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教育政策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开展彝汉双语教育的必要性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世居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共765.3万人。凉山州昭觉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属高原山区，具有独特的高原湿地生态环境，生计类型为山地耕牧型。据昭觉县志记载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昭觉县人口为201393人，其中彝族193119人，汉族8026人（仅占总人口的3.9%），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昭觉县人口为251836人，总体增长幅度不大。该县人口具体比例的详细数据尚未公布，但据政府官员介绍，变动不大，彝族人口比例仍占全县人口95%以上。昭觉地处大凉山腹地，由于地形大多是高山峡谷，长期以来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加之居住分散，由此形成了凉山彝族人特有的文化内容和文化特征。当今时代，面临现代化大潮和商品经济带来的冲击，凉山彝族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正经历着剧烈而急速的变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民族文化往往要靠语言来传承，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汉语言作为应用性最强、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以其强大的力量迅速影响着其他民族语言，在这一过程中彝语和文化受到了强烈冲击，汉化现象较严重，甚至出现衰退和丢弃的趋势。在凉山州调查过程中，不管是教师还是政府官员很多人都表示了这一忧虑。继而，双语教育势在必行。当前，国际社会尤其是多民族国家，都坚定不移地追求双语教育以传承本民族语言文化，促进社会文化发展，因此，占全国彝族人口绝大多数的凉山彝族地区，实施彝汉双语教育，既有其内在的必要性也有外在的紧迫性。

凉山彝族自治州双语教育政策探析

国家大力倡导推进双语教学，并颁布了相关规划措施，予以实施。

1．全面开设汉语文课程，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这一措施的出台，保证了汉语文课程的普及性。在凉山州昭觉地区的调查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所有学校都开设了汉语文课，在县教育局的文件和学校课程安排表中，汉语文课程均表述为“语文”。教材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九年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以《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为教学指南。小学阶段语文课时安排为每周6～8节，这有效地保证了语文课的课时数。但是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由于学生的基础差，学起来较困难，尽管课时充足，但仍不能保质保量地完成教学任务，期末到来之前很多老师为了按时完成课程，一味地赶进度，不顾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厌学情绪，老师上课学生像“听天书”一样，稀里糊涂不求甚解，这是导致学生学习成绩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像这种情况国家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该课程课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2．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文接受教育的权利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大力倡导汉语文的情况下本族语文也不能丢弃更应加以重视。保证了本民族语文受教育的权利即保证了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在考察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学校积极贯彻国家双语政策，在开设汉语文课程的同时也开设了彝语文课程，一般每周2～3节课，并配备专门的彝语文教师。在听课过程中，课堂气氛很活跃，上课方式也较为自由，倾向于和老师聊天。从教师那里了解到，彝语文的授课老师对学生不会有过多的要求，只要学生会说会读即可。尽管如此，学生在私下交流时一般倾向于使用本族语言，因为彝语的使用既有社会环境也有家庭环境的影响，甚至有家人的督促，时刻告诫本族语言不能丢，上述种种因素都有力的促进了本族语言的传承及本族语文接受教育的权利。

篇2

【关键词】教育福利政策功能价值分析

在我国，很少有学者或官方文件使用“教育福利政策”概念，与此相近的概念主要有教育资助政策、教育救助政策，等等。笔者以为，采用资助或救助的概念表述，强调的往往是经济援助或某一方面的扶持措施，其背后逻辑更多体现为一种救济施舍而非公共教育服务的责任担当，这远远不足以涵盖教育福利的核心要义。

福利经济学派的开创者英国经济学家庇古认为，福利由效用构成，效用就是满足，人性的本质就是追求最大的满足即最大的效用，也可以说是追求最大的福利。从经济学视角看，教育本身具备正外部性效用的典型特征，因而与福利密切相关。所谓教育福利，是指以促进和保障教育权利公平为目标，通过各种途径为扶持和发展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努力，从而达到提高国民素质、推动个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整体效用。

从功能主义观点出发，有学者将社会福利分为“补救型”的社会福利和“制度型”的社会福利两种类型[①]，前者的服务目标主要是针对“弱者”，后者则强调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据此，作为社会福利重要组成的教育福利亦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普惠型”教育福利，强调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权享有一定年限或某种类型的教育，并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维护其受教育权利或机会，如向适龄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二是“选择型”教育福利，基于事实上的教育不公平状态和促进教育的整体效用考虑，倾斜性地为弱势群体提供福利服务，保障其受教育权利落到实处。社会学理论一般认为，所谓弱势群体是由于某些自身障碍或缺乏经济、政治、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多指社会中需要给予特殊关爱和照顾的人群共同体[②]。

与社会政策旨在“解决社会问题以实现公正、福利等特定的社会目标”[③]的根本观点相契合，所谓教育福利政策是指国家和社会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公平问题，为调节和满足社会或特定群体的教育需求，提升其教育福祉，通过一定的决策程序，制定并颁布实施的系列法律、条例、措施和办法的总称。从动态分析，教育福利政策涵盖政策决策、执行、监督和评价的全部过程；从静态分析，教育福利政策特指相关法律、条例和措施等具体表现形式。如前所述，基于政策指向的目标社会群体，教育福利政策可以分为“普惠型”教育福利政策和“选择型”教育福利政策。采用何种教育福利政策，往往与一定的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特定结构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教育福利政策的功能

教育福利政策的宗旨在于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进而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推动社会协调全面发展。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曾强调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

（一）政治功能：保障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教育福利政策的合法性基础，教育福利政策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教育公平包括入学机会公平、受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三个层面。与此相呼应需确立三项基本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即不论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观点、民族或社会出身、经济条件或家庭背景，所有人均有相同的机会升入教育系统某个特定学习阶段；过程公正原则，即学习者在大致相当的环境和条件下接受教育，并且基于公正的规则要求开展竞争；结果补偿原则，即对处于相对弱势的受教育群体予以必要支持，保障其平等参与学习和竞争，共享教育发展成果。诚如罗尔斯主张：“为了平等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同等机会，社会必须更多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④]。

“在现代社会，受教育已经是一个人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受过教育的公民难以融入现代社会，其个性、尊严和基本需求也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和实现”。[⑤]通过制定和落实教育福利政策，尤其是借助各种途径对教育资源进行调节和再分配，为贫困学生、残疾学生、流动人口、女性群体等常常处于教育困境的人们提供必要补偿，可以有效地维系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公平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比如随着教育主体多元化，公立、私立学校以及不同等级学校之间在法律地位上存在微妙差异，在不同教育机构接受教育，往往会导致教育福利的待遇迥然，民办学校学生助学贷款难即是一例。从更深层次分析，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后，如何均衡资本逐利本性与教育公益属性二者之间的摩擦和冲突，需要不断完善教育福利政策来加以和统筹发展。

（二）经济功能：提高个人收入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自知识（人力资本），这些知识一方面可以转化为新技术和新产品，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一方面会通过溢出效应增加社会的知识总量，长期推动经济增长。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教育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之间的共变关系越来越密切。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将直接决定其工作机会的选择和工作报酬的水平。

明瑟收益率是衡量教育与经济收入相关度的重要指标，表示社会成员每多接受一年教育，在经济收入上提高的百分比。北京大学岳昌军教授基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简单明瑟教育收益率从1991年的2.76%上升至2000年的8.21%。而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年均教育收益率呈现出明显的递进规律。相对接受小学教育者而言，初中、高中、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的年均教育收益率依次为3.74%、5.24%、5.40%、6.24%和8.84%[⑥]。通过完善和落实教育福利政策，为人们更多更好的受教育机会，有助于缩小社会教育差别，进而弥合日益拉大的社会收入差距。事实上，也惟有均衡发展教育，才能将我国庞大的人口资源转换为人力资源，从而为国民经济的永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支出，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大大高于诸如资本品的其他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尤其是在知识经济的形态下，这种趋势更加明显。”[⑦]

