。其二,宏观调控政策片面性。综观我国已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皆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或现象。其三,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时间短。我国宏观调控实施后,会在短期内产生一定效果,之后问题会更严重,主要是因为宏观经济政策仅在短期内影响部分房地产市场主体行为。

(2)房地产宏观调控引发的问题。一是房地产市场环境问题。其一,宏观调控使房地产市场经济环境更加恶劣。一方面宏观调控使得房地产投机回报率增加,投资炒房和囤房盛行,房地产市场俨然是住房投机市场而非消费市场。特别是大量制造业资本或者其他重要实体经济资本投资楼市,加剧了市场投机行为。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使得开发商大建高档住房,而高档住房成交拉动房价,使得中端房价也跟随上升,中端住房出现泡沫。因此,调控使得房价越调越高,住房越来越困难,房地产市场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其二,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法律环境受到质疑。我国房地产宏观政策效用大减,2006年的国八条和国六条实施后,房价出现短暂回调后又升到较高水平。使得人们质疑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多次调控表明,房地产宏观调控并不能引领房地产市场走向、改变房价走势及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权利。二是房地产市场系统问题。其一,房地产市场投机预期高涨。宏观政策调控使得房价不跌反涨,投机者信心高涨。根据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者(投机者)“买涨不买跌”,于是投机者看涨预期形成,大量投机资本进入楼市,房价越炒越高。其二,我国房地产市场住房投资功能强于消费功能。目前楼市投机盛行,政府宏观调控不力,使得购买住房主要是为投资而非消费。宏观调控使得购房者购房越来越困难,消费市场逐渐萎缩,投资市场成为主流。其三,投资者与消费者矛盾更加激烈。一方面是开发商与消费者的矛盾,征税增加开发成本,而开发商会将税收纳入房价,将赋税转嫁给了购房者,房价越高,购房越困难,开发商与购房者矛盾僵化。另一方面是投机者与购房者的矛盾,如为抑制投资,提高税率,但同时增加了自住、投机购房者的购买成本,可投机者掌握大量资本,并不受其影响,他们只需投资回报率大于银行或其他投资回报率,就不愿退出房地产投机市场,反而使自住需求减少。结果造成一方面投机者拥有大量空置房,另一方面购房者又买不起房,于是二者矛盾愈演愈烈。

3 完善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新思维

3.1 继续改进和完善我国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

(1)弥补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不足。第一,重视对宏观调控效果评价,制定更加准确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准确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解决政策失灵问题,宏观经济政策要适时、针对性地执行,严格执行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第二,加大宏观调控政策配套措施,提升宏观调控执行力。执行力关系到效果与目标的差异。要力求避免执行力大打折扣、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作为的现象,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执行,努力构建宏观调控政策监督体系。第三,着重分析抑制住房需求的弊端,积极引导住房需求。

(2)完善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机制。第一,完善税收政策调控机制。税收的重要功能是使收入、生产要素再分配。对房地产征税,主要应增加住房投资成本,而不是增加住房消费成本。目前我国住房税收调控既抑制投机,也增加住房消费成本,由此引发住房难问题。因此,很有必要对住房持有和住房流转交易分别设计征税。只有增大持有投资住房的税收成本,才能抑制投资投机行为,即让投资房地产的收益小于成本,才会抑制投机。第二,完善土地出让机制,最大限度地为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我国土地现行的“招拍挂”出让机制,造成了房价的不断提高,建议在操作上可以采取商品房等用地沿用现行的价高者得的招拍挂方式,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出让而采取应价低者得。商品房等用地最高价招拍挂,可以实现土地效率最大化,并且可将这部分资金再投入保障房建设,以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难问题。

3.2 逐步启动和发展我国房地产宏观战略调控

(1)从战略调控的现实意义上正确引导我国住房需求。一是正确认识住房需求与住房需要,需要且有支付能力才构成需求。因此,购买住房的需要并不等于住房需求。实际上,我国楼市多数住房需要都被错误地理解为住房需求。二是引导中国住房观念,“安居乐业”是指有居住权而非住房所有权。因此,只要能满足居住,租房也能实现“安居乐业”。三是年轻人要认识到购买住房是一种奢侈而非必需。根据房价收入比4~6倍的国际经验,我国的房价收入比大多在10倍以上,再加上CPI的持续高涨,使得年轻人住房和资金购买力下降。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工资较低,短期内难以承担高房价。因此,购买住房只是一种奢侈而非必需,只有当改善住房需要变成需求时,住房才由奢侈转为必需。

(2)从战略调控的理论基础上,保障我国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消费权利。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难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由市场解决,社会问题由政府解决。因此,完善住房商品房分配制度,努力满足住房改善需求和住房投资需求的住房消费权利。更要加大保障房建设和完善保障房分配制度,努力建设以消费功能为主,投资功能为辅的房地产市场。并且实行透明、公开和动态的保障房分配制度,设定保障标准和进入退出机制设计,即无购买商品住房能力时,中低收入人群自动进入保障房分配；当有能力购买商品房时,又能主动退出保障房分配。还要扩大舆论影响,即从舆论上严惩不符合保障房人群却购买保障房的行为。

