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传播的作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信息传播的作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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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班级，是学校教育管理的基层单位，是学生健康成长、个性化和人才成长的摇篮。班主任是班级的组织者、建设者和领导者，对于贯彻执行学校教育方针，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阐述了如何运用组织传播原理进行有效的班级管理。

班级管理中的信息传播是人们通常容易忽略的一项重要工作，班级内外信息传播过程的设计、控制、运用，对于搞好班级管理能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一、班级内的信息传播

1、班级内信息传播的正式渠道

班级（组织）内传播的正式渠道是指信息沿着一定组织关系环节（如班主任、班干部和普通学生）在班级（组织）内流通的过程。可分两种类型：即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播。而根据信息的流向，纵向传播又可分为下行传播和上行传播。

下行传播：即有关班级目标、任务的信息，自上而下得到传达落实的过程，是一种以教育说服和灌输为主的传播活动，具有强制性。主要包括：关于教学管理任务和内容的指示或说明（如安全教育）；班级内的重要信息（如每周班级、卫生等项目的考评通报）；学生权利和义务的信息（如办理人身保险、申请勤工俭学和助学贷款）；关于部门和岗位（如班委和团支部）职责、权限及相互关系的信息（如明确规定班干部不是学生贵族，在班内不得享有特权，必须对同学、班主任负责）：班主任对学生的评价。下行传播中，班主任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人师表，要用饱满的热情和平等的身份去温暖学生的心灵，正确地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起各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为学生健康地迈入人生旅途打下坚实的基础。

上行传播：是指学生或班干部向班主任汇报情况，反映班级同学的呼声和愿望，提出建议和意见的一种信息传播活动。上行传播的意义在于它是中枢管理部门获得信息反馈的重要渠道，班主任乃至校系有关领导能够及时了解班级目标或任务在第一线的贯彻落实情况，并据此对既定决策进行修改，使之更符合实际。第二，学生干部是班级的窗口，对班级内部情况的变化感受更直接，有丰富可靠的第一手信息，能够成为班级进行新的应变决策（如班干部改选）的依据，班主任必须随时对他们进行监控。第三，上行传播是把握学生心理和精神状态的重要渠道，充分利用上行传播便于及时采取措施，把他们的情绪和士气调整到理想状态。

在现实中，上行传播和下行传播总是相伴而行，很难截然分开。

横向传播：是指同学（一个班的或班与班）之间互相来往，相互了解，交流和沟通情况，形成和谐的关系。这是一种最经常和最大量存在的传播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传播双方不具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平等的协商与联络是传播的主要形式。如果横向传播不顺畅，轻则造成学生之间（包括班干部）相互猜忌，互不合作，互相推诿，严重影响班级的办事效率；重则带来矛盾重重，自由散漫，甚至形成条块分割、各行其是的局面，使班级（组织）限于瘫痪状态。因此，在一个班级内，横向传播必须得到制度保证。比如：一个学期定期或不定期搞一些集体活动，使班集体的个性因素与集体因素相结合，为发展学生个性创造条件，培养学生的集体归属感，增强班集体的凝聚力。转贴于中国论文

2、班级内信息传播的非正式渠道

非正式传播渠道是一种摆脱了班级或班级以上组织的制度性结构压力的传播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班级内的人际传播（如班集体正式活动以外的各种私人交往）：二是非正式的小群体传播（如各类自发的兴趣小组活动）。非正式渠道的传播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交流的信息广泛，内容不仅涉及班级或学生工作本身，而且很大程度上包括个人私事、兴趣等，可以谈天说地。二是交流的双向平等性。

师生都作为普通一员参加传播活动，没有身份的贵贱和地位高低之分，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大多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交流，每个人都有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许多在正式渠道不便明说的观点和态度，都可能在非正式传播渠道中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是师生相互沟通感情的重要手段。

对于班级来说，能否充分发挥非正式传播渠道的作用，畅通言路，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班级管理往往只关注班级内部分工、职责划分和规章制度的作用，学生往往被异化为班级这部机器上的一个个零部件。而现代教育管理学则强调，人的积极性是制约班级管理工作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不仅受到物质条件的影响，还受到社会和心理条件（如感情、情绪）的影响，而非正式传播渠道恰好能弥补正式传播渠道的缺陷和不足。因此，要加强和疏通非正式传播渠道。

二、班级外的信息传播

按照组织传播原理，班级（组织）外传播的过程是班级（组织）与其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互动的过程，包括信息输入和信息输出两个方面。

1、班级的信息输入活动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有效地进行目标管理和环境应变决策，积极投身班级间的竞争，班级〔组织〕需要从外部广泛收集和处理信息，如：学习先进的教育管理理论，吸取他人的治班经验，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完善本班的管理制度，使其趋向规范化和科学化。班级（组织）的信息输入渠道是多方面的，凡是与外部保持联系的学生，可以说都是班级（组织）伸出的触角，担负着一定的信息收集义务。此外，班主任要及时跟踪和了解学生、任课教师、家庭乃至社会的信息反馈，以及校系相关部门对班级各项任务完成情况的信息反馈。

2、班级的信息输出活动

从广义上来说，班级（组织）任何与外部有关的活动（如学生的精神面貌）及其结果都带有信息输出的性质，但有目的、有计划进行的信息输出活动（宣传活动）主要有三种：

（1）塑造和维护班级形象

重点是加强班级理念的教育（如本班提出的“团结和谐，自强不息”），正确引导班级舆论，大张旗鼓地表扬先进，树立健康向上的班风。如：教室、卫生区的打扫都要一丝不苟、有条不紊地进行；上课做到不无故缺席或迟到早退，积极配合教师，活跃课堂气氛，考试不弄虚作假；建立团结友爱的同学关系，等等。这些既需要一定制度的制约，更需要对学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开导。此外，班级形象并不都是通过有目的的活动创立和维护的，外部环境的人们会根据大量各方面的信息形成对班级（组织）的认识，所以，班级（组织）还得注意在外面的表现，在可能的情况下，要竭力对环境施加影响，而不只是适应环境。

（2）开展公关活动，展示班级形象

公关宣传是班级（组织）对外传播的一种重要形式，其意义在于让外界充分了解班级自我形象，提高班级的知名度，协调班级与周围环境发生的矛盾与冲突，取得广泛的支持和理解。可以在班级内设立宣传联络小组，由专人负责与学生会等部门保持经常联系，争取一些展示自我的大型活动机会（如参加大型的文艺演出和演讲竞赛）；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学生协会组织的活动（如青年志愿者行动、捐助贫困生等公益活动、迎新生送老生活动等），参加对外服务性活动（如开学接待新生，为相关各种讲座或会议提供服务），献出一份爱心。另外，还可通过校广播台、校报、网站等新闻报道扩大自身影响。

（3）协调班级之间的关系

班主任之间、同学之间，定期不定期地联合开展一些活动，或利用班会课机会，进行交流和沟通，与别的班级建立和睦共处的友好关系，为自己营造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

运用信息传播的方法，在班级内部营造健康向上的舆论环境，加大班级民主管理和透明管理的力度，改善班级内外部环境，是班级管理中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参考文献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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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数据技术；新闻传播领域；影响分析

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的发展方式也逐步的发生了改变。在很多的行业领域中互联网技术产生的影响力不断的增加，并且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与生产之中。现代化发展中传统的新闻传播技术的应用已经不能够满足时展的需求，同时也是媒体传播领域重要的发展方向。当前大数据下新闻的种类与数量不断的增加，各个媒介传播的新闻真实性会受到较大的威胁。

一、大数据技术的来源及特征分析

（一）大数据技术的来源目前我国大数据技术，在很多领域中都被广泛的应用，这一技术的发展起源与互联网之间具有重要的联系。大量的数据信息经过搜索之后，可以给使用者带来便捷，但是给搜索引擎公司会带来很大的挑战。随着社交互联网网站以及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创新，逐渐的演变出全新的媒体形式，例如新媒体、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等。当前我国新闻信息的传播会很大的依赖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可以说，大数据技术为当前我国新闻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方式以及发展的方向，是促进新闻媒体传播的重要基础技术。

（二）大数据技术的特征所谓的大数据技术就是在海量的信息中快速的获取需要使用的相关信息，它不仅关系到大数据本身的大小，同时还涉及到采集数据的相关要素。随着我国大数据被广泛的应用到各个行业领域中对于监控网络传播过程中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技术支持。各种新媒体平台的逐渐出现，主要也是依据大数据技术。根据用户的访问时间，对大量的数据信息进行合理的整理分析，从而预测出用户的具体喜好等，进而制定个性化的推送机制。

二、大数据技术对新闻传播力的影响

（一）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的速度影响目前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不断的创新中，互联网技术与计算机技术也在逐渐的完善，并且应用到各个领域的发展中，这对于我国的社会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随着大数据技术处理系统的逐步完善与健全，能够实现对更多信息的高效、快速处理。另外，一些现代化的多媒体设备的使用，新闻传播的速度也会变得更快。所以，需要高度的重视大数据技术对新闻传播速度的影响。

（二）大数据技术对新闻传播准确性的影响大量的数据信息是大数据时代的代表与特点，传统的新闻传播对于传播内容的准确性要求非常高，其真实性是新闻传播最基本的原则。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与简便化，很多的新闻信息传播就是去了筛选的过程以及求真的程序，这样就会导致大量的虚假信息逐渐的出现在社会群众的生活圈，从而给人们的认知产生一种错误的判断。所以大数据技术对新闻传播的准确性影响较大。

（三）大数据时代对新闻传播信息量的影响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对所有数据的处理是最为突出的特征，将所有的信息是进行数字化，将其应用到大数据平台中，为媒体、新闻人与群众提供应用的便捷。提高了数据的高效应用。与传统的新闻传播相比，大数据时代的新闻来源途径更多，数据内容更加丰富。大量的数据信息传播给新闻行业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也给其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在大量的信息中很难提取出优质的新闻内容，从而新闻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在手机等移动设备广泛使用之后，新闻的阅读成为了一种常态，新闻传播的深度与质量都缺少合理的保障。

三、大数据技术应用下提高新闻传播的重要途径

（一）创新新闻传播的应用理念传统的新闻传播理念过于片面性，这样的思维严重地制约了新闻行业的发展，同时给新闻的传播挖掘带来不良的影响。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工作的模式。实现了新闻传播工作的扩展与延伸，将新闻的挖掘与传播进行联系，确保新闻传播效率的提高。大数据技术应用于新闻传播，从而实现了普通群众积极的参与能力。群众可以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在博客、微信等社交平台发表自己的看法与意见。很多的重大突发事件都可以引起群众的广泛关注。虽然当前职业媒体在新闻传播中占有主导的地位，但是可以看出大众传播的方式正逐渐提高占有率，在接受新闻传播的同时，也是新闻的传播者，其受众与传播者融为一体是现代新闻传播的主要特点。在新闻媒介发表新闻的同时还需要提高受众人群之间的互动，将互动的信息内容及时地进行收集、分析，并加以利用，就会让新闻内容变得更加丰富。

（二）加强新闻采编人员的职业素养在我国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当今社会，对于新闻采编人员的影响也非常大。传统的新闻采编工作方式已经不能够适应现代化新闻传播的发展要求。因此需要新闻采编人员提高专业水平，做到随机应变。随着数据信息量的增加，新闻采编人员就需要对这些大量的信息作出及时地处理，这就需要采编人员具有较强的编辑能力。而当前我国的现有新闻采编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需要经过专业的培训与相关教育，从而提高其工作的能力与素质水平。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大数据发展的特点，通过专业的信息收集、整理、分析预处理能力，确保信息传播的及时性与准确性。

（三）加快新旧新闻媒体的融合处理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下，传统的媒体需要进行改革创新，不然很难适应现代数字化发展的要求。随着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的应用，媒体的融合已成为将来新闻传播发展的重要趋势。新旧媒体需要通过海量的数据信息，结合最新的发展模式与应用理念，不断地创新应用方法。另外，新媒体需要通过大数据的发展机遇，找到受众的喜好，制作更受众喜爱的精品节目。在大数据发展背景下，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新旧媒体需要通过多种媒体的结合运用，发挥网络的优势，满足新闻媒体发展的要求。