（三）社会功能：促进社会流动，建设和谐社会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体系的核心内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特征：极少数位于塔尖的群体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并占据大部分社会资源；大部分群体居于塔基，他们缺乏必要的社会话语权，生活状况常常处于贫困线和温饱水平之间；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阶层群体只占社会的少数。有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与职业选择高度相关。从事较高层次职业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从事较低层次职业的人，往往受教育水平也较低；不同的职业选择本身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声誉、社会地位和资源拥有程度。

社会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社会分层理论认为，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前提是有开放的社会空间、合理的社会流动，尤其底层成员能够有机会向上层流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有二:一是社会化，二是社会选拔。柯林斯曾尖锐地指出：教育是限制经济领域中具有优厚报酬职位的竞争者数量的筛选工具，帮助那些接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人占据这些职位。[⑧]在现代社会，教育对于社会分层的影响更加深远和广泛。在社会差别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如果能赋予处于社会底层而往往成为弱势群体的人们以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必要的救济支持，他们就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顺利流动到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更高的阶层，从而改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现状。反之，若缺乏必要的教育福利，贫困家庭“缺乏知识和技能”的素质缺陷就会如同疾病基因一样代际相传，世代沉沦于社会的底层。（四）文化功能：消除“贫困文化”，促进社会融合

美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提出的“贫困文化”观念认为，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的穷人，会逐渐脱离社会主流文化、不受主流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即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这一“贫困文化”的形成和存续，会对周围的人，特别是穷人的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并且代际相传。处于“贫困文化”体系保护下的穷人群体，彼此之间维系着简单的人际关系，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半径而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小，社会资本质量低。而且，由于“贫困文化”的阻隔，穷人与主流社会的接触机会很少，无法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更多的稀缺资源。“贫困文化”现象割裂了社会群体之间的融合，并极有可能造成彼此间的对立和冲突，与建设和谐文化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驰。

哈夫曼和沃尔夫认为，教育具有积极的外溢作用[⑨]：教育可以改善穷人的知识贫困状态，改变观念、行为、意识与精神面貌，增加与主流文化接触的意愿和机会，增强社会参与能力，扩大其人际交往的范围，从而提高穷人的社会资本存量，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纽带；教育可以增加医疗卫生知识，改善配偶和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降低因病致贫的风险；教育可以降低生育率，减轻家庭抚养子女的负担，等等。诚如郑杭生教授所主张：“要消灭贫困，首先必须改造贫困文化……而要摆脱贫困文化的束缚，就应当增加他们及其后代与主流文化接触的机会及其被主流文化接纳的技能。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教育，即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⑩]

二、教育

福利政策的价值取向

任何时期的教育福利政策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上世纪70年代，西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下滑，一些所谓的“福利国家”开始更弦易辙，大力削减包括教育在内的庞大公共开支，一些学者也开始鼓吹“高福利的负面效应”和“市场机制的高效率”。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公共教育制度是一种政府的垄断，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将导致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无论从经济从社会还是从教育上看都是失败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的条件。哈耶克则认为片面强调社会正义会促使人们对市场秩序产生各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市场和竞争原则才是教育活动的基础和依据，并主张国家对教育的投资规模完全应由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来决定，而一个社会如果要从有限的教育投资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就应该将投资集中于少数尖子的高等教育。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免费加助学金”的福利教育模式，与西方许多所谓“福利国家”在表面上具有某些共同性，由此在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当中产生深刻影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要避免福利化的观点成为共识。基于这一逻辑假设，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国政府一方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则在包括教育福利在内的社会福利领域逐步退隐。“教育不是免费午餐”成为改革时代的流行语。直至上世纪末期，随着社会公平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府渐次认识到公共服务对于社会良性发展的重大意义，“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关注民生”等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并引领政府职能转变的努力方向。随着政府角色转型趋势的日益显著、迅捷，教育福利政策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和演变趋势更加清晰。

（一）从消极走向积极

传统社会福利是以公民的各种权利为理论基础，如社会权或公民权等，福利政策常常被看作是消极的再分配功能，是障碍经济发展效率的因素。近年来，各国政府和社会政策研究者开始重新检视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作用。新福利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劳动力的流动性、家庭生活的复杂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迫切要求改变旧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增加教育福利的支出，因为只有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才能增加个人参与经济机会的可行性。

教育福利具有人力资本投资功能，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知识和技能，增强其社会生存和发展能力，从而减弱对一般性社会福利的依赖。教育福利政策不是简单的社会再分配方案，而是变被动恩惠式福利为主动进取式福利，变事后补偿利为事前预防利，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这也有助于增强整体社会福利政策的可持续性，并推动教育福利政策的关注重点从扶助弱势群体的“选择型”福利逐步拓展到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普惠型”福利。我国实施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渐进路程很好地阐释了这一趋势：由少数贫困地区到中西部农村地区，再到全国农村地区，直至2008年秋季在城市全面铺开，最终实现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同在一片蓝天下”。

（二）从济贫走向发展

传统的教育福利政策，关注的往往只是少数贫困特殊群体，以致人们似乎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教育福利是社会的善义之举，仅与救济经济贫困学生相关。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逐步认识到贫困不只是物质和经济的匮乏，更是一种“能力的剥夺”，“社会排斥”的概念由此开始纳入对贫困的阐释当中，教育福利政策更多地关注通过教育路径促进社会的整合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福利的供给对象开始逐渐覆盖贫困群体之外的其他社会群体，如女性群体、有残障者、流动人口及其子女、少数民族群体，以及其他在接受教育方面处于劣势的群体。就此而言，教育服务的性质已经具备更多的公共特征，即从基于救济的目标向发展的目标逐步延伸。

教育福利本身即是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教育公平进而推动社会公平的实现是教育福利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论其身份、地位、家庭出身、财产背景如何，尽量满足所有社会成员在接受教育方面的现实要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为此，一方面要营造积极的公平教育环境，实现教育权利面前人人平等；同时要采取必要的优惠政策和特别保护措施，以弥合现实中存在不同群体间的教育不平等鸿沟。事实上，通过必要的帮扶措施，帮助教育弱势群体及个人走出困境，并使其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共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成果，正是暗合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全面发展的价值选择。

（三）从单一走向多元

早期的西方国家，教育福利政策的决策主体和行为主体都是政府，尤其在“福利国家”流行时期，政府的角色得到空前强化。国家高度介入教育福利领域，以公共权力干预市场分配不公，使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成员的受教育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与此同时，教育服务质量欠佳、效率低下、严重、政府负担过重等问题也沉疴日深，“教育市场化”呼声鹊起，且愈演愈烈，“福利多元主义”日渐占据主流观点：强调教育福利服务可由公共部门、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家庭与社区共同来负担，政府角色逐渐转变为福利服务的规范者、福利服务的购买者、物品管理与仲裁者，以及促使其他部门从事服务供给的角色。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采用“国家─单位制”的模式，基本由政府包揽了所有的教育福利内容。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国退民进”的角色变迁过程在教育福利领域同步上演。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在教育福利多元化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角色缺位，一是忽视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一退了之”；二是忽视了对教育福利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培育；三是教育收费制度和准入制度政出多门，缺乏科学统一的规范；四是个人及其家庭负担教育成本比例普遍超出其承受能力范围。但无论如何，我国政府推进教育福利多元化的大方向是清晰的，由“福利国家”逐步演变成“福利社会”是促进教育福利事业发展的有效路径。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政府的教育福利角色从过去的直接提供者变成主导者，但政府依然是教育福利政策中最重要的角色，包括政策的主导决策者、教育福利资金的提供者、教育服务质量的监控和评估者、教育福利社会组织的扶持者，等等。