参考文献：

［1］黄烈佳.房地产宏观调控目标分析［J］.产业观察,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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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教学内容　改革方案

在本科“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中。普遍存在方法过度西化，本土特色不足，理论介绍证明推导过多，实证分析内容偏少等问题。不仅对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造成了影响，且很难实现素质教育这一目的，而对应用型本科和高职院校的学生而言，更达不到与培养目的一致。因此，对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的改革是有必要的，使其摆脱纸上谈兵的空想，实现教学内容的本土化。

1　教改的必要性

宏观经济学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启发和引导学生养成专业思维习惯，为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在现存的教学内容并不能完全满足这一要求。作为一名教师在讲授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时候，不应只介绍理论模型和讲解美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方程、曲线，应该讲解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且必须是以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为主线讲解宏观经学。讲授“中国的宏观经济学”。

2　教改的可行性

2.1　教学目的允许对教学进行内容改革。经济学家研究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寻求好的经济政策，以便改进宏观经济运行和改善社会福利。可是对于多数工商管理类专业学生而言，他们学习与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并不是为了设计和制定政策，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政策，以便更好地认识和了解宏观经济环境，以制定合理的企业管理战略。因此教学中我们可以减少对理论模型的推导、证明和评价。而增加理论模型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分析，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为主。

2.2　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为以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为主线讲解宏观经学创造了条件。宏观经济学是对市场经济经验的总结，其理论分析的前提也必须是市场经济国家。而中国经济改革自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80年代改革开放的实践，逐步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市场经济大发展的10年。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在微观上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在市场环境中根据需求规律经营，而在宏观上将利用宏观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而且，在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已摆脱了“资源约束型经济”或“短缺经济”，步人“需求约束型经济”。企业必须面向市场经营，企业最关心的是他们的产品是否有销路。在宏观经济方面，总产出取决于居民消费、投资、政府购买与净出口所组成的总需求，这一切都日益满足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的前提和假设，为我们实现宏观经济教学内容本土化创造了现实基础。

3　教改方案的设计

3.1　要实现教学内容本土化，必须积极开展教研活动，制定各种教学文件，规范教学活动，统一所有教师的思想，确保宏观经济教学内容本土化在整个教学活动中的“战略中心”地位。其中，修订编写《教学大纲》、《教学规范》、《教材选用申请》和《教学进度表》等文件是整个工作的关键环节。这些规范文件将起到提纲掣领的作用，必须在每一环节、每一内容上都突出本土化特色。然后，根据以上教学文件开始编写和制作教案、选择案例。

3.2　要实现教学内容本土化，教学内容和体系必须更新。这是整个工作的难点。要专业化的介绍中国的经济政策，就要涉及到中国政策分析的框架，必须掌握中国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教学中必须做到将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与中国经济的实证分析相结合，即紧密结合对中国经济的实证分析来介绍有关宏观经济的理论、念，并应用这些理论、概念分析中国经济的运行和政策趋势。教学中，可以运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数据，建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消费函数、投资函数、货币需求函数、通货膨胀回路、长期增长与技术进步模型、IS-LM曲线等，力争做到理论研究与对中国经济实证分析相结合。这些内容既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又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了确保教学内容的时效性，针对当代宏观经济学发展较快的特征，和中国宏观经济热点更跌的实际情况，需要经常有针对性安排教师就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热点、重点和难点进行专题发言，如从减息到加息，从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到面临升值压力等问题。

3.3　要实现教学内容本土化，教学案例必须本土化。本课程理论性、抽象性和应用性较强。而学生缺乏实践经验，为了使学生能更好地运用所学的经济学原理来分析和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教学中除根据课程的教学大纲，系统讲授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外，教师应分配一定量课时实施案例教学。案例补充既要求做到同教学理论紧密结合，又要力求做到“本土化”和“时效性”。例如：“奥肯定律在中国”、“从实践中看中国的货币政策”，力求用身边的事情诠释宏观经济学原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知识传递效率。

3.4　要实现教学内容本土化，教学手段必须现代化。本土化后的宏观经济教学内容中，每一章都涉及中国宏观经济的实证性分析资料，而该课程的课时有限，因此，课堂教学实施时，主讲教师要制作电子教案，利用多媒体教室、校园网、互联网，完成教学任务和其他教学信息的传递。这是保证教学内容的完整性，教学节奏的合理性必要的技术保障。

3.5　要实现教学内容本土化，教学科研必须互动。为了实现教学内容和案例本土化，教师必须对中国宏观经济进行较深入的分析研究。只有不断地跟踪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态势，才能确保教学内容和实际相结合。提高学生参与教学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独立探索问题的能力。此外，科研过程又加深了教师对宏观经济理论的理解和提高了知识应用能力，促进教学内容本土化研究的深入，丰富了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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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0)01―0044―04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

