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高等教育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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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排行榜；高等教育政策

Abstract:CollegeRankingasthetrendoftheevaluationoftheinternationalhighereducation,tosomeextent,reflectsthequalityofcollegeandtherequirementofsociety.ThispaperselectstheCollegeRankinginfourcountries,andanalyzesthecharactersoftheindexsystembytakinginput,processandoutputastheclassifiedcriterion,andthendemonstratesthedevelopingtrendofthepolicyofinternationalhighereducationonthebackgroundoftheglobe.

Keywords:universitiesandcolleges;collegeranking;thepolicyofhighereducation

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与发展，带给大众更多的需求与选择空间，大学排行榜就是为消费者提供选择学校的必要信息而产生的。在过去的20年里，大学排行榜大多由大众传媒机构，如期刊、报纸等，不仅受到学生、家长的关注，而且是教育研究者、教育管理者，乃至全社会的话题，甚至为政府部门的教育决策起到了参考作用，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主要选取中国、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大学排行榜进行国际比较，通过对指标的归类分析透视当前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政策的发展趋势。

一、大学排行榜的发展

系统性的大学排行源于1983年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的美国最佳院校排名，随后，许多国家陆续推出了各自的大学排行榜。一经推出，大学排行榜就备受争议、质疑甚至抨击，机构的权威性、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评价过程的规范性、评选的合理性、排行的权威性等等，历来都是争论的焦点，但发表排行的刊物和机构却越来越多，目前中国有十几个大学排行榜，表1列出了本文所选取国家的主要排行榜。然而近年来，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也发生了改变，由关注排行本身转向排行所产生的影响，如学生入学机会、选择原因、就业的途径等[1]。

按照学校所在地域划分，大学排行榜主要分为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前一种主要是对本国内的大学进行评选，后一种是对某一区域内大学的比较，如对世界范围内的大学进行排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简称THES）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国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还有对某一区域内大学比较，如《亚洲周刊》杂志于1997年推出的对亚太地区高等教育机构的“亚洲最佳大学排行（Asia''''sBestUniversities）”，欧盟执委会研究总署（DGResearch）于2003年3月出版的《欧盟科技指标报告第3版》（theThirdEuropeanReportonS&TIndicators,2003），其中列出了欧盟会员国中学术研究表现最好的大学排名。

按照评价项目划分，大学排行榜主要分为综合和分类排名两种，前一种是对大学各方面实力进行综合评估，后一种是对某一单项进行排名，侧重于一个方面，如由西班牙科学信息与文献中心(CentreforScientificInformationandDocumentation,CINDOC-CSIC)网络实验室(LaboratoriodeInternet)出版的2006年世界大学排行榜是依据网络出版品数量及网络文献的引用次数来评比，侧重大学的网络信息能力，《金融时报》推出的全球MBA排名，侧重对商学院的评选，德国高教发展中心关注大学的学科实力评价等，有些大学排行榜两者兼具。

二、各国大学排行榜的比较

近些年来，大学排行榜越来越多，林林总总，但各自都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如政府管理、企业招聘和学生择校等。本文选取2005年中国网大的中国大学排行榜、《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的美国最佳院校排行、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THES）世界大学排行榜和加拿大《麦克林》（Maclean）大学指南为例，利用系统研究的流程分析法运用此种方法分析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的做法主要源于1999年Gormley,W.T.Jr.和Weimer,D.L.著的《OrganizationalReportCards》一书中，其后可参见2001年Pascarella和2005年Davidd.Dill与Maarjasoo所写的文章.，以输入、过程和输出为标准对排行榜的不同指标进行归类比较(见表2)。

在指标、内容、方法等方面，这四种排行各不相同。《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对全球大学排名，只涉及综合实力，指标较少，其它排行都是对本国大学排名，指标都分为一、二级，分解详细，网大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涉及综合和分类排行，而《麦克林》把大学划分为三类：附设医学院的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大学和一般性大学，分别进行综合排名。

尽管大学排行各不相同，但都反映了公众对学校学术质量的要求。输入标准在四种排行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具有同质性，占有较大比例，在网大、《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泰晤士高教增刊》和《麦克林》的排行指标中约占60%，而过程和输出标准更多地反映学校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在输入标准中，学生和教师指标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也意味着学生来源与教师质量关乎学校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教师和学生指标中都有对国际化结构的评分要求，也说明当今时代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体现了学校学术质量的高低。与输入标准相反，教和学的过程较少受到关注，在《麦克林》中提到的班级数量指标为17～18%，网大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所涉及的学术成果和论文引用与输出标准有着高度的相关性，《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没有指标涉及过程标准。因此，在各国的排行榜中教和学的过程受到了忽视，不足以反映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四种排行中，输出标准的作用有限，表现各不相同，大多需要专家、学者或企业、雇主的主观判断决定，具有很大的不稳定与不确切性，只有《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提出学生毕业率的指标为5%，网大、《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和《麦克林》的输出标准全部要受到所调查人员的范围、知识水平、专业程度、信息来源等的限制。总的来说，各国不同的大学排行榜体现了无边界高等教育共同一致的发展特点，反映出高等教育的国际性、倾向民众需求的发展以及治理模式的转变。

三、从排行榜看高等教育政策的发展

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排行榜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高等教育资助者和公众需要知道不同高校的水平高低，政府需要知道资助的有效方式和区分不同的院校[2]。对大学排行榜的国际比较分析，不仅有助于社会与公众了解大学“联赛榜”（leaguetables）总体的优劣之处，它还在传递公众对高等教育的要求与需求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沟通作用，通过把国家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问题所在与发展取向，可为政府的教育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1．以教育国际化政策促进学术质量的提高

排名意味着竞争。在高等教育领域，学校和学术质量的高低不仅仅表现在某一区域或某一领域内，而是在全球共同发展的平台上寻找提升的空间。当然，竞争也并不意味着排斥合作，相反，两者是共存的。在许多国家的大学排行榜指标中，国际化指标占有重要比例，如在比较上述四种排行榜中，大多对教师来源的开放度和留学生比例都有明确的指标，《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国际学生和国际教师比例分别占相应一级指标的10%和15%，《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规定国际学生和国际教师比例分别占5%和5%，《麦克林》中国际学生比例占1%。学校和学术质量水平不仅仅是国家、区域内的事情，更是体现高等教育全球化发展的程度。如何在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开展交流与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搭建学校合作、学术交流、人员交换、课程共享等的高等教育国际平台成为各国政府未来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2．以高校公共信息开放政策满足消费者需求

大学排行榜传递的重要信息是学校质量水平，它是学生和家长选择学校的重要依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进行大学排行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为学生和家长选择大学提供尽可能全面、丰富的信息，希望通过提供可靠的信息服务来帮助公众尤其是学生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大学；加拿大《麦克林》杂志指出排行为学生和家长选择加拿大公立大学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武书连等人的《中国大学评价》中也曾提出可供应届高中毕业生报考大学和应届大学毕业生报考研究生参考。各国大学排行榜大多体现出“消费者导向”，以“消费者”的需要作为确定指标体系的基础。这就意味着排行的指标体系可以有所不同，但数据信息的采集必须准确、真实、可靠，这就要求高校公共信息的公开与透明，从而提供给消费者可供判断、甄别的有效依据。

从排行榜原始指标的数据来源分析，来自调查所得数据是各种排行榜最少引用的来源，大学排行榜的资料数据多来源于相关政府或研究机构，如第三方和院校公开数据相对较多，排行机构不进行直接的数据研究，而是借助已有原始数据加工整理分析，根据所需要的指标体系划分所占比重从而得出排行。英国的《卫报》、《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主要依据官方机构公布的资料信息，如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高等质量保证机构等，《金融时报》所有原始数据全部来源于第三方，加拿大《麦克林》杂志的大学排行中关于学生和教师获奖方面的信息是由学校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的，源自院校的数据占到了75%。中国的大学排行也多依靠第三方研究机构和学校公布的数据，如武汉大学科学评价中心和网大的排行，源自第三方和院校的数据分别占95.6%和94.4%。这就要求政府建立透明、公开的高校公共基础数据系统，监督和规范学校的信息，为高等教育宏观管理规划和院校发展规划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

3．以政府高等教育管制形式的改变加强大学专业领域的能力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个人付费教育的驱动以及资助行为的改变都促使政府不可能像过去一样，全面、综合地管理高校改革与发展的方方面面。大学排行榜也昭示了这样一种趋势，在综合排名的同时对专门领域和学科进行排名，如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对自然科学、技术等进行单项评选，德国CHE对学科排行[3]，《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专业研究生院排名。由于受到多种综合和不可测知因素的限制，在大学综合排行受到越来越多批评的同时，单项排名受到了更多的认可和重视，这也是大学未来发展的优势与竞争力所在。

大学加强某些专业领域的发展似乎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在技术、能力、信息交换技术和管理领域尤为明显[4]。在高等教育领域，通过对自身角色的调整，它可以将经费、学生就业这样一些可能出现危机的事项推向边缘、基层和高校；而对中央政府而言，它只是通过掌控制定标准的权利而牢牢握有控制权[5]。显然，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管制由全面型转为选择型，而加强大学专业领域的优势必然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TheInstituteforHigherEducationPolicy.CollegeandUniversityRankingSystem:GlobalPerspectivesandAmericanChallenges.[EB/OL]./Pubs/PDF/College－and－University－Ranking－Systems－Final－Report.pdf.2007-04-25/2007-06-27.

[2]PhilipG.Altbach.TheDilemmasofRanking[J].InternationalHigherEducation,2006,(42):2-3.