（四）提高新闻精品的制作在进行新闻节目的制作过程中，为了提高新闻的传播力度，就需要加强节目的精细度以及制作水平。高质量的精品节目能够吸引更多观众的喜爱，传播的效率也会更高。传统的新闻媒体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有一些节目已经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因此，在大数据时代下，新媒体新闻的制作需要吸取相关的经验，在节目的制作上更加精良，争取创办出更多的高品质、满意度高的优质节目。

（五）改变新闻传播调查研究的方法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对新闻传播的调查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将调查研究的方法进行全面地创新与优化，可以得到更多的高质量数据信息，从而为新闻传播质量起到很大的作用。长久以来各种媒体对于新闻的调查研究主要是定量与定性研究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在研究的过程中都是通过结构化的方式进行抽样的调查或者对某个单一的案例实施调查分析。在开展调查工作的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限制，对于调查对象的了解也不够全面，所以导致新闻信息的掌握程度不够。随着大量数据信息的增加，使用这个调查的方式已经不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因此，各个媒体需要对调查研究的过程进行精细的分析，然后预测其发展的可能性，通过大量数据的运用，加强新闻传播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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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税费改革之后，媒体成为农民获取政策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以大众传播的模式通过传媒的政策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及常规新闻节目直接向农民受众传递。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问、村民与村民之间基于不同的利益角度对这些“直达”的政策精神做出的不同解释，使得基层治理中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削弱了基层组织的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

关于传媒对农村的影响学界已有较多讨论。有学者认为，“在现代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作用下，农民对社会热点和都市文化的关注、把握与都市流行文化趋同，从而构建了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农民消费方式、娱乐休闲方式及行为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农民身份的转型”。还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是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不仅提供信息，而日，能够改变农民陈旧保守的观念，形成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等”。这些讨论大多集中在农村文化观念的变迁层面，鲜有对乡村治理这一政治社会领域的关注。而且，尽管传媒起到了向农村传播现代文化进而推动农村发展的作用，但在农民的媒介素养相对偏低、农民对信息的甄别和辨析及质疑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大众传媒为农民提供的村庄外部信息尤其是政策信息在乡村基层的治理过程中所起的并不一定都是正面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新闻传播在税费改革后的中国乡村基层治理中产生了怎样的消极影响，以使传媒在日后的社会发展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政策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

政策信息从行政管理机构的中枢到边缘的传递，在整个国家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前，大众传媒的辐射范围有限，在农村还没有足够的延伸，那时的政策信息传递主要以组织传播的方式进行。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多层化的行政机构一级一级往下传递，最后通过生产大队再到小队长直至村民那里，国家的组织系统渗透在整个社会中。当时，在农村普及的有线广播是生产大队向农民传递中央精神的有效工具，是整个组织传播流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以后，农村实行了“分田到户”的土地政策，农民收入大为增加。与此同时，大众媒介的发展也越来越快。虽然由于发行费用高、农民消费能力不足而难以吸引广告客户等原因，报刊等纸质媒体一直没有在农村普及，但广播电视却逐渐在农村承担起向农民传递政策信息的任务。另一方面，政策信息的组织传播渠道仍未废止，许多基于当地情况的特殊政策信息依然通过村委会、村民小组直至村民这个渠道传递，特别是有关税费收取方法和收取数量的信息，因为各村情况都有所不同，大众传媒均无法提供这些信息，也只能由村干部向村民传递。

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出现了重大调整，基层组织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乡政府及村委会与村民之间已经不存在较大的利益矛盾，村民也不必仰仗于村干部来提供各种具体政策，尤其是每年的税费收取方案等相关信息。村干部在工资降低、人数也变少的情况下，不仅掌控的资源有限，采取作为的动力也不足，因而没能力、没精力也没有财力来完成村民期待的各项公共品供给的任务。此种情形再加上税改之前村干部在协助上级收取税费时的种种表现，使得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信任以及由这种不信任所导致的沟通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以家庭为单位面对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农民要获取自己需要的同时又可以信服的政策信息，就要完全依赖于大众传媒。简言之，在当下的中国农村，政策信息的传递模式就从以前组织传播式的“层层过滤推进”变成了大众传播式的从中央到农民的“直达”。

二、“直达”式的政策信息对基层政权的负面影响

所谓组织传播式的“层层过滤推进”，是指中央政府的某种政策意图或某项行政指令经过省、市、县、乡、村各级组织的不断细化，落实为某项具体的政策，进而在某个特定的社区内富有针对性地执行。尽管在创制具体政策的过程中，各级官员如果结成利益共同体会形成对农民权益的损害，但如果不经过这种层层推进而由中央直接下达政策，则这种政策就不能照顾到当地特有的“地方性知识”，造成一种好的政策意图变成坏的实施效果的现象。事实上，各级政府对中央政策经过灵活变通后的实施往往能够使政策意图部分地变成现实。“文本形态的国家政策在进入基层成为实践形态的政策之时，会按照某种特定的逻辑开始运转，最终的政策结果往往并不取决于当初政策制定时的理论预设和良好的愿望，而在于这种逻辑在实践过程中对政策的修正程度，在于实践本身”。虽然个别地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效果会与政策意图相去甚远，但这些个别现象不能否定全体的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提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不争论”，再加上“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这些贯穿改革过程的指导性原则都是韦伯意义上的“实质理性”而非“形式理性”的，都是就事后的结果进行价值评判而非在事先就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则，都是在强调实践过程中的创造和“冉生产”，却不强调明晰的准则、合法的程序以及结构的严肃性和稳定性。这种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逻辑不能不导致在政策实践过程中大量上级默许的变通、扭曲和“再结构化”的出现。因此，“变通和扭曲政策在干部理解起来并不是违反政策精神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应当鼓励的行为，只要没有产生不可原谅的极为严重的后果”。

但是，当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大众传媒的政策报道直接到达农民那里时。国家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因地制宜的创造性变通就要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农民通过媒体的政策报道可以直接了解到各级政府的政策文本，却无从知晓政策实践的整个过程，无法知道有多少复杂的因素需要综合考虑。虽然县乡村的基层干部们基于各地的特殊情况对政策文本有着特殊的理解，但是农民大多都不会从这个意义去看待和理解国家政策，他们只会出于自身利益，从字面上进行理解。当他们看到信息源处的上级政府的初始政策意图与信息流末端的本地政策效果有所出入时，媒体宣传的“好政策”与基层现实的“坏结果”之间的鲜明反差就会使他们对直接导致这一结果的基层干部们非常失望，抵触情绪不断累积、加剧。在这种局面下，基层政权如果还要汲取足够的资金和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同时控制大规模群体事件以维持地方稳定，就有可能导致农民采取过激的行动。为了避免在将上级政府的政策精神落实的过程中与农民发生矛盾与冲突，为了保证本地区的和谐与稳定，基层政府就不得不奉行“风险最小化”的逻辑，也即是“不作为”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换言之，政策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对基层政权起到了明显的束缚作用。在此情况下，基层政权要想做出长期内适合本地发展的决策而又不在各个时段中遭到农民的阻挠，就只能依靠上级政府直接制定出有利于本地的政策。但是，由于各地的地理及文化差异较大、发展层次不一，要使上级政府制定的统一政策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就显得不太现实，而如果基层都按照上级政府制定的统一政策来执行，又要付出局部利益受损的代价。

三、“典型报道”与“批评报道”对基层权威的削弱效应

传播学中的“把关人(gatekeeper)”理论指出，大众传媒的新闻或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中立性”，而是依据传媒的一定立场、方钊。和价值标准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和加工活动。在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时政新闻中，农民不仅可以看到上级政府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制定的各项政策，还可以看到某地的“先进典型”如何坚决落实并执行到位，使该地的老百姓得到实惠。这种站在上级政府的角度向下俯瞰的时政新闻在把报道中的个别地方美化的同时，却使农民恶化了对自身所在地的基层政权的评价。农民大多不会意识到新问报道中的事实是被媒体“把关人”精心裁剪过的选择性事实。由于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各地执行政策的具体条件和相关背景差别很大，而大众传媒关于“先进典型”的新闻报道却会覆盖全国农村。在此情形下，“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模式在强调某些“典型政绩”的同时就很容易忽视掉“先进典型”的许多特殊有利条件。因此，它达到的客观效果是在增加了少数基层政府的美誉度的同时，降低了全国更多的基层政权的权威性。

各级媒体涉及“三农”问题的批评性报道，绝大多数都是站在上级政府的立场上对基层政权的作为进行批评和指责，这就使得农民直观地认为上级组织是和门己站在一起来对付基层的。媒体的报道就代表着上级政府的声音，媒体的言论就是正义和良知的表达，基层政权所实行的诸多针对农民的限制措施都是站在自己和中央对立面上的胡作非为。农村之所以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都是由于下级没有执行好中央的良好政策意图。特别是基层政权所采取的禁止集体越级上访的规定和行动，则使农民进一步确信基层政权的丧失合法性。一般而论，通过从媒体获知的信息，农民认为中央是在真心为农民说话办事，但有不少农民则认为，就是由于基层干部从中作梗才使得农民“有冤无处申”。

面对这一现实，上级政府不可能为基层做任何的解释和开脱，不能解释说事实上基层政权是在上级“保持稳定”的强大压力下采取措施的，否则上级政府就会违背其“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原则，就会产生损害自身合法性的危险因素。于是，出于策略考虑，在出现严重的群体性事件时，上级政府通常会与基层政府“划清界限”，会给与其严厉的批评和惩处。通过这种方式和程序，上级政府的声誉和合法性在媒体关于“深刻批评”和“严厉惩处”的宣传报道中进一步加强，而基层政府的权威与合法性则又一次遭到削弱。更严重的后果可能是，在此类事件发生之后，上级会再一次严令不得出现类似事件，一定要保证地方上的“安定团结”，这样，基层政权就要在其权威被极大削弱的情况下，继续而对那些自认为自己“受到上级支持与保护的”而更加“嚣张”的农民。更加“嚣张”的农民有可能以集体越级上访这种最令基层政权害怕的行动来“要挟”其“就范”，而基层政权会将这种行动当作是对自己的又一次挑战，因为这也是有可能导致再一次被上级指责和惩罚的严重事件，因而会下决心采取极端的压制手段，这又促使农民再次去找“上面的人”来保护自己、伸张正义。一个恶性循环就这样开始了。

四、新闻传播在乡村基层治理过程中的离间作用

在纯粹的政策报道之外，上级政府的执政理念、政策方针更多的是通过传媒的新闻节目映射给农民受众。许多内涵丰富的抽象理念，如民主、人权、法治等通过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在农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同样，作为现代治理手段嵌入农村社会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也是通过各种新闻节目潜移默化地在农民头脑中扎根。然而，在理解上述的抽象理念和法律条文时，农民自身却会基于各自的利益做出差异很大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解释，特别是涉及到中央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大量转移支付应如何分配的问题时，农民基于各自的利益对政策理念所做的不同理解就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其他如低保户人选的确定、农机及良种等补贴的下发方式、移民款的发放标准、常规地及征地后的土地调配方案等也都是农民与村干部、农民与农民之间产生意见分歧的问题所在。

举例而言，由于中央的政策是“农民的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于是在笔者所调查的湖北及河南农村，许多村民在每年的常规调地时就会搬出这项政策，以使自己使用的土地可以继续保留。而当涉及征地时，他们又要求土地赔偿款为村庄的全体村民所平分。按照中央政策，既然土地的承包权不变，那就应该是“征了谁家的地谁家得钱”，而不是村民集体分配赔偿款。村民们明知道自己在调地时如果不出地，土地调配就无法进行，许多户口增加的村民就会缺少土地以至于吃饭的粮食都需要去市场购买，但是只要他们可以援引中央政策来反对按照地方规范必须实行的常规调地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就一定会这样来做，毫不顾及村庄整体的利益，村干部对此也毫无办法。在这里，中央政策缺乏针对性是启动因素，村民的理性算计和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是根本原因，但大众传媒对于政策精神的广泛传播却起到了关键性的促成作用。

