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弊端范文
时间：2024-01-19 17:50:1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经济政策弊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江苏省高考试题 历史复习 史料阅读能力
纵观近三年的江苏省历史高考试题，多以创设“新材料”、“新情景”的形式出现，将考查目标定位在能否以读通史料、运用史料为落脚点，这就要求在历史复习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史料阅读能力，即能够“最大限度获取有效信息；理解历史事实，分析历史结论；认识历史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说明历史观点”［1］。江苏省有人教版和人民版两套教材，两者差异很大，而高考命题不拘泥于不同版本的表述，如何在复习中培养学生的史料阅读能力？现作如下探讨。
一、帮助学生整理教材，构建从整本书到阶段特征再到每课的框架，站在宏观看微观，自上而下、高屋建瓴地掌握史实。
（一）掌握人类历史进程的基本规律，这是掌握史料阅读能力的一个基本方法。
如必修（1）：“着重反映的是人类社会政治领域进程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历程。探讨它们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与影响，汲取必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历史必修课程政治模块的重要目标。”［2］必修1政治史的核心在于权力的分配，高三复习时可以先从宏观上构建必修1第一到第三单元、第六单元的整体框架，如下：
以宏观带动微观，不仅易于学生提纲挈领地掌握史实，而且能揭示知识点间的联系，培养学生的比较、归纳能力，得出启示，形成史观。这也就掌握了阅读史料的基本方法。以2009年江苏高考第7题为例：
20世纪30年代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称：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即追求近代化。如果这一观点成立，是基于它（）。
A.全面揭示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
B.根据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得出结论
C.考虑到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
D.重视中国近代化建设的政治前提
此题选B。该题考查的是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所以复习时应先掌握近代化的概念。近代化是人类世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这是基于人类文明发展一般规律得出的结论。但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出发，还面临另一任务：民族独立。
（二）提炼单元阶段特征，这是提升史料阅读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必修3本教材以专题形式呈现，最大的弊端是割断了历史发展的时序性和整体性，不能有机揭示经济、政治、思想之间的联系。而每年考试说明则以时间段为单位，呈现经济、政治、思想的具体考点。所以在复习中要准确揭示各时期的阶段特征，即掌握知识的横向结构，这样学生才会融会贯通。
以2010年江苏高考第21题第（3）问为例：茶坊、瓦肆等大量兴起，乃宋代开创之新气象。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在城市商业布局、思想、文学等方面的新变化。（3分）【答案】城市商业布局：打破市坊界限；思想：出现了一个以“理”或“天理”为核心的观念系统（理学）；文学：出现一种更易抒发感情，表现市井生活的新体裁（宋词）。该题以茶叶为抓手，揭示宋代的社会特征，从狭窄的角度，考出了历史的广阔。所以在复习中要使学生形成多维的知识结构。如：对中国的发展史可以进行如下尝试：
（三）帮助学生构建每课的知识结构，这是提高阅读能力的基本途径。
高考试题虽以能力测试为主，但史实是关键。在教学中，可编写教材阅读提纲，将孤立、分散的史实以一定的线索整合在一起。由于“一纲多本”的现实，教师首先要阅读不同版本的教材，提炼出覆盖教材核心的主题，用高度概括的文字，把主干史实纳入框架中，使知识点在学生头脑中由点成线，由线成面，由面成体。如果每课都能够帮助学生构建简明扼要的结构，坚持下去就能较大程度地提高学生的史料阅读能力。
以2010年江苏高考第23题为例：宣传海报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艺术品。下面是前苏联20世纪前期的一组海报。
请回答：（1）图①为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海报，指出图①和图②所含信息之间的联系。比较这一时期的工业政策与以后斯大林工业化政策有何不同？试从理论和实践的视角评价新经济政策。【答案】（1）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为实现工业化奠定基础。不同：改变部分企业的国有性质，实行租让制；单一的公有制经济，高度集中管理。评价：发展学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恢复经济，巩固工农联盟。
但在高三复习中，完全可以将对新经济政策的评价容纳到具体结构中去，考试时遇到类似的题目则能极大地提高学生的解题速度。如：
二、培养学生掌握历史研究的最基本原则，即“史论结合”。
所谓“史论结合”，也就是要让论点“从史料中来，到史料中去”。“从史料中来”即要能“从纷繁复杂的史实中认识事物的特征；独立地对问题提出不同看法”。［3］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培养学生形成史观的过程，更是阅读能力升华的过程。“到史料中去”即运用理论指导研究。在教学中涉及某一史论的时候，可要求学生尽量多地举例证明，使学生举一反三，从而汲取历史的智慧，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历史教学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这也是历史学科的价值所在。
以2010年第24题第（3）为例：从研究性学习中史料与结论的关系看，研究历史最重要原则是什么?【答案】论从史出。
本题考查了历史研究的最重要原则，教师可以向学生介绍大学《史学概论》中一些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如“孤证不立”和“无证不信”；反对按照某种先入的理念剪裁史料；坚持史料互的证，要能从同一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中发现问题。
新课改的高考方向注重考查学生的史料阅读能力，所以在教学中要加强培养。一位教育学家曾说：“学生的智能发展取决于良好的阅读能力。”教师要有意识地利用课堂教学的契机，指导学生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这不仅能使学生提高能力，而且终身受益。
参考文献：
［1］2011江苏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历史学科考试说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1-2.
［2］江苏省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教学要求.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21.
［3］2011年江苏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历史学科考试说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2.
