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作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教育政策作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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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学生社会适应能力

在时代的不断发展进步中，对于人才观念也产生了巨大的改版。仅仅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已经不能很好的适应于社会生产的需要，人的综合素质提升才能带来个人更好的发展前景。通过形势政策课的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党和国家的发展路线，处理好个人发展和时代要求之间的关系。通过引导大学生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正确认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培养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一代接班人。

（二）达到教学目的的多样化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主要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为学生踏入社会实践做好铺垫。通过形势政策课的教学，能够在高等教育中进行学生思想内涵上的引导和教育，打破传统教学中的功力实用主义思想，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教学观念，带给大学生以健康积极的学习方法，树立良好的发展观，从多方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从而更加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升，带来社会生产生活新的发展格局。

二、形势政策课教学中的不足之处

形势政策课的教学对于学生的成才发展以及推动现代化教学意义的发挥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加强高校中形势政策课的教学氛围，积极营造学生的良好学习环境，从而将形势政策课教学带来的思想教育作用更好的发挥。在现有的形势政策课教学中，由于思想观念以及方法上的缺陷造成了形势政策课教学中的不足之处。

（一）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由于学校、老师以及学生对于形势政策课教学意义的认识不足，导致相关教学资源的投入和运用不足，使得形势政策课的教学处于表面化，没有真正被落实到实处。学校领导没有认识到形势政策课教学对于学生全面成长的积极作用，老师也将形势政策课的教学过程当作任务在完成，从而使得教学中缺乏创新能力，导致教学效果低下。学校和老师的不够重视，最终也带来了学生对相关课程的不重视，对于形势政策课的学习处于懒散的状态，没有对相关理论知识以及观念进行较好的梳理和掌握，最终使得形势政策课的教学意义丧失和落空。

（二）教学内容实时性不强形势政策课的教学应该是以当生的社会热点以及时事内容为教学知识点的，这些导致了形势政策课的教学需要具备敏锐的直觉感官，及时的掌握和传达中央的最新方针政策，才能有效保证形势政策课的教学意义。但在我国目前的高校形势政策的教学中，老师没有在课前对时事内容进行搜集和掌握，而只是依赖于传统的教学案例以及理论分析过程，没有做到对重大事件的及时捕捉，造成一种枯燥的、程式化的教学过程，降低了学生的参与热情。

（三）学生的互动参与缺乏学生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在教学中应该积极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各种教学环节以及教学方法的运用来调动学生的互动参与，提高教学效果。由于传统观念中，对于形势政策课的教学还处于僵化的课堂讲解式的教学状态中，没有注重对学生参与热情的调动，学生处于被动的接受地位，从而导致学生对知识点的死记硬背来完成学习任务的现状。这种互动参与性的缺乏，也使得形势政策课教学的课堂氛围不浓，老师与学生之间产生距离感，没有对教学内容进行积极沟通，最终带来教学效果的不佳。

三、形势政策课教学的改进措施

发挥形势政策课教学的重要意义，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带来教学理念上的创新，是我国促进高校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手段。形势政策课教学的改进措施分为以下三点。

（一）树立全面人才培养观念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高校的人才培养观念也应该积极发生转变，树立全面人才的培养观念。形势政策课的教学能够帮助大学生培养社会观念，了解时事发展局势，培养学生的现代化发展观念，扩展学生视野，将学生的成长成才目标建立在更加全面、科学的基础上。

（二）提升老师的教学积极性老师是教学环节设计的主要角色，提升老师的专业素质，促进其教学积极性，从而不断促进教学方法以及教学内容上的创新。只有老师具有较高的教学热情，才能充分的去感染到学生的学习热情，带给学生以更加积极健康的学习态度，加深形势政策课教学的改革和创新发展之路，最终更加深刻的发挥到形势政策课教学对于学生的思想教育作用。

（三）丰富课堂教学内容由于教学过程中的死板和枯燥导致了形势政策课课堂教学氛围不足，学生对于相关知识的接受程度也较低。利用多媒体以及新兴的教学措施，改进形势政策课教学中的呆板状态，积极鼓励学生的互动参与以及生活实践，让学生在自我感知中加深对相关教学内容的认知，从而达到学生主体地位的发挥，最终发挥形势政策课教学的积极作用。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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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宣传与管理，扩大社团思想政治教育辐射面尽管绝大多数大学生都参加过社团组织，但我们也发现，依然有很多学生没有参加社团的意愿，而且很多已经参加的学生也不能正常的参加社团活动，有的学生，尤其是大三、大四的学生出于学业、就业、考研等压力，对社团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在下降；有的学生对自己在社团中的角色定位不清，只想成为社团活动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不愿意从事一些相对比较琐碎的工作，例如打印材料、准备场地、搬动桌椅等，慢慢的就对社团活动丧失应有的兴趣，自然也无法达到利用社团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因此，高校学生管理部门要联合社团组织，加大宣传力度，让大学生真正了解社团活动的具体内容，清楚社团活动对大学生自身发展的影响，特别是新生入学时，社团要委派经验丰富的学生对新生进行宣传，介绍社团的特色、内容和价值等，帮助不同的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社团组织，并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

2.强化学校对社团的指导和管理社团是高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在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社团是大学生自己的组织，具有结构松散、人员流动性强、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需要学校相关部门对社团进行指导和管理。对于高校而言，可以由校团委牵头，成立高校社团管理部门，成员来自辅导员、学生处等部门，加大对社团的审批环节，鼓励一些有助于弘扬校园文化、有利于素质教育的社团组织成立。同时加强监督和管理，出台健全的社团管理条例，对社团活动的内容、人数、经费等进行管理，既保证社团活动的品质和质量，又避免了社团活动的混乱和不稳定。在活动内容上，要鼓励社团开展一些能够提高学生政治觉悟和政治素质的活动，及时将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和精神传达给学生，提高大学生的政治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另外，为了切实发挥社团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高校要给予社会经费、场地和指导教师的帮助，当社团活动遇到困难时，指导教师能够做好协调员的角色，第一时间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帮助社团走出管理的误区。

3.加强社团骨干的队伍建设社团是大学生自己组织的团体，社团日常的管理和活动的开展都依靠社团学生骨干，只有工作严谨、道德高尚、团结协作能力强的社团负责人，才能促进社团活动的健康有序开展。社团负责人理应由学生进行民主选举产生，选举过程中要充分听取所有社团成员的意见，并对选举产生的负责人制定考察制度，表现优异、工作尽责的负责人才能获得上岗资格。同时，由于大学生缺乏管理经验和能力，高校应该加强对社团骨干人员的培训，充分发挥学生骨干示范群体在社团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使其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高尚的政治觉悟，这样才能在社团工作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影响更多的学生。另外，还要提高社团骨干的业务素质，比如学习不同大学社团的管理理论、优秀社团的经验和社团矛盾化解案例，开展社团交流会，书写社团报告等。当社团面临困境时能够主动迎接挑战，找到解决出路，及时化解社团危机，保证社团健康发展。