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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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变化情况的重要工具。首先,GDP增长率是描述经济增长情况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关心经济增长,因为没有经济的适当增长,就没有国家的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目前,各国政府的统计部门都把GDP增长率作为描述经济增长情况最重要的综合性宏观经济指标。

其次,GDP是描述经济规模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是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当然,经济规模与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并不是对等的。在同样的经济规模下,因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以及经济增长的潜力不同,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存在较大差距。但是,没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就谈不上有经济实力,也很难在国际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三,人均GDP是描述人均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有的国家经济规模较大,但人口众多,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仍然被认为是穷国;有的国家经济规模不大,但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很高,被认为是富裕国家,例如瑞士、瑞典、丹麦等国。

第四,GDP是描述经济结构的重要指标。经济结构始终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环节。许多重要的经济结构,如产业结构、消费需求、地区经济结构等等,都是通过GDP来描述的。目前,我国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都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如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偏低,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比重偏低,地区经济结构中中西部地区比重偏低,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通过GDP反映出来的,它们是制定经济结构调整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

第五,GDP是描述价格总水平变化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行的描述价格总水平变化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它描述的是用于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另一个是GDP缩减指数,它描述的是所有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即除了用于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外,还包括用于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存货变动和进出口的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CPI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涉及到居民的切身利益;GDP缩减指数也很重要,因为它反映的价格变化更全面。

GDP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和重要依据。首先,GDP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目标的重要工具。例如,“十一五”规划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经济指标有22个,其中和GDP有关的指标有6个,包括两个经济增长指标,两个经济结构指标,两个人口资源环境指标。两个经济增长指标,一个是GDP年均增长7.5%;另一个是人均GDP2010年比2000年翻一番,年均增长6.6%。两个经济结构指标,一个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5年的40.3%提高到2010年的43.3%;另一个是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5年的1.3%增加到2%。两个人口资源环境指标,一个是单位GDP能源消耗2010年比2005年降低20%左右;另一个是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010年比2005年降低30%。上述目标是“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目标,特别是单位GDP能耗,是约束性指标。

其次,GDP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变动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例如,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率和CPI涨幅迅速回落,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03年至2007年,我国经济又一次连续保持5年两位数高速增长,经济运行再次出现过热的现象,2005年至2006年国家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2007年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适度从紧;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外需急剧收缩,经济增长率迅速回落,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见,GDP描述的经济增长率是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

GDP是检验宏观经济政策科学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GDP不仅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检验宏观经济政策科学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例如,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国家往往采取刺激性经济政策,这些刺激性政策是否有效地抑制了衰退,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国家往往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有关紧缩性政策是否有效地抑制了经济过热,拉动经济回归到正常水平;在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时候,国家往往采取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有关经济结构调整政策,是否发挥了预期的作用。所有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都要通过GDP来检验。

GDP是对外交往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承担国际义务的轻重,享受优惠待遇的多少,以及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的大小,往往和这个国家的GDP有密切的联系。例如,GDP和人均GDP是联合国确定其成员国承担联合国费用、维和费用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世界银行确定其成员国享受优惠待遇的重要指标。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确定其成员国发言权时也要重点考察这一指标。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仅凭GDP这一指标来评价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并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首先,GDP没有充分地反映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政府部门提供的行政服务、公共安全服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环境保护服务等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GDP核算以市场活动为主体,它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尺度是市场价格,由于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存在市场价格,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利用政府部门提供这些公共服务投入的成本来衡量其价值,而这些投入成本远不能反映这些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GDP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差异。不同国家的产品质量、拥有的品牌数量差异很大,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具有显著差异;不同国家的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差异很大;不同国家的排放强度也具有很大的差异。GDP没有反映出这些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

第三,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所拥有的财富存量,而不仅仅是当期新增加的财富;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拥有的财富存量,而不仅仅是当期新增加的财富。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会导致财富的巨大损失和浪费,导致财富存量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存量不能与经济增长率保持同步增长,从而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

第四,GDP没有反映非市场性家务劳动。家务劳动对于人民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家务劳动的市场化程度截然不同。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家务劳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家务劳动市场化程度比较低。不管家务劳动市场化程度高低,这些劳动本身都是存在的,但由于GDP只计算市场化的家务劳动,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其GDP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比性。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社会进步。一是GDP没有充分地反映公共服务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由于GDP利用政府部门提供这些公共服务投入的成本来衡量其价值,它没有充分反映这些公共服务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二是GDP不能反映就业状况。GDP反映的是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但是它并不涉及多少人参与了这种生产成果的创造活动,更不涉及还有多少人希望参与到生产活动中去,因此,它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就业状况。三是GDP不能反映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GDP是一个生产指标,不是一个收入分配指标,它只是利用这几种收入形式反映生产活动成果,不能完整地反映收入初次分配,更不能反映收入再分配,从而不能反映一个国家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四是GDP不能反映社会福利改善情况。例如,GDP不能反映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的改善情况。