[3]NinaVanDyke.TwentyYearsofUniversityReportCards.HigherEducationinEurope[J],2005,(2):10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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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国；公立高等教育；政府财政政策

美国各州由于政策环境的差异，高等教育财政资助方式也各有不同，但大都采取以下三种基本途径：州政府财政税收拨款资助公立高校；州政府或州高等教育管理机构制定公立高校学费标准，高校向学生收取学费；联邦政府及州政府学生资助项目或计划资助就读学生。在过去的50年中，州政府高等教育财政制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州政府财政税收资助公立高校这一途径在一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其初始目的是为了维持公立高校的低学费甚至不交纳学费的状况，但政策的变化已经使这三大基本途径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在州高等教育财政政策中三者缺一不可。

州高等教育财政资助是美国公立高等教育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之一。据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50个州用于高等教育的经费年均总计500亿美元。州高等教育财政开支是州财政开支中的最大项目之一，占各州财政预算的10％多。各州投入高等教育的经费总和是联邦政府投入高等教育的经费的两倍多。州高等教育财政资助占所有公私立高校平均财政收入的1／3，学费收入占所有高校平均收入的1／3，其中公立高校学费占公立高校收入的1／5。对于公立高校来说，州政府财政拨款是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占其总收入的1／3，尽管公立高校的学杂费近年来也不断上涨，但其总量仅相当于州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一半左右，州政府学生资助也仅仅提供小部分资助经费，约占州高等教育财政经费的5％。

一、州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政策

州高等教育财政的90％用于对公立高校的财政资助。这类财政税收的分配往往采取政治性决策方式，各公立高校也纷纷通过各种途径扩大其在州政府及立法机关的影响力，以争取获得更多财政拨款。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国二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逐渐达到高校入学年龄，1955-1965年间公立高校的入学规模扩大了1倍，1965-1975年间入学规模又扩大了1倍。高等教育的经费需求迅速增加，州政府高等教育拨款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两大主要财政支柱之一。高等教育的另一财政支柱是联邦政府的高等教育资助金。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1944年军人安置法》（简称《GI法案》）及其他项目使联邦政府成为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最大支持者。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州政府开始扮演主要角色。大多数州都采取借债方式满足高校建设新校园或扩大现有办学规模的资金需求。

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高等教育大扩张，各州政府认为如此大规模的政府财政支持不能简单地用政治性决策手段来分配，因此以在校学生数为拨款基数的拨款公式逐渐取代了原有的拨款方式，成为州政府对公立高校拨款的主要手段。

使用拨款公式的主要目的有两点：一是为了在高校之间平等分配经费，二是为了根据各类高校所需的经费水平来分配经费。有人认为，拨款公式束缚了政府的手脚，使其无法把更多资金用于解决类似少数族裔学生入学、职业培训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上。拨款公式确实存在缺点，如：无法对入学人数下降、经济陡然衰落等现象做出即时反应；无法刺激和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拨款公式强调投入，而不重视产出，而现实中关键问题是产出的质量问题；拨款公式无法区别对待高校间的差异；无法强调规模经济的效率；无法资助非传统教育项目，如继续教育。当然，拨款公式也存在许多优势，如：拨款公式强调均匀、一致，使预算程序简单化，易于操作；拨款公式使高校之间、高校内部的各项项目活动之间的成本及测量标准达到可操作性的量化比较；减少了高校之间的竞争、减少了高校与政府之间的争执冲突；避免了高校之间的资金分配不均；促进了入学规模的扩大；拨款公式根据高校类型不同，采取不同公式，基本反映了高校的不同需求。大多数高校管理者都认为，拨款公式是州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平衡器，虽然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但它使高校间避免了因州高校经费的分配而引发的各种政治争斗。

20世纪70年代，许多州发现，以在校生数为基础的拨款公式无法对高校业绩情况和各校历史特色做出反映，于是他们把资源使用指标、生均成本指标等也纳入了拨款公式中。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许多州在部分高等教育财政拨款中采用了绩效拨款方式，即以高校的业绩评估为拨款的依据，但这种方式也仅占州高等教育财政预算的5％。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于1／3的州开始把评估与资源分配相挂勾。一些州采取了绩效预算方案，将学生中途不退学的比率、毕业率、考试成绩以及成本节约程度都作为绩效评估和预算的指标。但这也存在缺点。州政府根据高校绩效评估来拨款、制定预算，可能导致高校预算的不稳定，影响高校从其他渠道寻求资金的积极性和进行长周期改革的积极性。因如何进行业绩评估而产生的政治争斗，以及高校为应付评估而有意操纵评估数据等都会影响评估结果及根据结果制定的预算方案。如果高校没有达到业绩标准，究竟谁应该受到惩罚，是管理者、教师还是学生？有些人认为，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进行评估是不公平的，这样将使高校成为政府资助无力的替罪羊。

当前，各州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政策呈现多样性，有的州仍遵循着传统的政治性拨款方式，有的州运用以学生人数为基数的拨款公式，也有的州把在校生数和生均成本都作为拨款公式的指标。对于所有公立高校而言，一个共同点是，上一年度获得的州财政拨款数是下一个年度财政拨款的最主要参数。

二、公立高校的学费政策

各州关于公立高校的学费政策差异相当大。在一些州，立法机关是学费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在另一些州，州长及其行政人员负责制定学费政策；对于大多数州而言，公立高校在制定学费标准中享有很大权限，州长及立法人员只负责确保学费的上涨没有超过州政府政策规定的最高限额。

各州在学费收入的使用上也存在很大差异。在一些州，公立高校的学费收入直接归入州政府金库，然后再重新分配给学校；在另一些州，高校收取学费并留存使用。如马萨诸塞州，高校学费收入要交由州政府掌管，高校则留用学生交纳的杂费，其结果是杂费的增长比例高于学费的增长比例。

在美国公立高等教育历史上，维持低学费甚至不交学费的原则一直是州政府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共政策和手段。这一公共政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发表的两份高等教育报告改变了这一传统的高等教育公共政策。1973年，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和经济发展委员会分别发表了一份极具影响力的报告，不约而同地对高等教育公共政策提出新的建议，即州政府高等教育政策应该从低学费政策向成本分担政策转移，由政府、学生及其家长来共同分担接受高等教育所需担负的成本，学费应该占高等教育成本的1／3。这一提议的理论基础是，学生应该承担公立高等教育所带来的个人收益部分的成本。这一提议出台后并未得到广泛的响应。20世纪70年代前期，全美公立高校学费仍保持在较低水平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由于经济衰退的影响，公立高校受到州高等教育财政收入短缺的挤压，州立法机关和学校开始从成本分担理论中寻找解救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公立高校学费平均增长了20％。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州政府高等教育财政支持力度有所恢复，学费增长的速度也逐渐放慢，约为15％。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又进一步强化了学费作为公立高等教育财政来源的主要途径这一政策观点。20世纪90年代前期，公立高校学费平均增长1／3，学费真正成为公立高校收入的重要来源，占公立高校收入的20％左右。

三、州政府学生资助政策

州政府学生资助项目在美国州政府高等教育财政中扮演着次要角色。虽然州学生资助占州高等教育总经费的比例在30年中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这个比例依然很小。20世纪60年代中期，州政府大量投资于公立高等教育的扩张与发展，州政府学生资助项目也随之发展起来，但大部分州在此项目上的动作都不大，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州学生资助仅占州高等教育总经费的3％。

1972年，高等教育法修正案要求建立州一级学生激励奖学金项目(State Student Incentive Grant)，以促进各州高等教育学生资助项目的发展。各州先后出台了各种名目的学生资助项目，除设立优异成绩奖学金外，还有一些资助特殊学生的助学金，如退伍军人子弟或因公致残警察子弟的助学金等。20世纪90年代，由于学费上涨，中等收入家庭也出现了无法承受学费负担的情况，州政府开始通过学生资助项目解决这类问题。州学生资助项目的发展趋势更加强调优异成绩奖学金以及各种特殊形式的助学金。1997-1998年的州学生资助项目中，有1／5不是以经济需求资助为主的项目。同时，许多州寻求各种途径以解决中产阶级所关注的学费的可承受性问题，学生资助项目也由原来以中低收入家庭子弟为对象的经济需求资助项目，渐渐上移到面向中产阶级家庭子弟，设置各种名目的学生资助项目来满足他们的要求。比如，许多州为中产阶级家庭提供学费预支计划，使中高收入家庭从中受惠不少，交纳预缴款可以最大程度地享受到个人收入免税优惠。

四、联邦政府的学生资助政策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美国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中扮演着不同角色。联邦政府主要帮助学生支付接受高等教育的花费，州政府则为公立高校提供学校事业费拨款，使高校能够保持低学费，而州学生资助项目只在其中扮演极次要的角色。因此，联邦政府高等教育政策主要集中在学生教育开支的资助上，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扩大方面发挥作用；而州政府高等教育政策主要关注如何保持公立高校的低学费问题，在维持学生学费的可承受性水平方面发挥作用。

联邦政府的学生资助活动开始于1944年的《GI法案》，即为二战中的大批退伍军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及资助，后来的越战和朝鲜战争的老兵都享受了《GI法案》的优惠。联邦政府的第一个学生资助项目是以经济困难学生为资助对象的帕金斯贷学金(Perkins Student Loan Program)，该项目属于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的内容，由联邦政府投资设立一个循环基金为经济困难学生提供低息贷款。随后，该项目又被纳入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中，作为以高校为基础的联邦学生资助项目的一个部分。以高校为基础的联邦学生资助项目有奖学金、贷学金、半工半读等多种形式，在这些项目中，联邦政府直接为学校提供资金，由学校来评定和认证接受资助的学生。高等教育法还创设了保障性学生贷款项目(Guaranteed Student Loan Program)，帮助更大范围的学生借贷学费及其他开支所需的资金。

1972年，随着基本教育机会助学金项目的创设，联邦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经济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该项目后来改称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佩尔助学金项目与过去以学校为基础的学生资助项目有着显著的区别。在佩尔助学金项目中，联邦政府一反过去把资金拨至学校，由学校来确定资助对象的做法，而是把资助金转换成教育券(voucher)，交到被资助学生的手中，学生可以自行选择高校。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各高校使出浑身解数提高教学水平，创造特色，由此则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自佩尔助学金项目始，联邦政府学生资助项目与州政府学生资助项目之间就有了显著差异。联邦政府学生资助金往往以教育券的形式出现，这种教育券具有便携式特点，且只能用于教育消费，并赋予受资助的学生选择高校的自由。而大部分州政府学生资助金都是以学校为基础，把资助金直接拨至学校，由学校来控制资助金。

