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建议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经济政策建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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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危机时代 宏观经济政策 建议

一、推进减税政策，实现“藏富于民”

在企业的投资信心不足、居民消费信心匮乏的情况下，政府进行减税，实现“藏富于民”，不仅可以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企业的可用资金，而且有利于经济的长久发展。中国古代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都是以轻徭薄赋为基础，最终形成的盛世。西方国家在经济出现衰退时利用减税来刺激经济，恢复社会生产已经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方法。只有大力推进减税政策，增加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才会增加。消费的增加，会通过乘数的作用，使国民收入成倍的增加。因此，只有“藏富于民”，逐渐恢复企业家的信心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才能从根本上启动内需，中国经济的增长才会具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

二、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在后危机时代，中国财力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人们对未来有较为确定的预期。人们的信心和对未来的预期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启动内需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要建立健全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体系建设。其次，要加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再次，社会保障的措施要跟踪到位。

三、加大对教育领域的投入

首先，政府应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力度，严格审查幼儿园的办学资格和办学条件。在每个较大社区均规划出相应的场地用作幼儿办学，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前教育质量，而且还可以降低居民用于学前教育的费用支出。其次，政府还要加快九年业务教育向十二年义务教育转变的步伐，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再次，政府要注重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的投入力度。最后，政府要鼓励高等教育的学习，加大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争取避免出现因为学费和生活费等原因而放弃学习机会的现象出现。这并不是一个不可承受的财政负担，但却会在将来为全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改善。在今天的中国，大量的人才和发明创造的开发刚刚开始，有效地利用知识，充分发挥人才的潜能是迈向更具创新力社会的重要一步。

四、加大开放步伐，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在外部需求扩张、国内相关出口企业大多盈利的背景下，主动去调整经济结构是比较困难的，企业反应比较消极。金融危机的爆发恶化了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使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充分暴露并扩大。此时将经济增长由过度依赖外需、主要依靠消耗资源和环境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内外需共同拉动、集约型的低碳经济增长方式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将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相结合，进军国际高端产业，加快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步伐。首先要鼓励、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其次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再次鼓励发展低碳经济。

五、抑制价格过快上涨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实际利率，刺激投资需求，进而增加总需求，实现经济总量增加，同时也推动了价格水平上升。目前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流动性过剩造成的。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为转变外贸出口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中央银行从2008年9月开始，连续下调基准利率，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连续实施了两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美元的货币供应量，来拉动美国经济增长。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对于拉动内需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其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出现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中国也未能幸免。自2009年年底，国内CPI就开始不断上涨，通货膨胀日益严峻。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货币政策应该及时做出调整，由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货币政策。由于中国经济正在逐渐复苏，目前的头等大事是保持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所以，货币政策的调整要适度，要处理好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

货币政策的调整要保持市场流动性的均衡，合理优化信贷投放的结构。信贷投放的方向在今后一个长期应该符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并积极配合产业振兴发展规划，在贷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贷款要更多地投向实体经济，将资金真正配置到需要的地方，实现信贷资金的最优配置，防止资金过多地流入投机性行业。中央银行要根据经济运行环境，充分运用公开市场业务、准备金率和贴现率等货币政策的工具，及时将货币政策调整为稳健型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并严格控制信贷的非理性增长，从而有效抑制通货膨胀。

除了流动性过剩的因素之外，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重要农产品供应不足也是造成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对此，政府应及时采取一系列发展生产、保障肉类、食用油、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应的措施，从供给的角度抑制价格的过快上涨，从而保障居民基本生活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

六、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

引发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不恰当的房地产调控措施导致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大起大落，直接引发了次贷危机的爆发。因此，只有选取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才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首先，重视对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的监督，选择有效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其次，完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严格贷前审查，从源头上加强对风险的控制。最后，征收房产税，抑制对房地产的投机行为。

七、加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

金融危机的爆发向世人阐明了一个道理：金融市场如果缺乏足够的、必要的政府监管，单纯依靠自我调节无法实现自身的健康发展。因此，政府要对市场发展进行严格、适度的监管。严格、适度的政府监管不仅可以保障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能够有效避免虚拟资本与泡沫经济对实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与影响。首先，要转变金融监管的理念。其次，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再次，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最后，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

参考文献：

[1]鲍丹.金融创新的协调机制及实现过程[J].财经问题研究，2008（1）

[2]程恩富.消费理论古今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

[3]陈宝森.次贷危机在恶化[J].世界经济，2008（18）

[4]陈柳钦.我国金融制度创新的理论分析与实践选择[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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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危机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与运用

美国及发达市场的次级贷款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当前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下，虽然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开放经济体正享受着全球化和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益处，但这种局部地区获益的背后却隐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外部冲击、国内经济结构性缺陷和资产过度投机三方面因素相结合的宏观风险。当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在国内外突发事件的刺激下，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并非毫无可能。

一、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在国际金融危机加剧，美国和欧洲经济面临萧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稳中趋降。前三个季度，GDP增长9.9%，工业增加值增长15.2%，消费物价上涨7%，均比上半年有所回落。特别是9月份的物价上涨4.6%，已经低于政府全年的控制目标，其他宏观数据和结构指标升降互见，基本情况还算不错，大有风景这边独好之势。

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继续加深，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也会逐步显现出来。这场危机是目前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焦点。对于中国来说，这场危机既加剧了经济失衡的风险，又提供了一个千载一遇的机会和一次严重的考验。如何从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腾飞和金融开放过程所出现的金融危机中获得某些启示，以正确看待和应对中国经济目前潜在的风险，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全球经济危机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1.要继续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

理论和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有规模、有深度的规范金融市场是一国资源配置的有效载体，是其国际竞争力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分散风险、抵御金融危机的有力武器。目前，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滞后，金融结构不均衡，体制弊端严重，银行业巨额不良资产的潜在风险大，资本市场“小”而“浅”且极不规范，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育不足，既不利于资源的宏、微观优化配置，又不利于分散社会风险，已经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因此：首先要调整金融结构，规范发展资本市场，通过发展资本市场吸纳和配置“热钱”，使其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服务。其次应继续推进国家银行股份化改造，提高服务水平，优化银行资产负债结构，降低银行脆弱性；打破国家银行垄断地位，允许民营资本进人银行领域，实现各类资本公平竞争；发展多样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满足多层次的投资者需求。最后，要注意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的次序。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中国资本项目管制的放松或解除，应当始于以实际经济活动背景的资本交易(如易变性最低的直接投资)，然后逐渐过渡到易变性较高的金融性资本交易；与实际经济联系相对紧密的资本市场应先于货币市场开放；在资本市场的开放过程中，股票市场的开放又应当晚于中长期债券市场，具有明显投机色彩的衍生产品市场则应放在最后开放。在货币市场工具开放的过程中，长期债务应先于易变性最大的短期债务；在资本流向的放松管制方面，一般的顺序是先放开流人，后放开流出。但在目前国际资本的过快及过度流入的情况下，则应当继续保持某种形式的资本流人限制、同时尽快放松对流出的限制。