GDP不能反映资源环境的变化。GDP是反映经济发展情况的指标,但是经济发展势必消耗自然资源,也往往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消耗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例如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污染等,GDP没有反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GDP也不能全面地反映人类的自觉行动对自然环境的改善。因此,国际上有人提出绿色GDP的概念,这是一个科学的理念,但实际操作起来很困难。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套成熟的方法计算绿色GDP,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统计部门正式绿色GDP数据。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一是GDP没有充分地反映行政服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等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从而它不能全面地反映这些公共服务的改善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二是由于GDP不能反映就业状况、收入分配状况和社会福利状况,从而它不能反映这些方面的社会进步所带来的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三是由于GDP不能反映自然环境的变化,从而它不能反映环境损失和环境改善对人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综上所述,GDP既有重要的作用,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我们应当客观地评价这一宏观经济统计指标,在强调它的作用的时候,不要忽略它的局限性;在看到它的局限性的时候,不要否定它的作用。我们不能奢望GDP能够满足方方面面的要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统计指标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我们要清楚利用GDP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在它的适用范围内,正确地使用它;在超过GDP适用范围的领域要发挥其他合适的统计指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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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方式简单

最近几年，为了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大多数高校在学生考核方面做出了调整，即除了考试成绩，还着重开创了部分实验课程，但宏观经济学的课堂没什么显著的改变，仍是以教师灌输为主。教师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学生被动记笔记，由于授课篇幅较大，学生往往赶不上教师的进度，所以学生根本没有独立的思索。

2、学生学习缺乏积极性

教学是由教和学组成，有着两次含义，所以教学不仅局限于较，更为重要的是学。但传统教学方式与灌输式教育思想深入人心，大部分学生都缺乏学生的积极性，盲目听从教师的安排，即上课听教师讲，没有独立思索，课后等教师安排作业等。在学习中，学生仅注重教师所讲内容的理解与掌握，没有真正做到学，他们缺乏学习的主动意识，缺乏运用所学知识处理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这无疑降低了教学效果。

3、理论联系实践不够

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其的创建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紧密相连，一定程度上说，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主要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纵观国外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他们在教材中有效融合了学生身边的案例，而我国却无法选取较为适宜的安排模仿经济形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社会体制存在差异性，教师缺乏丰富的经济社会经验。

二、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路径

1、创新教学方式

宏观经济学的学了需要认真听讲与记笔记，更为重要的是主动思索，这样才能更深入的了解其理论精髓。所以，教学方式需要创新，也就是说在传统课堂灌输的前提下，增添课后复习与课前预习阶段，让学生在课前先整理一下本节课所需要学习的知识，标记出自己无法理解的知识，带着问题听讲，课后再加以复习。基于课前、课中与课后三阶段的融合，不仅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思维而且有利于内容的融会贯通。从课堂灌输阶段来看，可以在传统教学方式上增加多种形式的互动，如小组讨论、主体讲座等;可以增加热门话题讨论，如对人民币升值的看法等，从而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

2、引发学生思考，提高积极性

分析问题、理解问题是宏观经济学教学的重点，针对同一个问题，每个学派会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导致答案不同甚至相反。为此，教师首先需要引导学生对各个学派提出的观点，以及观点的限制与背景等加以分析，从而解除心中的疑惑，即学生会发现各学派对于同一个问题之所以有不同的答案甚至得出相反结论的原因在于它们假设的前提存在差异性，所以不存在哪个学派推导不正确的说法。基于问题的思考及思维的分析，有利于帮助学生明白每一个宏观理论都具备假设的前提，不是绝对精确的真理。这样，在日后理论模型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便会对理论模型的前提条件与假设条件加以重视。其次需要引导学生积极讨论与交流，以批判性眼光分析各种经济理论，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基于不同观点的碰撞，主动创建自己的知识系统。批判地吸收与掌握不同学派的观点，既可以帮助学生开发思维又可以帮助加深学生对抽象知识的了解与认识。最后，需要引导学生进一步掌握宏观经济学的特征，鼓励学生大胆讲述自己的观点，主要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学发展较短，不够健全，不是一门较为精确的科学，在处理相关经济问题与解释相关经济现象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大难与选择，从而培养学生良好的经济学习素养。

3、加强理论联系实践

理论联系实践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同时有利于提升学生处理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为了保障教学内容的合理性与时效性，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在充分了解与掌握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开展相应的专题讲座，如与宏观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热点与重难点，如从加息至减息等。从宏观经济政策来看，在具体学习过程中，若一直延续图形分析的方式进行讲解，学生自然会感到厌倦，所以教师需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即融合我国相关宏观经济政策实行实例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具备实例的分析过程中，教师需要依据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设计相关问题让学生进行回答，如货币政策具备什么性质，这些性质背景下的货币政策会形成曲线移动，且以什么方式进行移动;财政政策具备什么性质，这些背景下的财政政策会形成曲线移动，且以什么方式进行移动。基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学生自然对这样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教师在布置相关宏观经济政策让学生进行练习，加以巩固，这样的方式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深入了解与掌握知识点的方式方法，从而帮助帮助更好地掌握宏观经济教学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由此可见，理论只有与实践有效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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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央行对申请“OMT”计划设置了诸多条件，要求有意向的国家应提出申请，并承诺实施进一步的紧缩计划。欧洲央行在计划中承诺，将在二级市场不限量购买陷入困境国家的债券，这极大降低了欧元体系的脆弱性。欧洲央行采取的这种新立场，也缓解了对于欧元区能否存续的担忧。此类担忧曾对欧元区造成某种程度的破坏。