参考文献：

--------------------------------------------------------------------------------

[①]陆士桢，常晶晶．简论儿童福利和儿童福利政策［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1）：1－2．

[②]李永生，高洪源．美国解决弱势群体教育问题的政策与实践［J］．基础教育参考，2007年（3）：43．

[③]郑杭生，李迎生．社会分化、弱势群体与政策选择［M］//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2）——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5．

篇3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量农民工从农村走向城市，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逐步铺开。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动态监测机制。”《教育规划纲要》中还特别指出了：“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为我国现存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指明了解决的方向，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

一、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的演变及进化

（一）空白时期（1978年―1991年）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1983年），由于社会环境存在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国家政策对于农民工子女的流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以“单身打工”为主。到了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1984年―1991年），结合了我国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国家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限制稍有松动，并在政策上给予了支持，但是农民工进城务工仍然是以个体为主，农民工子女还上被排斥在义务教育范畴之外。然而这一时期内随父母进城的儿童人数非常有限，所以此时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还没有被社会所关注，国家的政策和措施上很会少涉及到农民工子女上学方面的内容。因此，这一时期基本上可以称作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的“空白时期”

（二）起始时期（1992年―1998年）

l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后，农民工进城务工由“单身打工”向“举家迁徙”转变，子女随父母进城人数急剧增加，然而由于缺乏相关教育政策的支持，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也日益凸现，并引起了我国教育部门的关注。教育部于1995年把研究如何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列入当年的议事日程。于l996年4月，国家教委印发了《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试行）》，1998年3月，国家教委、公安部联合制定了《流动儿童就学暂行办法》，规定了流动人员子女在户口所在地无监护条件的可以在流入地入学，从此打破了以户籍所在地为主的就学壁垒，但也同时规定对农民工子需女要收取借读费，从而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接纳农民工子女，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合法收取借读费的制度，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遇到了极大阻碍。

（三）重视调整阶段（1999年至2005年）

2001年，中央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强调了“要重视解决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在《决定》中明确了流入地政府负责解决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接受教育问题的主要责任人。到了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六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通过明确具体目标，全面部署了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的解决工作，建立了“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全面接受义务教育保证制度和机制”，更从经费保障、政策保障等方面做了进一步的深入强化，使得有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四）强化明确阶段（2006年至今）

2006年1月，在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解决进城务工农民问题的若干意见》中已规定：“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并按照实际在校人数拨付学校公用经费。”将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纳入当地的教育发展规划中，并给予相应教育经费预算，同时明确强调了，公办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前来就读的农民工子女收取借读费。教育部在2010年l2月24日公布的《教育部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中，决定删除《小学管理规程》第十二条的原有内容中的“并可按有关规定收取借读费”等相关条例。这标志着农民工子女能与当地儿童一样平等接受义务教育，而且这也是一项有法律保障和政策指导的政府行为。

二、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特点

（一）初步打破了以户籍制度为主的义务教育入学体制。

在国家教育部、公安部联合颁布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中，通过政策文件的形式，明确了农民工流入地的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在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学方面应该承担的教育责任和管理职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户籍所在地为主的就学壁垒，意味着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依然可以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二）逐步确立“两为主”政策，彰显教育公平的新理念

在《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首次以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了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途径，并在“两为主”的文件精神的基础上，对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相关文件进行不断完善和修正，明确规定了流入地政府在如何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应承担的教育投入和管理责任，凸显国家在处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念，彰显了教育公平的新理念。

（三）政策权威性和深入性不断加强

我国于200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标志着我国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重视，从原来行政规定政策层面，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而在新时期“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中更是着力关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应如何解决高中教育的问题，这些决策都非常有利于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也有利于缩短城乡、区域间教育发展差距，提升我国教育教学质量。

（四）政策执行实效性存在不足

随着我国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重视，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相关政策越来越具体、明确和完善，但不能否认的是，现有的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仍需要面对许多问题及阻碍，包括了各类入学凭证办理手续繁琐、进入公立学校的差别性的隐性收费和高门槛等。根据相关文献调查资料显示，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重点中小学校存在极大障碍。从而得出虽然流入地政府支持 “以流入地公办中小学为主”这一决策，但实际上各地重点学校仍然把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排除在接纳的范围之外。

三、对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发展的预测

（一）如何完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政策体系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流动务工人员在经济发展承担着重要作用，政府对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加强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政策支持、完善对农民工子女相关教育政策的配套要求，包括如何建立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保障机制、完善农民工子女积分入读公办学校的政策等都是迫切需要的。

（二）强化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和积极性

制定政策是深入探讨和分析问题的过程，出台了政策并不意味着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执行难是在处理当前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政策上难以有效贯彻的突出问题之一。流入地政府必须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纳入到全市教育发展规划中，协调各个教育政策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关系，统筹兼顾，制定出有具体措施、可操作性强的保障政策，最大限度地遏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三）完善户籍管理制度

美国社会学家罗斯认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取决于整个社会如何在社会稳定和个人自由之间取得平衡。我国于1958年颁布了《户籍管理登记条例》，从此逐步确立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体制。这种带有浓重身份色彩的户籍制度，就是造成现今农民工子女入学难、教育不公平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要解决我国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从根本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户籍管理制度，使得农民工子女在教育问题上得到公平的机会和政策的保障。

（四）改革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

义务教育，作为关系着民族文化传承和精神素质提高的教育活动，本就应当是面向全社会、面向全公民的，每一个适龄儿童、少年，无论其种族、性别及家庭状况如何，都应平等地享有接受法定义务教育的权利。但实际上，由于各地经济发展和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以及过于分散的教育管理体制，造成大量适龄儿童被人为剥夺上学的权利，这种例子并不少见。因此，进一步从政策层面规范现有农民工子女学校，并将其列入到当地城市的教育管理体系之中，使其得到规范有序的发展是势在必行的。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S].国发[2010]，2010.

[2] 聂乐乐.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的演进[J].科教论坛2009 （07）.

[3] 盛昕.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农民工政策的演进及发展[J].学术交流，2008（4）.

篇4

【关键词】义务教育；均衡；教育政策

1 强化政策价值功能，引导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1.1 加强教育政策导向功能，贯彻县域均衡发展理念

发挥教育政策的导向功能，引导县域内农村义务教育校际均衡发展。首先要提出明确的教育目标。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目标是：每一所学校符合国家办学标准，办学经费得到保障。教育资源满足学校教育教学需要，开齐国家规定课程。教师配置更加合理，提高教师整体素质。我们在加强教育政策导向功能时，要注意教育政策的导向功能有直接与间接之分。前者指教育政策对其调整对象的直接作用，后者指教育政策对非直接调节对象的影响。我们往往忽视政策的间接导向功能。例如，有些地方在贯彻“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这一政策过程中，曾实施过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由乡镇负责的经费管理体制，这一政策的本意是想调动地方乡镇的办学积极性，却致使一些财政困难落后乡镇拖欠教师工资问题更为严重，极大地伤害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我们在看到教育政策直接导向功能重要性的同时，不可轻视教育政策的间接导向功能。