2.政府的适度干预依然必要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的金融体系具有日本等东亚经济体的政府高度干预等扭曲性特征，因此放松管制、推进金融市场化发展，应是当前主要任务。但这不等于放弃金融管制，在金融稳定性较差的情况下，政府的适当干预依然极为重要。因此，在推进金融市场化发展的前提下，首先要稳定货币职能。中国货币政策必须兼顾激励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这是长期以来的两难选择，也是未来金融改革难点所在。这种政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确无过错。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变了，货币金融制度实施的环境不一样了，各类金融创新扩大了货币的内容，货币的含义发生变化，政策效果自然不一样，货币的职能也应变。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货币政策在兼顾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控制时，应将重点转向通货膨胀控制，逐渐淡化经济增长目标。其次，要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在资本流动、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三难选择”中，应首先确保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独立性，以降低国际货币冲击带来的危害。再次，要加强金融稳定性，健全金融市场管制，特别是金融管制立法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3.加大宏观协调力度

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加强国内各经济管理部门的政策协调。特别是产业与贸易、财政与金融，以及金融各专业管理部门之间在宏观层面上的信息沟通、政策合作，防止因部门利益带来的政出多门，互相冲突。二是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加强国际协调与双边及地区金融合作。随着发展中金融体系与全球金融的交互作用的加深金融逐渐变得“无国界”，在汇率机制、外汇储备管理、货币合作、金融业改革、国际银行监管及对冲基金等高杠杆金融机构监管方面，中国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和合作。但这必须建立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相对价格的变动只不过是调节机制的偶然因素，不是国际收支调节过程中必需的本质机制，

4.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2007年中央银行交替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央行票据等各种货币政策手段，对国内流动性过剩起到了一定的收缩作用。但是面对目前持续增加的贸易顺差和美国次债危机对美国和世界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将会受到一定限制。只有将擅长总量调节的货币政策与擅长结构优化的财政政策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抑制流动性、控制通货膨胀并积极应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

2007年，我国陆续采用了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调整出口退税和国债发行等财政措施，对抑制流动性过剩、缓解进出口不平衡和控制资产价格过快增长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未来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要进一步充分利用税收工具；加大公共支出转型力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大财力投人到改善民生、改善环境、改善社会保障上，而一般性支出应更加从紧；进一步启动内需，逐渐从出口拉动转变到内需拉动。

总之，在目前的情况下，保持金融稳定非常重要。从总体上来看，货币政策既不宜扩张，也不能收紧，而以稳定为要，具体政策手段需要调整，减少数量调节，增加价格手段，给市场主体以选择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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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结构性减税；价格通道；企业出口；营改增

中图分类号：F124

一、多重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分析

当前，我国处在多重目标宏观经济的定位与选择中，这也正是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困境所在。尽管经济萧条的态势逐渐显现，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但仍然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提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时，还是感觉到困难重重。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相对于2008年、2009年，在边际效应递减归类的作用下，宏观经济政策扩张的效果已经逐步减弱。即使推出类似2008年、2009年的经济扩张措施，也难以获得那两年的宏观经济调控时效。

其二，相对于2008年、2009年，经济扩张的诸方面的副作用已经在逐步显现。比如相对于2008年、2009年，当前的经济结构不是优化了，而是恶化了。相对于2008年、2009年，当前面对的控物价或控通胀的压力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目前宏观经济调控就不可能像2008年、2009年那样只瞄准保增长、稳增长的目标即可，而是在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三个目标当中左右逢源、前后逢源。在周旋三个宏观经济政策的抉择当中，怎么走出一条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路，值得思考。笔者认为，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就好像一场拔河比赛。哪个方面的力量强就向哪个方面倾斜。如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宏观经济政策就不由自主地地向“稳增长”倾斜，于是产生了“稳增长”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的政策表述。而当物价上升与调结构压力加大时，宏观经济的导向又发生了变化，“稳物价”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调结构”成为“非常重要”的任务。当前宏观经济的布局就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徘徊。

二、结构性减税与全面性减税的区别

政府针对经济形势的发展采取每一项宏观调控政策时，往往都会产生关于所推行政策的不同声音。如当政府动用大规模的投资扩张、稳增长时，有人质疑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结构调整的倒退；当启用天量的货币扩张启动经济时，有人质疑是否会引至更严峻的通胀和物价上涨。而在此次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时，笔者搜索了各方面的信息，几乎听不到反对之声。可见在结构性减税问题上颇有共识，该项改革在广泛程度上获得大家的认同，甚至有人主张不仅要提结构性减税，而且要提全面减税、大规模减税。

减税或结构性减税，我们历来是促进的。但是相对而言，笔者不大认同全面性的减税的论点。因为全面性减税容易给人以误解，见什么减什么，不管什么税种一律砍上一刀，这显然不是采取措施的目标所在。中国的税制结构改革应该讲究策略，把该减的地方减下去，使中国税制结构有一个均衡的格局，适应当前宏观调控的需要。无论是全面性减税，还是结构性减税，最重要的不在于其所使用的名称，而在于把减税的措施落到实处，不在操作上留有回旋余地。

三、结构性减税的具体措施

这样一种落到实处的措施需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解决规模问题，即要减多少税。第二是解决结构问题，即要减什么税，要减谁的税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在今后，特别是在定位2013年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要牢牢抓住的。

（一）结构性减税的规模

减税的规模就涉及到减税的效应。该减多少税，是改革首先要回答的问题。2011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2年的“两会”上都对减税的规模做出了建议，只是目前需要界定得更加明显。

其一是财政赤字的规模，2012年财政赤字的规模（将发行国债的赤字和动用中央预算调节基金合二为一）高达1.07万亿。这里包含有三层意思，一是收入减少了1.07万亿，二是支出增加了1.07万亿，必须去借；或者是第三种意思，即两者融合，多花了0.5万亿，少赚了0.5万亿。2012年的赤字计划是少挣多花费的资金数目。“少挣”体现在减税上，“多花费”体现在增支上。

其二，减税和增支之间的分割。既然1.07万亿不是减税就是增支，2012年1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收工作会议召开时，作为主管财税工作的副总理致信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一是2012年基于财政政策的重点在于推进结构性减税；二是2012年增加支出的重点在于改善民生。这两点的实际含义是：在1.07万亿元的配置上是要向结构性减税倾斜。把1.07万亿元二一添作五稍加倾斜，笔者认为至少有0.6万亿作为结构性减税的规模。

（二）结构性减税的结构

论及结构性减税的结构，笔者认为该减的地方应该减下来，不该减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动。就目前中国整个税收的结构而言，有两个特征是应当关注的。

1.中国税收结构的两大特征

第一，价格通道。把2011年的全部税收作税种分割，分为18个税种，其中5个税种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他的13税种占到了8%多一点。就此而论再进一步看，如果在间接税和直接税作一个分割，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者相加大概是26%，其余的74%都属于间接税，这就意味着今天的中国政府和居民之间的税收关系主要是通过价格通道来连接的。所以由此可见，如果想让我国的税制比较均衡、匀称，达到“健美”的目的，应该将减税的重点放在间接税上，而不是直接税。