篇2
【关键词】 企业 经济环境 管理模式 创新 建议
经济环境是企业赖以生存的根本，也是衡量企业经营和管理的重要标准。而企业管理模式的正确选择，无论是在良好的企业文化环境的创造上，还是组织管理模式的制定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的阶段，企业的管理也就必然要其有独特之处。
一、企业管理模式的发展
先进的企业管理模式是实现集成化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的理论基础。从理论的角度上讲，我们知道企业管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企业不同层面的进步而发展的。毋庸置疑，在世界性新技术不断发展的当下，企业管理的模式也在经历着时代化带来的不断优化创新和升级转型，从传统管理到现代化管理，它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1、传统的管理理念模式中进行改革和转变
熟知传统企业管理的学者都知道，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的重点在于对物的管理。而从传统管理发展到现代化管理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形成了企业以注重人的管理为重点的新角度。这项中心的转移，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传统模式的弊端，从而形成了一种顺应时展的新趋势。其次，在社会经济条件、发展趋势以及企业结构的不断整合下，企业管理组织模式也从根本上进行了变化。因为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上讲，一切的事物都是在变化的，而企业的发展也必将以适应外界环境的方向上进行变化。只有这样，一个企业才能根据环境的各种变化而不断完善企业管理模式，以完成企业制定的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
2、企业管理模式的文化特性、适时性及区域性等的多元化发展
企业管理模式选择的不同对企业的具体影响也是不同的。首先，从西方管理模式和东方管理模式的比较上看，就存在着明显的本质差别。这是由于不同区域、不同的企业价值观决定的。西方企业管理模式注重的是科学管理上的个人本位下的“制度管理”，而东方由于文化影响的渗入，形成了群体本位下的“文化管理”。我们不妨从这两个区域性的本质上研究，不难发现，西方管理模式更加注重明文要求的规章制度，而东方管理模式则恰好相反，更加侧重的是以人们信仰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3、企业管理模式中创新元素的出现及不断应用
通俗的讲，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是为企业实现预期经营目标而服务的。企业发展的主要目的就是谋求企业发展、实现价值和获得利润。随着时代的变化，企业针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和经营环境的变化就必须不断地创新，在创新中寻找突破，促使企业不断地成长和发展。发展至今，企业从战略管理上和管理模式的选择上都更加强调创新的巨大作用。
二、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途径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对外贸易、技术服务及科技创新等不断地迈向全球化。面对新经济环境的影响，企业可以通过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对企业进行整体的整合和内部的确切评估。
1、企业管理理念的创新为根本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管理理念的思想指导。企业管理理念作为推动企业面向未来发展的一种力量更是不可或缺的。这就使企业管理理念的创新显得颇为重要。
从小的方面上说，对一个企业的管理理念的创新，一方面可以优化企业的道德标准体系，更能够为企业吸引到具备更加高水平的人才，而人才恰是二十一世纪的宝贵财富。从大的方面上说，管理理念在员工的日常工作中规范指导了员工应该做些什么、怎么做以及如何做到更好。员工是企业的细胞，长远的考虑这关乎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企业管理理念的创新，不仅能带动企业管理模式的沿革和创新，更能够推动企业顺应时代的演变而优化发展。
2、以制度化管理模式为基础的创新
所谓的企业管理模式就是企业为实现其经营目标其资源、经营生产活动的基本框架和方式，典型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和方法有企业资源计划（ERP）、制造资源计划（MRP）及供应链管理等等。
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大部分的企业都是面向未来的，而未来的企业管理的目标模式应该是以制度化管理模式为基础的，这有利于适当地吸引和利用各种管理模式的某些有用的因素。在企业不断发展的同时，能够借此对自身建立的管理模式进行不断创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无疑对每个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说是值得呵护的。
3、“以人为本”新管理模式的应用
无论是何种企业和管理学派，都应首先对企业中的人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倾向性判定，然后再确定管理途径和手段。我们不难总结出，人的因素在管理中是被当作了事实的首要因素和本质因素。“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首先确立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然后绕着调动企业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去展开的企业的一切管理活动。
“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基于对人的假设从经济人和社会人转变发展起来的，实施此管理模式，企业的管理者就需要在内部制造宽松的环境，从而使员工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最终达到个体心理目标结构的发展与个性的完善。“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在企业现实管理中的运用首先就是要营造一个优良的人的环境。所谓人的环境就是能够不断强调成员在企业组织中的一切活动中的中心地位。“以人为本”的管理是在一个现实的企业环境中进行的，这为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以及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都是有帮助的。
篇3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
一、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及发展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一方面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实践压抑和刺激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经济理论。而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义受到了冷落的同时变得更加系统化。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滞涨”的局面，新自由主义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此时，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美英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到了70－80年代，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由西方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至此，新自由主义已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性事件即为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最终达成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
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从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学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张。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三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点:1.认为市场万能，抛弃“公共产品”的理论。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将一切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商品化，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主张，解放私企，开放国际间自由流动。推行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全面“私有化运动”。
2.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经济，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反对政府国家干预，倡导政府功能最小化。
3.主张私有化，放松管制。认为应该把公有资产给私人，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私有制才具有内在稳定性和最大优越性。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主张减少一切形式的、可能会危及企业利润率的政府行为。
4.主张削减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弱化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作用和“福利国家”功能。
在削减政府作用的名义下，放弃对铁路、桥梁、供水系统的维护。
三、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它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危机。从实践上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制推行，产生了经济增长迟缓，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等消极后果。
(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
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里根政府的上台，美国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国家经济纲领，进行新经济改革，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重要践行者。反映在经济政策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市场化，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自由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主张全面的私有制。
这段时间新自由主义虽然给美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比如减少公共开支使得社会购买力降低，导致总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危机—27—货膨胀的危机，美国经济学家大卫．m．科茨也从gdp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两方面证明，新自由主义政策阻碍了经济增长;其导致的泡沫经济使资本主义经济面临了新的危机;加剧了西方社会结构的两极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当前这次危机是整个近30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延续。近30年来，无论是拉美各国的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
(二)拉美的新自由主义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拉美国家在“华盛顿共识”精神的指导下，已经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是拉美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
新自由主义模式虽然为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给拉美地区带来了不少经济问题，新自由主义模式通过把拉美地区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使拉美各国更加依赖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经济地位变得很脆弱。此外，拉美各国经济相对国际金融繁多的变化也显得更为脆弱。拉美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虽然获得了经济增长，但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社会保障也在不断削减，社会贫困现象大量增加。新自由主义并不能解决拉美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虽然缓和了危机，但不能消除危机，甚至积累了矛盾，酿成了更大的危机。总体看来，社会福利机会的不平等性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一大特征。拉美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
四、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流入中国并传播开来，在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和分歧很大，有大力宣扬也有全面否定，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客观地学习外来的理论与文化，批判地吸收和借鉴新自由主义。
在全球新自由主义一度严重泛滥的大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也不例外。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上都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从经济角度加以论述。
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预，对我国加速对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转变了政府职能并且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
首先，其私有化的主张使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短时间内近90%的中小国有企业实现了事实上的私有化，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下降。
其次，“看不见的手”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造成了我国严重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市场可以推动消费和创造财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
再次，新自由主义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主张自由化否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甚至有外国学者认为我国的宏观调控干预过多，认为应该仅实行财政和金融手段，放弃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这对于我国现在的发展状况是不利的。虽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政府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在依赖外资的程度上有所加深。我国为了适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浪潮，实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外商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利于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
五、其他国家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从2006年春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逐渐席卷全球，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毫无疑问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潮和理论已经逐渐在我国传播开来，我国应从其他国家的实践来吸收经验教训，防止新自由主义的悲剧在我国上演。
第一，要正确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用以推动全球自由化进程的工具，它是为西方发达国家服务的。它强调市场化和自由化，主张私有化，既不适应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也不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
第二，警惕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富分配不均匀。从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及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它加剧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我国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制度，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样才能达到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的经济目标。
第三，应发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宏观调控体系。但要注意的是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而且市场还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等弊端，因此应当谋求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战略。同时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防止对外资的过度依赖。
第四，应当根据国情，逐渐适应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信息数字化的潮流。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实行独立自主的发展经济政策。
［参考文献］
［1］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黎映桃．论新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影响［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11).