4.提高社团文化品位，注重活动德育功能社团文化是以学生为主休，以校园为主要活动空间，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学生社团不要仅仅在理论知识方面体现自身的作用，还要设立一些文学，艺术类的社团来满足新时期学生对丰富的课余生活的需求，因此，大学生社团文化的培养可以通过各种社团活动，提倡积极高雅的活动内容，如知识竞赛、美术绘画大赛，校园歌手大赛、摄影比赛等，吸引有特长有兴趣的同学来一展他们的风采，禁止消极庸俗的内容与形式，注重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减轻了他们的学业压力，在活动中获得成就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坚定的信念，科学的世界观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二、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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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情感是指客观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要与愿望、观点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它是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心理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意志、行为过程中起着动力作用，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情绪情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以及运用，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1.情绪情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1.1 思想政治教学中的情绪情感的作用。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呈现出积极活跃、死气沉沉、消极对抗三种不同的课堂气氛。在活跃的课堂中，教师常常创设一定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整个课堂中有积极喜悦的正向情绪体验，从而使学生的思维活跃，学习效率高。而在死气沉沉的课堂中，教师只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情绪情感的引导，没有师生的互动，学生没有学习的兴趣，学习效率也会很低。而在消极对抗的课堂中，主要表现在一些教师在上课时总是带着消极、不满、埋怨的态度给学生上课，从而引起学生的反感和厌恶，一方面使学生思维堵塞，另一方面很可能出现逆反心理或反常行为。很显然，教育者应努力致力于构建一个积极活跃的课堂氛围。

1.2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情感关系及其作用。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纽带，情绪情感连接着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教育的主客体之间会形成一下三种不同的人际情感关系：第一是教育主客体之间形成了正向积极的人际关系，在这种主客体的情感关系中，教育主体发出了信息，教育客体就很容易接受，这种教育主客体的关系也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第二是教育主客体的人际情感关系一般，教育主客体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学生只是懂得思想政治理论知识，而不会相信，也不会产生坚定的信仰，更不会运用到现实的实践中；第三是教育主客体之间形成了负向的恶劣的情感关系，也就是教育主客体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误会或者隔阂，教育客体对教育主体厌恶、反感，并且对主体传授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也会很反感，教育主体发出的信息很难会被教育客体接受。很显然，积极正向的师生关系是我们需要努力构建的。

1.3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情感状态及其作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情感状态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思想不是他们被记住的时候就会成为神圣而牢不可破的，而是它们生存于充满朝气的情感波澜中，生存与创造和行动之中的时候，才成为神圣而牢不可破的"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客体首先感受到的不是主体传授的知识，而是主体的情绪情感，教育主体良好的情绪状态使教育客体有效地接受和理解教育内容，而客体的情绪状态关系到客体对于教育内容的选择、认同和理解以及良好师生关系的构建都有种重要的作用。这里的良好的情绪状态包括有较好的情绪认知力、情绪控制力、情绪沟通力、情绪影响力和情绪教育能力，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只有具备了这些良好的情绪能力，才会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有良好的状态投入到学习中去。

2.情绪情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策略

2.1 思想政治教学中情绪情感的运用。基于情绪情感在思想政治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采用相关的教学手段，并通过言语、态度、行为等来激发、调动受教育者的正性情绪情感和认知需要，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教学情境法：

2.1.1 以境生情法。该方法强调创设生动、负载积极情绪情感的教学情境，通过教师积极情绪情感的投入，激发学生的正向情绪情感，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2.1.2 寓教于乐法。只有将劳逸结合，将学习和乐趣联系在一起才能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对于教育者而言，就要善于在教学活动中创设多种多样的情景，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式，激发受教育者思维的火花，让受教育者在快乐中发展，在发展中快乐，从而实现情绪情感和认知相互促进。

2.2 建立平等和谐的教育主客体人际情感关系。教育主客体的人际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建立平等和谐的教育主客体人际情感关系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也就是教育主客体之间要民主平等、彼此信任、相互理解、融洽相处，最重要的是认知和理解对方的合理需要。教育主体要平等地对待教育客体。每一个学生无论成绩好坏，他们从人格来讲都是平等的，所以教师要从心里正确认识和对待每一个学生，尤其是成绩优等生和劣等生，发现每个学生的优缺点，并扬长避短。教育主体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取信于教育客体。教育主体只有具备扎实的专业素质，高尚的道德素质，才能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做到以理服人，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

2.3 教育主客体情绪疏导、调节与情感智力的培养与提升。教育主客的情绪情感状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发挥起着重要作用，要使教育主客体都形成积极健康稳定的情绪状态，就必须要了解和采用情绪情感的疏导和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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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每一年大学生和高职学生毕业总数都在不断的上涨，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为沉重。其中，需要特别注重的就是我国高职院校的学生，因为并不是十分良好的就业形势，会导致学生的就业思想发生一定的转变，甚至很可能导致学生产生一定的厌学心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就业观念的重要手段，在高职教育中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上对学生进行积极地引导，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消除学生内心存在的消极就业心理。

1思想政治教育对高职学生就业思想的积极作用

人的思想观念驱使着人的行为，思想政治教育对高职学生就业思想观念的引导，就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开展的价值所在，同时，也是我国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程需要承担的责任。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学生坚持本心，不会为严峻的就业形势所影响，为自身树立正确的职业梦想和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使得学生的就业观念变得更加的积极。高职院校的学生经过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能够具有非常健康的心态，从而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能力，满足我国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

1.1 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引导高职学生转变就业观念

高职院校的学生还没有完全的步入社会，很多学生还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在高职院校的众多课程中，只有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应将其作为教学重点。将高职院校学生的个人选择和我国发展需求相结合，对目前的就业形势进行全面性的了解，使得高职学生能够对自身进行准确的定位，树立正确的就业方向，并且为自身标定一个远大的就业梦想，打破传统就业观念对于高职学生就业思想的束缚。

1.2 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高职学生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

良好的职业道德是每一名社会工作人员都应具备的素质，很多人都说每一个工作人员就像是社会中的一颗螺丝钉，你在哪里就需要锁紧哪里，为自身的工作负责。在社会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高职学生从学校步入社会，他们的社会经验还十分的缺乏，对于许多不懂的事物，存在着眼高手低的现象。甚至很多高职学生步入自身的岗位以后，被眼前的利益蒙蔽了双眼，触犯了法律的底线和职业道德的底线。追求其根本原因是高职学生在校阶段没有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步入社会后对于自身的职业没有太多的热情，也不懂得什么是奉献，对于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都有着苛刻的要求，但是却没有实际的看清自己。对于不良诱惑的抵抗力很低，自身的工作不能够讲究诚信，这些都是需要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课程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教育，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使得学生具有诚信意识和风险意识[1]。

2 高职学生就业思想教育对策

我国对于高职院校教育越来越为重视，并且对于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高职院校学生就业思想观念也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学生对自身进行准确的定位，并且使得高职院校的学生树立符合自身的就业理想，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使得高职院校的学生可以成为一名社会需要，并且对社会发展奉献力量的人才。

2.1 将就业思想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点和载体

我国的高职院校对于学生教育工作的开展，不能够只是重视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对于学生职业道德以及职业精神的培养也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并且将其工作作为高职院校教育工作中的重点内容。所以，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当将就业思想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中心，以及相关知识传授的媒介。不仅需要对学生的专业技能进行教育，同时，还要帮助学生对自身未来的工作进行良好的规划，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职业价值取向，提升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使得学生走出校园步入岗位后，能够对自身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坚守自身的职业道德底线。要高职院校的学生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开展的意义所在，要学生深刻的体会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等对于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使得学生的就业、择业态度变得更加的积极，不再对岗位工作有着太多苛刻的需求，使得学生具有的就业观念进行良好的转变，帮助学生创建合理的、科学的就业观念。

