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内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经济政策的内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宏观经济；财务管理；高校教育；服务

我们知道，现代财务管理是现代高校教育管理的重点内容，现代财务管理有其自身的特点，并受宏观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分析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结合市场环境，采用适当的现代财务管理手段加强高校教育的财务管理，能够促进高校教育的顺利开展，从而使高校教育取得更大成效。因此，在宏观经济的影响下，做好现代财务管理工作，对高校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1.宏观经济政策和现代财务管理的概念

1.1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是指政府有意识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运行，以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严格地说，宏观经济政策是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而跟高校教育密切相关的就是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目前我国将继续实行积极地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1]。

1.2现代财务管理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财务管理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财务理念及财务管理体系也都在不断更新。

我们知道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根据财经法规制度，按照财务管理的原则，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延伸到现代财务管理则是指运用时代经济和信息技术等高技术手段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和处理财务关系[2]。

2.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下现代财务管理对提高高校教育的重要性分析

2.1现代财务管理能够保证高校教育的顺利进行

高等学校教育资源是高校发展的基础，高校教育资源的配置是通过资金的持续投入来实现的。在现阶段，我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表现在高校教育上一方面，财政对高校教育资金的支持力度继续加大，近年来，我国中央财政对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加，科研经费拨款在科研收入占比也逐年增加。另一方面，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引导降低了社会融资成本。高校由于扩招导致高校规模迅速扩大，为了缓解资金压力，高校的贷款规模也迅速扩大，稳健的货币政策无疑也缓解了高校发展的贷款成本。一个高校，其经费使用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开支，不利于高校教育的开拓与发展，会对高校日常的经济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削减高校资金的有效性。因此高校在取得上述财政资金和贷款资金的同时，能否加强现代现代财务管理，充分发挥财务管理在高校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保障高校教育资金的有效运行，保证高校教育的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之一[3]。

2.2能够提升高校教育的质量，为高校教育提供优质服务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新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高校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资源配置，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高校要发展，必须优化资源配置。高校作为一种非盈利性组织，主要是为社会培养人才，高校如果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必须以社会发展需要为出发点，提高教育质量，改善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作为支持，而且要高效配置资源，面对这种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发挥高校财务管理的杠杆作用，可以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有效地促进高校的发展和办学水平的提高，为高校教育提供优质服务[4]。

2.3现代财务管理是高校教育管理的重要手段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财务管理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市场经济下，高校逐步趋向于独立自主办学，多方面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在这种情况下，确立了高校的法人实体地位，因此，高校的财务管理由过去的被动核算变为主动核算。由于我国高校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提高教学质量，因而，高校的财务管理任务也就变为多方面筹集资金并有效使用资源配置，优化教育资源，从而完成高校培养国家需要的合格人才的总目标。

由此可见，高校现代财务管理也是高校教育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手段，其总体目标是为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为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资金优势。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宏观经济的大影响下加强现代财务管理对高校教育服务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有效利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优势下，加强现代财务管理不仅能够保证高校教育的顺利进行，还能够提升高校教育的质量，此外加强现代财务管理也是高校教育管理的重要方法手段。因此，宏观经济的大影响下一定要加强现代财务管理以期更好的为高校教育服务。

[参考文献]

[1]董月鲜.2016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取向――专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J].领导文萃，2016，11：7-22.

[2]戚蓓.论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及建议[J].东方企业文化，2012，18：95.

[3]邓文豪，牟涛.财政货币政策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及对策[J].中国工会财会，2002，05：14-15.

篇2

关键词：技术转让体系；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

基金项目：本文受“2008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董浩平(1963-)，男，湖南华容人，管理学博士，河南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从事风险投资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5―0082-04

收稿日期：2008―05―10

本文在一般技术转让体系研究的基础上，选择“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以下简称体系)为研究对象，进一步研究其特殊性、功能、组成、发育的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外部条件。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为体系设计提供科学、系统、全面的理论依据(特色、原则、方法)；实践意义在于为体系培育提供先进、实用、富有中国特色的构想(手段、工具、条件等)，它们对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的融合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述评

(一)就体系特殊性而言

一般体系主要提供咨询、交易、成果转化、金融与科技成果确认等服务(傅文园、王勉青，2006)。其咨询服务无法描述与推介高新技术；交易无法解决产权交易形式的特殊性(如双方融合组成风险企业后的委托一问题)；成果转化服务无法解决高新技术的高风险试验开发资金问题；金融服务不能满足风险投资的要求；其成果确认无法判定高新技术的价值。总之，本体系的特殊性有待深入探讨。

(二)就体系功能而言

Prencipe(2004)、Feldman et a1，(2002)和Bray and Lee(2000)虽分别站在高技术扩散、高技术寻求工业合作伙伴和风险投资的角度研究了单个中介(不是体系)的作用，但很不全面、很不系统。

(三)就体系组成而言

张信等人(2005)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材料，再根据其他大量文献进一步归纳出12种提供创新服务的中介，但它们目前还不具备针对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提供融合服务的特点与特征，不是我们期望的体系组成要素。

(四)就促进体系发育的经济政策而言

大量文献分别研究了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风险投资政策，如OECD(2004)、Avnimelech et a1，(2004)，但两类政策共同促进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融合并促进相应中介、体系发育的功能需要进一步研究。祝晓莲(2006)研究了三种制度安排促进体系发育的问题，但没有进一步深入到制度安排的实现手段――经济政策刺激体系发育的层面。

(五)就促进体系发育的政策工具而言

这方面研究亟待加强。孵化器除本身具有融合双方的功能外，还能促进体系的发育，可看作是促进体系发育的政策工具。大量文献虽研究了孵化器，如李岱松、王瑞丹、马欣(2005)，但它们只是着重高新技术的孵化功能，较少涉及风险投资的介入，且如何利用孵化器及其他载体作为工具促进体系发育的问题更是没有涉及。

(六)就促进体系发育的外部条件而言

马丁・黑米格(2005)指出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涉及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制定、立法、中介服务等，但没有说明中介及其体系如何利用上述外部条件发展自身并提供融合服务。徐小钦、石磊(2005)只研究了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对体系形成的有利方面，研究视野较窄，且没有涉及这一外部平台条件的利用。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方法

(一)主要内容

对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转让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进行文献综述后，主要界定融合的内涵、方式、技术转让体系的组成、融合功能等基本内容；再对比研究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体系，尤其是美国的，以利于判断我国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发展的阶段，并为利用发达国家相应阶段的经验打下基础；进一步对比研究中国、美国的立法和行政、市场力量推动，研究美国的政策土壤和我国的技术转让体系发育的环境、经验与教训，找寻体系建设的立法、行政、市场推动和其他路径；据此设计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在体系要素与结构清晰的条件下，进一步研究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宏观发展政策对技术转让机构的影响，研究技术转让机构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需求，研究技术转让机构与宏观经济政策的互动，从而再进一步研究推动技术转让体系形成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的设计、利用。此外，其他中介化解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信任危机的机理、机制、组织形式也需要进行研究，但不在本文进行叙述。

(二)基本思路

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

本课题采用历史分析方法研究中外体系发育状况、历史经验和教训；引入多视角对比研究方法，通过体系要素、体系功能、体系发育阶段及其推动力量等多方面中外对比以寻求借鉴；利用个性研究方法研究我国体系的特殊环境、阶段与特征以论证借鉴的可行性；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对体系发育的影响与作用。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一)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设计

划分基本融合服务类型；设计体系――勾勒体系要素与构成(重中之重，见图2)，分析体系要素的相互联结与影响(难点)，匹配要素功能；此外，还研究体系运行的外部平台。

美国的技术转让体系结构与要素联接见图2。

体系运行的外部平台是产业集群、信息融合等平台，其功能与作用见图3。

图中通道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它分别代表支持产业集群、机构融合、信息融合平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吸引作用，政策支持吸引双方到这三个平台上，这三个平台本身或多或少具有促成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双方融合的功能。不过，信息融合平台、产业集群平台如不能完成双方融合的使命，则流转到技术转让机构融合平台上，这种流转形成了层间通道。层间通道的使命是由技术转让机构开发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来完成的。

综合体系要素与结构的应有形态，结合我国体系发育的现状，我国体系的基本形态如图4所示。

(二)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发育路径设计

分析推动体系发育的外部力量(立法、行政、市场机制、信任约束)；分析推动体系发育的内部力量(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商业机构)；探讨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推动体系发育的途径(难点)；设计体系发育路径(重中之重，见图5。无形之