1.2 发挥教育政策分配功能，规范城乡学校布局

发挥政策的分配功能，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加强寄宿制学校的建设，为儿童提供一个合适安全的居住环境。通过大力兴建寄宿制学校，实现县域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在寄宿制学校建成以后，要加强对寄宿制学校的管理，通过管理来提高学校的教育水平。对于城镇大班额现象，我们应该发挥教育政策的分配功能。首先国家应该颁布相关规定，明确班级人数的上限。各级地方政府应该围绕生源变化，建立学龄人口预测机制，坚持“两为主”原则，促进生源合理分布。加快城镇配套学校建设，协调落实开发企业新建配套学校移交当地政府减免税费政策。提升农村学校教育质量，改善农村学校办学硬件与软件条件，从而稳定农村学校生源，缓解城市学校的压力。义务教育坚持户籍地就近划片免试入学，防止择校热与乱招生。国家可将“大班额”情况纳入区县党委、政府和教委的年度考核指标体系，并作为评估认定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的重要依据。

1.3 改革城乡教师教育政策，优化县域教师资源

我国目前师资存在两个严重的问题，一个是教师结构性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教师缺编超编问题，男女教师比例问题，优质教师分布不均等。另外一个是教师流动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优质教师从经济不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通过政策调节教师资源，促进师资流动。各级地方政府必须针对各地实际情况，及时相P规定来调节教师资源。对于存在超编现象的地区实行限制引进或不引进教师，而对缺编现象的地区放开引进教师，甚至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其次，按编制标准足额配备义务教育教师，新增教师优先满足农村学校，城镇薄弱学校需求。建立完善的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教师补充机制。最后，实行骨干校长，教师定期轮岗交流制度，促进城乡教师，校长之间之间的交流学习，确保师资配置均衡。教师行政部门应该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名师到薄弱学校任教。同时应建立体制改革试点，按照区域，比例合理轮流交换，轮岗期间保留原单位人事与工作，待遇不变，这样才能更好的开展，解决后顾之忧。

2 加强教育法律法规政策执行，健全运行机制

2.1 依法治教，落实政策执行

我国政府应该从国家法律法规的层面来规范教育行为，比如建立《教育均衡发展法》等，国家在法律层面对于教育行为进行规范， 使得我国的教育行为能够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循。省级和县级政府也应该根据国家的法律制定相关配套的法规，从各地自身实际状况出发，制定符合当地教育发展的法规。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各省存在差异，各省内部各县之间存在差异，县域内各校之间也存在差异。所以地方教育法规应该依据价值选择，针对这些差距有针对性的进行政策调控，照自身的特点来建立，以能够解决自身教育问题，实现自身教育的和谐发展为目的。只有使教育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可循，才能真正的能够推进县域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才能真正的实现教育公平。

2.2 改革财政体制，健全经费运行机制

明确投入比例，完善经费分担机制。据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我国教育中央财政支出占国家教育财政总支出的约5.03%，相比2006年6.81%，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呈现下降趋势。而目前我国各级政府财政实力划分实际情况，中央强于省级，省级强于地市级，地市级强于乡县级。如果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无论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都能够保证儿童接受全国最基本的教育服务从而缩小因地方经济不同导致的地区差异，缩小校际之间差距。同时我国义务教育正外溢性越来越强的特征，如2014年小学阶段非京籍招生数量比例为36.04%。随着人口流动范围的扩大，义务教育的全国性公共产品特征凸显。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承担更多财政责任，才能减轻流入地的财政负担，保证流动人口子女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实现校际均衡发展。坚持创新管理，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大力推进教育管理信息化，创新义务教育转移支付与学生流动相适应的管理机制，实现相关教育经费可携带，增强学生就读学校的可选择性。统一标准对我国现有的教育转移支付制度进行改革，建立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城乡教育之间的均衡发展。

2.3 提高政策执行主体素质，矫正政策行为偏差

教育政策执行人员自身的素质对于教育教育政策执行的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包括区域教育行政部门在内的地方政府官员们的“经济人”的“逐利”色彩正日趋浓厚。而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价值观时刻都在影响政策行为，渗透到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但最重要的是提高教育政策执行者的素质。从教育政策的主要执行者来说，主要是提高政府有关人员，校长和教师的素质。首先，对于政府人员，需要提高对政策的认识水平和更好地执行政策的主动性，这不仅需要不断学习有关教育政策方面的理论知识，提高理论水平。在执行教育政策过程中体现以人为本，尊重客观规律的原则。提高政策执行的技能，具有良好的有关偏差问题的分析与解决能力。进一步强化政府人员的“公仆”意识，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其次，对于校长和教师而言，应提高他们对于政策的理解能力和在学校管理，教学过程中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将对教育政策的理解转化为学校管理工作要求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按照相关政策精神和要求进行教学改革，开展教学活动。提高政策执行者特别是校长和教师执行相关政策的意识，能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实现教育政策的目标。

2.4 解构监督困境，构建监督检查机制

面对义务教育地方负责责任难以落实状况的“监督困境”，应构建起适合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义务教育督导检查机制。我国主要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检查督导方式，如何使其发挥有效作用，并使得这种检查督导更具有可操作性和低成本性。我们可以将高层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以隐形的方式体现，而低层政府的投入以显性方式体现。

建议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援助，可以转换成教师工资的方式进行。将教师工资的供给责任上收到中央可以起到提高教师社会地位，保证教师工资稳发放增长，实现全国均衡教师工资的作用。世界许多地方早已将教师纳入公务员队伍，如法国，韩国，埃及等将义务教育工资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由中央财政独立负担。建议将学校的校舍扩建，改建，设备的添置等由省，市，县，乡四级政府分担，让每一级的政府都承担起看得见，摸得着的义务教育供给责任。如省级政府承担校舍建设任务，这样能保证全省范围内校舍条件的均衡与协调。地市级政府，县级政府各承担设备添置的一内容，乡镇政府也可承担与其财力相当的学校硬件设施，甚至村级政府也可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这样的各级政府分担义务教育供给责任的激励督导机制，利于全国范围内促进义务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润勇.地方教育政策行为研究――以县级区域为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9.

[2]褚宏启.教育政策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3]瞿英.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问题研究：教育公平的视角[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5.

[4]温安玲.教育均衡理念下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2.

[5]赖俊明.义务教育校际均衡发展对策[J].教育研究与评论，2013，08.

[6]国务院.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E].2015.

[7]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通知[E].2015.

篇5

[关键词]Stakeholder理论；教育信息化；政策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6.144

[中图分类号]G642.0；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6-0-02

1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在美国、英国等长期奉行外部控制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国家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其影响日渐扩大。其与传统股东至上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比如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和供应商等。当前，一个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的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是：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企业中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含资金投资、人力投资、智力投资等），并承担了一定风险的个体和群体，其活动能够影响该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该企业实现其目标过程的影。

米切尔和伍德曾经详细研究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总结了自1963年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止，前后共30多年时间里西方学者所给出的27种有代表性的利益相关者定义。总的来看，西方学者关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可谓形式多样，“没有一个定义得到普遍的赞同”（多纳德逊、邓非，2001）。但是如果人们仔细剖析近30年来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西方学者对利益相关者认识的主流趋势，倾向于将利益相关者界定为那些与企业有一定的关系，并在企业中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的人（Clarkson，1994；Carroll，1994；Starik，1994）。

2 教育信息化政策

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政策（Policy）泛指政府、机构、组织或个人为实现目标而订立的计划，其包含一连串经过规划和有组织的行动或活动。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是指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一定的目标，为管理和发展教育信息化活动而制定的方针、措施和行为准则，其可以调整国家教育信息化活动，并借以指导、推动整个教育信息化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据此，可对区域（省区）教育信息化政策界定为：省区级行政机关、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各级各类教学机构为了持续推进教育信息化，以权威形式标准化的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