农民集体地对大众传媒所广泛传播的上级政府的政策精神以及现代法律的“灵活运用”，在客观上起到了切割村庄共同体固有规范的作用，不仅增加了村干部行政作为的难度，更增加了村民之间合作的难度。农民基于各自的经济利益对国家政策做出的不同解释也使村庄内部的离散性力量越来越大，村庄的社会关联度不断降低，而在缺乏社会关联的村庄，“村民无力应对共同的经济协作，无力对付地痞骚扰，无力达成相互间的道德和舆论监督，这样的村庄秩序难以建立，村道破败，纠纷难调，治安不良，负担沉重且道德败坏”。

如上所述，在基层政权不愿作为同时无力作为，而农民自身又无法有效合作的情况下，要解决农村公共品的短缺就只能倚仗于国家对基层事务的直接干预，而这种跨越式的直接干预却是要付出极高成本的。距离村庄较远的“国家”很难真正了解各地农民复杂的公共品需求偏好，从而很难富有针对性地为农民提供正确的公共品。而且，“政府也不是喂养于天国，产奶于人间的奶牛”，它的财力毕竟是有限的，国家财政相对有限的财力如何有效解决全国范围内无法自我组织的农村社区的公共品供给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五、结论

在大众传播的模式下，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媒体的政策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及常规新闻节目直接向农民传递。这种政策信息的“直达”效果，使得基于不同立场、不同处境和不同利益角度的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由于对政策精神的不同解释，其内部分歧也不断加大，这一方面削弱了基层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农民没有自我组织与合作的能力，农村的社会治安、环境卫生、土地调配、水利灌溉等一系列问题就难以解决，国家的转移支付在大量支出的情况下却只能收到非常有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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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灾害信息传播；研究背景；研究维度；研究价值

对灾害事件中的信息传播现象及其规律进行研究，对于灾害信息传播业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此种社会需求，灾害信息传播现象及其规律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灾害信息传播的研究背景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外灾害事件频繁发生，极大地破坏了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当今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在努力探索如何减轻灾害损失。减轻灾害损失的基本前提就是认识灾害，这既包括灾害本体认知，也包括灾害与社会生活的各种联系。灾害信息传播研究就是致力于对灾害事件中信息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探究，从而为人类防灾减灾事业提供理论支持。灾害事件的频繁发生，催生了国家顶层设计对于灾害相关领域研究的支持和引导。在2011年10月16日修订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中，明确指出：“支持和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开展灾害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建立合作机制，鼓励减灾救灾政策理论研究。”这些都为灾害信息传播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有力支持。

灾害信息传播的研究维度

笔者认为灾害信息传播研究主要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基础研究，主要包括灾害信息传播要素和灾害信息传播简史研究；第二个维度是应用研究，主要包括案例研究。

（一）灾害信息传播要素研究

灾害信息传播归根结底是信息传播，一个完整的信息传播过程不能缺少传播者、媒介、受众、信息和效果等要素。

灾害信息传播者研究。在拉斯韦尔的“5W”模式中，传播者是信息传播的第一要素，也是开始灾害信息传播行为的第一关。卢因将传播者视为把关人，决定着信息能否进入传播渠道和以何种形态进入传播渠道。在常态的信息传播活动中，专业传播者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媒介组织提供的物质保障，赢得了受众的信任，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力量。但是灾害事件具有突发性和难以预测性，这一特点决定了专业传播者在灾害事件发生过程中的“缺席”，无法在第一时间记录信息和传递信息。随着影像记录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公众媒介素养的提高，业余传播者在信息传递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尤其在灾害事件中，业余传播者的在场有效填补了专业传播者的缺席，利用随手的DV、数码相机、手机等设备将灾害发生的瞬间记录下来。2001年美国“9・11”事件、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8年汶川地震和2010年日本地震，都留下了灾害发生瞬间的宝贵视频，为受众了解灾害事件和灾害学研究提供了完整的资料。完整有效的灾害信息传播过程，需要专业传播者和业余传播者之间的紧密合作。灾害突发时，需要业余传播者迅速捕捉第一时间发生的客观事实。当灾害事件发生后，专业传播者要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接手信息传播的主动权，按照信息传播的客观规律和新闻传播政策的要求传递信息、引导社会舆论。专业传播者和业余传播者在灾害信息传播中是并存的，业余传播者是专业传播者的有效补充，二者的作用同等重要，互相不可替代。

灾害信息传播媒介研究。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往往造成电力、交通、通信被破坏，这就大大阻碍了传播媒介向灾害地区传递信息。灾区受众和灾害救助对于信息传播的强烈需求得不到有力满足。笔者在参与汶川地震救助情况的社会调查时，曾通过详细的问卷调查了解灾区的信息传播状况。受到电力、交通、通信的影响，汶川地震重灾区汶川、都江堰、北川等地的信息传递主要依赖于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大众传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在所有大众传播媒介中，只有广播媒介凭借着较低的物质依赖性仍然发挥作用。[1]此外，刘晓岚等学者对于灾害信息传播阶段性特征的研究也是从媒介角度进行考察的。[2]物质依赖性是大众传播媒介在灾害事件中对于灾区发挥作用的重要制约因素。印刷媒介离不开电力、交通，具有易损性，电视媒介和网络媒介离不开电力、通信信号，信息接收终端相对庞大、沉重，都使得这些媒介在灾区的信息传播中很难或无法发挥作用。广播媒介在灾区信息传播中发挥着生命线作用，成为灾区人际传播的重要信息来源，并有力指导了灾区群众的自救互救。《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中指出：“开展国家应急广播相关技术、标准研究，建立国家应急广播体系，提供灾情预警预报和减灾救灾信息的全面立体覆盖。”

灾害信息传播受众研究。按照所处区域的不同，可以将灾害信息传播受众分为灾区受众和受众。灾区受众是灾害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无论是否在灾害事件中受到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他们都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他们对灾害信息的需求不同于受众。灾区受众的信息需求具有单一性，他们只关注与灾害紧密相关的信息，常态的信息传播方式不能满足他们对信息的需求，相反还会冲淡对灾害事件的关注，容易在灾区受众中形成消极的影响，不利于灾害救助和灾区受众心理抚慰的进行。在信息接收方式上，灾区受众常常缺乏理性，这就要求灾害信息要浅显易懂，没有歧义。正是对于灾害信息需求的不同和理解方式的差异，要求灾害信息传播媒介对于不同的受众传递不同的信息，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避免灾区受众对于灾害信息的过度阐释，才能保证灾害信息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灾害信息研究。信息是一个传播学概念，指的是由一组相互关联的有意义符号组成，能够表达某种完整意义的信息。灾害信息指的是与灾害事件相关的所有信息。这些信息既包括大众传媒传播的信息，也包括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中与灾害相关的信息。灾害信息具有以下特点：①重大性，灾害事件往往对人类社会造成较大损失，这些信息的传播常常影响着社会稳定；②破坏性，灾害信息一旦传播不当，就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进而影响社会稳定；③时效性，任何不及时报道灾害信息的行为都违背了受众的知情权。对灾害事件中的流言和谣言的研究也是灾害信息的重要内容。灾害事件常常引发集合行为，加之大众传播信息缺损严重，灾害事件常常成为流言和谣言传播的“重灾区”。近年来，自然灾害事件和人为灾害事件的频繁发生，使得社会公众处于一种安全恐慌之中，这样的心理状态最适合流言和谣言的传播，流言和谣言传播速度也更快，产生的影响也更大，日本地震后我国全国性的抢购食盐风潮就显示了谣言的巨大威力。

灾害信息传播效果研究。灾害信息传播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灾害信息传播媒介要将政府意向和受众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在我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新闻实践中，对灾害信息传播总是控制得多、放开得少，虽然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受众的知情权。媒体竞争的加剧和公众素养的提升，对灾害信息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才能强化灾害信息传播效果，这是媒介重点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衡量灾害信息传播效果要依赖于“四个有利于”的标准，即灾害信息传播是否有利于满足受众知情权，是否有利于灾害救助顺利开展，是否有利于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是否有利于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实现灾害信息传播效果的最大化，需要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首先从政府方面，应该坚持“三善论”（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从媒体方面，要积极形成传播合力，拓宽信息反馈渠道；从受众层面，要开展有效的信息监督，及时反馈信息传播中存在的问题。从媒体方面，需要调整灾害信息传播策略，做到两头满意。[3]

（二）灾害信息传播案例研究

每一次灾害事件发生之后，都有人对这次灾害事件中的信息传播活动进行专门的研究，这种以案例形式开展的研究并未完全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单纯媒介批评的层面，对于灾害信息传播的未来走向提出过很多很好的建议。例如2003年非典事件中，新闻理论界对中国媒体在非典初期“集体失语”现象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有效督促了新闻媒体对灾害事件的及时介入；2009年全球爆发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中，我国媒体吸取了非典报道的教训，正确估计了这一全球性事件的巨大新闻价值，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并持续报道了半年时间，尽管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平缓期报道的同质化现象，但是总的来说，较非典疫情报道取得了巨大的进步；2008年雨雪冰冻灾害的报道也引起了社会公众的诟病。笔者在《管窥新闻联播2008年冰冻灾害报道》一文中指出，以央视《新闻联播》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在这一灾害事件报道中存在三对矛盾：灾害事件的突发性和新闻报道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灾害事件的破坏性和新闻报道的趋利性之间的矛盾，灾害事件的客观性和新闻报道的主观倾向性之间的矛盾。紧随其后的汶川地震新闻报道就有效弥合了这三对矛盾，成为新时期灾害信息传播的典范。此外，对于“7・23”甬温线特大交通事故，《新闻实践》、《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中国记者》、《新闻爱好者》等刊物及时刊发了一系列案例研究文章，对这一事件中的信息传播活动进行了阐述。

从目前对灾害信息传播开展的研究来看，案例研究仍然占据多数。这是因为不断发生的客观变动为理论家提供了无尽的研究对象。随着网络资源共享的发展，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变得简单，研究者能够轻易地将特定媒体对某一灾害事件的报道内容收集穷尽，维护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而在传播学学科体系中，寻找新的交叉研究点进行理论创新，则很可能是一件劳而无功的事情，因此，灾害信息传播研究中，研究者对于案例研究的兴趣远远大于基础理论研究。

灾害信息传播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

灾害信息传播属于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对与灾害事件相关的信息传播系统进行的研究。对灾害事件中的信息传播进行实证研究，也是当前传播学研究的热点。据邵培仁、杨丽萍对SSCI收录期刊《传播学刊》21世纪第一个10年发表的332篇论文进行分析，发现当前的传播学研究中“对于美国‘9・11’事件、炭疽病毒、欧洲的疯牛病等突发性、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社会影响极大的异常疾病和危机事件的及时关注和跟踪研究，既体现了高度的现实敏感性，也体现了学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4]。可以说，在这些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灾害信息传播理论，对于丰富和深化传播学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灾害信息传播研究是随着近年来灾害事件频发兴起的。新媒体介入媒介竞争，打破了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草根媒体信息的低门槛准入，逐渐改变了受众的信息需求，促使受众形成新的信息消费习惯。这种新的信息消费习惯在客观上推动了主流媒体信息传递观念和信息传递方式的转变。此外，无论是自救互救，还是专业救援，也都迫切需要更加全面、更加真实的信息，这既包括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中的信息，也包括大众传播中的信息。信息需求决定了信息传播，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传播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大力调整报道方式，尽力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和灾害救助的信息需求。灾害信息传播现象成为灾害信息传播研究者的研究内容，研究成果又直接为灾害信息传播业务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郭子辉，徐占品，郗蒙浩.广播媒介在灾害救助中的积极作用――基于汶川等十县市的调查结果[J].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09（1）.

[2]刘晓岚，徐占品，陈晓一.灾害信息传播的阶段性特征分析[J].新闻爱好者，2011（11）.