手――市场机制未予图示)。

(三)经济政策刺激、政策工具推动体系发育作用研究

进一步细分不同的产品与服务领域需要的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融合服务；进一步分析不同的中介机构特点及作用并匹配相应的服务功能；定性研究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的相应着力点(机构和功能)，定量研究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的相应作用(难点)；设计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重中之重，见图6)。

设计的政策工具包括公共信息渠道、政府项目、产业集群工具(高新技术开发区与孵化器)、公共机构政策工具(合同研究、合作研究、技术转让许可、研究资助直接参与融合双方的活动、工作小组、技术咨询、人员交流、设备利用、实验室参观、信息交流与扩散)。

四、主要创新之处

(一)世界各国体系比较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体系已发育成熟，体系完整，最具有借鉴意义。美国体系中商业机构发达，功能强――提供专利销售、专利与产品开发、许可证贸易、风险投资服务、风险开发与管理、技术孵化、信息服务；中国体系中商业机构少，功能弱――仅仅提供信息服务和有限制的技术孵化服务；美国体系中的各要素(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商业机构)相互之间联系紧密，而我国则关系松散，缺乏凝聚力。总之，我国体系处于发育过程中的初期阶段。美国体系也是由初级阶段经历了立法、行政推动、市场机制相互作用，最终市场机制主导的发展历程而成熟的。中国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具有后发优势，可在体系要素、功能、组成、推动形成力量等多方面借鉴美国的经验。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研究在设计原则、设计方法、设计内容上有所创新。即提出了借鉴与创新相结合、宏观与微观功能考察相结合、过程与结果相统一、整体与局部相统一的体系设计原则；采取了融合功能划分、要素――功能匹配、体系功能统筹的设计方法；设计体系的同时，将体系运行外部平台纳入研究视野。

(二)体系发育应遵循行政一公共一市场力量逐步推进的原则

体系发育阶段的各种力量强弱、终极目标决定了这一原则的采用。体系发育初期，行政力量强，其他力量弱，只有靠政府组建有关机构提供融合服务并培育公共机构；发育中期，公共机构力量较强，除承接部分政府职能、直接服务商业机构外，更重要的是架设政府――商业机构桥梁以放大政府引导作用；发育后期，商业机构有了一定实力，新的商业机构接受公共机构的辅导，老的开展竞争，政府不再干预，最终实现市场之手调节整个体系结构、规模和竞争水平的目标。

相比于已有文献，创新了体系发育路径(见图5)和行政推动机制研究。立法、行政、市场、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双方的信任约束等外力作用于三大主体(政府、公共、商业机构)，形成了丰富多彩、功能侧重、相互协同的体系发育路径。就其中的行政推动而言，政府一方面要利用行政权力制定经济政策并开发相应的政策工具，推动政府与公共机构履行职责与使命，扶持商业机构开展融合业务；另一方面又要逐步淡出行政权力，引入市场机制并最终以此来催熟、驾驭整个体系。这就是一对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逐步引入和利用法律法规约束机制、协会自律机制、20／80优胜劣汰原则、价值链创造与分享原则。这是现有文献没有涉及的最大难点，因而也是本研究最大的创新点。

(三)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分别刺激、推动体系形成

经济政策刺激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运行外部平台(信息、产业集群等承载体)的形成，并为平台融合双方、体系发育提供条件，同时刺激技术转让体系内的机构放大政策功能。即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分别与财政、税收、贷款支持政策结合在一起实施政策，放大政策力量，并输出政策工具(前面已述)；商业机构则利用政策使其自身繁荣、壮大。而政策工具一方面靠政策支持发育自身并促进体系的形成，另一方面完成支持经济政策并弥补其功能不足的使命。

现有文献只是零散、个别、定性地研究政策工具对技术转让体系的部分正向作用，而本课题首次界定了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并定量研究了它们的作用，因而具有创新性。

五、研究展望

(一)研究结果

影响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融合及融合步伐的因素很多，本文不从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单方面研究其发展，而是横向扩展到两方面，再在融合促进的角度上选取技术转让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并进行纵向延伸，即研究体系促进融合、加快融合的功能，进而研究体系的组成、发育及体系建设的条件。例如：(1)本文采用历史分析与对比方法界定了功能完备、体系完整的技术转让体系的组成要素、结构组成。(2)针对技术转让体系设计难点，提出设计了中国技术转让体系的原则，设计了技术转让体系，并就技术转让体系的关键点进行了结构与要素分析。(3)本文引入个性研究方法研究了我国技术转让体系的特殊环境、阶段与特征，并以国内外对比研究结果为基础，以分析判断中国技术转让体系发育阶段为前提，探索了技术转让体系建设的立法、行政、市场推动途径。(4)首次区分了宏观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工具组合)，并阐明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宏观经济政策是技术转让机构开展融合服务的环境条件；政策工具(工具组合)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延伸。(5)技术转让体系需要一定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支持才能发育，而且要以宏观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工具组合)的配套与交融为基础。如对风险企业的财政、税收支持政策与对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融合机构支持可以在产业集群的范畴内得以解决。在政策工具(工具组合)与宏观经济政策交融的前提下，政策工具(工具组合)的设计具有重要意义。政策工具的组合设计源于各种工具各自的局限性。各种政策工具组合使用，才有可能发挥整体效应。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和风险投资发展政策的环境条件不够成熟的条件下，更需要多项工具组合使用，方能弥补环境政策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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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尝试教学

尝试教学是一种让学生在旧知识基础上先来尝试练习，引导学生进行讨论的教学程序结构。其基本特征是“先试后导、先练后讲”。尝试教学法能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作用，改变传统的注入式教法。例如，宏观经济学中投资这个概念对初学者来说很容易造成困惑，而投资问题在宏观经济学中十分重要。对投资的正确理解，是掌握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关键。在教学中，如果教师讲、学生听，学生还是难以把握投资这一概念。因此，笔者在教学中用尝试教学法，先一开始要求学生进行尝试练习，使学生处于主动的地位。一旦学生在尝试练习中遇到困难，发现投资与日常生活中投资的含义不同，学生便会主动地自学课本或寻求教师的帮助，学习便成为学生自身的需要。然后教师导入新课，在新授课过程中使学生把握投资与资本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投资与日常生活中投资的含义不同，懂得经济学中的投资是指厂商购买资本或对资本的需求，是厂商增加或更换资本资产的支出，明确要从资本的角度来理解投资。最后，教师再次进行课堂作业并给予课堂小结，以此巩固对投资的理解。采用尝试教学的关键是两次尝试题的设计，达到“温故知新”的效果。尝试题以发散型的多元思考题型呈现，与课本或学习材料的例题相似，便于学生藉以自学课本或学习材料，共同讨论和尝试解决问题。进行第二次尝试练习时，可配合课本的题目来进行，利于学生巩固所学知识。

（二）自学辅导教学

自学辅导教学强调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学教材内容，自己练习、检查并改正错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自学辅导教学的具体步骤包括：启发引导、阅读课本、自做练习、知道练习结果、教师小结。自学辅导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满堂灌，把教学从着重灌输知识、技能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独立的阅读能力、审题能力、思维能力和操作能力。例如，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这章内容，理论性强，没有什么数学模型，同时对学生来说并不是全新的内容，如果在教学中采用满堂灌的方式，教师讲、学生听，课堂教学必定显得枯燥乏味、学生缺乏学习主动性。因此，笔者在教学中尝试用自学辅导教学法，先从旧知识引发新问题，提出问题：你们在上章中了解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那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实践中是如何实施的呢？由此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再让学生阅读课本，该做练习时做练习，并核对答案。最后，教师小结，纠正错误，解决疑难问题。再比如，GDP的问题也难以把握，在教师讲授GDP的概念之后，为使学生全面把握和增强理解GDP，以及有关GDP的评价问题，可以在教师的帮助下，由学生自己查阅相关文献，搜集资料，制作成PPT，来讲授相关内容。在学生讲述之后，教师进行总结和点评，最后要求学生提交学习心得。采用自学辅导教学的关键是将课堂大部分的时间交给学生，教师只需巡视课堂，不打断学生的思维，只对有问题的学生进行个别辅导并发现共性的问题。小结时，做到有的放矢，纠错解疑，规范学生做题，梳理知识使之系统化。