2.2 将学校思想道德教育与家庭、社会实践教育相结合

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和提升学生具有的职业道德素质，使得学生能够进行就业观念转变，单单依靠高职院校的教育力量还是不够的。因为高职院校的学生还没有完全的步入社会，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于学生的影响很大，对于一些事物学生具有的抵抗力很低，很容易导致学生走向人生的误区。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对高职学生就业思想观念的引导，不仅仅需要依靠学校教育的力量，同时还需要凝聚社会以及家庭具有的教育力量，使得三者能够形成一股合力，促进学生就业思想观念的转变，增强学生具有的综合素质。例如：学校可以定期开展就业指导课程，并且在校园内部建立“就业指导学生联合会”，学校还可以应用新媒体QQ、微信等，加强与学生家长的联系，使得学生家长积极的参与到对于学生就业思想教育中去。学校还要与众多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为高职院校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使得学生能够在实际工作环境中，有所收获，有所体会，使得学校、家庭、社会全方位的为学生的教育工作负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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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教育政策是教育事业发展的依据。要取得良好的教育政策效果，执行政策比制定政策更重要。因此，认识教育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发掘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而为教育政策制定提供实践依据。

1教育政策执行的基础概念

关于教育政策执行，本文主要介绍几种国内较为认可的观点。从价值观念的角度，胡春梅学者认为“教育政策执行是教育政策执行主体将教育政策思想、内容、目标转化为教育政策行动、现实、效果，为培养新生一代和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提供服务的政策执行过程。” 从实践过程的角度，韩清林学者认为“教育政策执行是将教育政策付诸实践的过程，在教育政策内容的指导下，对教育实践进行改造的相对独立的过程，它不注重问题本身的分析和研究，而是重教育实践。”从执行的动态性角度，王世忠学者认为“教育政策执行是教育政策执行者按照一定的政策方案，运用各种政策资源，在一定时期内为实现政策目标，把教育政策所规定的内容转化为有效现实成果的双向互动过程。”综合各种观点，本文中认为教育政策执行就是执行者根据教育政策所提出的目标、计划、行动原则及行动指导等把教育政策内容付诸实践的过程。

2教育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

2.1执行依据不够完善

正确的、符合实际的教育政策依据是教育政策执行取得良好效果的前提。（1）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实际状况不同，想真正符合实际难度很大。（2）作用于特定领域中的教育政策难以深入到每一受众，存在政策普适性与个体差异性的矛盾。（3）教育政策的稳定性和相对变动难以切合实际情况的变动频率。

2.2执行主体难以控制

（1）教育政策适用范围较广，执行主体不单一，职责难以细化，易出现无人负责不良现象。（2）政策执行主体是具有差异性的个体，理解能力不同，执行力度自然有所差异。（3）教育政策执行主体存在自我裁量行为，有些教育政策只停留在宣传阶段，沦为一纸空文。素质教育理念出现时间近30年，但是学校、家长、学生对于成绩仍存在狂热追求，不能彻底摆脱应试教育根深蒂固的影响。

2.3执行手段的社会性

教育政策是否能够有效执行，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多种部门和受众。政策宣传是否到位、教育资源能否良好分配、相关公共政策能否顺利实施，直接作用对象能否理解和践行、间接桥梁能否起到上传下达的功能都对教育政策执行产生影响。教育政策的执行，需要获得社会的大力支持。

2.4执行环境的多变性

恰当的教育政策执行环境是教育政策取得良好效果的前提，?F实并不总是符合预期，替代式执行偏差总会存在。没有静止的政策环境，自然也没有永久适应的教育政策。教育政策是否与政治制度相契合，能否与其他相关政策环节相符合，执行的物质条件是否具备，资源分配是否平衡，已分配的资源能否真正作用于相关的教育政策对象，这些环节存在的问题都会给政策执行带来困难。

2.5执行效果的滞后性

教育政策最终目的是通过提高人才的质量促进社会的进步。提高人才的质量是一个长期过程，人才价值的实现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体现，所以教育政策执行效果具有滞后性。只有更长远的计划和安排，和对于正确教育政策稳定执着的心态，才能避免人为造成的阻碍和混乱，才能取得长远的利益。

2.6执行监督尚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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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新加坡中央集权的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对其教师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起着重大的规定性和保障作用。我们知道，公共政策执行效率同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央集权的体制有利于保证各级政策执行者在执行过程中顺从政策意志，并能较好地协调各执行组织之间的关系以有效保证公共政策的统一执行与实施。例如，新加坡的在职教师教育政策，不仅由政府制定统一的培训方案及其课程，而且还统一规定相对固定的培训机构、培训地点和时间。其中，在职教师教育的课程设置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为了满足不同水平不同学科教师的需要,新加坡国家教育学院提供了多样化的培训计划与课程,其中有提升教学人员专业知识的培训课程，如物理教学在职文凭(In-serviceDiplomainPhysicsTeaching)计划；也有为学校管理者或教师提供的里程碑培训项目。2001年,新加坡教育部正式启动“教育服务专业化发展与职业规划”方案，该方案有3条专业发展路径供教师们选择。其中，而选择高级教师路径的人员，可接受课程与教学设计、教育心理与指导、教育考评与测量、研究与统计四个领域的专门培训。[4]这种由政府相对统一制定的方案不仅有利于教师平等接受各种再教育和培训活动，而且还能缩小各所学校教师质量的差距，最终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不仅如此，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还有利于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教师最需要提升的素质培训方面。这样不仅使其政策执行所需的大笔经费得到了较为充足的保障，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其利用效率。如为了吸引在职教师积极参与各种培训，新加坡教育部下拨专项经费，用以支付在职教师培训时所需的相关费用等。[5]再如，为了让新加坡中小学教师都能掌握并能使用现代信息技手段教学，在其信息技术教育总体规划的第一年（1997年），该政府在其后的5年时间内下拨了20亿新元，专门用于学校配备硬件设施、帮助学校建立网络、开发课程软件以及培训师资等。[6]正是由于经费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新加坡教师教育政策才有充裕的执行资源。总之，新加坡教师教育的课程设置、教师培训的具体途径、教师教育发展标准以及教师教育所需费用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中央统一制定或下拨。这种集权式的行政管理体制使其政策在各所学校推行时比较顺利，有效地保证了该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较为普遍而彻底的实施。