欧元区目前的风险是社会和政治动荡

图表1显示，欧元区各国政府债券市场危局自2012年7月以来有所缓解，但这是否意味着欧元区得救了呢？从中短期角度，可以这样认为，但从长期来看，却并非如此。欧元区如今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源于金融失稳，而是源于南欧国家经济萧条导致的潜在社会和政治动荡。经济萧条导致南欧国家的失业率升至“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来未曾有过的水平。如今在欧元区南部的某些国家，如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失业率远远超出了20%。最引人注目的是年轻人失业率的上升，希腊和西班牙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50%以上，而意大利和葡萄牙则为30%～40%。如该趋势不能很快扭转，这些已无力让年轻公民看到未来的国家很有可能爆发社会和政治动乱。

因此，2012年最重要的动向是欧元区风险性质的改变。在2012年初，风险主要是在财政方面，即部分国家可能无法获得偿付债券所有人的资金。欧洲央行解决了这个问题。在2013年初，风险来自社会和政治方面，即某些国家失业率持续上升和实际收入下降，导致绝望的年轻人开始倾听政客们的提议—如果脱离欧元区，他们的生活就会变好。

欧元区南部国家面临的部分问题，主要与其劳动力市场失灵有关。这些国家为何出现经济增长大幅下降和失业率大幅上升的情况，此类结构性问题无法得到解释。实际上，这是欧元区宏观经济管理严重出错造成的。

欧元区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受到金融市场的左右。南欧国家以及爱尔兰累积了经常账户赤字，而北欧国家则累积了贸易顺差。结果南欧国家成为欧元区内部的债务国，而北欧国家成为债权国。这种局面迫使南欧国家向北欧国家寻求财政支持。北欧国家仅仅在南欧国家出台严厉的紧缩措施、迅速而大规模地削减支出后，才勉为其难地为其提供了财政支持。

南欧国家确实有必要削减支出，但它们被迫采取了过于迅速、力度过大的减支举措。更重要的是，北欧国家不愿加大本国支出，以抵消南欧国家削减支出的影响。南欧国家出台的必要紧缩措施，本应由北欧国家的需求刺激来抵消，从而使整个欧元区实现稳定增长。结果却恰恰相反，在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领导下，债务国出台了严厉的紧缩措施，而债权国则继续推行旨在平衡预算的政策。

这导致了一个非对称的调整过程—债务国承担了大部分的调整。债务国被迫削减相对债权国的薪资和价格（“内部贬值”），而不用补偿债权国的薪资和价格上涨（“内部重估”）。内部贬值的代价极大，导致债务国产出和就业下降。由于内部贬值仍未完成（或许爱尔兰除外），预计债务国的产出和就业可能进一步下降。

因此可以推断出，调整欧元区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失衡的负担几乎完全落在了欧元区的债务国身上。这导致了通缩倾向，从而解释了欧元区为何自2012年以来一直陷入双底衰退。图表2说明了这一点。

如前所述，以下风险切实存在。南欧国家长期陷入严重的经济低迷，失业率升至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所未见的水平，这些国家的民众不再支持一个曾向他们允诺打造经济天堂的体系。

欧盟应根据欧元区成员国的不同财政情况，对称性出台宏观经济政策

如何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才能避免经济增长长期处于历史低位？这可能导致许多欧元区成员国沦为“失去的一代”。

答案在于，应该对称性地出台宏观经济政策。对称性策略应从欧元区成员国的不同财政状况着手。尽管债务国一直无法稳定政府债务比率（实际上它们仍处于爆炸式增长之中），但债权国的状况完全不同。债权国成功地稳定了政府债务比率。这为出台相关规定、令欧元区宏观经济政策更为对称打开了一扇机遇之窗。

我所建议的规定如下：由于欧元区目前步入新的衰退，已稳定住债务比率的债权国应停止进一步平衡预算。相反，它们应该将政府债务与GDP比率稳定在2012年的水平上。其意义在于，债权国可允许出现少量政府预算赤字，以刺激本国的GDP增长，从而使政府债务水平保持不变。尤其是2012年接近实现预算平衡的德国，承担得起预算赤字与GDP比率接近3%的水平。对德国来说，这种调整的负担也不重。德国政府目前可以处于历史低位的利率水平借款（10年期债券利率约为1.5%）。