篇4
关键词：新常态；去库存；适老住宅
房地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房地产发展也迎来了新趋势。2014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6%，比2013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是近年来首次出现下降。经济新常态下的房地产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应充分认识新形势下的新趋势，注重从供给侧方向入手，积极调整结构化解盘活存量，推动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地发展。
一、房地产发展的新趋势
1、市场趋于平稳
在经历了较为快速发展的阶段后，我国房地产市场已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从房地产供需情况看，得益于近年来房地产投资的加快，市场供给大大增加，住房市场供需矛盾得到有效缓解，人们的居住需求基本得到了满足，大规模进行房地产投资的需求已经没那么迫切，房地产发展由快速增长阶段进入相对平稳发展阶段。
2、投资趋于理性
近年来，为实现人们住有所居的住房目标，房地产投资快速增加。大规模投资带来的巨大供给基本满足了近几年市场的住房需求，住房供需市场基本实现平衡。再加上政府为防止房地产过热出台了一些房地产调控政策，有效地引导了市场和民众预期，基本上控制住了市场的过度投机需求。以投资为目的的需求得到有效遏制，投资需求趋于下降，房地产投机得到有效遏制，房产投资趋于理性。
3、适老住宅发展前景广阔
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的加快，养老住宅的发展将迎来良好的前景。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14年底我国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65岁人口为13755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0.1%，老年抚养比为13.7%，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有着不断加快的趋势。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给住房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再加上房地产业进入存量房时代，市场和企业也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国家也出台了政策鼓励支持适老住宅发展，适老住宅成为房地产发展的新亮点和新增长点。这既包括新建住宅中的养老房产的增长，也包括既有建筑的适老化改造。在房地产发展新趋势的背景下，适老住宅的发展将是房地产未来发展的新趋势之一。
4、去库存压力仍较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去库存定为2016年的五大主要任务之一，去库存成为住房市场的新常态。近几年的大规模投资促进了住房市场的快速发展，住房供给大幅度增长，且大大超过了市场需求，住房市场的库存压力不断增大，去库存（尤其是二三四线城市）已成为当前房地产发展的首要任务。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1月20日的消息，2015年商品房待售面积首次突破“7亿”大关，达到7.18亿平方米。
二、房地产发展呈现新趋势的原因
1、经济发展速度放缓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带来的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年均GDP保持了近10%的快速增长，GDP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经济体量不断增大。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体制机制的弊端对经济发展的束缚也越来越明显；同时受国际市场低迷的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逐步放缓，由高速发展向中高速换挡。2012年、2013年和2014年的GDP增长分别为7.7%、7.7%和7.3%，均达到历史较低水平，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房地产市场的开发投资建设。
2、政府产业政策干预
在国家发展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政府寻求创新、开拓新经济增长点的力度不断加大。同时，在房地产市场供需矛盾较大的时期，国家出台政策鼓励住房市场发展，住房供应大幅度增加。近年来住房市场的供需矛盾基本解决，房地产库存压力增大，国家又紧紧抓住住房市场的新情况、新特征、新要求，相继出台相关政策调控房地产发展，房地产发展也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样进入一个新的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鉴于房地产市场库存压力增大，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房时代，有效地去库存而又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运行已成为新时期房地产发展的新任务。
3、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近年来提升迅速，老龄化人口的加快在给社会保障等带来更高要求的同时，对住宅设计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几十年来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同时伴随着卫生、医疗、保障等措施的不断完善，人口的平均年龄也不断提高，再加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养育多个孩子的意愿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强烈，虽然现在国家已实施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人口出现大幅度增加的可能性也不大。人口增长缓慢加上老龄人口增加使得社会的抚养比不断提高，这一重要的趋势转变对房地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
4、前期政策消化期到来
为了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国家制定了鼓励房地产发展、加大住房供应的政策。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房时代，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也提出去库存成为房地产市场的主要任务。中央相关部委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房地产去库存，如下调非限购城市的首付比例、完善公积金异地贷款政策、鼓励农民工进城购房等，这些政策效果将在新时期不断产生，经济政策效果的滞后性意味着前期政策将在近阶段进入发力期。同时，国家正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带来房地产销售的增加。另外，国家积极鼓励既有建筑的更新改造，老旧小区改造也将对房地产市场带来一定影响。
5、刚性需求不可期
我国长期以来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经过时间的累积，计划生育政策也确实有效地降低了人口增长速度。现在我国的基本家庭结构呈现出四二一结构，即一对夫妻养育一个孩子和四个老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呈现出家庭房产相对集中的趋势，即房地产市场刚需将进一步下降。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将由刚需市场向改善性需求转变，由满足基本需求向提升住房宜居程度转变。未来房地产将更为注重差异化、宜居化、适老化建设，刚性化需求的潜力不可期。
三、应对房地产新态势的政策建议
从总体上看，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存量房时代，房地产市场发展由注重数量增加向注重质量提升、注重结构优化方向转变；由刚性需求向改善性个性化需求转变；由增量发展为主向增量和存量共存发展。面对房地产市场的新趋势，应积极开拓新的市场需求，落实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的基本政策。
1、框定总量、盘活存量
鉴于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房时代，大规模地追求数量增加的时期已经结束，而进入增量发展与存量发展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因此，在总量上看，应继续适度增加房地产的市场供给，保持房地产市场供需总量基本平衡，特别是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背景下，应继续合理增加市场供给，满足城镇化人口增加带来的市场需求。在保持房地产市场总量基本平衡的情况下，优先化解房地产市场存量。特别是在城镇棚户区改造、城中村和危房改造中提高货币化安置的比例，鼓励居民通过市场购买商品房，增加市场需求来化解库存。
2、大力发展适老住房
我国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快，已经未富先老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我国的适老住房发展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从成熟的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经验看，普遍的规律是当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65岁以上人口占比突破10%时，养老地产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当人均GDP突破20000美元，65岁以上人口占比处于12%～15%之间时，养老地产进入市场成熟阶段。截至2014年底我国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65岁人口为13755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0.1%，老年抚养比为13.7%，养老地产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面对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快，国家应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来鼓励支持适老住宅的发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政府政策的引导职能，吸引社会资金、企业等积极向适老住宅领域投资。同时，鉴于我国早期的住宅建筑标准相对较低，对适老设施的重视不足，现有的老旧小区建设标准不高，特别是适老设施相对不足，适老化水平亟待提高。因此，积极大力发展适老住宅是我国房地产市场未来发展的一大亮点。
3、积极稳定刚性需求，不断满足改善性需求
存量房时代下人们的住房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市场供需基本平衡。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多地追求高品质、个性化的住房需求，住房市场由刚性需求向改善性需求转变。伴随着我国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刚性需求可能会有一定的增加，但预期效果可能不大。未来的住房市场改善性需求占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因此，国家、企业、投资机构等应适应房地产发展新趋势，住房供应应该向不断满足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的需求转变。
4、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鼓励农民进城购房
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红利。新型城镇化要把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作为重要内容，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推进城镇化要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农民工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在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同时，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在此基础上，出台鼓励农民工进城购房的政策措施，完善并落实公积金相关政策，尤其是公积金异地贷款政策，为农民工购房提供便利。针对农民工购房及还款的特点，制定针对性的还款策略，协助购房农民应对暂时性还款困难带来的风险。
参考文献
篇5
关键词：云南 个私经济园区 发展
1 发展个私经济园区的重要意义
个私经济园区是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有效载体。以经济园区这种形式发展个私经济，除了有利于扩大招商引资，使地方经济发展具有新的动力源泉外，其积极意义还表现在：
1.1 有利于营造良好的个私企业发展环境 云南农村地区过去长期是乡镇集体企业的一统天下，个私经济遭受种种歧视性待遇，处于极不公平发展的环境中，个私企业数量少、规模小、竞争能力弱。近年来，虽然个私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得到了云南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社会大气候也对发展个私经济越来越有利，但不少地区个私经济发展的环境仍不如人意，歧视性的土政策依然存在，个私企业的负担过重，其合法权益得不到妥善保护。兴建个私经济园区，不仅可以改善入园个私企业的投资环境，更重要的是可以冲破传统观念和传统体制的束缚，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营造最适宜个私经济成长的市场经济环境。