二、法律制度的影响

新加坡严厉的法律制度对其教师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起着重要的规范性作用。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得以顺利执行，除了受到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政策法规、科技发展水平以及教育发展规模等因素影响外，还受到这个国家法律法规的影响。公共政策的执行必须具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否则就无法执行。[7]在新加坡，由于自然资源极其匮乏，人是其唯一资源，而教师作为承担开发人力资源的主力军，其整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该国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成败。因而新加坡政府极其重视教师人力资源的开发，并将教师专业化培训方案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出台，从而使其政策执行做到有法可依。例如，为了保证教师教育政策能持续有效地执行，增强教师参与培训的主动性、积极性与持久性，新加坡政府不仅颁布了《教师法》和《教师教育法》；而且，为了让教师安心教学和终身学习，该国还颁布了《就业法》、《工作关系法》和《公积金法》等教师福利方面的法律法规。[8]这些法律条文不仅明确了教师参与在职培训的权利和义务，而且还就其福利待遇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因此，新加坡的法律文件对教师教育政策的执行不仅具有强制作用，而且还具有激励作用，有效地促进了政策的实施。不仅如此，在政策执行的具体过程中，执行机构与人员会经常面对目标群体对政策的歪曲理解或拒不执行等问题，这也需要相应的法律保障。[9]我们知道，法律手段在教师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不仅能消除阻碍其政策目标实现的各种干扰，而且还能保障其政策执行活动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10]再有，法律还可以明确规定执行政策的各级机构及其人员的职责权限，而职权关系的法律化能提高其政策执行的严肃性，从而克服其盲目性和随意性。例如，新加坡的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教育学院培训教师的理念、具体任务、目标以及实施方案。不仅如此，良好的法律制度也可以把教育政策执行中良好的行政意志、民众意志和政党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法律武器。这样不仅能满足教师的需求，有利于教师教育政策执行的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而且还能维护政策利益群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利益配置的合法性。[11]比如，新加坡政府在其《教育法》和《教师法》中，明确提出维护教师的尊严和人身合法权益。只有当法治能充分为师道尊严、教育受到伤害而保驾护航，作为教育理念的执行者能得到充分理解和认同时，教师职业的自豪感才能得到激活，教师才能切实感到教书育人职责的神圣，也才能自发地学习以不断提升自身的素养，这个国家的教育才会发达。[12]再如，为了让教育经费切实用于教师教育,以避免个别妄想贪污或挪用教育经费的行为，新加坡政府不仅出台了严厉的法律文件，同时还建立了反贪局等监督与惩罚机构予以配合。因此，可以说新加坡的法律制度为其教师教育政策的顺利实施起到了明确责权、统一民众意愿、防止行为等作用，较好地避免了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三、经济制度的影响

政策执行虽然是一种政治行为，但最终服从于特定的经济利益主体。因而，政策的有效执行受其经济环境的影响很大。首先，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对其政策执行起着导向作用。比如，新加坡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下的、开放性的，自由经济与统制经济相结合的混合型市场经济体制。[13]这就决定了该国教师教育政策在其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必定受其影响并与之相协调。一方面，新加坡政府统一制定具体的教师培训方案。另一方面，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又呈现出自由竞争的机制。比如，新加坡政府要求承担培训任务的不同机构为教师提供既能满足其专业发展需求，同时也能提供满足教师非专业发展需要的菜单式课程。而教师自主选择培训机构与培训课程，既能增强他们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培训机构之间的竞争。[14]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提升了教师教育政策的质量及执行效率。其次，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制约着其公共政策的调整与执行。可以说，新加坡任何阶段的教师教育政策，无不体现出引导、鼓励人们将自己的才智、精力和各种能力用到经济建设上。[15]如在1965年提出发展基础教育以配合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时需求大量小学教师，于是新加坡政府就集中精力培养小学师资。当教师数量得到满足后，该政府又开始提高教师质量。因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新加坡采取分流教育制度，对于教师也采用不同的分流培训措施。到了1987年，新加坡正式推行将英语作为第一教学用语，母语为第二教学用语的双语教育政策，随即也组织教师掌握英语教学语的培训。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新加坡经济发展战略注重创新，为此提出“注重培养学生思考、少教多学”的教育发展策略，并组织在职教师参与各种新教学方式的培训。进入21世纪，面对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挑战，新加坡政府不断改革教育发展模式，目的是让每位学生均能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教育。[16]在这种背景下，教师的作用、角色和核心使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其培训模式随之改变，政府在结合过去“理论—实践课程系统”的基础上，强调规范教师学历、学位制度和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构建新的教师专业发展机制，加强教师对课程设计、提问和反馈等教育基本理念的理解；强调教育以学生为工作核心，注重培养学生获得学科知识和技能的能力等等。[17]2007年，新加坡教育部又提出重点培养教师具备专业实践能力、领导和管理能力、个人效力等技能。此外，还要求教师通过日常反思、行动研究、导师合作、实习、见习等方式，来加强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18]由此可见，新加坡任何阶段的教师教育政策的调整与完善，都充分地体现了根据其市场需求来配置资源以更好地满足教师实际需求的特点，而这一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教师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总之，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对其教师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具有导向作用，而且也制约其政策调整的方向，其最终目的是使教师教育政策与其经济制度更为密切的配合。而一个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过来又有效地促进其政策的顺利推行。这是因为经济制度在其政策执行过程中，能够将实施政策的任务与物质利益挂钩，并以责、权、利相统一的形式固定下来，间接规范人们的行为，给执行人员以内在的推动力以增强其政策执行的效力。[19]比如，新加坡政府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激励教师努力工作并不断提升自身的素养。而且，政策执行还与目标群体拥有资源的多寡有关，目标群体资源越丰富，法令执行成功的可能性就越高，非生产性成本就越低。[20]如为了吸引和留住一流的人才献身教育事业，以培养未来有创新、有能力、高素质的下一代，新加坡政府努力招募优秀人才从教，并购置现代化的教学器材。而良好的福利待遇、教学和科研环境，又吸引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前往新加坡任教，而高素质的人才对于教师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21]所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发展程度不仅影响着政策方案的调整与完善，同时也影响着政策执行的普遍性与彻底性。[22]

四、激励机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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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农村教育中，家庭因素是一个短板，但是，公平基础教育更加重要。从多个调查研究和理论书籍中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家长的普遍素质水平与城市家长相比是有差距的，农村家庭的物质条件也远远比不上城市。父母教育水平影响子女教育水平。20世纪末的常识和经验研究（Behrmanetal．，1997;CaseandDeaton，1999）中表明，子女教育和父母教育水平正相关，即父母教育水平越高子女教育水平往往也越高。可是，在这种相关关系中又包含了很多因素，比如遗传性因素以及教育本身的外部效应、个人的选择性婚姻行为（BoulierandRosenzweige，1984）、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因素（BrownandPark，2002;Loken，2010）、父母在子女数量和质量之间进行权衡的行为（Lietal．，2008）等等。在此文献中也发现，在控制了前面几种因素的影响后，父母教育水平对子女教育水平影响的原因有遗传原因（自然作用）和由于教育本身通过家庭教育引起的外部性作用的结果（抚育作用）。文中也对这两种原因的影响进行了阐述。

如上文所说以及其他文献中查阅可知，在仅有较少政策干预的条件下，遗传（自然原因）和家庭的社会经济水平（抚育作用）在子女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上发挥了主导作用，那么我们可以说，公平的教育政策对于儿童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平衡作用。在中国农村上世纪70年代的基础教育普及政策的基础上，李玉能和齐豪成为在我国首次在控制了自然原因（父母教育的遗传因素）的条件下，尝试分析了我国农村父母教育的抚育作用。自1971年起，在农村地区开始实行政府颁布的基础教育普及政策，此计划要求五年内农村地区小学教育完全普及，初中和高中教育在有条件的地区得到普及。虽然在1971年以前，农村仅仅有少部分人受到了初中以上的教育，但是在此次基础教育普及政策实施之后，农村中受到初高中教育的人数大幅增长。入学数由1965年的101万人上升至1977年的1955.6万人，招生数从1965年的4.4万人上升到1977年的666万人。这一政策对于父母教育的影响给我们发掘了一个方便的工具变量，以更好地研究中国农村教育的抚育作用。