德国的调整将巨大地激励整个欧元区。德国经济占欧元区GDP的33%左右，加之德国约60%的国际贸易是出口至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因此德国提供的刺激政策将大幅推高从欧元区其他国家的进口，从而推动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关于这一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作出估计，目前财政乘数远远高于1。财政乘数是一种衡量政府支出增加1欧元，对其GDP产生多少影响的指标。

这种刺激政策还将令上文提到的欧元区南部国家和北部国家的贸易账户失衡问题解决起来更为容易。通过加大支出，北部国家将减少它们对南部国家累积的盈余。这是南部国家能够削减对北部国家赤字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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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适度回落是好事

欧债危机再度恶化、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放缓、国内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等，导致中国短期需求明显收缩，这是今年以来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

但同时也要看到，在经过了30多年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条件发生变化，如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转变、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空间缩小、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下降、区域增长格局发生变化等，中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趋于下降。当前经济增长持续回落、明显偏离过去的平均增速，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

近期中国经济运行出现的一些新变化，表明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可能已经开始。

一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明显缩小。2010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明显回落，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近十年来的接近30％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

二是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回落。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省市，去年以来工业生产、投资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达到增速下降的时间窗口，增长阶段率先转换是符合逻辑的。

三是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市场风险非常明显地增加。人们对这些领域投资回报率的担忧，实质上是对其增长潜力的担忧。

另外，城市化尚有较大空间，但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大幅提升的基数效应，即便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在明显降低。这些都可能预示着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也预示着本轮经济调整不同于以往的短周期调整。即便下半年出现回升，经济增速不大可能也不宜回到原有高增长轨道。

就宏观政策与增长阶段转换的关系而言，宏观政策要顺应而不是抵触增长阶段的转换，防止过度放宽宏观政策，造成经济重回以往高增长轨道的倾向。

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一旦潜在增长率下台阶，扩张性政策并不能拉高增长速度，反而会推动经济泡沫化，积累新的风险。同时也要看到，增长阶段转换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宏观政策也需要适时适度调整，防止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短期内增速过快下滑。

从中长期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已经不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延式增长所能解决的，必须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通过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同时，加快中国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

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就业状况明显恶化常常成为政策调整依据，宏观经济政策强调保增长，其实就是保就业，而保就业就是保稳定。近年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明显下降，“民工荒”、“招工难”也反映了劳动力供求格局正在发生转变。

在本轮持续较长的回调过程中，就业压力尚不突出。国家统计局调查失业率5月反而有所降低，实际调研中也没有发现大量解雇职员的现象，宏观经济政策为保就业而保增长的压力明显得到缓解。

从经济增长与就业、社会稳定的关系看，短期宏观调控应容忍经济增长的适度回落，并引导经济增速逐步回归到中长期潜在增长率水平。显然，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下调为7.5％是合适的。

从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看，经济增速适度回落，有利于抑制需求过度扩张和短缺而引起的通胀，有利于增强需求约束，促进行业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和发展方式转变，也有利于逐步与“十二五”规划确定的7％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相衔接。

短期过快下滑有风险

从近期和以往较长时期的经验看，经济增速下降将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在现有增长模式下，中国企业具有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特征，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速度与规模。

在经营方式和赢利模式未能根本转变之前，增速一旦短期内明显回落，企业效益也会相应下滑，并将波及到财政收入和金融资产质量，从而引发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

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伴随着经济增速短期内过快下滑，都出现过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企业效益大幅度下降的情况。1996年以来，经济增速最低的四个季度分别为1998年一二季度、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GDP平均增长6.9％，财政收入增长2.4％，税收收入零增长，工业企业利润负增长34％，亏损额增长82.5％。

由此可见，当经济增速降低到7％或更低水平时，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将会大幅度地提高，财政收支压力明显增强，经济稳定的基础十分脆弱。因此，需要正确认识经济增速与结构调整的关系，避免将速度和结构调整对立起来，忽视速度与效益、速度与风险之间的转化关系。

速度下降本身会倒逼市场主体调整结构，但当增速短期过快下滑时，经济关系绷得很紧，风险陡增，也就失去了调结构的有利时机。特别是在速度效益型赢利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适当的经济增速显然是必要的。

今年1月-5月，全国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分别增长12.7％和9.4％，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9.3个和21.4个百分点。其中，5月全国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扣除不可比因素后分别仅增长5％和4％左右。1月－4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6％，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增长78.2％。

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及时扭转，可能出现增速回落——效益滑坡——过度悲观预期——生产和投资收缩——增速下降的恶性循环。实际上，在高速增长阶段，各种矛盾和风险往往可以被高增长、高效益所掩盖；经济增速回落，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下降，各种矛盾和风险则可能集中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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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的长期与短期问题