（三）专题讨论教学

专题讨论教学是通过专题讨论的方式实现对学生知识的传授和思维能力锻炼的一种教学模式。专题讨论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能够挖掘学科魅力，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并能激活学生的思维，增强综合知识的能力。对于一些学生相对熟悉的、比较感兴趣的内容，专题讨论教学法可以达到好的教学效果。专题讨论教学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教师设计好多个专题，让每个小组选择感兴趣的专题，由小组成员共同完成。然后给学生1～2周的时间收集资料，并利用本章学习的知识进行分析讨论。接下来将每个小组讨论的结果用PPT的形式展示，派1～2代表做演讲。同时，课堂随机抽取几位同学做评委，对每个小组的表现点评打分。最后由老师做总结发言，分析讨论的结果，并对该专题进行更深入的陈述。同时要求每个小组根据课堂讨论对专题报告进行修改，每个组员提交1份个人研究报告，小组提交1份总报告。例如，在讲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时，可以先让学生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在课堂讨论当前我国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以及通货膨胀对我国劳动者、企业主等阶层的影响。在讲消费理论时，要求学生查阅中国储蓄资料，分析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喜欢储蓄？在讲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时，要求学生查阅资料，以我国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为时代背景，讨论政策组合的实际应用情况等。采用专题讨论教学的关键是教师应该精选专题，控制好学生陈述的时间，把握课堂节奏，带动气氛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自主学习教学中注意的问题

自主学习教学方法优势明显，体现了以学生为本、师生平等的教育理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独立性和非智力因素的发展。但也有其局限性，比如，教学难度增大、教学结构松散、教师的指导地位难以保证等等。笔者认为，要扬长避短，在宏观经济学自主学习教学安排中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证足够的授课学时

自主学习教学不否定理论讲授的作用，宏观经济学课程的难度和复杂性，使得宏观经济学的本科教学应当以理论讲授为主。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宏观经济学》本科课程的授课时数约51学时，这只能保证讲授最基本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为顺利实施教学范式改革，运用自主学习教学方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拓展教学内容，必须在原有授课学时的基础上至少增加16课时，即每学期至少达到68学时。

（二）培养学生数据收集和处理能力

实证分析是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分析方法，要想做好实证分析，学生必须具备收集和处理数据的基本能力，这也是宏观经济学教学范式改革顺利实施的保证。因此，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教师应当指导学生利用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库等公共资源收集数据，并传授一些基本的处理原始数据的方法等。例如，在讲“国民收入核算”、“失业与通货膨胀”时，可以指导学生利用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搜集中国名义GDP、GDP平减指数、GDP增长率、失业率、CPI、PPI等数据，让学生对中国经济的运行有总体的认识。在讲“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时，其中涉及货币政策问题时，则可以指导学生利用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库，搜集中国历年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数据，让学生大体了解中国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

（三）建立科学的学生考核机制

实施教学范式改革，应当纠正以考试成绩衡量学生优劣的唯一标准的偏差，扩大评价的内涵和范围，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并重。因此，《宏观经济学》课程科学考核的标准应是多重的，丰富学生平时成绩的考核方式。在考核中应注重学生在日常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如课堂研讨与辩论的表现、自主查文献讲课的表现、课程作业的表现等。着重评价学生掌握方法和能力的程度，考察学生团队合作能力。

（四）加强教学团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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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学改革经济学数据可视化

《经济学基础》是财经类高职学生一年级的专业基础课，根据“扎根基础、立足专业、面向发展”的原则，教学目标包括了知识、能力和素质三个层面的内容。教学策略的选择依据是学生自身的特点和教学内容要求。“95后”“00后”逐渐成为高职学生的主体，他们成长于网络时代，受到各种媒体信息的冲击，既有学习自主性不强、逻辑思维能力较弱等不足，也有熟悉信息化手段、思维活跃等优势；在各媒体信息冲击之下，从热点中接触到了GDP、通货膨胀等内容，但对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逻辑认识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数学基础普遍较差，对大量的数据缺乏分析能力，甚至抱有一定的恐惧心理；长期受到各种短视频、碎片化网络信息的熏陶，难以保持思考和专注。

宏观经济学部分教学难点在于如何克服抽象理论和大量数据带来的学习障碍，除了建设在线开放学习平台资源库等系统性工作，数据可视化是教学实践中应当重视的一个方向。

一、重构教学内容，突出“国民经济总体运行”主线

传统的经济学教材[1]中，宏观经济部分教学内容多，知识点分散，理论讲课的重点在于“是什么”“为什么”，不太适合高职院校的一般教学：一方面教学时间不够（通常只有不到20课时），另一方面教学内容多且专业性较强，“讲的不想听，听又听不懂”，教学效果较差。

以培养学生财经职业素养为目标，结合经济专业基础知识“必需、够用”的原则，围绕“国民经济总体运行”这一主题对教学内容进行重构，第一部分是介绍如何描述国民经济的总体运行，即认识国民经济总量指标，包括GDP、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重点是掌握GDP的内涵、核算方法，并且联系现实了解这一指标在描述地区经济实力方面的应用；第二部分是介绍宏观经济政策的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不仅要掌握每个指标的内涵，还要结合案例分析这些指标的应用场景，加深学生对于贸易战等热点事件的理解；第三部分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逻辑到具体工具，培养正确的宏观经济视野。

二、挖掘国内数据，推动教学案例“本土化”

经济学课程的理论性、专业性是比较强的，需要鲜活的案例才能真正理解，然而目前的教材普遍注重理论知识讲解，而缺乏案例解析，仅有的部分案例要么时效性不强，要么来自于国外。根据张艺[2]（2019）对我国东部地区7所应用型高校的经济与管理类专业的相关调查显示，高质量的本土案例材料和数据对于很多应用型高校而言非常缺乏，来自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教学案例与中国的现实情境存在着一定区别，导致学生难以形成代入感。“即使有些教师在开展案例教学时偶尔加入了一些中国案例，但是往往没有依据中国现实情境来对西方经济模型的适用性做出分析和调整，导致一些理论难以对中国所面临的实际经济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

以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核算为例，教材上沿用美国的核算方式，以支出法、收入法为主，基本上不涉及生产法，支出法核算GDP包括了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四个部分；而国内的统计信息是以生产法为主，支出法的构成也与美国不同，消费中包括了家庭和政府的支出，没有单独列出的政府购买项目。这就带来了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之间的困难，即使掌握了理论要点，也只能做假设的习题，不能真正分析现实的经济数据。在介绍GDP的不同核算方法时，应当与具体应用联系起来：生产法核算GDP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构成比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经济结构的发达程度，以此为基础引入东西部地区、发达/发展中/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对比，可以有效加深学生对该内容的理解；支出法核算GDP中将不同项目在GDP中所占比例的数据图示化表达出来，可以在时间变化和地区比较中展示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抽象数据转变为具体的认知。

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但经济学教材中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依然是以欧美国家、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数据为蓝本，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往往让学生不能够正确认识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比如在经济增长相关理论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往往基于自由市场的起点，国内林毅夫为代表的新结构主义几乎没有任何介绍，教材上大量的假设、模型推导实际上超出了高职学生的学习范围，难以掌握。教学中应当立足于实践，以东亚“四小龙”模式、南美模式和“金砖国家”等案例为代表，通过土地、人口、资本等影响因素的具体的分析加深对于经济增长的认知。

三、运用信息手段，实现数据可视化、内容形象化

财经类专业的学生普遍数学基础较差，对抽象的数字无感，也不擅长进行数据分析。段晓华等[3]（2019）认为在现在和今后一段很长时间内，许多经济学问题还不能甚至还不必要以数学方式提出。而宏观经济学涉及的往往是大量数据，并且需要时期数据、面板数据综合分析才能得出相应的结论，因此需要运用信息手段，将分散的数据系统整理之后，采用图片、视频等方式呈现出来，形象的展示出数据变化背后的理论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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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以实践宏观审慎理念为主要内容的国际金融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世界各国都在积极研究探索强化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和工具，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已经成为危机过后国际金融管理制度改革的核心。

实践中，宏观审慎监管是一个相对于微观审慎监管的概念，它强调将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作为监管对象，重点关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行为。