第二，企业出口。把2011年的税收按照缴纳者做分割，会发现92%以上的税收都是来源于企业的缴纳，只有7.92%的税收来自于个人的缴纳，其中7.92%中还有6.95%实际属于个人所得税，也不是个人直接缴纳的，而是代扣、代缴的。所以要想让一个国家的税收来源结构比较匀称、比较均衡，也应该把减税的重点放在企业缴纳的税收上，而不是个人缴纳的税收。

由此看来，在结构上的减税要锁定两个税种。第一减间接税，第二减企业缴纳的税，如何去贯彻？目前能够被各方认可的，特别是在高层达成共识的减税主要措施就是“营改增”，以“营改增”作为本次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全力去推进，有可能达到减税数千亿元的目标，原因基于以下三个问题。

2.减税的结构调整

第一，既然要减间接税、减企业缴纳的税，减增值税是成效明显的。首先是因为增值税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目前占全国税收的41%。在增值税上的税率削减1个百分点就有可能达到减税2000亿元的目标。所以对这个税种进行调整，就等于改变了整个税收的规模。其次，营业税是否需要减的问题。当然也需要减营业税，但是营业税的前途已经锁定，从长远看要并入增值税中。因此，我们在营业税上再做文章无异于事倍而功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营业税不如按兵不动，等待增值税的改革。把增值税的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营业税的问题也解决了。 第三，消费税是否需减的问题。有人提出要减消费税，但是笔者认为，支出中国人想象的消费税和现实的消费税不是同一概念。很多人认为，凡是服务的消费税都是消费税，是一般消费税。而中国实行的消费税是特种的，不是所有的服务项目都征收，而是在征收营业税和增值税之后加征，哪些商品加征？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奢侈品，另一类是与能源消耗有关的。对于这两个产品减税很难达成共识，对于奢侈品减税无异于对富人减税，对于能源类消耗产品减税，无疑对于他们减少了监督。消费税不宜大张旗鼓地去减，而应该有所保留。目前能够锁定的就是增值税了，所以增值税是减税的重点，目前增值税减税主要通过“营改增”来实现。经测算，按照上海、北京进行的“营改增”试点方案，一旦在全国推行，减税的规模可能会达到1000-2000亿元人民币。应该继续扩大“营改增”的试点范围。目前，已经有沿海的10个省市进入“营改增”的试点范围中，当然要逐步推开。其余的省市可能还在观望，还在犹豫。从地方作为主体税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地方将丧失一部分税收的管理权限。但改革是大势所趋。

第二，在“营改增”的同时实施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改革措施。目前增值税在全国税收收入占比是41%，营业税占全国税收收储占比是15%。如果仅仅“营改增”，不降低营业税税率。合并之后增值税占比将达到56%。老百姓买股票都懂得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当中，国家财政收入的50%以上的希望寄托于一个税种，风险不言而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瞄准一个目标—— 扩围不增额，这不仅仅是基于财政收入结构平衡的考虑，更是基于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考虑。具体措施是扩围到位之后立即着手降额。经笔者所在的课题组测算，按标准税率算，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大概节省税率是2000亿元人民币，连通交易税附加、城建税，加上连带的可以到2000亿元。如果在这个基础上降2个点，那么整个通过降低增值税类可能实现的减税规模有可能达到5000亿元，连同增值扩围达到1000～2000亿元，将达到6000亿元左右的规模。对于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来说，如果普遍能够认同结构性减税是一个重点之所在，应当全力推进的话，建议通过“营改增”同时实施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措施来促进改革。

第三，在此过程中涉及到减税的需求和财政收入形势的现实应该如何对接的问题。2012年以来，财政收入的增幅一直在回落。2012年1-7月财政收入的增幅是11.09%，如果将8月份的数据计入，财政收入的增幅回落到10.9%。对于1-8月财政收入10.9%的增幅有这样一种判断，是来自媒体的声音，相对以往财政收入的增幅的回落将近1/4，因此很多人忧心忡忡觉得如果回落较大国家能否承受得了。再联想到欧美目前遇到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有很多人觉得应该放慢结构性减税的步伐，甚至就此放弃结构性减税。但正确看待这个回落比例，必须操用另外一个指标，即预算收入的增幅。讨论回落问题往往是就以往的增幅而言，如相对于2011年增幅回落的幅度等。但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即依据2012年的预算数据来论及财政收入问题。2012年预算收入的增幅是多少？—— 9%，所以，以前文所提及的1-8月国家财政收入增幅比率10.9%和2012年的预算增幅做比较，我们会发现财政收入的增幅不是“回落”，而是“超出”了将近两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12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基础并没有被打破，而是按照9%的预算收入的增幅来安排2012年的财政收支的。财政收支的平衡并没有被打破，可能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呢？是“超收的规模”。2012年的超收规模达到了1.4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将2012年的超收做悲观的预测，10.9%的增幅如果延续到年末，按超出2个百分点计算，财政收入可能超出预算2万亿元人民币左右（2012年的基数是10.38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经济形势并非像有些人估计的那么悲观，笔者认为，不过是以往增速的一种回落，甚至这种回落是回归正常发展轨道的一种表现。因而实施既定目标的结构性减税，从而在多重目标的周旋当中走出一条适合当今中国经济形势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路，我们还有空间。

参考文献：

[1]高培勇.结构性减税：2009年税收政策的主基调[J].涉外税务2009，（1）.

[2]高培勇.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进程盘点与走势前瞻[J].财贸经济2010，（1）.

[3]杨军.“增支+减税”的持续不平衡——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贸易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J].南风窗，2010，（3）.

[4]陈黛斐，韩霖.“十二五”税改：重点是直接税——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J].中国税务，2010，（11）.

[5]凤翔.对当前税收改革热点问题的深度解读和理论分析——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J].理论视野，2011，（3）.

[6]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课题组高培勇，张德勇，张斌，汪德华. “十二五”时期的财政收支规模[J].经济研究参考，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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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概念

房地产宏观调控是指国家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从宏观上对房地产业进行指导、监督、调节和控制,促进房地产市场供需总量、供需结构平衡,实现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管理活动。从调控体系上可将宏观调控分为政策调控和战略调控。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是从经济角度,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与土地政策等措施对市场行为进行经济性约束。房地产宏观战略调控,是从法律和行政角度,对房地产市场环境与房地产市场系统全局进行引导和规划。

1.2房地产战略调控与政策调控的主要区别

调控手段差异。政策调控是对房地产市场行为等进行经济性约束和惩罚,对市场失误进行纠正,对市场失灵进行补充,对市场失效进行调整。战略调控是对房地产市场行为进行引导、惩罚和制度安排,具有强制性和法律性。

调控目标差异。政策调控旨在对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进行调节,维持市场短期局部的稳定,协调发展房地产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战略调控旨在制订房地产发展规划、房地产市场战略调整,维持房地产市场总供需总量平衡,促进其平稳健康发展；同时优化供需结构,保证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