1.2 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聚集，节约土地资源和保护环境 以往在乡镇集体工业的发展上搞“村办村有，乡办乡有”、“村村冒烟，处处点火”，致使云南农村工业企业遍地开花，生产要素低效配置，并造成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将个私企业向园区集中，不仅可以提高基础设施的共享程度，而且为企业之间开展横向联系提供了便利。有利于发展社会分工和协作，形成各种紧密结合或松散结合的企业群体，产生聚集效益与规模效益，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行政成本。同时，还能节约宝贵的土地资源，提高土地使用率，控制污染源的产生，加强对工业污染的监管和整治。
1.3 有利于带动小城镇建设，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 目前云南的城市化水平尚不到50％（约为34.65%）。农村城市化的滞后不利于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不利于进一步提高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不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扩大农村的市场需求，最终将延缓农村的工业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大力发展小城镇是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途径。在小城镇兴办个私经济园区，可以改善小城镇的基础设施，促进人口向小城镇聚居、就业，搞活城乡流通，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拉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丰富和完善小城镇的功能，使小城镇在云南农村城市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牵引作用。
1.4 有利于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乡镇集体企业在实行大规模转制后，政府职能的转变已成为经济改革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个私经济园区建设的实践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个私经济园区的管理上，政府一般只负责制定规划，营造发展环境，提供各种社会服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活动，并不直接经营企业或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一新型管理模式的成功运行，无疑会对政府职能的全面转变产生积极影响。
2 云南省个私经济园区扫描
云南在个私经济园区建设过程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采取市场运作的方式，积极吸纳民间资本、引进外资、参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近3年来，全省个私经济园区建设共完成近20亿元的基础设施投入，其中，民间资本和外资占80%以上，有力地推进了全省个私经济园区的发展。
民间资本和外资的参与，使云南个私经济园区发展势头强劲。2003年1月，省政府又批准设立丽江七星、楚雄、玉溪汇溪3个省级个私经济园区。现在，云南共设立了包括腾冲、保山隆阳、开远、华坪的7个省级个私经济园区。六年来，这7个园区共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23亿元，完成项目244个，已有505户骨干企业和1.4万多户个体工商户入住园区，上缴税金12.73亿元，从业人员达10.04万人。粗步形成了楚雄医药、华坪水电、腾冲旅游、玉溪大营街小康示范村镇等各具特色的个私经济园区。目前，云南各州县在建和拟建的个私经济园区已达30个。
3 制约个私经济园区发展的因素
我个人认为，个私企业向经济园区的聚集将受到下列因素的制约：
3.1 企业搬迁和进驻成本 老的个私企业和近两年由乡镇集体企业转制而成的个私企业向个私经济园区聚集的难度较大。因为企业的厂房及其配套设施等固定资产在迁移时难以通过转让收回成本，损失较大，并且还需要在新址上进行再投资。这种资金代价，在得不到补偿的情况下，是一般个私企业难以承受的。至于外地民间资本，由于个私经济园区一般座落在乡镇，区位条件、基础设施、社会服务体系、人员素质、政策的连续性等均远不如开发区，因而往往只把落户个私经济园区作为次优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个私经济园区的发展主要依靠本地的新办个私企业，缺乏足够的资本来源。
3.2 外部经济收益预期 个私企业向经济园区聚集，可获得降低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行政成本等外部经济收益。但是，由社会分工和协作高度发展所引起的聚集效益与规模效益却难以在短时间内产生。因为，现阶段优秀人才稀缺，信息量少，企业的管理方式和生产技术落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深入发展社会分工和协作存在着诸多困难。这种状况必然会降低个私企业主的外部经济收益期望值，影响其入园的积极性。
此外，个私企业主浓郁的乡土情结以及政府与个私企业在利益上的联系也会阻碍个私企业向经济园区聚集，对个私经济园区的发展构成制约。个私企业主大都土生土长，文化及管理素质偏低，发展意识不够强烈，他们习惯于在熟识的环境中生活和办事。另一方面个私企业又与本地成员在经济利益上息息相关，若迁移到工业园就会减少当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因此，本地政府从其利益出发必然会对个私企业外迁设置各种壁垒。转贴于
4 对策和建议
个私经济园区的建设为实现云南地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为加快个私经济园区的发展，我认为应该采取如下对策。
4.1 实行行政管理与开发相分离，使个私经济园区的经营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开发主体。
如果个私经济园区的经营管理由政府一手操持，政府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园区发展上的急功近利、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以及效率低下等弊端。应参照国内外开发区的成功经验，政府作为出资者享有所有者的权益，除以本地区社会事务管理者的身份负责行政管理，加强对园区的协调服务外，不能再直接干预园区的经营活动。项目运行实行市场化运作，园区内的经营实体作为经济上的占有者，具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开发，在自筹资金、自清债务的基础上谋求发展，并对出资者投入的资本承担保值增值的责任。
4.2 杜绝乱收费，建立财政支持、技术指导和 信息提供等服务体系。
为了增强个私经济园区的吸引力，政府 在加快职能转变、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应坚决杜绝乱收费，废止不合理的行政性收费项目，以降低个私企业入园的费用成本。此外，为了解决个私企业贷款难问题，应建立贷款担保基金，对园内个私企业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为克服个私企业存在的信息不灵、技术水平低等缺陷，应利用网络设施建立信息中心，及时传递最新经济信息，帮助个私企业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和国家的经济政策；建立科技中心，邀请专家定期讲课，给予个私企业研究开发上的支持和技术指导。
4.3 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土地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联系起来，实行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与滚动发展相结合。
个私经济园区的建设应吸取过去乱铺摊子、浪费资源的深刻教训，走内涵式集约化开发的道路，按照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小片起步、开发一片、建成一片与持之以恒、滚动发展的办法实行稳步开发。这既可避免一时招不进项目而闲置和浪费大量土地，又可在不大的面积中获得较高的效益。同时，个私经济园区的建设还应把环保作为软环境融入建设规划，严禁有严重污染且无有效治理措施的项目进区，高起点地建设环保基础设施，尽可能地做到环保与园区建设三同步，即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
篇6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二次调节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道德调节
引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篇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 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篇8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扩大内需;消费需求
[中图分类号]F01;F0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4-0030-04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国际市场购买力明显下降。2009年底发生的迪拜债务危机,加剧了信贷市场的紧张局面,令原本就复苏缓慢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更加显露出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由于我国出口对国内GDP的贡献率已超过20%。因此,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增加出口、扩大投资和刺激消费是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长期以来依赖出口与投资的增长模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模式固有的诸如宏观经济外部失调、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国内利益分配不均衡等缺陷,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我国也存在投资过度、投资结构不合理等现象,继续通过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十分有限。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这些缺陷更加明显。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人均GDP已达3000美元,居民储蓄额高达21.8万亿人民币,消费结构快速升级,消费潜力异常巨大,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还是一块未曾深入开发的广阔市场,扩大内需的空间巨大。因此,适时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主要通过扩大国内需求实现国民经济持续较快的增长,将是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项长期目标。我国政府审时度势迅速出台了相应政策,特别是200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把“扩内需”作为重要措施之一,力图通过拉动内需,使国民经济发展保持良好的势头。因此,培育国内市场需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水平来提升内需水平,是当前我国保持经济繁荣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举措。扩大内需政策的实行,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国内市场和自身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进一步扩大内需还有一定的阻力,这就需要我们去客观地面对,以拓展扩大内需的广度,深化扩大内需的深度,提高扩大内需的质量,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后危机时代”我国扩大内需面临的现状
1.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扩大内需基础不牢。社会保障体系是指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而产生的生老病死等带给人们的困难和损失,由社会提供部分或全部补偿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它是社会的“安全网”和“减震器”。虽然这几年,我国对社会保障体系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相关立法工作也逐步展开,资金投入力度也越来越大,但总体看来还是低水平、低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立法相对滞后,涉及的内容狭窄,地方立法分散,保障程度低。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险范围还不大,影响到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更为突出的是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全体社会成员所享有的保障制度,社会保障覆盖面小、统筹层次低,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能够享受的保障支出非常少,与实际需求相差甚远。同时非公有制经济等新经济组织以及非正规就业群体参保率还比较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率偏低而储蓄率偏高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增加消费,改善内需环境,必须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广大消费者消费的后顾之忧,使人人关心消费、乐于消费,将部分储蓄转为消费,最终扩大内需。