李云森和齐豪再次对此领域进行了探讨，他们在使用教育普及政策作为父母教育的工具变量，也就是排除了父母教育的遗传性因素后，发现父亲、母亲的教育对子女的影响程度不同。在子女接受十年以上教育时，母亲教育对子女有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显著水平为10%），但父亲教育的影响并不显著。分样本的估计结果则显示，教育的抚育作用主要在文化资产较少、时代家庭成分为中农以下的家庭中发挥较大作用。这表明，提高父母的教育水平不一定就能提高子女的教育水平，教育的抚育作用和家庭的文化资产水平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李云森和齐豪，2011）。通过此项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学生家长教育水平虽然是一个短板，但是教育普及政策可以通过学校教育等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于是公平的基础教育对于农村显得尤为重要。

2农村基础教育应当与城市基础教育处于平等地位

现在的农村基础教育已经一定程度的城镇化，采取撤乡并镇的策略，撤销原本的乡、村小初学校，在较大一些的镇级单位合并学校录取周边村的学生。这种策略与原来相比显得更加公平，但实际上，仍有很大弊端。而最重大的弊端就在于，城乡教育本质上依旧不公平。对于中国这样引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仍旧多于城市人口，农村基础教育仍当引起更大的重视。但事实是，在现在这个农村城市二元对立的局势下，国家教育明显偏重城市。

（1）从培养目标来看，农村基础教育是整个农村教育体系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它的培养目标可以说直接决定了整个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向，也决定了农村基础教育的教育模式以及教育内容，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决定广大农村子女及其家庭的命运。现在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2.3%而到2050年左右农村人口将降到20%左右，因此我国当前的农村基础教育应该为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服务，也就是为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调整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服务而不是漠视甚至阻挡这一进程。而恰恰在农村，上大学成为城市人是很多学生和家长的愿望，对城市的向往是他们努力地动力之一，那么在农村教育中，我们应当去满足这样的愿望。但是，中考高考这两个指挥棒明确的表现出城市倾向，考试中有强烈的城市气息，农村教育却有很强的乡土气息，这对于农村学生显然是不利的。2003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中，将农村教育教学列为“三农”服务的方向。对于《决定》中方针以及相关已有的教育政策进行解读，我们可以知道，农村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体现了很明显的留农倾向。也就是说农村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为农村建设培养人才。可以这样说，目前的这些农村教育政策正是城乡二元割裂的定势思维的体现（《从“二元割裂”走向“一体化”——再论农村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周晔）。

（2）从政府投入来看，城乡之间对于基础教育的投入有显著差异。沈百福的研究中显示，我国2001年生均教育经费城镇小学与比农村小学相比高出86%，城镇初中与农村初中相比平均高出93%（生均教育经费是指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包括教育事业费和教育基建费）；同时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城镇小学与农村小学相比平均高出71%,城镇初中与农村初中相比平均高出68%（预算内教育经费包括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和预算内教育基建费）；与此同时，城镇小学的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高达是农村小学的3.39倍,城镇初中则高达农村初中的3.24倍（预算内教育经费中包括教育事业费和教育基建费，在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中，可以分为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个部分，其公用部分简称预算内公用经费其多少直接反映了教育经费的紧张程度）。此外，在这明显的城乡差异中，中央财政仅仅承担了不足2%的义务教育经费，省级则承担了11%的经费，而其余将近78%的经费都由乡镇两级承担。农村义务教育对于乡镇政府显然是一笔极大的支出，很多地区甚至无法承担。

（3）从师资队伍来看，农村师资力量比城市薄弱很多。落后的农村与城市相比，生活水平、工资待遇、硬件条件等显然要差很多，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教师也期望有更好的发展，因此就造成了农村教师的严重流失和缺少年轻教师等问题。在农村，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公办教师不到50%，大多是乡聘、村聘的。由于国家对农村和城市学校建设的投资不均衡，导致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恶劣，教师待遇差，工资低，民办教师（代课教师）“亦农亦教”，许多骨干教师流向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因此现在我国为了教师资源公平，采取了教师流动制度。虽然在目前国内城乡教育差距颇大，令人担忧的情况下，教室流动制度对于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有一定的好处，城市和乡村之间教师的双向流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农村地区师资力量不足，教师素质低下的情况。可是就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农村教师的流失率很高，尤其是乡镇教师以及县级高中教师（乡镇教师流失率占其专任教师总数的8.4%，县级高中教师则占4.2%）。现今，“城—乡教师流动”指的是城市教师前往农村学校支教，达一年以上。而乡—城教师流动”则指农村教师前往城市学校进行交流达一年以上，并且最终返回农村学校。其中如若农村教师前往城市学校后没有返回农村进行任教，则称为教师流失。在目前情况下，教学任务、经费、食宿等条件的有限性限制了“乡—城教师流动”的实施。同时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导致“城—乡教师流动”不能很好地施行：首先，很多省区尚且没有形成长期、稳定的制度，同时对于这种流动的保障机制不够健全。其次，城市教师作为十分优秀的教育资源，浪费严重。现在城市中优质学校的建设大都以其师资队伍的力量强大来展现自己的实力，而因师资力量低下出现多种问题的农村学校只能望其项背，城市教师前往农村给予支援的潜力极大。再次，城市教师往往超编，农村教师则结构性不足。基于此，我国当前考察教师流动应该更多地关注“城—乡教师流动”。把“城—乡教师流动率”（即到农村学校支教一年以上的城市教师人数与城市教师总数之比）提高地位，作为教育督导评估的一项重要内容，让它成为检验地方各级政府教育资源配置合理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孙彩平，许丽英，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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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变迁；基础教育；公平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2-0215-02

我国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城市社会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失衡。良好基础教育机会的获得越来越与经济能力挂钩，低收入者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获得良好基础教育机会减少。如此的后果是造成弱势群体的代际复制。子代由于缺少好的基础教育机会，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机会，最终失去了获得好的职业和拥有好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机会。基于此，基础教育公平问题越来越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维护基础教育公平也成为进一步推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有效举措。

一

我国现有基础教育政策的出发点就是坚持方便与公平的原则。政策上的就近入学避开了人为地选择学校，使得辖区内的居民，无论贫富，无论是否有正式工作，其家庭子女都有公平的入学机会。不同学区之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同会造成这些地区教育公平的障碍。正是因为教育资源的差别存在，城市居民的理性选择应当是为子女选择好的学校，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这种选择一直受到就近入学政策的限制，如果想突破限制，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是将户口迁移到好的学区之中；二是通过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来择校。户口迁移的前提条件是自己要在好的学区中拥有住房，但是在住房制度改革以前，城市居民的住房大多为单位分配或者时代承袭，很难有机会自主选择居住的区域，因此这种居住模式决定了这种选择的余地非常有限。