[3]郭子辉，刘晓岚，刘伟.论自然灾害事件的信息策略[J].新闻爱好者，2010（13）.

[4]邵培仁，杨丽萍.21世纪初国际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以SSCI收录的《传播学刊》为例[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篇5

传播学研究的一大特色是善于运用图像模式对传播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引入模式方法为全面考察档案信息传播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与自己的思考提出一个档案信息传播模式的构思。

一、传播的一般模式

模式实际上是对现实事件的内在机制以及事件之间关系的直观和简洁的描述，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既可以表现静态的结构，又可以进行动态的描述，并且以一个独立的系统而存在。

最早的传播模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的亚里斯多德模式，它扼要地提出了传播的五个基本要素：说话者、演讲内容、听众、效果及场合。而在传播学上具有奠基意义的传播模式是1948年哈罗德·拉斯韦尔提出的五W模式：Who，Says  What，in  Which  Channel，to  Whom，With  What  Effect（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了什么效渠）。然而，五W模式忽略了传播的反馈要素，仅是一个单向线性传播图式，事实上人类的传播活动并不是一个被动直线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继承性的双向互动过程。因此，此后很多学者在五W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传播模式，如1954年威尔伯·施拉姆提出的高度循环性的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1967年丹斯提出了著名的螺旋模式，为某些循环方式无法描述和解释的传播现象提供了最好的图解。

由此可见，传播模式有一个积累、深化和发展的过程，其演变经历了一个从单向线性到双向循环，由要素性到结构性，由静态到动态，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这个过程是我们分析档案信息传播过程与结构模式的基础。

二、档案信息传播模式的构成

广义的档案信息传播包括档案馆（室）的档案信息传播活动和私人档案拥有者的档案信息传播活动。档案馆（室）的档案信息传播偏向于公共组织传播，而私人档案信息传播则倾向于人际传播。本文所讨论的档案信息传播活动指的是档案馆的档案信息的交流传递过程。

档案信息传播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传播，其传播活动本身既属于传播活动的大范畴，具有传播活动的一般规律，同时由于它的传播对象——档案信息是一种特殊的信息，其传播方式、活动规律无疑又具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因此，只有建立在共性与个性有机契合基础上的模式，才能反映出档案信息传播活动的规律和特点。

档案信息传播结构涉及到诸多复杂因素，这里进行的模式分析主要是考察其传播过程中一些基本的构成要素，它们足以形成档案信息传播模式的基本框架结构。档案信息传播的结构包括五个基本要素：档案信息源、档案馆、传播渠道、档案信息受众和反馈。这五个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循环互动，共同构成了这样一个传播过程：

附图

1.档案信息源。即各种各样的档案资料，包括纸质档案、声像档案、电子档案等，通过档案馆有意识、有目的、有选择地收集进馆。

2.档案馆。在档案馆中，经过整理、鉴定、加工等常规程序将档案信息有序化，并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一定的传播方式传递给相应的档案信息受众。

3.传播渠道。包括公共组织传播渠道和大众传播渠道。档案信息传播者可以决定档案信息传播渠道，档案信息受众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实际需要选择一定的传播方式获得相应的档案信息。

4.档案信息受众。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档案用户，还包括主动或者被动接触到档案信息的人。

5.反馈。档案信息受众对传播效果的反应信息反馈给传播者之后构成了一次传播流动过程，传播者根据受众的反馈信息做出相应的调整，然后又开始新一轮的档案信息传播。

在上述档案信息传播模式中，档案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档案信息既可以进入大众传播系统转换为其他形式，从而进入人际传播、市场传播和公共组织传播渠道，也可以直接进入公共组织传播渠道。传播者在一般传播模式中主要是作为信息源的传播和报导者身份出现，而档案信息传播者既是档案信息的收集者、整理加工的把关人，更是承担市场及公共渠道档案信息传播活动的中介人。档案信息受众也比较复杂，既可以是大众传播的直接受众或消费者，也可以是公共组织传播的档案用户。不同的传播渠道和方式中的传播对象是复杂的、多元的，这是由传播途径的多元并存和传播对象存在的不同社会角色等方面因素决定的。受众的反馈活动是检验传播取得什么样的效果的重要环节，一般是由此构成档案信息传播活动再一次实现的一个螺旋过程，因此这种反馈具有循环性。

三、档案信息传播模式的分析

1.传播的起点

一般的传播模式都以传播者（个人或群体）作为传播的起点，传播者将已经准备好的信息传递出去，笔者认为这种传播起点是不适用于档案信息传播模式的。

近年来，档案数量的急剧暴涨与库房容量相对有限的矛盾一直困扰着档案界，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档案馆加大了鉴定工作的力度，并且提出了要介入文件管理流程进行前端控制，以保证在有限的空间内容纳最多、最有价值的档案信息。档案馆对档案信息源的鉴别、选择、收集工作成了一项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理应是档案信息传播的起始。如果把档案信息源置于档案馆之后，人们很容易误认为档案馆的传播任务只是将已经收藏的档案信息传播出去，而档案馆对分散在社会中的大量的档案信息的选择、收集这项基本功能就突出不了了。

档案馆馆藏的质量是传播活动的基础，没有高质量的馆藏就不可能有好的传播效果。我国档案馆馆藏结构不合理是老大难问题，以这样的馆藏为基础进行的传播活动效果不理想是意料之中的事，因此，应当把档案信息源提前到传播者之前，强调档案馆的“把关人”作用，严格控制进入档案馆的档案资料的比例及质量，优化馆藏结构，为档案信息传播打好基础。档案馆一些中心工作的开展需要馆藏以外的信息，例如举办展览，光靠馆藏不够，必须搜集馆藏以外的信息作为补充。因此，档案馆深层次上的档案信息传播并不仅仅是将馆内有序化的档案信息传递给受众这样简单，其真正内涵应是将分散在社会中无序化的、有用的档案信息经过整序、加工之后传递给受众。

2.传播渠道

档案信息传播的渠道包括大众传播渠道和公共组织传播渠道两种，以公共组织传播渠道为主。一方面，档案信息受众可以通过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所公布的档案信息、档案信息的作用及利用档案的规章制度，接触、了解、选择档案信息，清楚档案信息的出处，了解利用档案信息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档案信息受众也可以亲自到档案馆，运用档案馆所提供的检索工具（案卷目录、全宗索引、分类目录、主题目录、专题目录等）查询馆藏内是否有符合自己需求的档案信息，并将查得的需求信息转换成信息代码，向档案工作者提出受传需求，档案工作者据此通过档案阅览、档案外借、制发档案复制件、制发档案证明或咨询服务等形式传播档案信息，也就是档案馆的利用服务工作。由此可见，档案馆在档案信息传播中担任中介的角色，是档案信息受众与档案信息间联系的桥梁，在社会档案信息资源无限扩大与受众个性化需求之间建立起对应的关系。

此外，在一般传播模式中，整个传播方向是单向式的，即受众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对传播渠道是不具有支配性和选择性的，是完全被动的。而在档案信息传播模式中，在传播渠道和受众之间的箭头标志是双向的，即档案信息受众对传播渠道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对于档案信息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档案信息传递最终究竟是通过哪一种渠道进行，不仅传播者有决定作用，受众也有自己的选择空间，是由双方共同决定的。

3.档案信息受众

传播渠道的多元性也决定了档案信息受众具有数量众多、构成复杂、分布广泛、分散流动的特点，因为档案信息传播的信息是为大众提供的，大众的外延可以涵盖所有的人类社会成员，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档案信息传播的内容。从可能性上讲，在档案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大众即档案信息的受众。但是，从现实上说，只有当大众介入档案信息传播过程，采取某种主动行为，比如去档案馆阅览室阅览档案、看档案杂志、参加档案工作会议等，才能成为档案信息传播的受众。因此，严格地说，档案信息受众是指档案信息的利用者和接触者。

一直以来，档案界将档案用户视为档案信息受众的全部，事实上，档案用户只是在档案馆以阅览、复制、摘录档案信息或者制发档案证明等形式使用档案的直接利用者，而在档案公布、档案宣传、档案编研产品的发行、售卖工作以及在大众传播媒介中接触和阅读档案信息的人应当也是档案信息的受众，因为通过与档案信息的接触，接触者的态度和行为也可能会有所改变，从而产生不同的档案信息传播效果。因此，根据传播渠道的不同，档案信息传播的对象可分为大众传播的直接消费者和组织传播的公共利用者，具体来说，既有一般意义上的档案用户，也有观众、听众、读者、网民等等。

4.反馈

传播活动的最后结果就是受众接收到信息，并取得一定的效果，不论是好是坏。但是，如果受众不把取得效果的信息回传给传播者，传播者就不知道自己的传播最终有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样的传播过程是不完整的，因此，一个完整的传播模式必须建立一个反馈信息机制。笔者在所提出的档案信息传播模式中也把信息反馈作为其中一个基本要素。

信息反馈是档案信息传播后所产生的信息回流，是检验传播活动效果的重要环节。由于传播渠道与受众的多元性，档案信息传播的反馈活动同样具有多向性和复杂性，除了反馈到传播者——档案馆，还会反馈到传播渠道中的大众传播组织——报纸、杂志、电台等。相对来说，向大众传播组织的反馈一般是迟滞性的，而向档案馆反馈则是直接性的，一般由此构成档案信息传播活动再一次实现的一个螺旋过程，因此这种反馈具有循环性。

档案信息传播的反馈信息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可以是告诉档案信息传播者应该继续传播，也可以是要求档案信息传播者改变或者纠正原有传播内容或传播方式，然后再进行传播，或者是要求停止传播。档案馆根据相应的反馈信息，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改进或提高原有的传播内容或方式，定能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

四、结束语

构建档案信息传播模式，是使档案信息传播研究适应传播现实变化的一种尝试，在帮助了解档案信息传播过程的同时，揭示了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从中获得对档案信息传播活动宏观地把握和全面抽象。尽管本文所提出的档案信息传播模式比较简单，但已抓住了问题的主要方面，突出了档案信息源、档案馆、传播渠道、档案信息受众、反馈等档案信息传播的基本问题。通过这个模式我们能够简明又清楚地了解档案信息传播的结构和过程，了解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参考文献】

1.周庆山《文献传播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

2.田野，张长海《传播学视野下的档案观念和档案　工作》档案管理，2001（1）。

3.田野《档案信息传播的形态：利用，编研、宣传、公布》档案学通讯，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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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网络信息；信息安全；信息传播；保障体系

随着网络信息资源越来越丰富，垃圾信息和不健康信息也在迅速增加，计算机病毒、垃圾邮件、网络攻击、系统漏洞、网络窃密、网络违法犯罪、著作权保护等问题日渐突出，而监管体制机制又相对落后。如何让优秀的、积极的、先进的信息占领网络传播阵地，如何构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紧迫课题。然而，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不够完善。本文在分析了构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应遵循的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分析研究实际情况，提出并系统地分析了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结构框架及其工作流程图。

1构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遵循的原则

1．1实用性原则

构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最终目的是“用”，应本着旨在破解网络信息传播存在的难题的目的，向此目标努力，尽可能发挥体系的重要作用，注重体系实施的实际效用。因此，要运用系统工程的观点、方法，结合实际情况，分析网络信息传播存在的问题，制定具体措施。

1．2平衡性原则

网络信息传播具有的强大的威力和威胁就是信息的自由性。所以，在构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过程中，应考虑在管理和控制网络信息的传播时要保持信息的“自由”与“平衡”，即尽量保持信息“自由”与“管理”的平衡。

1．3多层性、多样性原则

任何安全保护措施都不是绝对安全的，都可能被攻破，所以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不应只依赖一种安全机制，应建立多层安全机制、多种防御体系，各防御层及体系相互补充保护，相互支撑以达到尽可能安全的目的。

1．4整体性、综合性原则

一个保障体系包括个人、设备、软件等环节，它们在网络信息传播安全中的地位和影响作用，只有从系统的整体角度去看待和分析，才可能获得有效、可行的措施。

而且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种保障方法和工作程序的综合协调一致。为了实现网络信息传播全方位保障，建立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必须考虑技术保障、管理保障、法律保障、人才保障、主观认知保障的综合作用，同时，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实现与提升信息安全防护与保障能力。