目前，国际社会已经达成共识，将并行推进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作为未来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趋势。这标志着国际金融监管在监管哲学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即摒弃原来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监管哲学，代之以基于既强调市场又强调政府作用的混合经济基础之上的新监管哲学，以新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再一次成为经济领域的实践主导。

要真正把握宏观审慎监管的实质，则必须探究其理论根源，不能静态地将其理解为在现有的监管工具箱中加入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在理论上，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源于本次金融危机使研究者认识到金融监管应该是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产生与其说是银行监管实践的一种创新，不如说是宏观经济理论的一次突破。

在实践中把握宏观审慎监管

理解宏观审慎监管应该不仅仅立足于跨机构、跨市场维度，即考虑风险在各金融机构之间的分布和相互作用；还要重视通过逆向调节来应对和解决金融体系固有的顺周期性问题，也就是说宏观审慎监管应该是与宏观经济政策相配合的一个动态过程。

对此，笔者认为在监管实践中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宏观审慎监管及其工具。

宏观审慎监管是一个动态的框架，宏观审慎理念的具体实践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应该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在同一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也应有所不同。

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所使用的监管工具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工具的着眼点和具体运用有所差别。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宏观审慎监管的具体实践要从宏观着眼、微观着手，在强化宏观审慎监管的同时，微观审慎监管仍然非常重要。

虽然宏观审慎监管以一个国家的整个金融系统为关注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宏观审慎监管的实践仅限于国家层面，不同层级的监管部门在监管实践中同样需要建立宏观审慎理念，而且被监管的银行个体自觉适应宏观审慎监管要求的行为和效果同样是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组成内容。

对银行业稳健经营的意义由于我国银行体系及与之相联系的融资方式在经济社会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微观监管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可能比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要显著。所以，从银监会成立以来，尽管当时并没有清晰的所谓宏观审慎监管的提法，但是在监管理念上，各级监管部门都高度重视监管政策与宏观政策的配合，重视信贷政策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的配合。

金融危机后，长期以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银行业市场竞争环境和竞争结构正在逐步被打破，商业银行在加快发展和控制风险平衡的过程中，经营行为逐步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变化之一是资源推动型的业务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

银监会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商业银行转变业务发展方式。经过多年的努力，银行业中间业务收入的占比正在逐步提高。但是，在实际监管工作的体会上，商业银行“存款立行”、“依靠利差取得收入”的经营理念并没有发生真正的转变，中间业务收入的增加只是报表的转变而非业务的转型，银行业依然主要依靠信贷资源推动其他业务的快速发展。

但是，危机以来的监管改革已经可以使我们预见到，资本约束的强化将使得资源消耗型（主要是信贷资源）的业务发展方式将逐步难以为继。事实上，在2010年和2011年信贷规模直接控制期间，由于信贷资源出现政策性的缺失，资源推动型业务发展模式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已经在部分基层银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所以一旦信贷资源由于资本约束不再任意可用时，如果银行业不能及时从粗放发展方式向依靠服务价值提升、队伍素质提高、管理和营销方式创新、科技进步等内涵式发展方式转变，就必然出现恶性市场竞争，并最终造成自身的“体虚”。

变化之二是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正被逐步打破。

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对于维护金融稳定至关重要，也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经济的效率。监管者对于维护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监管的高压态势和震慑作用约束着银行业的竞争行为。

但是，从当前的监管实践来看，2010年以来，由于信贷资源持续稀缺和存贷比监管指标约束的增强，资源推动模式下的“以贷增存”逐步难以为继，甚至出现了“以存定贷”，于是存款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特别是浙江，市场化程度高、金融机构多、民间借贷活跃、资金流动快，竞争的激烈程度更是趋于白热化，多年来逐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市场竞争结构和环境被打破。在此过程中不仅良好的银企关系遭到破坏、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关系受损，风险也终将在银行体系积累。

变化之三是良好的信贷文化正被逐步扭曲。

不恰当的激励制度将通过利益机制导致员工行为产生偏差，这种偏差如果长期存在，将在企业内部形成相应的文化。直接与利益挂钩，不考虑风险的激励制度，将形成利益至上的激进文化；平均化、不体现业绩差异的激励制度，则容易人浮于事、相互推诿。因此，激励制度的设计对于银行内部形成健康的价值取向至关重要。

但是，从监管实践来看，由于体现转型要求的考核指标体系与基层银行经营模式的错位，导致经营部门陆续产生了“以贷收费”、“借贷搭售”等错误的市场行为，这些行为的畅行最终要以银行放弃风险底线为代价，并且在银行体系内积累起系统性风险。

加快银行转型是现实选择

上述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银行业必须转变资源推动型的发展模式，回归到各项业务的本源。但是业务转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当前形势下，引领银行业加快战略转型，是银监部门宏观审慎监管理念在现阶段中国的具体应用，是科学履行防范单体机构和系统性风险双重职责的集中体现。督促银行业建立适应宏观审慎监管要求的微观自适应机制的探索，应作为各级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

监管部门应引领商业银行进一步强化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战略意识，积极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集聚。

基于对资本收益和资产收益方面的回报要求，商业银行作为投资经营主体其市场开发策略和授信政策在阶段内表现出偏重短期经营成果的顺周期经营倾向不可避免，这也是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的主要根源。

而从业务结构和客户结构情况看，与国际银行相比，目前国内商业银行零售贷款比重和中小企业贷款比重相对偏低，“垒大户”的现象依然突出，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隐患。特别是近年来，为加大对经济振兴的支持力度，防止国民经济增速下滑，国内商业银行普遍对地方融资平台授信和房地产行业授信较为偏爱，短期同质趋利倾向较为突出，一旦出现市场变化和行业波动，将会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加速集聚，威胁中国银行业体系的稳定性。

还应引领商业银行树立科学的资本管理理念，加快构建全面资本管理体系。

资本是商业银行最初的、稳定的资金来源，也是银行承担风险和消化损失的最后防线。未来我国商业银行经营中面临的主要压力集中地反映为资本压力，监管部门必须督促商业银行从强化资本管理入手，加快构建以风险资产预算配置为核心的资本管理模式，实现资本充足率与资本回报率之间的平衡。

此外，还要引领商业银行科学把握创新精髓，真正提高中国银行业的可持续竞争能力。

尽管经过几年的不懈探索，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步伐不断加快，但与国外先进银行相比，中国商业银行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创新起步时间不长，目前还处于不断学习和完善的阶段，原发性创新少，舶来品较多，甚至有以创新为名规避监管和进行监管套利的个别情况出现。为此，监管部门必须进一步加强创新监管引领，在“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构建逆周期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框架下，引领商业银行科学把握创新精髓并切实维护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监管部门还要引领商业银行加快探索质量提高的内涵式发展之路，全面推进发展模式和盈利模式的战略转型。最终实现从传统的融资中介向全能型的服务中介转变，从社会资金提供型银行向国民财富管理型银行转变。

篇6

关键词：资本项目开放；金融安全；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6）03－0011－03

一、金融安全的内涵

关于金融安全的定义，理论界不尽相同。李扬（2000）认为，金融安全是把金融控制在爆发金融危机临界点之下的一种合理状态。梁勇（1999）认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看，“国家安全”是对国家核心价值的维护，而金融安全从本质上就是对金融核心价值的维护，既包括维护价值的实际能力，也包括维护公众对这种核心价值的信心。对金融核心价值的内涵可从三个层次理解：首先，金融核心价值是金融本身的“核心价值”，也就是金融本身的稳定和金融发展的安全，主要表现为金融财富的安全、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金融运行的稳定；其次，金融核心价值是受金融因素影响的国家核心价值，这等于把金融的正常运行与发展看成是对国家安全的有力支撑；最后，应将金融核心价值看成是金融的安全，即在国际经济金融格局中，一个国家控制本国金融体系、驾驭金融运行的能力。因此，金融安全就是对上述三个层次的金融核心价值及相应的国民信心的维护。

从全球角度来看，金融安全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英国著名学者苏珊・斯特兰奇认为，政治经济中使用的权力有两种，一种是结构性权力，另一种是联系性权力。所谓结构性权力，就是决定办事方法和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或者说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国家与人民之间、公司与国家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等各种关系构架的权力；所谓联系性权力，即依靠某种权威使别人做他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权力。苏珊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结构性权力主要有四种：对安全控制的结构性权力、对生产控制的结构性权力、对金融体系控制（或信贷创造与分配控制）的结构性权力、对知识创造控制的结构性权力。这四种权力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可见，就金融领域而言，谁掌握了金融结构性权力，谁的金融安全度就越高，在国际金融关系中获得的利益就越大。