20世纪80年代以前，联邦政府的学生资助政策主要针对那些因经济原因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帮助他们扫除经济方面的障碍，使他们能顺利地进入高校学习。当时的教育观念是，所有有学习能力的学生，无论其家庭经济状况和背景如何，都有权利享受高等教育。因此，联邦政府的学生资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扩大。然而，随着学费的上涨，中产阶级家庭也越来越无法承担成本分担的压力。按照当时的联邦政府学生资助政策的规定，中产阶级子弟无法享受相同的助学优惠。为了使美国社会中人口比例最大的中产阶级子弟也能从联邦政府的资助中受惠受利，1978年，联邦政府又颁布了中等收入家庭学生助学法案(Middle Income Student Assistance Act)，规定不论家庭收入和需求如何，所有学生都可以申请佩尔助学金和保障性学生贷款项目，从而扩大资助对象的范围。联邦政府学生资助项目的对象开始从中低收入家庭子弟向上移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学生贷款项目及金额逐渐超过学生助学金项目及金额，联邦政府在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中的角色，逐渐由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向维持学生学费的可承受性水平方面转移。

虽然公立高等教育财政政策在过去50年中变化多样，但各州高等教育财政结构仍然存在一些共同特性。首先，州政府对公立高校的财政拨款主要依据注册学生人数和生均成本两项指标；其次，公立高校的学费主要是通过一些政治性程序来设定，或者作为一种成本回收的形式，限定学费占生均成本的比例；第三，州政府学生资助项目在州高等教育财政政策中处于次要地位，仅占州高等教育财政经费的5％;第四，联邦政府的学生资助金是公立高校学生资助的主要来源。

在过去的50年中，这种州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贡献巨大，公立高校的学生数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100多万升至20世纪90年代的1100多万。各类收入群体的入学比例都呈两倍增长，其中大部分就学于公立高校，各阶层的高中毕业生中，有2／3进入各类高校。在校生人数和入学比例上升的同时，生均教育开支也迅速上升，州高等教育财政经费在州财政预算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公立高等教育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巨大的事业，如何应对公立高等教育的财政需求，已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

然而，与20世纪70年代充裕的财政经费相比，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公立高等教育的财政经费增长缓慢，经费短缺现象日益严重。到了20世纪90年代，高校面临着通货膨胀、政府财政支持减弱、学生学费上涨等财政压力。近年来，政府开始注意在高等教育方面增加投入力度，但是这种增加远远无法缓解多年来所造成的亏空。从美国社会现实来看，政府对公立高等教育财政支持的力度将继续减弱。这种情况的继续恶化将有可能危害到美国国家的未来利益。因为到2015年，美国人口将有巨大增长，而高等教育历来被美国人认为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佳手段，如果无法为新增人口提供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将危及美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潜力。

在经费日益短缺的条件下，公立高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入学规模的发展都面临着挑战。公立高校的经费捉襟见肘，不可能在维持和扩大入学规模的同时，既聘用足够多的全日制教师、给予图书馆足够多的经费、保持新技术的更新换代、即时维修校园建筑设备，又要保持高校科研在世界的领先地位。财政压力逐渐通过学费的上涨、州政府拨款的减少和联邦学生资助金购买力的下降等情况，转嫁到学生身上。对许多美国人而言，进入高校最大的障碍是不断增涨的学费。学费的增涨是为了弥补政府财政拨款的不足。当前学费的增涨呈现如下态势：所增涨的学费几乎弥补了政府财政拨款的不足；学费的增涨高于通货膨胀；学费及学生在校期间的其他食宿开支，几乎占贫困家庭收入的60％，占中等收入家庭的15％;联邦政府的学生资助金仅能抵消一名学生1／3的教育开支；学生债务呈急剧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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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教育政策关系到政府部门、政策专家（包括学术精英）、利益相关者群体，是一个政治过程，推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需要政府、学校、社会及学习者本人的共同参与。对教育政策进行研究，首先要关注政策过程，把握政府管理、社会治理的制度结构。其次要关注政府教育政策关注点的递进与迁移变化情况。对教育政策的文本分析应该有多个维度和多个角度，对比分析继承延续与推陈出新、渐进路径与激进策略、一般号召与刚性要求、顶层设计与预留空间、利益分享与内生驱动、底线思维与长远发展等。

影响教育政策过程的群体及语言

影响教育政策过程的群体包括政府、政府内设政策研究机构、学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者、社会其他人员。政府是要解决实际问题，所制定的法规、规范体现了政治思维和政策语言特点。政府内设的政策研究机构体现了兼通领域的特点和一定的政治价值取向，偏重于政策语言。学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者偏向于特定角度，体现了学科分工和专业化特点，侧重于学术语言。社会其他人员可能会用平面、立体、混合的媒体语言，也可能运用公众语言，在不同环境和条件下侧重不同。

教育政策研究可从三个维度展开：教育还是非教育研究，政策抑或非政策研究，可行性或者不可行性研究

角度上可以从政策制定层与管理执行层的关系、从制定政策解决问题的性质、从制定政策依托的方法手段、从教育政策内容范围、从教育政策之间的关系、从后续政策与先前政策一致性程度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基于不同的政策类型，出于不同的决策需要及研究目的，所采用的方法差别很大。

有质量的教育政策研究，首先要把握研究人员结构、研究选题确定、研究规范遵守、研究成果传播等基本环节，其次再根据不同需求，采取不同研究方法和成果表达形式。如果是反映教育政策问题的分析报告，应包括问题由来、程度判断、原因分析、后果判断、建议对策；应该先说明问题是什么、程度怎么样，然后建议怎么解决；事实陈述简略，论据论点间可跳跃；引文注释基本上不用，最多在正文中点到即可。如果是教育政策的系统性研究报告，应包括问题由来、选取的方法、过程和情况概述、因果系统分析、对策可行性、倾向性建议；应该先说明问题是什么，用什么方法得出判断，有哪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做到概念基本清晰，论据论点描述准确，论据论点之间层次递进、有弹性；引文注释重点夹注，重要参考文献附后。如果是与教育政策相关的学术性研究报告，应该明了研究目的、基本假设、方法选取、数据收集与分析、若干结论；先说明问题是什么，可能是什么性质，用什么方法调研，发现哪些基本因素，验证假设情况如何；做到概念定义确切，论据论点描述精确，之间绝对不能跳跃；并严格引文注释，区别与所附参考文献的关系。

中国的高等教育要坚持走内涵式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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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政策；体系构建

一、高等教育不公平的政策性原因

(一)现行的高考招生录取制度的存在是造成高等教育机会不公平的主要因素

我国实行的统一高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权力、出身和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干扰，体现了一定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与统一高考随行的录取政策并没有保证对所有考生的公平录取，而是允许在统一高考之下存在着不公平的录取制度，也就是按省份分配名额、划线录取，录取分数线的划定带有非常明显的地区差异，这就给不同省份的考生带来了结果迥异的录取结果。我国高招分三类：一类是省属高招计划，由省教育厅编制后上报教育部批准。第二类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和部分部属高招计划，这类大学招生自相对较大。第三类是各省之间按照对等原则制订的招生计划。社会上对教育部直属和部分部属高招计划争议最多。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重点大学大多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发达地区，而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因缺乏足够的重点大学，分配的名额就非常有限。另外，高考的录取分数线也是向某些省市尤其是京、津、沪等几个主要城市倾斜。同一分数，在有的城市可以上重点大学，在有的城市却只可以上大专。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大城市的“低分数线，高录取率”与高考大省、生源大省的“高分数线，低录取率”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明显有悖于教育公平原则。

(二)高校收费政策减少了贫困学生群体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接受高等教育者个人实行的是免费制度。1985年，高等学校在公费生和定向生之外开始招收自费生和委培生，并于1989年国家出台的《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规定》开始对普通高校所有学生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此后，又陆续出台了相关收费政策，除少数学校和专业外均实行统一的收费上学的制度。实行收费及扩招，增加了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整体和长远来看有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但由于高校收费政策缺乏有力的配套措施，也确实造成了贫困学生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的不平等。这可从不同阶层在升学自我期望方面的差异得到佐证。一项研究表明，“经济条件可以影响学生对教育的期望水平，家庭经济高收入水平组，学生期望今后读大学的比例为70％，中等水平组比例为68，3％，较低组为50％。”目前，多数的农民家庭和城市下岗职工家庭、低保家庭的年收入都无法支撑一个大学生的年消费额。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正是由于经济原因，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的家庭子女和农村家庭子女在高考志愿填报上表现出趋于保守和盲目的特点，他们在选择学校类型时，倾向于选择费用便宜、对学生有优惠政策(如师范、农林、地质、军事院校)的高校。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富有阶层的子女在报考的时候，他们关注的已经不是教育机会本身，他们追求的是教育机会的“品位”，及其学校的声望、师资、设施，更多地选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高校、综合类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填报志愿时无奈地选择收费相对较低的学校或专业是贫困学生群体无奈的选择。

(三)高等教育资源不合理的分配政策导致教育过程的不公平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由于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很不平衡。改革开放后，我国采取了区域经济倾斜政策，在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使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远远多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表现在高等院校布局的不合理。2002年，东部Il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共有普通专科院校633所，其中本科院校304所、专科院校329所，分别占全国高校总数的45.34％，48.33％，42.89％，分别是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省市)的1.91，2.05，1.79倍。其中，北京、河北、辽宁、江苏、山东、广东六省市高校数均超过60所，合计504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1／3强，超过西部12省市高校总和(33l所)。高校数最多的江苏省(93所)比最少的自治区(3所)高出30倍。另外，72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仅北京、上海就有30所，是西部12省市直属高校总和(12所)的2，5倍，西部有2／3的省份(8个省市)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第二，表现在教育投入政策的失衡造成生均经费的巨大差异。我国的高等教育投入政策明显倾向于重点高校，各种教育资源都向“985工程”与“211工程”院校倾斜，其他众多的地方高校却没有同样的待遇。以贵州和上海的比较为例，1988年，上海高校生均经费为3359元，贵州为2617元，到了1998年，上海高校生均经费增长为21330元，贵州只有7145元，在短短的lO年间，地区间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差距是如此之大，这必然造成了地区间高等教育质量、规模及地区间学生受教育机会的巨大差距。显而易见教育投入政策的不均造成了办学条件的显性失衡，进一步导致教育观念、教师素质和科研能力等软资源的失衡，这必然影响到教育过程的不公，继而由教学过程的若干不公平导致教育结果的不公平。