1.3房地产战略调控的必要性

战略调控有利于调整房地产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当前我国发展房地产业主要从总量上加大房地产业投资,由于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国民经济过分依赖于房地产业。而战略调控是从结构上对房地产业进行调整,提高房地产业的增加值,促进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实现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战略调控有利于推进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发展不协调,而政策调控仅调控区域性和短期性市场波动。战略调控则是从整个房地产市场出发,制订房地产长期发展规划,实现房地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战略调控有利于协调城市规划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只是盲目地追求房地产开发,而忽视城市规划,造成城市规划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协调。政策调控只是用经济手段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而战略调控则是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加强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的约束性,从而更好地协调城市规划和城市经济的发展。

2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主要问题及反思

(1)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本身的问题。一是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失灵问题。其一,宏观调控政策滞后性。宏观调控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需要一段过程,包括问题的发现、调控政策的制定、实施。而市场的易变性、波动性会使得政策无法执行,形成滞后性。其二,宏观调控政策灵活性较差。宏观经济政策是面向整体市场,解决短期经济问题。而房地产市场是区域性较强的市场,易造成部分区域适应性差。即使各地方政府依据中央政策制定地方调控细则,也只是一纸空文。另外,还可能由于政策制定者对市场问题把握不准。其三,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冲突、调控细则歪曲调控政策、政策执行者不作为、政策执行不到位等。二是房地产宏观调控失效问题。其一,宏观调控政策经济约束性失效。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因为利用土地、货币、财政、税收政策等对违反市场行为者进行经济性惩罚。在实施惩罚过程中,会因“寻租”、“招商引资”政策、经济惩罚力度不够使得执行大打折扣,造成投资回报远大于经济性惩罚,致使政策经济性约束性失效。其二,宏观调控政策片面性。综观我国已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皆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或现象。其三,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时间短。我国宏观调控实施后,会在短期内产生一定效果,之后问题会更严重,主要是因为宏观经济政策仅在短期内影响部分房地产市场主体行为。

(2)房地产宏观调控引发的问题。一是房地产市场环境问题。其一,宏观调控使房地产市场经济环境更加恶劣。一方面宏观调控使得房地产投机回报率增加,投资炒房和囤房盛行,房地产市场俨然是住房投机市场而非消费市场。特别是大量制造业资本或者其他重要实体经济资本投资楼市,加剧了市场投机行为。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使得开发商大建高档住房,而高档住房成交拉动房价,使得中端房价也跟随上升,中端住房出现泡沫。因此,调控使得房价越调越高,住房越来越困难,房地产市场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其二,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法律环境受到质疑。我国房地产宏观政策效用大减,2006年的国八条和国六条实施后,房价出现短暂回调后又升到较高水平。使得人们质疑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多次调控表明,房地产宏观调控并不能引领房地产市场走向、改变房价走势及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权利。二是房地产市场系统问题。其一,房地产市场投机预期高涨。宏观政策调控使得房价不跌反涨,投机者信心高涨。根据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者(投机者)“买涨不买跌”,于是投机者看涨预期形成,大量投机资本进入楼市,房价越炒越高。其二,我国房地产市场住房投资功能强于消费功能。目前楼市投机盛行,政府宏观调控不力,使得购买住房主要是为投资而非消费。宏观调控使得购房者购房越来越困难,消费市场逐渐萎缩,投资市场成为主流。其三,投资者与消费者矛盾更加激烈。一方面是开发商与消费者的矛盾,征税增加开发成本,而开发商会将税收纳入房价,将赋税转嫁给了购房者,房价越高,购房越困难,开发商与购房者矛盾僵化。另一方面是投机者与购房者的矛盾,如为抑制投资,提高税率,但同时增加了自住、投机购房者的购买成本,可投机者掌握大量资本,并不受其影响,他们只需投资回报率大于银行或其他投资回报率,就不愿退出房地产投机市场,反而使自住需求减少。结果造成一方面投机者拥有大量空置房,另一方面购房者又买不起房,于是二者矛盾愈演愈烈。

3完善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新思维

3.1继续改进和完善我国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

(1)弥补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不足。第一,重视对宏观调控效果评价,制定更加准确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准确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解决政策失灵问题,宏观经济政策要适时、针对性地执行,严格执行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第二,加大宏观调控政策配套措施,提升宏观调控执行力。执行力关系到效果与目标的差异。要力求避免执行力大打折扣、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作为的现象,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执行,努力构建宏观调控政策监督体系。第三,着重分析抑制住房需求的弊端,积极引导住房需求。

(2)完善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机制。第一,完善税收政策调控机制。税收的重要功能是使收入、生产要素再分配。对房地产征税,主要应增加住房投资成本,而不是增加住房消费成本。目前我国住房税收调控既抑制投机,也增加住房消费成本,由此引发住房难问题。因此,很有必要对住房持有和住房流转交易分别设计征税。只有增大持有投资住房的税收成本,才能抑制投资投机行为,即让投资房地产的收益小于成本,才会抑制投机。第二,完善土地出让机制,最大限度地为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我国土地现行的“招拍挂”出让机制,造成了房价的不断提高,建议在操作上可以采取商品房等用地沿用现行的价高者得的招拍挂方式,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出让而采取应价低者得。商品房等用地最高价招拍挂,可以实现土地效率最大化,并且可将这部分资金再投入保障房建设,以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难问题。

3.2逐步启动和发展我国房地产宏观战略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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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价格;宏观经济;实证研究;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9-0086-03

一、引言

2008年,随着雷曼兄弟破产、“两房”被政府接管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深化成金融风暴波及全球,宏观经济出现剧烈波动。在此国际背景下,国内经济亦不容乐观,现在金融危机也已经开始逐渐渗透到实体经济领域,直接导致了外贸出口下滑,外贸顺差减少,与国内房地产周期演变重叠,从而影响工业和投资下降的结果,造成经济迅速下行趋势,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幅回落至9%。为了稳定经济,我国政府决定采取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的方式,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国内消费不振、外贸出口急剧下降的形势下,政府出台了旨在扩大内需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其中32%与房地产行业直接相关,包括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等措施。

从2008年10月下旬开始,政府连续出台救市政策,这不仅为购房者提供了更多的利好,最为重要的是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购房者的市场预期,这对于促进楼市的回暖具有积极作用。2008年11月份,土地成交量出现回暖迹象,比2007年同期分别增加了8.3%和159%,比上月成交土地面积也增加了37.8%。同时,伴随着商品房住宅量的成交量、成交面积的增加,经济适用房、限价性住房等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增加了46.2%,成交面积增加了49.3%。目前,市场上房地产开发土地供给依然充足,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在稳步回升;房地产供给将出现结构性差异,商业地产出现过剩,保障性住房供给力度不断加大;房地产价格持续调整;房地产市场体系将逐步完善。

由此可见,宏观经济的波动对房地产价格有着重要影响,而房地产投资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势必对宏观经济的运行产生重要影响。虽然从理论上,对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关系进行分析的文献很多,但从实证角度具体检验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文献还不是很成熟。本文将从国内外两个方面对研究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波动的文献进行综述,以期进一步探讨影响房地产和宏观经济波动的实际因素,同时对相关文献所采用的模型进行归纳、整理,期望能对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视角。