媒体上经常将上海、北京房价与香港比，认为中国房价将持续上涨。确实，如果看好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和再过20年经济总量将逼近美国、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景；如果看好中国经济在进一步提高全球化水平过程中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将更加繁荣这一历史必然，由于土地资源有限，从长期看，房价会呈上涨的趋势。但是，也应该看到，因为经济周期调整的原因、因为目前房地产市场尚未成熟，政策尚需不断完善的因素、因为人口老龄化，城市独身子女家庭继承双方父辈房产逐渐增多的因素、或是宏观政策出现重大失误后的调整因素等等。

由于诸多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在某个历史时期，房价未必一定是涨，也许是跌，或者涨的趋势根本不是现在人们所预期的走势。因此，投资房市特别是借钱进行投资，也许就会遭到严重损失，甚至是倾家荡产。所以，讨论房价问题，要防止舆论上将长期与短期问题混淆。

民生与市场的问题

经过近几年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的摸索，人们越来越清楚，居民住房问题不仅是个市场问题，也是个民生问题、社会政治问题。调控房市，首先必须基本保障每个公民有最起码的居住权，需要对一部分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以非市场化的廉租房形式予以保障。在此前提下，才谈得上对除廉租房性质之外的一切住房，从宏观经济变量间平衡的角度出发予以市场化调控。

因此，基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仍处于较低阶段的特点，基于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是个渐进过程的特点，在调控中，只要是确保了宏观经济的基本平衡，即使面对居民改善性住房及其他房价的上升，舆论上的引导，不能给居民购买改善性住房和大学生毕业没几年就可以按揭买房，以更高的期望值。

同样，在调控中，面对改善性住房及其他房价的下跌，也不必惊慌关措，应尽量由市场规律发生作用。因为只要宏观经济保持了基本的平衡，短期内房价出现较大幅度的涨跌，并不意味宏观调控出了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的可能是一个不成熟房地产市场中的其他政策制度的问题。只有区分了民生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宏观调控才有主动权，才有空间。

支柱产业与虚拟资产问题

毫无疑问，房地产市场已是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尽管如此，我们也应承认，当前的中国，买房既可作为消费，又可作为投资，这也是一个现实。因此，如果政策引导不当，房价上涨预期较快，这时购房的投资、投机因素往往是大于消费因素，虚拟资产的特征会明显突出。而在实际生活中，支柱产业因素与虚拟资产因素又是混合、同时存在的。虚拟资产因素往往又是宏观经济周期过度波动的干扰因素。

因此，基于宏观调控的长期政策思考，第一，应想尽办法消除房市中虚拟资产因素对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负面影响，第二，即使作为支柱产业也不是鼓励其做得越大越好，似乎一说支柱产业就不应该在一定时期采取压缩、限制其过快发展的政策。因此对一个支柱产业同样应在宏观经济总量保持平衡的前提下，考虑其在增长与物价诸平衡间的取舍问题。特别是在当今流动性过多、存在资产价格上升压力的情况下，且房市本身诸多制度还不完善、调控房市的政策尚处摸索阶段时，更要关注其虚拟资产因素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

在这方面，中国要吸取世界各国发展房地产市场中的经验与教训。凡是将房市作为消费市场的，一国经济周期波动就比较小，如德国、法国等。凡是将房市作为投资市场的，一国经济周期波动就比较大，如美国、日本、西班牙等。基于此现实，“十七大”文件提出要提高老百姓的财产收入，应鼓励老百姓从投资实体经济中获得更多的财产收入(资本回报)，而不是鼓励老百姓从投资虚拟资产市场去获得不稳定的财产收入(靠资产价格上涨)。

跨期消费与信用膨胀的问题

美国金融危机后，使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中国经济不可持续的问题之一，是结构问题。集中反映诸多结构问题的突出表现是“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问题。因此，扩大消费是当今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中的核心内容。由此出发，鼓励居民利用金融功能进行跨期消费是题中之义。但是，跨期消费应该不应该有个“度”?“度”在哪里?这同样又必须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与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的平衡角度进行思考。

相对于房价的持续、快速上涨，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较慢，此时宏观经济周期波动较大而出现利率水平的频繁调整，原按揭利率水平较低的贷款或首付比例较低的贷款，有可能出现贷款偿付风险，或者出现信用膨胀的宏观风险。因此，从宏观经济平衡增长出发，必须对跨期消费要有一个“度”的控制。既要允许跨期消费，又要防止信用过渡膨胀。在这个方面，美国金融危机已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反面教训。

中长期原则

基于以上四点宏观思考，面对中国当前房市调控中的一系列政策，有些政策在短期内加以纠偏、调整有一定的难度，但从中长期看，必须毫不动摇予以明确坚持的原则是：

第一，对民生与市场问题，要有清晰的区别政策，不能含糊不清。

第二，必须运用税收、金融等手段，减弱房地产市场中的虚拟资产市场因素。

第三，只要是涉及金融放大功能的，一定要坚持一定的监管限制政策。

同时，当前认为金融政策是决定房地产冷热的舆论，是不正确的、危险的，要加以正确引导。

在运用金融功能支持房地产企业进行跨期生产和支持居民跨期消费时，不能仅仅看到其实体经济意义上的投资与消费的作用，而忽视其宏观风险。必须把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之一的金融政策，置于经济增长与物价、经济增长与信用供给、国际收支平衡的最基本的长期考量中。