3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教育信息化研究现状

利益相关者理论与教育信息化的交融，严格地说是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教育领域的扩展。由于高等教育在世界各国的教育体系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占据着知识文化传承、科学理论研究、理念技术创新的地位，因此，作为教育领域最为活跃的一个组成部分，高等教育应不断与当下的前沿理论观念相互碰撞，进而有效融合。在西方理论界，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对高校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过大量论述，研究认为，高校与其外部社区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经济进步也在不断修葺和完善，地区、宗教、国家和国际等新因素也被逐渐融合进来。Shavit and Blossfeld（1993）、Tight（2003）等人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所呈现出的流动性结构以及与这种结构密切相关的社会阶层、种族群体以及地理区域等因素都在不断影响大学中心结构的变化。Ben Jongbloed 等人（2008）进一步分析了大学与社区在词源方面的关联后指出，大学与社区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在内部关系上包括学生、教工、学校领导层和管理层，而在外部层面包括研究者、校友、企业、社会组织、政府以及专业协会等。在地域上，大学周边社区往往接近学校校园，但在信息技术时代，社区的概念则可能发散到各个地区，甚至是全球范围。据此，Ben Jongbloed 等人将大学社区的概念进一步拓展到利益相关者角度，指出大学应当为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不管是组织还是个人，其中最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应该是学生，政府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教育信息化作为世界范围内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标志，各国政府以及相关研究者都对其给予了应有的高度重视。在各国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的进程中，为了科学规划发展战略，利益相关者理论也不断被决策者和研究者纳入关注视野。实践领域中，早在2000年，美国教育部资助位于加州硅谷的未来研究所（IFTF）联合其他专业机构，共同绘制了一幅展现美国教育技术领域未来发展趋势的信息图――Education Technology Horizon Map，并以此作为未来十年美国各级各类学校在推进教育信息化时面对多种领域和问题讨论的行动指南，其中将利益相关者与技术发展、新兴机会和学习空间并列为四大领域之一，体现出了美国教育管理者和研究者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重视。由于制作时期较早且受图表面积限制，该图表未能详细列出各个具体利益相关者及其相互关系。后来，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的教育技术发展战略计划工作组在其2012-2015规划中，详细描述了利益相关者的种类及重要程度，并根据与教育技术的关联密切程度，将利益相关者分为松散关联和紧密关联两个维度，其中松散关联分为两类，即直接相关者如使用教育技术产品服务学校组织，间接相关者如何对待教育技术感兴趣的其他终端用户；紧密关联包括学校师生、供应商以及周边相关者，如其他决策部门或组织。

相关研究领域内，世界各国的研究者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教育信息化范畴内的诸多领域开展了广泛研究，美国学者Martin Oliver在学习技术的评估模型设计中引入了利益相关者，共分为六个模块：界定利益相关者、基于利益相关者分析选择和提炼评价问题、选择评价方法、数据采集技术、数据分析技术以及选择结果呈现模式。英国学者John Cook、Debbie Holley、David Andrew 等立足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如何推进大学的E-learning进行了探讨，对众多利益相关者包括教师、学生、多媒体资源设计开发者等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要特别关注学生这一关键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促进大学E-learning的发展。加拿大学者Nicole Wagner，Khaled Hassanein and Milena Head则进一步从动机和关注度两个维度，系统分析了E-learning中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包括学生、教师、教育机构、内容提供商、技术支持者、认证机构以及用人企业等，并描绘出了E-learning中的利益相关者责任矩阵。荷兰学者Iwan G. J. H. Wopereis（2005）用群组概念图的方式，从220多个独立的因素中提炼出了10个影响教育信息化项目成败的关键因素，其中参与信息通讯、项目增值和利益相关者三个因素高于其他诸因素的平均值，这样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

主要参考文献

[1]王维懿，胡咏梅.基于利益相关者逻辑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5（1）.

[2]杨晓宏，杨方琦.利益相关者视角的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策略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4（11）.

[3]辛蔚峰，刘强.利益相关者导向的学校教育信息化绩效评估――基于绩效三棱镜方法[J].现代教育技术，2014（6）.

[4]张国强.教育政策中的利益相关者及其博弈逻辑[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2）.

[5]朱鹏.协同创新中心组织管理体系构建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J].高教探索，2013（3）.

[6]林曦.弗里曼利益相关者理论评述[J].商业研究，2010（8）.

[7]胡赤弟，田玉梅.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J].中国高教研究，2010（6）.

[8]李平.高等教育的多维质量观：利益相关者的视角[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6）.

篇6

Abstract： Taking the policy decision-making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plus sports examination as the simulation object， we elaborate the usage of technology HWME's rules and processes. This research also simulates HWME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educational decision-making from three aspects， the knowledge system， machine system and expert system.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operational educational decision-making HWME will be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al decision-making system and promot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cientization of educational decision-making.

关键词：教育决策；综合集成研讨厅；高考；体育

Key words： education decision-making；hall for workshop of metasynthetic engineering；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ports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4-0020-04

0 引言

教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决策者所面临的教育政策的决策环境和决策对象特别复杂多变，这种特点决定了教育政策决策（以下简称教育决策）涉及面广，难度大，所以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我们会面临许多的困惑和问题。

高考是否加试体育？关于这一复杂问题的决策争议由来已久，在不同层次和不同地区都有过长期的讨论，但都没有作为一项教育政策来实际实施。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提出：“积极探索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中增加体育科目的做法，推进高考综合评价体系建设，有效发挥其对增强学生体质的引导作用”[1]。随着《意见》的出台，“高考加试体育”又成为了各界讨论的热点。

对于高考加试体育，这样一项重要的涉及面很广的教育政策的出台，如何才能真正估量到这项政策可能带来的各种后续问题？对这种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教育大业的宏观教育决策问题应该依靠什么样的符合民主和科学精神的论证渠道、程序和决策工具来实现？这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思考的课题。正是本着这样的疑问，本文将尝试引入在其他领域决策中得到成功应用的综合集成研讨厅技术和方法论，以高考加试体育的政策制定为实例，来模拟其完整的决策过程，探讨和阐释复杂系统下教育决策的路径和模式。

1 综合集成方法――解决复杂系统下的教育决策的有效路径

高考是否加试体育，不仅关系到每年的中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也关系到青少年未来长期的健康成长，是一个牵动许多方面的重要公共政策，其实施与否关系重大。高考虽然直接面对的是高中生，但其影响和涉及到的外部条件复杂多变，未来的预期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给决策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从以上各方面来衡量，关于该问题的决策属于复杂系统下的教育决策问题。对待复杂的教育系统的决策问题，传统的定性思考和论证方式，受到各种局限，已经无法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打开思路，充分运用现代决策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借助于复杂性科学的最新理论和技术来拓展和加深教育决策理论与实践研究。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针对复杂系统的决策问题，钱院士曾在20世纪末提出并发展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以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研讨厅模式，其中，综合集成研讨厅技术是解决复杂系统决策从理论走向实践的一种应用形式，是综合集成方法实现的具体技术路线。当前，综合集成研讨厅已经成为复杂系统决策的一种重要方法论，该方法论曾在国内的军事、经济等部门进行过成功的应用，这些工作丰富和完善了钱学森院士的综合集成的理论思想，形成了研讨厅集成系统这种较为成熟和可操作的方法与技术，这些成果将为教育系统的决策研究提供和开启一条重要思路和途径。因此，我们认为如果建立了“教育决策综合集成研讨厅”，将会综合集成信息技术等新成果，与专家群体一起构成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系统，这将是解决复杂系统下教育决策的一条有效路径[2]。