2.居民收入增长较缓慢,扩大内需缺乏后劲。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理论可以得出:消费者的消费是由他们的现期收入决定的,收入增加,消费也会随之增加。从我国居民的消费与收入增长统计资料来看,城镇居民收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城镇消费品市场销售额大体增长1.05个百分点;农民纯收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农村消费品市场销售额大体增长1.18个百分点。这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理论是相吻合的。由于经济不景气,居民收入增长受到很大限制。加上新增劳动力和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转移到城市,我国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严重,收入增长更加艰难。2004-2008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增幅为7.58%,2005年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2008年为8.0%,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2004-2005年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处于10%以下的低位,2004-2008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为9.66%,2008年为8.4%,比上年下降3.8 个百分点(见图表1和图表2)。居民收入减少,直接导致其购买力的严重下降和消费需求的减少。
3.低收入人群规模扩大,扩大内需矛盾重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经济社会得到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弱势群体。这些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一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出现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相当部分农村中表现突出,特别是在偏僻的乡村和牧区,部分农民家庭仅够维持温饱。二是企业、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后涌现了不少下岗工人和待业人员。这类人员大都收入较低,部分生活拮据,没有生活来源,要应付城市的高消费,实为艰难。而且这些弱势群体的规模在整个社会人口群体中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低收入群体虽然需求层次较低,但需求潜力却很大。然而,从整个市场的现状来看,这几年物价上涨幅度比较大,特别是油价、房价、医疗和教育费用,而能真正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人群现实需求的质优价廉的商品群并未形成,像电信、交通等部分行业垄断现象严重,有消费需求能力的供给却不足。此外,社会供给渠道狭窄,结构重复、单一,不能较快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动。广大民众希望消费,尤其是信贷以及社会服务性的消费,但社会在这些方面的供给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二、理性看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市场经济是需求导向型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支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内需的扩大,而扩大内需需要投资与消费双拉动。但是,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对拉动经济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投资需求属过渡性需求,扩大投资需求,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在长期中则收效甚微;而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保持旺盛的消费需求才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根本保证。据专家估算,目前投资每增加1%,可拉动我国GDP上涨0.22个百分点,而居民消费每增加1%,可以拉动GDP上涨0.87个百分点,消费拉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言而喻。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导致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消费增长乏力和消费品普遍供过于求的过剩局面,消费需求不足对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作用日益明显。
2000-2007年,我国平均消费率为56%,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2个百分点左右;我国平均投资率为40.2%,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0个百分点左右,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十分不协调。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投资需求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5%,比上年相比增幅0.7%，拉动GDP6.1个百分点,比2007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见图表3)。这充分说明我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推动。由于消费不足,政府不得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需求,以保持经济增长。但是,依赖政府投资扩大需求,一方面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过度依靠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这与科学发展观是背道而驰的,将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扩大内需方针实施的结果表明,仅仅扩大了投资,而压缩了消费。由于我国消费率下降,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经济增长的拉动只能过度地依赖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在不断扩大。
在当前金融危机条件下,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应当把重点放在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上,更多地依靠消费而不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对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应理性看待,具体而言:
一是投资对社会总供给的影响十分巨大,必须谨慎把握好投资的比重。过量投资会引起总供给的不平衡增长,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日益突出。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某些行业供给量的绝对增加必然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国内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现象非常明显。此外,由于过度的投资,一方面必然导致某些行业和某些产品积压和滞销,商品价格下降,企业利润减少,发展后劲不足,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社会矛盾突出。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受利益驱动向短线行业的过度投资,必然会削弱长线行业尤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保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我国长期以来教育、卫生、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发展迟缓与投资不足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二是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紧密相联,必须适度控制好投资的规模。大量增加投资会为新一轮经济过热埋下隐患。新世纪以来,经济的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整个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周期性波动对市场化国家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投资的调节作用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经济过热时要适度控制投资规模,经济形势趋冷时应该扩大投资。但是,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滞后效应,所以政策的选择与预期的效果有时会背道而驰。从长远看来,进一步扩大投资存在着引发新一轮经济过热的危险。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投资与储蓄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投资增多意味着储蓄额的减少。但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却是高投资率与高储蓄率共存。据资料显示,2000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一直维持在10%以上的涨幅。2008年年末,人民币存款余额同比增长26.3%。可见,近年来居高不下的投资率并非源于居民的储蓄存款,货币的超额投放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根据2008年国家统计局统计公告颁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比上年末增长17.8%;狭义货币供应量比上年增长9.1%;流通中的现金比上年增长12.7%。因此,如果中央银行持续增发货币,很可能会加快以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经济过热为典型特征的新一轮经济周期到来的脚步。
三是投资对能源和环境的压力不可避免,必须科学引导好投资的方向。大量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还会进一步加剧资源和能源的短缺以及环境的污染。近些年来,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大量增长的同时,投资增幅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布非常不均衡。第一产业的投资增长速度最快,第二产业次之,投资增幅最小的仍然是资源和能源消耗量较低的第三产业。大量投资集中在资源和能源消耗较多的产业和部门,不仅会加剧资源和能源短缺的状况,而且也会加重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我国产品的能源和资源消耗量一直位居国际前列,而且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以能源消耗指标为例,2008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为28.5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4%;原油的消费3.6亿吨,比上年增长5.1%;天然气消费807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10.1%;电力的消费量34502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5.6%。再从原材料的消费指标来看,2008年钢材消耗5.4亿吨,比上年增长4.2%;精炼铜消费538万吨,比上年增长6.9%;电解铝的消费1260万吨,比上年增长4.3%;水泥消费量13.7亿吨,比上年增长3.5%。能源和资源消费量的不断攀升,导致我国业已脆弱不堪的生态环境负荷不断加大。因此,继续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片面发展资源和能源消耗量较大、环境破坏较重的制造业和采矿业等行业,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投资是全面的投资,必须形成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并举新格局。投资增长的加快,对于弥补国内需求不足、保证经济增长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的投资是以政府投资为绝对主导格局的畸形投资,政府投资明显快于民间投资。这种投资的弊端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这种投资主要靠扩大财政来增发国债,可作为一种短期应急措施但不宜作为一种长久措施坚持;二是在依靠国家财政投资和银行贷款支持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国有单位投资增幅迅速提高的同时,政府财政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非国有经济被挤出了投资领域,同时由于市场限制、准入限制、融资限制等“高门槛”的影响,民间投资并没有带动起来;三是投资的方向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要小于其他产业的投资。因此,必须适量控制政府投资的比例,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民间投资的比重,形成科学、合理的投资新格局。