篇10

关键词：分配；和谐；市场机制；法律制度；宏观经济政策 

 

一、引言 

 

分配和谐指的是在社会新创造的产品或价值(即国民收入)的分配中人与人所结成的关系和谐。或者说，人们对于分配活动中自己所获得的收入份额是满意的或比较满意的。收入分配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下进行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对应着不同的收入分配形式和分配原则。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需要的是按劳分配的分配形式和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需要的是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形式和原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坚持的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形式和原则。所以，制度设计对于收入分配能否实现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我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过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分配形式也由按劳分配形式过渡为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形式。同时，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实现分配关系的和谐，这需要我们通过制度变革，创造有利条件，完善市场机制，实现分配关系的和谐。市场制度的完善离不开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的保障，所以，需要对法律制度作出系统安排，才能为分配关系和社会的和谐提供法律保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分配关系的和谐是在市场均衡的状态下实现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促进市场均衡的重要手段，科学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是构建分配关系和社会和谐的政策工具。 

 

二、分配和谐的市场制度 

 

分配和谐的制度设计为什么要强调市场制度，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分配的社会经济制度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不仅社会产品作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生产要素也要被作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进行的，没有市场机制的完善，就不可能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顺利进行。所以，分配和谐的制度设计，首先要强调的就是市场制度设计。二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分配和谐必须具备市场均衡的条件。市场机制完善只是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但并不意味市场一定就是均衡的，同时，市场均衡又是实现先进集体交换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还需要在完善市场的同时，作出能够实现市场均衡的制度安排。 

市场机制的完善，一是要确立权利对等的市场主体。在商品市场上，生产者是供给者，消费者是需求者；在生产要素市场上，所有者是供给者，使用者是需求者。无论是供给者和消费者，还是所有者和使用者，都应该是具有对等权利的市场主体。市场主体的权利对等，不是行政赋予的，而是由所有权排他性的制度安排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保障的。供给者和消费者，或者所有者和使用者，具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谁也不能损害谁的权利，他们之间的权利就被认为是对等的。这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如果所有权缺乏排他性，消费者不需要交换就能占有或消费他人的商品，使用者不需要交换就能占有或使用他人的生产要素，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市场经济就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必须建立和健全所有权排他性的制度安排。二是要保障市场主体的充分竞争。供求关系的均衡、价格围绕价值波动，都是通过市场竞争实现的。可以说，没有市场竞争，就不可能有供求关系的均衡，也不可能有价值和价格的对立统一运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关系和谐必须具备的条件是市场均衡，而没有市场竞争，就没有市场均衡，从而也就不可能有分配关系的和谐。市场竞争同市场垄断是相对立的，不打破市场垄断，就不可能有市场竞争。所以，需要建立一套突破市场垄断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市场竞争。同时，除了运用行政法规和法律制度打破市场垄断以外，还需要一定的促进市场竞争的现代流通方式。在我国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的本质特征就是行政垄断。行业行政部门和地方行政部门为了保护本行业和本地区的利益，制定行业法规、地区法规，有意识地制造垄断。突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垄断，在维护市场竞争的同时，也就为促进市场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实现分配关系和社会的和谐创造了条件。三是要保障价格能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市场机制说到底就是利益机制，价格作为利益调节的市场工具，它的作用原理与调节方式就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如果价格能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它就有促使市场由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过渡的作用。市场的非均衡状态是一种既有生产者剩余，也有消费者剩余的状态。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占有劳动剩余产品，商品交换也不是等价交换，分配关系不可能实现和谐。市场的均衡状态是一种既没有生产者剩余，也没有消费者剩余的状态。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不到劳动剩余产品，商品交换也是等价交换，分配关系因而是和谐的。价格能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就能推动市场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从而有利于实现分配关系和谐。影响价格不能随供求关系变化而变化的因素主要是垄断。如果价格出现行业垄断、地区垄断，或者自然垄断，它就不可能发生变化。如果商品不能跨行业、跨地区流通，全国统一市场就难以形成，供求关系结构刚性的矛盾也就难以化解，即便价格具有弹性，供求关系也会因为商品难以跨行业和地区流通而僵化。所以，垄断不只是竞争的制约因素，也是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要完善价格机制，就必须打破垄断。 

市场机制的完善是市场均衡的前提条件，但是，即便市场机制完善，也不一定就有市场的均衡。所以，仅仅强调市场机制完善，市场均衡也是难以自动实现的，因而我们需要树立市场均衡的观念，自觉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市场由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转变。我国理论界对完善市场机制的认识是比较充分的，但是，对市场要实现均衡的认识就没有对完善市场机制的认识那么深刻。因此，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要促进市场均衡。我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形式，就必须提高对市场均衡的认识，提高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市场均衡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分配关系和社会和谐。

三、分配和谐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