二、资本项目开放与金融安全的关系

（一）资本项目开放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1．资本项目开放与金融危机

资本项目可兑换对金融安全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它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上。金融危机与资本项目可兑换是相关的，即资本项目开放的同时，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会增加。资本项目开放对金融危机有一定的催化作用。

（1）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与金融危机有一定的联系。 一般而言，资本的大量流入将导致一国的实际汇率升值。在固定汇率下，为维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然会对流入的外国资本进行干预，在外汇市场上以本币购买外币，这种干预将引起本币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和通货膨胀，并最终导致实际汇率的升值；在浮动汇率下，资本的流入将同时引起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升值。由于金融市场的调整往往比商品市场的调整更为迅速，易造成汇率超调。资本流入的，通常意味着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增加。

（2）资本流动的负面影响主要在于资本流动方向的突然改变，即资本流动逆转。一般认为，资本流动逆转是触发宏观经济不稳定和货币危机的直接因素。一旦资本流动逆转，整体国际收支将转变为赤字，并因此导致外汇储备下降，这不仅将导致国际清偿能力的危机，而且带来国内银行业危机。在表1中列出了每次爆发严重金融危机之前若干年各国的私人资本净流入占GDP的比率。在列出的9个国家所发生的l4次金融危机中，危机当年本国的资本流入占GDP的比率较危机爆发前平均下降了35％。在马来西亚，1985年的资本流入比率下降了75％。表1最后一列是危机爆发当年各国短期债务对出口收入的比率，这一比率超过50％的有6次，超过30％的则有11次。造成资本流动逆转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一国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增大。政府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金融部门的脆弱性程度的提高以及某些不利于国际投资者的政策法规的出台等等，都可能加大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可见，资本项目开放本身并不是资本流动逆转的直接原因，但由于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往往存在着明显的资本过度流入倾向，而这又很可能是导致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过热的最重要因素。而宏观经济过热引起的基本经济面的急剧恶化却是最终促发货币危机的主要原因。因此，资本项目开放与资本流动逆转无疑有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在资本逆转的过程中，一个开放的资本项目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通道。

（3）资本项目开放会加大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资本输出国的金融市场会受到工业国家金融市场波动的溢出影响；新兴国家之间的关联影响和交叉感染影响增强；在资本项目开放环境下，机构投资者取代银行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体，由于其行为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羊群效应”，因此在危机时常表现为危机传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4）国际资本流动结构失衡可能引发债务危机。国际资本流动结构主要是指期限结构、长短结构，也可以指诸如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国际银行贷款以及官方资本等方面的结构。一般而言，长期资本流入较多，短期资本流入较少，则国际资本输入国的经济较为稳定；官方资本、直接投资流入较多，证券投资、国际贷款流入较少，则输入国的经济较为稳定。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模型表明，债务膨胀会削弱经济金融的稳定性，并产生交互式的紧缩通货循环。资本项目开放后，债务结构中外债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使引发债务危机甚至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增加。钟伟（2000）认为，对小型开放经济而言，经济发展既得益于国际资本又受制于国际资本。钟伟将两缺口模型动态化后，认为为了保持外资推动型经济增长，如果不重视国内投资―储蓄机制的健全，经济发展将会导致受资国偿债压力不断增大，而且，还会由于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而导致外资内流的逆转，出现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进而引发债务危机。

（5）由银行体系的不稳定引发危机。资本的大量流入，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下，资本流入国的银行突然面对大量“热钱”流入导致的流动性增加，将出现过度贷款的倾向，助长了不稳健银行的经营道德风险，降低了国内银行客户的平均质量，进而导致银行资产负债结构脆弱化。

2．资本项目开放与泡沫经济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开放资本项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借此吸引国外资本，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然而，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流动有可能出现结构性扭曲，即与实体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资本流动的重要性降低，对实体经济发展贡献不显著的短期金融资本逐步取代直接投资，成为资本流动的最主要内容。这种结构性扭曲意味着资本项目开放对实体经济的贡献不断下降，经济中的泡沫成分不断增加，因而增加了整个经济的脆弱性。

一般来说，资本项目开放可能引发以下几种泡沫：

（1）货币市场泡沫。若资本流入国实行浮动汇率制，本币必然升值而被高估，本币汇率中有泡沫的成分。货币市场泡沫必然削弱进出口贸易部门的竞争力，使出口部门和进口竞争部门衰退，经常项目出现赤字，贸易收支恶化。即使资本流入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但因为保持了名义汇率的稳定，资本流入所引起的通货膨胀也会使实际汇率升值。

（2）股市和房地产泡沫。若资本流入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同时央行又不采取冲销政策，则国内货币大量增加，充裕的资金必然会流向股市和楼市，形成泡沫。大量资金的流入必然导致供给弹性较小的金融资产价格陡然上涨，搅起泡沫或在已有泡沫上“火上加油”。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如果内部利率水平高于世界利率，大量外资的流入也会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上掀起巨大的泡沫。

（3）外债泡沫。流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资本中绝大多数是对外借款即外债。根据伯格（Andrew Berg）和萨克斯（Jeffrey Sachs）考察，拉美国家所借的“石油美元”主要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投资于公共事业和增加社会福利，并没有转化为可赚取外汇的生产能力，显然外债中存在相当的泡沫。一旦国际市场利率上升，这些国家的政府就可能成为“蓬齐借款者”，外债泡沫趋于膨胀，这种泡沫的破灭是拉美20世纪80年代爆发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

3．资本项目开放与金融控制力

（1）开放国宏观金融政策的自主性和政府控制力下降。按照“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固定汇率制度下开放资本项目意味着放弃货币政策的自，浮动汇率下开放资本项目意味着放弃财政政策的自。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也表明，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流动和汇率稳定政策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目前，我国名义上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管制有余而浮动不足”。随着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将逐步开放，本外币资产的替代程度将逐步提高。在固定汇率下，资本的大量流出流入将影响我国的外汇储备，而外汇储备的增减已成为影响我国基础货币投放和收缩的重要渠道。由于央行对冲货币政策的效果还取决于公开市场业务的规模、财政赤字承受能力、资本管制程度和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调整等多种因素，所以资本的大量流出流入将削弱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一定程度上，导致政府对金融的最终控制能力下降。金融控制能力的下降意味着政府应付突发性、系统性危机的能力下降，容易造成局面失控。

（2）在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经济存在结构性相互依存关系，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相互影响，一国政策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同时国外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各种渠道波及到国内，影响到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这种政策影响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进行，最终削弱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性。

（二）金融安全是开放资本项目的前提条件

加入WTO后，中国的商品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信息市场、企业家市场、金融市场等呈现出一种国际化的趋势，市场和市场竞争变得无国界了，但是，具体的市场制度、主体企业（包括厂商、金融机构等）、消费者、就业等是有国界的。魏尚进和武屹（2000）的实证研究发现贸易和金融一体化产生的影响有所不同。他们使用了79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证明，贸易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益处大于金融一体化。这种对比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从贸易开放中受益需要的先决条件似乎相对较小，而从金融一体化中受益却要求具备若干条件，如健康的宏观经济条件、相当的国力水平、充足的外汇储备、有效的金融运作体系、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及金融监管体系等。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的许多方面仍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必须从经济发展、国计民安、安全等角度来权衡市场开放、产业准入等诸多问题，也必须从这些角度出发来考虑资本项目开放的时间。如果一味简单地追求资本项目早日开放，其结果势必造成国民财富的严重流失和经济运行秩序的混乱，这不仅不利于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而且将严重影响政治安全。总之，何时、如何开放资本项目，应充分考虑中国经济的内在要求，应从有利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经济的稳步发展这一基本点出发，并以此为基本原则。

三、维持我国金融安全的政策建议

资本市场开放有利于外资的流入、加速国内经济发展。但是，如果这种开放与国内经济实力、金融监管的手段和监管水平不相适应，则易受到国际游资和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因此，在开放资本项目前，必须建立金融安全政策（包括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以及外汇政策和相关法律制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层次上的金融安全政策是开放资本项目的重要前提，也是防范金融危机的根本保障。只有在金融安全基础上的开放才是真正的、有效的开放。