二、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

房地产价格是指房地产市场上供需双方所形成的价格。从各国房地产价格的波动情况来看,房地产价格一般具有阶段性、城市差异性与协同性、泡沫性三个特点。就阶段性而言,房地产价格的阶段性或周期性与宏观经济波动是密切相关的,有时宏观经济波动表现为房地产价格波动,同时又会引起宏观经济波动。根据经济周期理论,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基本变量存在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宏观经济的一个或多个经济变量会引起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同时房地产行业的变化也会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在变化过程中两者形成相互加强的互动机制。从各国相关文献资料来看,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宏观经济基本变量主要包括收入、消费、利率、就业率、通货膨胀率、建筑成本、房地产供给等基本变量。

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变化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影响,宏观经济变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房地产供给和需求的影响来实现的;二是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这方面,已有的研究表明,学者们主要是从房地产价格是否影响总消费和总投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的。

(一)国外的相关研究

房地产业在国外许多国家已是成熟的产业,有关房地产业的地位作用已有了明确的认识。从国外的文献来看,大部分的经济学者对于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侧重于从均衡理论的角度出发,在传统的回归分析模型的基础上,更多地运用独立线性系统、数量经济模型、技术经济评估模型等来进行数据分析。

首先,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面会影响投资需求,进而通过利率影响房地产的供给,而经济增长会影响居民收入进而影响对房地产的需求,根据均衡理论,市场竞争机制最终会通过房地产价格出清市场。Clapp和Giaccotto(1994)利用简单回归分析,认为宏观经济的变化对于房地产价格有着很好的预测能力,不符合有效市场的假说。而Quigley(1999)采用供求平衡确定价格的模型,对美国1986―1994年41个都市区域的年度数据进行研究,认为对住宅价格的解释能力在12%～30%之间,各变量的显著水平超过了99%,说明美国经济基本面可以解释美国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同时,Iacoviello(2002)通过建立SVAR模型研究来6个欧洲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英国)过去25年的影响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因素,研究发现在利率上调之后,各国的房地产价格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Miki Seko(2003)通过利用SVAR模型分析出日本各地区的住宅价格和经济基本面有着比较强的相关性,可以预测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同时,房地产价格的变化是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Chirinko,DeHaant和Sterken(2004)运用SVAR模型对13个国家进行研究,研究了13个发达国家的情况,发现对一国而言,房屋比股票对消费、产出等实际经济有更大的作用,房价上涨1%之后,消费上涨0.75%,房价上涨1.5%之后,GDP上涨0.4%。

其次,对房地产的需求而言,受经济增长影响的居民收入是主要影响因素,而根据不同经济理论对收入度量是此类文献关注的主要内容,如永久收入假说。Geoffrey Meen(2002)通过对英国、美国住宅价格的时间序列分析发现,无论是暂时性收入还是持久性收入,对房价的弹性都很大,尤其是在美国对于供给弹性欠佳的市场上,长期收入的弹性更高。而GcofKenny(1999)利用协整技术,利用VECM模型,来对爱尔兰住宅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建模,他的研究表明,持久收入增加会引起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并对住宅的需求有一定比例的增加。同时,Abrahma和Hendershott(1996)利用了一个考虑滞后过程在内的住宅价格变化模型,该模型提示了住宅价格上涨与住宅建设成本、就业率和收入直接相关,住宅价格上涨幅度和利率上升成负相关。

最后,对房地产的供给方面而言,宏观经济的变动通过对利率的影响进一步影响实际的房地产投资。在这一方面,Giulindori(2005)通过建立一系列VAR模型,研究发现利率上调之后,9个欧洲国家(比利时、芬兰、法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的房地产价格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Case和Robert(2003)验证了房地产价格与投资回报存在正的自相关。房地产价格和回报的高度自相关会产生正反馈交易行为, 并推动房地产价格向预期的方向发展,在上升过程中可能会形成价格泡沫。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外文献主要基于均衡理论、收入假说等经济理论构建模型,如SVAR模型。采用的数据主要采用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而具体的计量模型主要集中在传统的OLS回归、SVAR模型、协整分析等。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

我国房地产市场相对国外来说,虽然起步比较晚,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房地产行业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房价问题不仅关系到城市的发展和金融的安全,更关系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房价问题的重要性和房地产价格的敏感性吸引了国内大量学者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从国内的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对于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关系,大都从理论上来进行分析,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比较少,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鉴于宏观经济基本面对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影响,采用合适的数据、模型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沈悦,刘洪玉(2004)利用1995―2002年我国14城市的中房住宅价格指数与宏观经济基本面相关变量的平行数据,运用混合样本回归以及添加城市、年度哑变量等分析方法,对住宅价格与经济基本面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基本面对住宅价格水平的解释模型存在着显著的城市影响特征。姜彩楼、徐康宁、李永浮(2007)运用2003年3月至2006年8月的月度数据,通过协整方法、Granger检验研究了上海市房地产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和房地产投资力度是影响上海市房地产价格变动的重要因素。而人均可支配收入、空置面积等反映市场供需关系的指标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较小。张益丰(2008)利用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我国房地产销售价格和经济发展、居民人均收入以及上地拍卖价格等变量加以实证分析,指出单纯依靠降低土地价格来遏制房价上涨政策是不可行的;提出加大农村投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少地域之间的经济差距等一系列能够平抑房屋价格快速上涨的政策建议。

其次,在我国,由于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从而银行利率的变动对房地产投资有重大影响,因而会影响到房地产供给及其价格变化。例如,梁云芳、高铁梅、贺书平(2006)利用协整分析和HP滤波,计算了房地产均衡价格水平,以及房地产价格偏离均衡价格的波动状态,得出结论: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偏离只是受部分地区的影响。通过利率来调控房地产市场,成效不大,但信贷规模的变化对房地产投资有较大的影响。而崔光灿(2009)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1995―2006 年31个省市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房地产价格明显受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而且房地产供给、收入等基础性宏观经济变量在中长期也决定房地产价格。房地产价格明显影响到宏观经济稳定,房地产价格上升会增加社会总投资和总消费,房地产投资通过“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影响始终明显,对社会总投资的影响也非常显著。

最后,随着我国房价的连续上涨,住房支出成为居民支出的主要组成部分,居民的生活压力上升,居民消费支出受到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扩大内需的实现,是影响房地产需求的主要因素。姚玲珍、刘旦(2006)在生命周期假说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城镇居民资产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关系的模型,并利用1978―2006年的数据,分阶段实证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住宅资产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宋勃(2007)在考虑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利用我国1998―2006年的房地产价格和居民消费的季度数据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使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和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短期而言,两者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长期来说,房屋价格上涨是居民消费增加的Granger原因。

由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房地产市场上的重要作用,使得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成为影响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因素,例如,房地产信贷政策将会直接影响房地产贷款利率,而宏观财政政策则会影响居民收入,进而影响对房地产的需求。周京奎(2005)利用中国4个直辖市房地产价格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运用单整与协整检验方法及误差修正模型,对住宅价格与货币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住宅价格上涨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紧密的联系。

可以看到,国内文献于国内文献相比,除横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之外,还采用了面板数据,从而可以使用更多的信息,相关的计量方法主要包括:协整方法、Granger检验、误差修正模型(ECM)、面板数据模型,同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也是国内文献重点关注的问题。