(四)教育政策的性别歧视影响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起点、过程和结果公平

我国的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法律，基本上体现了教育的性别平等。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力”。但是在具体的教育政策中还存在着性别歧视的倾向。具体表现为：第一，高校招生方面的限制因素。高校招生过程中，虽然国家没有作出限制女生的规定，但“同优不同取”的现象依然存在。在某些院校的某些专业，宁愿降低几分甚至十几分多招男生也不愿招收女生。同时，高校招生过程中往往限制女生的录取名额，认为女生学理工科不如男生。这些因素无疑人为地降低了女性的入学机会，对女性接受平等高等教育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第二，女大学生就业难。随着高校的扩招，大学生毕业人数也随之增加，就业难已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普遍现象，而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尤为突出。女大学生就业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业机会的不平等；

二是女性就业层次比男性低。目前社会的多种职业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总是优先录取男性，女大学生在毕业求职过程中总会遇到性别歧视，虽然社会各界一直在呼吁男女平等，可很多用人单位依然拒绝接受女大学毕业生。据统计，在相同条件下，女毕业生就业机会大约只有男毕业生的87.7％。

女性就业层次也明显低于男性。女性在一些对知识与技术要求较高的行业所占比例偏低，在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女性只占该行业职工人数的36.98％；在金融保险业女性只占职工总人数的39.53％；国家、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女性供职人员更少，只占22.65％。

综上所述，从我国现有的公平政策来考察，既需要完善原有的公平政策，更需要构建新的公平政策体系保障高等教育公平。

二、高等教育公平政策体系的构建建议

(一)改革高考招生录取制度

完善、科学、合理的高考招生制度是保障入学机会均等的重要环节。改革高考招生录取制度，就是要逐步消除高考招生的地域差别，克服各地区之间因录取分数的巨大差异导致的不公平。首先，尽最大可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录取分数线。比如，可以尝试按照各省份的经济指标、人口数量、教育发达程度以及高等教育资源的丰富程度等核心指标，将全国30几个省分为几个大区，在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大区之内逐步实行按分数统一录取的办法。其次，改革分省定额的招生方式，在指标投放上逐步实现以各省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基准进行分配。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对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计划首次按人口比例确定。成为全国首所按人口比例下达分省招生指标的高校。这项招生制度改革已经得到了教育部有关部门的认可。再次，要保证高考录取过程中的透明性，杜绝高考腐败。应该完善法律建设，出台相应的法规，对高考及招生录取过程进行规范，加大违规处理力度，杜绝权力、金钱对入学机会的不法侵占。高考是一种人才选拔机制，在现代法治社会，考试既要有纪律层面的规范，也要重视将其纳入立法的领域，也需要法律的刚性约束。

(二)完善奖学金、贷学金等贫困大学生资助体系

依据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原则，大学生缴费上学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但我国现行的大学收费制度对贫困家庭来说，不堪重负，家庭的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学生能否享受到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目前，我国高校的学生资助体系包括“奖、贷、勤、减、免”几项制度。其中的“贷”即国家助学贷款，是我国最主要的学生资助形式。但在我国的高校学生贷款还存在着“贷款形式单一”“银行贷款利小风险大”“偿还制度不尽如人意”等突出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大学生资助体系就成为当务之急。首先，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各高校要协调好与金融机构的关系，调动各种机构对学生资助的积极性，扩大贷款量和贷款面。其次，各高校要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设立社会助学金。要吸引慈善组织、民间基金会、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在高校设立助学金，资助和奖励那些家境贫寒而品学兼优的学生。再次，完善助学贷款的回收机制。既要加强大学生信用评价体系的建设，又要逐步建立普通高校学生个人信用征询系统，保证银行发放的贷款得以顺利回收。同时，政府也要保障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状况，确保助学贷款的还贷率，维护助学贷款的可持续性。

(三)促进资源配置的合理化

我国从1994年开始，通过共建、合作、合并、协作等方式从宏观层面对大学教育资源进行了再配置。但从1999年我国实行高校扩招政策后，我国教育资源是短缺的，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短缺，而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切实解决城乡、区域之间、高校之间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合理，是目前解决高等教育不公平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为此，政府要加大公共资源的投入力度，建立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制度，调整资源配置政策的依据和导向，实现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依据从过去的以地位和层次为主向多元的横向分类与纵向分层有机结合的转变。具体来说，应该从两个层面人手：从政府的层面来讲，要形成高等教育资源优化统筹的战略，全面考虑全国范围内高等教育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现状和需求，合理、均衡地进行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从高校的层面来讲，要注重科学规划，充分利用高等教育现有资源，走扩大内涵发展高等教育产业的道路，大力提高高校的办学效益。既要注重学校自身效益又要注意社会公众效益，既注重从外部争取资源又注重内部资源优化和利用率的提高，从而形成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机制。

(四)进一步完善并实施保证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

教育法制化是现代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法律具有权威性，严肃性，是调整各种关系的根本手段，只有运用法律的形式规范教育领域中的各种关系，女性教育的发展才有法律上的保障。目前，我国已有了一些保障女性平等参与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但在具体实施方面还差强人意。首先，政府应从宏观的角度建立健全体系性别平等的保障妇女受教育权利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完善女性教育执法监测监督制度。其次，政府应确保政策的顺利实施。保证女性在高等教育中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教育资源，对歧视女生的学校及拒不接收女大学毕业生的单位及个人施以惩戒。只有通过立法程序，把国家关于教育公平的方针政策和制度措施等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之成为整个国家的意志和整个社会所遵守的准则，高等教育公平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五)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生命线。政府要加强对高校办学行为的宏观调控，并制定必要的法规法令，规范专业设置的标准和条件，避免盲目重复设置所谓的“热门专业”。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在加强对本科生、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评价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应建立分类评价的质量保障体系，将质量评价结果与教育资源配置挂钩。高校内部也应健全质量监控体系，形成质量立校的长效机制。

(六)规范成本分担方案

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个人、国家、社会、家庭各方均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应根据利益获得和能力支付原则构建受益各方合理参与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毫无疑问，国家应该成为成本分担的首要主体，因为国家的投资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个人和家庭的成本分担比例应该降低。因为个人分担过多，将会严重影响到教育的公平，家庭收入低的学生会因缴纳不起高昂的学费而放弃入学的机会。另外，国家还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法规，鼓励社会资金参与教育的投入。

参考文献：

[1]周济，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而奋斗[J／OL]http：／／www，gov，cn，2008-01-04。

篇5

【关键词】高等教育 教育资源 对口支援 政策研究

【基金项目】本论文由以下两个课题资助：孙琨懿主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课题《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支持对口支援工作机制研究――以贵州省为例》；孙琨懿主持贵州省教育厅课题《贵州省高校对外合作长效机制的构建研究――以贵州大学为例》。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9-0010-02

1.对高等教育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意义。

加强高等教育的资源实现优化配置，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可以协调和促进现代社会的发展。当前在我国的现代化高等教育的区域问题上，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东部等沿海地区高等教育发达，而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则相对比较落后。【1】缩小高等教育的区域差距，实现教育资源尤其是高等资源的优化和科学化配置，建立公正、公平、有效的高等教育体系，大力发展不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建立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优化配置体系，对于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快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2】

1.2可以促进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也存在不平衡的现象，表现在资金、人才、物力、技术、地区等各个方面，这些问题迫切的需要我们进行改善和解决，从而通过对口支援等形式提高高等教育资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整合区域资源的优势，实现共同发展和相互促进。【3】三是可以促进国家的安全保障。通过对口支援等形式促进高等教育的资源优化配置，可以促进西部不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进而起到增强民族共同繁荣和发展的良好作用，促进国家的团结和谐。【4】

2.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含义。

在整个社会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过程中，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5】高等教育的主管部门和各教育主体，通过一定的配置方式，以不同的方法和渠道，对高等教育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从而起到良好的经济、社会等效益。主要表现在：一是可供配置的资源有限这是大前提，而配置又是动态的行为和过程。将一定的资源实现效益最大的配置或是尽可能的配置最少的资源并实现最大的效益，这就是优化配置。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可以以纯计划、纯市场、两者相结合这三种形式进行。通过国家的计划和政策要求，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配置的方式是纯计划配置方式。这种方式考虑到社会的宏观利益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将资源重点配置到重要的区域和部门，培养的人才也是通过国家统一分配来实现。国家在这种配置行为中占主体地位。纯市场的配置方式则是通过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的自然规律，通过市场调节的手段，实现公平的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区域和部门。【6】配置的主体是企业、消费者等社会群体和市场，而不是国家。为了和市场经济的体制相适应，我国已经逐步将市场的方式和计划的方式相融合，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特点，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高等教育的资源如何进行配置，采取哪种方式进行配置，不是任意而为的，而是由当时的经济发展环境和模式决定的，因为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当然要为经济发展来服务、相适应。现代的经济社会建设情况要求高等教育必须抛弃计划经济的约束，走出传统的计划阴影，主动与社会实践相结合。【7】

3.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现状和特点。

高等教育的自身发展情况影响着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情况。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教育的时期，从1999年的高校开始扩大招生到现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实现了在校学生的连年扩招，到2001年全国实现招生已经达到380多万人，在全球也算得上最多的招生数。到2002年底分布在我国各地的学校共有117万多所，其中高等教育学校达2000多所，高等教育的在校学生达到了1600多万人。【8】各级政府逐步加大对教育的资金支持和投入，2002年国家对教育的财政支出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3.5%，达到历年来的最高水平。同时，各大高校的教育教学水平也在逐步改善和加强，2002年，全国的高校建设实际面积达到3亿平方米，高校的教职员工达到130万人，其中教辅类员工有15万人，专业类教师达到62万人，行政工作人员达到21万人，工勤类人员15万人。在近年来的发展中，我国的高等教学教育情况日益发展，教学水平和教育的质量得到了不断的增强，高校的科研和建设力量得到进一步的提高，高等学校对全社会的经济社会进步贡献着越来越大的力量。在这么好的发展环境下，高校的资源发展还是不能满足整个教育的发展需求，人们群众日益增长文化物质需要和生产力落后的矛盾同时也决定了高等教育的资源未能合理配置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存在一定问题。同时，历史、经济、地理的因素也使得教育在资源的配置和发展上存在不均衡的现象，尤其表现在东西部的区域间、城乡的学校间等，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9】这就导致教育的不公平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同样使地方差异日趋明显。