1．保持经济健康稳定增长，增强整体竞争力。只有经济金融环境稳定，才能减少不确定性，减少国际资本投机的可能性。人们对一国经济金融是否有信心，最重要的标志是：汇率水平是否合理和能否保持汇率稳定、利率水平是否合理、债务清偿能力是否充足、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以及投资环境等等。只有保持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才能使国内各种资产和要素的收益高于国外，才能增加各类投资者的信心和安全感，减少投机性资本对经济的冲击。开放资本项目的充分条件是国内政策的稳健和国际间的有效协作，其核心是强大的国内经济竞争力和体制竞争力。我国应通过结构性改革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增强经济的竞争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外延型转向注重效率的集约内涵型；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依靠科技进步，围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制度创新和结构性调整。

2．保持必要的资本管制措施。资本管制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次优选择。它对稳定宏观经济的核心作用在于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独立的货币政策不仅意味着政府保持着调节总需求、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能力，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在缓冲外部经济冲击、保持健康的国际收支状况方面保留着政策空间。应灵活地运用资本管制措施，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而帮助稳定对宏观经济稳定的信心，以对付外来冲击。同时，实施资本管制能给资本外逃增加一个额外的逃避成本，减少资本外逃的数量，减少宏观经济中潜藏的危机根源，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关于管制的具体形式，可以考虑对短期资本征税，如采用托宾税或准备金等方式，对资本流动的方向或规模进行调整。

3．完善金融审慎监管制度，建立健全金融市场运作的法律法规。国际经验表明，管理与资本流动相关风险的更为可行的方式，不是直接控制资本流动本身，而是通过实施稳健的监管政策，增强金融体系的风险管理能力，降低经济运行中可能受到的资本流动相关风险冲击的可能性。应增加更有效的监管以确保竞争和行为的谨慎，强化以银行为关键主体的金融监管和风险监管。主要包括：（1）加强资金投向特别是外资使用方向的监管，防止信贷膨胀刺激进口消费和泡沫经济；（2）加强银行不良资产管理，推进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3）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附属金融公司的管理；（4）加强对本国银行外汇业务操作的监管。另外，由于近年来，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多地采取证券投资的方式，因而发展中国家资本项目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证券市场的开放。所以，健全证券投资的基础设施，加强证券市场监管也十分必要。

4．保持充足的国际储备。充足的国际储备不仅有利于减少资本项目开放带来的负作用，而且还能缓解国际收支的周期性影响带来的冲击，维系国际投资者对国内经济政策和汇率政策的信心。同时，应加强和完善对外汇储备的管理，对外汇储备结构进行经常性的调整，提高外汇储备的使用效益。

5．建立金融危机的预警体系和金融安全网。金融不稳定因素转化为金融危机前是有一定征兆的，建立危机预警体系能够把握主动，降低治理成本。设计一套完整的预警体系，应该根据国际警戒线和我国自身的实际情况，所选择的各项指标应具有代表性、可测性和有效性。金融安全网一般包括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机制，它对于处理危机、减少损害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表2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计的金融危机预警指标体系。

6．扩大区域货币合作，推进国际政策协调和监管合作。参与区域货币政策合作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是通过建立区域性的监管体系，加强区域间的信息共享和联合监管，以便能够在较早阶段发现危机的迹象，降低危机的危害程度。二是通过建立区域最后贷款人机制，扩大贷款基金规模，可以对专门从事投机的金融巨鳄产生威慑效应，对为数众多的中小投机力量，也可以起到稳定作用，有效地防范流动性危机，为资本项目开放后的金融稳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Andrew Berg and Jeffrey Sachs，“The Debt Crises――Structural Ex-planations of Country Performance”， Jounal ofDevelopment Eco-nomics，29（1988），P271－306．

［2］Wei Shang－Jn and Yi Wu，2002．“The Life and Death Implication of Globalization”．IMF Working Paper（Washington：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3］苏珊・斯特兰奇（英）．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4］姜波克，陆前进．国际金融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钟伟．资本浪潮――金融资本全球化论纲［M］．北京：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2000．

［6］梁勇．开放的难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M］． 北京：高等教 育出版社；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7］王元龙．中国金融安全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8］陈松林．中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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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宁省 经济转轨 就业效应 宏观经济政策

宁经济进入转轨阶段、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转轨深化期以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动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长期性就业隐忧开始显现，其持续演进必将成为制约宁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力量。

一、宁经济转轨的就业增长效应

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经济转轨期以来，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宁经济总量的增长，11164.3亿元的GDP使宁于2007年跨入“万亿俱乐部”省份行列。但是，尽管随着宁地区经济转轨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就业总量由1996年的2031.8万人提高到2007年的2180.7万人，但是宁省的就业弹性却表现出了总体下降趋势。有数据显示，1978―1996年间宁省的平均就业弹性为0.283，但1997―2009年间的平均就业弹性则仅为0.056（见图1）。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1979年以来，宁省就业弹性累计四次出现负的情况，且全部发生在经济转轨比较激进的1997―2009年间。这与国有企业在此期间大比例、密集性退出关系极为密切，同时与宁地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延续和强化密不可分。我们对1985―2007年宁省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95%显著水平），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始终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增长弹性却在不断下降，已经由1981―1996年的0.404下降至1997―2007年的0.277，这表明宁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程度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趋向于日益弱化。与此同时，通过计算1985年以来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弹性，发现宁省固定资产投资大比例增长的同时， 其就业弹性则始终在低水平波动。这样，在国民经济越发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后者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又是极低的，就业总量的变动情况自然也就难以令人乐观。

二、宁经济转轨的就业结构效应

从理论上判断，经济体制转轨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过程，但它通常会伴随较为强烈的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会对就业结构产生显著冲击。

一方面，从所有制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变化角度看，随着经济转轨进程的加快和国有企业退出速度的提升，原本滞留在国有企业中的隐性失业者不断流出原有单位而公开化。有数据显示，2000年宁省非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9.68%，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占全部城镇基业人员比重为50.32%，二者比例接近1∶1。但是到了2009年，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的比重则迅速降至28.61%，而非国有单位的就业人员比重则跃升至71.39%，二者比例已经远远超过了2∶1。

另一方面，从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变化角度看，产业是就业的载体，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引发就业结构的变化。如果定义各产业从业人员占全域从业人员比重与其生产总值占全域生产总值的比重之差为产业结构偏离度的话，那么图2表明，宁省30余年来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度始终为正，说明该产业的就业增长比重始终高于产值增长比重，产业内部仍然积存着劳动生产率较低从而有待于迁出的过剩劳动力；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始终为负值，尽管1978―1992年期间其绝对值总体上不断下降，但随后就在总体上不断上升，表明该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始终较高，其对增量劳动力的潜在就业拉动效应正在趋于下降。与此同时，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的变化稍显复杂，自1986年起由正转负，而后又于2006年开始由负转正，表明该产业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度已经开始提高，其对增量劳动力的人力资本需求也越来越高，从而新增劳动力的进入难度也正在不断加大。

三、宁省的长期就业隐忧

近期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宁省人口的总负担系数稳步下降。鉴于此，能否在经济转轨不断深化的同时，充分利用由这一有利的人口红利期所带来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加速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成为一项重大课题。抛开前文已经分析的经济增长的就业拉动效应非常微弱和就业结构偏离度过高问题不论，摩擦性失业趋于普遍、周期性失业端倪初显等长期就业隐忧均已成为决策科学化的严峻挑战。

（一）摩擦性失业趋于普遍

以下岗和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成功率为例，有数据表明，2000年以来宁省下岗和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成功率平均水平只有52.6%，最低数值出现在2000年，为43.3%。2000年以后，这一数字尽管有所提高，但即使是最高年份（2005年）的数值也仅为58.7%。

（二）周期性失业端倪初现

以1997年以来宁省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因变量、经济增长率为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在95%的显著水平下，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007，已经表现出了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这种情况表明，宁省就业总量的变动将可能在未来经济运行进入下行通道时，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而同步性下滑。

四、宁省就业促进型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一）转变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目标取向

将就业增长与失业治理目标放在宏观经济政策的首位而加以优先考虑，并通过各类政策手段协调性地推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进程，实现经济发展同就业增长的协调演进。