2 基于综合集成研讨厅的高考是否加试体育的模拟分析

综合集成研讨厅本质上就是把多个领域专家组织起来，形成专家群体，提供一个人-机交互以及人-人交互一体化的环境，通过研讨的方式共同对问题进行研究，既可以进行定性的分析，也可以借助相关数据模型进行定量分析[3]。因此，关于高考加试体育这个复杂系统下的决策问题，我们将综合集成研讨厅作为研究的技术手段和决策支持系统，其过去在其它领域的应用已经被证明是解决该类复杂决策问题的一种有效路径。本文提出搭建教育决策综合集成研讨厅来模拟研讨高考政策问题，是期望综合集成尽可能多的资源去解决这样一个复杂系统的决策问题，为以后类似的决策提供可借鉴的案例和经验，为以后复杂的教育决策问题提供必要的方法论支持[4]。

2.1 基本框架

体育加试的问题主要源于近年来关于学生体质下降的关注，而影响学生体质的因素很多，发挥高考这一“指挥棒”的作用是否能够真正起到增强学生体质，进行素质教育的目的，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学生的全方面发展和整个教育事业的改革创新起着重要的宏观调控作用。

该综合集成研讨厅需要完成以下论证任务：

①高考加试体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②高考加试体育的可行性？

③高考加试体育是否是一种新的应试教育？

④高考加试体育如何进行？

⑤测试的内容有哪些？

⑥如何保证体育测试的公正、公平？

⑦高考加试体育是否能真正带来学生体质的增强？

⑧高考加试体育对学生身心发展的预测和未来判断？

⑨政策建议。

高考加试体育的综合集成研讨厅的体系结构，有知识体系，机器体系，专家体系等构成，学生体质数据库主要用于系统的定量分析，提供相应的模型、数据以及政策仿真服务。研讨环境主要为参加研讨的各个角色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为参与研讨的人员提供人机交互以及研讨的环境。

2.2 关于高考加试体育的教育决策综合集成研讨厅的体系构成

2.2.1 知识体系

①国家的相关政策。

为了保障各级各类学校体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保证每一个学生能够享有接受体育教育和参加体育锻炼的权利，我国了一系列条例、规定、办法、实施细则。这些规定为学校体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②各国的大学入学政策。

除国内的政策法规外，也可以以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大学入学政策为参照，作为重要的高考加试体育的知识体系参考。

③数据库。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库是教育部为配合推广《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需要，于2004年开始建设的大型全国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的信息系统。数据来源于每年各级各类学校向教育部上报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结果。中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库全部建成后将容纳全国2亿多学生每年按《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的全部结果和评价指标，并具有按各种要求进行统计、分析、检索的功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库由全国各地学校每年上报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数据并加以汇总统计组成。具体说来，包括学校基本信息、学生基本信息、学生测试成绩、学校统计报表、地区统计报表组成。

2.2.2 机器体系

研讨厅体系是有客户层（研讨终端）、业务逻辑层（研讨环境、各种支持服务等）和数据层（包括数据库服务器、公共数据）组成的多层结构体系。研讨系统服务器是由位于局域网上的多台计算机组成，系统通过Web服务器管理用户的接入，用户可以通过网络或者专线来访问研讨厅[5]。

如前所述，该研讨厅雏形系统从功能上可分为三个中心：研讨中心、管理中心和数据中心。这三个中心分别由不同的模块组成：综合集成研讨厅网站、研讨终端、用户接入服务（包括WEB和EMAIL服务器）、系统管理模块、基本信息平台、教育决策支持系统、系统支持工具等等[5]。

2.2.3 专家体系

①教育管理部门的角色分析

教育管理部门具有双重角色，其参与研讨，同时也具有主持人的功能。教育管理部门要综合考虑全局，归纳整理相关意见和进行数据分析，做出是否进行体育高考加试的整体判断。

②教育专家的意见。

③来自体育教师和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意见。

④家长和学生角色分析。

⑤体育考试有关数据的计算和模拟。

2.3 研讨流程

2.3.1 研讨流程

首先由具有主持人身份的教育主管部门启动研讨进程，随即给出第一阶段的研讨内容――“高考是否应该加试体育”？并推荐可以用来决策参考的数据库、模型库、统计数据和有关知识资料等；在研讨的过程中，研讨专家对高考加试体育这一政策是否实施，联系自己所在的研究领域，充分发表自己见解，可以用文字或者语音的形式进行讨论，各种观点可以进行交锋，从而激发灵感。各方根据己方的立场和经验知识充分发表个人的意见和看法后，会议支持人期望形成统一意见……而当各方都选取对己方最有利的策略时，各方可能暂时无法达到统一意见。主持人建议各方在现有的研讨基础上，除了根据自己的偏好和经验知识确定方案外，可以利用相关决策支持系统进行辅助，例如输入学生体质数据库数据，进行加试体育后学生体质变化的数据统计、仿真模型等定量处理，利用系统中提供的模型、数据、模板等资源来验证和证实自己的见解和设想，以获得对想法可行性的认识，对自己的意见形成支撑。教育决策综合集成研讨厅系统的研讨管理人员可对专家们发表的研讨意见进行综合归纳，提取相同的意见或倾向性的意见，这个过程可能会利用德尔菲模型、电子表决模型、层次分析模型等意见整合工具；当研讨者对研讨问题分歧较大时，主持人可以建议各专家使用电子表决器表决，根据表决结果产生结论，不断重复这个过程或这个过程的某些环节，直到大家基本满意为止。

如果结果显示高考加试体育不一定能够增强学生体质，而且会带来一些不可预测的负面影响，则表明教育决策综合集成研讨厅系统对关于高考加试体育政策这一意见的否定，这样研讨就暂时结束。如果结果显示采用高考加试体育可以增强学生体质，而且这一政策的实施将对学校加强素质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人才有积极作用，这表明教育决策综合集成研讨厅系统对第一项议题有了正面的研讨结果；教育主管部门则继续启动第二阶段研讨，讨论如何进行高考加试体育，选择测试方案，经过若干轮的研讨后无法达成统一意见，教育主管部门可以综合各方意见形成可选的政策方案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如果显示政策可行，认定此类测试内容确实可以全面衡量和分析学生的体质，给学生参加体育锻炼提供好的帮助，则启动第三阶段研讨，就考试的可操作性进行研讨，对如何避免体育加试的不公平，保证该类高考的公正，公平进行研讨……经过若干轮的研讨后，主持人汇总研讨结论，收集各方提出的方案，整理评价结果，形成书面报告，报送教育主管部门。

根据前面各部分的论述，借鉴魏法杰、周艳综等学者在其它领域的研究成果，我们把以上教育决策综合集成研讨厅的完整框架图绘制如图1所示。

2.3.2 结果预测

各方面的意见汇总，可能有三种方案，第一，高考加试体育，分数在20-50分，充分体现高考指挥棒的作用；第二，高考暂不加试体育，由各学校组织考试实施；第三，维持原来的政策不变。具体采纳那一种，高考加试体育是否列为未来的高考政策，要根据前述综合集成研讨意见整合的原则和相关评价来实际确定，要根据建立的综合集成研讨厅实际运作的结果来确定。

3 结语

如果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和管理下，建立了该方面的一个教育决策综合集成研讨厅系统，按照综合集成研讨厅的相关要求和科学标准，经过充分论证，确实需要在高考加试体育，并将作为一项重要教育政策推动起来，目前国内高考体育加试的两种方案可供借鉴。一是清华模式。可借鉴清华大学自主招生复试体质模式，与《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相结合，并对“清华方案”的测试内容、评分标准等方面细节作适当调整。二是山东模式。山东省原计划在2012年，将考生的体能素质测试纳入高考内容，考查办法借鉴现行的中考体育模式，但后来没有真正实施。各地可以在全国比较成熟的体育中考模式基础上，根据本地区情况作适当调整，积极探索切实可行的体育高考方案。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四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2012]53号）[S].2012-10-22.