3.1资源配置上的地方差距逐渐扩大。当前各地方的高考在录取的成绩上有很大的差距，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不合理。经济发达的地区高等教育的资源也相对雄厚一些，例如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山东、辽宁等均占有大量的高等教育教学资源。【10】经济发达的省份高等学校可达三四十所，而经济尚不发达的省份甚至不足十所。全国五分之四的高校集中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各个省份的省会城市。这就使高等教育的的资源呈现分布的不平衡性，影响了高等教育的长期良性发展，与教育公正性的原则相违背，加剧了城乡的差距。【11】而且教育的水平和能力也是不均衡的，中东部发达地区的教育质量较高，而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教学质量不高、规模较小，人才缺乏，资金不足。近些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迅速，规模日趋扩张，尤其是西部的教育事业也在不断的发展壮大中，只是在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上仍要落后于中东部地区。教育事业是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人才的可持续发展都要依靠高等教育的提高。所以，有的时候看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前景如何，通常要考虑到该地区的教育文化发展水平。【12】

3.2高等资源的分布结构不科学、不合理。受教育者的数量众多，教育相关资源却不丰富，2003年高等教育学生数量达到900万人，比1994年的250万增长了三倍多，而教育资源和资金等的投入却没有达到这样的倍数，并且当前我国在高等教育的投入上要远远低于世界范围的水平。面对这种情况，在教育部颁布执行的振兴教育行动中，明确指出政府资金要实现的教育投入。财力、人力等资源投入的比例也存在不合理性。【13】在青海、、宁夏、贵州等省份，连续多年不断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但是发展情况却不容乐观。主要原因在于人力方面的投入太低，不能与经济发展、教育事业的发展相适应。在我国还存在学生和教师比例不科学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的师生比例是1：4，而我国的师生比例已达到1：16，学校师资方面的力量始终没能得到补充和增强。我高校的教职员工中，专业教师人数少，而后期党政工作人员较多。世界范围来看，高校的专业教师和其他职工的比例为1到2，而我国现阶段就这一比例来看还是达不到1的，跟国际的平均情况还有距离。并且，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中，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学生所占比例小，而本科生所占比例较多。

3.3高等教育的资源不合理配置影响公平公正为主兼顾效益的原则。国家通过财政补贴和拨款实现对教育的支持和发展，在资金拨付的时候，往往是根据学生和教职员工的人数来实现的，而不是从学校的办学规模、效益高低及教育质量着眼。学校的规模大、学生和教师的人数多，就可以申请较多的拨款和费用，从而不考虑学校的实际需要，而盲目的扩大学校规模和招生。【14】这就导致教育资金过分集中，单纯的将人数多少、规模大小分配资源，这实际上是失去了教育公平的原则。不同的地区在高校教育的经费上是有着较大差距的，2001年贵州的人均学生教育经费不足北京人均学生教育经费的1/7。国家在不同地区的教育投资是不平衡的，往往是重点几所大学发展实现良性循环，越来越快，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大学则发展趋于缓慢。

3.4对高等教育的资源利用效果不好，实现效益不强。高等教育的资源不合理配置另一个具体的实际表现就是资源的静置，而忽略了动态价值，使许多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15】高等教育的资源可以实现整个社会的共享，这也是高校在发展建设中秉承的原则，可是实际工作中，一定的物力、人力和财力一旦分配到具体的学校和地区，往往是没有具体的制度进行使用权利的详细而明确规定的。如果政府主管部门能着眼教育资源实现动态管理，不但是从一个学校、一个地区来考虑教育资源的配置，相信会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实现更大的利用程度。

4.我国高等教育对口支援政策的研究。

高校对口支援的各项工作中最核心的应该是资源的优化配置，对对口支援各项政策的研究，将有利于实现公正、公平、有效透明的资源配置问题。【16】

4.1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对对口支援工作的影响。从一般的规律上来说，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高，科技文化发展情况好，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的障碍就相对较少，实现效果就越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的动力和支撑，同时影响着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是否能被社会良好的接受、吸纳，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17】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多是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对教育的支撑力自然就差些。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基础，上层教育建筑必然会受到影响。比如，教育教学和社会实践经验都非常丰富的教师，会在学校带出一批既有理论知识做基础，又有实际操作能力做后盾的社会需求型人才。这样的人才势必会被当地的企业和社会所认可、所需要，因为他们对企业和社会的发展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尝到人才对企业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利益之后，学校和企业之间就会进行广泛合作，加强对企业的培养和塑造，进而更加进一步的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改善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和安排，进一步提高教师的能力和水平，改善学校的教育教学环境，这样教育的良性循环就建立了起来。

4.2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对对口支援工作的制约。技术上的发展和突破、制度上的调控和约束这是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的两条基本方法。技术主要是指科学技术文化上的专业性发展。而制度则主要是指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管理、科技创新等各个方面的政策。【18】国家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等来实现对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如各级政府对高校的经费拨款制度、各地区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制定制度、国家重点高校实现申报和评估的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制定都会在不同的层面上影响一个学校甚至是一个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相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而言，教育政策和制度对高校发展的影响是更常见、更直接的。

4.3人文地理自然等条件对对口支援工作的影响。一个地区的地理优势、环境状况、交通情况、民俗习惯、人文历史、传统情况等都影响着当地教育资源的配置。【19】这些情况的存在影响着学生在高考填报时的择校情况，学生如此，教师的工作安排也是如此。优良的人文地理自然环境和条件将会吸引大量的人才前来工作和发展。否则，没有优秀的教师，没有优质的生源，再好的学校也无法实现长远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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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美国 国家政策 高等教育 国际化

一、引言

美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头号强国，不但成为世界科研和技术发展的中心，也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全球人才的聚集地。科技教育的资源聚集反过来又成为美国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和文化的强劲引擎。

冷战期间，美国曾经多次检讨自己的教育政策，并发起声势浩大而又影响深远的反思，疾呼美国教育已经落后。虽然这种反思不乏意识形态领域的“别有用心”，但美利坚民族勇于正视自己缺点的务实态度却促进了本国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教育事业的大发展，进而又推动了其他部门的飞速发展。美国航天领域庞大的“阿波罗计划”将其他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再如，美国的“硅谷”一直引领世界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潮流。这一切都和美国一直奉行的夯实教育基础，着力发展自然科学和理工科的教育战略密不可分。

如果说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教育政策是为美苏冷战这一大战略服务的，那么冷战结束后的美国教育政策则是围绕保持国家在冷战后新时期全球唯一超级大国政治和经济地位这一目标而制定并付诸实施的。

二、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策略

美国教育全球中心地位的保持和巩固是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的：一方面利用美国的经济优势和全球教育科研中心地位吸引世界各国的优秀学生和学者到美国留学和研究。美国通过政府、社会和各种组织机构提供的优厚奖学金吸引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以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身份来到美国为美国的经济和科技服务。美国各高等学校对来美的理工科博士研究生一般都提供充足的奖学金，申请的程序也相对简单。即便是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美国中西部各州的高等学校对于理工科博士研究生的支持也很到位。比如，内布拉斯加州是美国传统的中西部农业州，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为1100-1200美元。然而，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不但有充足的奖学金支付全额学费，而且还能每月得到税后约1600美元的研究津贴，保证了博士生能毫无后顾之忧的进行科学研究，完成学业。

此外，美国高等学校还向国际留学生和学者提供了世界上最理想的教学研究环境；通过政府、学校和基金会等不同机构为本国和外国学者提供研究资金；通过颁布法律的形式，吸引尖端人才加入美国国籍将其留在美国，为美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出力。据统计，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美攻读理工科的博士研究生五年之后留在美国工作生活的比例一直在90%以上。

对于来自其他国家的本科和大部分硕士研究生，美国高校和政府则把他们当成刺激经济发展的“钱袋”。每年外国留学生为美国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收入。外国留学生的涌入还给美国带来大量的工作机会，最直接的是将留学生吸引到具有各国各民族特色的餐馆、小型杂货店和文化场所里，一方面提高了当地的税收收入，另一方面又带动了劳动力市场的兴旺。

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为了重振经济，刺激就业，调整了留学、移民政策，提高了留学生签证通过率。2010年11月15日，美国国际教育研究院（IIE）公布的2010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显示，赴美国际学生在2009/10学年呈持续增长势头，达到3%，留美学生总数高达690，923人。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中国首度成为美国最大留学生来源国，增长率约30%，超过往年的榜首印度（18.5%）。中国学生从上年度98，235人增至09/10学年的127，628人。该报告指出：美国对于国际学生总体持欢迎态度，希望继续扩大在世界教育中的影响力，鼓励更多的国际学生进入美国高校学习，并为此保持稳定宽松的留学政策来吸引国际学生。

三、美国政府对教育国际化的影响

（一）立法支持

2008年，美国国会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国家在今后若干年内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目标。《2008提高国际开放程度以提高美国国家竞争力法案》旨在“通过保持并提高美国吸引国际学生、学者、科学研究者和访问学者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在该法案中，美国决策者明确了加强国际教育交流对美国实现全球领导竞争力战略目标的重要作用；美国政府各部门应该在不牺牲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保持吸引国际学生、学者和科学研究者的竞争力；在移民、签证政策方面，美国政府应保持欢迎外籍人士赴美的姿态。

（二） 调整签证政策

2011年5月份，美国再次调整了签证政策，以提高吸引国际优秀人才、学者的竞争力。留学签证政策调整有效期部分增至4年。为了吸纳更多理工科学生、访问学者赴美，改善一些美国著名大学留学生数量明显下降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某些敏感科技领域的学生、访问学者的“Visa Mantis”特别签证严格审查程序。本次政策放宽调整涉及持有F类（学生）、JH类（临时工作人员）、L类（公司内部调动人员）、B类（旅游和商务）签证。调整后，这些签证持有者的签证有效期不必每年重新审查，敏感专业学生签证有效期最长可达4年，工作签证有效期可达2年。

（三）鼓励本国学生出国留学

近年来，美国政府不断鼓励本国学生到其他国家留学，提高本国学生了解世界的能力和眼界。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肯尼迪政府就提出“和平队”计划，向发展中国家输送各行各业有经验的志愿人员，特别是教师和医生，帮助这些国家解决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这些志愿人员为派驻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扩大了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正面影响，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

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实力面临空前的挑战。为了重振昔日雄风，美国众多的民间机构、智库向总统和国会积极献策。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于2008年向政府提出了一个名为“国际教育――公共外交领域中被忽略的方面：给下任总统的建议”（之后简称“建议”）的报告。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应该正视“国际教育已成为解决美国面临诸多挑战的基础……如今的美国缺少能意识到国际教育潜能的政策……（美国）应该自觉地将国际教育作为与全世界人民追求共同目标的途径。正是通过国际教育，我们才能与世界其他地区建立持久的对话基础和伙伴关系，并为形成世界和平、安定、幸福的长久局面创造条件。” “建议”在重申了吸引国外学生和学者赴美学习、研究和生活的一贯政策的同时，着重强调了将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现放在海外留学上的构想，并将其作为美国本科教育的组成部分；“建议”还呼吁加强美国教育与其他国家的国际交流和志愿者服务项目，如“和平队”，来改善美国的国家形象。

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十万强计划”，致力于快速提高美国学生赴中国进行短期学习和留学的数量。2010年5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在北京正式提出“十万强计划”，强调要加大美国高校对中国高校输送短期访问学生的力度。美国政府还计划到2017年，向世界其他国家输送100万美国留学生。

四、结语

通过一系列国家政策层面的措施，美国政府既帮助本国高等学校保持国际竞争力和领先地位，也促使美国年轻一代走出国门，促进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并将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传播到派出国家或地区。

【参考文献】

［1］蔡敏. 独立研究课：美国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课程形态[J]. 比较教育研究，2011（3）：1-4.