（二）多元措施并举，加大就业需求的创造力度

一是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植力度，提高其存活概率和存续时限，提高其就业吸纳能力。二是紧紧抓住开发和建设“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和突破“西北”的有利时机，进一步统筹规划相关县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布局，特别是要加强相关县区内部的小城镇建设，使其真正发挥就业需求的“引擎”效应；三是有效激发全社会的创业热情，鼓励各类社会成员自主创业，特别是鼓励就业困难群体自主创业，实现就业的“倍增效应”，提高全社会的就业增长速度。

（三）改善劳动力供给，切实缓解就业供需之间的数量和结构矛盾

一是在充分发挥就业主管部门主导作用的同时，广泛发动各类社会团体，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性就业培训，有效提高下岗、失业群体的再就业能力和再就业信心，促进其顺利实现再就业。二是统筹规划，根据全省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方向，大力发展各类职业教育，特别是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领域，实现职业教育和就业的“一元化”。

（四）加速产业结构适应性调整步伐

在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和科技领先型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要丰富服务业内涵，促进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第三产业迅速崛起，使之成为解决长期就业问题的主力军。当然，在政策倾斜方向的选择上，则应在鼓励传统的餐饮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发展的同时，大力促进金融服务、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旅游、社区服务等新兴服务行业的发展，以此引导新增劳动力向第三产业流动。

（五）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应对摩擦性和周期性失业难题

一是要不断充实劳动主管部门就业服务机构的服务内容，提升其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使之在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成熟过程中发挥应有的示范效应。二是鼓励各类社会力量进入劳动力服务市场，充分发挥其信息来源广泛、服务形式灵活、服务内容广泛的优势，快速成为行业中的生力军。

参考文献：

①蔡，都阳，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②蒲艳萍. 转型期的产业结构变动与中国就业效应[J]．《统计与决策》，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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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稳健 货币政策 理论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我国来说仍然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同时也是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首先要考虑各种外部条件以及环境将来发展的趋势，其次是提出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并其能都在经济的运行中发挥作用，最后是解决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并找到相应的措施。

一、货币政策的有限性分析

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社会需求通过货币的形式来体现，购买力则需要通过货币几次周转来完成。当人们的消费水平增加，市场货币的容量也加大的，这时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可以有效的控制社会购买力，同时，货币政策也是有效的；当人们的消费需求达到饱和状态时，也就是说社会需求被购买力占满，这时，增加货币量对满足社会需求就没意义可言了，这个情况下，提高货币的供应量来应对货币政策效果显然是比较弱的。

货币变量的变动是否对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体现。如果货币变量选取M2，实际经济变量选取GDP；以GDP为因变量，M2为自变量选取1988到1995年和1996年到2005年两个区间段的数据，建立如下对数模型：log（GDP）=a1+a2*log（M2）（其中a2是产出对货币供应量的产出系数。）

模型一：1988年到1995年

Log（GDP）=0.7216542022*log（M2）+2.944403412

（t=30.28454）（t=13.8157）

R2=0.983807，{整后的R2=0.982836，F=917.1533

模型二：1996年到2005年

Log（GDP）=0.5001647941*log（M2）+5.386047285

（t=23.12045）（t=21.89757）

R2=0.9986402，调整后的R2=0.9886654，F=528.3951

结果分析：对相关性的计算指标进行分析，在1988到1995年，M2的弹性大，国民生产总值随着其增长；1996到2005年，M2相对弹性较小，国民生产总值也随着其增长。数据分析说明了，货币的供应量对生产总值得影逐渐减弱，想要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还需要加大货币的投量，但在稳定货币方面，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二、稳健货币政策是最佳选择

（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基本不存在

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与扩张的货币政策相互配合才能克服财政扩张的“挤出”效应，这是根据后凯恩斯经济学得来的。通过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增加了利率，提高了均衡产出。高利率会对民间投资和个人投资产生阻挡的作用，使人们挤出一部分货币，用挤出的这部分货币进行个人的消费，这就是“挤出效应”。就我国目前发展的情况来看，我国的扩张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投资支出来进行的，我国的基础建设如能源、铁路、电信和城市建设都是用国债及其他府投资的来进行的，这些都是民间投资和个人投资无法涉及的领域，所以就我国来说不存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我国对银行的利率是有硬性规定的，还没有完全实行利率化市场，由此可见，进行扩张财政政策，不一定会使利率提高。另外，考虑到我国的国情以及外部条件的影响，挤出效应的观点可能不适合我国国情，也就不需要与扩张财政政策相互配合了。

（二）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预防通货膨胀

流通性是货币具有的一项基本性质，在货币的流通性足够大的情况下，货币的供给需求就越大，对即期总需求的影响就越明显，反之，作用不大，而使未来总需求可能增加。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储蓄存款越来越多，中国金融资产的各种产品之间的替代品是有限的，还有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都存在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假如让扩张的财政政策与扩张的货币政策相互联合起来，那么将会对社会的经济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果选择运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就会有很好的效果，可以缓解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所带来的压力，并且可以阻止财政扩张对经济稳定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很好的效果。

（三）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主动的货币政策

对稳健的货币政策来说，稳健货币政策是一种中性的政策，不仅要具有可以及时调整政策实施的方位的灵活性，还要有可以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的协调性。中央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增加了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的准备资金；国家积极组织商业银行购买财政债券、购买国债，在购买国债的同时还在贷款方面对其有优惠政策，这样就可以做到既支持了到支持财政政策的发展，还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降低人民币存款的利率时，国债的息票率也随着其降低了，使国债的发行成本降低了，使用资金成本也降低了，不仅增加了企业的收益，还支持了国家财政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在引导资金流向、启动投资和调整经济结构等发挥了巨大作用。由此可见，中央银行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是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财政政策”是把银行吸收的可以使用的储蓄作为基本资源，通过商业银行的购买，使其变成长期的、可使用的资金，储蓄转为投资，确保经济增长率，降低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的风险，保证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

三、完善我国稳健货币政策

就当前比较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来说，任何针对性强的、过激的政策都是不可实施的，这时稳健货币政策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在目前形势还不很清晰明朗的情况下，对货币政策的微调和预调就显得尤为重要。

坚持货币政策为基本原则，实施稳健货币政策，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实施货币政策原则，在此基础上，保持币值的稳定性。当下的生活中，货币已经深入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与所有的商品以及劳动进行交换。生活中，货币可以满足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需求，是使资本走向舞台的动力；目前的金融市场中，它可以引导市场经济的资金流量，影响物价水平，对投资、产出、消费和国际收支趋势等产生重大的影响。

就我国的市场经济来看，不能单一实施稳健货币政策，还要加强多方面的协调与配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要考虑全局，加强“均衡”的理念，加强政治协调[1]。在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要拿出一套调整货币政策的对策，也不能偏离宏观经济政策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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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公共导向，不断深化公共财政建设作为适应和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变革

1.公共财政建设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很多理念和步骤上的契合。坚持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本身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治本之举”之一，同时也是为财政政策发挥“有意为之”的能动性所提供的系统支撑。在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方面，近年已经取得了一系列包括财政管理制度创新、管理方式创新、公共产品和服务逐步提质、丰富在内的成绩。但是，公共财政所包含的深刻内涵、所要求的更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所肩负的适应和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使命，需要继续深化财政转型，不断探索和创新。公共财政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有机部分，而且需要其产生更大的作用力，以自身的改革和完善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进步，也包括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公共财政建设中，不仅要把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财政分配的主要目标和工作重心，还要在更深层面上，发掘公共财政的创新空间。

2.要深刻领会公共财政与以民主法治为特征的政治文明的互动意义。现代意义的公开、完整、透明的财政预算，从其编制、审议、批准到执行，需要有一整套体现合理有效的权力制衡、民意表达、规范严密的决策及监督机制的制度安排。如果这种规范的公共选择制度安排，最终能够在公共财政的决策和管理运行中稳定地成型，或者说通过公共财政建设的深化促进了这种制度安排的建立和推广，那无疑将是公共财政对和谐社会核心内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更深层次和更具全局意义的贡献。同时，其综合效应将顺理成章地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生正面推动作用――无疑，权力制衡和公众监督的制度化是防止政府偏离职能、过度干预经济和促使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落实于集约式增长的最有效方法和长效机制。

3.深化财政政策能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财政补助规模，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收入，增强其消费能力。完善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努力扩大就业，支持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落实义务教育学校、公共卫生和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等政策。完善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等政策措施，积极引导消费需求。同时，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稳定物价的作用。大力支持粮油、蔬菜、棉花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生产，稳定化肥、煤炭、成品油等供应，做好必需商品进口以及储备物资投放等，促进市场供求平衡和物价基本稳定，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