三、提高扩大内需效应应采取的政策措施
以上分析表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需不足问题,虽然表面看来风平浪静,其深层原因却暴露出我国经济结构上的矛盾和体制上的缺陷。因此,我们只能通过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调整结构,加大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力度,营造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投资结构,促进居民的消费需求,才能使经济平稳增长。具体来说:
1.改善现行社会投资格局,优化居民消费战略环境。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长期以来投资的必要增长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在当前形势下,要警惕和防止盲目投资和投资增长过猛,关键是要把握好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主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引导产业发展和投资方向,促使投资消费按内在发展趋势协调变动,但也不宜把投资率和消费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直接目标,也不宜强行抑制投资的稳定增长。在投资体制改革中,一方面要努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改组,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尽快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增强国有企业投资能力和效应;另一方面,要逐步实现投资主体竞标制、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竞争格局,特别要在大多数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支持和鼓励民间投资进入。放松对民营经济在行业准入方面的种种限制,实行更加开放的行业投资准入政策,进一步放宽民间投资发展的政策限制,全面有序地开放投资领域。在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方面,要疏通储蓄向投资转化机制,同时要为民间投资提供平等融资机会,为中小型民营企业疏通资金来源渠道,进一步提倡讲诚信、守契约、反欺诈,加快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为企业运行创造良好环境,科学提升投资格局,为居民消费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2.控制社会产品生产总量,满足居民消费真实需求。市场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社会要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必须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产品供给量。但在有效需求出现不足时,必须控制社会产品生产量。一方面要控制供过于求产品的总量,另一方面要调整社会产品生产结构,将社会生产能力转向生产供不应求的产品,或者开发新产品,以便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我国目前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产品相对过剩问题是低级阶段中的过剩,首先它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出现的,城镇还有不少低收入者,广大农民生活水平仍然很低,虽然重复建设造成部分产品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但有许多产品还没有过剩,许多消费者无法享用;其次主要是科技含量低的产品过剩,大部分高科技产品,仍然依靠进口。所以政府要实行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并行的办法,控制过剩产品生产,避免重复建设,特别要发展高科技产业,鼓励社会对新兴产业的投资和技术含量高的新型产品的研制开发,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产品相对过剩问题。生产企业和单位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提高对生产消费理论之间依存关系的认识,要根据广大居民的真实需求和自身的消费能力,生产出能真正满足居民需要的社会产品。
3.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免除居民消费后顾之忧。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能够进一步带动需求,能够将居民的部分储蓄由未来消费变为即期消费。加快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关系到未来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安定的重大问题。我国居民的未来支出预期较高,消费愿望下降,主要原因是对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心中没谱,担心住房、医疗、养老、失业、教育等一系列改革可能增加的负担过重。因此,要在坚持和完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三条保障线”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向健全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过渡。要打破所有制界限,建立社会化、市场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由社会按照平等的条件对劳动者在社会生活中的风险提供必要保障。要加大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采用多渠道多方法加快建立和完善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积极推进社会保障管理服务社会化,加快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对贫困线以下收入的家庭、下岗工人、待业者实行补助和救济,满足其生存需要。对高收入阶层和有产阶层征收个入所得税、遗产税、高档产品消费税等,用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支出,以便缩小社会收入差距。改进和加强信息和舆论宣传,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未来的信心,使人们消除后顾之忧,改善心理预期,提高消费欲望。
4.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开发居民消费内在潜力。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是扩大内需的基础,启动消费的巨大潜力在于增强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使潜在的消费欲望变成现实的客观存在。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居民的收入,尤其是城市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的收入。一是要大力开拓农村市场,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农民作为最大的消费群体,具有较大的消费需求潜力。从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我们可以得知,要想让消费快速增长,收入首先要快速增长;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就必须大幅度地提高农民收入。要通过进行合理的农村产业化调整,进一步挖掘农业内部的收入增长潜力,并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和农产品加工增值,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通过改善农业结构、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和调整农业生产的区域布局,为农民创造更多的收入增长机会。加快农村产业化步伐及小城镇建设,鼓励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使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扩大农村市场的切入点。据专家估算,我国城市人口比重每增加1%,大体可拉动2%增长。因此,我们必须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努力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继续深化税费改革,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继续加强农村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二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努力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为尽快解决这一问题,除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从源头上解决好初次分配问题外,更应强化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功能,进一步深化税收体制改革。当前我国总体税收占GDP的比重约为15%,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约45%,发展中国家的约25%的水平相比,仍然还有很大差距,适度地增加税收将有利于增强政府对收入再分配的调控能力。要采用法律、经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合理调节企业富余人员流向劳动力市场的规模和速度,走企业安置、个人自谋职业和帮助安置相结合的道路,鼓励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扩大就业容量,并将企业改革与再就业工程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效益,进而从根本上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有效拓宽再就业渠道,保障下岗、待岗、失业人员和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鼓励发展第三产业,培育社区服务业,加快信息、文化和中介服务的发展,大力发展旅游业。积极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增加就业岗位和扩大就业方面的资金投入,改善就业服务和就业环境,帮助下岗分流职工及时找到新的工作岗位。鼓励发展股份制经济,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让职工参股,走共同富裕道路。另外,适时适当地增加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切实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参考文献:
[1]韩克勇.我国扩大内需政策效应分析及建议[J].经济问题,2005,(8).
[2]马宇,火颖.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理论探索,2009,(2).
[3]柯健.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应对[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9,(7).
[4]邰丽华,王姝娜.以内需为主保增长的经济学分析[J].教学与研究,2009,(7).
[5]张桂香.我国消费需求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2005,(10).
[6]刘伟,蔡志洲.从最终需求看我国长期经济增长[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7).
[7]马洁.我国扩大内需不足的原因及扩大内需的几点措施[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3).