［2］陈学飞. 谈谈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若干基本要素[J]. 比较教育研究，1997（2）：6-9.

［3］李梅.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政策：强国兴邦的工具[J]. 比较教育研究，2010（10）：27-30.

［4］翁丽霞，陈昌贵. 中美研究型大学国际化比较分析[J]. 高等教育研究，2010，31（12）：94-100.

篇7

［关键词］民办高等教育教育政策政策体系

［作者简介］张晓红（1976- ），女，河南商丘人，黄河科技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法学。（河南郑州450006）

［课题项目］本文系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重点课题“民办高校法人治理机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010］-JKGHAG-0338）

［中图分类号］G649.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15-0023-02

民办高等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需要多种条件的配合，其中，政策法规是最重要的条件保障。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合理性、科学性及相关政策环境的优劣，对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会产生明显的推动或阻碍作用。认真研究我国陆续出台的有关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对梳理并完善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推动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与实践价值。为落实“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真正贯彻国家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要求和指导思想，本文主要针对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法规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借鉴国外先进的民办高等教育管理经验，对未来民办高等教育的政策发展、法制保障提出相关建议。

一、端正认识，准确认识民办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国，公办高等教育长期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加之传统观念的影响，民办高等教育一开始就被贴上各种“标签”，受到种种非议和责难，即使在民办高等教育大发展的今天，仍有不少人提到民办高等教育就摇头、讥讽，甚至“谈民色变”。有人认为，“政府认识不足是导致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缓慢的最重要原因之一。”①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必须为民办高等教育营造一个公平、和谐的发展环境，彻底端正认识，准确定位，从思想根源、立法源头上解决问题。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之初，就碰上了姓“私”还是姓“民”的问题，公众和学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于受传统文化和公众固有偏见的影响，民办高等教育长期处于公办高等教育的阴影下，在不公平的环境中艰难生存发展，“唯公性”成为一贯坚持的教育政策理念。在教育政策的制定上，也或多或少地受了“唯公性”影响，甚至以公办高等教育为范本，凡事先考虑公办高校的利益，使民办高等教育丧失了与公办高等教育公平竞争、发展的政策基础。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应首先端正教育政策理念，树立“教育没有公私之分，只有好坏之别”的思想，在教育政策的制定中，不以“公”“私”来划分教育的高低、好坏，因为民办高等教育首先姓“教”。同时，也要切实认识到“发展民办高等教育首先是政府的需要，投资者、办学者帮助政府分担高等教育供给的责任，应该得到褒扬和支持”②。如果做到了，民办高等教育才能真正成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才能真正做到与公办高等教育的公平发展、公平竞争，从而形成公办、民办和谐发展的格局。

二、完善政策内容，明晰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

1.落实民办高校办学自政策。民办高校作为独立的办学实体和法人单位，享有充分的办学自，这是由民办高校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从目前所颁布的《民办高等教育促进法》来看，民办高校主要享有有限的教师聘任权（第二十四条）、自主招生权（第二十五条），但缺少自主决定专业设置权，这些自对民办高校的存在与发展至关重要，但现在法律仅赋予民办高校部分的办学自。应该指出，《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学校应享有的权利，对民办高校也是适用的。落实这些权利，不但可以充分调动办学的积极性，而且可以增强民办高等教育的成本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

2.落实减免税收的相关政策。民办高等教育是一个非企业单位，应当在收入和税收方面按照非企业单位进行管理。在国际上，通常的做法是“减免学校税收”。是否执行税收优惠政策及执行结果，对于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应尽快进行改革，主要围绕民办高等教育，出台相应的标准和要求，确保民办高等教育享有与公办学校同等的优惠政策。

3.明细并落实“合理回报度”。分析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资金来源，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基本上是“投资学校”，通过资本运作获得回报成为民办高等教育界的共同愿望和自然驱动。同时，投资者的回报也是解决高等教育资金来源的重要途径。《民办高等教育促进法》在“合理回报”方面进行了规定，但没有明确“合理回报”的具体措施，也没有明确“回报的合理程度”，更没有配套的政策法规。我国应尽快修改完善相关政策，出台细化的具体措施，使立法原则得到贯彻。

4.明晰并落实产权政策。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产权政策。如何看待和界定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资产，关系到民办高校的生死，也影响民办高等教育事业甚至整个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建议，我们应借鉴其他国家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将民办高等教育进行分类管理，即区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在此基础上建立较为合理的法人产权制度，以明晰举办者（投资者）与学校法人的产权界限，保护民办高等教育举办者和民办高等教育法人各自的合法权益。同时，我国政府应尽快建立民办高校资产监督与管理制度，切实履行监管责任，保障民办高等教育法人的财产权。

5.增加评估政策。长期以来，国家对民办高等教育的评估都参照公办高校的模式和标准，没有制定单独针对民办高校的标准，也没有考虑民办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和现实状况，造成评估工作的信度不够、效度不高。因此，民办高等教育评估应建立质量的多元概念，确立满足社会需求的质量理念，注重整体质量和差异化的质量需求，以及不同层次和类型民办高等教育的需求差异，采取不同质量标准的评估和评价模型。

6.制定资助政策。“政府的资助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体现了政府对民办高校的实质性接纳和深层次关爱。”③民办高等教育同公立高等教育从性质上来说没有区别，同属公益事业，承担着为社会培养人才的任务，应该由政府补贴。但是，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没有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国家还没有将民办高等教育纳入国家资助的范围，拨款只停留在平衡层面，并没有直接资助。国外民办高校所需资金的一项重要来源是西方国家资助，而且这笔资金力度在不断加强。因此，中国应借鉴国外经验，从给予民办高等教育资助政策、政策优惠、税收减免出发，逐步加强对民办高等教育的直接财政支持，将民办高等教育真正纳入国家的教育体系。

三、完善配套法规，构建完整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体系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政策不仅仅滞后于机构的发展，而且缺乏相关配套的政策法规，还未建立完整的政策体系，从而导致有关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很难落到实处。鉴于此，在修订有关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管理政策时，应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时出台有关民办高等教育的政策，构建完整、完善、合理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体系。

1.合理布局、精心设计，完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发展政策的配套。政策的配套性，意味着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应注意配套的设计和实施细则的落实，以及当地政府的政策和法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后，在有关税收政策、合理回报的策略、产权政策等诸多方面，都没有出台相关配套措施，使得《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实施存在障碍。为保障《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顺利实施，各地方政府也应采取行动，制定适合本地条件或实施条例的细则，并促进和监督《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实施，确保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有效性，使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同时，在制定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政策时，应注意收放结合，以便更好地发挥动态平衡和指导协调的作用。

2.完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体系。政策体系是指所需要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作为一个政策体系，可以使体制内的政策与政策之间互相协调、互为补充，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从水平和垂直角度入手，建立纵横交错的私立高等教育的三维网状政策体系。（1）从横向角度分析，应提高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和法规的完整性和逻辑性。当前，我们执行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是以《民办高等教育促进法》及《实施条例》为核心，具体政策如发展政策、体制政策、组织和管理政策、师资政策、收费政策、评估政策、捐赠策略、审核策略等，很多没有引入民办高等教育的相关规定，导致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未来，具体政策应尽快在民办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有所改善，发挥政策的优势互补作用，增强前瞻性。（2）在纵向上，以政府相继出台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高等教育促进法》为基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的实际，制定地方性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法规及其实施细则，保护和促进地方民办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四、转变政府职能，重点加强执行监督，防止政策失真

任何一种政策的实施比颁布更重要，教育政策也不例外。良好的政策一旦制定出来，就需要得到全面、认真的贯彻和执行，否则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实现不了政策制定的初衷。因此，我们在具体实践中一定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及时评估政策执行情况，严防误解、扭曲、滥用权力，也要严防借执行政策之名谋一己私利，确保政策能够真正落到实处，确保政策的执行质量，这就要有完善的监督执行的机制、机构、制度、措施。“我们必须对民办高等教育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尤其是该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活动加以全面监督，以确保政策本身的科学性和全方位贯彻实施，并及时发现与纠正政策偏差。特别是应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功能、内外沟通、上下结合的立体的缜密的监督网络，形成和完善以党的监督为先导、权力监督为主体、舆论监督为动力的监督体系，以增强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执行的透明度”。④

五、积极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参与对民办高等教育的管理

在当前环境下，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教育与经济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民办高校实行的是开门办学，学校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受教育者的要求调整教育结构、改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要想快速、准确地做出决策，必须在短时间内准确了解大量的资源。实践中，鉴于单个民办高校的力量和所掌握资源的有限，短时间内整理大量完整的资料非常困难。在这种大的市场需求下，教育中介组织的专业作用就大大发挥出来了，专业化的组织可以在短时间内提供完整的资料与信息服务。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教育改革速度的加快，总结分析各地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也成为迫切要求，这就需要民间的教育中介组织把这些信息及时输送到民办高校，为民办高校的深入改革提供参考。此外，由于民办高校具有自主管理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双重属性，因此，在处理民办高校与政府的关系时，社会中介组织的介入也是必要的。社会中介组织既不同于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也不同于行业协会的管理，主要发挥以下三方面的作用：