三、总结

国外在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研究上要早于国内,并且重视在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结构计量模型进行定量分析,这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近年来,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对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并且大量采用了相关计量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但是,对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

(一)宏观经济政策在我国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一直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但是,现在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理论分析方面,缺乏全面的实证分析。如果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对稳定经济、促进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政策效应进行定量分析,那么我们就可以对相应的政策效应和实施效果进行预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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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上半年仅增长1%，日本是负增长，法国是零增长，德国二季度也意外出现负增长。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去哪了？或许本就没有复苏，只是人们赋予了过大的复苏期望而已。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七年了，欧元区和英国的经济水平仅勉强达到2008年初的水平，日本这七年甚至是负增长，美国只增长了6%。

这难道就是我们所说的复苏？那对复苏的要求未免也太低了。前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用“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来形容这些年的发达国家经济显得更恰如其分。

萨默斯认为，实现美国充分就业所需要的实际利率是负的，零利率边界使现实中的实际利率无法下降，产出的缺口无法通过传统的货币政策弥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认为欧美可能正在重复日本长期停滞的噩梦。

如果萨默斯和克鲁格曼是对的，就意味着目前欧美的宏观经济政策不是太宽松了，而是还不够，即将到来的美联储加息也是完全错误的，它会摧毁本就脆弱的美国经济。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没能预计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说明传统主流的宏观经济理论肯定出现了某些问题。再沿着这一传统思路去看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出问题的概率也很大。萨默斯和克鲁格曼等人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没有复苏的后危机时代

一季度，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不好的苗头，意外出现负增长，实际上已经为2014年定下了艰难的基调。之所以意外，是与就业的较好表现不匹配，打破了华尔街投行过于乐观的期望。

包括美联储官员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也认为这只是个意外，异常天气成为了替罪羊，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反弹至（折年率）4%，让人们更坚信这一点。即便如此，上半年，美国经济也只实现了1%的增长，没什么值得欢欣鼓舞的，要想维持2013年1.9%的增长，三四季度美国平均增长需要达到3%，也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

经济出现负增长，哪怕只是个意外，至少也说明复苏的基础很不牢固。按照金融危机前的趋势，美国潜在增长水平在3%左右，危机过去了六年，美国实际经济偏离趋势线越来越远。

欧元区的情况要糟糕得多，二季度是零增长

欧洲经济的龙头德国甚至出现负增长，净出口对德国经济环比增长的贡献是-0.9%，是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差表现。法国已经连续两个季度零增长，而且失业率仍高达10%。意大利实际上已经再度陷入了衰退。

欧洲央行已经在6月份把基准利率下调到接近零的水平，这或许还远远不够，欧洲通缩风险越来越大，欧洲版的QE正在酝酿。7月欧元区CPI同比增长仅0.4%，远低于欧洲央行2%的目标。

日本经济在度过了安倍刺激的蜜月期后，遭受了消费税提高的重大打击。二季度GDP环比折年率下滑6.8%，上半年累积是负增长。日本曾经于1997年初也提高过消费税，在随后几个季度里，经济陷入了衰退。这一次日本经济能够幸免吗？恐怕很难。

G7中唯一的亮点是英国，连续两个季度实现环比0.8%的较强增长，现在英国提前加息的可能性也在增大。最近两年房地产市场的火爆给了英国经济强力的支撑，英国房价已经回到了金融危机前的高点。

总之，上半年发达经济体离强劲复苏很远，可以说表现有些惨淡。

其实，这种低迷的状况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把2008年初作为起点，在过去七年里，欧元区和英国是负增长，日本几乎是零增长。美国和加拿大相对好一点，分别增长了6%和8%。不过，这样的增长水平在正常年份只需要两三年时间就能实现，如今却用了七年。

不要忘了，这样的表现还是在各国央行实施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获得的。要是没吃药，或者少吃药，发达经济体的表现会更差。

长期停滞？传统主流宏观理论之殇

为什么发达经济体会变成这样子？这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后，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当经济偏离潜在增长水平后，市场的力量会让它自动恢复到潜在水平附近。宏观政策的实施只是影响这种恢复的幅度和速度。金融危机前近三十年的美国经济运行轨迹，有力地支持了主流的宏观经济理论。

但金融危机以来的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偏离潜在趋势增长水平越来越远。

萨默斯在2013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个经济学家论坛上提出了，发达经济体“长期停滞”的看法。参与发言讨论的有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现在的美联储副主席费舍尔和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

“长期停滞”在日本早已发生，“失去的二十年”让日本政策制定者束手无策。以前，大家只是把日本当成个意外，如今这种“长期停滞”可能也在欧美等其他发达国家中出现。

在2014年2月的一次演讲中，萨默斯更为详细地阐述了“长期停滞”的观点。他认为，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实现充分就业所需的实际利率（full-employment real interest rate FERIR）下降到了负区间，名义利率受到零边界的束缚，无法降到负的。这就导致现实中的实际利率要比潜在增长水平对应的实际利率水平高，投资无法提升到需要的水平。

克鲁格曼极为认同萨默斯的这一看法，他用魏克赛尔的自然实际利率（Wicksellian natural interest rate）和凯恩斯的流动陷阱（liquidity trap）概念阐发出了萨默斯类似的观点。克鲁格曼认为，对应着潜在增长水平的自然实际利率是负的。

大家普遍认为，欧美实施了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考虑适时退出。如果萨默斯和克鲁格曼是正确的，就意味着，目前欧美的宏观经济政策将无法实现充分就业，也意味着，欧美的宏观经济政策不是太宽松了，而是还不够。大家目前正在热议美联储会在何时加息，或许已经为时不远。沿着萨默斯的思路，加息不仅是错误的，而且非常危险。

萨默斯给出了两方面的建议，一是进一步降低实际利率。在名义利率无法降低的情况下，可以提高通货膨胀来实现，或者采取QE来减少信用和期限的贴水。这即使可以提高产出水平，也会带来金融稳定性风险。

二是试图提高FERIR。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情况，大致的措施包括：提高公共投资，减少私人投资的结构，减少收入不平等。

克鲁格曼提出的政策建议更为直接，一个选择是央行实施更高的通胀目标，使实际利率能变成负的；另一个选择是采取持续的财政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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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货币；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0-01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货币政策是说一国的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控制、调节和稳定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总和。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

通常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纵观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历程，从建国后一直奉行的“双松”政策到1998年底起开始施行的历时近七年之久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再到2005年我国政府开始奉行的“双稳健”政策，我国政府正是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国际经济动态的转变，审时度势，成功地完成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当前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出现的逆转以及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国际收支不平衡程度将有所缓和。同时，出口增长将回调，但幅度有限，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持续作用下，银行的流动性虽然比去年有所缓解，但仍然比较充裕，货币信贷仍然处于比较宽松的环境。在此背景下，继续实行“双稳健”组合似乎是我国2007年继续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选择。

其次，工业的过快增长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当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向金融机构流入，另一方面是社会消费增长速度又远远慢于工业品的生产增长速度。