1．5协调性、协同性原则

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构建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网络信息开放共享，而在信息的开放共享和保密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如果将部分信息公开披露，既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同时又会带来一系列实际问题。因此在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要注意解决网络信息的披露与保密之间的矛盾，坚持网络信息开放共享和保密相协调的原则。

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构建不是哪一个体单独努力就能完成的，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个人及司法等多方协调配合、全方位努力。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坚持政府、企业、个人分工合作、协同作战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必须明确各自的地位和作用。

2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结构框架及工作流程图

构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是一个巨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仅是购买技术或开发信息安全技术的问题，而是一个体系建设过程，这个体系主要包括检测体系，安全防护体系和管理体系，主要内容有政策、法律法规建设、管理、技术、产品、人才培训、资金保障、领导重视、人们的认知观念等内容。在构建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认知是前提，技术是基础，管理是生命线，法律是保证，还要需要政策、资金、人才的支持。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结构框架见图1。

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个各体系之间、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如何相互配合协调工作的呢?本文根据申农通信系统模型原理，借鉴国内外对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模型的研究成果，提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工作流程图，见图2。

3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结构框架及工作流程图分析

下面分别从检测体系、安全防护体系和管理体系三个方面，依照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工作流程的顺序，结合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结构框架中各个要素，对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结构框架及工作流程图进行分析阐述。

3．1检测体系

检测中心数据库主要存储两大类信息记录：黑客、病毒等的入侵记录，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安全策略。

3．1．1黑客、病毒等的入侵记录

构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首先要对网络信息传播进行风险分析与评估，遵守相关的规章制度、合同、法律等安全标准，将历史性和新出现的黑客人侵记录以及病毒、垃圾信息等记录形成相应的安全策略，并存储于检测中心的数据库中。从信源发出的网络信息进入保障体系时，首先要通过监测体系得检测，如果该信息与检测中心数据库中的某信息特征匹配，则予以拦截；反之，数据库中无此相似记录，则要通过保障体系的安全防护体系的进一步检测防护。

3．1．2安全策略的规划

网络信息传播是一个动态的循环的过程，所以安全策略的制定注定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完善的过程。因为不可能制定一个安全策略就能够永远符合、完全适应某个网络环境和信息系统的需求，所以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其动态性和可操作性。

3．2安全防护技术体系

安全防护体系对网络信息进行检测，如果发现为异常的信息则给予拦截，反之则再由管理体系进行检测。安全防护技术体系主要应用信息安全技术对网络信息进行防护。

(1)基于PKI／PMI的信任体系和授权体系：公钥基础设施技术(PKI)以公开密钥技术为基础，以数据及密性、完整性、身份认证和行为的不可否认为安全目的。

(2)访问控制机制：包括防止非法用户的非法访问和合法用户的非授权访问2个方面。

(3)防火墙：防火墙系统主要目标是控制人、出一个网络的权限，它迫使所有的连接都通过防火墙，以便接受检查。

(4)入侵检测系统：对透过防火墙的攻击进行实时检测并及时做出相应的反应。

(5)安全审计系统：网络安全审计系统是一种基于信息流的数据采集、分析、识别和资源审计封锁软件。通过实时审计网络数据流，根据用户设定的安全控制策略，对受控对象的活动进行审计。

(6)网络病毒防治体系：针对网络上病毒、蠕虫、木马和恶意代码的危害性大并且传播迅速的现状，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应采用相应的整改措施。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安全防护技术体系也会随之更新，它是网络信息进入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门槛”。

3．3管理体系

检测体系和安全防护体系均采用必要的信息安全技术对网络信息给予硬性的安全防护，管理体系则在人的参与下对网络信息进行管理，对于技术不能发现和拦截的网络信息，则通过人为手段进行防护。根据信息的接受者的反馈，如果得到他们的满意，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则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取得实效；反之，则通过事故响应及补救机制给予补救，并修改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

3．3．1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政策、法律法规等的建立规范必须建立在支持和鼓励网络信息传播健康发展的前提下，通过立法和监督，打击和淘汰违规网络信息传播者，创建的良好的信息法制环境，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更好地维护网络信息传播的发展。

(1)网络信息传播立法。如今，网络立法应更加注重于对网络信息安全即对网络信息传播行为的规范。网络信息传播立法，在网络有害信息的责任认定问题及可操作性等立法质量上，尚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如何发挥网络媒体传播优势，使公民的言论自由得以充分实现，同时又不至危害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应该是网络信息传播立法的根本所在。

在立法原则上，我国的网络立法与其他国家一样，就是承认现行的传统法律原则都适应于网络传播环境。“互联网立法的前提就是承认现行的传统的法律原则都应该适用于互联网空间。互联网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现实社会基本制度以及受这个制度保护的基本社会关系。互联网上的虚拟世界是从现实世界生成的，并且无时不在对现实世界发生影响，所以虚拟世界说到底还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虚拟世界里的关系无非是现实世界的社会关系的延伸，仍然要受现实世界中现行法律的规范和调整”。

网络信息传播法制的主要内容：“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备案制度；开办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实行专项申请、备案制度；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实行审批制度；网络信息传播禁载内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责任等”。

(2)网络信息传播规章制度。网站信息安全的管理，除了采用必要的技术措施以外，还需要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落实信息安全管理责任。网络信息传播安全管理规范包括：确定安全管理等级和安全管理范围；制定有关网络操作使用规程和人员出入机房管理制度；制定网络系统的维护制度和应急措施等。

(3)网络道德规范。网络道德规范体系，对思想境界不同的个体，设立层次不同的规范，结合网络的特点对传统道德规范进行适当改造再植入网络空间，如诚信规范、公平规范、平等规范等都可以经过改造后成为网络信息传播中重要的道德规范。如诚信规范的建立，传播及使用网络信息就有了一把诚信评判的标尺，使得我们可以更好的对网络信息活动参加者的诚信程度进行评价和判断。同时，也就树立了开展网络信息活动的行为准则，促使人们在网络信息活动过程中更好的遵守网络信息活动规则，可以有效减少诚信缺失现象的发生。另外，网络道德规范还必须推陈出新，适应网络的发展。

3．3．2网络“把关”体系

任何网络信息传播活动都是一个信息搜集、加工、的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人的劳动，无法由某一技术或者程序自动完成。而传播活动中只要有人的参与，就一定会有人为因素的影响，网络“把关入”作用也就不可能消失。因此作为传播者个人或者组织机构的“把关人”作用也始终存在于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之中。

网络中的把关体系主要从宏观层面的把关和微观层面的把关进行。

(1)宏观层面的把关。宏观层面的把关，仍是政府的直接把关。网站进行信息传播，实际是获得了网络行政主管部门给予的权利。例如，对于恶意网站要用技术手段对其“封杀”。

(2)微观层面的把关。微观层面的把关，即一个网站的把关以及受众的把关。对信息内容的把关，主要工作有：①分析传播内容短期或中长期的发展趋势；②研究传播内容是否符合有关法规和政策；研究传媒借助传播内容实现的宣传策略、宣传方法以及某一方使用的宣传战术；③了解和解决科技、文化等特殊信息在传播中的问题和困难，兼及受传者的类型和数量等。

3．3．3事故响应及补救机制

安全的相对性注定了事故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建立一个事故响应小组，建立数据备份、制定不同的紧急响应计划和操作流程，能够对发生的事故再第一时间作处理，努力将损失降到最低点。

当黑客、病毒或垃圾信息等成功传播到信宿或对系统造成破坏时，此时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补救机制将采取补救措施，补救措施包括：使用杀毒软件查杀病毒，使用备份系统对丢失或损害的数据进行恢复，或使用临时的动态站点替代当前被破坏的信息系统等。之后，再将这些病毒、垃圾信息、系统漏洞和脆弱点等形成分析报告，反馈给检测中心数据库，进行必要的总结回顾，修改安全策略，更新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补救机制是整个保障体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是减小损失和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篇7

〔关键词〕信息传播；互动模式；推－拉原理；推－拉互动模式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1．12．002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1）12－0007－03

Research on Interactiv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Model Based on Push-pull PatternZhou Hongli

（Library，Chongqing Normal Uninversity，Chongqing 400047，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d interactiv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model based on push-pull pattern.Then the structure of this model was described and compared with Defleur interactive model.At last, popularization of CDMA mobile phone as a case study exemplifies push-pull Interactive model was more rationality and more practicality.

〔Key words〕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interactive model;push-pull pattern;push-pull interactive model

1 问题的提出

对信息传播模式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可上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修辞学》中对“对话”这种社会传播行为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他说：“在对话的三要素，即说话者、话题、听者中，决定说话的目的和对象的，是说话者，它要求说话者不仅要明确自己说的内容，取得他人的信任，而且要让别人了解自己的人格，同时要注意听者的内心”［1］。此后，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众多的信息传播模式，数量之多，让人难以统计，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信息传播模式研究的重视。

这些众多的信息传播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传播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提出来的，另一类是由情报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提出来的。这种分类的出发点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即传播学和情报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本质的学科联系，传播模式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情报交流是情报学研究的核心所在［2］。传统的基于传播学研究的信息传播模式存在较明显的缺点，如拉斯韦尔模式，它只是单向流动的线性模式［2－3］，忽略了传播是循环往复的双向流动过程，也忽略了反馈的作用，过高估计了传播的效果。尽管一些新的模式对这些缺点做了修复，如申农－韦弗模式，虽然得到了“反馈”概念的补充和修正，但它仍然是一个单向的、线性的模式［2－3］。相比，情报交流模式则强调了更多的双向互动，如维可利模式。

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共有的缺点是，注重传播过程细节的研究而忽视了人或企业与外部环境的交流，他们提出的双向互动也仅是信息使用者对生产者，或受传者对传播者的反馈，从而忽略了传播者对整个传播过程的推动或受传者对整个传播过程的拉动。事实上，传播者的推动和受传者的拉动是相互影响的，信息传播的过程正是他们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提出的推－拉互动模式正是建立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推动和用户拉动的基础上，从系统的生态观念出发，增加了传播者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能量、信息交换，从而形成的良性互动。它可以很好的弥补传统的传播模式的不足，具有更强的实用性。

2 传统的互动模式

大多数信息传播模式都接受了传播过程中的“互动”行为，纷纷引入“反馈”、“噪音”等因素来表达这一理念，如拉斯韦尔模式、申农－韦弗模式、维可利模式等，其中，德弗勒（Defleur）的“互动过程模式”最为典型。德弗勒在香农－韦弗模式的基础上，于1966年提出了控制论模式，引入了反馈机制，从而克服了前者单向直线的缺点；补充了噪音和反馈的要素、环节和渠道，并认为噪音对信息及传播及反馈过程中的任何环节或要素都会发生影响。这一传播模式充分体现了信息传播过程双向性，循环性和互动性的特点［4］。德弗勒模式图如图1：

但是，在德弗勒的模式中，惟一提到的一个外部影响因素是“噪音”，它代表了影响传播过程的外部条件及环境因素，显然外部条件及环境因素的复杂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噪音”概念就能说明的。这个缺点与香农－韦弗模式没有二致。

基于推－拉原理的互动信息传播模式研究Dec.，2011Vol.31 No.123 基于推－拉原理的互动传播模式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互动模式是最易被人认知和接受的信息传播模式，从信息传播的动力来源分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传播者的推力和用户需求的拉力，二者相互作用的过程即是信息传播的互动过程。从这个角度出发，信息传播模式可以分成两部分：传播者（人或企业）的推动和市场（用户或媒介）对信息需求的拉动。

心理学家希尔加德（E.R.Hilgard）的内驱力理论认为［5］，信息用户的社会信息活动受一种趋向于适应社会信息环境的内驱力――社会信息意识的支配，是动态的、有目的的行为。用户的信息需求就是一种显化的信息意识，是用户从事信息活动的内在动力。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认为人的需要首先分为低级需要（生理、安全）和高级需要（社交、尊敬、求知、求美和自我实现）两个层次，其中高级需要是产生信息需要的内因。按照希尔加德和马斯洛的理论，可以这样解释拉动模式：信息传播始于用户对信息的需求，通过媒介，与传播者相沟通，并使信息传播得以实现。