第一，教育行政部门加快管理职能的转变，把一些不必由政府管理的工作移交给中介机构进行落实。比如，对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硬件设施及软件环境、学校经费的使用、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对教职员工的服务和管理、对教学的组织与管理、对教育教学质量等评估可交给中介机构来具体实施。

第二，通过社会中介机构进行沟通，解决学校与社会、民办高校之间的关系。社会中介组织及时将社区家长的建议意见反馈给民办高校，将民办高校的需求和意见及时反馈给社区和家长，从而获得社区和家长的帮助和理解。

第三，为民办高校提供信息服务。社会中介组织可以提供民办高等教育的政策法规、相关理论重点、办学体制、管理体制、素质教育，特殊教育、考试制度，以及全球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教育评价和不同地区的教育资讯等方面的服务。

总之，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是我国办学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完善教育的宏观结构发挥了积极作用。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法规建设不易，它已经以不寻常的方式谋求了自己的发展，也形成了一系列颇具体系的政策法规，但在实践中，关于《民办高等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内容，有学者存在不同意见，相关争论仍然很激烈。以产权和政府管理为例，涉及合理回报、举办者退出机制、民办高校平等地位的保障、政府资助、社会捐赠、民办高校内部法人治理、民办高校优惠政策的落实、政府管理模式、会计制度和税收优惠政策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民办高校的法人性质有关。《民办高等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高等教育是公益事业，但对从事这种公益事业的主体，即一所民办高校的法人性质规定，仍较模糊，不够明晰，这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政策法规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但仍存在诸多问题，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法规体系的完善仍然任重而道远。我们期待并努力促进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也期望全面规范、调整和促进民办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民办高等教育法》能够早日颁行。

［注释］

①岗本佳子.日中政府资助民办大学政策的比较研究［D/OL］./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1&recid=&filename=20040874

39.nh&dbname=CMFD9908&dbcode=CMFD&pr=&urlid=&yx=&v=MjA2NjNMdX

hZUzdEaDFUM3FUcldNMUZyQ1VSTDZmWk9ScUZ5cmdWN3ZCVjEyN0dyT3d

HZFhQcHBFYlBJUjhlWDE=，2004-04-01.

②徐绪卿.新时期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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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6-0076-04

一、高等教育公平的内涵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高等教育公平作为教育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平等，即任何人不论民族、性别、年龄、宗教，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2)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3)高等教育公平是相对的，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4)高等教育公平的实现过程是有层次的，它包括受教育者入学机会的公平、受教育者在学业过程中的公平和受教育者学业成功并被社会认可的结果公平。在我国，教育权利平等在法律的层面上已经解决。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突出的表现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上，特别是受教育者在入学机会的公平上。要实现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首先就在于保证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

二、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平的现状和原因

(一)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平的现状

1、地区间的高考分数线的差异

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将社会从元序状态拉回到有序的发展轨道，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又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2006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5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2％，中国的高等教育成就举世瞩目。但另一方面，社会对高等教育入学的机会公平相当关注。虽然高考制度具备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形式上的公平，但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录取分数线，因而使得相同考分(在全国统考中)的考生有着不同的“命运”。下表反映了部分省区高考分数线30年间的变化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北京、上海作为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在改革开放之初，高考录取分数线是远高于其他各省区的，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北京、上海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就低于各个省区，甚至低于西部贫困的省区。与此相反，北京、上海2007年的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分别达到73.59％和84.1％，湖南为54.9％，甘肃为43％，发达省区、中心城市成了“低分数线、高录取率”的地区，在各地区间由于录取分数线的差异导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平。

2、学校间招生名额在各省区的分配不公平

各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的招生名额在各省区之间的分配也是不公平的。笔者统计了2007年清华大学在几个省区的招生情况。

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到，从招生的绝对数上，清华大学在北京的招生计划比其他四省区的总和还多，并且在甘肃无文史类的招生计划。在不考虑其他各方面条件下，2007年一个北京考生进入清华的机会和一个甘肃考生进入清华的机会之比为26.97：1[(316／109876)／(29／272000)=26.97]。显然，对于一个在甘肃的优秀学子而言，由于招生计划的分配、招生名额的限制而丧失了与北京学生处于同一起跑线的机会。同样的，各地重点高校也更多倾向于招收本地的生源，使得高校的“地缘化”、“属地性”特征越来越明显，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教育歧视，是对其他地区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平等权利的剥夺，是教育上的极大的不公平。它导致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并引发了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其他各种形式的不公平。

(二)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平的原因分析

1、地域间的不公平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必然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地区间的不平衡。首先，我国高校的空间布局很不平衡，截止到2007年，我国共有普通高校1909所。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高校和重点名牌高校，而西部偏远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高校很少。其次，地区间的人均教育经费差距显著。著名教育经济学家王善迈根据经济发展的水平将全国30多个省(市)区分为四类：一类为京、津、沪经济最发达地区；二类地区为辽、苏、浙、鲁、豫、粤等发达地区；三类地区为冀、晋、吉、黑、皖、闽、湘、鄂、川、新、赣等不发达地区，四类地区为其余省区等最不发达地区。据统计，一类地区人均教育经费始终是三、四类地区教育经费的2～3倍，二类地区的人均教育经费要高出三类地区的44％，这种教育资源的配置状况直接造成了我国不同地区间在质量、水平、数量及发展速度上的差距。

2、学校间的投入不公平

由于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教育资源短缺、教育投入不足，使得教育资源配置成为高校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在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中，政府居于主导地位，它所采取的分配形式，直接影响高等教育的公平。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采取了向重点高校倾斜的政策，建设“211”工程、“985工程”，扶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部属重点大学冲击世界一流大学。政府对名牌高校、重点大学是大量的财政投入，而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却备受冷落，这样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形成了穷则愈穷、富则愈富的“马太效应”，加剧了高等教育的不公平。

由于高校的空间布局的不合理，重点、名牌高校集中在中心城市和教育经济发达省份，东部地区、发达省份的考生能够凭借地域优势，享有充足、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中西部地区的考生只得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汗水才能脱颖而出，这都说明了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不公平。

三、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财政政策

培养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和劳动者，是高等教育的任务。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公平，保证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首先可以从高考制度上进行必要的改革，完善高考制度，改革“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高考招生制度，健全高等教育入学平台。而从国家财政的角度出发，采取相应的、适宜的财政政策，优化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也能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

(一)增加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加强对高等教育经费的管理

要优化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必须要保证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投入的主渠道作用。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安排教育经费的预算，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在财政预算中单独列项，并报人民代表大

会批准且向社会公布，确保落实到位。财政年度预算和执行结果都要达到教育经费支出的法定增长水平，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4％。确保“三个增长”，并使高等教育经费在总的教育经费的比重稳定在20％左右。建立科学、规范的高等教育经费管理制度，加强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统筹力度，改革拨款办法，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完善高等教育经费绩效评价制度，进一步规范、改进各类高等学校的财务管理，加强项目管理，坚决反对一切浪费现象，反对学校建设中追求奢华的现象，努力提高经费使用效益。加强对公办学校贷款的管理，控制贷款规模，注重防范并努力化解贷款风险。严禁挪用、截留、挤占、平调教育经费。建立健全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制度，完善监督机制并加大监督力度，确保经费安全。同时要尽可能平衡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教育投入，在法定的高等教育财政经费内，加大对中西部普通高校的财政投入，促使其扩大规模，提高质量，从而逐渐改变现有高校空间布局。

(二)开辟高等教育资金筹集的新渠道，鼓励投资多元化

1、发行高等教育专项国债，积累教育资金

我国债券市场逐步趋于成熟，具有开拓新品种的条件，特别是在国债市场上形成了长、中、短期国债相结合，一般国债、专项国债、特种国债相结合，可上市国债和不可上市国债相结合的局面，这些都为高等教育国债的发行创造了条件。当前，我国的投资需求旺盛，教育专项国债的发行使广大投资者有了新的选择。把这些筹集到教育资金投入到西部贫困地区，可促进这些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

2、发行教育彩票，拓展新的融资渠道

发行高等教育彩票，为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筹集资金。教育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在我国，发行高等教育彩票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庞大的资金，而国家财政性拨款数量有限。另一方面，我国国民已具有购买教育彩票的热情、心理承受能力和经济能力。截止到2005年底，我国个人储蓄达到15万亿元，因此，发行高等教育彩票，筹集民间资金，是促进高等教育特别是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条可行新路。

3、健全捐赠税收优惠政策，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

目前，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捐赠没有相关的规定，国家要积极通过税收政策杠杆引导社会资源捐资高等教育领域。政府和高校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激发企业与个人的捐赠热情。宏观上讲，政府应对捐资者实行税收减免和其它的一些优惠政策。特别是对西部贫困地区的捐赠。微观上讲，高校则可给予捐赠者相应的荣誉来吸引更多的捐助。但是，企业和个人捐赠是临时性和不确定性的，难以保证经费来源的稳定性，这就要求政府的财政、教育部门对企业、个人的高等教育捐赠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具体的税收政策和其它优惠政策上有明确规定，建立高等教育捐赠体系，使捐赠能够形成稳定、高效的高等教育投资。

(三)建立规范的高等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按公共经济学理论，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具有溢出效应。不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投入随着大学毕业生“孔雀东南飞”无偿转移到发达省区。造成本身财政薄弱的不发达地区人力、物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这些非均衡与不公平现象，亟须政府建立科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来弥补经济落后地区的高校因所处经济环境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建立规范的高等教育转移支付制度，确定转移支付的资金量的有效方法是“因素法”。可以按照高校布局、生源结构、毕业生就业去向，结合地方实际财政能力、学龄人口数、教育成本等客观因素，设计科学的转移支付公式。具体可有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计算出地方政府承担的高校学生人均经费的最低投入标准。首先确定以全国地方高校学生人均公用经费作为最低标准，因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故应求解各地最低标准调整系数，以便换算出各地财政应承担的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最低投入。该调整系数的确定应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考虑因素主要包括各省政府教育投入占本级财政支出比例，人均GDP，然后，用全国地方高校学生人均公用经费乘该调整系数即得该方地政府承担的高校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最低投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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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选择权；高等教育政策调控；教育选择；职业资格证书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263-02