再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起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呈现全面扩大的趋势，既存在城乡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存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近几年来，我国消费不足实质是结构性消费不足，主要表现为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当前，我们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城镇的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体集中，而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不断下降，他们将越来越多收入存在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边际消费倾向高，但他们却无钱消费。如何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地分配到不同收入群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身上，让他们提高收入水平并增加消费，这是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所在。

从经济运行角度看，如何避免或消除经济运行中储蓄过剩、产能过剩和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不仅是近期宏观调控需要面对的，而且也是国家长期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考虑的。因此考虑到情况的变化，我们应该奉行“总体稳健、适度微调”的思路，在目前政策姿态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在力度上调整当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

研究结果：

一是调整货币政策。首先，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调控仍有空间，适当时机还可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相应提高贷款利率；其次，金融机构应尽快调整资金使用结构，不断调低投资贷款比例，相应提高消费贷款比例，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积极推进住房抵押贷款、汽车、家电消费贷款、教育贷款、婚丧贷款等，鼓励居民贷款消费；再次，为了缓解资金流动性过剩的矛盾。另外，要鼓励企业走出去，在支持中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可以以代客境外理财的形式加大投资国际金融市场，以此缓解流动性过剩和因贸易盈余及FDI流入给央行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压力。

二是调整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应从目前的偏紧（压缩国债发行规模、压缩赤字规模）状态向灵活状态调整，适当扩大政府的投资和消费。一方面，各级财政应进一步增加用于城镇低收入人群的贫困救济支出，进一步扩大救济覆盖面，继续提高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政府职员工资水平，并继续向有利于消费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推动农民消费。专项基金从三方面筹措：其一，从每年财政增收部分中划出一定比例（比如财政增收的10%）的资金；其二，每年发行一笔新农村建设专项国债（比如每年500亿元）；其三，从每年土地出让金中切出一块资金来。将这三块资金捆成一起，组成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并支持农业、农村生产能力建设，降低农民生存和发展成本，增加他们的收入，以刺激消费。

三是国有及控股企业每年要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上交财政。近几年，在企业储蓄存款中，有很大比例是国有企业存款，这些存款绝大部分来自利润。目前，在现有体制条件下，许多国有企业的赢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原有财政投资和行业垄断形成的，这些赢利全部归企业，明显地形成了过多的企业储蓄，为进一步投资创造了源泉。

四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城乡居民预期支出。当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储蓄倾向偏高，与我国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扶助、贫困救济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关系，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就业扶助、贫困救济和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扩大城乡居民的受益范围，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五是必须着手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长期问题。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是由长期问题引起的，仅仅靠短期调控是不够的，还必须着手解决长期问题。因此，要解决投资过热、产能过剩、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还必须从长期制度安排方面入手。同时，在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要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高度警惕和监管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国内，防止恶意炒作人民币，干扰我国汇率改革的进程。

参考文献：

[1]马晓河.国家发改委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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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又是金融的核心。对于大多数银行来说，其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信贷风险，即贷款的信用风险。银行信贷风险是各种经济风险的集中体现，不仅影响着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而且会影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打乱市场秩序，造成经济动荡。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银行的信贷风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作为受信主体的银行借款客户对硕士论文自己的经营状况及其信贷资金的配置风险等真实情况更了解，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作为授信主体的贷款方银行则对客户的相关财务信息和风险了解不够，处于信息劣势地位。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很容易引发受信主体信贷前的逆向选择和信贷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进而引发银行的信贷风险，影响金融体系的安全。

而银行的信贷征信恰恰是解决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最好方法。通过银行信贷征信，能够增加借贷双方的信息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建立信用的记录、监督和约束机制，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本文正是基于解决银行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降低银行信贷风险的目的，期望通过硕士论文对国内外的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情况的比较，得出对于我国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的有益启示。

1.2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通过比较我国和征信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情况，结合本国银行业信贷征信体系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的建议，以便能够对解决我国银行信贷风险问题和提高我国银行业竞争能力有所借鉴。

中文摘要

银行信贷风险是各种经济风险的集中体现，不仅影响着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而且会影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打乱市场秩序，造成经济动荡。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银行的信贷风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很容易引发硕士论文受信主体信贷前的逆向选择和信贷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进而引发银行的信贷风险，影响金融体系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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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数据是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分析判断的基础工具。但当我们透过这些数据观察宏观经济时，光线从未偏折吗？

失业率是观察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也是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美联储更是直接将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和失业率直接挂钩。而相比于其他诸多或是宏大、或是晦涩的指标，失业率和居民个人更加息息相关——理论上每个人都想避免成为统计中的分子。

失业率统计有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两种口径，登记失业率是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同城镇从业人数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之和的比例；调查失业率则是通过城镇劳动力情况抽样调查所取得的城镇就业，与失业汇总数据进行计算的比例。在制定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时，调查失业率是一个比登记失业率更有效的指标，因而获得了各国政府的普遍青睐，国内学者对于采纳调查失业率也已经多有呼吁。

中国至今长期坚持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率也“不负众望”的成为了表现最为稳定的统计指标。无论经济增速上升或者下降，人们所看到的都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不幸沦为分子——在中国经济极度困难的2009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在经济“过热”的2007年，这一数值为4%——实际上自2002年以来，失业率一直维持在4%左右。这就如同一个人无论是健康还是患病，体温计读出的数永远是38oC。

不过两种失业率统计方法得出的结果历来存在巨大差异。西南财经大学2012年曾过当年的调查失业率数据：针对8000户家庭的调查显示，2012年6月的城镇失业率达到8.05%，几乎是官方公布的登记失业率4.1%的两倍；而在2009年，人社部公布2008年失业率为4.2%，而社科院对此调查为9.4%，分歧更加明显；还有民间调查显示，每3个失业人员中只有1个人进行了登记。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近期透露，为了与国际上多数国家的做法相对接，人社部已建议国务院，在已有的试点基础上，将来找一个适当时机向社会公布调查失业率，这一点值得期待。

关于中国GDP增长率是否存在类似失业率的偏误则是另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进一步削弱了宏观经济监测的可靠性。2007年中国GDP增长率曾达到过13%，现在只有7.5%左右，这样大的数据反差，可能与部分人对经济基本面感受此时与彼时的差异并不相符。再者，全世界能够达到7.5%经济增长率的国家并不多见，既然有这样高的经济增长率，那么企业经营者为什么还有诸多怨言？我们不禁疑问：真是宏观向好，微观困难吗？

关于观察通货膨胀，较为稳妥的方法是观察PPI和CPI，且在CPI中主要观察核心CPI，以避免受到能源和食品价格波动的干扰。但是目前PPI已经负增长16个月，CPI环比也出现负增长，这和总体CPI增长2.1%所反映的通胀形势存在方向性的区别。如果政策制定者仍然坚持反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则可能会对潜在的风险应对不及。

社会融资规模可能出现的重复计算和增长率虚高在2013年被市场高度关注。表观数据可能会带来对于上半年实际信贷环境宽松的判断。而现实中，从端午节前开始，银行间市场的资金紧张不断加剧，各期限利率在季末时点前已纷纷创出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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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洋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