而事实上，推动模式更容易被人认知和接受。亚里士多德的三要素传播模式就是典型的推动模式。推动模式在企业间的应用研究也比较早。早期人们在研究新技术扩散时发现，企业的特性决定其技术不断地向前发展，同时也推动着技术信息的不断扩散与传播。在一些高精尖的技术领域里，如武器和医学领域［6］，企业推动信息的传播更为明显。

经过大量的研究和分析后，研究人员发现传播者对信息传播的推动和市场对信息需求的拉动往往同时存在［7］，因此在综合这两种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推－拉互动传播模式。该理论认为信息的传播是由传播者（人或企业）和市场（用户或媒介）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承认传播者的传播目的和市场发展结果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的影响。企业技术信息的互动传播模式如图2：

图2 信息的互动传播模式

市场拉动模式（见图2；上）始于用户的需求，用户对信息的需求能否满足，由传播者的知识能力来决定，这种知识能力与传播者所拥有的内部知识和从外部所能获取的外部知识紧密相关的，并形成解决方案。当解决方案实施后用户的需求得到满足。推动模式（见图2；下）则始于传播者。当某种信息（如新技术或新产品信息）形成后，企业会寻找需要这种信息的外部市场或用户，从而推动信息的传播。

单一模式通常会存在诸多的不利因素，如忽视了用户的需求或传播者的动力，推－拉互动模式则综合了两方面的因素。通常用户和传播者是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

4 两种模式的比较

推－拉互动模式最重要的特征是能把传播者的动机和目的很清晰地显示出来，它把传播者的推动和用户需求的拉动都看作是信息传播中根本上的因素。而传统的互动模式如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则只是强调了反馈，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互动。表1对两种模式的主要特点、研究焦点和作用作了简单总结。表1 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与推－拉互动模式比较

项目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推－拉互动模式主要

特点1．由简单的线性模式发展而来

2．开始关注反馈的存在1．由简单的线性模式发展而来

2．信息传播被理解为传播者推动、需求拉动或二者的统一作用过程研究焦点传播过程因素：媒介、信源、噪音、反馈等研究角度：传播者或用户作用常用于研究传播过程的影响因素常用于解释传播过程的模式5 案例分析

中国联通于2002年1月推出CDMA手机，尽管CDMA手机存在诸多优势，但联通的CDMA业务初期发展并不顺利，到6月10日，联通CDMA用户仅达到100万人，为了加快CDMA业务的发展，联通公司作了一些调整。首先是上海联通推出的“零机价享受CDMA”，随后又抛出“买CDMA手机送千元话费”的优惠促销计划；11月，上海最大的CDMA手机经销商上海永乐宣布，将把诺基亚首款CDMA手机的上市价格定在388元；而重庆联通在12月更是推出了199元超低价的CDMA手机［8］。

中国联通为了进一步打开低端市场局面，于2003年6月，斥资7亿元，分别向中兴通讯和海信定购了50万部CDMA手机，7月份开始的“绿色飓风”行动迅速扩大了CDMA的用户量，由于大量2000元以下的新手机在下半年投放市场，极大改善了CDMA终端价格偏高的现状，使得CDMA用户数迅速增长到了1 500万。随后，2003年10月联通在其“联通无限炫风暴”的推广活动中，又集中采购了100万台彩屏手机，有效降低了手机市场价格，再次加快了CDMA手机的推广速度，在这段时间里，CDMA用户得到了高速发展，平均每月能够发展100万左右的用户。联通10周年网站上公布的CDMA用户资料显示，2002年6月用户数为125.2万人，12月用户数为716.4万人，而到了2003年6月为1 126万人，2004年12月达到1 906万人［8］。

推－拉互动模式分析CDMA手机的传播，主要表现为传播者的推动和用户需求之间的互动传播过程。联通公司对CDMA手机的传播具有推动作用，但从早期推广程度来看，推动的作用并不明显，这说明，单一的推动模式在分析类似案例时，存在者不足。而当CDMA手机推广到一定程度后，传播开始加速，表现为市场拉动的结果，这主要得益于规模效应带来的手机生产成本的下降。价格下降，需求增加，从而加速CDMA手机的传播。很明显，CDMA手机最终得以成功的推广，是传播者推动和用户需求拉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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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耀魁.大众传播新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3:493．

［5］李景峰.信息与传播［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319．

［6］Rogers,E.M..Diffusion of Innovations［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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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关于科技传播以及在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对科学研究的意义等问题，虽然很多学者进行了探究，但尚有待深化。在分析比较前人的理论模式的基础上，我们构造了网络环境下知识创新中信息传播的阶梯网状模式。这种阶梯网状模式突出启发性信息的作用，强调信息选择、信息反馈的多样性带来信息传播的随机性和多路径，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科技传播及其运动的特点和规律。

一、科技传播模式的研究状况

虽然科技传播概念的使用还没有达成一致，在国内有“科技传播”、“科学交流”、“信息传播”、“技术传播”，英文中有“Scientific and Teclinical Communication”，有“Science Communication”，有“scientific Communicatmn”，还有“Technical Communication”，但对科技信息、科技交流、科技传播、网络传播等的研究却十分活跃。

1．科技传播

J.D.贝尔纳(J.D.Bernard)是最早注意到科技传播的科学社会学家之一，他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用一章(第十一章)专门讨论科技传播。贝尔纳认为，“按照过去关于科学的概念，交流是科学家之间惟一的桥梁”，但是，“在今天我们已经明白科学情报数量之多已使其传播成为巨大问题”，“除非采取某种措施，我们就将面临知识一经获得就立即无用的局面”，因此“需要极为认真地考虑解决科学交流的全盘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交流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划分为提供专门资料和提供一般资料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科学出版物本身的职能和科学家之间个人联系的其他手段，第二部分涉及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从贝尔纳的阐述中可以看出，科技传播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科学家之间的交流、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这三方面组成了科技传播系统。

W.O.哈格斯特龙(W.O.Hagstrom)将科学传播与科学奖励联系起来，提出了独特的“交换理论”。所谓“交换理论”，即主张科学家为了得到承认而相互交换科学信息。哈格斯特龙在《科学共同体》一书中完整地阐述了这一理论。在他看来，科学家向科学共同体贡献心智是作为礼物，以换取得到承认作为回报。“在科学中，提交的手稿被科学期刊接受就确立了赠礼者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地位——确实，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地位只能靠这样的礼物馈赠而得到——而且这还确保了他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声望。……科学的组织结构包含着以社会承认对信息的一种交换。”哈格斯特龙的贡献在于深入分析和探讨了科学传播的动因。

D.克兰(D.Crane)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是专门讨论科学交流问题的著作，她采用实证的方法，通过对乡村社会学和数学领域的研究，综合评述了自己对科学交流方面的研究，对科学创新的扩散、科学交流与影响的本质等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克兰的研究无疑对科学交流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翟杰全在《论科技传播》中将“科技传播”定义为：“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认为科技传播承担着把科技知识从其拥有者传递给接受者，使接受者了解、学习和分享这些知识信息的任务，基本功能是把科学家的“私有知识”转化为“社会共享知识”，实现科技知识的传递和扩散，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吴国盛在《科学走向传播》中指出，“传播”首先代表的是一种新的观念。“科学传播”就是把“传播”的理念引入对“科学”的理解之中，用“传播”的态度看待科学、对待科学。科学的“传播”化，表明“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现代观念已经或正在进入科学事业中，进入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中。科学传播包括三个层面：科学界内部的传播，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传播，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2．科技传播模式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注意对信息传播规律的研究，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74年Meadow发表的《Communication in Science》一书。Meadow指出，人们试图通过建立信息传播的模型，用行为科学理论来研究信息传播的过程，研究的重点是学者为什么和怎样进行学术研究，他们是如何互相交流的，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方式发表研究成果和其他信息，出版发行机构和图书馆在学术信息传播过程中怎样发挥作用等。张勇的《科技信息传播模式研究》从信息的作用、信息化、信息网、信息技术以及科技文献传播、媒体传播、组织(中介)传播、网络和网络化传播等方面的理论和现实状况入手，研究了科技信息传播的发展趋势，科技信息传播的三种模式与应用途径。本人的《试论知识创新信息运动》一文把知识创新看作是创新信息的运动过程，认为知识创新的过程就是创新信息与人的认知能力相结合的过程，知识创新只有基于创新者的信息活动才能完成，知识创新中信息运动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知识创新的整个过程。邹志仁的《情报交流模式新探》提出应当依据信息交流的主体及其关系来建立信息交流的模式，并根据“终结元”介入程度将交流分为直接交流、准中介交流和中介交流。信息栈是严怡民在《现代情报学理论》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信息从生产者向使用者流动过程中所经过的环节。它必须是人或人工系统，其功能是接收、处理和传递信息，并且是信息交流过程中信息变异的重要影响因素。王琳认为栈理论和“中介元交流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两者的模式标准都是建立在对信息交流主体及其关系的客观反映基础之上的。但与中介元相比，使用“信息栈”的概念术语除了表明其传递的中介作用外，可以更加突出和强调它的吸收和利用信息并使之增值或衰减的功能，从而更准确地反映了信息交流的实质。

3．信息网络化与科技传播

随着信息网络化的发展，网络传播正在改变着科学研究的途径和模式。Michael Nentwieh在《网络科学：信息传播技术改变学术交流模式》一文中，就信息传播技术(ICT)如何通过改变学术交流模式而改变科学研究的模式做了研究，提出了一个启发式的模型：ICT是个独立的变量，另有一系列相关变量，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新的体系，即网络科学(Cyberscience)。Rice在《网络分析和网络传播系统》一文中对CMC系统(电脑网络信息传播)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指出，网络已日益重要，而CMC系统的采纳和运用又是重中之重。CMC系统通过电脑和电信网络的联合作用来促进大量联网使用者之间的创造、处理、存储、修复、信息交换等各方面的能力。Leah A.Lievrouw和Kathleen Carley在《在“telesclence”时代科学知识传播模式的变化》中研究了在计算机、电话、传真机以及其他电信设备的工作环境下，科学家们是如何采用一种新的方式——“telesclence”来进行研

究的。文章指出，在网络环境下，刊物文章或者有组织的科学会议的数量不再增加，取而代之的是新电子基础设施上人与人之间交互作用的增加。Leah A.Lievrouw在《传播、意象和科学知识：一个概念框架和个案研究》一文中指出，科学家交流行为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以及他们交流渠道、风格与信息、网络的复杂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Roosendaal H.E，Geurts P.A.T.M，Vall der Vet P.E.等在《科学传播的发展：关于资源链的思考》中分析了科学信息资源链的转化，并指出科学信息资源链的转化是与科学研究和教育相伴随而变化发展的。燕今伟的《网络环境下学术信息传播的变革》，从学术信息传播模式的发展历史和研究现状人手，以参与学术信息传播过程的主要机构为出发点，探讨了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过程的变化，最后分析了信息传播模式的发展趋势。岳泉等的《网络信息传播透析》指出，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途径，对传统的信息传播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互联网正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改变着人类信息传播的模式。郝金星在《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交流模式初探》中研究了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信息交流在网络环境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文章通过研究网络对信息交流的影响，分析网络环境下信息交流的变化，进而提出了信息交流的网络模型。