一、教育选择权――当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教育活动中包含着三种选择：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和教育影响的选择；社会、政府、家庭对教育者的选择；学生的选择。在现在的教育选择权的范畴中，主要讨论的是第三种学生的选择。

学生的教育选择权的种类、范围、形式以及行使程度会随教育情况变化而变化。当前对于教育选择权内容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学校选择权、专业选择权、课程选择权、教师选择权，还有上课的权力和选择学习年限的权力。教育中的选择包括学校间的选择和学校内的选择，学校间的选择主要是对学校的选择，而学校内的选择则是对专业和课程，教师等学习资源的选择。

（一）学校选择权

学校的选择权主要是指对学校类型进行选择，是校际间的选择。学校选择权指，受教育者从自身意愿出发选择学校经考核后进入该校并获得该校学生身份的权利。目前证书制和高考制两种是国外高校最常用的招生方式。证书制是对中等教育终了的资格认定，而高考制是大学的统一考试。而学生行使择校的权力也会随着高校不同的招生制度和录取方法而有不同变化。

从理论上来讲，学校选择权中包括对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的选择，以及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选择，重点学校和一般学校的选择，本地区学校或其他地区学校的选择。但是选择权不可能是绝对自由的，这是要由大学本身的客观容纳量而决定的，在教学质量这样的更高社会利益条件下，限制入学申请者的择校自由是可以被允许的。

（二）专业选择权

专业的选择权，指学术或是针对职业的专业选择，在入校后选择或对之前的专业选择进行调整。当前专业的选择分两种，一种依靠入学前填报的志愿来决定，一种是入校后再进行选择和调整。目前高校的教学制度改革如主辅修制度、双学位制度、双专业制度等就与其相关。学生在入学前选专业时具有盲目性且易受他人引导，就业制度和市场导向等大环境都会对选择产生影响。学校应允许学生在入校后进行专业的调整和选择。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明确提出“学生可以按学校的规定申请转专业。学生转专业由所在学校批准。”这样就从制度层面上规定了学生对专业的选择权力。

（三）课程选择权

一个专业会形成独有的认知结构，但该认知结构可能会与其他的专业交叉，并形成不同方向。学生有自由选择该专业研究方向的权力，且依照学生个人独有的不同认知结构，学生拥有一定范围内对不同的课程进行选择的权力和条件。目前对课程选择权的研究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它包括对本专业计划所开设课程的选择自由和选修外专业、外学院（系）、外校甚至是国外某些高校课程的权利和条件，以及对某些课程申请免修的权力。

学分制对选课制和课程选择权有密切的关系，学分制源于选课制，其核心就是选课制。“学分制管理模式以选课制为核心，有三层含义：即选择不同的课程，同一课程选择不同的层次，同一层次选择不同的授课教师。”

但课程选择也是有限制的，学生可能会为了学分而选择一些较容易的课程，从而忽视自身专业体系的课程结构。学生不能脱离制度和规范化的课程设置进行自由选择。为保障学生选课的权利和学生掌握专业内容的平衡，就需要对必修课程和限定选修课程以及任意选修课程之间的比例加以限定。

二、高等职业教育政策中教育选择性的缺失

我国目前并没有保证学生的教育选择权，但是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关于“选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频出。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个人教育选择主要是在公立学校内部，教育选择受限。高等教育制度的缺陷使受教育者对学校间的选择受限，而学制体系和资格证书制度的不规范使校内专业和课程选择受限。

（一）高等教育制度的缺陷

1.招生考试政策问题

我国高等学校在招生考试政策上，仍采用统一的入学选拔标准，在录取批次上高职院校仍然是在最后一批录取的。这对高等职业教育选择有两种不利影响：其一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社会、家长、教师甚至学生本人都对职业教育具有偏见。其二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培养出的学生并不一定适合技术技能培养的高等职业教育。而“专升本”政策及本科院校的扩招，使本来属于高职院校的招生份额也被占据。

迄今为止，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院校招生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普通高中学校的学生参加高考，依高考成绩进行录取；另一种是中专、职业高中和技校或同等学力在职人员通过参加招生学校自主的招生考试，依成绩进行录取。对于高等职业院校招收中的“普职比例”，国家实行“招生向普高生倾斜、限定高职对口招生比例”政策。然而过分向普高生倾斜的问题使比例失衡。

从教育选择的视角来看，高校选择一定会受招生制度及家庭背景的影响。教育选择需建立于同等水平间的学校选择上，而高考政策中高职院校却为最后一批录取院校，两者层次相差。从这一点来说，这种录取政策已经干扰了教育者对高等职业教育院校的选择。

2.学制体系的政策规范

在我国现行政策框架下的学制体系中，高等教育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而高等职业教育目前只有专科层次。在纵向上无法与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体系贯通，在横向上无法与普通高等教育相连接。从教育选择的角度来讲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间的隔阂未打通，受教育者无法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而由于职业教育在纵向上的缺陷，受教育者缺少选择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这影响了受教育者选择高等职业教育的意愿，且影响了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提高。

另外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一直受着普通高等教育的控制。高等职业教育被归在高教部门管理，与传统普通高等教育基于一类地位却在其之下，被限制在专科层次。其中“新高职”者，主要从参加高考以及普通高中毕业生中降分收取，并且采取“三不一高”的歧视性政策。此外普通高校还可通过将职业院校吞并为普通高校的学院，为职业院校中的自考生颁发普通高校文凭，变相鼓励职业院校成为自考的培训基地等方式，令职业院校丧失了独特性。

（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缺陷

目前政策规定的职业资格证书体系覆盖不广，许多职业并未被涵盖进职业资格证书体系中，很多专业无证可考。且职业资格证书只适合一个岗位工作的需要，并未面向一个岗位群。同时，相关政策并未对持证者的工资做出规定，导致待遇与证书无直接关联。因此目前市场上仍是学历文凭决定工资水平，这挫伤了学生进行职业资格考试的积极性。

另外由于国家对于资格证书的管理有教育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也有人事部门，职业资格证书没有统一的规定，干扰了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评价，同时也影响了证书的权威性。

从教育选择的角度来说，由于资格证书的问题，受教育者在选择专业时会考虑资格证书的获得问题，限制了受教育者的专业选择范围。另外受教育者对课程的选择也基于所选专业，职业资格证书的认证体系目前只面向于一个工作岗位而非岗位群，受教育者所学习的课程是规定好的，范围狭窄而且缺乏流动性。而且由于认证体系的指定是政府而非企业，所开设的课程与现实的需要有一定的差距，这使受教育者对课程的选择受限，且缺乏实用性，影响受教育者的教育选择。

三、基于选择性视角下的高等职业教育政策调控

（一）高等教育政策调控

招生考试政策的调控要与学制体系改革相配套。在录取方式以高考招生为主的大前提下，首先，高职院校要提升自己的教育层次，政府放宽对高职院校录取批次的限制，使部分学校、部分专业上升到本科层次录取。其次，完善单独招生和自主招生考试，以更多样化的入学考查方式，变选拔性考试为适应性考试。

建立高职院校的高等教育体系，打通职业院校和普通教育之间的流动渠道，建立起普职沟通、中高衔接、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的职业教育体系。目前解决高职生继续学习问题的措施主要是专升本。但是专升本后，高职生进入的是学术教育体系而非职业教育体系。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应该设立技术本科。以此调控来实现受教育者自觉选择适合自身的教育方式，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可以相互流通相互选择，满足受教育者对于专业和课程的选择需求，尊重受教育者对于教育内容和方向的选择权利。

（二）职业资格证书政策调控

职业资格证书包括三个要素，即标准、模块和证书。从标准来看，职业资格证书的制定应该和职业学校的培训标准相一致。职业资格证书的等级划分应与纵向学科体系相一致，高等职业院校所提供的初级和高级培训标准，应在职业资格证书上体现出来。受教育者在教育选择上有深造或是选择基本教育的权力，这种权利应该在职业资格证书的等级划分上表现出来。

从模块来看，要加强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有效连接。职业院校在教学中渗透职业认证标准。在课程设置上，要建立不同的课程内容选择和编排标准。课程管理权力要下放，允许开发多种版本的教材和校本课程。

从证书部分来看，政府要对职业资格证书进行规范，加强职业资格证书的权威性，严格其认定标准。扩大职业资格证书的覆盖面，职业技能的鉴定标准广泛化，完善就业准入制度，对不严格执行就业准入制度的企业予以惩罚，提高职业资格证书的市场信用度。

参考文献：

[1]唐德海，李枭鹰.复杂性视域中的教育选择[J].高等教育研究，2006，（10）.

[2]周正.个体选择职业教育问题的社会学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1）.

[3]翟静丽.个人教育选择问题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4.

篇10

曾家、王娜在《黑龙江高教研究》2016年第4期中撰文，分析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质量评价观，指出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政策保障的藩篱与瓶颈，并提出了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政策保障体系构建的相关意见。

在基本维度方面，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观应包括适应性质量观、能力本位质量观、多元性质量观、发展性质量观、国际化质量观以及特色化质量观。在内涵和功能体现方面，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观应被理解为一种定量与定性评价的结合体，并坚持以定性评价为核心，评价的立足与落脚点应放在对当前经济社会的“适应性”上，并起到诊断、决策、反省与中介功能。在价值取向方面，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观主要体现了高等职业教育评价主体在处理与面对评价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冲突与矛盾过程中所应坚持的基本价值态度、价值立场、信念以及由此所表现出的相关价值的倾向性。

反观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政策，存在以下问题：1.政策的完善性有待进一步突破，体现在中高等职业教育之间衔接政策、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衔接政策、高等职业教育中产学研合作政策的不完善；2.政策的可操作性不强、公平性欠缺，在各个法令中所涉及的高等职业教育内容较少且原则性与目标性内容较多；3.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政策的有限性，主要体现在保障主体欠周延和保障制度欠完善两个方面。

基于此，作者提出以下建议：1.将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实化与细化，对学校与政府各自的义务、职责以及权利等进行明确规定，提升政策内容的可操作性与执行性；2.进一步提升与强化对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研究，鼓励相关领域研究者与实践人员加入高等职业教育的研究队伍，有效提升政策制定主体的素质与能力；3.进一步完善有关高等职业教育的政策与法律，出台针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在法律法规中明确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内容。另外，进一步保障高等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提升高等职业教育政策执行者的专业素质并加强对高等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监督，也是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政策保障体系构建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