篇9
关键词：低碳经济；发展；金融支持
低碳经济已经成为继信息技术革命之后的又一场革命。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金融服务要先行。经济决定金融，低碳经济发展会形成相应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模式、消费模式，甚至生活方式的变革，这样必然会对我国金融业产生较大影响。金融业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不仅能够发挥其作用，同时也能够促进其自身发展，这也是金融业为什么要支持“绿色金融”、“碳金融”的原因，也是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过程。
1低碳经济概述
碳经济就是指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是现阶段发展我国经济的有效方式，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次重大进步。通过低碳模式和低碳生活能够使传统价值观发生改变，使生态文明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从而能够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产生的背景就是全球变暖，对全球环境造成了较大影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高碳经济致使二氧化碳浓度过高，从而形成了温室效应，这样的环境变化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气候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同时能源危机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各国经济的发展。所以一种全新的、能够缓解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现状的发展模式诞生，即低碳经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有效解决上述现象，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意义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大意义。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已经成为一种商品交易，随即产生交易市场和金融市场。鉴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种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能够给我国带来巨大的商机和挑战，也将改变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使中国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获益。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有什么样的经济，就会有什么样的金融。随着新经济发展模式的诞生，新的金融将会形成——碳金融。所谓碳金融就是与碳排放有关的一切金融活动，它包括许多内容，如碳指标交易、直接投融资等。随着全球碳减排的需求以及碳交易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碳金融逐渐成为低碳经济的制高点，这对于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都会产生较远的影响。此外，除了金融业，低碳经济的发展也会对其他行业的发展产生相应影响，促进其他行业的发展，这也是低碳经济能够被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我国工业的发展对煤炭的依赖性较大，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极大，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国内企业的发展模式，从而促进我国经济走向可持续化发展道路。同时国家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也使人们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
3国外发展低碳金融的启示
3.1赤道原则
赤道原则是一个财务金融术语，是一套非强制性的自愿性准则，国际上的一些主要金融机构用其来衡量、决定和管理社会及环境风险，用来进行专案融资或信用紧缩的管理。目前，赤道原则已经成为外国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国际惯例和项目融资的行动指南。
3.2市场化机制
中国的节能减排工作要达到一定成效，需要借鉴一些欧洲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其主要原因是欧洲的一些国家具有较为成熟的低碳经济模式，在这方面的经验也比较充足，这些对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都有着促进作用。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符合经济学的内在规律。我们需要在推进节能减排新技术不断进步的同时，还要刺激节能减排的自愿行为。控制污染的传统行政手段主要包括禁止排放和排放许可，但这种手段一般成本较高，而且收获的效率低。所以，我们发展低碳经济必须在加大资金投入的同时，还要建立起符合市场规律的市场交易系统。3.3低碳与金融创新互动要实现减排和经济增长并举，就必须把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当作一个整体，不能将二者分裂开来，不断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探索一条以金融创新为核心、可以改善环境质量、转移环境风险、低碳经济以及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在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外已经开发出许多在环境和金融创新交互作用下而形成的低碳发展模式，国外的一些商业银行在对低碳金融项目的信用评估和贷款方面也会给予极大的支持。
4我国低碳经济现状
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环境也在不断遭到破坏，人们也渐渐意识到我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发展经济，二者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很好地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在新时代背景下，它不仅可以保障在实现节能减排的同时发展经济，更是每个国家和地区良性健康发展必须采用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支持者，并且做出了实际行动。中国在2007年正式出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真正在制度上给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作为节能减排的积极实践者，中国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制定了明确的节能和减排标准，以规范企业在发展中做到低碳环保。为进一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总理于2009年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国家节能减排工作提出了明确目标，提出了我国在2020年以前在节能减排上应该达到的标准，即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2005年下降40%～45%。会议还指出，我国必须大力发展新能源，在减少传统能源使用率的基础上加大技术创新，提高各种能源的利用效率，在减少污染排放的同时取得更高的收益。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推动碳金融行业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银行业中，兴业银行在碳金融行业上的发展成效尤为显著。兴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抓住了低碳经济的商机，该银行在2005年接触碳金融行业，2008年10月份在北京正式公开承诺遵守“赤道原则”。为了更好地发展低碳经济，在随后2009年1月份成立了可持续金融中心，该机构在促进兴业银行的碳经济发展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兴业银行的能效金融、碳金融以及环境金融等方面的业务经营和产品营销都由该机构负责。除了兴业银行以外，中国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也陆续推出了收益率与海外二氧化碳排放额度期货价格挂钩的理财产品；浦发银行也建立起了相应的机构，以推广发展低碳金融的具体方案，大大推动了低碳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实践表明，我国立足于自身国情和发展的需要，积极地投入到低碳经济的发展中，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真正做到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为全球环境的改善做出巨大贡献。
5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金融问题
5.1相关法律和政府政策的支持较少
无论任何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交易市场，碳金融行业也一样。基于此，碳金融市场合理发展便不能脱离政府的法律规定和政策支持。在2008年，国家对整个交易市场了“四万亿”的项目指标，但其中只有2100亿投资于低碳经济，只有总投资的5%，这表明，政府的财政政策并没有在发展低碳经济上起到有效指导作用。此外，缺乏适当的法律法规来规范碳交易市场，同时，政府在低碳项目上的投资也是不够的，相关技术的缺乏和对低碳产业的鼓励与支持也是我国低碳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5.2碳交易市场不成熟
一直以来，碳交易市场都比较繁荣，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一直处于价值链的最底层。碳交易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碳交易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张，一些发达国家利用这次巨大的经济发展机会，在碳排放权方面建立了一系列相关的金融体系，这些金融体系保障了低碳经济下发达国家的利益最大化。目前，全球碳交易所总共有四个，全部由发达国家主导，他们自身的碳交易市场已经比较成熟。在中国，碳金融行业发展也存在相应的优势，但碳金融的发展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还较为落后，缺乏成熟的碳排放交易系统以及碳交易平台，国内的金融机构对碳金融价值的认识还不够成熟，对其的操作方式也不合理。
5.3融资不足
资金投入的不足也是制约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1997年12月在日本制定的《京都议定书》，其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机制，即“联合执行机制”、“清洁发展机制”和“国际排放权交易”。首先是联合执法机制（JI），该机制是一个发达国家通过项目合作，将已经达到标准的排放量转移到其他发达国家，同时，在转移数量上也会有相应扣除；其次是清洁发展机制（CDM），该机制主要内容表现在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手段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合作方面；国际排放权交易（IET）指的是一个发达国家在其国家减排目标完成后，将多余的份额以贸易方式转移到另外一个未能完成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受到多方面规则的制约，各种有关碳经济的交易事务都要遵守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碳金融交易体系的规则，低碳经济发展阻力较大。另一方面，由于碳金融在中国发展的时间较短，一些企业和企业管理人员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内容缺乏了解，因此，很多企业都错过了这次巨大的发展机遇。此外，CDM项目由于开发时间较长，其中潜在的危险因素较多，因此，金融机构不愿向其提供资金支持。
5.4碳金融衍生品缺乏
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碳金融衍生品比较缺乏。在之前的碳交易市场上，排放权是主要的交易产品。金融机构参与后，排放权已经不是唯一的交易产品，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更加繁荣了碳交易市场。在国外的碳交易市场上，碳金融衍生产品较丰富，例如，碳排放期权交易、碳证券、期货、碳基金和其他金融衍生品的碳金融衍生品，但在中国的碳金融市场上很少出现这些衍生产品。这种金融创新产品对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不仅可以促进我国碳经济的发展，还可以促进相关企业的经济增长，促进中国碳交易市场朝向多元化发展。
6低碳经济的金融支持策略
6.1银行的低碳路径
6.1.1绿色信贷