信息网络化极大地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效益，使得科学家们更倾向于利用网络。Walsh和Maloney探讨了网络对科学研究的合作结构和合作生产力的影响。他们认为，科学之间的协作越来越多，网络技术更能促进科学的团队合作。互联网技术可能改变科学合作结构，从而提高合作生产力。Walsh和Bayma在《虚拟大学：电脑网络信息传播(CMC)和科学研究工作》和《电脑网络和科研工作》中对电脑网络信息传播可能给科学研究工作带来的影响和变化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他们通过对四个领域科学家的访问，讨论在科研组织中网络传播的影响，认为网络传播能够催生新的合作机制，网络传播已经成为科学工作必需的一部分。他们发现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使用网络的频度不一样，这是由于不同领域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工作组织造成的。Stephanie Teasley和Steven Wolinsky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传播：远距离的科学合作》，论述了网络是如何支持远距离的科学合作的。网络通过快速的信息传播、协调大量复杂的实时关系，增强科学研究间的协作。特别是联合实验室——“无高墙的实验室”：高性能的网络结构连接政府、企业和院校，组成一个虚拟的整体，正是这一整体支持着远距离的科学合作。Kouzes、Myers和Wulf在《联合实验室：在网络上进行科学研究》中指出，现代许多复杂的科研成果都是多个研究机构合作的结晶，基于计算机的合作被应用于现代科学研究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二、科技传播的理论模式

模式，是对现实事件的内在机制以及事件之间关系的直观和简洁的描述，是理论的一种简化形式，能向人们表明事物结构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传播学确立数十年来，传播模式创立了数十种，数量之多表示着信息传播模式研究的兴旺和人们对其的重视。

1．拉斯韦尔模式

在传播学研究中，第一位提出传播过程模式的是美国学者H.D.拉斯韦尔(H.D.Lasswell)。他认为描述传播行为的一个方便的方法，是回答下列五个问题：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这被称为“拉斯韦尔公式”，也称“五W模式”。

这一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它第一次将人们每天从事却又阐释不清的传播活动明确表述为由五个环节和要素构成的过程，为人们理解传播过程的结构和特性提供了具体的出发点。但拉斯韦尔虽然考虑到了受者的反应(效果)，却没有提供一条反馈渠道，没有能揭示传播双向互动的性质。

2．申农—韦弗模式

1949年，信息论创始人申农(C.E.Shannon)和韦弗提出了有关信息传播的数学模式，该模式是从通讯工程的技术设施中抽象出来的，它将通讯原理运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从而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该模式虽然提出了“噪音”的概念，但仍是单向、线性的模式。为弥补和发展申农—韦弗模式的不足，M.德福勒(M.DeFleur)提出德福勒模式。德福勒增加了另一组要素，以显示信源是如何获得反馈的，而反馈则使信源有可能使自己的传播方式更有效地适应信宿。

3．马莱兹克模式

G.马莱兹克(G.Maletzke)1963年提出了关于信息传播过程的系统模式。在该模式中，他把信息传播放在一个受到各种社会力量、心理因素相互作用的环境中进行考察。传者和受者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着互动、双向的信息传播，整个传播过程是在复杂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下完成的，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的系统。

4．米哈依洛夫模式

米哈依洛夫(A.L.Mikhailov)将科学情报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的交流过程分解为非正式交流和正式交流，提出了广义的“科学交流系统”。他认为通过科学文献系统来进行的交流是正式过程，情报的使用者与创造者之间通过个人接触进行的交流是非正式的。这一模式的提出，可以说开创了情报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情报交流模式。该模式简单明了，有其合理性和实用性，缺陷在于它只是对情报交流的一个粗略描述，作为情报交流系统基本要素之一的“情报”并未在模式中得到反映，而且模式也没有考虑到环境对情报交流过程的影响。

5．假想的2020年信息交流模式

Hurd研究了新技术背景下科学交流的新变化，提出了假想的2020年信息交流模式。该模式立足于网络媒介，颠覆了基于纸质载体的信息交流模式。Hurd认为，无形学院仍将存在，网络工作站增进了成员之间的联系，成员们依靠网络保持联系，学术信息、原始数据被保存在服务器上供他人使用，网络提供相关研究信息和预印本文献。

三、知识创新中信息传播的阶梯网状模式

为进一步认识科技传播及其运动的特点和规律，在考察分析比较前人理论模式的基础上，我们构造了网络环境下知识创新中信息传播的阶梯网状模式。

知识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把创新过程置于三维空间中，可以看作是曲折上升的阶梯式攀登过程，每一个完整的阶梯都可以分为平缓面、转折点和倾斜面。而每一个平缓面、转折点和倾斜面都充满着信息传播的网状运动。在信息运动曲折上升的阶梯式攀登过程中，平缓面进行的是“问题”指引下的信息集聚活动。这个界面具有很强的信息加工处理功能，不仅吸取外部信息，而且也发送信息。信息集聚是对知识创新中的信息加以选择和协调，分析和综合，就如同潜能处于高度积蓄状态，稍有机会就能成为契机。转折点的关键是启发性信息的介入，这一介入使得信息集聚爆

发出巨大威力。创新者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某一信息的刺激，使之豁然开朗，产生飞跃。转折点可以说是创新成功的瞬间。倾斜面形象地反映出启发性信息的介入而导致创新的产生，表达了科学认识中的“顿悟”对知识创新的强有力推动。此时，知识创新中的关节点已经突破，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迎刃而解，信息从模糊到清晰、从零散到系统、从潜在到显现，并在协调机制和反馈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加速运动，急剧上升，从而进入知识创新的。

在知识创新的阶梯攀登过程中，信息运动曲折上升，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信息运动的积极主动性。引入信息传播流，把创新过程置于三维空间中，信息运动像一根红线，始终贯穿着创新的全过程。信息运动，特别是与外来信息的交流不仅表现在平缓面的信息集聚活动和各界面、阶梯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更突出地表现在转折点启发性信息的介入。

第二，把握了创新的发展趋势。知识创新的过程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也有停滞，甚至倒退的时候，信息运动也常常可能出现阻滞。但对于有毅力的知识创新者来说，这种停滞是暂时的，随着信息传播的发展，特别是启发性信息的介入，知识创新可能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状况，信息运动的总趋势也是上升的、前进的。

第三，突出了创新者的信息能力。如图7所示，增加信息流宽度，缩短每一阶梯所用的时间，就意味着增强知识创新的时效性。要达到这一点，要求知识创新者必须具备很强的信息能力，即拥有很强的信息意识，从而能敏感地捕捉各种信息，特别是启发性信息，想方设法从多种渠道获取信息，应用先进技术和科学方法处理信息，另辟蹊径利用信息等，这样，信息传播在知识创新中的作用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在阶梯式攀登过程中，每一个平缓面、转折点和倾斜面都充满着信息传播的网状运动。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流中不仅存在着链式运动，而且存在着多重链式互动的运动模式，即网状运动。这是因为，在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非线性的运动系统。作为非线性的复杂系统，由于存在着信息选择、信息反馈的多样性，从而造成信息传播及其运动的随机性和多路径。由此形成网络环境下知识创新中信息传播流中的网状运动，网状运动有如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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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关系学 企业管理 公共关系管理 传播沟通

中图分类号：f7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5-046-02

企业公共关系传播是企业与相关公众信息交流的过程，也是企业开展公共关系的重要手段。对于企业和其公众而言，传播是连接两者之间的中介桥梁，信息传播技巧的高低影响着企业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效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公共关系工作的效果。在很多时候，企业与公众之间的误解也往往是由于信息传播沟通不畅或信息传播沟通效果不佳造成的。因此，企业如何实施有效的公共关系传播，应是企业公共关系管理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在综合利用传播学与公共关系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公共关系传播实践，探讨企业实施有效公共关系传播的方法。

一、选择最佳信息传播者

信息传播者是企业公共关系传播行为的起点，选择最佳信息传播者是实现有效传播的首要条件。在制定传播策略的时候，可信、权威、客观的信息是摆在第一位的。要保证企业公共关系传播信息在公众心目中具有可信性、权威性和客观性，被公众认同而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我们在开展公共关系传播时就必须选择最佳的信息传播者。

研究表明，信息传播者如具有下列条件之一，有利于实施有效传播。一是权威。公众乐于相信权威们讲的话，对于所传播的信息，由享有声誉的专家来发表意见，比由一般人发表意见更能引起受传者的信任。二是客观。如果信息传播者在公众心目中被认为是态度超然的，不借传播谋利，那就比较容易取得传播的效果。三是“自己人”。传播学中的“认同策略”表明，如果受传者认为传播者与自己不相上下，把他看作“自己人”，他就比较容易接受传播者的意见。综上所述，最佳信息传播者应具有良好的形象声誉，具有与所传信息相应的专业权威，具有较强的信息传播沟通能力和亲和力。信息传播者的形象声誉越好，其所传播的信息在公众心目中的可信度就越高；信息传播者的专业权威性与信息的权威性成正比；信息传播者的传播沟通能力强、亲和力大，则其与公众的心理距离越近，所传信息的客观性越强。

因此，为了提高企业信息传播者的有效传播条件，做好公共关系传播工作，我们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选择具有良好声誉、美好形象的专业传播机构帮助企业开展公共关系传播；第二，要有选择地利用社会知名人士的影响和声誉开展公共关系传播，实现最佳公关效果；第三，企业人员作为传播者也要树立良好形象，增强沟通能力，改善传播条件，要尽可能使自己成为相关公众的“自己人”，增强亲和力，缩短与公众的心理距离。

二、编制最好的信息符号

编制信息符号是指信息传播者把所要传递的信息编制成信息接受者所能接受和理解的符号的过程。符号是信息的表现形式，对同一符号，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解读。因此，企业公关传播在编制信息符号的过程中，就应尽可能地理解公众的心理，适应传播对象的要求，避免外界因素的不利影响，使企业的信息传递达到“高保真”的状态。

如何编制最好的信息符号以达到信息的“高保真”状态呢？首先，要使符号形式与信息内容相统一，要按照信息内容选择合适的符号表现形式，不同符号表现形式具有不同的特点，适合表现不同的信息内容，企业公共关系传播在编制信息符号时就必须选择最适宜的符号形式来表现特定的信息内容。其次，要尽可能扩大与公众的共同经验范围，使企业的公共关系信息按公众的兴趣、心理、接收方式、理解方式来传达，产生最大限度的共同语言。再次，要高度重视信息内容，针对传播者的特点，注意将信息内容与公众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以满足特定公众的兴需求，激发其主动参与信息沟通的积极性。

因此，企业公共关系传播在编制信息符号时，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要突出信息的相关性以吸引公众注意，要使所有信息符号所传播的信息内容具有相关性，即这些信息符号所传播的信息内容应有利于表现某一公关主题，有利于实现某一具体公关目标，使公众通过接收信息了

解企业，进而形成或改变对企业的态度。第二，要突出信息的显著性以加深公众印象，要使所有信息符号所传播的信息内容具有显著性，以突出某些事实，便于公众从众多信息中选择、注意和接收这些信息内容，更好地加深对这些信息的记忆。第三，要突出信息的一致性以引导公众理解，要使所有信息符号所传播的信息内容具有一致的利益诱导性，使公众能够通过接收信息内容找到某些与企业相关的利益需要，并感受到企业的公共关系信息传播能够满足他们的特定需求，以此提高企业公共关系信息传播的效益。

三、研究目标沟通对象

目标沟通对象即企业公共关系传播所针对的特定公众，他们是信息内容的接受者，具体包括观众、听众、读者、活动参与者等。沟通对象是信息传播的终点或目的地，也是产生传播效果的主体。沟通对象在传播过程中并非仅仅是简单地接受信息，作为独立于企业之外的个人、群体或组织，他们在传播过程中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对沟通对象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种理论：一是社会分类理论，认为人的年龄、种族、性别、收入、教育、职业、宗教、政治信仰和住地等差别，决定了每个群体选择信息的特征。二是选择性因素理论，这一理论提出了受传者心理上的三种选择因素，即选择性接受、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三是个人需求理论，例如消遣、填充时间、社交需要、心理需要、寻求情报或寻求解决问题的指南等。由此可以看出，沟通对象对企业公共关系传播的影响是多向性的。

因此，企业公共关系传播要重视研究公众接受信息的规律，及时改变和调整自己的传播策略，根据公众的需求来确定自己的传播方法和传播内容。要想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就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分析沟通对象的关注点和兴趣点，结合企业公共关系目标，选择、取舍、组合信息内容；第二，分析沟通对象的认知规律，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恰当的表达方式；第三，关注沟通对象的心理需求，注意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克服沟通中的情感障碍。 四、营造良好的传播背景