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城市社会成员具有了选择商品住宅的自由，基于使子女能够接受优质教育的要求，住房资源与教育资源之间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住房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影响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住房制度改革增加了人们选择居住地的自由度，从而也增加了有选择性获得公共资源的机会。按照一般的假设，富裕者会通过自己购买商品房的行为选择居住地，有效利用基础教育中“就近入学”的政策，使得子女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相关研究提出，在城市住房市场化的过程中，义务教育的就近入学制度会促使父母在住房市场上用脚投票为子女选择更好的学校，从而加剧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均等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阶层分化[1]。这个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居住地与基础教育之间的关系，然而，假设本身也受到两个方面的质疑。第一个方面是现有的基础教育学校都有“择校”的政策。即不在基础教育法定片区的居民通过缴纳一定的费用就可以取得该校的入学资格；第二个方面是所谓的“就近入学”并非指的是实际居住之“近”，而是户口所在地之近。由此我们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法规规定的就近是就户籍所在地之近，而非实际居住地之近。这就说明，城市居民要获得好的基础教育资源并非必须居住在“好学校”片区，居民一方面可以通过“借读”选择进入好的基础教育学校，另一方面可以将户口保留在好学校的片区之内，即便是居住地和户口所在地发生分离，仍然可以运用就近入学政策获得好的基础教育。

二

通过选择住房和户口来获得好的基础教育资源的前提是家庭要拥有这种选择的经济能力，以达到间接择校的目的。显然，围绕教育资源展开的竞争将炒高好学区周边的房产价格，而较高的商品房价使得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难以用购房的方式来实现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选择。其后果是在社区空间上产生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隔离，因而导致了社区的分化。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对城市社区的影响上，也必然导致"生态隔离"的现象。社会各界层的不同需要促使商业社区的建设出现不同的档次和品位，为人门提供了多种选择余地。根据新开发的商业社区的地理位置的不同，开发商投资力度也不一样。在交通便利、自然景观较好的地段，小区建设的档次往往比较高。除了住宅建设的高档次之外，这类社区往往还拥有先进的基础教育设施。

在城市社区尚没有明显分化的情况下，住房困难群体与富裕群体基本上可以共同拥有基础教育资源。城市的拆迁改造以及地方政府为困难家庭推出的保障性住房有利于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但是，这种居住条件的改善与获得良好基础教育之间发生了矛盾。要改善住房条件，一般就要改变居住地，户口就要迁移，如果原来的户口处在好的学区内，那么在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会失去获得良好基础教育的机会。在这个矛盾中，弱势群体不同于城市的富裕家庭，他们没有过多的选择余地。对于许多低收入家庭来说，他们原来在城市中心并非无房可居，改善住房条件固然是自身愿望，更是形势所迫。因为城市形象要更新，市中心的居住标准要提高，这是来自于地方政府的愿望。开发商本质上根本不会关心城市更新过程和更新目标本身，他们关心的是这个过程带来的利润。借助于市场对城市中心居住标准的重新设定，政府让中低收入阶层欲哭无泪地离开城市中心[2]190。因此，在维持不变的"就近入学"的政策框架下，居住区域的变化意味着城市困难群体原来拥有的基础教育机会的变化。

住房保障是地方政府维护居住公平的重要举措，但是一般对于居住公平的理解是基于侠义的住房面积和质量，实际上广义的居住公平应当包括由于居住所影响的一切社会权利，教育公平就是其中的权利之一。保障住房的提供者是政府，而政府又有着自身特定的利益诉求。如果地方政府是注重地方财政收入而非特别重视社会公平、教育公平，那么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实施很有可能会减少低收入家庭的基础教育资源。在对公共资源的争夺中，低收入家庭总是处在弱势地位。在现实中许多事例表明，保障性住房一般处在比较偏僻、教育资源相对落后的地区。这就使得本来诉求平等教育机会的就近入学政策与住房政策产生交互作用，因而导致弱势群体的阶层传递，并进一步引发城市社区之间的隔离。如果没有政府的合理规制，任其自然发展下去，那么很有可能形成城市社会阶层之间居住区和公共资源的双重隔离，进而导致城市社会阶层的代际传递。要避免这样的后果，需要地方政府统筹协调公共政策的各个方面，维护基础教育的公正性。

三

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城镇弱势群体能否拥有公正的基础教育机会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由于基础教育的质量会影响到儿童未来的发展机会，所以弱势群体家庭的子女能否获得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对于摆脱弱势地位的阶层传递具有基础性的作用。鉴于此，在住房制度改革以后，特别是近期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过程之中，更应当关注住房政策与基础教育政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公共资源的提供者，更应当从宏观的视角兼顾不同制度之间交互作用的效果，以避免政策实施带来的社会其他方面的负面效果，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就近入学是基础教育领域多年来始终坚持的一项政策设置，具有经济性、方便性和特定条件下的公正性。就近入学政策不但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与之类似的政策设置。针对改革过程中区域间基础教育机会的公正性所遇到的挑战，很难通过改变就近入学的政策本身来解决，而应该通过调整其他政策以便与就近入学政策相适应，维护基础教育的机会公正。

首先，政府应当更加注重基础教育设施的均衡配置，并且尽量避免阶层间的居住隔离。目前，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配置教育资源必然加剧不同社区之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要避免基础教育质量的地区差别，必须在住房商品化过程中将基础教育资源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来均衡配置，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中关注城市不同区域的均衡分布。　  其次，在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过程中应当辅之以优良的基础教育资源。弱势家庭收入较低，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就近入学对于他们更为重要。廉租房和公共租赁房建设能够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但是同时要考虑到由户口迁移带来的子女入学方面的影响。应当合理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促成不同阶层的混合居住。在城市低收入家庭聚居的地区，应当着重优化基础教育资源的配置，无论从基础设施方面还是从师资力量方面都予以重点倾斜。

第三，在基础教育领域注重发挥政策和市场两个方面的作用，维护基础教育的公正与效率。如果在资源配置不均衡的情况下任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那么在基础教育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城市弱势群体的家庭获得良好基础教育的机会就会相对减少，这就违背了教育的公正理念。在这个过程中，既要维护基础教育机会公正，又不能剥夺富裕家庭的选择权力，应当通过协调公共政策和市场两个方面的协调作用推进基础教育领域的公平与效率。

参考文献：

[1]丁维莉,章元.局部改革与公共政策效果的交互性和复杂性[j].经济研究,2009,(6).

[2]黄怡.城市社会分层与居住隔离[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

system reform and basic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fairness

wang bing-xin1，wu zhong-zhe2， kenneth m. greenwood1

（rmit university melbourne 3001；shandong economic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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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前教育政策的核心——战略性与有效性

各级政府在制定学前教育政策时应该明确学前教育的职能定位、政策措施、法律责任，依法保障学前教育的发展，加快普及学前教育的步伐。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要对当地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环境、民族民俗等因素进行全面了解、综合权衡，既要考虑政策对幼儿园的长期规划、稳步发展的推进作用，又要考虑到对幼儿终生学习与发展的影响，避免政策的前瞻性不足带来的盲目发展和重复建设。同时，逐步启动学前教育立法的前期调研工作，规划实施幼儿教师队伍建设计划，建立适应各地学前教育管理制度，不断深化幼儿园管理制度改革和加强学前教育教学研究。有效性是检验教育政策是否科学合理的重要指标，教育政策有效性实现的前提是相关信息的科学与真实［4］。学前教育政策的有效性除了考虑在制定政策前期的调查研究信息必须真实可信外，更要考虑对政策实施结果进行检查监督信息的真实、有效。学前教育政策的有效性一方面表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是否建立完备的监督检查制度，形成教育行政部门、社会、家长共同监督的学前教育质量监控体系。同时，把监督检查的重点放在政府职能、经费使用、师资队伍建设、幼儿园管理等方面，检查结果定期向社会公示。教育行政部门要把规范办园标准、加强示范性幼儿园建设、制定幼儿园准入制度和幼儿教师准入制度作为监督检查的首要任务，加强过程管理与监督，促进各级各类幼儿园规范、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要保障学前教育政策对幼儿发展的作用。学前教育政策要充分尊重幼儿，尊重幼儿的独立性、独特性和发展性，确保幼儿学习和发展的权利，有效促进幼儿积极、全面、活泼、主动地发展。