[2]韩祥兰.SBA系统的综合集成研讨厅研究与应用[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05.

[3]胡晓惠.研讨厅系统实现方法及技术的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2（6）：1-10.

[4]刘丹.综合集成研讨厅若干关键技术研究[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07.

篇7

关键词 远程教育;主观交互;教师;学生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0)18-0101-02

1 前言

基于网络的现代远程教育是当前继续教育的主要教育方式之一,然而远程教育中教师与学习者的时空分离使教师的教与学习者的学必须通过特殊的方式、策略达到“主观交互”,让学习者在远程学习环境中感受到教师的教学思想和步骤,以提高学习效率,这就要求学习资源的设计者必须完成教与学的再度整合。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远程教育学者针对这个问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做了大量的研究。

1)爱尔兰学者基更试图用两种方法使教学活动再度整合。①学习材料不论是否为印刷品,都应该设计尽可能多的人际交流特征,例如:尽可能采用易读的书写风格,学生参与解决问题、自测问题等。②当课程开发出来以后,教学活动要通过各种双向通信来实现,主要整合策略有电话辅导、计算机通信等。

2)瑞典学者霍姆伯格强调个人感情的培养。他认为教师教学和学生群体中,个人感情关系有利于促进学生轻松愉快地学习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在远程教育中可以通过设计良好的自学材料和适当的双向交流建立起来。

3)英国远程教育学者西沃特强调远程教育机构除提供教学包外,必须有咨询和教学辅导的功能。

远程教育的整合策略很多,不同学者考虑的角度不尽相同,但笔者认为可以取长补短,多角度来考虑远程教育教与学的整合策略,并把它细化至便于设计,从而为远程学习资源设计者提供有效的参考与帮助。

3 远程教育教与学整合策略探析

3.1 学习材料应以学习者认知水平为依据,融入恰当的教学理论与学习理论

远程教育中对注册学习的学习者资格要求相对于传统教育中的学习者更加宽松,学习者的认知水平更加复杂。因此,设计学习材料前应分析绝大多数学习者的认知水平,设计时应以恰当的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例如最近发展区理论、有意义学习理论等)为依据,合理进行新旧知识的过渡,在展现方式上注意形象与抽象相结合。比如在设计“数字逻辑”课程中“利用基本RS触发器消除波形中的锯齿”这一内容时,用基本RS触发器的特点把旧知识(基本RS触发器知识)和新知识(如何利用它消除波形中的锯齿)联系起来,便于学习者接受;在内容的展现形式上,既要使用文字描述其原理,又要设计形象化的动画,使关键文字与关键动作联系起来,便于学习者理解。

3.2 设计学习活动并在活动中融入竞争与评价机制

远程教育中学习者的认知水平很复杂,在学习内容展现形式一定的情况下,设计一些学习活动,让学习者在活动中相互讨论,相互学习,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另一方面通过相互间的讨论可以使学习者对学习内容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从而拓展学习者的学习视野。在活动中融入竞争与评价机制,竞争可以是组间竞争,也可以是组内竞争;评价包括组内评价和组间评价,并把在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学习者相关信息放在公告区,以激励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3.3 设计适当的水平测试并记录

远程教育的功能之一是培养成功的学习者,实现从规划、控制学习内容到学习者自治。学习者在学习完一个阶段的学习内容后,通过一定的水平测试检测其学习效果,一方面可以使学习者了解自己对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方便学习者与以往的学习成绩记录对比,不断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和态度,为学习者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提供帮助;另一方面,远程教育中学习者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可以选择学习进程,由此易造成学习者对学习内容理解不深入。难度适当的水平测试可以作为判断学习者能否进入下一个学习内容的衡量标准,控制学习者的学习进程。

3.4 多样化协作与双向交流工具

美国远程教育学者穆尔在交互影响距离理论中指出:影响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由于教与学的行为等方面造成的可能误解空间大小的因素主要有对话、结构和自主性3个变量。其中对话主要指教师与学习者、学习者之间的交流与协作等。如果对话能有效开展,则师生间的误解空间就会缩小,有助于学习者理解学习内容。因此,远程学习环境中提供恰当的、多样的协作与双向交流工具是重要的。

3.5 提供咨询与辅导

远程学习者和远程教育的特殊性,使远程学习存在三大难题:学习问题、交流问题和个人问题。大部分远程学习者是在职人员,他们的学习时间具有有限性和不定时性,并且大部分学习者学习能力、学习技巧不足。远程教育采用的技术与媒体越来越趋于复杂化,并且媒体作为中介的交流存在许多局限性(如情感表达、集体感等),从而增加了学习者学习难度。因此,远程学习环境必须提供相应的咨询与辅导,为学习者提供学习规划、高效的学习方法以及学习环境的技术指导等,以帮助学习者突破学习障碍。

参考文献

[1]陈丽.远程教育学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篇8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观

1.树立科学的教育目的观

要想树立科学的教育目的观，就必须要对政治课的教学目的进行重新的定位，即政治课是以促进学生思想发展，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为目的的。政治课程是以促进学生身心协调发展，培养学生独立人格为课程教育目标。此外，为了更好地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的思想，教师必须要始终坚持以人文教育为中心和以完善学生身心发展为落脚点的教育目的观。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学生在素质教育的时代下完善自己的身心发展，提高自身的社会生活能力。

2.树立人性化、差异性的学生观

教师作为学生学习中的“监护者”，其对于学生的关心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有利于学生思想方面的发展。这也就是说，政治教育中要体现人文关怀，即教师要在开展政治教学的过程中尊重学生，与学生保持良好的关系，时刻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从而促进学生人文精神的培育。此外，由于不同学生之间的认知能力、智力以及记忆力等方面的能力参差不齐，所以学生对于不同政治教学内容的掌握情况也各不相同，这就要求教师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要采用“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所收获，都能够体会到成功的乐趣。

3.树立“致力于导”的教师观

在人文教育的背景下，教师的角色不同于传统的教师，它不仅要传授给学生必要的知识，更加侧重学生学习方法的引导，让学生自己来探索问题的答案。这也意味着，教师由传统的课堂教学“主宰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由其自身来决定学习的内容、方式等，从而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注重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的设置

1.在教学内容上，挖掘学科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

传统的政治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通常会将教学的重点局限于政治教材上，但是政治作为一门与时政联系紧密的课程，需要与当下的时事热点进行接轨，如果仅仅局限于教材的学习，将极大地限制学生思想的发展。因此，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要放宽学习范围，只要是能对学生的思想情感产生影响的事情，如榜样、活动、情境以及鼓舞等都可以作为人文教育的教学范畴。此外，在开展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将教材内容与当下人文精神的具体事例进行有效的结合，从而让学生切实感受到人文精神的重要性，促使学生自发地培养人文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例如，教师在讲授有关“走出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误区”部分内容的时候，可以设计一些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如“金钱真的什么都能够买到吗？”或“你认为什么比金钱更重要？”等，通过学生的讨论和思考，加上教师的正确引导，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金钱观。