分析海洋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具体关系，其目的是考察两者间是否存在依存关系，并衡量两者间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用以判断现实情况，对未来做出规划。本研究选取2001年—2010年的年度数据，以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Product，GDP）作为衡量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指标[2]；以海洋生产总值（GrossOceanProduct，GOP）作为衡量中国海洋经济增长的指标[3]，相关变量数据如表1所示。根据表1，利用Eviews5.0软件分析，得到反映中国海洋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相关程度的趋势图及散点图（如图1所示）。测算结果显示，中国海洋经济增长与宏观济增长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99，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也就说在过去10年中，中国海洋经济增长与宏观济增长两者密切相关，且发展趋势是同方向均呈现逐年增长态势。

1.1Grange因果关系检验

在确定了正相关关系之后，需要进一步考海洋经济变动与宏观经济变动之间的因果关以揭示二者之间的增长变动是单方向引致，还互相引致的结果。通过对二者之间Granger因果关系的进一检验，获得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于检验结对滞后期的长度敏感性较强，考虑到样本容量限制，本研究选取了2个不同的滞后期。滞后1期和滞后2期时，在各种显著性水平下，海洋生产总值（GOP）均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Grange原因，国内生产总值（GDP）也不是海洋生产总值（GOP）的Grange原因，即海洋经济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一方的增长变动是否是由对方的增长变动引致的，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因果关系则需要进一步检验。

1.2平稳性检验

从图1中可以直观地看出，2001年—2010年的海洋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序列均是非平稳的，因此，在分析海洋经济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时，需要首先进行平稳性检验。选择ADF检验对GDP、GOP进行单位根检验。其中，通过原序列的自相关和偏自相关系数图确定滞后阶数，通过被检验序列的走势图判断检验中是否包含常数项或时间趋势项，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看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GOP和GDP的ADF检验无法拒绝水平值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变量是非平稳的。而对于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DGOP和DGDP分别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两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具备了进一步分析海洋经济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的前提。

1.3长期均衡分析

平稳性检验的结果是GOP和GDP都是一阶单整序列，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可以对GOP和GDP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的目的是考察两者间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的关系。从经济意义上来看，若两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在长期内，一个变量的变化情况会影响另一种变量的变化情况，即使短期内可能有些冲击使他们暂时偏离均衡位置，但长期内，二者将自动回复到均衡位置。均衡是指一种状态，当一个经济系统达到均衡状态时将不存在破坏均衡的内在机制，即使当系统受到干扰后会偏离均衡点，内在均衡机制也将努力使系统重新回到均衡状态。当系统偏离均衡点时，平均来说，系统将在下一期移向均衡点。这就是说，对于具有均衡机制的经济系统来说，在不断出现非均衡误差的过程中，均衡机制始终维持着系统的均衡状态。协整分析的经济意义在于，对于两个具有各自长期波动规律的变量，如果它们之间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均衡关系。反之，如果这两个变量不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不存在一个长期的均衡关系。在只有两个时间序列时，只可能存在一个线性的协整关系。这种情况下，E-G两步法显得非常有效。本文首先用OLS方法对GOP和GDP进行协整回归，估计两序列的长期线性均衡关系。如果回归残差et是平稳的，那么GOP和GDP是协整的，也就是说两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通过最小二乘法得到回归方程，并对残差序列进行ADF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到，由于检验统计量值-2.951378小于置信水平1%的临界值-2.847250，说明该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证明GOP和GDP之间是协整的，二者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回归关系成立，并由此建立回归方程：GDP=9744.476338+10.13961226×GMP（9744.476）（10.13961）（1）式中：回归方程的参数估计无论大小还是符号，在理论上是合理的。括号内的值为相应系数检验的t值，由t值可知，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0.1时，方程的系数都是显著的。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R2=0.998093）较高，White异方差检验的P值（0.455315）大于显著性水平（10%），故回归模型随机误差项不存在明显的异方差性；对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的滞后1期、2期和3期分别进行LM检验，P值分别为0.991673，0.600139和0.336848，均大于显著性水平10%，故不存在明显的序列相关性。总体来看，海洋经济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海洋经济增长系数10.13961226的含义是：海洋生产总值每增加1元，带来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相应增加10.13961226元，这是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影响。可见，海洋经济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意义重大，向海洋要效益，以海洋谋发展的海上发展战略必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效果是在长期中体现的。因此，海洋经济转变增长方式及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必然具有长期战略意义。

2海洋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分析

对海洋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动态分析，目的是考察两者在一定时间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制约关系，为制定战略规划提供依据。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从动态角度分析海洋经济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互相影响情况。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方差分解则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个方程新息相关联的数个组成部分，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为避免数据过分波动，本文将数据进行对数变换。

2.1国内生产总值对海洋生产总值动态影响分析

从脉冲响应函数角度考察国内生产总值对海洋生产总值新息的一个标准差扰动响应情况，其结果如图2所示（横坐标表示滞后期，本文中表示为年份，纵坐标表示模型中的随即扰动项带来的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和未来取值的影响程度）。从图2可以看到，国内生产总值对海洋生产总值新息的一个标准差扰动响应，表现出显著的正响应，但是影响幅度很小，只在第3期达到最高点0.04之后，响应逐渐趋稳，并一直持续下去。这说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对海洋生产总值有一定的依赖性，但是在短期内没有大幅度带动效应，这也说明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具有增长效应。

2.2海洋生产总值对国内生产总值动态影响分析

海洋生产总值对国内生产总值新息的一个标准差扰动响应情况，其结果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到，海洋生产总值对国内生产总值新息的一个标准差扰动响应，表现为显著的正响应，但是强度要大于海洋经济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海洋经济的响应在第1期就达到0.06，之后略有下降，2至4期呈上升趋势，第5期后响应逐渐趋稳，并一直维持在0.04。这说明中国海洋生产总值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依赖度相对较高，国民经济的增长能够迅速对海洋经济产生带动作用，但是这种带动在短期内也没有太大的增长幅度，在长期才表现出平稳态势。

2.3海洋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动态关系的方差分解

从方差分解角度分析海洋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动态关系，其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从表5国内生产总值LGDP的方差分解结果来看，如果考虑GDP的自身贡献率，那么对中国GDP变动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GDP的自身变动，这意味着保持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没有受到其他外界冲击情况下，中国经济系统是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的。海洋经济对经济系统的方差贡献在第3期之后效果开始明显，而且呈现逐期上升的趋势。因此，中国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首先需要考虑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前瞻性、稳定性及连续性，以便保证可操作的政策措施能够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其次，要提高海洋产业的总量效应。国内生产总值增加有20%左右是靠海洋产业总量的上升，即提升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来实现的。同样，中国在提升海洋经济地位时，不仅仅需要依靠其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如海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在现实中更需要为海洋经济提供一个持续、稳定的宏观经济大环境。因此，从战略角度来讲，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发展战略。从表6海洋生产总产值LGOP的方差分解结果来看，如果考虑LGOP的自身贡献率，那么影响中国海洋生产总值最重要的因素则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变动，而不是海洋经济自身。这意味着海洋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整体经济的发展，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于中国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0年间的数据来看，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自我强化功能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尤其是在长期，海洋经济的自身强化在逐期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