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财政政策实施路径

1.运用财税政策，驱动产业结构整合协调

(1)强化财政投资导向，放大市场主体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效应。财政通过贴息、加速折旧等方式，调整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引导社会资本的合理投向，扶持在行业和地区处于领先地位的重点骨干企业和重点项目，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正确处理有效竞争与规模经济的矛盾，鼓励中小型企业发展，适时调整财政政策，积极有效地引导社会资源在三大产业中合理配置。

(2)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进而优化产业结构。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发展要求，进行倾斜性投资，增加对农业、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和水利等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投资，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型支柱型产业，支持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优先增加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公共卫生、公益文化等方面的公共支出，改善投资兴业和居民生活的环境；支持衰退产业加快退出的步伐。

(3)实现税收优惠由区域倾斜向产业倾斜转变，充分贯彻国家产业政策。逐步扩大增值税实施的范围，尽快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改变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征收的办法，实行统一征收，按比例分成，促进企业跨行业、跨地区重组，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实现产业的税收优惠调节多元化，注意运用加速折旧、纳税扣除、税收信贷等间接优惠方式。对需要限制和压缩的产业增加税收抑制力度，通过加强征收、税收附加、征收消费税、投资方向调节税等方式，促使其转产或减产。

2.完善则政体制。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做好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相关工作。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二是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公共财政预算，细化政府性基金预算，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继续试编全国社会保险基余预算。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深入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研究推进政府会计改革，探索试编政府资产负债表。继续推进预算公开，进一步提高透明度。三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在一些生产业领域推行增值税改革试点，相应调减营业税，从制度上逐步解决货物与劳务税收政策不统一的问题。完善消费税制度，将部分容易产生环境污染、大量消耗资源的产品以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健全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合理调整税率结构，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强化对高收入的调节。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按照“正税清费”的原则，清理政府非税收入，提高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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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经济趋势预示世界经济将持续增长

预计2007年世界经济将连续第五年保持增长势头，总产出估计增长3.4% 。因此，发展中国家（包括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将继续受益于对初级产品的强劲需求，贸易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也使一些非洲国家的外部收支和内部财政平衡状况得到进一步缓解。预计2007 年，非洲将以6%左右的速度增长，而拉丁美洲和西亚的增长率或将略有放慢，接近于5%。但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都得到了改善，有些国家必须支付更高的石油进口费用，而其出口产品价格并没有以同样比率增加。

由于中国、印度良好的经济表现，东亚和南亚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未来若干年内，除非作为亚洲最大出口市场之一的美国采取激进措施矫正其经济失衡从而导致重大经济衰退，中、印的较高的投资率仍可望继续维持。东亚和南亚经济增长是在已经很高的增长率的基础上加速的，使这些分区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4 年间翻了一番以上。

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和追赶发达国家的潜力大大提高。虽然按绝对收入计算仍存在巨大差距，但2003―2007 年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增加30%，而七国集团国家则仅增加10% 。2007 年，全球143 个发展中国家中只有不到10 个实际人均收入将有所下降。在如此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下，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或是出现了强劲的就业增长，或是成功地稳定或略加减少了失业率。

二、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和资本净流出增加

1998―2006 年，发展中国家实际出口额翻了一番以上（而七国集团增长不足50%）。东亚和南亚是实现出口增长最成功 (以数量计) 的地区，增长率约为160%，尽管其贸易条件有所恶化；在其他发展中地区，出口数量增长较为缓和，接近于七国集团，但从贸易条件中获得的利益提升了出口品的购买力，进而促进了进口。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从1996年的29% 增加到2006 年的37% 。

出口收入的有力增长，激励了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增长势头。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总体已首次转向盈余。与此相反，而发达经济体则主要因美国的巨额赤字而陷于赤字。这一现象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目前已逐渐成为规模资本的净输出国，资本正从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持续地向资本富裕的发达国家净输出。

三、全球经济失衡进一步扩大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进一步扩大，国际经济学界围绕经济失衡的根源、是否持续以及可能的调整办法展开了激烈的经济政策辩论。但任何可能的调整措施都可划分为两类：一是“软调整”，即通过政府干预逐渐纠正；二是“硬调整”，赤字国将经历痛苦的紧缩和危机，并将对盈余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迫使其实行浮动汇率制将可能适得其反，产生与预期正好相反的结果。目前中国利率仍然很低，人民币可能效法日元和瑞士法郎，将中国资产输送到高利率地区而造成人民币贬值，这将进一步提高而不是降低中国的竞争力――是一种使全球不平衡更为加剧的后果。

因此，根据当今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可以判断，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但世界经济仍然笼罩在严重的经常帐户失衡阴影之中，大量投机性资本流动扭曲了汇率，使得经济失衡更为加剧。而可以纠正经济失衡的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像约束关税和出口补贴一样，建立适当的全球汇率安排制度。在目前缺乏这样安排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货币和金融合作可以填补全球经济治理的某些空白。

四、发展中国家之间应推进区域合作

报告认为，区域经济合作有各种形式和程度，一般而言都是为了增加跨境联系和深化经济活动的相互渗透，以使一个地区的各经济体相互受益。区域经济合作又可分为政策诱导的一体化与市场驱动的一体化两种类型，前者被称为“区域主义”，指正规的、条约性的经济合作安排；后者则被称为“区域化”，其激励因素是区域增长活力、国际产业链的运动变迁以及相关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动。

不可否认，在提供替代手段和选择、协助各国更好地应对全球化方面，区域经济合作是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它有助于填补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空白。但区域经济合作的具体形式往往受到特定地区的历史、地理和地缘政治因素影响，还取决于市场力量和地区内各国的干预。自20世纪90代初以来，世界各国缔结的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优惠贸易协定迅速增加，美国是谈判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谈判这类协定最热心的国家。欧盟也已与不同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签订了各种形式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还计划签署更多的此类协定。日本在与亚太地区的几个国家进行双边贸易谈判；其他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如澳大利亚、智利、中国、墨西哥、新加坡和土耳其也在追求与不同地区国家缔结双边优惠贸易协定。

上述趋势反映出，各国对市场力量日益重视，以及日益相信市场自由化、国际贸易自由化及金融开放将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特别是将会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和加速技术升级；也反映出发展中国家趋向于把全球化看作是进入北方市场和吸引发达国家投资者投资的进程，视其为成功融入世界经济的关键。

应当承认，南北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确实有可能向发展中国家伙伴提供大量的新贸易机会，还可能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但是，这也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潜在的不利条件，因为这类自由贸易协定一般要求对外国投资和政府采购作出影响深远的开放，对某些方面实行新的竞争政策规则、严格管制知识产权、采用劳工和环境标准等。许多南北自贸协定还强迫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多边规则安排之外承诺对货物贸易实行更广泛、更深入的自由化，一些协定还规定了与世贸组织协定不同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形式，从而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压力，迫使它们在这一领域作出更大开放承诺。因此，签订南北自贸协定很有可能缩小发展中国家政策空间，不能忽视的是，国家政策空间在竞争性产业的中长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南北自贸协定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另一理由是：由于自贸协定是互惠承诺，与发达国家缔结该协定就同时取消了发展中国家可能从其他协定中获得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可能性。由于发展中国家是在较落后的国内工业发展阶段、供给和市场能力较弱的时期缔结南北自由贸易关系的，这使其被置于与发达国家相比不利的地位。

此外，发展中国家能否从北南双边谈判中获益，还受到其较弱的谈判能力以及发达国家缺乏灵活性的制约，许多发达国家根本不把将减少或取消农业补贴作为双边自贸协定的谈判议题。除农业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南北自贸协定谈判的另一难点问题是，常常因为自身有限的供给能力和竞争力以及本国企业向发达国家出口时无力遵守发达国家严苛的原产地规则，无法实际享受到自贸协定提供的更多市场准入机会。因此，某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缔结自贸协定后能够享受到的优惠，在同一发达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缔结自贸协定后往往很快受到侵蚀。

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出上述困境？出路在于，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地开展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这一区域合作的内涵是广义的，即光有贸易自由化是不够的：积极的区域合作应扩展至促进整体经济增长、改善经济结构的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包括货币与金融安排、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