二、制定学前教育政策的建议

（一）制定学前教育政策应坚持连续性与稳定性，以便为学前教育政策作行动保障

连续性和稳定性是政策得以贯彻实施的行动保障。在加快速度发展学前教育的过程中，一要关注政策的可持续发展，在制定政策时要预测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变化趋势，以此来预算办园需求，同时要注重国家政策与地方政策、现行政策与未来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二要重视学前教育政策的分层建设，在城市、乡镇、农村应有不同建设要求，重视从普及一年学前教育、二年到三年的教育目标迈进的梯度结构，使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三要解决好教师队伍的持续发展问题，既要考虑当前幼儿教师的配备和幼儿园工作正常运行之间的关系，更要考虑幼儿园后续发展的需要，按照国家和地方规定，配足配齐专业教师，严格审核教师资格，按照国家颁布的幼儿教师专业标准严把幼儿教师“入园关”。四要考虑政策对儿童持续、全面发展的影响。培养完整儿童是21世纪幼儿教育目标的价值取向［5］（P198）。学前教育政策不仅关注儿童早期发展，更着眼于其未来的发展以及整个人生的幸福与价值，把培养兴趣、启发智力、健康成长作为培养目标，促进幼儿在品德、智力、体能等多方面的健康成长。

（二）制定学前教育政策应坚持多样性，以保持学前教育政策的生命力

各级政府制定学前教育政策要坚持多样化的政策导向，实现学前教育多元化发展。各地幼儿园要秉承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的办学思想，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为幼儿提供方便灵活、不同层次、形式多样的学前教育服务，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县级、乡镇级幼儿园要以新建、改建、扩建为主，建成不同层次的示范性幼儿园，发挥其辐射指导作用，并对有实力的幼儿园，采取新建、兼并、合作、参股办连锁园等方式，充分发挥幼儿园优质资源对下一级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的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公办一级幼儿园要大力推行“名园+新园、名园+弱园、名园+农园、名园+民园”的办学模式，实施名园帮扶计划，扩大优质幼儿园的影响。要积极扶持发展普惠性幼儿园，制定扶持办法，规定收费标准和办园标准，规范各项管理，实行定期监督检查制度，使普惠性幼儿园能够真正面向大众服务。要合理布局行政村幼儿园，采取大村独办、小村联办或办分园的形式举办。独立办园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以在小学开办附设幼儿园，居住人口少且分散的村可以在小学附设幼儿班，开展学前教育。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高规格、高层次的民办幼儿园，满足广大家长的不同需求。教育行政部门、幼儿园要多渠道筹集经费，加大学前教育投入。除用好、用足学前教育专项资金外，要制定优惠政策、建立资助制度，鼓励社会力量投资、捐赠办学；科学核算学前教育成本，让家庭合理分担学前教育费用。争取民政部门相关经费，做好孤残儿童和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的学前教育。公办幼儿园主张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社会投入、家庭缴费、公益捐赠等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对民办幼儿园在政策、师资培养等方面给予特别照顾，对于收费较低的普惠性幼儿园、针对民族集中地开办的民办幼儿园，政府还可提供减免租金、以奖代补、派驻公办教师等方式进行资助。部分中小学布局调整后的富余校舍可以无偿提供给民办幼儿园使用。教育主管部门要创新幼儿教师培养和培训机制，多渠道、多形式提高幼儿教师整体素质。依托当地师范院校建立幼儿教师培训基地，建立幼儿教师培训体系，实施幼儿教师素质提升工程；免费对农村幼儿教师进行培训，进一步推进幼儿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力争幼儿教师更多的培训机会；同时加大国家对边疆贫困地区幼儿园园长、骨干教师和转岗教师培训的支持力度，提高教师整体素质，促进不同地区学前教育的均衡发展，保障办学质量。

（三）制定学前教育政策要坚持本土化政策举措，实现学前教育特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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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校企合作；政府；作用

校企合作是高职院切实提高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但在实践中面临着困境，需要政府从观念引导方面、法规政策方面、经济方面和管理方面进行支持，以确保校企合作能够更深入、更有效，以实现高职教育的目标。

一、政府在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中应起的作用

（一）经费投入保障

高职教育是高成本教育。高职校企合作需要资金投入，解决资金问题，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多渠道筹措，但政府公共财政的投入应该发挥主渠道作用。要把国务院发展职业教育的意见真正落到实处，必须建立发展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机制。

（二）评价激励作用

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很快，但校企合作刚起步，缺乏专门从事校企合作研究、评价和验收的机构，实际效果还不尽如人意，这种现象不利于校企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政府有必要尽快建立由政府、学校、企业三方参与的校企合作评价机构，对校企合作程序的规范性、专项资金的使用绩效、校企合作成果、成果的推广效果等进行专项评价，并对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咨询、协调与指导，使校企双方的行为规范；根据评价结果，落实参与企业应享有的优惠政策和相应的奖励政策，从而推动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

（三）过程监督作用

在校企合作教育中，企业和学校通过契约等形式确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在运行过程中是否顺利，需要政府的监控。政府的过程监督可以保证校企双方较为顺利地沿着既定目标运行，确保校企双方应有的主体地位和应享有的利益，并且可以强行推动合作不顺利的校企双方承担自己的合作职责，履行自己的义务。政府过程监督的内容有校企双方协议条款的履行情况、企业的合作及服务态度、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校企合作项目进展情况等。

二、政府在促进校企合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法规尚待完善

政府建章立制是保障和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重要杠杆。“对德国和法国而言，政府的作用围绕着制度建设，而这些制度又代表了一组已成惯例的法则被植入组织的制度（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框架中。这种组织制度结构决定、联合或绑定了在某个领域盛行的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然而，我国关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制度尚不健全，缺乏完备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6年），由于颁布时间早、原则性过强，在实践中难以发挥应有的效力。《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5年）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实习管理工作的通知》（2003年）、《关于在部分职业院校开展半工半读试点工作的通知》（2006年）等法规原则，不仅同样存在规定的完备性不足、操作性不强、约束力不够等问题，而且属于政府及部门政策，缺乏相对完善的配套性政策及措施，对经济领域的行业、企业等约束作用较低，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有待进一步制定实施细则和相应的规章制度加以完善和细化。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迅猛发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在适应宏观体制调整、变革中不断探索创新，相关问题也不断凸显。面对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地方人大和政府的相关立法和配套政策普遍供给不足，仅有个别地方出台了校企合作的《条例》或《实施意见》，大多数地区缺乏对国家现行政策的必要补充和完善。