传播背景指企业公共关系传播活动的社会环境、具体场合和情景气氛。社会环境包括企业公共关系传播面临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宏观社会环境和沟通人员之间的社会关系、职务、地位以及相关的团体背景、社会规范、文化习俗等微观社会环境；具体场合是由企业共公关传播的物质环境和时间环境构成的，它包括传播的具体空间和场景以及传播的具体时机；情景气氛是企业公共关系传播的具体场合中所显露出来的心理环境，如交往双方的心理状态、情绪和气氛等。

企业公共关系传播所存在的社会环境、具体场合和情景气氛对于信息传播沟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效的企业公共关系传播，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些社会环境、具体场合和情景气氛对信息传播沟通效果的影响。企业在开展公共关系传播时，一定要紧跟时代潮流，符合社会时尚，恪守礼仪规范，营造信息传播沟通的良好社会环境；一定要选择传播时机，利用物质环境，布置空间场景，营造信息传播沟通的良好具体场合；一定要协调公众关系，形成和谐气氛，培养积极情绪，营造信息传播沟通的良好心理环境。

五、选用恰当的传播媒介

荀子在《劝学》中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这段话可以给企业公共关系传播一个重要启示：如何能使信息“见者远”，“闻者彰”，“致千里”，“绝江河”，克服种种障碍，增强影响的广度与力度？重要的途径在“善假于物也”，即善于选用恰当的传播媒介。企业在开展公共关系传播时，如何选择传播媒介呢？

首先，要充分了解各类传播媒介的特点。企业公共关系传播要在充分研究和了解人际传播媒介、组织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网络传播媒介以及其它公共关系传播媒介特点的基础上，考察各类传播媒介的覆盖域（传播发挥影响的区域范围）、触及率（触及到传播信息的人数比率）、时效性（传播信息的速度和有效性）、重复率（重复接受信息的次数）、连续性（信息连续传播后所产生的影响和效果）、权威性（媒介的影响力）、效益（传播带来的经济效益）等项指标和因素，有针对性地选择传播媒介，使传播获得成效。

其次，要掌握选择传播媒介的基本原则

。一是根据公关目标选择传播媒介。每一种传播媒介都有其特定的功能，能够为公共关系的某一目的服务，选择媒介一定要考虑企业的公共关系目标与信息传播目的，选择有利于实现企业公共关系目标和信息传播目的的媒介。二是根据公众对象选择传播媒介。企业公共关系传播实质上是针对目标公众而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公众由于他们的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习惯、生活方式以及通常接受信息的习惯等，接近不同的媒介，要想将信息有效地传递给目标公众，就要根据具体情况去选择适当的传播媒介，使企业传播的信息全部或大部分为目标公众所接收。三是根据传播内容选择传播媒介。将信息内容的特点和各种传播媒介的优缺点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四是根据经济条件选择传播媒介。要根据企业具体的经济能力和经济条件选择适用的传播媒介，即在企业公关预算和传播投资能力允许的条件下，量力而行，争取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传播效果。

再次，要整合信息传播媒介，优化信息传播效果。按照公关目标、公众特点和信息特性等将媒介进行组合，整合传播媒介，设计传播过程，以达到整合传播的效果。

六、精通传播沟通方式

企业公共关系传播主要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四种类型。了解和把握这四种传播方式及其与公共关系的联系，将有助于企业公共关系传播人员从理论上认识人类信息传递的不同形式，从而更有效地利用传播方式解决实际问题。

不同的传播方式具有不同的特性和效能，企业公共关系传播人员在信息传播活动中，必须了解各种传播方式的特点和效能，做到“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发挥各种传播方式的最佳效果。为此，企业公共关系传播人员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针对企业不同时期的特点开展公共关系信息传播工作，一个企业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或阶段，其传播活动应当有不同的内容；第二，要把公共关系信息传播工作与各种传播方式的特点和效能结合起来考虑，选择最有效的传播沟通方式，确定最恰当的传播内容；第三，要学会综合地运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第四，要注重通过撰写新闻稿、新闻、策划媒介事件等多种方法，有效地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开展企业公共关系传播。此外，企业公共关系传播人员还应特别关注网络传播，网络传播是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最快、潜力最大、前景最为广阔的传播方式，正如施拉姆在其《传播学概论》中所言，这“是最好的时刻，也是最坏的时刻”。它是目前对企业公共关系影响最迅速、最复杂的一种传播方式，一定要高度关注并善加利用。

综上所述，企业公共关系传播的有效性与信息传播沟通技巧有着直接的关系，企业公共关系传播要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研究信息传播沟通技巧，不断完善传播沟通技巧。

参考文献：

1.[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何道宽译.传播学概论（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万国邦，李荣新主编.公共关系教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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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报的信息传播方式

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科技期刊正在尽力借助各种网络传播形式等新的载体形态，改变信息的传播方式，提升知识信息的传播能力，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期刊在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方面,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校学报目前的信息传播模式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世界上第一本科技期刊诞生至今已有340多年历史，第一份高校学报《利济学堂报》至今也有100多年的历史，在科学技术进步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5世纪以后，人们传播和交流知识信息的主要媒介是书籍，然而，用书籍交流存在实时性、互动性等方面的缺陷。17世纪之后，信函交流成为人们传播新思想和新发现等信息的热门手段和主导传播方式，同时以此来确立知识发现时间的先后顺序。到了18世纪，由于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始形成印刷商、书商、出版商等职业化的信息传播者，科技期刊赖以发展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条件日渐成熟。到18世纪末，科技期刊开始向行业化、学科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到19世纪，专业性科技期刊几乎遍及所有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领域。20世纪以来，科技期刊（高校学报）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期刊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科技期刊的种类以每50年增加9倍的速率发展,使科技期刊逐渐演化为科学交流的一种主要的知识信息媒体。

高校学报的信息传播模型概况及结构

（一）通用的信息传播模型

1948年，美国数学家、信息论奠基人香农(Shannon)提出了信息传播的一般模式，如图1所示。该模型高度概括了信息传播的整个过程，无论是人人、人机、人物、物物之间的通信都适用于该模型，因此该模型也适用于物联网的信息传播过程分析。无论是什么环境下的信息传播，都应该包含四大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传者。

同时，⑴信息传同时，⑴信息传播是一种社会信息共享活动。信息可以同时为许多个个体拥有，这是信息的共享性特征。信息在经过传播之后，对受传者来说，增加了所接收到的信息，而传播者并不因为该信息为受传者所获取，自己就失去这一信息，而是与受传者同时拥有这一信息。⑵信息传播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传播活动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性质决定了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发生在人类社会中的。只要有信息传播活动出现，就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发生的。信息传播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社会成员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还会创造新的社会关系。⑶信息传播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信息传播是在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进行的，传播者总是由于某种目的向受传者传播信息，受传者在接受信息之后也总是要考虑所接收的信息与自己的关系：接受、部分接受还是不接受，而这一点正是传播者迫切需要知道的。⑷传、受双方具备共通的意义空间是信息传播实现的前提。信息传播必须以符号为中介才能实现，而符号的含义必须是传、受双方“共通”的。

共通的意义空间指的是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的意义拥有相同的理解。在广义上，共通的意义空间还包括人们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

对于信息传播过程，一些专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各有优劣的传播模型，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对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进行分析，提出“5W”模式：谁(Who)说什么(SaysWhat)通过什么渠道(InWhichChannel)对谁(To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whateffects)。另外，奥斯古德与施拉姆的循环模式、施拉姆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以及卢因的“守门人”模式等等，对于信息传播研究和应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同时也有一定的理论缺陷。本文主要依据Shannon传播模式进行研究和分析。

（二）高校学报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型

根据高校学报对知识信息的编辑加工处理和出版发行过程，对照香农的通用信息传播模型，具体分析模型中的各个要素可以得到：传播内容（即信源）包括论文全部的创新性内容及其相关信息（如参考文献等）；传播者应该包括论文作者、编辑、审稿专家和印刷者；传播媒介包括：纸质期刊和发行渠道等；受传者包括：审读专家、一般读者等。由此分析可以得到高校学报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型如图2。

1.信源：知识信息。这种知识信息是客观实在的，知识产品是客观的，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且这种知识信息由问题、事实、假设和理论等组成，具有复杂的结构，每一种知识信息都有自己的内核，或表现为一种逻辑结构，它们在变换中是不变的，但是内核的具体形式可能会发生变化。高校学报要传输的知识信息包括：传承科学理论，如：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综合评述；传播工程技术，如：新技术、新工艺、新设计、新设备、新材料等相关的知识集合及文献信息。

2.编码：信源的编码涉及论文作者、编辑加工、专家审稿及印刷出版等多个方面的方法、技术和规范，编码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信源的传播质量和效率。其中论文作者通过自己的学习研究和相互的交流研讨决定并给出知识信息，因此其在高校学报传播模式中居于重要地位；编辑部包括编辑加工和专家审稿，其主要责任在于把作者提供的初始文稿信息进一步选择、处理、分析、加工、完形等，保证知识信息的质量和提高知识信息的强度，以求达到知识信息出版发行的目的。

3.信道：纸质媒介或网络传输，其主要功能是将作者和编辑部处理转化过的信息符号，依照适应性和媒介性原则进行有效的技术处理和编辑（诸如划版、标注、排版、校对、改版等），使之进一步具体化、畅通化和对应化，并最终通过完整化的期刊文章的文字转换（由手稿转换成印刷符号）。而这其中只是将学报作为知识信息传播的一个通道。

4.译码：对传输的知识信息的理解和接收分析，主要涉及读者或读者群等。通常，读者意味着高校学报传播功能价值和功能意义的直接承接者、呈现者和评价者。

5.信宿：对信息传输的结果、效果进行评估，读者经过理解和分析得出学报论文的学术水平和知识信息熵的大小。信息熵是反映论文价值高低的量度和读者对论文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基于物联网的高校学报信息传播体系结构

物联网(TheInternetofthings)可简单定义为：物物相连的互联网。具体包含两层涵义：第一，物联网是互联网的核心和基础，是互联网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第二，物联网用户终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物品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传播。因此，可以说物联网是通过射频识别（RFID）、各类传感器、全球定位系统（GPS）、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照特定的协议，把各种物品与互联网实现连接，进行信息处理、传递和交换，以实现物品的智能化和信息化的一种网络。为了实现物联网的功能目标，其中的“物”应该具备：(1)要有唯一的身份标识码；(2)要有存储功能；(3)要有被感知的数据接口；(4)要有处理数据的能力(CPU)；(5)要有数据传输通道(含协议)。否则，难以实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基于物联网的高校学报信息传播系统，其中的“物”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与知识源的真实性、科学性相关的所有“物”，如：实验地点、实验设备、实验数据的原始记录，还有分析检测的、实验验证的相关信息、论文作者的背景信息等等；二是与信息受众相关的终端设备，如：计算机、手机、电视和其它阅读设备等等。这样可以构建一个宏观与微观、定性和定量地分析高校学报承载知识信息、编辑加工和专家审稿的水平、信息传输效率等功能的物联网系统（具体如图3），同时又可以很好地了解论文作者的创新过程，增大受众的信息量，又可以方便验证论文数据的真伪，防止实验结论造假。该体系结构模型包含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三个层次，在感知层实现知识信息的可追溯性和验证性，在网络层实现知识传播的实时性和传播信息受众的广泛性，在应用层实现多媒体手段的知识信息获取和高校学报的综合评估认证。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主要有：对各种科学实验设备和检测设备的感知和实验数据的汇集，以及对这些设备唯一身份的编码标识，对论文作者研究背景数据库的建立和作者知识背景的溯源分析；还有高校学报知识资源共享平台的建立和关于知识逻辑的云计算模型分析等等。无论怎样，这些关键技术的逐步解决，对于高校学报数字化、网络化的应用和发展，特别是基于物联网的数字化、网络化的应用，提高高校学报的协作效率和资源共享程度均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