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银行业在业务扩展方面也是大有可为，金融机构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改造、升级，不仅能够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同时还能开发新资源，发展循环经济，为绿色经济发展提供支持，为生态农业的企业发展提供信贷倾斜。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对低碳经济金融倾斜，同时对高碳项目进行相应限制，这样就能够正确引导资金走向资源节约型、环境良好型的方向发展，这对于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007年以来，国家环保总局与金融业联手推出了三项绿色环保政策，分别是“绿色证券”、“绿色保险”和“绿色信贷”，这三项政策对于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可持续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为我国金融业挺进环保战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绿色贷款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相应的信贷指导目标和环境风险评级标准，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所以为了促进了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应当借鉴国外发达国家通用的绿色信贷标准，并建立相应的制度，对绿色信贷进行约束，进而促进了我国绿色信贷的发展，降低信贷过程中的风险，从而推动我国银行相关业务的发展。为了促进银行实行绿色信贷，发展低碳经济，银监会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督促银行金融机构认真贯彻国家政策，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为促进商业银行的发展，银行应当积极探索节能环保的发展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够符合国家政策的要求，有效促进商业银行改变传统发展模式，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以保证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化发展。
6.1.2碳金融创新
一是在排放权交易基础上的各种金融创新。由于环境所容纳的二氧化碳量有限，所以为了对二氧化碳的排放进行限制，便有了相应的排放权，相应的排放权通过转让能够产生相应的效益，所以商业银行可以将这种排放权作为抵押进行贷款。同时也可以尝试推出与“绿色信贷”和排放权交易挂钩的结构性产品，这样就能够为节能减排项目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从而规避相应的风险，也能够为个人或者企业提供便利。二是贷款管理机制的创新。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贷款是其重要的业务之一，为了能够降低贷款所带来的风险，必须加强贷款管理方法和管理技术，保证相应的项目能够低风险进行，这样不仅能够节约资金，同时还能够为项目的实施者提供贷款。由于节能项目的提供者多数是一些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不具备抵押贷款的条件，也很难获得银行满意的信用评级，这些企业就很难获得贷款，如果采用应收账款质押这种新的贷款方式，这些企业就能够获得相应的贷款支持。
6.1.3拓展绿色中间业务
目前，在中国无论是企业还是企业的管理人员，对碳金融的了解都不够深入，对一些与碳金融相关的金融机制更是解读不足，因此，我们需要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在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去拓展绿色中间业务。由于《京都议定书》引入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一种新的交易市场诞生。主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新的商品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流通。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抓住这个巨大的发展机遇，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为一些国家提供碳金融项目开发的经验和资金。在这个过程中，银行金融机构会评估金融风险，并在合理金融风险的基础上找到最好的合作者。此外，金融机构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各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技术咨询、信用评估以及资金清算等方面的中介业务。如荷兰银行，该银行拥有极大的碳交易客户群，并为他们提供服务，赚取中间业务收入。
6.2直接融资的低碳路径
6.2.1绿色通道制度
为了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促进低碳企业的发展，政府部门可以安排公开发行上市公司走“绿色通道”，这样就能够优先使具备一定资产规模和技术力量、运作规范的低碳企业上市，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同时，鼓励主板上市公司利用重组并购的方法实现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这对于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对于我国发展低碳、环保、新能源等新兴行业也是一种鼓励，为这些企业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此外，还应当对所有上市公司进行约束，增加能耗和碳排放标准，使其成为公司上市的硬性条件。
6.2.2低碳金融工具创新
为了促进低碳经济模式在中国的应用，应大力支持一些秉持低碳环保发展理念的企业发展，为这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如设立减少碳排放的环境产业基金和面向节能减排企业的风险投资基金。这样就能够为这些中小型企业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使其成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可靠力量。此外，还应适时推出由具有“绿色信贷”资格的银行发行相应的碳基金、碳企业债券等，同时为了保证银行利益，应当完善相应的低碳项目风险投资机制，这样就能够快速推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了推动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促进相应资金不断产生，使这些资金能够为企业所用，并能保证资金安全，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应当加大对低碳金融工具的创新力度，研发推出适合的低碳金融产品，并建立完善相应的机制，降低风险，促进低碳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6.3开发碳金融衍生品
为了防范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使相应的金融机构获得更高的利润，应当多开发一些基于金融的保险产品。现阶段，碳排放权已经逐渐成为一种金融工具，它是低碳经济的载体，这种碳排放经济模式催生出的排放权市场能够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进行。在我国，拥有巨大的碳减排资源，如CDM项目的主要供应者，这样的交易市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所以在构建我国碳交易市场中，应当进行碳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开发，同时还应当对这些产品进行不断创新，使其能够适应我国碳交易市场的需求，进而推动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丰富市场结构，扩大市场规模。
6.4完善排放权交易市场排污交易制度
从经济学观点看来，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刺激手段，排污权卖方将自身已经达到排污标准的剩余份额出售给买方，以获得经济回报，最终将外部经济转化为内部经济。排污权交易源自于美国，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国政府将该理论运用在对水污染和二氧化硫的控制方面，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府文件，例如：1992年出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应文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该文件在生效后成为国际社会认同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起点。社会在发展的同时，全球环境质量也进一步恶化，因此《京都议定书》第一次将排污权交易这个市场机制合法化，对联合国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具有实际意义上的约束力，此后，排污权也随之作为一个产品流通在国际资本市场。排污权交易制度就是在符合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计算出整个环境的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并将整个排放总量合理的分配到各个单位之间，各个单位的排放量可以自由买卖。该机制的确立对全球环境的改善有着明显效果。该机制下企业减排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大幅度提高，环境治理成本也相应下降。中国拥有相当大的碳排放资源，是清洁能源发展机制的主要供给国家。中国始终是节能减排项目的支持和实施者，并相应地在国内建立了以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交易所以及天津排污权交易所为主体的碳金融交易体系，但同时中国还是处于碳交易产业链的低端，只是单纯的碳排放权供应者，而非排放标准的制定者，这些弊端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在排放权上的话语权，碳交易价格也被迫降低。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借鉴碳交易机制先进的经验，在国内建立比较完善的碳交易机制，并不断发展创新，逐步提高我国碳交易市场的规范化、层次化以及国际化水平，使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更加具有国际影响力，并使中国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上获得定价权。
6.5政府加强宏观政策扶持
在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也应当发挥相应作用。低碳经济在政府部门的宏观扶持下，能够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并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流。低碳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财税、外汇等，这些资金上的支持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只要政府部门能够为这些中小型企业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就能够有力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应当更好地发挥人行、银监会等部门宏观指导作用，建立相应的信贷规模指导政策。我国实行低碳经济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影响，如一些中小型企业在其经营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不能够发挥低碳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政府应当成立碳基金或担保公司，承担“绿色信贷”所产生的风险，并引导项目正确实施，保证项目实施的资金安全，为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使其能够享受政府部门的扶持。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它能够缓解全球的气候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创造机遇，同时也是一种挑战，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应当抓住这次机遇发展低碳经济，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7结语
综上所述，“碳金融”是一项工程，为了能够促进其健康发展，必须制定相应的可持续化发展原则进行约束，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化发展，为了保证这一点，应当建立成熟的碳交易制度和科学的补偿制度，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向低碳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丽,汪陈,何圣财.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J].特区经济,2011(02).
[2]王伟.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3.
[3]魏可.基于金融支持视角的低碳经济发展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2.
[4]郭福春.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D].武汉大学,2011.
[5]黄文若.促进低碳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浙江理工大学,2013.
[6]周懿萍,黄文才,陈晓芳.发展低碳经济的金融支持研究[J].理论月刊,2010(05).
[7]林明恒,郑才林.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J].海南金融,2010(05).
[8]闵大勤,周志萍.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J].海南金融,2010(06).
[9]徐晗丹.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对策[J].财经理论研究,201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