（二）配套支持尚不健全

国家政府、行业企业及社会的支持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顺利开展并获得成效的重要条件和保障。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最为发达的德国，不仅联邦政府颁布《联邦职业教育法》规定了“双元制”职业教育中行业、企业、学校及其他相关机构的义务和责任，构建了相对完备的操作框架；而且颁行了一系列的配套支持政策，如2004年联邦议会通过《职业培训岗位保障法》，规定不能提供培训岗位的企业须给予提供培训岗位企业以资金补偿；并且通过“德国培训和专业后备人员国家协定”和启动“所选地区培训结构改进”计划等积极引导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提供培训岗位。我国2005年颁布《国务院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后，各级政府为加强职业教育的统筹管理，相继推出一些政策举措，教育部等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意见》《通知》等，为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构建了基本的政策空间，但行业主管部门的配套性支持政策明显滞后甚至阙如，缺乏对行业、企业明确、有力的引导、支持和约束，在实践中尚无法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即使2006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支持学生实习报酬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及其配套的《管理办法》也被认为存在宣传力度不够、操作程序烦琐、政策驱动力低等问题，难以发挥实质性的支持作用，对调动企业积极性的影响不明显。此外，有关校企合作的财政拨款、平台建设、评估督查等政策还处于缺失状态，师资补充的政策还不具体、不到位。

（三）社会舆论导向不利

社会仍然存在轻视职业教育的现象。社会传统教育观念导致职业院校的学生在社会、企业不受重视，职业院校学生特有的一些缺陷导致他们在企业不太受欢迎，他们在企业生产一线不安心，经常换工作，心浮气躁。有的学生实习结束不肯与企业签协议，企业也认为职业院校的学生高不成、低不就。

（四）企业需求与学校教学安排不同步，学校人才的培养具有滞后性

学校的教学有严格的计划性，而企业的生产则完全由市场来决定。往往企业有生产任务时，学生因理论课还未讲完而不能到企业去，而学生需要实习时，企业的生产任务可能不足而难以安排，高职院校对市场的反应有一定的滞后性，就是那些面向企业进行订单培养的学校对企业需求变化的反应也不可能是同步的。

（五）由于人才供求失衡，学校处于被动地位

目前校企合作处于教育主管部门倡导、职业院校自发的状态，学校主动寻求企业合作的多。学校通过与企业合作可以减少部分实验、实训设备的投入，由企业来担负部分办学成本，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较高，企业为校企合作要分担一定的人力、财力、物力，政府又没有强制要求，企业不太重视，在当前人才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缺乏主动性。职业院校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特别是一些科研实力不强的学校，学校去求企业，双方本应是平等互利的关系，在现实合作中的地位却悬殊很大。

三、政府指导下的校企合作的具体措施

（一）加强规范管理，发挥主导功能

校企合作的持续健康发展，宏观上取决于政府的主导作用。各级政府应领导发改、人社、教育、财政等相关行政部门担当起组织协调、管理指导、评估督查、信息沟通、宣传激励、提供保障等职能，整体推进校企合作工作，理顺相关部门、单位之间的职能和关系。

1.健全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修订《职业教育法》《劳动法》及其他有关企业法，进一步强化校企合作的法律地位和要求，明确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及学生在校企合作中的责、权、利。国务院出台校企合作的专门性法规或省人大出台专门性条例，进一步细化校企合作相关参与主体的职责，明确校企合作的企业资质、经费保障等，规范校企合作的组织、实施、考核、监管。各级政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相应的规章，促进校企合作在本地区有效开展。

2.健全校企合作的领导组织。政府牵头成立由发改、教育、税务、人社、经济信息等部门以及行业、企业、学校等机构参与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管理委员会，并下设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或专业指导小组，研究制定宏观政策，提供改革发展指导，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学校、企业等成立相应的专门组织，加强对本单位校企合作的领导，跟踪市场动态，分析岗位需求，密切企业联系等。

3.加快校企合作的公共平台建设。发改、教育、税务、人社、经济信息等部门联合开展对校企合作参与企业的遴选和资质认定，对合格单位进行授牌。利用网络、展会等渠道和形式构建校企合作的多元信息平台，及时校企合作单位的资质信息、企业服务职业院校的资源信息、职业院校的实习需求信息及相关督查评估信息等。组织教育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相关法律、政策进行大力宣传，采取激励措施调动相关主体的参与积极性。

（二）实施就业准入制度

大力推行并严格执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把职业资格证书作为劳动者具有从事某一职业所必备的学识和技能的证明，作为用人单位招聘、录用劳动者的主要依据，作为境外就业、对外劳务合作人员办理技能水平公证的有效证件。

1.政府要建立全社会统一的职业标准、鉴定规范和社会化管理体系，发挥国家劳动行政部门综合组织、协调和指导的作用，规范用工行为，提高劳动者技能和素质，增强劳动者职业技能。

2.在具体操作上，建议在有条件的高等职业院校设立鉴定中心（或鉴定站），发挥高职院校师资、设备的优势。

3.加强监管，对未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技术人员和招用无证人员从业的用人单位，劳动监察部门要进行严厉查处。

（三）强化政策支持，加大经费投入

在当前职业教育发展整体水平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认识高度和重视程度决定着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将其作为提高民众教育水平、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做强区域教育包括区域高等教育的重点，积极引导，加大投入，强力支持。政府应制定明确规划目标，把职业教育及其校企合作的规划纳入地区经济和社会总体发展规划。坚持规划引领，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对高技能人才需求和人口变化趋势，在地方区域层面制定职业教育发展规划，严格把关职业院校发展规划、办学规模，以使各校科学定位，合理规模，错位竞争，办出特色。通过制定、完善地方相关政策，健全相关制度，为职业院校建设和校企合作开展提供有效保障。政府要加大经费投入，以改变职业教育长期经费不足，教学设施陈旧，实训实习基地缺乏的现状，为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创造必要的、优良的条件和环境。

（四）建立企业激励机制，形成校企联动机制

校企合作作为学校与企业开展合作教育的重要形式，是职业学校人才培养过程的重要环节。校企合作的达成，需要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等相关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些主体由于不同的领域背景、价值导向和利益诉求，对校企合作的责任意识、行为态度和目标追求就会有差异，往往难以达成共识和合力。要克服这种不利局面，必须由政府主导，通过舆论宣传和政策引导，激励企业积极参与。政府作为经济社会管理主体，应当制定相应的税务减免制度，对那些给予职业学校人才培养、实习实训、投入设备师资建设等方面支持的企业进行税收优惠，以免税、减税、奖励等方式予以鼓励和补偿；在促进科技进步和投入的相关法律法规、金融政策方面，建立一种更符合国际惯例的财政支持法规政策体系，给以校企合作方式建立的高新技术企业以政策优惠、资金支持；通过出台和完善相关政策，加强对企业利益的保护。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制度规范、利益调节等方式，激励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并且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约束和保障各参与主体，使各主体追求趋于一致并符合制度的主旨和要求，形成校企合作持续性的动力机制和联动机制。

四、结语

虽然当前的校企合作存在着问题，但只要我们能够正视现实，各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高职院校、企业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找准校企合作双方合作的结合点，加强管理，建立相应的运行机制，一定能够把校企合作推向深入并实现职业教育目标的。

参考文献：

[1]黄宏伟.高职校企合作中地方政府的角色与功能[J].教育发展研究，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