2.在教学模式上，合理运用体验式教学

高中思想政治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其可以增加学生的人文知识，但是这不意味着学习这门学科就可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实际上就是“知”与“行”的关系，只知而不行是不能够使学生体会到人文精神的。而我们所谓的人文教育实际上就是强调学生的“行”，通过学生的亲身体验来促使其自身人文精神的建立。而就人文教育教学模式在体验式教学方面的具体步骤而言，其主要包括创设体验情境、设计导思问题、陈述内心感受和进行实践检验四个步骤。通过这种形式的教学，可以让学生切身感受到人文精神的重要性，进而促使学生自发地投入到人文教育中来。

3.倡导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

学习方式除了包括必要的学习方法外，还包括学习的习惯、态度、状态、意识和品质等心理因素，所以，转变学习方式可以有效地推进人文教育的发展。传统的政治教学过程中，采用的学习方式通常比较陈旧、被动，形式也比较单一，这将严重影响人文教育在政治教育中的开展。因此，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将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方式引入政治课堂教学中势在必行。基于此，教师要善于在政治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性学习，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要引导学生积极开展合作性学习，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从而逐步地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总之，高中政治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其设置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精神，提高学生的道德意识。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教育的功利色彩越发的浓厚，加之高中“应试教育”之风盛行，导致学生的人文精神匮乏。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实施人文教育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这样，学生的人文精神才能得以培养，社会的不良风气才能得以净化。

篇9

关键词： 话务预测；评价；校正

1 预测的精确性及评价方法

显然，这些不同评价方法的值越小，表示预测方法越精确。

因此，对于同一项目的不同预测方法，选用均方根误差（式1）来作为评价预测方法准确度的标准。对于不同项目预测误差之间的比较，选用相对平均绝对误差（式2）来作为评价标准。

2 校正预测值的几种方法

下面介绍校正预测值的两种方法。

其中，r表示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平均偏离程度，

这里，如果r≈1，则表示预测值与实际值平均起来近似相等，也就无需再校正。如果r1则表示预测值整体偏高。

2.2 适应的预测校正法 校正公式为：校正预测值=初步预测值+？琢×上半天平均预测误差

综合以上分析，针对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认为经验偏离校正法和适应的预测校正法这两种简单的方法，能有效提高预测精度。

3 数值实验

下面，对经验偏离校正法和适应的预测校正法这两种简单的预测校正方法进行数值实验，以分析它们的有效性。

3.1 相对平均绝对误差

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经验偏离校正法和适应的预测校正法均为有效的校正方法，均能在上半天预测数据和实际数据的基础上，对下半天的预测数据进行校正，进而得到更加准确的预测值。

关于适应的预测校正法中比例常数？琢的取值，表1中的后两列给出了对比。显然，？琢=1要比？琢=0.5的效果好。其实，在前面分析中可以看出，当？琢的取值接近于1时，校正后的预测值更加接近实际值。

3.2 均方根误差 均方根误差常用于比较同一预测项目的不同预测方法的好坏，这里作为相对平均绝对误差的补充。表2的分析结果和相对平均绝对误差大体相似，这里不作分析。

3.3 算法实现

下面给出两种预测校正法的算法实现流程。

4 结论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针对上半天话务预测不够准确的情况，对下半天预测值采取的两种校正方法中，经验偏离校正法和适应的预测校正法均为有效的校正方法，且前者效果更好一些。

参考文献：

[1]程靖雄.移动话务预测模型研究[J].通信与信息系统，2004（6）：20.

篇10

关键词：高校  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  对策

研究生是国家培养的高层次人才，研究生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高层次的精英人才，随着我国不断加大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的力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势头愈发强劲，因此针对研究生所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愈发重要。与本科生相比,研究生在心理、知识结构、学习模式等方面的差异，都使得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特殊性,因此寻求适合于研究生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对策则是目前高校实际工作的强烈诉求。

一、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三支队伍”的建设，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是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保证，要进一步强化以专职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为主体、以研究生导师队伍为保障、以专业课教师队伍为补充的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三支队伍”的建设。

（一）进一步增强研究生专职思政队伍的工作能力

     研究生专职思政队伍一般包括：辅导员、班主任和思想政治课老师。辅导员、班主任工作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线,在思想、学习和生活等方面负有指导学生、关心学生的职责,要深入到广大研究生中去，全面了解研究生思想状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学术科技和社会实践等活动，配合系党委领导做好研究生的日常管理等工作。

（二）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思政工作中的作用

 导师要了解掌握研究生的思想状况，全面关心研究生的成长，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在教学和科研实践中培养研究生良好的学风，严格要求学生遵守学术道德规范；要对研究生进行就业指导，鼓励研究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导师要注重与研究生班主任的联系沟通，交流研究生的思想状况，尤其是对那些有特殊困难的研究生，要及时反馈信息，并尽力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发现不良现象苗头要及时与上级领导汇报。

（三）不断提升专业课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思想政治影响力

     与本科生相比，研究生的专业研究更加细致、深入,这使得专业课教师也是与研究生接触较为密切的人员之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每一位教师必备的素质,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讲授学科知识，还需要向学生传达为人处世的知识，从而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专业课教师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有力补充。

二、建立健全机制，拓展有效途径，确保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实效

（一）修订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是保障各项管理和教育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保证，要进一步制定诸如《研究生离校申请表》、《研究生外出实习安全规定》、《进一步加强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以及《研究生就业工作管理办法》等各项规章制度。

（二）丰富研究生主题教育活动

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等会议精神为指导，在研究生中开展 “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学术诚信、开拓创新”的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加强研究生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通过征文、演讲、座谈会、志愿服务活动等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使研究生在学习、科研、实践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三）做好研究生安全稳定工作

一是要加强研究生安全教育，以展板、海报、公告、网络、座谈等形式，做好防火、防盗、防事故等安全宣传工作，同时加大研究生宿舍、工作室安全检查和违章电器查处力度。二是要加强信息渠道建设和信息报送工作，为构建反应灵敏、扎实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系里在每个研究生班级设立网络信息员。三是要严格执行研究生请销假制度，培养学生组织纪律性，教育引导学生懂规矩守纪律，做到时刻掌握学生在校情况。

（四）加强研究生党建工作

坚持以党建为龙头，用党的力量凝聚研究生，通过开展丰富多彩且富有实效的支部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等，不断增强党员的先锋意识，更好地发挥研究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研究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教育要与研究生的实践需求、学术科研、成长成才等相结合，提升研究生党员教育的有效性。

（五）重视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做好研究生群体心理健康的预防、监测、引导和干预工作，重点关注家庭经济困难、就业困难等特殊群体，帮助他们解决好情绪调节、环境适应、交友恋爱、择业就业等方面的困惑，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开展研究生心理健康普查和调研工作；二是加强研究生心理健康互助小组建设，进一步完善研究生心理联络员建立机制；三是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培训与宣传活动，采取集中培训方式对研究生心理委员进行心理健康知识培训与教育，采取展板、海报、主题讲座、团体辅导等形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六）加强研究生各类社团的建设

为充分发挥研究生各类社团干部和骨干队伍的力量，实现研究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各类研究生社团要及时做好换届选举工作，制定完备可行的社团管理方案，各社团分工协作，可设立研究生会、研究生心理健康协会、研究生宿舍管理委员会等社团，积极为各类研究生群众组织开展活动创造条件。

（七）树立研究生的优秀典型

充分利用网站、海报、报纸等宣传平台，尤其要建设研究生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宣传研究生学习生活，重点表彰和宣传研究生中的先进典型，发挥榜样带动作用。一是做好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优秀事迹宣传工作，每个获得者的个人优秀事迹将通过校报、网站及展板等形式进行宣传；二是宣传思想先进、学业优异、自强不息的优秀研究生，树立典范，努力营造研究生自我教育的良好环境和氛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